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民族文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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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民族文學論文:少數民族網絡文學論文

一、隱匿與發現:緣自民間的書寫姿態

1．母語體驗與民族精神對于少數民族網絡文學十分重要可以肯定的是，網絡的興起與快速普及，不僅推動了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社會發展，而且幾乎一夜之間將古老的族群觀念和傳統習俗晾曬在現代數字化信息桌面之上，逼使偏遠山地文化與發達都市文化近距離對視、交流與磨合，促成漢民多元經濟、文化、社會生活處于緊張嚙合狀態，進而喚起少數民族作家“以新載體說老故事”的言說沖動和新奇感受。所以說，“網絡出現之后，各地文學網站如雨后春筍般興起，在整體上推動了文學創作的繁榮發展，為造就文學新人開辟了一條新的航線。在某種程度上，少數民族地區反而成為這次傳播革命的較大受益者。一根網線縮短了他們與文化發達地區的時空距離，改變了民族創作的生存空間，巨大而無形的網絡為新生一代少數民族作家心靈還鄉創造了條件。具體到少數民族網絡文學創作本身，作家主體的姓名符碼、題材選擇、母語認同、民族精神等無疑是必要而的辨識維度。限于篇幅，這里只討論關乎少數民族網絡文學民族身份的兩大核心指標:一是外在的母語運作，二是內在的精神期盼。少數民族網絡作家的語言認同表現為三個基本層面:單一民族母語認同、漢語共同語認同和漢民雙語互譯認同。對于包括部分網絡作家在內的年輕一代的少數民族作家而言，一般都有較高學歷，出于民族自覺或母語崇拜，常常或不時用母語創作。有些民族作家堅持用母語方式走網絡和紙質雙邊寫作的道路，但多數作家更愿意采取將網絡母語文學翻譯成漢語紙質文學正式發表或出版的方式。以藏族作家為例，毛爾蓋?桑木旦、土登尼瑪、昔扎、益西澤仁、列美平措、扎西班典、次仁頓珠、章戈?尼瑪、根丘多吉、白瑪娜珍、才旺瑙乳、旺秀才丹、牧丹、端智嘉、格德嘉、克珠、司徒、央珍、唯色、奔嘉、俄邛、班果等老中青作家中，大多都有雙語創作體驗，其中的部分青年作家在傳統紙質文學和現代網絡文學創作中均有實績，有力推進了當代藏語文學的發展。這表明，網絡文學只是少數民族傳統文學創作方式的時代延伸，而并非部分學者所想象的那樣———是對原有文學傳統的徹底顛覆。隱含在民族語言背后的則是更為深沉的民族精神。按照通行的理解，狹義的民族精神是指在長期的歷史積淀中所形成的民族意識、民族感情、民族文化、民族習俗、民族性格、民族信仰、民族宗教、民族價值觀念等精神現象的綜合體。對當代少數民族網絡作家而言，首先要有最基本的民族感情，唯其如此，方能以全部身心擁抱民族生活，傳揚民族精魂。“傈僳人民信息港”網站上的《我們是誰?》這樣描述自己的民族記憶:“我們是一群傈僳族青年，來自無論是聽來還是看來還是走來都非常遙遠的地方。那是一個抬頭一線天，低頭一線江，腳下一線路的地方，是我們的祖先和我們的父輩和我們的兒時伙伴們生生不息的地方。雖然我們身在城市，但我們的心依舊在我們的山寨，在我們的家鄉，在我們的民族。”①其民族情懷溢于言表，讀來自然、真切、溫暖。當然，在尊重少數民族網絡作家民族感情的同時，也應戒備極端民族主義情緒的不當表達，以免過于沉重乃至變形的民族心理扭曲了本來健全的民族體魄。

2．少數民族網絡文學是個業已開端但尚不盡如人意的文化之旅無論如何，少數民族網絡文學是個業已開端但尚不盡如人意的民族文化之旅。換言之，少數民族網絡文學已經走進我們的生活，但也存在一些無可回避的問題。在克服這些問題的基礎上繼續拓進少數民族網絡文學事業，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現實課題。總體上說，少數民族網絡文學與中國網絡文學一樣充滿希望。除網絡文學本身的自律性發展外，相關他律性推進措施已經開始發揮作用:新聞出版總署將網絡文學納入中國出版政府獎評選范圍;魯迅文學獎已經向網絡文學敞開大門;國內相關單位已舉辦多次網絡文學研討會;網絡文學正式成為中國作協重點扶持項目。目前，中國網絡文學聯盟、中國青年網絡文學聯合會、中國網絡詩歌學會、中國文藝理論學會網絡文學研究會等已經相繼成立并開展工作，中國民族文學網建網十余年來成效顯著。二一三年十月三十日，中國首家培養網絡文學原創作者的公益性大學“網絡文學大學”宣告成立，中文在線董事長童之磊任校長，莫言應邀擔任名譽校長。這標志著網絡文學作者得以由純粹“自發式”創作階段，步入“職業化”運作旅程。同時，繼浙江網絡作家學會、上海網絡作家協會成立之后，中國作家協會擬于年內組建中國網絡作家協會。大陸如此，臺灣在一九九年代中期以后也陸續成立了山抹微云文藝專業站、尤里西斯文社、椰林風情、自己的房間、多方位藝術家聯盟、臺灣網路詩實驗室、觸電新詩網等文學網站，蔡智恒及其《及時次的親密接觸》更是將諸如響葫蘆、澀柿子、向陽、代橘、大蒙、白靈、海瑟、蘇紹連、李順興、須文蔚、林群盛、衣劍舞等帶入多媒體、超文本網絡文學的殿堂。然而，網絡文學所取得的成績以及可以預期的前景并不能漂白其當下存在的問題，少數民族網絡文學自然不能例外。因為市場經濟體制、網上寫作模式和網站現行運行機制的共同制約，網絡文學創作中所表現出來的情感傾向的自我化、審美趣味的娛樂化、寫作題材的類型化、表達技巧的粗鄙化、市場運作的商業化、民族身份的模糊化等，已經成為阻礙網絡文學深度掘進的現實瓶頸。我們不妨將包括少數民族網絡文學在內的整體性網絡文學癥候概括為“五化”:虛幻化、淺薄化、粗糙化、趨利化、去民族化。網絡文學崇尚玄幻，想象奇詭，偏好穿越，趨近世俗，但遠離當下生活實際，存在明顯的逃離、夢幻、虛脫色彩，總體上缺乏現實關懷、問題意識和救贖設計。網絡讓人個性綻放，書寫自由，但門檻偏低，把關不嚴，時有暴力色情。與此相關，各大網站追名逐利，比學趕超，改編成風，盜版泛濫，致使各自為陣，無序競爭，整合乏力，精品不多。不僅如此，對于少數民族網絡文學而言，還出現了民族性不斷弱化的“去民族化”傾向，主要體現為觀照視野從區域性到國家化、書寫語言從民族性到漢語化、習得機制從自在性到體制化、精神向度從本土性到時尚化。藏族作家“心有些亂”(藏名扎西茨仁，漢名洛兵)是個名副其實的多面手———音樂、小說、繪畫、電視劇，都很出彩。在日常生活中，人們熟悉他的歌曲《你的柔情我永遠不懂》、《夢里水鄉》、《丟手絹》、《選擇堅強》、《這一次我是真的留下來陪你》等，對其網絡作品《護士小雯》、《青色片段》、《今天可能有愛情》、《天才及瘋狂的冷漠:致羅琦》、《長發盈空的日子:致潘勁東》、《傷逝?悼高楓》、《那一夜的煙花:張國榮》、《雪村:游戲人生的快樂》等則相對陌生。少數民族網絡文學的去民族化癥狀，一方面彰顯了民族文化交互發展的必然趨勢，另一方面又表現出某些不利于民族文學區域化、民族化、多樣化生態傳承的現實隱憂。

二、特色性與經典化:對于文學史的三重建構

“網絡文學能否進入文學史，回答是肯定的。作為一種體量巨大、影響深遠的歷史性存在，網絡文學客觀上豐富了文學史的內容;作為一種價值性存在，網絡文學拓展了文學史的邏輯原點;作為一種功能性存在，網絡文學則賦予文學史以更為開闊的意義空間和思維視閾……作為當代文學的重要一翼，網絡文學有足夠的資質進入當代文學史的場域，成為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還應該構建‘網絡文學史’。”①網絡文學可以入史，少數民族網絡文學當然也能入史。從特色化與準經典性的應然立場出發，少數民族網絡文學對于當代文學史具有三重建構功能。

1．回到民族文學現場:強化少數民族文學史的當代意識新中國成立后，陸續組編了相關族別文學史，出版了若干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史或少數民族文學史論著作。但在中國總體文學史亦即全民族文學史的浩繁書寫中，以下“三大缺席”長期存在:一是少數民族文學缺席；二是港澳臺文學缺席;三是網絡文學缺席。直到一九九七年，張炯等人主編的《中華文學通史》(全十冊)由華藝出版社出版(后修訂為十二卷本《中國文學通史》，江蘇文藝出版社二一一年版)才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前兩大缺憾。少數民族網絡文學的出場，不僅進一步填補了中國文學通史的缺憾，而且直接強化了少數民族文學史的當代意識乃至民族特色。“六后”藏族網絡作家“阿里狼客”(藏名旺秀才丹)畢業于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后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作家班進修，現任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副編審。早期在紙媒發表文學作品，二四年創辦藏人文化網并任總監，先后擔任天涯社區、天涯詩會等多家文學論壇版主，建有多個個人文學博客，發表詩作《大樹》、《鮮花與酒徒》、《夢幻五章》、《平原的黃昏》及隨筆《一代人的人文生活寫意》等大量網絡作品。一九九九年策劃成立西藏妙音工作室，以“朝覲心靈的圣地”為理念，策劃、拍攝、編輯、出版《愛心中爆發的智慧書系》、《圣地梵音》等藏族文化書籍和音像制品。二七年與藏人文化網總編輯才旺瑙乳做客新浪，接受關于藏人文化網及藏族文化的訪談，并與萬瑪才旦聯合出版蓮花生大師傳記《大師在西藏》。這是一位有著清醒民族意識和強烈民族現場感的作家，其紙質作品、網絡文學和一系列藏族文化實踐活動彼此聯動，互為印證，為藏文化的闡揚做出了實實在在的貢獻。相對而言，這種自覺回到民族現場的少數民族網絡文學作家還有:藏族作家剛杰?索木東、嘎代才讓(“西部藏人”)、白瑪娜珍、梅卓，蒙古族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鶴、沙?布和、薩娜，苗族作家楊昌祥，瑤族作家唐玉文，滿族作家金子，土家族作家米米七月等。這些少數民族作家通過網絡文學方式在主流文學的邊緣地帶虔誠堅守著自己的民族記憶，他們的作品因此具有了某種“抵抗遺忘”的悲壯氣質。但是，毋庸諱言，目前這類作家數量偏少，大多年輕的少數民族網絡文學作家除少數民族出身外，創作題材、主題、語言都嚴重漢化或去民族化。但也出現了另外一種有趣的現象，漢族作家的網絡文學作品反倒蘊含著濃郁乃至深沉的少數民族文化意識。最突出的例證莫過于《藏地密碼》的問世。漢族作家何馬出生在藏區，前后深入西藏十年之久，二八年在網絡上集納式發表關于西藏自然、文化、社會的“百科全書式的小說”《藏地密碼》，以至于很多人都誤以為他是藏族作家。這說明，走進少數民族生活現場絕非少數民族作家的專利，漢民作家已經形成合力開創民族文學新局面的共識。同樣令人欣慰的是，少數民族文學的網絡化空間日漸拓展，原有網站不斷改進，新建網站快速成長，就連《民族文學》也推出了網絡版，甚至用漢、蒙、藏、維、哈、朝六種文字同時發行。凡此種種，預示著少數民族網絡文學的春天即將到來!

2．重建多元文學秩序:優化當代文學史的結構布局網絡文學毫無疑義地隸屬于當代文學的界域。從邏輯層面排序，少數民族網絡文學首先應該是文學，其次應該是少數民族文學，再次才應該是少數民族網絡文學。少數民族網絡文學對于當代文學史結構布局的優化功能，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補足原有文學板塊，修正傳統寫作體制，確立新型文學秩序。首先是補足原有文學板塊。如前所述，中國當代文學史原有體例中，少數民族文學和網絡文學嚴重缺席，造成當代文學史結構布局的不完整性。在“重寫文學史”的倡導中，少數民族網絡文學應被納入“重寫”軌道。真正意義上的少數民族網絡文學，不僅客觀上具有民族板塊和網絡構型上的文學史補足功能，而且它的自主性、區域性、民族性和多元性，相當程度上承擔著步入后現代“去中心化”的文化意味。正視并重視這一事實，勢必改變我們習焉不察、習以為常的文學觀念，進而引發重構當代文學史的沖動。我們同時注意到，少數民族網絡文學之所以具備進入當代文學史框架的資質，并不一定是因為率先考慮了它的民族屬性，更重要的還在于必須顧及到數字化時代文學形態的異質新構特征以及“文學性”的網絡流動本質。其次是修正傳統寫作體制。傳統文學體制將文學視為社會意識形態，而在更為激進的革命年代，文學則“被齒輪和螺絲釘”化，要求文學、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為政治乃至階級服務。與此相應，幾乎所有的作家都被約束在一定的機制之中，如作協、文聯、學會或其他相關院所。歷史地看，傳統作家體制和創作機制或許是必要的，但在市場經濟體制逐步確立并不斷完善的今天，傳統管理框架的惰性也逐漸顯現出來，并日漸成為當今文學創新發展的桎梏。少數民族網絡文學等新型文學樣態的誕生，不僅突破了傳統的寫作體制機制，而且也豐富了當代文學形態的審美內涵和文學史的構成方式，其對傳統格式的解構和對當代文學“移動盤”的刷新功能有目共睹。因此，包括少數民族網絡文學在內的整個網絡文學行業對于國家意識形態話語以及隨之而來的宏大敘事就構成一種無形而巨大的修正力量，總體上優化了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結構布局。再次是確立新型文學秩序。網絡文學的創作、傳播與接收方式，雖然適應了“去經典”的泛閱讀、淺閱讀需求，但文學史建構中的“汰濾機制”客觀上又阻滯了網絡文學快餐化、粗鄙化的傾向，或者說“文學史”書寫的固有責任迫使網絡文學盡可能走向精致和經典，亦即經典化。所謂網絡文學經典化，主要包含四層含義:一是網絡文學在其生成、發展過程中客觀上受到了傳統紙質文學經典潛移默化的影響;二是網絡文學經由十余年的歷練已經初步形成自身的寫作傳統和文體規范;三是正規出版或影視改編等再度創作對于原生性網絡文學作品的思想滲透與藝術施加;四是文學史在吸納網絡文學入史時優勝劣汰機制的功能性發揮。這四種行為方式綜合作用的結果，客觀上促成了少數民族網絡文學的準經典性發生和相對意義上的經典效果。這從《夜上海》、《夢回大清》、《一霎移魂變古今》、《護士小雯》、《今天可能有愛情》、《一品閨秀》、《零度青春》、《磚頭王老五相親記》、《失落的村莊》、《神曲馬頭琴》、《一座城市的故事》、《瑤鄉傳奇》等少數民族網絡文學的準經典作品雛形中可見一斑。從文學史的“準入”機制來看，準經典網絡文學通過正式刊物、正規出版社或影視動漫公司的刊發、出版或改編，有可能進入經典網絡文學行列。

3．激活世界對話能量:提升中華文學史的國際形象網絡傳播具有速度快、立體化、多維度、無邊界、交互性等特點，不僅加速了全球交流的頻率和進程，而且改變了既定民族經濟、國家主權、文化安全、世界和平的定義方式。正因為如此，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將互聯網作為謀取優勢國際地位的戰略制高點，導致不對稱信息暴力層出不窮，沒有硝煙的“網絡戰爭”一觸即發，英語傳播已然成為網絡話語霸權的顯要標志，網絡文化入侵隨之構成后殖民主義策略的基本組成部分。廣大網民越來越確信，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早年的預言正在變成嚴峻現實———“世界已經離開了依靠暴力與金錢控制的時代，而未來世界政治的魔方將控制在擁有信息強權的人手里，他們會使用手中掌握的網絡控制權、信息權，利用英語這種強大的文化語言優勢，達到暴力金錢無法征服的目的。正是在這種國際環境下，網絡文學作為網絡文化戰略最為柔軟的“人學”路徑延伸開來。承前所論，網絡文學不僅是我國民族文學新潮、當代文學氣象，而且也是一種世界性的文化現象。中國網絡文學雖然源自民間，但終歸要凝聚為民族國家的文化力量，成為國家綜合實力的重要表征。隨著網絡寫作的不斷深化和網絡技術的日臻完善，中國少數民族網絡文學必將也必須以自身的獨特風采匯入中國當代網絡文學的江河，從而使中國網絡文學以更加豐厚的實力、更加飽滿的熱情、更加充沛的能量參與世界對話和全球競爭，進而提升中華文學史的國際形象。辯證地看，不同網絡文學集群之間既有矛盾沖突的一面，也有交融互補的一面。否則，個人文學的民族化、民族文學的國家化、國家文學的世界化便不可想象。在此基點上，重溫歌德、馬克思、韋勒克等人關于世界文學的判斷與向往或許是必要的。歌德談及世界文學時曾說:“問題不在于各民族都應按照一個方式去思想，而在他們應該互相認識，互相了解;假如他們不肯互相喜愛至少也應學會互相寬容。”①歌德尊重民族文學的獨特性和多樣性，同時贊成不同民族文學間的互相認識、互相了解、互相喜愛、互相寬容。這四個“互相”，可視為處理當今世界網絡文學關系的“外交指南”。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民族溝通與國家交往打破了各自為陣的封閉狀態，文學的世界性對話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馬克思執筆寫道:“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②顯然，馬克思主義原典作家十分看重各民族間的互相往來和互相依賴，其結果形成維系人類未來的共同的精神財產———“世界文學”。而在韋勒克眼中，“世界文學”至少有三種含義，但主要是指在各民族文學基礎上文學構成方式的世界性，更多地估量到日趨密切的世界關系對于文學交流的重要意義，自然包括電子媒介對于文學傳播的托舉作用。因此，在網絡時代，無論是少數民族原生性網絡文學還是中華民族文學的網絡化傳播，都必然處在網狀聯系之中，都必須接受他者文化的熏染，都注定要在廣義的文學間性語境中多元共生。這同時表明，在網絡世界中，所謂文學的民族性其實是有限度的。

三、大數據時代與多民族文學史觀:持續前行的潛力

少數民族網絡文學的歷史發生、文化性狀、現實處境以及對于當代文學史建構的多重功能，表明它正處在成長的路上。日新月異的網絡技術支撐、多元一體民族文學史觀的理論鼓勵、持續拓展的現實機遇，合力規定了網絡文學事業的開放性與未來性。

1．大數據時代助力網絡文學的原生品格網絡文學的生成與發展，與數字技術與媒體環境緊密相關。不過，真正意義上的網絡文學并非傳統紙質文學的網絡化“寄存”，而是借助數字網絡技術創作、傳播、接受并可在線生成互動性、多媒體、超文本效果的原生性(或稱原創性)文學生產行為。也就是說，在技術因素成為文藝生產廣義修辭方式的時代，網絡媒介技術的生產力意味分外濃厚。作為技術化、信息化發展的必然結果，大數據時代的來臨為網絡文學的原生品格提供了有力的物質保障。大數據(bigdata)又稱巨量數據，指在一定時間內無法用常規軟件工具對其內容進行抓取、管理和處理的數據集合，具有數據體量巨大、數據類型多樣、處理速度極快、價值密度較低等特點。大數據作為技術方式，也指從各種類型的海量數據中快速獲取相關信息的技能，它適用于互聯網、大規模數據庫并行處理(MPP)、分布式數據庫、分布式文件系統、云計算平臺以及其他可擴展的存儲系統。大數據的強大功能在于，它不僅成為新一代信息技術融合應用的結點和信息產業不斷高速增長的動力，而且促使科研觀念和手段發生重大轉變，并開始發揮提高社會核心競爭力的作用。對于包括少數民族網絡文學在內的中國網絡文學發展戰略而言，大數據的直接效能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一是拓寬創作路徑;二是強化立體呈現;三是加快傳播速率;四是擴充接受界面;五是增殖輻射效應。大數據的超強功效，與網絡文學巨大而快速的增殖需求一拍即合，網絡文學可望借此提高表達個人感情、民族意識、國家意志乃至人類愿景的效率與活力。二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CNNIC第三十四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報告顯示，截至二一四年六月，我國互聯網普及率達到46．9%，網民規模達6．32億。其中手機網民規模為5．27億，手機使用率達83．4%，首次超過傳統PC整體80．9%的使用率，手機作為及時大上網終端的地位更加鞏固。①這表明，微博文學和手機在線閱讀成為網絡文學新趨向，我國作為及時網民大國“正以白蟻的生殖速度向文學的縱深前進”，移動互聯網越來越顯示出較大限度地釋放網絡文學價值空間的優勢，少數民族網絡文學的發展前景未可限量。大數據時代網絡技術的強力支撐，一方面刺激了我國包括少數民族網絡文學在內的原生性網絡文學事業的轉型欲求，另一方面也催生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網絡文學批評和網絡文學理論知識譜系的開創性嘗試，諸多新思維、新概念、新范疇得到初步梳理和闡釋，甚至出現了《網絡文學論綱》、《網絡文學本體論》一類的理論專著。中國作家網副主編馬季長期關注少數民族網絡創作，先后撰寫了《網絡時代的民族文學生態》、《民族作家隊伍中的網絡星辰》、《在虛實之間穿越與流浪———回族網絡作家夜有輕寒、蘭喜喜創作簡論》等多篇論文。姚新勇也發表了《網絡、文學、少數民族及知識—情感共同體》等少數民族網絡文學研究成果。從創作實踐的拓展到理論批評的晉級，說明中國網絡文學事業正向縱深邁進。

2．多民族文學史觀激發少數民族文學生態的多樣性大數據時代的技術力量固然重要，但技術至上主義并不可取，網絡文學之為文學的人文情懷更為重要。這就涉及到文學史觀問題。借用新歷史主義的觀點，我們不妨將中國文學史或中華文學史看作大寫的單數的文學史，多民族文學史或少數民族文學史則是小寫的復數的文學史，而少數民族網絡文學史可視為小寫的單數文學史。小寫的單數或復數文學史，終歸要匯入大寫的總體化單數文學史。費孝通用“多元一體”來涵括中華多民族大家庭的基本格局，中國文學特別是中國當代文學同樣體現了“多元一體”的總體特征。倡導“多元一體”的包容性、整體性多民族文學史觀，不僅符合中國多民族當代文學的多元需求和生動現實，而且有利于保護少數民族文學生態的多樣性和豐富性，有利于在世界文學視野中培育繁花似錦的中國文學總體形象。滿族學者關紀新對此有過透徹分析:“‘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學說，從‘多元’和‘一體’兩個側面及其相互關聯上，詮釋了我國民族歷史發展和現實存在的本質。其中強調‘多元’是指各兄弟民族各有起源、形成、發展的歷史，其文化、社會也各具特點而區別于另外的民族;‘一體’則是指各民族的發展相互關聯、相互補充、相互依存，與整體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和共同的民族利益。這一學說認為，中國文化不是單質板塊，而是一個由多元多層次組成的網絡體系……在這個民族實體里，所有歸屬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層次的民族認同意識，即共休戚、共存亡、共榮辱、共命運的感情和道義。”①在他看來，只有普遍具備了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才能真正開辟有效協調多民族文學關系的健康局面，從而走上親近與尊重各兄弟民族文學的康莊道路。壯族學者梁庭望則從文化地理學的角度審視這一問題。他認為:“中華文化是由中原旱地農業文化圈、北方森林草原狩獵游牧文化圈、西南高原農牧文化圈、江南稻作文化圈構成的，以中原旱地農業文化圈的漢族文化為中華文化的主體，其他三個分布少數民族的文化圈呈‘匚’形圍繞在中原文化圈周圍。由于相鄰文化區之間都有重合部分，遂使十一個文化區呈鏈形勾連，在時空上環環相扣。各文化圈、文化區之間的文化互相輻射，并由經濟紐帶、政治紐帶、文化紐帶和血緣紐帶連在一起，從而使中華文化呈現出多元一體格局。正是這一格局，構成了中華文學的歷史背景，使漢文學和少數民族文學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中華文學是由漢文學和少數民族文學構成的，中華文學史應當是以漢文學為主體的多民族文學史。”②上述兩位少數民族學者分別從方法論和構成論的層面闡述了多民族文學史觀的必要性與可能性，為少數民族網絡文學的持續發展和深層掘進提供了學理依據。多民族文學史觀對于當代文學史較大的學理與倫理支持，便是對少數民族文學生存權與發展權的高度尊重。多民族文學史觀雖然不等于多民族文學史，但這種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可以幫助文學研究者進行方法論層面的具體操作，可以激勵包括網絡文學創作在內的少數民族作家醒腦提神、奮發有為，毅然肩負起振興少數民族當代文學的歷史使命。“多元一體”多民族文學史觀的包容性理論敞開，無疑有益于少數民族網絡文學等新型文學的空間配置和地位提升。

3．全球化、改革深化、西部大開發共建少數民族網絡文學平臺少數民族文學特別是少數民族網絡文學的當展，除前述技術支撐和理論鼓勵外，還有賴于民族地區交往與對話的三重現實契機，即國際上的全球化語境以及國內的深化改革和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隨著工業化、技術化、信息化時代的到來，人類已經步入全球化時代，這已是無可爭辯的現實境遇。問題在于，全球化語境為民族文化的生存與發展帶來了什么?或者說在全球化語境下民族文化會不會喪失其獨特性?錢中文的觀點頗具啟發性。在論述全球化趨勢中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的復雜關系時，他深刻辨析了“兩種全球化”的異同。他認為，經濟全球化與文化全球化幾乎同時發生，但這兩種全球化具有不同的發生機制和表現形態。在經濟全球化的總體趨勢中，文化全球化同時具有現實性和不可能性。“現實性在于物質性文化與表層的精神文化全球化、一體化是可能的、現實的;不可能性在于各個民族深層文化的原本的多元性特征和國家、民族賴以生存的文化傳承、民族文化精神以及民族文化心理積淀、文化素質所形成的文化價值、精神使然……文學的生命力在于民族性與世界性之間，而不是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民族的，也不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①也就是說，在全球化大趨勢的簇擁下，包括文學藝術在內的各民族國家的文化集成，一方面具有趨同性，另一方面又具有趨異性，從而構成守正與創新的張力關系，這種張力關系狀態恰恰是區域性民族文學持續高揚的增長點。全球化語境對于中國少數民族網絡文學而言，更大的意義在于為其走出家門、走出國門進而走向世界提供了便捷的通道和展示的平臺。改革開放三十余年來，中國的社會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文化要素也經歷了由經濟附庸到軟實力再到核心競爭力的躍升過程。十七屆六中全會專門做出《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完善文化管理體制、建立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提高文化開放水平的總體要求。文化部隨之面向邊疆民族地區實施“邊疆萬里數字文化長廊”建設項目，構建廣覆蓋、高效能的公共數字文化服務網，為民族地區網絡文學更快發展增添了羽翼。與此同時，國家實施的西部大開發戰略已經凸顯出多方面的“文學意義”:一是加速民族交往，推動觀念更新;二是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刺激創作靈感;三是暢通信息渠道，解放網絡創作生產力。西部大開發命題中的“西部”，是我國少數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在現有一百五十五個民族自治單元中，有五個自治區、二十七個自治州、八十四個自治縣(旗)在西部，占西部地區總面積的86．4%。湖南湘西、湖北恩施兩個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吉林的延邊朝鮮族自治州雖然不在西部，但也享受西部大開發的優惠政策。由此可見，西部大開發實際上就是民族地區大開發。伴隨著西部大開發的鼓點，中國作協明確提出推進民族文學大發展的“八條思路”。通過數年實踐，這些思路已經并將繼續取得實效，尤其是少數民族作家培訓班以及網絡作家、編輯培訓活動更是為少數民族網絡文學的深度推進做出了顯著貢獻。

