經濟增長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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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長論文:保經濟增長促文化消費經驗交流會匯報提綱

再有三天，“20__中國沈陽國際冰雪節暨盛京燈會、關東廟會”就要落下帷幕。本次“一節兩會”從20__年1月11日開始，到20__年2月15日結束，為期36天。這期間，我們在摸索中求創新，在實踐中得經驗。

一、經營工作，兢兢業業

今年，我們打破了傳統冰雪節的舉辦方式，首次在舉辦國際冰雪節的同時，舉辦盛京燈會和關東廟會。“一節兩會”于今年1月11日開幕后，隨即迎來空前盛況，更加帶動滑雪場人潮涌動。我們在取得驕人成果的同時，也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1、三管齊下，內容豐富。今年，我們在傳統冰雪節的基礎上加以創新，依托關東影視城，同時舉辦盛京燈會和關東廟會。“一節兩會”三管齊下，既各展獨特魅力，又凝合成一個有機整體，相輔相承，互相拉動，相得益彰。

本屆冰雪節，融合了城市元素的雪雕冰雕精品紛呈，滑雪場內人如潮涌。盛京燈會、關東廟會經過精心策劃，設計了民俗表演和情景劇演出，更加豐富了棋盤山的冬季旅游項目，打造了新的旅游品牌，形成了持續的旅游熱點，引爆了冬季旅游熱潮。

2、前期工作，穩扎穩打。20__年下半年，集團公司就開始著手了“一節兩會”的準備工作，對滑雪場的準備工作更是細致周到。冰雪大世界對5條滑雪道進行檢修，使之更加適合滑雪者的需要；檢修更換雪場照明燈，為夜間滑雪創造更好條件；檢修雙人架空索道、拖牽索道、魔毯等雪道輸送工具，使滑雪運動更加輕松安全。準備各種雪上、冰上娛樂工具，如在原有雪具基礎上，又新增雪板500套，以及雪圈、土籃子、自制冰車等，以提高滑雪娛樂接待能力。

3、宣傳工作，活力無窮。按照統一策劃、創新思路、整體包裝、形成合力、注重實效的促銷思路，充分利用各種平臺，采取多種方式，有計劃、有重點的開展宣傳促銷活動。“一節兩會”期間，我們用多種形式的活動吸引游客和媒體的目光，打造亮點，提升人氣，引領東北冰雪旅游市場。在圣誕平安夜推出了“圣誕狂歡平安夜，化妝滑雪棋盤山”的大型主題活動，通過展現化妝滑雪、浪漫圣誕蘋果許愿、點燃愛的狂想、浪漫燭光晚餐、圣誕禮物大派送及萬元幸運大抽獎等六大亮點，使棋盤山收到了巨大的媒體宣傳效應，并為企業創造了較大的經濟效益。元旦期間又舉辦了由500余名冬泳愛好者參加的冬泳比賽。這些活動遼寧電視臺《及時時間》，沈陽電視臺《沈視晚報》、《直播生活》、《沈陽日報》、《沈陽晚報》等10多家電視欄目及新聞媒體給予了相關報道，進一步使冰雪節的人氣不斷攀升。1月11日，央視新聞頻道對“一節兩會”開幕式進行了20分鐘的現場直播。1月11日、27日、28日、2月8日，央視新聞聯播節目又對“一節兩會”做了四次報道，更加提高了“一節兩會”的知名度和品牌價值。

4、經營項目，不斷擴大。棋盤山冰雪大世界占地800萬平方米，分9大活動區域，即：高山滑雪區、雪雕冰雕觀賞區、冰上休閑娛樂區、雪雕競技觀賞區、綜合商貿服務區、動物觀賞區、空中游覽區、冰雪體育活動區、神農樂園觀光區。設娛樂項目如滑雪、雪圈、雪山沖浪、冰滑道、動力傘等30多個。冰雪大世界滑雪場現有滑雪道5條，分為練習場地、高山滑雪和速降式滑雪場地。今年“一節兩會”期間，公司新引進了雜技之鄉蕪湖的馬戲，使經營項目不斷擴大，內容更加精彩紛呈。

冰雪大世界美食廣場，則為廣大游客準備了近百余種名優小吃，有沈陽地方特色的馬家燒麥，有內蒙古大營烤肉，還有臺灣優樂自助自動火鍋。最特別的則是早在20__年就被中國飯店協會授予“中國名宴”稱號的秀湖魚宴。

5、冰雪產品，推陳出新。今年冰雪節中，造型新穎的雪雕冰雕仍是一大亮點和看點。本屆冰雪節雪雕造雪量達到55萬立方米，用冰量達到120__立方米，用冰量用雪量都比去年增加20%。不僅如此，今年冰雪節在精心設計中還融入了城市元素，如象征振興東北裝備制造業的遼寧工業展覽館的雪雕、在金融危機背景下體現沈城人民迎難而上的“天下及時牛”雪雕、為20__北京奧運做精彩回眸的“盛世歡歌”雪雕等，營造了濃厚的時代和城市氣息。冰雕園則塑造了故宮大政殿、小南教堂、太清宮及盛京八景等能夠體現老沈陽古文化的名建筑，更為本屆冰雪節增添了濃郁的古典文化氣氛。

本屆冰雪節還為滿足小朋友和學生朋友的要求，增設了免費的兒童樂園---童話王國，再現了冰滑梯、堆雪人、打雪仗、未來城大滑梯等兒時冰雪地上的老游戲，同時增加了互動的集體娛樂場地，以及雪地cs真人游戲。冰雪節還為游人準備了吉祥如意的游覽項目，踏牛路，逛牛市，走牛運，跨金牛等活動。

6、市場經營，穩中有序。為了滿足滑雪愛好者的需求，加大了夜間滑雪的宣傳力度，截止到2月10日，夜間滑雪游客達到6萬人次，僅元宵節當晚，夜滑游客就達到近5000人次，為此帶來了新的經濟效益。

二、市場收效，成果喜人

“一節兩會”經過36天的辛勤經營，所得到的市場收效，成果喜人。

1、人氣火爆，客源廣泛。比起以往傳統冰雪節，今年“一節兩會”的游客數量顯著增加，今年

春節期間，我市接待游客79萬人次，其中“一節兩會”接待游客30萬人次。僅元宵節當天，滑雪場就接待游客7萬多人次。截至2月10日，“一節兩會”游客量達到105萬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20%。其中省內游客占75%，包括30%旅游團體，外阜游客如南方游客、自駕游游客占17%，港、澳、臺、馬來西亞、泰國、韓國、日本游客占8%。在2月末，計劃爭取總游客量突破110萬人次。2、打造品牌，提升價值。國際冰雪節歷經多年的開發建設，現已成為一個項目多、風景濃、環境美、設施全，并集旅游、觀賞、運動、娛樂、休閑、度假為一體的冬季旅游勝地，被稱為“東北冰雪旅游及時站”。通過今年“一節兩會”的相互拉動，相輔相承，進一步提升了棋盤山國際冰雪節的知名度，全力打造棋盤山國際冰雪節冬季旅游品牌。

3、拉動經濟，效益顯著。截止到2月10日，“一節兩會”直接收入達到2600萬元，我們力爭在2月末，實現收入突破3000萬元，爭取比去年增加40%，爭取圓滿完成預定的工作目標。在當前經濟形勢下，“一節兩會”的成功舉辦，為我市擴大內需、保經濟增長，促文化消費做出了應有貢獻。

三、三點不足，尚需改進

盡管棋盤山國際冰雪節經過15年的開發建設,在各個方面都有了很大發展，但這種發展建設的速度與沈陽日新月異的城市發展還是有一定差距的，其中三點不足，尚需改進。

1、坡度平緩，挑戰不足。冰雪大世界滑雪場的5條滑雪道，平均坡度在5－15度之間，這對沒有或初具滑雪經驗的人來說，是一個非常適合練習滑雪的場地，但對于常來冰雪大世界滑雪的游客及專業滑雪人員，雪道的坡度就顯得有些平緩乏味。沒有了挑戰性和刺激性，使得一些游客另覓其他滑雪場滑雪，從而造成了部分游客的流失。

2、場地有限，容納不足。近年來，國際冰雪節的品牌價值和知名度的不斷提升，冰雪產品及人性化服務愈加精益求精，使得每年冰雪節八方游客涌入冰雪大世界。隨著滑雪運動的普及，滑雪愛好者日趨增多，每逢節假日，客流增多以至爆滿，使得滑雪場顯得場地有限，容納不足。

3、道路較窄，寬度不足。今年國際冰雪節與盛京燈會、關東廟會互相拉動，游客觀賞“一節兩會”，往返于冰雪大世界和關東影視城，這之間僅有一條兩車道的路，難以應對出入景區的客流高峰，大量人流和車輛難免造成擁擠混亂的場面，有待于開發4－6車道。在目前中央擴大內需的精神指導下，希望政府加大對旅游產業基礎設施的投入力度，針對以上問題在政策、資金等方面能夠給予大力支持。

經濟增長論文:金融經濟增長方式探索

在現在的全球化經濟環境中,這種虛擬的經濟已經成為了當今經濟的核心內容,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實際經濟的發展。我國金融經濟最早出現在七八十年代,主要是通過銀行這個中介機構將人們手中閑置的錢收集起來借貸給其他人,然后收取利息。這種生息的方法就是我國早期的金融經濟形式,采用的是間接融資,而人們手上的各種證券就是虛擬的資本。隨著銀行業務的不斷開拓以及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在九十年代我國許多發達的城市開始建立證券交易所,將具有價值的證券市場化。而在證券市場中,有價證券相當于貨幣一樣可以在證券市場中自有交換,并且按照一定的比例換取貨幣,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優化企業資源的配置,加快了資金周轉的效率。

而在我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以及隨后加入到WTO等一系列的措施都促進了我國金融經濟走向國際市場,同時虛擬資本的跨國交易也加快了我國經濟與世界掛鉤,擴大了我國資金流通的范圍,進而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提供了源泉。近幾年我國政府正在逐漸轉變現有的經濟結構,完善我國的經濟體制,這一目的主要是根據現在的國際經濟情況而制定的。現在的金融市場的國際化使得世界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更加復雜,各國抵御經濟風險的能力也在下降。所以,國際金融市場的一體化逐漸成為了當今經濟社會的主要潮流之一,并且也在不同方面影響著各國的經濟政策。

金融經濟存在的問題以及相應對策

1998年以后,我國對金融經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旨在通過中央領導逐漸轉變金融市場的被動狀況,以金融市場的發展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國金融經濟仍舊存在著一些問題,而這些問題也制約著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

1我國金融經濟存在的問題

及時,銀行業的呆壞賬率一直居高不下。如果呆壞賬率過高將對銀行業的發展起著阻礙的作用,并且不利于資金鏈的流通,進而不利于創建良好的金融市場環境。近幾年政府為了降低銀行業的呆壞賬率,采取了許多有力的措施。加強了對貸款方的考察。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也加大了貸款的難度,一方面給中小企業的發展設置了高門檻,另一方面造成了銀行資金的閑置,降低了資金利用率。

第二,當前我國金融機構結構不合理。隨著我國的開放以及受入世后的相關國際政策的限制,許多外資金融機構瓜分了我國的金融市場,并且給本土的金融機構帶來了不小的競爭力。為了抵御外資金融機構的沖擊,我國銀行業在業務選擇上更加傾向于大型企業,從而收縮了對中小企業、農村、小城鎮等的信貸業務。因而,從整體上而言目前我國的金融機構結構是不完善的,不能滿足更多行業的需求。

第三,金融市場中的資金流動性下降。由于現在銀行業業務對象的轉變,現在的信貸年限更長,占用的信用資金更久,從而使得金融市場中的資金流動性下降。而資金的流動性下降將會對銀行業的發展提出新的挑戰,勢必會影響到銀行業未來發展方向問題等。

2加快金融經濟體制的改革開放,緩解通貨緊縮,促進經濟發展

世界金融危機至今還在影響著許多國家,并且也讓這些國家開始反思自己的經濟體制。我國也不例外,針對此次的金融危機,我國在經濟體制上的漏洞開始顯現出來,并且影響著許多其他行業的發展。

及時,加快金融業對外資銀行的開放步伐。外資銀行的引入可以加大我國金融市場的競爭力,促進我國銀行業在管理上的水平以及在相關策略上的選擇。同時,通過引入外資銀行,可以為我國的金融市場注入新鮮的血液,通過注資、并購、合資等途徑豐富我國金融市場,降低呆壞賬率等。

第二,為了降低中場信貸的流動性問題,應該通過相關的改革政策轉換現有的資產證券。可以將這些有價證券通過金融市場轉換為抵押的債券,通過證券交易將其轉換為流動的資產。同時政府應該鼓勵中小金融機構的建立,從而能夠將金融活動的范圍擴大,加快整個社會金融資金的快速靈活周轉。

第三,結合現在的信息技術,大力發展金融市場在網絡世界的作用。現在的互聯網拉近了人們之間的距離,并影響著人們現在的行為。所以,充分利用現在的信息技術,將銀行業的發展與電子市場聯系起來是未來金融界發展趨勢之一,這也加快了貨幣的流通范圍,開拓銀行業務渠道,降低了銀行所承擔的風險。

小結

金融經濟是現代經濟發展的核心,通過對虛擬資金的控制來宏觀掌握經濟的發展方向,從而提高經濟體制對風險的抵御能力。但是一個良好的金融環境是有利于經濟發展的,所以建立較為完善的金融經濟體制是現在我國政府應該積極面對的難題之一。本文就目前我國金融經濟的發展狀況,分析了現在的金融經濟存在的主要問題,并根據這些問題提出了相關的政策。但是這些政策在實施的過程中還有賴于社會各個行業之間的協調工作,因而金融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發展是聯系在一起的。

經濟增長論文:關于經濟增長中“流動性陷阱”問題的思考

一、什么是流動性陷阱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一般是從利率下調刺激經濟增長的效果來認識流動性陷阱的。按照貨幣—經濟增長（包括負增）原理，一個國家的中央銀行可以通過增加貨幣供應量來改變利率。當貨幣供應量增加時（假定貨幣需求不變），資金的價格即利率就必然會下降，而利率下降可以刺激出口、國內投資和消費，由此帶動整個經濟的增長。如果利率已經降到低水平，此時中央銀行靠增加貨幣供應量再降低利率，人們也不會增加投資和消費，那么單靠貨幣政策就達不到刺激經濟的目的，國民總支出水平已不再受利率下調的影響。經濟學家把上述狀況稱為“流動性陷阱”。

