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經濟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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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經濟學論文:西方經濟學中的范式演變

西方經濟學中的范式演變

托馬斯·庫恩（T.S.Kuhn）在其名著《科學革命的結構》中闡釋了“范式”（Paradigm）的概念。所謂范式，就是指科學家之間圍繞假設、方法論原則、技術、事例等形成的一致看法，以及最終形成的一種學術思想和學術概念體系。因此范式可以說是作為一種學科探討基礎的思想、技術和方法論的“模子”，其實質是一種語言方式。在同一學科中，可以有若干個對立的范式，客觀的科學是沒有的。科學的歷史，實際上是各種范式接替的歷史，各種范式根據(jù)它們接近被觀察現(xiàn)象的實質的較大效率而相互接替。但是，誰也不能肯定，在某一時期形成科學核心的范式永遠不會被另一種競爭力更強的新范式所替代。例如在物理學中，牛頓的經典力學是一種范式，相對論是一種范式，量子力學又是一種范式。近年來霍金和彭羅斯（R.enrose）致力于建立物理學的大一統(tǒng)理論，希望將廣義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結合起來，其實質也是用一種新范式來代替另外兩種舊范式。

將范式的觀念運用于經濟學，我們發(fā)現(xiàn)西方經濟學的發(fā)展也經歷著范式的演變。

一、亞當·斯密的古典政治經濟學——范式的建立

經濟學最初的范式是由亞當·斯密（A.mith）建立起來的。斯密建立起了政治經濟學的范式和理論體系，從而使政治經濟學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其標志是1776年《國富論》發(fā)表）。馬克思指出，“在亞當·斯密那里，政治經濟學已發(fā)展為某種整體”。（注：轉引自陳冬野《亞當·斯密的經濟理論體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頁。）

1.經濟人假設

所謂經濟人假設，就是認為人類的一切活動，都是為了追求個人經濟利益。斯密將其規(guī)定為“每個人為改善自己的境遇而不斷進行的恒常努力”。其實斯密并非只看到個人私利而不重視人類的道德倫理（可以參見其名著《道德情操論》）。他也是在反復思考了“經濟人”和“道德人”后，才確認經濟人是更加符合實際的假設，并且更有利于建立經濟科學。

2.看不見的手假設

斯密認為個人追求個人私利的行為可以通過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而最終促進整個社會的福利。因此斯密認為國家的職責在于維護市場秩序，保護個人經濟自由，而非干涉市場。

3.社會分工假設

斯密認為交換是人類的天性，這種天性促進了社會分工，而社會分工的發(fā)展促進了國家財富的增長。

4.研究對象

斯密將政治經濟學的對象規(guī)定為經濟、政治以至各種上層建筑，而非僅僅是經濟領域。

二、馬歇爾的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的繼承

19世紀70年代起，經濟學經歷了一場邊際革命，這實際上是一場方法論上的革命，而非范式的革命。受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邊際革命的影響，馬歇爾（A.Marshall）于1890年出版了《經濟學原理》，其中運用邊際分析研究需求和供給，其核心是均衡價格。由馬歇爾奠定的這派逐漸成為主流經濟學，被稱為新古典經濟學（NeoclaicalEconomics）。新古典經濟學部分地繼承了斯密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兩者相比，新古典經濟學的范式變得狹窄了。首先，研究對象范圍變小了，新古典經濟學脫去了“政治”兩個字，將研究對象局限為經濟領域。另外，新古典經濟學家們逐漸遺忘了斯密對社會分工的洞見。

新古典經濟學的范式可以概括為兩條。

1.理性人假設

理性人假設實際是對斯密經濟人假設的延續(xù)。理性人假設是指個人通過自己的理性進行選擇，在給定偏好和約束條件的情況下，個人總是能夠使效用達到較大化。

2.市場均衡假設

在給定理性人假設的前提下，市場總是能達到均衡（瓦爾拉斯均衡），而此時的資源配置是的（帕累托）。因此新古典經濟學實際上是以價格為核心，研究市場如何配置資源。

三、凱恩斯革命——范式的革命

從斯密到馬歇爾，經濟學的范式發(fā)生了繼承和延續(xù)，但沒有發(fā)生根本性的變化。對經濟學范式上的革命是由凱恩斯（J.M.Keynes）來進行的。1929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fā)了經濟大危機，人們開始懷疑市場的力量。在新古典經濟學的范式下，經濟學家無法對此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在這個背景下，凱恩斯進行了一場經濟學范式上的革命。在此基礎上，他建立了宏觀經濟學的范式，并成功地解釋了大蕭條。這一革命以1936年《就業(yè)、利息和貨幣通論》的發(fā)表為標志。

凱恩斯理論的范式可以概括為3點。

1.有效需求不足

凱恩斯認為由于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資本邊際效率遞減以及流動性偏好的存在會造成有效需求不足。而這在新古典經濟學的范式下是不會出現(xiàn)的，因為供給總是能創(chuàng)造需求（薩伊定律）。

2.工資剛性

凱恩斯認為由于存在工資剛性，價格的變動是很遲鈍的，不能適應需求不足的變化。而在新古典經濟學的范式下，工資和價格的變動都是迅速及時的。

3.市場無法自動出清

凱恩斯認為由于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和工資剛性，市場就無法自動達到供需平衡，即無法自動出清，所以會出現(xiàn)大蕭條。因此凱恩斯主張國家干預市場。而在新古典經濟學的范式下，價格的迅速變化總是能使供需自動達到均衡，因此反對國家干預市場。

由于大蕭條的出現(xiàn)，新古典經濟學的范式對經濟現(xiàn)象的解釋不再有效，而凱恩斯的范式有效地解釋了大蕭條。從而新的范式取代了舊的范式。凱恩斯的理論是從總量上來研究資源利用問題，因此稱為宏觀經濟學。他的追隨者在他建立的范式上發(fā)展完善了宏觀經濟學，被稱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KeynesiaEconomics），成為經濟學的主流。

四、新古典綜合派——新舊范式的結合

所謂新古典綜合，就是指凱恩斯理論和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兩種不同范式的結合。它的發(fā)展經歷了一個過程。早在1937年，希克斯（J.R.Hicks）畫出了最早的IS－LM曲線，其中運用了凱恩斯理論和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被認為是新古典綜合的開端。（注：參見趙漢平主編：《西方經濟思想庫》第三卷，經濟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頁。）1948年，薩繆爾森（P.A.Samuelson）的《經濟學》出版，標志新古典綜合派的形成。1961年，《經濟學》第三版中，薩繆爾森正式提出了“新古典綜合”。他認為凱恩斯的理論是通過國家干預經濟達到充分就業(yè)，而如果充分就業(yè)（均衡）實現(xiàn)了，那就恰恰滿足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范式）。因此他將凱恩斯理論稱為宏觀經濟學，將新古典經濟學稱為微觀經濟學，放在同一本教科書中。他本人也成為新古典綜合派（Neoclaicalynthesichool）的代表人物。新古典綜合的實質是為了更有效地解釋經濟現(xiàn)象，而將經濟學的新舊兩種范式結合在一起，但是它并沒能取消兩者的矛盾，只是掩蓋了矛盾。

五、一場更大規(guī)模的革命——第二次革命

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資本主義世界出現(xiàn)了滯脹現(xiàn)象。凱恩斯理論的范式遭到了巨大的挫折。人們開始厭惡國家干預，重新向往自由市場。在這種背景上，一場新的、更大規(guī)模的經濟學范式上的革命展開了。以弗里德曼（M.Friedman）為首的貨幣主義者首先對新古典綜合派發(fā)起攻擊。他們恢復了新古典經濟學的貨幣數(shù)量論，藉以批評凱恩斯主義者的國家干預政策，提倡經濟自由。理性預期學派（SchoolofRationalExpectatio）的盧卡斯（R.Lucas）走得更遠。他借助于理性預期的假設，并通過運用現(xiàn)代數(shù)學，推翻了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的范式——有效需求不足、工資剛性以及市場的無法自動出清，從而恢復了新古典經濟學的范式——市場自動實現(xiàn)均衡。盧卡斯的結論是穩(wěn)定的政策都能被預期到，而能被預期到的政策是無效的。之所以會出現(xiàn)種種市場 失靈現(xiàn)象實際上是變化不定的政策造成的。這是一場對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范式的反動，被稱為理性預期革命。在更廣的范圍內，新古典經濟學的范式得以恢復和發(fā)展。西奧多·舒爾茨（T.Schultz）和加里·貝克爾（G.Becker）在人力資本理論方面，布坎南（J.Buchanan）在公共選擇理論方面，都運用了新古典經濟學的范式。并且將研究對象從經濟領域擴大到了非經濟領域，包括政治、婚姻、家庭、犯罪等各種不同領域。在新古典經濟學復興的過程中，對范式的革新也是普遍存在的。一些經濟學家發(fā)現(xiàn)新古典經濟學不能解釋企業(yè)的出現(xiàn)，也不能解釋制度的變遷。于是他們引入了交易費用的概念，并重新解釋了產權。新的范式是將人們的交換行為設想為一系列談判過程，而談判是需要談判者付出代價（即交易費用）的。因此理性的人就需要在交換（收益）和交易費用（成本）之間進行選擇。產權實際上是交換的前提，而制度則是降低交易費用的手段。在這個范式上，科斯（R.Coase）和諾斯（D.North）等經濟學家發(fā)展了交易費用理論、企業(yè)理論、產權理論、制度和制度變遷理論，（注：交易費用理論和企業(yè)理論真正起源于1937年科斯的論文《企業(yè)的性質》，但其獲得實質性發(fā)展是在80年代以后，產權理論和制度變遷理論則主要是在60年代以后起步。）等等。

八十年代以來，由納什（J.Nash）、澤爾騰（R.Selten）、海薩尼（J.Harsanyi）領導的博奕論開始應用于經濟學。博奕論對新古典經濟學的范式進行了進一步的修正。在后者的范式下隱含了兩個基本假定。一個是假定市場參與者數(shù)量足夠多，從而市場是充分競爭性的；另一個是假定參與者之間不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而在現(xiàn)實中，市場參與者是有限的，在有限人數(shù)下，人們的行為常常是相互影響的。同樣參與者之間的信息也常常是不對稱的。在假設參與者行為相互影響的范式上，博奕論的研究得以展開。而在不對稱信息的范式上，以維克瑞（W.Vickery）和莫里斯（J.Mirrle）為代表人物的信息經濟學（實質上是非對稱信息博奕論）也得到了發(fā)展。（注：參見張維迎：《博奕論與信息經濟學》，上海三聯(lián)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1頁。）

我們看到，這是經濟學上一次浩浩蕩蕩的運動。新古典經濟學的范式重新接替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范式，并且其自身也獲得了發(fā)展和革新。同時在這場運動中作出貢獻的經濟學家們亦得到了社會的認可，（注：本文所提及的，在這場運動中作出貢獻的經濟學家均已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們是：弗里德曼（1976），舒爾茨（1979），布坎南（1986），科斯（1991），貝克爾（1992），諾斯（1993），納什、澤爾騰、海薩尼（1994），盧卡斯（1995），維克瑞，莫里斯（1996）。）他們的理論匯合在一起，成為新的主流經濟學。

六、楊小凱的工作——第二次綜合

我將提及澳洲華人經濟學家楊小凱。他正在試圖創(chuàng)建一門新的經濟學，他自稱為新興的古典經濟學（NewClaicalEconomics）。其中他引入了當年亞當斯密提出的“勞動分工”的范式。在這個范式上，他通過運用現(xiàn)代數(shù)學對勞動分工和專業(yè)化進行了重新描述，并且希望在此過程中，將宏、微觀經濟學，交易費用經濟學，產權經濟學，制度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博奕論等各種理論體系整合在一起。（注：參見楊小凱《經濟學原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頁。）這將是經濟學范式上的一次大綜合，其意義可能超過新古典綜合。因為后者的綜合只是將兩種相互矛盾的范式簡單地合在一起，并沒能取消矛盾。而前者是通過一種新的范式來解釋原先不同的范式，因此原先的矛盾在新范式里被取消了。當然新的范式仍將面臨新的矛盾，仍可能被另一種更新的范式所替代。

七、結論

通過上面的論述，我們發(fā)現(xiàn)西方經濟學發(fā)展過程中的范式演變實際上經歷了一個建立——繼承——革命——綜合——革命——綜合的過程。不同的范式根據(jù)它們對客觀經濟現(xiàn)象解釋的有效性而相互接替，或者說是根據(jù)它們接近被觀察現(xiàn)象實質的程度而相互接替。

在六七十年代興起的運動中，我們看到這不僅是一場對宏觀經濟經濟學的革命，還是一次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的復興、發(fā)展和革新。同時，從研究范圍的擴大（進入政治、家庭等非經濟領域）以及楊小凱對社會分工的研究中，我們又看到經濟學正在進一步向它的古典時期（亞當斯密時代）回歸。

從古典——新古典——凱恩斯——新古典——古典的過程中，我們是否能體會到經濟學范式演變中的辯證規(guī)律（正、反、合）

西方經濟學論文:西方經濟學雙語教學的研究

為了適應國際化、現(xiàn)代化發(fā)展的要求,教育部要求各高校積極推動公共課和專業(yè)課的雙語教學,以提高高等教育人才的競爭力。

《西方經濟學》課程是普通高等學校財經類專業(yè)的十門核心課程之一,該學科于20世紀90年代初由一批歸國學者自西方引入,因此開設西方經濟學雙語教學不僅具有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還有很強的必要性。以開展西方經濟學雙語教學為契機,提高學生的專業(yè)英語水平。使學生們在掌握了一定量的專業(yè)詞匯后,可以直接閱讀原汁原味的英文原版教材和專業(yè)文獻,接觸到最前沿的經濟學研究成果,讓專業(yè)知識學習和英語學習相得益彰,為將來進一步深造奠定基礎。

近年來我國各高校紛紛開展西方經濟學雙語教學工作。積累了不少有益的經驗和豐富的教學成果,促進了國內外教育的接軌。但在教學實踐中也存在較多問題。例如:學生們的英語水平參差不齊,教學中未能加以區(qū)別,實行統(tǒng)一教學,教學的效果難以達到預期;授課時盲目追求英語的使用比例,部分學生難以理解,跟不上教學進度,對課程失去興趣;教學中沒有根據(jù)本課程特征和雙語教學的特點合理調整授課內容,重點不突出;未根據(jù)雙語教學難度大,課時緊的特點,督促學生做好課前預習和課后復習,提高整體教學效果。

針對上述問題,筆者根據(jù)多年的教學實踐,總結了一些經驗,以期與同仁共饗。

一、明確雙語教學的目標

西方經濟學雙語教學的目標仍然是讓學生們掌握基本的經濟學原理,學會運用經濟學思維方法思考現(xiàn)實中的問題,同時提高專業(yè)英語水平和外語實踐能力。教學實踐中要處處根據(jù)這個目標調整各項教學安排,不能不顧學生的接受狀況,盲目強調英文使用比例,忽視專業(yè)知識的學習,舍本逐末。

二、合理設置課程

由于學生們的英語水平參差不齊,學習目標也不盡相同。西方經濟學雙語課程的開設可以考慮先從選修課開始。同時開設雙語班和中文班,由任課教師給出雙語教學的要求與授課內容等,讓學生根據(jù)自身的英語水平、實際需求及興趣愛好自由選擇。為了鼓勵學生們參加雙語教學,應加強對學生的宣傳,給予學分上的傾斜等。使學生們的雙語課學習自覺自愿,從而顯著提高學習效果。

三、精選教材

西方經濟學教材在國內外有各種版本,選擇面極寬。考慮到西方經濟學是一門理論性非常強的課程,且含有經濟學模型和微積分計算,具有一定難度,所以在選用英文原版教材的同時也給學生推薦配套的中文教材,便于學生遇到難懂的地方反復對照學習,加強理解。

根據(jù)多年的教學經驗,我們選擇了薩繆爾森著的西方經濟學,因為該書作為經典教材同時被西方高校廣泛使用,全書對基本原理敘述清晰,邏輯性強,案例豐富,內容深度也較適合剛入門的本科生。我們同時推薦國內高鴻業(yè)編寫的西方經濟學教材。該書結構清晰,可以與薩繆爾森教材很好地對照學習。

四、合理分配中英文PPT的比例

在教學手段上,盡量采用現(xiàn)代化的PPT教學,以節(jié)省時間,豐富教學內容。可以根據(jù)需要插入圖表、短文,還可以插播與教學內容相關的英文錄像,以激發(fā)學生興趣,優(yōu)化教學效果。考慮到普通本科院校學生們的實際英語水平,PPT以英文為主,課程開始階段和重點、難點部分制作中文對照PPT,便于學生理解。PPT一般在開學后即發(fā)給授課學生,便于學生們課前預習和課后復習。

五、合理安排教學內容,重點突出

根據(jù)多年的教學經驗,筆者將本科階段經濟學知識主要分成三大部分。基本理論及其應用、宏觀經濟政策、經濟學流派及經濟學前沿理論。根據(jù)教學要求,三部分內容在課時安排,中英文授課比例上應有明顯差異。

基本原理是經濟學課程的基石,也是本科經濟學教學的重點,包括基本概念、經濟學模型、基本研究方法等,應占據(jù)全部教學的70%~80%,教學效果要求學生們理解透徹,熟練掌握。由于涉及較多專業(yè)詞匯、圖形,因此適宜制作成中英文對照PPT,便于學生們對照理解,授課時英文的比例也應根據(jù)學生的掌握情況由少及多逐漸增加,開始時約為30%~50%,如果學生們反饋接受良好,則繼續(xù)講授下一部分內容,并逐步增加英文比例。如果大部分學生表示理解困難,則用中文結合中文PPT再講解一遍。少數(shù)實在難以理解的同學,推薦其課后仔細閱讀中文教材,并對其單獨輔導,力求不因雙語教學降低教學質量。

經濟學案例和宏觀經濟政策部分通俗易懂,可以全部使用英文講授,少數(shù)難點部分加上中文PPT注釋即可。

經濟學流派和經濟學前沿理論,是基本理論的擴展,學生對該部分內容了解即可,根據(jù)具體內容的實際難度,盡量使用英文講授,難點部分則配合中文PPT,用中文再講授一遍。

六、廣泛列舉英文案例,積極開展討論

西方經濟學原理在現(xiàn)實中應用廣泛.教學中可以結合每章內容,授課前先用英語提出案例,讓學生們帶著思考去學習原理,從而調動學習的積極性。

例如講授差別定價時,啟發(fā)學生們思索身邊現(xiàn)象,如:機票的不同折扣,商場的換季打折促銷,手機的各種收費套餐等。課堂氣氛熱烈,學生的學習興趣明顯增加。

學習宏觀經濟政策這章時,把學生們分成幾組,分別代表不同的經濟學流派,結合當前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讓學生們課前充分準備,在課堂上先用英文闡述自己所代表流派的經濟學理論,再分析這個流派為應對危機可能提出的經濟刺激政策,各組學生間展開熱烈討論,教師總結,并播放介紹當前各國經濟刺激方案的英文短片。教學實踐證明,學生們熱情參與,教學效果超出了預期。過程中學生們不僅加深了對經濟學原理的理解,還積極關注經濟、政治事件,學會了運用經濟學的思維方法思考現(xiàn)實問題,同時提高了英語表達能力。

七、督促學生課前預習和課后復習

經濟學內容繁多,而教學課時有限,難以面面俱到,詳盡講授。尤其是雙語教學,學生使用原版教材會遇到很多困難,需要花費更多時間。如果沒有進行課前預習,初步了解內容,那么在課堂上就會對授課內容難以理解,難以把握重點。因此應督促學生做好課前預習和課后復習。

在布置課后作業(yè)時,不是簡單地布置幾道題,而是讓學生根據(jù)興趣自己選定課題,完成小

論文。學生們首先需要透徹理解基本原理,然后從學術期刊網(wǎng)和互聯(lián)網(wǎng)上搜索中、英文文獻,仔細閱讀、整理,形成思路,再設計結構,組織語言,完成論文。這樣在提高教學效果的同時,還培養(yǎng)了學生的自學能力和綜合研究能力,為培養(yǎng)應用性人才打下了基礎。

西方經濟學論文:淺談馬克思經濟學和當代西方經濟學價值理論比較

一、馬克思的價值學說

(1)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馬克思的勞動價值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決定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有兩種含義:及時種是指平均勞動時間,它決定商品的價值量;第二種含義是指社會總勞動分配上所必需的勞動時間,它實現(xiàn)商品的價值量。對于價值構成,馬克思把商品價值分為三個組成部分:代表生產上消費掉的轉移到產品中去的不變資本的價值部分(C);補償可變資本的價值部分(V);剩余價值的部分(M)。商品的價值(W)=C+V+M。對于價值規(guī)律,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價值量的規(guī)律;既包括價值交換的關系,又包括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的關系。總的說來,價值是價格的基礎,價格是價值的表現(xiàn)形式。

(2)馬克思價值轉形理論。馬克思的價值理論是以現(xiàn)實價格波動為中心。在簡單商品生產情況下,價格是直接圍繞價值上下波動的。到了資本主義社會,隨著生產的社會化,價格不再直接圍繞價值上下波動,而是直接圍繞轉形價值上下波動。價值轉形有三個層次:首先是價值由于產業(yè)資本的參與分配轉化為生產價格。資本不創(chuàng)造價值,但資本仍然參與價格的形成。所費資本(C+V)轉化為成本價格(K),又由于等量資本要求獲得等量利潤,因此,剩余價值轉化為利潤,利潤又轉化為平均利潤(P)。這樣,就轉化為生產價格=K+P。其次價值由于商業(yè)資本的參與轉化為的生產價格。商業(yè)資本是有一部分產業(yè)資本形成的。商業(yè)資本不具有生產剩余價值的職能,但具有實現(xiàn)剩余價值的職能。因而也屬于職能資本,從而也要求取得平均利潤。由于商業(yè)資本的介入,商品的價格就由產業(yè)部門的生產價格加商業(yè)利潤加純粹流通費用構成,這就完成形態(tài)的生產價格轉變。價值通過土地所有權的參與再轉化為壟斷價格。土地由于所有權的存在使它具有包括地租、級差地租和壟斷地租三種形式的地租。商品的價值就轉化為成本價格+產業(yè)利潤+商業(yè)利潤+地租+級差地租+壟斷地租,最終形成壟斷價格。

二、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價值理論

(1)邊際效用價值論。這種理論認為商品的價值決定于邊際效用,該理論是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一些奧地利經濟學家提出來的,所以,又稱奧地利學派,主要代表有門格爾、龐巴維克、維塞爾等。以后以杰文斯和瓦爾拉為代表的數(shù)理經濟學派與以克拉克為代表的美國學派都從不同的角度發(fā)展了邊際效用價值理論,而當代西方經濟學大都是以邊際效用價值理論作為分析經濟問題的基礎。

(2)均衡價值論。均衡價值論又稱均衡價格論,它認為商品的價格決定于供給價格相交之點。供給價格受生產費用決定,需求價格受消費者的邊際效用決定。均衡價格論是當代西方價格理論的一個重要學派,其中主要以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的局部均衡價格論為代表,一直到后來法國經濟學家瓦爾拉的一般均衡價格論,還有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等提出的動態(tài)均衡價格。

(3)“創(chuàng)新”價值論。這種觀點通過引入新產品、新技術、采用新的生產方法、開辟新市場、引用新的原材料、實現(xiàn)企業(yè)的新組合等。自動創(chuàng)造新的價值。因此,“創(chuàng)新”價值論又稱自動化價值論。這種理論是由美籍奧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熊彼特提出來的。他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1942年)等書中宣稱邊際效用價值論要優(yōu)勝于勞動價值論,而他的“創(chuàng)新”價值論則最為科學。

三、馬克思經濟學與當代西方經濟學價值理論之比較

馬克思經濟學和當代西方經濟學對價值問題都作了詳細的研究。在某些方面,二者也具有共同之處,但從本質和總體上看,二者的區(qū)別是極為深刻的。

(1)關于價值的本質和決定。馬克思經濟學繼承了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成果,通過決定商品交換價值的內在基礎的分析,抽象出價值并把價值和交換價值明確區(qū)分開來。馬克思通過對商品二因素的深入分析,發(fā)現(xiàn)了生產商品的勞動二重性:具體勞動創(chuàng)造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創(chuàng)造價值,價值是體現(xiàn)生產者的一種神會關系。

當代西方經濟學家則把交換價值、價值同價格融為一體。如作為當代西方經濟學基礎的均衡價格論,取消了價值作為商品本質特征的地位,把供求關系對價格的影響歸納為價值決定,并采取價格決定價格循環(huán)論證的方法,把價值體現(xiàn)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社會關系,歸結為市場買賣雙方之間的供求關系。另外西方經濟學家特別強調知識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知識可以提高勞動的復雜程度,從而創(chuàng)造更多的價值。