總之，對于良莠不齊、方興未艾、曙光初現的少數民族網絡文學，既不可視而不見、避而不談，也不必頂禮膜拜、夸大其詞。本文的出發點是少數民族網絡文學，落腳點卻是整個中國網絡文學，價值旨歸則趨向網絡文學形態對于當代文學史的建構功能。從當代文學的具體構成和宏觀形象來衡量，少數民族網絡文學既是少數民族文學的當展，也是網絡文學的有機組成部分，嚴格地說是“多元一體”的中國當代文學在網媒時代的必然衍生形態。它的出現，豐富了中國當代文學的色彩，完善了當代文學的格局。當然，我們雖然對少數民族網絡文學的本體功效和發展前景總體上做出樂觀判斷，但這并不意味著漢民族傳統文學就不重要了，更不等于網絡文學自此雄霸天下。事實上，少數民族網絡文學的邊緣性、區域性、民間性乃至藝術表達上的粗鄙化還將長期存在。正因為如此，我們正視少數民族網絡文學的文化建構作用，呼吁作家承擔應有的社會和人生使命，使網絡文學健康運行在“人學”的本質軌道上，讓少數民族網絡文學在維護民族團結、推動社會進步、促進國家發展、保障世界和平方面發揮更為積極的文化職能。

作者：龔舉善單位：中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少數民族文學論文: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自然主義論文

一、母性的天賦道德：作為審美愉悅之源的存在

中國現當代文學創作不乏自然主義的生命觀照，但總是與生態環境保護緊密相連，在這方面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自然意識流露則如實地顯示了在“少數民族與自然真實交往過程中逐步建立起來的可信的自然”，丹麥文學史家格奧爾格?勃蘭兌斯將其區分為“自然教化思想”與“自然母親的隱喻”兩類本質差異，即中國現當代主流文學創作歸屬于大眾文化的自然主義崇拜，人們渴望從自然生態中去尋找認同，其自然抒寫蘊含著對現代社會失意人的安慰，“通過喚醒人們對自然親和印象的感知，達到社會教化功能”，匯入了“生態批評”、“生態責任”的現代概念，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生態自然內涵卻截然相反。首先，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從古至今都蘊含著自然主義的神秘特質，并通過歌頌自然傳遞非同一般的隱喻色彩。例如蒙古族草原題材文學常常將未開墾的草地比喻為“處女”，隱喻女性與自然的關系，那些蘊藏著珍貴礦物的土地形象都是友善的，仁慈的，大自然在蒙古族文學中以哺育生命的母親象征出現，認為它們“集溫柔與堅定、激情與秩序、幼稚與成熟為一身”，神秘莫測、不可捉摸，需要善加保護。此類身體化的體認在少數民族文學創作中比比皆是，回族文學《疙瘩山》中的自然抒寫以母親的道德使命指代自然延續物種的母體責任，描寫了回民黃土地膨脹、受孕、分娩、隱退、死亡的全過程，表達自然支配人類的“第二性征”，歌頌自然被動的、服從的、被使用的天賦道德，成為少數民族生態倫理文學的代表，其母性隱喻范式的益處在于通過自然的無私服務，化解男權社會的極端控制，號召人類承擔起對母性自然的責任義務。古語有云：“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通過原始自然意象的人格類比來完成人類自身行為的抑制是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慣例，而90年代以后的少數民族文學“對生態自然的理解與其說是一種態度與精神，不如說是一種審美風格”。

我國現當代主流文學創作將自然生態內涵視為反對工業主義的存在，當自然成為現代人心靈的庇所時，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卻天然具備自然主義的啟蒙性，九十年代以后的少數民族文學創作中看不到絲毫對自然主義的消費，而是作為一種審美的愉悅之源而存在。例如土家族文學講究返璞歸真的情性自然，視“無執著”為自然的本質狀態，代表名著《梯瑪神歌》展現了土家族人面對死亡的豁達；納西族民間歌謠的審美對象覆蓋了宇宙星空與山川風物，專注于平凡小事，力求呈現人與物的自然性靈，傳遞物我合一的思想；苗族古歌充滿了對客觀自然的模擬，將真實之美視為自然之美，早期的《中麻歌》、《楓木歌》是自然物象的真實；中期的《鑄日造月》、《栽楓香樹》是自然境遇的真實；后期的《遷徙歌》、《神子神孫》則是自然情感的真實。雖然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對自然的審美體驗各不相同，但均取法于天地，立象以盡意。正如榮格所說，自然不能成為人們面對世界工業化的安慰劑，更不能化身文學炫耀的產物，我們可以如此理解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自然主義精神，即“它是一種不以自然為自然的創作精神”，對于少數民族作家而言，并沒有將自然創作對象與其自身鮮明區分，少數民族文學的自然主義精神物我不分，不是建立在對自然的虛擬想象與征服之中，相反是人化的、神性的、對生命自然的確證。

二、詩意言說方式：作家較高體的性靈之光

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最擅長的是對自然的詩意言說，原因在于真切可感的大自然不僅存在于少數民族生產生活勞作中，還存在于少數民族的民族命運之中，是民族命運中的一切自然之物給予了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特殊驅動，使之相較大眾文學的自然言說多了一分猶如小兒蒙昧未開又天真無邪的詩意。首先，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天然具備自由野性的特質，云南佤族的《西崗里》意為從山洞走出來的人，描寫了“獵頭祭谷”、“生食動物”的部落生活，但對自然的傾心塑形卻達到了中國文學的，佤族的河流、山崗、陽光在文中自由穿梭，即使是最可怕的“人頭祭祀”也因為“山神的節日”隱去了血腥與荒誕，取而代之的是山里人的歌、大峽谷的驚天濤聲，以及作者在秋天的轉彎處看見的一座座哀傷的石頭。漢族作家遲子建形容他為“最生動的身姿、最沉著的氣度、最遼遠的包容”。此類自然的抒寫在少數民族作家的眼里“既是基于生存厲害關系的表達，又是對人類自然存在的訴說與感情依附”，因此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自然主義情懷源自作家的原始沖動，他們沒有對自然強大的控制欲，依靠自身與自然命運的深刻聯系來反映人與自然的依存。其次，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自然主義思緒是無目的性的自發抒情，傾向于表達人的內在和諧性以及對土地、生命的真實感知。無目的性是自然主義文學的精髓，即意識到自然外物對身體的作用都是為了讓心靈獲得生而為人的各種影像，布依族文學《洪水潮天》中的砍柴翁在餓死的時候莊嚴地致謝天地讓他看到了神的力量；維吾爾族的《中國土地上的圣戰》雖然是描寫伊犁少數民族反抗封建壓迫的作品，但卻對戰爭做出了超越性的解釋，指出是自然的意志教導我們主宰民族的生命，依靠感覺、快樂以及思想來活著才不會被混亂不堪的心神困擾，對人的自身自然做出了經典的詮釋，絲毫看不到人處于殘酷戰爭中的心理失衡以及與自然的緊張對立關系，自然早已進入了創作者的意識，成為文學思維的高級形式促使作家內化自然與社會的關系，而作為心靈的造景者，少數民族作家的創作使命仿佛就是對自然無止境的觀想涌現，始終保持著最適當的姿態，其恬然閑適的距離化、人文情懷以及審美空間彌漫著浪漫與古典的詩意，“那并不是對生活的短暫溢出或調味，是面對自然真正的謙卑與敬畏”。

從二十世紀開始，我國文學創作接受了西方的心身學說，體現為對哲學的二元論檢閱，在主張物質與思維的同時，大量地參入了對文學功能性的貫徹，對此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卻游離于外，閃耀著較高本體的性靈之光。嚴格意義上來說，中國現當代自然主義作品都是“科學化的自然主義”，以探索自然資料與感官證據來反映世界的合理性，而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卻是體悟性的自然主義，例如拉祜族《扎努扎別》對作家童年田園生活細致入微的描繪，抒發“哪里有自然哪里就有黃金”的吶喊，表現作家經由自然凈化后對生命價值的沉思，質問讀者人死后會再生嗎？除了穿衣吃飯你還操心些什么呢？土家族《母船》、《百合》寫游子在千里之外懷想故鄉寧靜古樸的生活，展示了土家族人恬淡、和諧的生存樣態，是作家立足于鄉土自在生命的精神回歸。可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自然主義情懷處處蘊含著作家主體在場的心靈表白與叩問，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對自然詩意的表達，是詩意的自然對少數民族作家心靈塑造的結果。根據20世紀西方文學理論的靈魂學說對文學創作進行的補充，文學既是服從現實物質實體的形態表征，又是“對作家心身探索中無廣延的、不朽的精神力量的感性解構”，少數民族作家正是受到了自然有形體與無形體的知覺影響，從而塑造了自身的自然觀念、思維以及欲望。

三、結束語

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自然主義情懷最初源自少數民族對自然恐懼的體驗，這是大多數文學研究承認的基本事實，但卻忽略了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衍生發展同樣也是對自然恐懼的承繼。本文引入集體無意識的心理學概念對少數民族與自然對話的文本語境做出了全新的闡述，旨在揭示隱藏在現代心靈之中的古代特征，說明了這種自然恐懼的精神復現蘊含著非同一般的隱喻色彩，它并不是主流文學所提倡的生態環境保護，而是通過更為深沉有利的天賦道德，吸引人們享受自然抒寫的古典詩意，并對作家創作的心靈影像有所發現，認識到人類無廣延的、不朽的精神寓所是歷史文化、自然生態、社會關系的協調和統一。

作者：王曉翌單位：西安文理學院幼兒師范學院

少數民族文學論文:少數民族漢語文學誤讀緣由

選擇《塵埃落定》作為個案,分析當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傳播中的誤讀現象基于以下兩個原因:一是《塵埃落定》作為獲得茅盾文學獎的少數民族作家作品,某種程度上代表了少數民族漢語文學的較高成就,也取得了同類其他作品無法比擬的傳播效果;二是比之其他少數民族漢語文學作品,《塵埃落定》在傳播中,讀者所持爭議最多,出現的誤讀現象也較為典型。因此,解讀和分析《塵埃落定》傳播與接受中的誤讀現象就成為一個有探討意義的學術話題。

一、《塵埃落定》的傳播與誤讀

阿來《塵埃落定》自從1998年出版以來就受到了讀者的歡迎,2000年獲得第五屆茅盾文學獎,國內發行量上百萬冊,并被翻譯成多國文字,且先后被改編為話劇、電影和電視劇等,相關評論文章400多篇,碩士學位論文27篇,可見其傳播學影響。但阿來的漢語文學實質上屬于跨文化創作,因此他的作品在漢語讀者的傳播與接受過程中盡管沒有語言文字的障礙,但因其作品所內蘊的異質文化內涵,往往被誤讀,特別是關于小說中的性描寫,民族特色和作家的民族身份認同三個方面爭議較大。例如,關于小說的性描寫,有學者認為,“阿來滿足于從純粹生物學意義上來敘述男人和女人的關系”,敘述“缺乏節制,缺乏深刻的心理內涵和道德價值”[1];對于小說的民族性,有學者認為《塵埃落定》“虛擬生存狀況,消解母語精神,追求異族認同,確立自身位置”[2],關于作家的民族身份,有人將其視為“跨族別寫作”[3],有人則將其歸之于“雙族別文學”[4]。上述學者的接受視點固然有其合理性,但筆者以為,他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誤讀。誠然《塵埃落定》中有大量性描寫片段,但兩性關系是人性中的重要內容,作家借助性描寫揭示人性本無可厚非,而且其敘述比之同期漢族作家作品也并非全無節制,論者忽視了表層敘述之下所隱含的文化內涵,即:“在這些‘庸俗’的字眼和描寫的背后其實包含著一種古老原始的情感———生殖崇拜。”[5]同樣,阿來因其特殊的文化身份,他眼中的藏區生活雖不同于其本來面目但也絕不同于漢人的視野。斷言這部小說“虛擬生存狀況”既是論者對作家的苛刻也是論者對小說的誤讀。再者,阿來盡管在漢藏兩種文化之間進行漢語寫作,但其寫作行為并非因為藏語文學的失語,而是全球化語境之下作家對文學傳播效益較大化的自主選擇。認為阿來作品彰顯了“藏語文學失語的尷尬”[6]則是誤讀了阿來。

二、《塵埃落定》被誤讀的深層原因分析

根據英國著名的傳播學學者斯圖亞特?霍爾的編碼———解碼理論,概念和符號構成的表征系統形成了一部作品意義存在的條件,而意義的產生則要靠我們積極將事物編入符碼(編碼)以及另一端的人們對意義進行翻譯或解碼來維持[7]。但當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在實際傳播過程中受編碼者(作家)和解碼者(閱讀者)各自的主觀因素和兩者之間文化差異的影響,作家和讀者各自形成了一個先在的不同的“意義結構”,這種不對等性決定了編碼———解碼過程中符碼之間對稱的程度,也即文學研究層面的“正讀”與“誤讀”的程度。具體表現在幾個方面。

(一)對作家(編碼者)而言,因為民族生活的漢語書寫方式存在著語言置換和文化翻譯,也因為進行漢語書寫的藏族作家大多具有體驗者和審視者的雙重文化身份,普遍致使他們成為文化邊緣人,這種文化身份某些時候會導致既不被本族認同也被異民族誤解的尷尬處境,加之,當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創作尚處于探索階段,這些作家所使用的某些文學符碼并不具有多語際、跨文化的效力,這也是當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被誤讀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及時,使用漢語書寫少數民族地區生活,存在著文化翻譯問題。作家需要將他用母語思維感知到的世界呈現在多文化語境之下。這種文化翻譯形式,既需要考慮審美形態上的相宜性,也需要考慮意識形態上的方向性,不但涉及到作家能否在母語和非母語兩種語言思維形式之間自由轉換,而且要求作家能夠在本民族、他民族兩種文化樣式之間找到“對接”點和置換符碼,這為少數民族作家的漢語文學創作設置了障礙,也給漢語交流平臺上的閱讀者解讀帶來了難度。當代使用漢語寫作的少數民族作家如彝族的吉狄馬加,裕固族的鐵穆爾,藏族的阿來等人大多從小生活在本民族文化圈中,他們在民族文化浸淫中,其性格、習慣早已養成,而且也于潛移默化中多少受到當地民族民間智慧的影響。這些作為地域的、民族的“大傳統”和“大語言”,是少數民族作家基因中隱藏并潛在起作用的“文化規約”。盡管阿來使用漢語寫作,但就像他所說的,“因為藏語它跟生活聯系得很緊密。然后語言它同時也是一種思維的方法跟習慣,所以它跟當地的生活結合得很緊密。而且它(語言)表達它(生活),只有這種東西它是最貼切的,也是最生動的。”[8]盡管有論者認為阿來“進行小說《塵埃落定》創作之前就已經有了人類意識、民族文化與漢語敘事之間的深層熔鑄的能力。”認為他用漢語“透露出了藏族自己的思維習慣和審美特點”[9]。誠然,阿來因為受教育背景和從教經歷使得他擁有了較高的漢語言能力。即便如此,他的漢語創作中也避免不了語言置換和文化翻譯,他說:“如果說在漢語表達起來有困難,或者是它那種味道表達不出來的時候,我會回到藏語當中,用藏語思考局部的,然后翻譯成漢語的。”[8]既然阿來承認自己的漢語創作存在著兩種語言和兩種文化之間的翻譯,提到翻譯也就涉及到譯文能否忠實于原文化的問題。如若這樣,因作家對自身民族歷史文化的認識程度不同而產生誤譯就在所難免了。此類少數民族作家充當了文化交流的橋梁但自身卻淪為尷尬的文化邊緣人,他所敘述的故事和呈現出來的生活既不同于原生態的少數民族世界也不同于漢族所熟悉的生活。因此他既不被其他的少數族裔作家所認同,也被漢族的閱讀者所誤讀,尤其在性描寫方面受到一些漢族讀者的指責。第二,進行漢語書寫的少數民族作家,其特殊的民族身份所造就的雙重視角,決定了他們既是自身民族文化變遷的體驗者也是審視者。少數民族文學寫作是該民族的文化精英在介于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民族文化之間的運作,因而他們的民族和文化身份往往是分裂和多重的。他們既以自己受到的主流文化或者西方文化熏陶出來的文化身份與原民族的本土文化和文學進行對話,也以這種超越了自我民族視野的文化身份來反觀和審視本土文化。在這種知識分子的啟蒙和省察視角之下,原生態的本土文化經由作家的眼睛“過濾”,便以一種不同于其本來面目的形態進入了文學審美經驗。作為一個藏族作家,阿來不同于居?噶桑和扎西班典等藏語文學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很難找到信仰的神圣與莊嚴。正如大家所見,在小說中的這片土地上,雖然也有活佛和僧人喇嘛,但他們并非智慧和法力的擁有者,則更像是乞食于土司的附庸,如濟嘎活佛和門巴喇嘛。相反,世俗的統治者土司一家卻成了他們生命與尊嚴的主宰。這種僧俗關系充分說明了《塵埃落定》中虔誠的藏族宗教信仰傳統的被消解。阿來作品中這種顛覆宗教的解構式文化呈現,與其說是文化翻譯,還不如說是阿來借助于文學表達了自己對本民族文化的反思。阿來說過“藏傳佛教形成博大精深的藏 族文化這是肯定的,但是對話語權的壟斷太厲害了,對此我有些不平。老百姓從來就沒有文化知識。”[10]姑且不論阿來是否太過極端,比之其他有著強烈民族意識的少數民族作家如張承志、烏熱爾圖等人,阿來明顯對本民族文化多了一重批判,但這樣是不是某些學者所斷言的阿來在刻意追求異族認同呢?讀者只要仔細品味《塵埃落定》中土司太太和黃師爺的形象,我們便可看出阿來借助傻子的視角表達了他對本民族中的“他者”(漢人)并沒有什么好感。這種對本民族文化既眷顧又疏離,對他民族文化也保持距離的態度也導致了阿來的文化邊緣人角色。第三,漢語中幾乎沒有對少數民族生活經驗表達的語義系統以供借鑒。有著悠久書面文學傳統的民族,其文學在千百年的發展過程中樹立了一部部文學經典和豐富的人物譜系,這些意象、形象和符號構成了完整而豐富的語義系統,這為后來作家的文學創作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范式和闡釋意義的土壤。但純粹意義上的少數民族書面文學相比而言較為薄弱,而且對少數民族地區人情風物乃至深層民族情感和文化心理的抒寫也在漢語文學中找不到相關的可供參考的范式,阿來在談到自己寫作的問題時曾說:“我的困境就是用漢語來寫漢語尚未獲得經驗表達的青藏高原的藏人的生活”[11]。這無疑給當代少數民族作家的漢語表達造成了很大困難。例如《塵埃落定》中傻子二少爺脫胎于一個藏族民間機智人物阿古頓巴形象,阿來借助這樣一個大智若愚的傻子的視角冷眼看待人世的愛欲情仇權利紛爭,敘述方法似有創新之處,但卻遭到讀者對這一不敘述者的藝術真實產生了懷疑[1]。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阿古頓巴這一人物形象在跨文化語境中承載內涵和傳遞意義的效力發生了變化。因此說當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的表達形式還處在探索階段,作家所使用的某些語詞、意象等符碼因跨文化、跨語際的原因出現了能指與所指的不對等性甚至錯位和游離,這也是引起誤讀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

(二)對于解碼者(閱讀者)而言,不同的閱讀“前理解結構”和“期待視界”導致對作品的不同解讀,甚至誤讀。這種閱讀“期待視界”既受到個人主觀因素的影響,也會受到同時代社會文化背景的制約。因為藝術接受的主體性,源于接受者不同的“期待視界”。人自身的生理素質、教育背景、傳統積淀以及所處的社會歷史環境等,形成了每個藝術接受者在接觸藝術之前的主體境況。它包括自身的敏感度、想象能力、文化基礎、藝術修養、審美趣味等因素。這造就了接受者的接受眼光和特定審美文化心理結構,即姚斯所謂的“審美期待視界”。接受者的閱讀過程是主體不斷對藝術品提供的總體框架進行填補空白、揭示意義、參與創作的動態過程,這也同霍爾的解碼過程是同一個道理。普通閱讀者因其文學欣賞能力也許對該小說的理解停留在敘述表層所展現的藏族風情、傻子、性等元素,但絕大多數專業閱讀者都觸及到了小說的內涵。縱觀《塵埃落定》相關評論文章,盡管論者因自身的“審美期待視界”不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通過上文所引用的幾組針鋒相對的論點可以看出,論者受民族身份和社會歷史環境因素影響較大。比如,持“追求異族認同說”觀點的學者因為自身的民族身份,他站在少數族裔立場駁斥阿來喪失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認同,主題先行是為了博得主流社會的認可。這種觀點不能說錯誤,但一定程度上誤讀了阿來,關于這點下文會進一步論述。盡管也有著同樣的對阿來的民族認同和作品民族性的考量,《塵埃落定》的“性描寫的生物說”觀點則是受到了當時社會歷史環境和文化觀念的影響。20世紀90年代末,中國當代文學呈現出了前所未有的景觀化,這是那個時代文學理念轉型和市場合謀的結果。同一時期的漢族作家作品如《白鹿原》、《廢都》中大量的性描寫也是那時景觀化寫作的典型。也確實如此類學者所言,《塵埃落定》中的歷史資料和傳奇色彩濃郁的場景構成的藏族風俗畫,成了非常“好看”的風景。到底阿來作品中的景觀化描寫傾向是出于迎合市場的考慮,還是如一些學者所言是借助民間生殖崇拜原型的現代置換,實現生命過程中的“成長儀式”的反諷化[5],還是兩者都有?盡管上述學者都是出于維護文學崇高性的美好目的,但如果沒有確鑿的論據,沒有對藏族文化的深入了解,筆者認為冒然定論便有些武斷了。這種誤讀皆因論者慣用自身的文化思維去理解異質文化。漢文化傳統中的性禁忌和性不潔觀念與某些少數民族的性觀念不同,漢族讀者以自身文化價值觀來進行道德判斷,未免有失偏頗。我們如若不克服這種自身文化的“限制”,就很難理解一些少數民族作品如沈從文《柏子》、《簫簫》等小說中人物對待性的態度,誤讀也就產生了。

三、結語

解讀當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筆者認為應該緊抓兩個關鍵詞:文學性和民族性。文學性作為一般文學的共性,同樣適用少數民族的漢語文學,此處不再贅述。民族性既包括了民族作家的文化身份認同,也指和漢族文學的區別程度。這也是少數民族文學批評中歷來存在爭議最多的地方。論者對《塵埃落定》的貶抑實際上基于對全球化語境下少數民族作家文化身份認同的單向度理解和對民族文學的民族性這一特征的簡單認識。有些論者認為因為少數民族作家民族文化身份認同的模糊,消弭了其作品中的民族性。實際上當代少數民族漢語文學的傾向性與少數民族作家各自的價值取向有關,如果單以此作為衡量民族文學作品的民族性,未免片面。當代少數民族作家如張承志,烏熱爾圖等具有強烈的民族文化認同感,對本民族文化衰微的焦慮和守衛民族文化的強烈責任感使他們自覺為本民族書寫;還有一類少數民族作家如阿來和鬼子認為文學更具普適性,他們在創作中盡力去超越自己的民族情感,力圖彰顯少數民族人民身上更普遍、更深刻的東西;第三類少數民族作家只有“身份”,題材和語言都是漢化的,如滿族的王朔。在全球化與中國現代性未完成的文化語境之下,少數民族主體性的現代建構也是一種未完成狀態。因此對少數民族作家的民族文化身份認同,我們不能一概而論。筆者認為少數民族漢語文學的差異性不應該表現在對于主流民族的離心和隔膜上,而應該表現在“跨語言跨文化寫作”所造就的包容性空間和多種語言、多種文化在作家筆下熔鑄所呈現出的新的文學樣式

少數民族文學論文:談少數民族漢語言文學課程建設

摘要:少數民族學生漢語教學,其任務主要在于培養學生的語言應用技能和語言交際技能,特別是通過語法知識的講授和訓練可以使學生更加自覺地、能動地認識和把握漢語語言的內在規律。

關鍵詞:少數民族學生;漢語言文學;教學

這里的漢語教學是指在少數民族學生中開展漢語語言的教學,其中漢語教學包括教授漢語課程和利用漢語語言教授其它專業課程。自開展漢語教學活動以來,本人謹根據自己的教學實踐談談少數民族學生的漢語教學問題。

一、改善少數民族漢語言文學教學水平

1. 提高師資水平

師資水平的提高一方面要提高民族老師的漢語水平,主要通過(1)對在職教師漢語水平的再培訓,提高教師漢語水平的實力。(2)開展漢語文化活動,讓民族教師更多地了解漢語文化的背景、底蘊,了解漢語文化的意境,增強民族教師的軟實力。(3)對于教授漢語語言老師的資格進行嚴格把關,選用老師。另一方面實施漢語老師援助少數民族漢語教學,讓漢語老師作為“外教”給民族學生授課,注重提高民族學生的漢語發音,以及漢語用語的語境選擇。此外,少數民族漢語教師在教授知識的過程中還要注意表達方式,要注重口頭語與書面語的結合、與姿態手勢的結合,這就要求教師們“民漢”兼通。講解內容時要用簡潔,條理清晰的書面語言,而在具體事理如描繪景,啟發誘導時要用生動、自然的口語表達,以增強感染力。