根據凱恩斯的理論，人們對貨幣的需求由交易需求和投機需求組成。在流動性陷阱下，人們在低利率水平時仍愿意選擇儲蓄，而不愿投資和消費。此時，僅靠增加貨幣供應量就無法影響利率。如果當利率為零時，即便中央銀行增加多少貨幣供應量，利率也不能降為負數，由此就必然出現流動性陷阱。另一方面，當利率為零時，貨幣和債券利率都為零時，由于持有貨幣比持有債券更便于交易，人們不愿意持有任何債券。在這種情況下，即便增加多少貨幣數量，也不能把人們手中的貨幣轉換為債券，從而也就無法將債券的利率降低到零利率以下。因此，靠增加貨幣供應量不再能影響利率或收入，貨幣政策就處于對經濟不起作用狀態。

從宏觀上看，一個國家的經濟陷入流動性陷阱主要有三個特點：(1)整個宏觀經濟陷入嚴重的蕭條之中，需求嚴重不足，居民個人自發性投資和消費大為減少，失業情況嚴重，單憑市場的調節顯得力不從心。(2)利率已經達到低水平，名義利率水平大幅度下降，甚至為零或負利率，在極低的利率水平下，投資者對經濟前景預期不佳，消費者對未來持悲觀態度，這使得利率刺激投資和消費的杠桿作用失效。貨幣政策對名義利率的下調已經不能啟動經濟復蘇，只能依靠財政政策，通過擴大政府支出、減稅等手段來擺脫經濟的蕭條。(3)貨幣需求利率彈性趨向無限大。

二、我國經濟是否進入流動性陷阱

目前學術界對我國是否進入流動性陷阱，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我國已經進入流動性陷阱之中，貨幣政策已失效。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我國根本不存在流動性陷阱。筆者認為，這兩種觀點都有失偏頗。因為從流動性陷阱的概念及其特點來分析，只能說明我國經濟已出現了流動性陷阱的某些趨勢或跡象。然而，據此認為我國經濟進入流動性陷阱就更缺乏根據。

及時，從我國目前的宏觀經濟狀況來看。經濟盡管增長乏力，但并沒有陷入嚴重的經濟蕭條之中。在面臨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下，2000年和2001年我國經濟增長仍然分別高達8%和7.3%。2001年的增長速度與2000年相比雖有所回落，但落差不大，也明顯高于同期世界經濟增長不足2%的速度。然而，我們也要看到，受世界經濟衰退的不利影響，我國國民經濟增長也出現了減緩趨勢。與上年同期相比，2001年1季度GDP增長8.1%，2季度增長7.8%，3季度增長回落到7.2%，4季度增長進一步回落到6.6%。呈現出逐季回落低速走勢。投資特別是更新改造投資增幅速度回升不大，將影響企業的產品結構調整和升級；價格沒有明顯回升，仍在低位運行，消費品市場增長緩慢，進出口增幅都出現了下落的趨勢，需求不足的矛盾仍然比較突出。這表明，人民幣利率下調的投資、消費和出口效應還在發揮作用，但利率下調的經濟效應不十分明顯，還遠遠不夠。顯然，就利率對經濟的刺激作用正在減弱來看，我們不能不正視和警惕“流動性陷阱”對經濟的負面影響。當然，連續八次人民幣利率下調屬于被動的降息，帶有明顯的滯后性。加之，在運行中又受到較多的抑制因素，使利率下降的刺激效應遭到抑制效應的抵消：一是住房、醫療保險、教育體制改革的抵消。二是政府機構和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下崗分流的抵消。三是居民對收入和支出預期不確定的抵消。四是稅收政策緊縮效應的抵消。五是物價仍在低位運行的抵消。六是體制改革尤其是金融體制改革深化措施不到位的抵消。七是證券市場的不穩定性和持續低迷影響的抵消。

第二，從我國利率水平看。在開放的國際經濟形勢下，資本跨國流動不斷提高，使國內外利率水平接近。如果考慮匯率差異，則一國貨幣利率相對較高，等于本幣高估，不利于本國出口。因此，大多數國家都不輕易提高利率，許多國家的名義利率接近零利率，比如日本就是如此。我國已連續八次調低利率與國際社會普遍降低利率有關。過去，我國利率下調的經濟效應不明顯，與世界各國普遍較低的利率水平有關，這就迫使人民幣利率只能進一步降到國際平均水平后，才能通過降低實際利率水平以刺激出口帶動經濟增長。從國際比較來看，我國的一年期1.98%的名義利率水平，如果再考慮一個-0.7%的通脹率，實際利率已接近或略低于2.5%-4%國際上正利率水平。如果單從利率水平的角度衡量，我國根本不存在流動性陷阱所描述的零或負利率。因此，從理論上講利率仍有下調空間。但從我國的實際承受能力看，再次下調名義利率，就容易觸發資本外逃，從而影響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性，也會影響到居民對未來經濟前景的信心和投資與消費的偏好。

第三，從我國居民對貨幣需求的利率彈性是不是很大來看。根據凱恩斯的流動性陷阱理論，利率已經達到低時，此時居民對貨幣需求彈性為無窮大，就會使經濟進入流動性陷阱。反之，貨幣需求的利率彈性越小，就越不可能存在流動性陷阱。但從我國連續八次降息的實際情況分析，居民儲蓄存款增速放緩，有所分流，但降幅較小。這表明，我國居民貨幣需求的利率彈性一直都是比較低的。其原因在我國的利率形成機制還沒有市場化，經濟主體對利率的敏感性不強。因而，連續八次降息的政策效應不明顯，是與我國沒有達到利率和整個經濟的市場化有關。

第四，流動性陷阱概念的前提應該是經濟的市場化。由于我國正處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時期，利率變動的杠桿作用就不像發達國家那樣靈敏，這是一個體制問題，而不能簡單說我國經濟就陷入了流動性陷阱之中。需要指出的是，在流動性陷阱的情況下，利率和貨幣政策對經濟調節作用低效或失效，對于像我們正處于體制轉軌的國家而言，并不意味著凡是利率杠桿不發生作用的情況都稱為流動性陷阱。

流動性陷阱理論盡管已由來已久，但在世界經濟史上真正陷入進去的國家只有日本等較少數國家。盡管戰后各國貨幣當局在凱恩斯貨幣理論的影響下，在需求不足，經濟處于下滑時都普遍偏好采取以財政政策為主的需求管理政策。筆者認為，即便是一個國家出現了流動性陷阱的某些趨勢或跡象，貨幣政策仍然是有效的。應該看到，導致我國當前需求不足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雖然利率水平與經濟增長有著直接的聯系，但不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條件。因此，面對經濟衰退和通貨緊縮的新情況，雖然我國連續八次調低利率來促進需求的效應不十分明顯，單純依靠利率杠桿確實存在著局限性。但是，我們不應由此否認貨幣政策的效應，而偏向單純地只求助于財政政策而放棄貨幣政策。而應把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兩者搭配結合起來，才能同時對流動性陷阱的出現起到預防作用，這樣才可能防止利率和貨幣政策低效或失效，以保持經濟持續增長

經濟增長論文:經濟增長與中國地區間人均GDP的相對趨勢

內容提要：天下大同是中國人幾千年來的夢想，中國改革的領導者鄧小平同志也提出了共同富裕的奮斗目標。在西方經濟學，尤其在增長理論中，經濟增長是否具有收斂也是一個倍受關注的問題，并且新古典理論的基本假設暗含了這種收斂性的存在。可令人遺憾的是，實證檢驗的結果卻使這個問題變得模糊不清起來。過去近半個世紀中國的經濟增長到底存不存在收斂性是這篇論文所期望驗證的，雖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所致，檢驗模型的擬合并不令人滿意，但一個基本的的結論還是比較明確的，那就是市場化的改革有利于經濟增長的收斂。

在經濟增長的研究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就是窮的國家或地區是否有比富的國家或地區增長更快的傾向。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就是經濟增長是否存在收斂性。如果存在，盡管不同地區的人均GDP在一個特定的時期可能存在著不小的差距，但它們將最終趨同；如果不存在，則會出現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情況。顯然，從社會穩定的角度來看，我們不愿意看到后一種情況出現。經濟學理論對這個問題的解釋，至少就新古典經濟學來說，是十分令人欣慰的。索洛在1956年的論文就代表性地體現了這種觀點。他指出一個經濟的長期均衡增長率取決于人口增長率和技術進步率，而與一個經濟的初始位置無關。更為重要的是，根據索洛模型的邏輯，距離經濟增長均衡點越遠的經濟傾向于更快的增長。當然這只是理論方面的結論，還不能肯定其在實際中是否成立。為了檢驗索洛模型的語言，Baumol（1986）的論文使用計量手段對此作出了檢驗，結果得到了近乎的收斂性。但由于Baumol的論文存在數據樣本的選取和使用數據可能存在較大誤差等多方面的問題（Delong，1988），極有可能高估了收斂Delong自己的研究證明，在加入了七個新樣本（包括阿根廷、智利、德國、愛爾蘭、新西蘭、葡萄牙和西班牙）減去一個國家（日本）之后，收斂性幾乎下降? 艘話搿H綣誑悸橇薌DP的衡量誤差之后，結論變得根據撲朔迷離，幾乎不存在顯著不為零的收斂性。就中國的情況而言，眾所周知，我們實現了2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而且即使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也維持著不低的增長率。[1]那么中國不同省分之間的經濟發展是否存在著顯著的收斂性呢？為了解答這個問題，我使用了Baumol的計量模型和中國的統計數據進行了回歸分析。雖然由于統計數據可能存在的誤差和中國特殊的情況，回歸結果并不令人滿意，但一些定性的結論還是比較明確的，希望可以起到拋磚引玉的結果。

Ⅰ. 收斂性的理論推導和檢驗模型設定

假定一個經濟體，它的社會生產函數為傳統的Codd－Douglass生產函數：

Y＝KαL1－α。其中Y為總產量，K和L分別為資本和勞動的存量。顯然，這是一個沒有技術進步的經濟。不過，是否存在技術進步，對我們的推導并不重要。為了使進一步的推導具有簡潔性，我們假設此經濟體具有索洛模型所假設的一切性質，如勞動力的增長率為常數（假設為n），外生且固定的儲蓄率（設為s），折舊率為δ，沒有經濟波動，保持充分就業等等。

變化生產函數，得到其密集形式：y＝kα …………（1）

其中y＝Y/L，k＝K/L。由于資本和勞動都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長，則所有變量都可以寫為時間t的函數，于是我們有k（t）＝K（t）/L（t）。對這個式子兩邊對時間t求導，得到：dk/dt＝sf(k(t))－δk(t)－nk(t) …………（2）

由（2）可知dk/dt是k的函數，如果當k=k*時經濟達到均衡增長路徑，則

dk/dt＝0。因此，在k=k*出對dk/dt＝dk/dt（k）作一階泰勒級數近似，可得：

因為β＞0，則隨著時間的推移，y(t)-y*會越來越小。當t趨于無窮時，y(t)-y*趨于零。換言之，新古典假設資本的邊際報酬遞減，即α＜1，就暗含了經濟將最終收斂的假設。如果令初始期到t的平均增長率為r，則y(t)=erty(0)，將之代入等式（8），有：erty(0)＝e－βt（y(0)-y*）＋y*，推出：

我們可以看出，初始人均產出越低，則平均增長率越高；反之，則越低。下面，我們將使用中國大陸28個省（不包括海南、重慶、西藏）1952年到2000年的數據對這個結論作出檢驗。

假設i省在t期的人均GDP為yi，t，在初始期人均GDP為yi，0，如果從0期到t期的平均增長率為r，則yi，t＝ert yi，0，于是平均增長率ri＝（lnyi，t－lnyi,0）/T。如果存在收斂性，這0期的y值越低，則平均增長率越高。為了使回歸具有可行性，對等式（9）作出簡化，因此我們設定回歸模型：

ri＝A＋b*lnyi，0＋ei …………（10）

其中A為常數項，ei為隨機擾動向。如果回歸結果顯示b為負值，這證明存在收斂性，并且b值越大收斂性越強。使用

并且此模型的擬合優度也達到R2＝0.83。與前面回歸的方程相比，方程（14）擬合的極好，證明沿海九省在改革開放以后，經濟增長有著強烈的收斂性。

Ⅱ. 結語

從上面的回歸結果來看，就全國來說，1952到2000年的經濟增長之間存在的不太顯著的收斂性，改革開放前的經濟增長幾乎不存在收斂性，盡管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國家對三線地區（包括四川、湖北、陜西、河南、貴州）的投資額由“一五”期間占總投資額的16.9％上升到35.1％[2]，但由于投資過分強調國防安全考慮而忽視了經濟效益，總體來說對縮小區域經濟作用不大。78年以后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入使得沿海地區的地理優勢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吸引了絕大部分的海外投資，對外貿易的發展也要明顯快于其他地區。[3]但是，從全國的數據來看，這個時期的經濟增長的收斂性要比改革開放前顯著的多。可見，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相比，更有利實現經濟的趨同。其間的原因可能和市場化改革以來資本、勞動的流動性增強有關系。但現在還無法將這些因素列進標準的計量分析。不過，整個分析中最引人注目的還是沿海地區內部顯著的經濟趨同，雖然樣本觀測值較少這一事實限制了計量模型的可信性，但即使從直觀上來看這種收斂性也是很明顯的。[4]沿海各省區經濟快速顯著趨同這一引人注目的現象，可能是對市場經濟有利于加速經濟收斂的更好的證據。遺憾的是，我國最終決定以市場經濟為改革目標是從1992年才開始的，到現在也不過才十年? 氖奔洌淙蝗绱耍匆彩找娣飼場O嘈盼頤侵灰岢質諧母錚甘旰蠊餐輝＝換嵩誚黿鍪強諍擰?/P>

經濟增長論文:關于我區保持經濟增長采取的工作措施

一、1-4月份我區主要經濟指標及項目情況

1-4月份，規模以上企業累計完成工業總產值42141萬元，同比增長3.5%，完成全年計劃的27.2%；累計完成銷售收入320__萬元，同比下降22.1%，完成全年計劃的22.1%；累計完成利潤總額1600萬元，同比增長10.4%，完成全年計劃的34.8%；累計完成稅金總額600萬元，同比增長6.1%，完成全年計劃的17.6%。

1-4月份，全區新開工項目8個，其中總投資5000萬元以上項目5個，擬開工項目15個，其中總投資5000萬元以上項目10 個，續建項目8個，其中總投資5000萬元以上項目3個。

二、1-4月份我區經濟運行及項目工作情況分析

年初以來我區的工業企業繼續保持平穩增長部分重點企業運行態勢良好，但由于受諸多不利因素影響，我區部分重點企業生產經營面臨相當的困難，具體如下：

1、土地資源緊缺，企業發展空間受限。近年來，部分重點企業陸續遷出我區到高新區、開發區建設新廠房，這對我區經濟發展的不利影響顯現明顯。

2、金融危機影響，企業經濟效益下滑。隨著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逐漸顯現，我區工業企業普遍面臨著產品銷售不暢，價格下降，庫存增加，效益下滑等問題。

