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論：我們為您整理了1篇國際金融論文范文，供您借鑒以豐富您的創作。它們是您寫作時的寶貴資源，期望它們能夠激發您的創作靈感，讓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國際金融論文:國際金融一體化監管沖擊論文
「摘要國際金融一體化與金融自由化是國際金融領域最引人矚目的兩大成就,其獨特的“雙刃劍效應”既給跨國銀行業帶來發展的機遇,也對跨國銀行的監管造成巨大的沖擊。本文指出了傳統跨國銀行監管方式的缺失,在此基礎上研討了跨國銀行監管的新方式和發展趨勢。
「關鍵詞國際金融一體化、金融自由化、跨國銀行、監管
國際金融一體化(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tegration)和金融自由化(deregulation)是當今國際金融領域最引人矚目的兩大成就。盡管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曾受到一些非議,但二者作為國際金融領域今后的主流發展趨勢,是得到大多數金融監管當局、銀行從業者和經濟學家認同的。在國際金融一體化和金融自由化浪潮中,跨國銀行 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同時金融一體化、金融自由化也給跨國銀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金融自由化放寬限制競爭的規則,充分發揮跨國銀行的“覓利”功能;金融一體化則擴大了跨國銀行的經營空間,使其能在全球范圍內調度資金,經營各種業務,不受國界的限制。但金融一體化、自由化是一柄“雙刃劍”,在使跨國銀行獲得上述好處的同時,它也破壞了既有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增加了跨國銀行的經營風險,給目前的跨國銀行監管體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沖擊。
一、 全球金融一體化和金融自由化浪潮對跨國銀行業的“雙刃劍”效應
跨國銀行無疑是國際金融一體化與自由化浪潮的積極推動者和較大受益者。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所蓬勃興起的金融一體化和金融自由化浪潮,很大程度歸因于跨國銀行業的不懈努力和強大壓力。政治學家一再宣稱,銀行監管機構已形同虛設,淪為銀行業的代言人;許多經濟學家以所謂的“需求理論”來分析跨國銀行監管的意義,他們認為銀行監管作為制度供給方,是銀行業發展需求的產物,因而銀行業不斷向全球各地擴展業務的需求將決定銀行監管的弱化和放寬。2世貿組織烏拉圭回合談判中達成的《服務貿易總協議》(GATS)和1997年達成的《金融服務貿易協議》均加劇了這一趨勢。跨國銀行因此贏得了良好的發展氛圍和發展機遇,獲得了巨額的利潤,但在跨國銀行業空前繁榮的“泡沫”下,充滿危機的暗流正在悄悄地醞釀,并和諸多因素結合在一起,最終導致了世紀末的一場金融災難——亞洲金融危機。因此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和金融自由化浪潮洶涌的背景下,跨國銀行業機遇與挑戰并存,利潤與風險同在,具體而言,這種“雙刃劍”效應主要體現在如下五大方面:
(一)金融管制的放松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跨國銀行利率風險的增加。利率風險是因市場利率劇烈波動而使銀行遭受損失的風險。在金融自由化盛行之前,利率風險的發生機率極小,這是因為金融監管當局幾乎對所有的金融業務實行分業經營并對存款利率設置上限(ceiling),這在很大程度上扼制了利率的上漲,減少了利率風險。但進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金融領域放寬管制的呼聲日益高漲,大多數金融監管當局不得不取消了存款利率的封頂制度,同時金融分業經營的界限也被突破,銀行跨營證券、保險等行業的情形比比皆是,金融領域內的競爭日趨白熱化。3其結果是:利率封頂藩籬的撤除和金融分業經營管制的放松,使各銀行間形成利率競爭,競相以高利率吸收社會閑散資金,而為了支付高利息成本并獲得高利潤,銀行往往將資金投入高收益的金融創新項目,但隨即而來的往往是高風險,如此便形成了高成本——高收益——高風險的惡性循環。4
(二)金融管制自由化使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放寬了外資金融機構的準入條件,減少了對外資銀行的經營限制,固然有利于資金資源的國際配置,發展中國家金融服務水平的提高,但也使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安全受到潛在的威脅。跨國銀行對外擴張的動因追逐高額利潤,與發展中國家引入外資提高本國金融服務水平的目標并不總是一致的。為了謀取更高的利潤,跨國銀行往往憑借其資金、技術、人才、信息等方面的優勢,設法逃避東道國的監管,發展法律所未規范的業務。而東道國監管當局由于監管技術落后,監管信息閉塞,難以對跨國銀行實行有效監管,因而出現所謂“監管落空”的局面,這樣就使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安全出現了隱患,而在一定條件下,這種隱患與其他因素結合在一起,就會爆發嚴重的金融危機。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拉美及東南亞等處爆發的金融危機均與跨國銀行的規避活動有著密切的關系。
(三)跨國銀行的金融創新活動使銀行“表外業務”5劇增,增加了跨國銀行的衍生性金融風險。表外業務劇增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銀行為了滿足監管部門的資本充足率要求,必須拓展額外的財源;二是由于大量的非銀行金融機構經營傳統的銀行業務,是金融業競爭激烈,跨國銀行利潤率下降。于是跨國銀行為了維持其股本與資產的報酬率,必須發掘資產負債表以外的新業務,這樣既可以避免資本要求,又能獲得豐厚的傭金收入。目前較為普遍的表外業務有貸款保障、商業信用證、備用信用證和衍生性金融商品等,其中尤以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發展最為迅猛。截止1994年底,跨國銀行在全世界的OTC衍生交易(場外交易)余額已高達12萬億美元。由于衍生性金融商品具有“以小博大”的杠桿作用,即交納少額保障金即可以從事數倍于保障金數額的業務操作,收益高風險亦大,若操作不當極有可能釀成無法挽回的后果。近幾年震驚世界的幾起金融破產、虧損案件,如1994年加州橘郡基金破產、1995年巴林銀行倒閉、大和銀行虧損事件等,均因從事衍生性金融交易所致。
(四)國際金融一體化和金融管制自由化掀起了跨國銀行的并購浪潮,對傳統的銀行監管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戰。首先,銀行業的兼并加強了跨國銀行業的集中程度,銀行業的集中固然一方面可以從規模和總量上提高銀行的抗風險能力,但另一方面這種超級銀行也容易因風險管理不當而積重難返,因為這些超級銀行涉及國民經濟的方方面面,一旦釀成風波,對金融體系乃至整個經濟體系都將造成破壞性的影響,這就是銀行業所說的“太大了以至不能破產”(too big to fail );其次,跨國銀行業的兼并浪潮是全球金融競爭進入了壟斷競爭階段,經過并購后重新組合的大型銀行擁有壟斷優勢,但其面臨的來自其它大銀行的競爭會更加激烈,與此同時,在大銀行夾縫中求生存的中小跨國銀行將面臨著嚴重的生存危機;再次,跨國銀行業的兼并在推動銀行規模擴大的同時,也逐漸淡化了銀行業與證券、保險等行業的界限,跨國銀行兼營證券、保險業,固然有利于銀行實施全能化和多樣化經營,實現所謂“金融超市”(financial supermarket)的藍圖,但同時也使跨國銀行的風險來源增多,風險的預測力和評估效果下降,風險的破壞力劇增,此外,由于銀行業與證券、保險等行業存在著利益沖突,跨國銀行跨營他業實際上也打破了證券、保險業固有的競爭秩序。
(五)國際金融一體化將全球各地的金融市場連為一體,為跨國銀行節省了交易成本,加之銀行業務電子化、網絡化以及現代通訊手段在銀行業務中的應用,使跨國銀行的經營效率大大提高,但各國金融市場的聯系越密切,它們相互依賴的程度也就越深,在全球支付與清算系統中,一旦某家銀行出現問題不能及時清算,必然會造成“多米諾骨牌式”的連鎖反應,理論界有學者將這種波及效應稱為“系統性風險”。近年來,美國大陸伊利諾斯銀行、英國巴林銀行、日本大和銀行的危機都曾造成類似的鏈式反應,引起跨國銀行界的極大恐慌。
二、 傳統跨國銀行監管方式的缺失
上述“雙刃劍”效應只是折射出跨國銀行業的“市場失靈”現象,如果金融監管當局能因應全球金融一體化和自由化的浪潮,及時改弦更張,更新監管
措施,以“看得見的手” 調控失靈的金融市場,仍然可以實現跨國銀行業的安全、穩健、高效運營。但是,由于金融監管總是滯后于被監管者的金融創新,加上金融監管當局創新監管的意識淡薄,導致對跨國銀行的監管頻頻出現“落空”局面。一般認為,對跨國銀行的監管依其監管的范圍和方式可大別為三類:國別監管、國際監管和銀行內部監管。筆者便從三種監管模式著手,研判傳統跨國銀行監管方式的缺陋。
(一)國別監管的“各自為政”難以應對跨國銀行的擴張潛力和規避能力。國別監管系指在一國范圍內對跨國銀行的監管,主要體現為一國監管當局對外資銀行的監管。在金融國際化趨勢產生之前,國別監管曾是對跨國銀行的監管方式,在國際金融一體化浪潮高漲的今天,國別監管仍是許多國家對跨國銀行實施監管的主要方式。根據鄧寧的國際生產綜合理論,跨國銀行的發展得益于其擁有的三大優勢,即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6所有權優勢主要以無形資產的形式出現,包括對經營技術的壟斷、產業組織的規模效應、豐富的人才資源、以優惠條件獲取資金來源的渠道等,所有權優勢可以降低銀行的融資成本,使銀行獲得的資金來源,并形成規模經濟。市場內部化優勢是指跨國銀行可通過其控制的內部市場(海外分支機構)獲得資金、技術、信息、管理方式和經驗等,以降低交易成本,獲得競爭優勢。區位優勢因素不僅包括要素稟賦,而且還包括文化、法律、政策及制度環境等多種因素,跨國銀行可通過區位條件優越的國家經營業務而獲得利益。跨國銀行的三大優勢使其擁有得天獨厚的擴張潛力和規避能力,給單一國家的金融監管增加了難度。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國際銀行業的動蕩不安說明了單一的國別監管以難以應對國際金融一體化和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沖擊。
(二)跨國銀行的監管方興未艾,仍有許多問題有待完善。1974年西德赫斯塔特銀行與美國富蘭克林銀行相繼倒閉所引發的國際性震動是發起跨國銀行監管的肇因。1975年2月,在國際清算銀行(BIS)的主持下,以十國集團為核心的央行行長成立了“銀行業監管實施委員會”(The Committee on Banking Regulations and Supervisory Practices),即所謂的巴塞爾委員會。該委員會于1975年2月了《對國外銀行機構監督的原則》,簡稱《巴塞爾協議》。該協議的宗旨是制定國際合作監督的原則,按照股權原則確立分行、多數股子銀行、少數股子銀行的定義監督銀行的流動性、清償性、外匯活動及其儲備。《巴塞爾協議》的誕生,被理論界認為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因為它標志著一種全新的監管方式——跨國銀行國際監管的產生。7
但經過幾年的實踐,匆忙出臺的《巴塞爾協議》逐漸暴露出一些重大缺陷,集中體現在跨國銀行的監管缺乏統一標準,各監管當局的責任分工不明確上。以1982年意大利安布魯西亞銀行破產為契機,巴塞爾委員會于1983年對原《巴塞爾協議》作了修訂,在繼續強調任何海外銀行都不能逃避監管的基礎上,創設了“并表監督法”,強調各國監管當局之間應進行積極的合作,并對母國和東道國監管的權責作了較為詳盡的劃分集中體現在對分行、子行、合資行的清償能力、流動性和外匯頭寸方面進行合作監管和合理分工。8但修訂后的《巴塞爾協議》在實施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及時,《協議》回避了貸款人問題,監管責任與貸款人責任是否應當保持同一,在《協議》中未有體現,各國分歧很大;第二,國際監管并無可供實際操作的標準,《協議》只是提出抽象的監督原則和職責分配,而對監管的主要內容如流動性、清償能力、外匯活動與頭寸等,都沒有提出具體可行的監管標準,使國際監管形同虛設;第三,并表監督法本身存在著嚴重的缺陷,該方法要求母國和總行對海外機構的一切風險承擔責任,因而實際上鼓勵了東道國為吸引外資而放松對跨國銀行的管制,此外,跨國銀行只要在自己的全球網絡內部巧妙調撥和運用資金,即可規避并表監管,從事投機活動,使并表監管的目的落空。
(三)傳統的跨國銀行監管方式對銀行內部監管并不重視,各跨國銀行對內控機制的建設各行其是,缺乏科學、統一的風險測量標準。傳統的跨國銀行監管方式立足于運用法令、政策或慣例的力量,從外部劃定整齊劃一的監管措施來防范和控制銀行體系的風險。其風險防范的重點是信用風險,并主要通過資本充足率的要求來達到這一目的。但隨著以金融衍生品為代表的表外業務的迅猛發展,銀行所面臨的主要風險也發生了變化。由于銀行持有衍生商品頭寸的期限較短,因此由利率、匯率或其它價格發生不利變化所引起的市場風險要比信用風險更為突出。而防范市場風險的途徑就是在銀行內部設立及時道屏障——內部風險預防和控制機制(以下簡稱內控機制)
在傳統銀行監管方式下,各跨國銀行對內控機制的認識尚處于自發階段,由于缺乏部門頒發的統一風險評估標準,各銀行或是無所適從,或是各行其是,風險監控不利導致表外業務風險擴張的案例不勝枚舉。1995年2月,著名的巴林銀行(Barlings PLC)由于交易員超過授權額度,蓄意隱匿交易,造成日經225指數期貨虧損10億美圓,巴林銀行資不抵債,被迫清盤。有些專家指出,像此類風險,從外部監管角度是難以查知和實施有效監管的,若有一個較為完善的內控機制,巴林銀行是可以糾正交易員的違規行為,抑制風險的蔓延的。但是巴林銀行的內控機制流于形式,其交易員身兼交易與稽核二職,根本不能有效實施監督稽核職能,最終造成了無可挽回的后果。9因此,內控機制的建設須與外部監管并舉,在某些領域甚至可以發揮外部監管所無法達到的效果。但銀行監管當局長期存在的“以我為主”的監管作風,無疑阻礙了跨國銀行內控系統的建立和完善。
三、 跨國銀行監管的發展趨勢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國際銀行業的動蕩不安使各國監管當局深刻認識到更新跨國銀行監管措施對穩定國際金融市場的重要作用,于是主要國家金融監管機構采取了一系列舉措,試圖改變各自為政的監管方式,探求對跨國銀行實施綜合性監管的新思路。
(一)跨國銀行市場準入條件的趨同。
發展中國家在跨國銀行準入條件問題上,一直存在著涇渭分歧,這種分歧,實際上是資本輸出國與資本輸入國在根本利益上的沖突。發達國家強調競爭機會均等,即應保障跨國銀行和東道國銀行獲得均等的競爭機會,并以嚴格的互惠標準(鏡像互惠)為籌碼,要求發展中國家大幅降低準入條件。發展中國家出于保護本國金融業的目的,對準入問題采取審慎的態度,以“最惠國待遇”為準入的基本原則,規定嚴格的準入條件,迫使跨國銀行知難而返。
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趨勢有力地推動了金融自由化的進程。一方面,跨國銀行在發展中國家新興市場的發展潛力和盈利機會的吸引下,紛紛向這些國家拓展業務,甚至通過“院外集團”(Lobbying Group)游說本國政府,向發展中國家施壓迫使其開放金融市場;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國民經濟高速增長與金融體制相對滯后的矛盾愈來愈突出,也迫切需要加快金融體制改革的步伐,加上來自發達國家的壓力,開放金融市場的問題終于擺上了發展中國家的議事日程。
經過長期的談判與磋商,烏拉圭回合達成了《服務貿易總協議》發達國家認可了銀行準入在多邊體制中適用最惠國待遇的原則,發展中國家亦同意按照談判所確定的具體保障,給予外資金融機構國民待遇。GATS作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各自主張的折衷,反映了國際上對跨國銀行準入條件趨同的傾向,即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認識到應考慮不同的經濟發展水
平和逐步自由化的原則,有選擇有步驟地放寬跨國銀行的準入條件。
(二)普遍重視對跨國銀行的合并監管。
長期以來,跨國銀行為開拓市場而進行的金融創新和監管者為防范風險而進行的監管活動,形成了國際金融市場不斷演進的博弈過程。跨國銀行為逃避各國金融法規的管制,規避利率、匯率風險,大規模地開展金融創新尤其是表外業務。與此同時,跨國銀行為實現其全球戰略,不斷地掀起銀行業的兼并浪潮。銀行業的兼并在推動銀行規模擴大的同時,也逐漸淡化了銀行業與保險、證券等行業的界限。跨國銀行的上述活動加大了單一國家監管的難度,造成了“監管落空”的局面,對國際金融業的安全與穩定造成了威脅。
由于《巴塞爾協議》的執行問題重重,為統一金融監管當局對合并監管問題的認識,1992年7月巴塞爾委員會頒布了《關于監管國際性銀行集團及其跨國分支機構低標準的建議》(以下簡稱《巴塞爾建議》),其主要內容包括:跨國銀行應處于各國金融監管當局的合并監管之下;跨國銀行設立分支機構應征得母國及東道國監管當局的雙重認可;母國監管當局有獲取跨國分支機構信息的權利;如果東道國監管當局認為上述條件未被滿足,則可嚴格控制或禁止這類銀行設立分支機構。1997年初,巴塞爾委員會又了《有效銀行監管的核心原則》(以下簡稱《核心原則》),其中23條到25條專門強調對跨國銀行的合并監管。《核心原則》確定母國監管者的責任是必須實施全球性并表監管,對銀行在世界各地的所有業務進行充分的監測,并要求其遵守審慎經營的各項原則。東道國監管當局的責任是必須要求外國銀行按照東道國國內機構同樣遵循的高標準從事當地業務,即對跨國銀行實行國民待遇。此外,《核心原則》還強調母國和東道國監管者必須建立聯系,共享信息,以杜絕跨國銀行的內部交易。
(三)由單一的信用風險監管走向性風險管理,市場風險正逐步引起各國監管當局的重視。
信用風險(Credit Risk)是指交易對象未能履行債務的風險,早期曾是銀行業的主要風險。但是隨著銀行國際化的增強和國際金融業務的不斷拓展,尤其是以衍生性金融商品為代表的表外業務蓬勃興起,單一信用風險的監督機制開始顯得捉襟見肘,對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流動性風險、國家風險、操作風險、法律風險、系統性風險等各種風險實行管理,已成為國際銀行業監管的一個重要趨勢。其中,對信用風險的監管已成為國際銀行業風險監控的重點。
1996年1月,巴塞爾委員會在認真聽取了市場參與者和成員國央行的意見后,正式公布了《測定市場風險的巴塞爾補充協議》,《補充協議》對市場風險作了明確的界定:市場風險即由于金融商品價格的變化而引起的對持有這些金融商品敞口頭寸的銀行或其他金融構可能造成損失的風險。《補充協議》還制定了全球統一的估測跨國銀行市場風險的定量標準,即“風險額”概念(Risk Value)。風險額是一個統計學上的概念,是指在一定的可信度內,在未來某個時間段由于所持有的金融商品市場價格的潛在變化所可能引起損失的較大值。《補充協議》還根據不同的金融市場交易規定不同的風險權數或資本要求比例,以引導跨國銀行從事低風險的金融交易,從而達到降低市場風險的目的。總體而言,《補充協議》對跨國銀行市場風險的監管給予了充分的重視,特別是引入了“風險額”作為銀行使用內部模型計算市場風險的直接工具,進一步促進了國際金融風險管理技術的發展,這對于防范金融風險尤其是跨國銀行表外業務的市場風險具有重要意義。
(四)在監管方式上,強調對跨國銀行的持續性監管。
為了實施“有效的銀行監管”,《核心原則》對傳統的金融監管方式作了進一步改進和規范,明確提出對跨國銀行的持續性監管安排。《核心原則》指出,持續性監管手段應包括某種形式的現場和非現場稽核,監管者必須具備在單一和并表基礎上收集、審查和分析各家銀行的審計報告和統計報告的能力。《核心原則》對傳統的以非現場稽核為主的跨國銀行監管方式提出了質疑,認為單純依靠非現場檢查難以反映銀行的真實經營狀況,應將監管人員關注而報表反映不出的問題付諸及時的現場檢查或利用外部審計對監管信息進行核實。為充分實施對跨國銀行的持續性監管,銀行監管者(包括母國和東道國監管者)必須與銀行管理層保持經常性的接觸,了解該機構的經營狀況。
(五)重視跨國銀行的自我約束,完善銀行風險的內控機制。
有效的銀行監管,必須注重外部監管與自我約束的有機統一。跨國銀行虧損倒閉事件頻繁發生,使各國監管當局對跨國銀行內部的風險控制給予高度重視。完善跨國銀行內部風險控制機制,提高銀行自律管理水平,成為跨國銀行監管的又一重要趨勢。
傳統的銀行監管立足于運用法令、政策的力量,從外部規定整齊劃一的監管措施來規控銀行體系的風險。但在“銀行全能化”這一戰略思潮的推動下,跨國銀行的表外業務獲得了長足進展,從而給傳統的外部監管思想造成了嚴峻的挑戰。1993年4月,巴塞爾委員會曾《市場風險的資本標準建議》,試圖以分塊法(Building Block Approach)分別計算三類衍生商品(股權、利率、匯率)的市場風險資本需求量,但實施效果不佳。而后,巴塞爾委員會集思廣益,認真聽取了各國金融監管當局和主要跨國銀行的意見,于1996年1月了《測定市場風險的巴塞爾補充協議》,確定了“風險額”計算法(Risk—Value Approach)。《補充協議》要求跨國銀行在采用“風險額”測定風險時,應同時滿足定性和定量標準。定量標準要求以十個工作日為計算期間,以99%為計算概率,意即應有99%的把握認為,在十天內資產組合價值的損失不超過風險額。定性標準則規定了跨國銀行內部控制所應遵循的低要求,如銀行應設立獨立風險管理部門,銀行較高管理層參與風險管理,健全管理資訊系統以便管理、監督和報告風險等。《巴塞爾補充協議》所確立的內控體制,是對跨國銀行監管思想的一次突破。它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指導思想下,設立了一套有助于激勵銀行防范自身風險的管理系統,為跨國銀行的監管開辟了一條新途徑。
國際金融論文:國際金融專業論文
一、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團隊建設的原則
為了確保高職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團隊建設工作的可行性與科學性，高職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團隊建設工作需要遵循一定原則，這些原則的遵守對于高職院校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隊伍構建工作的創新具有著重要的意義。一是高職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團隊建設工作需要遵循科研工作與教學工作相結合的原則。在高職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團隊建設工作開展過程中，國際金融專業教學科研工作需要與教學團隊建設工作結合起來，并通過使用有效的激勵策略來鼓勵具有較高教學水平與專業素養的教師進入國際金融教學團隊，在對其科研優勢做出充分利用的基礎上，推動國際金融專業教學的發展，并通過發揮這些教師的傳幫帶作用來推動國際金融教師隊伍科研水平與教學水平的提升。這一原則的遵循對于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體系的構建以及教學隊伍的建設都能夠發揮出重要的推動作用;二是高職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團隊建設工作需要實現與課程建設、專業建設以及學科建設的結合，并在推動課程、專業、學科教學內容以及教學方法的創新過程中構建具有特色的國際金融專業以及國際金融精品課程，并在優化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活動的基礎上提升教學隊伍教學能力;三是遵循強調教學隊伍創新能力的原則。在此方面，高職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團隊應當以學生需求、專業發展需求以及社會人才需求為依據來對教學作出創新與改革，從而推動教學隊伍科研水平、教學水平以及教學質量的提高。同時，教學團隊有必要在開展國際金融核心課程教學過程中樹立學習意識以及與時俱進的教學質量思想，強調學生國際金融知識的增長、能力的提升以及素質的發展，重視學生團隊意識、交流能力、實踐能力、創新精神、自學能力以及社會適應能力的培養等;四是高職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團隊中的教師需要遵循平等原則。高職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團隊一般都是由具有較高科研能力與教學能力的高學歷教師構成，但是這些教師在資歷以及支撐方面存在的差異可能會對教師的溝通與交流產生一定的影響，資歷與職稱較低的教師針對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優化以及團隊建設所發表的建議和意見往往容易忽略，從而制約教師團隊的學習與溝通，并制約教師團隊專業素養以及教學能力的提升，所以在高職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團隊建設工作中，有必要遵循平等原則，消除資歷、職稱等因素對教師交流與溝通的影響，通過創造良好的平等氛圍來使教師能夠對自身觀點做出勇敢表達，從而使教師隊伍成員在相互學習與相互了解的基礎上推動教學團隊凝聚力以及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質量的提升。