(2)關于商品價格的形成。在價格形成上,馬克思經濟學與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共同特點在于都是從個別商品價格與一般商品價格兩個方面分析其決定和變化的,二者都認為商品的供求關系會影響個別商品的價格,而紙幣發(fā)行過多則會導致一般價格水平的上升,即出現(xiàn)通貨膨脹。但西方經濟學更進一步地對需求和供給對于價格變動的伸縮性(彈性)作了更為具體的量的分析,提出了計算彈性大小的公式,進而分析了決定一種商品彈性大小的因素。

區(qū)別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1)在決定商品價格的基礎上,馬克思堅持由社會必要勞動決定的商品價值是商品價格的基礎,而當代西方經濟學則把商品的邊際效用或商品的生產費用作為價格基礎,進而又以供求的均衡價格作為決定價格的基礎。(2)在對待供求均衡的經濟意義上,馬克思認為供求均衡只具有分析方法上的理論意義,對于分析商品價值決定則毫無實際經濟意義,而且從長期的平均來看,供求總是一致的。當代西方經濟學把供求均衡作為決定商品價值(他們稱為均衡價格)的基本條件,供求不均衡則被視為價格偏離均衡價格。(3)在決定供求變化的因素上,馬克思特別強調了收入在不同階級之間的分配和商品的價值變化對于供求的調節(jié)作用;而當代西方經濟學是從供求的變化和生產費用的變化來說明商品本身價格的變化。

四、結論

馬克思的價值理論是建立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盡管不排斥供求對價值、價格的作用,但是沒有過多的去研究供給和需求是如何參與價值、價格的決定;而西方經濟學著重研究供給和需求決定的價格理論,研究供給、需求價格機制的作用如何實現(xiàn)資源的配置。對于我們正確認識價格與供求關系,更有實際意義。

西方經濟學論文:淺析西方經濟學多媒體教學應用問題的探討

經濟學教學方法與手段的應用與創(chuàng)新是西方經濟學課程建設的一個重要內容。本文從西方經濟學的課程特點出發(fā),從多媒體教學與傳統(tǒng)教學相結合的角度提出西方經濟學多媒體教學的應用原則與注意問題,以期保障教學質量、提高教學效率。

西方經濟學是一門研究在市場經濟制度條件下如何配置和利用稀缺的社會資源以較大限度地滿足人們需要的科學。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行及市場經濟制度的確立,西方經濟學中對于市場經濟運行環(huán)境、運行方式、調控手段的理論對我國市場經濟的運行發(fā)展有著重要的借鑒與指導意義而成為我國高等院校財經類各專業(yè)的最重要核心專業(yè)基礎課。由于西方經濟學在學術規(guī)范上采用數(shù)學模型研究經濟現(xiàn)象,提出經濟理論,是最偏重于自然科學的社會科學,其繁瑣的假設條件、抽象的概念與內涵、復雜的數(shù)學推導和幾何圖形、使得老師和學生普遍感到這門課程難教難學,因而在西方經濟學課程建設中重要的問題之一是在西方經濟學教學內容進行深入梳理保障其基礎性與前沿性的基礎上,重視對西方經濟學教學手段與方式的改革與創(chuàng)新,以實現(xiàn)教學內容與教學手段的結合,多媒體技術的應用為我們在這方面提供了效果良好的解決路徑。

多媒體技術是利用計算機把文字、數(shù)據(jù)、圖像、聲音等多種媒體合成處理并組成一個交互系統(tǒng)的技術。把多媒體技術引人課堂教學之中,使我們得以突破傳統(tǒng)教學中“黑板+粉筆”的局限,在增強教學內容的表現(xiàn)力的同時調動學生的多種感覺器官參與教學活動,可以加深學生對知識的理解和掌握,現(xiàn)已成為高校教師包括經濟學教師普遍應用的教學模式之一。要想使多媒體教學較大限度地發(fā)揮其表現(xiàn)優(yōu)勢、取得理想的教學效果,我們需明確一個關系、遵循兩個原則,注意一個問題。

一、明確多媒體教學與傳統(tǒng)教學方式的關系

多媒體教學憑借廣泛的集成性、靈活的控制性和信息的多維化等特色,成為一種現(xiàn)代化的新型教學手段的典型代表,從根本上突破了傳統(tǒng)教學的“一支粉筆、一本教案、一張嘴”的模式,有著傳統(tǒng)教學無法比擬的效果。然而無論多媒體教學的效果多么優(yōu)越,也不能取代傳統(tǒng)的教學模式。因為多媒體教學不是萬能的,其優(yōu)勢在于信息的大容量與影音圖像的動態(tài)表現(xiàn)力,但也不可避免的具有局限性,其較大的不足是由于使用事先設計好的課件進行教學而產生教學過程機械化、教學內容固定化的弊端,對教師的思維是一很大的束縛而難以發(fā)揮教師的主觀能動性。因此在運用多媒體教學方法的同時不應忽視傳統(tǒng)的教學方式的使用。多媒體教學與傳統(tǒng)教學手段之間是互相促進、相輔相成的關系。多媒體教學課件僅是輔助性的工具,無論多媒體技術如何先進、功能如何完善,它也只是一種輔助性的教學工具,是對傳統(tǒng)教學方式的補充與完善,不可能也不應該取代傳統(tǒng)教學,在西方經濟學的教學中尤為如此。西方經濟學的課程特點是內容廣泛、理論抽象,有大量的數(shù)學推理和圖形分析,單純依靠多媒體教學很難達到理想的教學效果,只有兩者充分結合、優(yōu)勢互補,方能提高教學質量與教學效率。

二、多媒體教學應用原則

多媒體教學與傳統(tǒng)教學作為兩種不同的教學方式,兩者是春蘭秋菊,各有千秋,在應用時不能化,應注意遵循兩大原則。

1.內容決定形式原則

多媒體教學只是一種教學輔助手段,是一種形式,而內容決定形式。用不用課件什么時候用課件是由教學內容的需要而定。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根據(jù)其內容的不同,大體可以分為四大模塊,基本經濟理論的文字演示、數(shù)學公式的推導、圖表變化的演示和教學案例的播放,構成了兩大內容體系:一是以文字為主的理論體系(包括案例),二是以數(shù)學公式和幾何圖形為主的模型體系。內容的差異決定了可供教師選擇的教學手段也應有所不同。

(1)理論內容課件具有教學優(yōu)勢

多媒體教學在文字性的教學內容時具有不僅具有信息容量大、節(jié)約時間提高教學效率的效果,更能通過文字、影音、圖像的有機結合使抽象、枯燥的教學內容變得更為直觀、形象、較之傳統(tǒng)教學更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力,有利于調動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學習積極性。在課件設計上,首先,內容要簡明扼要,重點突出,不能把教科書搬到課件上,其次課件層次要清楚,能反映教師的教學思路西方經濟學特點之一是內容廣泛且前后內容關聯(lián)性強,因而在課間制作時要充分利用計算機的超鏈接功能,實現(xiàn)各內容板塊的適時轉換,實現(xiàn)邏輯結構的清晰。再次,課件設計應追求簡潔明快,色彩要搭配合理,既增強視覺刺激,要避免課件太花太過凌亂分散學生的注意力而影響學生對知識的理解與把握。

(2)模型部分板書具有教學優(yōu)勢

數(shù)學模型的推導與幾何圖形模型的演示方面板書具有相對優(yōu)勢,如果教師的板書功力較高的話,可以通過一遍講解一邊書寫、畫圖的形式帶動學生跟著老師的思路走,較大限度地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如用多媒體,教師一定要在課件設計上下功夫,使其服從于教學需要。例如在利用圖形講解某一內容時,好是對圖形進行幾何分解,講一條曲線,就現(xiàn)“畫”一條曲線,一邊“畫”,一邊講,這樣將一幅圖分解完成,同時也將分析問題的思路展示給學生,效果會比較好。

2.以人為本原則

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是主導、學生是主體,因而在教學中要注意貫徹以人為本為本的原則。

(1)注意節(jié)奏,忌放電影模式,跟著課件走

新教師在應用多媒體教學中最容易犯的錯誤之一是借助多媒體課件進行教學,在教學過程中機械地點擊鼠標完成所有工作,教師的思維限制于課件中。教學過程是老師與學生的雙向溝通、互動過程,如果在教學過程中學生面部表情呆板茫然、說明學生沒有理解領會該部分內容,教師就應該調整教學節(jié)奏、必要時重復梳理教學內容,不注意這一點,即使課件做得很新穎,效果亦未見得好。

(2)充分發(fā)揮教師得主觀能動性

如果說備課、制作課件是一次創(chuàng)作過程,那么講課就是教師的二次創(chuàng)作過程。在教學過程中通過教師與學生的溝通、交流會有即興激發(fā)的靈感與火花進發(fā)出來,這是傳統(tǒng)教學過程優(yōu)于多媒體教學的較大優(yōu)勢。因此運用多媒體課件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既要重視課前備課的作用,更應充分發(fā)揮教師在課堂上的能動性與創(chuàng)造性,注意與學生的互動交流讓整個教學過程形成一個思路連續(xù)清晰、課堂氣氛活躍的有機整體,如此方能實現(xiàn)多媒體教學與傳統(tǒng)教學的結合。。課堂教學即是一門科學又是一門藝術,其科學性體現(xiàn)在教學過程本身尤其內在的規(guī)律性,教師必須遵循教學規(guī)律的前提下發(fā)揮其

主管能動性;藝術性表現(xiàn)在每一堂課都是教師知識積淀的展現(xiàn)與個性的張揚,正如一千個人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那么正如一千個人教師就有一千種西方經濟學。 三、注意多媒體教學手段與其它教學方法的匹配問題

多媒體教學方法作為:請記住我站域名一種教學手段,還有其他許多教學方法,如案例法、討論法、實驗法、雙語教學法的匹配問題。西方經濟學課程與其它課程一樣,力求將探究式、討論式、案例教學、經濟學實驗等各種先進教學方法與多媒體教學手段融為一體,用學生喜聞樂見的形式將教學內容貫穿在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能力的提高之中。如何解決這一問題,使它們在教學中產生1+1>2的效果,也是我們今后應著力研究解決的問題。

西方經濟學論文: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比較研究

我們從勞動、自然、資本生產三要素之間通約的角度,沿著經濟思想史的脈絡,將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價值理論進行比較,分析兩大經濟學范式之間的區(qū)別與聯(lián)系。排除自然對價值體系的影響,集中分析了勞動與資本的關系。我們認為不同程度的復雜勞動是勞動的一般形態(tài),復雜勞動之間的通約系數(shù)應該考慮它在再生產中的地位,按照它在下一生產周期生產的產量來進行近似折算。人力資本和復雜勞動之間有互相通融的地方,它們都含有時間和技術的因素。衡量價值的量綱應是時間與技術的復合單位。在技術變化的條件下,不能單純用勞動時間計量價值。

一、自然之物與勞動、資本的通約——尋找不變的價值尺度

分工和交換是人類社會進步的起點,是經濟學最基礎的分析層面。馬克思經濟學和以正統(tǒng)自居的新古典經濟學都是從這里著手開始經濟理論體系的搭建。兩者都遇到了同樣的技術性間題:為使交換成為現(xiàn)實,必須構造出相互交換商品之間的相對價格體系。除去兩者所被賦予的不同意識形態(tài),其實他們是從不同的角度和層次對同一問題的回答。其根本的區(qū)別在于,新古典經濟學認為決定財富的生產要素是土地、勞動、資本的三位一體;馬克思經濟學認為資本從邏輯上講只能是自然和勞動的產物,所以在這些要素中,只有土地和勞動才是有關財富形成的終極要素。

認為價值是由土地和勞動共同創(chuàng)造的及時人是配第。配第在考慮價值量的決定時企圖把土地和勞動通約,他用土地的面積、自然年生產力和勞動者的谷物工資及勞動時間來進行勞動和土地之間的換算。川但是他受到了重農學派的影響,沒有解釋作為土地之外的自然之物與勞動之間的通約。為克服這一間題,斯拉法也作了解答。假定商品是用商品生產出來的,即A商品的價格由生產A的勞動以及為生產A所耗用的B,C,D……Z商品來決定,這樣就得到一個方程;同理B商品的價格又由生產B的勞動以及為生產B所耗用的A,C,D……Z商品來決定。依次推理,C,D……Z商品都可以作出如上分解,從而構成一個龐大的物質生產的投人一產出方程組。加上勞動變量,消去一元,求解該方程,就得到了一種相對價格體系,川也就是李嘉圖苦苦追求的“不變的價值尺度”。這個理論地實現(xiàn)了勞動與物質的通約。斯拉法通過“標準生產體系”,用數(shù)學證明了利潤與工資分割經濟剩余的比例不會對價格體系產生影響。也就是說,通約后的價格體系可以換算成以勞動時間計量的單位,并且不再受資本構成的干擾。這就提高了勞動價值理論的純潔度,解決了李嘉圖面臨的難題。但是斯拉法的生產體系是線性的,意味著這種價格體系只是在固定不變的技術條件下才能夠成立。在一個動態(tài)的技術可以變化的社會里,價值尺度將會受到影響。

斯密面對這一難題,干脆拋棄了自然之物。而馬克思非常重視自然之物與價值之間的關系。他批駁了財富是由人類勞動生產出來的觀點,認為自然之物構成使用價值,是價值的物質承擔者。馬克思通過定義明確區(qū)分了財富與價值,排除了自然之物的原始價格對勞動形成的價值量的影響。但是這樣就產生了一些問題,財富歸根到底都可以分解為自然與勞動,而不可能分解為單一的勞動。那么這個“終極之物”是如何定價的呢?

人類社會之初,假設自然資源是充沛并可自由支取的,如陽光與空氣,必定沒有價值和價格,因為它們不是交換的對象。一旦出現(xiàn)了稀缺,就會有先占權或暴力創(chuàng)制的種種產權。馬克思寫道:“只有一個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來對待自然界這個一切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及時源泉,把自然界看作隸屬他的東西來處置,他的勞動才成為使用價值的源泉,因而也成為財富的源泉。這些產權的取得,顯然是來自于先于生產和交換的非生產的制度因素,它賦予自然資源以壟斷價格,使“不具價格的東西也獲得了價格”。簡化掉開采成本的影響,它是權力對勞動所創(chuàng)造的價值的再分配,它的量的決定是權力斗爭的結果,即維持資源產權的資本化費用參與剩余價值分配從而獲得地租的過程。所以諾思稱贊馬克思所強調的所有權在經濟組織中的重要作用是重大貢獻。

自然資源的資本定價理論是由當代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索羅較早提出的。他試圖深究三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他把資源視為資本,扣除開采成本和供求的影響后,當預期的資源市場價格上漲幅度高于利率時,業(yè)主就傾向于較早開采,反之亦然。這樣根據(jù)利潤較大化的假設所達到的均衡,按照現(xiàn)實的開采量和利率,就可以倒求出現(xiàn)存資源的價值,完成自然資源與資本的通約。然而資源存量的勘察開采和轉換替代取決于不確定的技術條件。一般來說,資源存量是未知量,而存量的多寡將直接影響價格體系和對未來價格的預期,使得情況更加錯綜復雜。

用現(xiàn)金流資本化的方法把資源與資本通約存在同樣的問題,不僅要假設利率不變,還必須假定現(xiàn)金流是永續(xù)和穩(wěn)定的。自然資源所帶來的壟斷利潤和租金在長期中不可能保持穩(wěn)定。不確定的技術和自然資源存量的變化將對現(xiàn)金流產生直接的影響。

兩大經濟學范式都試圖把自然之物通約掉,使用的方法不同,是為了服務于不同的目的。新古典經濟學把一切能夠帶來穩(wěn)定的現(xiàn)金流的東西統(tǒng)統(tǒng)資本化,是為了論證給這種現(xiàn)金流帶來保障的制度的合理性;而馬克思要揭示剩余價值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斷增殖的社會過程中的矛盾,所以必須把規(guī)模報酬遞增內生化。報酬遞增的規(guī)律只有在價值的世界里才能找到,自然世界受物質和能量守恒原理制約,不可能產生報酬遞增,所以馬克思要抽象掉使用價值對價值的影響。無論如何,把自然之物通約掉,可以使我們集中討論勞動和資本這個更為核心的問題。

二、不同勞動之間的通約—實踐尺度與理論尺度的背離

勞動價值論必須解決不同種類的具體勞動之間的計量及可加性的通約問題。馬克思用勞動時間來計量同質的抽象勞動,但對不同的具體勞動之間的換算通約卻沒有過多涉及。

馬克思排除了勞動者的察賦差異,認為人類抽象的勞動是同質的。斯密也是這樣。他認為:“人們天賦資質的差異實際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么大。人們到了壯年,分別選擇不同的職業(yè),好象是由于不同的天資,但在多數(shù)場合,天資的差異與其說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說是分工的結果。然而在現(xiàn)實中,“由于總體工人的各種職能有的比較簡單,有的比較復雜,有的比較低級,有的比較高級,因此他們的器官,即各個勞動力需要極不同的教育程度,從而具有不同的價值。因此工廠手工業(yè)發(fā)展了勞動力的等級制度。與此相適應的是工資制度”。

馬克思用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換算來說明不同等級的具體勞動之間的通約,“生產力特別高的勞動起了自乘的勞動的作用,或者說,在同樣的時間內,它所創(chuàng)造的價值比同種社會平均勞動要多”。至于這種換算所必須的自乘系數(shù)又是什么決定的,馬克思認為,“各種勞動化為當作它們的計量單位的簡單勞動的不同比例,是在生產者背后由社會過程決定的”。但是馬克思沒有詳細論證這種“生產者背后的社會過程”,從而留下了廣闊的探討空間。

龐巴維克對此進行質疑:“依照什么比例復雜勞動產品的價值可以轉化為

簡單勞動,這是不確定的,不可能預先根據(jù)復雜勞動所固有的任何性質加以確定。它只是實際交換關系所決定的實際結果。”這個批評可以說是切中要害。要把現(xiàn)實中不斷生成變化的“生產者背后的社會過程”在理論上用簡單倍乘系數(shù)固定地表達出來,無疑是極其困難的。對此,希法亭辯護說,龐巴維克把揭示價值規(guī)律的“固有性質”的“理論尺度”同作為“實際結果”的“實踐尺度”混同起來了。在希法亭看來,理論尺度似乎沒有必要和實踐尺度相吻合。希法亭為馬克思的辯護,如同麥克庫洛赫為李嘉圖的辯護,并沒有為勞動價值理論增添有分量的理論價值。這種價值尺度的兩分法實際上等于承認了兩種尺度之間的背離。要想取得理論上的進步,我們必須找到新的理論尺度,使之與實踐尺度相符合。 對于不同勞動之間的通約,新古典經濟學用供求理論來解釋,認為勞動力等級和工資體系,都是在勞動力市場上討價還價的均衡的結果。但是結構上的均衡無法解釋總體上的非均衡—失業(yè)。雖然凱恩斯極力反對勞動價值論,他卻站在西方經濟學立場上及時個從總量的角度上思考勞動就業(yè)量的決定的問題,用失業(yè)的現(xiàn)實反對新古典經濟學關于勞動力的供求理論,從而與馬克思有了相通的地方。

凱恩斯寫道:“所以在討論就業(yè)理論時,我只想用兩種數(shù)量即幣值量及就業(yè)量。前者是齊次性,后者可變?yōu)辇R次性。因為只要各種勞工以及助理員之間之相對報酬相當穩(wěn)定,則為計算就業(yè)量起見,我們可以取一小時普通勞工就業(yè)為單位,而一小時特種勞工之就業(yè),則依其報酬之大小加權。在凱恩斯看來,構成總量的不同勞動之間是可以通約的,這個通約有兩層含義:一是用具有代表性的“普通勞工”的勞動時間來作為勞動就業(yè)的基本計量單位;二是利用市場上形成的報酬體系作為加權來換算不同種類的勞動。以“新劍橋左派”為代表的西方經濟學家發(fā)展了凱恩斯的及時層含義,認為“工資率決定物價水平”,市場上的討價還價只是使得工資率圍繞一個基準上下波動,而工資率的決定力量只能在“生產者背后的社會過程”中尋找,從而把目光轉向習俗、歷史、法律等長期社會因素,以及勞資雙方階級力量的對比。他們不自覺地涉及了價值的“尺度”,猛烈抨擊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方法。雖然他們并不贊成勞動價值論,但是沿著這些觀點可以找到兩大經濟學范式之間關于價值理論的融通的線索。

而大多數(shù)西方經濟學家囿于市場理念和均衡思想,把目光集中在第二層含義上,就連以研究勞動價值論著稱的米克也寫道:“(各種不同的勞動)在理論上必須換算,在實際上換算不是根據(jù)的尺度,而是根據(jù)在市場上的討價還價。米克認識到了不同勞動之間通約的理論困難,卻又試圖用理論和實踐兩種尺度進行調和。這個做法不過是對希法亭的回應。

三、勞動與資本的通約—價值尺度的兩維刻度

資本與勞動是兩大經濟學范式的基本概念,而越是基本的概念越是深奧復雜。資本在不同語義里歧義頗多,沒有統(tǒng)一的解釋。本文認為,資本定義要滿足下列條件:及時,抽象掉具體物質的內容,我們已討論過對“終極之物”的通約問題。第二,包含有時間因素,否則就無法解釋利息的時間性質。第三,包含有生產力的技術性因素。這是資本的傳統(tǒng)語義里的基本內容。

最傳統(tǒng)的觀點就是認為資本是實物資本,是機器設備、原材料、生產工具或是過去積累的物化的勞動。這顯然不滿足上述條件一。認為資本是生產條件和環(huán)境的總和等觀點,雖側重歷史的演化,但是內涵過于寬泛,無法做時間上的分析,不能說明利息的產生,不滿足條件二。西尼耳的“節(jié)欲論”是純心理的概念,節(jié)欲一年與一個月顯然是不一樣的,它包含了時間因素,并且排除了物質因素。但是單純的“節(jié)欲”什么也創(chuàng)造不出來,儲蓄不能夠自動地轉化為投資。所以,他的觀點不滿足條件三。龐巴維克的“遷回生產”是最接近滿意程度的資本概念。他的遷回生產過程又是和時差利息論密切相關,遷回生產在經歷一個較長的時間后能夠帶來更大的生產力,所以滿足上述三個條件。按照他的定義,資本是一種遷回的生產手段,所有資本在生產過程中可以按照等級排序,處于遷回生產頂端的是高級資本。

雖然龐巴維克極力反對勞動價值理論,但是“遷回生產”與馬克思的資本定義也有相通的地方。馬克思認為資本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是“處于運動過程中的價值,從自身出發(fā)并以加大的量回到自身”。資本在形式上表現(xiàn)為可變與不變資本,其實質功能卻是通過不斷的再生產的循環(huán)來實現(xiàn)自身不斷增殖的終極目的。馬克思和龐巴維克都繼承了歐陸哲學的思維傳統(tǒng),在資本定義中徹底排除了實物概念,重視時間和技術的因素,強調再生產循環(huán)的社會過程,認為資本是流量而不是存量,是面向未來的不確定的更大產量或價值,而不是對已知的過去的盤點。

于是,遷回生產和復雜勞動也就有了融通的地方。勞動過程不是簡單的物質能量的轉換,最鱉腳的建筑師也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人類使用實物資本的生產過程是有意識的能動的復雜勞動,也是遷回生產的開始。復雜勞動與經驗、技能、知識、資本等因素密切相關。掌握的知識越多,操縱的資本越高級,勞動的復雜程度越高。斯密最早對此有所認識,他把“社會上一切人民學到的有用才能”也算做與實物等同的資本;而舒而茨發(fā)展的人力資本理論更加貼近了復雜勞動的概念。它們的形成都需要“教育培訓”和經驗積累;其目的都是為了遞增的報酬或增殖的剩余價值。>

隨著時間推移和社會進步,生產過程越來越“遷回”,社會的人力資本存量越來越大,“整體工人”的勞動程度也越來越趨于復雜,社會生產力也越來越大。馬克思認為在勞動中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是緊密結合的,“自然物本身就成為他的活動器官……延長了他的自然的肢體”。這種延長了的肢體,或者說,由人類所掌握的經驗、技能和知識外在地轉化的能夠操縱的實物資本,就成為社會平均的復雜勞動程度的標志。不僅如此,個別勞動越是復雜,所能夠操縱的實物資本也越高級。這里的操縱不是直接的操作,它指的是復雜程度較高的勞動處于遷回生產過程中的較高地位,掌控著所有下游的低級實物資本,代表著先進的生產力。它在再生產中發(fā)揮著更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生產出更多的產量和使用價值,另一方面還擔負著進一步技術創(chuàng)新的任務,使得遷回生產的鏈條繼續(xù)延伸。因此,復雜勞動通約為簡單勞動,應該按照它們在遷回生產過程中所處的地位進行系數(shù)折算。