2. 教學結構的改善

漢語語言博大精深,語法結構復雜多變,字形相近,相似者甚多,教與學都存在一定困難,所以教與學都要抓重點,而不是全部灌輸,對于音節一定要一次性通過,即及時次教授時就要求學生發音,一旦一次發音不準,以后就很難糾正,這是因為學習具有慣性式“原始記憶”及時次錯,一旦形成慣性想改都改不了;對于語法,不宜講過多,過繁,講的太多反而會擾亂學生對語法的記憶,以前掌握的都可能變的模糊不清。語法教授不在于多,而在于精。把日常生活中及寫作中常用語法知識講通即可,也就是語言知識的講授一定要精要好懂,讓學生學后有實際用處;對于字形相近者采用區別法即找出不同點,通過比較字形的不同來加以記憶。

3. 使用新穎的教學方式

在教材選材合理的基礎上,再適當應用多媒體教學將最現實、最實用的漢語生活語言帶到課堂,提高學生學習語言學以致用的能力。由于漢語語言方式靈活,同時又具有很強的語言環境性,不同場合、環境都可能造成語意的變化。所以一定要讓學生在多媒體信息中如身臨其境般的親自體驗漢語言的應用。例如:充分利用語言學習資源,在新疆地區漢族人數幾乎占半,這給少數民族漢語教學提供了良好的語言環境,在我校也有不少漢民同宿,所以同學之間可以很方便地交流,以促進民族同學漢語言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少數民族漢語教學中可以盡可能的采用民漢同宿、同習,促進民漢學生的語言交流,以實踐來提高民族同學的漢語水平。

4. 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

在教學過程中,還要注重教授學生學習方法及學習習慣,讓學生掌握漢語語言學習的規律,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

知識性、學習化社會的到來,對學習者的要求也隨之提高,不僅要求他們掌握大量的知識信息, 還要求他們掌握一定的學習技能,以便利用這些技能自主學習,為適應這個“終身學習型社會”打下基礎。而培養學生自學能力的重點就是培養其閱讀習慣及寫作習慣,通過大量的閱讀,讓學生掌握閱讀方法及技巧,在慣性閱讀中讓學生逐漸摸清漢語語言的規律,這些都是少數民族漢語教學中不可或缺的內容。

二、具體授課方式上要把握以下幾點

1. 系統地講解漢語語法知識。語法是語言構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揭示了語言結構的組合規律,通過語法知識的講授和訓練可以使學生更加自覺地、能動地認識和把握漢語語言的內在規律。漢語語法體系不僅豐富多彩,而且別具一格,與其它類型的語言,特別是表音文字類語言的語法體系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教學過程中,要進行系統地講解,并充分運用實例來闡明漢語語法的規律和特點,必要時還可開設現代漢語講座來輔助教學,使學生對漢語語法有一個完整的把握和深刻的理解。

2. 加強漢語語法知識的應用訓練。學習是為了應用,并在應用中進一步得到提高,學生對漢語語法知識的掌握也要通過作業練習來進行檢驗。作業練習包括記憶練習和能力練習,應以能力練習為主,讓學生在作業練習中直接體驗和把握漢語語法的知識要點,辯認各種詞類和詞組,正確分析句子成分和判斷語句的正誤。老師則通過作業講評對學生進行啟發和指導,提高他們的漢語語言修養和表達能力。

3. 在抓好少數民族學生漢語教學的同時,進一步促進他們的母語及其它科學文化知識學習,將漢語教學與他們的母語及其它科學文化知識學習有機結合起來,例如老師可以指導學生將漢語與母語的語法及修辭特征進行對比,通過對比分析克服母語負遷移,并深化對漢語語法規則和修辭技巧的認識和理解。只有這樣才能保障少數民族學生的文化素質和認識能力得到提高。

總之,各個方面都與教師素質及對漢語文化背景的認識有密切關系,學習語言最基礎的是學習文化背景,尤其是漢語這樣一門歷史悠久的文化,其底韻內涵之深,其概括力,語言彈性,包容性之大更增加了其學習上的難度,因此對教師及其相應教學措施的要求也比較高,少數民族漢語教學中教師必須有一套扎實系統的漢語理論知識,同時漢語語言的實踐性也必須結合起各種教學手段表現出來,這是漢語語言抽象性,概括性的特點所決定的,這樣少數民族漢語教學才會取得效果。

少數民族文學論文: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創作與批評現狀的思考

內容提要：當我們把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投放到整個中國文學和文化全球性的語境中，就會發現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依然邊緣化的現實，看到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批評在當代文學批評中的缺席，感受到建構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批評的意義。

關鍵詞：民族文學/文學批評/邊緣化

無疑，從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概念的構成，到當代一大批少數民族作家的崛起，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在半個世紀里書寫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輝煌篇章。但是，當我們把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投放到整個中國文學和文化全球性的語境中，就會發現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依然邊緣化的現實，看到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批評在當代文學批評中的缺席，感受到建構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批評的意義。

一

事實上，一種文化一旦處于邊緣，便不可避免地處于弱勢。雖然這種文化或多或少地保留著自己的話語權，但這種話語往往成為被忽略乃至被淹沒的“少數者”聲音。

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在半個世紀的發展中，涌現出了一大批作家，蒙古族的納·賽音朝克圖、巴·布林貝赫、瑪拉沁夫、敖德斯爾、扎拉嘎胡、鮑爾吉·原野、江浩、白雪林、郭雪波、鄧一光，維吾爾族的阿·吾鐵庫爾、鐵依甫江·艾里耶夫、祖農·哈迪爾、柯尤慕·圖爾迪、祖爾東·薩比爾，壯族的韋其麟、陸地、華山、韋一凡、馮藝、鬼子，藏族的饒階巴桑、伊丹才讓、降邊嘉措、扎西達娃、阿來，白族的曉雪、景宜，滿族的老舍、柯巖、胡昭、舒乙、葉廣苓、趙玫，回族的高深、張承志、郭風、霍達、石舒清、馬瑞芳，彝族的李喬、吉狄馬加、祿琴，土家族的孫建忠、李傳鋒，鄂溫克族的烏熱爾圖，達斡爾族的額爾敦扎布、孟和博彥，納西族的楊世光、沙蠡，瑤族的藍懷昌，苗族的向本貴等等。這些作家在詩歌、小說、散文等領域創作了一大批在國內外很有影響的作品，把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和層次。特別是當我們把這些作家的作品作為民族文化傳承和積累的一種范本，還原于它們所屬的民族文化系統和民族文化語境時，許多在主流文化語境或他者的文化價值系統中不被注意的文化價值便會立即凸現出來（事實上，任何一種文學文本只有在自己的文化系統或文化語境中，它們的藝術生命力才能得到完整的呈現）。

但是，當我們把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投放到整個中國當代文學的大的語境下，便不難發現：相對于主流文學而言，處于明顯弱勢地位的各少數民族文學受民族文化傳統、地域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仍然處于各自為戰的自我發展、自我循環的狀態之中。而且，各少數民族文學間的交流也非常緩慢，各少數民族文學還沒有形成一種真正具有凝聚力和號召力的文學理念，更沒有形成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整體上的強勢。因此，當某一位少數民族作家創作出產生較大反響的作品時（如阿來的《塵埃落定》、趙玫的《從這里到永恒》），我們很少或者沒有意識到這是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收獲，從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整體高度來界定其意義，而僅僅將之視為某個民族文學的收獲，因此，其所具有的改變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弱勢和邊緣地位的意義和影響便被大大削弱和降低。另一方面，一些少數民族作家在取得最初的成功后，不但沒有認真思考和認識民族文化和自己的民族身份在創作成功中具有的重大作用，從而在接續下來的創作中進一步強化，反而忽視了自己在作品中鮮明的民族身份。特別是在躋身于主流文化后，有些少數民族作家丟失了自己的民族身份，從而使他們作品的民族性逐漸消失，如蒙古族作家郭雪波后期以《大漠狼孩》為代表的沙漠小說。雖然這些作品表現的依然是他所熟悉的民族生活，但郭雪波已經不是從原有（如《沙狐》）的蒙古族民族文化的角度來進行審視，而是從湮沒自己的那個文化系統，或者從主流文化價值系統的需要出發來進行展示，因此，他的小說雖然可以被冠以“生態文學”的美稱，但卻遠離了自己的民族生活和民族文化系統。所以，對于這一類作家來說，民族僅僅具有符號的標記意義，而喪失了應有的文化的指示功能，其對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作用便可想而知。

二

來自少數民族經濟、文化弱勢和邊緣化現狀的客觀原因，特別是少數民族文學發展內部的諸多原因使當代少數民族文學處于一種弱勢和邊緣的地位。這種弱勢和邊緣地位不僅使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化對外闡釋受到阻礙，而且也使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在與主流文學和主流文化進行對話和交流中處于被誤讀的尷尬處境。

我們知道，不同民族、不同類型的文化間的交流和對話應該是一種雙向闡釋和平等對話的關系。但是，在當下的全球化語境中，我們所看到的卻是強勢文化或者主流文化對弱勢文化或者邊緣文化居高臨下的闡釋。由于這種闡釋是從強勢文化的文化系統和價值體系出發，而不是從所解讀和闡釋的對象自在的文化系統和文化傳統出發，因此不可避免地會發生誤讀。

可以說，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從一開始就處于強勢話語居高臨下的闡釋和誤讀之中。

以蒙古族當代文學為例。50年代，以瑪拉沁夫、敖德斯爾、朝克圖納仁、朋斯克、扎拉嘎胡為代表的小說家們，用自己的創作向人們展示了內蒙古草原文化，引起人們的注意并得到文壇的廣泛贊譽。客觀地說，在當時，這些小說在藝術觀念和表現手法上與同時代漢族作家相比，都存在著明顯的差距。但是，人們對這些小說藝術形式上的缺陷卻表現出了極大的寬容。原因一是蒙古族文化相對于主流文化而言本來就處于被同情、被寬容的弱勢和邊緣地位，二是這些草原文化小說表現出來的陌生化的異質文化風景滿足了人們對異質文化的期待視野。人們關心的并不是這些小說的藝術形式，而是這些小說中的另類文化景觀——草原文化的特征、草原自然風光和蒙古族特有的民俗等等。

再如，作為中國當代少數民族作家中的幸運者的烏熱爾圖，他的小說《一個獵人的懇求》、《七岔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都曾產生過很大的影響。但是，與其說是這些小說的藝術觀念和表現形式，倒不如說是他在作品中展現的鄂倫春原始形態的文化景觀滿足了主流文化對鄂倫春原始文化的陌生化期待視野。因為，對于一個依然處于原始社會形態之中的民族，其文化的邊緣和弱勢是顯而易見的。但是，正是這樣一個民族卻產生了利用現代主流話語系統進行創作的作家，而且他的作品展示了地地道道的鄂倫春原始文化的陌生圖景。

作者的民族身份以及小說中的文化景觀在某種程度上比他的小說本身更加具有吸引力。

也正因為如此，人們不但可以接受他的作品，而且，最苛刻的評論家也會原諒他們作品表現形式和創作理念上的某些不足。因為，對于主流文化和“他者”的閱讀期待來說，處于弱勢的少數民族文化畢竟是一種異質文化，雖然這些文化處于邊緣，但大都有自己的傳承歷史。有些少數民族文化在歷史上曾經有過強勢文化的歷史記憶，如蒙古族文化、契丹文化、藏族文化、滿族文化、回族文化等等，這些記憶在某種程度上深深地刺激著主流文化的心理，使他們對這些文化的發展史以及這些異質文化的本真形態產生強烈的解讀欲望。而正是這些民族作家具有民族特色的創作滿足了“他者”對邊緣和弱勢文化陌生化的期待視野。

事實上，一旦文學閱讀進入到符號下面的文化層面，特別是當閱讀進入到從一個文化系統和價值體系的“鎖孔”來審視另外一個文化系統時，誤讀便不可避免。對于與主流文化存在著非常大的差別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當前狀況來說，誤讀主要表現在對民族民俗的誤讀上。

我們知道，民俗是一個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任何一種民俗，都是這個民族審美心理和生命情志的物化形態。在一個民族的民俗中，我們能較清楚地看見這個民族文化的始初的真實面貌。但是，民俗也是一個動態的發展系統，有些民俗保留至今，而有些民俗則已經隨著文明的進步成為民族文化和民族歷史乃至民族精神的胎記儲存于民族文化的記憶體內。所以，對民俗的誤讀直接導致對整個民族文化的誤讀。以草原文化為例，在許多人那里，只要一提及草原，便是天蒼蒼野茫茫，蒙古包勒勒車；一提起蒙古族生活，便是逐水草而居，茹毛飲血，大碗大碗喝酒，大口大口吃肉，一提起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必定是粗獷豪放。本來是鮮活的、多樣的、復雜的民族生活和民族性格，被抽象化和凝固化了。特別是在目前的草原風俗旅游中，在許多所謂的民俗村，讓本來已經不再穿蒙古袍的蒙古人穿上蒙古袍，讓已經騎上摩托車的蒙古人放下摩托再騎上馬，讓本來不住蒙古包的蒙古人再住進蒙古包，讓早已開上了拖拉機的蒙古人再趕上勒勒車等等，以此來滿足游客的獵奇心理。這種現象在本質上是對民族文化的悖論式、悲劇式的文化展示，這種展示一方面表現出弱勢文化對強勢文化的逢迎，另一方面則加大了弱勢文化與強勢文化的差距，從而加重了誤讀的程度。

在少數民族文學創作中，以及那些以表現少數民族生活為題材的作品中，同樣存在著類似民俗文化旅游中的誤讀現象。80年代末描寫藏族生活的小說《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遭到查禁，原因是作者違反了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對藏族生活進行了歪曲的描寫。但是，從某種意義上，這部作品除了作者對黨的民族、宗教政策缺乏了解外，最主要的是對民族文化（民俗）的肢解式誤讀。這種把具體的民俗從民族文化的傳統和體系中肢解出來，從“他者”的文化系統和價值出發進行的“闡釋”和“創造”，對民族文化造成了巨大的損害。

眾所周知，民族文化是由多種文化因素組合而成的完整的生命系統，正如努濟所說：“由一個民族在他們集體的努力下所形成的某種生活方式，并進而構成他們的整個環境。它是他們的藝術，他們的科學以及他們的社會機構的總和，包括他們的宗教和禮儀系統……

（文化的）價值觀經常體現在人們的歌謠、舞蹈、民間故事、繪畫、雕刻、儀式和慶典當中。“

①在文學創作中，這些因素往往能夠成為最能體現民族文化特質的內容。但是，如果我們把這些藝術形式從民族文化的系統中孤立出來，而僅僅從其表層意義上去體會它的審美意味，或者從“鎖孔”去窺視以獲得陌生的趣味和刺激，就會造成對民族文化的肢解式誤讀。遺憾的是，這種誤讀現象并沒有引起人們的充分重視。相反，在很多時候，我們非常容易陶醉于來自主流文化的喝彩而忽視自己的弱勢和邊緣地位，身處邊緣卻意識不到邊緣，使我們在很多時候漠視了誤讀的存在。

三

應該說，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邊緣化和被誤讀的現狀，給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批評提供了廣闊的施展空間。但是，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的邊緣化也決定了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批評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中的缺席和邊緣化特征。在當下的文學批評中，我們很少聽見來自少數民族自己的聲音，很少看見那種鮮明的民族文化立場和民族身份。如，在新時期涌現出來的一大批作家中，張承志、烏熱爾圖、扎西達娃、阿來、鮑爾吉·原野、梅卓、向本貴等作家可以說是少數民族的驕傲，但是有意味的是，對他們的評價大都是來自于主流的。或者說，對這些作家出現的文學和文化意義上的界定，不是來自于作為主體的少數民族文學批評，而是來自于非少數民族文學的主流文化。特別是，在這些批評中，我們不但可以感受到主流文化對邊緣文化居高臨下的闡釋，而且還可以感受到主流強勢話語對這些作家作品民族文化意義的漠視。

比如，在對阿來的小說《塵埃落定》的研究中，我們發現，大多數的研究文章都對小說中陌生化的民俗以及小說獨特的及時人稱外視角的敘述方法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但對于小說民俗和敘述表象下的深層的民族文化價值卻缺少深入系統的研究和評析。或者說，研究者只注意到了小說對民族文化的表現，并沒有注意到為什么這樣表現，也就是說，并沒有真正深入到藏族文化的系統之中，從藏族民族文化心理的角度來闡釋小說中的人物性格和人物行為。因此，這部小說雖然可以因為自身邊緣化的題材而獲獎，但對這部小說在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以及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出現的意義的研究卻遠沒有開始。再如，郭雪波沙漠系列小說的被關注，也不是因為其中的文化內涵——那種深植于小說中的蒙古民族特殊的自然觀念和與自然的關系，而是其中的生態意義迎合了主流文化對生態的現實的功利的關懷。

需要指出的是，這種緣于另一類文化的需要而對少數民族文學的誤讀批評，有時會改變一個民族作家的創作走向和選擇，使其最終喪失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和民族文化立場。曾經以《太陽部落》獲得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的藏族作家梅卓，在自己的創作取得成功后有過這樣一段頗有意味的話。她說，自己所屬的創作群體過去一直被界定在少數民族作家范疇內。少數民族作家對寫作的文學意義認識不夠，也被認識得不夠。比如自己，事先并未想寫一個民族的作品，但作品出來，馬上被界定是民族的，把文學的意義給忽略了、掩蓋了。這里，梅卓把自己向主流文化靠攏的渴望和改變自己的民族身份和文化立場的迫切心情表露得一覽無余，我以為，這種心跡無疑會改變她以后的創作方向，盡管她對藏族文化有著深厚情感。再如郭雪波后期的沙漠系列小說中對草原文化進行展示時文化身份的轉換和對主流文化需要進行迎合的鮮明的功利色彩，說明他的小說已經離開了草原文化的母體，變成了符合主流文化需要的自娛性的寓言或者童話。其實，無論是梅卓還是郭雪波，也許他們并沒有意識到，他們的價值并不在他們對文學形式的把握和張揚，而恰恰在于他們小說中的民族文化底蘊，倘若他們真的割斷了自己與民族文化的血脈，他們的創作生命也便宣告終結。這種結局既與少數民族文學批評的缺席有關，又與主流批評對少數民族文學的誤讀有關。

在少數民族文學批評的內部，與少數民族民間文學和古典文學的研究相比，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的批評力量相對薄弱，沒有真正形成自己的批評隊伍和批評群體，少數民族文學批評和理論研究在某種程度上落后于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創作。而且，各少數民族文學批評也都處于分散狀態，缺少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批評的批評理念，這首先表現在對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概念的邊界以及內涵的界定上。

我們知道，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應該是除主體民族（漢族）以外中國各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總和。某一個個體民族的文學創作具有三層意義，一是對本民族文學發展的自身狀況和內部規律而言，它具有的個體意義；二是對整個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而言，它所具有的位置；三是在中國文學以及世界文學的整體中，它所代表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整體價值和影響。對一部少數民族文學作家作品的研究和分析都應該在這三種意義的背景下展開。也就是說，評價一部少數民族文學作品，既要從它獨特的民族屬性出發來評價他在本民族文學發展中的地位和價值，又要把它投放在整個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背景中，去界定它在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整體格局中的影響；同時，還要將其視為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對人類的獨特創造，確立其對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的貢獻。只有這樣，才能完整地把握其價值。

但是，在當下的少數民族文學批評中，作為整體的少數民族文學的概念常常被個體民族文學的概念取代，如蒙古族文學、藏族文學、壯族文學、白族文學等，人們很少從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的整體高度來審視個體民族作家和作品。這使相當一部分少數民族作家和作品的價值和意義被消解和淡化。此外，在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批評中，缺少清醒的批評意識，有些批評者對民族文化特別是批評對象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傳統缺乏深入的研究和了解，難以對民族文學的個例進行深入的文化分析和的藝術定位，對少數民族文學創作中諸如作品的民族意味、民族表達尤其是作為作品活的靈魂的民族精神的張揚和重塑等關鍵和共性問題，缺少應有的關注。更不能以一種全球性的視野來審視民族文化，界定本民族文化和所批評對象的文化傳統在全球文化格局中的地位。往往就作品論作品，就作家論作家，處于表面和平庸的闡釋狀態，不能給作家以一種明確的方向性導引，缺乏那種通過一部作品或者一位作家透視一個民族歷史文化的理論穿透力。因此，作家很難從批評中受到啟迪。特別是當一些少數民族作家的創作贏得了主流文化的認同，而這些作家又恰恰對自己創作成功原因缺少十分清醒的認識，表現出對民族文化的疏離傾向時，或者說，當作家迫切需要批評高屋建瓴的定位和引導時，批評卻常常處于失語和缺席狀態（如對阿來、梅卓這類作家）。這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了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批評在繁榮和發展少數民族文學中應有的作用和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領域的影響。

四

較大限度地消除對邊緣文化的誤讀，改變少數民族文學和文學批評的弱勢地位，不僅是弱勢文化對強勢文化的自覺抵抗，也是擴大少數民族文學的影響和繁榮少數民族文學的必然要求。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要明確自己目前的話語地位和文化處境，應該承認自己相對于主流文化的弱勢地位，應該承認當前少數民族文學批評在整個中國當代文學批評領域中弱勢地位和邊緣化的現實。因此，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批評在承擔對民族文化正確解讀時，應該構建自己獨立的批評話語，應該具有一種人文精神和開放、現代的學術品格，應該追求自己獨立的學理精神，這是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批評改變自己邊緣狀態和完成自己文化承當的必由之路。

消除誤讀現象發生的可操作性策略是把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文本還原到該文本產生的“文化語境”之中去審視和考察。文化語境（Culture Context ）是文學文本生成的本源。

從文學發生學的角度說，“文化語境”指的是時空中由特定的文化積累與文化現狀構成的“文化場”（The field of Culture）。這一范疇有兩個層面的內容。其一是指與文學文本相關聯的特定文化形態，包括生存狀態、習俗、心理形態、倫理價值等組合而成的特定“文化氛圍”；其二是指文學文本的創作者（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創作者，個體或群體的創作者）

在這一特定“文化場”中的生存方式、生存取向、認知能力、認知途徑與認知心理和認識方式，以及由此達到的認知程度，此即是文學創作者們的“認知形態”。構成“文學發生學”

的“文化語境”分為“顯示本民族文化積淀與文化特征的文化語境”、“顯現與異民族文化抗衡與相融合的文化語境”和“顯現人類思維與認知共性的文化語境”三個方面。任何一種文學的文本都是在這樣的語境中產生的。②只有我們把文學文本還原到這樣的三維文化語境中，我們才能夠把握文學文本中具體的文化形態與該文本所依存的文化母體的關系，才能夠從民族文化這面鏡子觀照出具體文學文本的真正內涵，才能讓作家看見自己的優勢和現實，從而修正自己的創作路線。這一點，不僅對已經嶄露頭角、具有發展潛質的作家如阿來、石舒清、向本貴、鬼子、沙蠡等人非常重要，而且對提升整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水平都至關重要。

當然，我們不能不看到，在全球化的語境中，僅僅把少數民族文學中的作家作品投放到具體的文化語境還遠遠不夠，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批評在自身體系的建設中，不應該是封閉的，而應該是開放的形態，應該在激活自身具生命力的因素的同時，向異質文化求發展。

在某種意義上，向異質文化求發展不僅僅是為保護本土文化的純潔性而選擇的文化抵抗策略，同時也是發展自己的民族文化，改變自己民族文化弱勢和邊緣地位的必然途徑。因此，我們在注意到中國少數民族文化與主流文化的強弱差異，承認少數民族文化的發展速度和影響力被邊緣化的現實所阻礙的同時，還應看到兩種文化（或多種文化）間的對話可能和“和而不同”的全球化趨勢。

文化的融合，在全球化的語境下，不再可能是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同化，而作為“少數者”的邊緣文化的發展之路也并非只有被同化的一條路可走。事實上，真正的全球化語境下的兩種文化的碰撞并不是單向的，而是一種雙向的闡釋和平等的對話。對中國少數民族文化而言，各少數民族間的異質文化的對話和交流也尤為重要，這不僅有助于不同民族間的了解和溝通，而且會使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批評獲得激活和整合少數話語的機會，為建構自己的批評話語準備好文化基礎。

在這一點上，相同的文化背景、共同的文化地位以及共同的政治語境（國家的民族政策和國家對少數民族經濟、文化的扶持）為各少數民族文化間的對話和互補提供了內部和外部的雙重可能。

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批評，首先應該是各少數民族文學批評的整合；應該是在統一的少數民族文學概念下的統一的批評話語和批評理念指導下的批評；應該是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批評視角下不同少數民族文化傳統的現代轉換和重新審視以及戰略性的重組，而不再是“人自為戰，村自為戰”的游擊式的；應該是以整體的姿態與外部異質文化進行對話和交流。

只有這樣，才能提升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批評的自身活力，才能獲得走出邊緣和改變弱勢的強大實力。實踐證明，從捍衛民族文化的純潔性的善良目的出發的自我封閉，其結果必然是更加邊緣化，并最終在誤讀聲中喪失民族文化的生命。

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的開放性是指其對當代全球文學理論的借鑒、吸吶和在全球化的文化格局中對自己的位置的確立。魯迅先生在發展民族文化上的拿來主義思想值得我們深思。

但這絕不是后殖民主義文化理論中的少數者的生存策略，而是全球化語境下發展民族文化的必然趨勢和必然要求。

此外，樹立獨立的學理精神是開放、現代的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批評的內在品格。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批評不僅面對自己民族的作家，對他們的創作進行總結、評價和指導，同時還負有民族文化傳播的重任，負有使自己的批評話語強勢化的終級目標。這樣，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獨立的文化視野和學術目標便成為其學理精神的重要方面。同時，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批評的學理精神還表現在對少數民族文化的自我揚棄上。

