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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理論論文:就業保障經濟學理論論文
一、西方早期經濟學思想對勞動就業的認識
在西方早期經濟學思想中,學者們對就業的認知和理解主要是勞動就業能夠創造財富以及如何通過增加就業機會產生更多財富。十五世紀資本主義開始萌芽,重商主義逐步興起且影響一直延續到十七世紀中葉,他們以增加貨幣財富積累為目的,主張強大的中央政府干預經濟活動,鼓勵增加人口和對勞動力的投入。[1]重商主義者認為,造成失業的原因在于商品充斥與貨幣稀少并存,政府需要采取各種保護政策和宏觀調控手段,為窮人提供就業崗位。受重商主義影響,當時的政府通過行政管理手段,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以保障就業水平。在經濟不景氣時,政府和公共輿論為確保就業,往往會向雇主施加壓力,使其不得解雇工人。如,在斯圖亞特王朝時期,為防止失業的發生,雇主在不贏利情況下也會被迫開工營業,甚至還要支付高額工資。[2]但這一時期的就業政策是出于增加統治者財富的目的而制定的。
二、古典經濟學對就業保障制度的影響
十七至十八世紀,以威廉?配第為代表的早期古典經濟學思想逐漸興起,古典經濟學者強調自利的經濟行為。配第是宏觀經濟學的開拓者,主張政府盡量少地干預經濟。他在《賦稅論》中最早提出勞動決定價值的基本原理,還認識到教育和訓練會使人的勞動生產能力出現差別。[3]配第認為,應該雇用那些失業的人來修路、挖河道、種樹、造橋、采礦和制造各種商品。從這個意義上說,配第是提倡在公共服務領域雇用勞動者,從而減少結構性、周期性失業的經濟學先驅。[4]十八世紀下半葉,隨著亞當?斯密揭示了市場經濟可以通過自行調節的市場機制運行的規律后,經濟學界在此后的兩百年間開始了自由市場機制和政府宏觀干預之間的爭論,兩種思潮的爭論圍繞如何促進經濟發展、解決失業問題、實現充分就業而展開。亞當?斯密強烈反對重商主義的政府干預理論,并在《國富論》中闡述了“經濟人”思想,認為“人們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支配,在追求個人利益時使整個社會獲得較大利益;而將國家定位于“守夜人”角色,負責鞏固國防,健全司法體系和建設公共事業。在生產勞動方面,斯密認為勞動是財富的源泉,國民財富的增加不僅取決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還取決于勞動者數量的增加。[5]同時,斯密并不否認國家針對特定領域和情形進行有限干預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如,國家設計和管理稅收體制,為公共支出提供資金或減少不平等,包括對弱勢成員的保護等。斯密所處的時代是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的繁榮時期,因此,他對失業、生產過剩問題都未作出具體考慮。斯密的自由市場機制理論先后得到古典自由主義、新古典學派、新自由主義貨幣學派、供給學派等的推崇和繼承。十九世紀初期,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李嘉圖批判地繼承了斯密理論,堅持經濟自由主義,反對政府干預,主張廢除《濟貧法》,倡導通過個人努力擺脫貧困狀態。李嘉圖認為,市場機制的作用能使勞動供求達到平衡,價格制度會自動產生充分就業,而不會發生由需求不足和生產過剩造成的大規模失業,充分的生產和就業是常態化的,過剩僅是暫時現象。早期效用學派的代表人物、法國經濟學家薩伊認為,供給和需求經常趨向平衡,只會產生局部失業,而不會有大規模失業,并提出薩伊定律,即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馬歇爾把古典經濟學供給分析和邊際效用學派的需求分析加以綜合,創立了新古典學派,形成一個以生產成本分析為中心的供給理論和以邊際成本分析為中心的需求理論相結合的新經濟學體系,同時提出“自愿失業”和“摩擦性失業”概念。新古典經濟學派認為一個沒有資源被閑置或被浪費的、均衡的市場,就會是一個“充分就業”的市場,所以要解決失業問題首先要解決勞動力市場競爭不充分問題。[6]正是在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初,私人職業中介組織相繼出現,此后許多國家開始建立免費的公共就業服務機構,促進雇主與求職者的聯系,填補崗位空缺。
三、凱恩斯學派國家干預理論促進就業保障制度的發展
十九世紀末,工業革命和城市化的負面效應開始顯現,失業和貧困引發的社會問題越來越嚴重,古典經濟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無法解釋和解決當時社會的現實問題,使人們對這些理論產生懷疑。先是馬爾薩斯、西斯蒙第從需求不足角度出發,對單純依靠市場解決經濟問題提出質疑。馬爾薩斯將失業和貧困歸結為人口過度增長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有效需求不足。馬爾薩斯認為,增加非生產性消費可以增加有效需求,并建議政府增加用于公共事業的支出。他指出:“在目前我們致力于幫助工人階層的時候,非常重要的一點是知道雇用工人從事修路及其他公共事業勞動等是一個好的辦法。”西斯蒙第雖然同為古典經濟學的繼承者,但他倡導政府干預,否定市場能自發達到均衡的理論。西斯蒙第看到經濟危機下失業嚴重的英國,認為造成失業的原因是單純的市場競爭只重視經濟效率而沒有兼顧公平,倡導由政府干預失業。到上世紀三十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持續發生,積累的巨額財富迅速消失,社會中充斥著失業者,生產力遭到極大破壞。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在理論上否定薩伊定律,并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提出國家干預主義的宏觀經濟理論,提出由政府通過稅收、利率、政府投資等手段對經濟實行調節,以實現充分就業,促進經濟增長。凱恩斯認為,社會的就業總量決定于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價格之間的變化,社會有效需求的不足將導致非自愿性失業。凱恩斯將國家經濟干預和調節的范圍擴大到再分配領域,主張“用累進稅來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增加消費需求,促進充分就業”。凱恩斯從維持再生產的連續性角度提出國家應采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及財政轉移支付等手段以實現充分就業,這為政府促進就業和提供就業保障奠定了理論基礎。[7]凱恩斯在承認存在馬歇爾的摩擦性失業和自愿失業的同時,提出還存在第三種失業即非自愿性失業,認為只要消滅非自愿性失業,就可以實現充分就業。在凱恩斯看來,一個存在大量失業的社會,不僅無法充分利用其生產能力并創造出較大化的商品和勞務,而且失業人口自尊心的喪失和饑餓足以威脅到社會的存在,所以社會改良的首要條件就是消滅失業。1933年,美國總統羅斯福按照凱恩斯主義理論,實施干預經濟的新政以期擺脫危機,其中包括通過大規模實施公共工程以增加就業機會。1944年,也是在凱恩斯主義影響下,英國政府發表《就業政策白皮書》,提出“政府承擔維持高度和穩定的就業水平為其主要目標和責任。”隨后,澳大利亞、加拿大
和瑞典等國家宣布將實現充分就業作為戰后施政的主要目標。由于凱恩斯理論中存在不可回避的缺陷,一些經濟學家試圖繼承、補充和完善他的經濟思想,其中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后改稱為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將新古典經濟學的市場調節理論與凱恩斯的國家干預理論結合,認為由于勞動力市場是不競爭的市場,因此失業與崗位空缺并存的結構性失業是現達國家常見的現象,其原因歸結于產業結構的劇變、就業市場供給與需求的信息不對稱、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等。為此,解決失業問題不僅要采取宏觀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還必須依托勞動力市場和社會政策來實現充分就業。[8]如,通過發展就業服務機構,開展就業指導、職業介紹等業務,幫助失業者及時了解勞動力市場需求,實現供求雙方信息對接;政府投入公共財政資金對失業者進行再培訓,提高他們的文化素質和技術水平,使其能夠獲得更多的就業機會;制定促進勞動力在不同區域流動的相關政策,等等。[9] 四、當代西方經濟理論中有關促進就業的政策主張
上世紀六十年代,二戰中經濟遭到重創國家的國民財富增長速度遠遠大于勞動、土地、資本等傳統要素的耗費速度。為破解這一難題,以舒爾茨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提出人力資本理論。舒爾茨認為,人力資本是投資在勞動者身上的一種資本類型,它的價值是以勞動者的數量和質量,即勞動者的知識程度、技術水平、工作能力以及健康狀況來體現和計算。人力資本質量的提高能夠在很大程度上促進現代經濟增長水平,改善窮人福利的決定性生產要素不是空間、能源和土地,而是人口質量的改善和知識的增進。他據此提出的政策主張包括:政府應承擔人力資本投資的大部分費用,特別是資助農業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增加對勞動者的教育、培訓及與此相關領域的投資,尤其重視低收入者的人力資本投資,防止人力資本的閑置和老化。舒爾茨關于人力資本的投資理論促使勞動力市場政策由“消極”轉向“積極”,從而使政策由保障失業者生活為目標轉變為以充分開發利用勞動力資源為目標,最終解決失業與職位空缺并存的結構性失業的矛盾。[1]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西方國家經濟紛紛陷入失業與通貨膨脹并存的“滯脹”危機,凱恩斯的理論和政策主張受到質疑與批評,供給學派、貨幣主義學派等經濟自由主義流派開始倡導福利的市場化供給,反對政府干預。供給學派于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在美國出現,主張通過減稅和完善勞動力市場來促進就業,里根推行的“經濟復興計劃”主要依據的就是供給學派的論點。貨幣學派的奠基人和主要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繼承和發展了新古典綜合學派結構性失業理論,提出自然失業率概念,所謂自然失業率指在沒有貨幣因素干擾的情況下,勞動力市場和商品市場自發供求力量發揮作用時應有的處于均衡狀態的失業率。也可以說是充分就業時的失業率。這種失業在經濟衰退時期和繁榮時期都會存在,它包括自愿失業和摩擦性失業。貨幣學派經濟學家認為,就業水平應取決于勞動力市場的一般條件,而不是政府的就業措施,政府對失業的治理政策只是暫時的,而不具有長期效果。但政府也不是對解決失業無能為力,政府可以通過使用勞動力供給管理政策改善勞動力市場,減少自然失業率。他們提出的具體就業政策包括:建立和完善就業培訓、咨詢和指導機構,為失業人員提供及時而的就業信息,加強就業的咨詢和指導;對就業工人和失業工人進行崗位培訓,以提高其再就業的能力;用減稅的辦法鼓勵企業為就業工人進行再培訓;改進和進一步完善失業救濟制度和低工資標準制度;政府對失業率高的地區提供工資補助,對環境差、工資低的就業部門和崗位給予特殊津貼,以減少不愿從事艱苦和低工資工作所產生的自愿失業等。[11]這一階段,各國促進就業的政策呈現出從宏觀向微觀轉變的特征,更加側重于勞動力供給。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面對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對凱恩斯學說的攻擊,埃德蒙?費爾普斯、斯蒂格利茨、曼昆等經濟學家堅持不競爭和價格、工資剛性等凱恩斯主義的核心理論觀點,同時借鑒微觀經濟學中的利潤較大化原則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理性預期假設,彌補凱恩斯經濟學的一些缺陷,在西方經濟學界逐漸形成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派。新凱恩斯主義者發展了效率工資、隱含合同和局內人———局外人等多種模型,進而研究了各類市場,著重解釋勞動力市場的工資粘性及其引發的失業等非均衡現象。新凱恩斯主義認為,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干預具有穩定經濟的積極作用,政府采用相應的政策對經濟進行干預的同時,也應更多地考慮長期失業者的利益,利用社會政策手段為他們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避免由于市場機制不完善而引起的經濟周期性波動和失業。[12]2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很多國家利用多種政策手段,增加政府開支,減緩經濟衰退,為企業和雇員提供崗位補貼和社保補貼,以穩定就業。
五、結語
一直以來,西方經濟學理論從對勞動、就業作用的認識發軔,到將就業作為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之一,再到圍繞政府是否應采取干預經濟手段促進就業,爭論從未停止。雖然受到不同經濟理論的影響,但各國在一定歷史時期都實施了不同的就業政策措施。隨著理論探討逐步深入,國際社會對保障就業的認知已逐漸達成共識,各國政府不但把治理失業、促進就業作為施政的重要目標,而且通過立法,明確政府責任,規范市場行為,保護困難群體,注重運用綜合性的社會經濟政策解決就業問題,使就業保障的內涵和外延不斷擴展。我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針對國企下崗職工開展的再就業培訓、就業援助可以說是就業保障制度的最初形式。此后,從22年開始采取一系列積極就業政策,向就業困難群體提供各項就業保障,包括免費為下崗職工提供再就業培訓,鼓勵企業聘用下崗職工并提供崗位補貼和社保補貼,對自主創業者給予稅收優惠,開發公益性崗位并優先安置就業困難群體,等等。這些政策和措施對促進就業產生了積極效果,尤其是27年《就業促進法》的頒布實施,使我國促進和保障就業的政策體系更上升到法律層面。我國提出把解決好就業問題作為經濟發展的優先目標,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和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通過穩定經濟增長和調整經濟結構增加就業崗位,建立經濟增長與擴大就業聯動機制;綜合運用財政、稅收、金融、產業等各項經濟調節政策促進就業,通過稅收優惠、社會保險補貼、小額擔保貸款等扶持性政策,鼓勵企業更多吸納就業;通過職業介紹、職業培訓、職業指導、就業援助、開發公益性崗位、提供公共就業服務等一系列社會政策,保障困難群體盡快實現再就業。當前,我國進入經濟轉型期,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及產業結構調整不斷加快,同時還受到全球化等外部因素深刻影響,存在一定程度的就業壓力。為此,通過梳理西方經濟
學中就業保障思想,可以吸收其有益部分為我所用。
經濟學理論論文:基于經濟學理論的稅收征管論文
一、信息經濟學基本理論概述
在現實生活中，信息不對稱現象廣泛存在，不對稱信息可能導致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逆向選擇是事前發生，指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參與交易的一方可能隱藏自己的私有信息，借著提供不真實的信息以求增加自己的利益，但是這種行為卻損害了另一方的利益。道德風險是事后發生，指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參與交易的一方在雙方簽訂契約后會作出某種選擇，一旦契約中所包含的刺激設計不佳或是沒有考慮到信息不足的缺陷，極可能會引起一方渾水摸魚，致使另一方權益受損。例如在同質的情況下,花巨資廣而告之的商品因為比不做廣告或少做廣告者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所以它們更容易為消費者接受；在“囚徒困境”中，囚犯互相不知道同伴是什么樣的選擇，因而選擇坦白交待；產品市場上著名的“檸檬市場”(次品市場),賣主比買主擁有更多的關于產品的信息，從而產生了較大的信息差價，逐漸地買方會刻意壓價,而賣方通常會選擇以次充好，形成惡性循環。信息不對稱理論是信息經濟學的核心，信息經濟學就是研究在不確定、不對稱信息條件下如何尋求一種契約和制度來安排規范當事者雙方經濟行為的理論。
二、稅收征管工作中的信息不對稱現象分析
稅收領域中的信息不對稱具體表現在政府與稅務機關、稅務機關與其他部門、稅務機關內部、稅務機關與納稅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本文主要研究征納雙方以及稅務機關內部不同層級、不同部門以及稅務工作人員之間的信息不對稱。
（一）稅務機關與納稅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
稅收信息本身的多樣性和不確定性、稅收法規的復雜性以及納稅人作為“經濟人”追逐利潤的本性，決定了征納雙方信息不對稱現象的天然存在。
1.從稅收政策方面看，稅務機關是信息優勢方。
稅務機關作為稅收法規的參與制定者和解釋者，其對稅法的了解和掌握程度必然高于納稅人。同時，納稅人經濟能力與知識水平的不同也會影響其對稅收法規的掌握與理解。如果納稅人長時間地不能獲取充分信息，就會對稅務機關缺乏信心,對納稅行為產生抵觸，導致納稅遵從度和納稅人滿意度的降低。由于信息的獲取和處理需要付出成本,因此在獲取稅收政策方面投入大的納稅人比投入少的納稅人掌握更多的信息，這時不對稱信息可以被看作是對信息成本的投入差異。具有信息優勢的一方可以憑借信息優勢獲利，這些納稅人利用掌握的信息進行稅收籌劃，少繳稅款正是為了補償先前付出的信息成本，是利用信息投入差異獲取利潤，實質上是資本的獲利性在另一種層面上的體現。在不違反法律的前提下，這種行為可以激發其他納稅人學習稅法的積極性，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稅法的完善，促進整體稅收征管水平的提高。
2.從納稅人生產經營方面看，稅務機關是信息劣勢方。
稅務機關獲取納稅人的信息主要通過要求納稅人申報的各種報表及相關資料，一方面由于納稅人稅收知識的欠缺，可能會存在非主觀錯報的情況；另一方面有些納稅人為了少繳稅款，可能會故意隱瞞真實情況或者提供虛假信息。稅務機關掌握的信息越少，就越難發現納稅人的偷漏稅行為，納稅人違法成本很低，在利益驅動下這些納稅人傾向于提供更少的信息，以獲得更多的收益。這種行為不僅造成國家稅款源流失，而且嚴重破壞了公平公正原則，降低了依法納稅的納稅人的市場競爭力，由于稅務機關很難區分誠信納稅人與非誠信納稅人，久而久之，越來越多的納稅人會選擇隱瞞信息或提供虛假信息，出現阿科爾洛夫在《檸檬市場》中描述的“劣幣趨良幣”現象，造成納稅人整體質量的下降和誠信納稅人的減少，這就是信息不對稱引起的納稅人逆向選擇。
（二）稅務機關內部的信息不對稱
在稅務機關內部，由于不同層級、不同部門、不同人員掌握的資源不同，也會出現信息不對稱現象。
1.從不同層級方面來看
上級稅務機關掌握本地區的宏觀數據，但是不能掌握某下屬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和稅源分布情況，同時也不能了解下級稅務機關征稅的努力程度。這種信息不對稱會造成下級稅務機關從本位主義出發，出現應征未征或者收過頭稅的現象。
2.從不同部門方面來看
稅收管理部門掌握納稅人的基礎資料，收入規劃核算部門掌握納稅人的繳稅情況，稅政部門掌握稅收政策，信息部門雖然掌握的數據比較，但是缺乏稅收業務知識。這種信息不對稱會造成信息利用效率降低，有時還會存在多頭采集的現象，加大稅收成本，也會造成納稅人的不滿。
3.從稅務機關與稅務工作人員方面來看
稅務工作人員更加了解納稅人的生產經營情況和納稅情況，同時稅務機關不可能了解稅務人員的家庭情況以及工作能力。這種信息不對稱會引發稅務人員的“道德風險”，具體表現在稅務人員不努力工作，或者利用信息優勢尋求信息租金。
三、解決稅收征管工作中信息不對稱的對策建議
（一）建立良好的信息傳遞機制
1.主動對外提供信息。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認為：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可以通過向信息貧乏的一方傳遞信息獲益。所以稅務機關應該率先共享信息，加強稅法宣傳，創新納稅服務手段，以此來換取更大的納稅遵從。例如可以對納稅人進行分類，根據納稅人經營規模、行業、性質的不同，提供不同形式、不同內容的稅收專業服務，有針對性地解決困擾納稅人的稅收難題。
2.減少信息傳遞環節。
在信息科學研究領域，著名的美軍傳遞有關哈雷彗星命令的案例說明信息在一級級傳遞的過程中，從上到下不斷發生變化，最終得到一條面目全非的信息。也就是說信息傳遞的環節越多，出現消減、誤差或者變形的概率就越高，減少信息傳遞環節是實現信息傳遞的關鍵要素。所以在稅收征管體制上可以嘗試進行機構扁平化改革，合并內部機構，減少中間層級，重點抓住兩頭，即基層工作人員的信息采集和總局、省局的信息。
3.加強信息共享。
整合不同部門掌握的信息，消除信息孤島，特別要重視整合后的信息應用，讓所有部門共享統一信息。統一操作標準，規范流程，努力將一線稅務工作人員掌握的納稅人信息納入管理系統作為征管依據，同時還可以防范信息不對稱背后隱藏的道德風險。
4.加強培訓。
通過對納稅人和稅務機關數據采集人員進行培訓，強化數據質量意識，減少由于非主觀因素形成的信息不完整和不。
（二）設定合理的獎懲機制
1.建立納稅信用等級制度。
對失信納稅人采取在社會上公告、增加檢查頻次等方式，引導和提升納稅人信用意識，營造誠實、自律、守信、互信的社會信用環境。對信用等級較高的納稅人，開辟綠色申報通道，享受更多的納稅服務和一定的稅收優惠，簡化辦理涉稅申請的手續。這樣一方面可以提高納稅人申報納稅的積極性，確保申報資料的真實、；另一方面稅務機關也減少對他們的稅務檢查力度，降低征稅成本。
2.建立考核機制。
主要針對稅務機關內部，包括信息質量考核、績效考核、風險點考核等。例如：對按照規程操作，數據采集質量高的工作人員給予獎勵，反之則進行教育與處罰；對稅務人員執法過程中容易出現風險的關鍵點定期審核、公布，防患于未然。對稅務人員的激勵考核機制應以鼓勵稅務人員努力工作為目標，同時防范道德風險。
（三）加快信息化建設
推行征管手段現代化、全程化，建立涵蓋稅收各項工作，貫穿數據采集、審核、加工、分析、應用各個環節的信息系統；為納稅人提供多渠道、便捷、高效的辦稅系統，提高納稅人獲取、申報信息的能力；使用先進工具簡化信息采集，例如建立電子影像系統，保障信息一次采集，長期使用；建立規范統一的數據交換標準和平臺，積極獲取第三方信息，加快全社會的信息共享。
（四）強化信息甄別
運用審計技術對納稅人信息進行分析審核，包括兩個方面：
1.對稅務人員采集信息的審計，測重于審核采集信息的完整性、性和及時性。
根據數據采集標準，對不完整信息進行提示或，根據數據內在邏輯，查找可能不的數據，根據工作規范要求，排查超過時限未辦結的任務。例如：稅務人辦理稅務登記后，在一定時限內要求稅務管理人員對其進行納稅限定，可以定期對超期未限定的納稅人進行篩選，防止漏征漏管。
2.對納稅人申報信息的審計，側重于審核申報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實性。
通過對納稅人申報的各種資料，如納稅申報表、資產負債表、利潤表、基本信息表等進行比對，尤其是要和第三方信息進行核對，如從工商部門獲取的股權轉讓信息、國土部門獲取的土地信息、建交部門獲取的立項信息等，同時還要對本地區相似企業進行橫向對比，甄別納稅人申報信息的真實性。
四、結語
綜上所述，信息不對稱現象的存在對開展稅收征管工作，對保障國家財政收入，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都會產生負面影響。運用信息經濟學理論對這一問題進行剖析，并探討解決方案，以積極獲取信息，努力緩解不對稱信息的制約，是實現稅收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作者：張紅霞單位：天津市財政局
經濟學理論論文:就業保障經濟學理論論文
一、西方早期經濟學思想對勞動就業的認識