二、高職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團隊建設的對策
(一)完善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團隊建設制度
在高職院校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團隊的建設實踐工作中，團隊建設工作的開展需要高職院校能夠從制度方面給予的支持，從而為高職院校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團隊建設工作能夠獲得需要的各類資源，并獲得長期穩定的發展。在此過程中，高職院校有必要做到以下兩點:一是高職院校需要將構建的教學團隊當作國際金融專業教學改革規劃中重要的構成部分，并在構建合理科學的短期目標、中期目標和長期目標基礎上來將教學團隊建設工作當做高職院校建設與發展規劃中重要的內容。另外，高職院校有必要針對國際金融專業教師隊伍制定長期且規范的培訓計劃，不僅要重視給予教師更多在校內開展交流和學習的機會，同時有必要針對教師的專業發展問題制定激勵政策，通過在物質待遇或者職稱評聘方面給予教師更多的鼓勵和支持，來讓國際金融專業教師團隊具有更加積極地自我提升心態與需求;二是高職院校在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團隊的建設中要重視條例教學團隊專業化發展與教育環境所具有的關系。在此方面，需要承認的是，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團隊往往都是由的教師隊伍組成的，無論是國際金融核心課程的教學還是科研方面，這些教師都具有著一定特長與優勢。而通過促進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團隊與其他專業教學團隊之間的溝通以及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團隊與高職院校職能部門之間的交流，有利于讓教學團隊的發展與教學環境實現結合，并在此過程中可以通過取長補短來推動自身發展，從而有效構建可以推動國際金融學科與教育發展的師資力量。
(二)加大對國際金融專業教學團隊建設資源投入
在高職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團隊建設制度得以完善的基礎上，高職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團隊建設工作也離不開資源作為保障。在資源投入方面，不僅包括高職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團隊建設所需要的基礎設施以及經費，同時還包括各類必要的外部條件。及時，高職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團隊建設需要一定的基礎設施條件作為支撐。如果高職院校在教師團隊建設中欠缺經費保障以及基礎設施保障，則高職院校無論是在國際金融專業教學改革還是教學團隊交流方面都會面臨重重阻力。因此，高職院校應當認識到團隊建設對于國際金融專業發展以及高職院校整體發展的重要性，并通過適當增加教材資料、教學儀器等方面的投入來讓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團隊建設工作具備良好的內部條件，從而使高職院校國際金融專業核心教學團隊成員能夠將大部分精力投放到教學科研以及教學改革當中。同時針對這些資源的使用，高職院校有必要制定相應的管理制度，從而確保這些教學資源能夠得到高效的利用;第二，高職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團隊建設工作具有著系統性，教學團隊建設成效的提高不僅需要高職院校財務部門、人事部門以及教務部門的配合，同時需要高職院校中所有院校、所有專業資源的整合，所以，高職院校需要從整體角度對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團隊建設在教學資源以及教師資源的建設方面給予適當的政策傾斜，從而確保高職院校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團隊能夠吸納更多的教師成員，并讓教學資源與教學成員的結構實現化;第三，高職院校要重視為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團隊建設工作提供更多的科研資源。教學與科研具有著相互促進和依存的關系，教師科研素質的提升對于教學團隊專業素質的提升以及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質量的提升具有著重要意義。在此方面，高職院校要推動教學團隊建設與科研活動的緊密結合，引導教師對專業知識作出透徹的理解，從而推動教學科研工作的發展。同時高職院校要重視吸納具有較強教學能力與學術造詣的教師加入國際金融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團隊，人才吸納渠道可以是自主培訓，也可以使對社會國際金融專業人才的吸收。
作者：袁慧單位：北京經貿職業學院講師
國際金融論文:國際金融治理金融論文
1中國在國際金融治理中的角色定位
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三十多年的時期內，中國自發地與國際體系接軌，并積極參與各種國際金融機制、組織或機構，目的在于主動融入國際金融格局的進程，其參與不僅使世界各國認識到中國追求和諧、提倡共榮的文化內質，同時也為國際金融秩序的穩定與全球經濟的良性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支持。中國通過主動和適時地參與相關國際金融機制和組織機構中，就金融運行的原則、程序、話語權分配、策略實施等與發達國家及發展中國家進行協調與磋商，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將這些機制中不平等與不完善的弊端進行了改善，并針對預防及應對這些弊端引發的金融危機提出了自己的間接以及對策措施。從嚴格意義上來講，中國在國際金融治理中，是一個合格的合作者，也就是說，中國參與國際金融危機治理是以磋商達成共識、協調促進共享、合作促進治理、治理實現均衡為目標，以發揮建設性作用的“合作者”身份來制定決策、采取措施、實施行為的。基于此，中國積極參與到國際金融治理中，理應受到世界各國的接受與歡迎，同時中國也應該保持追求和諧與主張共榮的文化內涵，積極投身于國際金融治理中，并將自身的力量充分發揮出來。
2中國參與國際金融治理的重要手段
2.1促進跨國信息共享體系與聯合監管機制的構建現階段，全球經濟、金融發展依然處于秩序紊亂狀態，究其原因是全球治理與金融監管的不完善與不健全，而這種不完善與不健全也是金融風險與金融危機的誘發因子與助長因素，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世界經濟的穩健增長受到不良影響。因此，對國際金融秩序進行一定的改革，有利于在新的環境與基礎上構建可行、合理、科學的國際金融監管機制，進而提高過金融秩序的規范性。在此過程中，中國需要提升國際金融市場的監管水平。首先，中國需要將自身的信息公開披露體系進行完善，將信息獲取與運用的不對稱問題進行徹底的解決與消除。并保障新的國際貨幣體系的相關機構與組織必須定期公布國際金融市場的監測信息，同時需要建立健全有效的危機、風險預警機制與監控調節機制，對本國的經濟、金融及貨幣的調整，需要嚴格依據市場的動態變化進行，并在此過程中對世界各國進行合理與適時的引導。其次，中國需要對國際流動資本的管理與流動進行加強與鞏固。現階段，國際金融自由化的趨勢逐漸凸顯出來，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允許國際投機資本沒有規則地流動，中國需要發揮自身力量加強對國際市場資本自由流動的監管與控制，避免其引發金融風險與金融動蕩，并以規范的方式實現資源的化配置，對國際短期投機資本的不良發展進行防范與合理的打擊。除此之外，中國要推進跨國性金融機構的統一系統監管模式的形成。只有形成全球范圍內針對國際游資大規模流動的統一監管、協調組織機制，并制定出針對風險投資、對沖基金等金融創新產品與工具的管控與治理架構，才能避免大型國際游資引發的金融危機，因此中國還需要通過磋商，對國際金融衍生品市場的跨國監控協作進行強化，進而對金融危機進行有效的規避與科學的治理。
2.2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制度轉型與決策改變現階段，國際貨幣、金融領域的話語權與規則制定權主要受少數西方發達國家的掌控，并且發展中國家與新興國家的代表性與發言權的不到充分的尊重，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權益保障根本無從談起。基于此，中國需要發揮自身在國際金融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制度的轉型與決策改變，并積極提供支持力量維護全球金融秩序的穩定，從而對世界各國起到示范作用。對于國際貨幣金融組織的更新及轉型，中國需要積極發揮自身作用，對其進行科學而有效地促進與推動。首先，中國需要促進國際貨幣金融組織的普遍性與透明性，尤其需要推動加快在國際范圍內影響力較強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決策機制的改造，進而將其中不公平、不透明的行為進行改善。其次，中國需要推動提款權制度的更新與改革，提出將特別提款權的使用范圍進行擴大，并將其作為國際支付與儲備的主要補充手段的實施對策，如此可以對國際儲備貨幣匯率發生大幅波動帶來的金融風險與金融動蕩進行有效的規避，進而可以從整體上對貨幣金融體系的穩定運行提供維持作用。再次，中國必須推動IMF在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中發揮穩定作用的功能發揮，引導成員國將貨幣金融政策的透明度與普遍性提高，并以實現金融穩健度提高為目的，積極推動雙邊與多邊監督，而對金融資本來源與組織結構的合理調整，可以與全球貨幣體系的可持續發展相適應。除此之外，中國需要提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決策運行改革的建議，對IMF的股份比例及組織人事安排的調整提出合理化意見，進而可以提高其適應性與科學性，并要求提高發展中國家與新興國家的發言權與代表性，以此抵制一些少數發達國家對于投票與決策的壟斷局面。
2.3調整人民幣匯率機制安排要想將國際套利資本引起的匯率風險從根本上降低，就必須采取穩定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的匯率政策。自從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以后，浮動匯率制和釘住匯率制的實施成為世界各國爭先實施的應對措施，其中大部分發展中國家與新興國家以美元、歐元或自選貨幣籃子為釘住目標。然而，隨著國際金融自由化與一體化的不斷深化與金融危機頻繁爆發，匯率政策與制度成為世界各國逐漸關注與重視的重要問題。對于在國際金融治理中發揮“合作者”角色的中國來說，在后金融危機時代下，需要對人民幣的匯率形成機制的可行性與科學性提起足夠的關注與重視，因此需要對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的選擇與制定作出有效的更新與改革。就目前來看，人民幣匯率制度中較大的弊端在于其彈性較低，長此以往，其波動必然會變得越來越僵化，如此不僅會導致中國自身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受到嚴重損害，對于中國未來金融的安全及穩定也是一個比較嚴重的隱患。對此，中國需要制定并實施有效的措施，對人民幣匯率機制的安排進行合理而科學的調整。首先，中國需要將單純依靠外匯市場供求變化的被動確定人民幣基準匯率的方法進行徹底地改變，取而代之的是依照宏觀經濟的運行狀況與調控目標進行確定，并在這個基礎之上，依據內外部市場的需求變化對整體性匯率政策進行制定。而將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進行適當的放松可以提高市場交易主體的自由性，從而使其可以依據相關信號及時作出應對措施的制定與實施，進而使其能夠較為真實地對市場供需關系的消長變化進行的描述。其次，中國需要將銀行間外匯市場交易主體較高特匯規模的限制進行適當的放寬，目的在于提高其頭寸限額的彈性，如此可以提高其運作活動與行為的主動性與靈活性。除此之外，對于中央銀行對人民幣匯率的調控與管理需要進行加強與鞏固，提高其管控的力度與效果，進而使其可以充分運用匯率政策、外匯管理政策及利率政策的功能。
2.4提高人民幣的區域化及國際化中國首先需要在國內范圍內開展人民幣跨境結算試點，并將人民幣的發債規模與種類進行實質性的擴大，從而形成集聚效應，并將這種效應的較大化功能充分發揮出來。在區域之內，為了對金融危機的蔓延與擴散進行防范與抵制，中國需要推行人民幣與其他國家貨幣互換，如順利推動清邁協議的實施與監理亞洲共同貨幣基金的設想等，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而對于人民幣區域化與國際化提高的戰略步驟，中國需要注意以下幾點：首先，中國需要將其金融環境進行實質性的改變與優化，目的在于為人民幣的區域化與國際化打下堅實的基礎。就目前來看，中國自身的國內金融環境依然存在不夠完善的地方。目前中國自身的銀行體系建設存在不完備的地方，重要國有商業銀行的運營水平依然有待提高，并且不良貨款比率以及資本充足率等狀況依然不能與國際的通行標準相適應，同時與之相對應的金融監管與管理也存在諸多問題與弊端，并且這些問題與弊端的分析、判斷與監控得不到有效的改善與管理。其次，中國需要推動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的自由兌換，并對這種措施的實施提供制度保障，以保障其得到循序漸進的實施效果。就目前來看，中國自身金融體系依然存在不完善的問題，導致其對外部風險及危機的應對能力較低，這就致使人民幣的自由兌換在短時間內無法完成。因此，中國需要對境外的直接投資領域提起足夠的重視與關注，并在這個領域對中國境內的大中小型企業、機構等對外直接投資的限制進行進一步的放寬，允許其將自身的海外業務進行擴寬，從而將各方面的競爭力進行提升。另一方面，中國需要高度重視證券、期貨等投資類領域，在這一領域需要對境外的投資者對我國股權類投資的限制進行合理的放寬，并且需要對國內企業及其他組織結構對境外證券市場的針對性投資進行適當的鼓勵，同時還需要將信譽良好的境外機構取得合格資質的限制進行放松，進而實現中國內證券市場的開放進程的平穩加快。
3結論
隨著國際金融自由化與一體化的不斷深化與金融危機頻發爆發，國際金融治理的開展與實施已成為勢不可擋的趨勢。為了使國內經濟獲得平穩、可持續的發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推進全球金融秩序的規范與穩定，中國需要本著追求和諧、提倡共榮的文化本質，積極參與到國際金融治理中來，并積極發揮自身力量，結合當前國際經濟形勢及自身經濟的實際發展情況，制定并實施一系列的有效對策，為規避金融危機帶來的風險及推動全球經濟的穩健發展提供有力的基礎支持。
作者：鄢莉單位：悉尼大學商學院
國際金融論文:企業國際金融風險論文
一、企業國際金融風險的成因分析
1.企業缺乏金融風險意識，法制觀念淡薄。當前全球經濟呈一體化發展，同時金融風險也成為廣泛存在的重要問題。但人們當前還缺乏一定的金融風險防范意識，人們的思想認識還不能與經濟發展同步，依然受傳統思想的影響較大，很多外貿企業的領導者都沒有認識到金融風險的重要性，大量擴展本身業務，實行大量貸款不管存在的金融風險。甚至有的經營人員違規帳外經營，從而造成大量的呆帳和壞賬，嚴重干擾了正常的金融秩序，成為導致出現金融風險的主要原因。
2.企業內部管理不完善。在我國的進出口企業當中大部分都是中小企業，依據當前的發展形勢這些企業都沒有形成科學嚴謹的內部管理制度。管理人員素質較低，工作人員職業道德缺失并且不進行相關職業培訓，造成有章不循，違規操作現象普遍存在，在企業生產中形成一定的金融風險。還有，很多企業都沒有信用監管和合同監管，進行交易過程中不重視收集進口商的信息，不了解進口商的實際情況，不認真審核合同細則，因此常常造成自食惡果，給企業帶來嚴重的經濟損失。
3.政治及經濟環境的影響。國家對外貿易政策發生改變、國內出現重大事件、社會環境出現重大變化等都會嚴重影響金融風險。還有如歐美等國為了保護本國利益對我國實行商品反傾銷，對我國的對外貿易造成了巨大影響。再有，戰亂和經濟危機等都會直接影響金融風險的產生。
二、金融風險對我國企業在國際貿易中的影響
1.金融風險使得企業資金面臨困境。在金融風險影響期間，會引起國內金融環境的不穩定，出現較大變化情況，如國內信貸收縮，企業無從得到貸款，同時壓縮出口退稅，此時國外進口商也會遭遇極大困境不能再繼續按照合同提供產品，因此很多中小外貿企業的運行資金出現嚴重問題。為了防止金融風險的進一步惡化，此時銀行部門采取的辦法就是緊縮銀根，銀行部門不再推行“還舊帳，貸新款”的辦法，實行“只進不出，只還不貸”的措施，不再對企業提供融資，所以我國很多外貿企業遭受重大影響，大量產品委托外貿公司出口工廠意識到危機的來臨，都會向外貿公司催要以前的貨款，但此時外貿公司無力支付只能以房產抵債，有的只能宣布倒閉。因為銀行部門不提供貸款，為了實現融資目的，很多中小外貿企業只能面向社會融資，公司的運行重心出現了偏移，對企業的正常運行造成了嚴重影響。
2.匯率存在風險對外貿企業的銷售產生不良影響。為了防止出現金融風險，國家會推行金融政策，也就是利用調節貨幣供應數量和貨幣匯率的辦法，國家貨幣政策重點調節貨幣供給和需求情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社會資金來源與運用。而這些對中小外貿企業來說，貨幣政策不但可以控制信用，對企業的財務狀況造成直接影響；而且可以利用貨幣的投入與回收，影響社會需求和投資需求，對企業的市場銷售造成不利影響。出現通貨膨脹和需求不足就會導致企業產品積壓，進一步使企業的生產原料和流動資金不能如期到位，生產出來的產品又不能順利出售，陷入進退兩難境地。企業生產和銷售出現問題，一定會嚴重影響中小外貿企業的經濟效益。
3.金融風險的存在降低企業的信用。發生金融危機期間，大部分中小外貿企業和外國進口商都會缺乏流動資金，原來制訂的生產經營計劃不能完成，因此這些企業一定要考慮另謀出路，希望能夠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有的中小外貿企業為了減少金融風險的影響，獲得一定程度的發展只能節約各項支出，裁減內部員工，但同時也會使企業內部人員關系緊張，不利于企業提高工作效率，再由于企業所需的生產原料和流動資金不能如期到位，因此這些中小外貿企業的生產任務不能按期完成，造成這些外貿中小企業的信用不斷下降。
三、我國企業在國際貿易中防范金融風險的措施
1.提高企業的金融風險防范意識。我國當前的外貿企業都將工作重點放在擴展業務、增加生產規模、提高經營利潤等方面，都沒有深入研究金融市場，更沒有意識到金融風險的重要性。要想使外貿企業做到積極防范金融風險，首先應該樹立風險防范意識，在思想上引起高度重視，掌握科學管理與科學決策，密切注意各國基本經濟因素、金融因素，政治因素和傳媒因素，以及不同國家的央行政策，心理因素和市場預測因素，各種重大事件因素等對金融市場的影響，才能及時應對各種金融風險。為了充分發揮外資作用大力發展我國經濟，就是積極宣傳國際金融知識，不斷增強員工的金融風險意識，在我國外貿企業中不斷強化金融風險認識，在企業開展的各項業務中積極應對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
2.提高對外匯風險的敏感度。
及時，有效應對交易風險，對于中小外貿企業而言要掌握利用遠期外匯市場和貨幣市場、期權市場進行貨幣保值。在實際操作中又可以進行事前防范和事后防范。事前就是在企業制訂經營決策時，簽訂合同前就要利用各種方法防范外匯風險，如可以選擇應用有利的計價貨幣、合理調整商品價格、在合同條款中添加保值內容、以及增加匯率風險分攤條款等；事后就是指已經利用軟貨幣簽訂了出口合同或用硬貨幣簽訂了進口合同，不能再繼續利用合同條款進行補救，可以利用外匯市場從事遠期外匯交易和外匯期權交易等辦法來積極應對外匯風險。
第二，積極應對結算風險，為了防范風險首先可以利用資產負債保值的辦法。子公司可以利用減少風險或增加風險負債，從而促使總公司將資產負債表上的風險資產全部合并和風險負債相等。因為匯率的改變會引起外幣資產和外幣負債相等，所以不存在結算風險；其次，在防范風險過程中也可以利用遠期外匯市場保值的辦法，企業可以在遠期外匯市場上出售風險貨幣，同時在期末即期外匯市場上采購同種貨幣，利用買幣的辦法實現遠期外匯合同交割。如果企業能夠預測將來的即期匯率，那么遠期外匯市場保值就會創造利潤，而且獲得的利潤可以抵消原來的折算損失。，為了防范風險企業也可以利用貨幣市場保值的辦法。企業可以先借入風險貨幣，接著利用兌換辦法使其成為本國貨幣，從而實現本國貨幣市場的投資行為，將投資總收入換算成風險貨幣，同時償還借款。在此值得注意的是進行貨幣市場投資的時間要與風險貨幣的借款時間相同，借款數量要和折算損失相當。通過研究我國大量對外企業的實際情況，可以發現很多風險都是由于企業內部決策失誤和投資錯誤造成的。所以企業要進一步加強內部管理，嚴格管理重大事物，科學確定企業負債規模，積極應對各種可能出現的金融風險。將內部責任層層分解，并落實到每個員工身上，建立企業風險防范預警制度，同時建立完善的企業風險管理和控制分析報告制度。并以此為基礎企業要加強研究戰略風險、籌資風險、投資風險、經營風險，并形成工作制度。
3.加強企業的信用管理和建設。外貿企業要想提高產品競爭力，就要依據買方立場進行考慮。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后，大量強有力的競爭對手進入我國，同時他們將會帶來更加先進的信用管理經驗，因此如果我國不能提前建立完善的信用管理系統，則一定會在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所以我國一定要在最短的時間內建立完善的信用管理體系，樹立正確的信用管理意識。在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都存在著信用管理，在防范和控制金融風險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信用管理部門利用調查和研究每個客戶的信用狀況，可以掌握每個客戶的優點與缺點，有利于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因此企業的信用管理工作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我們利用研究產生信用風險的種類、原因，利用研究外貿企業信用風險外部防范策略，促進外貿企業信用管理基礎性建設，在企業內部管理方面通過嚴格管理客戶、合同和應收賬款，使我國外貿企業能夠積極應對信用風險。