眾所周知，每一種文化都有自己的傳統，都有自己自在、自律的生命系統。每個民族都依附于一定的文化母體。在歷史上，民族的存在往往通過爭取民族生存權力和發展權力的斗爭這種“硬件”來得以證明。民族文化則是民族身份的一種標識。雖然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某一特定語境下，民族文化表現出不同的發展形態，然而，任何一種文化都會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而發展。當一個民族找到自己依附的文化母體，當一種民族文化形成自己自在、自律的系統，對這個系統的維護與捍衛便仿佛是與生俱來的本能。正如法儂例舉的那樣：“例如在造型藝術領域，本土藝術家期望不惜一切代價創作一件民族的藝術作品，他把自己關起來，循規蹈矩地悉心復制全部細節。這些藝術家盡管徹底研習過現代技法，參加過當代繪畫和建筑的主要潮流，但是他們拋開外國文化，否認外國文化，動手尋找真正的民族文化，十分珍視他們所認為的民族藝術的不變原則。但是這些人忘記了思想形式及其依賴的養料乃至現代信息技術、語言、服飾等已經辯證地重組進人民的心智，殖民時期起保護作用的那些不變的原則現在正經歷著巨大的變化……期望創造藝術真品的藝術家必然認識到民族的真實首先是他的現實。他必須繼續前行，直至找到未來知識出現的地方。”③這種情形只會導致文化的封閉，而不利于文化的發展。事實上，接受一種文化觀念容易，而對自我的否定則很難。對于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批評來說，我們要做的不僅是要找到“知識出來的地方”，同時還要敢于對現實和傳統進行否定。后殖民主義文化理論中有一句話值得借鑒：少數者要否定霸權者要先對少數者進行否定。敢于否定自己民族文化者，才是民族文化的真正捍衛者。當然這種否定并不是對民族文化的簡單拋棄，更不是從“他者”的強勢文化體系或“鎖孔”出發對另一種文化否定和同化。而是站在全球化高度對民族文化內部那些阻礙民族經濟發展和文化進步的惰性因素和陋敝內容進行排除。20世紀二三十年代魯迅對國民性格和中國文化中的封建因素的批判和否定精神，以及由此產生的對文化發展的推動已經給了我們很好的例證。

如果說對自我的肯定和對本土文化的解讀是針對主導文化對弱勢文化的同化進行的抵抗和自我張揚，那么，對自我的否定同樣是對自我境界、品格提升的重要手段。這與主流文化對弱勢文化的誤讀式的否定和同化企圖不同。這種對民族文化內部的“壞死部分”的大膽否定也是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批評學理精神的組成部分。

當然，我們必須看到，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畢竟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學傳統的多民族文學的結合體，其內部的分散和每一個個體民族的文化系統和文學傳統的差異是一種客觀現實，加之相對于主流文化的彼此相同的弱勢地位給整合少數民族文學帶來了一定的難度，但我以為，這并不足以改變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由分散走向集中，由局部走向整體的歷史趨勢。況且，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本來就是統一的中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是文學創作還是文學批評，它們的繁榮與否對整個中國文學的繁榮都會產生重大影響。特別是在全球化語境下，提升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整體水平，不僅是繁榮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必然選擇，同時也是發展中國文學的必然要求。對此，我們別無選擇。

少數民族文學論文:關于新疆當代少數民族女性文學研究的思考

【內容提要】從“新疆少數民族女性文學”這一研究命題的提出及其文化意義，研究的對象與范圍，研究的思路與重點，研究中須注意的問題等四個方面，表達了對“新疆少數民族女性文學”研究的思考。

【摘 要 題】少數民族文學

【關 鍵 詞】新疆/少數民族/女性文學/思考

【正 文】

一、新疆當代少數民族女性文學研究課題的提出及其意義

20世紀末葉，中國改革開放及東西方文化交流融匯的時代潮流，不僅為中國各民族文學的發展提供了較為寬松和諧的時代背景，也為中國女性文學提供了得以命名滋生的土壤。中國女性文學正是在20世紀80年代時代與文學喧囂變革的潮流中崛起，呈現出“春水”般涌動的赫赫聲勢與“繁星”般燦爛的熠熠光輝。不僅顯示出女作家令人矚目的空前創作實績，使中國女性文學之命題真正具有了“史”的地位和意義，而且，到了20世紀90年代，女性文學發展直接帶動和促進了女性文學研究與批評的起步與興盛。可以說，女性文學從未像今天這樣被視為一個有獨立價值的研究對象，女性文學批評也從未像今天這樣被視為一個新興的研究學科。甚至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成為中國文學創作界和文藝理論界備受注目的顯學之一。

正是在這樣的文化語境中，我們才有可能提出“新疆當代少數民族女性文學研究”這樣一個命題。

20世紀末葉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大背景，無疑為新疆少數民族女性文學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在少數民族文學空前繁榮的隊伍中，有不少新疆少數民族女性作家也在這片撒滿亞熱帶陽光的邊疆文學沃土上辛勤耕耘，創作出了不少頗有深度和力度的文學作品。諸如維吾爾族女作家熱孜萬古麗的《紅遍鄉村》，阿依夏木·艾合買提的《永不消逝的足跡》，以斯拉依里·哈里黛的《沙漠之夢》，艾里拜·木合買德的《雪飄之夜》、《這不是為了愛情》等；哈薩克族女作家哈依夏·塔巴熱克的《魂在人間》、《魂在草原》、《魂在大地》，哈薩克族女作家葉爾克西·胡爾曼別克的散文集《永生羊》、中篇小說《枸杞子的惶惑》等；回族女作家毛毛的散文創作，回族女作家祁文娟、馬玉梅的小說創作等，其中不少堪稱新疆少數民族女性文學的之作。

近年來，雖然女性文學已成為國內文學界的熱門話題，引起了評論界的廣泛關注。但是，新疆少數民族女作家卻沒能受到這一熱潮的關注，獲得相應的重視。由于種種原因，新疆為數很少的女性文學研究者們，幾乎均將目光投向國內女性文學衍進思潮及著名女作家作品的研究，而對新疆這塊家鄉土地上的少數民族女性作家傾注的關注、研究遠遠不夠；而新疆的少數民族文學研究者們，又幾乎將關注力全投向或在全國或在新疆產生較大影響的少數民族男性作家或漢族男性作家，而對至今尚屬性別邊緣的少數民族女性作家的關注也很不夠。雖有零星評論見諸報端，但是較有組織的、較為集中的研究，目前仍然鮮見。也就是說，新疆少數民族女性文學的成就，價值遠未得到充分的評價和應有的認可。對其創作、發展、變化作出無愧于文學、時代和歷史的評價，是本研究的初衷，也是我們女性文學研究者義不容辭的責任。

本課題研究以弘揚先進的性別文化為宗旨，以世界語境和中國大文學史的視野為背景，以性別視角契入，倡導性別公正，提升性別文明。既充分展示新疆少數民族女性在改革開放時代女性意識及命運的深刻變化，又對新疆少數民族女性地位相對偏低的嚴峻社會現實予以認識和究源。從而使本課題從文化認識論上和實踐上具有探索女性思想解放、生產力解放的意義。

新疆少數民族女性文學是中國女性文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少數民族女性文學，具有濃郁的新疆少數民族女性文化審美特征，因而對新疆少數民族女性作家作品的研究，便具有獨特的文化價值。因此，對新疆少數民族女性文學進行初步整合，探討其對全國的借鑒意義；探索少數民族女性文學的審美特征；充分肯定新疆少數民族女性文學在我國女性文學中的地位，及其在世界語境中的文化價值，必將豐富、拓展中國女性文學研究的內涵與外延，為中國女性文化帶有普遍意義的理論建構與學科建設，提供有力佐證，具有其他任何范疇的女性文學研究所不能替代的意義與價值。

新疆少數民族女性文學是新疆各民族文學血肉相連的一部分。新疆各民族文學與新疆少數民族女性文學是兄弟姐妹的關系。新疆少數民族女性文學研究，也必將豐富深化新疆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內涵與外延，為新疆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做出應有貢獻。

有鑒于此，本課題研究具有既充實中國女性文學研究，又豐富新疆當代各民族文學研究之雙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本課題的研究對象，有相當一部分是運用漢語寫作的維吾爾、哈薩克族女作家作品。其作者大多具有“民考漢”的文化背景。這種獨特邊疆文化現象之研究，既具有文化研究、人類學研究，民族學研究之意義，又對建構多民族地區民族之間的相互認同、融合與交流的多元文化，增進各民族之間的相互尊重、了解與溝通，促進中國與世界女性文化的交流，有著獨特的文化價值與意義。

二、新疆當代少數民族女性文學研究的對象和范圍

由于獨特的人文、歷史和地緣的優勢，自古以來，新疆就是文學，也是女性文學的綠洲沃野。尤其改革開放的這20多年，維吾爾、哈薩克、回族女作家或以本民族語言、或以漢語言創作出許多的文學作品，風格特色鮮明，在我國當代女性文學中占有重要地位。新疆還是一個多民族聚集的邊疆地區，有著多元文化、多民族、多語種和多種宗教信仰的特征，因此，對新疆多民族特殊地域上的女性文學的研究，還不能與全國女性文學研究所運用的概念內涵劃等號，還須充分注意到新疆的區情。客觀、平等、發展的觀念應是新疆少數民族女性文學研究的準則。

新疆少數民族女性文學是一個內涵豐富、復雜的研究范疇。從學理層面上講，既有“少數民族文學”的概念和“女性文學”的概念，就應該有“少數民族女性文學”的概念。本研究提出“新疆少數民族女性文學”這一研究范疇，但為學術的嚴謹考慮，暫不對這一概念加以界定。因為概念的界定必是研究成果豐富，研究理念成熟的結果。目前，對新疆少數民族女性文學的研究剛剛開始，條件尚不具備。

但是，作為學術研究命題的需要，還是應對新疆少數民族女性文學研究的對象與范疇作一界定。這還須從“少數民族文學”和“女性文學”，這兩個研究對象與范疇來推論。

（一）新疆少數民族文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

“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是指現今生活于中國境內的55個少數民族的和歷史上曾存在于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的文學現象，它包括產生于這些民族中的民間口頭文學和文人書面文學創作，還包括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成就。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其范圍涵蓋了對上述民族的作家和作品的研究、文學發展歷史的研究和文學理論成就”[1] “凡少數民族用本民族語言文字、其他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或漢語（創作）的文學作品，不論其題材與主題如何，何種體裁，都屬于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范疇”[2] 按照上述闡釋，“新疆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對象和范圍，可作如下理解。

1、創作主體是新疆少數民族作家；

2、其范圍涵蓋新疆少數民族作家、作品的研究，文學發展歷史的研究和文學理論成就；

3、創作客體的內容和形式具有新疆少數民族的、地域的審美特征。

（二）女性文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

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文學批評中，“女性文學”一直是頗具爭議和歧義的一個文學概念。并在實際上造成了理解與闡釋的困難。比較認同的界說有兩種：一種是特指女作家反映女性生活的作品，稱之為狹義的女性文學；一種是泛指女作家的一切作品，稱之為廣義的女性文學。[3]

筆者認為，女性文學應該是一個開放的、發展的，而不是封閉的、靜止的系統。普泛意義的女性文學應是指女性作家創作的所有文學；它應該是女性作家或以強化的女性意識，或以超性別意識，乃至女性潛意識表現的，并是包括女性生活在內的和超乎女性的全人類生活的一切精神和意義的文學。

而嚴格意義的女性文學是女性作家創作的，充分體現了女性意識的文本。是女性作家以其特有的女性視角關注女性生活、女性生存處境、女性感情、女性命運，從而對女性、女性人生、女性生命、女性人性有更多的尋找和發現。[4]

女性文學研究涵蓋范圍，不僅有寬泛意義和嚴格意義的女性作家、作品的研究，還包括女性文學發展史的研究和女性文學理論成就。

（三）關于本課題研究中“當代”的時間范疇

在文學史分期的稱謂上，依照慣例，“當代”一般泛指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至今的一段時間流程。但由于21世紀的來臨，這一時間概念所指的時間限量已發生全新的變化。很顯然，當我們已經邁進新世紀的大門時，如今所稱的“當代文學史”已不能再冠以“當代”。因為新的紀元無疑是新的“當代”。

為此，本研究所指的“當代”不是泛指，而是特指。即20世紀末葉——20世紀80年代、9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這一歷史時期的新疆少數民族女性作家所創作的文本。

（四）新疆當代少數民族女性文學研究的對象與范圍

依據上述推論，新疆少數民族女性文學研究的對象和范圍至少應有以下四點：

1、創作主體是新疆少數民族女性作家；

2、創作客體內容和形式具有新疆少數民族的、地域的審美特征；

3、20世紀末葉中國改革開放這一歷史時期的新疆少數民族女性作家所創作的文本；

4、新疆少數民族女性文學研究的對象和范圍，應該是開放的、發展的，而不是封閉的、靜止的。她應該是新疆少數民族女性作家，或以強化的女性意識，或以超性別意識，乃至女性潛意識表現的，包括女性生活、女性命運、女性情感在內的，和超乎女性生活、女性命運、女性情感的全民族乃至全人類生活的一切精神和意義的文學。

三、新疆當代少數民族女性文學

本課題以社會性別視角契入，以新疆少數民族女性文化解放為宗旨，對新疆的維吾爾、哈薩克、回族等少數民族女作家作品，進行較為系統的、宏觀與微觀并重的多角度層面的意義解讀和審美評價。

把現代性問題引入新疆當代少數民族女性文學研究，這是一種新的闡釋角度，給新疆少數民族女性文學研究預設了一個廣闊的闡釋空間——既立足于文本研究，又較大限度地切近、貼近新疆少數民族女性的社會地位和現實處境，切近、貼近少數民族女性命運的深刻的時代變化和歷史變遷。

以鮮明的女性視角、女性意識解讀少數民族女性形象的命運變革，發掘其承載的歷史時代內涵，政治、經濟、文化內涵。追蹤女作者筆下少數民族現代女性隨改革開放時代潮流一起前進的足跡，展示她們應和西部大開發的戰略號角，承擔新疆現代化的歷史使命，改變自己命運的嶄新時代風貌。以鮮明的女性自省、自審意識，揭示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中那些落后、愚昧的東西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封建性糟粕如何一脈相承地束縛和禁錮少數民族女性的覺醒與發展。

新疆少數民族文學以其鮮明的時代感，獨特的表現視角和維、哈語言或漢語言形式，表現了以女性為主體的民族文化形態，具有濃郁的新疆少數民族女性文化特征。如維吾爾族是一個能歌善舞的民族，其婚禮、節日、集會等都以歌舞示慶賀，且歌舞的主體多為女性。如哈薩克民族是一個詩歌的民族。無論其“加爾歌”（勸嫁歌）、“薩仁歌”（娶新娘）、還是“哭喪歌”（葬禮歌）、其吟唱的主體均為女性。

本研究的對象，有一部分用漢語寫作的維吾爾、哈薩克民族女作家作品，她們多具有“民考漢”的文化背景。兩種以至多種文化背景的交叉，使“民考漢”知識女性群體，獲得了立體交叉的思維方式。具有吸納多民族文化精髓的開放胸懷和現代意識。她們代表了新疆各少數民族婦女群體現代覺醒的必然趨勢，體現了不同民族文化親和、融合、整合的人文主義價值取向。這一文化現象，要作為專題重點研究。

四、新疆當代少數民族女性文學研究中須把握的幾個問題

（一）把新疆少數民族女性文學置于整個中國文學和中國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進行研究

文學是民族的文化符號表現，是民族心靈的感性呈現，是時代變革的最敏感神經。20世紀末葉新疆社會和祖國一起經歷了改革開放而發生了深刻變革，新疆少數民族女性文學也因深刻的社會歷史變革而從此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因此，不能僅就新疆少數民族女性文學談女性文學，既要把她放在少數民族文學的范疇中，又不能僅僅局限于少數民族文學的特質，既要把她放在中國女性文學的范疇中，又不能僅僅局限于中國女性文學的特質。而應該融合這兩個范疇，在20世紀末葉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格局中認識新疆少數民族女性文學。這一方面是因為新疆各少數民族是中華民族的組成成員之一，新疆少數民族女性文學是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組成之一，是中國女性文學的組成之一。另一方面，也只有從中國多民族文化與文學這樣的角度和視野來研究新疆少數民族女性文學，其自身獨特的審美特質和文化價值方能深入闡發，方能彰顯。

（二）二者（嚴格意義和普泛意義的女性文學）兼顧，點面結合，突出重點

綜上所述，本研究課題所論及新疆少數民族女性文學，是從創作主體必須是新疆少數民族女性這一基點出發，在對創作客體的現狀和未來趨勢的把握中，按照創作主體依照社會人生的不同眼光及創作客體的特定審美內容，做出大致規范的。本課題宜將普泛意義和嚴格意義的新疆少數民族女性文學的代表性文本，均納入新疆少數民族女性文學研究的視野，均作為新疆少數民族女性文學發展的重要文本來研讀。盡可能二者兼顧，點面結合，為新疆維吾爾、哈薩克、回族等女性文學研究設定一個相對客觀、比較的研究領域，盡可能地概括出20世紀末葉新疆維吾爾、哈薩克、回族等少數民族女性文學的整體面貌。同時，也由此傳達出新疆少數民族女性在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伴隨中國改革開放歷史進程，精神覺醒、境界升華的心路歷程，并且也由此傳達出新疆和祖國一道前進的改革開放偉大歷史進程。

本命題的研究對象，是對新疆維吾爾、哈薩克、回族等女性文學的存在價值和意義進行客觀的、較為系統的、宏觀與微觀并重的意義解讀和審美評價。論述新疆維吾爾、哈薩克、回等少數民族當代女性文學的思想內涵、人物形象、審美特征等。

對于她們那些具有鮮明女性意識的文本，其中確從女性的視角，凸現了在社會、歷史、家庭、國家、民族大文化背景下女性形形色色的存在命運和生命流程，表達了朝著女性世界向度和深度掘進的創作趨勢，研究中須以鮮明的女性視角、女性意識解讀其中少數民族女性形象的命運變革，發掘其承載的歷史時代內涵，政治、經濟、文化內涵，對于那些女性意識不是很鮮明的，或者說超越了性別的意識，站在“人”的文化立場創作的超乎女性的全人類生活意義的文本，研究中應該給予同等的尊重和重視，在新疆和祖國一道前進的改革開放的時代潮流中，在多民族文化交融互滲的大背景下，深刻揭示女作家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對社會、文化、歷史、家庭、國家、民族的思考，充分肯定展示少數民族女作家作品對中國女性文學寬度和廣度的拓展，充分肯定少數民族女性文學與中國女性文學，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的歷史進程。

研究重點可放在反映生活和表現人性的真實性和深度上，放在新疆少數民族女性命運的歷史變遷與時代變革上，放在少數民族女性文學文化審美特征的探索上。

（三）多做現象判斷，慎做價值判斷，警惕話語霸權

根據研究的需要，深入維吾爾、哈薩克、回族等族群，感受民風民俗，把握文化底蘊和民族心理，這不僅是實事求是的學風的需要，也是盡可能減少文化誤讀的需要。學術上允許其他民族研究和評述少數民族作家作品，但是任何人研究他民族的作家作品，都須充分尊重原作，盡量客觀地反映文本原貌特點。研究時要以客觀描述為主，要從女作家的自身經歷出發，了解女作家作品的時代和文化背景，充分尊重女作家的性別意識和民族情感。

研究中，多做現象判斷，慎做價值判斷，對把握不準的問題，盡可能以商榷的、質疑的對話的態度思考和闡釋，做到留有余地，對少數民族女作家作品在歷史上的定位和地位，吃不準的，可以等時機成熟了再行研究，或以科學的態度留待后人繼續研究。總之，宜將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度，客觀、平等、發展的觀念和準則貫穿研究始終。

研究少數民族女性文學，當然離不開少數民族文化和少數民族女性文化的研究。鑒于目前學術界少數民族女性文化研究在基本概念、研究對象及研究內容方面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使得國內以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婦女為主體的學術界對少數民族女性文化研究顯得相對薄弱，至今尚未建立起科學的、系統的少數民族女性文化研究學科體系，因此，在探索女性自省、自審命題時，在揭示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中的大男子主義痼疾時，注意其與中國傳統漢文化中的封建性糟粕的傳承關系，指出其與中國男性中心文化如何一脈相承地束縛和禁錮少數民族女性的覺醒與發展。要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待少數民族文化中社會性別意識滯后的問題，慎勿用過于超前的超越歷史發展的觀念求全責備，對這一問題的認識與探究，切勿越俎代庖，須警惕話語霸權。

少數民族文學論文:《康巴方式》與少數民族的漢語文學

《康巴方式》與少數民族的漢語文學

我覺得，近幾年來中國當代文學有幾個熱點，及時個熱點就是《人民文學》發起的“非虛構寫作”，從新的角度、新的方法和新的形式重新切入現實和生活。第二個熱點，就是正在高等學校學習的或者剛剛畢業的這批年輕人，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出生的，這批人被稱之為“小清新”一代，他們的審美趣味發生了重大變化。他們對于我們討論文學概念有疑問，對我們所推薦的經典的文學作品有疑問，說那些作品是“重口味”， 他們不喜歡“重口味”的東西，太沉重了，他們喜歡比較清新的東西。他們喜歡清新一點的風格，比如帶有中國古典美學風格的（特別是臺灣地區作家的作品），還有日本一些文學作品。他們對“物語”比較迷戀，也就是關注“物”自身的歷史，比如一朵櫻花的綻放和凋零的歷史，而不是“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這一代人審美趣味的變化，影響著當代文學傳播，這也是一個熱點。對此我有專門的文章，正在編一本相關的研究資料。

第三個熱點就是邊疆題材，少數民族題材。這也是近年來的一個熱點，而且這個熱點盡管在文學研究和批評領域里面，還沒有構成一個非常強有力的一個研究的態勢，但是在傳播領域里面，在出版領域里面，在公眾閱讀領域里面它已經非常強勢了。我在《當代漢語文學中的“邊疆神話”》這篇文章里邊有專門的分析，我把一些蒙古草原題材，西藏題材、新疆題材，還有西南邊疆題材這些長篇小說大致梳理了一遍，討論了這樣一個“邊疆神話”建構的意義，以及它對于中國當代文學創作的困境提供的新思路。

我覺得這個題目還是可以繼續做，目前研究界做得不夠，它確實是有值得討論的地方。那些生活在現達的中心城市的作家們目前創作，說得稍微重一點可以說是黔驢技窮，在敘事上越來越復雜，復雜到了已經人家看不懂。因為我們的詞匯系統與語義系統之間出現了嚴重的裂痕，一方面是語言符號大量的繁殖，一方面是基本情感的表達力幾乎喪失。廣告里、電視劇里整天都在說“我愛你我愛你”，導致“愛”這個詞匯失效（人家不相信了），于是作家不得不重新發明新的語匯，于是讀者越來越讀不懂了。本文由論文

剛才一位朋友說得很好，說漢族作家的小說里全是疑問號，人家少數民族作家的作品里都是句號、感嘆號。這個發現非常有意思。在邊疆題材里面，在少數民族地區文化里面，它的許多話語，它的語言，它的說話方式，是以感嘆號和句號為主的，而不是問號為主的，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們的敘事，我們的小說故事里面絕大部分是問號，我們的讀者怎么讀得懂。邊疆題材，少數民族地區的少數民族作家（當然我說的是用漢語創作的作家，因為我不懂少數民族語言）在這方面填補了空缺，精神空缺，它提供的是一種非常確定的一種價值準則和價值觀念。換句話說，他們的敘事重返了簡潔、簡單、明白和確定性。

另外，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也需要加強。我寫了一篇文章叫《文學史的總體性和民族經驗的多樣性》，對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問題提出了一些粗淺的看法，其中主要意思是，要重建少數民族文學史的敘事邏輯，而不受某種邏輯的依附。可以將比較文學研究的方法引進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之中，去研究文學的原型、母題的演變史，研究它們在不同的民族文學之間的跨文化傳播。

回到這次會議的主要話題上來。這次我主要是讀了《康巴方式》這部小說。讀少數民族題材作品時候，我們首先調動的是我們文學理論和文學史的常識，我們怎么樣用我們的常識把握這部作品。我發現我們所受的教育，那套常識的東西，那套理的論東西不夠用。這部小說寫什么呢？寫了一個家庭，吉桑、拉姆夫妻倆，兩個兒子尼瑪和沃瑪。在這樣一個村莊里面，同時存在著農耕文化和游牧文化，村莊里的人即使農民也是游牧民。兩種文化交融在一起這個村莊里；同時又有傳統文化向現代文化的轉型的歷史背景。這是故事發生的歷史文化狀況。這里邊人能不能用傳統文學理論中的“典型環境”、“典型性格”、“典型人物”去套呢？從整個敘事中我們發現，這套東西不管用。

在小說史理論中，根據小說人物與環境的關系的不同，將小說分為幾大類。及時類是：人在變，環境不變，我們稱之為“成長小說”。第二類是：人在變，環境也在變，我們稱之為“漫游小說”。第三類：人不變，環境變了，我們稱之為“流浪漢小說”。這就是我們的文學史常識。可是《康巴方式》這個小說，上述三種類型都套不上。這部小說中人物與環境的關系是：人不變，環境也不變。在文學史里面敘事模式里面沒有這樣一種東西，那么它是什么，我們必須給它命名，我稱之為“文化小說”。《康巴方式》就是一種新的“文化小說”。

當然，80年代文學研究里也提了“文化小說”這個概念，但是文化小說這個概念究竟是什么并不清晰，但沒有考慮到人物和環境關系的這個基本要素和基本模式。我認為，就是“人不變環境也不變”，人物性格發展退到了次要位置，文化問題（人和人、人和自然、人和世界的永恒關系）被推到了前臺。但它畢竟不是詩歌，而是小說，需要敘事的流動。在這個小說敘事中，什么東西在變呢？“事件”在變！這些事件是什么事件？不是城市里面的時髦事情，是邊疆那個“未開墾處女地”里邊的事件在變化。這些變化著的事件，是人類的一些基本事件，那就是生、老、病、死這些是最基本的東西。這些東西對于一個“不變的人”來說，似乎有變化，但它是一個對于全體而言重復性的事件。因此這個變化叫做“事件”，對于主人公和對他村莊里面的父老鄉親，以及對所有的讀者而言，他都是跟你相關了。

在應對這些基本的人類事件，生老病死這些基本人類事件之中，由于特殊環境，導致了他特殊的應對方式，這種特殊的應對方式跟漢族人不一樣，跟其他民族不一樣，因此他有濃郁的邊地文化色彩。而且這種邊地文化，對于正在黔驢技窮的中心文化、漢文化，它提供了一種非常強烈的一種對比，使你讀這個作品的時候非常好讀。好讀不是說語言簡單就好讀，好讀是你讀了以后有感覺才覺得好讀想讀下去。

在同類邊疆題材的小說之中，《康巴方式》有它

的特殊性。就我的閱讀經驗，我認為邊疆題材里面有兩種大的主題，一是寫神圣生活的主題，我們經常閱讀的文學作品中缺少這種主題，所以讀來令人驚喜。毫無疑問，邊疆同樣也有日常生活。《康巴方式》是寫邊疆題材，但它的敘事重心，是處理邊疆地區世俗的日常生活。神圣生活，說來說去人類重大主題就那些，但是他們神圣生活的外表，也就是24小時24小時展開的世俗生活究竟如何，那是我們很陌生的領域。康巴人怎樣處理最基本的世俗生活，這是他對小說敘事展開基本動力。他處理這種世俗生活，這種世俗跟我們有關，但是他不同地方在于，他對待世俗的生活里邊許許多多的事件方法不一樣。