3、建設資金不足，企業發展速度緩慢。在從緊的貨幣政策下，銀行放貸規模受到嚴格管控，因此我區大部分企業融資難、貸款難相應出現，這也成為影響我區發展全局、制約我區經濟增長后勁的突出問題。

三、我區采取的主要措施

為消除金融危機帶來的諸多不利的影響，我區上下沉著應對、堅定信心、狠抓機遇，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1、抓好跟蹤服務，推進項目建設。改善對現有企業的服務，派專人駐招商引資大企業為其服務，并專門培養一批專業人員，為外來投資者提供高效品質的服務，真正做到親商、安商、富商。實行“三個一”服務，既為每一個項目安排一名區領導、一個部門、一位專職服務秘書，為入駐我區的企業代辦和協辦各種手續，以減少審批環節，提高審批效率，協助項目單位盡快辦理土地、環保等手續，解決項目推進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同時還通過上級部門組織的各種銀企對接活動，做好政府部門的牽線搭橋作用，逐漸建立起企業融資平臺，幫助企業解決各類資金短缺等問題，全力確保竣工項目早投產、在建項目早竣工、簽約項目早開工、在談項目早落地。

2、加大監控力度，做好協調工作。繼續加大對各企業經濟運行的調度、監控力度，建立聯動機制，每月由主管區長主持召開經濟主管部門運行調度會，及時分析把握企業運行態勢，針對企業經營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力爭做到及早發現、及時溝通、立即解決，對區各級部門解決不了的困難，要積極與上級部門溝通爭取協調解決，把保障每一戶企業的平穩運行作為當前經濟運行工作的重點來抓，積極為企業發展創造寬松和諧的環境，使我區停產、半停產企業盡快達產達效，確保上半年各項經濟指標圓滿完成。

3、壯大骨干企業，培育產業集群。把現有企業的發展壯大作為產業集群培育的基礎，依靠龍頭企業的帶動作用，大力發展與其關聯產業，逐漸形成產業集聚。重點是強化銷售收入超億元企業的幫扶工作，較大限度減小金融危機對企業帶來的影響，穩定企業始終保持滿負荷運行。

4、加強招商引資，擴大對外開放。打破以往“等、靠、要”的舊觀念，組建招商小分隊，樹立主動上門招商的強烈意識，用真誠感商，以實惠利商，積極主動地把項目請進來。重點圍繞阜礦集團閑置廠房、設備和土地資源、樓宇資源，引進一批大型工業項目、商業項目和總部項目。

5、集中全區力量，搞好重點工程。緊緊抓住工業新城區座落我區的有利機遇，集中全區力量，推進新區的開發建設。重點搞好經濟轉型就業基地、工業地產、小商品批發市場、房地產項目建設，啟動國際礦山旅游區建設，加快道路、給排水等基礎設施建設進程。搞好產業基地和旅游區的策劃包裝工作，廣泛與上級部門溝通聯系，積極爭取國家和省市的政策性資金支持，切實保障重點工程持續建設。

經濟增長論文:對農村經濟增長相關性研究

一、理論與實證分析

(一)研究對象。

本文從安康市5個縣級村建設的金融體系為研究對象,并搜集相關經濟建設項目數據以及設計內容。

(二)研究方法。

采用穩定性檢驗的方式,對5個縣級村的金融系統進行穩定性測評,同時還應將搜集到的經濟建設發展數據進行科學評估,探討數據的真實性,從而找到農村經濟增長真正的影響點和動力源。在調整數據之間的關系時,首先要將數據引入設定的空間模型內,用靜態參數描述金融體系與農村經濟之間的增長關系。并通過控制變量法遞推經濟增長的理想形式與最為有效的金融體系結構。

(三)農村經濟發展的相關思考。

據統計,5個縣級村的金融體系構建較為,在經濟建設過程中能起到積極地引導作用,每個縣級金融體系平均能夠支撐鄉鎮農業企業45.34%的資本供應,且能夠體現該縣農業企業經濟發展特征。與此同時,在金融體系的支撐下,城鄉二元經濟已逐漸走向融合,且在固定的經濟活動范圍內,鄉鎮企業可以憑借金融市場調整自身的資本運用結構,擴大其產品的經銷市場。金融體系在為縣級村提供經濟建設資本的同時,為促進農村貸款業務的發展,由政府立項、鄉鎮企業的服務體系已建立完成。由此可見,金融與經濟的發展作用是相互的,穩定的貨幣金融政策投入使用之后,農村各經濟組織都會得到很好的發展。利率指標與農村經濟增長呈負相關趨勢,在利率水平較高的投資活動中,要想得到良性的發展環境,必須從宏觀經濟體制上找到經濟發展的突破口。

二、基于金融體系改善農村經濟體制的合理性建議

綜上分析可知,鄉鎮企業對實體經濟非常感興趣,但是對虛擬金融投資產業的發展意愿并不熱烈。所以要想通過金融體系改善農村經濟體制,必須從宏觀經濟調控入手,深入研究傳統產業利益、投資意愿與儲蓄需求之間的關系。市場類型不同,政策與經濟體制的特殊性都會嚴重抑制金融體系發揮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本文通過研究與分析,總結出了以下幾點改革建議:

(一)推行貨幣金融政策。

現代農村經濟市場,金融市場的發展地位越來越高,所以鄉鎮企業要想擴大經營規模必須依賴于金融市場,增進金融與經濟市場之間的聯系,通過貨幣和股票交互發展,創造新型的企業發展模式。在城鄉一體化建設背景下,新農村經濟建設應摒棄傳統以短期經濟利益為發展目標的經營理念,應從長遠利益出發,創建推動經濟良性發展的農村貸款項目,政府還應積極鼓勵鄉鎮企業開展聯合生產活動,以實現大力推行貨幣金融政策的發展目標。

(二)強化農村金融發展。

金融發展總體來講對農村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很強,對農村經濟結構具有明顯的支撐作用。農村政府要想改變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應根據其突出的經濟發展問題改革政策,重組經濟市場,制定符合經濟發展利益的財政制度,多方位的支持農村金融事業的發展。通過上文對金融體系與農村經濟關系的理論與實證研究可知,我國要優化農村經濟系統,必須建立相應的服務部門為其提高必要的資金支持,所以金融農村對現代化農村建設具有重要影響意義。

經濟增長論文:對浙江旅游產業化進程與旅游經濟增長關系研究

一、浙江省旅游產業化進程與旅游經濟增長的關系 (一)浙江省旅游產業化進程 浙江省旅游產業發展迅猛,并日益向產業化發展方向推進。2011年,浙江省新增4A 級以上景區23 家、四星級以上賓館22 家、共評出104 家星級旅行社。浙江省實現旅游總收入4080.3 億元,同比增長23.2%,相當于全省地區生產總值的

12.8%,相當于全省服務業增加值的29.1%,旅游經濟綜合實力居全國第三。全省旅游業增加值預計占全省地區生產總值的5.7%,旅游從業人員占全社會從業人員的7%[1]。

1.浙江省旅游產業化發展的階段

由于旅游業屬于商服業而歸屬于第三產業范疇,故具有不同于及時、第二產業的特點。但可設創以下衡量指標體系:旅游景點設施、服務機構設施的資產額、投資額及其增長率;旅游服務企業的集團化、聯合化程度;特色集中景觀數量、旅游服務企業數量;旅游服務業的經營總額或產值,包括旅游服務產品與旅居游樂而購買的物質產品與文化產品的總價額;旅游服務產品與物質產品的科技含量;旅游市場的國內外區域范圍、旅游人數、在社會商品銷售額中所占的比重;旅游服務業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額或其占有的比重等[2]。

2.浙江省旅游產業化初步發展階段的狀況

(1)旅游產業化形態初步形成

由景觀設施、企業經營設施到組織結構都已形成了一個初步體系;一些產業化經營的企業集團與聯合體已經突現;服務產品體系與旅游活動所需賓館酒店供應體系已基本形成;服務經營已達到初步規模;服務活動與旅居所需商品的科技含量有了一定的提高;旅游服務市場正在向全國與國際范圍擴展,國外旅客已占有一定的比重;旅游經濟效益有了明顯的提升;對旅游產業化的宏觀管理體制已基本形成等。總之,已形成了旅游產業化的初步形態。

(2)旅游產業化有待提升與完善

由于整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與旅游企業自身條件的限制,局限了產業化發展的速度,但隨著社會經濟條件與旅游企業自身實力的提升,勢將向旅游產業化的第二發展階段推進。必將改變當前旅游主要景點設施建設與旅游經營機構設施建設投資規模偏小;旅游服務經營企業現代化、集團化、聯合化形態所占比重偏小;旅游業經營額在社會生產總值中貢獻率較低;旅游服務市場的國際化程度不高;旅游服務設施與服務過程的科技含量的現代化水平不高;旅游經營機構體系與管理體制尚不夠完善;旅游的綜合經營效益提升速度不高等,也必將由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推進。

(二)浙江省旅游產業化進程推動著浙江省旅游經濟的不斷增長

1.浙江省旅游產業化進程推動著旅游經濟增長發展速度與梯進層次

為了考核由于其產生化發展進程對其旅游經濟增長的推動關系及增長狀態,需要科學設定旅游經濟構成要素指標及其三個層次的定性和定量數據標準體系。首先,是旅游經濟構成要素指標體系,一般應包括旅游業的資產總額、總產值、稅收總額、凈收益額、進出口總額、創外匯總額;旅游經營企業與組織數量、從業職工數量;著名景點、景區、企業數量;生態環境優化指標等,所構成的體系。其次,是旅游經濟各構成要素的年增長率與各發展階段的增長率;再次,是這些旅游經濟各構成要素數據在浙江省社會經濟各發展階段相應構成要素中所占的比率[3]。

2.浙江省旅游產業化推進旅游經濟的較快增長。

(1)旅游產業化的初步發展促進了其旅游經濟的規模化

旅游產業鏈的縱向與橫向擴展,使更多的相關企業集合于旅游價值鏈的創造中,這不僅增大了旅游業的資產總額,而且擴大了旅游業的社會生產總值與國家稅收總額,同時,還擴大了國外旅客的旅游外匯額,從而增加了外匯的進口規模。據統計,浙江省上述各項指標以快于其他省區的年增長率增長,并快于本省其他產業的年增長率增長。2011 年,浙江省國內旅游市場快速增長,消費水平持續走高。根據浙江省旅游業發展報告(2011 年),全年接待國內游客3.43 億人次,同比增長16.3%,實現旅游收入3785.3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24.3%。浙江省入境旅游市場穩步增長,但增速較2010 年顯著回落。據統計,全年接待入境游客773.7 萬人次,同比增長13%;實現國際旅游(外匯)收入45.4 億美元,同比增長15.6%。其中接待外國人515 萬人次,增長15.1%;香港同胞92.5 萬人次,增長8.1%,澳門同胞25 萬人次,增長8.2%;臺灣同胞141.3 萬人次,增長16.8%。

(2)旅游產業化初步發展促進了其旅游經濟的集約化

由于旅游產業化的初步擴展,在擴大投資規模的同時,使旅游業的經營設施與著名 景區的優化建設更多的采用了先進的科學技術,尤其是同國外旅游的交流合作和旅游市場向國際范圍的擴展,更多的引用了國外的先進科學技術,尤其是旅居服務經營管理中先進科學技術與經驗,使旅游業粗放的經營狀態向集約化的經營狀態迅速轉化。科技含量迅速提升,不僅優化了服務經營的質量,更好的滿足了人們對旅游服務的需求,還大大提升了其服

務經營效率,從而大大降低了服務經營成本,獲得了更多的旅游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生態效益。

二、浙江旅游產業化進程加快旅游經濟快速增長的對策設想

(一)加快制定科學而適用的浙江省旅游產業化發展的戰略規劃

要在深入調查研究和系統總結現有發展經驗的基礎上,盡快制定一個旅游產業化發展的戰略規劃方案。這個戰略規劃方案的規劃期可暫定為五十年。其戰略規劃方案應包括戰略指導思想與戰略方針;戰略原則;戰略目標;戰略內容,尤其是各細化項目的內容;戰略的初、中、長三個階段;戰略重點;戰略突破口;戰略對策 措施共八大要素。同時,要制定具體的年度實施計劃,并推動全省人民共同參與,使之成為我國的旅游大省。

(二)加大各種投入力度

一是,要通過多種渠道與方式籌集資金,加大投資力度;2011 年,浙江省緊緊圍繞年初確定的旅游項目建設“5010”計劃,突出重點項目建設,推進項目實施,2011 年,19 個被審核的旅游度假區累計完成投入968.6 億元,啟動旅游項目127 個,實際完成投入162 億元,實現旅游總收入113 億元,接待國內外旅游者2864 萬人次。二是,吸引更多的人才,優化經營隊伍結構,根據浙江省旅游業發展報告(2011 年),浙江省各地舉辦了各類旅游人才培訓班,其中省旅游培訓管理中心舉辦各類培訓班共計125 期,培訓人數共計18443 人,同比增長12.74%[1],提升旅游景觀設施與旅游服務設施的科技含量;三是,完善旅游管理體制;四是,開發新的旅游景點與旅游景區,同時,優化發展原有的著名旅游景點與景區,除提升自然景觀外,更加擴展人文景觀要素等。

(三)加快組建與擴展現代化的旅游產業化集團企業體系

要采取產、供、銷一體化,服務產品與物質產品一體化,國內外市場一體化,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一體化等方式,將現有獨立、分散經營的旅游企業與組織,向聯合化、橫向一體化推進,使其產業化形態推向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截至2011 年底,浙江省新增27 家A 級景區、42 家部級綠色飯店、104 家星級旅行社、27 家特色文化主題飯店,初評27 家高星級飯店。全省有8 家旅行社進入全國百強旅行社序列,1 家進入全國稅收10強序列[1]。這種旅游產業化集團體系不求隸屬關系的統一性,但求整個旅游產業價值鏈的有機磨合。