作者：李金濤單位：北京斯雅中港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國際金融論文:國際金融危機下法律問題分析論文
摘要：國家金融危機的蔓延暴露出國際問以及許多國家(地區)在金融體制中的諸多問題，其中，與之相關的法律問題也隨之凸現出來，金融危機范疇中必然牽扯出金融法律危機。從挖掘金融危機爆發的國內外誘因人手，進而探討相關法律問題、反思制度缺陷、提出合理性制度設計框架。
關鍵詞：金融危機；金融衍生產品；虛擬經濟；法律問題
從2007年初開始，由美國抵押貸款風險逐漸演變出的一場次貸危機，不僅瞬間席卷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場。而且不同程度地擴大和影響到包括我國在內的多數國家。普遍的觀點認為，“次貸危機已成為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面對突如其來的金融災難，從各國政府首腦到金融監管部門、從金融機構到學術界，都在匆忙而審慎地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求有效應對、渡過難關。就法律界來講，同樣面臨著反思與應對的迫切任務，應當采取分析與綜合相結合的方法，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把握成因，進而做出科學判斷和合理建議。
一、金融危機爆發的內園分析——以美國為案例
此次金融危機的爆發主要是由美國次貸危機引起，就受影響程度而言，作為全球較大經濟實體的美國，顯然首當其沖。客觀地講，金融危機在眾多國家的蔓延，都多多少少受本國或區域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程度的影響，但是，在經濟全球化日益成熟的今天，此次危機的成因及根源，存在著很大程度上的共性，甚至是同一性，而其最集中、最的代表就是美國。就金融危機在美國的成因來講，主要存在于以下幾個方面：
(一)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嚴重脫鉤，缺乏對金融衍生產品的有效法律監管
美國經濟較大的特點是虛擬經濟，即高度依賴虛擬資本的循環來創造利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最早對虛擬資本(FictitiousCapital)作出系統論述。虛擬資本以金融系統為主要依托，包括股票、債券和不動產抵押等，它通過滲入物質資料的生產及相關的分配、交換、消費等經濟活動，推動實體經濟運轉，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因此虛擬經濟本身并不創造價值，其存在必須依附于實體生產性經濟。脫離了實體經濟，虛擬經濟就會變成無根之草，最終催生泡沫經濟。當前的美國金融危機是經濟過度虛擬化和自由化后果的集中反映。這其中的一個典型表現就是與房地產相關的金融衍生產品也開始不斷泛濫，金融衍生產品的極度膨脹導致美國金融服務業產值占到其GDP的近40％。脫離了實體經濟的支撐，又沒有相應的管制措l施，虛擬經濟就會逐漸演變成投機經濟，這也就從根本上決定了美國房地產泡沫的最終破滅。
(二)按揭法律結構上存在缺陷
美國在住房按揭貸款的設置上雖有擔保的存在，但其法律結構上卻存在重大缺陷，使得這種擔保不具有實際意義，從而也就使得金融風險從源頭上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在美國次貸危機中首付款都很低，按揭擔保變得非常脆弱，金融的風險也就變得更容易發生。有數據顯示，2006年美國發放的次貸平均只有6％的首付款比例。2002～2006年間，美國家庭貸款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長，遠遠超過了整體經濟的增速。金融機構的貸款年增速為10％。如今，由于房價暴跌，很多貸款人無力還款。而購房人對于所購房產只有很少甚至沒有自己付款，全部以銀行的貸款購買房產，然后再以該房產做還款的擔保，從這樣的擔保結構中可以看出，擔保人的擔保物雖然具有法律形式上的所有權，但就實質而言并不具有真正的交換價值意義上的“所有權”。實際上，英美財產法中本身就沒有明確的“所有權”概念，有的只是對于財產進行利用的相關概念，這通常被理解為靈活并能適應社會的發展，而按揭這樣一種交易一擔保模式在高房價時代確實為普通人購房提供了一種可能。適應了經濟迅速發展下的社會需求。但是，法律作為對社會經濟進行最本質、最深刻描述的工具，在所有權歸屬這樣重大的問題上是不能含糊其詞的，否則會造成嚴重的后果。所以在大陸法系國家，對于“無權處分”之類問題的研究汗牛充棟，并一直爭論不休，其主要考量就在于沒有所有權而處分財產是法律上一個極為重大的事件，一定要有一個明確的處理機制。像現在遇到次貸危機的時候就能發現，正視所有權本質的問題其實就能發現它的價值。
(三)金融債務信用基礎的法律保障機制存在缺陷
善我國的金融法律法規體系。目前，中國金融法律體系仍存在不少弊端，無法保障金融活動合理、有效、規范地實施。首先是配套法規不完善，大法不少，實施細則和其他規章制度卻不配套。其次是法律法規普遍缺乏科學定量，實際執行中尺度不易把握，可操作性不強。如上所述，我國的金融法律法規尚有不足，其完善當從以下幾方面進行：盡快完善主體法律，加快制定相關金融法律法規的步伐。同時，制定與金融法律相配套的實施細則，并對原頒布的有關法律制度進行清理，對不適應的條款進行廢除或修訂。
綜上所述，面對風云變幻的國際金融形勢，面對金融危機教訓，面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金融體制的要求，可以看出，如何防范金融風險、預防金融危機，完善金融監管體制，保持我國金融市場健康、穩定發展任重而道遠。我們一方面要堅定信心——“面對危機，關鍵是要鼓起勇氣和信心，這比黃金更重要。”一方面，要堅決貫徹法制化金融建設方針，厘清相關法律問題，邊借鑒邊反思，用理性的思維和務實的精神，力爭將一切金融活動納入規范化、法制化軌道，從而使我國金融市場健康穩定地發展。
此次美國次貸危機的導火索應該是金融債務信用基礎遭到了摧毀性的破壞，客觀地評價，美國作為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有著極其牢固、自身修復性很強的金融債務信用體系，同時，還有嚴密的法律機制對其進行多方位保護。但是，在此次危機中，我們可以清晰地觀察到，其金融債務信用基礎以及相關的法律制度仍然沒有抵擋住自由金融市場負面作用的巨大沖擊。其整個邏輯過程其實非常簡單，就公司金融債務而言，公司企業從商業銀行大量借款，再將借來的錢從事證券業或房地產業的投資。這時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高漲。但是，當過熱的股市或房地產市場高漲到一定程度，必然發生崩潰，此時公司的資金都壓在股票或房地產上，無法套現償還銀行的貸款。這就會導致銀行的信用基礎出現問題，銀行的資金不具有流動性，就會引發銀行對存款客戶的支付的危機。此外，借款公司，如果不是從事股票業或房地產業這些高風險的投資，而是從事出口貿易或制造業投資時，也可以從銀行大量貸款。但是，因為市場情況的突然變化，由于對市場估計的錯誤等各種原因，產品壓庫滯銷，也可能導致公司到期不能償還貸款。這也會影響銀行對存款客戶的支付能力。銀行對存款客戶的支付信用出現問題時，公眾存款人便對銀行進行大規模的擠兌。擠兌必然導致銀行倒閉。一家銀行倒閉還會引起數家銀行接連發生擠兌，金融危機就爆發了。
二、爆發金融危機的外因分析——國際金融法方面存在的缺陷
金融危機自美國肇始，而后以極快的速度蔓延到其他國家，其原因，除了已經分析過的國內因素外，對于外在因素也不能忽視。就法律角度講，外在因素，其實質就是國際金融法方面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一方面，國際金融法對各國以及經濟實體的制約性不強。這是各種國際金融關系沖突與協調的結果，具體表現在：及時，在維護國際金融秩序與安全方面功效最為突出的公法性金融條約數量稀少、內容抽象，不能為金融危機治理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例如，《國際貨幣基金協定》雖然規定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促進國際貨幣穩定的宗旨和監督國際金融運行的職能，但對于IMF如何促進國際貨幣穩定、如何實施金融監管、是否有處理金融危機的權能等，并未作出具體的規定，致使金融危機治理實踐中產生有關IMF越權、救助時機延誤、救助資金不足、救助措施失當等種種紛爭和問題。第二，與金融危機治理密切相關的金融監管雙邊文件的強制力有限。其主要形式——“諒解備忘錄”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僅僅是各國金融當局之間簽署的一種意向性聲明，因而在實施時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另一種文件形式是相互法律協助條約，其雖有法律拘束力，但并不是關于國際金融監管合作的專門性文件，且它們大多在發達國家之間簽訂，處于金融危機震中地帶的發展中國家反而較少簽訂，因此在金融危機防范與控制方面的作用也大打折扣。第三，非政府組織的國際金融監管規則缺少法定拘束力。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國際證券業監管者組織和國際保險業監管者為代表的非政府組織所的一系列國際金融監管規則不具有法定拘束力，它們主要是國際非政府組織向各國監管當局推薦采用的一些金融監管原則、標準、建議和做法，同時，這些規則更適合于發達國家及其活躍銀行的監管，在金融監管體制和監管水平各不相同的國家事實上很難得到確定的和同步的實施。
另一方面，現行國際金融法律制度的內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漏洞或問題：及時，缺乏維系國際監管合作機制的懲戒制度。第二，缺乏明確而的國際金融監管者。第三，缺乏有效的國際金融政策與制度的協調機制。第四，缺乏對資本跨國流動的有效監管。第五，缺乏針對金融危機的一整套彼此聯系的法律應對機制。
三、應對金融危機的法律手段
(一)加強對金融衍生產品的法律監管
此次金融危機使我們必須認識到金融衍生工具的兩面性，在金融衍生產品交易的電子化、自由化、國際化趨勢不斷加深的形式下，風險也在逐步增強。據有關人士統計，在過去10年內，因衍生交易產生的虧損有一半涉及到法律風險。對金融衍生品缺少必要的監管，使得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嚴重脫軌，這是西方輿論公認的催生美國次貸危機的重要原因。我國目前對金融衍生交易仍缺乏較為明確的法律規范。有關交易的主體資格和授權、交易的、交易的避險性規定及其認定、交易的凈額結算在破產程序中的有效性等法律風險，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具體的建議主要是：首先，要進一步建立起有效的監管體制。我國應當立足本國國情，建立政府監管、行業自律和交易所自我管理三級監管模式。這種三級監管結構可以實現對交易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監管。其次，應當制定并完善相關法律制度，對市場準人條件、信息披露、交易主體作出明確規定，并及時地向社會公眾公布與衍生交易有關信息。在監管立法中，可以參考國際組織指導性文件，將其納入國內法律體系中，使風險監管與國際社會接軌。，進一步加強與國際金融機構的深度合作。
(二)進一步加強國際間金融法律領域的協作，切實提高有關法律制度的效力
首先，要對現行國際金融法律制度進行整合、查漏補缺。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集團、巴塞爾委員會等重要國際金融機構為中心，充分利用其各自資源并促進資源的優勢互補，通過加強其相互間金融信息及技術的交流與合作，促進金融監管標準的法制化和統一化，建立包括跨國資本流動監督機制在內的有相當約束力的國際金融安全機制。其次，圍繞當代金融危機的主要特征進行有關制度設計。例如：針對當前金融危機的復合性，加強國際金融法制的協調性建設，包括國際貨幣法制、國際銀行監管法制、國際證券監管法制等國際金融法制的內部協調及其與國際貿易法、國際投資法、國際刑法等的外部協調，使世界貿易組織、貨幣基金組織、歐盟等各類國際經濟組織的政策制度實施或其國際行動產生正向疊加效應，而非反向抵消效應。針對當前金融危機的突發性，各國監管當局和國際組織可以考慮相互借鑒與交流經驗，建立反應靈敏的危機預警機制和應急機制，改革和完善IMF貸款條件，建設危機救援的綠色通道。針對當前金融危機的系統性，應開發和利用國際金融法制的救濟功能，賦予IMF金融危機救助職能，強化其制裁能力，依據權利義務一致原則建立發達國家在金融監管和危機救助中的責任制度，嚴格并完善危機處理的國際紀律和程序，研究和發展存款保險制度、國家債務重組制度等危機處理制度，有效地控制金融危機的蔓延和升級。
(三)進一步完善金融危機情況下的公共資金援助法律制度
如果說我們應當將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如何防止金融危機的爆發、蔓延的話，與此同時，對于危機爆發后的補救措施的探討也顯得極有必要。目前，包括美國在內的不少國家正在積極采取措施，力圖控制和盡快擺脫危機困擾。而其中較為直接的補救方式就是公共資金援助制度。不幸的是，臨時抱佛腳時，大家才發現，自己的制度設計存在如此之多的問題致使具體實施時困難重重。綜合考量后，我們認為，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對公共資金法律援助制度進行改進：首先，從指導思想上，主管當局應當明確，所謂的公共資金援助不是萬能的，其授予條件必須建立在客觀標準之上，政治因素絕不能作為救助破產金融機構的借口和理由；金融機構應盡可能采取自我挽救措施，綜合運用多種救助手段，充分調動股東、高級管理人員及其他金融機構等相關主體的積極性；主管當局要敢于讓金融機構破產，讓失敗者自負責任，讓市場發揮配置資源的作用，而不能倚重央行的貸款救助。
至于具體的制度設計方面，主要是：及時，立法中必須明確國家提供公共資金援助的條件，具體包括：該金融機構的償債能力受到威脅，如果不提供資金援助就難以支付到期債務；救助資金主要用于減輕系統性風險的影響等。第二，公共資金救助形式可多樣化，除了央行緊急貸款外，還應建立與地方財政、其他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多頭救助機制，尤其應積極提倡并引導私人主體參與救助重整，如由金融機構股東、其他私人投資者注入新的資本等形式。第三，積極完善相關配套措施，如建立存款保險制度、設立金融穩定專項基金，使公共資金救助成本分擔社會化等。
(四)加強金融監管國際合作法律制度的構建
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在促進金融監管國際合作法律制度的構建時，應該著重考慮以下幾個方面：
及時，要重點明確確立金融監管的主權原則。金融監管權的行使是一國主權的反映，在我國金融監管法律制度的調整過程中，應針對金融活動國際化的趨勢，明確金融監管的主權原則，以維護我國的國家利益、公共秩序及公共利益。
第二，確保金融機構的穩健和審慎經營，化解風險隱患，杜絕不良經營行為。要把對金融風險的防范和化解作為監管工作重點，以維護本國和世界金融體系的穩定。
第三，貫徹WTO下的互惠原則及國民待遇原則，增強法律的透明度，增強法律在適用上的性，同時也要善于運用WTO規則中的保障措施、國際貿易收支平衡等條款及原則，維護我國的經濟利益。
第四，加強對外國金融機構的謹慎監管。在金融機構市場準入方面，既要切實履行人世的保障，也要以金融機構的母國對該金融機構有無足夠的監控手段、能否獲取其經營信息、能否對該金融機構實施檢查、審計等作為市場準入的條件。以雙邊、多邊條約等方式建立金融機構母國、東道國協調監管機制，在制度設立上既要包括對外國金融機構在我國金融活動中的監管，也要涵蓋我國金融機構在外國從事金融活動的監管。
第五，完善我國的金融法律法規體系。目前，中國金融法律體系仍存在不少弊端，無法保障金融活動合理、有效、規范地實施。首先是配套法規不完善，大法不少，實施細則和其他規章制度卻不配套。其次是法律法規普遍缺乏科學定量，實際執行中尺度不易把握，可操作性不強。如上所述，我國的金融法律法規尚有不足，其完善當從以下幾方面進行：盡快完善主體法律，加快制定相關金融法律法規的步伐。同時，制定與金融法律相配套的實施細則，并對原頒布的有關法律制度進行清理，對不適應的條款進行廢除或修訂。
綜上所述，面對風云變幻的國際金融形勢，面對金融危機教訓，面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金融體制的要求，可以看出，如何防范金融風險、預防金融危機，完善金融監管體制，保持我國金融市場健康、穩定發展任重而道遠。我們一方面要堅定信心——“面對危機，關鍵是要鼓起勇氣和信心，這比黃金更重要。”一方面，要堅決貫徹法制化金融建設方針，厘清相關法律問題，邊借鑒邊反思，用理性的思維和務實的精神，力爭將一切金融活動納入規范化、法制化軌道，從而使我國金融市場健康穩定地發展。
國際金融論文:國際金融課程案例教學論文
課前，案例及各類輔助材料可以以視頻、音頻、文本等形式獲取，同時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和普及，學生可以在課前準備工作中隨時獲取所需信息，提高了學生的搜索、過濾和加工有價值信息的能力。課中，為提高案例分析的可理解性和信服度，學生可將各類分析材料以計算機和其他教學輔助設備呈現來，進而加快師生獲取信息的效率，提高學習交流質量，增強教學效果。
一、國際金融課程的教學特點
一方面，對于初接觸國際金融的學生來說，金融學的知識框架還沒有建立，對各類術語和概念較難理解，特別是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內外均衡、匯率決定以及貨幣危機等知識。另一方面，國際金融研究內容距離實際生活很遠，學生缺乏直接的感性認識。因此，《國際金融》課程教學必須緊密聯系當今熱點問題和金融發展趨勢，不斷嘗試教學方式創新。
二、《國際金融》中案例教學課程基本實施方法
國際金融的理論大都來源于西方，這些理論往往建立在許多假設的基礎上，可操作性較差，難以在實踐中真正應用。同時，國際金融活動復雜多變，各種新模型、新理念層出不窮，僅憑書本教學內容遠遠不夠，因此迫切需要開展案例教學，將國際金融有關場景呈現在學生面前，使學生真正參與到實際中，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提升學習能力，提高學習效率效果。關于案例教學的基本實施方法:一是明確教學目的，精心準備背景材料。教學目的是指通過案例教學應達到的目標，比如學生應該掌握的理論和技能，及通過案例教學所應達到的能力水平。背景材料是呈現案例的主體部分，它描述了案例發生的背景環境，包含所描述事件的發生、發展以及事件最終的結果。同時，為保障背景材料的完備性，應廣泛收集各類信息，主要途徑一是依托網絡資源進行搜集整理，如搜集學術文章、專利、影音資料或國內外報刊書籍等。二是到有關部門或單位調研，根據實際情況編寫教學案例。選取有代表性的單位進行調研，采集各種數據，并通過交談了解現狀及存在的問題盾，在擁有詳實資料的基礎上加工整理。三是依托已有案例教學。即通過選取典型案例，再根據教學實際情況加工整理后應用于教學。二是巧妙設計案例問題，引導學生融入案例環境。設計好富有啟發性和針對性的問題，能夠激發學生的好奇心和積極性，拓展學生思維的廣度和深度。同時，同一團隊內的學生或團隊之間的知識水平通常存在差異，要調動所有參與人的積極性，實現符合每個人特點的教學目的，更需要設計出具有一定層次的問題，使不同水平的學生通過參與案例的分析和討論得到不同程度的解答和啟示，并不同程度地提高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達到教學目的。總之，在案例中設計富有啟發性和針對性的問題，有利于引導所有參與學生更深入案例環境、更進入案例角色，案例過程中各環節問題的設計對案例教學的效果有極大地影響作用。三是系統總結，科學評估。案例，教師要認真記錄每個參與者的表現，結合教學目的，對案例教學的全過程進行歸納和評價，這是實現案例教學初衷、完成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重要環節，直接關系到學生的理解和收獲。教師要從理論層面進行總結和闡述，并仔細分析團隊及每個參與人的視角和優缺點，同時留給學員思考的余地，促進學生在課后進行更深入的思考。案例學習不需要給出標準答案，要尊重每一個思想的閃光點，通過案例學習，更好地理解教學內容，并在此過程中培養自主思考決策的能力和鍛煉團隊協作的精神。
三、下一步發展的思考
案例教學作為新的教學方式和思想的出現，對推動現代教學理論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實際操作中，案例教學更是呈現了一種多樣性、多元化的趨勢，其操作性和內涵也在不斷地豐富完善。同時，案例教學也存在著一些需要進一步探索和解決的問題，如從案例教學的豐富性、科學性角度出發，應針對一門學科甚至一類問題建立完整的案例庫，同時，應根據學生的不同水平設置案例情境與問題，使學生始終保持著旺盛的學習興趣等。總之，案例教學作為一種富有生命力的教學模式，必將不斷豐富教學理論，推動教學模式不斷創新發展。
作者：周超 單位：中國勞動關系學院
國際金融論文:區域性國際金融論文
一、沿邊金金融改革破冰一年來的發展動態
（一）人民幣結算試點破冰啟動2014年以來，我省在跨境人民幣結算、人民幣跨境業務創新、金融機構入出滇、IPO和“新三板”掛牌、“三農”金融改革創新和服務便利化、地方新型正規金融組織發展等10個方面取得突破。我省個人經常項下跨境人民幣結算試點正式破冰啟動；國家外匯管理局批準在德宏開展本外幣兌換特許機構服務經常項下緬幣兌換業務試點，目前全國僅云南獲批試點；1至7月，全省累計實現人民幣跨境結算422億元，同比增長49%。
二、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中的瓶頸
（一）經濟實力不夠強根據相關經濟指標做表1如下：表12012年云南主要經濟指標占全國的比重⑤根據表1，可以看出與全國相比，云南的經濟整體實力不足，經濟基礎薄弱，所以云南在建設區域金融中心之時，經濟的增長壓力較大。經濟發展的不足可以用云南的產業結構來解釋。從云南省的產業結構圖來看，云南的第三產業從2000年以來，一直保持水平狀態，12年來沒有大幅增長，第二產業仍然是云南的主導產業，產業結構處于較低層次，從全國的統計來看，只達到全國平均水平。
（二）金融體系不完備云南的金融機構主要以大型商業銀行、農村金融機構為主，財務公司、信托公司還處于萌芽階段，反映出云南金融體系的不完備，還不能很好的滿足客戶的多樣化需求，不足以滿足云南日益增長的融資需求，經濟增長需求。
（三）本外幣資金運用不足如圖1所示，區域性金融機構外匯貸款規模遠遠高于存款規模，外匯需求高，而根據2012年的數據統計，外資銀行機構數僅為4個，除了中國銀行等大型商業銀行外，并不足以滿足外匯信貸需求。2015年第2期中旬刊（總第579期）時代Time從表2可以看出2012年云南的證券公司數、期貨公司數只有兩家，基金公司數還處于空白，各籌資額也很低，可以說證券市場接近零發展，相比我國的其他金融中心來說，證券市場有待進一步發展和完善。
三、對策分析
（一）優化產業結構，厚實經濟基礎在保持傳統產業發展的同時，優先發展附加值高的產業，例如交通運輸業，郵電通訊業，金融、保險服務業，高興技術產業等。附加值高的產業可以多倍促進經濟發展，發揮輻射功能，帶動周邊區域的產業發展。
（二）健全金融機構，完善區域性金融設施金融的發展離不開基礎設施的支撐，建立金融機構，根據地理位置、人流量增加網點，滿足客戶需求。除了大型商業銀行和小型農村金融機構外，增加財務公司、信托公司、外資銀行的設立。此外，金融基礎設施的完善除了機構的建立還包括人才隊伍的培養，不斷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提升全民素質，培養現代化的觀點。
（三）擴寬理財渠道，引導資金流向從我省2013年的本外幣存貸量可以看出，資金運用效率明顯偏低，造成資金閑置，降低了金融運行效率，說明資金持有者缺乏理財知識，依然保有以前的傳統觀念，儲蓄率偏高，不能有效運用資金。應增加金融服務機構，合理引導居民運用資金，投資高興技術產業。
（四）發展資本市場，填補市場空缺以國外經驗來看，資本市場可以提高市場效率，便于資金持有者與需求者直接進行資金交易。金融市場上需要直接融資市場與間接融資市場共同發揮作用，相互制約，相互促進，證券機構、基金公司期貨公司的發展需要政府給予充分支持，由政府引導，逐步發展。inanceNO.2，2015（CumulativetyNO.579）