當然，這個小說也不是說排除神圣生活，日常故事的背后有一個基座，有一個墊底的東西，那就是神奇性：神奇的景觀，比如卡瓦神山，這是它的神奇景觀；神奇的人物，比如說南卡婆婆；它還有神奇的視野，比如松馬日恰（音），這三個神奇的要素，盡管在敘事中并不占核心地位，但是它像影子一樣一直跟著它的敘事后面。這三條線索構成了這個小說世俗生活底部的神圣性，那就是神奇的景觀，神奇的人物和神奇的視野。在這樣的一個神圣性的要素墊底的過程之中，展開的世俗生活。他跟我們所經常看到漢族文化對世俗生活的態度毫無疑問是不一樣的，所以這就是這部小說非常重要的一個特點。

讀完了以后，我覺得15萬字的篇幅不大，但它的視野非常大，文化視野和歷史脈絡都是非常大的。并不是說小說越長歷史視野就越大。15萬字讀起來比較輕松，所以我覺得這是一部不錯的小說。另外一點就是，我覺得在這樣一個基礎上，尤其是作家要把它的筆墨，注意力集中到邊地少數民族對待世俗生活和世俗事件的處理方式上，把神圣東西墊在底下，我覺得這是一個正途。不要一上來就談信仰問題，盡管我們今天的信仰很成問題。但也不可以向我說教，不可以直接把神圣生活端出來，這個不是小說創作的方法。一定是把神圣生活、信仰問題隱藏在日常生活細節里面，使之水乳交融，用文學性自身來感染人。第二個問題是小說的敘事力度如何體現得更好。如果僅有世俗生活，在世俗生活里面鋪開，很新奇很好讀，但是它沒有力量，所以我覺得在處理世俗生活和神圣生活關系時候，這部小說還有發展空間。

這一次我沒有來得及讀更多的作品，就這部作品發一些感想。根據以往自己參加各種文學評審工作的經驗，我發現少數民族題材文學作品，創作形式非常好，但是發展的空間還很大。另外就是一個研究的思路，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水平有待提高。少數民族題材的文學評論，更有待加強。而且要跳出我們已有的文學史的常識和文學理論常識，要直奔這個小說本身，要跟它對話，然后把你內心最真實的最簡樸的話說出來就好了。特別是對于一個新的題材，為什么會出現這樣一種語言，就是我剛才說的，在已有的文學史和文學理論常識里面沒有辦法對應這個作品，必須要有發明，一個批評家要有發明而不是學舌，發明就是你必須要找到跟這個小說相配套的說法，不是既定成說的那些東西，所以我希望少數民族地區題材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特別是少數民族文學史的研究比翼齊飛。

少數民族文學論文:少數民族文學評論的理性自覺

少數民族文學評論的理性自覺

2011年5月26日至30日，由民族文學雜志社、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中共常德市委宣傳部主辦，常德市文聯承辦的全國少數民族文學中青年評論家交流會暨“慶祝建黨90周年多民族作家看常德”活動，在湖南省常德市舉行。出席會議的有《民族文學》主編、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常務副會長葉梅，中共常德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覃清香，副市長萬成貞，市政協副主席張新民，湖南省作協副主席水運憲、陶少鴻，市文聯主席王軍杰，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張志平，內蒙古自治區作協名譽主席哈斯烏拉，《十月》副主編顧建平，以及來自全國各地的多民族評論家、常德市作家和讀者代表等。交流會由《民族文學》副主編石一寧主持。

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在老中青三代少數民族作家的辛勤耕耘和勤奮努力下，少數民族文學煥發出勃勃生機，呈現繁榮發展的喜人局面，日益顯示出不可估量的獨特性和發展優勢，成為中華文學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受世人矚目的文學奇葩。回顧和梳理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新時期以來少數民族文學的創作成就，總結少數民族作家的創作經驗及優勢，探索少數民族文學的未來發展，進一步加強少數民族文學理論建設，鞏固和壯大少數民族文學評論家隊伍，是少數民族文學事業前進的迫切期待。在交流會上，來自全國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文學期刊的多民族評論家，就少數民族文學諸多議題展開了廣泛而深入的研討，既反映了當前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態勢，也為少數民族作家的創作提供了有益的啟示。會議研討內容主要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加以概括。

一、新的崛起，珍貴的文學版圖

與會評論家充分肯定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少數民族文學獲得了發展的契機，從邊緣崛起，作為一個創作群體走上了中國文壇，少數民族文學版圖日益壯大，在全球化背景下更顯示出潛力和優勢。會議闡釋了以瑪拉沁夫為代表的文學前輩為少數民族文學發展作出的杰出貢獻，探究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現狀，還對少數民族網絡文學、青年作家群體創作、少數民族母語文學、人口較少民族作家創作、少數民族女性文學等進行了梳理與掃描。

女，廣西賀州人，《南方文壇》主編。主要從事文藝評論和散文創作。有論著《大草原——瑪拉沁夫論》、《感覺與立論》、《廣西當代作家叢書?張燕玲卷》，散文集《靜默世界》、《此岸彼岸》等。曾獲第二屆廣西青年文學獨秀獎，第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成果獎，第三、第五屆廣西文藝創作銅鼓獎，第二屆中國女性文學獎等。

張燕玲論述了瑪拉沁夫作為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理論的建設者所作出的杰出貢獻。她說，近半個世紀以來出版的各種版本的《中國文學史》，無一例外地忽視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存在及其在中國文學史上的貢獻。這除了歷史文化以及社會、民族的種種客觀因素外，也由于中國少數民族文學自身就缺乏深度的研究、應有的評價，更缺少的深刻系統的表述，尚未能形成一個嚴密完整的少數民族文學理論的體系。此次多民族文學批評家進行廣泛深入的交流，表現出一種學術建設的理性自覺。

張燕玲說，瑪拉沁夫作為著名的蒙古族作家，首先向中國當代文學史發難，他為確立我國少數民族文學的地位和開創我國少數民族文學理論最早作出了杰出的貢獻。1954年，只有24歲的年輕的“兄弟民族作家”瑪拉沁夫執筆給當時的文藝界領導茅盾、周揚、丁玲寫了一封信，提出：中國的歷史是各民族創造的，中國的文學是各民族的文學，沒有中國少數民族的文學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文學。這封信不僅代表了各兄弟民族作家的心聲，而且成為開創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理論的及時個壯舉。信，得到了相當重視和注意，并由此促成1955年4月由中國作家協會召開首屆兄弟民族文學座談會。這是少數民族文學史上及時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會議。

“”結束之際，瑪拉沁夫又給中共中央宣傳部寫了一封信，再次呼吁對全國幾十個少數民族的文學予以關心、幫助。此信得到了領導、詩人賀敬之的重視，并于1978年給瑪拉沁夫回了信。于是，中國作家協會于1980年7月1日正式召開了中國第二屆少數民族文學討論會，而且由此而引發出中國少數民族文學自50年代中后期的及時個高潮之后的復蘇，此復蘇迅速發展成為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與理論研究的第二個高潮。之后，瑪拉沁夫來到中國作家協會創辦《民族文學》期刊，并當選為此后成立的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會長。

瑪拉沁夫發動廣大民族文學工作者共同創造出既遵循一般的文學創作規律，又有中國自己特色并結合中國各民族個性的理論體系。在《中國新文藝大系?少數民族文學》分集導言中，瑪拉沁夫是這樣表述的：“作者的少數民族族屬、作品的少數民族生活內容、作品使用的少數民族語言文字這三條，是界定少數民族文學范圍的基本因素；但這三個因素并不是并列的，其中作者的少數民族族屬應是前提，也就是說，以作者的少數民族族屬作為前提，再加上民族生活和民族語言文字這兩者或是這兩者之一，即為少數民族文學。”這一理論盡管也存在著異議，但從它的提出至今，一直為國內所沿用。此外，他對作品民族特色的強調，尤為注重時代精神、文化內涵和本民族特點。

1957年出生，文學博士，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多族群文學研究及當代多族群文化關系觀察。出版專著《主體的塑造與變遷——中國知青文學新論（1976－1995）》、《觀察、批判與理性——紛雜時代中一個知識個體的思考》、《尋找：共同的宿命與碰撞》等。

姚新勇分析了轉型期的中國多民族文學。他認為，中國自上世紀70年代末拉開了經濟、文化、社會轉型的序幕，少數族群文學也隨之開始轉型，即從以階級斗爭、傳統的社會主義民族大家庭為綱的“民族文學”，開始向以本族群“民族本位認同”的文學方向轉移。這種轉向極大地解放了少數民族文學，促進了新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新中國頭三十年的實踐，過分強調了國家性、中華民族一體性，導致了多元性的壓抑；而后三十年族群本位認同的強調，矯枉過正地強調了多元性的一面，并非更高層次的中華民族認同的綜合。到了新世紀，中華多民族文學所處的環境已經與80年代不一樣了，不能再繼續沿著單向性的“民族本位認同”的方向行進，必須調整立場，重定方向。高層次的立場應該是：旗幟鮮明地樹立“中華多民族文學”的意識，將捍衛中國各族人民的團結、維護各族人民最基本的和平相處的權利、豐富發展多元一體的中國多民族文學、文化關系作為自己的使命。而低一級的立場則要求我們在國家文學、個體文學、民族文學之間尋找基本的平衡點，以保障文學擁有最為基本的普世的人類性。

壯族，廣西桂林人，廣西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兼廣西師大旅游研究所副所長。著有文學評論集《桂海論列》、《轉型的解讀》，評傳《孔子的魅力》。曾獲第八屆莊重文文學獎、第六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

黃偉林探究了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敘事模式的流變及原因，他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全國各地組織了“民族識別”工作。“民族識別”的結果不僅是為國家識別出了56個民族，更重要的是，從此以后，每個中國人都有了一個“民族身份”。具體到中國作家，由于他的身份有了明確的民族歸屬，他的作家身份也就有相應的民族歸屬。如果他是少數民族，無論他愿意還是不愿意，他的身份就是少數民族作家，他的創作就屬于少數民族文學。少數民族作家身份的確認，是少數民族作家文學研究的基本前提。作家少數民族身份的“識別”，開創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新時代。60多年來，少數民族作家文學隨著時代的變遷、時間的推移出現了深刻的變化，從敘事模式來說，經過了共名敘事——正名敘事——匿名敘事三個階段。

1978年出生，安徽六安人，文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所《民族文學研究》編輯部副主任。2009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學與社會中心做訪問學者，2010年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做聯合助理教授。從事文藝學、近現代文學、民族文學和影視文化的相關研究和評論。

劉大先闡釋的是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多民族文學，他說，“少數民族文學”是現代性的產物，就中國多民族文學而言，一方面具有強烈的本土性和國家性，另一方面從其一開始就是在全球語境中誕生的。盡管現代中國是被迫進入世界史中，它相對于西方的地方性卻從來也不是靜止無為，而是與之互動的，并且“地方性”本身也存在著西方強勢話語的構造在里面。全球化時代的多民族文學（史）研究的關鍵詞是多樣性：全球化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影響了形形色色的民族和地區，并且它本身也是非常多樣化的。在研究少數民族文化時，一種多元主義者的普遍論（pluralist universalism）是較為現實的選擇，即在少數民族文學的多元性中尋求中華民族的共同價值，承認具體的文化認同要求，同時開發中華民族共同價值和實踐，以之作為民族身份的功能性基礎，并且也施行具體的針對性政策對特定族裔群體由于歷史性原因造成的不利和落后進行必要的扶助。

回族，1964年出生，江蘇鎮江人，現供職于中國作家網。2001年開始文學理論批評研究，目前側重于網絡文學理論研究。出版專著《網絡文學透視與備忘》《歐美懸念文學簡史》，專著《讀屏時代的寫作——網絡文學10年史》獲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第11屆成果獎。

馬季談論的是全球化與中國少數民族網絡寫作。他說，人類文學藝術發展的歷史，每一次進步，都與媒體的進步聯系在一起，文學藝術的變革總是和傳播手段的變革密不可分。21世紀，互聯網給文學帶來巨大的撞擊力。在這場媒體變革中，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理論研究和文學傳承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呈現出一派新的繁榮景象：我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已經步入網絡時代。網絡傳播是全球化的傳播，通過網絡的平臺傳播民族文化，可以擴大民族文化的傳播面和輻射面，讓越來越多的人了解民族文化；網絡傳播也是跨時空的傳播，可以提高民族文化傳播的易得性。總之，網絡可以讓更多的人更容易和民族文化“親密接觸”，民族網站成為團結民族作家的陣營。網絡改變了社會，基于網絡的傳播方式將人與世界的關系較大限度地拉近，偏遠地區的民族作家也在經歷一場人與時空的重新塑造過程。超越地域的文化想象，使新一代民族作家進入了更加廣闊的話語選擇環境當中。少數民族網絡寫作在這場文學變革中展現出獨特的價值。

女，彝族，云南昭通人，云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專著《李喬評傳》獲第四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成果一等獎，《高原女性的精神詠嘆》獲第九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

黃玲分析論述云南特有七個人口較少民族作家文學的特殊意蘊。她說，云南特有七個人口較少民族，是指人口在10萬人以下的普米族、基諾族、德昂族、布朗族、阿昌族、怒族、獨龍族。目前各個民族都已經擁有自己的及時代作家，創作了本民族及時代書面文學，他們既“各美其美”，又“美美與共”，共同構成了云南文化包羅萬象的共美景觀，豐富了同時代的中華文學內涵，體現了一個多民族國家文化事業多元共存的繁榮局面。七個人口較少民族，在由以民間文學為主體的歷史走向以書面文學創作為主體的文學建構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對“看”與“被看”的現實。他們中的大部分作家、詩人的文學道路，都是從接受漢族教育開始的，其文學啟蒙也多是從漢文化中受益，作家的文化立場面臨著解構與重建的多重考驗。從他們的文學作品中既可以感受到一個民族文化內涵的獨特性，也可以看到作為民族文化代言人的作家們在文化上的理性思辯、民族尊嚴感和責任感的文學表達。中華民族文化“和而不同”的特色正在這一個特殊的寫作群體身上得到彰顯。

女，侗族，1974年生于湖南省通道縣，文學博士，民族文學雜志社編輯，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會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楊玉梅對少數民族母語寫作的意義及其創作狀況進行了分析。她說，在歷史上，少數民族文學以口頭傳承為主，但是，少數民族母語寫作和書面文學也具有悠久的傳統。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新時期以來，少數民族文學由民間文學向作家文學轉型，少數民族母語寫作蓬勃發展，老中青三代作家同臺競技，創作隊伍不斷壯大，作品數量倍增，民族特色鮮明，時代性特征濃厚。母語寫作體現作家對民族身份的認同，是對民族文化的自覺堅守。母語寫作在中國的廣泛存在和繁榮發展，是中國文學發展的重要體現，也是中國民族政策優越性的有力證明。再者，跨境民族之間的交往密切，跨境文學的交流頻繁。母語作家的創作對于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具有特殊意義。在全球經濟一體化、文化走向趨同的背景下，中國少數民族母語寫作對于保護世界文化的多樣性和差異性具有特殊意義。然而，少數民族母語文學發展并不平衡。在作家隊伍構成、文學體裁、題材上呈現出不同的特征。與少數民族漢語小說、詩歌、散文創作齊肩并進，爭相媲美，近年已經有一大批年輕的漢文寫作者引起全國關注，而年輕的少數民族母語作家在全國的影響力還稍遜一籌。

女，藏族，甘肅省舟曲縣人，甘肅聯合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文學評論和小說創作，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會員，甘肅省作家協會理事，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嚴英秀闡述了她對近30年中國少數民族女性文學及其研究現狀的看法。她說，自20世紀80年代伊始，隨著西方女性主義思潮在中國本土的傳播興起，中國女性文學發展走向前所未有的高潮階段。在中國女性文學和少數民族文學共同開拓的良好發展空間中，少數民族女性文學也走向繁榮。隨著創作的熱潮，理論界也開始了對少數民族女性文學的研究，不同程度地解析了當代少數民族女性文學發展的現狀，其中不乏獨到的發現和新鮮的論點，但它們或是側重于對某一具體的族別和地域的作家創作現象的分析研究，或是針對某作家作品的個案研究，在全國視野下對多民族女性文學的整體研究還是空白。中國女性文學完成了初級階段的女性敘事后陷入了焦慮和困境，在現時段中無法尋找到女性敘事的新的生長點。而少數民族女性文學卻避免了女性寫作中的“瓶頸”效應，從個人經驗的敘事轉變為基于對民族、文化、歷史、現實的敘事，開辟出更寬闊的創作道路，為中國女性文學的整體創作注入了鮮活的生命力。同時，也為少數民族文學提供了族別與性別相融的新視角。可以說，少數民族女性文學既堅守了性別和族別的雙重立場，又完成了自己對此主流話語的突圍。

女，土家族，《民族文學》主編，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常務副會長。

葉梅談論的是不斷崛起的中國多民族文學。她說，《民族文學》創辦30年來，看到了不斷崛起的中國多民族文學，看到了不斷涌現的多民族中青年實力作家和作品。我深深感受到對多民族文學進行評論和梳理的重要性，期待更多的評論家走進多民族文學。希望此次會議是一個理性自覺的開始，期待今后能建立一種多民族文學評論的長期機制，為作家們把脈，讓更多的好作品走進讀者的視野。

新世紀10年以來，逐漸豐滿壯闊的中國多民族文學，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成為向世界表達中國文化多樣性和獨立性的具體表現。老中青作家隊伍梯隊完整，實力名家與文學新秀并駕齊驅，小說、散文、詩歌均有不俗之作，以少數民族文字創作的多語種文學作品得到有效的彰顯，少數民族文藝理論和評論也有了進一步發展。從整體上看，無論美學風格、創作手法，還是題材與體裁等多個方面都為中國文學起到了不可或缺的補苴罅漏的作用。國務院《關于進一步繁榮發展少數民族文化事業的若干意見》之后，中國作協從戰略規劃、政策制定、經費保障等方面，都給予了少數民族文學事業更多的投入和支持。到目前為止，55個少數民族都有了書面文學作家，各部級文學獎項均有少數民族作家的身影。 作為多民族文學創作的陣地，《民族文學》雜志見證了中國多民族文學從比較單一化向著多元化發展的過程。

從古至今，中華民族文化是由56個民族共同締造的，新世紀中華文化的復興更是離不開多民族智慧的凝聚，在今后的中國文化發展中，需從全球視野和文化軟實力的高度、從保持文化多樣性的高度來認識多民族文學成果。的確，多民族文學的繁榮能夠避免工業化伴生的統一化和規范化在文化領域帶來的單調與刻板。少數民族作家也面臨著民族文化被同化甚至是消失的問題，以文學的方式保留民族文化的記憶，促進民族間的理解和溝通，需要我們進一步壯大隊伍、提升質量，出精品推新人，同時加強多民族文學成果的翻譯、研究和宣傳推介，使得更多的少數民族作家及作品走出本民族，走向全國，走向世界。讓中華民族的精神在世界范圍內得以彰顯，與其他民族溝通、碰撞和對話，這是中國多民族文學應盡的努力。

二、文化優勢與文學經驗

在全球化背景下，少數民族的文化優勢、少數民族文學的文化特質，少數民族文化對于中國文學的價值，少數民族文學為中國文學提供的文學經驗及其意義，得到了評論家們的肯定。同時，在文化的多重選擇中找到自己，在文學求索中尋求突破，也是會議探討的話題。

湖南長沙人，1983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沈陽師范大學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副所長，教授。著有《文學批評學》（合著）、《伊甸園的困惑——文學中的描寫》（合著）、《鐵凝評傳》、《魯迅與讀書》、《還在文化荊棘地》、《重構宏大敘述》等。

賀紹俊論述的是從民族文化相互影響論及少數民族文學的“后視鏡”視角。他說，現在研究少數民族文學，一般都是直接從正面入手來研究，將少數民族作家以及他們的作品作為研究對象。從一定程度上說，這是一種提純式的研究方式，是將少數民族文學從一個融合了眾多民族文化的文學格局中抽取出來進行研究，是側重于對其本身的民族性進行研究。但少數民族文學在更多的時候是處于一種各種民族文化交融的狀態下進行的，這特別表現在少數民族作家用漢語寫作的文學活動之中。一個作家在使用他者民族的語言進行寫作時，他的本民族文化的思維習慣會受到他者民族語言思維的干擾，會給他的文學敘述帶來一些異樣的東西。不同的語言在塑造不同的文化精神，保持一種語言，就是保持一種獨特文化的最堅強的保障。

中國少數民族作家的漢語寫作，呈現出了不一樣的語言交融的特點，漢語就像是一個巨大的湖，它匯集了四面八方的河流，每一條河流都代表著一個少數民族的語言風格和文化特點。漢語這個大湖不是屬于漢族一個民族的，它是眾多民族的集合體。即使考察漢語寫作，也包含著大量的少數民族文學的要素。研究少數民族文學創作，也應該研究漢族作家創作中的少數民族文化因素，這就是一種“后視鏡”的角度，透過這種后視鏡所觀察到的情景，有助于我們對少數民族文學的現狀和發展趨勢作出更為更為的把握。在一個多民族文化的語境中，各民族文化的影響和學習是相互的，雙向的，同時也具有一種互為鏡像的關系，從你的眼中能夠看到我，從我的眼中能夠看到你。當我們考察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時，我們就會從“后視鏡”中看到漢族作家寫作中的少數民族文化的因素，以及這些因素是如何影響到創作的走勢和動向，并調整我們對少數民族文學的認識。可以把這樣的漢族作家寫作的研究看成是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一部分。

1970年出生，福建仙游人。1995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碩士，歷史學學士，中國作協創研部研究員、理論處處長。著有理論批評《文藝創作與國家形象》，傳記《少年英雄——20名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災英雄少年的故事》、《世紀知交——巴金與冰心》、《居里夫人的女兒》、《硬漢子作家海明威》等，點校譯注古籍《明心寶鑒》、《讀史心得：忠信讀本》等。2009年獲第十二屆莊重文文學獎。

李朝全分析少數民族題材資源的價值。他說，2000年以來，少數民族題材資源備受熱捧，文學創作出現了一股轉向邊地，轉向少數民族生存方式、歷史、心史、文化，開挖新鮮故事、經驗、創作題材和情感精神資源的熱潮。這種“西部大發現”式的“邊地淘金潮”早在1980年代已現端倪。邊地題材熱、少數民族題材熱是貫穿整個新時期文學歷程的現象。少數民族題材的開掘，對少數民族精神圖譜的深入描寫，大大開拓了文學的版圖，改變了文學的格局。少數民族題材具有文化的無比厚重、豐富與新鮮，是一種比漢族這種雜糅混合體文化更為純粹的文化，物質文明相對落后的少數民族的生存方式常被作為生命力的象征、精神生存的代表。漢族作家對少數民族題材的追逐具有用以改良漢族文學、文化生態的意味。少數民族題材天然地具備普遍性價值和意義。對少數民族題材的挖掘與書寫是一個健全的完整的優良的文明生態系統的需要，也是世界文明多元化建構的必然呼喚與內在要求。這類題材的作品似乎更具普世價值，更易于融入世界，為異國異域的人們所欣賞與接受，因此常常被認為更具備世界性特征，更容易走向世界。

1963年出生，陜西延安市富縣人，文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著有專著《寧靜的豐收》、《小說修辭研究》、《時代及其文學的敵人》、《必要的反對》等。作品獲馮牧文學獎?青年批評家獎、《文藝爭鳴》論文獎、《南方文壇》論文獎，以及2002年度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成果獎等。

李建軍談論作為新鮮經驗的少數民族文學。他說，瑪拉沁夫對草原、對花、對自然的描寫，給人的印象非常深刻。這和漢族作家的寫作不一樣，漢族作家往往直奔事件、直奔故事、直奔矛盾沖突、直奔場景，很少用那么濃墨重彩的語言去描寫大自然。張承志的作品《騎手為什么歌唱母親》，題目直接抒情，這在漢族作家當中是很少用的。再有《黑駿馬》，里面表現出來的那種情調，那種對兩性關系、對生命的理解，也是漢族文化中很少見的。還有霍達的《穆斯林的葬禮》，也是跟中原文化、儒家文化不一樣的，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從這個角度來講，少數民族文學從靈感、對文學的理解、寫作經驗上會給我們提供很多有價值的東西。處于邊緣地區的、人數較少的、生活方式極為獨特的群落，可以為主流敘述、主流社會提供有益的經驗和啟示。

蒙古族，20世紀60年代出生，北京作家協會簽約作家，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理事，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興安對少數民族文學的輝煌及其現狀表達自己的思考。他說，從新中國成立開始到現在，一大批少數民族作家或者曾經主導著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主流，或者至少與漢族作家相比肩。上世紀50年代的《中國青年報》曾登載過這樣一篇文章《不要把我們捧得太高了》，作者就是剛發表了轟動全國的小說《草原上的人們》的瑪拉沁夫，他當時也就20歲出頭，他是代表當時國內年輕的一批作家發出這一倡議的。由此可知，當時的少數民族作家，與漢族作家或者說是和中國主流的一線的作家是在同一起跑線上的。但是新時期以來，尤其是近20年來，有幾位作家能夠達到這個高度，這確實值得我們深思和關注。去年我曾在《民族文學》舉辦的青年作家研討會上提出過三點意見：一、對自己民族語言和民族應該有自豪感和自信心；二、很多作家對自己民族身份和歸屬感焦慮的缺乏；三、民族文學不應只停留在歌功頌德或懷舊的迷夢之中，無法反省自身的問題以及面對各種新的矛盾。

女，山東濰坊人，解放軍國際關系學院文學評論中心主任、教授。著有文學評論集《容易被攪渾的是我們的心》，發表文學評論100余篇。曾獲第五屆中國文聯文藝評論獎，《文學自由談》20年作者獎，第三屆汪曾祺文學獎，首屆江蘇省文聯文藝評論獎等。

解放軍國際關系學院文學評論中心主任李美皆探討少數民族文學的神秘化和去神秘化。她說，由于地域、宗教、歷史傳統等原因，少數民族文化具有神秘化特征。作為文化承載的少數民族文學，也相應地具備神秘化特征，這構成了少數民族文學的異質和獨特性。文化是生活本身，它不是一種表演。對民族文化的刻意體現一方面會突出其傳奇性、異域性、神秘化，另一方面又會導致文化的異化，使其與生活脫離，成為一種表演。少數民族文學的生命力并不需要在另類中彰顯，的文學作品在本質上是共通的，是社會和人性中的恒常因素的表現。去神秘化就是文化上的平常心。比如，藏族作家尼瑪潘多的小說《紫青稞》以對西藏現實生活的細膩描寫顛覆了藏族書寫的神秘化傳統，以更加沉潛平易的藝術追求體現出少數民族文學與現實對話的可能性，是去神秘化寫作的成功范例。

