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論：我們為您整理了1篇發展經濟論文范文，供您借鑒以豐富您的創作。它們是您寫作時的寶貴資源，期望它們能夠激發您的創作靈感，讓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發展經濟論文:論發展經濟學失敗的原因
發展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一個獨立分支學科出現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是其全盛時期，70年代后期開始趨于衰落，80年代和90年代有些西方學者提出這樣的疑問：“有必要存在一個名為‘發展經濟學’的獨立的分支學科嗎？”[1](P2)有的西方學者甚至斷言“發展經濟學死亡了”。
我們認為，說“發展經濟學死亡了”未免是言過其實，因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仍然是經濟學中沒有解決而又亟待解決的重大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但是說“發展經濟學失敗了”則是有根有據的，因為亞、非、拉廣大發展中國家按照發展經濟學家指出的道路和模式發展經濟，結果大多失敗了，而經濟發展獲得成功的國家或地區（如“亞洲四小龍”和中國大陸）卻又不是按照發展經濟學家開出的處方根治貧困病的。雖然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發展經濟學家對發展中國家進行了許多有價值的研究，也提出過一些原創性的理論和有用的政策建議，但是從整體上看，發展經濟學與經濟發展現實之間是一種南轅北轍的關系，發展經濟學甚至阻礙或損害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家V.N.巴拉舒伯拉曼雅姆(V.N.Balasubramanyam)和桑加亞·拉爾(Sanjaya Lall)在90年代初承認：“發展經濟學這個分支并沒有成功地消滅落后，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學科它失敗了，而且，由于它對發展中國家利益的傷害大于好處，所以它的滅亡是受到歡迎的。”[1](P2)桑加亞·拉爾甚至斷言：“發展經濟學的死亡可能會使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和經濟都正常發展。”[1](P12)
現在的問題是，發展經濟學本身發展了五十多年，為什么它會失敗？20世紀90年代以來，不少西方學者都在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都在對發展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進行反思。我們認為，發展經濟學的失敗，其原因要從以下兩個方面去尋找。
一、發展經濟學興起的背景和動機
經濟發展問題是一個古老的話題，因為人類的生存離不開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被馬克思稱作政治經濟學體系的創立者的亞當·斯密在他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中就討論了經濟（國民財富）增長的源泉問題，生活在18世紀的斯密把一個國家經濟增長快慢的原因歸結為分工的發展程度和資本積累的多寡。古典經濟學家都力圖尋找經濟增長的根源，分析經濟變革的長期過程。西方經濟學家對經濟發展問題的興趣一直持續到約翰·穆勒。此后，19世紀70年代的“邊際革命”把邊際分析引入了經濟學，經濟學家們的興趣轉向了資源配置問題和交換理論，靜態經濟學支配著西方主流經濟思想。20世紀20年代的英國長期慢性蕭條和30年代世界性經濟大蕭條，引發了凱恩斯對資本主義經濟短期波動和長期停滯可能性的分析。從1848年約翰·穆勒出版《政治經濟學原理》到20世紀40年代中期，經濟發展問題在西方主流經濟學中差不多被冷落了100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經濟增長和發展問題才重新成為西方經濟學討論的主題。
當然，古典經濟學家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的西方經濟學家對經濟發展的對象、動機和目的的關注是不同的。古典經濟學家關注的是當時資本主義經濟的增長和發展問題。因為18世紀的資本主義經濟是一種年輕的正在成長的經濟，是一種“發展中的”經濟，古典經濟學家力圖找到國家經濟增長的源泉和一條促進經濟增長的途徑，通過加快經濟增長來確立和鞏固資本主義制度，在經濟上徹底戰勝封建主義。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西方經濟學家關注的是擺脫了殖民統治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發展問題。簡單地說，古典經濟學家當時關注的是其本國的經濟增長和發展問題，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西方經濟學家關注的是他國的經濟增長和發展問題。
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西方經濟學家熱中于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他們是為了幫助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走向發展和富裕之路嗎？
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首先來考察發展經濟學興起的背景和動機。
第二次世界大戰原本是帝國主義列強為爭奪勢力范圍和重新瓜分殖民地而發動的戰爭，但是，與帝國主義列強的愿望相反，這場戰爭卻敲響了殖民主義的喪鐘，殖民制度隨著戰爭的結束而土崩瓦解，廣大亞非拉國家紛紛獲得民族獨立。在國家獨立以后，這些國家的領導人和政治家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擺脫貧困和落后，如何進行改革和發展。要解決這些問題，就需要制定一系列政策。那么，需要制定什么樣的政策呢？這就需要從經濟理論上做出回答，需要經濟學家參與經濟政策的制定和發展道路、發展模式的選擇。但是，當時在這些國家盛行的是殖民經濟學。這種經濟學是一種為殖民制度辯護和服務的理論，它力圖開脫殖民體系對不發達經濟所承擔的責任，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落后和貧困歸咎于熱帶氣候條件、人口壓力、資源匱乏或勞動者懶惰。顯然，這種殖民經濟學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需要。
從當時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來看，廣大亞非拉國家的獨立大大縮小了帝國主義的地盤和勢力范圍，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投資場所、產品銷售市場和原料供應地大大萎縮了；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一些新獨立的國家追隨蘇聯走上了共產主義道路，反資本主義的陣營正在擴大。因此，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從自身利益考慮，需要把這些新獨立國家的經濟發展納入自己的“規劃”。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出現了大規模的發達國家援助發展中國家的財政計劃和投資項目，而發展經濟學則是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一種經濟理論“援助”。
從表面上看，發展經濟學是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發展中國家的要求和發達國家的需要的一種混合產物。但問題是，這種發展經濟學最初是由發達國家“輸出”到發展中國家的，因此，這就使人們有理由懷疑發展經濟學的產生帶有發達國家的某種目的，寄托著發達國家政治家和經濟學家的某種愿望。
著名的發展經濟學家杰拉爾德·M·邁耶(Gerald M.Meier)在回顧發展經濟學興起的原因時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發展經濟學的先驅人物之所以受到激勵去分析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有的是因為他們先前的學術興趣，有的是因為有過在過去相關決策活動中的經歷，有的是發自理想主義，有的是因為有基本的好奇心”。[2]（序言，P24）我們認為，如果說這種說法還可以用來描述單個發展經濟學家的研究動機的話，那么這種說法則不能用來說明發展經濟學產生的動機和目的。事實上，邁耶的另一個說法倒是透露了發展經濟學產生的真實動機和目的。他認為：20世紀40年代末和50年代，“從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看來，昔日的殖民地如果沒有一點社會進步，就可能陷入共產主義統治的危險，從而投資機會和進入市場與原料來源地的機會將消失。還有，戰后的宣傳強化了平均主義與人道主義 的趨勢。由于這些，50年代初期出現了從富國得到大規模財政和技術援助的政治基礎。歐洲和北美的許多經濟學家開始改變分析‘不發展’問題的工具。所以，發展經濟學的家譜讀起來就是‘出自政治權術的殖民經濟學’”。[2](P6)
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瑞典著名經濟學家岡納·繆爾達爾(Gunnar Myrdal)是發展經濟學的主要先驅人物之一，他從1957年開始對亞洲一些國家（主要是南亞國家）的貧困和不發達問題進行了長達10年的研究，這項研究的最終成果是他于1968年出版的3卷本的《亞洲的戲劇：南亞國家貧困問題研究》（1971年出版了1卷本的縮寫本）。根據繆爾達爾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對欠發達國家進行研究的主要是來自西方富國的文化人類學家，他們是用靜態的語言來描述爾發達國家的人民賴以生活、工作和生存的制度結構和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對欠發達國家進行研究的主角讓位給了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這些經濟學家研究欠發達、發展和制定發展計劃的各種動態問題。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西方學者研究工作的轉向呢？繆爾達爾認為，這不是社會科學自動和自發發展的結果，而是巨大的政治變化的結果。具體說來，繆爾達爾把發展經濟學的興起歸結為三個方面的原因：“隨著殖民制度結構的迅速瓦解而來的是欠發達國家本身渴望發展……那些出于自身利益進行思考和行動的人們渴望發展……在冷戰中達到白熱化程度的國際對抗關系已經使得欠發達國家的命運成為發達國家對外政策所關注的問題。”[3](P3-4)繆爾達爾進一步認為，其中第三個原因是發展經濟學產生的主要原因。他指出：“就有關西方國家、它們的學者和學術機構來說，顯然上面所說的第三個原因是引起他們對欠發達國家問題感興趣的最重要的原因。”[3](P4)
繆爾達爾認為，西方學者之所以把研究重點轉向欠發達國家的貧困和發展問題，是由于世界政治形勢發生了變化。這些變化主要是：殖民制度的崩潰，獨立的國家取代了殖民地；這些新獨立的國家要求通過發展來擺脫貧困和停滯；蘇聯政權日益強大；共產黨政權控制下的領土和人口規模急劇擴大，尤其是社會主義中國的出現以及接踵而來的冷戰。因此，在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一方、蘇聯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為另一方的國際對抗關系中，爭取到欠發達國家或至少讓這些國家保持中立，對西方國家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政治意義。這些欠發達國家“改革的效果、速度甚至改革的方向對彼此對立的霸權集團來說都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3](P5)正是在這種重大利害關系的驅使下，西方各國政府、組織和資助研究的機構以及社會輿論都迫切要求研究欠發達國家的問題，發展經濟學的產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因為對西方國家來說，這些問題具有越來越大的政治重要性，所以，吵吵鬧鬧地要求研究這些問題是有道理的。”[3](P6)這就使得對欠發達國家的研究含有明確的政治目的。“現在對欠發達國家的問題所進行的研究，經常是出于一個國家或一個集團的一時的和狹隘的政治利益或戰略利益，而不是為了普遍和永恒的價值……各種各樣的研究現在都按照這些研究對美國或西方國家的‘安全’做出的貢獻來進行評判。”[3](P6)由于這個原因，西方經濟學家就需要戴上有色眼鏡或過濾鏡來看待和研究欠發達國家的貧困問題，他們的研究方法和結論就難免帶有某種偏向。繆爾達爾客觀地指出：“在對窮國進行經濟研究方面存在偏向的主要根源是多數研究力圖按照西方的政治和軍事利益的觀點——把窮國從共產主義中拯救出來，來看待窮國的內部問題。”[3](P6)
二、發展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
20世紀50年代興起的發展經濟學使用的理論和研究方法主要來源于凱恩斯理論和新古典經濟學。這是因為，一方面，當時在發展中國家沒有適合自己國情的成熟的經濟學。客觀的情況是，經濟落后的國家不可能產生出發達的經濟學。另一方面，那些對不發達國家進行經濟分析的人大多是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這些經濟學家通過引進概念、推導原理和提出發展模式創建了發展經濟學。而他們所使用的概念、原理和研究方法不是來自凱恩斯經濟學，就是來自新古典經濟學。
雖然在發展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過程中，新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也發表了一些關于經濟發展問題的觀點，加中心—外圍論、依附理論、強調剛性結構的非均衡論等，但從整體上看，主宰發展經濟學的則是西方主流經濟學。“一般認為，發展經濟學家不過是運用貿易工具分析發展中國家問題的主流經濟學家而已。”[1](P2)
發展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為及時階段，70年代和80年代為第二階段，90年代以來為第三階段。
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中期，主導發展經濟學的有三種理論：唯資本理論、唯工業化理論和唯計劃化理論。唯資本理論強調啟動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關鍵是增加資本積累，唯工業化理論主張發展中國家走進口替代工業化的發展道路，唯計劃化理論倡導通過政府實施大規模的發展計劃來戰勝貧困。這三種理論的典型代表有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納克斯的貧困的惡性循環理論和劉易斯的經濟計劃化原理等。除了唯計劃化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當時蘇聯計劃化經驗的影響以外，這三種理論都來源于當時已經成為正統西方經濟學的凱恩斯主義。
凱恩斯經濟學是針對20世紀二三十年代英美等發達國家的長期大量失業和經濟停滯而提出來的。雖然戰后新獨立的欠發達國家也存在大量的失業，但這種失業主要是這些國家長期遭受殖民統治、經濟嚴重不發達的結果，這與英美等國由于總需求不足造成的失業在性質上是不同的。盡管如此，20世紀50年代的發展經濟學還是用凱恩斯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正如邁耶在20世紀80年代對發展經濟學的發展進行反思時所指出的：“雖然凱恩斯式的失業被否定了，但是50年代經濟發展研究的其他主題，如強調資本職累、工業化和計劃工作，都可以追溯出凱恩斯主義的背景。”[2](P15)
由于照搬凱恩斯理論和發達國家的經驗，這些經濟發展理論在實踐中必然是紛紛碰壁。于是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發展經濟學又回歸到新古典主義的傳統上：批評計劃化，重新強調市場機制的作用；主張消除價格扭曲，實行經濟自由化；主張國有企業私有化；重視國際貿易對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正如邁耶指出的：“發展經濟學內容較大的變革是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生的——這20年的特點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復活。”在這個階段，發展經濟學家們的主流觀點是，“一個窮國之所以窮，現在被認為是起因于政策不適當，好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對發展中國家是好的”。[4]
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以科斯、諾斯等人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和以布坎南、塔洛克等人為代表的公共選擇理論在西方經濟學中有了越來越大的聲勢，成為新的、影響較大的學術思潮。發展經濟學家們似乎從這些經濟學思潮中找到了新的分析工具。于是，90年代以來的發展經濟學文獻中有了制度分析、交易費用分析、產權理論、尋租理論、國家理論等內容。
我們看到，發展經濟學從它一開始產生就是以西方主流經 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來觀察和研究欠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的。用西方經濟學的工具來研究貧困和發展問題可以說是發展經濟學的一種研究傳統。發展經濟學家們之所以長期堅持這種研究傳統，實際上是認為西方經濟學具有普遍的適用性，其分析工具和一般命題同樣適用于發展中國家。正如繆爾達爾在他的名著《亞洲的戲劇》一書中所指出的：“（西方）經濟學家長期以來一直更傾向于得出一般性的命題，然后假定這些命題對任何時間、任何地方、任何文明都有效。”[3](P8)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發現，發展經濟學之所以會失敗，是因為它從一開始就帶有發達國家的利益偏向，從維護發達國家的利益出發，并且是用根據發達國家的國情和經驗得出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由于這些原因，發展經濟學家們在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時，在為發展中國家設計發展戰略和發展模式時，在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政策建議時，很難從發展中國家的立場出發，很難考慮到發展中國家廣大人民的利益要求，很難看到發展中國家的特殊性，因而很難看到發展中國家貧困的癥結所在。研究者的立場錯位，再加上把在發達國家產生、而在發達國家也不見得有效的經濟學應用到經濟條件、制度背景、歷史文化和意識形態差異很大的發展中國家，失敗自然就不可避免了。有些有遠見的發展經濟學家在發展經濟學發展的早期就預見到了這個結局。繆爾達爾在20世紀60年代就曾經指出：“只要這些理論（西方經濟理論——引者）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這種假定為普遍適用的理論可能就沒有什么危害。但是，用這些理論來研究南亞欠發達國家——這些理論并不適用于這些國家，后果就嚴重了。”[3](P8-9)繆爾達爾甚至還進一步認為，西方經濟學的許多基本概念也不適用于發展中國家，因為發展中國家基本的社會和經濟結構與發達的西方國家有著根本上的不同，不顧這種差別，盲目套用西方經濟學的名詞概念是有害的。他寫到：“市場與價格、就業與失業、消費與儲蓄、投資與產出這些‘經濟學’術語是從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態度、制度和文化中抽象出來的，它們用于分析西方世界可能有意義，并可以得出正確的結論；但是在欠發達國家這樣做顯然不會得出正確的結論。在欠發達國家，人們不能進行這種抽象；實際的分析必須討論態度和制度關系方面的問題，必須考慮非常低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發展后果。”[3](P9)
說發展中國家面臨的經濟問題和發達國家面臨的經濟問題毫無共同之處，說西方經濟學對發展中國家無用，這種看法顯然有些極端。我們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不可能從一套不同的、全新的分析工具開始，不可能（也不能）拋開人類已經積累起來的包括西方經濟學在內的有用的知識成果。問題的關鍵是，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首先必須從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和立場出發，必須從發展中國家的特有國情出發，找出阻礙發展的主要因素；然后運用不同的假設，建立不同的制度關系和變量關系；對癥下藥，提出適合一個國家的發展思路和政策建議。我們認為，這種發展經濟學主要應靠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來創立，這些經濟學家必須既精通西方經濟學和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又熟悉本國的國情和現實，更為重要的是，這些經濟學家研究發展問題的動機要和發展中國家的廣大人民的利益要求相一致。
發展經濟論文:關于公檢法司立足職能、著眼全局為發展經濟創造軟環境
關于公檢法司立足職能、著眼全局為發展經濟創造軟環境的思考
公檢法司交統稱政法機關，是國家專政機關，其職能是代表國家執行法律，肩負著打擊敵對勢力、懲治違法犯罪、調解內部矛盾、維護社會穩定的任務和職能，可以說任務明確、職能專一。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和形勢的需要，政法機關在公平、公正、公開、高效地完成上述工作任務的基礎上，還要緊緊抓住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戰略機遇，立足職能、著眼全局，努力為我區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司法軟環境。
一、統一認識，著眼全局，增強做好政法工作的責任感
區委、區政府對實施振興戰略做出了安排部署，能否從戰略全局上真正形成熱情服務投資者、服務興業者、服務企業的良好、和諧的經濟發展軟環境，除了發揮涉經部門作用外，還要求政法機關從法治上予以保障。
首先，各政法機關應牢固樹立中心意識、大局意識。發展經濟是全黨、全社會的首要工作。因此政法機關黨委、黨組應以促進經濟發展來統領政法工作，樹立政法機關在新時期同經濟建設息息相關、與經濟發展同舟共濟的新理念，實現由管理型向服務型的根本轉變，不斷增強服從服務于經濟建設的這個中心，樹立主動關心、自覺參與經濟建設的觀念，把執法辦案與發展經濟有機結合起來，以科學發展觀和正確政績觀為指導，科學、正確地處理打擊犯罪的“顯績”與發展經濟的“潛績”的關系，并以此為重要內容加強政法隊伍建設，要把為經濟發展、打造良好司法軟環境這一科學理念落實到政法工作當中去。要教育廣大政法干警務必把軟環境建設放在一個重中之重的位置來考慮，克服經濟發展與己無關的狹隘觀念，努力創造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和公正效率的法治環境。
其次，應努力解決工作思路中存在的不適應問題。走出單純抓業務、因循守舊、求穩怕亂和特權思想的誤區，樹立政法工作與經濟建設一體化、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相統一的理念；處理好部門工作與經濟建設的關系、嚴格執法與提供軟環境的關系和管理與服務的關系，強化大局、中心和發展的意識，真正把政法工作與發展經濟有機統一起來；解決影響經濟發展軟環境建設的一些深層次問題，如在大局意識、振興意識、開拓創新意識淡化，責任感、使命感、緊迫感不強，營造經濟發展軟環境的氛圍不濃，思想僵化，機械教條執法，不注重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在作風上耍特權，以管理者自居，以權謀私、作風粗暴，辦事效率低，服務意識差；在辦案中執法不公、不廉，辦關系案、人情案、油水案，不給好處不辦事，給了好處亂辦事，樹立政法機關的良好形象。
二、立足職能，明確任務，努力為全區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社會治安環境
經濟建設需要安定的經營環境和穩定的社會治安秩序，打擊各類違法犯罪活動，為經濟建設創造良好的社會治安環境，保一方平安是政法機關的主要職能，是立警為公、執法為民的具體體現。任何犯罪活動都對經濟建設產生直接的或間接的負面影響，在一定程度上阻礙經濟的發展。尤其是盜竊、詐騙等發生在經濟領域中的違法犯罪，不僅會給企業經營者、投資者造成直接的經濟損失，甚至會動搖經營者、投資者的信心。政法機關只有嚴厲打擊各類違法犯罪，才會使經營者、投資者有安全感，才能不斷增強經營者、投資者的信心。因此政法機關必須充分發揮打擊、調節、監督、服務等職能作用，努力創造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和公正效率的法治環境，這應該說是政法部門在發展經濟中的兩大基本任務。完成這兩大基本任務應努力創造五個環境：一是要通過嚴密防范，嚴厲打擊刑事犯罪，切實保護人民群眾和各類經濟主體的人身財產安全，創造安全的社會環境，要把多發性侵財犯罪和打擊黑惡勢力做為重中之重。二是要通過懲治經濟犯罪，整頓市場秩序，保護合法經營和公平競爭，創造規范的市場環境和誠信安全的經濟環境。三是要通過公正裁判，切實執行，保障公平交易和安全履約，創造公正的司法環境，依法處理好國企改制、國企破產、有效債權清收等審理裁決工作。四是要通過加強治安行政管理，做到公平誠信，廉潔高效，創造寬松的政務環境。五是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維護安全團結，創造和諧的社會環境。著眼于振興發展，需要政法各部門發揮主力軍作用，與各有關單位協調運作，共同努力。各政法部門和有關單位必須保持清醒頭腦，把維護社會穩定置于更加突出的地位，要真正認識到穩定工作是振興發展的前提、基礎和保障，做好穩定工作要在三個方面要加大力度：一是在防范、處置“__功”等邪教組織方面要加大力度。要充分認識防范處置“__功”等邪教組織工作的長期性、復雜性，要克服厭戰、麻痹的思想，對境內外敵對勢力和“__功”等邪教組織的滲透破壞活動要做到思想上不麻痹，決策上不猶豫，行動上不手軟，在掌握證據后堅決打擊。二是在人民內部矛盾的調處和群體性事件的處置方面要加大力度。要深入研究新形勢下群體性事件的特點，從根本上預防和化解矛盾糾紛，較大限度地減少群體性事件對社會穩定的沖擊。進一步建立健全矛盾糾紛排查機制、調處機制和科學考核機制，抓早抓小抓苗頭，把工作做到前頭，把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公安機關要快速反映，協助當地黨委、政府及有關部門及時控制事態，防止發展蔓延。三是在涉法問題方面要加大處理力度，堅決克服對人民群眾麻木不仁、不負責任的官僚主義，決不能等人民群眾反映強烈了、領導批示了再去解決。要嚴格落實信訪領導責任制，對每一件涉法系統來訪都要認真對待，做到件件有著落，對重大涉法上訪案件，有關領導要親自督辦，上級政法部門要進行督查督辦，務必辦出結果。做好穩定工作還要堅持“標本兼治、打防結合、預防為主”的方針，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要繼續堅持“嚴打”方針，始終保持對刑事犯罪活動的高壓態勢，堅決遏制刑事犯罪的高發勢頭，堅決扭轉少數地方治安混亂的局 面，要從實際出發，什么犯罪突出，就打擊什么犯罪，哪里治安問題嚴重，就集中整治哪里，尤其對黑惡勢力犯罪要堅持早打，除惡務盡。對爆炸、殺人、綁架等嚴重暴力犯罪和盜竊、搶劫等多發性侵財犯罪，要快偵快破、快審快結。要進一步加大打擊侵害企業經營者和投資者人身、財產安全等違法犯罪活動的力度，尤其要依法從嚴從重打擊流氓黑惡勢力侵犯企業經營者及投資者權益和利益的違法犯罪活動。推進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要確保社會公共安全，減少惡性交通、火災、爆炸等事故的發生。
三、各司其職，強化措施，積極為經濟發展提高品質高效的服務
目前，我區正處于搶抓機遇、加快發展的關鍵時期，如何抓住機遇，有所作為，給政法部門提出了全新的課題。為此，各政法機關要緊緊圍繞促進經濟發展這個中心，結合各自工作實際。深化“誠信服務在豐滿”活動，拓寬服務領域，明確服務載體，硬化服務措施，營造為經濟建設服務的良好氛圍。
公安機關要寓管理于服務之中，在戶籍管理方面應采取便商利商的措施，對來我區投資辦廠的投資者、經營者的戶籍辦理要調整審批環節、簡化辦理程序，縮短辦理時限，減少人為限制。在招商引資企業治安防范方面，在警力允許的情況下，像警務進社區那樣，積極探索警務進企業的工作路子，指導協助企業做好治安防范工作。對大項目、大企業要跟蹤服務，隨時解決問題。繼續開展企業投資者、經營者的重點保護工作。同時要深入開展企業周邊治安環境整治活動，對侵害企業合法權益的違法犯罪苗頭應及時予以嚴厲打擊，不要等到造成危害再制止、再打擊，對危害企業的案件要快速出警，避免給企業造成損失。在辦理涉企案件時，在傳訊、留置、采取強制措施等辦案環節時，要靈活把握，盡量保障企業的正常生產經營活動。
檢察機關在查處企業經濟違法犯罪案件的同時，應以司法建議的形式，指出出現違法犯罪的根源、原因和避免的方式方法，并幫助其建章建制，堵塞漏洞。同時各職能科室要與轄區大型企業結成共建對子，簽定共建協議，定期走訪，開展法律授課、提供法律援助、幫助審查簽定經濟合同等，幫助、提示、警告、教育那些有錯誤行為的業主經商者，走正確的發財之路、經商之道，不致于小錯誤發展為違法甚至犯罪。
審判機關在立案、審理環節中在確保公平、公正、公開的前提下，對涉企案件當事人要積極提供訴訟便利，簡化程序，提高效率，盡力降低涉企訴訟當事人的訴訟成本。依法快審、快結、快執，在立案上開展“一站式”服務活動，減少環節和時間；在審判方式上以提高效率為核心，進一步擴大民商事糾紛普通程序簡化審批的范圍和比例；在審判體制上，積極深化推行速審合議制，對一些事實清楚、法律關系明確、爭議不大的民商事案件應隨立隨結，提高效率；在審判力量投入上，對涉及轄區的重點項目、重點工程和重點企業的經濟糾紛的案件審理要加大審判力量的投入，以保障各種經濟行為的順利進行；在案件排期等訴訟環節上要優先，具體為提供法律咨詢優先、立案優先、審理優先、訴訟費減免優先、執行優先，以加大司法保障力度。
司法機關要把工作重心下移，要改變過去的坐等上門改為現在主動服務，對各類經濟主體開展法律咨詢、法律培訓、法律公證和訴訟工作，同時認真做好刑釋解教人員的幫教工作，努力減少重新犯罪，維護社會治安穩定。
交警機關要以實施暢通工程為主線，努力優化全區道路交通環境，科學地處理好執法與執罰、管理與服務、部門與大局的關系，為我區的經濟建設提供良好的道路交通環境。
四、完善制度，強化監督，確保各項服務措施落到實處
近年來，我區各級政法機關在為經濟建設服務上非常重視，完善了一些制度、措施和保障，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但隨著形勢的發展和工作的要求，對政法機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首先要對現有的制度、措施針對新形勢的發展和工作的要求，進行修改和完善，使其更加貼近和適應我們所服務的對象，具有針對性。其次要強化監督，注重制度、措施和保障的落實。有好的制度、措施和保障是不夠的，還要不折不扣地去執行和落實。為此，各政法機關要成立相應的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司法軟環境的領導組織，負責對司法軟環境建設工作的組織、協調、監督、指導及典型案件的查處。對“涉軟”案件，要嚴肅查處，決不手軟，尤其是重大惡性“涉軟”案件，造成嚴重經濟損失的，要嚴肅追究當事人的責任，同時對主管領導和主要領導采取組織措施，進行通報、誡勉，甚至責令辭職或予以免職。同時要以“陽光服務”的形式，將為經濟服務的制度、措施和保障向社會公布，主動接受來自社會各方面的監督，暢通內外監督渠道。真正使在我區經商辦企業的企業家，實實在在感到安全、安心、安定。
發展經濟論文:可持續發展經濟理念的運用與解析
由于我國沒有建立一個健全的保障體系,迫使人們在有限的收入水平之下,還需要承擔高額的教育費用、醫療費用、住宅費用等等.經濟的增長,教育消費與醫療費用的消費水平在不斷增加.盡管費用在不斷增加,但上學難、就醫難依然困然著人們的生活.醫療、教育、住房的成本在我國儲蓄率一直是居高不下,居民的收入增加,但也有很少一部分將其轉化為消費,出現需求動力不足、消費預期降低的情況.在過去的幾年來,以政府作為主體,大規模的投資來拉動經濟的行為和政策也一直了居民的消費,這也導致了積累和消費在生活中比例嚴重失調.經過調查表明,最終消費基礎在逐年的下降,而投資拉動經濟的套路依然被人們所使用.政府的財政的負擔也在不斷增加.這樣繼續擠壓居民的收入和企業的收入,以銀行行代開和地方政府的融資,將本應該屬于居民的消費和投資以及社會保障的資金投入到基礎設施的建設中去.這種情況也導致了政府的資金和社會保障支出出現滯后的現象.這也嚴重影響到居民消費水平,導致消費水平下降、內需更加不足.