（五）加速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提升國際地位自2010年來，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建立，中國與東盟各國貿易投資增長、經濟融合加深，企業和人民都廣泛受益，實現了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的目標。中國和東盟雙邊貿易總量快速增長。今年1至10月，雙邊貿易額已達2959億美元，同比增長25.7%。目前，中國已成為東盟及時大貿易伙伴，東盟成為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在貿易的強勁增長下，人民幣的國際化更加重要，目前只實現了區域性的國際化，因此中國在發展經濟的同時要從各方面提升國際形象，增強綜合國力，加速人民幣國際化。
作者：崔紅茶單位：云南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國際金融論文:豎向變形國際金融論文
1計算參數
1.1結構參數結構核心筒墻厚隨樓層變化情況如表1所示，結構外框巨型柱截面尺寸隨樓層變化情況如表2所示，結構主要承重構件材質情況如表3所示。
1.2有限元模型通過MIDAS/GenV800版本建立的結構有限元模型，其中梁、柱采用梁單元模擬，核心筒墻體采用墻單元模擬，樓板采用板單元模擬(見圖2)。外框巨型柱為鋼骨混凝土，有限元模型中采用混凝土截面進行等效替換(外輪廓尺寸同原設計截面)，并采用質量等效和剛度等效雙重等效原則。模擬分析時考慮施工過程中混凝土收縮、徐變和強度發展等因素對豎向變形的影響，采用歐洲規范CEB-FIP(1990)，其具體參數如下:初始齡期2d，外部環境相對濕度60%，水泥類型為RS∶0.2(快凝高強水泥)，構件理論厚度按實際值。
1.3施工加載順序核心筒剪力墻經驗豐富外框巨型柱及鋼梁6層施工，核心筒內梁、板及核心筒外樓板落后外框巨型柱及鋼梁4層施工，地上部分施工速率為10d/層。外框巨型柱為鋼骨混凝土，且混凝土自重大于鋼骨自重的5倍，巨型柱主要彈性變形以及徐變收縮變形發生在混凝土澆筑后，因此外框巨型柱加載順序同現場巨型柱混凝土澆筑順序。
2施工全過程計算分析
本次豎向變形差分析根據施工方案及現場實際施工進度共分81個施工階段，主要施工步驟如表4所示。結構核心筒剪力墻和外框巨型柱的豎向變形主要受到以下幾方面影響:①施工加載順序;②混凝土收縮、徐變及強度發展(包括齡期影響);③構件壓應力的差異;④施工過程中構件長度的調整。采用通用大型有限元軟件MIDAS/Gen進行施工全過程模擬分析，得到全部81個施工階段結構各樓層的豎向變形。計算外框巨型柱豎向變形時，取柱1～8在各樓層的變形平均值;計算核心筒剪力墻豎向變形時，取剪力墻4個角部在各樓層的變形平均值。
2.1結構豎向變形豎向變形測點位置如圖3所示，結構核心筒與外框巨型柱各層在施工階段較大豎向變形如圖4所示。由于考慮施工階段對各樓層標高進行補償，因此結構豎向變形在底部、頂部較小，在結構中部達到較大值。豎向變形分布規律與理論計算結果相符。巨型柱較大總變形為27.72mm，出現在第38層，其中彈性變形為17.40mm，徐變變形為8.71mm，收縮變形為1.62mm。核心筒剪力墻較大總變形為30.94mm，出現在第34層，其中彈性變形為16.78mm，徐變變形為10.18mm，收縮變形為4.11mm。外框巨型柱和核心筒剪力墻的豎向變形組成規律基本一致:都以彈性變形為主，其次為徐變變形，收縮變形最小;且非彈性變形所占的比例隨著樓層的上升而增大。核心筒剪力墻豎向變形中徐變變形約為彈性變形的60%，而外框巨型柱豎向變形中徐變變形約為彈性變形的50%。從圖4中可以看出，結構豎向變形在4個環桁架層及相鄰樓層處有相似規律突變，這是由于環桁架所在樓層豎向剛度和質量突然增大，其相鄰層成為薄弱層。
2.2核心筒與框架柱的豎向變形差結構施工階段核心筒剪力墻與外框巨型柱豎向變形差如圖5所示。結構在施工階段豎向變形差隨樓層上升而增大，較大值為5.76mm，出現在第56層。由于在施工階段，連接核心筒與外框的伸臂桁架在一端采用鉸接連接，且在構造上采用擴大孔，可豎向滑動，因此可認為伸臂桁架對減小核心筒與外框的豎向變形差無約束作用，從而避免了核心筒和外框之間的豎向變形差在伸臂桁架中造成過大內力。
2.3層間壓縮量核心筒和外框豎向構件各樓層段層間壓縮變形量如圖6所示。從圖中可以看出，由于頂部荷載逐步減小，各樓層段層間壓縮量隨樓層上升而減小，由于環桁架所在樓層豎向剛度突然增大，導致環桁架層層間壓縮量突然減小。頂層層間壓縮量增大是由頂層層高增大至9m引起的。
3豎向變形差對水平構件受力性能的影響
結構核心筒和外框巨型柱在施工階段產生了不同的豎向變形，其差值會在結構水平構件及樓板中產生附加應力，對結構安全造成不利影響。通過上述分析可知，結構較大的豎向變形差出現在第56層，取該層作為分析對象，將此較大豎向變形差以初始位移的形式施加于結構中，計算得到伸臂桁架較大初始附加應力為29.64MPa，鋼梁較大初始附加應力為13.61MPa，樓板較大附加應力為1.7MPa。
4豎向變形調整措施
在施工過程中，豎向構件隨著施工的進行不斷被壓縮，因此施工時應進行實時測量，并將相應施工樓層的標高調整到設計標高。根據上述施工全過程模擬分析的計算結果，并以正在施工的樓層達到其設計標高為標準，估算各層豎向構件在各樓層段的長度補償值。現場可參考此補償值進行調整，當補償值超出現場調整范圍時，可在工廠構件下料時進行長度調整。核心筒和外框巨型柱豎向構件各樓層段長度補償值如圖7所示，核心筒和外框豎向構件每5個樓層長度補償值詳細數據如表5所示。
5結語
本文以天津諾德英藍國際金融中心為例，根據實際施工方案和工期，并考慮混凝土的時間依存特性，通過有限元分析程序MIDAS/Gen進行施工全過程仿真分析，研究結構核心筒與外框巨型柱的豎向變形及其之間的變形差異，得到以下結論。1)由于在施工階段對各樓層標高進行補償，因此結構豎向變形在底部、頂部較小，在結構中部達到較大值。豎向變形分布規律與理論計算結果相符。2)在進行超高層結構豎向變形差分析時，需要考慮實際施工過程和混凝土時間依存特性的影響。由計算結果可知，結構豎向變形以彈性變形為主，其次為徐變變形，收縮變形最小。3)結構豎向變形差值會在結構水平構件及樓板中產生附加應力，對結構安全造成不利影響;設計、施工時需要采取相應的技術措施減小豎向變形差的影響。4)根據仿真分析結果，估算出各層豎向構件在各樓層段的長度補償值，根據此補償值，工廠可在構件下料時進行長度調整或者現場在安裝時進行標高調整。
作者：酈宏偉趙海鋼劉中華單位：浙江精工鋼結構集團有限公司
國際金融論文:審慎例外原則的國際金融論文
一、設立審慎例外原則的必要性
金融服務貿易領域的WTO成員國談判多集中于烏拉圭回合談判，但由于各成員國在金融監管中的制度差異和金融審慎考慮，這一過程尤其艱難，各成員國在長時間的談判中仍無法形成統一意見。審慎例外原則的出現則是一個轉折點，它的產生對緩和各成員國金融監管差異、構建國際金融監管體系意義重大。與其他經濟模塊不同，金融服務貿易因與國家經濟安全與主權緊密相連，是一個十分敏感的領域。鑒于其在國家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各國政府對于金融市場的開放多十分審慎。因此，各國政府通常設立多樣化的國內金融監管措施來維護金融服務市場的穩定性。然而，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金融自由不斷深化發展，日益增長的跨國金融服務貿易使金融服務市場的開放已成不可阻擋的國際經濟發展趨勢。客觀來講，金融服務市場的開放化與金融自由化必然要求東道國政府放松對于金融服務領域的監管。一方面，過度的監管措施通常會形成一定程度上的貿易壁壘，從而遏制金融市場的開放，并進而妨礙金融市場的自由化。因此GATS通過第二部分（一般義務與紀律）和第三部分（具體保障）多達十七條的具體規定來規制各成員國在金融貿易領域的行為。然而，另一方面，金融自由化卻也無法摒棄國內規制。法律與自由是相輔相成的關系，過度的法律約束會限制社會自由，但社會自由的確立也無法離開法律的規范與保護。金融自由化需要以穩健安全的經濟體制為基礎，而適當的國內金融監管對于一國經濟的安全與穩定則是不可或缺的。因此，金融監管與金融自由化的矛盾共生關系是必然的。但實際上，這一關系也并不僅僅是金融監管的加強與削弱問題。一般情況下，削弱金融監管的目的在于促進金融自由化發展，而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則意味著金融市場的進一步開放。但金融市場的開放同時也會伴隨著新型金融問題的產生，必然需要采取與之相對應的新的監管與規制措施來應對。此外，由于金融服務領域的敏感性與高風險性，其內部本身即存在顯著的不穩定性特征，而金融自由化對于全球資本流動的促進作用會進一步擴大這一不穩定性，這一現象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尤為突出。因此，金融監管措施的缺失和不當極有可能會誘發金融危機，而基于全球金融自由化的深化發展，始發于東道國的金融危機的影響力在很大程度上會急劇擴大進而影響到相關經濟區域乃至全球經濟。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即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因此，在金融服務領域，自由化的發展并不是要求意義上的去規制化，換言之，它并不要求國內金融監管措施的必然放松，只是要對國內金融監管措施進行規范并盡量減少政府在金融服務市場的開放和正常貿易中的干預行為。綜上所述，合理的金融監管對于金融自由化的實現來說是必要的，而審慎例外原則對于實現金融監管與金融自由化間的合理平衡具有重要作用。它在鼓勵WTO各成員國采取金融監管措施的同時，亦對各成員國采取的金融監管行為具有國際規則性的約束力。因此，審慎例外原則的存在是必然、必要且必須的。
二、審慎例外原則的文本分析
雖然審慎例外原則在金融服務領域具有重要意義，但因為它是WTO各成員國基于國家金融安全與穩定考慮上激烈博弈的結果，一定程度上導致其規定較為模糊化與概括化，在審慎原因、審慎措施、例外范圍的概念界定、適用范圍等方面均存在不足之處。筆者在這一部分試圖通過文本分析的方法對于這一原則的缺陷進行深入討論。通常意義上，審慎例外原則指的是GATS《金融服務附件》中第二部分關于國內監管中的a款，具體規定為：無論本協定任何其它條款如何規定,不應阻止一成員為審慎原因而采取措施,包括為保護投資者、存款人、投保人或金融服務提供者對其負有誠信義務的人而采取的措施,或為確保金融體系的統一和穩定而采取的措施。如此類措施不符合本協定的規定，則不得用作逃避該成員在本協定項下的保障或義務的手段。首先，從“任何其它條款”這一用詞可以看出，這一條款明顯排除了GATS中一般義務與WTO各成員國具體保障表的適用，因此這一排除范圍涵蓋十分廣闊，而過于廣闊的排除范圍通常會產生條款濫用的負面影響。其次，這一條款對于監管措施的要求僅僅只是“審慎”而非“必要”，因此這一規定往往會被東道國政府利用，造成眾多不必要的國內監管措施以審慎之名出臺，進而對金融服務貿易構成隱性貿易壁壘。再次，這一條款將保護范圍限定于“投資者、存款人、投保人或金融服務提供者對其負有誠信義務的人”，而商業銀行、保險公司與證券機構等在現代金融服務行業占據重要地位的金融機構并未包含在其保護范圍內，這不符合金融服務市場穩健與長遠發展的要求。，這一條款對審慎原因與審慎原則的判定十分模糊，對審慎原因并未做出具體定義，只是通過“為保護投資者、存款人、投保人或金融服務提供者對其負有誠信義務的人而采取的措施,或為確保金融體系的統一和穩定而采取的措施”這一動機性規定對審慎原因做了非窮盡式限定，且并未明確陳述這兩類動機是否應在監管措施的實施動機中占據主要地位。因此，東道國政府往往借此實施僅僅包含部分審慎動機但更具其他經濟或政治動機的監管措施，從而為在金融服務領域開展具有政府干預意義的監管披上合理化的外衣。同時，這一條款并未對何為審慎措施給出明確定義，只是通過限定審慎原因來確定審慎措施，但審慎原因本身即具有概念模糊性，因而導致審慎措施的界定也十分模糊。而作為審慎例外原則中的核心，這二者界定的模糊性必然會對審慎例外原則的適用產生負面影響。
三、對于審慎例外原則未來發展的建議
通過第二部分的分析可見，審慎例外原則目前仍存在許多缺陷，而鑒于其在金融服務的重要地位，這些缺陷必須予以適當“修復”。以下是筆者對審慎例外原則未來發展提出的幾點建議，以期審慎例外原則能在日益發展壯大的金融服務貿易領域進一步發揮其重要作用。及時，結合GATS第三條透明化條款將透明度要求引入審慎例外條款，將金融監管措施的具體要求與實施過程透明化。金融監管措施的制定與實施與金融服務貿易各個參與方的利益密切相關，加之金融自由化的發展使參與方的國際化程度日益提高，因而稍有不慎就可能引發國際爭端，進而對國家間的經濟貿易往來造成不良影響。將透明度要求引入審慎例外條款不僅使這一條款與GATS第三條基本條款相符合，同時也會使東道國在制定與實施金融監管措施時更加謹慎，有利于提高金融監管措施的合理化程度，從而從根源上減少國際間貿易摩擦的產生，對于促進國際經濟自由化發展也大有裨益。第二，將國際法中的善意標準引入審慎例外條款。在審慎例外條款中，審慎原因與審慎措施界定的模糊性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這一條款對于金融監管措施濫用行為的約束力。引入國際法中的善意標準會在一定程度上彌補這一缺陷，而善意標準的國際性也有利于WTO各成員國對于這一標準的接納。第三，適用標準適當地向發展中國家傾斜。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在金融服務領域起步較晚，金融法律系統尚不完善，相關司法立法經驗也尚顯不足。因此一視同仁地適用標準對于發展中國家略為苛刻，造成實際上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加之GATS在第四部分逐步自由化中也秉承了優待發展中國家的精神，筆者建議可將審慎例外原則的適用標準適當地向發展中國家傾斜，根據發展中國家實際的金融市場狀況靈活采取適用標準。
四、結語
審慎例外原則體現了GATS框架下對于金融服務貿易領域中平衡金融自由化與金融有效監管的客觀要求。這一靈活條款的存在，既符合了GATS框架建立后WTO各成員國在逐步開放金融服務市場的同時維持本國金融監管主動性的過渡性需要，又為未來的逐步自由化發展留下了較大空間。然而，審慎例外條款在賦予WTO各成員國監管措施靈活性的同時，條款本身也相應地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使得該條款在概念界定、適用范圍等方面均缺乏具體化標準。筆者結合當今國際金融自由化發展趨勢為其未來發展提出了幾點建議。如今國際經濟法學界眾多學者對審慎例外原則已展開廣泛研究，相信審慎例外原則的完善與發展值得期待，它必將在金融服務貿易領域進一步發揮重要作用。
作者：和蓓單位：倫敦大學學院
國際金融論文:非常規貨幣的國際金融論文
一、具體實踐
1.擴大商業銀行信貸規模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背景下，中國政府為了應對危機、保持經濟增長，中央政府推出四萬億元人民幣投資救市計劃。為了加大金融支持經濟發展的力度，政府放松了對商業銀行信貸規模的約束，擴大了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同時加大對“三農”、重點工程、中小企業的信貸支持力度，有針對性地培育和發展消費信貸。這一政策使2009年全年各項貸款新增9.59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加4.69萬億元，并且這一規模在不斷擴大。2.開展人民幣跨境結算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作為國際貿易中主要結算貨幣的美元和歐元的匯率都經歷了大幅波動，我國企業與很多貿易伙伴國企業均希望可以使用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來規避風險。2009年，我國在上海、廣州、深圳、珠海以及東莞5個城市開展人民幣跨境結算試點，通過推動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的使用，截至2013年底，我國跨境結算業務規模已經是當初試點時期的800多倍。根據匯豐銀行預計，人民幣在2015年將成為全球三大跨境貿易結算貨幣之一。3.新增常備借貸便利工具我國央行在2013年開始利用一種新型貨幣政策工具———常備借貸便利(StandingLendingFacility，簡稱SLF)，在銀行系統的流動性出現短暫性波動時選擇性運用。這種貨幣調控新工具的特點是由金融機構主動發起，與金融機構進行定向交易，交易對手覆蓋范圍廣，主要為政策性銀行和全國性商業銀行。常備借貸便利主要以抵押方式發放，信用評級較高的債券、品質信貸資產等均可作為抵押品，有時也可采取信用借款等方式進行發放。這種政策工具期限一般為1～3個月，利率水平是根據貨幣政策調控需要、引導市場利率的需要等因素進行綜合確定。
二、效果評價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人民銀行采取的一系列非常規貨幣政策，包括近期使用的常備借貸便利政工具，對于我國貨幣政策非常規工具對金融市場與宏觀經濟產生的效果進行評價。
(一)金融市場方面央行的貨幣政策非常規工具使基礎貨幣大幅增加。投資在刺激經濟復蘇的同時，也導致了大量的貨幣投放。政府取消對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限制，有利于緩解企業資金壓力并保持經濟平穩增長。與此同時，在中央財政資金投放不到4千億的情況下，我國商業銀行的信貸資金投放達到了11萬億元規模。在銀行借款主體結構中，地方政府融資貸款規模迅速擴張。截至2009年末，全國地方政府債務平臺貸款額達7.38萬億元，比2008年增加了近3萬億。根據國家審計署公布的數據，到2013年6月末，我國政府性債務余額已經超過30萬億，其中全口徑地方政府性債務共17.89萬億。這些新增信貸規模在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的同時，也可能成為銀行業不良信貸資產的隱憂，盲目投資和資金的低利用率現象也會造成資源的相對短缺和供給的相對不足。我國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加快了我國經濟復蘇，帶動了實體經濟的發展，向市場注入了大量的流動性。我國自2013年初創設常備借貸便利以來，央行通過綜合運用常備借貸便利工具來管理流動性，已收到了顯著成效。在貨幣市場受到沖擊出現短暫的波動時，通過利用常備借貸便利進行金融市場的調控，帶動了實體經濟發展，符合條件的金融機構可以得到央行提供的流動性支持，這也順應國家對宏觀調控的要求。在金融市場上利用非常規貨幣政策工具，有利于調節市場流動性的供給，有助于促進金融市場平穩運行，從而可以防范金融風險。
(二)宏觀經濟方面據統計，2009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8.7%，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逐步回升，政府出臺的經濟刺激政策有效地促進了國民經濟發展。同期，我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了50%。2010年上半年，我國經濟增長率達到11.1%，比2009年同期高出3.7個百分點，2013年我國在經濟轉型和深化改革的關鍵期，全年國內生產總值依然保持7.7%的增長。說明通過使用非常規貨幣政策工具可以拉動經濟的增長其重要作用是要避免出現通貨緊縮。但隨著我國經濟在國際金融危機后的快速恢復以及此前國家出臺的擴張性政策，政府的四萬億投資以及銀行系統信貸投放，我國出現了嚴重的流動性過剩現象，從2010年開始進入新一輪的通脹期，我國的CPI平均值為3.8%，2011年3月至10月這8個月的CPI都超過了5%。由以上數據可知，政府的非常規貨幣政策對于減緩通縮壓力的效果不明顯。
隨著政府投資規模不斷擴大，且主要集中在交通、水利、通信和城市公共事業等就業彈性較低的行業，刺激就業增長的效果也不顯著。2008年，由于受到國內自然災害頻發和國際金融危機的雙重挑戰，我國就業形勢比較嚴峻，尤其從2008年下半年以來，企業用工需求減少，失業人數大幅增加。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相結合的四萬億救市投資計劃以及央行面對危機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在短期上沒有緩解就業壓力。
由此可見，我國的非常規貨幣政策工具為商業銀行和信貸市場均提供了充分的流動性，對宏觀經濟發展和金融市場穩定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但是，非常貨幣政策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尤其是抑制通脹方面。為了保障金融市場的穩定和人民幣幣值的穩定，維護信貸市場的正常運行和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央行應當在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控制中尋找一個平衡點，也應加強對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創新使用，長期穩定發展常備借貸便利政策，并注重非常規貨幣政策的推出時機。
作者：魯靜婷單位：安徽財經大學金融學院
國際金融論文:國際金融監管論文
一、金融創新
有危自有機，為了更好的治理金融危機，各國當前都著眼于金融創新，以期推動國際金融法改革。然而，金融創新在給各國帶來希望的同時，也對各國既有的金融監管提出了挑戰。及時，金融創新沖擊了傳統的監管標準。傳統的監管標準主要針對信貸風險，以資本充足率為標準。但金融創新令金融機構面臨的風險越來越復雜，除了信貸風險之外，金融機構還需面對利率風險、操作風險、市場風險、法律風險等，因此僅針對信貸風險實行的傳統監管標準，現在已經不滿足有效監管的要求。［4］第二，金融創新沖擊了傳統的監管手段。傳統的金融監管手段，以審核分析金融機構的財務報表為主，但這種傳統的審核的過程中，缺乏對表外業務的統一會計標準。這就導致表外業務游離于監管范圍之外，金融機構可以趁機通過衍生工具隱藏許多交易組合，令其成為資產負債表外的項目和交易，從而逃避金融監管。這就要求金融監管機構必須提高對銀行信息披露和內部控制的要求，加大監管力度，平衡安全與效率的關系。第三，金融創新沖擊了傳統的監管模式。傳統的監管模式，即針對分割的金融市場實行的分業監管模式，這種模式曾經在一段較長的時間內起過作用，然而隨著金融創新的不斷深化，分業經營已經逐漸被混業經營所替代，因此這種模式已經漸漸脫離了金融市場的發展軌道。［5］
二、國際金融監管制度改革的發展
(一)國際金融監管制度的效力增強國家主權是一國作為國際法主體最根本的標志，而經濟主權是國家主權里具物質性的一部分。因此，任何一個國家都會為了自身利益，不愿讓渡本國的經濟主權。這導致國際金融監管制度中，條約等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硬法較少，而如《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等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但在實踐中會產生一定法律效果的軟法較多。但隨著金融危機爆發，各國意識到金融監管合作的重要性。于是，各國在讓渡經濟主權方面的態度逐漸軟化，這令國際金融監管制度的法律效力增強，一方面，加強國際合作，通過簽訂條約，令國際金融監管制度中硬法不斷增加;另一方面，亦重視軟法，在實踐中增強其約束力。究其原因，可歸納為兩點。及時，國際組織地位上升令各國在國際金融監管制度方面達成一定共識。國際組織的影響力不斷擴大，其通過組織特有的制度性造法方式，提出國際金融監管方面的國際條約和國際慣例，令各國遵守其制度安排。國際金融監管制度通過巴塞爾委員會(BCBS)、金融穩定理事會(FSB)等國際組織，來塑造、傳播融資、金融市場準入等反面的市場機制共識。國際組織的技術性不斷增強，地位不斷提高，這令各國監管者對國際組織愈加依賴。第二，國際金融監管制度的科學性、先進性提升了其本身的法律效力。各國如不遵守，便難以抵御金融危機的風險，容易被國際金融市場淘汰。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根源之一便是銀行業過度依賴外部評級機構，忽略了內部風險評估和盡職調查。而巴塞爾委員會公布于2006年《巴塞爾新資本協議》便預測到了這一風險，通過制度規定降低金融機構對于外部評級的依賴性。因此，危機爆發之后，巴塞爾委員會的成員國和非成員國，均意識到遵守《巴塞爾新資本協議》會獲得市場給予的利益激勵，反之則會面臨不利的后果。第三，國際金融監管制度中程序法為其實體法的實施提供了有效保障。上述程序法主要指WTO的《關于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的諒解》(DSU)，《諒解》中的爭端解決程序和規則適用于金融服務貿易方面的爭端。易言之，WTO金融服務貿易委員會和服務貿易理事會的審查程序、貿易政策審議機制以及爭端解決機制，均可用于評審和監督成員國是否履行金融服務貿易方面的義務，同時用于解決成員在履行義務中發生的糾紛。這在一定程度上約束了WTO成員國的金融監管，令其自覺履行義務。