在西方早期經濟學思想中，學者們對就業的認知和理解主要是勞動就業能夠創造財富以及如何通過增加就業機會產生更多財富。十五世紀資本主義開始萌芽，重商主義逐步興起且影響一直延續到十七世紀中葉，他們以增加貨幣財富積累為目的，主張強大的中央政府干預經濟活動，鼓勵增加人口和對勞動力的投入。［1］重商主義者認為，造成失業的原因在于商品充斥與貨幣稀少并存，政府需要采取各種保護政策和宏觀調控手段，為窮人提供就業崗位。受重商主義影響，當時的政府通過行政管理手段，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以保障就業水平。在經濟不景氣時，政府和公共輿論為確保就業，往往會向雇主施加壓力，使其不得解雇工人。如，在斯圖亞特王朝時期，為防止失業的發生，雇主在不贏利情況下也會被迫開工營業，甚至還要支付高額工資。［2］但這一時期的就業政策是出于增加統治者財富的目的而制定的。
二、古典經濟學對就業保障制度的影響
十七至十八世紀，以威廉?配第為代表的早期古典經濟學思想逐漸興起，古典經濟學者強調自利的經濟行為。配第是宏觀經濟學的開拓者，主張政府盡量少地干預經濟。他在《賦稅論》中最早提出勞動決定價值的基本原理，還認識到教育和訓練會使人的勞動生產能力出現差別。［3］配第認為，應該雇用那些失業的人來修路、挖河道、種樹、造橋、采礦和制造各種商品。從這個意義上說，配第是提倡在公共服務領域雇用勞動者，從而減少結構性、周期性失業的經濟學先驅。［4］十八世紀下半葉，隨著亞當?斯密揭示了市場經濟可以通過自行調節的市場機制運行的規律后，經濟學界在此后的兩百年間開始了自由市場機制和政府宏觀干預之間的爭論，兩種思潮的爭論圍繞如何促進經濟發展、解決失業問題、實現充分就業而展開。亞當?斯密強烈反對重商主義的政府干預理論，并在《國富論》中闡述了“經濟人”思想，認為“人們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支配，在追求個人利益時使整個社會獲得較大利益;而將國家定位于“守夜人”角色，負責鞏固國防，健全司法體系和建設公共事業。在生產勞動方面，斯密認為勞動是財富的源泉，國民財富的增加不僅取決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還取決于勞動者數量的增加。［5］同時，斯密并不否認國家針對特定領域和情形進行有限干預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如，國家設計和管理稅收體制，為公共支出提供資金或減少不平等，包括對弱勢成員的保護等。斯密所處的時代是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的繁榮時期，因此，他對失業、生產過剩問題都未作出具體考慮。斯密的自由市場機制理論先后得到古典自由主義、新古典學派、新自由主義貨幣學派、供給學派等的推崇和繼承。十九世紀初期，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李嘉圖批判地繼承了斯密理論，堅持經濟自由主義，反對政府干預，主張廢除《濟貧法》，倡導通過個人努力擺脫貧困狀態。李嘉圖認為，市場機制的作用能使勞動供求達到平衡，價格制度會自動產生充分就業，而不會發生由需求不足和生產過剩造成的大規模失業，充分的生產和就業是常態化的，過剩僅是暫時現象。早期效用學派的代表人物、法國經濟學家薩伊認為，供給和需求經常趨向平衡，只會產生局部失業，而不會有大規模失業，并提出薩伊定律，即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馬歇爾把古典經濟學供給分析和邊際效用學派的需求分析加以綜合，創立了新古典學派，形成一個以生產成本分析為中心的供給理論和以邊際成本分析為中心的需求理論相結合的新經濟學體系，同時提出“自愿失業”和“摩擦性失業”概念。新古典經濟學派認為一個沒有資源被閑置或被浪費的、均衡的市場，就會是一個“充分就業”的市場，所以要解決失業問題首先要解決勞動力市場競爭不充分問題。［6］正是在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初，私人職業中介組織相繼出現，此后許多國家開始建立免費的公共就業服務機構，促進雇主與求職者的聯系，填補崗位空缺。
三、凱恩斯學派國家干預理論促進就業保障制度的發展
十九世紀末，工業革命和城市化的負面效應開始顯現，失業和貧困引發的社會問題越來越嚴重，古典經濟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無法解釋和解決當時社會的現實問題，使人們對這些理論產生懷疑。先是馬爾薩斯、西斯蒙第從需求不足角度出發，對單純依靠市場解決經濟問題提出質疑。馬爾薩斯將失業和貧困歸結為人口過度增長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有效需求不足。馬爾薩斯認為，增加非生產性消費可以增加有效需求，并建議政府增加用于公共事業的支出。他指出:“在目前我們致力于幫助工人階層的時候，非常重要的一點是知道雇用工人從事修路及其他公共事業勞動等是一個好的辦法。”西斯蒙第雖然同為古典經濟學的繼承者，但他倡導政府干預，否定市場能自發達到均衡的理論。西斯蒙第看到經濟危機下失業嚴重的英國，認為造成失業的原因是單純的市場競爭只重視經濟效率而沒有兼顧公平，倡導由政府干預失業。到上世紀三十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持續發生，積累的巨額財富迅速消失，社會中充斥著失業者，生產力遭到極大破壞。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在理論上否定薩伊定律，并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提出國家干預主義的宏觀經濟理論，提出由政府通過稅收、利率、政府投資等手段對經濟實行調節，以實現充分就業，促進經濟增長。凱恩斯認為，社會的就業總量決定于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價格之間的變化，社會有效需求的不足將導致非自愿性失業。凱恩斯將國家經濟干預和調節的范圍擴大到再分配領域，主張“用累進稅來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增加消費需求，促進充分就業”。凱恩斯從維持再生產的連續性角度提出國家應采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及財政轉移支付等手段以實現充分就業，這為政府促進就業和提供就業保障奠定了理論基礎。［7］凱恩斯在承認存在馬歇爾的摩擦性失業和自愿失業的同時，提出還存在第三種失業即非自愿性失業，認為只要消滅非自愿性失業，就可以實現充分就業。在凱恩斯看來，一個存在大量失業的社會，不僅無法充分利用其生產能力并創造出較大化的商品和勞務，而且失業人口自尊心的喪失和饑餓足以威脅到社會的存在，所以社會改良的首要條件就是消滅失業。1933年，美國總統羅斯福按照凱恩斯主義理論，實施干預經濟的新政以期擺脫危機，其中包括通過大規模實施公共工程以增加就業機會。1944年，也是在凱恩斯主義影響下，英國政府發表《就業政策白皮書》，提出“政府承擔維持高度和穩定的就業水平為其主要目標和責任。”隨后，澳大利亞、加拿大和瑞典等國家宣布將實現充分就業作為戰后施政的主要目標。由于凱恩斯理論中存在不可回避的缺陷，一些經濟學家試圖繼承、補充和完善他的經濟思想，其中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后改稱為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將新古典經濟學的市場調節理論與凱恩斯的國家干預理論結合，認為由于勞動力市場是不競爭的市場，因此失業與崗位空缺并存的結構性失業是現達國家常見的現象，其原因歸結于產業結構的劇變、就業市場供給與需求的信息不對稱、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等。為此，解決失業問題不僅要采取宏觀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還必須依托勞動力市場和社會政策來實現充分就業。［8］如，通過發展就業服務機構，開展就業指導、職業介紹等業務，幫助失業者及時了解勞動力市場需求，實現供求雙方信息對接;政府投入公共財政資金對失業者進行再培訓，提高他們的文化素質和技術水平，使其能夠獲得更多的就業機會;制定促進勞動力在不同區域流動的相關政策，等等。［9］
四、當代西方經濟理論中有關促進就業的政策主張
上世紀六十年代，二戰中經濟遭到重創國家的國民財富增長速度遠遠大于勞動、土地、資本等傳統要素的耗費速度。為破解這一難題，以舒爾茨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提出人力資本理論。舒爾茨認為，人力資本是投資在勞動者身上的一種資本類型，它的價值是以勞動者的數量和質量，即勞動者的知識程度、技術水平、工作能力以及健康狀況來體現和計算。人力資本質量的提高能夠在很大程度上促進現代經濟增長水平，改善窮人福利的決定性生產要素不是空間、能源和土地，而是人口質量的改善和知識的增進。他據此提出的政策主張包括:政府應承擔人力資本投資的大部分費用，特別是資助農業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增加對勞動者的教育、培訓及與此相關領域的投資，尤其重視低收入者的人力資本投資，防止人力資本的閑置和老化。舒爾茨關于人力資本的投資理論促使勞動力市場政策由“消極”轉向“積極”，從而使政策由保障失業者生活為目標轉變為以充分開發利用勞動力資源為目標，最終解決失業與職位空缺并存的結構性失業的矛盾。［10］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西方國家經濟紛紛陷入失業與通貨膨脹并存的“滯脹”危機，凱恩斯的理論和政策主張受到質疑與批評，供給學派、貨幣主義學派等經濟自由主義流派開始倡導福利的市場化供給，反對政府干預。供給學派于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在美國出現，主張通過減稅和完善勞動力市場來促進就業，里根推行的“經濟復興計劃”主要依據的就是供給學派的論點。貨幣學派的奠基人和主要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繼承和發展了新古典綜合學派結構性失業理論，提出自然失業率概念，所謂自然失業率指在沒有貨幣因素干擾的情況下，勞動力市場和商品市場自發供求力量發揮作用時應有的處于均衡狀態的失業率。也可以說是充分就業時的失業率。這種失業在經濟衰退時期和繁榮時期都會存在，它包括自愿失業和摩擦性失業。貨幣學派經濟學家認為，就業水平應取決于勞動力市場的一般條件，而不是政府的就業措施，政府對失業的治理政策只是暫時的，而不具有長期效果。但政府也不是對解決失業無能為力，政府可以通過使用勞動力供給管理政策改善勞動力市場，減少自然失業率。他們提出的具體就業政策包括:建立和完善就業培訓、咨詢和指導機構，為失業人員提供及時而的就業信息，加強就業的咨詢和指導;對就業工人和失業工人進行崗位培訓，以提高其再就業的能力;用減稅的辦法鼓勵企業為就業工人進行再培訓;改進和進一步完善失業救濟制度和低工資標準制度;政府對失業率高的地區提供工資補助，對環境差、工資低的就業部門和崗位給予特殊津貼，以減少不愿從事艱苦和低工資工作所產生的自愿失業等。［11］這一階段，各國促進就業的政策呈現出從宏觀向微觀轉變的特征，更加側重于勞動力供給。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面對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對凱恩斯學說的攻擊，埃德蒙?費爾普斯、斯蒂格利茨、曼昆等經濟學家堅持不競爭和價格、工資剛性等凱恩斯主義的核心理論觀點，同時借鑒微觀經濟學中的利潤較大化原則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理性預期假設，彌補凱恩斯經濟學的一些缺陷，在西方經濟學界逐漸形成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派。新凱恩斯主義者發展了效率工資、隱含合同和局內人———局外人等多種模型，進而研究了各類市場，著重解釋勞動力市場的工資粘性及其引發的失業等非均衡現象。新凱恩斯主義認為，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干預具有穩定經濟的積極作用，政府采用相應的政策對經濟進行干預的同時，也應更多地考慮長期失業者的利益，利用社會政策手段為他們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避免由于市場機制不完善而引起的經濟周期性波動和失業。［12］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很多國家利用多種政策手段，增加政府開支，減緩經濟衰退，為企業和雇員提供崗位補貼和社保補貼，以穩定就業。
五、結語
一直以來，西方經濟學理論從對勞動、就業作用的認識發軔，到將就業作為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之一，再到圍繞政府是否應采取干預經濟手段促進就業，爭論從未停止。雖然受到不同經濟理論的影響，但各國在一定歷史時期都實施了不同的就業政策措施。隨著理論探討逐步深入，國際社會對保障就業的認知已逐漸達成共識，各國政府不但把治理失業、促進就業作為施政的重要目標，而且通過立法，明確政府責任，規范市場行為，保護困難群體，注重運用綜合性的社會經濟政策解決就業問題，使就業保障的內涵和外延不斷擴展。我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針對國企下崗職工開展的再就業培訓、就業援助可以說是就業保障制度的最初形式。此后，從2002年開始采取一系列積極就業政策，向就業困難群體提供各項就業保障，包括免費為下崗職工提供再就業培訓，鼓勵企業聘用下崗職工并提供崗位補貼和社保補貼，對自主創業者給予稅收優惠，開發公益性崗位并優先安置就業困難群體，等等。這些政策和措施對促進就業產生了積極效果，尤其是2007年《就業促進法》的頒布實施，使我國促進和保障就業的政策體系更上升到法律層面。我國提出把解決好就業問題作為經濟發展的優先目標，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和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通過穩定經濟增長和調整經濟結構增加就業崗位，建立經濟增長與擴大就業聯動機制;綜合運用財政、稅收、金融、產業等各項經濟調節政策促進就業，通過稅收優惠、社會保險補貼、小額擔保貸款等扶持性政策，鼓勵企業更多吸納就業;通過職業介紹、職業培訓、職業指導、就業援助、開發公益性崗位、提供公共就業服務等一系列社會政策，保障困難群體盡快實現再就業。當前，我國進入經濟轉型期，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及產業結構調整不斷加快，同時還受到全球化等外部因素深刻影響，存在一定程度的就業壓力。為此，通過梳理西方經濟學中就業保障思想，可以吸收其有益部分為我所用。
作者:徐云輝崔力夫單位: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
經濟學理論論文:國際貿易經濟學理論論文
一、國際經濟學中國際貿易理論與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發展應用
(一)國際經濟學中國際貿易理論的演變
國際貿易理論主要是假設商品要素流動這一前提下分析研究企業發生的具體貿易行為，以及國際貿易政策變動。國際貿易理論中提到了優勢思想，這一優勢簡單闡述即是各個國家的商品在國際市場中體現出的競爭力，形成了各國商品在國際市場的進入與退出，體現各個國家的企業在國際上市場上的競爭優勢。經過長期的發展演變，國際貿易的優勢從優勢演變為相對優勢，優勢是指各國企業對同一商品的生產因為勞動生產率的不同形成的企業競爭優勢，相對優勢是指各國企業在生產不同商品是因為勞動生產率的不同而形成的競爭優勢。相對優勢與優勢都是在不同的假設前提下對相同事物做出的判斷。同時可以得出結論，即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如果不受到資源約束的話，具備相對優勢的企業則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具備優勢的企業則可以在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在國際經濟學理論中的發展應用
早期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主要包含三個方面的內容:1，壟斷優勢理論，它形成與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該理論認為因為國內和國際市場的具備不性的特點，給跨國公司帶來壟斷的優勢，比如跨國企業具備的專有技術，管理經驗，以及銷售能力等方面的優勢，從而得到較高的壟斷價格和利潤，因此產生了不競爭的局面，這是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直接原因。2，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該理論是基于壟斷優勢理論提出的，因為產品在市場上有著周期性的變化，主要分為創新，成熟以及標準三個階段，各個階段都與企業的決策密不可分。因此在企業發展的不同階段，應該采取不同的投資戰略。國際直接投資應該運用在產品生產已經成熟并且投入標準化生產，這樣可以將生產投入到成本較低的區域，從而替代出口產生的成本。3，內部化理論，該理論基于自然性市場的性出發分析當前跨國企業的興起以及外國投資現象的形成。該理論認為跨國公司是由于市場內部化形成的，市場內部化是指外部市場機制導致原材料，半成品等交易的效率呈現較低的狀態。為了提高這一效率企業不得不通過行政結構將低效率的中間產品內部化。這一理論同時解釋了發達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行為。
二、套利與平價理論在國際經濟學理論中的發展應用
(一)基本概念闡述
套利是指在同一個市場中購進外匯，證券，商品等其他貨物同時在另外一個市場中以更高的價格將其賣出。價差則是指同一個商品在不同的市場上有著不同的價格，包含時間上以及空間上的差異。交易成本是指套利者完成一項交易需要耗費的成本，主要包含直接成本以及間接成本，直接成本主要是指勞動力流動的交通費，資金流動的匯費以及隱含的工資，利息以及租金等，間接成本主要包含信息成本，談判成本等。平價主要是指價值對等，具體闡述為只要不同市場之間的價格差異超過交易產生的費用，那么套利者就能從中獲取利潤。
(二)購買力平價理論是套利與平價理論的基礎
購買力評價理論是指同一個商品在同一個市場中只有一種價格，如果將一個商品在不同的國家存在的價格差異看成是兩國貨幣的匯率引起的話就會形成競相套利的交易行為，套利活動會在不平衡中停止，從而達到新的平衡。一般商品的國際跨市套利是國際貿易產生的直接原因，國際貿易的核心問題就在于假設由于制度原因形成的交易成本為零的前提下，研究貿易利潤是如何產生以及怎樣分配的。同一商品在國際與國內市場上的價格差異可以說明長期以來國際貿易一直遵循的是商品以及資本等方面的差價套利。在國際經濟學理論中存在開放經濟與封閉經濟，他們之間的差別就在開放經濟可以從世界上的其他國際引進或者輸出資源，如果一個的國家短期間內出現國民收入波動是，可以利用外債避免消費以及投資的萎縮。同樣的一個國家如果有足夠的資金儲備，那么就可以順利的參與到其他國家的投資項目以及對外發放貸款，從而在國際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
作者：王如琛單位：海口經濟學院國際教育學院
經濟學理論論文:鄧小平特色經濟學理論擴展研究論文
論文關鍵詞：鄧小平經濟思想；經濟體制；社會主義經濟理論
論文摘要：鄧小平經濟思想是鄧小平理論的極其重要組成部分，對鄧小平經濟思想的研究，首先就要從整體上把握這一思想主要層面。本文從理論、歷史與現實的結合上，提出鄧小平經濟思想對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關系及其規律的研究。揭示了鄧小平經濟思想包含了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經濟體制和經濟運行三個層面及其內在聯系，對我們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中國怎樣建設、鞏固和發展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關系提供了理論依據。
黨的十五大把鄧小平理論作為我們黨指導思想和行動指南。而鄧小平經濟思想是鄧小平理論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鄧小平經濟思想正是在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史上百年探索的重大時代課題，及經濟文化落后國家如何建設、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問題的探索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創新性的理論觀點。展示了這些理論觀點的聯系及其體系，同時也把社會主義經濟學推到新的發展階段。
一、從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的歷史發展中，科學地理解和把握鄧小平經濟思想的主題
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科學探索，起始于l9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l9世紀70年代以后，馬克思和恩格斯進一步拓展了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研究的理論視野，從“世界歷史”的角度，對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國家如何跨越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問題作了最初的探索。
新中國成立后，以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及時代領導集體，不失時機地領導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一方面走出了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的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奠定了新中國一切進步和發展的基礎；另一方面，強調向蘇聯學習，基本上按蘇聯既有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形成由國家集中統一領導的計劃經濟運行模式。到1956年春，經過經濟建設的實踐，以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的及時代領導集體已經察覺到蘇聯模式的弊端，提出要以蘇聯為戒，正確學習蘇聯的經驗。一是蘇聯的辦法中的許多是錯誤的，已經給蘇聯經濟發展造成危害，這些東西我們不要學；二是即使蘇聯對的東西，也有許多不合乎中國實際，不能生搬硬套。由此開始探索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道路。在實踐上取得了一些成就，理論上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其表現在在1956年4月撰寫的《論十大關系》和1957年6月發表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及1956年9月召開的黨的八大所提出的一些重要理論觀點。但是，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干擾，并沒有沿著正確思路繼續下去，使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遭到了如“”這樣的嚴重挫折，特別是“”，更使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理論與實踐遭到災難性的破壞。