1可持續經濟產能過剩的原因分析
在2004年—2010年連續六年里,我國的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速度很快,能保障在20%以上,而消費的總水平增幅程度在9%到13%之間,由此對比,前者要比后者快一倍左右,投資的增長與消費增長不能達到平衡.今天的投資就是未來供給能力持續地快于需求增長,必然能造成產能過程等一些列問題.在金融危機那個時間段,由于美國以過度信貸所支撐起來的消費結構使得我國產能過剩的問題被大量出口產品所覆蓋,美國與我國打的就是經濟貿易戰,對美國限制進出口,勢必會對美國經濟產生影響,而我國在一段時間內,也無法恢復到之前經濟旺盛的局面,產能過剩問題的突出,是我國經濟管理部門必須要解決的問題.產能過剩就是將本應該提供社會保障、公共產品的資源來制造產能,這是一種惡性循環.
2可持續經濟中民營經濟出現退縮現象
金融危機對我國有一定的影響,較大的影響在與出口的問題,無論是高端產品還是低端產品,以低端產品為主,而生產低端產品的部門都是我國的民營企業,所以說我國民營經濟是較大的受害者.我國政府在投資中主要以國有企業為依托,對財政資金和投資項目加大投資力度,而這些投資一般都落到國有企業的口袋,并沒有為民營企業流出更多的空間.一般國有企業包括鋼鐵企業、機械類、電力、水利等部門.盡管存在產能過剩等問題,但對資金的投入的勢頭依然高漲.而到真正用到資金的時候,很多國有企業卻拿不出來,而依靠技術開發的中小企業無法得到投資,影響其發展.同時,我國一些國有企業對民營企業要求的門檻過高,民營企業根本無法滿足要求,所以,民營企業在發展中必然存在問題.
在2010年調查報告顯示,在2010年整整一年,我國投資增長達到31%左右,而國有企業的投資增長達到40%—50%左右,而民營企業的投資僅僅能達到24%左右.民營企業的投資出現弱化的現象.而由于國有企業特殊的性質,與民營企業相比,國有企業一般在政策的角度來衡量投資的問題,而民營企業更多的是在市場的角度來衡量問題.而這樣考慮問題對無法與百姓有更好的銜接,結果就是不能滿足經濟發展狀況,必然會造成一定的重復建設或擴張.,在項目結束之后,就會因為缺少社會或市場的需求而導致生產能力過程,這樣也能看出民營經濟在經濟政策中存在明顯的問題.若是民營經濟不能發展壯大,僅僅依靠政府投資和經濟增長來推動我國經濟的增長,就會面臨一定的問題,這些也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存在的客觀環境民營企業發展壯大的原因,以完善市場經濟發展為導向.
3可持續發展經濟中面對嚴峻的就業問題
經濟問題涉及到很多方面,消費、投資、進出口等等,實體經濟產生很多負面影響,經濟總量必然會受到巨大的影響,經濟增長有所下降,很多企業都被迫停產,失業率在不斷提高,收入水平在不斷下降.而整個社會的消費能力有所下降,這樣也導致了生產更加過剩,而危及逐漸加劇,可以看出,失業率也是宏觀經濟運行的一個重要指標,并且也是衡量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保障經濟健康穩定發展,就需要積極的促進就業,保障經濟水平不斷提高,就業率提高就能促進國民的消費水平,使得經濟有一個良性的循環,而我國提出的保增長就是保就業的理念也是非常爭取的.而對于不同行業的發展對促進經濟發展也有顯著的差異.
一些行業對GDP的影響比較大,有些行業對GDP行業的拉動效果并不大.重工業方面就能夠有效拉動GDP產量,而輕工業的發展對GDP的影響就比較小.從整個行業的角度來看,無論是哪個行業,對經濟的發展都有一定的影響,只是影響大或影響小的問題.我國對公路、鐵路、機場、通訊等經濟型基礎建設的投資比較多,而對教育、科技、醫療等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力度比較小.而真正有助于就業的并不是國有企業而是民營企業,一些中小型企業.在我國眾多行業中,民營企業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方向,對就業有很大的幫助.目前我國更多關注的是國企投資方式,但國企投資并不利于就業,相反被忽略的民營企業則是發展的重心,就業的重心.
4以金融改革創新作為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引擎
當前我國經濟運行出現一定的困難,經濟發展方向的轉變也是一種改變,將其發展思路不斷將其改變,將金融改革創新作為經濟發展的重點,作為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引擎.金融體系的內涵包括金融市場的發展,金融組織體系,金融產品等等一系列服務.以上金融體系的構建必然要滿足金融服務滿足經濟發展水平,在發展中不斷實現跳躍.另外,金融業本身的輻射力也會進一步提升其成為一個區域的重要支柱產業.在充分發揮金融發展的局面中,要著力發展金融體制改革,推進金融體系建設,實現可持續發展.以金融產業為核心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具體步驟有:改革.首先要對金融經濟在運行過程中存在 的問題加以改革.通過資產公司、消費金融公司、財務公司等相關公司對金融服務領域進行改革,在運行的過程中注入一些市場化的因素.
第二是創新,在發展的過程中,創新是必不可少的步驟.創新有兩點,及時個是要面向中小型企業.在中小型企業中引入更多的產品和服務創新,使企業的科技研發都能發展得更好,使實體經濟融資能夠得到更好的發展.另外,要面向現代化的發展步伐,將現代化的發展前沿引入到發展中,是金融交易成本在現代科技的支撐下有所降低.然后是分工.在金融改革的過程中,分工明確是也必要的工作任務.每一個城市的主導產業不同,金融的發展方向不同,城市與城市之間發展必然存在一定的差異性變化,很容易出現錯位發展的狀況.互補合作與優化發展也是金融改革創新的工作之一,也是發展方向之一.就是要具有開放性.在發展中不僅僅要具有實效性,還要具有創新性.立足于實體經濟的金融服務發展方面,發展區域層次,構建一條合作的紐帶,在創新與發展中尋求突破.要將可持續發展經濟理論應用到實踐中去,就要一定進行改革與創新體制,從而制動有效的經濟體制,實現可持續經濟的體制結構,最終尋求真正的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發展.從另一種角度分析,可持續發展是符合未來社會發展的需求,并能夠帶動世界性經濟發展的關鍵所在.
5結語
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擺脫金融危機帶來的影響,這也能夠推進世界經濟的復蘇.我國在發展的過程中能夠讓世界看到一個不斷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科學發展觀的經濟浪潮.這樣的發展形勢,不僅僅能夠帶動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信心,也將會影響整個世界經濟的發展.用科學發展觀作為引導,將金融改革創新作為經濟持續發展的解決方法,不斷提高我國經濟發展的步伐,更上經濟持續發展的步調。
發展經濟論文:發展經濟學演進中的西方中心主義和主流化傾向
一、引言
自從赫希曼(Hirschman,1981)提出“發展經濟學已經衰落了”這個頗具爭議性的命題以來，拉爾(Lal,1983)、克魯格曼(Krugman,1995)等在西方經濟學界有著重要影響的學者也先后撰文支持“發展經濟學衰亡”論。雖然與此同時劉易斯(Lewis,1984)、達特(Dutt,1992)、陳宗勝(1996)及譚崇臺(2001)等人進行了反駁，并對發展經濟學的演進趨勢持樂觀態度，但是，作為經濟學一個獨立分支的發展經濟學，其影響持續減弱（一直到今天），卻是不爭的事實。赫希曼曾經以發展中經濟與發達經濟之間的關系是否互益以及單一經濟學是否具有普適性為標準，將發展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激進經濟學區別開來，并以后者的攻擊為條件來解釋發展經濟學的衰落。赫氏的理論邏輯，被達特指責為從錯誤的定義出發，得出了發展經濟學衰落的錯誤結論。問題是，當我們試圖以主流經濟學對發展中經濟認識不斷深化的事實為條件來解釋發展經濟學的復興和繁榮時，是否正在重復類似的邏輯錯誤？實際上，把過多注意力放在應付主流經濟學的詰難上，已經妨礙了人們對處于困境中的發展經濟學的歷史趨勢進行更深入、更的研究，一些更具一般性的理論命題被明顯忽略了。
在堅持“只要發展中國家存在發展經濟學就有必要存在”的基本前提假定下，發展經濟學的辯護者至今不能令人滿意地解釋：(1)發展經濟學為何在“塑造經濟發展方面一直不是很成功”(Lewis,1984)；以及(2)為何近二十年來在發展經濟學領域內，新的、原創性的重大理論基本沒有出現？既然發展經濟學是研究發展中經濟所做的事的(Balasubramanyam,1991)，若長期以來在塑造成功的經濟發展上無所建樹，那么它存在的客觀基礎又是什么呢？盡管人們觀察到近二十年來在發展經濟學領域內重大的理論分歧、主義之爭已不多見，但僅憑在個別發展中國家及其相應的微觀經濟領域內研究取得進展的事實，就斷定發展經濟學開始進入一個平穩發展期，多少有些勉強。從長遠看，如果個別國別知識與普遍知識之間聯系的進展遠遠落后于實際需求（林毅夫，1999），就無從理解以世界范圍內發展中國家發展問題為研究對象的發展經濟學的內涵。由于不愿或不能對上述帶有根本性質的挑戰作出正面回應，使得發展經濟學的理論研究陷入兩難困境：一方面承認犯了過分強調政府作用的錯誤，認為重新確定市場機制的基礎性作用是一個革命性進步；另一方面又繼續堅持認為在市場不、信息不充分條件下，政府干預至少在理論上是合乎邏輯的。在某種意義上，發展經濟學正慢慢向修修補補的實用主義經濟學靠攏。
作為一門擁有獨立學科地位的經濟學分支，發展經濟學必須要有自己獨立的概念范疇和一般分析方法（石川茲，1992）。前者涉及發展經濟學的性質（內涵），后者則是指發展經濟學的方法論基礎。本文以此為出發點，試圖從更為一般的意義上理解和把握發展經濟學的演進過程和未來趨勢。
二、西方中心主義的邏輯假設與發展經濟學的內涵
不時有人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就是斯密所謂的“富裕的自然增進”。其一是要說明經濟發展是一個動態過程，其二是借此證明發展經濟學并不是一個突發性學科，它與古典經濟學有著深厚的淵源關系。在Lewis看來，“經濟發展理論是從1650年到1776年亞當·斯密發表《國富論》期間大約一個半世紀在英國發展起來的”。（注：LEWIS,W.The roots of development theory[A].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C].Elservier Science Publishes,1988,Voll,27-38.）順理成章地，與古典經濟學相聯系的發展經歷，就成了現代經濟發展。譚崇臺最近(2001)的一項研究，著重分析了西方經濟學說史，特別是古典經濟學中的經濟發展思想與發展經濟學的關系，認為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不符合當今發展中國家的現實，而李斯特的歷史主義思想卻沒有得到發展經濟學家的應有重視。但是，即便如此，我們仍然不十分清楚今天的發展經濟學是如何從邏輯上演進而來的。根據目前國內流行的發展經濟學三階段論，以政府與市場關系變化為主線，發展經濟學不長但頗為曲折的歷史按時間順序被劃分為“結構主義”、“新古典經濟學復興”和“新古典政治經濟學興起”三個階段。令人不解的是，當一個新階段的來臨被看成是上一個階段對發展實踐指導不利的結果時，三個階段之間就不可避免地顯現出某種程度的相對獨立性，然而三者間的關系卻從未得到清晰表述。既然及時階段與第二、三階段是如此的不同，那么作為一個概念范疇的發展經濟學的基本內涵，進而理論演進的內在邏輯又是什么呢？已有的發展經濟學文獻并沒有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文獻考察表明，經濟史學、社會學與發展經濟學之間的關系，確切地說，經濟史學、社會學在發展經濟學的演進史上扮演了何種角色，20年來基本不為發展經濟學家所重視，兩者間的關系從未得到認真梳理。但這恰恰是理解整個問題的關鍵所在。因為，作為一種歷史過程的現代經濟發展，首先肇始于西方國家。發展中國家是在已存在大量西方發達國家的情況下，啟動其現代化進程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發達國家已經發生的事情，對發展中國家的選擇和前景勢必產生重大影響。（注：約翰.伊特韋爾等.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1)[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2.885-886.）
依照流行的看法，發展經濟學產生和形成于20世紀40年代中期以后。事實上，早在40年代之前，像中國這樣（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狀態）的落后大國就已經啟動了它艱難的現代化進程。由于在當時還不算是一種主流現象（趨勢），不足以引起西方國家政府及其經濟學界的注意，創建一門分支經濟學來專門研究落后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似無必要。因此，關于20世紀40年代以前發展中國家（地區）的現代化問題，自然被劃入了經濟史學、社會學的范圍。所以不僅要了解古典經濟學的發展思想，而且還需要了解1945年之前落后國家（地區）的經濟發展是如何被解釋的。
羅斯托堅持認為，19世紀像中國這樣的落后國家是在西方工業化國家的壓力之下，被迫參與到現代經濟發展過程中來的。一個落后、孤立及封閉的社會在西方政治、經濟與軍事沖擊下，不情愿（無奈）地做出了發展現代資本主義的選擇。也可以說，在落后國家（地區）做出“發展現代經濟”選擇的所有動機中，“反應性民族主義”動機是其中最強烈的。韋伯、湯因比及享廷頓都強調落后國家（地區）的現代經濟發展是西方沖擊的結果。羅斯托在詳細考察了西方主要國家發展史的基礎上，把一個國家從傳統到現代的必經過程劃分為：“傳統準備起飛成熟高消費追求質量”六個階段，即著名的“起飛”論，并確信它具有普遍意義。盡管對于起飛概念在經驗上是否存在仍有很大爭議，但對于羅斯托提出的發展中國家（地區）應像西方一樣進入現代，則不存在分歧。就像眾多西方學者一再強調的，“我們的過去也曾經是未來。”
到了格爾申克龍那里，經濟發展過程已無羅斯托那般整齊劃一，但仍表現出線性（直線）的、非連續性的特征。在其開拓性的研究工作中，格爾申克龍以19世紀德國與俄國的經驗為例，推出一個（在當時被認為）具有普遍意義的發展模式，即著名的“后發優勢”、“大沖刺”理論假說，并以此來說明落后國工業化過程的特點。
關于羅斯托、格爾申克龍等人基于西方歷史經驗的理論假說的局限性，已大量見諸于經濟史學、發展經濟學等相關領域的文獻。但是，對于這些經濟史學家的研究成果與發展經濟學演進之間的關系，則一直未給予應有的重視。在內維爾·凱恩斯(2001)看來，任何一種經濟發展理論，其基礎的形成主要直接借助于歷史。在這個意義上，不管發展經濟學家是否承認，經濟史學在相當程度上為發展經濟學的演進提供了事實上的指南。1945年后，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有意識的努力發展經濟成了發展中國家的一致選擇。此時發展中國家發展現代經濟的努力在本質上與經濟史學所記錄的19世紀中國的情況并無大的區別：面對享有極高物質生活水平和相應國際地位的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統治者及其人民希望改善自身處境的意愿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烈。基礎薄弱與資源匱乏之間矛盾的激化，使得發展中國 家的現代經濟發展過程從一開始就具有一種極端緊張的性質：在時間上，想用幾十年時間完成西方國家用了幾百年時間才完成的事情；在空間上，改善其在新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中的不利地位顯得十分迫切（陳明明，2001）。由此形成一種特殊的現代經濟發展邏輯：資本主義文明是值得向往的，依照發達國家的經歷，也確實存在著克服低劣條件，采用一些非常手段對既定模式進行合理偏移，最終實現跳躍發展的可能性。如果說突然間涌現出了眾多享有政治獨立地位的發展中國家是發展經濟學產生的客觀前提的話，那么經濟史學家所揭示出來的特殊經濟發展邏輯則確定了發展經濟學的內涵。
Myrdal于1957年曾明確指出，“經濟發展作為一種主要政策目標的共同要求在不發達國家出現，把提高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作為經濟發展定義，認同經濟發展是政府的一項任務……所有這些成為歷史中全新的事情。”（注：MYRDAL,GUNNAR.Economic Theory and Developed Regions[M].Duckworth London,1957.23-24.）作為一種歷史過程的現代經濟發展能否成功地重現于發展中國家身上，在這里轉變成為一種國家政策目標。特殊的發展邏輯必然導致一種特殊的（政策）制度安排：面對國家經濟剩余水平低下，市場機制不健全……，為發展能帶來更高經濟增長速度的重化工工業，由國家出面動員（調集）資源，組織經濟活動（如創建、國有企業）。所以，發展經濟學的內涵或者說中心問題就是“弄清楚過去改變了發達國家的那種過程的性質，為什么它現在不出現在欠發達國家，今后能夠做些什么去推動這個過程。”（注：海因茨·沃爾夫岡·阿恩特.經濟發展思想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201-202.）顯然，與經濟史學一樣，發展經濟學仍然堅持“西方中心主義”的理論邏輯假設。具體而言，它進一步假定“已經發生的事情，就是將要發生的事情”，關注于讓已經發生的事情，如何在較短的時間內在不同的環境中再次發生。庫茲涅茨的表述更為清楚：“現代經濟增長作為一個長波段，發端于歐洲，今天的發展中國家是現代經濟增長波段到達最晚的地方。因為開端的革新是以歐洲的制度和價值觀為基礎的，而這種制度和價值觀在發展中國家卻難以被接受。”（注：石川茲.發展經濟學的基本問題[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2.37-38.）因此，作為一個概念范疇的發展經濟學包含兩層含義：(1)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客觀存在，其經濟結構和經濟運行機制具有獨特性；以及(2)也是最重要的，視發展為一種政策目標。赫希曼的發難，并非流行觀點解釋的那樣，僅指所謂的及時階段的發展經濟學，他感到失望的是，視發展為一種政策目標的發展經濟學，在塑造經濟發展方面并沒有取得預期的成功。至今沒有任何跡象表明，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及其人民已經放棄了發展的目標，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的文明仍是值得追求的。同樣地，那些繼續捍衛發展經濟學獨立學科地位的人（如Lewis）也并沒有輕言放棄“視發展為一種政策目標”這一發展經濟學的底線。盡管對發展經濟學的具體理論及其對發展實踐的指導作用一直存在爭議，但發展經濟學從一開始就有著確定的內涵，卻是無疑的。
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后，即使是發展經濟學家也意識到堅持“西方中心主義”假設的發展經濟學的局限性，發展經濟學遭到清算。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上，經濟學家中間產生了一種從羅森斯坦—羅丹的“自然在飛躍”重新回到馬歇爾的“自然不飛躍”的強烈趨勢。對發展經濟學而言，這實際上是一個“黑暗”的時期(Krugman,1995)。如果說這一時期與前一階段還有什么內在聯系的話，那就是仍有部分發展經濟學家一方面轉而采用新古典經濟學的一些假設（如舒爾茨的“農民窮而有效率”），另一方面仍然心存“視發展為一種政策目標”的理念，堅信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是可以通過某種政策或戰略安排得到改善的。持折衷主義立場的明特就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是孤立社會對西方沖擊作出適應的過程，其經濟發展的被迫性和緊張性質依然存在，進而決定了發展經濟學作為獨立分支學科存在的客觀基礎。不過，由于這一期間的主旋律是否定“視發展為政策目標”的發展經濟學，因此，人們在反思這一時期的經濟發展思想時，很容易把它理解成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大調整，得出及時階段發展經濟學失敗了的簡單結論。
最近十年的觀察使經濟學家尤是發展經濟學家注意到，主流經濟學在解釋發展中經濟時的表現也難盡如人意。加之新制度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及新經濟史學的研究取得一系列突破，發展經濟學似乎又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主戰場。但從理論邏輯假設上看，被冠之以“新古典政治經濟學興起”美稱的發展經濟學并沒有走出困境：一方面發展經濟學家們承認早期堅持“西方中心主義”假設的發展經濟學是不成功的；另一方面卻又不得不繼續借助于堅持相同理論邏輯假設的新制度經濟學、新經濟史學的相關理論來重構發展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在渴望發展的強烈情感驅使下，早先強調西方的科學技術，崇拜西方的“奇巧淫技，”現在則轉向崇拜西方的民主及法律制度。近期發展經濟學的文獻中，諾思、奧爾森甚至16世紀霍布斯的理論被大量引用，政策的中心明顯轉向了制度建設、意識形態的影響等方面。在“新古典政治經濟學思路”的發展經濟學看來，落后國家首先應創建一個與西方類似的民主制度，然后再以此來解釋落后國家的現代化程度。這與早期強調在經濟結構（如主導產業的變化）上靠近西方，以各國工業發展水平來評判其經濟發展程度的發展經濟學，在邏輯上如出一轍。
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如同新古典經濟學一樣，新制度經濟學、新經濟史學對發展經濟學產生了深刻但并非正確的影響，它們仍不能很好地為發展經濟學服務。如何通過適當的政策努力改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狀況，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仍是發展經濟學的永恒主題。問題是，堅持“西方中心主義”假設的結構主義沒有取得成功，堅持同樣邏輯假設的新古典政治經濟學思路的發展經濟學是否會成功，在經驗上仍是不確定的。
三、理論研究中的主流化傾向與發展經濟學的困境
根據斯特里頓(Streeten)的看法，“發展經濟學的歷史就是從廣泛概括和高度抽象向較為特殊和較為具體的轉變過程”。（注：杰拉爾德·邁耶.發展經濟學的先驅[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88.372-374.）的確，20世紀80年代以后，沿著這兩個方向，結合現代經濟學不斷取得的進展，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過程的研究達到了一個以前從未達到的高度。
針對個別發展中國家微觀經濟領域的研究，進展最顯著的當屬有關發展中國家農村契約組織的研究。新制度經濟學中關于經濟組織的理論被大量用來分析在特定產權制度下出現的契約組織對農戶理性行為的影響，進而對一國農業績效的決定。例如，Jensen和Meckling發展了一個有關企業生產績效的模型，并試圖證明產權結構通過企業內部規則（如利益分配）影響企業參與者的行為和企業的產出績效。埃格特森(1996)用這一模型解釋了1985年埃塞俄比亞的：1975年埃塞俄比亞革命改變了該國的農業產權結構（政府成了事實上的大地主），使得農民的理性行為變得不利于該國農業生產，加上干旱和內戰，導致了1985年幾百萬人死于饑荒。產權結構、經濟組織與經濟績效的關系在研究發展中國家微觀經濟領域的問題時得到廣泛、高度的重視。接下來的問題是，發展中國家的產權結構是如何被決定的，政府決策過程是不是內生并可以解釋的？特別是，經濟學家關于發展中國家政府的看法來了個180度的轉彎，以前認為政府的目標函數與全體社會成員一致 ，而現在則認為政府有著自己特殊的利益，它不僅不能很好地服務于發展，而且其本身就是問題。
斯蒂格利茨從信息經濟學的角度，探討了發展中國家的微觀經濟組織演變和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并提出了一些頗具影響的理論假說。除此之外，羅默等人的內生增長理論以及熊彼特的創新理論也被廣泛用于對發展中經濟的分析。總之，關于這一領域的近期成果已有相當多的文獻作了詳盡介紹。這一切均表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過程的復雜性、多樣性的特點再度引起經濟學家的注意，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對其本質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之中。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與此同時許多發展經濟學的文獻卻開始自覺或不自覺地以“經濟學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過程認識深化”的事實為條件來解釋發展經濟學的復興、繁榮。就其實質而言，回避了一個本質性的問題：以行為主體選擇行為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學，其內部的學科劃分是以論域（論題）為標準，還是以方法論為基礎？如果是以論域為標準，那么專門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發展經濟學與以勞動力要素配置為研究對象的勞動經濟學和以金融資本配置為研究對象的金融學等在一般方法上應該沒有大的區別。很顯然，發展經濟學的獨立學科地位最終取決于它是否擁有自己獨特的分析方法。