至于系數(shù)折算的具體方法,本文只能作出粗淺的嘗試。如果按照復雜勞動所掌控的實物資本量進行折算,存在著上文討論過的實物資本的加總悖論,使得這個方法并不可行。我們可以嘗試按照復雜勞動在下一個生產周期所帶來的產量和使用價值進行折算。產量和使用價值可以用貨幣量加總,同時在技術上也可以預期。通過技術上的統(tǒng)計,就能為實際折算提供現(xiàn)實資料。當然這只是近似地換算,是價值決定因素中的實踐尺度。這并不意味著使用價值量決定價值量,歸根到底,這個系數(shù)是在遷回生產的過程中復雜勞動的特性所決定的。誠然,產量和使用價值并不是再生產的目標,理論尺度與實踐尺度仍然有偏離;但是通過再生產過程中形成的價值實踐尺度,比在市場中形成的尺度較少地受到偶然因素的干擾,能夠較大程度地接近理論尺度。

有人用復雜勞動所耗費的時間和培訓、教育等費用為基數(shù)來進行系數(shù)折算。這些時間和物質耗費是一種沉沒成本,只能說明過去而不能面向未來。只有通過對復雜勞動在再生產過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衡量,才能夠揭示動態(tài)的“生產者背后的社會過程”。因為人類的學習、技術的進步是加速度的變遷過程,復雜勞動的折算不僅僅是簡單的倍乘,而是非線性累積的指數(shù)乘積。也只有在擴大再生產的循環(huán)中,依據(jù)未來的產量和使用價

值,才能夠反映這種系數(shù)的指數(shù)特征。 復雜勞動是一個內涵極其豐富的概念,在勞動價值論中占據(jù)關鍵地位。在遷回的擴大再生產過程中形成的不同等級的復雜勞動,是勞動的一般形態(tài),反映了資本(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相結合的特性和勞動對資本(生產資料)的利用程度,是勞動與資本通約的橋梁。所以,價值量是對復雜勞動的計量。對于同等程度的復雜勞動,可以用勞動時間計量;對于不同程度的復雜勞動,必須先折算它們的換算系數(shù)。從以上論述可知,這個系數(shù)必然也包含了技術的因素。所以說,時間與技術是價值尺度的兩維刻度。

四、通約的量綱——一種新的理論尺度

由此可見,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通約矛盾不能依靠單純的時間標準來解決。如果以勞動時間為單位,則人壽期百年,所有人創(chuàng)造的價值就大致等同,這與現(xiàn)實顯然不一致。馬克思認為價值量是由勞動時間決定,并且不受技術變動的影響,但是這樣就不能進行不同復雜程度的勞動之間的通約。如果要進行不同復雜程度的勞動之間的通約,就要折算它們之間的技術含量,承認技術對價值的影響。為了解決這個兩難問題,利用綜合時間和技術的復合單位來定義價值是惟一的出路。正如牛頓在自然哲學里對質量的定義表述為每單位加速度的力,價值的量綱應該表述為時間與技術的復合單位。

讓我們再次回顧一下龐巴維克的話:“馬克思從古代的亞里士多德那里發(fā)現(xiàn)了一種思想,即沒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換,沒有可通約性就不能等同..…在交換的場合,事情是以商品所有權的變化為結束。這寧可表明存在某種導致變化的不均等和優(yōu)勢。當某些復合體彼此密切接觸時,就會產生某種新的化學組合..…事實上,在現(xiàn)代政治經濟學家看來,古代經院學者關于被交換商品中存在某種等同的理論是不能成立的。龐巴維克的原義是批評馬克思邏輯“三大步”的及時步,即相互交換的商品中包含有等量的質。他的意思是說,商品的交換,就像是能量的流轉,總是由“不均等和優(yōu)勢”肇始,并且終結于這種“不均等和優(yōu)勢”的消洱。這個說法是有啟發(fā)的。不同的分工造成了不同的技術和察賦差異,從而具有了李嘉圖式的“相對比較優(yōu)勢”。這種比較優(yōu)勢,不僅可以解釋國際貿易,同樣可以解釋國內的一般性的商品交換。價值的流通,正是基于這種相對優(yōu)勢,從而使得買賣雙方有利可圖。

這樣,價值的復合單位在現(xiàn)實生活中就能夠找到根據(jù)。在交換中,出于對相對優(yōu)勢的衡量和比較,人們一方面需要計算由勞動時間來計量的實際成本,另一方面也需要對相互之間的生產技術條件和機會成本進行估算對比。馬克思寫道:“不同部門的生產力水平不能直接比較。我們不能因為生產一盎司金與生產一噸鐵需要同量勞動時間,就說金的生產力低于鐵。可見,時間與技術因素必須綜合地考慮在一起才能在交換中進行相對優(yōu)勢的比較。當金與鐵交換時,生產鐵的工人會計算在自己現(xiàn)有掌握的技術下生產一盎司金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同樣生產金的工人也會計算由自己來生產一噸鐵所需要的勞動時間。當各自都估算出自己的比較優(yōu)勢時,交換就發(fā)生了。估算中依據(jù)的時間和技術,就產生了新的“價值的理論尺度”。

新的“價值的理論尺度”會受到各種偶然因素的影響,比如供求的數(shù)量、討價還價的勢力等等。但是它的決定性的因素,是能夠保障再生產的順利進行。所以恩格斯說:“價值是生產費用對效用的關系。價值首先是用來解決某種物品是否應該生產的問題,即這種物的效用是否能抵償生產費用的問題。只有這個問題解決之后,才談得上運用價值來進行交換的問題。而生產費用,在不同的技術條件下顯然是不同的。只有把勞動時間和技術條件結合考慮,才能判斷出一宗交換“值不值得”,判斷出該商品的價值能否保障它的再生產。

馬克思定義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構造一種標準的社會平均技術條件。對于生產同一種商品的不同生產者來說,這是合理的,而對于資本構成不同的眾多品種商品的生產者來說,就不太現(xiàn)實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與斯拉法的“標準生產體系”一樣,排除了技術變動的可能性,不能夠反映動態(tài)的社會過程。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新的“價值的理論尺度”也需要綜合考慮時間和技術。

時間不僅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也是哲學家思考的對象。伯格森區(qū)分了“真正的時間”和“科學的時間”,認為人類生命延綿的真正時間是不可衡量的。至少,這句話啟示了單純用鐘表的勞動時間來衡量價值的困難性和復雜性。過去一小時的勞動與現(xiàn)在一小時的勞動即使在生理上是無差別的,在社會意義上也會有極大的差別。時間并不是均衡的流程,因為社會進步和技術發(fā)展總是加速度的。如果說價值量是單純由勞動時間決定的,那么這個時間是過去生產該商品的時間還是現(xiàn)在再生產同種商品的時間呢?可見,時間和技術關系的理解是本文的關鍵所在。等量勞動時間創(chuàng)造等量價值,是在不變的技術條件下起作用的規(guī)律。當社會呈現(xiàn)整體的技術進步,或者個別勞動中所包含的技術因素起了變化,價值的衡量就要考慮重新計算。

從兩大經濟學范式相互通融的角度來理解價值理論,不僅解決了復雜勞動的通約問題,而且長期困擾勞動價值論的其他難題也都迎刃而解。同時,可以更為清楚地看到兩大范式之間的區(qū)別與聯(lián)系,它們各自堅持了價值尺度的時間維度和技術維度,“新的理論尺度”為它們的通融搭建了橋梁。

西方經濟學論文:西方經濟學本科教學改革的研討

一、西方經濟學課程在中國的發(fā)展歷程

西方經濟學因其并非中國土生土長,而是引自西方國家而得名。它是對西方發(fā)達國家二百多年市場經濟發(fā)展規(guī)律的一般性概括和抽象式描述。20世紀80年代,西方經濟學被引入中國,至今已有近三十年的歷史。發(fā)展到今天,西方經濟學已經成為教育部指定的財經類專業(yè)核心課程之一,在全國各個本科院校的財經類專業(yè)課中普遍開設。它不僅是經濟管理類學生學習其他專業(yè)課程的理論基礎;同時還是服務于其他專業(yè)的經濟學相關理論學習的有力工具 [1]。

二、西方經濟學本科教學應實現(xiàn)的幾大目標

西方經濟學本科教學的目標,除了讓學生掌握書本知識以外,還應著重實現(xiàn)下述目標:

1.幫助學生形成經濟學的思維習慣。西方經濟學的教學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過教學使學生在掌握專業(yè)知識之余,能夠做到活學活用。而要達到這一目標,首要的是教師自己要養(yǎng)成經濟學的思維習慣,并在授課過程中通過采用適當?shù)姆椒ㄗ寣W生了解經濟學思維習慣的優(yōu)點以及經濟學思維習慣的形成方法。幫助學生在生活中日積月累,最終學會用專業(yè)思維去看待和分析問題。不僅有助于他們更好地掌握經濟學及其相關專業(yè)知識,也是保障經濟管理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方案落實的有效手段。

2.引導學生主動接觸前沿熱點問題。在西方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引導學生主動接觸前沿熱點問題是西方經濟學本科教學的一個重要方面 [2]。時代在發(fā)展,知識在更新,我們的教學內容和方式也應做到能夠與時代并進。引導學生主動接觸前沿熱點問題,不僅可以幫助教師在教的過程中獲得自身水平的提升,也能幫助學生開闊視野,從而促進學生綜合素質的提升。

3.幫助學生實現(xiàn)專業(yè)課程間的融會貫通。西方經濟學與其他專業(yè)課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共通性。經濟學的基礎性地位更加說明了在這種共通性之中,經濟學知識的掌握和主動向其他課程滲透是首要的。因此,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有意識的穿插引入其他課程的某些元素,如可以引導學生用經濟學的方法去解釋其他課程學習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也可以用其課程的知識和觀點來解釋經濟學課程學習中的一些問題等。這些都有利于學生靈活掌握其所學的各門課程,做到活學活用融會貫通。

三、西方經濟學本科教學中的主要問題及其原因

1.理論性強導致趣味性不夠。西方經濟學是一門理論性很強的課程,其中包括大量的概念、定律、原理的闡述,常常會用到大量的圖形和數(shù)學論證。對于初學者和數(shù)學基礎不太好的學生來說,會存在學習和理解上的困難。較強的理論性也使得課堂教學過程充斥著資料性信息,導致課堂氣氛的輕松性不夠,也減少了教學過程中的師生互動。令教師無法及時得到學生學習效果的反饋,不利于其對教學方式的及時調整。學生大部分時間都在被動接受知識,無法與教師進行很好的交流,導致教學過程變得枯燥乏味,從而嚴重影響了學生的學習熱情。

2.數(shù)學化傾向導致理解力不夠。西方經濟學知識闡述的一大特點就是要借助大量的圖形、表格、數(shù)據(jù)、數(shù)學公式及西方經濟學專業(yè)術語。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容易感到抽象枯燥和難以掌握。近年來,經濟學界有一個很明顯的趨勢,就是越來越注重實證分析。實證研究能夠增加西方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邏輯嚴謹性。然而,復雜的數(shù)學公式和推導很容易令人忽視現(xiàn)實經濟生活的復雜性和牽連性。在西方經濟學本科教學中,不應因數(shù)學方法本身而強調數(shù)學方法,而應加強對基礎理論的定性分析。因為數(shù)學的方法只是西方經濟學的一種表達方式,并不是它的全部。

3.理論聯(lián)系實際不夠。從當前西方經濟學界研究的實際情況看,中國的經濟學理論中借鑒國外先進經驗的成分比較多見。目前中國選用的西方經濟學教材版本大都以主流經濟學為主。如微觀經濟學的基本內容來源于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早期版本,宏觀經濟學來源于凱恩斯的理論觀點。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西方發(fā)達國家經濟發(fā)展中出現(xiàn)的許多新現(xiàn)象和新問題,未能在西方經濟學教材中得到反映。教材中還缺乏對中國經濟社會發(fā)展過程中出現(xiàn)的一些特殊問題的分析。即使學生課堂上能夠記住一些抽象的理論、模型、案例、圖表和專業(yè)術語,但由于現(xiàn)實性不夠,學生不僅不能將所學知識牢固掌握更不能實際運用 [3]。

4.教學手段單一導致教學效果不佳。目前在西方經濟學本科課程教學中,由于受到多種條件的限制,教學的主要方式局限在課堂,教學實踐活動普遍缺失。學生大都是被動地聽,而沒有主動地參與到教學過程中來,因而無法活躍學生的思維,使得學生“三大能力”,即自主學習的能力、分析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創(chuàng)新思維的能力的培養(yǎng)成為一句空談。而隨著多媒體設備的普及,一部分教師在教學中拋棄課本和教案。少數(shù)教師甚至跳過了備課環(huán)節(jié),直接從互聯(lián)網(wǎng)下載教學課件,上課時對著課件“照本宣科”,時常出現(xiàn)講授思路不清、邏輯混亂、知識點錯誤等情形,直接導致了教學效果不佳。

四、西方經濟學本科教學改革的有效途徑

1.增強教學方法及手段的適宜性。教師應充分發(fā)揮多媒體教學法的現(xiàn)代信息技術手段優(yōu)勢,將圖、文、聲、像高度集成于教學活動之中,改善課堂教學內容的表現(xiàn)力,提高知識傳授的效率,激發(fā)學生的學習興趣。同時也應注意教學方法的多樣化,如可將傳統(tǒng)講授法、啟發(fā)式教學法、案例教學法、參與式教學法以及其他教學方法與多媒體教學法相融合,充分發(fā)揮多種教學方法的集合優(yōu)勢。例如在教學中適當使用黑板板書介紹關鍵概念或推導重要數(shù)學模型和公式,有利于加深學生的記憶,強化教學效果,或采用參與式教學法以激發(fā)學生主動參與教學的興趣和增強學生分析經濟問題的能力。

2.增強理論與現(xiàn)實的貼合度。在教材使用方面,應盡量選擇精練易懂、所舉實例符合中國現(xiàn)實的教材。有條件的院校可以自主編寫適合本院學生的西方經濟學教材。在教學過程中,要切實做到理論聯(lián)系實際。從學生感興趣的問題入手,幫助學生深化對書本知識的理解。在課堂教學之外,應注重實踐教學基地的建設。為西方經濟學教學提供必要的實際操作條件,幫助學生將理論應用于實踐,激發(fā)他們的學習和實踐熱情。

3.增強教學體系改革的有效性。西方經濟學內容紛繁復雜,流派林立,觀點各異。容易令學生把握不清其基本知識體系。教師要把握住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這兩條主線,通過兩條主線將各知識點串聯(lián)起來,幫助學生從整體上把握住

西方經濟學的內容體系。如微觀經濟學的中心問題就是如何實現(xiàn)資源的配置,而宏觀經濟學的中心問題就是總供求的平衡。在講授時,應針對不同專業(yè)的學生調整側重點。如對數(shù)學基礎較差的學生,可適當簡化模型化的經濟理論的闡述,著重培養(yǎng)其思維方式。 4.增強教學內容的前瞻性。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進一步推進,經濟理論界對知識的時效性越來越注重。一些不合時宜的理論在時代的變遷中被淘汰,一些新的思想和理論在時代的呼喚中應運而生。西方經濟學教學不能忽視現(xiàn)實經濟的這一重大的時代特征,在教學中必須加強對前沿理論的研究,促進教學內容的及時更新,授課教師也應加強自身的理論學習,緊跟經濟學界的近期研究動態(tài),適時向學生介紹經濟學理論發(fā)展的重大前沿問題和熱點問題,幫助拓寬學生的知識視野。

西方經濟學論文:改善西方經濟學課程教育方法

1西方經濟學課程師資不足

以筆者所在高校為例,西方經濟學師資不足而且不被重視,講授西方經濟學的教師只有2名,在日常的集體備課中無法進行充分的討論和完善的相互學習。盡管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進行了案例式教學和實踐教學的改革,但效果并不理想。首先是國內的西方經濟學的案例材料較少,能幫助教師更好的使用案例的材料就更少了。其次,案例資源脫離國情,缺乏針對性或過于陳舊,與現(xiàn)實經濟活動脫節(jié),難以激發(fā)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熱情[8]。

2改進授課效果的建議

2.1加強師資培養(yǎng),提高教師綜合水平

通過比較國內和國外的西方經濟學教材會發(fā)現(xiàn)這兩類的教材內容組織是不一樣的。國內教材內容較為系統(tǒng)的體現(xiàn)了西方經濟學的理論框架,而國外教材大部分都是以現(xiàn)象、問題為導向的。筆者對于中國的大部分初學者更適合國內教材的組織框架,但是缺乏與中國國情結合良好的案例,教師不僅要能講解國外的案例,還要能結合中國經濟實際運行的情況進行講解,這對教師的專業(yè)知識和不斷學習的能力要求都比較高。要實現(xiàn)專業(yè)理論和教學能力的改進,教師必須進行相互討論和學習,一方面能夠在教學中與本課程的教師共同探討教學中的實際問題,同時又能向其他西方經濟學課程開展得較好的學校學習,只有這樣才能不斷提高教師的綜合水平。

2.2調整教學內容

西方經濟學的課程內容過于強調理論的教學和數(shù)理模型的推導,教學內容求全求深,使學生普遍感到西方經濟學內容龐雜、理論深奧,造成學生學習的畏難情緒。信息管理專業(yè)和衛(wèi)生事業(yè)管理專業(yè)教學內容肯定不能和一般的經濟管理類專業(yè)的內容相同,應該側重不同,例如信息不對稱、市場失靈等內容就比較重要。

2.3利用數(shù)學工具要適中

西方經濟學教改中如何對待數(shù)學工具,要依據(jù)學生的情況以及專業(yè)特點來確定。對于經濟學原理的課程,可以只使用圖表等最簡單的數(shù)學工具,避免繁瑣的數(shù)學推導,集中精力在經濟學思想的闡釋上。

2.4改革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

近十年在醫(yī)學類院校教改的熱點之一就是PBL教學的研究,PBL(ProblemBasedLearningPBL)是1969年由美國神經病學教授Barrows在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首創(chuàng)的。這種教學方法的核心內容是:基于問題式學習或以問題為導向學習,其目的是培養(yǎng)學生的自學能力,臨床思維能力和創(chuàng)新能力等[9,10]。這種教學方法出現(xiàn)后在歐美國家被很快廣泛應用[11]。目前在我國的大部分醫(yī)學類院校也開設了改良后的PBL教學,原因在于我國和國外的醫(yī)學生的情況不一樣。國外的醫(yī)學生一般都是在綜合大學學習了4a,取得學士學位后才進入醫(yī)科院校學習,他們有較強的自學能力和扎實的理論知識,這些是開展PBL教學的基礎。我國醫(yī)學院校的學生直接由中學升入高等院校,相對于國外的醫(yī)學生年齡普遍偏小,而且接受中國傳統(tǒng)的講授式教育方式多年,獨立學習能力較弱,基礎知識積累較少,十幾年的傳統(tǒng)教育模式已經形成了較為習慣的思維方式[12]。PBL教學較大的優(yōu)點在于自學能力和團隊協(xié)作,在當今社會新知識不斷涌現(xiàn),分工不斷細化,學習能力和團隊協(xié)作能力顯得尤為重要[11,12]。根據(jù)國內外關于PBL教學開展的院校和專業(yè)的情況,似乎說明了,醫(yī)學專業(yè)甚至是臨床專業(yè)更適合這類教學方法。筆者以為西方經濟學課程使用的經典的案例教學是可以向PBL教學吸取優(yōu)點的。因此,在西方經濟學的教學中應該嘗試適合該課程的PBL教學,同時應該聯(lián)合使用其他的教學方法,教學中應注重啟發(fā)式教學中問題的設置。隨著信息化的不斷深入,教學手段也越來越豐富,在課堂教學中可以使用圖片、視頻等多種資料,改善課堂教學內容的表現(xiàn)力,提高知識傳授的效率,激發(fā)學生的學習興趣。課下的學習也可開發(fā)以課程為對象的學習網(wǎng)站,不僅可以為學生提供分類明確,組織互聯(lián)的一系列課程資料,而且還可以進行互動教學,教師在線答疑,運用網(wǎng)絡建立教師與學生在課堂之外的溝通[13,14]。

2.5激發(fā)學習興趣,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

可通過延伸課外閱讀、增加與教師的交流來增強學習興趣。比如推薦閱讀一些諸如《生活中的經濟學》、《經濟學家茶座》等散文小品式經濟類文章以開闊視野,豐富相關知識,提高學習效果。

西方經濟學論文:對西方經濟學網(wǎng)絡教改分析

1我校《西方經濟學》課程設置狀況與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通過對教學實際的深入考察以及面向學生和教師的問卷調查結果的分析,目前我院西方經濟學的教學主要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1.經濟學本身綜合性、理論性強的特點,使得教學中理論知識講授多、經濟學方法訓練較少。西方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本身涉及的領域極為廣泛,體系龐大,流派眾多,知識點中重、難點較多,因此實際教學中,面對諸多的理論知識,為按照大綱要求完成教學任務,教師往往只能以理論教學為主,按部就班地向學生講解傳授西方經濟學各個章節(jié)的知識,而對經濟學方法的介紹相對較少。學生在聽完課之后也習慣通過死亡硬背來了解基本的知識點,掌握一些結論性的原理,而對于原理的形成思路卻不甚了解。也就是說在教學的過程中,老師一味的傳授理論知識卻忽視了對學生思維的訓練,忽視了對學生建立邏輯能力的鍛煉。而且由于課時限制,加之學生學習中自主學習的積極性強,學生很容易產生抽象、枯燥、難學之感,影響了教學的實際效果。

2.教學中傳統(tǒng)理論講解較多、非主流學派理論和前沿動態(tài)理論介紹較少。目前國內各個高校所使用的西方經濟學教材盡管有限侈不同的版本,但內容基本都是以主流經濟學理論為主,針對非主流經濟學派和許多較為前沿的理論缺乏系統(tǒng)介紹。這就會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對西方經濟學的知識不能有一個比較完整和動態(tài)的了解,不能對學生經濟學多元化思維方式進行啟迪和訓練。另一方面,西方經濟學理論分析背景與我國目前的經濟狀況還是有較大差異,客觀上造成理論與實踐的錯位。有加之,學生開課年級較低,其對社會各方面的認知度、特別是對宏經濟發(fā)展的認識、理解都較為膚淺,這也影響了學生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能力。

3.西方經濟學除了歷史積累的理論體系之外,還有各種分析性的概念框架以及以數(shù)學、圖表表述的理論模型作為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這些概念框架和模型提高了學術語言的性和精煉性,提高了分析邏輯的嚴謹性,保障了研究結論成立邊界和使用范圍的清晰性。利用圖形與數(shù)學公式來表述理論內容是西方經濟學的基本方法之一。學習西方經濟學,必須懂得一些基本圖形與公式的運用,但我校學生中大多數(shù)人的人文知識豐富,數(shù)學基礎相對薄弱,這些圖形和數(shù)學公式是學習中的難點之一,對數(shù)學工具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普遍感到困難。這一知識架構的特點導致學生普遍對定性分析感興趣,而對定量分析的方法和步驟無法深入,對教學中講到經濟學的案例、經濟學的淵源感興趣,而對邏輯推導、圖表、公式、數(shù)學證明接受力較弱。這也就造成學生在學習西方經濟學理論的過程中,只知道“然”而不知道“所以然”,無法有效培養(yǎng)起學生對較為復雜的抽象經濟問題的理性分析研究能力。

4.教學中對于網(wǎng)絡信息資源的利用尚不充分。由于各種信息技術以前所未有的迅猛勢態(tài)滲透于教育的方方面面,我校西方經濟學的教學結構也在一定程度上進行了相應的改革,如大多數(shù)教師都能使用多媒體技術與傳統(tǒng)教學方式進行整合,但從總體上來看,在充分利用有效的電子信息資源,實現(xiàn)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兩種教學方式有機地結合方面還很不足。課堂上仍以教師講為主,學生始終在被動的狀態(tài),學生的學習積極性調動不起來,學生作為主體的作用得不到發(fā)揮,課外缺乏自主學習的主動性,對專業(yè)領域的新知識涉獵仍然較少。我們在體育經濟學專業(yè)開設西方經濟學的初衷除了是要培養(yǎng)一批能夠懂得西方經濟學理論的人才之外,更重要的是要造就一批能夠運用西方經濟學的思想和方法,分析和處理中國體育經濟問題的經營管理性人才,為我國體育產業(yè)的發(fā)展做出貢獻。上述教學中問題的存在,顯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人才培養(yǎng)的質量。