經濟增長論文:廣州市財政收入和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

一、引言

財政收入是政府部門履行其職能,實施公共政策,為百姓提供公共產品與勞務所必須的資金需求。經濟增長是指在一定時間,一個國家或地區產出水平的持續增加。財政收入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是中國宏觀經濟中一個重要的問題。經濟決定財政而財政反作用于經濟,所以在一個國家或地區中,只有二者之間形成相互依存的長期穩定關系,這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才能實現持續性。近年來,國內多數學者對財政收入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楊鶯鶯(2010)以北京市為例,研究時間為1994—2008年,對財政收入與經濟增長之間進行了協整分析和格蘭杰因果分析,結果表明北京市,財政收入呈現快速增長且增長態勢可持續。張洪銘等(2011年)運用OLS方法研究了重慶市的財政收入與經濟增長,結果發現重慶市財政收入與經濟增長存在協整關系且財政收入是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因果關系。金林等(2013)對1953—2010年的中國財政收入增長速度和GDP名義增長率之間關系進行了非參數回歸,結果表明:GDP名義增長率在0%~20%范圍內時,二者之間近似于線性關系,超過這個范圍,二者之間的關系是非線性關系。研究者有研究全國范圍的,也有城市的,計量經濟學的方法不夠完整,本文以廣州市作為研究對象,運用平穩性檢驗、E-G兩步法檢驗和Granger因果檢驗等計量經濟學方法,對1978—2012年廣州市財政收入與經濟增長之間進行深入分析。

二、廣州市財政收入與經濟增長的變化趨勢分析

以1978年相比,分稅制改革后廣州財政收入與經濟總量均出現快速大幅增長,財政收入和GDP總量在1978年分別為14億元和43億元,而在1994年分別為64億元和985億元,各自是1978年的4.5倍和22倍,到了2012年財政收入到達1580億元,是1978年的113倍,是1994年的25倍。而GDP總量達到13551億元,是1978年的315倍,是1994年的14倍。廣州市財政收入與經濟總量的具體現狀如下。

1、廣州市財政收入總規模與經濟總量不斷增加

1994年之后,廣州市財政收入和經濟總量同時出現了快速增長的現象。1994年至2012年廣州市財政收入總量由64.87億元上升到1579.68億元,年均增幅達到79.73億元,說明廣州市財政收入的規模達到快速增長。1978年,廣州國內生產總值為430900萬元,2012年達到135512100萬元,相當于1978年的314倍。從圖1可以看出,1994年之前,無論是財政收入還是GDP總量總體規模增長緩慢,自1994年以來,廣州市的財政收入和地區國內生產總值的總額均呈不斷上升的趨勢,且二者的增長趨勢一致。

2、廣州市財政收入增長變化多,經濟增長變化平穩

從圖2看出,1978至2012年之間,財政收入增長率出現過五次負增長分別是1979,1990,1994,1996,2002年,增長率較高幾乎達到80%(2007年),低是-20%(1990年)。1978年至1990年財政收入的增長率在0%~20%之間,1991年至1997年,財政收入增長率跌宕起伏非常厲害,除2007年財政收入增長異常快之外,2000年至2010年保持在20%附近,2010年之后財政收入增長緩慢。與財政收入的增長率相比,廣州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相對平穩多了,GDP增長速度較高為1993年的46%,低為2012年9.08%,1978年至1994年GDP的增長呈上升趨勢,1997年之后增長速度在20%以內。總體而言,財政收入增長波動性大,而經濟增長變化平穩,且二者保持了協調發展、同步增長的趨勢。

3、財政收入彈性系數分析

財政收入增長率與GDP增長率的比值即財政收入彈性系數,該系數的大小反映了財政收入與GDP兩者之間誰的增長速度較快。從表1來看,1978—2012年中,有14個年份的財政收入彈性系數大于1,較高達4.37,有15個在1以下,其中6個在0.5以下,另外還有5個為負數,最小為-1.81,說明在大部分年份廣州市的經濟快速增長能促進財政收入的增長,財政收入與經濟增長能夠協調發展的。

三、廣州市財政收入與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通過文獻分析,結合廣州市財政收入的現狀,不難發現地方財政收入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一定的關系,具體情況如何,本文以廣州市財政收入和經濟增長為變量建立計量經濟模型,進一步闡明二者之間的關系。

1、變量的選擇和樣本數據處理

以廣州市國內生產總值(GDP)表示經濟增長,以廣州市地方財政收入(CZ)表示財政收入,對上述序列均取自然對數以消除CZ與GDP序列的異方差,為了后續工作的方便,對數據處理后均采用原符號表示。初步構建廣州市財政收入與經濟增長的回歸模型:

CZi=?琢0+?琢iGDPi+?滋i(1)

式中,CZi表示廣州市第i年財政收入的對數,GDPi為廣州市第i年經濟增長的對數,?琢0是常數項,?琢i分別是GDPi對CZi的彈性系數,?滋i是殘差項。

研究時間跨度為1978—2012年,所有數據均來源歷年的《廣州市統計年鑒》和《廣州市財政統計年鑒》,軟件采用Eviews7.2軟件進行數據處理和計量實證研究。

2、單位根檢驗

時間序列模型中為防止出現偽回歸現象,需要對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先對序列CZ與GDP選擇截距項和趨勢項的形式分別進行ADF檢驗,在ADF檢驗時,滯后階數遵循AIC準則和SC準則。表2檢測結果表明,原序列顯示非平穩。再進行一階差分,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D(GDP)分別在1%,5%,10%的顯著水平下,都通過ADF檢驗,而D(CZ)沒通過ADF檢驗。再對CZ和GDP進行二階差分,都通過ADF檢驗。因此,CZ和GDP序列經過二階差分后在所有的顯著水平上是趨于平穩時間序列,即CZ和GDPI服從二階単整。 3、協整檢驗

根據上述分析可知,時間序列CZ與GDP都是I(2)的時間序列,符合協整檢驗的條件,利用恩格爾—格蘭杰的E-G兩步法進行協整檢驗。E-G兩步法首先得建立模型,運用軟件用OLS法進行回歸,得出以下回歸模型:

D(D(CZ))=0.912436+0.703084D(D(GDP))(2)

(1.548090) (11.99733)

R2=0.813492 F=143.9359 D.W=0.178540

R2值比較高說明模型擬合度較高,并且常數項和GDP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但是D.W值比較小,說明存在自相關性,再對殘差的水平值進行單位根檢驗判斷是否平穩。殘差序列的平穩性檢驗結果如下見表3,從表中可知殘差序列的二階差分在所有顯著水平下均是平穩的,即說明財政收入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長期關系)。從方程(2)表明,GDP增長率每增加1%,財政收入增長率就提高0.703084%,說明廣州市的經濟增長能促進財政收入的增加。

4、格蘭杰因果檢驗

從上述檢驗得知財政收入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協整關系,是否存在因果關系還有待進一步做因果檢驗。計量經濟學中常用Granger

因果關系檢驗來確定經濟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以及影響的方向,其檢驗思想為:一個變量B的變化,是由于另一個變量A的變化引起的,則變量A的變化應當發生在變量B的變化之前。本文為了研究財政收入與經濟增長相互影響時間,選擇滯后期為1-4期,分別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見表4。   表4顯示:連續滯后3期都拒絕了“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CZ”,說明廣州市的經濟增長是財政收入的Granger因。滯后1-2期拒絕了“CZ does not Granger Cause GDP”的原假設,滯后3期后接受了“CZ does not Granger Cause GDP”的原假設,說明短期來看廣州市財政收入是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因,長期來看財政收入不是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因。從而得出結論:滯后4年中,財政收入與經濟增長二者之間存在Granger因果關系,經濟增長是財政收入的增加Granger因。

四、結論

本文運用了計量經濟學分析方法如單位根檢驗、協整檢驗及Granger因果檢驗等,對廣州市1978—2012年財政收入與經濟增長的數據進行分析處理,得出以下實證結論:廣州市財政收入與經濟增長二者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且經濟增長是財政收入增長的Granger原因,經濟增長每增加1%,財政收入的增長率就提高0.703084%。

經濟增長論文:我國經濟增長模式轉型與對策的研究

經濟增長的前提是需求增長,需求有投資需求,消費需求和出口需求三塊,他們共同構成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我國經濟的增長同樣是由于這“三駕馬車”來拉動的,只是他們在不同的時期對經濟的拉動起著不同比例的作用。分析我國經濟發展的現狀、尋找我國目前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及其存在的問題對我國未來經濟增長持續穩定能夠起到很好的指導作用。

一、中國當前經濟增長因素分析

近些年來中國經濟增長持續走高,從總量上來看,我國GDP已經名列世界前矛。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05年中國GDP達到18.23萬億人民幣(約合2.26萬億美元),經濟規模已經超過英國,僅次于美國、日本和德國,位居世界第四,經濟增長率為9.9%。如此之高的經濟增長率的主要動力源泉是什么呢?下面我們從投資、出口和消費需求三方面來分析一下我國目前經濟增長動力及其存在的問題。

(一)投資需求

目前我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拉動。近年來我國投資總額占GDP呈逐年上升趨勢,從90年代的36.2%上升到了2005年的48.6%,對我國GDP的貢獻不斷上升;投資對GDP的貢獻率也不斷上升,1998年為1/3,2004年上漲到了67%,2005年更是有望力攀新高。

同時,我們從投資領域中還會發現這么一個現象,那就是固定資產投資過快,增幅過大。我國2003年全年固定投資的增幅是26.7%,2004年是25.8%,2005年為25.7%,2006年1~2月份我國城鎮固定資產投資5294億元,同比增長26.6%。從改革開放26年來看我國的固定資產投資的平均增幅是13.5%,加上國民經濟能夠承受的10%的波動幅度,也就是增長幅度不能超過23.5%,因此可以說目前我國增長率大于23.5%的固定資產處于過熱狀態,投資的外延性明顯,投資增長方式粗放,嚴重地影響了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主要表現為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的原材料工業投資超高增長;房地產投資增長過快,各類開發區過多,濫占耕地現象嚴重;民間投資在拉動全社會投資增長中發揮重要作用非國有投資在全社會投資中的比重占一半左右。為了防止經濟過熱,對若干行業的固定資產投資進行緊縮是必然的政策基調,可是一旦緊縮,經濟增長速度就會掉到平均數以下,失業矛盾惡化。倘若擴張,那么對于本來已經過熱的固定資產資產投資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結構性矛盾會進一步惡化,供求緊張的局面會進一步強化,有可能演變為的惡性通貨膨脹。在“松”和“緊”都不能的情況下,原來過分依賴投資帶動的增長模式,就面臨尋求新的增長動力的問題。

(二)出口需求

經濟增長對外貿依存度高。近幾年我國的對外貿易出口占GDP的比重不斷上升,從2000年的43.89%上升到了2004年的72.59%,我國的對外貿易度高,出口需求對GDP的貢獻逐步上升。

然而作為經濟大國,過度依賴出口拉動,會增大經濟的脆弱性。同時低成本低價格的商品出口,使國外消費者享受了我們低廉的人工成本和大量的不可再生資源,致使國民福利流失,同時也會因貿易的順差而國際收支不平衡、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大和的貿易摩擦接連不斷出現,最終導致經濟的不平穩運行。

(三)消費需求

我國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逐步下滑,1998年對經濟的貢獻率為2/3,然而到了2004年卻下降到了30%。數據顯示世界平均消費率逐年上升,而我國最均消費率呈不斷遞減趨勢。中國要達到世界平均消費水平還有20多個百分點。

表32000~2004年中國最終消費率

二、我國未來經濟增長模式選擇

從以上對我國目前經濟增長的三大動力分析可以看出,投資需求和出口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比重呈不斷上升趨勢,相比之下消費率呈下降趨勢,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稍微遜色。然而由于固定投資所占比重較大,使我國的經濟可持續增長面臨著巨大挑戰;過大的出口需求將會增加經濟的脆弱性,導致經濟的不平穩運行,因此下個階段我國的經濟增長模式要轉型,才能實現我國經濟增長的持續和平穩。當前消費率呈逐年下降趨勢,和世界平均消費需求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其最有可能成為未來我國需求不足的主要方面。可是只有依靠自身內需、特別是消費水平的不斷提高,才能有效保障國民經濟的平穩健康發展,因此擴大消費將會成為近階段我國宏觀調控的重點,我國未來經濟增長模式將從投資拉動型轉向以消費拉動型。

三、目前經濟增長模式轉型面臨的難點分析

我國未來的經濟模式將以消費拉動為主導,然而我國目前的消費需求水平卻相對世界平均水平較小,因此未來增長模式的轉型所面對的難點主要是如何擴大我國的消費需求。我國消費需求的主體主要是居民、政府及企業。下面就從三個主體上來談一下我國擴大消費需求面臨的主要問題。

(一)居民受各種因素的影響消費水平不高

首先我國居民的購買力不強影響了消費水平。近年來我國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比較低,且城鄉居民,不同地區居民間的收入差距過大。從表4中我們可以看出我國居民的人均收入不高,可以用來消費的就更是少之又少;其次,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居民未來預期收入下降,抑制了即期消費;我國目前的消費環境不理想,大大削弱了居民的消費能力。企業的產品和服務不能適應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需要,不合理消費政策的限制,使居民在用電,購房,購車和教育等方面的消費門檻較高。同時在服務消費領域,服務業發展不平衡,社會化、產業化、現代化程度低,消費價格持續上漲等制約了居民消費。

(二)政府、企業較高的儲蓄率影響了最終消費的提高和擴大

在過去幾年GDP的收入分配中,國家財政收入增長非常快,年平均增長率達15%以上,超過了GDP的增長速度;企業利潤增長,尤其是國有壟斷企業的利潤增長業非常高,累計了大量未分配利潤,占GDP比重達到20%,政府集中了很多資源,企業留存的未分配利潤的積累,導致了這兩個經濟部門較高的儲蓄率,自然最終影響居民消費率的提高和擴大。

四、擴大我國消費需求加快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

針對以上擴大我國消費需求存在的問題分析,在擴大我國消費需求上還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針對存在的障礙提出切實可行的辦法。

(一)提高居民的消費需求

鑒于我國居民消費不力的幾個因素,我們可從

以下幾個方面來恢復居民消費信心,增大城鎮居民的消費需求。

1.降低據來未來預期支出,擴大即期消費需求邊際傾向。主要是從完善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入手,加大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力度,重視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立,提高居民的未來收入預期,增加即期消費;

2.創造就業機會,擴大就業崗位,提高擴大居民的基本生存條件和消費基礎;

3.適度提高我國個人所得稅的征稅點,制定增收減支措施,擴大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

4.改善宏觀消費環境,保障城鄉居民的安全消費,促使居民敢于、樂于消費。主要措施是暢通市場渠道,建立全國統一市場;堅決打擊制假、商業欺騙、偷逃騙稅活動,制定和完善鼓勵消費措施,加快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健全失信懲戒制度;加強農村商品流通體系等;

5.擴大消費領域,增強居民的消費選擇性。在擴大一般性商品服務的同時,在教育、醫療、交通等公共產品方面政府應有的投入,提高居民在這些領域享有的消費水平。

(二)降低政府、企業的儲蓄率,擴大消費需求

對于政府消費需求的提高,政府應該更多地進行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消費,改善公共產品和服務供應,緩解應當公共品供給不足的突出社會矛盾,從擴大投資需求向擴大消費需求轉移,重點支持和完善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企業也應當將更多的“未分配利潤”用于轉移到居民或者政府的支出,而不是將其都用于投資。