不難發現，就對現階段發展經濟學影響較大的新制度經濟學而言，其方法論基礎仍是新古典的。埃格特森在《新制度經濟學》一書中就曾明確指出，在整理有關新制度經濟學的文獻時，凡不符合現代經濟學研究規范的文獻一概不予考慮。毫無疑問，這個現代經濟學規范就是新古典經濟學的規范。拉卡托斯認為，科學研究綱領包括兩個部分的內容：內核與外圍保護帶。新制度經濟學研究綱領的三個內核分別是：穩定性偏好、理性選擇及均衡分析，相對于新古典范式而言，新制度經濟學并沒有形成一種新的研究范式，它只是修改了新古典經濟學的保護帶。也可以說，新制度經濟學是在主流經濟學的框架內研究長期不為主流經濟學重視的一些非主流問題。所以，將新制度經濟學應用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問題的研究，從方法論的角度看，基本上沒有超出新古典經濟學的范式。
事實上，主流經濟學已經開始注意到在發展中國家，由于市場不完善，市場機制的結果總的來說是難以令人滿意的，并且承認在“競爭性市場均衡中可能忽略了某些重要的可能性。”（注：狄帕克·拉爾.發展經濟學的貧困[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2.122-123.）或許，可以把斯蒂格利茨等人對發展中經濟的研究看成是一種嘗試，以證明主流經濟學經過適當修正后，可以進一步拓寬應用范圍。Syrquim在其1998年的一篇論文中曾說到，（注：Syrquim,M.Modern Economic (Endogenous) Growth and Development[M].Martin's Press,1998,27-32.）錢納里1986年開始整理并對比分析結構主義與新古典主義理論的所有假設的同時，羅默發表了其著名的《規模報酬遞增與長期增長》一書，并借用了許多結構主義的假設。此舉可以理解為，羅默等人希望借此來加強新增長理論的解釋力，確切地說，是意識到市場并非總是處于均衡狀態。越來越多的主流經濟學家逐漸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產生興趣的事實，表明主流經濟學已開始認真著手解決市場不完善條件下的經濟發展問題。
反觀發展經濟學，近二十年來，在研究方法和建立新的理論分析框架上，與早期發展經濟學相比，基本上沒有取得什么進展，并且表現出一定程度的混亂：在強調“二元經濟”、“社會分攤資本”及“需求不可分性”等概念對發展中經濟仍然適用的同時，又大談“尋租”、“交易成本分析”這些新古典理論的概念。由于對“發展經濟學的內涵及一般方法”這樣的關鍵問題認識不清，致使發展經濟學家的行為在客觀上追隨了主流經濟學的發展。發展經濟學家的主流化努力，不僅無助于發展經濟學走出目前的困境，反而從根本上進一步動搖了其獨立的學科地位。
由于在一般分析方法上長期不能取得突破，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研究只能沿著斯特里頓所說的特殊的（個別國家）方向進行。例如，有關中國農村、城市（契約）企業組織演變的個案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與產權結構相比，激勵機制與經濟績效變化的關系可能更加密切。但是，即使是它的研究者也不認為這一經驗研究成果具有普遍意義，因為它具有特定的歷史和文化背景。個別國別知識與普遍知識之間聯系的進展遠遠落后于實際需求，使得發展經濟學處于一種十分尷尬的地位。尤其令發展經濟學家難堪的是，已有越來越多的人相信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過程認識不斷深化的現實，實際上是在主流經濟學不斷放松前提假設的情況下找回來的。一些國家取得了成功，另一些國家卻失敗了，這是一種隨機現象呢，還是存在著某種共同的趨勢（規律）？到目前為止，發展經濟學家們似乎還沒有認真思考過這一問題。由此得到的結論是，所謂的發展經濟學復興（繁榮）論缺乏堅實的理論基礎，造成發展經濟學危機的因素并未消失。
發展經濟論文:論發展經濟學的起源與演進
摘 要：本文探討了發展經濟學的起源、演進和新發展，以及未來的研究趨勢。在發展經濟學的草創時期，中國經濟學家對此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發展經濟學在西方經歷了曲折的發展；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經濟學家們開始了新型發展經濟學的探索。發展經濟學正發展成為一個真正的跨學科的交叉領域，它已成為處理發展中國家復雜的社會經濟現象的一個科學范式。關鍵詞：發展經濟學，起源，演進 。發展經濟學（Development Economics），作為一門獨立的經濟學分支學科，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數年，興起于大戰結束之后，特別是20世紀50到60年代。它的主要研究對象是經濟落后的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目標是趕上發達國家，而發達國家的一個顯著標志是高度工業化和現代化，因此，發展經濟學就是研究在已經存在一批發達國家的前提下, 發展中國家如何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或如何實現經濟起飛和經濟發展。本文欲就發展經濟學的起源、演進和新發展，以及未來發展問題的研究趨勢，作一初步的探討。 一、發展經濟學的起源及其在西方的興起 （一）發展經濟學的理論起源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分支，發展經濟學興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特別是20世紀50和60年代；但它創立的淵源，或者說思想觀點的醞釀，則可以追溯 到大戰結束以前的30年代末、40年代初，甚至更早一些時期。 從歷史上看，中國經濟學家對于落后國家如何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研究，要早于西方經濟學家。早在20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前后，中國經濟學家就對此進行了大量的理論研究和統計分析，對中國鄉村經濟發展和工業化問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其中有不少學術見解都遠比后來西方發展經濟學要早得多 ，作出了重大貢獻的有方顯廷、劉大鈞、張培剛等，此外，何啟良、胡禮桓的大推進戰略，陳熾的勞動力轉移理論，王學文的二元經濟結構思想，吳景超的人口控制理論與工業化理論，谷春帆的“貧困惡性循環理論”，伍啟元的類“兩缺口模式”，張培剛的農業國工業化思想 ，等等。總之，到20世紀40年代中國發展經濟學說已基本成熟，并初步形成了較為獨特的體系。只是中國大多數發展經濟學理論成果未能及時地在海外傳播，因而外國學者知之甚少。 西方學者的同類研究直至第二次大戰期間才有所表現。較早關注農業國工業化問題的論著與東歐和東南歐地區有關。1938年威廉·呂彼克（Wilhelm Ropke）發表法文論文“農業國家的工業化：一個科學的問題”（《國際經濟評論》7月號）；1943年保羅·羅森斯坦—羅丹（P. N. Rosenstein-Rodan）在英國的《經濟學雜志》（6-9月合刊）上發表“東歐和東南歐工業化問題”；1944年斯塔利（Eugene Staley）出版《世界經濟發展》，探討了工業化問題，并認為“工業化”所著重的不是農業及其它“初級”生產的增加，而是制造業及“次級”生產的增加； 1945年曼德爾鮑姆（K. Mandelbaum）出版《落后地區的工業化》，提出了人口過多而又落后的東歐和東南歐地區工業化的數量模式。此外，許多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和拉美學者，針對落后經濟擺脫殖民統治后如何迅速發展，也提出了相當有見地的理論觀點，這些都為發展經濟學學科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二）發展經濟學在西方的興起 二戰結束以后，民族獨立運動席卷全球，一大批亞非拉國家先后擺脫殖民主義的統治，贏得了政治獨立。然而，這些國家也意識到它們在世界上所處的經濟和政治地位比較低下，因而只有盡快地發展經濟，才能改變自己的地位，進而才能鞏固政治上的獨立。但是對于這些國家來說，適宜的經濟發展理論仍是相當缺乏的，一個完整的學科體系也難以在這些國家形成和興起；而在世界的另一端，發達國家迫于經濟上和政治上的需要，開始重新考慮它們與世界上較為貧窮國家之間的關系。因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狀況的好壞，直接影響著發達國家的經濟與貿易。在政治上，意識形態的分歧和對立，迫使西方資本主義集團和東方共產主義國家，為爭取第三世界的大多數國家而進行經濟上的競爭。總之，由于國家之間經濟聯系的增強以及出于本國自身發展的需要，發達國家、尤其是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感到有必要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進行研究。這是因為：及時，傳統的西方經濟學產生于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西方國家，其歷史傳統、文化背景、經濟條件不同于戰后剛剛獨立的、尚處于貧困和落后狀態的新興民族國家。用傳統的經濟理論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時，由于缺乏必要的社會經濟條件難以直接應用，即使部分能夠運用也需要修改原有的理論前提或假設條件，因此，必須建立適應發展中國家經濟特征的發展經濟學；第二，隨著舊的殖民體系的崩潰和新興民族獨立國家的崛起，西方發達國家按照舊的模式控制新興國家的經濟已經難以達到目的，它們必須尋找將發展中國家納入它們的發展邏輯體系的新途徑。 正是在以上歷史背景下，一個以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為研究主題的經濟學分支學科，呼之欲出。就是在這段時期，剛剛成立不久的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組織，也表現出對發展中國家的極大興趣，出版了大量的世界經濟統計資料；組織了包括不同應用經濟學分支領域的專家，到發展中國家進行實地考察，并擔任政府顧問和咨詢工作；同時它們就發展 問題也舉辦了一些專題討論，定期和不定期地出版統計公報和各種發展文獻。同樣也是在這段時期，許多歐美國家的國內問題專家改弦更張，以發展經濟學家的名義出現，發展經濟學開始成為熱點學科并進入了大學經濟系的課程表。從此，各種各樣的發展模式和理論觀點相繼被提出，發展經濟學也就作為現代經濟學的一個新的分支，在西方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 二、 發展經濟學在西方的演進 20世紀的50年代和60年代是發展經濟學的繁榮與大發展時期。在這一時期，許多國家的專家學者，根據現代經濟學的體系與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經歷，構造了各種理論模式來解釋發展中國家經濟貧困落后的原因，并籌劃經濟發展的戰略。在這段時期影響較大的發展經濟學家及理論主要有：W. 阿瑟·劉易斯（W.A.Lewis）的二元經濟模型、保爾·羅森斯坦—羅丹的“大推進”理論和平衡增長理論、拉·納克斯（R.Nurkse）的貧困惡性循環理論、W. 羅斯托（W.W.Rostow）的經濟成長階段理論、以及以勞爾·普雷維什（R. Prebisch）為代表的拉美結構主義發展理論。 在這一時期，發展經濟學家普遍認為：以市場價格機制運作為理論核心的西方正統經濟學（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并不適用于發展中國家。因為發展中國家國內市場體系尚不完善，價格運作機制嚴重扭曲，社會經濟結構缺乏彈性，人們作為生產者或消費者的經濟行為均不符合“經濟人”邏輯。因此，價格的變化對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調節很少。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不能指望市場價格機制對之進行自動調節，而需要借助于國家干預或計劃，來進行經濟結構的重大改進和經濟關系的重大調整。這一調整的實質就是實現工業化，即從一個以農業占統治地位的經濟轉向以工業和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結構。而在工業化過程中，資本稀缺是制約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資本積累是加速發展的關鍵。總之，此時期發展經濟學的理論觀點比較明確：（1）反對單一的新古典主義傳統，倡導雙元經濟學并存，即經濟學至少可以劃分為發達國家經濟學（以新古典主義或新古典綜合理論為基礎）和發展中國家經濟學。（2）注重結構主義分析，主張工業化、計劃化和（物質）資本積累。（3）強調內向發展戰略，主張采取進口替代工業化、實行貿易保護政策。（4）試圖建立對所有發展中國家都適用的宏大發展理論體系。 在早期發展經濟學理論的影響下，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采行依靠計劃化、國有化和奉行進口替代戰略等，來加速資本積累和工業化的發展道路，其實踐結果并未達到預期的經濟目標，卻在經濟運行中遭遇著種種困難。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那些對外經濟比較開放、注意發揮市場作用、實行出口導向政策的發展中國家（例如東南亞地區），卻在經濟上取得了較快的進步。面對這種情況，從20世紀60年代后期尤其是70年代以后，發展經濟學家大都不再像前一段時期意氣風發，而是以一種平靜的態度反思早期發展理論，并在許多方面作出了重大修正和轉變。比較有代表性的學者包括美國的西奧多·舒爾茨（T. Schultze）、哈伯勒（G. Haberler）、哈伯格（A. C. Harberger）、邁耶（G. M. Meier）、緬甸的明特（Hla Myint）、巴西的富爾塔多（T. Furtado）以及其他一些依附論學者。20世紀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發展經濟學的主要成就和特點可以歸納如下： （1）關于經濟發展目標有了更為豐富的內容。 許多學者強調經濟發展的目標 應該是多維的，除了收入水平增長以外，還應增加消滅貧困、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和減少失業等內容。世界銀行還提出了伴隨增長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 with growth）計劃，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制定了滿足基本人類需要（to meet basic human needs）戰略，還有不少文獻強調鄉村發展。 （2）對農業的偏見得到糾正，開始重視農村發展。在這一時期，許多學者強調發展目標的多元化，把消除貧困作為發展目標之一，而農村則是貧困人口最集中的地方。發展農村經濟、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是消除貧困的重要途徑，因此，農業與農村發展不僅能為加速工業化提供勞動和資本而具有工具價值，而且本身也是發展目標。 （3）對經濟計劃化得失進行評估，重新強調市場機制的作用。20世紀60年代末期以來，經濟發展的實踐與經濟計劃化的預期目標相差甚遠，越來越多的發展經濟學家指責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干預和無所不包的計劃，認為計劃失敗和不適當的政府干預是導致資源配置無效率和經濟增長緩慢的根本原因。他們相信市場機制不僅在發達國家是有效率的，而且在發展中國家也是同樣有效率的。如果不發揮市場價格機制的作用，而夸大價格扭曲和市場失效，則必將出現“政策引致的扭曲”和“非市場失效”。總之，這一時期開始十分重視市場機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出現了新古典主義復興（Neo-classical Resurgence）。 （4）重新強調外貿、外資在經濟發展中作用，提倡外向型發展戰略。 60年代后期，以哈伯勒、錢納里（H. Chenery）和斯特勞特（A. M. Strout）等為代表的的學者，開始重視論證自由貿易和利用外資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積極主張發展中國家應采取外向型發展戰略。 （5）社會項目評估理論與方法的興起。在這方面作出了貢獻的發展經濟學家主要是哈伯格。他根據現代福利經濟學的三個基本假設，建立了經濟發展中社會項目評估的理論框架，提出了如何解決度量外匯、資本和勞動的機會成本以及如何計算社會貼現率的方法等。 （6）激進主義的出現和依附理論家的革命。當諸多發展經濟學家將經濟發展看成是“原始落后”狀況的內部問題時，以巴蘭（P.Baran）、弗蘭克（A.G.Frank）、阿明（S.Amin）等人為代表的激進主義者，則強調經濟發展的主要約束來自外部因素。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受到發達國家經濟增長以及發達國家制訂的各種經濟政策的制約。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是一種依附和被依附的關系，既定的國際貿易格局由發達國家控制形成。現存的世界經濟體系，由處于中心地位的發達國家和依附于這些中心的外圍國家構成，中心的發展造成了外圍的不發展，并使外圍國依附于中心。總之，由于激進主義和依附理論的興起，人們對發展中國家的處境以及經濟發展有了更為深入的理解。 20世紀60年代末期以后，“新古典主義復興”在發展經濟學中逐漸形成主流，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幾乎滲透到了所有的發展研究領域，新古典主義思想已經貫徹到了“正統”發展經濟學之中，成為發展經濟學的基本特征。面對這一局面，發展經濟學的生存受到了嚴重威脅，許多人對發展經濟學能否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產生了懷疑，并作出了發展經濟學已經“衰落”、“走下坡路”、“進入收益遞減階段”，甚至即將“死亡”的悲觀診斷。 自80年代中期以后，盡管新古典主義思想在發展經濟學領域繼續發揮著重大的影響，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的加入，發展經濟理論的研究一方面呈現多元化的趨勢，另一方面不同發展學說又趨于融合。現在，發展經濟學作為一門經濟學學科，不僅存在，而且還相當活躍。在西方，發展研究出現了若干明顯的新趨向，大致可以歸納如下： 及時，在理論研究上，以結構研究為主轉向以組織和政策研究為主;從一般研究轉向不同類型研究。 第二，重新強調非經濟因素的分析，特別是關于制度因素的分析成為發展研究領域的關注熱點。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以科斯（R. Coase）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崛起，并開始廣泛引入發展領域 ，這就為發展經濟學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新制度經濟學家把制度作為經濟活動中一個重要的內生變量，并運用新古典主義供求分析法，探討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制度障礙，以及克服制度障礙可供選擇的各種方案和思路，從而逐漸形成了發展經濟學的新制度主義理論。 第三，從全球角度考慮發展問題。隨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聯合國有關機構等國際性組織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日益增加，以及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相互依存關系的日益增強，發展問題實際上已超出了發展中國家自身的范圍。例如，以英特網技術為代表的信息技術革命、跨國公司在全球的擴張、金融風暴在地區間的擴散，等等。解決這些問題就必須要求發展經濟學應成為一門研究全球性共同問題的經濟學。 第四，不同學派之間出現了交融發展的趨勢。例如，在各種學派交融的綜合發展之中，新古典政治經濟學派開始顯示出強勁的解釋力，于是制度分析、交易成本分析、公共選擇分析、尋租分析和新古典分析相結合，從而使人們更深入地認識不發達社會經濟結構呈僵化和剛性的實質和原因。再如，新增長理論驟然興起，并表現出與發展研究相溶合的趨勢。 第六，對發展含義有了更為深入的認識。諾貝爾獎獲得者、印度經濟學家阿瑪迪亞·森（A.Sen）在80年代初提出了一種評價發展的新方法，根據他的思想，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提出了人類發展（Human Development）概念，認為發展的核心問題就是人的發展，發展的進程應該為人們創造一種有益的環境，使他們能夠獨立地和集體地去發揮他們的全部潛力，不斷擴大他們的選擇范圍。從1990年起，世界人類發展報告每年發行一期。由于環境問題變得日益嚴重，開始直接影響和制約發展中國家的長期的經濟增長，故從90年代開始，西方出版的發展經濟學教科書無一例外地增加了新的一章，專門論述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問題。 三、新型發展經濟學的建立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實行了改革和開放的經濟政策，隨之當代西方經濟學說陸續系統地被引入和介紹進來，人們對發展經濟學產生了日益濃厚的興趣，并掀起一股學習和研究的熱潮。然而在此時期的西方學術界，正如前面所論述的，包括一些發展經濟學的領袖人物，卻對這門學科的前景持悲觀的看法。與這些西方學者的診斷相反，我國的一些學者張培剛、譚崇臺，不僅對發展經濟學充滿著信心，而且正確地提出了擺脫困境的出路。 張培剛教授早在1988年的一次學術會議上，針對西方某些學者對發展經濟學前途的悲觀論調，呼吁必須對發展經濟學進行革新，建立適合于發展中國家實際情況和要求的新型發展經濟學。 新發展經濟學具有如下幾方面的特點： 及時，把發展中大國作為重點研究對象，兼顧中小型發展中國家的研究。這些國家不僅包括實行了資本主義市場體制的發展中國家，而且也包括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正在實行體制轉軌的發展中國家。 第二，從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角度探根索源。不是就經濟談經濟，而是聯系歷史、社會、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綜合地探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起飛和經濟發展。 第三，從發展中國家的本國國情出發，制訂發展戰略。 第四，注意研究計劃與市場兩者之間關系在不同類型發展中國家的新發展。值得一提的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除中國外，許多其他的原來實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如前蘇聯、東歐諸國、越南、古巴等，相繼選擇了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道路。目前，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問題，可說為發展經濟學提供了廣闊的研究領域，并已成為新發展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之一。可喜的是，我國已有一大批中青年學者開始致力于轉型發展問題的研究，例如提出研究過渡經濟學或雙重轉型問題（即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和由傳統經濟向現代經濟轉型），或倡導立足于國際學術規范的中國本土化問題的研究，毫無疑問，以上所有這些努力將極其有利于新型發展經濟學的繁榮和發展。 四、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展望 發展經濟學自誕生以來，關于經濟發展問題的學說繁多，觀點不一。迄今為止，除了立足于象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本土的農業國工業化理論外，在西方影響較大的發展理論主要包括如下幾種：新古典主義的經濟發展理論、結構主義的經濟發展理論、激進的和新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發展理論，以及新近盛行的新制度主義發展理論，等等。客觀地講，每一種研究思路都有其長處，也有其局限性。 然而，發展經濟學主要研究的是不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問題。分析許多發展問題，盡管需要借助一般的經濟概念和原理，但傳統的西方經濟學的許多主要概念和原理對于理解和解決發展中國家的問題，并不十分中肯和適用。因為在那里，文化價值、社會政治、歷史背景和其他管理制度，都是作為既定的分析前提，并被假定為不會阻礙經濟的增長。因此，就研究立場而論，我們應贊同農業國工業化理論和激進主義經濟理論；就研究方法而言，結構主義分析、新古典主義分析乃至新制度主義分析，都是可以借鑒和包容吸收的。尤其是結構主義分析和新制度主義分析，這兩種方法是分析不發達經濟問題的重要工具。因為結構的不均衡和結構的調整和轉換，仍然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變革所面臨的主要問題；與此同時，在社會經濟結構轉型中，各種經濟行為主體（包括個人、民間團體和政府）的行為方式，對于經濟發展的作用至關重要，而關于這一問題的研究，正是制度分析的主要領域。至于新古典主義的增長要素分析，也早已成為發展研究的一種基本工具。 我們必須強調兩點：及時，研究經濟發展問題應始終堅持農業國工業化理論的基本分析框架，即以農業國工業化為主線展開分析。因為從戰后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道路看，工業化是經濟發展中具有根本性和決定性的基本內容，從這個角度看，發展中國家可視為“處于工業化過程中的農業國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可以具體而明確地稱為“農業國的工業化”，這就必然構成發展經濟學研究的主題。由于工業化是經濟發展的核心內容，而農業國工業化理論可以合乎邏輯地將目前中西方發展經濟學的內容統率起來，因此以農業國工業化理論為立論主線是重整和革新發展經濟學的重要途徑。 第二，研究經濟發展問題應兼容吸收東西各派經濟學說之所長，以一種綜合的視野和方法開展分析。發展經濟學涉及的問題領域十分寬廣，因此西方學術界曾流傳一種偏見，認為發展經濟學是一個沒有自己系統的大雜燴，它只不過是勞動經濟學、貨幣經濟學、貿易經濟學和農業經濟學等學科，在分析發展中國家問題的應用經濟學拼盤。據此，職業經濟學家主要應是某個領域問題專家，然后再把這個領域的前沿進展專題運用到窮國的相關問題中，而發展經濟學家的稱呼則反而成為人們取笑的對象 。然而，許多有遠見卓識的學者如阿瑟·劉易斯、斯特恩（Stern, N.）則認為：如果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及其制度和政治背景有了一般性了解，就可以對許多發展問題作出更好的回答，因此，一個的研究發展問題的經濟學家，既要作為某個學科的專家，又要作為一名發展經濟學家。發展經濟學正是在把大問題、小問題和問題解決方法進行結合中，呈現出其顯著的繁榮和豐富多采。 發展經濟學正發展成為一個真正的跨學科的交叉領域，它已成為處理發展中國家復雜的社會經濟現象的一個科學范式。由于經濟社會的欠發達涉及政治學、社會學、管理、技術以及文化等方面因素的作 用和影響，發展研究已從純經濟理論范式中走出，逐漸向一個超專業化學科（Hyperspecialized Subject）方向發展。一方面，它的研究視角擴展到許多非經濟領域，另一方面，發展經濟學正在朝著更加精細的科學專業化方向努力。 總之，發展經濟學從大一統的宏大經濟理論范式中走出，分化出若干個專業化的關于發展問題的子分支，并在此基礎上發展成為一個跨經濟分析與非經濟分析的邊緣性的綜合學科。