20世紀70年代未以后，在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新的歷史時期，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集體，對世界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成敗，發展中國家謀求自身經濟發展的得失，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態勢和矛盾作出了正確的分析，并作出了科學的判斷，科學地探討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關系和發展的基本理論與實踐問題，從而在社會主義經濟學史上及時次比較系統地解決了象中國這樣的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如何建設、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一系列基本問題。
二、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制度基本特征的探討，是鄧小平經濟思想的基礎性內容，這一探討深化了社會主義經濟關系本質及其特征的理論
鄧小平經濟思想的主題，決定了它在理論上的主體內容，可以概括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經濟體制和經濟運行三個層面及其相互關系的研究。
及時，對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本內容的分析
總結我國建國以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經驗和教訓，分析現階段我國的基本國情，鄧小平認為，處于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所制結構只能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并存共同發展。為了堅持公有制在社會主義經濟關系中的主體地位，并發揮它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鄧小平還從理論上闡明公有制與商品經濟有關系，與市場經濟體制的兼容性；結合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中亟待解決的問題，對公有制在現實經濟中的實現形式作了探索；強調選擇承包制、租賃制、股份制等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實現形式，是有利于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的，是有利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也是有利于體現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基本要求的。
第二，對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制度的基本內容分析
依據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并從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現實出發，鄧小平堅持認為，按勞分配同公有制一樣，也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本內容，它們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區別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原則”。與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結構相適應，鄧小平對社會主義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經濟方式并存的結構作了探討。他還對按勞分配實現過程中，體現在收人分配上的“先富”和“共富”關系作了理論的與實踐的探索，提出了允許和鼓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逐步達到共同富裕的“大政策”。同時提出了“三步走”發展戰略和“兩個大局”思想，“兩個大局”思想即“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富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反過來，發展到一定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一個大局。那時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
第三，對社會主義本質的新的概括
認識社會主義的根本特征是搞清楚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論和現實的前提，鄧小平以他對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長期思考和探索，并根據現時代世界與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實際，把社會主義本質高度概括為“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對社會主義本質的新概括，揭示了發展社會生產力與堅持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完善社會主義經濟的內聯系，極大地豐富了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視野。
三、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探討，構成鄧小平經濟思想中最富有創造性的理論層面，展示社會主義經濟學研究的新課題和新領域
經濟體制是一定經濟制度的具體實現形式和管理形式。鄧小平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理論分析，集中體現以下兩個方面：
及時，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性的科學論述
黨的十一屆中全會召開不久，鄧小平指出，要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改革與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問題，對這一改革的艱巨性和復雜性作了充分的估計，他認為“為了有效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認真解決各種經濟體制問題，這也是一種很大規模的很復雜的調整”。反思50年代初期以來我國經濟體制的形成及其演化，鄧小平清醒地分析其基本特征和弊端，認為原有經濟體制的基本特征就是國家運用指令性計劃，直接掌握和控制人、財、物資源，權力主要集中在中央，所有的活動都在計劃規定的范圍內運行。這一經濟體制雖然也在一定范圍和一定程度上注意利用經濟杠桿的作用，并且在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初期起過積極的作用，但是，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逐步開展，也暴露出不少弊端，如“機構臃腫，層次重疊，手續繁雜，效率極低”④等，為此，“如果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當時，鄧小平就已經清楚地認識到。經濟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必由之路，我們在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中，“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決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經濟政策三方面的問題”。
第二，對建設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模式的創造性的探索
在對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最初十年實踐的反思中，鄧小平強調創造良好的環境對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意義，提出與當時所開展的治理整頓相關的經濟體制目標模式，只能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商品經濟。當經濟體制改革進人深化階段時，鄧小平審時度勢，在總結我國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體制的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及時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模式，對人們在改革中一直非常關注的計劃與市場之間的關系問題作了新的概括。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他把計劃、市場經濟機制同社會經濟制度“剝離”開來，把計劃和市場都看作經濟手段，明確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他又從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的角度論述了市場經濟體制建立與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關系，說明兩者是有機統一的。這一理論從根本上破除了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看作是社會基本制度的傳統觀念，診治了我們在市場和市場經濟問題上常犯的“恐資病”，為我們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奠定了極為重要的思想和理論基礎。
四、對經濟運行及其機制的探討，構成了鄧小平經濟思想的富有特色的內容，拓展了社會主義經濟學研究的視野
人類社會經濟形態足一個在一定的經濟作用下運行和發展的有機整體。經濟運行機制簡稱經濟機制。它是一定經濟肌體內各種構成要素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制約關系及這種關系對經濟的調節功能，通過經濟運行機制系統自動而穩定的運轉，推動社會經濟正常發展，調節社會資源的有效分配。鄧小平非常重視對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機制的研究，對社會主義發展不同時期如何運用計劃和市場的運行機制，以及運用計劃和市場的經濟運行機制的重要性等問題作了深入的論述。他認為，“在調整時期，我們可以加強或多一點計劃性，而在另一個時候多一點市場調節，搞得更靈活一點”計劃和市場作為經濟運行的機制，運用得適當，就可以提高社會生產力，更為充分發揮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優越性。“我們過去一直搞計劃經濟，但多年的實踐證明，在某種意義上說，只搞計劃經濟會束縛生產力的發展。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就更能解決生產力，加速經濟發展”。
鄧小平對宏觀經濟運行的分析，首先表現他對保持中央問題的論述上。他明確指出，中央是指中央領導集體的，保持中央就是中央能令行禁止，說話算數；掌握足夠的財力是保持中央的物質前提，科學地制定政策是保持中央的重要基礎。其次，表現在他探討了政府作為宏觀調控的主體在宏觀經濟運行中的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他認為，政府職能必須由直接調控為主轉向間接調控為主．由微觀調控轉向宏觀調控，由搞項目審批、分錢、分物轉向利用經濟手段搞規劃、協調、監督和服務，政府機構必須由臃腫重疊轉變為精干、高效，只有這樣，社會主義市場機制才得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才得以充分發揮和體現。再次，表現他分析宏觀經濟運行中的調節手段，如財政調整手段、金融調節手段、法律調節手段、行政調節手段等。此外，鄧小平還對國民經濟的速度、比例、效益之間的關系，對產業結構的調整，發展戰略問題，以及我國的對外開放等問題作了精辟的分析。
對微觀經濟運行的分析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及時，對農業生產方式作了“兩個飛躍”的概括。鄧小平指出：“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及時個飛躍，是廢除，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第二，在國有工業企業管理方式的變革上提出了“要來個革命”的思想。在企業體制改革的不同時期，鄧小平提出了建立和加強以“責任制”為特點的企業管理方式．實行以“承包制”為特點的企業管理方式，以及以轉換企業經營機制為落腳點的企業管理方式。第三，對發展企業所需要的技術和人才問題作了較為深刻的論述。鄧小平強調發展企業所需要的技術可以采取“引進”的辦法，對引進的技術不能只是“學會”，還必須“創新”。使企業擁有更高的技術水平。同時，先進的技術要有先進的管理方法，發展企業所需要的人才靠的是“培養”，對高素質人才的培養必須是在“很好地使用”中進行培養。公務員之家
五、對經濟制度、經濟體制、經濟運行整體關系和過程的研究，構成鄧小平經濟思想的主體內容，展示了社會主義經濟學理論發展的廣闊前景
以往的社會主義經濟學，較多地注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研究，而忽視或輕視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和經濟運行的研究。這種研究取向的產生，一方面與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對象理解的偏誤有關，往往把對生產關系的研究誤解成僅僅是對基本經濟制度特征的研究，對經濟體制、對經濟運行的研究易于被排斥在社會主義經濟學研究范圍之外；另一方面也與長期存在的單一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模式有關，現實中單一經濟體制模式窒息了對這一體制及其運行研究的活力，從而使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脫離了生動的，豐富多彩的經濟實踐。鄧小平在形成和發展其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過程中，果斷地摒棄了社會主義經濟學專注于經濟制度研究的偏誤，使社會主義經濟學的研究由對經濟制度的研究擴展到對經濟制度、經濟體制、經濟運行及其內在的聯系的研究范圍。這不僅是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新見解，而且也是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學理論的必要前提和重要的條件。
在經濟關系整體中，經濟制度、經濟體制、經濟運行三個層面是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鄧小平既注重對三個層面的統一性的研究。在現實的社會經濟生活中，經濟制度決定著經濟體制的基本性質和職能，經濟體制則遵循并實現著經濟制度給定的基本經濟關系，作為經濟制度的具體存在形式。鄧小平在論述發展經濟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改革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必要性的同時，也看到了經濟制度與經濟體制的統一性。他認為，我們既要看到改革經濟體制的目的就是充分發揮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優越性，也要看到：“社會主義制度并不等于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做法”。經濟體制只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具體存在形式，而不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組成部分。經濟運行也是在一定經濟制度下發揮作用的，一定的經濟制度同樣會存在不同的經濟運行機制。鄧小平在對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分析中，既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計劃機制、市場機制、競爭機制、價格機制作了分析，也對計劃機制、市場機制與經濟制度之間的關系作了較為透徹的分析，使人們從計劃、市場等同于經濟制度的思想束縛下解放出來。在經濟體制與經濟運行機制的關系上，鄧小平強調了我國原有經濟體制的“缺點在于市場運用得不好，經濟搞得不活”，從而說明一定的經濟體制中總是存在著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運行機制，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質就是對經濟運行機制進行選擇或實現經濟運行機制的轉換。
經濟學理論論文:基于經濟學理論下市場營銷分析論文
摘要:把營銷概念化為皮埃爾?布迪厄意義上的場域,營銷場域就是一個市場實踐的社會空間。運用營銷場域理論,對周寧人在上海經營的鋼材市場可作這樣的分析:在經濟社會發展的機遇中,周寧人把這種境遇內化為自身習性并融合自身擁有的各種資本,形塑了一個在上海從事鋼材貿易和擁有幾十個鋼材市場的龐大群體,這是一個行動者與市場同質雙向建構的市場現象。
關鍵詞:營銷場域;場域-資本-慣習;鋼材市場
一、基于經濟學與社會學的市場研究
市場本意是指“貿易”或“貿易的場所”,西方市場含義從原初的“一個交易者進行交換的物理空間、人們的聚集以便從事相關的經濟活動、進入市場進行交易的權利”,到近代的市場意味著“一般性的買賣關系”。從那時起,經濟學家把市場視為一種抽象的價格機制(朱國宏,1999)。當前,主流經濟學仍然把市場視為理性個人決策者基礎上的價格機制。
從歷時維度梳理市場的經濟學研究,可從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與論點中得到體現:亞當?斯密《國富論》中把市場的主題定義為市場與勞動的分工及市場對價格的影響;馬歇爾的邊際主義學派分析市場的局部均衡理論——生產者對利潤的較大化追求與消費者的效用較大化需求;以米爾斯(L.V.Mises)和哈耶克(F.A.Hayek)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的市場過程理論——自發秩序的市場,排除外在干預如國家、法律等;凱恩斯對薩伊定律的批判——強調國家政府干預的市場無效問題;以及二戰后以諾思、威廉姆森和科斯等人為代表的新制度主義對市場的研究——把市場當作一種社會制度。
經濟學家關于市場的研究忽視了“市場本身是什么”的思考,存在把復雜的市場現象簡單化為純經濟問題來處理的弊病。當然這其中經濟學制度學派的市場理解——把市場視為一種制度,為經濟學與社會學共同關注“市場”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窗口。正如喬治?斯蒂格勒(GeorgeStigler)曾提到,“經濟學理論是關注市場的,(而同時)它也正是造成一種困窘境地的根源,即人們很少將注意力關注于市場理論”(GeorgeStigler,1967);道格拉斯?諾思(DouglassNorth)也指出,“非常奇怪的是,經濟學文獻關于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制度即市場的研究是如此之少”(North,1977);科斯(R.H.Coase)更是認為“經濟學家宣稱要研究市場,但是在現代經濟理論中,市場自身比公司的存在更為模糊”(Coase,1988)。
市場現象是復雜的,正由于市場現象的復雜性以及經濟學自身對市場研究的反思——尤其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努力,促使了對市場研究的“社會化”。與此相應,從經濟社會學的視角研究市場的古典作品中,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分析,認為資本主義的市場實質是一種社會性的構成形式,市場是由社會關系組成的;韋伯強調的權力競爭的市場——在市場中發生的社會行動往往是以競爭的形式開始而以交換的形式結束的;波蘭尼在《大轉變》一書中力圖進行的工作就是認為具體的市場是嵌入于社會結構之中的,并由現實的社會結構所決定;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與尼爾?J?斯梅爾瑟(NeilJosephSmelser)在《經濟與社會》中,他們主要是在結構——功能的系統分析中闡述了社會體系支撐下的市場。
瑞典著名的經濟社會學家理查德?斯威德伯格(RichardSwedberg,2005)把市場看作是一種社會結構的市場,強調市場是各方間通過交易而維持的不斷發生的一種固定互動模式;美國的社會學家尼爾?弗雷格斯坦(NeilFligstein,2008)主要從市場的制度角度出發,認為一個穩定的市場需要產權、治理結構、交換規則和控制觀等制度的需要才有可能。在如何塑造市場的問題上,弗蘭克?道賓(FrankDobbin,2008)主編的《經濟社會學》一書中的作者們,特別關注影響市場形成與演化的四個因素:政治制度、經濟模型、社會網絡以及經濟理念等。正如理查德?斯威德伯格認為還存在另外一些從事經濟社會學研究的方法,它就是在法國發展的一種他們自己獨特的市場社會學方法,其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Boudieu),而且構成了市場研究的最前沿(斯威德伯格,2003)。布迪厄在經濟社會學方面的主要著作,包括《1960的阿爾及利亞》(Algeria1960)、《區隔》(Distinction)、《經濟的社會結構》(TheSocialStructuresofEconomy),以及《經濟人類學原理》(PrinciplesofEconomicAnthropology)一文中的綱要性闡述。布迪厄對市場問題研究的切入,主要是應用他的場域-資本-習性概念工具及其理論框架。
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源于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這是對經濟發展模式的另外一種思路,這種思路顯然不同于西方經濟發展的模式。“中國經驗似乎是對我們現有經濟發展理論之主要原理的一個巨大挑戰”(弗雷格斯坦,2008),是否存在一種特殊的市場營銷模式,本文意欲以周寧人在滬建構鋼材專業市場為例,探討周寧人的市場營銷實踐所帶來的理解市場建構的新視角。本文主要探討以下幾個問題:為什么一個人口不到20萬的小山縣現在卻有6萬人在上海(主要集中地)及周邊從事鋼材貿易行業,周寧縣人在上海的幾十個鋼材貿易專業市場是如何被建構起來的?以及鋼材專業市場內部運作邏輯是什么,為什么近十多年來周寧縣人紛紛涌入鋼材專業市場從事鋼材貿易行業,而不是其它的行業,鋼材是同質性強且資金密集型商品,在市場中競爭強烈的企業如何獲得利潤從而進行自身的再生產,以及鋼材專業市場的發起、穩定與變遷的內在動力、變化機制是什么。
二、營銷場域:市場運作的分析方法與范式
(一)“場域-資本-習性”及其分析