(三)農村消費城市化

農村消費要寄希望于城市化。提高農村居民收入,切實提高廣大農村居民的購買能力,是啟動農村居民消費,優化升級其消費結構的關鍵。我國目前農村具有大量的剩余勞動力,要提高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就要使這些剩余勞動力以務工、經商等方式向城市轉移,使之擺脫傳統的農村消費方式,向城市消費方式轉變。同時,加大農村跟生活有關的基礎設施投資比重,使得農民進城更暢通,更好的解決在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存量生產能力過剩問題。

(四)開發不同的消費熱點

在我國帶動消費主力軍的城鎮高收入群體,經過幾輪“購房熱”、“購車熱”、“旅游熱”的消費熱之后,如何繼續挖掘他們的消費需求,擴充內需潛力,將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問題,眾多的觀點認為要積極開發新的消費熱點,在短期內迅速帶動消費需求的提高。同時隨著低收入人群可支配收入的增長,舊的消費熱點依然可以很好的再次發揮作用。總之,對于目前我國居民收入呈現不同的階層,依靠一兩個熱點是很難得到大范圍的消費需求提高,要通過“量體裁衣”,不斷開發新的消費熱點,來分別適合不同的收入階層和消費階層。

(五)加快消費資本化理論的實踐

,擴大消費需求

消費資本化理論是由我國經濟學家陳瑜于21世紀初提出來的,其主要核心內容是,將消費向生產領域延伸。當消費者購買企業的產品時,生產廠家和商業企業應把消費者對本企業產品的采購視同視對本企業的投資,并按一定的時間間隔,把企業利潤的一定比例返給消費者。此時消費者的購買行為不再是單純的消費,他的消費行為同時變成了一種儲蓄行為和參與企業生產的投資行為。于是消費者同時又是投資者,消費轉化為資本。該理論作為新經濟增長的近期理論成果對于經濟的發展資本提出了很好的解決作用,同時她又是增大消費需求,擴大內需的原動力。因此加快該理論的成熟,使之更快的實踐化,增加城鄉居民收入,縮小貧富差距,擴大消費需求。

經濟增長論文:國際經濟和金融危機將擴大內需促進國內經濟增長

當前國際經濟和金融形勢急劇動蕩，在這里危機的時刻我國宏觀經濟運行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我委緊密結合當前工作重點，著力突出實踐特色，把拉動內需、促進經濟增長作為開展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的抓手，確保學習實踐活動取得實效。近期，委黨組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周密部署，超前謀劃，各有關司局快速行動，連續奮戰，及時把中央各項促進經濟增長的措施落實到位，不斷豐富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的實踐成果。

一、深入分析，及早謀劃，適時提出有針對性的對策建議

最近幾個月，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加劇，全球經濟增長明顯放緩，大宗商品價格劇烈波動，國際經濟環境中不確定不穩定因素明顯增多，對我國的影響逐步顯現，國內經濟運行中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正確估量當前國內外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及其影響，事關對經濟總體形勢的判斷，事關宏觀調控方向、力度和節奏的把握。面對嚴峻形勢，委黨組采取多種形式深入分析，把握宏觀經濟走勢。委黨組書記、主任張平同志親自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聽取社科院、發展研究中心、財科所等單位專家對宏觀經濟走勢的判斷和政策措施建議；委黨組成員、副主任解振華同志主持召開專家學者座談會，和中央黨校、體改研究會、國家行政學院、社會科學院等研究機構的知名學者、教授一起交流探討對當前經濟形勢的看法；為克服形勢變化較快、統計數據相對滯后的困難，張平、張國寶、解振華、朱之鑫、張茅、彭森、張曉強、杜鷹、穆虹、劉鐵男、蘇波等委領導分別帶隊赴吉林、江蘇、浙江、江西、湖南、廣東、陜西、甘肅等地實地調研，掌握及時手情況。在正確認識和判斷當前經濟形勢的基礎上，委領導及時謀劃，適時為黨中央、國務院作出決策提出了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包括：

一是組織召開20個單位參加的部門協調會，按照十七屆三中全會和國務院第31次常務會議的要求，分解落實國務院4季度工作部署，確定了包括“保持進出口穩定增長”、“保持合理投資規模”、“加大強農惠農政策力度”、“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支持中小企業發展”、“改善民生”等八項具體工作的分工；二是針對一些主要經濟指標增幅回落較快，會同有關部門及時研究提出了做好四季度經濟工作的建議；三是根據中央領導的要求，研究提出了加快民生工程、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建設和災后重建，提高城鄉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等十項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措施建議。

二、搶抓時間，突出重點，認真落實中央各項政策措施

11月2日下午，接到國務院領導緊急指示后，我委匯集精干力量，在前期大量調研、論證的基礎上，僅用12小時就完成了“關于當前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十項措施”提出建議、初步形成方案的工作，其后在48小時內4次修改完善向國務院常務會議的匯報稿。經進一步完善，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通過我委的匯報稿，總理作重要指示，并議定今年四季度增加中央投資1000億元。11月6日上午，向政治局常委會匯報后，按照總書記的重要指示，我委對“十項措施”作了修改完善，于當日晚間以中發18號文正式轉發實施。

黨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措施出臺后，在委黨組領導下，按照“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準、工作要實”的統一要求，全委群策群力，分秒必爭，克服困難，全力以赴確保各項任務順利完成。

新增1000億中央投資主要用于加快民生工程、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建設，重點非常突出：一是用于加快建設保障性安居工程，安排了100億元；二是用于加快農村民生工程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安排了340億元，占到了1000億元的1/3；三是用于加快鐵路、公路、機場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安排了250億元；四是用于加快醫療衛生、教育文化等社會事業建設，安排了130億元；五是用于加快節能減排和生態建設工程，安排了120億元；六是用于加快自主創新和結構調整，安排了60億元。

由于全委上下一心，晝夜奮戰，投資安排目前正逐步落實到位。比如水利方面的新增投資主要安排了農村安全飲水、大型灌區改造等民生工程和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南水北調等重要水利工程，同時研究提出了江西峽江水利樞紐、貴州黔中水利樞紐、陜甘寧鹽環定揚黃續建工程、新疆肯斯瓦特水利樞紐等重大項目的審核意見，現已得到國務院批準。農業方面安排了國有農墾危房改造、游牧民定居、品質糧食產業工程、動物防疫體系、農產品質量安全檢驗檢測體系建設等方面，用于天然林資源保護和防護林體系建設和農村沼氣建設的新增投資也已落實到位。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在總體原則下重點考慮了向中西部地區傾斜的政策，并優先考慮列入交通“卡脖子”路段解決方案中的“短平快”項目，以有效緩解部分區域運輸緊張狀況。目前，由基礎產業司負責的年內新增中央投資的交通部分，已全部落實到鐵路客運專線、煤運通道和西部干線鐵路、國家高速公路及農村公路、中西部支線機場和西部干線機場等具體項目。在新增1000億元中央投資中，涉及社會事業項目的投資有130億元，也已全部到位，具體落實到了中西部農村初中校舍改造、中等職業

教育基礎能力建設工程、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重點中醫院建設、鄉鎮綜合文化站建設、旅游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節能減排重點工程建設領域新增的投資已經全部落到實處，重點支持十大重點節能工程、資源綜合利用和循環經濟試點項目、重點工業污染治理項目三個方面。支持自主創新是本次中央新增投資的重要方向，共安排16億元中央投資，重點支持四個方面的建設，包括中國科學院知識創新工程、國家工程中心和國家工程實驗室建設、生物、航空等領域高技術產業化示范工程和下一代互聯網升級改造，已經全部落實。其他目前還沒有到位的投資安排，相關司局正在抓緊落實，將于11月23日前全部下達完畢。

三、跟蹤形勢，強化責任，切實防止經濟出現大起大落

委黨組深刻認識到，在當前背景下，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是發改委責無旁貸的首要任務。要把能否履行好職責、確保經濟平穩較快發展、防止出現大的起落，作為這次學習實踐活動是不是真正取得實效的重要衡量標準。黨組主要領導同志多次強調，全委上下都要進一步把思想和認識統一到中央對經濟形勢的分析判斷上來，統一到中央的決策部署上來，統一到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上來。要繼續堅持兩手抓、兩不誤、兩促進，自覺地把開展學習實踐活動同做好發展改革各項工作有機地結合起來。下一步，一要密切跟蹤形勢，判斷國內外經濟的走勢，及時把握可能發生的新變化、出現的新問題；二要完善政策措施，進一步細化擴大內需、促進增長的政策措施，并根據形勢變化及時提出應對措施；三要狠抓工作落實，當前重中之重是要把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各項措施落到實處，盡快見到成效。

經濟增長論文:能力和創新論：考察地區經濟增長的新視角

鑒于新、舊增長理論過于抽象、無法反映商業模式和生產能力（尤其是技術管理能力）在推動地區增長中所起的作用，邁克爾·貝斯特在2001年出版了《新競爭優勢：再造美國產業》一書在書中，作者借鑒新增長理論強調知識的作用、熊彼特強調創新和邁克爾·波特集群分析等有益理論成果，提出：在資源和生產結果之間，存在一個轉換過程。而決定這個轉換效率（地區生產率）和收入水平的，就是商業模式、生產體系和技能形成。由于強調從能力和創新的角度來考察地區增長問題，貝斯特自稱其分析方法為“能力和創新論”(CapabilityandInnovation Perspective)。

貝斯特認為，作為一個動態過程，地區增長主要包括創新型企業內部過程、技術多樣化、企業間相互作用和地區專業化/產業種群變化四個環節，涉及創新型廠商、新企業、企業間網絡、產業化地區四個方面。

創新型企業（Entrepreneurial firm）：一般企業在市場上追求的是產品的差別化，試圖通過增加產品的獨特性來強化顧客的忠誠度；創新型企業所追求的，卻是獨特的能力，其主要方式就是推進市場機會和技術能力之間的互動過程，即企業對市場機會做出反應，并借此來重塑市場。

技術多樣化（Technological diversification）：借助于以下三種方式，創新型企業推動了以“追隨企業”為主體的第二波創新過程：（1）由于技術發展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創新型企業基于自身對新技術發展前景的判斷，基于其自身的人員、技術和財力狀況，將其R&D投資和新產品開發的賭注押到特定的技術發展可能性上。這樣，被放棄的技術發展路徑就為其它企業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機遇；（2）新的市場機會可能規模太小，難以為既有企業利用，最終轉變成了中小企業的發展機遇；（3）創新型企業的技術創新會對產業鏈上的相關生產環節和相關企業帶來變革的壓力和相應的機會。

企業間聯系(Inter-firm Networks)：企業間聯系的方式主要有三種：市場、日本財團（所代表的封閉系統）和開放系統（Open systems）。企業間的關系和企業的內部組織結構緊密相聯。大企業與保持一定距離的、由市場交易驅動的供應關系相對應；日本財團則與長期的供應關系相聯系，在財團內部，各成員企業間形成長期的合作關系，但不同財團企業之間卻很少直接聯系。所以，日本財團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由單個企業獨立完成所有環節生產活動的弊端，但它仍是一個封閉的系統；開放系統也稱作“水平一體化”和專業化企業所組成的緊密企業群，指企業間展開高度的專業化分工，每個企業都致力于發展獨特的生產能力，并借助于網絡化協作來獲得其它的生產能力。網絡化協作是專業化分工原理在企業層次上發揮作用的必然結果，它與縱向一體化相對。縱向一體化通過公司內部的行政指令把不同生產活動聚集在了一起，最終演變成了阻礙變革的力量。網絡化協作借助于設計規則共享和技術界面的標準化，把復雜產品的生產變成了一個簡便的插入式生產系統，從而有效地協調了復雜產品各子系統、各技術領域技術創新的步伐和節奏，推動了產品競爭。開放系統的網絡是與創新型企業相對應的企業間聯系方式。

地區專業化(Regional specialization )：地區專業化包括地區內技術的多樣性和地區間能力的獨特性兩個維度。地區內的技術能力是創新型企業產生、發展的基礎；創新型企業發展自身獨特能力的過程，也使地區技術能力不斷得到更新。地區內技術能力多樣性的增加，促進了獨創性和創新，為“超出預料的”（unplaned）技術組合新方式和產業新種群的產生，為更加充分地發掘多種研究和生產活動的潛力創造了可能。因此，地區技術能力的多樣化對于地區產出至關重要。

不同的商業模式和地區創新能力緊密相聯。作者沿著歷史發展的軌跡，分別考察了斯普林菲爾得兵工廠、福特流水線、豐田體系、佳能模式、英特爾公司所代表的五種生產體系，分析、比較了它們在生產原則、技術管理、企業間組織等方面的不同表現。

作者認為，斯普林菲爾得兵工廠實踐的實質就是通用性。斯普林菲爾得兵工廠改變了過去產品的各個零部件規格大小不一，不能相互替代的局面。通用性原則要求采用專業化的加工機器。采用通用性原則意味著要：把產品分解為不同的組成部分；按照原材料的加工邏輯重組原材料；分析機器操作的每一步驟，以簡化機器操作；與機器的生產、改造和維護商開展網絡化協作。由此，企業的技術管理活動已經不再是一次性地引進效能更高的機器設備，而是逐漸發展成為企業的持續性能力。而協調各專業化機器生產商和使用者的生產經營活動的，則是斯普林菲爾得兵工廠：兵工廠的視察人員經常在整個地區巡視，以發現哪些新工具和新方法可以吸納到兵工生產當中。由于法院裁決國家兵工廠及其私人承包商在生產武器的過程中可以采用任何新出現的生產工具，這就大大加快了新技術傳播和采用的步伐。專利權的開放同與兵工廠的的經常性溝通一道，促進了該地區的技術創新。

福特革命的實質不是人們所通常強調的通用性、流水線和規模經濟，而是生產的同步性。要使傳送帶保持勻速移動，就需要協調從生產線起點到生產線末端各個環節上零部件的生產節奏，以使恰當數量的零部件能夠在恰當的時間到達生產線。特定環節上生產節奏過快會導致存貨堆積，節奏過慢則會形成生產“瓶頸”。單個環節上生產節奏的加快不會對整條生產線的生產效率產生任何影響。因此，雖然福特采用電力技術對企業的組織結構進行了徹底改造，但福特生產線阻礙了此后對各個生產環節上技術創新成果的吸收（特別是在各生產環節技術進步速度大不相同時，情況就更是如此了），導致企業組織僵化、反應遲緩。所以說，福特生產線對技術變革成果的吸納是一次性的，它僅適用于產品生命周期長、技術水平相對穩定的環境。正是因為這一點，福特對T型車表現出了固執的偏愛：“在T型車年代里，——告訴福特先生應采用一些其它辦法來生產T型車是困難的。——福特也強烈反對哪怕是對汽車剎車系統進