發展經濟論文:中國水工業發展經濟政策體系淺析
內容提要:文章針對市場經濟向新興的水工業提出的挑戰,分析水工業發展的經濟政策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水工業經濟政策包括價格、稅收、投資信貸、市場刺激,以及經濟核算體系等幾方面的內容。
水工業是傳統的給水排水工程,在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為適應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而形成的一項新產業。水工業既然作為一項產業,就應該有相應的政策作為其發展的保障,其中水工業的經濟政策就是水工業政策的一項重要內容。目前,我國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市場機制在經濟活動中的基礎性作用也正日益加強,如何加快建設市場機制下我國的水工業經濟政策體系,更有效地利用經濟手段來促進水工業的發展和完善,盡快地與國際機制接軌就成為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1.我國現行水工業經濟政策分析
1.1 我國的現行水工業經濟政策基本狀況
在我國,傳統的水工業管理政策是以政府的直接行政干預和控制為基礎的,其中的經濟手段只是法規制度(尤其是排放標準)的輔助工具。目前,所使用的水工業經濟政策本身沒有形成一個獨立和完善的體系,政策內容主要包括排污收費制度、綜合利用水資源、水資源保護收費制度及民用水和工業用水的收費制度等。
1.2 現行水工業經濟政策存在問題
目前實施的排污收費制度和綜合利用水資源等政策雖然對我國的水環境保護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這些制度和政策都是在計劃經濟體制或經濟體制轉軌時期提出的,依然存在許多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① 指令性的自來水水價的問題,由于自來水的水價不是按商品的價值規律制定的,歷史的原因造成了自來水的價格相當低,結果自來水公司因沒有足夠資金進行擴大再生產或重大技術改造,導致城市缺水狀況日趨嚴重,自來水公司多在虧損或微利的情況下運營。
② 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已有的水工業經濟政策就存在一個如何適應市場機制的問題,如排污收費的有償使用和貸款豁免本身就不符合“污染者付費”的原則。由于我國當前合理用水水平還較低、單位取水量產生的經濟效益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還有很大,所以水工業經濟政策沒有真正體現價值規律(如排污收費大大低于污水廠的運行成本),同時,也未引入市場競爭和政府宏觀調控相結合的水資源分配機制。
③ 現行水工業經濟政策缺乏系統性,還沒有形成有利于實施可持續發展思路的水工業經濟政策體系。在制定政策時,往往局限于在水工業管理系統的內部考慮,較少從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向更多地應用經濟手段轉換的角度來制定水工業政策。
④ 已行的經濟政策本身需要重構或改革,尤其是排污收費制度。我國現行的排污收費制度從嚴格意義上講是一種違章超標罰款制度,在標準的制定、排污費的征收、資金管理和使用等方面存在許多亟需解決的問題。
2.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水工業經濟政策研究
筆者認為,在當前以建立市場經濟為目標的改革大潮中,應不失時機地加快建立適合市場機制運行的水工業經濟政策體系。該體系應包括價格、稅收、投資信貸和微觀刺激以及綜合的水工業經濟核算制度等主要政策。
2.1 水工業的價格政策
水工業是集產、供、銷及回收于一體的行業,也是對產品用過后進行回收的行業。自來水就是一種具有“二重性”的商品。因此,自來水的價格,就應該將“二重性”商品的特點包括進去,按市場經濟的原則來制定。這樣,水價除水資源價格外,不僅要把自來水公司以及水廠等一切設施的修建經營、折舊以及擴大再生產所需要的費用包括在內,同時必須把所有廢水的收集、回收以及排放等全部設施的相應費用也應包括在內。
而且我國水資源價格普遍偏低,在今后的價格改革中,應逐漸把水資源直接投放市場,根據價格規律和供需關系來調整水資源價格,使市場價格地反映水資源成本,最終建立一個可持續性水資源價格體系。
建議可以采取的政策主要有:
①根據全成本費用確定水價格,對那些明顯不利于水工業持續發展的產品征收附加稅,使這些產品反映經濟再生產過程中的水工業成本。
②根據地區和質量差異實行差別價格政策,鼓勵節約用水。
③在國家或企業制定水資源的開發投資計劃時,采用經濟價格以取代低于長期邊際成本的市場價格或指令性價格;
④權衡價格調整的替代影響,充分利用其它刺激(如稅收或使用收費)措施,以消除價格上漲對主要用戶(如城市居民)的不利經濟影響。
2.2 水工業的稅收政策
在完善水價格體系的同時,對一切開發利用水資源的單位和個人按其對水資源開發利用程度或產生污染行為征收一種稅收。目前,正值稅收體制改革的關鍵時期,有關部門應盡快研究和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水工業稅收體系。建議該體系應包括下列內容:
①建立和實行稅收差異或優惠政策,扶持、引導水工業的發展,近期可以在現存稅種的稅率基礎上實行。
②對于廢水綜合利用和清潔生產給予一定稅收優惠,在一定期限內免交全部或部分稅收。
③對于結合水源保護區管理,開展多種經營的收益,也應給予稅收或減免優惠。
2.3 水工業的投資和信貸政策
保護水源有很強的社會效益性,為了持續發展水工業,需要政府在財政預算、投資渠道和信貸市場方面給予扶持。政府部門應加快建立一個長期穩定的投資信貸體系,使更多的資金投放水工業生產過程中。建議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①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建立國家水工業基金或國家水工業投資公司,在國家政策性銀行(如開發銀行)中設立國家水工業專項貸款基金。
②國家也可以通過中長期債券,籌集大型水工業工程建設所需的資金。國家應對水工業投資項目的貸款利率、還貸條件和折舊等實行優惠政策。
③推行水工業投資有償使用,包括政府財政撥款、排污費和資源補償費等。地方水工業投資公司可以通過多種渠道吸收資金,包括中長期債券、股票或利用外資等。
④利用市場機制提高投資效益,如把水工業盡早推向市場,對水工業工程實行招標承包,推行自來水廠、污水廠的企業化經營。
2.4 基于市場的水工業刺激政策
在建立宏觀和中觀層次上的水工業經濟政策之后,必須有相應的微觀層次的水工業經濟刺激手段與其相配套,以真正體現“污染者付費”原則。除去前面提到的排污收費和水工業稅收政策外,在我國還可以實行以下水工業經濟刺激手段:
排污交易制度:國家應在一些地方試點的基礎上,總結經驗,盡快推出有關排污許可證交易政策或規范,在其成熟時向全國推廣。該項制度需要與現行的排污收費、限期治理和集中控制等政策相協調。
水工業的保險制度:條件成熟時建立水工業保險制度,解決由于無過失污染事件引起的經濟賠償和治理污染的經濟責任問題。
2.5 水工業與經濟核算制度
水工業經濟與水資源核算對于確定真實的國民財富價格,客觀地評價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和未來發展潛力,以及正確協調長期發展與短期增長,經濟增長和水資源之間的關系等方面具有重大的意義,建議采用如下措施建立該項制度:
建立水工業與水資源的核算理論與方法體系,完善、改革現行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選擇適當的部門和地區進行水工業經濟綜合核算制度的試點,把水資源核算以及水污染損失納入到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建立水工業與水資源的再生產活動為一個獨立產業部門的核算體系。
3. 結論與建議
現有的水工業經濟政策已很難有效的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目前,正值建立市場經濟的關鍵時期,政府部門應抓住機遇適時制定和實施有關與市場機制相適應的水工業經濟政策。而且,我國的大部分有關水的法規和管理制度都是在計劃體制或轉軌時期建立的,在新的形勢下,應加快市場機制下的立法、管理體制重構或創新,為實施有關水工業的經濟政策提供相應的法律保障和配套措施。由于我國各個地區的經濟發展不均衡,市場發育和管理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國家應允許地方政府根據本地區的情況制定和實施有利于水工業發展的經濟政策,并及時總結經驗加以推廣。當務之急,還應盡快著手制定價格政策、水工業稅收政策、投資信貸優惠政策,并對這些制定或實施水資源的政策進行預評估和跟蹤評價,以便及時調整政策措施或完善實施條件。這樣,才能使我國的水工業適應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的不斷需求,進而推動整個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的發展。
發展經濟論文:新形勢下農民發展經濟需要法律保護
（一）根據市委統一部署，麻陽苗族自治縣從去年3月10日開始，從縣直機關、各鄉鎮抽調干部1156名，組成312支政策法律進農家活動工作隊，進村入戶開展政策法律集中教育活動，經過為期2個月扎實工作，全縣政策法律進農家活動達到了預定的目標，農民的法律意識大為增強，實現了由初步涉法向積極學法轉變，現大多數農民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廣大農村基層干部和農民群眾的法制觀念普遍提高。在活動形式上，我們主要采取了：一是多種媒體交叉使用。運用了標語、橫幅、專欄、墻報、簡報等多種手段，對活動開展進行多角度、多渠道、多層次的廣泛宣傳，讓農民眼里看得到，耳里聽得到，腦里想得到：二是因材而異，登門施教。針對農民群眾具體情況的不同，我們采取了因材施教的方法，上門輔導，對個別重點戶實行登門施教。舒家村鄉將政策法律知識編成了對聯形式，根據不同的情況把對聯貼到每家農產的大門上，既使宣傳入情入理，又使活動呈現出節日般的喜慶氣氛。三是開辦夜校，分類施教。我們采取開辦農民夜校的辦法，并編寫了鄉土教材，對村民實行集中宣傳教育。四是鴻雁傳法，惠及游子。為推動活動深入開展，各鄉鎮創造性地摸索了一套催、叫、勸、寄、導的特殊服務方法，共請回外地務工、經商人員5672人次，寄出法律書籍7829套，確保教育盡量無死角。五是集市咨詢，有獎競答。我縣利用趕集日，在各鄉鎮設立法律政策咨詢臺，向廣大群眾提供法律政策服務。如縣法院在長潭鄉設立了臨時法庭，實行現場辦案，現身說法，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和平溪鄉還開展了有獎競賽搶答活動，由于全民性教育活動的深入開展，我縣涌現出爺孫同學、母子互教育、夫妻競學的喜人局面。六是文藝下鄉，富教于樂。自活動開展以來，我縣文化下鄉活動十分活躍，向村民送去了豐富多彩的法制戲、法制影片、法制電視錄相片。組建了一支由原法院院長田良藻為團長的退休老干部政策法律宣講團，深入鄉村宣講，以縣花燈劇團為主力軍的文藝演出隊深入到各鄉鎮巡回演出，深受農民朋友歡迎。在政策法律進農家活動中，根據農民居住分散，外出打工人員和流動人口、文化素質參差不齊的特點，我們對不同層次的對象采取了多層次的普法教育，主要普及了三個方面的法律法規知識：及時，涉及農民權利、義務的行為規范的刑法、刑訴法、行訴法、稅法、村民組織法、農民承擔勞務和費用管理條例、減輕農民負擔條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等；第二是涉及農民正常生活的婚姻法、繼承法、教育法、九年義務教育法、計劃生育法、農藥管理條例等；第三是涉及農民之間交往的民法通則、民訴法等。隨著活動的廣泛深入，依法治理力度的加大，目前，我縣廣大農民的民主與法律意識明顯增強，有力地推動了農村民主與法制建設：其意義遠遠超過活動本身。1、黨委政府與農民群眾的心貼近了。以往黨群關系、干群關系緊張，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條是干部們對農民搞政策法律封鎖，特別是對一些涉及農民切身利益(如減負、稅費)的政策法律，生怕讓農民知道。農民一旦從其他渠道了解到這些政策法律的具體內容，就有一種被愚弄的感覺：我縣通過這一活動，把涉及農村方方面面的農村政策法律讀本等書籍共13萬冊親手送到農民手中，又不收一分錢，還登門到戶宣講，使農民消除了以往的不滿甚至對立情緒，無形中拉近了黨委政府與農民群眾的距離。2、深化了農村普法依法治理。送法下鄉活動的開展，廣大農民的法制觀念進一步增強，為深化農村依法治理奠定了基礎。前些年各村均制定《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規民約，自政策法律進農家活動開展以來，農民對照法律讀本進行修改、完善。村民議事，以往只講個理，現在先要看是否合法。如譚家寨鄉政府搬遷，征用了弄里村土地。由于在征用后，該政府機關工程設備沒有完善，造成農民部分土地荒蕪。該村農民通過學習《土地法》，按照法律程序，向鄉人大主席團提出議案，要求對荒蕪土地收取荒蕪費。通過協商鄉政府按《土地法》有關規定每年給弄里村補償荒蕪費1500元，直到沒有荒蕪為止。3、提高了廣大農民依法履行義務的自覺性。過去一些農民對自己應履行的義務不甚明了，只片面強調自己的權利，而忽視甚至否認自己應履行的義務。政策法律進農家活動，大大增強了農民履行義務的自覺性。舒家村鄉丁家村過去各項上交提留一直收不上來，鄉政府組織干部進村催收，多次遭到村民圍攻毆打。政策法律進農家活動中，我們向農產開展政策法制宣傳教育，依法進行綜合整治，收到良好效果。目前，該村已由過去的失控村變為治安模范村，上交提留不須村組干部上門催收了。4、廣大農民敢于依法維權。通過對法律法規的學習，使廣大農民進一步增強了用法律來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意識。綠溪口鄉洲上村農民向村委會實行三保障，即(1)遵守法紀，積極交納稅項稅費；(2)自覺執行計劃生育政策；(3)做一個合格村民。農民為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要求村委會公開向群眾保障以下三項內容:(1)提供一切法律服務；(2)提供生產技術服務；(3)向特困、五保護等提供相應的服務。相互間還簽定了 保障書：自保障公開后，洲上村秩序井然有序，農民遇事能夠拿起法律武器來保護自己。該村二組女青年張某某，原與中醫院一醫生自由戀愛，后男方中止了戀愛關系，女方家族準備糾集近百人向男方討回公道，在政策法律進農家活動中，通過學習，張某便打消了這一念頭，主動向法院起訴，通過法律解決了這一糾紛。5、維護了農村社會的安定、穩定，促進了經濟發展。政策法律進農家活動共為全縣7.8萬農產中16歲至45歲村民發放了《農民普法簡明》讀本，在每個村建立了農民普法夜校。同時與農民簽訂綜治責任狀，建立農民自我管理、自我約束機制。現在，農村中打牌、賭博、扯皮、打架等違法現象大幅度減少。去年，全縣有235個村委會被評為市、縣安全文明村，占總比例的70％，有6.3萬農產被評為雙文明戶、遵紀守法光榮戶，并涌現大批各種養殖專業戶、重點戶、省科技致富典型等一大批新型農民。(二)目前，我縣通過開展政策法律進農家活動，農民的學法積極性不斷提高，農民的法律意識、法制觀念普遍增強，那么現階段我縣農民最需要的是什么，希望是什么?據調查，得到的回答是：農民最需要的是社會穩定，最希望的是發家致富，最怕的是加重負擔，為此，農民呼喚法律進農家，需要法律進農家，因為法律是他們的護身符，法比神靈驗。一、農村社會治安形勢相當嚴峻，農民需要法律保護，今年元月至4月份，我縣各鄉鎮發生各類刑事案件137起，其中重大案件14起，特大案件2起，與去年同期相比，刑事案件發案數比去年的105起上升30.48％。今年3月6日，江口墟鎮大禾田村三組龍弟弟為泄憤將本組村民龍社友已掛果三年的179株桔樹砍掉，價值3萬元余元；譚家寨鄉咸池坳村一組的張青玉與該村二組村民李葉林因土地糾紛，張青玉對村委會調解不服，為泄私憤，張青玉將李葉林的柑桔樹砍斷24根，價值1000余元。還有家庭暴力犯罪、兇殺、糾紛械斗等惡性案件時有發生，地痞流氓騷擾鬧事，在少數鄉鎮農民缺乏安全感，需要法律的保護。二、農村山、林、地界糾紛、因催收提留款等經濟交往引發的問題增多，農民需要法律保護。如我縣石羊哨鄉躍馬寨村因百畝山地的權屬問題發生爭執，鄉政府指令國土站進行調查處理，國土站獲得大量證據查清事實的基礎上依法作出了《該爭議山地的所有權歸李家村所有》的決定。然而躍馬寨村以村、組干部為首無視黨紀國法，糾集數十人，手持刀斧趁夜趕往爭議地將該地承包經營大戶符某已掛果的柑桔樹砍掉一千余株，價值數萬元。公安部門出面才平息了這一事件。當今，我縣農村漁塘、水庫、果園的承包農民在簽訂承包合同后，為了吃上定心丸，不少的合同辦理了公證手續，這些都說明了農民急需得到法律保護。三、農民減輕不合理負擔需要法律保護。前幾年，我縣不合理上交仍然存在，據農戶反映我縣和平溪鄉的牲豬屠宰稅變成田畝稅、人頭稅。綠溪口鄉的柑桔特產稅也變成田畝稅、人均稅，而不按實征收，違背了上級的有關規定。此外，還有個別鄉鎮為了解決經費不足，下達創收任務，鄉干部便在農民頭上打主意。(三)經過政策法律進農家活動，農民的法律觀念、法律意識明顯提高。但從我縣農村中暴露出來的諸多問題，不難看出，還有少數農民法律意識仍不強，導致違法現象時有發生，要落實好我縣四五普法提出的抓好基層鄉、村農戶普法與依法治理，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任重而道遠。如何進一步促進農民學法用法守法，不斷增強他們的法律意識，給人們留下了深深的思考。思考之一：應強化基層領導帶頭學法，把農村依法治家活動抓好抓實。農村問題事關大局，沒有農村的穩定和發展，就沒有我縣的經濟發展，人們要切實轉變觀念，走依法治村、治家之路，這就要求我們把法律交給農民。事實證明，農民掌握了法律，就可以變成生產力，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變為維護社會政治穩定的強大武器，要推動農民學法用法守法，至關重要的是領導干部，特別是基層領導干部應帶頭學法守法，用法律規范自己的行為。思考之二：有針對性地做工作，農民普法才能收到好的效果，增強農民的法制觀念的任務才能落到實處。要有針對性地學習有關法律法規，學習與農民的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當前要圍繞農民普遍關心的減輕農民負擔、農民的權利與義務等問題學習有關法律法規，并利用多種形式進行普法宣傳。思考之三：要用法律占領農村思想文化陣地。目前，我縣農村群眾對有關政策法律的理解仍帶有片面性和模糊認識，如果不去占領農村這塊思想文化陣地，不及時把有關政策法律交給農民，農民容易受喜歡鉆政策法律空子的人的影響，一些封建的、迷信的甚至反政府的東西就會見縫插針。95年8.9、8.11殺人抬尸沖擊、打砸縣委和政府機關，其教訓是極其深刻的。思考之四：完善農村立法，確保農民有法可依。現在涉及農村、農業、農民的法律法規已經不少，基本實現了有法可依。但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各種新情況、新問題的出現，仍然存在一些法律空白點，如耕地拋荒怎么辦，這類問題既無政策又無法律法規規定。另外，國家重點工程需要征用大量土地，征用土地的補償標準，鄉、村、組、農民個人的分配比例均無法統一規定，有的地方因處理不當造成農民阻工、鬧事。還有農民外出打工僅憑一張身份證即可，無需在鄉、村辦理任何手續，有的在外賺了錢，蓋起了樓房，并且銀行有了存款，而他們的上交卻分文不給，鄉、村、組無法對他們采取任何強制措施，農民反映強烈。思考之五：加強基層組織建設，齊抓共管，以加強農民普法教育和農村依法治理的領導與管理。現在鄉鎮除了黨政分管政法工作的領導抓這項工作外，主要靠綜治辦、司法所、法律服務所在抓，這是遠遠不夠的，既要充實司法所，法律服務所的人員力量，充分發揮主導作用，又要動員法庭、 派出所、國土站、林業站、農業站、工商、稅務等部門，一齊上陣，還應發揮村支兩委、調解治保小組、村民小組長的作用，形成齊抓共管的格局。
發展經濟論文:發展經濟學理論及其對我國經濟發展的意義
一、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任務
發展經濟學，就是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結構轉型過程、經濟發展趨勢、結構變化內在規律和發展因素各種內在關系的科學。概括地說，就是研究發展中國家從經濟不發達狀態向經濟發達狀態演化的條件和規律的科學，是發展中國家制定發展戰略的基本科學依據。發展經濟學的任務是：最切合實際地分析發展的一般規律和本國或者本地區的實際情況，把握發展的趨勢，指導制定科學的發展思路，發展戰略和有關發展的政策，進行科學的投資決策；在長期的過程中，成本最小、時間最短、最節約稀缺資源地完成從經濟不發達到經濟發達的過渡，即整個社會經濟結構的轉型。
首先，發展經濟學要研究經濟發展的一般條件和特殊國情，探索和研究如何開發、創造和充分利用經濟發展的各種條件；其次，發展經濟學應當揭示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和趨勢；第三，發展經濟學還應當從發展中國家的實際出發，為發展中國家選擇經濟發展道路，制定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和各項重要政策措施提供科學依據。
二、發展經濟學的結構體系和分析方法