2利用網(wǎng)絡資源進行西方經濟學教學改革實驗研究的探索必要性與可行性

人類社會已經步入信息時代,計算機已在社會各個領域得到了廣泛的應用,現(xiàn)代科技手段改變了人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利用先進的信息技術改革和發(fā)展教育自然也成為世界各國的一項重大舉措。網(wǎng)絡教育具有突破時空限制和實現(xiàn)資源共享的基本特點,由此帶來了共享教育資源、擴大教育規(guī)模、提高教育速度、促進教育改革、構筑終身教育體系、實現(xiàn)以學習者為主體的學習和協(xié)作式學習等傳統(tǒng)方式無法比擬的優(yōu)勢,網(wǎng)絡教學已成為世界各國教育改革和發(fā)展的重要趨勢。網(wǎng)絡教育又被稱為網(wǎng)絡化學習、電子化學習或在線學習,是指通過計算機網(wǎng)絡或其他數(shù)學化內容進行學習與教學的活動,這種學習方式將一改傳統(tǒng)教學中教師的作用和師生之間的固有關系,從而根本改變教學結構和教育本質。網(wǎng)絡學習的推行正在引發(fā)教育領域新的革命,它是一種基于網(wǎng)絡的新型教學方式,具有以下顯著特點:

1.教學的異步性。只要身邊有電腦并能夠連接校園網(wǎng)絡,學生可以隨時隨地進行學習和多遍地進行復習,并可以利用網(wǎng)絡傳輸協(xié)議瀏覽到所要學習的多媒體課件,遇到不懂的問題可以發(fā)送E-mail向教師請教,教師也可以通過這種方式給學生答疑。

2.教學的交互性。網(wǎng)絡可以增加教師與學生的交流,為教師與學生搭建了一個平等交流的平臺。在足夠的硬件和技術支持下,可以利用寬帶網(wǎng)絡實現(xiàn)實時的、雙向的、交互式的課堂教學方式。

3.教學的生動性。網(wǎng)絡資源的多樣化使得教學變得生動活潑、豐富多彩。它可以利用各種手段和方式來表現(xiàn)和強化教學內容,通過感官上的刺激來激發(fā)學生的腦細胞,使大腦大極度活躍和高度集中的狀態(tài)下完成教學內容的記憶,這樣更加吸引學員的注意力,也能促使記憶的內容更加深刻和持久。

4.有助于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yǎng)。通過網(wǎng)絡,學生可以獲得大量的知識和信息,了解自身知識結構的欠缺,有選擇地自主學習。同時教師還可以讓學生參與信息的采集與整理,培養(yǎng)學生的自學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隨著網(wǎng)絡技術在教育中的應用日益廣泛和深入,特別是Internet網(wǎng)絡與校園網(wǎng)絡的接軌,為網(wǎng)絡教育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和適當?shù)沫h(huán)境,使網(wǎng)絡教學真正成為現(xiàn)實。以我校校園網(wǎng)為依托進行網(wǎng)絡環(huán)境下的教學,可以優(yōu)化現(xiàn)行 的教學活動,它有別于傳統(tǒng)的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模式,是一種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學校網(wǎng)絡中心為網(wǎng)絡教育的開展提供的技術支持。數(shù)學化圖書館提供了與網(wǎng)絡教學有關的各種專業(yè)數(shù)據(jù)庫和學習資料,充足的教學資源為網(wǎng)絡教育的開展提供物質支持。我校的計算機的普及率相當高,很多學生擁有個人電腦,并具有較好的操作水平,加之寬帶校園網(wǎng)絡的建設,以及充足的教學與輔助服務設施、高速、穩(wěn)定、高質量的數(shù)據(jù)傳輸使得在大學中開展網(wǎng)絡教育成為可能。基于此,我們把網(wǎng)絡教學運用到西方經濟學的教學中,深切認識到西方經濟學教學面臨著機遇,這個機遇就是來自全球信息化的快速發(fā)展與西方經濟學廣闊的發(fā)展前景。雖然我校經濟學教學存在一些不足,而這正需要廣大的教育工作者不斷的進行探索和改革,將網(wǎng)絡技術與學科教學有機地結合起來,努力體現(xiàn)在教和學的觀念、學習目標、學習方法等方面的轉變,以適應西方經濟學飛速發(fā)展中對高素質專業(yè)人才的需求。

3基于網(wǎng)絡資源利用的《西方經濟學》課程教學設計策略與成果

凱恩斯說:“經濟學不是一種教條,只是一種方法,一種心靈的容器,一種思維的技巧,幫助擁有它的人得出正確的結論。”也就是說經濟學真正的精髓不是在于結論,而是在于一種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思想方法、思維過程。經濟學是一門致用的學問,它首先要能夠解釋經濟現(xiàn)象,其次要能夠為解決經濟問題提供思路和方法。基于這樣的理念,我們對有效的、信息化學習《西方經濟學》方法進行了探索,將整個課堂教學劃分為情景導入、自主探索、小組協(xié)作學習、匯報反饋及拓展引申幾個環(huán)節(jié),并根據(jù)學習內容的不同而引導學生采取不同的學習方法進行學習。具體包括:

1.基于網(wǎng)絡課程的自主性學習

教師通過網(wǎng)絡為學生提供豐富的學習資源,將大量的信息以多媒體形式如文本、圖片、聲音、視頻等呈現(xiàn)給學生;同樣,學生通過網(wǎng)絡的學習可以不受時空限制而自主的選擇學習內容、學習順序、學習深度等等,這就是基于網(wǎng)絡資源的自主學習的一般形式。《西方經濟學》課程中包含有豐富的理論基礎知識,如“西方經濟學基本概念”、“西方經濟學的應用特性與功能”、“西方經濟學的框架與分類”、“西方經濟學的應用體系結構”等,這些基礎知識對于加深學生對西方經濟學的了解以及后續(xù)課程的學習都會起到重要作用。對于這一部分內容,教師可以通過制作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網(wǎng)絡課程為學生提供學習環(huán)境;而學生就可以通過網(wǎng)絡個別的、自主的對這些內容進行學習。

2.基于網(wǎng)絡資源利用的研究性學習

基于網(wǎng)絡資源的研究性學習就是利用交互性網(wǎng)絡平臺,提供豐富的網(wǎng)絡資源,構建虛擬和現(xiàn)實相結合的研究性學習環(huán)境,讓學生以探究的方式主動地獲取知識、應用知識獲得解決問題能力,從而提高學生的調查、嘗試、說明和解釋各種現(xiàn)象的能力,使學生在接近真實的學習環(huán)境主動探索,形成研究的態(tài)度,提高認知能力。《西方經濟學》課程中的某些基礎知識,如“西方經濟學的發(fā)展現(xiàn)狀與趨勢”等,這一類型的知識的特點是更新快、信息量大,如果教師在傳授這些知識時還是采用傳統(tǒng)的講授型教學方法,會使學生感到枯燥乏味,而且使學生不能系統(tǒng)的了解這些知識。因此,對于這一部分內容,教師可以提出與內容相關的若干問題,讓學生利用資源庫中豐富的知識材料,通過思考、分析、討論等方式來解決問題,最終以論文、綜述等形式將學習到的知識表達出來。

3.基于專題網(wǎng)站的開發(fā)性實踐學習

《西方經濟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對于這一類型的學科教學,我們認為適宜采用“任務驅動”的教學模式。所謂“任務驅動”,是由教師把教學內容設計成一個或多個具體的任務,讓學生通過完成一個個具體的任務,掌握教學內容,達到教學目的。通過這種模式,以完成目標任務驅動教學,不僅有利于學生掌握學習內容,更有助于提高學生的綜合能力,是“學生主體、教師主導”新型的教學思維在教學中的具體體現(xiàn)。我們將以上這三種基于網(wǎng)絡資源利用的學習模式結合起來運用到《西方經濟學》課程的教學當中,很好的解決了目前教學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在這種互動式的學習中,通過課上教師分析學習目標、學生基礎,精心創(chuàng)設一個能夠激發(fā)學生學習興趣的活動情景,使學生對所要學習的內容有一定的探索欲望,從而形成學習的內在動力。通過布置學習任務,把學生應該掌握的知識和技能隱含在學習任務中,每個小組的學生帶著問題和任務開展自主探索學習和交流協(xié)作學習,教師在這個過程中引導學生在網(wǎng)站中查找資料,通過自學資料、分析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基本思路。學生可在學習論壇相互探討彼此的意見和解決問題的思路,教師也可以參與討論,提出學生可能沒有意識到的關鍵問題,對學生進行啟發(fā)和點撥。學生通過小組協(xié)作,共同完成所布置的任務,并就此每個小組做出匯報。教師根據(jù)匯報結果做出總結和科學評價,同時進行拓展引申,如介紹學生在自主探索、協(xié)作學習中有創(chuàng)新性的見解等,促成學生由知識意義的建構到知識的外化與創(chuàng)新。

在這種全新的教學形式中,信息是雙向傳播的———教師選擇教學媒體,通過多媒體計算機將信息傳給學生,學生通過計算機接受信息,進行交互教學,個性化的學習和分組教學。網(wǎng)絡交互式多媒體技術的表現(xiàn)手法比傳統(tǒng)的板書教學方式要生動得多,不但可以將經濟學中的重點內容根據(jù)學習者的視覺特點突現(xiàn)出來,吸引學生的注意力,還可以將一個知識點展現(xiàn)為一個過程,讓學習者慢慢體會其中的內涵。另外,這種現(xiàn)代的教法也省去了教師的板書,使授課的信息量大大提高,使內容繁多、模型、圖形多的西方經濟學知識在有限的課時內完整、形象、生動地介紹給學生,提高課程的教和學水平,而且大大活躍了課堂的氣氛,激發(fā)了學生的興趣,豐富了教字內容,提高了學習效率和教學效果。另外,在學生進行研究性理論學習和開發(fā)性實踐學習后會提交研究論文或開發(fā)作品上來,我們也將這些作品存儲充實到教學資源庫中作為后續(xù)教學的案例,實現(xiàn)了在教學過程中不斷豐富教學資源,教師與學生教學相長,教與學相互促進的動態(tài)良性循環(huán)

西方經濟學論文:西方經濟學的課堂教學

西方經濟學是經濟管理類專業(yè)的重要基礎課程,它是專業(yè)課程的理論基礎,因此學好和掌握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知識,為進一步學習其他專業(yè)課程打下堅實的理論基礎,進而提高對現(xiàn)實經濟問題的分析能力,并培養(yǎng)出學生的基本經濟思維。西方經濟學雖然重要,但在教學實踐中還存在各種問題。

一、高職教育西方經濟學存在的問題

在多年的高職西方經濟學的教學中,我直接或間接了解到學生普遍反映本課程的難度大,過于抽象,理論性強,數(shù)理要求高。由于西方經濟學個章節(jié)之間有內在的邏輯聯(lián)系,部分學生在某些章節(jié)沒有聽懂后,后面的課程根本聽不懂,甚至根本不聽課。那些能聽懂課、看懂書的學生也反映本課程和實際生活似乎有些脫節(jié),對課程得出某些結論、規(guī)律持懷疑態(tài)度。總之,本課程在教學實踐中的教學效果并不令人滿意。

二、原因分析

如何提高西方經濟學在高職教育教學的效果,當然需要對整個課程進行的教學改革,但西方經濟學是一門理論性很強的課程,因而要提高教學效果,主要還是要加強該課程的課堂教學。西方經濟學的教學效果差的主要原因也是課堂教學存在許多問題,這些問題主要:

1、教學目標不明確。教育部《關于制定高職高專教育專業(yè)教學計劃的原則意見》指出“高職高專教育是在完成高中階段教育基礎上進行的專門教育,培養(yǎng)能適應生產、服務、管理的及時線需要的,德智體美諸方面發(fā)展的高等技術應用型人才。”即高職教育的人才培養(yǎng)主要是為生產一線服務,具有較寬的專業(yè)理論知識和較強的技術實現(xiàn)能力與實際操作能力,能夠運用高新技術,創(chuàng)造性地解決生產、建設、管理服務中的技術問題的高級技術應用人才。部分教師不明高職教育的培養(yǎng)目標,在課堂教學中注重知識的完備性,對許多定理、理論進行大幅詳細的數(shù)學推導,而學生在下面聽得云里霧里,沒有任何絲毫教學效果。

2、教學方法“滿堂灌”。由于高校教學設施建設滯后,導致很多教師使用傳統(tǒng)的“黑板+粉筆”這一教學手段,進行“填鴨式”灌輸,從課程開始到結束,老師在講臺上不停地講理論、畫圖表、講模型、推公式。很少有討論和提問的時間,這樣的做法,忽視了學生的主體作用的發(fā)揮,而且由于課堂上師生討論的機會少,信息單向傳遞,學生對老師講的內容是否掌握,掌握的程度如何,老師心里沒有底,這樣就無法及時對自己的教學進度、教學內容等予以調整,因而也就很難有較好的教學效果。

3、學生數(shù)學基礎差、缺乏社會經驗,理解相關原理困難。由于高職院校高考錄取分數(shù)較低,所以高職院校的學生文化基礎知識相對較弱,大多數(shù)同學的數(shù)學知識較差。學生很容易對西方經濟學產生乏味、枯燥、難學的印象,甚至產生厭學心理。因此,要讓其真正理解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或實質問題,就顯得十分困難。

4、教學安排方面的原因。教育部2000年《關于制定高職高專教育專業(yè)教學計劃的原則意見》明確要求:“三年制專業(yè)實踐教學一般不低于教學活動總學時的40%”。因此,對于高職院校來說,所能安排的理論課時極為有限,最多不過60學時左右。相對于這門課程的特點、教學內容和學生實際,就顯得比較緊張。為了講完教學大綱或教材上的內容,常常需要趕進度。學生對前面的內容沒有掌握好后面的課就聽不懂,學習效果難免就會受到影響。

三、高職教育西方經濟學課堂教學的對策

1、調整教學內容。西方經濟學內容博大而精深,通過幾十節(jié)課的教學介紹其全部內容,顯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須對教學內容進行一定的選擇。在進行內容選擇時要根據(jù)高職教育的“以能力培養(yǎng)為中心,突出應用性和針對性”特點和要體現(xiàn)高職教育理論課時的“必需”和“夠用”原則。所以,在確定西方經濟學的內容時要以微觀經濟學為主。就宏觀經濟學來說,著重介紹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主要讓學生能了解國家宏觀經濟決策的依據(jù)和對整體宏觀經濟環(huán)境有所認識,以能正確作出微觀決策。

2、完善教學手段。高職教育的理論課時較為有限,而西方經濟學的圖表、公式較多,老師在課堂上在黑板上現(xiàn)場畫,不僅度難以把握,而且費時費力,影響教學的效果和效率。多媒體教學集圖、文、聲、像于一體,能生動、形象、直觀地展現(xiàn)教學內容,可以增強對學生的吸引力和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從而提高教學效果和教學質量。

3、改進教學方法。針對高職學生數(shù)學基礎差而且缺乏社會經驗的特點,在教學實踐中,我逐漸摸索出“三化”教學法,即“具體化”、“形象化”和“數(shù)字化”。所謂“具體化”就是針對西方經濟學許多概念、定理、規(guī)律過于抽象的特點,用具體的實例進行表述。他心里后悔莫及,逢人就說,“如果早知道吃半塊餅干就飽了,我何必花錢買六塊餅干呢?”這個故事夸張地反映了我們平時對增量比對總量更感興趣。通過這個故事使學生明白邊際也就是增量的概念。

“形象化”就是在教學中對那些難于理解的概念、定理用具體形象的現(xiàn)實對應物進行講解,增加學生對上述概念和定理的理解。例如,如圖1,在講解生產者均衡中,成本既定的條件下產量較大,單獨通過圖形講解等產量曲線Q3所代表的產量是生產者無法實現(xiàn)的,等產量曲線Q1與等成本曲線AB交于R和s點,但等產量曲線Q1所代表的產量低于等產量曲線Q2,所以等成本曲線和等產量曲線Q2的切點,才是實現(xiàn)既定成本條件下的較大產量的要素組合。這種講解的方法,大部分高職學生根本不能理解其中意義。同理,在s點是工人太多,而機械設備太少,那么,有許多工人無事可干,同樣不能達到較大產量,所以,只有在E點,工人和機械設備到達的比例,才能生產出較大的產量。通過這種形象的講解,大多數(shù)學生能夠明白生產者均衡,對這種抽象的圖形也能理解。

在西方經濟學中,許多規(guī)律是通過數(shù)學推導

得出來的,而高職學生許多同學的數(shù)學基礎并不好,許多老師在教學中喜歡對這些規(guī)律進行詳細地推導,而大多數(shù)同學并不能很好地明白其中推導的過程,似懂非懂,有的根本就是全然不懂,教學效果差。針對這種情況,我采用“數(shù)字化”的教學方法。所謂“數(shù)字化”,就是用具體的數(shù)字去代替抽象符號推導。例如,如圖2,缺乏需求價格彈性商品的價格變化和總收益的關系,在講解中。我直接賦予P1=1,Q1=100,TR1=P1Q1=100,如果漲價后。假設價格p2=3,由于缺乏需求彈性需求量降為Q2=80,TR2=P2Q2=240,如果降價P2=O.5,需求量為Q3=110,TR3=P3Q3=55。通過賦予價格和需求量數(shù)字,學生通過直觀的數(shù)字的變化可以感受到缺乏需求彈性的商品價格和需求量之間的關系。這比運用數(shù)學符號推導,學生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4、增加學生的參與。在課堂教學中,注意用問題引導學生,有意識地將原來由老師在課堂上講的內容,設計成若干個問題,在課堂上向學生提出來,或者是在講完某個原理后,隨即向學生提出—個跟原理應用相關的問題,通過“即問即答”,進行引導,同時使學生看、聽、說、思考聯(lián)動,提高學生在課堂教學中的參與程度。課堂上的問答可以采取多種形式,可以是老師問,學生答,也可以是學生問,老師答,學生問,學生答,而不只是老師講,學生記。

西方經濟學論文:西方經濟學教學改革之案例教學的探析

西方經濟學是一門專門研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稀缺資源有效配置的社會科學,一般分為微觀和宏觀兩部分來講授。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fā)展,它的重要性也日漸顯現(xiàn),被國家教育部規(guī)定為財經專業(yè)十門核心課程之一。從我們多年從事《西方經濟學》教學的實踐來看,我們的教學效果并不理想,很多同學反映該課程涉及的眾多概念、原理對他們來說晦澀難懂。究其原因,可能和經濟學理論本身的高度抽象和我們傳統(tǒng)的滿堂灌式的教學方式有很大的關系。我們認為,傳統(tǒng)課堂教學模式所沿用的是一種教師講、學生聽,靠教師向學生灌輸?shù)膽嚱虒W模式。這樣的教學模式使這門課程成了空洞的理論,已經嚴重影響到學生溝通能力、創(chuàng)新能力的培養(yǎng)和提高。而案例教學法在工商管理類課程教學中的成功使我們認識到可以把該教學方法移植到《西方經濟學》的教學中,本項目旨在進行這方面的嘗試。

1 案例教學對提高西方經濟學教學質量具有重要意義

1.1 有利于激發(fā)學生學習的積極性

西方經濟學作為一門外引課程,其研究內容主要是西方幾百年市場經濟的運行規(guī)律與基本問題,許多理論與我國的歷史背景和現(xiàn)實國情差異很大,常常會讓學生有種“所學非所用”的感覺。同時,西方經濟學是一門理論性很強的學科,并且它的每一個理論都是在一定的假設前提下形成的,加之常常會用到大量的圖形和數(shù)學論證,讓學生感到抽象枯燥且難以掌握。因此,有必要尋求一種中介載體,將西方經濟學中的基本理論以一種生動的形式呈現(xiàn)給學生,而案例教學在這方面有獨特的作用。因為經濟學案例往往是以現(xiàn)實經濟問題作為研究對象的,其中不乏一些經濟社會的熱點問題,足以引起學生濃厚的興趣,吸引他們主動思考、積極討論, 變被動學習為主動學習。

1.2 有利于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的轉變

由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變是我國教育體制改革的目標和關鍵之一。傳統(tǒng)的應試教育是以“灌輸式”、“填鴨式”為主的教學方式,教師機械地滿堂灌,學生被動地聽,其后果是學生只是靠死記硬背學習經濟理論,考試一旦結束便統(tǒng)統(tǒng)忘掉,無法形成系統(tǒng)的經濟學理論體系。而案例教學則與之不同,案例教學往往是讓學生運用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分析解決現(xiàn)實經濟問題。在分析案例的過程中,學生置身于事實環(huán)境中,主動對案例進行分析、判斷和歸納總結,鍛煉了其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同時,還可以通過討論或辯論的方式鍛煉學生的口頭表達能力、臨場應變能力和集體協(xié)作能力等諸方面的綜合能力和素質,有助于解決所謂“黑板經濟學”和高分低能的問題,有助于培養(yǎng)技能型、應用型的人才。

1.3 有利于提高教師的教學、科研水平

案例教學給教師提供了新的教學模式,同時使教師面臨著更大的挑戰(zhàn)。首先,教師要不斷地根據(jù)教學中的重點和難點尋找和編撰恰當?shù)陌咐?這就需要教師不僅有扎實雄厚的理論功底,還要對現(xiàn)實的經濟問題有較強的敏感性,并對理論知識的實際應用有深刻認識。其次,案例教學也對教師的教學組織能力提出了挑戰(zhàn)。在案例教學中,教師充當著“導演”的角色,必須對討論的問題和具體的實施方式做出統(tǒng)籌安排,此外,還須加強與學生的溝通,做好組織工作,使案例討論或辯論能夠有序進行。,還要通過書面報告或其他形式及時對案例教學進行總結。這些均有助于教師不斷提高教學、科研水平。

2 我國經濟學案例教學尚處在起步階段

美國是世界上經濟學教育最發(fā)達的國家,許多影響深遠的經濟學教課書都有配套的案例教學資料。如平狄克的《微觀經濟學》和斯蒂格利茨的《經濟學》。在哈佛商學院,平均每名主講教師有一名研究人員配合工作,包括案例的收集、調查和編寫,并且定期出版案例集供教師選用和交流。我國經濟學教育中的案例教學尚處于起步階段,主要存在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對《西方經濟學》案例教學的重視程度不夠。大多數(shù)高校認為案例教學法只是一種教學方式,是教師個人的事,既沒有相應的經費和人力投入,也缺乏組織上的支持。教師由于缺乏財力、時間去進行大量的調查和編寫工作,加之又不計工作量,直接打擊了教師教改的積極性,客觀上限制了案例教學法的應用和推廣。

二是選取的案例質量不高,本土化案例庫建設滯后。許多高校在案例的搜集、整理與分析等方面相當滯后,有些甚至直接采用報紙、雜志甚至傳記文學的內容,將原始材料不作處理直接拿到課堂上來,缺乏對經濟學的專業(yè)性審視和洞察,因而也難以做出專業(yè)化的分析和評價。有些在案例的選擇上以國際案例為主,認為通過學習先進國家的成功案例,就可以結合理論知識研究國內的經濟發(fā)展情況。但是這些取自國外、直接翻譯的案例,因社會背景和文化差異等原因,不能反映我國的實際,應考慮國際視野與本土背景的結合,因此應該更傾向于國內的案例。目前雖然國內各有些高校已經自己編著了案例教材,但并不理想,缺乏經典案例,而且案例更新也跟不上我國經濟發(fā)展的實際。

三是案例教學法的引入對《西方經濟學》課程教師業(yè)務素質,包括專業(yè)知識、教學能力和科學研究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因為案例教學法本身決定了教師在上課時,不能簡單就內容而講內容,而應對所講的內容追本求源,通過了解案例的時代背景,掌握案例所涉及的理論知識點和案例分析要達到的目的以及為達到目的應該采用的手段與方法等。由于理解的偏差,在教學過程中,部分教師認為案例教學就是把案例介紹給學生,做簡單的分析總結。也有的教師把案例教學與教學舉例混為一談,單純?yōu)槲龑W生興趣、增強理論的說服力而引用案例。有的教師角色定位不,過分突出了學生的“主體”地位,忽視了自身應用的“導向”作用。部分教師認為案例教學沒有標準答案,應實行開放式討論,追求熱烈的課堂氣氛,讓學生百家爭鳴,甚至允許跑題。還有些教師走向另外一個極端,對學生討論中的片面言論或錯誤之處急于糾正,對每個學生的發(fā)言都給予評點,學生怕說錯,在發(fā)言時有顧慮,致使一方面打擊了學生發(fā)言的積極性,使其不能自由地、充分地展開討論,另一方面使學生們過于關

注教師的評論,不能很好地吸收他人長處,達到相互啟發(fā)的目的,此外,使整個討論過程屢屢被打斷,教學環(huán)節(jié)不能流暢進行。 3 實施案例教學的措施

3.1 積極篩選合適的本土化案例

案例教學首先要選擇合適的案例。必須從我國、國外發(fā)展中國家或發(fā)達國家的經濟發(fā)展過程中提取現(xiàn)實案例,具有知識性、趣味性、實踐性和時效性;要與課堂講授的內容緊密相關,使學生在所學理論知識的指導下自由思考、互相交流和產生思維的碰撞。