行微小的修改”（MichaelBestH:TheNewCompetitiveAdvantage:TheRenewalofAmericanIndustry，p35OxfordUniversity Press， 2001）。流水線的實質，就是借助于（生產線上）存貨的變動為工程師們指明下一步的努力方向，用機器的節奏來強化勞動紀律。但“科學管理”范式的普及、對規模經濟的追求導致美國轉向了大企業模式。這里所謂的大企業，就是小艾爾弗雷德·D·錢德勒當年所定義的現代公司，它們在企業內部實現了生產一體化，按照職能分工來設置部門，借助于中央計劃部門來協調各部門的行動。這樣，個人就被局限在了“或設計或生產、或思考或行動、或構思或實施、或為管理者或為工人”的不同活動角色之中，造成了企業內部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研發、生產和管理活動的分離。大公司設立獨立實驗室（stand-alone laboratory）推廣、應用新技術的具體步驟，也反映了其遵循的是科學——技術——增長的技術發展“線性順序”模式：即首先是R&D實驗室開發出新技術、新產品；其次是負責生產設計和產品設計的工程師細化設計細節；再次是把產品設計分解為具體的加工行為、加工程序和崗位責任，并設計出相應的激勵機制；，把工作任務指派給工人，實施相應的激勵機制以確保完成生產任務。

豐田公司的“即時生產”復活了福特流水線的同步性原則，并把這一原則拓展為用同一條生產線來生產一系列的產品。為此，豐田公司采用了“單元制造”的工作組織方式。在各生產單元內對機器設備進行排列或重新布置，降低了協調整條生產線生產節奏的壓力，為“持續性改進”提供了可能。而“持續性改進”反過來又要求打破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的界限，要求勞動者具備多種技能。佳能公司把研究開發活動分為兩個層次，以滿足經營單元內部開發新產品的需要和公司開發長期核心技術的需要。就這樣，通過引入自我管理的工作團隊和廣泛參與的管理哲學，日本的商業模式改變了研究、開發乃至相關設計活動的結構，把應用性研究和生產應用性研究、實驗室研究結合了起來，大大加快了其采納創新、推出新產品的速度，把壓低生產周期的競爭延伸到了多元化產品生產和新產品開發領域，使許多源于美國的技術創新（如數控機床等）在日本扎了根、開了花。但在企業間關系上，日本財團卻是一個封閉的體系。在財團內，企業之間形成密切的分工合作關系，但不同財團之間卻是相互封閉的，這就大大限制了信息、人員的交流，阻礙了地區創新和能力專業化的發展，最終被以英特爾為代表的新生產體系所超越。

英特爾公司所代表的生產體系是系統集成。系統集成具體包括兩套規則：各子系統的設計規則和把各子系統整合在一起的規則。復雜產品系統包括眾多復雜零部件，涉及許多技術領域。一方面，這些零部件生產的技術創新日新月異；另一方面，不同零部件生產的技術創新又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當年正是為了減輕不同零部件技術創新速度不同所帶來的協調壓力，福特才把其生產線局限在單一產品生產。英特爾公司采用開放的組織架構來解決這一矛盾。借助于開放的產品架構和通用的設計規則，英特爾公司既為各專業化的生產商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又保護了其從事技術創新的積極性。由于消除了生產標準各不相同的障礙，英特爾公司甚至使各專業生產商之間的競爭空前激烈起來。零部件設計的模塊化和快速的技術創新極大地推動了復雜產品系統的技術進步，推動了產品競爭和新產業的發展，使摩爾定律最終變成了現實。英特爾公司的技術開發活動也超越企業的邊界，使基礎性研究、開發性研究和應用性研究有機地結合在了一起。英特爾公司把研究開發活動分為兩類：一類為需要借助于一體化的加工能力進行檢驗的研究，一類為不需要具備相應加工技術的程序。英特爾公司致力于前者，而后者則主要通過外包的方式，由大學研究人員來完成。通過與大學、擁有相關技術的專業化公司、擁有新技術的專業化公司建立起長期的合作關系，英特爾公司把扎根于不同學科、擁有不同語言體系、遵守不同運行規則的創新和技術結合在了一起，從而極大地推動產品創新的過程。

邁克爾·貝斯特強調指出，以開放系統為特征的高技術產業區淋漓盡致地展現了地區創新的動態特征，并成為美國產業的“新競爭優勢”：

首先，創新型企業的技術/市場動態過程導致了創新型企業的產生。新企業推動了地區的技術多樣化，而技術多樣化又提高了技術專業化和獨特技術能力的多樣性。

其次，開放系統的高技術產業區同時也是聯合實驗的試驗室。隨著協作網絡的形成、解散乃至重新建立，網絡化的企業群有效地參與了持續性的試驗過程。方便的市場準入和網絡化協作為技術一體化小組的形成、解散和重新建立提供了便利。

第三，開放系統的產業區增加了區內同時開展的實驗的數量。縱向一體化的公司有可能沿著生產鏈同時開展數項試驗，但產業集群的生產網絡卻可以同時開展數十項試驗，這樣就減少了企業在引進新思想、新創意時所面臨的困難。

第四，開放系統的產業區促進了設計能力的分散化和傳播。設計標準的開放和設計的模塊化把通用界面設計規則同部件設計的分散化結合在了一起，鼓勵了產品各子系統的技術創新。從地區角度看，設計能力的分散化還增加了集體創新能力、強化了產業區甚至還推動了封閉生產系統轉向開放系統。

第五，產業區內不同技術領域之間技術超出預料的相互融合，擴大了區內先進知識的儲備，為創新活動創造了可能性（貝斯特的分析和安納利·薩克森寧對硅谷成功經驗的總結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薩克森寧曾把硅谷的成功歸結為打破等級森嚴的層級制、模糊公司界線的生產網絡和包容失敗的社會環境。可參閱安納利·薩克森寧：《硅谷和128公路地區的文化和競爭》，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

三、富有啟發性的政策主張

長期以來，在談及地區經濟增長時，人們自然會聯想到擴大政府投資、加快基礎設施建設、減免稅費、吸收外資等傳統政策訴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名目繁多的“跑部錢進”現象，層出不窮的稅收優惠現象，以及任意壓低土地出讓費、不計成本吸收外資的現象，與以上認識都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聯系。有害的稅收和收費競爭導致政府收益下降，客觀上帶來了把人均GDP增長等同于經濟發展和忽視社會進步的弊端。貝斯特吸納經濟增長理論的有益成果，從能力和創新的角度來考察地區經濟增長，使人們有耳目一新的感覺。其相關政策主張對于我們尋求促進地區增長的新途徑，也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能力和創新論”的政策主張要點如下：

1.政府推行產業政策的目的，就是要推動創新

型企業的發展。政府對地區增長和高就業負有責任，但這絕不意味著對單個企業的支持。相反，開放系統要求消除阻礙新企業產生、阻礙技術變革的種種因素。

2.在建立行業標準、設定行動目標、推動開放系統建設方面，產業協會和政府機構可以發揮一定的作用。在開放系統的地區網絡內，企業一頭致力于發展獨特的技術能力，一頭扎根于整個系統之中，從相關企業獲取技術進步的新成果。把這眾多企業的各種生產活動協調起來的是產業標準。產業標準越普遍、企業間合作的潛力就越大，就越能把更多的企業和資源卷入到生產體系當中。臺灣筆記本電腦協會有力地推動了臺灣成為世界較大的筆記本電腦生產基地，就是一個典型代表。

3.技能形成根植于學校、企業和政府的相互關系之中。要使技術創新轉化為地區競爭優勢和經濟增長，不僅需要借助于新產品概念，使上游活動、中游活動和下游活動保持同步；更要建立相應的技能形成過程，建立相應的技能基礎。比較成功的經驗主要有：（1）加強研究型大學、實驗室和企業之間的合作，及時識別潛在的技能需求，更新教材和課程設置；（2）投資于技術教育尤其是高中教育。德國19世紀后半期的技校教育就是典型代表；（3）加強車間內技能培訓，提高在職員工的技能。具體如美國的業內培訓、日本的質量運動等。

經濟增長論文:淺論中國的投資、消費與經濟增長

近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許多新成就，但在經濟運行中也存在一些矛盾和問題。主要表現在：經濟運行中固定資產投資過快增長，消費投資增長較弱；金融市場不夠發達，利率效應不夠明顯，金融調控任務艱巨；我國在未來仍可能面臨通貨緊縮壓力。這些問題相互影響，互相制約。本文選取了一些國家(美國、日本、韓國和印度)，結合國際比較分析，進一步認識 今日焦點：

· 專家:振興東北力戒再造萬能政府和思想浮躁...

· 中國中小城市的代表會聚克拉瑪依 探討發展...

· 中國有意參與俄羅斯尤科斯石油公司子公司拍...

廣告

· 今年哪些項目最賺錢 · 要賺就賺有車人的錢

· 今年做什么最賺錢 · 開粥鋪也能成為富翁!

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選取的這些國家比較典型：美國經濟和金融高度發達，經濟總體上比較穩健；日本在經歷60、70年代高速發展后，經濟于90年代陷入長期低迷；韓國經濟一度高速發展，但1997年曾爆發嚴重的金融危機，經過痛苦的調整后，經濟發展勢頭有所好轉；印度是與中國存在諸多類似的典型的發展中大國，其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雖滯后于中國，但在某些方面也有可借鑒之處.

一、我國近期出現投資過熱，但消費增長一直相對較弱

固定資產投資需求增長從2003年年初以來已表現出明顯的過熱跡象。

2003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實際增長24.5%，2004年一季度更是高達43%，這已接近1992和1993年經濟過熱時期的水平。固定資產投資過快增長主要源于幾個方面：一是地方項目投資。2004年一季度，地方項目投資增長60.2%，中央項目投資只增長4.8%。二是集中于工業和建筑業的投資。三是私營和外企的投資。四是部分省市的投資。江蘇、廣東、浙江、山東、上海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居全國前五位，占全國的48%。投資明顯過熱，結構不合理，存在著盲目投資和低水平重復建設等問題。

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的經濟增長一直過于依賴投資的拉動，消費需求亟待提高。多年來，我國的社會消費品零售實際增長率一直遠低于投資的增長率，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關系嚴重失衡。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近年來，發達國家最終消費支出占GDP的比例平均在80%左右，發展中國家平均約為74%，而我國則要低很多。

投資與消費的比例應協調發展。如果投資(主要是固定資產投資)形成的生產能力不能與未來的消費相匹配，就會導致產能過剩，造成資源的巨大浪費；如果投資主要來源于銀行貸款則可能產生大量新增不良資產。

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效率降低，將對經濟和社會發展造成十分不利的影響。

我國資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也稱作投資率)在全球一直居高，而且爬升速度也很快。2003年我國投資率為42.7%，僅次于1993年45.3%的較高水。這表明，我國增加單位GDP所需的投資越來越多，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資源投入而非技術進步基礎上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固定資產投資的迅猛增長帶來許多問題，包括帶來對鋼鐵、電解鋁、水泥等高耗能行業的巨大需求，造成瓶頸制約。但其最主要的威脅是增大了經濟運行的潛在風險。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偏大、增速過猛與貨幣信貸投放偏多相互推動、互為因果。如果任憑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勢必導致產能過剩、企業生產經營困難，銀行呆壞賬增加，金融風險加大等問題。依靠高投資可以推動經濟增長，但不具有可持續性，這已有前車之鑒。

投資過度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企業(包括相關政府部門)低估投資成本。

長期以來，“唯經濟增長”的考核標準取向，促使地方政府熱衷投資，往往給予企業過于優惠的土地、稅收等政策，造成這些企業投資成本低估。另一方面，我國的經濟增長的環境成本被嚴重低估。例如，受高額利潤的驅動，2003年我國鋼鐵、水泥和電解鋁的投資分別增長96.6%、121.9%和92.9%，今年一季度又繼續高位增長。這些高耗能產業的過快增長，造成大面積環境污染。目前我國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分別居世界及時和第二位，水資源污染嚴重。很多企業在生產經營活動中不太考慮外部不經濟(對他人產生的不利影響)，也不對自身制造的污染成本付費，因此往往低估生產成本而進行過度投資。

對付外部不經濟的最有效方法是制定政府的反污染計劃，政府應當承擔其維護公共利益的應盡責任。通過制定技術標準、環保標準，控制污染法令強制企業實行；要求企業支付更高的排放費，從而抑制過度投資。應進一步健全對政府行為的約束機制，對地方政府的政績進行客觀、公開的評審。評審除包括經濟發展外，還應包括就業、環保生態、衛生教育等。政府重大項目決策，應該建立起透明、科學、嚴格的程序，從根本上解決投資過熱的問題。

二、我國金融市場不夠發達，銀行體系不完善

各國經驗表明，沒有健全的金融體系，貨幣政策就談不上良好的傳導機制。由于我國資本市場不夠發達，證券市場仍不夠規范，企業融資主要源自國有銀行，使我國企業融資形成了“居民儲蓄—銀行信用—信貸投資”的模式。我國正處于轉型期，投資中的權利義務關系不對稱，有效的企業治理結構尚未普遍建立，社會信用管理大大滯后，這些因素導致我國的信貸資金效率低下，借貸企業逃廢債現象嚴重，呆壞帳率高，滿足企業的資金需求需大量新增貸款，導致銀行不良資產比率較高。這點與日本比較相似，這種狀況發展下去，蘊藏著巨大的金融風險。

因此，應大力發展和規范資本市場，擴大直接融資，使居民的金融性投資更多地表現為資本市場上的投資行為，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加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建立和健全社會信用管理體系；轉變國有商業銀行的經營機制，使商業銀行成為更有效率的中介 系統。

經濟增長論文:經濟增長下人力資源開發戰略的研究

近幾年,人力資源的開發已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聯合國總署在人力資源的開發報告中表示,全世界各國國民生產總值的提升主要依托的是人力資源,只有一小部分是依托國土資源。事實證明每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需要人力資源提供支撐。在21世紀經濟、科技、軍事、航空航天等領域競爭激烈的背景下,我國作為人力資源極為豐富的大國,更應重視其發展。本文通過對人力資源開發戰略的研究,目的是使我國經濟在人力資源提供保障的基礎上得到更快更穩定的發展。