發展經濟學作為研究發展中國家從不發達狀態向發達狀態演化過程的一般規律的經濟科學，有其自己完整的理論體系。首先，要概述經濟發展的一般原理，包括發展中國家的性質、結構和特點，經濟發展的含義和衡量等等。其次，將分別考察決定和影響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力資本、資本、技術和自然資源等，分析這些因素的現狀、開發和利用，以及變化規律，進而為經濟發展創造有利的條件。第三，重點分析城鄉結構、產業結構和空間布局及其變動，分析其結構狀態、變動規律和優先選擇等，以便使經濟發展協調有序。第四，發展經濟學研究經濟系統的發展與外部環境的協調，研究如何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如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文化觀念、國際環境和條件等），促進經濟發展。第五，必須進一步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總體演化規律，以及如何通過宏觀調控使經濟順利發展。
整個發展經濟學理論的邏輯關系為：
經濟發展的一般原理機體特征成長因素制度因素結構狀態空間狀態系統開放動態調控。
發展經濟學作為一門應用經濟科學，它與其他經濟科學有著共同的分析方法，但是作為研究一個廣闊時空經濟的科學，它又有自己特殊的分析方法。
首先，發展經濟學研究的不是短期經濟運行上的平衡和經濟運行結構的均衡和優化，而著重探討經濟系統長期的優化發展過程中各要素和結構的動態性組合、協調和演化，側重于動態研究方法。
其次，發展經濟學側重于結構分析，經濟發展是一個結構轉換過程，各種經濟結構的演變決定和制約著經濟發展的過程，經濟結構處于不斷變動之中，因而，要把它作為影響經濟發展的變量來考慮。
第三，發展經濟學側重于制度分析方法，更加關注發展的制度成本，傳統制度對發展的制約，制度創新對增長和發展的促進作用，發展的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給，制度創新的路徑選擇等問題。
第四，發展經濟學運用非均衡、非平衡和均衡、平衡結合的分析方法，但側重于非均衡和非平衡的方法，根據耗散結構原理，任何一個發展著的動態系統的內部結構是不均衡的，其演化過程也是不均衡的，正是這種不均衡和不平衡成為開放系統發展的活力。經濟發展，就是經濟機體內部各種結構從不均衡狀態向均衡狀態轉化，又從均衡向不均衡狀態變化的周而復始、循環往復的過程。
第五，發展經濟學還較多地運用經驗、比較和模型分析方法。
三、發展經濟學理論的演變過程
發展經濟學主流學派理論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
及時階段（20世紀40年代末—60年代初），早期發展經濟學家，比較注重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經濟、文化特點，形成了結構主義的基本思路，強調資本積累、工業化和計劃化。
第二階段（20世紀60年代-80年代后期），針對早期發展中國家“有增長而無發展”的情況，發展經濟學家更多地使用新古典主義分析方法，并擴大了新古典經濟學的運用。對發展的目標、計劃與市場、農業問題、對外貿易問題、人力資本投資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問題以及研究方法等，都提出了新的觀點，他們在進行宏觀分析的同時，更注重微觀分析，建立了社會項目評估的理論框架，發展了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更加接近對發展中國家的具體分析。
第三階段（20世紀80年代后期至今），發展經濟學家開始注重用制度分析的方法和技術及人力資本的內生的經濟增長去研究經濟發展理論和發展中國家的實際發展問題，更多地考慮經濟發展深層次的人的因素，文化、體制等背景，將人力資本和制度因素視為影響經濟發展的兩個重要變量，從重新設計制度和進行制度改革和積累知識及技能入手尋求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探討了經濟發展的可持續問題。
四、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區別和聯系
發展經濟學回答了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問題。
經濟發展，簡言之，就是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上，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持續高級化的創新過程或變化過程。經濟發展包括以下內容：（1）按人口平均的國民生產總值（或國民收入）和居民人均實際收入在一個長時期內持續而穩定地增長；（2）居民生活環境，包括社會公共福利設施、自然生態環境、社會政治環境等不斷得到改善，人們有相當程度的安全感；（3）生產要素，包括人力資本、社會資金、物力資本及自然資源等，其數量不斷增加，足以滿足生產投入的客觀需要，從而保障社會總產出長期、持續、穩定的增長；（4）經濟結構，包括生產的組織制度結構，生產關系結構，國民經濟的產業、產品結構，技術結構，空間布局結構等發生重大的轉變，形成持續的高級化變化過程；（5）社會結構不斷完善，收入分配不斷趨向公平和合理，居民間的收入及實際生活水平差距日益縮小，社會不再產生新的貧富階級；（6）社會事業、環境和生態與經濟的增長相適應，在“經濟-社會-自然環境”之間建立起一個良性的循環系統及運行機制；（7）文化發展、觀念習俗與經濟發展相協調，不適合或不利于經濟發展的傳統陋習、陳舊觀念能夠得以及時、徹底的廢除和更新，新的文化、新的價值觀念能夠迅速地成長、發育起來；（8）經濟運行及其調控的機制趨于完善和健全，經濟系統、社會系統和與經濟發展相關聯的自然生態系統的自我控制、自我調節、自我平衡及自我發展能力以及相互間的反應能力、變化適應能力不斷增強等。
經濟增長則是指后期的國民經濟產出量在規模上比前期增加。經濟發展和經濟增長是有區別的，從概念的內涵上看，經濟增長是一個相對純粹的經濟學概念，側重反映和體現財富與產出量的增加以及由此所引發的有關經濟方面的發展問題；而經濟發展除此之外，還特別關心社會一般關系的發展變化問題，涉及到非經濟方面的諸多問題。從學科角度看，經濟發展所關心的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從落 后狀態向發達狀態過渡的經濟演變過程，而經濟增長則側重研究和反映某種成熟狀態的經濟進步的動態化問題。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又是緊密相聯的，經濟增長是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是經濟發展的必要的、首要的物質條件，沒有增長，發展將成為無源之水。反之，沒有發展，長期的持續增長也將是不可能的。只要有發展，便必然有增長。
五、發展經濟學理論指導我國經濟健康持續快速發展
1、農業企業化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重要途徑
我國是一個擁有10億農業人口的發展中國家，傳統農業比重大，農業二元經濟結構明顯，當前農民收入增長停滯，城鄉地區收入差距擴大，已嚴重地影響和制約了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質量，“三農”問題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首要問題。
發展經濟研究表明，我國農業發展正處在一個中間階段，即傳統農業向混合的多種經營農業轉化的階段，現代農業方式開始出現，但距離專業化、現代化的商品農業階段（即農業現代化），還有相當大的差距。在現階段如何積極推進農業規模經營，加快農業結構調整，增加農民收入，實現農業現代化，農業企業化是一條重要途徑。
農業企業，是指使用一定勞動資料，獨立經營，自負盈虧，從事商品性農業生產以及與農產品直接相關的經濟組織。
農業企業化是一個發展的過程，即根據市場經濟運行的要求，以市場為導向，以經濟效益為中心，以農業資源開發為基礎，在保持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穩定不變的前提下，在現有農村生產力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基礎上，把分散經營的農民組織起來，從而聚集力量，裝備和武裝農業，即調整增量，擴大新經濟增長點的生產規模，也調整存量，優化資源組合，提高農業生產力的過程。
農業現代化，是指用現代的科學技術和現代工業來為農業提供生產的技術手段和物質手段，用現代農業經濟管理方法提供農業生產的組織管理手段，把傳統的封閉性農業轉變為現代的開放型農業的過程。
通過農業企業化，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改變農業經營方式，實現農業商品化，并帶動千家萬戶農民脫貧致富，從而逐步實現農業現代化。通過規模化、企業化的農業生產，就有可能獲得較好的規模效益，增強抗御市場風險和自然風險的能力；有可能利用現代化的要素對傳統的農業技術進行改造，對經營方式進行改革，實現土地、勞力、技術、資金等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促進山、水、田等農業資源的綜合利用和開發，達到高投入、高產出、高效率、高效益的目的，從而有利于實現農田標準化、操作機械化、服務社會化、農藝規模化、生產專業化、管理科學化，開辟一條通向農業現代化的新路子。
2、工業化是實現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的必由之路
經濟發展離不開農業，農業現代化是工業化的一部分，工業化是推動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從經濟不發達到發達的最重要的動力，我國要實現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工業化是必由之路。
發展經濟學研究表明，工業發展是一個工業結構漸次演變的過程，可以分為不同的階段，而每一個階段都存在著不同的主導部門，主導部門通過一種效應（前向或后向聯系），影響帶動整個經濟增長。主導產業的確定，一般應優先選擇后向聯系效應大的部門。因而，工業化戰略的實施，不僅需要判斷不同地區所處的工業發展階段，而且必須根據各自的資源稟賦等特征確定工業的主導部門。對于貧困落后地區而言，工業發展的程度還很低，工業基礎也比較脆弱。所以，在工業主導部門的選擇上，就應該根據不平衡的傾斜發展工業化戰略和經濟發展梯度轉移理論，把著力點放在后向聯系效應大的最終需求型制造業上，首先重點發展占有比較優勢的初級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及從高梯度地區淘汰或外溢出來的產業，比如紡織、食品加工、農副產品加工、皮革、建材及服裝、運輸設備等。在工業化程度相對較高的時候，等到國內中間產品市場足夠大時，再有條件地開展從事中間產品制造，直到發展基本材料部門，從而確立起國民經濟的良性發展體系，實現具有鮮明特色的工業化。
3、城市化是實現現代化的必然選擇
經濟發展是工業化的同時城市化的過程，工業化以城市化為條件，城市化以工業化為動力，二者相互依賴，相互促進。人口、市場、企業、基礎設施在地理上的集中過程，即城市化過程，必然是勞動力由低收入和就業機會少的地區向高收入和就業機會多的地區遷移和流動，這是縮小城鄉和地區收入差距的重要方式之一，城市化是不可抗拒的經濟規律。
在經濟發展的空間中，一個大中型企業的建立，一個城鎮的形成，往往會成為經濟發展的極點，即發展極，并由此帶動周邊地區的發展。對于貧困落后地區來說，實現現代化就主要是通過在該地區建立中心城市，并使之成為該地區的增長中心來實現。
經營城市就是提高城市化水平，實現城市化的重要戰略舉措。經營城市是為了保障城市健康、穩定、持續發展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總稱，具體的就是要明確本城市的定位和發展戰略，以可持續發展的眼光確立城市的主導產業，積極有序地推進城市的擴張，改造城市環境，塑造城市個性，最終使城市達到可持續發展。
4、實現經濟的良性發展必須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
可持續發展，就是指當代人不以消耗甚至破壞下一代人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資源、生態和環境為代價而謀求發展，保持生物的多樣性，資源可以得到永續利用，生態和環境適于居住、生活和工作。
發展經濟學認為，對于貧困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更要注意防止出現“公地的悲劇”，要從根本上改變產值、數量和速度目標導向，并由物質資源投入推動的、經濟結構失衡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效用質量和效益導向的由技術、資源和勞動合理組織推動的經濟結構優化的經濟發展方式，以謀求經濟與生態協調發展，實現人口、資源、生態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5、后發優勢理論堅定了我們加快發展的信心
發展經濟學告訴我們，后起國家和地區由于可以直接吸收和引進先進國家的技術，技術成本要比最初開發的國家低得多；在同樣的資金、資源、技術成本的條件下，還具有勞動力成本便宜的優勢；只要在國家的保護與扶持下達到規模經濟階段，就可能發展起新的優勢產業，與先進國家和地區在其傳統的資本或技術密集的分工領域一爭高低。因此，有理由相信，只要我們遵循經濟發展規律，審時度勢，乘勢而上，奮發進取，就一定會出現經濟發展新的騰飛，就一定能夠實現經濟發展新的跨越，就一定能夠實現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就一定能夠實現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
發展經濟論文:發展經濟學理論發展縱覽
摘 要 現代經濟發展理論，興起于20世紀40年代。二戰后，伴隨著殖民地國家的獨立，如何從不同的研究對象中找出規律性的東西用于指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成為經濟學界的一大任務。發展經濟學應運而生。
關鍵詞 發展經濟學 發展中國家 經濟發展
發展經濟學是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研究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并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理論指導的一門新興學科。其發展歷程大致如下：
一、早期萌芽
經濟發展思想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產生而發展起來的，早期有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創始人威廉·配第提出的從事農業的人數伴隨著經濟的增長比起從事工業的人數會相對的減少的“配第-克拉克命題”。亞當斯密對社會財富和產出的嚴格界定和針對性的提出經濟增長的前景等，這些都可以視作發展經濟學發展的肇始。
二、奠基、發展與興起
雖然資本主義的發展經過了200多年，但是發展經濟學真正受重視卻是二戰以后。1948年對于發展經濟學來說是重要的一年，這一年哈羅德和多馬提出將短期的、靜態的凱恩斯經濟周期學說長期化、動態化為經濟增長模式，被人們認為開當代經濟發展理論的先河，是發展經濟學的及時個里程碑。
三、演變階段
自上個世紀40年代以來，就主流發展演變階段來說，大致可分為五個階段：
及時階段，從20世紀40年代到60年代中期，這一階段的主要特點是惟資本化、惟計劃化和惟工業化。在這一階段，發展中國家發現發達國家擁有的較大共同點是普遍實現了工業化，因此眾多發展中國家將實現工業化作為提高商品勞務生產水平、改變在國際分工貿易中不利地位、提高國民收入水平的必由之路。
第二階段，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因為上一階段極力推行工業化，忽視農業發展導致在這一時期部分負面效應顯現。上階段發展中國家的決策者將全部身心傾注于工業化的問題，所以“貧困”問題未受到重視。這一階段，“人類的基本需要”是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這一看法被廣泛接受。
第三階段，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伴隨著美國里根政府的上臺和英國撒切爾夫人為代表的保守勢力執掌政府，新古典主義和倡導自由市場經濟力量的經濟理論政策又重新被提倡。在這種背景下，前一階段的經濟發展問題可以歸咎于不完善的市場結構和不當的價格政策，過于活躍的政府干預和死板的計劃經濟政策等。
第四階段，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20世紀末。伴隨著高新技術的發展，當今世界日益全球化，生產力極大地提高。然而，發展中國家雖然縱向相比獲得了很大的進步，可是橫向與發達國家相比，其差距反而是越拉越大，在高新技術方面表現的尤為明顯。
第五階段，20世紀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在這一階段，又出現了對上一階段的經濟發展政策的反思和修正，以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為指導的發展中國家在經濟改革和發展中遭受嚴重失敗而使得新自由主義備受質疑。
四、體系形成
伴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蘇聯解體這一標志著市場經濟完勝的事件，發展經濟學遭受了近20年的悲觀論調。然而，經濟問題的出現總是促使經濟學家去探尋問題的解決之道。在這一階段，發展經濟學的外部環境以及學術領域發生了以下幾個變化：
首先，人們對于經濟發展的態度和看法發生了改變。在經歷了近半個世紀的發展后，人們開始反思在以前階段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經驗教訓。對于傳統的將經濟增長作為衡量發展的標志，人們進行了徹底的反思和評判。這時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可持續發展思想的核心是既滿足當代人的發展，同時也要不損害后代人發展的能力。這種發展是建立在經濟、生態環境和社會持續能力的基礎上，旨在追求長期永續的發展。
其次，新制度經濟學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人們原有的發展觀中極度強調市場經濟的作用，不顧一切追求高的經濟發展速度。然而事與愿違，那些片面追求高發展的發展中國家在20世紀末也遭遇了經濟發展停滯或不盡理想的境地。這時，部分經濟學家提出鑒于經濟的外部性和信息的不性，經濟中不光存在著政府失靈、計劃失靈的問題，同樣還會出現市場失靈的問題。以前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強調一切依靠市場來解決問題的思路在實踐中是行不通的。新制度經濟學理論中的制度實際上包括一系列制度規則、規則發揮作用時的特
點，以及在執行過程中人們相互作用的行為規范。
再次，內生增長理論在發展經濟學中的應用。其核心思想是認為經濟能夠不依賴外力推動實現持續增長，內生的技術進步是保障經濟持續增長的決定因素。正是有這些新理論的指導，廣大發展中國家又找到了一條新的發展路徑與方法。這些新理論在發展經濟學中的運用，標志著發展經濟學理論的成熟。縱觀整個發展經濟經濟學發展史會發現，在發展經濟學成熟后期，一定程度上可以將發展經濟學看作是新古典政治經濟學在經濟發展理論中的應用。
如今無論是理論發展，還是分析方法，發展經濟學都有著進步和發展。理論方面如競爭性均衡的經濟增長理論，新貿易理論等；應用方法和分析技術方面，如均衡方法、經濟計算和平衡分析及實證研究等。發展經濟學至此已成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指導學科，同時也變成了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進行指導和研究的科學。
（作者單位：貴州財經大學）
發展經濟論文:試論再思發展經濟學理論
摘要:人類的期待日益增加是我們時代的一個普遍性特征，人們的期望增加超過了社會滿足期望的能力幾乎是一條人類行為的規律。如我們所知道的，現代性的一個偉大的理智轉折就是用進步的觀念取代了社會變遷的周期性的觀點。人類進步被設定為：如果不是不可避免的，至少是高度可證實的；它同時還被設定為總是有條件的，并且也是連續的。
關鍵詞: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發展
正文：解釋經濟發展的最著名理論是經濟自由主義、經典馬克思主義和不發達學說。經濟自由主義和經典馬克思主義都贊成世界經濟二元論，他們把世界經濟的發展看作為經濟增長從發達國家向傳統經濟國家轉移的過程；欠發達國家被納入到擴大中的世界經濟里，通過貿易技術和投資的流動，從傳統經濟改造為現代化經濟。
一、自由主義對經濟發展的觀點
按照自由主義者的觀點，世界經濟是經濟發展中的有益因素，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相互依存和相互聯系往往有利于后者；通過貿易、國際援助和外國投資，欠發達國家經濟獲得了出口市場、資金和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技術；影響經濟發展的最重要因素是本國經濟的有效組織。對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來說，經濟發展要求排除政治和社會對市場體系的功能和效率的阻礙，經濟發展所必需的許多要素已從世界經濟中發達的中心地帶擴散到外圍的欠發達國家，這種擴散的速度和方向取決于下面一些因素：經濟要素的國際流動；對外貿易的數量、條件和構成；國際貨幣體系的結構。從長期看，市場力量的運行會使世界各國和各地區的經濟水平、實際工資和要素價格趨向同等；而經濟發展的基本障礙在于欠發達國家內部：僅能維持溫飽的農業在國民經濟中占的比重太大，技術教育不足，儲蓄傾向低下，財政制度薄弱以及最重要的是政府政策的效率低下；一旦這些障礙消除，市場開始有效地運行，那么一國經濟就會開始擺脫落后狀態。
阿瑟?劉易斯認為，假如一國的經濟具備三個簡單的成分——足夠的雨量、中等教育體系和敏銳的政府——就可以發展。問題不在于窮國為什么窮，而是像亞當?斯密在《國富論》里所說的，為什么若干國家已經克服了發展的障礙，改造了自己，并且通過適應變化中的經濟條件使自己富裕起來。已有的答案是，卓有建樹的國家使市場的發展不受政治干預的妨礙。政治腐敗、寄生性社會結構和官僚結構、偏向城市和奉行經濟民族主義孕育了不適當的公共政策。
二、經典馬克思主義對經濟發展的觀點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是世界范圍的一種動態性、擴張型經濟進程；通過帝國主義擴張，它最終會包容整個世界，使所有社會采用它的商品生產方式。而當社會過渡和資本積累的任務完成后，資本主義就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將讓位于它的繼承者——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制度。
當馬克思把注意力從歐洲大陸轉向亞洲、中東和其他地方時，他發覺他的理論不適用于歐洲以外的國家；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不存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各階段，而且，這些文明社會似乎缺乏社會變革的內部機制。馬克思認為，它們在歷史上是停滯的，沒有能力向前發展；盡管帝國主義是邪惡的，馬克思認為它也是一種進步力量。
列寧認為，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是它發展了世界，而不是使世界不發展；占主導地位的資本主義經濟在擴張時播下了自我毀滅的種子，從而破壞了自己的地位。
三、不發達理論的觀點
所有不發達理論的實質性內容是：國際資本主義經濟井然有序地運轉著，使欠發達國家經濟畸形和得不到發展。黑非洲、亞洲、中東和拉丁美洲大多數國家在經濟上和技術上繼續處于依附地位；他們繼續出口商品和原材料以換取工業品，許多國家已遭受到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滲透。這些國家中有一些不是進入更高的經濟發展階段，而是實際上在食品、資金和現代技術方面增加了對發達國家的依賴。不發達理論把這種形勢歸咎于外部世界經濟，而不是歸咎欠發達國家本身。
一個正在建立中的神話不是一個可驗證的命題，它是一種傳說，一種歷史哲學，是尋求提供一種框架。如果我們要想取得有意義的進步，那么我們必須把主導性的神話置于重要地位，并要公開地檢驗這些神話，而不是把它們藏匿于一種非實在的、科學性的掩飾之后。
關于現代世界的基本傳說早在19世紀中葉就已經建立起來了。這個基本的傳說就是：很久很久以前，歐洲曾是封建社會，處在黑暗的歲月。絕大部分人使農民。絕大部分農民受擁有很多土地的地主的統治。通過一些進步，中間階層出現了，并成為市民。新觀念出現或者再現了。經濟生產在擴大，科學技術在繁榮。，這一切帶來了一場“工業革命”。伴隨著巨大的經濟變化的是政治變化。資產階級在進步的擴展中、在自由的氛圍中以這種或那種方式****了貴族統治。所有這一切變化是一起來的，然而它卻不是在每個地方同時發生的。一些國家較其他國家率先實現了發展。長期跑在前面的英國是受寵的候選者；世界經濟中受英國霸權的保護得以發展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另一些國家較為“落后”或欠發達。但是，既然給定了這一基本的樂觀主義態度，那么就沒有必要絕望，因為落后的民族只要模仿前面的或進步的民族，就能夠品嘗到同樣的進步果實。