(二)國際金融監管制度的結構重構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證實，各國過去奉行的金融自由化不再適應當下的國際金融環境。因此，重構國際金融監管制度的呼聲愈來愈高，引發了一波又一波的金融創新，令金融監管制度產生了結構性的變化。具體地說，國際金融監管制度的結構重構可歸納為三點。及時，國際金融監管制度向統一化發展。縱觀全球，大多數國家現階段一般都是針對金融業的分業經營，不同程度地實施分業監管，即對證券、銀行、期貨、信托、保險等由不同的監管機構來監管。只有少數歐洲國家如德國等實行統一監管，即由綜合性監管機構監管所有金融領域的全能銀行制度。隨著金融創新不斷深化，金融業之間的邊界愈來愈模糊，分業監管模式逐漸不適應時展，繼續堅持只會造成監管資源的浪費或是濫用。因此，如英美國家和香港等現在都由多層次、分散的分業監管模式，向綜合性、統一化的混業監管模式發展，即實行全能銀行制度。第二，國際金融監管制度向綜合化發展。過去的金融風險以信貸風險為主，風險種類較為簡單，而隨著時展，金融風險的種類不斷增加，內容也愈加復雜。因此，原有的監管標準已逐漸脫離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軌跡。各國監管制度正朝著綜合化發展:一是從資本監管發展到性風險監管，從只針對信貸監管，發展到針對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市場風險、信用風險等進行監管;二是加強內部控制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增強透明度，提高自律管理，有效抵御風險;三是規范監管程序，加強對銀行監管的規范化管理，保障事前、事中、事后的監管程序有條不紊的進行。［6］第三，國際金融監管制度向國際化發展。隨著金融創新的不斷推進，封閉的國內金融監管制度已不再適應國際金融市場一體化的需求，國際監管合作的呼聲愈來愈高。一是隨著國際資本市場規模的擴大，各國金融市場的關聯度變高，國際金融市場一體化的程度加深，新出現的金融工具的交易價格、交易管理、投資收益率在各國金融市場上趨同，這為國際監管合作提供了一定便利。二是貨幣互換、利率互換等創新工具的跨市場國際性金融交易，本身就需要不同國家金融市場的聯合與互動。當然，國際金融監管制度的國際化，要求國內和國際金融市場相互融合，這加大了金融監管的難度。
(三)國際金融監管制度的價值變化法的功能定位決定了其價值取向。而國際金融法的功能表現為促進國際金融市場的可持續發展，這一方面要求其保障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要求其注重金融安全以促進效率提高。由此可知，效率與安全是國際金融法內部的兩個相互博弈的價值取向，二者一直處于此消彼長的狀態。縱觀國際金融監管制度的發展史，國際金融監管制度的價值取向大概經歷了“注重安全”、“注重效率”、“效率與安全并重”這三個發展階段。其原因有二。及時，安全是效率的前提，如不注重金融安全，便會引起金融危機，令效率所創造的社會財富化為烏有。20世紀80年代，國際金融監管制度曾因受到金融自由化思潮的影響，而以效率為首要價值取向。這令各國放松管制，導致監管真空，為金融安全埋下了巨大隱患，造成國際金融監管的效力下降。2007年的美國次貸危機便是一記警鐘，其帶來的損失令國際社會意識到金融安全的重要性。從國內法的角度考察，2009年美國提出《金融監管改革———一種全新的基礎:美國金融監管體制的重構》(簡稱《金融監管改革》)。《金融監管改革》共分為五部分，分別是:加強對金融機構的穩健監管，保障對金融市場的監管，防止投資者和消費者受金融濫用影響，為政府提供其管理金融危機所需要的工具，提高國際監管的標準并加強國際合作。［7］從國際法的角度考察，2009年的G20倫敦峰會便提出，國際金融監管的疏忽導致國際金融市場未能有效抵御系統性風險，令危機的危害性進一步擴大，因此國際金融監管組織和機制都需要加強監管，如加強對評級機構、對沖基金等特定類型金融機構的監管，將監管領域擴大至一切具有系統影響性的金融產品、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第二，效率是安全的保障，如不注重金融效率，則會導致問題經濟，無法為金融安全提供物質支持。金融效率是國家的核心競爭力，其直接決定一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地位和影響力。因此，倡導金融服務現代化的發達國家，以及呼吁推動金融市場化改革的發展中國家，都極為重視金融效率。不少國家的金融監管機構更是明確地將金融效率列人金融監管原則和目標。從國內法的角度考察，2000年英國頒布的《金融服務與市場法》中提出的6項貫穿效率精神的有效監管原則，包括監管資源使用的效率與經濟原則、被監管者應由領導負法律責任的原則、平衡監管的收益和成本的原則、推動金融創新的原則、促進本國金融業的國際競爭力的原則、對競爭不扭曲和不破壞的原則。從國際法的角度考察，世界貿易組織(WTO)、世界銀行(WBG)、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都致力于推動世界自由市場的形成和發展，注重對效率的追求。上述三大國際經濟組織均積極推進金融服務區域一體化的發展，推進金融服務多邊自由化的深化。WTO呼吁各國共同構建金融服務的多邊自由化，WBG在提供貸款的附加條件中反映出新自由主義的精神，IMF強調市場的作用而要求政府減少干擾。綜上所述，唯有安全與效率并重，方可較大程度地促進金融市場的可持續發展，保障國際金融法的功能有效實現。
三、國際金融監管制度改革的建議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化，發展中國家無論在南北對話還是南南合作中都逐漸式微。因此，發展中國家過去通過改變國際金融監管制度的準則或原則，來促進國際經濟秩序發展的行為，已不符合當前的國際金融發展軌跡;而在承認既有國際制度的前提下，通過改變國際金融監管制度的決策程序或規則，來追求自身利益較大化，改良國際金融秩序的行為較為可行。于是，我國順應上述潮流，逐漸由國際金融監管制度的改革者，向國際金融監管制度的建設者和維護者轉變。這種角色轉變，令我國需要注意以下三部分制度建設問題。
(一)強化宏觀審慎的監管體系傳統的國際金融監管制度側重于微觀審慎監管，即為防止單個金融機構出現經營危機或是倒閉，而關注外生金融風險，在單個機構內部采取的一種自上而下的監管模式。這種監管方式忽略了金融機構之間的相關性以及風險關聯性，不能抵御當前金融一體化帶來的系統性風險。［8］因此，強化宏觀審慎的監管體系是國際金融監管制度改革中各國形成的共識。宏觀審慎監管是為防止金融體系的風險，關注內生金融風險，在整個金融體系中采取的一種自上而下的監管模式。其與微觀審慎監管的不同之處在于，其注重金融機構之間的相關性和風險關聯性，可有效防范宏觀經濟波動。故而，我國應在保持原有的微觀審慎監管的同時，強化宏觀審慎的監管體系，協調二者之間的關系。具體而言，需注意三點。及時，明確系統性重要機構的界定標準。系統性重要機構一般可分為兩類:一類擁有大量與金融市場或是其他金融金鉤的交易對手風險，一旦這類機構倒閉，便會令其國際和國內交易對手受到牽連。另一類具有大型高度杠桿化的特征，其資本損失將對對整個宏觀經濟造成放大影響。二是擁有大量的對其他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交易對手風險的金融機構。在宏觀審慎的監管體系中，監管當局應通過劃分上述系統性重要機構，有針對性地加強對其流動性、資本充足率和風險管理的監管。第二，提高系統性重要機構的監管標準。系統性風險會引起整個金融體系的崩塌，因此，對系統性重要機構監管應比對其他金融機構的監管更為嚴格。監管標準應基于金融機構的相對系統重要性，不僅要求在杠桿率限制、流動性要求、風險資本要求和總體風險管理方面執行更嚴格的監管標準，還要求在經營狀況、財務狀況、業務風險、財務風險等方面實施更詳盡的信息披露。第三，建立和健全流動性風險管理制度。監管當局必須了解金融體系的流動性需要，才能有效防范金融危機的爆發。許多系統性重要機構對流動性風險的掌控都十分薄弱，因此，我國應當將結構性投資工具的流動性風險納入非現場監管的監測范圍，從而進一步規范金融衍生交易活動。
(二)協調機構監管與功能監管機構監管與功能監管之間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二是共存共生的關系。二者各有其適用領域和存在價值:機構監管主要在金融市場系統穩定性和金融機構風險控制方面發揮作用，其功能主要表現為審慎監管;功能監管則是在保護金融投資者和消費者，以及規范金融產品提供和業務經營方面發揮作用，其功能主要表現為保護金融投資者和消費者。國際金融監管制度一度只注重單純的機構監管，但隨著金融創新的不斷推進，現已向功能監管與機構監管相互協調的方向發展。然而，我國金融市場功能監管與機構監管的協調存在兩大問題。首先，我國在金融監管制度中尚無一個法定協調機制，盡管《中國人民銀行法》以及《中國人民銀行主要職責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規定》，均規定要建立金融監督管理協調機制，但都一直停留在原則層面上。其次，我國不僅不能貫徹機構監管，而且還忽略了功能監管。因此，我國應當加強以下三方面的制度建設。及時，構建功能監管和機構監管的法定協調機制。我國監管當局應當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法》以及《中國人民銀行主要職責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規定》的規定，建立由人民銀行主導的法定金融監管協調制度。此舉可提升中央銀行在宏觀審慎監管等金融監管方面的地位。第二，從整體上把握機構監管的要義。我國監管當局盡管在實踐中側重機構監管，但往往不能將機構作為一個整體監管，比如對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管就較為片面。因此，我國應加強對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機構的整體監管，監測包括其子公司或控股公司在內的所有與混業經營集團有關聯的風險狀況和財務狀況。［9］第三，加強對金融理財產品、金融衍生產品等的功能監管。我國應針對金融理財產品、金融衍生產品等功能相近的金融產品進行功能監管，確立統一的監管規范和監管標準，對市場參與主體提出監管要求。
(三)構建金融消費者保護制度建立和健全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制度已成為國際金融監管制度改革的發展趨勢，因此，我國應順應潮流，構建金融消費者保護制度。我國當前關于金融消費者保護的法律法規，包括《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銀行業監督管理法》、《人民銀行法》、《證券法》等法律，以及人民銀行、證監會、銀監會、保監會制定的規章。然而，我國的上述保護金融消費者的立法存在三大缺陷:首先，《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沒有突出金融消費者的特殊性，也沒有針對金融消費者作出專門規定。適應性不強。其次，對金融機構保護金融消費者法定職責的規定較為模糊。相關立法要么只對金融機構的法定職責作原則性規定，要么就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沖突處理機制。，金融消費者缺乏投訴和受理機制。人民銀行、證監會、銀監會、保監會等金融監管部門中缺乏技能消費投訴、受理機制，而只有一套信訪制度。因此，我國應針對上述缺陷作出以下努力。及時，進一步完善金融消費者保護制度。一是在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設專章提出“金融消費者”概念，并針對金融消費者做特殊規定。在我國消費者保護法和金融法中引入“金融消費者”的概念，以保障金融消費者收到專業、專門的對待。二是將保護金融消費者列入監管目標。中國銀監會提出“通過審慎有效的監管，保護廣大存款人和消費者的利益”是其監管目標之一。但是，我國其他金融監管機構尚未將保護金融消費者視作其法定監管目標。［10］第二，進一步建設金融消費者保護的自律機制。我國應當建立金融消費者糾紛協調機制，在證券、銀行、保險等行業協會內成立專門受理消費者投訴的部門，并制定相關的糾紛處理程序，以期推動金融消費者教育，協調金融機構與金融消費者之間的糾紛，向金融機構反映金融消費者的利益訴求。
作者：陶立早單位：武漢大學法學院
國際金融論文:雙語教學中的國際金融論文
一、國際金融雙語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1.教師與學生的英語水平優待提高。在中國這樣缺乏外語語言環境的背景下，雙語教學對學生和教師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合格的雙語教師不但要有扎實的學科知識和教學技能，而且要有較高的外語水平，尤其是口語水平。我國從事雙語教學的教師大都是專業課教師，這一類教師對于學科體系、基本框架以及專業理論十分嫻熟，但英文水平普遍不高，除了少數留學人員外，大部分教師不能夠用流利的英文來授課。《國際金融》課程內容相對較難，加上英文授課，如果教師無法用流利的英文講授，則會造成學生理解上的困難，影響后期金融專業知識的學習，從而失去了雙語教學的意義。甚至有些專業教師往往把雙語教學變成了中文教學，導致雙語教學名存實亡。大學生的英語水平普遍不高也是雙語教學存在的問題之一。從大學英語教學效果來看,英語課堂大多數氣氛比較沉悶,臺上教師唱獨角戲，課后一旦脫離課本,除了會最基本的單詞表述外,多半是無從下“口”,更談不上口語表達的多樣化。因此，薄弱的英語水平給雙語教學的順利實現帶來了困難。
2.教學內容無從取舍。國際金融是一門具有很強的專業性和綜合性的課程，內容既包括理論，又涵蓋實務；既有微觀問題，又有宏觀問題；既有自己獨特的專門領域，又有與其他經濟學科相關的交叉領域。其內容涉及到國際收支平衡問題、匯率問題、國民收入、國際資本流動問題，開放經濟下的宏觀經濟政策問題，國際貨幣體系問題等。同時國際金融又是一門具有交叉性質的邊緣性學科，要學習國際金融學，學生必須具備一定的會計學、經濟學、貨幣銀行學的基礎。正是由于其內容豐富復雜，在國外大學，管理學院與經濟學院開設的國際金融課程的內容是不同的，前者注重國際金融實務，而后者則注重國際金融理論和國際貿易。而我國出版教材中內容既包括國際金融理論又包括國際金融實務，教材內容過多，所以中西版本的教材內容存在差異。如今，許多高校采用了雙語教學，這就意味著學校將引進外國原版教材，而對于原本已經習慣了中國教材的教師來講，同一門課程中外不同的教學內容，使得教師在授課內容方面不知如何取舍。
3.教材內容與中國國情脫軌。雙語教學應該選擇原版教材，沒有原版教材的雙語教學變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美國原版教材更新快、版本多，能夠使學生了解和掌握近期的“原汁原味”的專業知識。然而，原版教材內容過于“美國化”，幾乎與中國國情脫節。以丹尼斯.R.阿普爾亞德的《國際金融》教材為例，其中的金融資料、案例大多只涉及美國，只有在匯率部分提到了中國。中國學生對于美國的金融環境、背景都不了解，造成教材過于“美國化”，忽略了中國的涉外金融業務和理論的分析，從而與中國國情脫節。
4.雙語教學方式過于單一。在過去的雙語教學過程中，往往是“滿堂灌”的方式，這種教學方式的弊端就是教師快速講解，信息量大，知識點辨識程度低。《國際金融》的課程內容邏輯性強，開設雙語教學的目的在于讓學生運用英語來交流、分析、討論金融問題。而傳統的“滿堂灌”的教學模式以教師為中心，忽略了學生的參與性，與雙語教學目的相悖。
二、解決雙語教學問題的對策與建議
1.加強雙語教學師資的建設。作為國際金融雙語教學的教師，其英語水平的高低是能否順利推進雙語教學的基礎。首先，教師自身課后需要花時間去學習相關專業英語知識，勤加練習。其次，學校可以組織從教師參加英語培訓，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組織教師出國學習與交流，或者引進外籍教師來從事雙語教學的工作。此外，學校應組織對雙語課程的教學進行嚴格的檢查與監督，促進雙語教學目標的實現。
2.增加學生的專業英語課程。雙語教學對于學生的英文水平要求相對較高，許多學生在接觸到雙語教學時感到難度大，其原因在于前期的金融專業英語課程沒有到位，有些學校甚至沒有開設專業英語課程，使得學生在從中文教學一下子過渡到雙語教學的過程中無所適從。因此，筆者認為在開設國際金融雙語教學之前，應該安排學生學習金融專業英語，為雙語教學打好基礎。
3.根據不同專業，選擇教學內容。國際金融包含的內容很多，在有限的課時內，教師無法完成所有內容的講授，應該針對不同專業的學生選擇不同的教學內容。例如，對于金融學專業的學生，講授內容應該是最的，要求也是較高的，不僅要學習理論部分更要熟悉實務。對于開放經濟下的宏觀經濟政策、匯率、理論、國際收支理論、金融衍生品、國際金融市場、金融風險管理等知識都要做重點的講解。而對于國際貿易專業的學生，其講授的內容則應該偏重于國際金融理論方面，結合國際貿易專業知識，重點講授外匯風險管理、國際收支、國際結算等內容。因材施教、選擇合適內容是順利推進國際金融雙語教學的關鍵。此外，由于國際金融的相關知識學生以前沒有接觸過的，即使用中文講解也不是容易掌握的，所以采用雙語教學時學生普遍感到吃力。因此，在課程內容的安排上應遵循“英文為主，中文為輔，先易后難，逐步拓展”的原則，使學生能夠逐漸適應該課程的雙語教學。
4.選擇難度適中的原版教材，補充與中國國情相關的材料。由于美國原版教材是針美國金融業為背景材料，采用的地道的美式英語來撰寫的，這增加了學生理解的難度。中國學生學習國際金融的根本目的還是在于幫助自己的國家開展國際金融業務和制定對外金融政策。因此，在選擇教材的過程中，應選擇英語難度適中的教材，給學生額外補充一些與中國國情相關的材料與案例，并且結合中國的涉外金融業務開展實務和理論的學習和培訓。比如在“國際收支賬戶”部分，可以給學生補充中國近5年來的國際收支平衡表，引導學生分析我國在國際貿易、國際投資等方面的現狀和問題。
5.教學方式多樣化，調動學生積極性。國際金融雙語教學目的在于讓學生掌握專業知識的同時提高英語能力，傳統的“滿堂灌”、“注入式”教學是以教師為中心，學生的專業能力與外語能力都沒有得到鍛煉。因此，在雙語教學的過程中應變傳統的“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方式為“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式，結合國際金融課程本身的特點和雙語教學的要求，可以采用案例教學與分組討論的教學方式。案例教學的宗旨在于讓學生置身復雜多變的國際金融環境中學會判斷、做出決策，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將更積極主動地思考和探究，從而達到更好的教學效果。例如，在講述國際收支部分時，可以結合國際貿易實務等進行具體業務的描述；或者講授匯率時，可以引用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近幾十年的走勢，同時提供出自中方與美方的數據和資料，使得學生可以更的預測與分析匯率未來走勢。在國際金融雙語教學的過程中，筆者認為進行分組討論式是必要的。例如，在國際金融中匯率制度一直是一個熱點話題，就某一個國家是應該實行浮動匯率制度還是固定匯率制度，仁智見仁、智者見智，對于這樣的話題教師可以組織學生用英文進行小組討論或者辯論，在討論過程中，學生既加深了對金融知理解，也提高了英文的運用能力。此外，在教學過程中要進行革新。學生容易理解和接受的部分應該用英文講解，而課程中的重點、難點應該輔以中文講授以幫助學生理解。畢竟雙語教學的定位是專業課而不是英語課。這就要求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正確的處理好“語言教學”與“專業教學”的關系。當教學進入后期，學生對于金融知識的掌握有了基礎之后，再逐漸增加英語教學的比重。通過循序漸進的過程培養英語水平較高且具備金融專業知識的復合型人才。另外，教師可以運用靈活多樣的教學手段和方法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提高雙語教學的課堂效果，如教師可采用圖片、視頻、實物等多種手段來輔助教學，緩解學生雙語學習的壓力，提升學習效果。
三、小結
雙語教學作為新興的教學模式，給國際金融的教學注入了活力。作為決定雙語教學成敗關鍵的教師，首先應該提升自身的英語水平，因材施教，針對不同專業的學生，選擇不同的教學內容。此外，應該選擇適合學生的英文原版教材，補充符合中國國情的背景材料，減輕學生雙語學習的壓力。，要改變教學方式，變“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方式為“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式，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與參與性。在教學與實踐過程中，以英文為主、中文為輔形式，循序漸進地傳授課程內容，較大程度的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從而達到國際金融雙語教學的真正目的。
作者：翟菲單位：南京中醫藥大學翰林學院
國際金融論文:航運特色的國際金融論文
一、教學內容的改革———“求同存異”，突出航運特色
為了實現上述教學目標，就必須對國際金融課程的教學內容做出相應調整。總體來講是要“求同存異”，突出“異”即航運特色，海事大學特色；具體而言應從精簡教學內容、加快新教材建設、及補充輔助資料三方面進行改革。
1．精簡教學內容以針對性、實用性為原則，精簡教學內容。首先，遵循就業導向原則并結合未來航運金融崗位的需要，摒棄了實用性不強、內容抽象的國際貨幣體系、國際金融組織部分，這兩部分內容多為常識性知識，安排學生課后自學即可；其次，按照務實原則，精簡了國際收支理論和國際資本流動理論模塊，對其重要理論以“點睛”的方式來進行重要闡述。優化后的教學內容主要涵蓋了國際收支、外匯匯率、外匯交易與外匯風險管理、我國外匯管理制度、國際結算、國際信貸及資等，基本上圍繞航運金融主體業務范圍所需要的知識和能力構建教學體系。授課重點之一是外匯篇，因為航運金融的各主體日常經營中都會面臨外匯風險，如航運企業從資金籌措、投資到企業日常經營中的收支項目，絕大多數是以外匯來計價結算的。因此，采取各種方法防止外匯風險，以固定成本，保全利潤，就成為各主體企業員工在實際操作中需關注的關鍵問題。重點之二是國際航運企業結算和船舶融資問題，這兩部分與實務密切相關，也應詳細對其展開介紹。
2．加快新教材建設近年來我國國內出版的相關教材很多、內容更新較快，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過去國際金融教材內容陳舊或生搬硬套國外課本、缺乏創新的不足，但仍然不能滿足我們的教學需求和人才培養目標。目前，我校經濟管理學院正積極組建團隊，力爭早日完成新教材的編寫，體現教材建設的國際性、實務性、動態性。
3．補充輔助資料一是搜集、編寫針對航運金融領域的真實案例。如中遠航運經營中面臨怎樣的外匯風險，又如何規避？船舶出口的買方信貸業務是如何操作？國際航運結算的流程如何？等等。真實案例能讓學生直接感受現實業務的操作情況，將來如果工作中碰到類似事件可迅速上手，提高其解決問題的能力。這樣的效果遠比使用教材中空泛的假設案例好得多；二是充分利用網絡資源，及時更新數據與信息，體現教學內容的動態性、時效性。例如介紹國際收支政策調節時，可長期跟蹤我國國際收支現狀，及時補充近期數據，在此基礎上引導學生分析我國是否存在內外均衡的矛盾，并思考應該采取怎樣的政策搭配；三是編寫國際金融英語閱讀材料。較高的英語水平是國際金融學科人才的內在要求，也是航運金融人才所需具備各項能力中很重要的一項。因此，要注意加強外語能力的培養，使同學將來能成為具備過硬專業知識和較高外語水平的復合型人才。