1經濟增長下人力資源開發現狀

經濟發展對人力資源素質、就業率的需求越來越大,而人力資源的開發力度并沒有跟得上時代需求。比如,人力資源素質低的情況。據調查我國人力資源總數占人口總數的一半以上,居世界首位。而人力資源中文盲總數占了世界文盲總數的四分之一,這大大降低了我國人力資源的利用率。企業是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基礎單位,其管理人員接受教育的平均年限僅為十一年。這就表明有一大部分的企業管理者沒有受到過高等教育,其原因是我國教育投資難以維持龐大的人口總數。又由于我國生產力的限制,生產技術、工藝、使用設備以及人員管理辦法等缺陷,始終拉扯著生產勞動的效率。而應該為生產技術、工藝、使用設備等缺陷做出重要貢獻的技術人員竟然有將近一半的工作任務不處于飽滿狀態,這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力資源的技術性浪費,使得生產力因科技發展緩慢而處于勞動效率低下的狀態,這嚴重影響了我國經濟發展的前景。

2經濟增長下人力資源開發戰略

21以科教興國為意志

根據我國的基本國情,人力資源開發必須走出一條符合我國發展特色的道路。然而這一道路是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才能實現的。首先,我們要做的就是把科學教育作為保障經濟發展快速增長的前提,讓全體社會成員達成共識形成思維意志。其次,根據我國的經濟情況,還要對人口增長的速度進行控制,使人力資源的開發道路求質不求量。作為其開發過程中起關鍵作用的教育,要使其開發產物科技切實地應用到生產力之中,為我國經濟增長下的人力資源建設提供行動的方向。

22以投身教育事業為基礎

人口增長快是人力資源教育投資不足的原因。在經濟全球化進程逐漸加快的今天,人口眾多已經不是我國人力資源的優勢,反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人力資源的建設。這是因為勞動力各方面素質適應不了經濟發展的需求,又因其素質不高的勞動力人口又多,這在一定程度上拖慢了經濟發展速度。要想解決這一問題,必須從教育入手。提高我國人力資源的教育內涵可借鑒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并結合自身實際進行開發。具體措施為增加政府從最基本的基礎教育開始增加投資力度,使人力資源中占大部分的未來勞動力具有較高素質。不光政府的教育投資力度需要提升,社會各界的辦學形式更是要遍地開花。集全社會的力量大力發展教育建設,讓更多的適齡兒童走入校門。從而使我國的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逐漸與發達國家持平。對于已經在早年教育中落下的成年勞動力,可通過各種形式的職業培訓來實現,進而提高我國人力資源勞動力的素質。

23以提供就業機會為手段

勞動力大量失業不僅會拉慢社會經濟發展的腳步,還會對社會秩序造成嚴重的影響。要解決人員失業問題可以通過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來解決。擴大勞動力的需求可以減少人力資源空缺,有效提升人力資源的利用效率。具體措施為調整產業結構發展第三產業,像旅游業、服務業以及商業等第三產業都會提供大量的就業崗位,使閑置的勞動力得到就業機會。再有就是實行就業培訓制度,使培訓、就業分開來實現。具體就是走從開始的待業到培訓到實現就業這一路線,使閑置的勞動力“動起來”。還可以通過企業與勞動力“雙向選擇”的方式,增加人力資源的配置方式從而提升利用率。除了對勞動力就業采取提供崗位的方式外,人力資源中技術人員的利用情況不足也是導致其開發失效的原因。對那些具有較強研究能力與創造能力的技術型人才,要為其提供能發揮其作用的崗位,使其研發出具有高新技術的生產力設備以實現自身價值。這樣一來絕大多數的勞動者就都能投入到經濟發展的建設中去,從而使我國的經濟發展實現穩態增長。

3結論

總之,如今世界各領域競爭激烈,加強人力資源的開發有利于實現經濟的穩定發展。然而我國的人力資源儲備雖說豐富但卻不能為現今的經濟發展需求提供有力的保障,這是人力資源跟不上發展速度的體現。所以,我國人力資源的開發是當務之急,筆者研究出了一系列實施戰略,旨在為開發人力資源方式提出切實的建議。具體內容為建立科教興國的人力資源開發的思維意識、擴大人力資源的教育投資以及提供勞動人員、技術類人員更多的就業機會。人力資源開發只有在思維、教育、就業等方面提高的基礎上,才能有效促進中國社會經濟長期穩定地發展。

經濟增長論文:金融機構存貸款增量與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

青島市作為山東省經濟發展的先鋒，一直以來也是金融發展的核心地區。隨著2011年藍色海洋經濟論壇在青島召開，青島市將引領省內其他沿海城市為山東省經濟帶來新一輪的經濟增長。經濟的增長，勢必會對金融機構的變化與調整以及金融制度的深化帶來更大的壓力與挑戰。因此，研究青島市相關金融指標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指標的選取與模型的說明

為了了解青島市存貸款余額的增長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應用Granger非因果性檢驗模型來進行分析。在對GDP和以及ICD的時間序列進行分析的過程中，應用了ADF單位根檢驗的方法來驗證序列的平穩性，建立相應的誤差修正模型來解決非平穩序列存在的協整關系，并利用Eviews軟件進行最小二乘回歸得到相應的結果。

二、數據的收集與準備

本文采用2007年12月份到2011年3月份的ICD、GDP季度數據作為研究目標，建立兩者數列并進行計量分析（統計數據來自青島市統計信息網）。

三、數據的處理與分析

為了分析存貸款增量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確切關系，要對兩者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在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之前，先對GDP以及ICD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顯示ICD、GDP序列均為一階單整序列。在GDP和ICD的一階差分序列平穩后，對GDP和ICD進行普通的最小二乘回歸，得出模型回歸的估計結果，并且得到一個對模型估計形成的殘差序列，對該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該殘差序列是平穩序列，即表明序列GDP和ICD具有協整關系，因此我們建立誤差修正模型來解決這個問題。

1.誤差修正模型

2.格蘭杰因果檢驗

四、結論

通過對青島市金融機構的存貸款余額增量與GDP的季度數據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可以發現二者之間存在著雙向的因果關系，即經濟的發展帶動了金融機構存貸款余額的增長，同時存貸款余額的增長也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Granger因果檢驗的統計量表明，在一年的時間跨度內，金融機構存貸款余額與GDP存在著明顯的影響與預測的關系，而在超過一年的時間后，Granger因果檢驗的統計量的值會發生明顯且較大的變化。這向我們反映了一個信息：經濟政策對與經濟發展的影響是有時效性的，對于青島市來說這個時間跨度不超過一年，即政府要通過經濟政策對經濟發展產生影響，必須要在一年內將政策傳導并落實，隨著實施時間的加長，效果會逐漸的減弱。

實證的結果也表明，相比ICD對于GDP的作用，GDP對ICD的作用更明顯一些，政府要通過經濟政策對信貸規模和渠道來進行調整的效果更明顯，而只通過信貸渠道來對經濟來進行干預和影響，效果則會小一些。這就說明了，政府要對經濟進行指導或干預不能只依靠單一的金融指標來進行調整，要將信貸規模、利率、市場需求等綜合因素考慮在內，總體的來進行調控才能達到好的效果，同時在對單一金融指標進行調控的同時也要考慮其對整個經濟發展的影響。

經濟增長論文: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關系實證研究

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關系實證研究

股票市場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是經濟增長理論中的新領域。多數的實證分析證實股票市場發展促進了經濟增長。那么，我國股票市場的建立和發展是否有利于我國經濟的增長呢?回歸分析表明：我國股票市場規模的擴大、交易率的提高增加了國有單位的固定資產投資，加快了企業的技術進步，推動了我國經濟更快的增長。因而，股票市場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有很強的正相關性。據此，我們可以認為股票市場發展是我國金融深化的重要環節，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一股推動力量。

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關系是經濟增長理論研究中的一個新課題。當經濟學家詳細探討了貿易與經濟增長、金融中介與經濟增長關系后，感到如何界定股票市場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其目的是要揭示未來股票市場的發展前景和經濟增長的潛力。對于股票市場尚未充分發展的許多發展中國家來說，假如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那么，促進股票市場的發展就是顯而易見的政策建議。

截至20__年3月初，我國股票市場的A股流通市值已達10609．4億元，在上海與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發行A股的公司達到了929家。股票市場的規模和流動性指標與發展中國家以及發達國家相比，已經達到較高的水平。我國1993—1999年間A股流通市值與GDP的比率平均為0．052，46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1976—1993年間的平均比率為0．32。1993—1999年間我國A股的平均交易率(股票成交金額與GDP的比率)為0．275，1976—1993年間美國股市的平均交易率為0．29，英國為0．253，韓國為0．183，泰國為0．144。顯然，我國股票市場的發展與國民經濟之間的關系越來越緊密了。

怎樣研究和確定股票市場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呢?萊文和澤爾沃斯(LevineandZeros，1998)在總結阿切和喬萬諾維克(AtjeandJovanovie，1993)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再次證實了一個重要的假設：股票市場的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有很強的正相關關系。

本文運用萊文和澤爾沃斯(1998)提出的方法對1993—1999年期間我國股票市場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進行實證研究，以檢驗我國股票市場的發展對經濟增長是否起到了促進作用。一、變量與數據的解釋

為了檢驗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關系，我們需要確定以下幾個方面的指標。

(1)股票市場發展的指標。下述四個指標可以反映我國股票市場的發展水平。

及時個指標是資本化率，用Capitalization表示，等于每一季度A股流通市值與名義季度GDP的比率，我們用它來反映股市的發展狀況。之所以選擇流通市值而不是市價總值，是因為我們認為國家股和法人股并沒有上市流通，不具備股票市場應有的風險分散、信息收集等功能，只有社會公眾股才能代表我國股票市場的規模和發展水平。股票市場規模越大，募集資本和分散風險的能力越強。考慮到B股相對于A股規模較小，1999年底B股流通市值僅為A股流通市值的3．5％，將B股舍去不會影響計量模型的性。流通市值等于在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的股票A股流通市值之總和。1998年和1999年的季度流通市值數據來自《上海證券交易所統計月報》(1998．1—1999．12)和《深圳證券交易所市場統計》(1998．1—1999．12)；上交所1994年第三季度至1997年第四季度的流通市值和深交所1994年及時季度至1997年第四季度的流通市值來自《中國證券期貨統計年鑒》(1995—1998年)；上交所1993年及時季度至1994年第二季度的流通市值和深交所1993年的季度流通市值無法從公開出版物上獲得現成數據，我們利用上市公司每季度末的流通股本和股票的收盤價計算而得。1992年第四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的季度GDP數據來自《中國統計》(1992．11—20__．2)。

第二個指標是交易率，用Value表示，等于上交所和深交所每季A股總成交金額與季度名義GDP的比值。反映出以經濟總量為基礎的股市流動性。1998年及時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的A股成交金額來自《上海證券交易所統計月報》(1998．1—1999．12)和《深圳證券交易所市場統計》(1998．1—1999．12)；1994年至1997年的A股成交金額來自《中國證券期貨統計年鑒》(1995—1998年)；1993年的A股季度成交金額在公開出版物上難于找到現成的數據，我們依據《中國證券報》(1993．1—1993．12)和《證券市場周刊》(1993．1—1993．2)上的數據計算得出。

第三個指標是換手率，用Turnover表示，等于A股季度成交金額除以A股季度流通市值。高換手率意味著相對低的交易費用。第二和第三個指標均反映了股票市場的流動性(Liqridity)。

第四個指標是股票市場收益率波動，用Volatility表示，等于滬市A股指數的季度標準差。滬市A股指數來自《中國證券報》(1993．1—1999．12)。在我們研究的期限內，深市和滬市大盤的走勢基本一致，因此，我們只計算了滬市A股指數的標準差。因為上市公司的季度紅利分配數據無法得到，所以我們在計算股票收益率的波動時，只計算了資本利得的標準差。

(2)經濟增長指標。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我們使用三個經濟增長指標。

及時個指標是實際GDP季度環比增長率，用GY表示。我們以1993年及時季度為基期，計算各季的商品零售價格指數(RPI)，基期RPI=100。用名義GDP除以當季的RPI就得到實際GDP季度環比增長率。在計算各季的商品零售價格指數時，采用商品零售價格的月度環比數據，其中1996年和1997年各月的數據來自《中國物價及城鎮居民家庭收支統計年鑒》(1996年、1997年)，其它年份的商品零售價格月度環比數據散見于《價格理論與實踐》(1992．11—20__．1)、《中國統計》(1992．11—1996．2)、《宏觀經濟管理》(1994．8—1996．2)。需要指出的是，在Capi-talization、Valre以及下文中的Savings、Depth指標中，我們使用的均是名義GDP，這是因為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同時作用于這些指標的分子與分母，兩者相除在一定程度—亡抵銷了這種影響。

第二個指標是國有單位固定資產投資季度環比增長率，用GC表示。理由是：①無法獲得資本存量的季度折舊數據，所以不使用資本存量增長率指標；②無法獲得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整的季度數據，由于我國上市公司絕大多數屬于國有企業，股票市場的發展和國有企業的投資活動聯系較為密切，所以使用國有單位固定資產投資的數據。各季度國有單位固定資產投資的 名義值同樣除以季度零售物價指數而化為實際值，然后再計算各季度的環比增長率。1993年及時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的名義國有單位固定資產投資數據來自《中國統計》(1992．11—1994．5)和《宏觀經濟管理》(1994．8—20__．2)。

第三個指標是居民的銀行儲蓄率，用Savings表示，等于居民本季度末的儲蓄存款余額減去上季度末的儲蓄存款余額再除以該季度的名義GDP。1993年及時季度至1997年第四季度的居民儲蓄存款季度末余額來自《中國金融統計年鑒》(1995—1998年)，1998年及時季度至1998，年第四季度的居民儲蓄存款季度末余額來自《宏觀經濟管理》(1998．5—20__．2)。

(3)傳統的金融深化指標。用Depth來表示，測定金融中介的規模，等于金融中介的流動負債(現金以及銀行與非銀行金融中介的活期和帶息流動負債)與當季GDP的比率，即M2／GDP。這里的M2是上季度末和本季度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存量的算術平均值。1993年及時季度至1997年第四季度的M2來自《中國金融年鑒》(1995—1998年)，1998年及時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的M2來自《宏觀經濟管理》(1998．5—20__，2)。因為1993年前后M2的統計口徑發生了變化，所以1993年及時季度的Depth指標中的M2更指1993年及時季度末的廣義貨幣供應量余額。在現實世界中，經濟增長受到許多因素內影響。為了檢驗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是否獨立于其它變量，有必要結合相定變量進行分析。金融中介與股票市場在優比資源配置中的功能有很多重疊之處，西方關于金融中介的理論表明金融中介同樣能夠降低信息獲取成本、促進對大企業的控制，以及提供風險分散和提高流動性的機制。但越來越多的理論和實證研究表明股票市場和金融中介在經濟體系中提供了不盡相同的功能。例如，股票市場在提供風險分散和提高流動性機制方面似乎有更大的優勢，而金融中介在降低信息獲取成本和對大企業控制方面似乎比股市做得更好。因此，我們把股票市場和金?謚薪櫸旁諭桓瞿P橢薪惺抵ぱ芯浚約煅榘私鶉謚薪槎躍迷齔さ撓跋旌蠊善筆諧∮刖迷齔ぶ淶南喙匭浴6⒒毓榻峁捌浞治?/gt