留意19世紀知識界的幾大爭論，那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這些爭論包括：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爭論、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爭論等等。所有各方都將上述基本傳說作為可信賴的事情予以接受；他們僅僅是出于政治行動的考慮，才對這個精心組織的神話及其各種涵義有所爭論。自由主義者是那些對作為人類自由使者的中產階級的崛起表示慶祝的人，他們提倡將人類進步的福利擴展到那些被認為是落后的群體和國家中去。保守主義者是那些對貴族統治的衰落表示遺憾的人，他們爭辯的是個人主義不等于自由，只不過是對巧取豪奪的一種許可。自由可在傳統和的復原中找到。馬克思主義也相信中產階級的崛起和貴族統治的衰落。他們贊同自由主義關于資產階級是人類自由的使者，但同時也論證了，如保守主義所說的那樣，資產階級的自由是對巧取豪奪的一種許可。
當我們談到一個歷史系統中的危機，不是指系統內的一個危機性困難，而是指系統的結構扭曲如此之大，以至于僅有的可能的結果就是系統的消亡。什么是這個歷史系統危機的結構淵源？概括地說，我們可以稱之為：經濟擠壓、政治擠壓和意識形態擠壓。
經濟擠壓可以還原到作為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的兩大基本矛盾。其一為：一面是每位業主竭力通過減少成本，使競爭極大化來獲得利潤；另一方面則是如果存在非充足有效的世界需求，那么就有在一個擴張和競爭的世界經濟中實現利潤的不可能性。第二個矛盾是由生產的無政府主義所引起的，其結果是對于一個給定的、作為競爭者的業主，其投資往往陷入他或他作為一個階級成員的對立方向上。當然，兩個矛盾是直接相關的。
經濟擠壓必然也要產生一種政治擠壓，將在不論是國家間的還是國內的上層中產生激烈的內在矛盾。這種局面還被如下的事實所惡化，即因為“在上層”分配的增加，那么就會有越來越多的、強烈的懇請者會進入世界人口的那部分之中，以這種或那種方式來分享世界的剩余價值。
如果像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主導意識形態所宣稱的那樣，差別的鴻溝已消除是真實的，那么，大家就很難理解世界上還存在什么反體制運動的群眾基礎。人們關注的事實是：增長率并非如此之快，而是如此之慢。結果是大家所熟悉的。世界經濟中存在一種周期性的滯漲現象，
浮華時代是短暫的。
發展經濟論文:論發展經濟學結構主義方法探析
［論文關鍵詞］發展 經濟 學 ；結構主義；狹義的產業結構轉變；廣義的結構轉型
［論文摘要］本文探討了發展經濟學結構主義方法的涵義，通過對“狹義的產業結構轉變”和“廣義的結構轉型”兩種具體分析方法的分析，對發經濟學結構主義方法做出評價。
發展經濟學（development economics或economics of development）產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當時一大批第三世界國家紛紛興起但都面臨著貧窮落后的經濟局面，當時這些國家生產力水平低下、 人口 增長率高、經濟增長率低、經濟結構落后、失業問題嚴重，這些問題嚴重困擾著各發展
（二）廣義的產業結構轉型方法。cge模型于20世紀60——70年代問世，起初由新古典主流 經濟 學 家運用該模型討論經濟問題。由于cge模型具有能夠對 經濟地加以模擬的巨大優勢，自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結構主義發展經濟學家們以結構主義的假設，使之能按照結構主義表述發展
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結構主義學家改變傳統方法一般地分析產業結構的轉變，而是從某一具體角度來研究包括產業結構轉變在內的廣義的結構轉型。例如,cge模型被用來分析短期內在外匯短缺前提下調節政策的選擇對經濟結構的影響,以說明宏觀調節與結構轉變之間的關聯所在；cge模型還被用來討論包括貨幣、債券和分割的可貸資金 市場 在內的 金融 壓抑問題,使其既能體現發展
發展經濟論文:當展經濟學的理論視角選擇
【論文鍵詞】經濟全球化;發展中國家;經濟安全;當展經濟學
【論文摘要】在經濟全球化不斷發展的背景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安全問題日益凸現,并成為魚需解決的主要議題。為此,一些經濟學家從不同的理論視角出發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可貴的探索,并提出了一些獨到的見解和研究方法。
1 早期發展經濟學關于發展中國家經濟安全的相關論述
20世紀50～60年代,在發展中國家紛紛走上獨立之路后,謀求經濟的發展以捍衛經濟主權和利益成為其首先面臨的重要任務。發展經濟學理論受命于危難之際,以研究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為己任,試圖通過揭示經濟發展的途徑和規律,為發展中國家設計出合理的經濟發展戰略和發展道路。在研究該論題的過程中涌現出眾多的理論觀點和流派,其中的一些理論觀點不同程度地蘊涵著有關經濟安全的理論分析。在這一時期的理論紛爭中,許多經濟學家在探討經濟發展理論的同時也涉及到國家經濟安全和經濟利益的研究。
根據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等學者的觀點,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后和不安全最典型的特點就是普遍存在著明顯的剛性結構,這種結構剛性不僅表現在經濟結構方面,同時也表現在社會結構方面,為了克服結構剛性,發展中國家必須加快工業化進程。而在推進工業化過程中,受國內市場機制不完善的制約,發展中國家必須注重發揮政府在制定經濟計劃和推進工業化中的宏觀調控作用。經濟學家丁伯根等曾詳細論述了在發展中國家實施經濟計劃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認為發展中國家只有在政府主導下踐行發達國家的工業化和經濟增長模式,以資本積累等核心生產要素的大量投入為驅動力不斷推進工業化進程并最終實現經濟增長,才能更好地維護經濟自主權和經濟利益。因此,在本國經濟資源、尤其是儲蓄和資本積累不足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應積極引入外資,通過利用外資彌補資本不足的缺陷。其中,最有影響的理論是美國發展經濟學家錢納里提出的雙缺口模型,該模型曾就發展中國家引進外資的必要性進行了相當經典和深入的分析,其中心論點是發展中國家為實現經濟發展目標所需的資源投入與國內有效供給之間存在的缺口只有通過引入外資才能得到有效填補。他認為,外國直接投資的活動不僅能夠提高當地的資本積累并促進經濟增長,而且能夠帶來較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改善當地的就業水平,從而增加發展中東道國的經濟利益和經濟安全。在上述理論的影響下,發展中國家普遍沿襲了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道路,實施了以工業化和資本積累為主要內容的經濟發展戰略。針對發展中國家經濟滯后急需實行大規模的經濟變革和重大結構調整的現實,上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議和措施,從而使發展中國家在短期內取得了一定的經濟績效。如建立了獨立的、的國民經濟體系,在增加資本積累的過程中,注重通過引入外資為民族經濟發展服務。從20世紀50～60年代開始,大量的外資涌入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拉美和東亞地區,促進了其國內經濟發展和增長,并使經濟的自主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容忽視的是,這種唯工業化的理論和戰略在總的經濟績效尤其是經濟安全方面卻收效甚微,不僅沒有達到改變結構剛性的預期目標,反而惡化了經濟結構的畸形發展,甚至出現有增長而無發展,失業率上升,貧富分化和社會矛盾加劇等局面,從而嚴重影響到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和發展,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發展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不斷擴大,并且前者對后者的資金、技術以及市場等方面的依賴性也在不斷加大,經濟安全問題不斷凸現并且深深困擾著發展中國家。
2 早期發展經濟學在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安全方面的局限
發展經濟學的終結目標是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并維持國家的經濟利益和安全。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外部環境也隨之發生了根本變化。發展中國家在獨立之初,各國經濟相關度相對較低,其時,經濟全球化進程嚴重受制于冷戰格局,從而使進口替代的保護政策和內源式的經濟增長成為發展中國家維護經濟安全和促進經濟發展的戰略選擇。與之相應,發展中國家開始從自身條件出發研究經濟問題,逐漸形成發展經濟學的理論范式,并一度成為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實踐受歡迎的顯學。與增長理論、新自由主義理論、制度主義理論等以西方經濟社會發展經驗為范本進行的空洞說教和令人沮喪的結論相比,發展經濟學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夠立足于發展中國家的實際,而不再以西方較為成熟的市場經濟和基本完成的工業化為背景和依據,深刻地認識和分析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所面臨的主要任務和存在的主要問題,因此其所提出的各種建議和構想,即使不能滿足指導發展中國家經濟實踐的需要,至少也為滿足這種需要提供了現實的理論基礎和基本思路。其時,雖然傳統的發展經濟學己開始涉及經濟安全問題的研究,但是,在解析經濟安全問題方面仍存在著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處。
2.1 對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嚴重忽視
冷戰的終結為蓄勢已久的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提供了歷史性契機,從而使發展中國家的外部經濟環境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在相當程度上,經濟全球化使發展中國家既往通過進口替代“自力更生”維護經濟安全的思路陷入困境。尤其是國家間經濟相關度的迅速提高使發展中國家對外部市場和世界整體經濟環境的依賴日益加大,對外部因素可能導致的經濟風險和危機的敏感性也明顯增強,而其本身在資本積累、市場環境、制度設施、技術構成等方面的總體劣勢使其脆弱性日益凸現,如何規避風險、順利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而不因噎廢食,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所面臨的重大歷史課題,換言之,如何維護本國經濟安全從而確保自身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順利發展是當前發展中國家面對的當務之急,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一系列經濟危機和波動促使這一歷史課題成為影響發展中國家生存與發展的關鍵環節。但是,面對研究對象內外部環境和條件的深刻變化,傳統的發展經濟學卻仍以民族國家為限,忽視了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經濟的影響,這種脫離實際的研究理路使傳統的發展經濟學難以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包括經濟安全做出合理科學的解釋,由此導致其理論價值的削弱甚至一度走向了衰落。對此,著名經濟學家.pkrumgna提供的解釋是形式化分析模型的滯后。實際上這只是結果而不是原因,究其實質,原有分析模型滯后的關鍵在于外部環境的徹底改變。由于原有的精制模型本身或多或少地受困于新古典經濟理論中的數理統計與數學模型,從而導致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無法繼續利用相對封閉的研究體系闡釋開放環境中存在的重大的經濟問題并陷入理論的困境。
2.2 對經濟安全問題的深入研究明顯不足
在經濟全球化進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較大的外部問題已不再是資本的匾乏,而是如何因應經濟全球化的需要,及時地抓住經濟全球化所提供的發展契機,順利地融入這一進程并實現經濟發展和經濟安全的平衡。因此,隨著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到來,經濟安全問題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必須正視和解決的主要問題之一。而傳統發展經濟學的理論范式雖然認識到經濟安全問題的重要性并對一些具體領域的安全環境和戰略等進行了一定的探討和分析,但始終沒有根據全球化發展的需要對經濟安全問題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與之相應,對其做出的理論回應和解釋也相當有限和貧乏。
2.3 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狀況缺乏深刻認識
傳統的發展經濟學雖然存在流派之分,但很多發展經濟學家仍主要以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和分析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其所倡導的研究路線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以西方的經濟發展為模板,對發展中國家后發外生型的具體國情以及與發達國家不同的國際經濟環境和初始條件認識不夠。因此,當發展中國家照搬發達國家的理論和經驗時,不可避免在實踐中紛紛遭遇碰壁。一些有遠見的經濟學家曾對此做出了精辟的論斷。如繆爾達爾指出:只要這些理論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這種假定為普遍適用的理論可能就沒有什么危害,但是,用這些理論來研究諸如南亞等欠發達國家一一這些理論并不適用于這些國家,后果就嚴重了。總之,傳統的發展經濟學理論主要以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歷程解讀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致力于找出經濟發展的共同特征和決定因素,他們秉持內部結構決定論的觀點,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不發達和經濟不安全根源于其內部因素,如資本匾乏、工業化滯后。因此,這些國家要實現經濟發展,維護和拓展經濟安全時,必須革故鼎新,效法發達國家經濟發展道路并接受其指導。’而事實證明,由于這種經濟理念沒有充分認識到發展中國家經濟狀況的特殊性,因而在指導實踐時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弊端。
發展經濟論文:論發展經濟學的新發展觀
摘 要：發展問題是發展經濟學的核心問題。與傳統發展理論相比， 新發展觀在許多方面都有所突破， 然而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 需要繼續加以完善和發展。通過研究發展經濟學新發展觀的背景，內涵和不足提出加速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應具備的基礎條件及應采取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發展經濟學；新發展觀；發展理論
發展問題始終是人類社會所熱切關注的一個永恒課題。發展經濟學自誕生以來， 就一直以發展為核心來探討發展中國家如何擺脫不發達的困境。在發展經濟學六十余年的發展歷程中， 發展經濟學家對于發展這一核心問題進行了不懈的探索， 對于發展的認識不斷深化， 逐步形成了比較的新發展觀。因此， 對發展經濟學的新發展觀進行梳理和分析， 對于樹立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無疑具有很大的借鑒意義。
1 新發展觀問題研究
筆者認為，目前我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已從傳統的模式向新模式轉變，即經濟發展不僅限于經濟增長，而是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上，追求實現國家或地區經濟結構、社會結構、人口素質、生活質量、生活方式不斷提高和文明化，而所謂新發展觀是一個內涵非常豐富的觀念體系， 它涵蓋了當展經濟學家對于對發展問題的許多新認知。具體來說， 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1.發展的方式應當具有可持續性。可持續發展觀對增長發展觀把經濟發展看作是不依賴外部環境的孤立系統的這一重要缺陷進行了必要的修正和補充， 它認為經濟發展只是外部有限生態系統中的子系統， 經濟發展的子系統與外部生態系統之間相互關聯， 互相影響， 必須反對人類對于自然生態系統的無限制索取。只有這樣， 發展才能持續下去；2.發展的目標應是實現人類的自由發展。財富、收入、技術進步、社會現代化等只屬于工具性的范疇， 它們最終是要為人的發展、人的福利服務的。新發展觀把發展看作是一種不可剝奪的人權，認為發展過程必須是公民真正參與的過程， 是本著公平和公正利益分配原則穩步提高所有人福利的過程”， “在此進程中所有的人權和基本自由最終都將逐步充分實現；3、對發展的機制和手段做出了一些新的思考。新發展觀認為， 由于發展中國家的信息極不充分， 因而， 政府和市場失敗是一種普遍現象。從理論上講這可以通過法律程序來糾正， 但是發展中國家的交易規模普遍較小， 司法成本通常超過了調節爭端的預期收入。由此， 新發展觀另辟蹊徑， 提出了配置資源的新的經濟運行機制。只有實現國家、市場與社區三者的互補結合， 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才能得以順利進行。
筆者認為，新發展觀的產生不僅昭示著發展理論的研究正在向更大的領域擴展， 同時也標志著發展經濟學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然而新發展理論也存在著諸多的缺陷和不足， 必須引起人們的重視。首先為發展目標的泛化。汲取傳統發展觀把經濟增長作為惟一發展目標的教訓， 新發展觀把經濟增長、分配公正、政治民主、環境保護、人的自由實現等等都納為發展的目標， 雖然面面俱到， 卻不免使人無所適從。面面俱到的發展目標在事實上是不可能實現的， 各個發展目標并不具有相容性， 各目標之間的沖突在所難免， 這方面很大程度上被新發展觀所忽視；其次是缺乏對不確定性發展的關注。新發展觀提出的發展方式和手段基本上都屬于確定性發展和隨機性發展——尤其是確定性發展， 這種對人類發展理性的過分推崇， 難免會造成發展的某種迷失；為發展的視野狹窄。當今時代， 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加速發展， 世界各國的發展相互聯系、相互影響， 任何一國的發展都不可能再是國別范圍內的封閉式行為。然而新發展觀的發展視野基本上局限于民族國家的界限之內。超國別范圍的共同體、非國家行為主體、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對于發展中國家發展的影響， 新發展觀都沒有進行系統的分析， 更缺乏建設性的理論體系建構。
2 在新發展觀模式下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思考
筆者認為，當展經濟學家植根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實踐，通過系統反思傳統發展理論的優點和不足， 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的關于發展中國家發展問題的新認知。與傳統發展理論相比， 新發展觀在許多方面都有所突破。我們應該借鑒發達國家和地區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經驗教訓，結合我國國情及新的發展觀的要求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1）樹立以科學技術為先導，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科學技術觀。
經濟的發展，經濟效率和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歸根結底都依賴或取決于科技進步。當今世界上經濟增長方式已經由粗放型轉變為集約型的國家和地區都十分重視科學技術的作用。結合西方國家的經驗來看，美國政府把發展科學技術放在首要的地位，成立了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由正副總統任正副主任，以加強國家對科技的領導作用。根據經濟學家的測算，二戰后的50年中，美國生產率增長的1 /3應歸功于科學研究取得的成果。就亞洲來講，日本在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時也十分重視科學技術的作用， 1959～1979年，日本從西方其他發達國家引進技術33 854項，居世界及時位。因而要實現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必須牢固樹立科學技術是及時生產力的科學技術觀念，以科學技術為先導，這樣才能有力地促進經濟的增長及增長方式的轉變。
（2）具有培養提高勞動者素質的多層次教育體系及職業培訓機制。
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經驗之一是，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是伴隨著技術含量的提高而實現的，而技術含量的提高需要高素質的勞動者作保障。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認為，人力資本，即人的知識能力、健康等素質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遠比物質資本和勞動力數量的增加重要的得多。從美國等國家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和該比重提高的速度看，這些國家都十分重視發展教育事業，這是使這兩個國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一條重要措施。而我們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快速轉變，政府必須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建立多層次教育體系及職業培訓機制，其開發和投資為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提供強有力的智力支持。
（3）積極促進結構調整，適時推動產業結構優化與升級。
廣義的經濟結構包括產業結構、地區結構、分配結構、消費結構等。最重要的是產業結構與區域結構。發展中國家要實現經濟的迅速發展，必須將農村的過剩勞動力轉移出來，并進行合理的產業分工及產業引導，進而實現工業現代化。發達國家普遍走過的一條經濟發展道路就是從粗放型經濟到集約型經濟。面對日益嚴重的能源危機，我國必須調整經濟結構，優化產業結構，促進低能耗的高新技術產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改造高能耗的傳統產業；提升第二產業的技術含量，提高其勞動生產率；以促進投資結構的演進來推進產業結構升級。這樣才能有力地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4）政府具備較強的駕馭經濟的能力，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能夠進行適度干預。
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經濟發展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同時也需要政府進行發展管理來彌補以確保經濟穩定健康發展。在一定的社會形態和一定的發展階段上，何種經濟增長方式占主導地位，應主要由市場的力量來決定。西方國家實行自由市場經濟走過了一段漫長的發展道路。如果我們從產業合理化入手，在政府的干預下，通過不斷調整產業結構，則可能實現經濟集約化程度的快速提高。因此，政府對經濟的有效干預對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是十分必要的。