皮埃爾?布迪厄(PierreBoudieu,1930-2002),是近40年來在西方學術界中被人們引用最多的當代法國著名的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思想家,布迪厄的作品主要是創建了一種“建構的結構主義”的獨特思想風格和理論研究的新視野。布迪厄的理論雖然艱深,但有一組核心概念和社會學的分析方法,即“場域-資本-習性”。布迪厄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在提煉出一般的場域理論分析方法的同時,“確信只有深入一個經驗的具有歷史處境的現實的特殊性中,才能理解社會最深刻的邏輯”(布迪厄,2007)。針對本文研究的鋼材專業市場,這個方法論的意義在于根據鋼材市場具有的特有運作邏輯,尋找鋼材專業營銷場域的“本土”性的現實機制——經驗的特殊性。
要運用布迪厄的場域理論理解市場的運作,首先必須理解布迪厄研究方法論上的“關系性思維”;其次是要分析他的性情傾向行為哲學——習性概念,這是分析與理解營銷場域的關鍵;第三,要理解不同場域有不同的“邏輯與運作規律”。場域具有“場域的同構性”特征,即“差異中的相似”(BoudieuandWacquant,1992;2004),以及掌握“場域-資本-習性”的一般特征與分析營銷場域的方法和步驟等。布迪厄研究方法論上的“關系主義”,主要是認為“社會科學無需在這些極端(行為與結構)之間進行選擇,因為社會現實既包括行為也包括結構,以及二者相互作用而產生的歷史,而這些社會現實的材料存在于關系之中”(布迪厄、華康德,1992;2004),其場域與習性概念的分析體現了關系性思維的分析特點:“一個場域由附著于某種權力(或資本)形式的各種位置間的一些列客觀歷史關系構成,而習性則由‘積淀’于個人身體內的一系列歷史的關系所構成,其形式是知覺、評判和行動的各種身心圖式”。
布迪厄認為習性是作為一種生成的自發性,在與不斷變化的情境的臨時遭遇中確定自身,它遵循著一種實踐的邏輯,這種邏輯雖然含糊,帶有大約的性質,但卻確定了與世界的日常聯系(布迪厄,2005)。習性體現了“結構化了的結構(structuredstructures)”和“促結構化的結構(structuringstructures)”兩層含義,結構化了的結構是指習性源于早期的社會化經歷,是結構的產物,為行為設置了結構性的限制;促結構化的結構是習性作為一種結構化的機制,是實踐的產生者,為實踐的生成提供原則(布迪厄,2005)。總之,習性的核心意義在于它表示行為的身體基礎與認識基礎,強調創造性、生成性,但同時又是習慣性的行為方式。如戴維?斯沃茨闡釋道,“它們指向一種實踐的而不是話語的,前反思的而不是有意識的、身體化的同時是認識的、再生產的但又是創新的行為理論”(斯沃茨,2006)。
何謂場域,布迪厄曾如此定義:“從分析的角度來看,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network),或一個構型(configuration)。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們對占據特定位置的行動者或制度所產生的決定性影響都是客觀決定的;而決定這些位置的是它們在不同類型的權力(或資本)分配結構中實際的和潛在的處境,以及它們與其它位置之間的客觀關系(支配關系、屈從關系、結構上的對應關系等等)”(布迪厄,1997)。按照布迪厄的觀點,場域即游戲的實踐空間,場域運作與轉變的原動力在于場域的結構形式,特別是根源于場域中各種特殊力量之間的距離、鴻溝和不對稱關系;場域中不同位置的占據者用各種策略來保障或改善自己在場域中的位置,獲取更大的利益,以便進行自身的再生產;場域就是處在不同位置的行動者之間利用手中的資本依靠各自的習性進行爭斗的空間。
資本是積累的勞動(以物化的或“具體化的”、“肉身化的”形式),當這種勞動在私人性即排他的基礎上被行動者或行動者小團體占有時,這種勞動就使得他們能夠以具體化的或活的勞動的形式占有社會資源。資本是以同一的形式或擴大的形式去獲取生產利潤的潛在能力,資本包含一種堅持其自身存在的意向,是一種銘寫在事物客觀性之中的力量(布迪厄,1997)。布迪厄認為資本主要有四種形式:即經濟資本(財產)、文化資本(尤其是教育資歷)、社會資本(主要體現為社會關系網絡,尤其是社會頭銜)和符號資本。資本與權力是相連的,一個人擁有資本的數量和類型決定了他在場域空間中位置,各種資本之間存在相互轉換的可能性,經濟資本是具有決定性的力量。
布迪厄認為習性、資本和場域之間是一種雙向互構關系,這主要表現在:(1)習性取決于場域中行動者的位置,而位置是由資本的占據而構成;(2)場域對習性是形塑關系,同時場域制約著習性;(3)習性對場域有認知的建構關系,場域是一個被賦予了價值和利益,值得行動者去投入的世界;(4)資本與場域是相依共存的,資本的價值取決于它所處的場域,行動者使用資本的行動策略也決定于行動者在場域中所處的位置;(5)場域是一種網絡結構,如果沒有資本,空洞的結構也是沒有意義的。
布迪厄認為根據事物具有“結構與功能的同構性”特性,說明了不同場域具有差異中的相似性——場域具有同構性特征,即“在場域發展出同型的特征——諸如統治位置與被統治位置、排除策略與侵占策略、再生產機制與變遷機制等——的意義上,不同的場域具有同構性”(沃爾茨,2006)。這是布迪厄場域分析的重要方法論原則,也是場域理論的解釋原則。正基于這種觀念,本文提出的“營銷場域”就具有了布迪厄場域理論的依據。
另外,布迪厄認為開展場域研究的必要性步驟是:及時,必須分析與權力場相對的場的位置,即要把特定的實踐場域與更大的權力場域結合起來;第二,必須描繪出行動者或群體所占據的位置之間的關系的客觀結構,這些行動者或群體是為爭奪在這個場域中的特殊的合法形式而展開競爭的;第三,分析行動者帶入他們在場域中的相應位置的習性,以及他們在競爭場域中追隨的社會軌跡(包亞明,1997;布迪厄,華康德,1992;2004;沃爾茨,2006),這為人們分析營銷場域提供了研究進路。
(二)營銷場域:一種市場運作的分析范式
營銷場域理論的基礎假設主要包括:其一,人類的行為無法用理性行為假設分析,更多地是考慮行為合法性,表現在具有在特定情境中人的“習性”實踐上;其二,行為的選擇偏好來自特定場域,即經濟性行為是嵌入在場域的社會結構中,同時制度、規范以內生的形式,建構理性行為選擇的偏好。營銷場域中的行動者在界定自身的利益與目標和制定實現目標的策略時,總是從所在的具有一定的市場結構中尋找資源。
營銷場域從分析的意義上說,可以定義為營銷場域里各個行動者位置之間的客觀關系網絡或構型,強調營銷場域就是處在不同位置的行動者之間利用手中的資本依靠各自的習性進行競合關系的社會實踐空間。這樣理解的市場其特征主要有:強調市場中個人或組織之間的互動、市場出現統治結構或聯盟、能勾畫出市場中行動者各個位置之間的客觀結構,以便行動者的策略選擇、行動者明確占有資本與它們之間的轉換以及強調習性的實踐性。
從概念化的意義上看,營銷場域理論必然是一種市場社會學的分析范式。市場被概念化為場域的一部分,或者說市場本身就是一個場域,它主要說明的是市場是如何運作的,以及市場的動力機制問題。比如以價格為例,價格是由該營銷場域的結構所決定,而非其他,這與經濟學分析市場中價格的形成機制是不一樣的,“價格不能決定整體結構,而整體結構能決定價格”(Bourdieu,2000)。針對作為場域部分的市場,布迪厄強調經濟生活主要是由行動者與特定的行動習性在營銷場域的遇合,同時市場深受某一完整的經濟場域影響。營銷場域的社會結構包括了不同位置間公司的權力關系,它通過各種資本(包括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以及象征資本等)的聯合與競爭加以維持,其中一些公司占支配地位(在位者),另一些處于被支配地位(挑戰者),它們之間一直充滿著競爭。另外,在這一場域之外,尤其在國家層面上所發生的一切,比如某個產業政策的變化,在市場內部的競爭中都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斯威德伯格,2005)。場域理論貫通了微觀實踐習性個體與宏觀社會制度、社會結構的互動以及具體的市場起著橋梁中介作用,即市場傳達了個體的實踐引起社會的變化,同時宏觀層面的政策變動通過具體營銷場域而影響場域中個體的策略抉擇。公務員之家
布迪厄關于市場的最經典論述在于《經濟人類學原理》一文中的表達:“人們所說的市場是兩個互相競爭的行動者之間的交換關系的總和,正如齊美爾所說,這些‘相互作用’建立在一種‘非直接的沖突’基礎上,即依賴于通過權力關系建構起來的場域結構。該場域內的行動者往往不同程度地強化著這種權力關系,他們往往變相使用所能運用的權力,尤其是控制和操縱國家權力”(轉引自斯威德伯格,2005;Bourdieu,2000)。布迪厄強調行動者在場域中實際占有的位置、客觀關系的社會結構而進行競爭,從而不斷進行自身的再生產。布迪厄用“場域-資本-習性”的分析范式,融通了市場中個體、企業、企業組織聯盟,以及市場甚或營銷場域之外政策層面的關系。
三、案例:上海周寧人的鋼材專業市場
人們可以對鋼材專業市場做這樣的理解:從物質存在方式看可以理解為具體的鋼材交易市場,同時從市場承載的內容與功能看又是鋼材商品流通的領域,是利益相關人的社會關系樞紐與窗口,它還連接和反映著特定文化、制度與政策的環境,并且具有“自我強化”、“自我再生產”的機能。做這樣理解的鋼材市場,恰是布迪厄意義上的場域概念化市場所具有的意蘊。由此,周寧人在上海的鋼材專業市場可以理解為:它是由為獲取經濟利益而進駐的行動者——周寧人及相關利益者(企業家、商人、雇工以及與市場相關的利益者,如當地政府等)占據特定的社會關系網絡來確定其社會位置的,行動者憑借各自擁有的特定資本與具有的習性,在一定的營銷場域中生活、經營與管理,同時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客觀經濟環境與社會結構變化中,不斷地創造、建構、經營和不斷再生產身處其中的市場與自身。周寧人是通過在實際情境中不斷調整其行動策略的(遵循“習性”實踐邏輯的),這種策略是構成營銷場域的社會結構和行動者心態結構的基礎,是市場與市場參與的行動者雙重結構獲得不斷重塑,進行同步同質雙向互動的結果。
閩東山縣周寧人外出務工經商,特別是改革開放后闖大上海的習性來自三個方面:及時,由于地僻土薄、交通不便及歷史上遷徙文化的影響,以“走的越遠越好”的社會心理為驅動;第二,山高丘陵多,隔山一方造就宗族觀念強,在外出務工經商者的族親隱射中形成習性的“前結構”鑄模形態;第三,每年春節期間滬上老板小車鬧山城,成功人士的創業事跡給平常寧靜的山縣籠罩一層厚厚的創業商業氣氛,創業文化習性得以形塑。另外,中國經濟轉型中的宏觀政策支持,也為周寧人到上海務工經商創造了不可或缺的條件。
四、結語
把市場當作布迪厄意義上的場域看待,它注重“場內”運作以及與“場外”場域的互動。應用營銷場域理論理解周寧人在上海的鋼材市場,能更地理解市場不僅僅是經濟學意義上的單純價格機制問題,更應把市場當作一種社會結構。這樣理解的市場,其“場”中有鮮活的行動者、行動者之間的互動(競合)、場內行動者和場域本身文化的功能體現與意義表達,以及營銷場域與場外權力場的關聯,等等。
經濟學理論論文:生態經濟學理論的應用研究論文
生態學是由德國生物學家赫克爾于1861年首次提出,并于1886年創立了生態學這個學科。生態學是研究生物之間、生物與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學科。包括植物生態學、動物生態學、微生物生態學、進化生態學、地理生態學、生理生態學、應用生態學。生態學不僅是生物資源開發利用的基礎學科之一,而且與農、林、牧、副、漁、醫都有密切關系的應用基礎學科之一。從研究的對象來看,生態經濟學是生態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學科。
經濟學是研究經濟關系和經濟活動規律及其應用科學的總稱。包括理論經濟學、技術經濟學、應用經濟學、經濟數量分析和計量方法、經濟史、經濟思想史生態經濟學是從生態學系統來看待社會經濟問題,研究生態變化的經濟因素。包括部門生態經濟學、理論生態經濟學、專業生態經濟學、地域生態經濟學。是研究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的復合系統—生態經濟系統的矛盾運動發展規律及其應用的經濟學分支。
生態學與經濟學兩個名詞同源于希臘字母(Oikos)。分別是指有關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問題與管理。生態經濟學是一門跨生態學和經濟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互交叉、滲透與有機結合形成的一門新興的交叉邊緣科。具有綜合性、整體性、戰略性和實用性特點。在中國它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初,至今只有20多年,在此期間,生態經濟學在中國有很大的發展,旨在整合生態與經濟系統,提供新的思考方向,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許多有遠見卓識的經濟學家和生態學家及時投入這一嶄新的學科研究與應用。研究成果中部分內容。在推動建立全民生態意識和用生態經濟理論指導中國現代化建設上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并取得令人瞻目的成就。公務員之家
生態經濟系統是由生態系統和經濟學系統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相互耦合而成的復合系統。在生態系統和經濟系統之間有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與此同時,還存在著價值流循環與轉換。生態經濟系統劃分范圍可大可小,從層次上看,有由地球表層的生物圈和經濟界復合而成的生態經濟系統、國民經濟總體生態經濟系統、部門生態經濟系統、行業生態經濟系統。按地域大小分:有國土生態經濟系統、區域生態經濟系統、庭院生態經濟系統。生態經濟系統組成包括人口、資源、環境、科技四大要素。
“現代生態經濟系統是由生態系統和經濟系統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不可分割的生態經濟統體,因而現代社會是一個由經濟社會和自然生態融合而成的生態經濟有機整體。按照這個理論,中國現代經濟不是個封閉系統,而是建立在生態系統基礎之上的巨大開放系統,這個開放系統就是生態經濟的有機整體”。生態經濟學包括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理論、生態經濟有機整體理論、生態經濟要求理論、生態經濟生產理論、生態經濟價值理論、生態經濟循環理論。生態經濟學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和生態學理論為基礎,運用現代系統理論的分析方法,從結構、功能、平衡、效益、調控高度揭示生態經濟系統這一客觀實體的運動發展規律。
經濟學理論論文:經濟學理論的模式演變分析論文
摘要：從構建學科理論體系的來源看，目前國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形成三種模式：經典模式、傳統模式和現代模式。這三種模式反映了國內經濟學界對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探索的演變過程。當前構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需要解決好研究對象、邏輯主線、研究方法和內容創新等問題。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資本論》；理論體系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我國理論經濟學建設的主要內容和發展方向，形成科學性與邏輯性高度統一的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建設的主要任務之一。當前國內經濟學理論界對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探索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這不僅反映了目前我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太好局面，也反映出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探索的方向。
一、當前國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三種模式
按照構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不同來源，當前國內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的探索可以劃分為三種模式。
及時種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經典模式”。這種理論體系是以馬克思經濟學研究的“六冊計劃”和《資本論》為基礎建立的。
多年來，國內多位學者對馬克思早期經濟研究的著作和書信等材料進行了梳理和研究，并形成了初步的理論成果，他們認為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的研究計劃是一個內容龐大的宏偉體系，包括在1857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提出的“五篇計劃”和1858年提出的“六冊計劃”。而已經出版發行的《資本論》四冊僅僅是這一理論體系的一小部分，“六冊計劃”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由“緒論”(商品和貨幣)、“資本”、“土地所有制”、“雇傭勞動”、“國家”、“對外貿易”和“世界市場”六冊構成。
湯在新教授認為應從“六冊計劃”出發來探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他首先考察了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界定，認為馬克思、恩格斯從開始經濟學研究一直到完成《政治經濟學批判》，他們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的界定是一致的，即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特定生產關系下的物質生產或者財富增長。其次，他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使用的科學的敘述方法是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構建的關鍵。
楊國昌教授則以“六冊結構”和《資本論》為邏輯起點，從導論；構建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依據；商品經濟形式的產生、發展過程和一般原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當代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六大塊構建了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
第二種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傳統模式。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主體仍是以《資本論》和“蘇聯范式”為藍本構建的(周冰，2004)，并以此形成了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構建的傳統模式。傳統模式按其構建理論體系的方式分為兩種形式：一種是將政治經濟學分為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分別形成理論體系，另一種形式則是試圖將社會主義部分與資本主義部分有機統一起來。及時種形式的發展和創新主要體現在政治經濟學的社會主義部分。政治經濟學的資本主義部分以《資本論》和“蘇聯范式”為基礎，一般秉承《資本論》的體系框架，再加入壟斷資本主義部分和經濟全球化等內容，就構成了對資本主義經濟分析的理論體系，從研究對象到研究方法、敘述方法基本一致。
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反思和超越“蘇聯范式”的過程中，出現了一股“回到馬克思傳統”的潮流，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在遵循《資本論》的體系方法的基礎上出現了許多突破“蘇聯模式”的理論體系，如許滌新的《社會主義生產、流通與分配——讀(資本論)筆記》、谷書常教授1979年主編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簡稱北方本)、蔣學模教授主編的《政治經濟學教材》等。這些教材都以其性在國內經濟學界產生了巨大影響，多次再版。90年代末，谷書堂教授主編的《社會主義經濟學通論——中國轉型期經濟問題研究》(1989、2000)，蔣學模教授的《高級政治經濟學》(2001)等都結合我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特別是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實不斷創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理論體系。
蔣學模教授主編的《高級政治經濟學》包括社會主義總論(2001年4月)和社會主義本體論(2001年10月)堪稱嚴格遵循傳統模式的典范。他以社會主義勞動為起點范疇，研究了社會主義經濟學的歷史演變(總論部分)、社會主義的生產過程、流通過程、生產總過程等，并形成了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貫穿全書的邏輯主線和主要范疇，對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勞動者利益、政府等范疇進行了深刻而詳細的本體論分析，并最終形成了到目前為止少有的以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系為隱含假設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
蔣學模教授的理論體系以社會主義實踐的歷史為前提，在本質層次上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進行了深入研究，并對涉及到的范疇的研究析析較為深入。但該理論體系對經濟運行的研究涉及不多，現實感不足。
谷書堂等主編的《社會主義經濟學通論——中國轉型期經濟問題研究》和“北方本”，在構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上重視反映我國經濟建設實踐和理論成果，以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現實經濟制度作為分析前提，探討了我國現階段微觀經濟運行、宏觀經濟運行及經濟增長和發展。這理論體系的特色在于突出我國經濟轉型的特征，是對我國理論經濟學有益探索和創新，其現實性不言而喻，但作為統一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一部分，如何解決研究對象的二元性和其研究主線的二元性(即“三過程”與“四環節”)(周冰，2004)將是這一理論體系面臨的較大考驗。
傳統模式的第二種形式就是近年來發展起來的將政治經濟學的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有機統一起來的創新模式，這方面的主要代表包括程恩富教授主編的《現代政治經濟學》和逄錦聚教授等主編的《政治經濟學》等。
程恩富教授在其主編的《現代政治經濟學》中，突破傳統政治經濟學體系的“三過程論”，首創“五過程體系”，除了導論、尾論之外，包括直接生產過程、流通過程、生產的總過程、國家經濟過程及國際經濟過程。構筑這一政治經濟學體系的歷史淵源是“六冊結構”和《資本論》的邏輯框架，遵循從“一般范疇”到“特殊范疇”，從“基本原理”到“基本原理在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的應用”的原則，組織起了反映當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理論體系。