二、教學方法和手段的改革———啟發式、互動式教學
課堂教學中，要注意改變以往單純的“老師講、學生聽”的教學方式，通過運用現代教育理念與技術，利用多媒體資源、網絡，通過“案例教學”、“專題研討”、“實踐教學”、“建立課程網站”等啟發式、互動式教學方法和手段，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提高教學的效率與效果。
1．案例教學案例教學能使學生身臨其位、身臨其境地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并培養學生的綜合能力。針對本課程的教學特點，從以下三方面進行了案例教學的改革：①拓寬案例的來源渠道。授課案例除了來源于教師的精心選擇外，還可由學生自己提供。這樣不僅能更好地滿足學生的學習興趣，也能夠培養其搜集、整理資料的能力。因此，可根據各個班級學生的情況，安排學生搜集、提交感興趣的案例，與教師溝通，若該案例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專業性，教師可將其定為正式的案例分析題目。②把握案例的選擇原則。選擇案例：一是要新；二是針對本課程的教學目標盡可能選擇與航運相關的案例。比如，在進行金融危機的專題討論時可選擇2009年發端于迪拜蔓延于歐洲的債務危機，進而探討這些危機給航運企業帶來怎樣的沖擊和影響，航運企業又可采取哪些措施來應對？再如，當講到利用衍生品防范外匯風險時，可以選取中遠集團FFA投資導致巨額虧損的事件，分析衍生金融工具的風險。這樣做的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由于事情正在發生，會有許多新聞報道，學生處于事件環境中，感覺更真實；二是便于學生驗證自己結果或推論的正確性，從而更好的關心國際國內的新聞事件。③采取多樣化的案例討論方式。比較傳統的方式是，將學生分組，每組選擇一個案例，要求其事前搜集案例資料，制作PPT，然后在課堂上配合PPT資料進行報告，進行提問、回答、教師點評。這種方式不但增加了教學的趣味性，也加深了學生對案例、知識的理解，鍛煉了他們的組織表達能力。此外，還可嘗試“訪談法”，即：每兩個小組組成一對“訪談組”，一組負責收集整理資料、解決問題；另一組提問，在課堂上采用類似電視專題訪談的形式。“訪談法”可以鼓勵學生積極思考發問，促進學生之間的交流；此外，同學間的問答也易使學生放松，克服回答老師提問時或多或少的緊張情緒。在案例教學過程中，教師應該使學生明白上案例課的目的不在于尋找正確的答案，而在于改變簡單的思維方式、學會案例分析的基本方法和其他實務中必備的技能。比如，如何查找契合案例的相關資料，如何在小組成員之間進行分工并對各成員所做的工作進行綜合，如何表述自己的觀點并說服別人等等。只有學生認同了這種觀點，案例教學才會發揮它的作用。
2．專題研討在教學過程中，要組織學生就國際金融的重要理論、社會現實中的相關熱點、難點問題進行專門研討。比如舉辦“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問題”、“美國次貸危機對航運市場的影響及對策”等專題研討會。在研討的方式上也可以采用類似案例教學中的方法，創設情境教學。例如讓某學生扮演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就人民幣匯率制度相關問題作專題匯報；部分學生作為智囊團成員參與回答中外記者提問；另外的學生作為中外媒體記者就專題內容進行采訪，并撰寫報道。教學情景的積極創設，能有效激發學生主動性，維護學習氣氛。專題研討教學法使封閉的課堂教學法變為開放型的課堂教學。師生在交流研討中相互啟發，共同提高，激發了學生參與教學的興趣，教師也能及時從中得到反饋信息，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以采取針對性的教學，更好地提高教學效果。
3．實踐教學學生實踐能力有待進一步加強已成為用人單位和教育部門的共識，專業技術能力的培養是高等教育中最為基本的實踐要求，因此加強實踐性教學環節，提高學生的專業技術能力、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以及創新能力是當前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國際金融是一門應用性很強的課程，其課程設置必須突出實踐性教學環節，開展校內、校外實踐。①校內實踐。利用實驗室進行模擬教學。國際金融課程可建立外匯交易和國際結算等模擬教學系統。外匯交易模擬教學系統，采用寬帶接收實時傳輸、全球同步的24小時外匯交易行情系統，讓學生模擬外匯交易，使學生熟悉外匯交易流程，提高操盤能力。通過國際結算模擬教學系統的訓練，使學生掌握匯付、托收和信用證等國際貿易結算業務的業務流程，熟練處理各類業務面函和賬務憑證，加深學生對國際結算理論知識的理解。在現有課時的約束下，實驗課的安排時間很有限，下一步準備專門開設輔助實驗課。現主要利用財經網站所設立的模擬外匯交易平臺開展實驗。此外，我們也緊密跟蹤上海研發集裝箱運價指數衍生品的進程，為下一步開展航運運價指數期貨的模擬教學做準備。通過模擬教學，提高學生對金融市場和金融業務的感性認識，增強學生的實際操作能力。②校外實踐。一是聘請航運金融領域的高層管理人員來校講座，現已通過經管學院與遠東租賃有限公司的合作聯合舉辦了多次船舶融資講座；二是鼓勵和組織學生參加學校、省市和全國各類相關業務大賽，學以致用，提高學生對于國際金融業務的實際操作技能；三是將聯系航運企業、銀行、證券公司等單位合作建立實訓基地，利用學生大三、大四的假期或教學課時少的時候，進行課外實踐，真正身臨其境地參與航運金融事務，積累實踐經驗。
4．建立課程網站通過建立公共郵箱及利用校課程中心共享教學課件、視頻等資源，并實現課程相關新聞、信息資源的及時傳輸，克服了時間、空間的局限，成為師生間進一步開展課下交流、討論的平臺，不斷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
三、考核方式的改革———理論+論文+實踐
考試是檢驗學生所學知識的一種手段，也是檢驗教師教學效果的一種方式。當前國際金融課程的考核方式存在兩個突出問題：一是考試形式單一，主要是采用閉卷考試；二是考試內容不夠靈活，局限于書本上的內容，更多的表現為死記硬背的知識。這種僵化的考核方式與上述具有航運特色的國際金融課程教學目標、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的改革是相互矛盾的，要保障該課程教學改革的成功，就必須改革其考核方式及內容。具體建議，可把該課程考核分為三部分：理論部分考核、論文部分考核和實踐部分考核。理論部分考核采用閉卷考試，試卷應注重考查考生運用基本知識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而非死記硬背概念。論文部分考核，即通過教師命題或同學自選題的方式，要求學生做一篇與教學內容相關的課程論文。通過這種方式，學生不僅能有效地掌握和鞏固所學的知識，而且學生的概括和歸納能力、寫作能力、自學能力及鉆研能力都能得到提高。實踐部分考核，可以通過上機模擬操作、實習和社會調查，考核學生的實際動手能力和創新能力。。
作者：劉士寧呂惠娟單位：上海海事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講師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保險學院講師
國際金融論文:超深基坑工程國際金融論文
1基坑支護設計方案
1.1基坑的特點和難點通過前面工程概況、周邊環境和地質條件的分析，本基坑工程存在以下特點和設計難點[2-7]：（1）基坑開挖深且大：主塔基坑開挖深度達33.8m，裙樓基坑深度達30.8m，基坑長約170m，寬約120m，周長約550m，33.8m的開挖深度屬于超深基坑。（2）基坑開挖面積及土方量均較大：開挖面積大約18000m2，開挖土方約55萬m3，基坑處于鬧市區，且工期緊，設計時要考慮施工和出入方便。（3）含有軟土層和透水層：場地內有軟土層：人工填土，粉質黏土層，中粗砂、粉細砂和粗礫砂強透水層。（4）周邊環境復雜：基坑四周有多棟在用的品質商場、住宅及辦公樓，基坑開挖要考慮對建筑物的影響，建筑物邊線距離基坑邊大部分在20m左右，且要考慮基坑施工期間不能對居民區和商鋪營業產生影響。（5）附近有市政管線和地鐵1號線：最近的電纜管線距離基坑邊只有3.8m，北側還有正在運營的地鐵1號線，地鐵口及風亭緊鄰基坑邊，最近處僅3.0m，東側有擬建的高鐵線，距基坑邊24.3m。（6）周邊環境對基坑變形要求嚴格：本基坑工程的安全等級為一級，按新規范基坑水平位移控制在60mm（<0.25%H，H為基坑深度）即可以，但由于臨近有地鐵，地鐵運營要求地鐵相關構筑物位移不超過20mm，軌道豎向變形不大于4mm，對基坑開挖深度達33.8m，且存在透水層的情況下，這個位移控制對支 護設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支護難度相當大。（7）超深超大樁基施工：基礎采用人工挖孔樁，主塔的樁徑達到8.0m（開孔9.5m），其他基礎樁直徑為5.7m（開孔6.8m），樁徑超大，國內外罕見，巨型樁的開挖成孔難度大，深度較大為30m，因此，基坑支護設計時要充分考慮基礎施工，不僅支護體系和支撐立柱要避開基礎樁大直徑挖孔樁，且要考慮土方開挖及出土的需要。
1.2基坑支護方案選型分析及選取思路基坑設計方案選取需要考慮的因素有：基坑平面形狀及尺寸，基坑安全等級及開挖深度，巖土體的性狀及地下水條件情況，基坑周邊對變形的要求，主體地下結構和基礎形式，施工方案的可行性，施工工期和經濟指標等。（1）錨索與內支撐的比較由于本基坑開挖深度較大，且周邊具有市政管線、地鐵和建(構)筑物等，錨索的長度會在基坑受到限制，與錨索方案相比，內支撐方式較好。（2）地下連續墻與排樁比較分析根據等效剛度原理排樁換算的連續墻厚度見表3，根據深圳地區排樁和連續墻施工技術、材料價格情況，一般地下連續墻的造價約為排樁造價的1.5～2.0倍。排樁在深圳地區基坑中應用較多，主要有旋挖樁和鉆孔咬合樁，相比其他樁型，排樁的施工工藝成熟，施工設備多，綜上所述選擇排樁+內支撐支護結構。（3）樁型和支撐型式選擇一般基坑支護現在常用挖孔樁、泥漿護壁鉆孔樁、旋挖樁與咬合樁等，本基坑開挖達33m，加上支護樁的嵌固深度，支護樁長在40m左右，且存在砂層，因此不宜采用人工挖孔樁；另外在市區施工，泥漿護壁鉆孔樁灌注樁對環境有一定影響；相比來說，旋挖樁較適合本項目，其成樁速度快；咬合樁入巖困難，不宜采用，經過綜合比選，采用旋挖樁支護。基坑支撐體可選擇縱橫網格狀支撐或環形支撐，由于該工程塔樓中心為“鋼骨–勁性混凝土”核心筒，主塔樓外框采用8根巨型鋼骨混凝土柱、7道巨型斜撐和7道環帶桁架構成，見施工照片圖4，因此考慮其施工限制，支撐采用采用鋼筋混凝土雙環支撐結構，其中南側采用單環支撐，北側單環直徑較大，采用了環中套環的內支撐，圓環與支護樁之間采用4道鋼筋混凝土撐。綜合考慮各種因素，最終基坑支護方案為：鉆（沖）孔混凝土灌注樁+內支撐（圓環）+四周封閉式止水帷幕的支護方案。
1.3基坑具體支護設計方案選擇基坑支護方案要綜合考慮地質條件、地下水、上部結構、場地平面布置、基坑周圍環境及經濟性等因素。基坑最終支護方案采用：鉆（沖）孔混凝土灌注樁+4道內支撐+高壓旋噴樁和袖閥管注漿結合的方案，基坑平面圖見圖5。支護樁采用混凝土鉆（沖）孔灌注樁，樁徑有1600mm和1400mm兩種，北側（靠近地鐵）支護樁采用?1600@1800，其他支護區域?1400@1600（見圖6～8）。混凝土強度等級為C30，設置4道鋼筋混凝土內支撐，并設置了兩道大圓環鋼筋混凝土支撐，其中支撐與地下室底板錯開，主體結構核心筒布置在圓環撐內，這樣核心筒施工不受支護的影響，其中主塔位置的大圓環支撐采用雙圓環形式，外環內徑為92.5m，內圓環內徑62.5m，裙樓區域采用單圓環布置，圓環內徑為60.0m，具體內支撐構件尺寸和截面見表4。立柱采用鋼管混凝土，立柱設置均避開了基礎及主體結構的柱，鋼管立柱有?900mm、?800mm和?700mm3種規格，壁厚20mm，C30混凝土填充鋼管，鉆（沖）孔混凝土灌注樁為立柱基礎。
1.4基坑止水設計方案前面分析可知，場地內含透水層（中粗砂、粉細砂及粗礫砂層），且最支護結構的變形控制要求比較嚴格[12]，因此，采用什么方案止水對該基坑非常重要，是確保基坑周邊地鐵和建筑物安全的關鍵環節，結合支護方案和地質條件，采用三重止水措施：高壓旋(擺)噴樁+袖閥管注漿+掛網噴射混凝土，具體止水設計方案見圖9。止水帷幕施工完成后進行了圍井抽水試驗，結果表明：雙重止水效果良好，止水帷幕擴散體的滲透系數達到10-6cm/s。
1.5基坑監測方案設計由于基坑周邊環境復雜，基坑設計中對基坑監測布置了比較的基坑支護監測體系，主要監測內容有：支護樁深部水平位移（測斜管）、支護樁頂水平位移和沉降觀測、混凝土圓環及支撐布應力應變、地下水位、地面沉降、孔隙水壓力、基坑內外土壓力及支護樁內力，測點平面布置見圖10。
2基坑土方施工方案
本基坑開挖量達到55萬m3，出土方案和施工方法是工程能否按期完成和控制基坑施工對周圍建筑物影響的重要環節之一，基坑設計時為了出土方便和塔樓基礎施工的限制，分別在北側和南側采用了環撐，北側塔樓的內圓環內徑為62.5m，南側裙樓區域圓環內徑為60.0m內徑。為了加快出土速度，在南側環形支撐內布置了出土棧橋，棧橋寬7m，棧橋內側有1m寬的應急人行道，車道表面設置了20mm厚的防滑凹槽，兩側有1.2m的防護欄。棧橋采用鋼管立柱及槽鋼連梁連接，且與基坑內支撐和環撐是分開的，坡道頂部澆筑350mm厚的鋼筋混凝土板，現場施工后的現場情況見圖11。基坑土方主要通過棧橋運輸出去。
3基坑監測結果分析
圖12是4個測斜管實測的支護樁水平位移（QS1和QS2布置在北側，QS3和QS5布置在東側），支護樁的較大水平位移在20位置附近，QS1的較大值為25.13mm，QS2的較大值為24.23mm，QS3的較大值為20.34mm，QS5的較大值為18.49mm。圖13是利用理正深基坑軟件計算的QS1測斜管對應的支護斷面，計算出的較大位移為31.40mm，實測值小于計算值，基坑監測結果沒有達到設計提出的預警值，基坑仍處于安全狀態。目前該項目的地下室部分已施工完，現場情況見圖14。
4結論
隨著城市地下空間的開發，越來越多的超大超深基坑涌現出來，本文詳細介紹深圳平安金融中心超深基坑的設計和施工方案，并將設計計算結果和現場實測結果進行了比較，實測結果表明，基坑采用鉆（沖）孔混凝土灌注樁+4道內支撐+高壓旋噴樁和袖閥管注漿結合的方案是安全可行的。同時也可以得出如下可供同類工程參考的建議：（1）對于超深基坑，一種支護方案已很難滿足復雜基坑的設計，應結合地質條件、周邊環境和性價比等選用多種支護型式組合的設計方法。（2）當基坑處于城市交通繁忙地段，基坑周邊有市政道路或建筑物時，基坑施工期間對變形控制要求比較高的，好采用支撐剛度比較大的支護方案，同時開挖順序對基坑變形也影響較大。（3）含有透水層地質時，基坑止水方案尤為關鍵，本實例中采用了多重止水方案：高壓旋（擺）噴樁+袖閥管注漿+掛網噴射混凝土，現場抽水試驗和基坑內滲水量表明：該止水方案的止水效果良好。（4）超深基坑出土方案直接影響工期，本基坑充分利用2個圓環的空間，設置了棧橋通道，土方開挖與內支撐布置空間配合，分段分片流水線出土。（5）在超深基坑中，全方面全過程的基坑監測至關重要，也是確保基坑和周邊建筑物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
作者：胡海英張玉成劉惠康饒彩琴駱以道劉小斌單位：華南農業大學水利與土木工程學院廣東省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廣東省巖土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廣東省突發公共事件應急技術研究中心華南理工大學土木工程系 深圳市建設工程質量監督總站深圳市基礎工程有限公司
國際金融論文:金融外交中國際金融論文
一、中國的金融外交與周邊金融外交
(一)中國的外交與金融外交。世界格局和國際形勢的變化，促使中國外交在新時期有了新特點，在堅持“韜光養晦”的同時更加強調“有所作為”，同時更加重視金融外交。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取得的成就讓世界所驚嘆，然而如何將經濟實力轉換為國際影響力，如何在歐美主導的既有國際金融體系下謀求更好的發展，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中國夢”，金融外交的重要作用就凸顯出來。金融外交是中國外交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軟實力的體現。中國在全球和區域展開了一系列的積極金融外交行為。中國的金融外交體現出一些新特點:在目標上，體現出改革以美國和美元為中心、以歐洲和歐元為次中心的即有國際金融貨幣體系的抱負;在對象上，中國金融外交著眼于新興國家和周邊國家。①
(二)中國的周邊外交與周邊金融外交。周邊外交在我國的外交工作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尤其在新形勢下，周邊對中國更具有了特殊的戰略意義。中國金融外交布局重點鎖定周邊，這同時體現出周邊是首要，金融外交是關鍵的戰略布局思維。中國的周邊金融外交實踐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國家大周邊戰略布局，規劃建設孟中印緬經濟走廊、中巴經濟走廊，打造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加強東盟互聯互通，推動‘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等一系列重大金融外交策略實施;二是實踐金融合作與貨幣互換，如大力倡議和推動東亞區域金融貨幣合作，通過清邁倡議，建立東亞外匯儲備庫，擴大東盟國家與中國之間貨幣互換，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一系列金融機制建設和貨幣合作協議簽署，旨在為人民幣區域化從而走向國際化布局;三是加強對國有企業、中資企業“走出去”扶持。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給予這些企業大量的貸款資金支持，如中石化、中石油在東南亞油氣投資建設，中電投、中能建，中水建等在周邊國家電力、水利等基礎設施投資建設等。
二、昆明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在我國周邊金融外交中的作用
(一)以金融中心促進地區輻射影響，提高我國的國際話語權和區域政治領導力。打造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是對中國整體金融戰略的重要補充和有力支持。云南作為我國通往東南亞、南亞重要陸上通道，是我國面向西南開放重要橋頭堡，打造昆明的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具有很強的戰略意義和積極外交作用。昆明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建成后必然能發揮金融中心的產業集群、財富聚集、資源配置、經濟監測、精英匯聚和信息共享等六大功能，以其金融產品多樣，金融機構多元，金融管理先進，金融服務，在地區形成巨大的資金、人才、資源“洼地”，增強中國對東南亞、南亞的輻射力，將中國的經濟實力轉化為影響力，提高中國在亞洲事務的話語權和政治領導力。
(二)以金融中心促進政治互信，提高我國在周邊政治和安全影響力。“以經促政”是我國加強國家間經濟合作從而促進政治互信的有效手段。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國際金融行為體的多元化和博弈的復雜化導致國家行為體在金融體系塑造構建中起到關鍵決定性作用。中國只有在地區構建穩定高效的金融體系，才能確保周邊國家的穩定安全。從亞洲金融危機時保持人民幣匯率不變到全球金融危機后加大與周邊國家貨幣互換和人民幣跨境支付力度，建設人民幣離岸中心和東亞貨幣儲備庫，中國開展了一系列積極有效的金融外交行為。中國與周邊國家金融合作相互依賴度不高，合作程度低，目前具有高效、系統性、功能性的國際金融中心只有香港和上海。另外面向東南亞、南亞的人民幣結算只有通過新加坡離岸人民幣中心，這削弱了中國金融外交的合力，呈現出合作很多卻成效甚微的不利局面。因此我國在西南地區建立面向東南亞、南亞的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迫在眉睫，昆明區域性國際中心建成后將大大彌補這一空缺，并有效補充中國在周邊金融外交的實踐意義，達成“以經促政”的外交戰略目標。
(三)以金融中心促進經貿合作，提高我國與東盟、南亞各國的相互依存度。積極的金融戰略構建高度的相互依存度。金融中心是一種積極有效的金融外交戰略，通過經濟接觸、經濟聯系、經濟刺激來達到國家的對外經濟戰略目標。同時國家也可以通過金融中心所得到金融資源和信息對于目標國家進行經濟制裁。①按照云南省建立昆明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的戰略目標，要逐步建成區域性國際跨境人民幣金融服務、投融資結算、國際貨幣交易、票據交換中心，實現在東南亞、南亞國際金融市場的競爭力、影響力和輻射力。實現上述目標后，昆明區域國際金融中心的建成將大大提升跨境人民幣結算的質和量，與東南亞、南亞各國開展離岸金融、債券票據、貨幣兌換等各項金融業務，提供多層次，功能完善的金融服務。
(四)以金融中心促進人民幣區域化，助力我國金融戰略，構建亞洲新型貨幣秩序。人民幣的國際化首先是實現區域化，使人民幣能在周邊國家實現流通，結算、投資的貨幣職能，提高東南亞、南亞國家對人民幣的市場接受度。區域金融中心的功能和作用能促進人民幣的區域化實現，能為中國與周邊國家進行快速便捷的人民幣結算，落實所簽署的雙邊貨幣互換協議，進一步推動人民幣的官方交易中的可兌換，并降低因匯率造成的貿易損失。昆明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的建成必將在更高層次，更大范圍實現人民幣的回流和投資貨幣功能，為我國構建亞洲新型貨幣秩序邁出重要的一步，助力我國金融新戰略。
(五)以金融中心助力我國大周邊戰略，為東盟互聯互通、“一帶一路”、“孟中印緬經濟走廊”等國家戰略實施提供金融支撐。中國外交的“親、誠、惠、容”及“和平繁榮的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傳導，國際形象塑造要通過與周邊各國更加廣泛，更加深入的合作交流來實現。高瞻遠矚，在新時期新形勢下提出建立“一帶一路”、“孟中印緬經濟走廊”、東盟互聯互通等一系列國家戰略。為了指導實現這些戰略建設，提出了“五通”，即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②昆明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的建立是實現“貿易暢通、貨幣流通”的必要保障。實施國家戰略，對周邊國家開展經濟援助、貸款支持、貨幣兌換、貿易融資、債券發行等都需要金融中心提供便捷高效金融服務和資金保障。因此區域國際金融中心功能和作用能助力我國大周邊戰略，為東盟互聯互通、“一帶一路”、“孟中印緬經濟走廊”等國家戰略實施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撐。
作者：孔玥單位：云南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
國際金融論文:設計企業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論文
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切從實際出發，積極樂觀地面對當前嚴峻的形勢。
在世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爆發金融危機，每個國家的設計企業都要面對著嚴峻的挑戰，因此，我們設計企業的經管者，更要以積極樂觀向上的態度面對當前的嚴峻形勢。不消極、不退縮、不氣餒、不灰心，做到一切從實際出發，正確認識到金融危機對企業的嚴重沖擊。從中發現企業存在的一些問題和不足，及時發現問題，及時解決問題。此外，管理者還要敏銳的關注市場動態以及流行趨勢，及時掌握金融危機中市場上的近期信息，根據市場上的信息動態，及時對企業的設計產品、設計理念以及管理方法進行改進調整，使企業能夠按照正常、健康的市場經濟運作發展。
二、時時刻刻樹立危機感，增強憂患意識。