（5）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大力發展循環經濟。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粗放式的外延擴張，以“高投入、高消費、高排放、低效益、難循環”為特征，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雖實現了經濟快速增長，但卻造成礦產資源和能源日趨短缺，生態環境總體惡化的后果。據統計， 2003 年，我國消耗了世界鋼鐵總產量的30% ，水泥總產量的40% ，煤炭總產量的31% ，實現gdp卻僅占世界的4% ，并使資源基礎和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陜西省在石油和煤炭等能源開發上也經歷了同樣過程，付出了沉重代價。因而必須樹立可持續發展理念，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大力發展循環經濟，以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及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
（6）依據經濟發展的進程科學選擇經濟增長方式的能力。
綜觀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歷史可以看出：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不是由人的主觀意愿決定的，而是由經濟發展的進程所支配，跨越客觀發展階段而人為地進入某種經濟增長方式對一國經濟發展進程而言，未必是的，甚至效_果會適得其反。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是一個漸進的、長期的過程。對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立刻由粗放型的經濟增長過渡到低投入、高效率的集約型的經濟增長是不切合實際的。因此，在現階段我國選擇集約化投入型的經濟增長方式，繼續擴大要素投入，更具有客觀現實性。當然，在投入時我們應該不斷地提高要素投入的效率和要素組合的優化程度，逐漸提高經濟的集約化程度，為經濟增長方式向低投入、高效率型轉化創造必要的基礎和條件。
（7）具備良好的經濟體制環境和完善的市場機制。
我們所謂的體質包括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等。發展經濟學研究體制應把體制作為發展的因素。構造合理的經濟運行模式，實際上是尋找一種合理配置資源、提高資源利用率的機制。以發展為綱來研究體制問題，使體制更加適應經濟發展的要求。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一定要有相應的市場體系。市場是市場經濟活動的舞臺，是企業參與市場競爭、資源進行市場配置的空間和環境。市場狀況如何，市場體系是否完善，市場機制是否健全，決定著整個經濟的運行效率。這是西方國家經濟增長方式成功轉變的經驗，也是蘇聯東歐國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失敗教訓之總結。
發展經濟論文:新制度經濟學的引入促使發展經濟學不斷變化
新制度經濟學的引入促使發展經濟學不斷變化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已經引起了發展經濟學者們的高度重視，制度內生的經濟發展理論已成為發展經濟學的一種流行的觀點。
1. 新制度經濟學的引入在方法論上給發展經濟學帶來的新變化
新制度經濟學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對傳統的發展經濟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人們在對新制度經濟學開山鼻祖科斯論文的詳細考察中發現，“其研究方法具有三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僅僅研究現實的經濟現象，不僅研究的對象是現實中出現的具體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條件也要符合現實；二是注重以個案為基礎的小樣本研究，重視歸納，但不排除演繹；三是從邊際上入手。”諾斯也強調：“歷史至關重要。……因為現在和未來是通過一個社會的連續性與過去連接起來的。今天和明天的選擇是由過去決定的，過去只有在被視為一個制度演進的歷程時才可以理解。”這對后來運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發展問題的學者產生了深遠地影響。傳統經濟發展理論特別是新古典理論“被過度概括模型的危險……（能夠）在某種程度上通過對啟發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環境適時并安置可變物進行詳細說明而得到避免。”在現實個案研究的基礎上，制度分析可允許我們“穿透”社會事實而不是遠離事實的分析模式來對發展問題予以說明。同時，通過“跨文化的啟發式研究”得到大量的個案積累，也“應該產生對不同的社會和文明內在的行動傾向理解水平”。
事實上，不同國別發展績效的差異，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釋，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許多情況下對發展績效會有更大的影響。新制度經濟學個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對不同時空中制度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初始條件具有的較大異質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見。新古典主義的約束條件根本不足以表達這諸多的復雜性。傳統的發展經濟學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將對經濟發展具有深遠影響的文化、意識形態等制度因素給排除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經濟學不僅克服了新古典經濟學的過度簡單化傾向，而且還克服了其把經濟理論置于抽象時空的。
2. 新制度經濟學的引入在發展的決定因素上給發展經濟學帶來的新變化
反貧困首先始于對制約發展因素的探討。所以對發展決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發展經濟學的核心內容之一。20世紀50年代-60年代的發展經濟學家依據哈羅德-多馬模型和羅斯托的“起飛理論”，認為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資本形成是經濟發展的約束條件和決定因素，形成了過分強調資本形成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資本論”。根據這種理論，發展中國家貧困的根源在于資本稀缺。納克斯提出貧困惡性循環理論和納爾遜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論則進一步展示了資本不足與發展停滯的惡性互動關系。
在猛烈抨擊“國家控制教條”中起家的新古典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嚴重的“政府失靈”，正是“看得見的腳”對“看不見的手”的踐踏應該對糟糕的經濟績效負責。只要政府放棄對經濟的過度干預，讓經濟系統“獲得正確的價格”，市場機制會自動地實現資源的配置，靜態的必將最終轉化為有效率的動態經濟發展。而作為新制度經濟學基礎的科斯定理告訴我們：交易是市場的前提。在交易成本為正的現實世界里，沒有適當的制度，任何有意義的市場經濟都是不可能的。奧爾森也明確指出，興盛的市場經濟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夠保障個人權利的制度。
有這些制度，也就沒有人會積極地儲蓄和投資。諾斯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則開門見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也是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所在。因為制度提供了人類相互影響的框架，它們建立了構成一個社會，或者更確切的說一種經濟秩序的合作與競爭關系。
3. 新制度經濟學的引入在發展政策上給發展經濟學帶來的新變化
發展中國家存在結構剛性和資本短缺的結構主義的自然主張是，利用國家的力量扭曲資源價格進行資本積累，組織對國民經濟各部門進行平衡或有選擇的大規模投資，以期借此走出貧困陷阱。新古典主義則認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邊”，經濟就能自然地得到發展。新制度經濟學認為，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個有效率的制度系統。因為①制度通過確定明確的規則，增加了資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減少了經濟活動的不確定性和風險，降低了交易成本，從而促進了市場更好的運行；②制度通過明確界定產權，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鼓勵了創新和企業家的出現，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持續的動力；③制度通過建立社會活動的基本規則，擴大了人類在經濟、政治、法律、文化等領域的選擇機會，從而進一步豐富了發展的內涵。
特定制度的出現與否取決于對它的需求和供給，公共選擇理論和“諾斯悖論”卻向我們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過安排激勵系統來刺激經濟增長，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為統治者的偏好、意識形態剛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導致政府維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鑒于此，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在促進發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現要依靠政府和社會的共同作用，特別是對政府要施加嚴格的限制，即建立一個受限政府。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經濟學破除了結構主義“政府萬能”和新古典主義“市場萬能”的幻想，為發展經濟學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為現實的視角。
總之，無論是在方法論上，還是從理論本身涵蓋的內容來講，新制度經濟學都汲取了結構主義和新古典主義的諸多積極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內進行了富有啟發意義的整合，并在此基礎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發展經濟學微觀實證化，內部各學派之間融合的發展潮流。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經濟發展理論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發展經濟學真正的復興之路。
發展經濟論文:發展經濟保險業初探論文
市場經濟的有效運轉需要一定的制度保障。法律作為正式化的內在規則對市場經濟的運行起著重要的調節作用。然而作為非正式化內在規則的信用在某些情況下對節約交易費用提高經濟效率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目前中國信用制度的不完善和交易主體的失信行為已經成為妨礙我國經濟正常運轉的重要因素。但是從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制度演進需要一定的時間，適應市場經濟的信用制度的建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為防止理性經濟人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行為對經濟效率的損害，發展信用保險業并建立社會信用管理體系，對提高市場的運轉效率具有重要意義。
一、信用保險業的作用
發達的社會信用體系對于市場經濟的有效運轉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由我國信用體系的不完善所引起的主要問題有：銀行呆帳壞帳問題，企業三角債問題，消費信貸市場不發達問題，中小企業融資困難問題及國際貿易信用風險問題等。就消費信貸而言，以房地產市場為例1995年，1996年及1997年全國普通商品房空置率分別達到87．8％，87．5％和87．4％。而我國中等水平住宅與中等收入家庭年收入之比在大多數城市超過6，其中上海達10．6，北京達10，3，廣州達10．2。而低收入水平和高房價正是住房消費信貸市場發展的條件。可是我國信用制度的不完善造成的銀行和客戶之間相互不信任及過高的交易成本成為消費信貸市場發展的障礙。而發展信用保險業一方面可以彌補目前信用體系不完善造成的市場效率損失，另一方面可以促進我國社會信用體系的建立。
及時，信用保險業的發展可以增加風險承擔的主體，從而降低企業信用風險，促進市場發展。信用保險是保障被保企業應收帳款免受不正常損失之保險。對銀行而言，保險公司的介入一方面可以與其共同承擔違約風險，另一方面又可以保障銀行按期收回款項。銀行風險的降低可以使投保人貸款的可得性提高。從整體而言，信用保險業的發展通過降低信用風險促進了市場效率的提高。
第二，信用保險業的發展可降低信用市場交易成本，擴大市場規模。如消費信貸市場與信用保險業的結合，保險公司作為第三方的介入可以更加有效的克服企業和客戶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防范并化解信息不對稱造成的信用風險，降低交易費用，從而促進信貸市場規模的擴大。
第三，信用保險業的發展可以提高企業信用風險管理水平，促進出口和消費，降低銀行呆帳壞帳比例，對房地產，汽車等市場的發展，對企業融資效率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四，信用保險業的發展可以促進我國信用體系的建立和完善。完善的社會信用體系應包括國家信用管理體系，企業信用管理體系以及個人信用管理體系等。信用信息的收集與傳遞貫穿了資本市場，商品市場和個人消費市場。信用保險業的發展必然會促進對企業和個人信用風險評估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同時，信用保險業的發展必然要求社會的企業信用信息收集和管理體系的發展，以及社會個人信用管理體系的建立。目前我國已經實行存款實名制，但是完善的社會信用體系是包括存款實名制在內的所有信用制度構成的一個統一的整體，僅僅建立了存款實名制并不能有效化解整個金融市場的信用風險。而信用保險業的發展可以促進我國社會信用體系的建立和完善，從而降低整個金融市場的信用風險。
二、目前我國信用保險業的發展狀況
信用保險業的發展程度高低是一國信用制度發達與否的重要標志。目前我國的信用保險業務主要包括出口信用保險，消費信貸保險等。
1．出口信用保險業的發展狀況。
及時，由于信息不對稱和不完善，出口企業面臨嚴重的信用風險、國家政治風險及匯率風險。出口信用保險對于出口商選擇靈活的貿易支付方式，降低信用風險，提高出口競爭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據統計全球國際貿易中有12％是由出口信用保險支持的，日本、法國、德國則分別達到39％、21％和13％。而我國出口信用保險僅占出口總額的1％左右。我國的出口信用保險業首先是整體發展水平低，險種單一，企業對出口信用保險重視不夠，業務規模與出口規模相比很不對稱。
第二，因出口信用保險較強的外部性和高風險性，一般而言政府應提供相應的政策性支持。目前國家對出口信用保險的政策性支持不夠，造成出口信用保險費率偏高，費率的厘定不合理，限制了出口信用保險業及出口貿易的發展。
第三，由于目前出口貿易尚缺乏企業資信調查系統，造成出口企業對客戶信息了解不夠，在沒有出口信用保險配合的情況下，產生大量的故意欺詐行為。
第四，我國出口信用保險業的發展目前缺乏相應的法律法規。因此，加快出口信用保險業的立法工作，使出口信用保險做到有法可依是規范和促進出口信用保險業發展的當務之急。
2．消費信貸保險業的發展狀況。
我國消費信貸發展十分迅速，成為商業銀行增長較快的貸款之一。目前我國消費信貸主要集中在個人住房消費信貸，汽車和助學消費信貸等方面，其中住房消費貸款占重要地位。2000年上半年，個人消費信貸達2500億元，而個人住房貸款達2130億元左右。消費信貸市場的順利發展必須有保險業的積極參與，化解信用風險。以美國為例，1991年美國的住房抵押貸款中各類抵押債務占GNP的68％左右。美國住房抵押貸款市場之所以如此發達與美國住房抵押貸款保險的發展是分不開的。因為，首先美國建立了政府機構擔保與私營保險相結合的完善的住房抵押貸款保險機制。政府抵押擔保機構有聯邦住房管理局(FHA)和退伍軍人管理局(VA)。私營保險機構與政府抵押擔保各占住房抵押保險市場的一半左右。據《1997—1998年度美國抵押保險公司協會統計匯編》，私營保險的市場份額1993年占53．1％，1994年為48．2％，1995年為61．3％，1996年為54．7％。其次，美國住房抵押貸款保險市場的擔保比例高，經營方式靈活。聯邦住房管理局(FHA)針對低收入家庭提供100％的貸款擔保，貸款人首付5％的房款就可以得到30年期的銀行住房抵押貸款，有力地促進了美國房地產業的發展。而且美國有綜合性的多品種房地產保險與住房抵押貸款保險一起在美國房地產經濟活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相對而言，我國消費信貸保險市場，尤其是住房抵押貸款保險市場的發展還存在很多不完善之處。首先，我國還沒有建立起完善的住房抵押貸款和房地產保險的良性運轉機制。住房制度改革滯后，缺乏有效的金融工具啟動廣大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消費需求。導致一方面是商品房閑置，另一方面是居民的住房面積嚴重不足。其次，保險機構沒有在信貸市場上發揮應有的積極作用，對個人住房抵押貸款違約風險缺乏有效的防范機制。目前，我國住房抵押貸款條件苛刻，交易成本高，貸款期限短，不能有效促進房地產業的發展。同時與成熟的房地產市場國家相比，我國與住房抵押貸款保險相配套的房地產保險品種較少。房屋產權保險，抵押保險，委托保險等險種市場目前還是空白。
3．其他信用保險業的發展狀況。
由于我國相應的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以及缺乏完備的社會信用管理體系，信用保險業的發展尚處于萌芽階段。出口信用保險，住房及汽車消費貸款保險之外的信用保險業仍是有待開發的領域。但是由于信用保險業的發展對其他行業如出口、房地產、汽車等市場的發展具有很大的促進作用，積極發展信用保險對完善市場經濟體系，促進經濟發展意義十分重大。
三、促進我國信用保險業發展的途徑
信用保險的發展有賴于我國社會信用管理體系的構建，而信用保險業的發展本身又會促進我國社會信用管理體系的構建。在目前我國信用體系不完善的情況下，發展我國的信用保險業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建立我國的社會信用管理體系。
目前我國不僅是缺乏個人信用的商業保險及個人信用評估和管理體系，而且整個社會信用體系尚沒有建立起來。而完善的社會信用管理體系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社會信用作為市場經濟的行為規范，貫穿于社會交易行為之中，促進交易效率的提高和市場規模的擴大，保障市場經濟的順利運行。完善的社會信用管理體系是由以下幾方面組成的統一整體：
一是企業信用管理體系。企業信用管理體系主要由企業資信調查報告和企業資信數據庫構成。以美國為例，美國的Dun＆BradstreetCorp擁有近5700萬家企業的信用檔案，每一企業都有與其他企業相區別的ID身份號碼。這樣客戶就可以通過電腦實時檢索企業的信用信息。我國的企業信用管理體系的構建也應參照美國的作法，象個人存款實名制一樣，企業的帳戶和信用往來也應實行“實名制”，通過互聯網建立企業資信數據庫，徹底杜絕如多頭開戶等行為。這樣就節約了企業信用評估和管理成本。對政府監管當局來說，也節約了監管成本。
二是個人信用管理體系。目前我國的個人信用環境和信用秩序十分混亂，個人信用觀念淡薄，這種信用危機嚴重制約了消費信貸的發展。個人信用管理體系的建立應與個人信貸結合起來，采取個人信用調查與消費者自主申請相結合的形成，完善個人信用評估方法，逐漸建立個人信用數據庫。個人信用管理體系的建立將會強化個人信用意識，規范信用秩序。
三是國家信用管理體系及相應的立法。政府作為制度供給者應加強立法工作，為信用制度的建立制定法律規范。隨著我國經濟開放程度的提高，以及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推進。規模企業信息的披露和加強對企業的監管顯得十分重要。同時，由于人的機會主義傾向，政府作為擁有暴力潛能的第三方建立一定的懲罰機制，增加違約成本，對維護信用制度的良性運轉是必不可少的。目前我國除保密法以外，對企業資信數據的開放度缺乏法律界定和規范，不利于我國企業信用管理體系的建立。
四是發達的社會信用管理行業。由于信息的不對稱和不完善，企業和個人信用數據的收集和管理需要花費大量的搜尋成本。而相應的中介服務行業的發展，可以降低搜尋成本，提高市場交易效率。
2．建立政策性和商業性的出口信用保險及出口信貸擔保制度，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
出口信用保險具有高風險性和很強的外部性，純商業性的保險機構無法獨立承擔風險，而其本身對促進出口和經濟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出口信用保險一般作為政策性保險，由政府給以一定的支持，以降低經濟主體的風險和保險費率，促進出口。目前我國的出口信用保險業尚沒有形成完善的體制，國家專項基金數額過少，費率過高，導致投保成本高，投保比例過低。
3．盡快建立完善的抵押貸款保險體制。
就住房抵押貸款而言，建立針對中低收人家庭的住房抵押貸款政府擔保制度和商業化的保險制度，一方面可以改善全民的居住條件，提高社會福利水平，另一方面可以啟動房地產市場，帶動經濟發展。據上海社會科學院1981年的投入產出研究，我國在住宅上每增加1億元投資，可帶動其他23個相關產業增加1．479億元投入，直接和間接帶動的產業有60多個。當前住房抵押貸款及其他消費貸款保險發展的主要障礙是缺乏社會信用管理體系及信用風險的評估和防范經驗。
4．加快社會信用管理和信用保險的立法工作。
目前我國出口信用保險，消費信貸保險等缺乏相應的法律規范。《保險法》的相關規定過于簡略，無法滿足經濟發展需要。其他如住房抵押貸款保險，汽車信貸保險等沒有明確的法律規范，《民法》，《商法》的相應規定和保險法一樣，過于簡略，且缺乏實施細則。
5．積極開發保險品種滿足市場需要。
目前我國相應的保險品種過于單一，不能滿足消費者需要。現在財產保險日益向綜合性方向發展，如住房抵押貸款保險不能嚴格稱為信用保險，它是由多種保險組成的綜合性保險。險種單一就不能發揮綜合性保險的經濟功能。
發展經濟論文:市場改革開放加快發展經濟論文
[論文關鍵詞]十七大報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解放思想；改革開放
[論文摘要]追溯我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的歷程，不難得出結論：只有解放思想，才有改革開放；只有改革開放，才會快速發展；只有繼續解放思想，才能深化改革開放。進一步解放思想，是黨的十七大的主題之一，也是以科學發展觀為核心的建設小康社會的新思路、新方略和時代潮流，是我們觀念創新、制度創新、管理創新，落實十七大精神的前提和內在動力。
十七大報告指出：解放思想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法寶；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馬列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這是對改革開放30年成績和經驗的洞明，又是對深化改革、更好地開放的深刻揭示。
一、只有解放思想。才有改革開放
回顧三十年改革開放的實踐，認真總結改革開放以來的寶貴經驗，我們特別懷念開創了中國改革開放歷程、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充滿活力的我黨第二代領導集體、特別思念它的帶頭人鄧小平同志。誠如同志指出的那樣：“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開創的。”鄧小平和他的戰友們在復出后，首先身體力行的就是解放人們的思想!