女，納西族。有著作多部出版。麗江師范高等專科學校中文系教師。北京電影學院訪問學者。魯迅文學院十二期作家高級研修班學員。

麗江師范學院副教授、納西族評論家蔡曉齡論述中國當代少數民族詩人群的文本姿態及價值突圍點。她說，少數民族作家，首先是一個現代人，承載著現代文明附加在他身上的一切重負。用漢語寫作是他們之中大部分人的必然選擇，他們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哲學思潮和藝術觀念的影響。他們又承受著本民族文化自身的沖突，這首先表現為傳統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產生的種種變異，其次表現為作家自身文化觀念的深刻裂變。圍繞少數民族作家形成的種種影響因素構成了一個巨大的系統。在這一系統中活動的中國當代少數民族詩人群也相應顯現出了幾種典型的文本姿態：一是遠觀與固守，二是隱形與他融，三是史詩宏構與民族經驗復制，四是兩級游走與裂變之痛，五是民族意象支撐的世界經驗。無論是當今的漢族詩人還是少數民族詩人，甚至當今所有的寫作者們都面臨突破的壓力。突圍點在于：一是主客體對峙中的價值分配，二是本體自覺與集體無意識神話的創建，三是身份與細節的大眾化語象，四是對壘經驗模式間的新生價值點。

滿族，北京人，現為民族文學雜志社事業發展部主任，北京市作協少數民族創作委員會副主任。1985年開始發表作品，2000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報告文學集《雁過皇城根》、《譯道與文化》，傳記文學《汪海三十年》，散文集《真水無香》等九部。

趙晏彪談論作家的現實關懷與評論家的意義。他說，當代作家要致力于文學對現實生活的關懷與擔當。我們處在一個深刻變革的時代，一個充滿活力的中國，而這一切又給文學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創新土壤、藝術源泉、發展動力以及豐沛的想象力空間，但可惜的是，積極深入生活、思考人生、關注現實的作家已經不太多了。葉梅主編一直強調《民族文學》要辦成精品文學，我想辦成精品有兩支隊伍不可或缺：一支的作者隊伍，一支的評論家隊伍。這好比，文學是麥苗，作家如化肥，評論家若除草劑，化肥可以使麥苗長得茁壯，但化肥也會讓雜草叢生，所以除草劑就要把雜草除去，使麥苗真正得到茁壯成長。

三、深邃的情懷、獨特的求索

少數民族作家的獨特人文情懷、創作風格、個性特征等也是會議探討的議題。與會評論家既有對瑪拉沁夫等老一輩作家及其作品的文學價值的重新審視，也有對抵達中國文學前沿的中青年作家創作特色與成就的深入論述，獲取對少數民族文學乃至中國文學及文學本質的深刻認識。

1962年生，大連民族學院文法學院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當代文學、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和教學。專著《瑪拉沁夫小說藝術論》獲第七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另有《契丹藝術史》及論文獲多項省部級政府獎。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及相關問題研究》等課題6項。

李曉峰論述為什么要重讀瑪拉沁夫。他說，60年前，瑪拉沁夫創作了他的及時篇短篇小說《科爾沁草原的人們》，標志著瑪拉沁夫正式躋身于中國當代文壇。與此同時，李喬、陸地、郭風等一大批少數民族作家，成為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文壇的中堅。然而，60年后的今天，在繁榮少數民族文學的呼聲背后，卻無法回避少數民族文學邊緣化的現實。這種邊緣化既表現在少數民族作家創作的弱化，也表現在少數民族文學批評的滯后等諸多方面。重讀瑪拉沁夫，也是對60年來中國當代文學特別是少數民族文學的反思和回望，其意義不言而喻。縱觀瑪拉沁夫60多年的文學創作，歌頌祖國和民族團結是一以貫之和有意為之的主題。今天看來，這一主題恰恰是伴隨中國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最重大、最有價值的主題。其意義和影響遠遠超過以啟蒙主義為代表的各種社會思潮。

1968年生于四川省劍閣縣，文學博士，中央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主要著作有《指引與注視》、《被委以重任的方言》、《失敗的偶像》等。曾獲得過2003年度寶鋼獎，第九屆文藝爭鳴獎。

敬文東對吉狄馬加的詩歌進行了深刻解讀。他說，吉狄馬加的每首歌都是頌歌，都充滿了感恩。大涼山將彝人團團圍住，保護了祖先們遺留下來的傳統、歌喉、天真、詩性和令人震驚的神秘性，讓他們有機會繼續緬懷祖先的榮光，拒絕“在時間中成熟”和爛熟。吉狄馬加深知這種神秘性和彝人血肉與共的深刻關系，自覺認定它必須成為詩歌寫作的重心或焦點。出于對母語、發源地和祖靈的感恩心理，吉狄馬加和他的民族一道，拒絕“在時間中成熟”，繼續“固守失落的文明”。大涼山、火、鷹以及它們代表的一切事物，構成了古彝人的生存背景，培育了彝人的思維方式；而在實施培育的過程中，還將它們自身成功地溶解、遞交到彝人的思維方式之內。和贊美詩、頌歌比鄰而居的萬物有靈論，是彝人吉狄馬加詩歌寫作的起點和根據地。 (原文見本刊今年第6期)

女，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文學博士，北京大學當代近期作品點評論壇主持人。著有《傾斜的文學場——中國當代文學生產機制的市場化轉型》、《美女文學現象研究》等專著。當選“2006年度青年批評家”。

邵燕君以阿來《空山》為例探討純文學的方法與史詩敘事的困境。她說，近年來持續不斷的“長篇熱”中的“史詩化”作品，大都出于新時期以來從“知青文學”到“先鋒文學”各個時期成名的作家之手，在經過“先鋒文學”的反叛和“個人化寫作”的分解之后，各派作家們不約而同地重新集結在史詩的旗幟下建構“封頂之作”。不過，他們都面臨著一個致命問題，就是在意識形態的統一性瓦解之后，面對錯綜的歷史和紛亂的現實，如何為自己的史詩化敘述尋找一個可以建立敘述邏輯、整合價值體系的內在支點？面對這個問題，不同的作家采取了不同的應對方式。作為一個藏族作家，阿來身后有著高大的雪域和不滅的神靈。其實，寫作《空山》的阿來遇到的問題與他的漢族同行相似，這就是阿來自己談到的“寫當下較大的難度是認識問題”：“畢竟這些人事都發生得太近。當我們試圖在里面進行判斷的時候，你會有懷疑。當然不會直接說好壞，但是字里行間肯定會透露這樣一種判斷。”阿來還談到這樣的懷疑在寫《塵埃落定》時并不存在，因為，《塵埃落定》寫的是一個制度的崩潰，而《空山》寫的是一種文化的瓦解和一種新秩序建立的艱難，因而，《空山》的寫作比《塵埃落定》要難。

苗族，文學博士，中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出版專著《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新英雄傳奇小說研究》、《南方民族作家文學創作論》、《當代湖北民族作家文學研究》。成果獲湖北省少數民族文學獎、武漢市社科成果獎。

吳道毅深入細致地分析了葉梅的創作個性。他說，作為土家族作家，葉梅文學創作的一個最為突出的特點，是她對鄂西南土家族地域生活的精彩描寫和對土家族文化精神的著力發掘，以及由此表現出來的對土家族文化的身份認同。對女性生存圖景的積極描繪和透過女性生存圖景對女性人生道路與人生價值的用力探討，凸顯了葉梅的強烈女性意識或曰女權意識。從一定意義上說，對女性的書寫使葉梅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民族作家的身份，使葉梅的文學超越了我國當下民族文學的某些局限，進入到關注人類普遍命運或探討普世性生活命題的更高層面。文學表現上的濃濃抒情味或浪漫主義的氣息，是她作為女作家文字上的溫婉、柔麗與多情。葉梅小說在注重發揚詩意小說或抒情小說的長處的同時，還積極借鑒與融會交錯敘述與整體象征等現代小說技巧，從而使作品呈現出獨特的敘事風格，展示著交錯敘述的魅力與富于整體的象征意味，這拓展了葉梅作品的浪漫主義文學創作路子，也體現了葉梅作為民族作家在藝術道路上勇于探索的精神。

女，蒙古族，內蒙古哲里木盟人。2005年畢業于中國傳媒大學，博士。中國作協創研部副研究員。中國視協會員。已出版學術著作兩部，各種相關論文30余篇，創作電視專題片、電視電影及電視劇60集（部）。

肖驚鴻評述普米族詩人魯若迪基的詩歌。她說，魯若迪基的詩來自靈魂，來自小涼山的神，也來自小涼山的不害人的鬼。他的詩就像是一棵大樹，和他一同植根在小涼山里、瀘沽湖畔，和他一同生長，枝蔓哪怕伸到了地球的那一邊，根，也還在小涼山的土地上。研究魯若迪基的詩，不能只停留在文化的表層上，而應該有機地聯系成一個整體的文化格局。他的詩自覺接續了我國古典詩歌的傳統。除了本質特征和與生俱來的美感外，還折射出對世界的根本性問題和現實人生問題的思考，有著直觀的樸素的哲理性和樸素的浪漫主義詩風。

回族，20世紀80年代生于哈爾濱，《民族文學》發表散文、小說多篇，獲第三屆黑龍江省少數民族文學獎。編劇導演電影《沙棗》《嚼子》等。

石彥偉探討回族文學的美學底色。他說，“清潔”在描述回族文學創作時，已是慣見的詞了。它最早正式進入公眾視線，大概就是《清潔的精神》一文，張承志主要從中國古代俠士精神中，提煉出漸已淪落的清潔氣質，作為他生為一介筆者的立場。如果說以《騎手為什么歌唱母親》為發端的“為人民”立場的樹立，是張承志早期創作的啟蒙觀念，那么在上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頭幾年，“清潔的精神”幾乎成為張承志最核心的美學支柱。尊重他者，支援弱者，敬重人道，表達正義，成為張承志當下最切要的精神特征。“他者的尊嚴”與“清潔的精神”是一脈相承的，因為，要真正表達對他者的尊重，就要首先剔除掉盤踞在內心的自我中心主義、種族主義，剔除盲目的自我欣賞，剔除不公正的觀察世界的角度，剔除一切污穢心靈的殘渣余孽，這本身就是一種道德的自凈過程，亦是清潔精神之外延。回族要求自己不僅要吃得清真，更要思想清真，言談清真，舉止清真。在這種內斂而強大的自律傳統的濡染下，回族文學的清潔傳統，便非出刻意，卻是天然；非出偶然，卻是必然；非出個性，卻是共性。回族作家下筆時格外謹慎，作品風格大多沉靜、節制、干凈，他們的筆是干凈的，他們沒有與物欲的時境同流合污。

少數民族文學論文:如何在漢語教學中提高新疆少數民族學生的文學修養

如何在漢語教學中提高新疆少數民族學生的文學修養

我校從2011年3月開始接受湖北省援疆辦的委托，承接了新疆博州高校畢業生培養學習班的任務。因了這個機緣，筆者開始從事新疆少數民族學生的漢語教學工作，從而對少數民族漢語教學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和認識。

在漢語教學中，如何讓學生更好地學好漢語，充分深入地了解我們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這是我一直在思索的問題。對于新疆班的學生來說，他們雖有屬于自己民族文化的“底子”，但他們對整個中華民族的歷史、地理、哲理等知之甚少，如何根據新疆學生特點把精深燦爛的中華民族文化引入課堂，引入他們平時的生活和談論的話題中，構建學生豐富而又深厚的中華民族文化精神層面，提高少數民族學生的文學修養，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一、以詩歌為盲點突破口，增強詩文底蘊

針對學生對詩歌知識的缺乏，在常規課本教學外，可發動并鼓勵學生課外閱讀古今中外的精品詩歌，給學生介紹詩歌欣賞的入門知識，推薦自己鐘愛的詩篇，和他們探討詩與人生的話題，談論與詩歌相關的作品文化背景、文學流派、習俗典故等，引發學生對文化的渴求。

二、開展豐富的專題講座，擴大學生的知識面

我校新疆學生都是已經大學畢業了的，但是由于他們身處邊疆少數民族聚集區，平時使用漢語交流的機會很少，從小學到大學很多都上的是民族學校，在學校里老師學生講的都不是漢語，所以對于這些少數民族學生而言，歷史、文化、地理等知識是相對匱乏的。漢語的學習不應該僅僅局限于會說普通話會寫漢字，還應該著眼于真正讓少數民族學生了解我們博大精深的文化，從而更

熱愛我們的祖國。

所以，筆者認為在教授漢語之余，我們應該多給學生開展一些專題性的講座，比如禮儀禮俗講座、湖北文化講座、地理知識講座、國學講座等等。我在給少數民族學生上漢語課的時候，及時節課我就給他們講孔子，先讓他們看電影《孔子》，然后讓大家自由發言，看完電影后，大家都感受很深。可見，通過這些專題

活動和專項知識的講解，可以讓少數民族學生在玩中學，在學中真正理解和掌握中華文化的精髓。

三、以成語、熟語學習為輔，補充古漢語知識

內地新疆班學生對學習漢語的認識上有一個誤區。他們覺得能把現代漢語學好就不錯了，古文學了沒用，而且也難懂。對學古文沒興趣，討厭、害怕學古文。其實現代漢語中有許多詞語所反映的事物，在當今社會中雖已不復存在，但原來的一些說法仍保留在現代漢語中。這些成語既然是有出處的，那么要理解它的內涵，就必須了解它的文化背景。

由于相關知識的貧乏，對在課文或者對話時出現的一些常用熟語，新疆班學生常會僅從字面上去理解意思。漢語中許多口語化的慣用語如“碰釘子”“磨洋工”“走后門”等，表現力很強，但如果不了解它的文化前背景，也就不能理解它的內涵。因此要教育學生，現代漢語不是孤立的，而是有著深厚的歷史傳承。沒有扎實的古文基礎，要學好漢語是很困難的，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漢語成績的

提高。

總之，在新疆班的語文教學中，注重漢文化的熏陶，開展豐富的專題講座，以成語、熟語學習為輔，補充古漢語知識，擴大學生的知識面，充分調動各種教學手段，形成文化、知識、訓練的循環融合，就一定能在新疆班漢語文教學的路上越走越寬，為學生開辟出一片自由快樂的學習天地。

少數民族文學論文:探討我國少數民族漢語言文學專業應如何改革創新教學模式

【摘 要】 本文主要探討了在新的時期下，我國高校的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教學模式應當如何改革創新，轉變思維模式，以提高教學效果，從而培養出更多符合當代社會發展需求的漢語言文學人才。文章首先分析了在傳統的教學模式下，漢語言文學專業教學過程中所存在的弊端與缺陷，并就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改進和轉變教學模式的方法措施進行了探討，以供參考交流。

【關鍵詞】 漢語言文學；教學模式；問題；轉變

漢語言文學是傳承我國古代文化的一門重要專業學科，其主要是為了研究我國傳統的古代詩詞、文學作品、成語、典故等一些具有我國古代文化特色的語言常識，這對于我國語言文學的發展是起到很重要的奠定基礎作用的。目前我國的很多高校都開設了漢語言文學專業，但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卻發現教學效果并不能達到滿足的效果，尤其是近年來在社會發展和科技進步的推動下，傳統的教學模式已經遠遠不能滿足新時期對人才的需求，這時加快漢語言文學專業教學模式的轉變就顯得極為重要。以下本文筆者就在結合自身教學經驗的基礎上，通過研究分析新時期新形式下社會對人才的需求，來探討如何轉變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教學模式。

1、傳統教學模式存在的問題

從學科種類劃分上來講，漢語言文學專業是屬于一門人文學科而非自然學科，其所體現出的人文精神是非常強大的，這是我國古代文化流傳下去的主要途徑之一。因此提高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教學水平是非常有必要的。然而從目前我國的大多數高校的漢語言文學專業教學來看，教學方法與教學模式還是存在著較大的問題與不足的，教學思維較為固定和守舊，并不能適應新時期的教學需求。其主要存在的問題大概表現在以下幾點：

1.1教師采取“滿堂灌”的教學模式

受到傳統教學觀念的約束，在現階段不少高校教學中都是采用傳統的滿堂灌的教學方法，這種教學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學生思想和積極性。在教學課堂上，教師在三尺講臺上，口若懸河地滔滔不絕，將各種知識點分解為條條框框逐一的列舉在黑板上，下面學生通過對黑板上知識進行記錄的方式來對各知識點進行理解，這就造成了學習的被動性和學生聽課的不主動。學生在聽課的時候一般都是昏昏欲睡和埋頭抄寫筆記，等下課的時候一哄而散，很少去對知識點進行交流和探討。一個學期下來，師生的彼此認識和了解也是十分有限。由此可見，這種教學模式明顯地存在極大的問題，學生在課堂上處于被動狀態，教師永遠是高高在上。缺乏應有的互動，有趣的人文課程變得刻板地抄錄筆記，無法激發起學生對課程的興趣和熱情，學習效率自然低下。

1.2教師忽視學生創造力的培養

將來的社會是充滿機遇和挑戰的信息時代。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不僅要做到對各種專業知識點的教學，同時還要教學生怎么樣去學習，怎么樣更好的掌握知識，以此來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積極性。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創造力主要體現在語言的創造性運用，具體來說就是口語表達和書面寫作上。可是我們不難發現，如今不少中文系教師往往只重視教材上的知識傳授，學生只是被動地“聽”課，缺少對問題的思考，沒有小組討論和交流的訓練，不懂如何表達自己的意見，一到了實習的時候，方知道在講臺上非常害羞，說不出半句話來。至于書面的創作，更是少，連實習學校的教案都不會寫，更不用說學術論文的發表了。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教師的責任是不可推卸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傳統的照本宣科的教學模式忽視學生的創造力的訓練和培養。

1.3教師不重視學生實際應用能力的訓練

理論知識是客觀實踐的高度總結，對實際運用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但是如今不少漢語言文學的教師往往只重視理論知識的教導，譬如。學生還沒認真把文學作品原著瀏覽一遍，教師馬上向學生總結出該作家以及相關流派的特點、思想意義和歷史地位，到考試前，學生只要死記硬背一下課堂筆記。在這種教學模式中。學生的查資料、篩選資料、歸納總結等基本動手能力根本沒有調動起來。至于調查報告、撰寫公文、新聞稿等貼近實際需要的應用寫作，還是比較缺乏應有的指導和訓練。

2、轉變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教學模式

面對當前人才市場的激烈競爭，若還是一味沿襲采用傳統的教學模式進行漢語

文學教學顯然是不可行的，必須要在當前的教學方式基礎上著手改進與完善教學方法與教學模式，以此來提高教學水平，使學生能夠真正掌握到傳統文化的精髓要點，能夠在進入工作崗位后充分發揮其所學到的知識內容。在此筆者提出了一些改革和轉變當前教學模式的方法措施，具體如下所示：

2.1轉變陳舊的教學觀念，樹立以學生為主體

思想觀念是行為的先導，想要轉變高校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教學模式，首先要轉變陳舊的教學觀念。首先，在漢語言教學的過程中確立學生主體地位，將教材看成確定、客觀的認知對象，引導學生通過感知、判斷、概括、抽象、推理來理解和掌握教材中的知識，從而使教材知識的獲取超越了知識技能的范疇，并將其融入到生活領域中去；其次，漢語言教學應具有開放性，不能將教材單純地看做真理和知識載體，學生只能認知和掌握，卻不能重新構建。開放性的漢語言文學教學應充分尊重學生的個人見解，不應把教師的定性理解強加于學生。教師采取“滿堂灌”、“填鴨式”的教學模式，歸根到底的原因就是教師與學生的聯系就是傳授知識，教師和學生是上級與下級的不平等關系，教師擁有的，學生必須服從教師。以教師、知識為主體的陳舊教學觀念，直接導致課堂的教學活動只存在著教師的單向傳授知識，缺乏師生之間的互動交流和討論。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動力自然較低，對知識的理解只是處于表面的識記層面，缺少應有的深入反思。

教師應以其豐富的知識做背景，在教學中不斷拋出新觀點，給學生以震撼，激勵他們也去發現、思考、創新。可以說漢語言文學教師必須在不訥于言的同時，還要敏于行。沉默寡言不是該的個性，只有言行結合，才能讓學生讓自己更自信，更有思考的動力。 　2.2轉變落后的教學法，嘗試具有開放性的探究型教學

至于在教學法上，我們必須轉變落結論型的灌輸教學模式，嘗試具有開放性的探究型教學。探究型教學就是指學生在教師有目的性的引導下，主動地參加到發現問題、分析問題的過程，并且最終解決問題的一種教學模式。與結論型的灌輸教學模式相比，探究型教學的較大的根本區別是調動起學生的主動性，自主地探究問題的存在，尋找問題的答案，在此過程培養起學生對問題的解決能力。因此，探究型教學的步驟口以分為：選擇課題（發現問題）——收集、分析資料（分析問題）——總結歸納結論（解決問題）。

2.3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相結合

漢語言文學作為理論性較強的一門學科，在教學的過程中，若一味的強調理論的重要性則違背了我國“應用型人才教育”的倡導。由此就需要在漢語言文學專業教學的過程中，既要力爭“實踐、創新、應用”還要遵從我國傳統的“傳道、授業、解惑”將漢語言文學推向更廣的社會層面，尤其是發揮“文以載道”的傳統思想。例如：2011年4月1日，上海浦東機場一名留學生因學費問題與來接機的母親發生爭執就拿出行李中水果刀刺傷母親。這雖是個案，但也要引起重視。教師教授先秦諸子散文孔子的《大學》：“為人子，止于孝”時可將“孝”作為一個專題。讓學生認識到符合孝道，是為人子女的最基本的要求。不愛父母焉能愛他人？不愛家庭焉能愛祖國？以此類推，將“愛國”、“禮儀”等美德也作為專題，既學前人文才，又品思想，使學生受到“潤物細無聲”的道德教育。為此，在轉變教學模式時還需要進行相應的實踐教學，將社會中對于漢語言文學的需求轉化成實踐課程，通過理論與實踐的相互輔助教學來使學生更加與客觀的了解到漢語言文學的重要性與實用性，這樣才符合新時期社會對人才能力的需求。

3、結語

總之，漢語言文學對于我國的文化傳承來講是非常重要且關鍵的一門學科，為了在保持我國文化的傳統與特色的基礎上將古代文化發揚光大，就需要我們不斷創新發展，改革轉變落后的教學模式，積極利用新的教學工具與教學理念，提高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教學水平。

少數民族文學論文:試論“后殖民主義”理論與少數民族文學批評

論文摘要：后殖民主義理論是原先被殖民的國家在獲得軍事和政治上的獨立之后，殖民國家不得不換用一種更為隱蔽的殖民方式以達到采用原先“殖民主義”不再能順暢達到目的的情況下產生的一種理論。這種理論的邏輯起點是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及其內部指向的生產關系的壓迫性。從其理論產生的出發點考慮，它加深了我們對西方文化霸權和資本主義利欲本質的認識，從而提醒我們要時刻保持警惕，本質上，它是不適用于我國少數民族文學批評的。

論文關鍵詞：后殖民主義理論；少數民族文學批評

在這里，筆者主要想對“后殖民主義”理論在我國少數民族文學評論中的某種具體運用提出一些質疑，其指向針對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中的民族主義的想象共同體理論。當然，這并不是說二者在具體的內容上是一致的，而是指其思維方式的確有著某種契合。

前段時間，筆者聽到了這樣一種看法，認為我們的文學評論界盡管大量運用了某些“后殖民主義”的理論對部分國內外的文學作品進行了解讀，發現了潛藏其中的基于工業文明和物質操控下的“話語霸權”及東西方的對立，但簡單地將之比附于西方對東方、及時世界對第三世界的文化滲透和政治侵略以及事實強權下的某種抑制，并不是真正地運用了“后殖民主義”理論，至少是沒有從“后殖民主義”理論的出發點去運用，尤其是在審視我國的少數民族文學的創作時更是如此。這種觀點認為，在評論我國少數民族文學的創作中，只有通過審視主體民族和政治強勢是通過怎樣的話語形式及掌控的龐大的傳媒機器影響人們的意識，認識到主體民族對少數民族的某種強行介入或者少數民族在物質主義或政治主流驅動下的某種被迫性尷尬境遇，并進而激發少數民族自身的“自省”意識和獨立自強精神才是真正地運用了“后殖民主義”理論。

其實，類似這樣的言論，在一些理論批評文章中也曾出現過，只不過他們的言論沒有這么直露，而是經過了某些“學術語匯”的包裝。例如，針對后殖民主義文化身份理論，有人即說：“后殖民主義文化身份理論之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意義，并不僅是可以借鑒身份理論關于殖民／后殖民和少數族群的某些觀點主張去解析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某些具體文學現象，最重要者毋寧在于其反本質主義的治思方式和以總是居于‘文化之間’的少數族群為思考起點的‘后殖民視角’。”再如，針對所謂后殖民理論的“精髓”和思想方法之一的“對抗性思想”，有論者亦提出：“對抗的對象是很寬泛的……對東方主義和西方文化霸權的反抗只是這樣對抗精神的一種表現而已……張頤武等的第三世界批評是將批評的矛頭對外的，對著及時世界的文化霸權，批評某些中國文學成為西方文化的‘他者’，而寬泛地理解‘對抗性’之后，批評的可適用性增強了。對抗性潛在的意義是批判性、邊緣意識和反思性。對抗是對著某種居于強勢地位的思想、力量和行為的，對抗的主體往往居于邊緣地位，這使得對抗的主體有了批判和反思的能力……運用對抗性意識，發現邊緣感受和邊緣的文學現象，正是運用后殖民理論進行文學批評的神來之筆。比如，當下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中的沉默現象、少數民族文學與主流文學存在的選材、藝術追求和風格的距離等，都可納入批評。”

可以說，正是順著這樣的思路，近年來，后殖民主義理論在我們的文學研究中有著較為廣泛的運用，尤其是對于少數民族作家創作的審視更是如此。如僅就對藏族作家的評論而言，這幾年以“身份”命題的論文就有朱霞的《當代藏族文學的多元文化背景與作家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構》、李建的《阿來：邊緣書寫與文化身份認同》、意娜的《當代藏族漢語文學創作的文化身份意識初探》、喬麗的《從扎西達娃作品辨析其文化身份》、楊紅的《論扎西達娃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構》、唐紅梅的《論阿來<塵埃落定)中的身份認同》等，至于涉及到后殖民主義理論相關術語的、對其他少數民族作家作品的批評，更是難以計數。而其合理性，似乎是毋庸質疑，因為在全球化多元性的現代社會，不“拿來主義”是不行的。可是，此種“拿來”真的是“拿來”嗎?不可否認，任何主體建構都存在著對象性的關系，或者說任何注視都有一個看與被看的關系，權力也總是與其對象相聯系在一起的，但當這種關系轉至后殖民批評術語“他者”與“自我”的對象性審視中時，是否一切這樣的關系都與后殖民理論原初產生“他者”與“自我”視角時的關系一致呢?弱者和強者的對抗，或者說弱者和強者的相對存在，是否因為這種存在的存在就都是一致呢?不同的弱者與弱者之間、不同的強者與強者之間是否就沒有差異性了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如有學者指出：“在不同的國家中，社會權力(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的結構關系是不同的，其社會成員所體驗到的支配性壓迫也是不同的，在后殖民理論領域，如果忽視及時世界國家與第三世界國家的歷史與文化錯位，機械‘進口’、挪用西方后殖民理論的話語乃至話題，所犯的錯誤正是文化理論的跨語境移置過程中的簡單化錯誤。”