逄錦聚等主編的《政治經濟學》力圖突破傳統政治經濟學在體系上分為兩部分、內在邏輯上不相一致的缺陷，在理論體系上形成了三篇結構。及時篇：政治經濟學的一般理論，重點闡述了政治經濟學中具有一般意義和普遍適用性的范疇及其運動；第二篇：資本主義經濟；第三篇：社會主義經濟則主要結合不同社會制度的生產關系闡述了政治經濟學中一般范疇的特殊或具體形式，并將經濟運行納人到了體系之中。
這一理論體系體現了將兩部分有機統一的嘗試，同時從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高度來界定一般范疇和特殊范疇，結合當代資本主義近期發展的現實和我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對政治經濟學的相關范疇的含義及其運動進行了探索，可以說較好地體現了科學性與實踐性的統一。第三種是我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現代模式探索。進入90年代，隨著我國逐步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建設面臨新的挑戰，特別是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出現了對現實經濟問題解釋力差、研究方法單一等一系列問題，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結合新的實踐進行理論創新，需要現代化則是共識。當前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構建的現代模式探索方面形成了三種觀點：一是保留政治經濟學的傳統，沿用政治經濟學的原有研究力法和構架，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創新和發展，可稱之為“修補”方式；二是借鑒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并結合我國基本國情和基本制度特色重新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可稱之為“嫁接”方式；三是徹底放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范式，以現代經濟學。的范式具有普適性為前提，用現代經濟學范式來構建中國的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可稱之為“重建”方式。及時種觀點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科學的、與時俱進的理論，仍然是我國理論經濟學的主流，也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理論基礎。因此，必須在繼承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立場和方法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不斷地創新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形成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現代模式。
第二種觀點則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制度分析特色的同時，更多地借鑒現代西方經濟學原理和方法。這種觀點認為現代西方經濟學是反映現代社會化大生產規律和經過現代市場經濟實踐檢驗的經濟理論，我國正在建設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也是現代市場經濟，因此現代西方經濟學原理和邊際分析的方法應當也能夠成為我國正在構建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元素。在構建現代形式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上，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制度分析為前提，從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經濟增長理論等方面來分析，從而形成以市場經濟運行為主的理論體系。公務員之家
第三種觀點則認為經濟學具有超越一切社會制度的屬性，上個世紀60年代形成的現代經濟學代表了經濟學理論和實踐的主流。具有非常的普遍性和高度的規范性和邏輯的一致性。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我國理論經濟學理論體系建設應該大力引進現代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并用于對中國經濟發展中面臨的種種經濟問題進行解釋和指導，建立中國理論經濟學。錢穎一教授認為包括視角、參照系或基準點和分析工具在內的三個部分構成了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分析框架，這是理解現代經濟學的關系鍵所在，也是當代在世界范疇內被經濟學家們廣泛接受的經濟學范式。田國強教授認為這種分析框架具有非常的普遍性、高度的規范性和邏輯的一致性，不僅包容了西方經濟學，也涵蓋了“東方”經濟學甚至中特色的經濟學，因為不同的經濟、政治、社會環境可以發展出不同的經濟理論和經濟模型，但絕不是不同的“經濟學”，創建不同的經濟理論和經濟模型所用的都是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他進一步指出，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基本上由五個部分或步驟組成：(1)界定經濟環境；(2)設定行為方式；(3)給出制度安排；(4)選擇均衡的結果；(5)進行評估比較。他們二人均認為發源于現代市場經濟制度下的現代經濟學分析框架和方法同樣適用于對中國轉型經濟的分析和現實經濟問題的解決，因而也代表了中國理論經濟學的未來的主流發展方向。
二、對當前構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幾點認識
一個學科理論體系的真正形成取決于其科學性和實踐性。從科學性來說包括三方面內容：一是研究對象的統一性。即提出明確的研究對象，有統一的邏輯主線貫穿整個學科過程。二是其邏輯體系的嚴密性，一個學科的理論體系是由概念(即范疇)、推理、結論構成的邏輯嚴密的體系結構，要有以起始范疇和核心范疇為基礎，有眾多層次不同的范疇構成的邏輯體系。三是科學的研究方法。科學的研究方法能夠將現實經濟問題歸入一個規范、科學地分析框架中，并能形成有效結論，用以指導社會經濟實踐。從實踐性的角度來看，一個科學的理論體系要有對現實的解釋力。
在當前構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過程中仍需要在以下幾點形成共識。
及時，明確的研究對象是建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前提條件。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呈現出不同的模式，首先是由于對研究對象的不同界定形成的。特別是從不同角度去理解和解釋對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界定。其次，部分國內經濟學者認為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是既研究生產關系又研究稀缺資源的配置問題，其科學性值得商榷。
從本質上來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的科學性是不容置疑的，這一研究對象的形成是政治經濟學歷史演變的必然結論，也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充分證明了的，即只有正確處理社會生產關系才是推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決定力量。以生產關系作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以生產關系的運動來形成多層次的、多角度的生產關系體系，也就形成了邏輯嚴密、結構完整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第二，界定貫穿整個學科體系的主線是構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重要內容。
作為科學的學科體系，貫穿政治經濟學的邏輯主線也是構建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重要內容。到目前為止，所有的政治經濟學學科體系都比較重視邏輯主線的構建，傳統模式中仿照《資本論》形成的邏輯主線包括社會必要產品的運動(雍文遠，1985)、生產的三個過程(谷書堂，1999)、生產的五個過程(程恩富，2002)、經濟利益的運動(谷書堂，1999；蔣學模，2001)等。從總體上看，以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的前提下，可以采用不同的邏輯主線，各種范疇、概念在一條紅線的牽引下多層次充分展開的邏輯過程。這是形成科學的理論體系的重要內容。
第三，借鑒科學的研究方法是構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關鍵。
當前，國內許多學者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抽象法對于揭示經濟運動規律的本質是有效的，但在應用層次上，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方法需要創新，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建立經濟模型，進行實證分析，使政治經濟學更具有時效性、應用性和針對性。因此，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上除了采用唯物辯證法從歷史緯度來分析人類社會的經濟規律，從而構建縱向內容的理論體系，也要分析特定歷史時期經濟社會中的現實問題，即借鑒現代西方經濟學建立經濟模型的方法，從橫向角度來構建理論體系，從而最終形成縱橫交織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
第四，拓展研究范圍是構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創新的內在動力。
拓展研究范圍也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保持創新活力的源泉，應該主要從兩個方面突破：一是立足我國現階段基本國情，以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和理論成果作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建設的源泉。我國的基本國情，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構建的基本前提；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分析研究的主要命題；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經驗教訓，特別是我們黨的理論創新成果包括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等則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構建的理論源泉。二是要不斷開拓創新，增強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經濟全球化和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趨勢方面的解釋優勢。
經濟學理論論文:憲法學與經濟學理論歷史探討論文
內容摘要：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憲法是法治的基石，市場體制的孕育成長需要憲政制度的協調配合。將視野局限于政治憲法、過于注重定性分析的傳統憲法學理論顯然不能適應經濟建設與憲政建設同步發展的要求。在西方學術界，正式將經濟學和法學結合起來研究的努力，始于本世紀20年代的制度經濟學；到70年代美國法學家波斯納吸收經濟學家科斯等人的成果，創立了法律經濟學；從憲法的角度研究經濟發展，把經濟學與憲法學聯系起來研究，則始于以美國經濟學家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回顧憲法學與經濟學理論交融的歷史，有助于憲法學關注經濟憲法，借鑒經濟學的原理和方法研究憲法問題，實況憲法學研究領域的拓展與研究方法的更新，走向經濟憲法學。
關鍵詞：憲法學，經濟憲法，經濟學
經濟學關注政治、法律問題，法學注重相關經濟因素，是一個由來已久的學術傳統。在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緊密關聯，學科理論高度綜合化的條件下，總結法學、憲法學與經濟學理論交融的歷史過程，對于更新憲法學理論與方法，實現經濟憲法學理論創新，是很有意義的。
一、法學與經濟學交匯中的憲法理論
把政治、法律和經濟聯系起來思考的最初嘗試，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和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管仲、墨翟等古代先哲。到了近代，亞當。斯密率先結合政治和法律制度分析經濟發展，從而開創了古典政治經濟學［1］。美國實用主義法學家霍爾姆斯大法官在19世紀末曾預言：未來的法律屬于研究統計學和經濟學的人們［2］。這些早期探索已經昭示著法學、憲法學與經濟學交融的前景。
在法學與經濟學相互融合的過程中，經濟學家在研究領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充當了理論先導。法學家則提供陣地扮演了組織者的角色，并將兩個學科的結合引向系統化。
（一）舊制度經濟學的領域拓展
20世紀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世界經濟大蕭條，暴露了市場體制的缺陷，動搖了人們對“看不見的手”的信念。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使經濟活動與法律事務的關系更加密切，經濟學開始向法學滲透，形成了以美國經濟學家康芒斯等為代表的制度經濟學。
制度經濟學主張“法制居先于經濟”，明確地將財產權和法律制度納入經濟學范圍，憲法在其中也受到重視。康芒斯認為，法院對經濟利益沖突的調節“系根據憲法上關于合法程序、保護財產和自由以及平等的法律保障這幾方面的條款來行動的”，制度經濟學試圖把“法律制度配合到經濟學里面，或能配合美國司法機構所采取的這種根據憲法的路線”[3].制度經濟學雖然通過把憲法和法律納入經濟學范圍實現了經濟學研究領域的拓展，但由于未能更新研究方法。以致法律與經濟的結合顯得隨意而松散，憲法問題也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二）新制度經濟學的方法更新
根據研究法律制度的需要更新經濟學方法的任務。是由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學派完成的。1960年科斯在《法與經濟學雜志》發表《社會成本問題》一文，提出后來被稱為“科斯定律”的基本思想：如果市場交易是無成本的，則權利的界定對經濟效率沒有影響；但事實上市場交易是有成本的，因而權利的初始界定必然影響經濟制度的運行的效率[4].新制度經濟學以交易費用為理論基礎，以財產權為邏輯起點，考察制度安排與資源配置效率的關系，為對法律制度進行經濟分析提供了一個新的理論框架，更新了經濟學研究方法。該學派對憲法與政治已有一些探討，以道格拉斯。諾斯和哈羅德。德姆塞茨的分析最有代表性。
諾斯在研究制度變遷時十分注重作為基本制度規則的憲法，認為憲法的“目的是通過界定產權和強權控制的基本結構使統治者的效用較大化”[5].其目標是：建立財富與收入分配方式；為競爭界定一個保護體制；設立執法體制的框架以減少經濟部門中的交易費用。諾斯指出：“離開產權，人們很難對國家作出有效的分析。”[6]他運用產權理淪研究國家，提出了“新古典國家理論”，認為國家決定產權結構，因而應對產權結構造成的經濟增長、衰退或停滯負責。國家有三個特征：一是為取得收入而提供“保護”和“服務”作為交換；二是為使收入較大化而為每個不同的集團設置不同的產權；三是面對其他國家或國內潛在統治者的競爭。因而國家有雙重目的，既要使統治者的租金較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費用使社會總產值較大化以增加國家稅收。這兩個目的之間的矛盾、沖突和對抗，就成為國家興衰的原因。
德姆塞茨用科斯定律研究民主政治，指出：“當政治競爭的功能完好無缺時，個人對從事政治活動的偏好不再與民主制度有較大的關系”[7].但是，了解政治和候選人情況需要信息費用，投票者個人不能決定政治結果，因而不愿進行政治投資。所以民主是不的，其中“少數人有權力去影響政治結果”［8］。這就為政黨、政治投機、利益集團和政治壟斷提供了一種解釋。但新制度經濟學忽視法律的自身價值，把研究的側重點放在財產法、契約法和侵權法方面，對憲法的研究顯得粗略。正如美國國際開發署經濟政策與制度發展問題專家諾曼。尼稱爾森所說：“憲法秩序還是制度分析中關于運行改進的對策中最不清晰的一塊。”［9］
（三）法律經濟學對憲法的經濟分析
與康芒斯的制度經濟學幾乎同時出現的法律現實主義運動，直接導源于實用主義法學，其重要傾向之一就是“強調經濟學”［10］。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率先為法律專業的學生開設經濟學課程，聘請經濟學家執教。1958年，經濟學家迪萊克特教授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創辦《法與經濟學雜志》，從而為新制度經濟學和法律經濟學的產生創造了條件。
但是，直到70年代以前，法學家們在法學與經濟學的交叉領域并無很大的理論建樹。1973年芝加哥大學法學教授波斯納的巨著《法律的經濟分析》問世，才從根本上改變了局面，標志著法學與經濟學進入了系統化的雙向融合階段。波斯納的經濟分析不僅包括了普通法中的財產法、契約法、侵權法和刑法，也包括了政府調節市場、商業組織與金融市場、收入與財富分配等方面的法律以及程序法，憲法和聯邦制也成為經濟分析的對象，從而形成了法律經濟學的龐大體系。
在對憲法所作的經濟分析中。波斯納認為：“憲法解釋比一般法規的解釋更靈活這條原則，表明變更憲法的成本要高于變更一般法規的成本。”［11］憲法在州與聯邦之間、聯邦政府內部分權，是為了提高改變憲法條文的成本，而對個人權利的憲法保護與此不同，是為了增加剝奪權利的成本。在談及普選制、代議制和分權制時，波斯納認為，對任何群體選舉權的剝奪都會引起該群體的財富向選舉中實力強大的集團再分配，選舉權的普及將增加財富再分配的難度；由于昂貴的信息費用使民眾通過直接民主形式不可能作出明智的決策，代議制可以節省信息費用：“分權制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對國家強制性權力的壟斷”［12］，這種壟斷形式的成本可能高于其他一切壟斷形式。此外，波斯納還就經濟正當程序、聯邦制的經濟屬性、種族歧視、思想市場等憲法問題作了專章闡釋，頗有新意。
以波斯納為代表的法律經濟學對憲法問題的分析雖然比新制度經濟學更加具體深入，但仍談不上、系統和深刻的研究。而且，波斯納以財富較大化目標和效率價值取代憲法的其他重要價值，因而據此得出了一些錯誤的結論。如在種族歧視問題上，波斯納針對著名的“布朗訴教育委員會”一案提出，法院應該要求南部各州為黑人教育提供更多經費作為保留學校種族隔離的條件。從而把種族歧視視為可以通過支付一定成本后，如何阻止它為了少數人的利益運用其經濟和政治權力損害公眾？“［13］
對此，公共選擇派的答案有兩個：其一是從政治上回歸18、19世紀的立憲主義立場。布坎南聲稱，自己的理論是“18、19世紀傳統智慧精華部分的表達和再現［14］”。公共選擇以社會契約論和個人主義為政治信條。崇尚民主、平等、自由、公平和個人權利的憲法價值觀，認為憲法須適應民主的要求，民主應有憲法保障。其二是，從經濟上復興亞當。斯密倡導收支平衡的政治經濟學傳統，把“限權政府”的要求重點放在限制政府經濟權力方面。布坎南批評凱恩斯主義把家庭肆意揮霍的愚蠢行為當作國家理財的明智之舉，主張國家和家庭一樣需要節儉和量入為出［15］。因此。公共選擇學派主張制約政府征稅、財政和貨幣方面的權力，實行預算平衡。
公共選擇自60年代出現以來，已經產生了廣泛的實踐和理論影響。自70年代開始，布坎南等人親身參與倡導、草擬和討論憲法修改建議，展開了憲法改革運動，在部分州獲得了成功。到80年代，平衡預算與限制征稅的憲法修正案草案得到了里根政府持續的支持，通過了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審查并被提交國會兩院審議。該草案雖然于1982年秋被國會否決，但它在公眾中的影響仍然長期存在。已有一些州吁請召集制憲會議，考慮限制政府的財政支出。從理論上看。新制度經濟學，法律經濟學的憲法與政治分析乃至一般憲法學和政治學理論，都受到公共；選擇的影響，正統的西方經濟學家也不得不承認它的地位。應當承認，公共選擇學派對憲法價值的重視、對憲法克服政府缺陷的功能分析、對集體行動的研究都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和一定的實際意義。但在運用理性經濟人假定和主觀價值論時則走向極端，甚至把公平稅賦與個人或群體脫離共同體的自由聯系起來，則是不可取的。而且，公共選擇學派的理論具有高度的綜合交叉性，包括了財政學、經濟學、政治學、倫理學和憲法學等諸多學科，在內容上相互交錯，并沒有一個完整、系統而一致的“憲法經濟學”體系。
三、挑戰與回應：走向經濟憲法學
經濟學在憲法領域的開拓和滲透，法學對經濟學方法的吸納，已經對傳統憲法學理論形成挑戰。憲法學不得不面對挑戰。創新理論，走向經濟憲法學。
（一）憲法學對經濟研究的初步嘗試
有人考證，“經濟憲法”問題是由德國憲法學家F.伯姆提出的。目前，在德國、法國、美國、日本和韓國等國家，“經濟憲法”已經成為學者們公認的憲法學范疇，并受到專門的研究，經濟憲法學理論體系的基本框架正在形成［16］。
在我國，憲法學理論一向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而馬克思主義對憲法和法律的基本觀點就是經濟的觀點，對憲法的經濟研究本應成為我國憲法理論的優勢，但遺憾的是，馬克思主義對憲法的經濟觀被教條化。憲法的經濟研究長期不受重視。直到1992年以后，憲法學界才對憲法與市場經濟的關系、財產權的憲法保護、恢復罷工自由等與經濟關系最為密切的憲法問題進行探討，有的學者還提出了經濟憲法的概念，開始運用經濟學方法研究憲政和公民權利保障［17］。這些探索顯然是很有價值的，但還只是初步嘗試，總的說來，表現出泛泛而論甚于深入具體思考，感性認識多于理性分析的弱點，尚未進入拓展研究領域、更新研究方法的階段。
（二）經濟憲法學：憲法學的視角轉換、領域拓展和方法更新
首先，要正確估價并利用經濟學與憲法學各自的相對優勢。經濟學面對生產、交換和分配領域內普遍存在的數量關系，成功地將數學工具運用于人類行為與制度分析，因而“獲得了其他社會科學無與倫比的技術上的優勢”［18］。經濟學利用這種優勢完善了實證分析方法。構造許多理論分析模型，因而得以向其他社會科學領域擴張、滲透和入侵，人們形象地稱之為“經濟學的帝國主義”。有趣的是，“經濟學的帝國主義”傾向在部分法學家身上表現得比經濟學家明顯得多。這些法學家不僅采信經濟學，而且以效率概念取代正義概念，試圖把傳統的法律概念從法學中剔除掉，波斯納代表了這一極端。另一方面，“不少傳統的法學家瞧不起分析法律的經濟學家的工作，卻又因之忐忑不安。他們常常還沒有弄懂經濟的方法就試圖反駁經濟方法”［19］。著名法學家德沃金代表下否定經濟分析的另一極端，［20］他的“法律帝國”與波斯納的“經濟帝國主義”適成對照。公務員之家