十年的那場浩劫，使我國經濟走上了崩潰的邊緣，各級政府已幾近癱瘓。內亂造成的危難局面、人為形成的各種矛盾加暴舉，讓不少人肉體和靈魂莫名地受到極大的摧殘，還有不少人冤死在執行錯誤路線的“自己人”手里。人們驚恐萬狀，人際關系隔閡。尤其是思想的禁錮，人們變得圓滑世故、趨利避害、明哲保身。只說粉飾太平、不關社會痛癢的大話、套話和大言欺世的空話，而社會正義不得伸張，是非曲直無處傾訴。憂國憂民的人心急如焚，剛直不阿的人敢怒不敢言，唯恐投機分子給上綱上線，抓辮子、打棍子。一時間，觀望派、逍遙派比比皆是，人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空前地被削弱挫傷。粉碎“”后，全國人民重新獲得了解放，人們歡欣鼓舞、精神振奮，希望盡快改變國家混亂不堪的局面，能放開手腳去大干社會主義。而“兩個凡是”又畫地為牢、深閉固拒，嚴重阻礙和束縛了人們的思想。這又一次大傷了中國人的元氣和魄力，人們的思想再一次陷入迷茫的泥淖。鄧小平同志復出領導崗位后，直面人們的大喜大悲與怒不可遏，憂憤地頂著“”的高壓，毅然決然地實行整頓。他利用各種工作時機，因勢利導、循循善誘，以精辟明快、高屋建瓴的話語，深入淺出地啟迪人們去思維，用一系列談話解放人們的思想。以提高認識為突破口，探索和踐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
對于解放思想的目的性和重要性，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講解放思想，是指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打破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束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斷在路線斗爭錯綜復雜、國家前途命運的緊要關頭，是鄧小平同志挺身而出、力挽狂瀾，以他勇于斗爭、善于內省的獨立思考精神，用解放思想為先導，扭轉了局面，摒棄了墨守成規、執迷不悟者的錯誤。他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科學地評價和思想，徹底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理論和錯誤實踐，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吹響了走自己的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時代號角。
解放思想，揭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沖破了“兩個凡是”的樊籬，在思想領域展開了撥亂反正、批判“唯生產力論”、提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開啟了全國各行各業人民群眾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閘門。使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又重新確立起來。獲得新生的干部群眾在科學戰線，文藝戰線以及各行各業迸發出極大的熱情和智慧，新思想、新舉措、新成果層出不窮，人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從來沒有這么昂揚，這么意氣風發。
回首三十年的改革開放過程，正是人們思想從僵化半僵化到活躍、從封閉半封閉到開放的思想轉變過程。我黨第二代領導集體踐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轉折點、里程碑和重要標志，成為粉碎后的及時次思想解放，并獲得巨大成功。它為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個我黨歷史上的及時個關于改革的決定，以及而后的農村經濟改革、商品經濟、市場經濟，股份制等一系列理論問題的提出，實現“新時期最顯著的成就是快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創造了發展的條件。
二、只有改革開放，才有快速發展
對于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理論，鄧小平同志強調，改革是一場新的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不堅持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條。對外開放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項基本國策，應該吸收利用世界各國所創造的一切先進文明成果來發展社會主義，封閉只能導致落后。在1992年視察南方的講話中，鄧小平明確指出：“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誰不搞改革開放誰就下臺。”指出要不囿于姓“社”和姓“資”的問題，進一步解放思想，謀求發展。
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坐地保守到改革開放，這是粉碎之后我黨歷史上第二次思想解放。其間確立的判斷改革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三個有利于”的標準，是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開創的，是解放思想獲得的巨大收獲。它和以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創立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一起，成為90年代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在實踐中回答黨應該是什么樣的黨的思想創新、體制創新和理論創新，實現了從鄧小平到再到幾代領導集體傳承力持的求真務實謀發展，推進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火炬接力。
由于改革開放，從1978年到2006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從2165億美元增加到26269億美元，GDP增長了12.3倍，年均增速遠遠高于同期世界年均增速，人均GDP已達2010美元。我國的經濟總量先后超越了法國和英國，位居世界第四。從一個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沿的國家變成了全球第四大經濟體，由低收入國家步入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由于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的大大增強，全球影響力大大提升，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國家已達70多個。我們在30年的時間里城鎮人口達到近6億，有2億農民擺脫了貧困，13億人初步達到了溫飽和小康，實現了從貧窮一溫飽一整體小康的跨越式轉變，成為世界發展史上的奇跡。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國科技創新能力穩步提升，部分領域進入世界前列，整體上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進一步縮小，我們的研發投入逐年增加。據《世界競爭力年鑒2007》公布的，我國的國際競爭力在55個國家和地區中由上年的第17位升至15位。我國的香港、澳門也極盡自己的優勢、海峽兩岸的互利合作捷報頻傳。外商投資、外資企業在改革開放后的驟然增多，“復關”與“入世”后，多方位的對外開放已成定局。改革開放不但促進了經濟、同時也帶動了我國其他領域的國際化進程。中國從封閉、貧窮、落后缺乏生機到開放、富強、文明、充滿活力并躋身世界先進行列，誰都不能不承認：改革開放是我們的強國之路，是我們國家振興的活力源泉。
改革開放和快速發展符合黨心民心，合乎全球化時代的發展趨勢。改革開放也讓我們從陳舊的發展觀中解放出來，在世界范圍內與所有國家和地區普遍交往和合作，有利于我們知此知彼，在謀求生存和發展的世界舞臺上為自己尋找更多的機遇，更能發揮中華民族的創造、奮斗精神，順應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突破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各種舊觀念和不合時宜的思維框架。在十七報告中說：“新時期最鮮明的特點就是改革開放。”“新時期最顯著的成就是快速發展。”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
三、只有繼續解放思想，才能深化改革開放
1.新時期仍然要把解放思想放在首位。思想是行動的先導，擁有怎樣的思維方式，就會采取怎樣的行為路徑，對改革開放認識的高度和廣度。將決定革故鼎新的強度和熱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史無前例的，適應新形勢、應對新挑戰、認識新事物、完成新任務，我們只能繼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而不是抱殘守缺，固步自封，甚至螳臂當車。為新世紀、新階段、新起點上的新一輪思想大解放去積極探索，興利除弊。“解放思想是黨的思想路線的本質要求，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開拓新局面的強大思想武器。”
2.在深諳世情、國情、黨情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回顧黨的奮斗歷程，我們在實踐中的每一個重大發展，理論上的每一個重大突破，工作上的每一個重大進步，都離不開解放思想。同志繼續解放思想的召喚，是我們深化改革開放，不斷解決新課題，實現新突破，開拓新境界的關鍵，是對黨的政治智慧、決策能力的新考驗。
隨著對外開放的日益擴大，我們面臨的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上占優勢的情形長期存在，我們的機遇和挑戰都在增加。我們應認真地與世界飛速發展的情勢相對照，與中外反差相比較，通觀國情。明察于外。在了然把握世界態勢的情況下給自己找方略、尋空間，與他國合作互利，優勢互補，積極參加國際標準的制定，參與世界分工。面對國際市場的掣肘，我們更要抓核心產品、要害產品、技術含量高的產品的發展，主動、盡快地提升自己的國際競爭力。為了不受別人牽制，除了揚長避短，轉化劣勢，尋找差距和不利因素外，更要從13億人的可持續發展找出路，制定有效的激勵措施，實施人才強國戰略，出臺培育國際化人才的機制，重視對現有人才的培養利用，開發高科技產品。
“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取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以啟迪我們自己的智慧與創造。我們已經改變了和正在改變著中國在世界被邊緣化的積弱積貧、缺乏活力和創新力的閉關鎖國、閉門造車、把自己排除于世界文明發展場外，參與權、表達權往往自動放棄，對外來的干涉、野蠻挑戰的封閉、緘默或不抵御的狀況。通過十七大報告的學習，我們要繼續解放思想、深化改革開放，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對外開放國策提升到新的認識高度。解放思想是全球化時代開放理論的鮮明特點。文化是全人類在社會各個歷史階段創造的文明成果的總匯，是人類共建共享的精神財富，世界歷史進程中有重大影響的宣言、憲章、法案，是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參考和指導。超級秘書網
政治文明是社會進步的首要任務，我們要落實以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實現執政的科學理性。不囿于姓資姓社的爭論，追求人類社會的共同理想，讓平等、自由、科學、民主這些人類美好的事物在我們的國度蔚為風氣。摒除各種歧視、等第和偏見，倡導人民群眾自覺參政議政的主人翁意識，保障公民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有依法發表意見的意愿和權利，懂得民主是社會穩定的基礎，科學是社會進步的加速器。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才剛剛開始，為提高決策的科學性、改革措施的協調性，我們要處理好改革與發展、穩定的關系，要進一步解放思想、開闊視野，更新觀念，大膽創新。去建構高度開放、透明的服務型政府，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來解決“潛規則”中濫用權力的社會問題，堵住權力尋租的漏洞，讓腐敗分子無機可乘。為讓政令暢通無阻，在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中，繼續探索以制度建設來化解存在的問題和矛盾，讓特權者放棄“既得利益”，能顧全大局，讓人際政治、權力無約束得到杜絕，徹底改變膨脹、扭曲和蛻變的權力。通過機制和制度的建立，讓有效的決策、執政和監督互相制衡，以達到社會建設持續的良性互動。
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要重塑社會主義價值觀念，規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調整不合理的產業結構，遏制壟斷和暴利，鏟除產生剝削和掠奪的不平等競爭的土壤，改變“世界大工廠”造成的環境惡化、資源浪費、成本代價過高的問題，對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矛盾和粗放經濟增長方式予以堅決和盡快地扭轉，以改變我國的基尼系數，實現我國向新型工業化道路的轉變。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把民生中的工資、教育、醫療、住房、就業、社保、環保和安全問題作為GDP比重的重要指標，盡力解決發展中存在的城鄉不統一、地域不平衡、同工不同酬等不協調問題，以提高人民生活質量和幸福指數為著眼點，提高人民的普遍福利。要為努力提高國民素養，去創造靈活多樣、切實可行的國民終身教育的條件，營造一個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的社會氛圍，從源頭上解決這些問題，減少矛盾，深化改革。
發展經濟論文:保護環境中發展經濟問題探討
摘要：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除了要關注GDP的增長外，還要關注其他的發展指標，如環境，教育和文化等指標，文章著重談了環境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關鍵詞：環境問題人與自然
1經濟發展中的環境問題
我國的經濟發展速度舉世矚目，GDP呈現持續增長的趨勢，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環境問題同樣不容樂觀。土地沙漠化，春季肆虐的沙塵暴，不僅給人民的生活帶來了不利，也阻礙經濟的發展。沒有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的環境，人民的幸福生活無從談起，經濟的發展也失去了終極目標，反過來又阻礙了經濟的發展。“今年上半年，我國西南省份先后出現了大范圍的干旱。自然災害造成直接經濟損失近數十億元人民幣。”“‘近兩年來，我國的環境問題嚴重’已經成為調查中受訪者的共識，這種說法的支持率達到94.8%。而選擇‘一般’和‘說不好’的占4.1%，“不太嚴重’的占1.1%。在梁從誡主編的《2005年環境綠皮書》中，記者看到了這樣一些統計數字：《人民日報》報道，山清水秀的四川省每年因酸雨造成的損失高達113億元；《光明日報》報道，汽車尾氣已成大氣污染的首要污染源，到2025年前后，我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將居‘世界及時’；新華網消息，當前我國農產品產地正遭受從水體-土壤-生物-大氣的多方位立體污染；中新社電，中國90%的城市地下水不同程度遭受有機和無機有毒有害污染物的污染。從空氣、水源到土壤、糧食，我國的環境問題漸漸從‘局部潛在’走向‘爆發’。有網友評價我們現在的生活環境是，‘迷迷瞪瞪上山，稀里糊涂過河’。本次調查也印證了公眾對環境問題的普遍關注和擔憂。調查中，公眾最擔心的是水污染，87.1%的人認為水污染對生活影響較大。接下來依次是空氣污染（85.6%）、生活及工業垃圾污染（73.0%）、食品污染（63.0%）、植被減少和荒漠化（57.2%）、噪聲污染（52.1%）等等。”
這種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發展模式，教訓是極為慘痛的。嚴重的環境問題已經阻礙了我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使我們經濟增長出現了停滯不前的局面。現在的環境問題引起了各個方面的關注。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解決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問題已經提到戰略高度。
2經濟發展中如何做到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馬克思認為，自然反映人的本性。人的功利價值觀影響著自然界的發展，人的不合理的消費給環境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在追求經濟增長的同時，關于如何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人如何與自然和諧相處，不丹的發展模式給我們以啟示。
2.1不丹模式給我們的啟示“所謂不丹模式就是注重物質和精神的平衡發展，將環境保護和傳統文化的保護置于經濟發展之上，衡量發展的標準是國民幸福總值(GrossNationalHappiness，GNH)，而不是我們通常采用的GDP(國民經濟總值)。國民幸福總值最早由不丹國王旺楚克在1970年提出，他認為政府施政應該關注幸福，并應以實現幸福為目標。他提出，人生基本的問題是如何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間保持平衡。在這種執政理念的指導下，不丹創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經濟增長、文化發展和環境保護四級組成的國民幸福總值指標。追求GNH較大化是不丹政府至高無上的發展目標。實踐的結果是在人均GDP僅為700多美元的不丹，人民生活得很幸福。”不丹的發展模式就是環保優先的發展道路，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很好地發展環境，為了環境保護寧可犧牲旅游資源所提供的經濟價值，采取有限的旅游政策，對旅游人數進行有效的限制，從而使環境得到保護。這種模式顯示了強勁的后發優勢，“它一直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率，現在已經超過印度等其他國家，在南亞各國中是國民平均收入較高的國家。在世界銀行的排行榜中也大大超過了其他發展中國家成為及時位。”不丹人民在享受經濟發展帶來的恩惠的同時，沒有被物欲所迷惑，保持著平和與淡然的心境。
2.2經濟發展中注重人與自然和諧的措施和諧社會中人與自然的和諧，根源于人。人的本性、價值觀影響著生態的發展。那么一個社會發展的首要前提就是自然界的不破壞，歸根到底就是持有怎樣的發展觀，如何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只注重物質增長的發展觀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已經為我們敲響了警鐘，而且這種發展觀的后發優勢已經日顯衰竭和不足，所以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以及和諧社會的構建提醒我們要注重人的發展和環境的保護。2.2.1發展經濟的同時，發展教育事業，促使人的發展。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我們的發展觀左右著我們的發展，也影響著我們的發展速度。我們在和諧社會的構建中提出了四大文明，即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態文明，其中生態文明是最重要的文明，它既是四大文明的基礎，又是四大文明的較高境界。現在一個國家較大的安全不僅是有沒有高水平的軍事設施，生態的安全與否更是較大的安全。生態文明的較高境界就是達到我國古代文化中所強調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人不是大自然的主宰，大自然是我們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源泉和基礎，我們應與大自然和諧相處。在科學發展觀中明確提出了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我們和諧社會的構建中，同樣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
2.2.2要禁止人類無窮盡的貪婪欲望，節制自己的欲望，注重人真正意義上的幸福。環境問題究其原因，是由于人的貪婪的欲望所致。我們為了自身的享樂去食用珍貴動物，導致某些動物的滅絕；我們大肆開發旅游資源，破壞了原來的生態平衡。這些都是人類片面追求物質財富，追求經濟增長，而忽視環境問題所導致的惡果。在發達國家中，如美國和日本，由于嚴重的環境問題，高GDP的增長并沒有帶來相應幸福感的增加，這說明，人的幸福感不僅僅來源于物質財富的增加。人的幸福快樂不應該僅僅是建立在物質滿足的基礎之上，不能是簡單的拜金或者是物質的奴隸，還有物質以外的因素起著重要的作用。最近的研究表明影響人的幸福的不僅僅是物質財富的增長，還包括家庭幸福、良好的生存環境、工作環境和良好的人際關系等等多方面的因素。人的幸福應該是建立在更高的要求之上。與此相適應，國家的發展觀要想提高人們的幸福感，不能簡單地把發展定位于財富的增長和經濟的發展，滿足物質生活需要，有豐富的物質財富，同時，也要有更高層次的發展要求，例如高尚豐富的社會生活，和諧優美的環境，豐富多彩的精神產品，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幸福生活，才是一個國家發展的最終目標。
2.2.3為了經濟的增長和人民真正意義上的幸福生活，有必要降低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經濟增長的速度，做到真正的可持續發展。不僅要關注眼前的利益，更要關注長遠的利益，避免發達國家在經濟高速發展之后，又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解決環境問題，結果得不償失。所以要注重和諧發展，提高我國經濟發展的后發優勢，進而為更快的經濟增長作好鋪墊，使經濟增長能夠真正惠及全體人民，讓全體人民在和諧幸福的環境中盡享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幸福生活，而不是在惡劣的環境中痛苦地過著富裕的生活。因為人畢竟不同于動物，在進行物質享受的同時，精神文明的成果才是人們幸福的最終源泉。就象不丹模式所顯現的那樣，注重環境保護優于經濟的發展，結果不但沒有阻礙經濟的發展，相反，經濟發展呈現良好的態勢，GDP增長處于世界的經驗豐富地位。注重環境的發展，我們可以借鑒不丹模式，把環境指標作為各項工作的首要指標，如考核干部，衡量一個地區的發展，都要把環境指標放在首位，而且是必不可少的指標。
所以，在我國的經濟建設中，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構建經濟社會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和諧社會，雖然任重道遠，但是只要有正確的發展觀作為指導，必然會有光明的前途。超級秘書網：
發展經濟論文:淺析我國水工業發展經濟政策體系
摘要：文章針對市場經濟向新興的水工業提出的挑戰，分析水工業發展的經濟政策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水工業經濟政策包括價格、稅收、投資信貸、市場刺激，以及經濟核算體系等幾方面的內容。
水工業是傳統的給水排水工程，在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為適應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而形成的一項新產業。水工業既然作為一項產業，就應該有相應的政策作為其發展的保障，其中水工業的經濟政策就是水工業政策的一項重要內容。目前，我國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市場機制在經濟活動中的基礎性作用也正日益加強，如何加快建設市場機制下我國的水工業經濟政策體系，更有效地利用經濟手段來促進水工業的發展和完善，盡快地與國際機制接軌就成為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1.我國現行水工業經濟政策分析
1.1我國的現行水工業經濟政策基本狀況
在我國，傳統的水工業管理政策是以政府的直接行政干預和控制為基礎的，其中的經濟手段只是法規制度（尤其是排放標準）的輔助工具。目前，所使用的水工業經濟政策本身沒有形成一個獨立和完善的體系，政策內容主要包括排污收費制度、綜合利用水資源、水資源保護收費制度及民用水和工業用水的收費制度等。
1.2現行水工業經濟政策存在問題
目前實施的排污收費制度和綜合利用水資源等政策雖然對我國的水環境保護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這些制度和政策都是在計劃經濟體制或經濟體制轉軌時期提出的，依然存在許多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①指令性的自來水水價的問題，由于自來水的水價不是按商品的價值規律制定的，歷史的原因造成了自來水的價格相當低，結果自來水公司因沒有足夠資金進行擴大再生產或重大技術改造，導致城市缺水狀況日趨嚴重，自來水公司多在虧損或微利的情況下運營。
②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已有的水工業經濟政策就存在一個如何適應市場機制的問題，如排污收費的有償使用和貸款豁免本身就不符合“污染者付費”的原則。由于我國當前合理用水水平還較低、單位取水量產生的經濟效益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還有很大，所以水工業經濟政策沒有真正體現價值規律（如排污收費大大低于污水廠的運行成本），同時，也未引入市場競爭和政府宏觀調控相結合的水資源分配機制。
③現行水工業經濟政策缺乏系統性，還沒有形成有利于實施可持續發展思路的水工業經濟政策體系。在制定政策時，往往局限于在水工業管理系統的內部考慮，較少從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向更多地應用經濟手段轉換的角度來制定水工業政策。
④已行的經濟政策本身需要重構或改革，尤其是排污收費制度。我國現行的排污收費制度從嚴格意義上講是一種違章超標罰款制度，在標準的制定、排污費的征收、資金管理和使用等方面存在許多亟需解決的問題。
2.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水工業經濟政策研究
筆者認為，在當前以建立市場經濟為目標的改革大潮中，應不失時機地加快建立適合市場機制運行的水工業經濟政策體系。該體系應包括價格、稅收、投資信貸和微觀刺激以及綜合的水工業經濟核算制度等主要政策。
2.1水工業的價格政策
水工業是集產、供、銷及回收于一體的行業，也是對產品用過后進行回收的行業。自來水就是一種具有“二重性”的商品。因此，自來水的價格，就應該將“二重性”商品的特點包括進去，按市場經濟的原則來制定。這樣，水價除水資源價格外，不僅要把自來水公司以及水廠等一切設施的修建經營、折舊以及擴大再生產所需要的費用包括在內，同時必須把所有廢水的收集、回收以及排放等全部設施的相應費用也應包括在內。
而且我國水資源價格普遍偏低，在今后的價格改革中，應逐漸把水資源直接投放市場，根據價格規律和供需關系來調整水資源價格，使市場價格地反映水資源成本，最終建立一個可持續性水資源價格體系。
建議可以采取的政策主要有：
①根據全成本費用確定水價格，對那些明顯不利于水工業持續發展的產品征收附加稅，使這些產品反映經濟再生產過程中的水工業成本。
②根據地區和質量差異實行差別價格政策，鼓勵節約用水。
③在國家或企業制定水資源的開發投資計劃時，采用經濟價格以取代低于長期邊際成本的市場價格或指令性價格；
④權衡價格調整的替代影響，充分利用其它刺激（如稅收或使用收費）措施，以消除價格上漲對主要用戶（如城市居民）的不利經濟影響。
2.2水工業的稅收政策
在完善水價格體系的同時，對一切開發利用水資源的單位和個人按其對水資源開發利用程度或產生污染行為征收一種稅收。目前，正值稅收體制改革的關鍵時期，有關部門應盡快研究和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水工業稅收體系。建議該體系應包括下列內容：
①建立和實行稅收差異或優惠政策，扶持、引導水工業的發展，近期可以在現存稅種的稅率基礎上實行。
②對于廢水綜合利用和清潔生產給予一定稅收優惠，在一定期限內免交全部或部分稅收。
③對于結合水源保護區管理，開展多種經營的收益，也應給予稅收或減免優惠。
2.3水工業的投資和信貸政策
保護水源有很強的社會效益性，為了持續發展水工業，需要政府在財政預算、投資渠道和信貸市場方面給予扶持。政府部門應加快建立一個長期穩定的投資信貸體系，使更多的資金投放水工業生產過程中。建議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①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建立國家水工業基金或國家水工業投資公司，在國家政策性銀行（如開發銀行）中設立國家水工業專項貸款基金。
②國家也可以通過中長期債券，籌集大型水工業工程建設所需的資金。國家應對水工業投資項目的貸款利率、還貸條件和折舊等實行優惠政策。
③推行水工業投資有償使用，包括政府財政撥款、排污費和資源補償費等。地方水工業投資公司可以通過多種渠道吸收資金，包括中長期債券、股票或利用外資等。
④利用市場機制提高投資效益，如把水工業盡早推向市場，對水工業工程實行招標承包，推行自來水廠、污水廠的企業化經營。
2.4基于市場的水工業刺激政策
在建立宏觀和中觀層次上的水工業經濟政策之后，必須有相應的微觀層次的水工業經濟刺激手段與其相配套，以真正體現“污染者付費”原則。除去前面提到的排污收費和水工業稅收政策外，在我國還可以實行以下水工業經濟刺激手段：
排污交易制度：國家應在一些地方試點的基礎上，總結經驗，盡快推出有關排污許可證交易政策或規范，在其成熟時向全國推廣。該項制度需要與現行的排污收費、限期治理和集中控制等政策相協調。
水工業的保險制度：條件成熟時建立水工業保險制度，解決由于無過失污染事件引起的經濟賠償和治理污染的經濟責任問題。
2.5水工業與經濟核算制度
水工業經濟與水資源核算對于確定真實的國民財富價格，客觀地評價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和未來發展潛力，以及正確協調長期發展與短期增長，經濟增長和水資源之間的關系等方面具有重大的意義，建議采用如下措施建立該項制度：
建立水工業與水資源的核算理論與方法體系，完善、改革現行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選擇適當的部門和地區進行水工業經濟綜合核算制度的試點，把水資源核算以及水污染損失納入到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建立水工業與水資源的再生產活動為一個獨立產業部門的核算體系。
3.結論與建議
現有的水工業經濟政策已很難有效的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目前，正值建立市場經濟的關鍵時期，政府部門應抓住機遇適時制定和實施有關與市場機制相適應的水工業經濟政策。而且，我國的大部分有關水的法規和管理制度都是在計劃體制或轉軌時期建立的，在新的形勢下，應加快市場機制下的立法、管理體制重構或創新，為實施有關水工業的經濟政策提供相應的法律保障和配套措施。由于我國各個地區的經濟發展不均衡，市場發育和管理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國家應允許地方政府根據本地區的情況制定和實施有利于水工業發展的經濟政策，并及時總結經驗加以推廣。當務之急，還應盡快著手制定價格政策、水工業稅收政策、投資信貸優惠政策，并對這些制定或實施水資源的政策進行預評估和跟蹤評價，以便及時調整政策措施或完善實施條件。這樣，才能使我國的水工業適應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的不斷需求，進而推動整個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