案例要盡量本土化。國外案例教學的實施早于我國,也積累了一些好的案例資料,但是,教師應盡可能地采用本土案例。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學生必須熟悉國內經濟發(fā)展歷程,積極地用所學的發(fā)展經濟學理論去剖析個案,有利于提高分析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能力,為日后主要在國內從事經濟管理工作奠定良好基礎;二是國內經濟與國外經濟在文化、制度等方面存在差異,只有首先明了國內的經濟環(huán)境與實情,才能夠更好地了解國外的經濟發(fā)展經驗并加以借鑒。當然在國內案例占主體的情況下,國外案例也可適當討論一些。由于我國已加入WTO,經濟開放度逐步提高,因此也需要了解國際經濟環(huán)境,但國外案例在討論之前教師應給予必要的輔導和提示,如國外的文化背景、體制等與我國的差異[3]。

3.2 積極引導學生適應案例教學

引導學生課前積極準備。在未進入案例教學之前,學生要熟悉相關理論、知識及相關技能,并學會運用已學過的多學科知識,從多個角度對問題加以分析和判斷;還要有語言表達與心理方面的準備,特別是心理方面的準備。當面對的是剛剛接觸案例教學的學生時,好先由教師對案例分析的思路和方法進行必要的引導,同時介紹如何將理論知識與實際案例相結合的具體方法,引導學生進行案例分析。當學生具備了一定的分析能力,初步掌握了案例教學的方法時,可采取課堂討論的方式進行。

引導學生課堂表現(xiàn)與參與。在案例教學中,學生的課堂表現(xiàn)與參與是至關重要的。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在老師和全體同學面前發(fā)表自己的看法的確需要鼓足勇氣,需要克服心理上的障礙。有時,由于缺乏、甚至沒有學生主動、自愿的發(fā)言,使案例教學變得十分被動和尷尬,強制提問代替了自由發(fā)言,課堂討論變成了老師的自問自答。因此,鼓勵學生積極參與,踴躍發(fā)言,是案例教學又一成功關鍵因素。如何較大限度地調動學生學習和參與的積極性,教師的合理組織至關重要。如教師要有親切、熱情乃至奔放的語言和形體動作,以此感染學生;要善于營造一個平等的、民主的、寬容的、人性化的課堂氛圍,使學生消除緊張感。可以組織圓桌討論,而不要一個人在講臺上講,讓學生感到平等親切。可以組織模擬真實場景進行演練,調動學生的參與意識。可以采用獎勵的方式,對于積極參與的同學給予小小的物質獎勵,提高學生的自信心。

3.3 多種途徑提高西方經濟學課程師資水平

《西方經濟學》的案例教學對授課老師的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們擬從三條渠道使老師要更多的去接觸社會,了解經濟的真實運行過程[4]:有計劃地選派擔任發(fā)展經濟學教學任務的教師到政府宏觀經濟管理部門掛職鍛煉,以提高教師實際工作能力和勝任案例教學的水平;分期分批地組織經濟學教師去宏觀經濟管理部門、統(tǒng)計部門、財政、金融部門調研;積極開展高校與科研單位聯(lián)合辦學,采取請進來與走出去的辦法,聘用經濟研究院所的科研人員為高校兼職教師。

西方經濟學論文:西方經濟學流派觀點

【摘要】本文按現(xiàn)行的一般標準將現(xiàn)代主要西方經濟學流派劃分為兩大類,通過對各主要西方經濟學流派歷史淵源、主要特點進行簡單闡述,進而詳細比較了其主要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的分歧。通過對現(xiàn)代主要西方經濟學流派兩大類別中各流派和兩大類別間各流派的比較、歸納,為系統(tǒng)地掌握現(xiàn)代西方經濟學理論提供了一定參考。

【關鍵詞】西方經濟學流派理論觀點政策主張

一、現(xiàn)代主要西方經濟學流派的劃分

現(xiàn)代經濟學一般指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yè)、利息和貨幣通論》發(fā)表以后流行于歐美國家和某些其他國家與地區(qū),并一直延續(xù)至今的經濟學說。

西方經濟學理論從20世紀30年代中期以后不斷發(fā)展變化,并且衍生出許多具體的流派。各流派都有各自的理論觀點及政策主張,他們之間既有區(qū)別、又有聯(lián)系;既有一致、又有沖突。按照現(xiàn)行的一般標準,基本上是以西方經濟學家們對經濟活動的基本指導原則,即以如何看待國家和市場對經濟的作用為標準,將現(xiàn)代主要經濟學流派主要分為兩大類:國家干預主義的各流派和經濟自由主義的各流派。其中國家干預主義的主要流派有凱恩斯主義、新古典綜合流派、新劍橋學派等;經濟自由主義的主要流派有現(xiàn)代貨幣主義學派、理性預期學派等。

二、國家干預主義主要流派起源概述

1、凱恩斯主義。凱恩斯的經濟思想最早屬于英國劍橋學派,以研究貨幣理論和貨幣政策著稱。1929—1933年資本主義各國經濟大蕭條,而傳統(tǒng)的新古典經濟學卻無法從理論上解釋,更無法從政策上提出擺脫經濟困境的辦法。正是這場經濟大危機使凱恩斯的經濟思想和政策主張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1936年他發(fā)表了著作《就業(yè)、利息和貨幣通論》,否定了新古典經濟學市場經濟可以自動維持經濟充分就業(yè)的主張,提出了一整套新的有效需求理論,并主張通過國家對經濟生活進行積極干預以消除大規(guī)模失業(yè)、擺脫經濟蕭條。由于這些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被認為是對以馬歇爾、庇古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自由放任經濟思想和政策主張的革命,所以稱其為“凱恩斯革命”。這標志著現(xiàn)代宏觀經濟學的產生,也形成了以國家干預經濟思想為基礎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長期占據(jù)主流地位。

在“凱恩斯革命”之后,為了學習、運用和推廣凱恩斯提出的新理論、新方法,凱恩斯主義的追隨者對其理論進行了大量的注釋、補充甚至改進,這些人形成了后凱恩斯經濟學派。20世紀

五、六十年代,后凱恩斯經濟學派形成了兩大主要分支,一支是以美國經濟學家為主的新古典綜合學派,另一支是以英國經濟學家為主的新劍橋學派。

2、新古典綜合學派。被稱為“凱恩斯時代”的20世紀40—60年代,美國經濟持續(xù)穩(wěn)定增長,此時新古典經濟學的一些理論和觀點逐漸回歸,并滲透、融合進凱恩斯的經濟理論,于是新古典綜合學派應運而生。新古典綜合學派在理論體系最完整的體現(xiàn)就是1948年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教科書。此外,隨著形勢的發(fā)展,70年代后新古典綜合學派還廣泛吸納了其他學派的觀點。新古典綜合學派的出現(xiàn)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平息了“凱恩斯革命”后西方經濟學界的爭論和分歧。凱恩斯的經濟理論也基本上被大多數(shù)經濟學家折中的接受了。

3、新劍橋學派。新劍橋學派是“后凱恩斯主義學派”在英國的重要分支。因為該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在英國劍橋大學任教,而其理論又與以馬歇爾為代表人物的劍橋學派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相背離,于是被稱為新劍橋學派。新劍橋學派的經濟學家認為新古典綜合學派把新古典經濟學的微觀經濟理論與凱恩斯的理論結合起來,以彌補凱恩斯經濟學的缺陷和不足,是對凱恩斯經濟思想原意的歪曲,是經濟理論發(fā)展的倒退。他們認為新古典綜合學派的經濟學是冒牌的凱恩斯主義。

三、經濟自由主義主要流派起源概述

1、現(xiàn)代貨幣主義學派。現(xiàn)代貨幣主義學派是20世紀50年代中期在美國出現(xiàn)的重要經濟學流派。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凱恩斯主義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雖然對刺激經濟發(fā)展、緩和經濟危機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引起了長期持續(xù)的通貨膨脹。60年代通貨膨脹繼續(xù)發(fā)展,到70年代初出現(xiàn)了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并存的滯脹的局面。于是,現(xiàn)代貨幣主義學派在英美等國異軍突起,他們自稱是“凱恩斯革命”的反革命,鼓吹貨幣的重要作用,主張以控制貨幣數(shù)量的金融政策來消除通貨膨脹,保障經濟的正常發(fā)展。但是現(xiàn)代貨幣主義者內部仍存在著分析方法、理論模型和假設條件的不同,無法將其看作統(tǒng)一的思想流派。因此,這里介紹的現(xiàn)代貨幣主義流派,主要是介紹米爾頓·弗里德曼的有關理論和政策主張。

2、理性預期學派。20世紀70年代,西方各國陷入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大量失業(yè)和經濟停滯并存的困境,戰(zhàn)后流行多年的凱恩斯主義的經濟理論和政策既無法解釋,也無法解決該困境,因而陷入危機。而與凱恩斯主義相對立的現(xiàn)代貨幣主義學派的經濟理論和政策主張,在改變滯脹局面時,也沒有出現(xiàn)人們所期待的效果,于是一些年輕的經濟學家從現(xiàn)代貨幣主義學派中分離出來,形成了一個新的學派,這就是理性預期學派。由于理性預期學派的基本政策主張與其他堅持古典經濟學或新古典經濟學的現(xiàn)代貨幣主義學派和供給學派的基本理論主張大致類似,于是在實踐中這些學派便以理性預期學派為主體逐漸融合,最終形成了今天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

四、國家干預主義主要流派觀點及政策比較

在凱恩斯主義的經濟理論中,凱恩斯根據(jù)簡單的國民收入理論得出經濟中產品需求、勞動力需求和投資需求三大需求不足,即“有效需求不足”。正是由于經濟中“有效需求不足”情況的存在,所以得出需求管理,即國家干預的必要性。但在具體政策主張上,凱恩斯又以“流動性偏好陷阱”的存在為依據(jù),認為貨幣政策是無效的。因此,凱恩斯主張政府應該采用財政政策對經濟進行干預,而不重視貨幣政策。

而通觀新古典綜合學派的經濟理論,可以明顯發(fā)現(xiàn)新古典綜合學派的經濟理論在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的基礎上走的更遠。其理論上最明顯的特征就是在宏觀方面接受了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在微觀方面仍采取傳統(tǒng)的新古典經濟理論。其核心理論是對凱恩斯經濟理論的重要解釋,即希克斯—漢森(IS—LM)模型。這是將凱恩斯的國民收入決定理論進一步細化,加入了貨幣市場分析后得到的經濟模型。以該模型為依據(jù),新古典綜合學派認為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同樣重要。同時,“菲利普斯曲線”使他們在政策的應用上更為靈活,如果說凱恩斯時期的經濟政策還較為保守的話,那么他們的經濟政策已經成為較為激進的以經濟增長為目的的相機抉擇的經濟政策。

新劍橋學派自認為是凱恩斯經濟理論的正宗和嫡傳。他們認為凱恩斯在從傳統(tǒng)的新古典經濟學束縛中擺脫的并不徹底,他們一方面要彌補凱恩斯理論的不足,同時還要糾正“新古典綜合”學派對凱恩斯理論的歪曲。在經濟理論上,新劍橋學派在繼承了凱恩斯的收入分配理論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價值理論和分配理論。在政策主張上,他們仍然主張實 行政府干預,不主張實行自由放任,只是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癥結在于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和收入分配的失調,因此,經濟政策制定的重點應該在調節(jié)收入分配、理順階級關系、創(chuàng)造社會穩(wěn)定的經濟環(huán)境來推動經濟增長。

五、經濟自由主義各流派比較

理性預期學派與現(xiàn)代貨幣主義學派在實踐中逐漸相融合,最終形成了今天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可見,他們有較深的歷史淵源,其基本理論和政策主張也非常類似。這兩個學派最主要的區(qū)別就是理性預期學派更為激進一些。理論上,相對于現(xiàn)代貨幣主義學派,理性預期學派增加了對理性預期的論述,因此政策主張上也更信奉經濟自由。現(xiàn)代貨幣主義學派在政策主張上強調貨幣和貨幣政策的重要性,但是他們在一定程度上還是承認國家干預對經濟確實存在一定的影響,即“經濟政策長期是無效的,但短期還是有效的”。而以理性預期為基礎的理性預期學派,認為過多的政府干預只能引起經濟的混亂,為保持經濟繁榮,有效的辦法就是盡量減少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充分發(fā)揮市場的調節(jié)作用。簡言之,就是他們認為“經濟政策不僅長期無效,短期也無效”。

六、國家干預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各主要流派主要觀點及政策主張比較

1、貨幣需求理論的差異。兩大類經濟流派的根本不同在于關于貨幣需求的基本理論不同,進而產生后續(xù)一些推論與結論的差異。凱恩斯的貨幣需求理論又被稱為“流動性偏好”理論,其貨幣需求方程為L=L1(Y)+L2(r);而弗里德曼的貨幣需求理論,又被稱為貨幣數(shù)量論,其貨幣需求函數(shù)為M/P=f(y,w;rb,re,rm,dp/pdt;μ)。從以上兩個重要的方程可以看出,凱恩斯認為貨幣需求L與收入Y和利率有關,而弗里德曼則認為貨幣需求M/P與收益與財富y,w和各種資產收益率rb,re,rm等主要因素有關。并且兩個需求函數(shù)中收入Y和收益與財富y,w表示的含義是不同的,凱恩斯的Y表示收入消費理論中的現(xiàn)期收入,在該理論中現(xiàn)期收入和消費存在一定比例關系,即現(xiàn)期消費隨現(xiàn)期收入改變而變,進而收入改變消費,財政政策有效。而弗里德曼的收益與財富y,w則表示恒久收入消費理論中的恒久收入,該理論認為消費只與恒久收入有關,而與現(xiàn)期收入無關,即現(xiàn)期消費不會隨現(xiàn)期收入變化而變化,進而收入無法改變消費,同時恒久收入又相對穩(wěn)定,因此最終財政政策無效。弗里德曼還認為貨幣政策是有效的,但在長期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是無效的。所以,好的經濟政策應該是單一規(guī)則的貨幣政策,即將貨幣供應量作為的政策工具,并根據(jù)經濟增長率公開宣布并長期采用一個固定不變的貨幣供應增長率。

2、對菲利普斯曲線解釋和理解的不同。經濟學的主要流派中較為典型的分歧在于對菲利普斯曲線的理解和解釋。

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綜合學派認為菲利普斯曲線是向右下方傾斜且凸向原點,這就意味著經濟中的失業(yè)和通貨膨脹存在一種此消彼長的關系,即通過適合的經濟政策可以使經濟達到一個預想的狀態(tài)。

現(xiàn)代貨幣主義學派認為菲利普斯曲線隨著時間推移在保持原有狀態(tài)的情況下會發(fā)生移動,這就意味著經濟中的失業(yè)和通貨膨脹只有在短期才存在這種此消彼長的關系,而長期這種關系并不存在。即經濟政策只有在短期才能顯示出作用,而隨著時間推移,經濟將會回到原始狀態(tài),也就是說政策長期無效。

理性預期學派比以上學派都更為激進。他們認為菲利普斯曲線是垂直的,且位于自然失業(yè)率的位置。這就是說除了自然失業(yè)率發(fā)生改變菲利普斯曲線會發(fā)生平移外,失業(yè)與通貨膨脹不存在任何關系,即經濟政策無論在長期還是在短期都沒有任何的效果。

西方經濟學論文:簡論西方經濟倫理思想的演變

論文摘要：西方經濟倫理思想在現(xiàn)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fā)展中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本文從古希臘、古典政治經濟學時期、新古典經濟學時期以及現(xiàn)當代西方經濟學時期四個階段，簡要闡述西方經濟倫理思想的理論演變發(fā)展史。

論文關鍵詞：西方經濟倫理思想；經濟倫理；經濟；倫理

經濟倫理(businessethics)~為一種思想體系，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先哲們，并在西方的文化、宗教、哲學等領域都留下了豐富的資源。美籍印度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在其著作《倫理學與經濟學》中指出，經濟學在歷史上是作為倫理學的一個分支而發(fā)展起來的，這一事實對于理解經濟學的本質至關重要。就經濟學的倫理學根源而言，他指出，“有兩個中心問題尤為根本：及時個問題是關于人類行為的動機問題第二個問題是關于社會成就的判斷。”也就是說，對人類的經濟行為動機和社會成就的判斷總是作為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內容。正如武漢大學的喬洪武教授所說，經濟學家們的經濟倫理思想不僅構成了經濟思想發(fā)展史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對他們所處時代的經濟決策和經濟生活產生著不同程度的影響。研究經濟學家的經濟倫理思想，已逐步成為當代西方經濟學的一個重要領域。

回顧整個西方經濟倫理思想的發(fā)展，其演變過程大致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即古希臘時期的經濟倫理思想、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的經濟倫理思想、新古典經濟學派的經濟倫理思想以及現(xiàn)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圍繞著亞當·斯密的“道德人”與“經濟人”的關系問題——“斯密難題”而展開的。

一古希臘時期的經濟倫理思想

阿馬蒂亞·森說：“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傳統(tǒng)聯(lián)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enicomacheanethics》)的開篇，亞里士多德就把經濟學科與人類行為的目的聯(lián)系起來，指出了經濟學對財富的關注。”

盡管現(xiàn)代經濟倫理的發(fā)展是在20世紀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經濟倫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臘。以柏拉圖為代表的德性主義認為，善和德性是至高無上的，人應當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脫物欲誘惑，追求智能與真理；而以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為代表的快樂主義，則有別于柏拉圖派的觀點，主張道德與物質利益密切相關，“快樂與不適”決定了有利與有害之間的界限。為了調和上述兩種對立的倫理思想和體系，亞里士多德提出了總結性倫理學說，他指出：“在財產問題上我們也得考慮到人生的快樂和品德這方面。自私固然應當受到譴責，但所譴責的不是自愛的本性，而是那超過限度的私意——譬如我們鄙薄愛錢的人就只因為他過度的貪財——實際上每個人總是多少喜愛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財務或金錢的。人們在施舍的時候，對朋友、賓客或伙伴有所資助后，會感到無上的欣悅。”同時他認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會導致經濟交換過程中的敗德行為，他說：“對毀約行為的起訴，對偽證行為的判罪，對富人的阿諛奉承，等等，據(jù)說這些現(xiàn)象都是起因于私產。但是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說，在古希臘思想家中，亞里士多德及時次比較明確地提出了倫理的經濟內涵，并進一步提出經濟與倫理之間的關系。經濟學研究最終必須與倫理學研究和政治學研究結合起來，這一觀點也在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politics)中得到了說明和發(fā)展。因此，亞里士多德堪稱古代經濟倫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經濟學真正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開始于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派。馬克思說：“古典經濟學在英國從威廉·配第開始，到李嘉圖結束，在法國從布阿吉爾貝爾開始，到西斯蒙第結束。”而亞當·斯密在古典政治經濟學派中是一個集大成者，他不但窮其畢生精力創(chuàng)作了劃時代的經濟學名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國富論》)，而且以道德哲學教授的身份撰寫了倫理學名著《道德情操論》。

縱觀這兩部巨著，不難看出《道德情操論》是《國富論》的基礎，《國富論》是《道德情操論》道德哲學中蘊涵的一種特殊的經濟案例。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系統(tǒng)地論證了自由市場經濟是符合效率與幸福原則的經濟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論》則試圖對物質經濟的運行予以強有力的精神指導。由此出發(fā)，斯密界定了關于市場經濟道德基礎的六大原則，即自尊、自愛、同情、互利、正義和虔誠，而且斯密認為市場的運行應當以這六大原則為道德前提。這一觀點后來在將經濟學和倫理學結合得最為緊密的穆勒的功利主義中表現(xiàn)得十分明顯。總理曾經說過：“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論》同樣精彩。”溫總理的話是對著兩部論著的恰當評價。

可以說，斯密同時受到大衛(wèi)·休謨的道德情操論和哈奇森經驗主義功利論的影響，并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也從而實現(xiàn)了經濟學研究與倫理道德哲學研究(或者可以稱為“經濟人”與“道德人”)的“聯(lián)姻”。正如美國經濟學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亞當·斯密是把他的經濟分析與道德分析作為相互補充，而不是用經濟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亞當·斯密的這兩部著作的歷史、學術地位是沒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對其中的“道德人”與“經濟人”闡述的不同理解所引發(fā)的激烈爭論，形成了經濟學說史上所謂的“斯密問題”或“斯密難題”，或稱“斯密悖論”。而這場爭論，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上延續(xù)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對立論”與“統(tǒng)一論”兩種不同的觀點。

三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新古典經濟學是指19世紀70年代由“邊際革命”開始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馬歇爾經濟學說而形成的一種經濟學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國劍橋大學的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一書中，馬歇爾以折衷主義手法把供求論、生產費用論、邊際效用論、邊際生產力論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個以競爭為前提、以“均衡價格論”為核心的相當完整的經濟學體系。從19世紀末起至20世紀30年代，新古典經濟學一直被西方經濟學界奉為典范，成為當時經濟理論的主流。新古典經濟學學者主要關注的是如何確定市場交易條件，即如何確定價格；而他們不再關心的是市場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為在他們對經濟學前提的假設中，新古典經濟學提出：市場主體是理性的經濟人、市場機制在既定不變地運行、是競爭的市場、信息。由此他們提出了“帕累托”的概念。在這里，人們可以看到，倫理道德被看作是競爭市場的一個隱含的既定條件，是一種的、理想的經濟倫理狀態(tài)。

這一階段的經濟倫理思想的主要內容是：完善了“經濟人”的假說，完成了“經濟人”的倫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義福利經濟學，修正了古典學派的公平觀；論證了經濟與倫理的相互關系。但是，正如馬歇爾在其《經濟學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經濟學家必須考慮的那些力量之內。”可見，在新古典經濟學派，雖然實證經濟學占據(jù)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規(guī)范分析仍然是經濟學中重要的分析方法；雖然數(shù)理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和博弈論得到廣泛的應用，但在實證經濟學的許多理論和命題中仍然包含著明確的或含蓄的倫理觀與價值觀。

四現(xiàn)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現(xiàn)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是以凱恩斯的思想為代表，特別是在他出版的《就業(yè)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所集中表達的價值觀念：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決非是萬能的，在市場經濟發(fā)展到高級階段時，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理應發(fā)揮直接干預和調控市場經濟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轉。凱恩斯在經濟倫理上還有一個思想，就是鼓勵奢侈，反對節(jié)儉。他認為節(jié)儉對個人來說是美德，但卻不利于整個社會經濟的發(fā)展，因為如果無人消費就組織不起生產。他舉了兩個例子加以證明。一個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個例子是英國作家和經濟學家貝爾納德·孟德維爾的《蜜蜂寓言》。顯然，凱恩斯是用了社會的標準來評價節(jié)儉倫理的。

而當代西方經濟學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的經濟倫理思想。經濟與倫理，從古希臘、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的“合”，到新古典經濟學派的“分”，再到阿馬蒂亞·森這里，經濟學終于向倫理學復歸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學院在阿馬蒂亞·森的獲獎公告中所言——“阿馬蒂亞·森結合經濟學和哲學的工具，在重大經濟學問題討論中重建了倫理層面。”而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索羅干脆稱阿馬蒂亞·森為“經濟學的良心”。

1987年發(fā)表的《倫理學與經濟學》是阿馬蒂亞·森實現(xiàn)經濟學向倫理學回歸的標志。在其中，森表達了他的基本觀點，“經濟學，可以通過更多、更明確地關注構成人類行為和判斷的倫理思考而變得更有解釋力。”森認為，“隨著現(xiàn)代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隔閡的不斷加深，現(xiàn)代經濟學已經出現(xiàn)了嚴重的貧困化現(xiàn)象。”‘森正是以此為出發(fā)點，提出經濟學的研究不能忽略倫理的考慮，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存在著內在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因此現(xiàn)代經濟學的使命就是要跨越這種人為的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的鴻溝，實現(xiàn)經濟學向倫理學的回歸。

通過上述對經濟倫理思想史的回顧可以看到西方經濟倫理思想來源的悠久和豐富，以及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密不可分的淵源，但經濟學家對現(xiàn)代西方經濟倫理學科的貢獻更多的是在于理論的準備。20世紀70和80年代在美國發(fā)生了一場被稱為“經濟倫理學”的運動。它極其深刻地影響了美國乃至西方世界的傳統(tǒng)經濟觀念和理論，促使這些國家的有關教育和企業(yè)管理制度、政府相關政策和法律發(fā)生相應變化，從而極大地推動著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fā)展。

西方經濟學論文:從薩繆爾森的評價看馬克思 經濟學對西方經濟學的影響

摘要：薩繆爾森在其著作《經濟學》中給予馬克思較高評價，并肯定了馬克思在經濟學方法論及某些具體理論上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發(fā)展所產生的影響。他站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立場上研究、介紹和評價馬克思經濟學，有助于深入理解馬克思對西方經濟學的重要影響。