筆者認為，對經濟學在技術與方法上的優勢視而不見。簡單拒絕它們對憲法的分析價值，或者采信經濟學來替代憲法學，都是不可取的。前者可能使憲法學喪失自己的陣地，失去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影響力；后者忽視憲法價值，終將削弱憲法對社會經濟關系的調節能力。因此，經濟憲法學應當正視經濟學在研究方法和技術上的優勢，并予以吸收和采納，使憲法學面向憲政建設、體制改革和經濟建設實踐，研究社會經濟關系的憲法調整，擺脫單純的條文注釋和把目光盯在書面憲法上的局限性。同時，憲法作為根本法，是法律價值的集中體現，系統地確認了秩序、公正、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人權等法律的基本價值，憲法學在對這些價值的規范研究方面具有優勢。應繼續拓展和深化這種研究，弘揚憲法的理想。可以說，經濟憲法學就是要在堅持憲法理想的前提下，促使憲法學的視角從書面憲法向現實憲法轉變。
其次，拓展憲法學的研究領域，在市場、個人與國家的動態關系中把握憲法。憲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市場與民主的聯系，從多方面估量，乃是一個驚人的歷史事實［21］。同樣，平等、自由、人權、法治既不是個人主觀愿望的結果，也不是來自政府掌權者的恩賜，而是內生于市場的價值機制、競爭機制的供求規律之中。不理解市場經濟與憲法的關系，就不能理解市場，也不能理解憲法。
布坎南曾把當代社會面臨的挑戰說成是政治和制度方面而不是經濟方面的挑戰，是不的。美國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林德布洛姆的看法更為中肯，他說：“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經濟性的，而大部分經濟亦是政治性的。［22］傳統憲法學理論把憲法視為公法，憲法學眼中只有政治憲法，應當說是片面的。事實上，憲法不僅授予并制約公共權利，同時也確認、保障并限制私人權利，我們只能把憲法視為一切法律的母法。
因此，在經濟學把政治、憲法作為自己研究領域的同時，憲法學也應向經濟方面拓展。研究市場關系、市場機制及其對憲法的影響，形成經濟憲法的理論。
再次，更新憲法學的研究方法。傳統憲法學的研究方法單一而片面，只講定性分析和規范分析，忽視定量分析和實證分析，定性分析被簡化為揭示憲法的階級性，規范分析被局限于憲法條文注釋，因而難以說明復雜的憲法現象。
經濟憲法學應繼承和發展憲法學的現有研究方法，同時采納經濟學提供的新的研究方法與技術。定性分析應從憲法多層次的屬性著眼，說明憲法的經濟屬性以及經濟屬性與法律屬性和政治屬性的關系，階級性只是政治屬性的一個重要方面。憲法領域也存在著大量的數量關系，選舉制度、個人與集體、重大利益與一般利益等等都需要進行定量分析。經濟憲法學應從經濟學中借鑒定量分析的方法與技巧。在運用規范分析方法時，應摒棄簡單的條文注釋。在對憲法現象進行價值判斷時，必須把憲法價值與市場經濟的機制聯系起來分析。同時。憲法具有特定的經濟功能，能夠對經濟增長作出貢獻，憲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要運用實證分析方法來說明。實證方法不等于實證主義，實證主義思潮的勢頭在當代已開始衰退。但實證分析方法并不因此而喪失其運用價值。此外，經濟憲法學應廣泛運用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資源的稀缺性和外部效應等基本假定，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分析等經濟學基本方法。以及效率價值，研究憲法及其與經濟的關系，著重考察經濟制度、經濟權利和經濟權力等經濟憲法現象。
總之，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依法治國，必須注重憲政建設，在理論上“注重對憲法進行經濟學論證或者說對經濟進行憲法學論證”［23］。經濟學與憲法學對各自研究領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使它們之間的相互滲透、交叉與融合已經成為大勢所趨。經濟憲法學的產生乃是這一歷史過程的邏輯結果，是憲法學對經濟學挑戰的積極回應。
經濟學理論論文:經濟學理論公共選擇述評論文
一、導言
公共選擇理論家們運用經濟學方法對民主政治做了大量的研究，對于經濟學和政治學作出了舉世矚目的貢獻，然而他們很少研究獨裁政治。在人類歷史中，獨裁政治遠遠比民主政治普遍，人類在絕大多數時期都生活在獨裁政治中，而不是生活在民主政治中。而且即使到今天，有的國家雖然已經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但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高度民主的理想還不會實現。可以預測到，在將來較長一段時期內，獨裁政治仍然不會絕跡。
西方學者中運用經濟學方法系統地研究獨裁政治的主要有塔洛克和溫特羅布。塔洛克的《獨裁政治》出版于1987年，溫特羅布的《獨裁的政治經濟學》出版于1998年。這兩本書都還沒有中文版本，所以中國學者對它們還不是很了解。在塔洛克和溫特羅布之外，有一部分公共選擇理論家專門而深入地研究了獨裁政治中的一種特有現象——革命。
Groupsandindividualsinrevolutionarycollectiveaction",Rationalityandsociety,6(1)(January1994),139-66.）如果說，塔洛克的《獨裁政治》和溫特羅布的《獨裁的政治經濟學》主要研究的是獨裁政治中統治者的政治行為，那么可以說，部分公共選擇理論家對于革命問題的專題探討則主要研究了獨裁政治中子民（注：李慎之認為，說中國老百姓是“臣民”仍然不夠確切，而說“子民”好些，筆者接受這種看法。見李慎之：《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化》，《戰略與管理》，2000年第4期。）的政治行為、獨裁統治者在“體制外”的競爭者的政治行為。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將不介紹公共選擇理論中的革命理論，而只介紹塔洛克和溫特羅布關于獨裁政治的經濟學理論。
二、塔洛克的《獨裁政治》
在《獨裁政治》一書中，塔洛克說，自從馬基雅維利以來，再也沒有對于獨裁政治的科學分析了。[1](P1)作者意在填補這項空白，對于獨裁政府進行一種連貫的研究，該研究的重點放在其內部機制上，而不是獨裁政府的政策上。
（一）獨裁者的目標
作者認為，各種類型的獨裁者或君主的目標可以合理地描述為(1)先是獲得權力，(2)抓住權力，(3)獲得占有權力的某種享受。雖然創造一個帝國可以列在第三個目標之下，但多數獨裁者似乎一旦執政就滿足于追求權力的穩固和奢華的生活水準。獨裁者為什么要追求權力呢？他想用權力做什么？獨裁者可以大大地滿足其愿望，其權力有兩種用途：一種是提高生活水平；另一種是實施他認為好的政策。不過，一般來說，獨裁者對于政策沒有很強的偏好，各個獨裁者的政策命令都會差不多，甚至與民主的立法機構的政策相似。我們可以通過研究一個長期在位的獨裁者來檢驗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到，當發現其政策不夠明智時，他是否還會堅持它們。由于獨裁者對于多數政策沒有很強的偏好，由政變導致的獨裁者的更替也通常不會帶來政策的劇變。成功地隱退的獨裁者多數都很有錢，但不是巨富。
（二）獨裁者面臨的威脅
獨裁者基本上是不安全的。他面對三個威脅：一個來自其政權中的高級官僚；一個來自外國干涉；一個來自群眾暴動。不過，真正的群眾暴動極少發生，除非獨裁者不能調動其軍隊了。
大多數被推翻的獨裁者是被其高階官員推翻的，不是被群眾起義推翻的。軍隊的軍事成就容易激發其將軍產生推翻現有獨裁者的野心。軍隊力量越強大，國家越易于保存，然而其獨裁者被推翻的機會也越大。獨裁者的軍事力量越強大，他遭到外國力量推翻的可能性就越小。經常更換軍官和人員編制、把軍隊交給委員會集體領導都可以減少其推翻獨裁者的可能性。企圖推翻和取代獨裁者的風險極大，一般不會有人冒這一風險的。一般來說，取代獨裁者的人首先是爬到政府高位，然后，當機會來臨時他才會推翻現有的獨裁者。高階官員之間的密謀活動很少能夠順利發展，而政變之后的執政團體會濃縮到由一個人獨裁。
獨裁者一般不會自動隱退，他們會執政到死，即使身患沉疴。當獨裁者指定一個正式接班人時，他通常會廢除這個人，因為他懷疑這個人。這一點可以這樣檢驗：看看被指定的接班人能否（即使是短期地）保持其職位。大多數獨裁者在位期間不會指定正式的接班人。要統計被兒子或其他接班人謀殺的獨裁者人數是很困難的，因為謀殺者容易掩蓋真相，但是，仔細的歷史研究應該能夠把這個數字弄清楚。作者的假說是，獨裁者最通常的死因就是被謀殺。
（三）獨裁統治下的子民
塔洛克轉述了休謨的如下看法：一個統治者可以使用他的警察和軍隊的力量統治人民，但是他無法使用這一力量統治警察和軍隊；統治依靠觀念。休謨沒有闡明是什么觀念，塔洛克補充道：獨裁者要努力讓其周圍的人們知道的觀念，不是他是個好人，而是轉，如果你們反對我，我將勝利。[1](P21)
但是，為什么在一些情況下，合法性真的存在？也就是說，當一個公民支持政府所能夠獲得的收益小于不支持政府所能夠獲得的收益時，為什么他還是支持政府？合法性是指一部分人認為，其政府將會勝利（所以不反對它），這與某種神圣秩序無關。問題在于人們如何得到這一合法性的認識，獨裁者如何鼓勵這一認識。然而，這一問題也不太重要，因為對于獨裁者的主要威脅并不是來自受合法性影響的普通百姓，而是來自高級官僚，而他們受合法性的影響不大。合法性對于獨裁者是有幫助的，但是他在掌權初期得不到它，掌權時間長久之后自然能夠得到它。盡管它有幫助，但是它不穩定。所以，塔洛克認為，相對而言，意識形態對于獨裁控制和合法性問題來說不是那么重要。[1](P107)
真正的群眾起義是很少的。本書有一個假說，即所謂的群眾起義其實是政府內部的分裂，其中擁有較多群眾的一方將獲勝。真正卷入推翻獨裁者活動的人是很少的，肯定少于人口的多數；很可能比人口的2%或3%還少。任何人們（除非是政府高階官員）推翻政府的密謀很少有機會成功。使獨裁者免于被推翻的人或組織通常能夠得到物質上的獎賞，但是其權力會削弱。
為什么極少發生群眾暴動？其回答是一個經濟學關于公共物品的老式觀點。對于一個理性的百姓來說，他參加革命將付出較大的私人成本，而且，他一個人的參加對于革命成功與否也沒有多大的影響；革命的好處將被全體人民享受，他不過是享受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已，而且，假設他保持中立，這種好處也少不了他的。[3](PP63-64)也有少數人似乎不計較個人得失而從事革命，尤其是一些宗教信徒們，但是，他們的宗教可能告訴他們，如果他參加革命，他在來世能夠擁有22個美麗的姨太太，或者受到上帝的格外青睞。總的來說，愿意為他人犧牲自己生命的革命者是極少的。許多公民似乎默認受某個獨裁者的統治，即使他們較傾心于一種民主體制時也是如此。民主制和獨裁制都能生存下去，也許較多地是出自公民的冷漠所培養起來的慣性，而不是它們先天的優越性。從一種制度向另一種制度轉變的最通常的原因是，被一種外部力量所擊敗，這種力量強制性地改變政府結構。
（四）塔洛克的自我評價
塔洛克對于自己的貢獻和缺陷有清醒的認識。他認為，自己的貢獻在于，以一種比較一致連貫的途徑或方法研究非民主政治的內部運行機制，而不是獨裁政府所采取的政策等等。同時，他承認《獨裁政治》一書的缺陷在于(1)大量的推理方式是歸納推理，這削弱了該書的邏輯性、完整性；(2)研究還比較膚淺。
三、溫特羅布的《獨裁的政治經濟學》
溫特羅布的《獨裁的政治經濟學》在發展獨裁政治的經濟學理論方面取得了較高的理論成就，表現為：及時，在公共選擇理論家塔洛克之后，進一步貫徹公共選擇理論的基本邏輯和方法，來研究獨裁政治。第二，溫特羅布將其理論高度形式化和體系化，克服了塔洛克的毛病。由于溫特羅布的著作除了運用經濟學方法分析政治行為之外，還研究了政治對經濟政策、經濟績效的影響，并且做了一些規范研究。
（一）全書要探討的問題以及重要結論
本書研究的問題是：獨裁者主要使用什么工具來保持權力？是什么決定著一個政權的壓迫性？政權的經濟績效、政治力量怎樣影響政權的壓迫程度？什么經濟、政治條件影響著威權政權的穩定或不穩定？獨裁政權比民主政權更能促進經濟增長嗎？它們較少受到尋租或再分配的壓力嗎？引入自由市場是否必然地導致獨裁的衰落？什么因素導致民主的滅亡和獨裁的興起？民族主義如何興起？獨裁者如何、為什么促進它？政權犯罪時，其執行官員有什么責任？
作者的重要觀點可以極為簡單地總結如下。及時，為保持其權力，獨裁者可用的全部策略可以分為兩類：壓迫和購買忠誠。要購買一部分人的忠誠，就需要給他們格外多付好處，這些好處只能從另外的人群那里剝奪而來，對于這另外的群體，獨裁者所采取的策略主要就是壓迫了。第二，獨裁政治是否比民主政治更加有利于經濟發展和效率？沒有簡單的回答，因為獨裁政治下的經濟體制各不相同。獨裁政府確實比民主政府更有辦好事或壞事的能力；另一方面，其再分配傾向（也就是把財富從一部分人轉給另一部分人）也更強。那種將財富再分配給工人的獨裁政治不利于經濟增長；而降低勞方工資水平，保護資方利益的獨裁政治能夠刺激經濟增長，并且從長遠來看，也有利于勞方。第三，如果西方民主政府以減少獨裁政府對其人民的壓迫為目的，那么，它對獨裁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基石就應該是：援助獨裁政府或者和他們做貿易，但是一定要附加改善人權的條件。[2](P346)第四，誰對獨裁政府的罪行負責？作者認為獨裁政府官僚機器中的官僚要對其所執行的罪行負責，其理由和漢娜·阿倫特(HannahArendt)的理由（注：Arendt,Hannah.EichmanninJerusalem:AReportontheBanalityofEvil,(Rev.ed).NewYork:Penguin,1976.漢娜·阿倫特在她的這一富有爭議的著作中論證說，納粹官僚艾奇曼所作所為的真正禍害是官僚機器的淺薄，它讓怪物看似平常——艾奇曼的沒有頭腦的平庸。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無知無識是不是政治禍害的某種必要條件，或者，積極開動人的腦筋是否真能使我們不去干壞事？阿倫特認為艾奇曼有罪，艾奇曼雖然是官僚機器中的一個小齒輪，但是該機器的行動的窮兇極惡性質使得小齒輪也要對罪行負責。阿倫特的論證是以通常的官僚理論為依據的，這和溫特羅布的論證不一樣。）不一致。溫特羅布的理由是，這些官僚是理性的經濟人，不是沒有頭腦的平庸人，他們的行動依據是向獨裁統治者效忠和爭寵。[2](PP347-348)
（二）獨裁者的策略
獨裁者可用的全部策略可以分為兩類：壓迫和購買忠誠。[2](P33)“壓迫”指的是實施種種限制：限制公民批評政府的權利，限制出版自由，限制反對黨反對政府的權利，或者，就像極權主義政府所做的那樣，赤裸裸地禁止集會、結社、組織政黨反對政府。這些限制的實施必然伴隨著對人民的監控、對不服從行為的制裁。種種獨裁的共同特點是：存在著政治警察力量，對表達反對政府的意見的行為、特別是組織反對政府的行為予以極其嚴厲的制裁。壓迫是解決或緩慢獨裁者的困境的一個方法。由壓迫引起的問題可以用幾種辦法來對付：更多的壓迫；給安全力量多付錢財；設置幾種安全力量，使它們處于競爭狀態，因而處于一種恐懼的狀態。積聚權力的另一條途徑是積聚政治忠誠，政治租金的分發能夠起到激發忠誠的作用。“忠誠”被定義為個人對組織或制度的長期的歸屬或依附。對于一個典型的公民來說，對政府或政府的反對者的忠誠是一筆資本資產，公民積累這筆資產的目的是促進其與忠誠對象的政治交換。[2](P48)公民考慮的是忠誠的回報率和風險，當公民反對政府時，他實質上是把忠誠提供給政府的某個反對者，該反對者意欲提供另外的政策。
參加政治交換的主體是哪些人呢？溫特羅布只說明了一方是獨裁者，另一方是公民和利益集團；[2](PP48-49)他沒有說明清楚這里的“公民”是否包括了全部子民，根據獨裁者購買忠誠的主要方式（分發政治租金）來看，參與政治交換的公民只是公民中的一部分，而獨裁者給予另一部分公民的東西似乎只有壓迫。
壓迫和忠誠這兩個變量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它們都要耗費獨裁者的資源，所以獨裁者有一個“權衡”的問題；它們也不是相互獨立的，壓迫的程度影響著忠誠的提供。壓迫增加時，公民若不忠誠于政府，其風險會增加，而相應的回報會減少。結果，在一個典型的公民看來，反對政府就不是那么吸引人了，而與獨裁者或其代表做“交換”就更有吸引力一些。這種“替代效應”意味著，忠誠的供給與壓迫程度是正比例的關系。然而，“收入效應”起著相反的作用。壓迫增加時，或者要增加個人成為制裁的犧牲品的可能性，或者要增加制裁的范圍，這會減少個人的財富，即使他或她是忠誠于政權的。只要公民在政治忠誠上所投入的是一般意義上的財富，壓迫的增加就會減少獨裁政權從公民的忠誠中所能獲得的財富，政權的反對派從其支持者的忠誠中所能獲得的財富也同樣會減少。
（三）獨裁政治的一般模型
溫特羅布先論述了四類具體獨裁政府的政治壓迫和忠誠的均衡模型，然后論述一個更加一般的獨裁政府模型，前面四類具體模型可以從后面的一般模型中推導出來。而要理解他的理論，好是從其一般模型開始。
獨裁者的目標是使其效用較大化。他們的效用包括個人消費(C)和權力（π）：U=U（π，C）。獨裁者獲得和保持其權力π，需要花費預算(B)，使用它們的過程也就是將資源（簡化的說法是金錢）轉化為權力的過程。如果獨裁者的金錢B無限多，那么其權力π將沒有止境。但是，他的錢又是通過使用權力獲得的。獨裁者的權力和金錢所受到的限制必然是同時決定的：在某一均衡點E[*]上，獨裁者擁有權力π[*]和預算B[*]。
（四）四類具體的獨裁政府
獨裁者會如何分配其預算B[*]呢？首先，獨裁者要確定自己想要更多的權力呢，還是要更多的個人消費。這一步要確定其個人消費額。其次，獨裁者要將(B-C)部分的預算資源分配到其獲得和保持權力的兩類手段上去，即分配到壓迫和購買忠誠上去，他的策略是，使得用于壓迫和忠誠上的資源的邊際產出（權力）率相等。
如果獨裁者對個人消費的偏好強于對權力的偏好，那么，他可能滿足于剛好能夠維持統治的最小權力，而將省下的資源用于個人消費。這樣，壓迫和忠誠都少，該類獨裁政府被溫特羅布稱為“廉價獨裁”。真正慈善的獨裁者，例如作者談到的羅馬皇帝馬庫斯·奧里流斯，以榮譽為至上原則，真心關心子民福利，他能夠獲得很多的忠誠，而壓迫又低，這樣的獨裁政體被溫特羅布稱為timocracy，該詞在柏拉圖那里是“以榮譽至上為原則的政體”的意思，這里意譯為“慈善獨裁”。
如果獨裁者對權力的偏好強于對個人消費的偏好，那么，他的花費較多的錢在壓迫(R)和購買忠誠(L)上。又假如獨裁者控制了傳播媒體，能夠使用思想灌輸和壓迫機構，那么，壓迫價格就比較低，投入一定成本進行壓迫，就能產生更多的權力。這時的政府會有較嚴厲的壓迫(R)，該獨裁政府就是暴政。假如獨裁者不僅如此，而且還能夠創造或利用發達的、先進的或現代的政治組織形式，例如政黨，那么，他花費較少的資源就能夠購買到較多的忠誠，那么，這時的政府不僅有嚴厲的壓迫(R)，而且有較多的忠誠(L)，其權力達到，成為極權主義獨裁。
（五）為什么會出現不同類型的獨裁？
為什么會存在不同類別的獨裁政治呢？首先，溫特羅布用獨裁者的偏好不同來部分地解釋，即有的偏好更多的權力，這就容易導致極權主義，有的偏好更多的個人消費，這就容易導致“廉價獨裁”……偏好成為一個外生變量。
其次，溫特羅布引入政治組織的狀況作為外生變量，來解釋獨裁者將其所獲得的資源（例如金錢）轉化為權力的效率。前面已談過，如果獨裁者掌握了群眾性政黨來進行動員，忠誠的購買價格就比較低，那么，投入一定成本所能獲得的忠誠或者支持就會更多，就能產生更多的權力。忠誠增加使獨裁政體向極權主義或慈善獨裁發展。假如獨裁者控制了傳播媒體，能夠使用思想灌輸和壓迫機構，壓迫價格就比較低，那么，投入一定成本進行壓迫，就能產生更多的權力。壓迫增加使獨裁政體向暴政或極權主義發展。如果政府不僅有嚴厲的壓迫(R)，而且有較多的忠誠(L)，其權力達到，成為極權主義獨裁。
第三，溫特羅布引入經濟制度作為外生變量，來解釋決定著獨裁者將權力轉化為預算收入的效率。他認為，對于不同獨裁國家的不同的經濟制度如何影響獨裁權力的創收效率，沒有一個一致或普適的模型，只能逐一加以分析。[2](P114)
（六）溫特羅布的理論的缺陷以及留下的理論空白
首先，它以不同獨裁者的偏好不同來部分地解釋不同的獨裁政體，這在理論上缺乏說服力。例如，我們很難回答，為什么東方獨裁者幾乎總是偏好個人消費，同時又在偏好至高的權力，而西方的獨裁者卻幾乎總是偏好個人消費，較不偏好權力。其實，不同獨裁者的基本偏好是基本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其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其次，將政治組織等方面的狀況作為外生變量，或者說作為給定的變量，這就大大地降低了其理論的作用。政治組織形式的變化、思想控制和灌輸以及其他壓迫機構的狀況正是一個獨裁政治理論需要著力加以解釋的變量，不宜作為外生變量處理。第三，認為獨裁制度是外生的、給定的，這就無法解釋獨裁政體的產生和轉型，從而縮小了其理論的解釋范圍。第四，沒有系統分析獨裁政治下的子民、覬覦政權者的行為規律，這當然不能算是溫特羅布的理論的失誤，只能說還留有空白。一個完整的獨裁政治的解釋性理論應當填補這一空白。公務員之家
四、評論：塔洛克和溫特羅布都忽視了意識形態的功能
塔洛克和溫特羅布的研究中的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是，他們都夸大了獨裁者的困境，在他們的模型中，世界上所有獨裁者基本上都缺乏安全，其處境簡直是很可憐。[2](P20)他們的理論和中國奴隸社會和封建主義時期、古代埃及和印度的獨裁政治歷史事實不符，因為古代“東方”的君主一般來說安全而“幸福”，只有像明代末年的崇禎皇帝那樣的獨裁統治者才是可憐的。為什么會出現理論與事實的這種矛盾呢？原因是他們忽視了古代東方世界的獨裁者的另一重要和有力的武器：意識形態。
塔洛克明確地說，獨裁者要努力讓其周圍的人們知道的觀念不是他是個好人，而是如果你們反對我，我將勝利。這句話的后一半是對的，獨裁者一定會展示其強大，讓人們知道，他是難以戰勝的，好乖乖地服從其統治；但是前半句不太符合歷史。事實上，獨裁者不僅展示其力量之強大，而且還努力給其子民灌輸一種觀念，即他是個好人，關心子民的福利，只有他能夠帶給子民較大的幸福。在溫特羅布的理論中，獨裁者的全部策略就是兩大類，即壓迫和購買忠誠。他得到的忠誠是通過分發政治租金之類的行動“購買”來的，與意識形態灌輸無關。其實，在能夠實施思想獨裁的情況下，如果獨裁者支出一些資源，用于對子民的意識形態灌輸，也是會導致忠誠供給的增加的。但是，溫特羅布似乎沒有把意識形態作為影響忠誠供給的一個因素，意識形態在其整個模型中似乎沒有地位。
然而公民只是公民中的一部分，而獨裁者給予另一部分公民的東西似乎只有壓迫。
壓迫和忠誠這兩個變量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它們都要耗費獨裁者的資源，所以獨裁者有一個“權衡”的問題；它們也不是相互獨立的，壓迫的程度影響著忠誠的提供。壓迫增加時，公民若不忠誠于政府，其風險會增加，而相應的回報會減少。結果，在一個典型的公民看來，反對政府就不是那么吸引人了，而與獨裁者或其代表做“交換”就更有吸引力一些。這種“替代效應”意味著，忠誠的供給與壓迫程度是正比例的關系。然而，“收入效應”起著相反的作用。壓迫增加時，或者要增加個人成為制裁的犧牲品的可能性，或者要增加制裁的范圍，這會減少個人的財富，即使他或她是忠誠于政權的。只要公民在政治忠誠上所投入的是一般意義上的財富，壓迫的增加就會減少獨裁政權從公民的忠誠中所能獲得的財富，政權的反對派從其支持者的忠誠中所能獲得的財富也同樣會減少。
（三）獨裁政治的一般模型
溫特羅布先論述了四類具體獨裁政府的政治壓迫和忠誠的均衡模型，然后論述一個更加一般的獨裁政府模型，前面四類具體模型可以從后面的一般模型中推導出來。而要理解他的理論，好是從其一般模型開始。
獨裁者的目標是使其效用較大化。他們的效用包括個人消費(C)和權力（π）：U=U（π，C）。獨裁者獲得和保持其權力π，需要花費預算(B)，使用它們的過程也就是將資源（簡化的說法是金錢）轉化為權力的過程。如果獨裁者的金錢B無限多，那么其權力π將沒有止境。但是，他的錢又是通過使用權力獲得的。獨裁者的權力和金錢所受到的限制必然是同時決定的：在某一均衡點E[*]上，獨裁者擁有權力π[*]和預算B[*]。
（四）四類具體的獨裁政府
獨裁者會如何分配其預算B[*]呢？首先，獨裁者要確定自己想要更多的權力呢，還是要更多的個人消費。這一步要確定其個人消費額。其次，獨裁者要將(B-C)部分的預算資源分配到其獲得和保持權力的兩類手段上去，即分配到壓迫和購買忠誠上去，他的策略是，使得用于壓迫和忠誠上的資源的邊際產出（權力）率相等。
如果獨裁者對個人消費的偏好強于對權力的偏好，那么，他可能滿足于剛好能夠維持統治的最小權力，而將省下的資源用于個人消費。這樣，壓迫和忠誠都少，該類獨裁政府被溫特羅布稱為“廉價獨裁”。真正慈善的獨裁者，例如作者談到的羅馬皇帝馬庫斯·奧里流斯，以榮譽為至上原則，真心關心子民福利，他能夠獲得很多的忠誠，而壓迫又低，這樣的獨裁政體被溫特羅布稱為timocracy，該詞在柏拉圖那里是“以榮譽至上為原則的政體”的意思，這里意譯為“慈善獨裁”。