孟子云：生于憂患，死于安樂。
歐洲的設計強國德國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二戰后，德國的政治、經濟瀕臨崩潰，廣大人民的生活連溫飽都沒有，面對這樣嚴酷的現實，德國民眾毫不氣餒，人人都樹立了危機感，更增強了憂患意識。然而，短短幾十年的時間，德國的經濟高速發展，一躍成為僅次于美國和日本的經濟強國。正是德國民眾的這種憂患犧牲精神，才換來了德國經濟的高度繁榮。其實，我國的設計企業也應如此，時時刻刻樹立危機感，增強憂患意識。尤其是企業的管理者，作為企業的一把手，必須以社會市場為導向，加強市場競爭意識，作為企業的管理者，也要從自身思想上樹立危機憂患意識。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當前的嚴峻形勢，應該從企業的哪些方面著手解決，正確發現自身存在的缺陷和問題，及時加以糾正，此外，管理者要經常告誡下級員工，對企業的發展要有強烈的競爭憂患意識，讓他們清醒地認識到，未來設計企業的發展永遠屬于具有競爭意識，敢于競爭，善于競爭的人。只有管理者與全體職員共同樹立憂患意識，團結一致、齊心協力，才會克服企業內部的一切困難與挫折，企業的發展才會更有希望，更有活力。
三、提高設計產品的科技含量，加強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加快設計產品的更新換代。
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發展的不竭動力。
現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增長方式正由昔日的“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低附加值”向“高科技含量”的產品轉變。青島的海爾集團在這一方面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海爾集團從一個虧損147萬元的集體小廠，短短十幾年，迅速發展成為中國家喻戶曉的知名企業。其根本原因就是海爾集團提高了產品的科技含量，加強了產品創新和市場創新。其實，我國的設計企業也應從海爾的發展中汲取豐富的經驗。比如提高設計產品的科技含量，加強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轉變增長方式，使企業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低附加值”向“高科技含量”的產品轉變。堅持與時俱進，勇于拋棄一切落后的思想理念和墨守陳規的設計產品，加快設計產品的更新換代。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科學的發展，在新的設計理念和設計產品不斷出現的情況下，原有的理念和產品已經跟不上社會形式和人們的需要了，因此，設計企業必須要對原有的老一套東西進行改良。只有這樣，我們的設計產品才會更受社會消費者的歡迎。
四、學習借鑒國外設計企業的先進理念和管理經驗。
面對當前的嚴峻形勢，我國的設計企業也要善于學習借鑒國外設計企業的先進理念和管理經驗，亞洲的日本在這方面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日本是一個非常善于向外國學習的國家，日本學習借鑒國外的設計理念和先進技術，然后再通過實踐創新，形成自己獨特的設計風格和設計理念。因此，日本在二戰后的幾十年中，經濟迅速發展，并且涌現出一大批杰出的設計人才，正是這些的設計人才，為以后日本經濟的騰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面對當前嚴峻的形勢，我國的設計企業也應多學習日本的這種先進的思維理念，比如，經常派企業中的一些的設計人員去歐美、日本等一些設計相對發達的國家學習考察，通過認真學習他們的先進理念和管理經驗，來發展和挽救在金融危機下的自己的設計企業。談到這里，我想起了清朝末年的“洋務運動”，正是曾國藩、李鴻章等一批有志之士，面對當時清王朝的危機四伏，積極向外國學習先進技術，才促進了近代中國的政治、經濟發展，也挽救了清王朝的命運。
五、與眾多設計企業和綜合性高校建立良好的協作關系，加強集體團隊合作精神，實現“雙贏”的效果。
在現代企業經營管理中，有人強調“和諧高于一切”，有人提倡“競爭才能生存”，而社會實踐證明，和諧與競爭的統一才是企業經營的較高境界。市場經濟是競爭經濟也是協作經濟，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企業運作中，競爭與協作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因此，我國的設計企業之間更要相互溝通、相互交流、相互促進、協作發展，增強集體團隊合作精神。比如說，A公司擁有的設計理念和先進技術，但缺乏先進的管理經驗。相反，B公司擁有先進的管理經驗，而缺乏一些的設計理念和技術。因此，A、B兩家公司，可以互相增進友誼，互相溝通交流，共同促進，共同發展。最終實現“雙贏”的效果。只有這樣，企業與企業之間共同彌補了各自的不足與缺陷，才能在嚴峻的形勢面前，共同生存與長遠發展。此外，設計企業還要與周邊的一些綜合性高校建立友好的合作關系。企業的管理者，作為企業的一把手，必須要注重這一點。比如，經常去高校考察研究，經常給高校的大學生做一些演講報告，讓他們清醒地認識到，在當前金融危機下，社會競爭的激烈以及就業工作的嚴峻。此外，還要在高校中選拔一批的設計學生去公司企業參加實踐。這樣，既給一批大學生解決了就業困難問題，緩解了當前的就業壓力，又給自己的企業注入新的活力。最終實現了“雙贏”的效果。
六、加強誠信觀念，用誠信來維護良好的企業形象。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同樣也是誠信經濟。面對當今全球金融危機的嚴峻形勢，我國的設計企業更要注重這一點——加強誠信觀念，用誠信來維護良好的企業形象。我經常從電視或報紙雜志上獲悉，國內有些設計企業存在著營銷方面的缺陷問題，弄虛作假、以次充好等誠信問題，嚴重侵害了消費者的切身利益。因此，這些設計企業失去了廣大消費者的信任。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我認為，設計企業的經管者應該及時采取有效的措施。首先，提高營銷人員的誠信意識。其次，加強企業的誠信營銷管理，實行明確分工，落實責任人。誰出了問題，誰負責任。必要時對玩忽職守、不負責任的企業人員進行嚴厲處罰。此外，還要加強企業的道德文化建設，努力提高企業人員的文化素質修養，讓他們真正從思想上樹立好誠信的價值觀。只有企業的每一位職員，真正從思想上樹立好誠信的觀念，才能使企業更好地受到消費者的歡迎，才能提升企業的信譽度和競爭力，同時也促進了社會的和諧發展。
總結
綜上所述，面對金融危機的嚴峻挑戰，只要我們的設計企業團結一致、一切從實際出發，積極樂觀面對，時時刻刻樹立危機感和憂患意識，努力加強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認真學習借鑒國外設計成果以及加強集體團隊合作精神，樹立好企業的誠信形象．．．．．．只有這樣，我相信，我國的設計企業一定會克服重重困難，戰勝一切挫折，擺脫危機，走出困境。在當前激烈的社會競爭和嚴峻的金融危機中，立于不敗之
論文關鍵詞：金融危機設計企業挑戰
論文摘要：面對金融危機，我國的設計企業面臨著激烈的競爭和嚴峻的挑戰。本文主要論述我國的設計企業如何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嚴峻挑戰。
國際金融論文:國際金融危機下我國經濟發展論文
一、目前中國經濟發展的趨勢
自從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許多經濟預測都不斷調低各國經濟發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近期預測，2009年世界經濟總體將下降0.5％到1.5％，其中發達國家將下降3％到3.5％。世界貿易組織預測，世界經濟將下降1.6％，世界貿易量將下降9％，這一次國際金融危機及其引發的經濟衰退被看作是20世紀以來能與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相比的大衰退，在許多方面其程度甚至更為嚴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研究報告曾指出，近代以來一般經濟衰退會持續12個月，隨之出現的是至少持續5年的強勁反彈，但當前的形勢卻非常“罕見”，它很可能帶來一個特別長和特別深的經濟萎縮期，使衰退期持續兩年的時間。大部分發達國家要在2010年才能出現復蘇，而且其復蘇過程還將是緩慢的。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是世界各國中有可能走出經濟困境的國家，中國經濟較早回升將影響世界經濟較早走出衰退。
中國一季度國民經濟統計數據顯示，一季度及時、二、三產業分別增長3.5％、5.3％和7.4％，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5.1％，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11.3個百分點，1.2月，規模以上工業實現利潤同比下降37.3％。一季度GDP增長6.1％，比上一季度的6.8％又有所下降。而2008年全年GDP增長為9％。可以明顯看出，在國際金融危機和世界多數國家進入衰退的環境下，中國經濟受到嚴重沖擊，經濟增長下降明顯。
不過，一季度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8.8％，比上年同期加快4.2個百分點，其中，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8.6％(3月份增長30.3％)，加快2.7個百分點；農村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9.4％，加快11.1個百分點。這表明，國家刺激經濟的政策在固定資產投資上已開始表現出來，投資力度大干上年同期，尤其是在農村方面增長特別明顯。固定資產投資的效應至少在下半年發揮出來，使GDP增長步伐加快。
一季度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同比增長15％，其中3月份同比增長15.9％，同比加快3.6個百分點，比上年全年加快1.1個百分點。在限額以上批發和零售業中，家具類同比增長24.1％，建筑及裝潢材料類增長20.2％，汽車類增長11.1％。這表明，中國的社會消費仍然保持著穩定上升的狀態。
一季度CPI同比下降0.6％，PPI同比下降4.6％。而對外貿易進出口總額同比下降24.9％，其中出口下降19.7％，進口下降30.9％，順差同比增加209億美元。可以看出，與世界經濟衰退同步，CPI、PPI雙雙下降，進出口下降極為明顯，中國經濟下降在相當大程度上是國際金融危機及其引發的世界經濟衰退的沖擊造成的，這種影響還在持續。
對于中國一季度經濟數據，國外媒體多給予了比較積極的評論。國外分析人士認為，消費者能否保持消費，私人部門是否開始投資是經濟是否開始獲得前進動力的兩個關鍵，中國一季度的經濟增長雖然是10年來低的增長速度，但從固定資產的投資增長來看，中國可能已經度過了最糟糕的時刻。中國政府的經濟刺激計劃可能在2009年下半年更明顯地顯示其效果，或許帶來至少兩個季度的投資增長勢頭。不過，中國經濟復蘇是否能持續也受到一些質疑。比如有的分析指出，在近些年中國GDP增長中，外需的貢獻占較大比重，甚至超過30％，在世界經濟持續低迷狀況下，中國的經濟復蘇具有相當大的困難，從較大程度上依賴外需的增長模式轉變為更多依靠內需的模式是重要的，但也是有一個轉變的過程。
中國國內對中國經濟狀況有許多評估。有人認為，中國經濟并未進入衰退，只是增長速度放緩，下行壓力大。中國經濟總體上仍處在上升的大周期，工業化和城鎮化是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將幫助中國走上健康之路，人們評估，中國經濟現時遇到的問題是，主要來自外部需求急劇收縮的沖擊，導致經濟減速，企業經營困難，失業增加，從而使經濟結構性矛盾凸現。政府推出一攬子的刺激經濟計劃，最主要最直接的目標，是扭轉經濟增速下滑的趨勢，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并力求解決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結構性問題，加快發展方式的轉變，提升各種生產要素的質量和水平，為中國經濟長遠發展打下更加牢固的基礎。中國政府對于中國經濟的發展是具有信心的。國務院4月15日常務會議下達了第三批中央投資，認為目前有30％的計劃投資進入了經濟，其余70％的投入會進一步推動經濟。國內輿論認為，中國有足夠的空間和能力推動經濟走出低谷。
二、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
中國經濟在目前面臨的形勢與2008年年中相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2008年7、8月時，國家提出的宏觀調控任務是“一保一控”，即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控制物價過快上漲作為首要任務。在中國經濟連年以兩位數增長的形式下，人們已注意到經濟增長有“過熱”的傾向。因而國家已連續兩年采取各種措施控制投資、出口，人民幣對美元實際升值接近30％。2007年GDP增長11.7％，2008年上半年已降為10.4％。在2008年上半年，物價上漲曾成為關注的重心，外匯儲備迅速增多，許多人熱烈議論的是房地產以及其他資產的“泡沫”。那個時候，許多人還認為糧食價格、石油價格等至少在幾年之內都會保持在高位運行。但是，2008年下半年以后，國際金融危機從美國開始引發，然后擴展到其他國家。最初，人們還認為危機會控制在金融領域，可能很快被克服，但危機不斷擴展，并使各國經濟，尤其是發達國家經濟陷入衰退。物價形勢逆轉。2009年的形勢對中國來說，已不再是放緩經濟發展速度的問題，而成為如何避免經濟進一步下滑，力爭經濟增長“保八”的目標了。這種經濟發展的變動表現出中國經濟發展目前已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中國的經濟發展從1949年以來，就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體制的變遷來說，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
大體上說，從1949年到20世紀70年代末，是中國逐步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時期。在1949年，中國的近代工業僅占全部經濟的10％，中國還是一個農業人口占90％的貧窮國家，為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強國，中國走上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發展道路。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實現了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了以國有經濟和農村集體經濟為主要形式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以及計劃經濟體制。借助國家的力量，有計劃地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農業的積累和支持，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建立起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到1978年，鄉村人口從1949年的90％左右下降為82％。1978年工業產值4,237億元，其中重工業為2,411億元，占56.9％，輕工業為1,826億元，占43.1％。中國不僅有了比較齊全的工業體系，還在尖端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爆炸了原子彈、氫彈，發射了人造衛星。在這個時期，主要由于外國的封鎖，中國的對外貿易關系處于“半封閉”狀態，對外貿易即使在1978年有所發展之后也僅占同期世界貿易額的0.78％。但是，這個時期建立起工業和國民經濟體系成為20世紀80年代以后經濟增長的堅實基礎。從20世紀B0年代到20世紀末，是中國進行改革開放、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時期。國內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歷史經驗表明，傳統的斯大林式的計劃經濟模式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建立初期，起到了迅速聚集全社會經濟資源的作用，在轉變生產關系、建立新型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方面具有一定的優勢。但是，在促進生產力進一步發展、提高經濟資源效率等方面，計劃經濟體制也逐漸暴露出更多的缺陷和不足。中國從80年代開始走上改革開放道路，在80年代中，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局面逐漸形成，價格體制進行了改革，并在90年代期間，初步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這個時期，通過對外開放，中國經濟顯示出發展的活力，已有的現代工業體系獲得不斷的發展、提升、擴展，國民經濟結構向現代化方向迅速轉化。中國在1964年三屆人大上提出中國“四個現代化”目標和任務，當時提出“兩步走”：及時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實現“四個現代化”。這個藍圖在1975年四屆人大上重提，計劃在1980年以前完成及時步，并在20世紀內完成第二步。實際上，1978年時，及時個目標已基本完成，而第二個目標則成為中國80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的目標之一。在1992年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被具體化為實現城鄉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達到小康水平，到20世紀末，工農業生產總值翻兩番，人口控制在12億之內，人均國民收入達到800美元。這20年又分為前、后10年，前10年打好基礎，后10年進入一個新的經濟振興時期。2000年中國GDP達到89,403.6億元，按不變價格，比得1978年增長近6倍，在世界排名第六，中國人均收入7,078元，居民整體生活水平達到小康。國民經濟產業結構的變化是巨大的，1978年及時、二、三產業占GDP比重分別為28.1％、48.2％和21.4％，1998年分別為18％、49.2％和32.8％，及時、二、三產業勞動力比重也分別從70.5％、18.3％和13％轉變為49.8％、23.5％和26.7％。中國對外貿易狀況反映著中國經濟開放的發展。1978年，中國進出口總額206億美元，1990年為1，155億美元，2000年達到4，743億美元。2000年出口額占世界出口額4％，進口額占世界進口額3.9％，出口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978年的4.6％提高到2000年的23％。可以看出，中國經濟在這個時期取得的巨大成就是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相聯系的，在這一體制初步建立起來之后，中國經濟才有條件，也必然與世界經濟發生更密切的關系。
從21世紀開始，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一方面，中國經濟的發展進入發展戰略的第三步，即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再翻兩番，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基本實現四個現代化。另一方面，中國正式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全球化、一體化進程中與世界經濟發生更為密切的關系。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中國經濟發展及其運行周期是在與世界經濟基本隔絕的條件下發生、演變的。即使是在20世紀80、90年代，中國經濟發展及其運行周期也受世界經濟變動影響相對較小。但進入21世紀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這種條件開始發生變化了。實際上，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中國經濟已在感受外來經濟震蕩的巨大影響，而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已實際造成對中國經濟的巨大沖擊。這是中國經濟越來越融入世界經濟與世界國際貿易分工體系的必然結果。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比較完整的工業基礎、相對低廉的勞動力使中國在90年代后期發展為“世界工廠”，與東亞、東盟、歐盟、美國、澳大利亞、非洲等各地區、國家結成了程度不同的經濟與貿易關系，甚至形成由中美貿易連接的某種經濟關系體。中國的對外貿易在21世紀以來更獲飛速發展，2004年進出口貿易總額達11，548億美元，比2000年增加2.4倍。近幾年來，對外貿易以兩位數增長，對GDP增長的貢獻達到30％以上。很明顯，世界經濟的興衰將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影響中國的經濟。正是認識到了這種情況的變化，在2008年上半年以前，中國政府關注的是抑制經濟的“過熱”，并采取措施促進國民經濟結構、出口結構的轉變。但是，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對外貿易局勢劇變，并嚴重沖擊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使中國政府不得不轉而采取一系列保持經濟增長速度的干預措施。而這種情況也將成為今后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常態”。
三、中國經濟實現持續穩定增長的長期走向
中國經濟所處的發展階段決定了這樣一個基本狀況：中國雖然在GDP總量上已占世界第三位，近年之內將會超過日本占世界第二位，在可預見的時間內還會超過美國占世界及時位。但即使是這樣，中國在21世紀中葉以前，仍屬于發展中國家。中國目前人均國民收入還很低，城市人口占總人口40％左右，按每年城鎮人口增加1個百分點計算，到2030年，才可能達到60％以上，使城鎮人口達70％甚至80％以上，即到21世紀中葉，才能講中國最終完成了現代化。而且，這個現代化的過程在今后要在世界經濟總體的發展演變中進行，在與世界經濟總體關系越來越緊密的融合中，世界會越來越多地影響中國，中國也將越來越多地影響世界。這個基本狀況決定了中國經濟實現持續穩定增長的長期走向。