關鍵詞：薩繆爾森；評價；馬克思經濟學

薩繆爾森是當代西方經濟學最為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代表作《經濟學》中將馬克思作為與亞當·斯密、李嘉圖、馬歇爾、凱恩斯等并列的重要經濟學家進行介紹，了解他對馬克思經濟學的態(tài)度，可更深入地理解馬克思對西方經濟學的重要影響。

一、薩繆爾森《經濟學》中關于馬克思及其經濟學的內容

(一)在序言中明確馬克思在經濟思想史中的地位。從《經濟學》第7版(1967年)起，薩繆爾森在序言中將馬克思稱之為經濟學“過去的偉人”或“思想巨匠”，直至第18版(2004年)。值得一提的是這些經濟思想史中的“偉大人物”或“思想巨匠”的名單是有變化的。如，在第7版中與馬克思并列的“過去的偉人”是亞當·斯密、馬歇爾和李嘉圖，從第8版(1970年)起馬歇爾的位置被凱恩斯所取代，李嘉圖曾在第12版(1985年)被省略，第13版(1989年)又被重新加上。但馬克思卻一次都沒漏掉，即使是在“東歐國家決心與市場資本主義共命運”的背景下出版的第14版(1992年)也不例外。

(二)在經濟思想簡史專章中介紹并評價馬克思及其經濟學。薩繆爾森在《經濟學》第9版(1973年)的序言中指出當時西方經濟學教學中存在一種不正常的現(xiàn)象：除聽說馬克思是“不健全的人”外，“甚至主修經濟學的人都沒有聽到講授卡爾·馬克思的任何東西”。所以，他本人試著用既不把馬克思看作上帝也不把他看成是撒旦的態(tài)度對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加以介紹。也正是在這一版中，他將簡要介紹經濟思想史的“嶄新的一章”即“變化的風向：經濟學說的演進”“納入到這本初級教科書中”。從第10版(1978年)的中譯本看，第42章“趨勢的改變：經濟理論的演變”并不是按時間序列來描述經濟理論的演變，而是勾畫了從古典經濟學到新古典經濟學再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主流經濟學發(fā)展線索，然后再介紹包括德國歷史學派、新舊制度學派、反凱恩斯主義的新經濟自由主義、新左派和激進經濟學在內的反主流或非主流經濟學，而作為反主流或非主流經濟學家的馬克思則在該章單獨“作一個一般性的論述”，相應的小標題分別是：“卡爾·馬克思傳略”、“馬克思的體系”、“馬克思主義的危機”、“新左派和年輕的馬克思”和“階級斗爭和社會生活的動態(tài)學”。從第12版(1985年)的中譯本看，第35章的副標題由“經濟理論的演變”改為“經濟上的各種選擇”，其內容被分為“理論的演變”和“馬克思主義和可供選擇的經濟制度”兩大部分，第二部分又被分為“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蘇聯(lián)的共產主義”和“的觀點：經濟和政治自由”四節(jié)，其中“馬克思主義”一節(jié)是對馬克思及其經濟學本身的介紹和評價，其他內容實際上都是對以蘇聯(lián)為代表的計劃經濟體制的介紹和評價。只是到了第15版(1995年)，由于新論題不斷增加，為減少教科書的厚度，專門介紹“農業(yè)、工會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內容才“讓位于環(huán)境經濟學、保健費用上漲、協(xié)作的演進及真實經濟周期”。不過，對馬克思及其經濟學的介紹并沒有從此消失，在第17和18版中，“卡爾·馬克思：革命的經濟學家”的小資料和簡要介紹馬克思經濟學的“馬克思的預言”仍保留在“經濟發(fā)展的挑戰(zhàn)”一章的“經濟發(fā)展模式選擇”部分。

(三)在經濟思想簡史專章的附錄中基本上不加評價地介紹馬克思經濟學。在《經濟學》第9版(1973年)中，薩繆爾森還將增加的“對古典馬克思主義——可變資本、剩余價值以及諸如此類概念的簡短論述”作為“變化的風向：經濟學說的演進”這一章的附錄。在第11版(1980年)的序言中他又對為什么要保留這一“簡短論述”的理由進行這樣的說明：“這一事實對于熱望讀到這個重要科目的簡要說明的學生并不是不方便的，但是這種安排對于沒有課時講授這樣論題的教師而言卻是樁幸事。”從第10版(1978年)的中譯本看，薩繆爾森將馬克思的“純經濟學的方面”放在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初步”的第42章的附錄中，這個該章的附錄長達15頁，為正文篇幅的二分之一，具體內容有“剩余價值與剝削”、“節(jié)約勞動的發(fā)明和產業(yè)后備軍”、“對于邊際生產率分配論的否定”、“簡單和擴大再生產”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凡俗化”五個部分。從第12版(1985年)的中譯本看，這一附錄已被刪除。

(四)在正文其他地方提到馬克思及其經濟學。如，在談到規(guī)模報酬遞增時，薩繆爾森指出：“規(guī)模的經濟效果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解釋為什么我們購買的許多物品都是由大公司制造的，卡爾·馬克思在一個世紀以前就強調這一點。”

二、薩繆爾森《經濟學》中對馬克思經濟學的介紹

從第10版的中譯本看，薩繆爾森在第42章的附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初步”中對馬克思經濟學的介紹還是比較客觀的。他首先指出馬克思本人認為他自己在“揭露資本家剝削勞動者的性質”和“說明經濟發(fā)展和垂死的資本主義的運動規(guī)律”方面所“提出的關鍵性概念是有關‘剩余價值’的概念”，馬克思相信：他已經使用剩余價值這一新的工具說明了資本對勞動的剝削。隨后就引用馬克思在《工資、價格和利潤》中的一段話，對剩余價值概念加以解釋。為讓讀者理解馬克思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及相關概念，他還在多處用腳注的方式加以解釋。

他在介紹馬克思的“簡單和擴大再生產”理論時，一開始就指出：“不論成熟的馬克思對自由競爭資本主義下的實際工資的動態(tài)所作出的解釋最終會失敗到什么程度，所有學派的經濟學者都一致認為：卡爾·馬克思確實做了大量的分析研究工作，對于今天的所謂諾伊曼——里昂惕夫投人——產出成長模型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附錄中，薩繆爾森在介紹馬克思經濟學時基本沒加自己的評論。但在介紹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時，他在腳注引用了英國新劍橋學派經濟學家羅賓遜夫人的一句話：“在馬克思的論述中，沒有實質性的問題取決于勞動價值論”。這實際上也是他自己的觀點，因為他本人認為馬克思《資本論》及時卷中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對第三卷中的生產價格理論和利潤理論來說“實際上是不必要的”。

三、薩繆爾森對馬克思經濟學的評價

(一)薩繆爾森將古典經濟學看成是馬克思經濟學和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共同源頭。“一個世紀以前，經濟學的大樹分出了枝干。一個枝干起源于馬克思的《資本論》(1867、1885、1894年)以

及他的重新被人發(fā)現(xiàn)的早期經濟學著作”。“另一個枝干通過新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而發(fā)展成目前的現(xiàn)代主流經濟學。”這與馬克思主義者的看法基本一致，即以亞當·斯密和大衛(wèi)·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經濟學的來源。

(二)薩繆爾森作為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馬克思經濟學的最終結論——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當然持否定態(tài)度。“《資本論》發(fā)表以來一個世紀的歷史對馬克思主義的預言并不客氣”。不過，他還是比較謹慎地告訴學生“歷史很少遵循由僅僅為生命有限的人所撰寫的任何劇本形式”。

(三)盡管薩繆爾森對馬克思經濟學在總體上持否定態(tài)度，但他在《經濟學》中對馬克思經濟學的某些具體理論和方法仍然是肯定的，有些地方甚至有點出乎意料。如，馬克思有一句名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薩繆爾森則在《經濟學》第10版將這段話作為第42章“趨勢的改變：經濟理論的演變”的開端引文，并在第1章“緒論”中指出“這段話也可以用來作為一切偉大的政治經濟學名家的座右銘”。而在該書第12版中，這段話又被放在第1章“緒論”的“供討論的問題”中，讓讀者思考這樣一個問題：“一個科學家是否能夠在相信‘改變世界’的同時，卻不一定同意馬克思主義的徹底的暴力革命的方案?”對于這個問題薩繆爾森本人的回答顯然是肯定的。在第17和18版的“卡爾·馬克思：革命的經濟學家”中仍引用了馬克思的這句名言。又如，“唯物主義歷史觀”被恩格斯稱之為馬克思的“兩個偉大發(fā)現(xiàn)”之一，薩繆爾森在這本經濟學教科書里也表示類似的看法。“解釋歷史的經濟學是馬克思對西方學術界的不朽貢獻之一”，而且，他認為馬克思的這一方法“對于主流經濟學來說并不陌生”，因為“他所歸納的是亞當·斯密關于自我利益的分析”。他在這里比較的就是馬克思將資本家看成是“人格化的資本”，和亞當·斯密的“經濟人”假定。從中譯本看，他在第17版和第18版中的這一看法早在第10版中就有，而且在第12版中他還認為，從馬克思對“歷史的經濟解釋中”可以“看到今天的公共選擇理論的萌芽”。再如，薩繆爾森在1971年發(fā)表的一篇論文中認為馬克思對價值如何轉化為生產價格的論證只不過是運用“橡皮擦”的結果。然而，他在《經濟學》教科書中介紹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和剝削”時卻在腳注中說：“馬克思指出一種利潤率相等和剩余價值率相等不發(fā)生矛盾的情況。如果‘資本的有機構成’在一切行業(yè)中都是一樣的，即：間接勞動的密集程度ci／vi相等，那么，兩種方法的結果相同。如果我們同意于這一無害的(雖然是不現(xiàn)實的)簡化，那么，馬克思的理論的很大部分是說得通的。”而且，他還在另一個腳注中特別指出，“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和包括他本人在內的“非馬克思主義者”“已經證明：他(指馬克思——筆者注)的轉換辦法只需要微小的改正”。因此，從《經濟學》這部著名的教科書看，很難說薩繆爾森在價值轉型問題上對馬克思的理論是持否定的態(tài)度。

另外，除前面提到的薩繆爾森在這本經濟學教科書的正文中指出馬克思“在一個世紀以前就強調”了“規(guī)模的經濟效果是非常重要的”外，關于馬克思對經濟學具體理論的貢獻，他在介紹馬克思經濟學時還分別指出：“里昂惕夫投入——產出分析的很大部分已經為馬克思在一個世紀以前所預見到”；“馬克思很早就察覺到哈羅德在今天所證明的事情：如果一個模型增長得夠快，那么，它自己可以形成一個有保障的自然增長率，如加速數(shù)——乘數(shù)的模型所示”。

四、結束語

本文的目的在于介紹至今尚未引起我國理論界關注的薩繆爾森《經濟學》教科書中關于馬克思及其經濟學的內容，以從另一個角度說明馬克思對現(xiàn)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影響，而不是為否定理論界對薩繆爾森相關理論的批判和評價。所以，對此有必要作以下幾點說明：

(一)本文所介紹的薩繆爾森在《經濟學》教科書中對馬克思及其經濟學的態(tài)度或評價，從表面上看確實與他在相關論文中的觀點相左。如，同樣是在1967年，他在一篇紀念《資本論》(及時卷)出版100周年的論文中稱馬克思是“一個不太重要的后李嘉圖主義者”；而在《經濟學》教科書第7版的序言中則將馬克思與李嘉圖并列為“過去的偉人”，但從根本上看，二者不矛盾。一方面，薩繆爾森作為一位著名經濟學家，在學術論文特別是爭論性的論文中，他必然要強烈地表達自己與眾不同的觀點；另一方面，作為一部初級經濟學教科書的編著者，他是為讓學生了解與自己觀點不同的其他流派(除馬克思經濟學外還包括新經濟自由主義各流派、制度學派、激進政治經濟學等)的相關觀點，因而在評價他人觀點時必須持謹慎和包容的態(tài)度。

(二)本文開頭提到在西方經濟學者編著的初級經濟學教科書中介紹馬克思及其經濟學是非常少見的，薩繆爾森涉及到馬克思經濟學的論文也很多，這在西方著名經濟學家中恐怕也是比較少見的。薩繆爾森作為當代西方經濟學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對馬克思經濟學如此關注的原因及他對馬克思及其經濟學的評價，應引起國內學者特別是研究馬克思經濟學與西方主流經濟學之間關系的學者的關注。

(三)薩繆爾森不是也不可能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在經濟學教科書中介紹馬克思及其經濟學的目的，不是向學生宣傳馬克思主義，而是因為馬克思經濟學確實對西方經濟學的發(fā)展產生重要影響。關于這一點，他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初步”的結尾表達得非常明確：“總之，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很大，我們不能聽任它受馬克思主義者的支配。它是一面可以用于分析批判的棱鏡。通過這面鏡子，主流經濟學——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毫不留情地檢驗其理論。”也就是說，他是站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立場上研究、介紹和評價馬克思經濟學。因此，我們在研究像薩繆爾森這樣的西方經濟學家對馬克思及其經濟學的評價時，也沒有必要按馬克思主義者的標準去要求他們。

西方經濟學論文:不要在中國濫用西方經濟學

（一） 已經出版的有關著作和我主編的〈世紀選擇〉叢書

我國經濟學界“非主流經濟學派”的興起，源于1994年左大培在《經濟學消息報》上發(fā)表的一篇短文：“經濟學界也要反腐敗”，支持政府控制通貨膨脹的政策，批評部分經濟學家為投機資本講話。我在1995年發(fā)表“超越左右翼”的文章，并且發(fā)起了“經濟學非主流觀點”的討論會，參加者有張祥平，劉力群，顧海兵，左大培等人。

至2000年為打破“經濟學主流派”的壟斷和對不同觀點的封鎖，對非主流經濟學家的有意識貶低和妖魔化，我組織了20多次思想討論會，并整理了14次討論記錄，在網(wǎng)上發(fā)表，邀請了非經濟學家參加，如自由主義者丁冬，秦輝，王東成，楊繼繩；民族主義者王小東，房寧，馬立軍等人。

從2001年開始，我們系統(tǒng)論述自己的觀點，反思引進西方經濟學的后果。

幾年來，已經有許多著名經濟學家和學者，出版了非常高水平的著作，抵制片面鼓吹全球化，市場化，自由化的主張。如：

趙英：《大國世紀》，提出了中國應該發(fā)展超級產業(yè)，而不是僅停留在為跨國公司打工。

楊斌：《威脅中國的隱蔽戰(zhàn)爭》，從戰(zhàn)略和謀略角度研究美國政策，打破了以美國是“生產力規(guī)律”代表者的神話。

韓德強：《碰撞》，反對靜態(tài)比較利益，以德國歷史學派為理論依據(jù)，批判經濟主義自由主義。

胡鞍綱，楊帆等：《大國戰(zhàn)略》，從中國的大國特性，而不僅僅是發(fā)展中國家特性考慮戰(zhàn)略問題。

楊帆，荊林波等：〈中國走向選擇〉，提出跨世紀中國的重大爭議和選擇問題。

張祥平：〈美好的中國人〉，提出西方化將把中國引入災難，要恢復傳統(tǒng)文化的地位。

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以游記方式提供了農村調查，打破了經濟學的模型數(shù)字化。

另外，民族主義者王小東，房寧，喬邊的〈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反對中國對于全球化的盲從。喬良，王湘穗的《超限戰(zhàn)》，提出對抗國際霸權的軍事思想。

我所主編的〈世紀選擇〉叢書，將在2001年8月出版及時批，年底出版第二批。這是

中國“非主流經濟學家”集體著作。包括：

高粱的《戰(zhàn)略產業(yè)》，盧周來的《國防產業(yè)》，李大光的《國際戰(zhàn)略》，張祥平的《傳統(tǒng)文化在現(xiàn)代化中的作用》，左大培的《反思90年代中國的經濟學》，我和苑林雅的《21世紀大個競爭》，我和盧周來編寫的《中國非主流經濟學文選》，還有一本論述中國環(huán)境問題的書，都是被統(tǒng)治中國90年代的西方經濟學主流學派所忽視或者有意排斥的問題。

我們要想告訴大家的，就是中國經濟學界還存在不同的聲音，這是代表中國大多數(shù)人的，代表國家總體利益的，在方法上也不同于主流派的故弄玄虛。

在前言中引用了陳岱蓀先生的文章，他在臨終前已經尖銳地指出在中國濫用西方經濟學的危險。這篇文章被他那些鼓吹經濟自由主義的學生們封鎖，我把它再次發(fā)表。在中國，一場反思90年代經濟學和經濟政策的大論戰(zhàn)已經開始，“經濟學主流派”壟斷經濟學講壇，研討會，傳媒工具，回避爭論是不可能的了。

最近我在一些國際研討會上闡述了非主流經濟學家的觀點，特整理如下。

（二） 貴州《中西部開發(fā)》研討會：

質疑“自由市場經濟”，主張中西部開發(fā)前期以計劃經濟為主導

海南研究院的遲福林，和其主要顧問王玨教授，有強烈的市場經濟導向，但主張勞動者擁有產權，主張社會公平，類似國際上的“人民資本主義”，比那些權力資本的代言人要好得多。

在他們主辦的“中西部開發(fā)與民營經濟參與”研討會上，大多數(shù)人仍舊遵循“市場經濟導向”的原理，提出中西部開發(fā)應該以民營經濟為主體，并對中西部政府的政策，觀念，體制，法制提出許多批評。總之，為什么資金沒有能夠大批進入中西部，主要是因為中西部體制落后，國家壟斷多，限制了“自由市場經濟”。

我的發(fā)言是：

首先，應該講討論規(guī)則，交代自己的研究方法，避免由于方法不同引起的無謂爭論，或者是方法不明引起的各說各話。

聽了會議發(fā)言，大多數(shù)人是依據(jù)政治經濟學和制度學派的方法和理論的，這些理論強調制度因素，重視市場化制度改革，在許多場合已經出現(xiàn)濫用和教條主義，許多人有意無意地把“市場經濟導向”作為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予設前提，把一切成就歸為市場經濟，而把一切錯誤歸結為市場經濟不徹底。我看這在思想上沒有超過斯大林主義的水平，都主張變革生產關系推動生產力的發(fā)展，都認為在生產關系中制度最重要，所有制最重要，只不過過去是國有好，現(xiàn)在是私有好。這類話說得多了，就形成“話語霸權”和“市場經濟導向的語境”。大家不是說要解放思想嗎？那么我在一片“市場經濟萬能論”中，說要搞好計劃經濟，是不是也算解放思想呢？學術界能夠針對政府搞解放思想，我能不能針對學術界的“經濟學主流派”解放思想呢？

恰巧，在中西部開發(fā)問題上，至少在前期一二十年，沒有辦法市場經濟導向，因為生產力太缺，你機遇改變生產關系也沒有用，還是需要計劃經濟，國家投資為主體進行長期投資，先解決生產力問題。應該談如何搞好計劃經濟，防止貪污腐敗，在運行時盡量與市場經濟相結合，比如采取公開招標等，但是計劃經濟為主導，國家投資為主體，在中西部開發(fā)前一二十年是難以避免的。但是由于“市場經濟導向”，大家不愿意承認，市場經濟，在經濟研究中成為價值取向，甚至成為教條和信仰。我是不接受的。

我的研究方法，是現(xiàn)資學，即比較資本在東西部的收益率之差。很明顯，在一二十年內，資本在東部的收益率大大高于中西部，以經濟效益為目標的國內民間資本和外國資本，大部分仍舊會投入東部。即使把所有優(yōu)惠政策的效果都計入，充其量減緩中西部和東部差距拉大的速度，而不能夠縮小差距。

我提出計劃經濟在開放初期為主導的觀點，建議中央政府多給錢，并發(fā)展中西部的國防產業(yè)，關鍵是要搞好計劃經濟的監(jiān)督管理，包括請國際機構參與監(jiān)督，包括利用市場機制進行公開招標，但不能不切實際地強調市場經濟導向，繼續(xù)搞什么雙重體制并存的腐敗過渡，這樣，公共工程引起的腐敗將更加嚴重。

第二，理論方面的誤導。

中西部發(fā)展與東部大大拉開了距離，甚至到了危及國家安全，環(huán)境保護和社會穩(wěn)定的地步，當然是改革開放以來“梯度發(fā)展戰(zhàn)略”造成的。但是被市場經濟教條誤導的中國經濟學界，卻一定要把它歸結為市場經濟沒有貫徹到底，是中西部政府落后，妨礙了經濟自由。結論就是按照深圳模式搞特區(qū)，給優(yōu)惠。我同意給優(yōu)惠，但潛力不大，難以扭轉東西部差距拉大的趨勢。

按照市場經濟導向開發(fā)中西部，結果只能是拉大東西差距。目前投入中西部開發(fā)的巨額資金，也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投入的，當然是計劃經濟。為什么經濟學理論不承認現(xiàn)實？把市場經濟作為價值取向，反而影響了經濟學的實證研究，恐怕是思想方法上的重要原因。

我承認，中西部由于制度和文化的落后，各方面的自由度低于東部，是民間資本不能大舉進入的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是中西部基礎設施落后，屬于生產力方面的原因。第三個原因對于“經濟自由主義”來說帶有挑戰(zhàn)性：正是由于中國經濟有了自由，特別是勞動力自由流動，才導致并將繼續(xù)導致東西部之間差距的拉大。

認為市場經濟導向終將縮小東西部差距的理由，是東部沿海地區(qū)投資出現(xiàn)飽和，中西部由于優(yōu)惠政策和國家投資于基礎設施，收益率高于東部地區(qū)，這是以國際貿易的“比較利益”

理論套用于國內的東西部關系，犯了基本的理論前提錯誤。

國際貿易與國內貿易的不同，在于勞動力基本上不能夠跨國界自由流動，發(fā)達國家勞動力成本上升，資本收益率降低，才會流入發(fā)展中國家。國內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而且中國的農村勞動力供給十分充裕，如果解除城市戶口的限制，并且加強勞動力培訓和信息服務，中西部勞動力仍將源源不斷進入東部，將工資長期壓低在低水平。投資者既然在沿海地區(qū)可以雇傭到來自全國的低成本勞動力，當然不會去中西部投資。所謂“飽和”，只是指東部地區(qū)

的地皮，還有水資源的短缺和環(huán)境壓力，可能促使資本向中西部轉移，但首先投入東部地區(qū)的中西部，比如從深圳轉向保安，從大連轉向沈陽，從上海轉向蘇北，就連廣東省也還存在相當落后的中西部，按照資本收益率規(guī)律，民間資本和外國資本何時的主體何時才能轉向國家真正的中西部？

經濟自由和市場經濟，不能夠變成萬能的狗皮膏藥，到處亂貼。國家提出西部大開發(fā)戰(zhàn)略，自身就意味著對市場經濟導向進行一定的戰(zhàn)略性調整，不調整就不能迅速開發(fā)中西部。

第三，非常奇怪，會議所有發(fā)言和論文沒有一個提到中西部的國防產業(yè)，很顯然，大家是把歷史上國家大量投資形成的國防產業(yè)，看成歷史錯誤和經濟累贅。即使連許多專門研究國防產業(yè)的中西部代表，也一字不提。說明經濟自由主義已經導致，對于國際環(huán)境可能出現(xiàn)緊張和中國的國家安全，亦極端忽視。

歷史事實是：中西部開發(fā)的兩次大飛躍，都是在戰(zhàn)爭背景下出現(xiàn)的。一次是抗日戰(zhàn)爭，一次是五六十年代的朝鮮和越南戰(zhàn)爭。如遇外部環(huán)境緊張，大批資本必然涌入中西部。如是和平環(huán)境，將繼續(xù)投入東部。如果我們居安思危，設立假想敵人，重視國家安全，就應該以國家資本帶頭，向中西部進行巨額投資，為此必須清除腐敗，嚴格監(jiān)督，加強政府能力。這與通過優(yōu)惠政策，促進市場經濟和國際接軌的深圳模式，是根本不同的。

（三）在北京與臺灣學者對話

政府某部門請臺灣8位政治經濟博士到京，討論“全球化與經濟安全”問題。我提出了自己的經濟安全主張：

及時，中國不能無條件接受美國主導的全球化

“自由化”總是有利于強者吃掉弱者。臺灣學者認同于美國主導的全球化，而不主張

中國大陸為主導的區(qū)域化，也不批判臺灣當局限制兩岸經濟自由往來，恰巧說明一個道理：在強者和弱者之間，總是強者主張自由化，而弱者反對，因為弱者害怕在自由化中被強者“自由地吃掉”。所以中國大陸不能無條件地接受美國主導的全球化。

第二， 不能以“反對國內專制”為理由否認國家民族利益。

美國提出的“民主和平論”和“人權高于主權”，以民主優(yōu)于專制為出發(fā)點， 認為民主國家不可能侵略別人，因此可以擁有軍事力量，比如美國年軍費3100億美圓，還嫌不夠。而專制國家就不能夠發(fā)展軍事和國防。