如果獨裁者對權力的偏好強于對個人消費的偏好，那么，他的花費較多的錢在壓迫(R)和購買忠誠(L)上。又假如獨裁者控制了傳播媒體，能夠使用思想灌輸和壓迫機構，那么，壓迫價格就比較低，投入一定成本進行壓迫，就能產生更多的權力。這時的政府會有較嚴厲的壓迫(R)，該獨裁政府就是暴政。假如獨裁者不僅如此，而且還能夠創造或利用發達的、先進的或現代的政治組織形式，例如政黨，那么，他花費較少的資源就能夠購買到較多的忠誠，那么，這時的政府不僅有嚴厲的壓迫(R)，而且有較多的忠誠(L)，其權力達到，成為極權主義獨裁。
（五）為什么會出現不同類型的獨裁？
為什么會存在不同類別的獨裁政治呢？首先，溫特羅布用獨裁者的偏好不同來部分地解釋，即有的偏好更多的權力，這就容易導致極權主義，有的偏好更多的個人消費，這就容易導致“廉價獨裁”……偏好成為一個外生變量。
其次，溫特羅布引入政治組織的狀況作為外生變量，來解釋獨裁者將其所獲得的資源（例如金錢）轉化為權力的效率。前面已談過，如果獨裁者掌握了群眾性政黨來進行動員，忠誠的購買價格就比較低，那么，投入一定成本所能獲得的忠誠或者支持就會更多，就能產生更多的權力。忠誠增加使獨裁政體向極權主義或慈善獨裁發展。假如獨裁者控制了傳播媒體，能夠使用思想灌輸和壓迫機構，壓迫價格就比較低，那么，投入一定成本進行壓迫，就能產生更多的權力。壓迫增加使獨裁政體向暴政或極權主義發展。如果政府不僅有嚴厲的壓迫(R)，而且有較多的忠誠(L)，其權力達到，成為極權主義獨裁。
第三，溫特羅布引入經濟制度作為外生變量，來解釋決定著獨裁者將權力轉化為預算收入的效率。他認為，對于不同獨裁國家的不同的經濟制度如何影響獨裁權力的創收效率，沒有一個一致或普適的模型，只能逐一加以分析。[2](P114)
（六）溫特羅布的理論的缺陷以及留下的理論空白
首先，它以不同獨裁者的偏好不同來部分地解釋不同的獨裁政體，這在理論上缺乏說服力。例如，我們很難回答，為什么東方獨裁者幾乎總是偏好個人消費，同時又在偏好至高的權力，而西方的獨裁者卻幾乎總是偏好個人消費，較不偏好權力。其實，不同獨裁者的基本偏好是基本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其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其次，將政治組織等方面的狀況作為外生變量，或者說作為給定的變量，這就大大地降低了其理論的作用。政治組織形式的變化、思想控制和灌輸以及其他壓迫機構的狀況正是一個獨裁政治理論需要著力加以解釋的變量，不宜作為外生變量處理。第三，認為獨裁制度是外生的、給定的，這就無法解釋獨裁政體的產生和轉型，從而縮小了其理論的解釋范圍。第四，沒有系統分析獨裁政治下的子民、覬覦政權者的行為規律，這當然不能算是溫特羅布的理論的失誤，只能說還留有空白。一個完整的獨裁政治的解釋性理論應當填補這一空白。
四、評論：塔洛克和溫特羅布都忽視了意識形態的功能
塔洛克和溫特羅布的研究中的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是，他們都夸大了獨裁者的困境，在他們的模型中，世界上所有獨裁者基本上都缺乏安全，其處境簡直是很可憐。[2](P20)他們的理論和中國奴隸社會和封建主義時期、古代埃及和印度的獨裁政治歷史事實不符，因為古代“東方”的君主一般來說安全而“幸福”，只有像明代末年的崇禎皇帝那樣的獨裁統治者才是可憐的。為什么會出現理論與事實的這種矛盾呢？原因是他們忽視了古代東方世界的獨裁者的另一重要和有力的武器：意識形態。
塔洛克明確地說，獨裁者要努力讓其周圍的人們知道的觀念不是他是個好人，而是如果你們反對我，我將勝利。這句話的后一半是對的，獨裁者一定會展示其強大，讓人們知道，他是難以戰勝的，好乖乖地服從其統治；但是前半句不太符合歷史。事實上，獨裁者不僅展示其力量之強大，而且還努力給其子民灌輸一種觀念，即他是個好人，關心子民的福利，只有他能夠帶給子民較大的幸福。在溫特羅布的理論中，獨裁者的全部策略就是兩大類，即壓迫和購買忠誠。他得到的忠誠是通過分發政治租金之類的行動“購買”來的，與意識形態灌輸無關。其實，在能夠實施思想獨裁的情況下，如果獨裁者支出一些資源，用于對子民的意識形態灌輸，也是會導致忠誠供給的增加的。但是，溫特羅布似乎沒有把意識形態作為影響忠誠供給的一個因素，意識形態在其整個模型中似乎沒有地位。
經濟學理論論文:發展觀的經濟學理論探討論文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人文關懷思想
(一)馬克思主義強調人是一切經濟活動的主體
馬克思在創立唯物史觀時就明確指出，人類歷史的及時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任何人類歷史的及時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及時個需要確定的具體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受肉體組織制約的他們與自然界的關系”，“任何歷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由于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回顧馬克思如何發現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時說，馬克思首先發現的是歷來為紛繁復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的事實”，就是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馬克思恩格斯的這些論述說明什么呢？那就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是人類歷史的及時個前提，人是社會歷史的主體。
(二)馬克思主義強調發展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人的需要
馬克思主義強調要關心和重視作為社會歷史活動主體力量的勞動者的需要及其滿足，要求一切社會歷史活動必須在根本上造福于廣大勞動者的生存和發展需要，有利于人民群眾作為“人”所具有的“人的本質力量”的充分發揮及其才能的發展。馬克思在談到理想的生產時認為“這種生產，是以滿足社會以及每一成員的需要為目的的”；“通過社會生產，不僅可能保障一切社會成員有富足的和24小時比24小時充裕的物質生活，而且還可能保障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分的自由的發展和運用”。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看法，造福于勞動者的生存和發展的需要應包括三個方面，一是人的物質生活需要及其滿足。不斷創造日益富裕的物質生活資料，是實現這一人文關懷所必需的條件。二是人的精神生活潛能及其需要。三是人的社會交往和社會關系需要。人的社會關系和社會交往，是人的社會性的根本體現，人的社會性在人類本質中具有基礎性地位，是人類本質得以形成和實現的必備條件。要滿足人的社會交往和社會關系需要，就必須自覺地調整人們的社會關系及其制度安排，適時進行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領域的改革。所以，搞好人類的制度文明或廣義的“政治文明”建設，這也是馬克思主義人文關懷的必然要求。
(三)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是完整的人且強調人的發展
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中，人是既作為主體又作為客體而存在。作為主體的同作為客體的人的統一，或者說，人的主體性和客體性的統一，充分體現了人的完整性。在唯物史觀中，一方面，人是一個客體化了的主體，也就是說，當人作為社會歷史的主體創造著社會歷史的進程時，他們是受著客觀制約的，因為他們是一個具有自然的和社會的客觀規定性的主體，他們創造歷史的活動是在這種客觀規定性的范圍內或前提下進行的，并不是隨心所欲的，因而他們的活動才是有規律可循的。從另一方面來看，人又是一個主體性的客體。
馬克思研究完整的人，是為了更好地研究人的本質。馬克思認為，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是以“每個人的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它“將使它的社會成員能夠充分發揮他的各方面的才能。”馬克思和恩格斯還指出：“建立在資本基礎上的生產發展本身要求造就發展的人，只有這樣的人才能使資本主義生產的進一步發展成為可能，這是一種客觀趨勢”。當今人類社會已經發展到這樣的地步，“物質生產力的限制，取決于物質生產對于個人的完整發展的關系”，“在這個轉變中，表現為生產和財富的宏大基礎的，是社會個人的發展”。“真正的財富就是所有個人的發達的生產力。”馬克思關于人的發展理論，是人文關懷思想的極大提升，也是馬克思人文關懷經濟思想的核心。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的人本主義思想與科學發展觀
(一)注重人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人的發展理論始終占據著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核心位置。在馬克思那里，追求人本身的發展是人全部歷史活動的目的，人的發展是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由此，馬克思把促進人的發展作為創建未來社會的本質要求。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靈魂和生命力所在。繼承、堅持和發展這種科學的思路和方法，就要求人們在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中關心人、尊重人、依靠人，把人看作是一切經濟活動、經濟關系的主體、目的、基礎和希望，改變在理論及實踐中存在的單純關心經濟客體狀態，而忽略對經濟活動的主體和目的的人的關心。公務員之家
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由于經濟活動的重要性在人們對物質利益的追求中被無止境地放大，導致經濟活動中以人為本的價值矢量被倒轉，主體被客體所湮沒，目的被手段所代換。人逐漸變成了經濟活動的工具，物質財富的生產和聚斂成為人所爭相追逐的目的。經濟發展與人的發展、人的需要滿足的價值主旨日漸遠離，甚至兩相悖逆。經濟活動由人是主體的價值實現過程，異化為人被當作客體和工具手段受到支配和驅使的過程。結果人的發展和人的本質實現問題淡出經濟發展的目標和任務。把人只當作經濟發展的手段或者把經濟發展中的物質價值放在人的價值之上，都是發展觀的偏頗。要堅持科學的發展，就必須要堅持以人為本，就是要把滿足人的需求和促進人的發展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圍繞人的生存、享受和發展的需求，提供充足的物質文化產品和服務，圍繞人的發展，推動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二)正確處理人類社會和自然之間的關系
馬克思認為人的發展的實質是人的本質力量即創造力的充分體現。從根本上說，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是人的需要。一般來說，低層次所需要的一定程度上的滿足是高層次需要產生的基礎。而低層次需要，尤其是物質享受需要的滿足程度，是因人的價值觀而異的。只有在滿足基本需要的前提下，轉變人的價值觀念，提高人的素質，追求人的發展，才能從根本上遏止惡性消費和惡性開發，轉變傳統的發展模式和非持續發展的生活方式。所以，要正確處理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必須在人的深層意識上調整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承認人類是自然界的普遍成員，承認自然界變化發展的客觀規律，承認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是當代人和后代人的共同財富，承認人類在環境問題上的權利和義務的統一，從而建立起一種既符合人類持續發展的主觀需要，又符合生態環境自然客觀規律要求的、現代的、人與自然的新型關系——平等、和睦、協調、統一、相互尊重。這應是人類追求的理想目標。要堅持科學發展，就要牢固樹立生態文明的觀念，從人與自然是一個有機整體的視角理解人類生存，建立和維護人與自然相對平衡的關系，只有這樣，人類才能獲得自身比較滿意的存在和持續發展。
(三)正確處理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關系
馬克思研究完整的人，把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有機結合了起來，強調人類按照自己的利益、需要、目的去認識和改造世界，但必須要按照世界的本來面目去認識和改造世界，強調社會發展的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內在統一。馬克思的這些重要思想，對我們正確認識和處理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關系有指導作用。人文精神強調人之為人的尊嚴，其核心是對人的尊重，把人作為評價價值的尺度和標準。科學精神尊重客觀事物和客觀規律，把人的認識看作是對客觀事物的反映。科學精神重在“求真”，人文精神重在“求善”。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作為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社會以及人自身的過程中形成的兩種價值體系，二者是互相統一而不是互相排斥的。要堅持科學發展，在現實生活中，就既要提倡人們對人生終極目標的追求，又要大力宏揚科學的理性精神。在發展過程中就要努力追求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的和諧統一，使得求真、求善、求美之間走向一致和融合，使我們的社會不斷完善、發展。
經濟學理論論文:經濟學理論看就業戰略探討論文
內容摘要：新興古典經濟學用分工網絡的性、整數理論和分工結構的變化三種方式來解釋失業現象。隨著分工的演進，產業鏈不斷加長，促使中間產品專業生產者人數增加。我國分工的自發演進受到阻滯和分工水平不足是造成我國就業形勢嚴峻的重要原因，而分工演進阻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政府應當確立以分工促進就業的指導思想，在各個方面采取有利措施促進分工深化，為分工的自發演進創造適宜的制度環境。
關鍵詞：分工就業新興古典經濟學專業化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我國的就業形勢越來越嚴峻。為此國家采取了各種措施和手段來解決日益嚴峻的就業問題。本文試圖從新興古典經濟學的角度論述我國的就業促進戰略。
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失業理論
新興古典經濟學以超邊際分析來復興古典經濟學思想，把研究重點放在分工與專業化對經濟發展的作用上。在楊格看來，分工包含著三個方面：一是個人的專業化水平；二是不同專業的種類數；三是生產的迂回度。而生產的迂回度是工業化的一個主要特點，工業化發展的程度越高，迂回生產鏈條的長度就會越長。伴隨著新技術的產生和個人專業化水平的提高，一個國家的工業化或經濟增長的過程實質上是一個分工水平演進的過程，表現為個人專業化水平加深，生產的迂回程度提高，迂回生產鏈條上每個環節的產品種類數增加，而這意味著不斷出現新的專業和分工領域。
根據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失業是與分工相關聯的一種經濟現象。如果沒有分工，整個社會都處于自給自足的狀態時，不存在失業；當整個社會處于分工狀態，每個人都進行專業化生產時，社會也沒有失業。失業發生在一定水平的分工階段上。從一般意義上講，當分工演進機制受阻，原來的專業化生產不能進行時，從事專業化生產的勞動力既不能重回自給自足狀態，也不能躍進到新的分工水平狀態，失業便會產生。具體而言，新興古典經濟學解釋失業有三種方法。
及時種方式是分工網絡的性，即交易風險來解釋失業現象。在新興古典產權理論中，若每個交易都有一個失敗的風險，則當外生交易效率改進時，均衡的分工水平會上升，而整個經濟分工協調失靈的風險也上升。但是因為外生交易效率改進時，增加的分工好處大于增加的總外生交易費用和增加協調失靈風險的壞處，所以人們會從這些相互沖突的效果之間的平衡角度，同時選擇高分工水平和高協調失靈的風險。而高分工水平意味著商業化程度、大市場容量和高總量需求，分工協調失靈的風險則意味著人們在協調失靈中可能被迫回到自給自足的低生產效率。因此，整個經濟分工協調失靈的風險意味著大規模失業的風險。
第二種方式是所謂整數理論來解釋失業現象。所謂整數問題就是瓦爾拉斯均衡存在的整數條件，即能產生較高效用的角點均衡中，選擇專業化模式的角點均衡人數必須是整數。假定一個經濟中只有3個人，當交易效率提高到一定程度時出現分工，瓦爾拉斯全部均衡意味著每個專業有1.5個人，這與整數條件不符。因此瓦爾拉斯均衡可能不存在，但如果3個人中有一個人的生產率低于其他兩人，則瓦爾拉斯均衡仍會存在。而兩個生產率高的人會發現，與生產率低的人進行分工將會影響他們的收入。所以，他們將會形成一個瓦爾拉斯均衡并將生產率低的人排除在分工之外。生產率低并不是這個人被排出分工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整數條件不滿足。因此他是在愿意卷入分工且當整數條件滿足時也能卷入分工，但卻因整數條件不滿足而被迫處于市場和分工之外。這類失業就是非自愿失業。
第三種方式是分工結構的變化來解釋失業。當交易效率或生產函數的參數變化時，均衡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貿易品種類數、均衡的迂回生產鏈條的長度都會變化。這些變化就會要求某些人改行。若改行的費用很高，則在分工結構調整的過程中，產生失業現象。由于分工的特點是專業化熟能生巧的正面影響，所以改行也意味著過去的專業經驗突然變得無用，而新入行者永遠趕不上已有很多專業經驗的人，因此再也難以找到就業機會。也就是說，一旦失業，就失去了邊干邊學的機會，因而效率會更低，形成惡性循環。
新興古典經濟學從分工角度探討了失業產生的根源，在現實經濟中具有一定的解釋力，尤其是對處于高度分工水平的發達國家。我國現階段的分工水平相對于發達國家來說還比較低，新興古典經濟學提供了一個認識失業的新視角，對研究我國的失業問題具有啟示意義。
分工演進阻滯是我國就業形勢嚴峻的重要原因
新興古典經濟學認為分工可以帶來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好處，但同時又增大了交易費用。當交易效率十分低時，分工帶來的好處小于交易費用，經濟體系處于自給自足狀態。當交易效率外生改進時，經濟體系就會從自給自足向分工演進。供給和需求是分工的兩個側面。隨著分工演進，社會的商業化和市場化程度也會隨之發生演進。經濟發展的實質是從分工不發達的經濟體系演變為分工高度發達的經濟體系的過程。
有學者從經濟增長的角度分析分工和就業的關系后指出，傳統的經濟增長理論認為就業問題只是市場需求的問題，總需求不足自然會導致對勞動力需求不足，失業也就成為市場機制排出剩余勞動力的必然結果。在以分工——就業為基礎的、關于經濟增長的新的分析框架下，市場需求是內生的，刺激需求不是解決就業問題的最終辦法，就業問題應該放在以分工為導向的經濟增長框架中去考察。這個新的分析框架揭示了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不同于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本質區別在于分工演進不足。由于分工水平低下，市場機制所能起到的基礎性調節作用也是低效的，經濟增長的速度雖然較快，但其質量水平卻不高，就業水平不高也就不可避免了。我國的就業問題是由低水平分工和低人力資本積累造成的，一味地靠刺激內需、增設工作崗位是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為分工擴張創造更大的空間，提升分工水平是解決就業問題的基本途徑。
楊小凱（1998）認為經濟發展的實質是勞動分工的演進，而失業或隱形失業或是由于分工水平低，大多數人自給自足，找不到專業化的就業機會，或是分工水平很高時，由于大分工網絡造成的協調失靈風險高，加上轉業的困難等原因造成。但在經濟起飛、分工演進加速的發展中國家，失業不是大問題。正如臺灣、香港、溫州經濟起飛時不但不會有失業，反而勞力不足要從外地進口勞力。從一般意義上講，充分利用分工經濟的效果，可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來緩解目前的就業壓力。隨著分工的演進，產業鏈會不斷加長，會促使中間產品專業生產者人數增加。但是由于我國的市場經濟的制度還不完善，制約了分工的自發演進。
我國分工演進阻滯的具體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不少地方政府抱著“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思想，一味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地區經濟結構，甚至不惜動用行政力量直接干預跨地區的分工，這種“自足自給”經濟布局使得不少地區的分工長期處于低效率的狀態，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分工的自發演進。二是很多企業的誠信程度不高，整個社會的信用體系不完善，使得不少企業認為企業之間進行交易的風險比較大，內生交易費用較高，因此寧可自己組織生產產品，也不愿意進行分工。這無疑是影響分工演進的重要因素。三是企業組織缺乏彈性。當企業內部組織生產某種產品的零部件的成本過高時，企業本應該放棄“自給自足”的方式，把這種零部件外包給專業化的企業，但這樣做往往意味著要影響到原有的機構和員工的利益，從而使得這種專業化的分工因為遭到這些機構和員工的抵制而不能實現。企業組織的僵化現象在國有企業中尤其普遍，嚴重阻礙了整個社會分工的深化。
以分工促進就業是我國就業促進戰略的指導思想
根據上面的分析，透過失業現象的表面，可以認識到我國分工的自發演進受到阻滯，分工水平不足，不能創造出更多的工作崗位，是造成我國失業現象嚴重的重要原因。因此，我國各級政府在制定就業促進戰略時，應當確立以分工促進就業的指導思想，在各個方面采取有利措施促進分工深化，為分工的自發演進創造一個適宜的制度環境。公務員之家
政府應當放棄片面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經濟結構思想，真正樹立起社會化生產的觀念，放手讓企業進行自發的分工協作。政府的行政干預往往會扭曲企業之間的分工行為，造成生產效率和交易效率的低下，最終壓抑分工的深化。
加快全國性的企業信用檔案體系建設，將目前分散在諸如銀行、工商、稅務等不同的政府部門和單位的企業信用數據進行集成，建立一個完整的企業信用數據庫。定期向社會公布那些資信不好企業的名單，讓資信不好的企業在市場上既籌不到資金也找不到合作伙伴，從而抑制欺詐、違約等內生交易費用的發生，讓大多數守信的企業能在一個相對良好的市場環境中，打消顧慮積極進行企業之間的分工合作。
改革我國的戶籍管理制度，促進勞動力的自由遷徙和就業。社會化大生產的性質決定了勞動分工不可能只局限在某一地區，而是全國甚至全球范圍內的，勞動分工的這種超區域性意味著勞動力應當能夠自由地跨區域進行流動，這樣才能保障勞動分工的最終實現。因此，國家應當改革沿襲數十年的戶籍管理制度，打破區域之間勞動力流動和遷移的藩籬，建立起適合勞動力進行自由遷徙的制度安排。
我國各地區的分工水平有很大的差異，就業結構呈現出很強的區域性。從總體上看，東部地區以及省會城市分工水平高，就業機會相對較多。但在東北、西北和西南地區，尤其是資源枯竭的礦城，軍工企業密集的大三線地區，以及非省會城市的老工業基地的人口結構老化，人才流失嚴重，近年來就業崗位不僅沒有增加，反而在減少。這三類重點地區成為當前就業困難群體最為集中、就業矛盾最為突出的地區。對于這類地區，政府除了有計劃的改造原有產業結構和布局以增加就業機會外，還應當鼓勵勞動人口進行流動遷移，讓有工作能力的群體積極參與到全國乃至世界范圍內的勞動分工。