對于后殖民主義理論，筆者以為，究其實質，它是原先被殖民的國家在獲得軍事和政治上的獨立之后，殖民國家不得不換用一種更為隱蔽的殖民方式以達到采用原先“殖民主義”而不再能順暢達到目的的情況下產生的一種理論。這種理論的邏輯起點是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及其內部指向的生產關系的壓迫性。在西方社會文明(及時世界)的背景下，它更多的是理論設計者自身對自我困境的解脫，對自我行為的辯解，其邏輯起點——強勢和弱勢的已然區分，使看者和被看者的身份同樣暖昧，被預先置于了一個虛構的體系之內；反之于在東方社會(第三世界)背景下，則是對政治強權、文化侵略、意識滲透及物質主義的一種“自省”和反抗。其所運用的具體環境是有一定條件的，即在批判和闡釋西方對東方的潛在侵略、及時世界對第三世界的壓榨上是有普遍有效性的，但這并不等同于這一有效性適用于任何一種具體條件下的情況，尤其是在經濟基礎和生產關系截然不同的社會中，這種理論是不能一概視之的。

事實上，任何一種理論如果不承認其具體條件下的實用性或者片面地強調抽象的普遍性，那么必然在其對立面的條件下顯示出謬誤。而目前“后殖民主義理論”這種存在各種可能性和對抗意識的批評范式即是如此。它在一定條件下的有效性，并不能在另一條件下具有同樣的合理性。在現實問題中我們不難理解，比如我們并不能把今天遇到的問題全部等同于歷史上遇到的問題，不能把在非同一時代背景、序列和社會條件下的一國遇到的問題等同于另一國遇到的問題；同理，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下的民族問題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的民族問題，雖然都表現為民族的問題，但二者在本質上是不同的。我們的民族問題是在解決了民族生產關系壓迫基礎上的具體的人民內部的民族問題，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民族問題，就其根本來講是民族生產關系依然存在壓迫性的問題；我們的民族問題不是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之間的對立，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的民族問題則是民族生產關系存在壓迫和被壓迫之間的對立。由此出發，西方對東方的“后殖民主義”策略掩蓋的是一方對另一方出于物質基礎不平衡而施加的生產關系性的壓迫，而在我國，各民族之間本就不存在與之同質的“民族問題”，更不用說什么“后殖民主義”下的民族壓迫了。

因此，且不論“后殖民主義理論”在我國少數民族文學批評中的某種運用所產生的實際效果將如何把現實引向一種可能的危險境地，就那些主張引進對抗意識論者的所謂對抗精神來說，抽離了基本生產關系的人道主義和民主，又能有多少其所謂的人道主義和民主，乃至人性?事實上，僅就后殖民主義理論范式中的“他者”與“自我”的單對立來看，其在現實操作層面上，也將面臨著不可解釋的困難和難以避免陷人想象的怪圈的。比如在一篇題為《想象西藏——當下文化生產中的“西藏形象”》。的論文中，當論者指出在文化工業生產中存在塑造“他者”這一想象西藏的方式時，當他對諸種以“差異性”為主的西藏表述策略進行分析時，以及當他評述西藏的言說中的自我表述或表述的共謀時，他如何能夠保障自身就不是在以“自我”塑造另一個“他者”?換言之，也即他如何能保障自身的言說方式不也是一種塑造“他者”的策略，或他們不也是正在加深這種“差異”的鴻溝，或不成為這種差異拉大的共謀者?進一步說，到底又是誰在真正進行著這些想象或想象的想象?他們在向誰進行著想象的揭示?如果“他者”不能說話，被表述者只能被表述，那么表述者的這種表述，如何可以說就是對被表述者的表述呢?而且更為重要的是，西藏文學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或在怎樣的層面上存在“自我”與“他者”之間的對立呢?事實上，在作者與其預設的少數民族作家諸種“身份”的“他者”與“自我”之間，無論是從任何一方的角度來看，其套用的過程都是對異方的消解，其展現的平切面既非民族作家的真實現狀，也從根本上開不出一個療治民族性寫作偏見的良方。這就更不用說這些理論的指向，天然還可能使“后殖民主義者”將對抗的矛頭引向“被后殖民者”內部——從“被后殖民者”中激發起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從而將其愈加引人一個狹隘利益的固執己見的封閉保守落后的內斗之中。而這種本是希望消弭對抗的對抗引進，卻有意無意中加深了這種對抗，那么這種對抗還能有什么意義呢?另外，這種后殖民主義理論的運用，在具體操作層面的表現上，除了提出所謂的主體民族對少數民族的壓迫之外，還有另外一種表現——即對少數民族傳統文化靜態的審視。比如當下一些批評者將一個恒定的藏文化預設在藏民族作家的表達中，不約而同地以靜止的非藏文化的視界去審視運動著的藏文化的表現，或者以運動著的非藏文化視界去衡量靜止著的藏文化的表現，這種矛盾與以民族作家身份去替換作家身份，或者以民族身份去取代民族作家身份一樣偏謬明顯。例如，在一篇題為《阿來筆下的西藏想象》的文章中，作者雖然明知阿來的作品并非全部關涉到了行政區劃上的西藏，卻偏偏舍棄現實意義上的“西藏文化”，熱衷于想象性的“文化西藏”的構筑，并以“西藏這個名字，與整個藏民族息息相關”為由，把對阿來作品的解讀題名為“阿來筆下的西藏想象”。由此可見，這種所謂對作家西藏想象策略的揭示，與其說是在想象真實，毋寧說是真實的在想象。

可以講，以上這些西藏文學批評中的誤區，一定程度上都與其襲用的后殖民主義理論是有關聯的。但遺憾的是，這種理論范式的實際運用，在一種貌似純粹客觀公允的學術構想中，非但沒有改弦更張，而且還進一步地在所謂民族精神和文化生存的悖謬曲解上肆意衍生。

綜上所述，筆者以為“后殖民主義理論”在本質上是不適用于我國少數民族文學批評的，如果非要說從其理論產生的出發點去考慮，那么這也僅在于它加深了我們對西方文化霸權和資本主義利欲本質的認識，從而提醒我們要時刻保持警惕；而其在方法論上的意義則是要讓我們站在比較視野的前提下對問題進行思考。總體而言，我們既要看到全球化的趨勢，但又不能盲目認同全球化，尤其要避免在抽象的全球化的口號下喪失自我。

少數民族文學論文:淺析少數民族文學話語系統對建構中國文學敘事生態倫理意識的意義

摘要：少數民族文學作為一種話語系統，其鮮活的話語從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友善相待的"族親"之愛，以及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天人合一、和諧共處的愿望中，體現了生態倫理意識。既是對當前現代話語對原有空間倫理關系沖擊、破壞的暗示，也是對中國文學應如何在“現代”與“傳統”、“原始”與“文明”之間尋求合理和合適支點進行的一次重新打量。

關鍵詞：少數民族文學；話語；生態倫理

文學作為一門語言藝術，是以言語為基本符號，以社會語境為中介，通過讀者與作者的心靈溝通而得以成全的話語系統，是一種社會權利關系纏繞的意識形態形式。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社會存在決定著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具有能動的反作用”。伴隨著現代化進程的飛速運轉，生產力的高度解放、發展，現代科技的快速升級換代，市場經濟的不斷壯大，以及人類征服自然能力的加強，由大自然的神秘而致的對大自然的那份敬畏，以及與大自然和諧共處的“族親”意識正日趨消減。這種消減首先表現為現代文明進程中科學話語、科學理性對大自然神秘感的“祛魅”。人類對自然界產生敬畏的諸多因素之一，是自然神秘感的存在，然而隨著現代社會理性色彩的日趨加強，許多原來不可知的現象得到了自然科學的解釋，于是，自然界的神秘性就消失了。“葉廣苓《長蟲二顫》中，在顫坪調研的中醫學院教師王安全，用中醫學的知識重述了殷姑娘用扁豆花下蠱的傳說，消解了山間巫蠱之術的神秘性”；“《老虎大福》中黑子撲朔迷離的野性背景，在二福從楊陵農學院獲得生物學知識后被終結，‘豹和犬是兩個科目，受基因限制，它們之間不可能有任何雜交成果，黑子……沒有任何野性背景’”①。科學話語的傳入，使自然的神秘性消解，人類對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也由此淡化。其次，這種削減也表現為，市場經濟不斷壯大中商業話語對人類與非人類生命“族親”意識的淡漠。隨著市場經濟的引入，“族親”意識已成為一個遙不可及的神話，金錢成為衡量生命價值的一般等價物。出于金錢的考慮，利益誘惑產生了人對自然和其他非人類生命理直氣壯無所顧及的掠奪：“籠里的猴對村民來說都是錢，活的錢”（《猴子村長》）②，迫切的致富欲望和精明的物質利益計算，使村民對猴群進行了滅絕式捕殺。在商業話語系統中“錢”成為了使用頻率較高的詞匯，人與大自然、與其他非人類生命之間的“族親”之愛被淡漠了。

由上可知，伴隨著現代文明而出現的科學話語、科學理性、商業話語使人對大自然的敬畏、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的“族親”之愛消解了。然而，與現代文明的科學性、商業性相比，少數民族文學話語系統中保留了較強的生態倫理意義，處理了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之間的倫理關系。這一倫理體系的核心是人對自然及非人類生命的敬畏，以及“族親”之愛。

少數民族大多分布在云南、貴州、廣西、內蒙、新疆等邊緣地區，由于地勢原因經常處于青山、綠水、奇花、異草、野生動物等的環圍之中，因而在少數民族文學作品中，關于這些動植物的描述以及圍繞著它們展開的故事較多，基本上每個民族的民間故事集中都有關于動植物的描寫。仔細分析這些少數民族民間動植物故事，發現它們都摹寫出了人與自然、人類對其他非人類生命真誠相待的友愛圖景，這主要是通過兩種形式來進行呈現：一是正面書寫人出于天性的善良、淳樸對動物的友愛。如錫伯族民間故事《黃狗小巴兒》中，傻子老二好心收留黃狗小巴兒，在被嫂子趕出家門后仍和小巴兒相依相靠和諧生活，在黃狗小巴兒被嫂子棒打死后，如伙伴般將其安葬，經常上墳探望，表現出一份“族親”之愛。與此相類的故事還有錫伯族民間故事《鸚哥的故事》、滿族民間故事《扇子參》等。二是側面烘托人對動物的寬容友愛之情。如錫伯族民間故事《狗和人是怎樣交朋友》狗在分別與野兔、狼、熊的相處中每次都因自己的叫聲而被排擠，幾經選擇、幾經對比，轉向人類，人類沒有排擠它反而視它為朋友。在選擇與對比中，側面表現出了人對動物的友愛之情。另外，錫伯族民間故事《老虎、蛇、蚊子、燕子和人》、《狗和兔子》，瑤族民間故事《馬交朋友》等也都以同樣的形式側面表現了人對動物的友愛之情。

與人對動物的寬容、友愛相聯系的是由它而衍生的動物對人的友愛的回報。少數民族民間故事中有一大部分故事都通過動物對人善行報答的形式，表現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主題，研究者將這一形式通稱為“動物報恩型”模式。如滿族民間故事《達布蘇與梅花鹿姑娘》通過達布蘇解救、悉心照料小鹿，之后小鹿幻化為一美麗姑娘與之成親的故事，表現出了人對動物友愛，動物對人進行善報的主題。在這里報恩的動物不僅限于溫順的鹿、蛙、兔等，甚至兇猛的動物也懂得報滴水之恩。當然，與之相反也有表現惡有惡報主題的作品，如滿族民間故事《薩滿捉參》中薩滿捉參的結果就是被海浪卷進江底淹死了；《棒槌孩》中小蘑菇頭他訥、他瑪捉棒槌精吃以求長生不老的結果便是被打個頭破血流。特定空間的倫理取向的提煉與凈化，顯現了話語系統中的生態倫理色彩。

總之，少數民族文學中人對動物的友善以及“動物報恩型”的模式都表現出了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之間深深的“族親”之愛，體現了強烈的生態倫理意義。與此同時，少數民族民間故事中保留的許多自然景觀的由來、形成背景也顯現了一種生態倫理意義。滿族民間故事中的風物傳說《湯池的來歷》，孝敬公婆的媳婦用手捧著火柴燒熱了結冰的水泡子，從而化作驅病除邪的湯池；《紅羅女》，美麗正直的紅羅女把昏憒的皇帝捉弄的丑態百出，幻演成鏡泊湖八大景觀之一。這些故事中演繹自然景觀的由來是跟人類的善行、善德聯系在一起的，表現出了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天人合一、和諧共處的愿望。

少數民族話語系統從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友善相待的“族親”之愛，以及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天人合一、和諧共處的愿望中體現了生態倫理意義，表現出了人對自然的敬畏，與非人類生命和諧、平等、共存的愿望。這不僅為近年伴隨著現代化進程飛速運轉帶來的日趨嚴峻的生態問題而產生的像于堅、賈平凹、張煒、遲子建等的生態創作，以及由之興起的生態環境美學奠定了基礎，同時也暗示出現代話語對原有空間倫理關系的沖擊與破壞，并隨之衍生出了更為復雜的價值立場和倫理體系，即在“現代”與“傳統”，“原始”與“文明”之間文學該如何為自己尋求合適和合理的支點。“現代”“文明”的進程在理論上本應是促進文學不斷進步的動力，然而文學的發展似乎并不與文明的進化相符相成。伴隨著現代文明的發展而文學一直恒久不變的東西是“人文精神”“人文關懷”，它們是文學得以生存的不竭動力。回顧百年文學，上世紀處以來，中國文學以不斷書寫對人的價值和權利尊重的人文精神追隨著“德先生”的指引。在少數民族文學中，少數民族作家們把人文精神中尊重的對象拓展到人之外的自然和其他非人類生命，實現了生態倫理與人文精神的對接，是人文精神發展至生態倫理精神，使自由、平等、博愛的理念由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調整惠及到自然和非人類，拓展了人文精神的理論內涵。我們在談論保持人類尊嚴的時候，保持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發展，保持人對動物的尊重，是保持人類尊嚴的一個重要部分。然而，“科學”“文明”和“民主”一樣，在一個世紀以來一直散發著激動人心的光華。現代科技在帶來舒適、方便和快捷的同時，漸漸也顯示了它在賦予人類征服自然能力之后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因而如何評價現代科技為文學敘事的一個重要維度。理性考究，其實現代科技本身并不具備善惡品質，區別在于如何使用，而關鍵點還在操控它的人類。我們在接受現代科技的同時，也要尊重傳統的生態倫理；破除封建傳說的同時，也要尊重其蘊含的生態倫理，只有這樣才能通過話語生態的重建來達到恢復和保護自然生態的目的。少數民族作家作品中的這種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的生態倫理意識，為文學處理現代與傳統、科學與人文關懷之間復雜的價值立場和倫理關系體系，尋求到了合適合理的平衡點。中國文學的敘事書寫既可以從中獲取一套生態話語系統，同時也能通過對現代科技的合理評價來搭建保護自然生態的橋梁，在這一點上少數民族文學給予中國文學予重大的啟示。

少數民族文學論文:少數民族漢語言文學課程建設探討

摘要：少數民族學生漢語教學,其任務主要在于培養學生的語言應用技能和語言交際技能,特別是通過語法知識的講授和訓練可以使學生更加自覺地、能動地認識和把握漢語語言的內在規律。

關鍵詞：少數民族學生；漢語言文學；教學

這里的漢語教學是指在少數民族學生中開展漢語語言的教學,其中漢語教學包括教授漢語課程和利用漢語語言教授其它專業課程。自開展漢語教學活動以來,本人謹根據自己的教學實踐談談少數民族學生的漢語教學問題。

一、改善少數民族漢語言文學教學水平

1. 提高師資水平

師資水平的提高一方面要提高民族老師的漢語水平，主要通過（1）對在職教師漢語水平的再培訓，提高教師漢語水平的實力。（2）開展漢語文化活動，讓民族教師更多地了解漢語文化的背景、底蘊，了解漢語文化的意境，增強民族教師的軟實力。（3）對于教授漢語語言老師的資格進行嚴格把關，選用老師。另一方面實施漢語老師援助少數民族漢語教學，讓漢語老師作為“外教”給民族學生授課，注重提高民族學生的漢語發音，以及漢語用語的語境選擇。此外，少數民族漢語教師在教授知識的過程中還要注意表達方式，要注重口頭語與書面語的結合、與姿態手勢的結合，這就要求教師們“民漢”兼通。講解內容時要用簡潔，條理清晰的書面語言，而在具體事理如描繪景，啟發誘導時要用生動、自然的口語表達，以增強感染力。

2. 教學結構的改善

漢語語言博大精深，語法結構復雜多變，字形相近，相似者甚多，教與學都存在一定困難，所以教與學都要抓重點，而不是全部灌輸，對于音節一定要一次性通過，即及時次教授時就要求學生發音，一旦一次發音不準，以后就很難糾正，這是因為學習具有慣性式“原始記憶”及時次錯，一旦形成慣性想改都改不了；對于語法，不宜講過多，過繁，講的太多反而會擾亂學生對語法的記憶，以前掌握的都可能變的模糊不清。語法教授不在于多，而在于精。把日常生活中及寫作中常用語法知識講通即可，也就是語言知識的講授一定要精要好懂，讓學生學后有實際用處；對于字形相近者采用區別法即找出不同點，通過比較字形的不同來加以記憶。

3. 使用新穎的教學方式

在教材選材合理的基礎上，再適當應用多媒體教學將最現實、最實用的漢語生活語言帶到課堂，提高學生學習語言學以致用的能力。由于漢語語言方式靈活，同時又具有很強的語言環境性，不同場合、環境都可能造成語意的變化。所以一定要讓學生在多媒體信息中如身臨其境般的親自體驗漢語言的應用。例如：充分利用語言學習資源，在新疆地區漢族人數幾乎占半，這給少數民族漢語教學提供了良好的語言環境，在我校也有不少漢民同宿，所以同學之間可以很方便地交流，以促進民族同學漢語言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少數民族漢語教學中可以盡可能的采用民漢同宿、同習，促進民漢學生的語言交流，以實踐來提高民族同學的漢語水平。

4. 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

在教學過程中，還要注重教授學生學習方法及學習習慣，讓學生掌握漢語語言學習的規律，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

知識性、學習化社會的到來，對學習者的要求也隨之提高，不僅要求他們掌握大量的知識信息， 還要求他們掌握一定的學習技能，以便利用這些技能自主學習，為適應這個“終身學習型社會”打下基礎。而培養學生自學能力的重點就是培養其閱讀習慣及寫作習慣，通過大量的閱讀，讓學生掌握閱讀方法及技巧，在慣性閱讀中讓學生逐漸摸清漢語語言的規律，這些都是少數民族漢語教學中不可或缺的內容。

二、具體授課方式上要把握以下幾點

1. 系統地講解漢語語法知識。語法是語言構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揭示了語言結構的組合規律,通過語法知識的講授和訓練可以使學生更加自覺地、能動地認識和把握漢語語言的內在規律。漢語語法體系不僅豐富多彩,而且別具一格,與其它類型的語言,特別是表音文字類語言的語法體系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教學過程中,要進行系統地講解,并充分運用實例來闡明漢語語法的規律和特點,必要時還可開設現代漢語講座來輔助教學,使學生對漢語語法有一個完整的把握和深刻的理解。

2. 加強漢語語法知識的應用訓練。學習是為了應用,并在應用中進一步得到提高,學生對漢語語法知識的掌握也要通過作業練習來進行檢驗。作業練習包括記憶練習和能力練習,應以能力練習為主,讓學生在作業練習中直接體驗和把握漢語語法的知識要點,辯認各種詞類和詞組,正確分析句子成分和判斷語句的正誤。老師則通過作業講評對學生進行啟發和指導,提高他們的漢語語言修養和表達能力。

3. 在抓好少數民族學生漢語教學的同時,進一步促進他們的母語及其它科學文化知識學習,將漢語教學與他們的母語及其它科學文化知識學習有機結合起來,例如老師可以指導學生將漢語與母語的語法及修辭特征進行對比,通過對比分析克服母語負遷移,并深化對漢語語法規則和修辭技巧的認識和理解。只有這樣才能保障少數民族學生的文化素質和認識能力得到提高。

總之，各個方面都與教師素質及對漢語文化背景的認識有密切關系，學習語言最基礎的是學習文化背景，尤其是漢語這樣一門歷史悠久的文化，其底韻內涵之深，其概括力，語言彈性，包容性之大更增加了其學習上的難度，因此對教師及其相應教學措施的要求也比較高，少數民族漢語教學中教師必須有一套扎實系統的漢語理論知識，同時漢語語言的實踐性也必須結合起各種教學手段表現出來，這是漢語語言抽象性，概括性的特點所決定的，這樣少數民族漢語教學才會取得效果。

少數民族文學論文:少數民族聚居區的民間文學拾遺

一、民間故事 民間故事，俗稱“古今”，按其流傳地域，雖各有側重，但歸納起來，有以下幾種類型:宗教故事類卓尼地屬少數民族聚居區，且以藏族為主，有濃厚的宗教基礎和習俗，宗教故事在民間有相當的生命力。這些故事大多數美妙奇特，雖然有些情節虛幻縹緲，但其中幾乎都寄托著人們對新福生活的美好祝愿和憧憬，歌頌真善美，詛咒假惡丑，代表著人民的良好祝愿，是這類故事中的精華，有流傳在大峪溝地區的《五座神山》和藏巴哇、洮硯等地的《策墨林軼事》等。 在宗教故事中，也有相當一部分荒誕不經的情節，宣揚封建迷信思想，以統治者的需要出發愚弄人民，這類故事是宗教故事中的糟粕。 族源史故事類這類故事流傳在各個部落中，既是故事，又是一個民族、一個家族、一個部落的歷史。他不是以史書、家譜的新式流傳于世。這類故事，有點像經過演繹了的史書，它們并不是枯燥無味的編年體、記敘體史志，而是進過歷代的口頭流傳、修飾、潤色和渲染，變成了優美動人的民間故事。如流傳在納浪鄉西泥溝地區的《三個先人》和鄰村小板子的《六月六凍冰》等。《三個先人》是西泥溝盧、楊、梁三家的祖先，傳說在古代，他們起碼挎弓背箭，帶著妻兒老小，在西泥溝的土橋子安下了家。 故事就圍繞他們三家的墾殖經過和他們與邪惡勢力的斗爭展開，贊頌他們的英勇善戰、勤奮艱辛、團結親善，能在此地發展成為一個擁有千戶子松的大部落。這個故事相傳已久，直至今天，西泥溝人每年還在四月初七這天供上三位先人的行樂圖進行祭祀儀式。《六月六凍冰》說的是小板子部落有位英勇的酋長夫人，武藝超群，百戰百勝。可有一年出去帶兵打仗，遭到數十倍的敵人圍困，當她帶著屬下突圍出來，遇到一條大江攔路，晚上扎了營后，就派兵去打探，一看河上是否凍了冰橋，這天正是六月六，哪來的冰橋呢！派人如實報告，都被她斥退，有個士兵想，反正說實話也不能活，就撒謊說“：夫人，河上凍了冰橋了！”他就命全軍拔營渡河，到河邊一看，果然河面上凍了一座冰橋。等一人渡過河后，冰橋即變成一灘浮沫順流而去……戰斗故事類此地為歷代彎弓躍馬的戰場，從周到羌戎、漢馬防、唐哥舒翰、宋王韶、明沐英、清左氏……還有各民族間、部落間大小戰事不斷，為這類故事提供了相當豐富的創作素材，很多故事幾乎就是戰場紀實。這類故事中尤以楊土司家族的戰斗故事為多。 例：北宋王韶，面對宋、金、夏對峙局面，深感收復河湟的必要，即上書宋庭，提出西平西夏，收復河湟，招撫羌族的計略。熙寧四年八月（1071年），遂置洮河安撫司，命王韶主其事。 隨后，王韶就看是了收復失地的大小戰爭，傳說他身不解甲行軍五十天，平定了洮、岷、迭諸州，形成包圍西夏之勢，以功升任樞密副使之職。 二、童謠 當地童謠流傳區域主要分布在漢、藏、土族聚居區，洮河沿岸三格毛藏區（俗稱半番子地區）。流傳形式以漢語為主，其大多在兒童游戲時吟誦。也有少量的搖籃曲和催眠曲。這些童話語言質樸、優美，有濃郁的鄉土味。 游戲謠： 1、腳右腳右盤盤，一盤盤到南山。南山哥哥會扯線，扯了一窩窩鵓鴿二蛋。拿到屋尼（里）叫娘看，把娘看了一身汗，驢蹄兒，馬蹄兒，踡過阿婆一只兒。 2、馬蓮花，當路開，上來下去屋尼（里）來。你家做下的啥早飯，奶茶酥油拌炒面；你家做下的啥晌午，糕糕饃饃水蘿卜；你家做下的啥夜飯，羊肉臊子下掛面。 3、纏、纏、纏棉花，李子樹上叫阿爸，阿爸帶的尖尖帽，你看熱鬧不熱鬧。 催眠謠：馬蓮花兒，打骨朵兒，阿爸給娃說媳婦兒，不說媳婦兒娃一個兒，說下媳婦兒扎兜兜兒。 他姐姐，捏饃饃，一捏捏了十八個，差一個，貓吃了，貓來？ 上樹了，樹來？水淌了，水來？和泥了，泥來？裹墻了，強來？ 豬隳了，豬來？屠家哥哥殺過了，屠家哥哥來？十字路上躺著呢，花花被兒蓋著呢，花花枕頭枕著呢。 三、神話傳說 神話傳說是當地民間口頭文學中最富于想象力、創造力，也是最感人的一種藝術形式，尤其在卓尼歷代政教合一制度統治下的農牧民，更是向往美好的生活，但他們又處于濃厚的宗教思想的束縛之下，所以，在他們創作的口頭文學中，往往借助于神佛的力量去達到向往，這也是環境、時代對他們的局限。 四、結語 無論是民間故事、童謠還是神話傳說，都反映了當地人們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主要體現了人們精神生活的各個層面。 這些流傳在一代代人們中間，連綿不斷的民間文學，給時代生長在這個地方的人們留下了寶貴的財富，給整個人類文化的寶庫增添了光芒。通過對這些逐漸失散的文化財富，及時地進行收集、整理和保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少數民族文學論文:少數民族對校園文學的影響