不過，中國完成現代化第三步的基礎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經濟的發展曾經歷這樣一種歷程：在建立中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時，經濟發展嚴重缺乏建設所需資金，建設資金主要靠來自農業的積累以及中國工業自身的初步積累。在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經濟發展的資金除了靠自身積累以外，開始大量引進外資，借助引進外資，設立特區、經濟開發區等，將越來越多的外部需求作為經濟發展的動力和積累資金的來源。也由于引進外資，對外貿易得以迅速發展，吸收了低廉的勞動力，使中國逐漸加入到國際分工體系中，成為國際生產、流通中的重要環節。在這個過程中，國民經濟結構得以順利開始新的不斷的調整。“中國制造”、或者，中國作為“世界工廠”正是這種經濟發展的成果。這種格局被從多方面加以描述，比如“美國是主要消費國、中國是工廠、日本是零部件供應商”、“美國消費、中國儲蓄”等等。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更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中國的外匯儲備和居民儲蓄迅速上升。2000年中國外匯儲備1,655.7億美元，目前中國外匯儲備已達2萬億美元以上。1997年中國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4.6萬億元，目前該余額在20萬億以上。中國已不再缺乏經濟發展的資金，從而使中國經濟發展處于有利的地位。
當前世界金融危機給中國帶來的機遇是，用已積累的資金用于創造國內需求，加快國民經濟結構的調整。在世界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中國政府迅速、果斷地調整政策，提出4萬億的刺激經濟計劃，其中1.5萬億為基礎設施建設，包括鐵路、公路、機場、水利等；1萬億為汶川地震重點災區重建；0.4萬億為民生工程；0.37萬億為農村民生工程；0.37萬億用于調整產業結構與技術改造；0.21萬億進行節能、減排、生態建設；0.15萬億用于教育、衛生、文化等社會事業。國家還擴大財政9,500億元，新增貸款5,000億元，以促進企業投資、拉動居民消費，中央財政投入420億元用于促進就業，投入1,461億元用于推動科技創新。中央計劃3年投入8，500億元用于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建設，投入2,930億元用于社會保障基金，投入7,161億元用于“三農”建設。中國政府可以在世界金融危機背景下，拿出巨額資金刺激國內需求，表明中國有能力在外部需求急劇縮減的情況下，用加快國內建設、創造國內需求的方式抵御外部經濟的沖擊，保持經濟增長的速度和社會穩定。
國內外對中國一季度及中國經濟今后走勢的評估雖有差別，但總體上是樂觀的。認為中國經濟主要是受到沖擊，發展仍有較大空間、在2009年下半年將率先復蘇等觀點是大體上符合現實的，或很可能是會得到驗證的。在這里，關鍵是中國經濟發展具有繼續發展的足夠的空間。及時，中國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城市化發展、中西部發展，以及這些發展所需的基礎設施發展構成中國巨大的投資需求。中國經濟增長下降的4.5個百分點，主要是外部需求減少引發的，外部需求的減少在中國可以由內部需求彌補。中國4萬億投資計劃中基礎設施部分是把原計劃將來做的事提前拿到當前來做。這可以保障經濟增長保持在一定高的水平上。中國刺激經濟的一攬子計劃中有用于關于醫保、社保的改革部分，這些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將改進居民的消費結構，從而在現仍穩定增長的居民消費上更進一步提高。也就是說，中國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已包含了經濟發展的許多內容，包括不斷的體制改革，是中國經濟發展的較大空間。
第二，中國較為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中國經濟發展創造了廣闊的空間。近百年幾代先進的中國人在設計中國經濟發展時，都強調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樣的設想已經成為了現實。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大國，不可能在經濟上單一發展，不可能依賴于任何他國。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就有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了不斷創新的基礎，就有了面對復雜多變的世界經濟的適應性，從而使經濟發展有可能長期持續健康發展。中國能成為“世界工廠”得益于這個基礎，中國在受到外部需求沖擊必須進行調整時，也將得益于這個基礎。中國刺激經濟一攬子計劃中關于支持十大產業、推動科教發展、調整產業結構、進行節能、減排及生態建設等內容，都因為有這樣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才能提出，也才可能進行。
刺激經濟的投入在近期內會發生效益，而通過改革轉變增長方式則是在長期中才能逐漸見效的。克服眼前這次世界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保障2009年經濟增長8％的目標是有很大可能實現的。但克服這一輪經濟困難更重要的是要看這個過程中能在多大程度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如在轉變增長方式上獲得新的進步就將表明，中國經濟的發展已在新的發展階段取得了進展。在與世界經濟處于密切關系的條件下，隨著世界經濟發展總趨勢和中國在其中的地位變化，通過國民經濟的發展，不斷調整經濟結構，不斷改革經濟體制，在國家新型的計劃和調節下，實現現代化，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長期走向。
摘要：中國一季度國民經濟運行數據受到關注。中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表明中國經濟發展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在與世界經濟處于密切關系的條件下，隨著世界經濟發展總趨勢和中國在其中的地位變化，通過國民經濟的發展，不斷調整經濟結構，不斷改革經濟體制，在國家新型的計劃和調節下，實現現代化，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長期走向。
關鍵詞：金融危機中國經濟增長
國際金融論文:國際金融體系改革論文
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缺陷
盡管由于石油危機和自身的“先天缺陷”—“特里芬難題”（Triffindilemma），構建于1944年的“布雷頓森林體系”1971年終結，取而代之的是“牙買加協定”確立的以美元為中心的浮動匯率體系。然而，依仗著雄厚的經濟實力，盡管美元不再承擔兌換黃金的義務，秩序與紀律失去，而理念和原則存續，美元的霸主地位得以保留。目前美元仍是主要的國際計價單位以及支付和儲備手段。此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這兩個“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產物仍在運行。這一缺乏硬約束的“美元本位”制度為日后的金融自由化、金融投機和商品投機埋下了隱患。
（一）美元對外過度供給導致流動性泛濫
據統計，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從1982年的55億美元一直飆升至2006年的8100多億美元，25年間美國對外提供的美元增加了147倍。由此導致了境外美元資產的迅速膨脹，世界官方外匯儲備中美元儲備已經從1981年的700億美元擴張到2006年底的3.33萬億美元，膨脹了46.6倍。與此同時，國際債券和票據余額從1981年的2312.8億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216354.5億美元，增長了92.5倍，而此間國際貿易總額不過增加了6.9倍。
世界各國通過與美國的貿易順差形成外匯儲備和美元資金，再用外匯儲備和美元資金購買美國國債、企業債、股票及衍生品等，以美元資金進入美國貨幣市場、債券市場、資本市場以及衍生金融產品市場。這樣，美國通過累積的龐大財政和貿易雙“赤字”，借助以美元為主體的國際貨幣體系，以多發的巨額美元為流通手段形成大量的金融資產，使金融市場風險不斷積聚。美國則以投資等形式擁有各國的資產，各國也成為美元帝國的支持者，進而形成了一個虛假的、惡性循環的國際金融體系的基本框架。
（二）金融監管模式與資本流動規模及衍生品交易不匹配
在過去的20多年里，全球GDP年均增長3.5%，國際貿易年均增長7%，而國際資本流動年均增長卻高達14%。全球外匯交易總額從1999年的415萬億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886.2萬億美元，9年擴張了1.13倍。
衍生金融產品是虛擬經濟最典型的代表，其惡性膨脹與人類真實財富沒有任何關系，卻極大地增加了實體經濟體系的復雜性和風險性。根據風險遞增定理，經濟體系越復雜，系統性風險越高；單個人或單個機構（包括政府的財政部和中央銀行）所承受的系統風險越大。經濟體系某一個環節出現問題，可能通過對沖基金大量杠桿投機活動而生成風險的“蝴蝶效應”，進而導致整個體系的崩潰。美國資本市場中的垃圾債券（junkbond）、資產抵押債券（ABS）、按揭抵押債券（MBS）、信用違約掉期（CDS）將整個世界金融市場暴露在前所未有和無法估量的系統性風險之下。據有關資料顯示，2006年美國的GDP為13.5萬億美元，當年未平倉的衍生產品合約總市值約為518萬億美元，約為GDP的40倍。2008年上半年該比值達到50倍左右，衍生品合約總市值超過600萬億美元。全世界對沖基金資產總額在1999年底不過3500億美元，2007年底資產總額已升至1.8萬億美元，數量從3000只升至17000只，9年增長率為500%。
與此同時，現行的國際金融體系缺乏有力的監督制度，混業經營使金融機構可以很容易地逃避美聯儲的監管。金融衍生產品被各國視為金融機構的表外業務，對其監管較為寬松，出現了巨大的監管空白。金融機構的兼并、整合導致風險逐步向大型金融機構高度集中，以美國為主的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和對沖基金在國際金融體系中占據了主導權。各國大型金融機構也逐步進入美國金融市場，形成金融泡沫資產的持有者。而各國各自為政的監管模式，難以實現對全球資本流動的有效監管。此外，為維護本國企業的競爭力，還競相放松對企業的監管，監管的缺失助推了金融泡沫的肆意滋長。
（三）單極貨幣體系支撐美國國內過度舉債消費
美元本位使得美國可以通過無節制地印鈔進行對外支付，滿足國內消費，而無需承擔任何責任。與之相對應，其他發展中國家通過出口推動經濟的同時，換取了大量以美國國家信用為支撐的美元，隨后又將這些資金用于購買美國金融資產。大量美元的流入也使其利率下調，降低了彌補財政赤字的成本。
長期以來，美國個人消費支出是推動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過度舉債消費給美國帶來了經濟繁榮，但這種繁榮不具備堅實的基礎。基于美國國內儲蓄率從1984年的10.08%降至1995年的4.6%，再到2004年至2007年的1.8%、-0.4%、
-1%和-1.7%，其繁榮背后是一個巨大的債務泡沫。2007年美國居民、企業和政府未清償債務總額占GDP的比重高達229.74%，其中居民負債比重為100.30%。因而當資產價格泡沫破滅，巨額債務便浮出水面，并最終釀成一場償付能力危機。
總之，美國借助“信用”本位無約束地向世界傾銷其貨幣，但其償還卻因為匯率的“浮動”而得不到保障。在利用貨幣特權向其他國家征收鑄幣稅的同時，又借助金融創新將風險擴散到全球，使全球為其危機買單。而美國具有否決權的IMF作為國際金融機構，不可能通過任何不利于美國的決議，對其不具備監督和約束能力。發端于美國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機正是上述弊端的集中體現。
（四）國際經濟失衡
隨著戰后歐洲、日本的復興以及進入21世紀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尤其以中國、印度、俄羅斯與巴西即俗稱“金磚四國”的崛起，世界經濟開始呈現出多元化發展態勢。美國經濟的超群地位和市場份額不斷下降，與美元的壟斷霸權地位之間形成了矛盾，并且隨著經濟金融全球化的發展不斷加劇激化。國際經濟失衡通過國際收支表現，而國際收支失衡的調整又通過國際貨幣體系進行。如果具備了完善而有效的國際貨幣體系，則可以避免國際經濟強制性和破壞性調整。而現實的國際貨幣體系受到大國操縱，因而，國際經濟失衡被進一步扭曲和放大，金融危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孕育。
金融危機下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與重建
對于國際金融危機的溯源，讓人們意識到改革和重建現行國際金融體系已勢在必行。正如1929年大蕭條后美國出現羅斯福新政，二戰后產生布雷頓森林體系，一次大的全球性危機之后一定會建立一系列的新規則。此次危機過后是像歐盟主張的將現有國際貨幣體系推倒重來，亦或新興經濟體倡導的實施改革，最終結果取決于各方經濟利益與政治力量的博弈。然而，建立一個可信透明的、能夠適應21世紀全球化發展要求的國際金融體系成為各方共識。但由于各方在應對金融危機及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問題上利益分歧明顯，因此，改革需要經過一段漫長的過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相對較易實現變革的國際經濟機構成為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矛頭所指。
（一）加強國際金融監管合作以完善國際監管體系
現行國際金融體系暴露出來最明顯的弱勢就是發展超前，監管滯后。因此，監管體系改革是最迫切任務。遵循的原則應是正確處理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的關系，維持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強化對所有金融從業機構的監督、規范和問責。任何新的金融機構監管體系均應建立在運作良好的國家以及區域機構的網絡之上，并且應從全球視野進行抗周期性的國際監管，以便在繁榮時期防止金融杠桿過度使用，同時防止資產泡沫助長信貸擴張。
1.設立美元發行的國際制衡機制。美元自由發行的惡果表明必須對各國貨幣尤其是國際貨幣的發行進行規模限制，應以經濟規模和黃金儲備為標準適度發行，以較大限度地避免貨幣供應量的巨幅波動，避免國際貨幣體系失衡所導致的各種弊端，減少其對經濟金融的震蕩與危害。
2.制定統一的國際金融監管標準。制定統一的風險監測和評估控制體系，減少金融產品投機套利的機會。共同關注和追蹤跨國金融活動和資金流動，著重對離岸金融、對沖基金、私人股權投資基金等跨境短期資本流動的統計與監測。設立一個更有效的會計準則以評估公司資產，建立金融預警機制“甄別”類似美國次級抵押貸款證券等危險投資品，強化對金融創新風險的監管。
3.開展金融監管的國際協調與合作。由于金融衍生品的復雜性，必須廣泛開展國際合作，強化監管。因此，各國金融監管當局、國際金融組織之間應進行充分的溝通與交流，以杜絕跨國金融機構的監管真空。同時，應超越現有的BASEL協議和IMF，形成多邊和雙邊的監管協調機制。
4.設立國際監管機構。金融市場、金融機構、投資者群體的國際化，需要一個國際機構協調國家層面利益，實施對全球金融體系的監管，以維護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有學者倡議成立國際監管者學會，集中全球金融監管專業人士，共同掃描全球性金融巨頭的資金交易行為，及時發現高風險金融活動。
（二）對國際金融機構進行改革
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扮演了國際協調者的角色，盡管采取的措施引起了許多方面（包括危機國政府和民眾）的抵觸和反對，但仍然從政策建議、救援資金、國家間協調、預防對策等諸多方面對危機國提供了幫助。然而，在此次危機中它們幾乎沒有應對準備與應對措施，并且在整個危機中無所作為。這表明根據20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經驗建立的這些國際組織，已不適應21世紀的新形勢，無法作出更合理的反應，必須進行徹底改革，以充當維護穩定的“守衛者”。
1.確立真正的全球性儲備貨幣。可考慮將全球性儲備貨幣建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SDRs）上，這樣能克服建立在國家貨幣上的國際儲備系統內在的不公平和不穩定。美元信心的周期性、獨立于其全球影響而采用的美國宏觀經濟政策及將其施加給世界其他國家所造成的周期性沖擊，均影響了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
2.提高國際金融機構的公開性和重要性。爭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機構協調和決策機制更加公平、透明和高效，以使其具備更強的監管能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公開所有計劃資料，公開進行討論并接受批評性檢查；執行委員會應監督成員的工作。世行行長的選舉和任命也應更加透明、公開，決策過程中應更廣泛地征求意見。
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而不是G7或任何其他國家，置于全球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中心位置，進一步提高基金組織的地位和權力，使之成為一個以靈活方式提供流動性的中央銀行，充當全球金融體系的貸款人。其目標應是實現國家、地區和全球三個層次的協調。除了發揮監督作用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著力消除或迅速矯正由發達的或者新興市場暫時故障引起的混亂，并防止傳染的蔓延。世界銀行應幫助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健全衍生品市場，制定對風險管理的全球標準。
3.重新確立國際金融機構決策的基本原則。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人事安排和股份比例上應進行調整，增加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發言權。在IMF中，美國的分量與其承擔的義務及能力存在嚴重偏差，它占有的16.77%的投票權份額與眾多規則中要求取得85%以上認可的規定實際上形成一票否決權，妨礙了更加公平、有效機制的建立。因此，改革IMF投票機制，提高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投票權，修改IMF的決策規則及管理體制，增加新興市場國家的參與和管理等應是國際金融體系重建的方向。根據IMF有關決議，2006年中國在IMF認繳份額比例已由原來的2.98%上升至3.72%。世界銀行也正考慮將發展中國家在世行中的股份比例提高至44%。
除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外，還應強化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國際證券委員會及國際清算銀行等組織。盡管這些組織在相關領域的管理方面取得了很大進步，但它們對各國政府行為的監督和引導缺乏有效的執行機制，且彼此間的協調也存在問題，依然存在很大的改革空間。
（三）構建多元制衡的國際貨幣體系
國際金融危機證明了以美元為主導的單極國際貨幣體系的危害。因此，構造多元、有約束力、相互制衡的貨幣體系是維護全球金融穩定的重中之重。由于美元擁有歐元及其他貨幣無法比擬的廣闊而深厚的金融市場，因此，盡管目前美元一路下跌，但全世界仍愿意持有美元。基于此，一國貨幣的國際地位，應由其幣值穩定、宏觀經濟穩定、市場穩定程度來決定。可考慮在現有美元的基礎上加入更多國家、地區的貨幣，如歐元、英鎊、日元、人民幣等，各國貨幣充分競爭，穩步推進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
國際金融體系改革與重建給中國帶來的機遇
國際金融危機作為巨大的系統性風險，使世界各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沖擊和影響，中國也很難獨善其身。從短期看，出口下降使中國實體經濟受到一定的影響；但從長期看，中國仍面臨著絕好的發展機遇。
（一）主動參與國際經濟新規則制訂
改革開放時，國際規則大都已經成形，中國只能適應國際規則，與“國際慣例”接軌。這在中國經濟的早期發展階段，有其客觀性。但是，作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第二大貿易國，中國在未來的發展中將會越來越多地受制于現存的國際規則。而金融危機將導致國際經濟金融體系的重新洗牌，國際經濟規則的重新制訂。因此，中國可以審時度勢，主動參與，適時客觀地提出自己的利益訴求，進而改變現存的不合理的國際經濟金融規則，為中國未來一段時期的社會經濟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國際發展環境。
（二）加速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
中國應加強與周邊國家尤其是與東南亞國家的金融貨幣合作，強化人民幣的“周邊結算功能”，擴大人民幣的流通范圍及國際影響，以迅速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為雙邊可以自由選擇結算方式提供更多便利。此外，應結合周邊國家的儲備需求，暢通人民幣資金的回流渠道。在此基礎上，發展人民幣基金，擴展人民幣市場的廣度和深度，加快推進人民幣可兌換進程，最終形成以美元、歐元、人民幣為基軸的、相互制衡的全球金融穩定三極。
（三）完善中國金融業的發展路徑
1.增加人才儲備。中國充足的外匯儲備和國內穩定的金融環境為中國金融的國際化發展提供了良好條件。然而人才儲備不足卻成為中國金融業海外拓展的制約瓶頸。金融危機引發的華爾街裁員風潮為中資金融機構在全球招攬業界精英，增加人才儲備提供了難得的契機。
2.積極應對危機。面對國際金融市場的動蕩，中國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三大金融體系積極采取抵御措施。
銀行業加強了信用風險防范。根據已披露的數據，截至2008年9月末，中國工商銀行持有美國次級住房貸款支持債券面值合計12.07億美元，持有“兩房”相關債券面值合計16.76億美元等。為降低投資風險，中國工商銀行已為包括上述債券在內的債券投資累計提取撥備13.9億美元，撥備覆蓋率超過。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等也采取了相應的減持撥備等舉措。
證券業實施了增加上市公司回購和控股股東增持的靈活性，完善上市公司現金分紅相關規定，啟動證券公司融資融券業務試點，推出可交換公司債券等有利于提振市場信心的基礎制度建設。
美國保險巨頭美國國際集團（AIG）巨額財務危機暴露后，中國保監會隨即緊急展開全行業“地毯式”摸底，包括摸清保險公司境外投資的情況并及時采取措施減少損失，摸清中外資公司的外方股東在金融危機中受到影響的情況，評估可能對其產生的影響等；啟動應急工作機制，加強外國保險機構在華子公司資金跨境流動情況監測，切實防范風險跨境傳遞。
3.參與國際協調與合作。金融國際協調與合作，既是應對危機的有效手段，也是國際金融體系未來發展趨勢。中國金融業應借助國際競爭與合作，在合作中增進與國際金融的互動，實現合作各方的互惠、互利、共贏，以適應國際金融競爭的需要，并最終提升中國金融業整體競爭力和國際影響力。
內容摘要：本文分析了導致金融危機蔓延的根源，并指出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諸多弊端是其集中表現，而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與重建是治理危機的出路。指出，中國應在完善國際監管體系、改革國際金融機構、構建多元化貨幣體系中發揮作用并抓住機遇，求得發展。
關鍵詞：金融危機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