中國的一部分自由主義者也以政府不民主為理由，反對一切形式的政府干預，而無限度地鼓吹自由市場經濟。只要民主沒有實現(xiàn)，政府就不能干預經濟，不能搞國防，甚至不能多收稅。同時他們反對發(fā)動群眾反對腐敗，認為是文化革命的重演；他們反對為工人農民謀利益，認為會導致主義回潮。他們已經發(fā)展到反對在中國搞民主，認為自由高于民主，首先應該明確財產權， 特別是反對追溯改革開放中的貪污腐敗者，他們實際上主張的是知識分子的自由，甚至是官員腐敗的自由，而反對民主。因為民主是一人一票，對少數(shù)權力資本集團不利。

我是一貫主張民主的，民主當然比不民主好。但是，中國歷史上政權的合法性來自于調水，到現(xiàn)在仍然如此，就是需要一個廉潔有效的政府，能夠負擔市場經濟解決不了的公共職能。有一部分社會職能可以通過基層自治解決，但在中國人均資源極端貧乏的情況下，想以市場經濟消解政府職能，以腐敗為潤滑劑瓦解權力，造成公共職能無人承擔，很快出現(xiàn)兩極分化，環(huán)境破壞，資源枯竭，社會基本秩序破壞，結果或是內亂，或是外患，喪失了自由和民主的基本條件。說什么國內不民主，就不應該維護國家利益，不應該愛國，甚至可以勾結外國人，這就恰恰顛倒了問題。專制必然腐敗，腐敗必然賣國。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和反對腐敗主張民生，反對專制主張民主，是一致的。這就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的主要思想。歷史上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大多數(shù)是愛國主義者，比現(xiàn)在某些自由主義者要強多了。

第四，不能以全球化反對國家安全。

國家安全包括經濟安全，有明確的標準。就是一個國家的主權和經濟命脈不能被外國

人控制。中國尤其不能。臺灣如果獨立，將成為日本的勢力范圍，并在國內引起大動蕩，是這個大陸不能夠允許的。這是我們國家安全的及時件大事。

全球化解決不了中國13億人----20年后是16億人的基本生存問題。市場經濟和加入wto，將加速中國社會兩極分化，把80-90%的人口，也就是12億人口拋棄。發(fā)達國家如果能夠搞人口自由流動，比如安排中國2億過剩人口，我看中國什么條件也可以答應。如果不行，中國的國家利益就不能被全球化消解，這不是維護中國的狹隘利益，而是維護世界和平與穩(wěn)定，包括美國利益在內。

國家包括土地，人口和政府3個要素。西方國家需要中國有一個有效政府，把十幾億人安排在中國這片貧乏的土地上，不去和發(fā)達國家爭資源，不去破壞他們美麗的環(huán)境。如果中國有了真正有了美國那樣的民主制度，成立了農會，按照人口比例農民代表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里占據(jù)了多數(shù)席位，美國人在wto農業(yè)談判中得到這么多利益嗎？外國投資者還能夠在中國得到“超國民待遇”嗎？

中國大陸的外貿依存度已經達到47%，5年以后將達到70%以上。其他方面如金融開放度仍舊很低，應該繼續(xù)開放。但是總體來說，中國的經濟不能夠過分依靠國際市場，經濟重心不能夠過分集中在沿海，不能夠再以西方國家的高消費和國民生產總值衡量經濟成就。

第五， 中國要獨立培養(yǎng)動態(tài)比較優(yōu)勢，扶植戰(zhàn)略產業(yè)。

靜態(tài)比較優(yōu)勢的發(fā)揮，即發(fā)揮勞動密集型產業(yè)的出口優(yōu)勢，已經非常充分，雖然還有

很大發(fā)展空間，但不能成為中國經濟發(fā)展的主要模式。作為大國，中國有能力發(fā)展具有獨立知識產權的戰(zhàn)略產業(yè)，象美國那樣在全球采購，而不能夠成為跨國公司單純的加工廠。

25年以來，世界發(fā)達國家進行了產業(yè)結構調整，把勞動密集型和資源污染型產業(yè)，以跨國公司投資的形式，轉移到發(fā)展中國家，降低了產品成本和物價水平。同時壟斷并高估服務業(yè)的價值，包括金融，股票，保險，影視業(yè)，特別是知識產權的價值。美國以政治軍事實力，和巨大的國際貿易逆差，維持美圓的高估，壓低進口產品的價值，即壓低全球勞動力和資源的價值。美國的貿易逆差，是以資本和服務貿易的逆差彌補的。這就是美國主導的全球化，背后的經濟機制。有多少是“客觀規(guī)律”，有多少是人為的？反正總有人把自己的意志說成是“不可抗拒的歷史規(guī)律”，強加于人。這在文化革命中我們已經體會過了。

我的發(fā)言引起了臺灣學者高度的重視，提出許多問題。我想足夠震動他們了。

也只有我們作到了上述各點，臺灣才不敢獨立，國家才有和平。如果盲從于國際經濟學靜態(tài)比較利益的經濟自由主義誤導，把自己的金融，知識產權和核心技術交給國際資本，沒有了國家經濟安全保障，我們國家和社會將無寧日。

（四）在國家統(tǒng)計局的《國際形勢分析國際研討會》上，主張發(fā)展戰(zhàn)略產業(yè)

我剛剛揭露全球化被是被發(fā)達國家閹割了的，因為排除了勞動力自由流動，馬上就有人反駁說：發(fā)達國家不能夠允許勞動力自由流動。意思是：我們只能單方面接受全球化。

我反駁道：這個“不可能”，不是什么客觀經濟規(guī)律，而是美國霸權。如果說有了錢，有了槍，就可以壟斷學術，壟斷國際規(guī)則的制訂，那么我們就不要搞學術討論了。大家應該投筆從戎，去搞軍事。

中國必須獨立發(fā)展戰(zhàn)略產業(yè)。首先要破除“比較利益論”的誤導。

靜態(tài)比較利益在中國，可以繼續(xù)發(fā)揮，但現(xiàn)在應該把力量集中于培養(yǎng)動態(tài)比較利益，即超級產業(yè)：核，航天，航空，武器，電子和戰(zhàn)略資源。這不僅關系國家安全，也關系到能否賺錢。現(xiàn)在是中國大陸拿1億條褲子，換美國人1架飛機。如果中國集中資源生產褲子，全世界的褲子很快就過剩，馬上降價，還賺什么錢？假設中美中斷經濟關系，結果就是美國人沒有褲子穿，中國人沒有飛機坐，包括沒有電腦芯片供應。美國人可以到墨西哥去買褲子，也可以自己生產，因為他缺少的是一個低層次的競爭產業(yè)，面對的是一個多國市場。而中國的飛機和電腦停頓，意味著什么？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壟斷的高科技市場！因此，如果不能發(fā)展獨立的戰(zhàn)略產業(yè)，我們最終不能保持國家完整和獨立。

依靠給國際跨國公司配件，與發(fā)展獨立的知識產權，是兩種不同的發(fā)展戰(zhàn)略，不可能從一種過渡到另外一種。中國應該向美國學習，發(fā)展獨立的知識產權，然后全球化購買，這才是積極介入全球化。為什么只能給跨國公司配件？應該看到中國的知識分子非常之聰明，待遇非常之低，競爭能力遠遠高于所有發(fā)達國家。關鍵上政府和社會能夠培養(yǎng)，留住和發(fā)揮知識分子的作用，不要每年幾萬人被美國搶了去。

一說發(fā)展獨立知識產權，許多人就搖頭，他們對自己國家沒有信心，國家的精英層也缺乏這樣的意志和魄力，總想投機取巧，依靠外國人。他們不知道，外國人根本不可能幫助我們發(fā)展戰(zhàn)略產業(yè)。比如，在飛機制造業(yè)連遭挫折，耽誤了20年的時間！1980年我國飛機制造水平只比歐洲晚3年，現(xiàn)在歐洲空中客車已經造出300座的噴氣式民航客機，6年以后將有600座問世，連加拿大和巴西也有了100座的飛機，中國呢？50-70座而已！

發(fā)展戰(zhàn)略產業(yè)，必須破除單純的市場經濟導向。講短期經濟效益，排除政府干預，就意味著不搞戰(zhàn)略產業(yè)。歐洲4個國家聯(lián)合搞空中客車，25年虧本，是超國家行為。在中國，反而鼓吹航空工業(yè)下海，搞了數(shù)千種民用產品，沖擊了民營企業(yè)。

發(fā)展戰(zhàn)略產業(yè)，國家賠錢，但可以拉動內部需求，包括以公開招標方式向民營企業(yè)訂貨。為什么一定要把發(fā)展戰(zhàn)略產業(yè)和民營經濟對立起來？

經濟效益，要看總體對于國家產業(yè)的拉動。如果中國集中力量發(fā)展勞動密集型產業(yè)出口，比如服裝，能夠拉動國內什么產業(yè)？---恐怕只有面料和就業(yè)，連紡織機械都是引進的外資，紡織原料是澳大利亞的羊毛。

發(fā)展飛機工業(yè)，拉動的是國內高科技研究，航空研究所和院校，發(fā)動機，高密度合金，數(shù)控機床，液壓系統(tǒng)，電子系統(tǒng)，安全系統(tǒng)。在大型民航客機的平臺上，才能發(fā)展軍事特種飛機，包括空中指揮機，電子偵察機，加油機，預警機，運輸機，發(fā)展武器系統(tǒng)和各種尖端技術。以10年時間，20億美圓的代價發(fā)展一個新機型，其經濟效益絕不是這一架飛機能否成功，能否彌補成本，而是看它能夠拉動多少國內產業(yè)。在全球化背景下，許多零部件可以全球采購，關鍵是按照中國獨立的知識產權設計，進行定貨。全球化生產，恰好給中國發(fā)展獨立知識產權的戰(zhàn)略產業(yè)，提供了充足的供應來源，這是國際資本無法封鎖的。

（五）在廈門《城市化國際研討會》上，批評不顧前提濫用西方經濟學。

留美經濟學會和廈門大學陳涌軍邀請我參加國際研討會，我在做一個人發(fā)言，批評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濫用：

及時， 把市場經濟做教條，束縛和誤導人們的思想。

我預計中國未來數(shù)年，有發(fā)生危機的可能性。危機的嚴重性不僅在于問題本身，，也在

于主流輿論不認真面對危機。國內的市場經濟教條主義，把所有問題推委于權力和計劃經濟，推委于市場經濟不徹底。他們認為所有問題，只能夠沿著市場經濟導向去解決。如果問題解決不了，甚至越來越嚴重，也不是市場經濟的弊病。這就從根本上否認了實踐對于市場經濟理論的檢驗。有人說，市場經濟是已經被外國實踐檢驗過的真理，在中國應用就用不著檢驗。這不是把市場經濟做上帝嗎？市場經濟在外國究竟是什么樣子，我們發(fā)現(xiàn)并不是有些人描述的那樣，有些自封“主流”的經濟學家既不認真已經中國問題，又不客觀介紹我國問題，他們的實證精神到那里去了？

如果在中國應用市場經濟理論出了問題，當然應該追究市場經濟及其推行者的責任，難道還要推給負責？

第二， 鼓吹經濟自由主義，忽視中國人均資源短缺的基本前提。

如何判斷理論的對錯？一方面要看自身的邏輯，我們假設達到一定水平的人，在邏輯上

沒有錯誤，當然這只是假設。許多人在討論中是不遵守基本的形式邏輯的，經常偷換論題，論據(jù)不能真正符合實際，論證不符和邏輯。

如果在形式邏輯上沒問題，真正的理論分歧就在于前提是否符合實際。90年代的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應用如果出現(xiàn)問題，主要原因可能是忽視應用的前提，而且否認要經過中國改革開放實踐的檢驗。

新古典經濟學鼓吹的經濟自由主義，忽視中國人均資源極端短缺，經濟和社會發(fā)展極不平衡這兩個特點。中國資源比美國，加拿大，俄羅斯，是無法比的。如果以為可以在“資源稀缺”原理下，大家平等自由，那就錯了。人均資源極端短缺，使得調水成為中華民族始終完不成的任務，成為領導人政治合法性的主要來源。耕地在中國是農民的社會保障，不能資本化。資源越短缺，市場經濟能夠發(fā)揮作用的空間越小，能夠容忍兩極分化的程度越小。盲目鼓吹市場化，全球化，必然把大多數(shù)中國人拋棄現(xiàn)代化之外，甚至喪失基本生存條件。

這可不是說起來嚇唬人的----可以預見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危機，類似股票市場崩盤，突然出現(xiàn)，比如北方城市缺水問題，如果突然爆發(fā)，市場經濟怎么解決？還不是計劃供應？難道能夠把水價提高100倍，富人亂用，窮人渴死？為了保障大城市用水，需要什么手段？可能是市場經濟嗎？

第三， 鼓吹制度萬能，所有制改造萬能，回避路徑依賴的危險前景。

制度學派在中國的應用有幾個問題，一是把所有問題歸結為制度，二是單方面的市場經

濟導向。許多問題單純依靠市場經濟是解決不了的，在經濟學書本上和世界各國的實踐中，都已經十分明確，但是偏偏有些人要在中國依靠“市場經濟導向”的改革去解決，實際上是不解決。我可以列舉的有：計劃生育，調水，保護資源環(huán)境，縮小兩極分化，發(fā)展戰(zhàn)略產業(yè)，扶植高科技，農業(yè)，東西部地區(qū)差距，政府職能的有效行使，等等。

制度學派講究制度起點和路徑依賴。中國改革開放的制度起點是權力，而制度路徑是權力資本化。在沒有有效社會制約的情況下，必然產生嚴重的腐敗，形成既得利益集團，阻礙進一步的改革，這就是路徑依賴。按照制度學派理論，經濟學家應力主政治與社會改革，揭露和批判既得利益集團。恰恰相反，一部分經濟學家卻以改革開放為名，勾結既得利益集團，借機暴富，鼓吹讓大多數(shù)人為“某種先進制度”犧牲，這難道是“著名經濟學家”們的學術態(tài)度嗎？我感覺他們和斯大林主義在思維方式上差不多，都是制度決定論，所有制決定論，只不是把國有化變成私有化而已！

第四， 過分強調經濟模型和數(shù)字的規(guī)范性，既脫離實際也脫離群眾。

這種研究方式的前提是有大量數(shù)字，需要大量經費。中國的數(shù)字統(tǒng)計十分不完備，在改

革開放過程中出現(xiàn)隱蔽性利益轉移，沒有數(shù)字，只能依靠案例分析和直覺判斷。如果過分強調在研究方法和表述方法上與國際接軌，必然排斥和貶低對中國問題真正的科學研究。

經濟學是研究利益關系的，為什么那么多經濟學家不去研究中國改革開放中的隱蔽性利益轉移問題，卻一味宣揚只要按照市場化，全球化方向，一切問題都可以好起來？等到問題變得異常嚴重，他們不得不承認，就抓破臉說：本該如此，這是市場經濟不可避免的代價。比如對兩極分化，他們先說沒有兩極分化，對于大量研究成果，強調沒有模型，數(shù)字不全，進行貶低。等到全社會公認兩極分化的確十分嚴重，他們又說，本該如此，中國老百姓應該轉變觀念，為歷史進步自覺犧牲自己。這種先掩蓋，后辯護，直至公開為權力資本，投機資本辯護，反對中國大多數(shù)老百姓的立場，有違知識分子的良知，也毀壞了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名聲。

第五， 片面鼓吹全球化，損害中國的經濟安全。

把市場化教條延伸到世界經濟，就是片面鼓吹全球化。全球化的前提是勞動力不能自由

流動，這是發(fā)達國家強加于發(fā)展中國家的不平等規(guī)則。靜態(tài)比較利益對于中國這樣的大國尤其有害，已經成為我國發(fā)展具有獨立知識產權的戰(zhàn)略產業(yè)的理論思想障礙。片面鼓吹外向型經濟，把經濟重心過度集中于沿海地區(qū)，同樣有損于經濟安全。把美國的利益理解為人類利益，無原則地按照美國主導的國際規(guī)則去做，都將嚴重損害中國的國家利益。這些錯誤導向，在理論思想方面，大多數(shù)來自于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某些依靠美國勢力的所謂“著名經濟學家”。

第六， 經濟學在中國成為神學，利益追求成為信仰，經濟學家成為神甫。

這是90年代在中國出現(xiàn)的非常反常的現(xiàn)象，已經導致社會道德，信仰大滑坡，在這種

道德背景下，大家期望的完善的市場經濟制度，是很難建立起來的。經濟學，經濟學家都要負責任，當然政府應該負更大的責任。這是經濟改革單獨前進，政治社會改革滯后的必然結果。自由主義被專制利用，產生的惡果就是經濟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被權力資本利用，在中國形成誤導，不能說自己沒有責任。在其他學科受到比較大的限制的時候，應該自覺調整自己的觀點和立場，才能認識和研究中國問題。

我以上的發(fā)言引起相當震動，有人反感，有人迷惑，也有人非常認真地與我討論，總的看，他們似乎很少考慮這些問題，大家關心的焦點仍舊是如何在學問上與國際接軌，取得國際經濟學界的認可，謀求個人的學術前途。

西方經濟學論文:論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的位置和功能

摘要：定位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的位置和功能，需要把握好以下問題：要正確看待西方經濟學，分清西方經濟學和當年馬克思批判的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關系，鼓勵對西方經濟學進行創(chuàng)新性研究，有分析地加以利用；正確看待馬克思主義在教學和研究中的指導作用，理解好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內涵，采取與時俱進的態(tài)度來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政治經濟學的資本主義部分，針對社會主義國家建設過程中出現(xiàn)的社會各階層之間利益關系的矛盾，來創(chuàng)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深刻認識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互補性。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馬克思

近兩年來，我國報刊上討論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現(xiàn)代)經濟學的位置、功能的文章很多，其中有多種不同的看法，有些甚至是對立的。分析這些不同看法產生的根源，主要在于我們正處于社會的轉型過程中：一方面社會基礎在變，而且變得相當快。另一方面，雖然上層建筑相應地也在變，但變的速度比較慢。因此，就出現(xiàn)了差距和矛盾，自然就形成各種不同的觀點。筆者認為，定位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的位置和功能，需要我們把握好以下幾方面問題。

一、怎樣看待西方經濟學

(一)現(xiàn)在大家講的西方經濟學和當年馬克思批判的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雖然有繼承關系，但內容卻發(fā)生了很多變化。過去，我們認為西方經濟學只是為資產階級私有制辯護的庸俗經濟學。然而，在西方經濟學里卻很少涉及這方面的內容。因為資本主義私有制在西方經濟學者看來是毋須討論的既定前提，盡管這種觀點存在著問題，但在他們現(xiàn)在的書中所研究的重點早已不是這個問題了。西方經濟學現(xiàn)在也講“制度”，但不是原來意義上的生產關系總和制度，而是選擇資源配置方式的機制體系，即西方經濟學認為的最有效的經濟資源市場配置機制。這里講的制度已具有了另外一種涵義。20世紀以來，在西方國家也出現(xiàn)了新制度經濟學，其側重用交易費用的觀點分析問題，這種分析方法可以作為政治經濟學中生產關系研究的一個補充。

(二)應鼓勵對西方經濟學進行創(chuàng)新性研究并有分析地加以利用。田國強在2005年《經濟研究》第2期發(fā)表文章指出，現(xiàn)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fā)展有作用(事實上，二戰(zhàn)后西方都曾先后利用過西方經濟思想，如貨幣主義、供應學派的思想等)。由于我們在改革經濟體制方面已選擇了市場經濟體制，所以我國也可有分析地利用西方經濟學分析研究人類社會經濟行為和經濟現(xiàn)象的方法。事實上，我國在很多方面(主要在經濟政策和經濟措施方面)已經有分析地加以利用了。如，按照西方經濟學的劃分方法，把經濟問題分為微觀和宏觀兩部分。在宏觀方面，我們也在利用西方慣用的調控手段，盡管在調控的具體措施方面有所差別，但基本方法大體類似西方經濟學的方法。另外，中國不少學者尤其是中青年學者，都喜歡用西方經濟學的方法研究問題，說明西方經濟學有吸引人的地方。如，有人就說西方經濟學比較具體實用，不是脫離現(xiàn)實講空道理。為此，我們應鼓勵對西方經濟學進行創(chuàng)新性研究，并敢于將研究的成果引入到教學中去。

(三)對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不宜采取片面的強制措施來扶一個壓一個，而應兼收并蓄，為我所用。目前，西方經濟學在我國傳播并沒有想象的那么快，但應該承認西方經濟學的吸引力越來越大，許多中青年似乎更熱衷于西方經濟學的方法體系。現(xiàn)在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是中國真正懂得政治經濟學又熟悉西方經濟學的人太少，評論起來往往不是偏于這一方，就是偏于那一方，很少能做出中肯的科學評價，有時甚至還出現(xiàn)盲目跟風的現(xiàn)象。如，有人把西方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立起來加以批判，這顯然有些過于偏執(zhí)。西方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雖然屬于不同的思想體系，其中確有某些對立的成分，但由于它們研究資本主義是從不同側面(前者是從資本主義資源配置，后者是從經濟利益關系)研究的，從這個角度看，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并不是對立的。因此，對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不宜采取片面的強制措施來扶一個壓一個，那樣做不僅解決不了問題，其效果可能適得其反。正確的態(tài)度是認真抓好對這兩門科學的研究，腳踏實地運用這兩種科學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和解決實際問題。只要它們包含有真理的成分，或部分是真理，就沒有必要害怕它，而且要兼收并蓄，為我所用。

二、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在教學和研究中的指導作用

(一)首先要理解好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內涵。以前，在實踐中究竟應怎樣理解及如何貫徹馬克思主義精神方面，存在一些認識上的偏差。因此，我們要從與時俱進的角度弄清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內涵。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中，哲學是基礎。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馬克思在運用他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分析社會經濟問題時曾提出許多重要的理論觀點，這些理論觀點往往與當時他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有關，但現(xiàn)在仍然可指導我們的行為。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在今天仍帶有普遍指導意義，但需要用新的實踐來豐富和發(fā)展它。否則，只是干巴巴地把原有幾條結論當作一成不變的公式，很難真正解釋和解決實際問題。如，在過去階級矛盾尖銳的條件下，馬克思很強調階級斗爭。然而，今天在對立階級已基本消滅的情況下，如再強調階級斗爭為綱恐怕就脫離實際了。改革開放后，我們國家在體制和政策方面提出了許多新觀點，但并沒有違背馬克思主義，而是發(fā)展了馬克思主義。

(二)要弄清以下幾個問題：

1．作為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經濟學原本只包括資本主義部分(資本論)。傳統(tǒng)觀點認為，政治經濟學包括兩個部分，即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實際上，作為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經濟學原本只包括資本主義部分(資本論)。列寧在論述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的觀點時指出，在馬克思時代世界上還沒有出現(xiàn)社會主義。既然在馬克思的時代并不存在社會主義，當然也不可能撰寫出政治經濟學的社會主義部分。社會主義部分的政治經濟學建立是在斯大林主持下由原蘇聯(lián)一批院士編寫開始的。然而，由于它沒有、事實也不可能科學地反映社會主義的經濟規(guī)律，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觀臆想的結果。因此，此書出版的壽命不過十年左右。我國是從學習原蘇聯(lián)開始學習社會主義的，受原蘇聯(lián)教科書的影響非常深，從上個世紀50年代末中國才開始編寫包括以中國經驗為主的社會主義部分政治經濟學，不可能擺脫原蘇聯(lián)教科書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雖然逐步對原蘇聯(lián)教科書影響的內容和框架有所突破，但很難說現(xiàn)在編寫的教科書已是不折不扣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因此，現(xiàn)在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時，應把上述這兩部分區(qū)分開看待。不能一說政治經濟學，特別是它的社會主義部分就認定其也是馬克思主義的。

2．要采取與時俱進的態(tài)度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政治經濟學的資本主義部分。由于有馬克思的原創(chuàng)著作存在，人們一般不會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資本主義部分產生歧義，但當代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出現(xiàn)了許多不同于當年馬克思在英國生活時的那些情況和特點，階級矛盾也并不像《資本論》中描寫的那樣尖銳，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并沒出現(xiàn)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fā)展的較高階段》中描寫的那樣奄奄一息狀態(tài)。馬克思從當時的形勢出發(fā)，考慮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矛盾終將引發(fā)社會革命的論述是科學的，同時他也察覺到資本主義發(fā)展到新階段出現(xiàn)了調節(jié)和緩解矛盾的內在機制。然而，他來不及就這些新的機制進行深入研究。因此，原來有些結論就需要重新加以審視和研究了。為堅持馬克思主義認真求實的研究精神，我們不應戴上先入為主的眼鏡，而要認真地、也實事求是地揭示資本主義矛盾發(fā)展變化的新形式和新特點，并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思想，找出它在將來必會被更高級的社會制度代替的歷史趨勢。要避免不顧客觀事實，把馬克思在那個時代得出的某個或某幾個結論一成不變地生搬硬套到當代資本主義社會頭上。