校園文學是指發生在校園的文學現象的總和，包括校園文學創作活動、校園文學批評活動、校園文學鑒賞活動、校園文學社團活動等校園文學實踐活動。高校校園少數民族文學，是指在高等學校里由少數民族學生參與的校園文學實踐活動，包括少數民族學生參加的各類文學社團活動、少數民族學生用民語進行的文學創作及閱讀等活動、少數民族學生或漢族學生用漢語言書寫的反映少數民族生活的文學作品以及對作品的閱讀鑒賞活動，這是一個多層次的動態的過程。 校園文學是校園文化建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衡量一所學校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標志。將校園文學的建設納入校園文化的建設中，不但可以推動和繁榮校園文化，而且可以開創校園文學的新局面，為進一步抓好高校的政治思想和育人工作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如何建設和發展校園文化是近年來許多高校一直不斷探索的一個問題，而對少數民族學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是各高校文化建設工作的首要任務之一。新疆各高校少數民族學生占了很大的比例，有的甚至達到百分之六、七十以上，如喀什師范學院、和田師專等。發揮校園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的作用，可以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加強對少數民族學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提高他們的道德修養，可以培養他們的學習興趣，提高他們的人文素養和審美情趣，同時還將大大地促進校園文化建設的繁榮發展。 一、校園少數民族文學的作用 （一）校園少數民族文學是政治宣傳、思想教育的重要工具之一 新疆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聚居地區，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各族人民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密切聯系，互相學習，相互促進，增進了民族團結，建設了繁榮、富裕、和諧的新疆。但長期以來，國內外的民族分裂主義分子，妄圖把新疆從祖國大家庭中分裂出去，他們除了不斷地在新疆制造暴力血腥事件外，還通過各種途徑，妄圖占領思想文化領域。于是，他們把黑手伸向了校園，不僅在中小學，而且在大學的校園里進行反動輿論的宣傳。校園少數民族文學作為少數民族學生精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很容易被民族分裂分子加以利用和歪曲篡改，或添加制造帶有民族敵對或民族分裂情緒的成分，從而使校園少數民族文學淪為民族分裂分子煽動民族反動情緒的陣地。民族分裂主義分子的反動觀點和言論，對各族學生造成了很大的毒害，這種毒害如果滲入到了他們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就會使他們背離正確的人生道路，成為危害社會的隱患，嚴重影響到新疆的民族團結和社會的政治穩定。因此，占領校園少數民族文學陣地，讓它成為黨和國家方針、政策的宣傳工具，成為對少數民族學生進行思想道德和理想教育的陣地，不僅可以引導少數民族學生形成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還可以促進校園少數民族文學的健康發展，促進少數民族學生積極健康地成長，并使他們成為維護校園和諧和社會穩定的堅實力量。 事實證明，搞好校園文化建設，以校園文化為平臺抓好學生的思想和宣傳教育工作，民族分裂主義分子就沒有市場，校園就會成為一方凈土。在校園內發展多方位的校園文學，讓漢民族文學和各少數民族文學共存在校園中，充分發揮好文學的宣傳和教育作用,對校園文化建設意義重大。（二）校園少數民族文學能夠提高少數民族學生的人文素養和各種能力，能夠培養他們的審美情趣和道德情操開展豐富多彩的校園少數民族文學活動，能發揮民族學生的潛能，提高他們的文學素養和各種能力，培養他們內在的人格品質，樹立以科學精神、藝術精神、道德精神為要素的人文精神。如通過開展讀書活動，能提高他們的閱讀能力、思辨能力和審美能力；通過各類講座，能豐富他們文學知識和文化常識，汲取歷史經驗教訓，積累人類文明成果；通過演講比賽，能鍛煉他們的辨別能力、表達能力和反應能力；通過文學創作，能提高他們寫作水平和思想境界；通過文學作品的改編演出，能加深他們對文學作品的理解能力和對文學藝術的創造能力。此外，少數民族學生在閱讀和寫作的過程中，可以學習和傳承本民族的文化，通過對文學作品的鑒賞評論，能夠增強他們的文學鑒賞水平與明辨是非的能力，還能夠培養他們的文學審美情趣。而從文學作品中所汲取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等高尚的思想情感，增強了他們對真、善、美和假、惡、丑的辨別，從而便于他們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培養了他們健全正直的品格和美好的道德情操。 二、新疆高校校園少數民族文學目前的狀況 目前,新疆各高校校園文學主要是漢民族語言文學，而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基本上處于邊緣狀態，甚至有的高校還沒有校園民族語言文學，與之相對的是漢語言文學在校園文化里占據著主流地位，而這種主流地位主要是漢族學生主導的精神文化。由于少數民族學生和漢族學生在語言上和文化上的溝通存在一定的障礙，再加上民族文化的差異和文化認同的差異，造成了少數民族學生對漢民族文學閱讀、理解、欣賞的隔膜,并進一步影響到少數民族學生參與漢語言文學活動的積極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少數民族文學和漢語言文學的交流、溝通、融合和發展。因此，創建和發展校園少數民族文學，能引導少數民族學生積極參與校園的文化建設活動，促進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和漢族語言文學的相互借鑒和交流，為開創校園文學的新局面奠定良好的基礎。 三、如何創建校園少數民族文學 借鑒內地和新疆校園文學建設較成功的高校經驗，以科學發展觀指導新疆校園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的建設，積極探索新疆高校少數民族校園文學的發展道路，是一個重大。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少數民族校園文學的建設。 （一）發展校園網絡文學 網絡文學作為一種新的文學傳媒手段，從一出現便以它得天獨厚的優勢迅速成長壯大。現今的網絡文學已經成為一個大眾化的文學交流平臺，自由創作、自由閱讀、自由評論、內容風格呈現多元化,使得文學不再高不可攀，網絡文學成為人人可參與的創造性地學習和審美活動。新疆各高校都建有自己的校園網絡平臺，為校園師生提供了一個可以自由選擇交流對象和自由選擇交流時間的平臺，交流面廣，方便快捷。#p#分頁標題#e# 而目前各高校的校園網絡文學，基本上是漢語言文學占據著主導地位，民族語言網絡文學發展還比較較緩慢。隨著計算機的進一步普及和發展，少數民族學生對計算機和網絡的運用越來越熟練，網絡成了他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為了在思想教育和文化戰線上占領傳播速度最快的網絡，進一步發揮校園網絡的育人作用，在新疆高校創建校園少數民族網絡文學已顯示出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因為，它不僅可以豐富校園文學的內容，增進各族學生之間的精神交流，形成一種新的校園課外活動方式，而且只要能引導校園少數民族網絡文學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它還可以成為校園內一個宣傳和教育的網絡平臺，能正確引導民族學生明辨事實真相，分清是非，自覺遵守校紀校規，維護民族團結，維護穩定。它還可以成為少數民族學生相互交流、相互學習、相互促進的平臺。因此，創建校園民族網絡文學，能使校園文化模式得到一種全新的提升。 （二）舉辦校園文學沙龍 文學沙龍是指一種組織形式靈活的小范圍文學活動形式。在高校的校園里，文學沙龍有它獨特的自身優勢：文學沙龍的組織方式簡單易行，它無需耗時、耗力，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在校園或校外的任何一個地方舉行，如教室、宿舍、校園、廣場、茶屋、餐館等等。它可以在一個系的范圍內，也可在一個班級的范圍，還可以是文學趣味相同的不同系別，甚至不同學校的師生參加的文學活動；文學沙龍的活動形式多樣，如可以組織幾人到十幾人的文學創作交流、書評會、朗誦、討論、辯論、采風、生活體驗活動等。在民族學生中舉行這樣的文學沙龍活動，讓他們在這些活動中，互相學習、互相影響，從而能提高學養，弘揚正氣、抵制邪惡。各高校要要充分發揮民族教師對少數民族學生文學沙龍活動的組織和正確引導作用，積極鼓勵民族教師參與學生的文學沙龍活動，并重點培養既有文學愛好，又有組織能力，并在思想上積極要求進步的少數民族學生來組織文學沙龍活動，充分發揮他們的重要作用，讓校園少數民族的文學沙龍活動健康地向前發展。舉辦校園各民族語言文學沙龍，不僅有利于提高各族學生的文學素養，而且還有利于豐富了校園文化的內涵，形成良好的校園文化氛圍和學習風氣，對維護校園的團結和穩定也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三）成立民族文學社團 校園文學社團是團結同學，形成合力，交流經驗，創新藝術的載體。在校園內成立民族文學社團，讓民族學生積極參與到文學社團的活動中來，使每一個成員在潛移默化中提高自己的學養和各種能力。在校園民族文學社團中，開展多種形式的文學活動，如讀書活動、文學講座、文學作品的創作和鑒賞活動，詩歌朗誦會等，不但有助于學生積極進取、主動參與、大膽競爭等自我表現能力的培養，也大大增加了他們與老師、與漢族同學交往的機會，提高了他們協調解決問題的能力及人際交往能力，培養了團隊精神，增強了合作意識。學校團委、學生會要積極創造條件建立少數民族文學社團，激發少數民族學生參與文學社團的熱情，幫助他們營造自己的文學園地，以展現少數民族豐富多彩的生活和民風民俗，弘揚少數民族文學的優良傳統，為校園少數民族文學活動開辟一個窗口，這樣無疑更有利于各民族青少年增進交流，加深友誼，促進校園和諧和社會和諧。 （四）豐富校園的板報欄，充分發揮校園廣播站的作用 校園的板報欄在漢語言占主導地位的同時，還要適當地加入民族語言和民族書畫藝術的形式，要充分發揮板報欄對各族學生的宣傳和教育作用。還要讓少數民族學生在校園廣播站中發揮應有的作用，積極鼓勵民族學生投稿，宣傳國家的大事、政策和法規，把校園內的好人好事、不良風氣用生動的民族語言寫出來，通過校園廣播站傳向校園的每一個角落，使校園里的每一位民族學生都能從中受到教育和啟迪。這樣才能鼓勵少數民族學生積極地參與到校園的文化建設上來。從而促進校園各民族文學的共同向前發展，為維護校園的穩定做出積極的貢獻。 總之，新疆是一個特殊的地域，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創建和發展新疆高校校園少數民族文學，在當今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它有利于提高民族學生的人文素養，培養民族學生各方面的能力，它還有利于促進高等學校的德育工作，有利于校園和諧和穩定，有利于民族團結，有力于社會安定和團結，有利于民族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有利于進一步貫徹民族平等的原則，有利于促進各民族文化共同發展和共同繁榮。

少數民族文學論文:布赫參觀考察中國少數民族文學館

日前,第八、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布赫專程到內蒙古師范大學參觀考察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館。中國少數民族文學館館長特?賽音巴雅爾為布赫同志解說并匯報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館的建設和發展情況。布赫參觀考察后表示,中國少數民族文學館展覽內容豐富,形式多樣,充分展示了我國少數民族文學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的輝煌成就。他說,中國少數民族文學館建在內蒙古師范大學,為內蒙古自治區建設文化大省增添了一個亮點,同時為我國少數民族文學事業大發展大繁榮做出了重要貢獻。

陪同考察的領導有內蒙古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常務副主任雷? 額爾德尼、副主任云秀梅、教育廳副廳長滿達等。 (民 文)

少數民族文學論文: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民族性及發展

摘要:在我國悠久的歷史上,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包括文學藝術在內的光輝燦爛的文化,同漢族文學一樣,我國少數民族文學也有著豐富多彩的內容和源遠流長的歷史,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總趨勢是在曲折中前進。

關鍵詞:當代文學 少數民族 民族性

我國少數民族當代文學始于1949年,是我國少數民族現代文學的繼承和發展。隨著新中國的誕生,社會主制度的建立,黨的民族政策和文藝方針的貫徹落實,50多年來全國范圍內已經形成老中青相結合的多民族、多語種、多梯隊少數民族作家隊伍,創作出一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反映時代主旋律、表現民族特色和時代變革的好作品。在新時期,為什么小說創作比較繁榮,而且寫出那么多有深刻思想內容和藝術價值的好作品。

一、少數民族文學中的民族性

文學的民族性是一個民族精神特定的形象性、藝術性的具體體現,它只能建立在作者的民族自我意識和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上。一個民族之所以成其為一個民族,并在特定的歷史階段不能為其他民族所取代,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文化上的差異所決定的,這種有別于他民族的文化,又是由該民族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一系列的共同歷史條件下,特別是在共同的經濟生活影響下所形成的社會意識形態所決定的,它直接反映著該民族在生產和社會生活中的相互關系,又使這種關系細致地體現到人們的意識、行為之中,使其穩定和持久。這些對于一個民族的社會生活尤其是文學都產生著深遠的影響。

近年來的少數民族中短篇小說創作,有一個值得關注和欣喜的趨勢,就是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作者逐漸擺脫了過去的那種簡單地敘寫民風民俗、俚語服飾、傳奇故事的平面化敘事套路,而展開了屬于自己的文學追求,在一個更深的層面表現民族精神。他們的作品往往更注重于塑造在特定的時代背景環境下獨具個性的鮮活的人物形象,積極調動各種手段刻畫人物的性格和內心世界。譬如葉廣芩的《逍遙津》,視角獨特,語言嫻熟,凸顯人物的性格命運,頗具藝術感染力。再如梅卓的小說集《麝香之愛》,文學性很強,具有獨特的民族韻味,敘述手法頗具靈性。作者觀察生活深入細致,故事情節曲折蜿蜒,起伏不定,往往于輕松平常處顯現意味甚或沉重。書中的主人公大都是當代藏族知識青年男女――畫唐卡的畫家、歌手等等,折射出一個古老的民族在21世紀前行的身影。作品中的文學性和民族性得以巧妙地契合互補,對于藏民族的歷史和心路歷程有著別具特色的藝術呈現。

二、民族性是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底線

(一)少數民族文學存在和發展的底線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堅持文學的民族性書寫是文學,特別是少數民族文學存在、發展的一條底線。“五四”以來,關于文學的民族性與世界的爭論一直是個熱點,堅持民族性書寫,是發展我國少數民族文學事業的重要基點。在中短篇小說中,可以看到一些少數民族作家在民族性的書寫中進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如藏族作家格絨追美的《失去時間的村莊》,作者從大山深處的村莊看雪域、看世界、看過往的歲月、看當下的進程,也窺視未來的面目。作品的寫法新穎別致,在傳統中融入新的時代氣韻,具有鮮明的民族和地域特性。哈薩克族作家葉爾克西?胡爾曼別克的《黑馬歸去》也以一個哈薩克人的獨特眼光,通過一匹外來的健壯的黑馬去窺視一個民族最隱密的心靈世界。這些作品都體現了作家自覺的民族性書寫,具有鮮明的民族性格。

又如,佤族作家袁智中的短篇小說集《的魔巴》就聚焦于云南佤族山區的人與事,把作家獨特的生活體驗以及她所理解的地域文化、風土人情和民族性格融入到作品中,因此作品很有張力。她的《丑女秀姑》講述的是一個山寨丑女人秀姑與幾個礦工的情愛故事,一個苦難女人的忠誠和質樸躍然紙上。讀后給人一種剛性與硬氣,讓讀者感受到了生命的韌性與力量。

(二)宗教是民族文化的一種精神現象

宗教是民族文化的組成部分,是一種精神現象,也是人類的一種精神生活方式。一個少數民族作家的創作要歷史地、客觀地、真實地、生動地反映本民族生活的全部面貌,表現本民族固有的文化特質和揭示本民族的文化內核以及本民族的心理結構,就不可能不對本民族宗教文化現象作認真的考察和描述。而且,宗教與文學都是人類情感的表達方式,是對世界的兩種評說和把握方式,二者同屬于上層建筑,都是復雜的社會意識形態和廣闊的社會生活的反映。

在新時期文學大潮中,少數民族作家在自省的過程中,對宗教表現出三種態勢:及時,否定宗教文化,這主要表現在老一輩作家和中年作家的作品中,如瑪拉沁夫的《活佛的故事》、益希單增的《幸存的人》等;第二,在新時期崛起的中青年作家的作品中,他們將筆端滲入到本民族的宗教文化領域,正面描寫宗教現象,他們既看到了宗教的消極因素,也發現了宗教文化在本民族歷史發展中的作用,予以審美觀照,如孫健忠的《死街》,扎西達娃的《西藏?系在皮繩扣上的魂》和《朝佛》,烏熱爾圖的《七岔犄角的公鹿》、《棕色的熊》,以及吉狄馬加的《初戀的歌》和《一個彝人的夢想》等等;第三,肯定宗教文化,如張承志的小說。張承志的現代宗教意識在《金牧場》和《心靈史》等作品中得到了充分表現。

三、在批評中促進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

消除當代少數民族文學邊緣文化,改變少數民族文學弱勢地位,不僅是弱勢文化對強勢文化的自覺抵抗,也是擴大少數民族文學的影響和繁榮少數民族文學的必然要求。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要明確自己目前的話語地位和文化處境,應該承認自己相對于主流文化的弱勢地位,應該承認當前少數民族文學批評在整個中國當代文學批評領域中弱勢地位和邊緣化的現實。我們知道,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的批評和研究一直在進行,但長期以來卻缺乏自覺地從學科建設的高度去思考、反省、展開民族文學的批評和研究,致使經過了二十多年的工作,還沒有為少數民族文學學科建構比較系統的理論基礎和研究思路。因此,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批評在承擔對民族文化正確解讀時,應該構建自己獨立的批評話語,應該具有一種人文精神和開放、現代的學術品格,應該追求自己獨立的文學理論精神,這是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批評改變其邊緣狀態的必由之路。

在當前的少數民族文學批評中,作為整體的少數民族文學的概念常常被個體民族文學的概念取代,如蒙古族文學、藏族文學、維吾爾族文學、壯族文學、哈薩克族文學、白族文學等,人們很少從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的整體高度來審視個體民族作家和作品。這使相當一部分少數民族作家和作品的價值和意義被曲解和淡化。此外,在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批評中,缺少清醒的批評意識,有些批評者對民族文化特別是批評對象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傳統缺乏深入的研究和了解,難以對民族文學的個例進行深入的文化分析和的藝術定位,對少數民族文學創作中諸如作品的民族意味、民族表達尤其是作為作品活的靈魂的民族精神的張揚和重塑等關鍵和共性問題,缺少應有的關注。因此,作家很難從批評中受到啟迪,這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了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批評在繁榮和發展少數民族文學中應有的作用和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領域的影響。

結束語

總之,的少數民族作家,應當既能深入于自己所熟悉的民族生活之中,又能超越狹隘的民族觀的束縛,克服單純從民族學、文化學的角度來觀照文學的思維定式和對強勢文學、主流思潮的依附、趨同心理;不要讓“文化自戀”情結和“民族自卑”意識禁錮頭腦、限制視野、動搖膽魄,用清醒的頭腦、現代的思想觀念、先進的哲學理念來提升作品的品味。

少數民族文學論文:云南少數民族與漢族對中國古典文學接受差異的現狀分析

摘要：本文通過實地調查和網絡調查的方式對云南少數民族與漢族進行調查，以調查數據為基礎，分析了云南少數民族對中國古典文學接受的現狀，云南少數民族與漢族在接受中國古典文學現狀上的差異，對這種差異進行了的一種思考并提供了一些建議。

關鍵詞：云南；少數民族；漢族；中國古典文學；接受；現狀

本次調查選擇了云南二十多個市縣，涉及問卷187份，包括了漢族與九個少數民族：彝族、回族、哈尼族、藏族、白族、苗族、傣族、壯族、苦聰族、普米族等。在調查過程中，我們采取了深入當地調查與網絡調查相結合的方式。從調查的效果來看，大部分當地人對這類調查較重視，但也有一些問卷上有很多的選擇題被空留著。

一、云南少數民族對中國古典文學接受的現狀

通過我們對云南九個少數民族的調查發現，云南少數民族對中國古典文學接受的情況大致如下：

（一）少數民族人民對“小說”與“詞”兩種文學體裁存在偏好現象。

（二）通過電影、電視等形式向少數民族人民傳播的四大名著受到較大歡迎。對于我們提出希望我們提供何種幫助時，大部分的少數民族人民認為可以通過電影與電視等方式來進行中國古典文學的傳播。另外，少數民族人民所了解的中國古典文學名著中的人物形象大部分都是通過這兩種媒介了解的。

（三）大部分少數民族人民不是非常了解本民族文化。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相對落后是原因之一。經濟環境決定了民族的文學藝術發展的程度。在統計問卷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少數民族人民在遇到“你對自己民族的文學、文學了解的程度”問題時，大部分人選擇了放棄此題目的回答。從回答的情況來看，也不容樂觀，非常熟悉的少數民族人民還未占到三十分之一，這是少數民族文化發展的一個極大瓶頸。

（四）對中國古典文學表現出不太積極的學習態度。主要表現為：少數民族人民一般不會閱讀也不會購買中國古典文學的著作；在被調查的少數民族近一半的人民可能會去了解，只有30%左右的一定會去了解；他們對于學習中國古典文學似乎不太需要我們的幫助；等等。

（五）語言文字障礙是少數民族接受中國古典文學的難題之一。

總的來說，云南少數民族對中國古典文學的接受還是取得了一些進步，他們已開始接觸中國古典文學，并且對非常著名的作品和非常出名的人物形象有較深的印象，同時他們已認識到必須加強對中國古典文學的學習才能保障本民族文化素質的提高，這不僅是一個吸收營養的過程，而且是一個宣傳自己文化的過程，對構建民族大團結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二、云南少數民族與漢族在接受中國古典文學現狀上的差異

漢族人民對中國古典文學的接受存在先天的優勢，主要是語言及環境等方面。但在具體調查和統計后，我們發現，云南少數民族與漢族在接受中國古典文學上還是有很多差異的，下述其要：

（一）少數民族偏好詞，而漢族人民偏好史書。就中國古典文學的傳播來說，大部分少數民族與漢族都偏好小說，這是由小說本身的體裁特點所決定的。有近30％的少數民族人民和漢族人民分別認為經常選擇讀詞和讀史，這兩種體裁也是他們各自選擇喜歡閱讀的體裁中所占比重第二高的。小說與詞兩種體裁應該說是俗文學的代表。特別是詞從產生始就被認為是艷麗富貴，而云南少數民族地處南疆，本身就具有南國的各種性格特點，如細膩、溫婉、富于色彩等。徐渭曾說：“聽北曲使人神氣鷹揚，毛發灑析，是以作人勇往之志……；南曲則紆徐綿渺，流麗婉轉，使人飄飄然喪其所守而不知覺。其南方之媚柔也。”云南少數民族人民恰是柔和，婉麗的性格，這與詞本身的婉轉、亮麗亦不謀而合。同時俗文學相對雅文學來說，俗文學更易于被大眾所接受。

（二）了解中國古典文學的方式上，少數民族人民主要通過電影與電視，而漢族人民主要通過書籍與電視。少數民族人民由于語言文字等因素，對于電影與電視更易于接受；而漢語人民雖然也可以通過電影與電視，但大部分都是較早通過書籍來接受中國古典文學。如漢族小孩較早就開始讀連環畫等一些普及中國古典文學的讀本。

（三）在閱讀古典文學作品時考慮的因素方面，少數民族主要考慮作品所傳遞的精神、作品內容與作品的知名度等方面，而漢族主要考慮作品的內容、作品所傳遞的精神與作品人物等方面。

（四）在學習中國古典文學的難度方面，漢族主要在于興趣不大，而少數民族主要在于語言障礙等因素。大部分被調查的漢族人民認為興趣決定了他們接受中國古典文學的態度，他們在漢語的基礎，但不一定選擇學習中國古典文學。而少數民族則不同，他們大部分連語言文字都沒有過關，就談不上興趣了。

三、對這種差異的一種思考和建議

對于加強民族融合，現已存很多觀點，也不乏創見，此不贅述。筆者拋開當代現有的少數民族政策和相關觀點，以實際調查為基礎，以少數民族的現實需求為指導，針對少數民族與漢族對中國古典文學接受的差異，提出幾點有益于提高少數民族對中國古典文學接受的建議，以期對當代少數民族工作提供一些幫助和理論支持。

（一）提高少數民族人民的文化素質是有利于中國古典文學在少數民族群體間傳播的重要途徑。認字水平是文化素質的一個重要方面，如果少數民族人民不會認、寫、讀普通話，那么就無所謂對中國古典文學的接受了。當然少數民族的漢語學習不宜提早進行，這是為避免少數民族語言的丟失。何為文化素質？它當然包括中國傳統的文化與少數民族的文化，這兩者也是少數民族人民必不可少的素質。

（二）加強中國古典文學著作的注解，使這些著作以一種簡單明了的方式被少數民族人民所接受。可以嘗試用當地民族語言來翻譯中國古典文學著作，這部分工作似乎已悄悄開始發展，但還未取得實質性的成效。原因在于還只有少數的古典文學研究者投入其中，他們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翻譯仍是杯水車薪，無法滿足少數民族增加的對中國古典文學的求知欲望。另一個原因是由于同化等因素，少數民族語言的掌握者正逐年減少，高質量的翻譯作品也難以產出，也不可能有大批量的翻譯工作者來從事此項工作。鑒于此，當代教育機構應加強少數民族語言的保護和繼承，使我們已瀕臨消失的語言得以在少數民族間廣泛流傳，并形成一種強大的勢頭進而影響當代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者，讓他們成為中國古典文學簡單化的專門人才，這于少數民族對中國古典文學的接受大有裨益。

（三）運用電影、電視、網絡等大眾媒介來加強對中國古典文學對少數民族人民的宣傳。這些新型媒介在少數民族中已呈現出普遍性，但關于中國古典文學的相關內容還很少。我們利用這些新的媒介能直觀地展示中國古典文學的魅力所在。電視與電影具有非常強的直截性，它們以聲音和畫面的形式直接傳遞給少數民族人民。我們電影行業和電視制作企業及網絡企業應舉起大旗，做好相關產品的開發，以推動少數民族人民對中國古典文學的接受。

（四）少數民族知識群體，特別是其中的高知群體，需要真正提高中國古典文學素質。正如賀希格陶克陶在《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一文中提出，少數民族文學事業需要一批專家教授、博士碩士等高層次人才。同時也需要一批專門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專家、教授，他們成為中國古典文學與少數民族文學的橋梁，融通兩者，這不僅有利于接受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先進元素，亦有利于提高少數民族文學本身的地位。

該論文是西南林業大學2007年面上基金項目（編號：200603M）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