運用統計軟件對我國股票市場發展狀況的指標和經濟增長指標之間的關系進行線性回歸，我們得到以下幾個結果：結果一：Capitalization、Value和Capitalization(-2)和Capitalization(-4)、Value(-4)都顯著地進入回歸模型(相應的t檢驗值都大于1．71)。

當期的Capitalization、Value和GY之間的高相關度并不一定說明股票市場的發展推動了經濟增因為當期經濟的繁榮同樣會導致當期股票市場交易的活躍。在回歸模型中，CaPitalization(-4)的偏相關系數比Capital-ization的偏相關系數要大(由1．93增加到2.37)，而Value(-4)的偏相關系數與Value的偏相關系數相比，則沒有發生多少變化(由0．63變化到0．60)。這說明當期股票市場的規模和流動性水平與一年后經濟增長率的相關度是非常高的。僅僅根據上述數據，我們仍然不能得出股票市場推動了經濟增長的結論。因為還存在著另外‘下問題——“價格效應”，即預期將來經濟的繁榮會導致當期股票價格的上漲、股票交易的活躍。“價格效應”會使股票流通市值擴大，成交金額增加。為了檢驗“價格效應”是否是促成GY和Capitaliza-tion(-4)，Value(-4)之間高相關性的主要原因，我們把Capitalization(-4)和Value(-4)放在同一個方程中進行回歸，表1顯示的回歸結果表明價格效應不是主要原因。因為Capitalization(-4)仍然顯著地進入回歸模型，而且Capitaliza-tion(-4)的偏相關系數雖然有所下降(由2．37下降為2．28)，但依然相當大。由于，我們大膽地引申出如下結論：這些年我國股票市場的發展對我國經濟的增長在總體上起到了有力的促進作用。為了增強這一結論的說服力，下述幾個方面的論證無疑是必要的。

首先，銀行貸款得到的是固定的利息收入，無法分享高風險投資帶來的高收益。因此，銀行的中長期貸款總是在貸款合同中規定貸款的用途，限制企業將資金投資于高風險項目。投資者購買股票能夠通過股票價格的上漲，分享高風險投資帶來的高收益，因此，上市公司將籌集的資金大部分用于知識、技術更加密集的項目得到了投資者的認可，而且企業在投資這些項目時不再面臨短期還本付息的壓力。上市公司確實也將80％以上的資金用于新建、擴建項目和技改項目，這些項目的投資回報率一般都較高。

其次，上市公司的股票價格是廣大投資者對公司投資決策、管理水平、經營業績較為客觀的評價，會對公司管理層產生一定的監督壓力。朝陽產業、高科技產業的高市盈率會促使上市公司管理層增加對科研的投入，增加產品的科技含量。同一產業內上市公司股票價格的差異反映了投資者對公司經營管理水平的不同評估，公司的股票價格隨著不盡如人意報表的公布而下跌，這些都是投資者迫使企業管理層改善自身管理水平、提高企業經濟績效的一種市場壓力。股價的低迷也將使公司配股資金的籌集遇到極大的困難，這是股票市場保障資源優化配置的一項重要機制。縱觀目前國內學者關于中國股市有效性的實證研究結果，大部分結論支持中國股市已逐漸達到弱式有效性，即股票價格反映了所有過去的價格和交易信息。股票市場達到弱式有效性也意味著股票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在不斷提高。

第三，國有銀行在貸款項目的選擇上并沒有一套科學、嚴格的評估方法，而且還要經常發放一些低效的政策性貸款，對那些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進行“輸血”，使銀行信貸資源沒有實現配置。我國公司上市名額非常稀缺，證監會的選擇盡管不是的，但是基于“稀缺性”所形成的遴選機制，使獲準上市的企業往往是該行業、該地區的企業，相對說來，募集資金的流向和使用效率還是相當高的。此外，我國股票市場對上市公司配股權的獲得規定了年度凈資產收益率的下限，這是保障資源優化配置的一項重要制度。

第四，我國國有企業所有者缺位，對國有企業經營者的監督非常缺乏，作為大信貸者的國有銀行，同樣面臨委托——的沖突問題，對企業信貸的使用缺乏事后的監督，使資源在企業內部并沒有得到的配置。將國有企業推向股票市場，建立起董事會、監事會、股東大會，特別是吸納的法人投資者對國有企業管理者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監督。上市公司要定期公布中報、年報和一些重要事項，也就增加了國有企業管理的透明度，便于企業接受外部投資者的監督。對1998年底已在滬深兩市交易的174家上市公司的統計顯示：1994年至1998年間總經理共發生了65次非正常變更(排除因年齡、生病這兩種原因引起的變更)，平均每家公司為0．37次。上市公司經營業績差、公司發生購并引起股權結構的變動是總經理非正常變更的主要原因。我們的統計表明，在1998年發生的52起實質性資產重組(及時大股東易主)中，總經理全部被更換。通過股票市場，對上市公司管理者內部監督、外部約束的加強有利于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結果二：在股票市場的規模指標和流動性指標都進入模型的三個回歸方程中，Val-ue、Valre(-2)和Valre(-4)都 不再顯著地進入回歸模型(相應的t檢驗值都較小)。

這說明在我國股市發展處于初級階段的這幾年里，股票市場規模的擴大，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擴容”，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遠遠大于提高股票市場的流動性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這一結論與萊文和澤爾沃斯(1998)得出的結論差異較大。萊文和澤爾沃斯對42個國家作了跨國分析后認為，提高股票市場的流動性，便利股票的交易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大于擴大股市規模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對此，我們的解釋是：提高股票市場的流動性，能夠降低投資股票的風險，從而使投資者更愿意投資于高風險、高回報的長期項目。但是我國股票市場的發展尚處于初級階段，廣大投資者對新股的需求遠遠大于供給，存在著新股的“短缺”現象，這也是我國對新股發行實行配額制的原因。在這種情況下，投資者購買新股的熱情決不會因為股票市場流動性的降低而減少。更重要的一個原因可能是直接融資替代間接融資使資源配置的優化效應大于因股市流動性增加而加強了對企業管理層的監督所實現的優化資源配置的效應。而且，股市規模的擴大便于投資者隱藏私人信息，對私人信息的壟斷能使投資者獲取更高的交易利潤，這就激勵投資者花費更高的成本去搜集企業信息。這些信息將隨著股票交易逐漸滲入到股票價格中，股票價格對企業信息的反映越是充分，股票市場的價格信號功能和對管理者的監督控制功能就越完善，資源的配資效率就越高。

結果三：換手率指標Turnover、Turnover(-2)、Turnover(-4)都不顯著地進入回歸模型。而且換手率的偏相關系數相當小，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聯度很低。

我國股票市場的換手率極高，1993年至1999年年度平均換手率為5．27，1976—1993年間美國的平均換手率0．493，日本為0．469，泰國為0．739，韓國為0．832財。我國股票市場的換手率不僅高，而且與實質經濟發展狀況相脫離，由換手率指標與經濟增長率之間關系的非顯著性可以看出，我國股票市場的投機性非常強。在一個股機性很強的股票市場中，投資者購買股票是為了在短期內將股票在一個更高的價位上拋售，追求的目標純粹是資本利得。這種短期行為使投資者更關注股票的技術分析、K線形態、炒作概念，而對上市公司的投資決策、管理效率、經營業績、行業發展都不會花費足夠的精力去調查研究。這樣，上市公司的管理層就不會面臨中小股東的監督壓力，而且股票價格中包含的實質信息也會非常少。股票價格與公司實際經營管理狀況相脫離，資本市場對上市公司管理層的監督就被削弱了。

結果四：Volatility和Volatility(-4)都不顯著地進入回歸模型，Volatility(—2)顯著地進入回歸模型，而且Volatility(—2)的偏向關系數是-1．09。

這說明我國股票市場收益率的波動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國民經濟的穩定發展。股票市場總體收益率波動的標準差可以看作是投資股票的市場風險，這種風險是無法用投資組合加以克服的。因此，這種市場風險越大，則風險規避的投資者就越不愿意投資于股市，他們寧愿將錢存在銀行里，追求低風險的穩定收益。這勢必會影響新股的發行規模、發行市盈率以及已上市公司的配股功能。這從一定程度上證實了德龍等人(BradfordDelongetal，1989)的觀點：股票市場收益率的波動會阻礙投資和資源的優化配置。

結果五：金融深化的指標Depth顯著地進入所有的回歸模型，而且Depth的偏回歸系數是負的。

這一檢驗結果與其他學者的研究結論相似，金融中介的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有顯著的負相關關系。

三、進一步解釋

一國的經濟增長率由人均資本存量和全要素勞動生產率決定，股票市場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也是通過影響人均資本存量和全要素勞動生產率來實現的。居民的儲蓄存款是社會的人力資本投資、企業固定資產投資、研究與開發的重要資金來源，而這些方面的投資決定了一國經濟增長率的高低。因此，為了進一步檢驗中國股票市場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同時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我們可以從以下兩個回歸模型進行分析：

1.中國股票市場發展與國有單位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相關性模型。這一模型的回歸結果顯示，除了Capitalization(-2)和Vaule(—2)外，其余衡量我國股票市場發展狀況的幾個指標均不顯著地進入回歸模型。

Capitalization(-2)和Vaule(-2)的偏回歸系數均為正，這說明股票市場規模的擴大，交易的活躍增加了國有單位固定資產的投資。而且這個效應滯后了半年，說明我國上市公司從資金募集到項目投資的間隔大約為半年左右。同時，股票融資和國有單位固定資產投資之間的正相關關系也說明股票市場的直接融資和銀行的間接融資并不是純粹的替代交系，企業從股票市場募集資金后確實會減少向銀行借款，但是企業募集資金的大部分卻是投向一些技術含量較高、投資周期較長的新項目，而這些項目在企業上市之前是很難從銀行獲得貸款的。即使能夠獲得銀行貸款，也會因為資金成本過高降低了投資項目的收益率而被企業放棄。如果這些項目獲得資本市場的支持，就可以轉變成新的生產能力，其收益率是比較高的。從這個角度看，股票市場優化資源配置的功能確實加快了企業的技術進步，有利于產業結構升級，推動了經濟增長。研究顯示，當期固定資產投資的增加只是等量的增加了國內生產總值，而投資項目外部性的逐漸溢出則提高了全社會的勞動生產率，推動了經濟以更快的速度增長。鑒于我國季度勞動生產率數據難覓，我們無法對勞動生產率和股票市場發展的相關性進行回歸。

2．中國股票市場發展與居民銀行儲蓄的相關性模型。這一模型的回歸結果顯示：

結果一：當期、滯后半年和滯后一年的Capitalization和Value均顯著地進入回歸模型(相應的t檢驗值均大于1．71)。股票市場的規模指標和交易率指標與居民銀行儲蓄率呈負相關性。

這說明，股票市場規模的擴大、交易的活躍將誘使居民減少投機性貨幣需求，將這部分儲蓄存款投資到股票市場中。因為，投機性貨幣需求追求的只是資產的較高期望收益，股票價格的普遍上漲、市場成交量的放大使股票投資的收益率遠遠超過了銀行儲蓄。1999年“5．19”行情啟動后，第三和第四季度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僅比上季度增加了190．83億元和257．69億元，而1998年第三和第四季度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則分別比上一季度增加了1633億元和1827億元。20__年2月14日股市暴漲了9％以后，滬深兩市開戶的投資者在3天內劇增了7萬多戶。股票一級市場的穩定性高收益也吸引著大量的資金滯留在股票一級市場中，隨著股市的不斷“擴容”，越來越多的儲蓄存款加入到“搖獎隊伍”。我們的實證結果證明了本斯維格和史密斯(BenciVengaandmith，1991)提出的觀點：股票市場流動性的提高、交易成本的下降將導致居民銀行儲蓄率的下降。居民儲蓄存款的下降會減少銀行的可貸資金，進而使新增投資下降，最終減緩了一國的經濟增長率。本文前面的回歸結果卻表明股票市場推動了我國經濟的增長。對此，我們的解釋是：a．在我國股票市場發展的初期階段，股票市場實現的資源配置優化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要大于居民銀行儲蓄率下降導致的投資下降對經濟增長的抑制作用；b．國有企業通過新股發行和配股融通到的資金部分補償了銀行門接融資的下降；c．近年來我國銀行業一直處于“超存”的狀態，居民儲蓄存款的下降，一部分減少了銀行的超額準備金，資金的更加有效利用還提高了投資收益率。

結果二：Volatility(-2)和Savings呈顯著性正相關關系。

這說明股票市場的系統風險越高，居民就越青睞收益穩定的銀行儲蓄。股票市場上投資者數量的減少，交易資金的下降將削弱股票市場功能的發揮，從而阻礙經濟的增長。這一結果進一步論證了本文Volatility(-2)和GY之間的負相關關系。

結果三：GY(-4)在所有的回歸方程中都和Savings呈非常顯著的負相關關系。

這說明上一年收入的增加會導致當期居民銀行儲蓄率的下降。一種可能的解釋是：根據持久收入假說，如果居民預期未來的收入會保持現在的增長速度或以更高的速度增長時，他們會在下一年度增加消費，減少儲蓄，提前享受未來收入增長帶來的好處，從而盡量使較長 一段時間內的消費趨于平穩。這樣，我們就會看到儲蓄率將隨著經濟增長率的提高而下降。四、結論

本文的實證研究證實了萊文和澤爾沃斯的假設：股票市場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有很強的正相關性；而與股票市場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極其有限的結論不同。本文的主要結論是：(1)股票市場規模的擴大、交易率的提高促進了我國經濟的增長，股市規模的擴大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尤為顯著。(2)股票市場收益率的波動抑制了儲蓄資金投向高效率的項目，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經濟的穩定增長。(3)股票市場規模的擴大、交易率的提高增加了國有單位固定資產的投資數量，加快了企業的技術進步。(4)股票市場規模的擴大、交易率的提高導致我國居民銀行儲蓄率的下降，卻提高了直接融資的比重。(5)股票市場通過改善投資效率、優化資源配置而提高了全社會的勞動生產率，進而提高了我國經濟的增長質量。

全文的分析表明，盡管因勞動生產率等數據指標難覓，從而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實證檢驗的結論，但多數的指標均表明我國股票市場在1993—1999年間的發展促進了經濟增長。因此，股票市場的積極“擴容”，可以成為中國經濟持續和高速增長的一股推動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