3．要針對社會主義國家建設過程中出現(xiàn)的社會各階層之間利益關系的矛盾，來創(chuàng)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關于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著作很難說哪一本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可能有很多版本在不同程度上含有某些馬克思主義因素或馬克思主義科學成份，但作為成體系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來說，也不可能是符合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精神的。理由是直到今天為止世界上還沒出現(xiàn)一個比較成熟的社會主義社會(至于西北歐一些被認為是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由于種種原因看法分歧很大，這里暫擱置不論)。理論是現(xiàn)實生活的本質反映，當現(xiàn)實生活本身還沒發(fā)展到成熟或定型的條件下，又怎么可能出現(xiàn)一本反映社會主義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呢?可見，硬要拿出一本科學地反映成熟社會主義本質的著作來，這種要求未免有點過于超前。即使馬克思生活在現(xiàn)在，恐怕也難于滿足這種要求。客觀存在決定人們思想意識，人們是無法改變這條規(guī)律的。現(xiàn)在有些人企圖把西方經濟學引進來，或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合并起來，先講商品、貨幣、資本，再分別講兩種制度本身，這不僅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會引出新的矛盾。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不同，試圖把二者合成一體，自然會出現(xiàn)前后矛盾的問題。現(xiàn)在政治經濟學課程不如西方經濟學受學生歡迎有多種原因，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本身不成熟是一個重要原因。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chuàng)建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當前較為現(xiàn)實的辦法是仍要遵循過去傳統(tǒng)的理解，即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仍然研究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雖然社會主義社會已基本消滅了敵對階級，似乎已不再需要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了，但社會上的體腦差別、城鄉(xiāng)及工農的差別卻依然存在，行業(yè)之間的收入差別也存在。也就是說社會各階層的利益關系的矛盾依然存在，這種差別不僅反映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映在它們之間的利益沖突上。對此如果認識清楚、處理得當就會給社會和諧發(fā)展提供的物質基礎。反之，如果認識和處理不當，則會影響社會穩(wěn)定和經濟的持續(xù)發(fā)展。可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把著眼點放在這方面是大有可為的。

三、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在教學中可以起互補作用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是可以互補的。利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互補性，對培養(yǎng)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人才意義重大。從一方面說，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是生產關系，也就是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利益關系。在社會主義時期，尤其在轉型時期，人們的社會地位都處在快速變化中，人際之間的利益關系的變動迅速而且復雜。認真加以研究并妥善處理這些關系，對緩解矛盾、協(xié)調利益關系，對人們之間的和諧相處，共同促進經濟和社會發(fā)展非常重要。然而，為推動社會經濟發(fā)展，協(xié)調生產關系只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而不是全部內容，經濟發(fā)展的另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是在生產技術不斷進步的基礎上，推進生產技術創(chuàng)新與生產組織的升級。當前世界上居于主流地位的經濟運行機制體系是市場經濟體系，由于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著眼點是探索社會經濟關系的矛盾，為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尋找理論基礎，它可以揭示經濟社會發(fā)展變化的大趨勢。然而，它并不以研究如何促進社會經濟的發(fā)展為核心。在社會主義經濟處于發(fā)展和轉型期的中國，很難不研究優(yōu)化資源配置問題。而這個問題恰恰是西方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對象和重點。可見，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已形成了“自然的分工”，這并不是偶然的和人為的撮合，而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原因是社會主義國家在實踐中經過比較最終選擇了市場經濟體制，即公認的有效的市場運行機制體系。西方國家二、三百年前就已實行了這種市場經濟體制，他們對市場經濟運行機制體系的研究自然也就有了較多的歷史積累。他們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和經驗比我們成熟。為了我們的經濟建設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沒有理由對西方經濟學不重視。至于西方經濟學在西方也確實有不同的評價和補充，但這不應成為我們對它采取排斥態(tài)度的理由。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發(fā)展，西方國家的經濟社會發(fā)展中會不斷出現(xiàn)新的矛盾和問題，已有的現(xiàn)代經濟學理論不可避免地也會不斷暴露出自身的不完善和局限性，社會上和學術界也就自然會出現(xiàn)一些批評性和補充性的意見，甚至形成不同的流派。這些都可以視為社會科學特別是經濟科學發(fā)展的常態(tài)，不足為奇。上面列舉了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可以互相補充的一些理由，并沒有分析這兩個學科的其他關系，包括互相矛盾的內容。只要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互補的看法能夠成立，那么，在高校的經濟學專業(yè)這兩門課程的并列就是順理成章的。為培養(yǎng)掌握經濟學基本理論和方法的建設人才，我們不能采取封閉的態(tài)度，簡單地扶持一個、排斥一個，而應把它們都放在各自恰當?shù)奈恢蒙希冀o予足夠的重視。

西方經濟學論文: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取向

摘要：本文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重要差別主要體現(xiàn)在它們不同的研究取向上。由于西方經濟學有不同的發(fā)展階段、不同的歷史形態(tài)和不同的理論流派，因而具有各自不同的特點。這決定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取向上既有重要差別，也非對立、毫無共同之處。因此，分析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研究取向上的關系不能一概而論，應當而且必須進行具體分析，科學分析不同時期西方經濟學的不同形態(tài)、不同流派在研究取向上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關系。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研究取向

不同經濟學理論的差別主要表現(xiàn)為其研究取向的不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重要差別也主要體現(xiàn)在它們研究取向上的不同。由于西方經濟學有不同的發(fā)展階段、不同的歷史形態(tài)和不同的理論流派，它們在研究取向上也存在差別。因此，分析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取向上的差別不能一概而論，而應對不同時期西方經濟學不同理論流派的研究取向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取向進行具體分析。

一、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取向是進行經濟——政治的整體分析

理論與實踐充分證明，一個社會的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總是密切聯(lián)系、不可分割的。與此相適應，經濟學和政治學的研究也總是緊密關聯(lián)的。最初，在古希臘城邦社會中，經濟學與政治學不是相互獨立的兩門學科，而是緊密結合的，二者內生于城邦學說之中，統(tǒng)一于哲學范疇之內。在16、17世紀重商主義興盛的時代，經濟活動的目標是增加財富，而政治活動的目標是保障財富的增加。這時，經濟學和政治學很自然地結合在一起，因而被稱為“政治經濟學”。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古典政治經濟學取代重商主義，崇尚國家權力的思想也轉變?yōu)楸Ｗo個人權利的觀點，即反對國家干預而倡導“自由放任”。但其研究對象依然集中在國民財富的生產與分配方面，而不是個人財富的增長，政治學與經濟學仍然緊密結合，經濟學也仍被稱為“政治經濟學”。

長期以來，西方主流經濟學習慣于把民主、憲政和法治的社會制度與政治制度作為前提來研究經濟問題。但這個前提是如何建立、如何發(fā)展變化等問題，則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重要課題。古典政治經濟學研究一個社會的制度是如何生成的，研究在這個制度條件下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17到19世紀的西方經濟學家們基本上都關注兩個問題：一是財富問題，即國民財富的性質是什么、如何通過分工等途徑增加國民財富。二是制度問題，即應如何建立一個有效的社會經濟政治制度，以保障個人財產權與經濟自由、交換及正當行為規(guī)則得到確立與實現(xiàn)，從而保障財富增加和國家強大。總體上看，這兩個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問題，即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及實現(xiàn)國民財富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設置問題。斯密的經濟理論包含兩方面內容：一是關于財富問題、分工問題及其他一些經濟學問題。二是關于法律制度、政治制度與國家學說等問題。追求國民財富增加無論對個人還是對整個社會都是天經地義的，但如果沒有相應合理而有效的社會政治法律制度來保障人們的個人權利與經濟自由、規(guī)范與制約人們追求財富的行為，那追求國民財富增加的目標就無法實現(xiàn)。

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國民財富及其增長，但它的主要特色既不是單純研究國民財富及其增長的途徑，也不是要解釋特定政治、經濟制度實際上如何運行，而是解釋應確立什么樣的社會制度以保障國民財富及其增長及這種社會制度可能會如何運行和應當如何運行。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中心內容是評價政治、經濟制度，分析這些制度的優(yōu)缺點，并為達到一定政策目標而向政策制定者推薦最適當?shù)闹贫冉Y構，特別是有關福利分配、經濟增長和繁榮的制度結構。古典政治經濟學作為政治經濟學的開端，表現(xiàn)為“政治與經濟”之學，它以廣闊的視野研究經濟社會體系，分析政治主體國家(政府)、政治制度等對社會經濟活動與人們經濟利益的影響，也分析經濟對政治及社會其他諸方面的影響。這樣，就為后來政治經濟學的發(fā)展留下了豐富的思想遺產：它對資源配置的市場機制和國家(政府)經濟職能的研究，對政治經濟學研究方法的探索尤其是政治和經濟的整合研究，為后來政治經濟學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

二、西方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取向是單純進行資源配置的經濟分析

19世紀70年代，西方經濟學將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和心理分析的“理性經濟人”假定作為基礎，大量引入數(shù)理分析方法，以價格、競爭等市場機制的資源配置作用及生產和分配的效率等作研究對象，力求擺脫價值判斷，崇尚實證分析，進而逐步形成一個形式化的公理體系，成為經濟學的“主流”和“正統(tǒng)”。這時，經濟學成為一門獨立科學，并與政治學徹底分離，名稱也不再帶有“政治”一詞，其明顯標志就是馬歇爾出版的里程碑式的經濟學著作——《經濟學原理》。自此，古典政治經濟學為新古典經濟學所取代。

新古典經濟學改變了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重點，將其由古典宏觀的國民經濟增長和國民收入分配的研究轉向新古典微觀的消費者行為和企業(yè)行為研究。為實現(xiàn)這一目標，新古典經濟學以數(shù)學作為分析方法，去解釋單個消費者和生產者的選擇。隨著數(shù)理化、計量化、均衡化和邊際化傾向越來越明顯，經濟學成為數(shù)學化和簡化的科學，拋棄了政治經濟學大部分的基本內容。一方面，新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對制度變化和結構轉型的研究不可能像數(shù)學那么，應把對社會變遷的關注限制在對整體均衡模式中微小的、累積的、調整的研究上。這導致經濟分析的方法適用于歷史發(fā)展的各個階段，但卻無法解釋各個歷史時期的特殊性質，也無法解釋從一個歷史時期向另一歷史時期的結構轉型，尤其當這些轉型包含分裂和動蕩時，經濟分析更加無能為力。另一方面，數(shù)學化和簡化的要求使經濟學不得不放棄對宏觀社會整體性的關注，經濟學家不得不將社會制度、心理力量、文化價值這些研究對象一一放棄，而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這正是分析的核心部分。這導致了經濟學的根本缺陷：它對社會的理解不充分，它不理解復雜的權力、社會結構、組織行為及文化實踐及其對經濟活動的影響，因而無法真正理解人們的經濟行為。具體來說，新古典經濟學傾向于對靜態(tài)模型的描述，在平衡狀態(tài)中解決問題，將變化限制在一系列既定制度關系條件下。新古典經濟學將許多決定生產力的重要社會經濟因素置于自己的考慮范圍之外，其中包括企業(yè)結構與企業(yè)產權、教育和培訓、家庭背景等等，也忽略了權力與財富的關系，認為市場競爭的結果將使權力得到馴服，進而認為社會制度結構的力量對市場控制是無足輕重的。但事實上，經濟權力的日益集中會使競爭瀕臨崩潰。新古典經濟學傾向于將市場看作個體互動的自然產物，而不是社

會活動諸多方面之一。許多新古典經濟學家的研究著作雖有不少對社會經濟活動精致的技術性分析及數(shù)據(jù)、圖表方面的分析，但關于政治與制度對經濟活動的決定性意義關注不夠、研究不足、認識不深。新古典經濟學的內在缺陷導致經濟學理論本身出現(xiàn)危機。

三、西方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取向是注重經濟與政治的整合研究

現(xiàn)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fā)展要求研究經濟問題應考慮政治因素，而分析政治問題也需要使用經濟學方法。在現(xiàn)實生活中，經濟(資源配置、市場機制與個人選擇)與政治(權利配置、國家制度與集體選擇)這兩者無法分開，因而企圖否定政治影響的“純粹經濟學”逐漸式微，而以經濟與政治的整合研究為基本取向的新政治經濟學日益興盛。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西方經濟學和政治學的研究發(fā)展中出現(xiàn)一個新領域。該領域以阿羅、唐斯、奧爾森、布坎南、塔洛克、諾思、加爾布雷思、科斯等人的著作為代表，呈現(xiàn)一種共同的研究取向，即以政治和經濟、社會和個人、國家和市場之間相聯(lián)系、相交叉或相重疊的現(xiàn)象和關系作為研究對象，用經濟學方法分析政治活動，闡述政治決策及制度對經濟至關重要的影響。新政治經濟學的產生標志著經濟學從“政治經濟學”轉變?yōu)椤敖洕鷮W”后，再重新回到“政治經濟學”的軌道上來。相對于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傳統(tǒng)，這是一種繼承與創(chuàng)新。新政治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的主要區(qū)別是：前者承認政治和經濟過程與制度是聯(lián)系在一起的，它們是一個內在聯(lián)系的整體，而不是彼此分離的領域，它們應當而且必須作為一個復合體被研究。新政治經濟學從歷史和制度分析的角度批判主流經濟學的假設和概念，重構了大多數(shù)經濟學模型。

新政治經濟學重視政治和經濟的整合研究，試圖恢復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重建政治經濟學，這無疑拓展了政治學和經濟學的研究視野，增強了社會科學解釋和解決現(xiàn)實問題的能力。在新政治經濟學中，“經濟”是指在資源約束、市場機制和物質利益驅動下的個人選擇問題，“政治”是指在權利約束、國家制度和個體權利沖突下的集體選擇問題。從總體上說，新政治經濟學就是“政治與經濟之學”，它既研究政治制度、權利結構與政治決策對社會經濟活動和人們經濟利益的重要影響，也研究社會經濟發(fā)展要求與人們經濟利益訴求對政治制度、權利結構與政治決策的重要影響。因此，新政治經濟學在研究經濟活動時不回避政治因素對經濟活動的影響。從其實質看，新政治經濟學是對決策的政治本質如何影響經濟制度與經濟政策選擇，從而最終影響經濟結果的研究。新政治經濟學突破了新古典經濟學的限制，大大擴展了對經濟活動的研究范圍。一方面，新政治經濟學研究基本制度結構的形成與演變的原因及其對經濟活動的影響，它把基本制度作為社會經濟及其發(fā)展的內生因素。另一方面，新政治經濟學研究經濟政策形成背后的政治過程及其對經濟活動的影響。新政治經濟學在研究經濟政策問題上的目標是二重的，既研究的經濟政策(能實現(xiàn)資源社會配置的政策)應該是什么，又研究實際政策與理論上政策的不一致，認為實際政策往往是利益相互沖突的社會成員政治活動或公共選擇的結果。

具體地說，西方新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特征有三方面：一是研究目的從物質福利增長轉變?yōu)樽杂蓹嗬膶崿F(xiàn)。關于經濟學的研究目的，古典政治經濟學認為是追求國民財富增長，新古典經濟學認為是追求效用增加，舊福利經濟學認為是物質福利增進。而新政治經濟學認為，效用和福利的增進絕不僅僅依賴于對物質財富的消費，還依賴個人特征和所處狀態(tài)，如能力、權利及自由。新政治經濟學提出自由權利概念，認為實現(xiàn)自由權利才是經濟學研究的最終目標。二是研究重點從資源配置發(fā)展為權利配置。新古典經濟學認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資源配置問題，研究的中心問題在于人們怎樣把這些稀缺資源合理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或環(huán)節(jié)以實現(xiàn)利益較大化。新政治經濟學認為，一方面，人們在資源配置決策中存在的利益沖突，從而使技術上的經濟決策往往得不到采用；另一方面，人們的初始條件無法自由選擇，而是先天地決定于自己的父母及社會，因而個人無法通過改變初始條件來增進福利。社會要實現(xiàn)總體福利增進達到“帕累托狀態(tài)”，必須用公共權利調整個人初始狀況，并通過制定行為規(guī)則，規(guī)范個人權利和公共權利，以防止其濫用損害他人權利。這就是所謂的權利配置，它包括個人權利配置和公共權利配置。三是研究方法從倚重實證分析方法轉變?yōu)橹匾曇?guī)范分析方法。新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目標和對象是政治學意義上的權利概念，這難免要進行一定的價值判斷，如維護誰的權益、保護什么權利等。如果說新古典經濟學是實證意義上的經濟學，新政治經濟學則是規(guī)范意義上的經濟學。

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取向是進行生產方式與社會結構的綜合研究

從歷史淵源看，新政治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都以古典政治經濟學為基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不僅同新政治經濟學一樣，繼承了古典政治經濟學把經濟與政治結合起來進行整合研究的科學傳統(tǒng)，而且更加強化了經濟與政治兩者之間的緊密關系，提出“生產方式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系統(tǒng)研究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剖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理學結構”。馬克思不僅研究資本主義的物質生產方式，而且更注重研究生產的資本主義社會形式與社會關系；不僅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而且把資本主義國家制度納入其研究范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把經濟與政治密切結合起來進行整合研究的典范。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較大特色是將一定的社會形式、社會關系、政治關系同物質生產方式密切聯(lián)系起來，對社會經濟結構及以此為基礎的政治和思想的上層建筑即整個社會結構進行綜合研究。具體地說，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提出三個基本觀點：(1)法的關系與國家形式根源于物質生活關系。馬克思指出：“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fā)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這種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黑格爾按照十八世紀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稱之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2)物質生產方式產生并決定生產的社會形式、社會關系與政治關系及其社會經濟結構和政治結構。“事情是這樣的：以一定的方式進行生產活動的個人，發(fā)生一定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經驗的觀察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根據(jù)經驗來揭示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同生產的聯(lián)系，而不應當帶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3)生產方式與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一定的生產方式以及與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簡言之，社會的經濟結構，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xiàn)實基礎。”“任何時候，我們總要在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系——這種關系的任何形式總是自然地同勞動方式和勞動社會生產力的一定的發(fā)展階段相適應——當中，為整個社會結構，從而也為主權和依附關系的政治形式，總之，為任何當時的獨特的國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隱蔽的基礎。”“每一歷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并且只有從這一基礎出發(fā)，這一歷史才能得到說明。”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分析了社會結構的各種形成要素及其內部聯(lián)系的基礎上，科學地闡明了社會變革的根源、過程及研究社會變革的基本方法。根據(jù)馬克思主義原理，社會變革開始于生產力發(fā)展而引起的生產方式變革，然后是生產關系隨生產方式變革而發(fā)生相應變革，是隨經濟基礎變革而引起上層建筑變革。馬克思在闡述社會革命發(fā)生的過程、內容及其研究方法時指出：“隨著新的生產力的獲得，人們便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而隨著生產方式的改變，他們便改變所有不過是這一特定生產方式的必然關系的經濟關系。”“隨著經濟基礎的變革，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fā)生變革。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qū)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發(fā)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tài)的形式。”

馬克思、恩格斯不僅科學地闡明了物質生產方式與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之間的密切聯(lián)系，且從總體上概括了唯物主義歷史觀的主要內容與基本特征：“唯物主義歷史觀從下述原理出發(fā)，生產以及隨生產而來的產品交換是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在每個歷史地出現(xiàn)的社會中，產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隨的社會之劃分為階級或等級，是由生產什么、怎樣生產以及怎樣交換產品來決定的。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在人們的頭腦中，在人們對永恒的真理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是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shù)接嘘P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取向集中體現(xiàn)為馬克思關于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科學設想：一是“五篇結構”設想。1857年，馬克思在寫作《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時首次提出著名的“五篇結構”：(1)一般的抽象規(guī)定，因此它們或多或少屬于一切社會形式。(2)形成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結構并成為基本階級依據(jù)的范疇。(3)資產階級社會在國家形式上的概括。(4)生產的國際關系。(5)世界市場和危機。“五篇結構”是馬克思對其經濟學著作的及時個結構設想，它反映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系統(tǒng)的科學思考。二是“六冊計劃”設想。1858年2月，在寫給拉薩爾的一封信中，馬克思在其經濟學著作結構問題時指出，全部著作分成六個分冊：(1)資本(包括一些緒論性的章節(jié))。(2)地產。(3)雇傭勞動。(4)國家。(5)國際貿易。(6)世界市場。在這兩個設想中，馬克思都堅持把社會經濟結構與社會上層建筑(國家)結合起來進行綜合研究，把一國社會結構與國際關系、世界經濟政治關系結合起來進行整體性綜合研究。

目前，許多人用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方法分析中國社會現(xiàn)實問題，這只能找出問題的表面原因或中層原因。要找出其深層原因，就必須繼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科學傳統(tǒng)。如“三農”問題，單純從一般的社會學、經濟學和政治學角度的分析很難作出科學解釋與正確解決。相反，如從政治經濟學角度來分析“三農”問題，則可更好地進行解釋與解決。這是因為，“三農”問題在17至19世紀的西方及在印度和我國臺灣地區(qū)，都在一個大的宏觀制度背景下、在經濟與政治相互作用中逐步得以解決。因此，只有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這種把經濟與政治結合起來進行整合研究的科學方法，研究如“三農”等當代經濟社會發(fā)展中的重大問題，才能揭示其深層原因，才能找到根本出路。

自中國進行市場化經濟體制改革以來，人們習慣于把它看作單純的資源配置方式的轉換，有意或無意地忽視制度創(chuàng)新與政治變革的必要性與重要性。然而，根據(j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原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絕不只是單純實現(xiàn)資源配置方式轉換的經濟改革，而是包括了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深刻變遷的整體性、結構性的社會變革。因此，只有用整體的、歷史的分析方法分析經濟轉軌，才能得出比較科學的結論。這種整體的、歷史的分析方法的較高成就，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筆者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生產方式——社會結構”分析范式對社會主義經濟轉軌的分析具有更科學的解釋力與指導力。社會主義經濟轉軌的根本原因在于傳統(tǒng)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社會結構的內在矛盾運動。社會主義經濟轉軌絕不是單純的資源配置方式或經濟運行機制的轉換，而是生產方式、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而深刻的變革：物質生產方式方面，要廢除制度而實行農戶承包經營制度，廢除國有國營制度而實行企業(yè)自主經營制度，從產品生產轉變?yōu)樯唐飞a，從計劃經濟轉變?yōu)槭袌鼋洕Ｉ鐣a方式方面，要從公有制一統(tǒng)天下轉變?yōu)橐怨兄平洕鸀橹黧w、多種所有制共同發(fā)展，從國家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形式轉變?yōu)橐怨煞葜茷橹饕獙崿F(xiàn)形式的新型公有制形式。生產關系方面，要打破以往官僚主義的管理制度，逐步確立自主化、民主化、社會化的管理制度，打破平均主義分配制度，突破單一按勞分配格局，逐漸形成勞動、資本、技術與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新型分配制度。上層建筑方面，要推進憲政改革，確立與保障公民權利，限制與規(guī)范國家權力，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從總體上說，中國經濟轉軌的基本方向既不是走以“自由化”和“私有化”為核心的資本主義道路，也不是實行市場機制與傳統(tǒng)社會主義制度機械“對接”的改良社會主義模式，而是構造以市場化的生產方式為核心、以公民權利為基礎、以民主法治為保障的現(xiàn)代社會主義模式。

總之，在研究取向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相同之處在于它們都研究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理學結構”，而重要區(qū)別在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資產階級社會徹底的“生理解剖學”，而不是把揭示本質與描述現(xiàn)象混雜在一起的“二重性”學說。同西方新古典經濟學相比，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著重點不是分析生產的物質內容(物質生產方式)，而是生產的社會形式(社會生產方式)；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進行經濟與政治綜合研究的“政治經濟學”，而不是單純進行經濟分析的“純粹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新政治經濟學十分相近，都進行經濟與政治的綜合研究而不是單純進行經濟分析，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著重研究社會基本經濟制度政治選擇的“政治經濟學”，而不是著重研究社會經濟政策政治選擇的“政策經濟學”。因此，要堅持與發(fā)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就必須明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科學性質，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取向，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來解剖社會經濟形態(tài)的“生理學結構”，而不能熱衷于解釋社會經濟生活的表面現(xiàn)象；應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分析社會結構的內在矛盾，探索社會變革的方向與道路，而不能為某種現(xiàn)存的社會結構進行論證與辯護或只為制訂具體的經濟政策服務。因此，就其本質來說，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批判的、革命的政治經濟學，而不是辯護的、“建設的”政治經濟學。在當前與今后的經濟轉軌過程中，我們應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指導進行、深刻的社會結構變革，而不能局限于資源配置方式轉換等表面性、片面性的經濟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