在市場經濟中，社會化大生產所進行的勞動分工是自發形成和不斷演進的，政府運用行政力量進行有意識的分工安排往往并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有時反而會擾亂正常的分工秩序。分工的演進有賴于交易效率的提高，而交易效率的提高取決于能夠有效減少交易費用的合理制度安排。我國正處在復雜的經濟轉軌時期，政府應當不斷地審視和分析與分工有關的各項制度運作的有效性，及時清理以前出臺的各種阻礙和抑制分工的政策措施，為分工創造相對寬松和合理的制度環境。與此相應，分工的深化則會不斷地創造出更多的工作崗位，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促進就業。
經濟學理論論文:經濟學理論的房屋拆遷分析論文
【摘要】本文利用新制度經濟學這一理論工具，闡明了國有土地使用權具有產權性質，分析了土地使用權產權不明晰界定引發的拆遷交易成本上升問題，并論述將土地使用權產權界為居民獨立產權的重大意義。鑒于我國房屋拆遷問題中涉及了有關產權和交易費用方面的問題，本文將使用新制度經濟學相關理論對其展開分析并提出對策性措施。
【關鍵詞】房屋拆遷現代制度經濟學產權交易成本國有土地使用權產權
一、引言
新制度經濟學理論體系擴張了傳統經濟學的解釋力，已成為一種能更和地解釋現實世界的經濟學工具。盛洪（1993）用兩個詞概括了其理論核心，一個是“產權”，即受制度保護的利益，產權制度既涉及對產權的界定，有涉及對產權的保護；另一個是“交易費用”，即指達成契約和保障契約執行費用。
眾所周知，房屋拆遷工作對于我國現代化建設、城市面貌更新及國有土地使用的合理布局等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然而拆遷工作又直接關系到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對于被拆遷者的國有土地使用權產權的不明晰界定，導致了拆遷補償標準的確定機制不完善，進而降低了拆遷工作效率，嚴重增加了拆遷工作的交易成本，甚至引發了大量拆遷雙方的矛盾糾紛，對社會穩定造成不利影響。因此，在此基礎上提出切合實際的建議措施，以圖為建立健全房屋拆遷的法律法規，處理好加快城市改造、提高城市品位和居民生活質量與保護被拆遷人合法權益的關系提供借鑒。
二、實施拆遷行為的必要性分析
對于問題交互性質的認識將有利于人們更理性地判斷某一行為的潛在收益和損失。科斯（1960）在分析涉及對他人產生有害影響的工商行為時深刻指明損害問題具有交互性質，即外部侵害不僅起因于侵害者的行為，也起因于被侵害者的存在，避免對受損害方的損害將會使實施損害的一方遭受損失，關鍵在于避免較嚴重的損害。因此，在分析拆遷行為給房屋所有權人帶來損失的同時，更應考察不實施拆遷行為給社會凈收益帶來的損失，唯有權衡兩者輕重，才能更好地理解實施拆遷行為增加社會總價值的戰略意義。
實施拆遷行為給被拆遷者帶來的損失方面，暫不考察拆遷者（損害方）對于被拆遷者（受損害方）是否補償及補償是否合理，需考慮的是由于城市居民的房屋往往是一個家庭的命脈，承載著太多的東西，當拆遷方實施拆遷行為時，大多數被拆遷者將只能選擇放棄原來市中心便利的生活設施和交通條件，到城市邊遠地區購買一套住房，這使得居民蒙受了原有物業和物業區域內土地使用權喪失，以及因搬遷而造成的生活、工作、學習成本增加等損失。
此外考察不實施拆遷行為帶來的損失，亦即實施拆遷行為帶來的收益。由于拆遷制度的實施，我國許多城市實現了住房資金的良性循環，加快解決了住房困難，大部分危房、棚戶、簡屋得到了改造，居民的居住環境得到了較大的改善。因此，拆遷行為是我國進行舊城改造和城市更新的重要手段。另外，拆遷制度也使中國城市住房的所有制結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城鎮住房以公有制逐漸轉化為非國有為主，為房屋的市場交易奠定了基礎。因此，比較實施與不實施拆遷行為的各自損失，我們可以發現，雖然目前拆遷制度受到了一定的詬病，但是放棄拆遷制度而將城市更新重新放歸私法領域也是不現實的。
為了更好地分析實施拆遷行為的必要意義，在此引入科斯（1960）提出的“合法的妨害”這一概念，即有些行為即使對別人造成了損害，只要該行為的當事人采用了適宜的技術降低了侵害，受到侵害的人也只能承認這些行為的合法性，即他們只能忍受。這是法律根據對整個社會的成本與收益的考慮，作出的對私有產權適當削弱的調整。于是，從提高社會凈收益的角度出發，受侵害一方應當允許并接受“合法的妨害”，即人民群眾應當對城市房屋拆遷行為報以支持和配合的態度。另外，由于相對于實力較弱的、分散的居民，拆遷方及地方人民政府顯然具有談判優勢，這使得擁有“合法的妨害”權利的當事人，會降低技術的適宜水平，從而使侵害的程度提高。對于國有土地使用權產權的不予以承認及不明晰界定導致被拆遷者損失加重的現象，便是拆遷方提高侵害程度行為的具體表現。
三、土地使用權產權不明晰界定引發的城市房屋拆遷問題
土地使用權是憲法確定的私有產權，在涉及對這種私人產權的征收、征用、拆遷時，就應當考慮補償。然而近年來，在城市房屋拆遷過程中，拆遷往往只是對房屋進行補償，不對土地進行補償，有關土地使用權的補償糾紛時有發生，從而影響了社會的穩定。此外，不合理的法定拆遷補償標準使得居民在缺乏合理依據的情況下根據自己喜好提出要求，一旦前人的要求得到滿足，后人會以此為依據提出更高的要求，這也致使拆遷方和地方政府承受了巨大的交易成本和財政負擔。
1、城市房屋拆遷的本質及其所涉及的土地問題
為了考察國有土地使用權的獨立產權性質，必須理解什么是產權。阿曼·阿爾奇安（1965）指出：“在任何社會里，資源的個人使用權（即產權）都能得到解釋，產權意味著對于其他人在資源使用方面做出的違背我意愿的選擇的一種保護”。E.G.弗魯博頓和S.配杰威齊（1972）認為：“產權不是指人與物之間的關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關于它們的使用所引起的人們之間相互認可的行為關系。產權安排確定了每個人相應于物時的行為規范，每個人都必須遵守他與其他人之間的相互關系，或承擔不遵守這些關系的成本。”
土地使用權雖然是不物權，但仍然是獨立的財產權利，具有對世性的特征。土地使用權者直接和不特定多數人發生法律關系，也都可以獨立地行使物權請求以保護自己的合法權利，也可以自主決定將該權利轉讓、出租或抵押，或在其權利上設定其他性質的物權。土地使用權人實施上述法律行為時，不受土地所有權人即國家及社會任何其它個體或組織的干涉。因此，土地使用權是其使用權人的一項獨立產權。
盡管城市的土地按照憲法規定屬于國家所有，但這些國有土地上建立了各種不同所有權的房屋，這些房屋是因為擁有國有土地使用權而存在的。城市房屋拆遷的直接目的在于國有土地使用權的流轉，被拆遷人的財產價值構成不僅涵蓋房產，更應當體現出土地的價值。從表面上看，拆遷似乎指向的是房屋，但其本質卻是在公權力干預下的平等主體之間土地使用權的產權交易。基于土地使用權的獨立產權性質，其流轉交易應依法實行有償轉讓，房地產開發及拆遷行為應當按照法律規定支付土地使用權出讓金、城鎮拆遷費等相關費用，以平等協商、等價有償的原則上取得土地使用權。
然而無論是相關法律理論，還是拆遷補償實踐，大多有意無意地偏離了拆遷的本質。長期以來，一些部門和單位宣稱拆遷方產權人購買的只是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權，利用地方規章和政策無視、模糊以至于抹殺公民合法擁有的土地使用權產權，不能給予被拆遷方公正合理的拆遷補償。因此，國有土地使用權產權的不明晰界定導致了對于受損失方不合理的拆遷補償標準，進而引發拆遷交易成本急劇上升、致使矛盾糾紛頻繁涌現，不利于社會的和諧發展。
2、土地使用權產權不明晰界定引發的拆遷交易成本上升
“交易成本包括事前發生的為達成一項合同而發生的成本和事后發生的監督貫徹該合同而發生的成本”（R.Matthews，1986）。樊綱（1992）對交易成本的具體成本支出內容進行了劃分，本文所要分析的拆遷交易成本上升問題則主要涉及其中的議價成本，即為確定買者和賣者的真實要價而進行的討價還價過程，此外還應包括因無法達成合同而產生的訴訟賠償等方面的成本支出。交易與交換，無論是物品的交換還是勞務的交換，說到底都是一種權利即“產權”的交換，也就是放棄對某一物品的產權換得對另一物品的產權。產權不明確，事實上從兩個方面使交易成本上升，一方面是造成交易對象之間發生議價博弈，雙方為追逐私利引起了“有形交易成本”的上升；另一方面，模糊的產權會阻礙交換行為的發生，導致交易規模的縮小，使人無法通過交易行為提高經濟效率，這一由產權不確定造成的效率損失，也被稱為“無形的交易成本”。下面就有形和無形交易成本兩個方面，對土地使用權產權不明晰界定引發的拆遷交易成本上升問題進行考察。
有形交易成本方面，假定拆遷方對其所致損失（包括房屋所有權和土地使用權）負責任，被拆遷方就沒有任何理由修改他們的安排，因為對被損害權益的賠償總是能夠替代他們損失的市場價值。但是，如果拆遷方抹殺公民的土地所有權即不用負賠償責任，他們就會堅持這一安排，這樣輪到被拆遷方設法減少損失，采取與拆遷方進行議價博弈的形式。進而，在議價過程中，居民往往具有更高的博弈資本，由于一旦對某個地塊進行拆遷，這個拆遷的程序是不可逆轉的，政府和開發商無論投入多大成本都必須將這個工作完成，此時，居民就不會擔心因為自己要價過高而使得開發商知難而退。因此，在后一種情形下即土地使用權產權不明晰的情形下，原先的拆遷補償標準名存實亡，被拆遷方不合理地提高補償要求，使拆遷方和政府承受了大大超出預算范圍的有形交易成本。
無形交易成本方面，當拆遷雙方就補償標準進行議價談判陷入僵局而無法達成拆遷協議契約，甚至引起雙方法律糾紛時，就產生了無窮大的無形交易成本。即當我們以“機會成本”的觀點來看該問題時，產權界定不清楚，事實上阻礙交易的實現，使任何交易成為不可能，事實上使潛在無形的交易成本無限大。
從這個意義上說，明確界定產權，不僅是減少有形交易成本的前提，而且本身也減少了“無形的交易成本”。對于我們分析的城市房屋拆遷問題帶來的借鑒意義便是：承認并明晰界定被拆遷方應有的土地使用權產權，并為此建立公平合理的產權制度以保護公民的私人獨立產權，將會大大降低拆遷過程的交易成本，提高社會資源配置效率。
四、土地使用權明晰界定為被拆遷居民獨立產權的意義
明確的產權界定，提供了人們進行一切交易活動的基礎，它能有效減少和節約交易成本。進而，不同的產權界定所帶來的資源配置效率也是不同的，換句話說，一種界定可能比另一種更有效率或更無效率，并且存在著產權界定。盛洪（1992）認為，“誰的行動給他人的既定經濟利益帶來損失，誰就要負賠償責任，這便是達到產權界定的簡化了的經濟學規則”。公務員之家
對于房屋拆遷問題而言，要達到土地使用權產權界定，應當要從遭受利益損失的使用者的產權角度去考察，由于拆遷方的行為改變了既定的利益格局，為了使社會資源配置效率不受影響，必須負賠償責任。即政府及有關部門應脫離房屋所有權、土地使用權分離的思路，土地所有權公有化，并不意味著土地使用權產權的公有化，應當按照出讓土地使用權的市場價格，將其基本或界定為居民的獨立產權。唯有如此，才能以最有利于社會資源配置為目的的土地使用權產權界定方式，有效減少拆遷過程中因土地使用權產權不明晰所造成的有形和無形交易成本，使拆遷交易活動更容易、更順利、更高效率地進行。
同時，不能執行的法律，只是一紙空文；不能有效地加以貫徹和保護的產權，只是“口頭”的產權。因此，為使界定產權不流于形式，還必須有效地保護產權，即能對破壞產權的行為進行有效的制裁。既然產權的概念本身是一個社會概念，是在人與人之間才能劃定的社會關系，那么也就需要以國家機器為物質基礎的社會契約方式加以界定和保護，而產權制度便是這樣一種社會法律契約形式。E.G.弗魯博頓和S.配杰威齊（1972）指出：“產權制度是一系列用來確定每個人相對于稀缺資源使用時的地位和社會關系”。產權制度的價值，就是它所能避免的為爭奪產權而付出的代價和因產權未定帶來的資源配置的機會損失。因此，產權制度較之沒有產權制度是優越的，有關拆遷立法和監督執行部門要在行政法規、地方規章和具體行動中真正明晰界定以及保護居民土地使用權和房屋所有權，加快建立起將土地房屋共同界為私人獨立產權的公民產權制度，推動城市房屋拆遷安置工作更好地為城市建設服務。
五、對我國城市房屋拆遷問題的對策性措施思考
1、以明晰界定被拆遷者土地使用權產權為基礎對拆遷法規進行修訂
國家應當盡快出臺《房屋拆遷管理法》，確保城市政府因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國有土地使用權和房屋所有權時，能夠依照法律的規定進行，而不是依據現行的行政法規。修訂法規的核心任務是明確城市房屋拆遷安置屬民事范疇，應遵循“有償”、“公平”、“平等”的原則，充分保護被拆遷人依法享有的土地使用權產權，改變對依附于房屋所有權的土地使用權被無償征收的不合理狀況。
2、逐步完善土地使用權補償制度
應當在《土地管理法》及《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中增加對土地使用權剩余年限補償以及區位變動補償的具體規定，這既是尊重和保護私人財產的體現，也是市場經濟中土地資源市場化發展的必然要求。同時，通過設定較為科學完善的價格評估程序，合理確定被拆遷房屋及依附土地的貨幣補償金額，充分保護被拆遷人的合法權益。由于作價補償時，必須考慮土地的價值因素，置換地段區位，應以合理的土地評估價，給予被拆遷人公正合理的拆遷補償。因此，要推行市場化評估，拆遷房屋所依附土地的市場化評估要符合國家房地產評估規范的要求，緊跟動態的房地產市場。對于被拆遷房屋所依附土地和安置房屋所依附土地的評估，要參照同區位的房地產市場交易價格，采用同一的市場化評估方法，充分體現公平、公正原則。，具體費用的計算標準和方法應該通過制定新的《行政征收法》以及相應的實施細則來加以規定和明確。
3、政府應合理定位并履行好自身職責
在土地管理過程中，政府扮演著雙重角色，即土地所有者和行政管理者。實踐中出現的很多問題都是因為沒有理順這兩種角色的關系，若要有效推進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土地使用權產權有償轉讓制度，政府必須正確行使土地所有權和行政管理權職責。拆遷是平等主體之間土地使用權的轉讓，拆遷補償應由雙方當事人依法平等協商確定。除非涉及公共利益拆遷外，政府應保持中立。當然，由于土地的國有性，國家作為土地所有權人和土地使用權人存在管理服從的行政關系。但是如果政府能夠嚴格區分其作為土地管理者與土地所有者的角色，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才不至于在實踐中出現政府職能“越位、缺位、錯位”的情況。具體到拆遷補償問題上，政府應謹守其財產所有人的中立角色，尊重土地使用權人的私人獨立產權，做到“行政的歸行政，市場的歸市場”，讓拆遷人與被拆遷人自主談判，無法達成協議的依法裁決；同時作為管理者，政府要把自己的工作定位在努力做好協調關系、制定優惠政策、提供信息等服務工作，做到不從拆遷中牟利，不充當市場競爭的主體，不與投資主體之間存在經濟利益或親緣關系，不搞暗箱操作，做到公開、公平、公正。因此，政府唯有成為超脫的居中管理者并努力踐行上述職責，才能使其重新樹立群眾公信力，更好地推動城市房屋拆遷安置工作。
4、推行被拆遷人參與機制：對擬建項目的社會評價制度
城市發展項目是引致城市拆遷的動因所在，因此，必須要做好項目評價工作，把好城市項目審批關。然而現有的城市建設拆遷制度似乎在引導公眾參與、協商、促進信息公開、減少負面社會影響等方面有所欠缺，在城市開發項目的規劃和建設過程中，缺乏對擬建項目進行必要的社會評價，難以識別開發中存在的社會問題。通過對擬定項目進行社會評價可以在拆遷戶與拆遷人之間建立一種協商機制，賦予拆遷戶協商權、發言權，把拆遷戶的意見體現在拆遷協議中，確保他們的利益不受侵犯，達到城市發展以城市居民為本的目的。
經濟學理論論文:宏觀經濟學理論發展及意義探討論文
摘要:理性預期理論極大地豐富了西方經濟學理論,建立在理性預期、市場連續出清和自然率假設上的新古典經濟學,從貨幣和實際因素中探尋經濟波動的原因,并提出獨到的理論以解釋當時出現的滯漲狀況,得出貨幣政策無效的命題,因而主張市場機制的自我調節。介紹了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產生的背景、用理性預期觀點解釋的“政策無效”命題,以及主要經濟政策主張。
關鍵詞: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理性預期;政策無效;自由經濟
1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發展的背景、理論主張的簡介
發展到現在,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已經經歷兩個時期:及時個時期,提出理性預期、持續市場出清的假說,并在此基礎上強調了貨幣沖擊對經濟周期的作用,提出了貨幣與產出的相互作用中貨幣作為誘因的理論,并認為政府的貨幣政策是無效的,它并不能影響總產量的變化,而只有未被預見到的貨幣供給變化才能真正影響到實際總產量。這一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國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小羅伯特?盧卡斯,托馬斯?沙金特,尼爾?華萊士等。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第二代則對盧卡斯的貨幣經濟周期理論提出了反對意見,從實際因素方面尋找經濟波動的根源,提出了信息下真實均衡的變動,強調了技術沖擊和貨幣的內在性等理論,并提出了相應的政策主張。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芬?基德蘭德,明尼蘇達大學的愛德華?普雷斯科特,羅切斯特大學的羅伯特?巴羅等。
具體來說,新古典宏觀經濟學一般都接受以下四個命題:
(1)私人經濟是可以自身穩定的;
(2)貨幣在長期是中性的;
(3)貨幣在短期也是中性的;
(4)凱恩斯主義積極干預的經濟政策是有害的。
第三個命題意味著,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家認為,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線也不存在。這是貨幣主義Ⅰ與貨幣主義Ⅱ的主要區別。
目前,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一起并列為西方主流經濟學派中的兩大流派。
2“政策無效”的命題、主張以其意義
理性預期學派認為,菲利普斯曲線的交替關系即使在短期內也不存在。因為在理性預期條件下人們已經估計到貨幣供應量增長后可能發生的實際后果,從而采取了預防性的措施(比如預先要求提高貨幣工資增長率和利息率)。這樣,一旦貨幣供應量增加,就只能導致物價的上升,產生通貨膨脹的變化,而不能使工資和利息率下降。所以,政策的變化連暫時的產量增加和失業率下降的目的都達不到。赫爾姆特?費里希對此說到:“理性預期導致十分不同的意義。由于經濟當事人了解這個模型的各個參數,所以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的任何變化不僅引起通貨膨脹率的變化,而且也引起通貨膨脹率預期的變化,從而不會對這一體系的實際變量產生影響”。在理性預期學派的經濟學家看來,“在貨幣政策的反饋規則之間做出選擇對于具有合理預期的新古典主義經濟中失業率的隨機變化是無關的。
根據這樣的觀點,理性預期學派推導出一個非常重要的命題,即是貨幣政策無效性命題。該命題認為,貨幣供給中的可預期部分對就業、產量或其他的實際變量均無影響,其中不能被預期的部分或貨幣供應量意外的不規則的變動,雖然能夠對上述變量產生一定量的影響,但其作用只會加劇經濟的不穩定與波動。因此,政府的經濟政策,無論長期還是短期都是無效,其結果都是引起通貨膨脹。下面用AD-AS模型加以分析。
AD代表總需求曲線,AS代表總供給曲線,Yn代表與自然失業率相對應的就業率水平下的國民收入水平。假定最初AD與AS相交于初始均衡點E。如果政府認為該國民收入水平不能達到充分就業的均衡,決定增加貨幣供應量來刺激需求。那么,按照凱恩斯主義者的觀點,總需求將會從AD相右上方平移,產量和物價都會上升,失業會相應減少。現代貨幣主義者認為,短期內貨幣政策將會產生效果,但是,在長期中,貨幣政策是無效的,失業率會回到自然率的水平,而通貨膨脹率將更加嚴重。理性預期學派認為,人們對價格水平的預期并非固定不變或者僅僅依據過去的經驗得出,而是會考慮到未來貨幣供應量的變化情況。處于對自身經濟利益的考慮,經濟活動的主體會充分利用目前所得到的一切相關信息,較為的預期到貨幣政策的變化而造成的物價上升。于是,工資、利率等名義變量都會立即向上調整。結果,總供給曲線和總需求曲線分別從初始狀態向左上方平移和右上方平移,新的均衡點仍然處在原來與自然失業率相一致的就業率水平上,只是價格水平因為貨幣政策的變化(增加貨幣供給量)而提高到了新的水平上。公務員之家
根據政策無效命題,理性預期學派認為,即便在短期內,菲利普斯曲線也是一條位于“自然失業率”水平上的垂直線。通貨膨脹和失業率之間不存在任何替代關系。對此,盧卡斯說“當擴張的貨幣政策反復推行時,它就不再能實現自己的目標。推動力消失了,對生產沒有任何刺激作用。預期得到擴大,但結果卻是通貨膨脹,而不是別的”。
3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基本政策主張
由于理性預期學派的一個主要的原則就是:經濟如果不反復遭受政府的沖擊,就會基本上是穩定的。所以,他們認為,凱恩斯主義所主張的干預經濟生活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能夠生效的暗含前提是:政府可以出其不意的實行某種政策以影響經濟生活。但是,政府要取得社會的支持,就不能在經濟政策上對社會搞突然襲擊,而要按照既定的規則和程序辦事,這樣,在理性預期條件下,政府的經濟政策就是無效的了。
對凱恩斯主義的“積極宏觀政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的經濟學家提出了三種批評看法:
(1)他們認為,日益增多的經驗和理論證據表明,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在產量、就業或其他經濟總量方面不會取得成效。即便在某些場合,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也許在一定程度上能影響經濟生活,但他們不可能克服經濟周期。
(2)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經濟學家認為,任何一種理論都應該明確的告訴人們經濟政策的后果。政策的結果確定性越小,實施政策就要越小心謹慎,因為任何一項錯誤的政策都會將事情弄得很糟。而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的結果大部分就是不確定的。因此,政策的制定就需要從容不迫,加倍小心,決不能用那些曾經使用過的大規模的凱恩斯主義措施去刺激經濟。
(3)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家認為,對于許多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即使知道他們的結果,也仍然無法判斷這種結果是不是符合公眾的意愿。根據凱恩斯主義方法來制定經濟政策的人,無法讓經濟中的個人去選擇自己認為有良好結果的政策。他們是被迫選擇這些政策的。其結果是,除非人們的偏好恰好和政策制定者的規定相配合,否則,這些經濟政策很有可能是人們的處境普遍的變得更糟。
經濟學理論論文:生態經濟學理論重建的應用論文
生態學是由德國生物學家赫克爾于1861年首次提出,并于1886年創立了生態學這個學科。生態學是研究生物之間、生物與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學科。包括植物生態學、動物生態學、微生物生態學、進化生態學、地理生態學、生理生態學、應用生態學。生態學不僅是生物資源開發利用的基礎學科之一,而且與農、林、牧、副、漁、醫都有密切關系的應用基礎學科之一。從研究的對象來看,生態經濟學是生態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學科。
經濟學是研究經濟關系和經濟活動規律及其應用科學的總稱。包括理論經濟學、技術經濟學、應用經濟學、經濟數量分析和計量方法、經濟史、經濟思想史生態經濟學是從生態學系統來看待社會經濟問題,研究生態變化的經濟因素。包括部門生態經濟學、理論生態經濟學、專業生態經濟學、地域生態經濟學。是研究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的復合系統—生態經濟系統的矛盾運動發展規律及其應用的經濟學分支。
生態學與經濟學兩個名詞同源于希臘字母(Oikos)。分別是指有關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問題與管理。生態經濟學是一門跨生態學和經濟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互交叉、滲透與有機結合形成的一門新興的交叉邊緣科。具有綜合性、整體性、戰略性和實用性特點。在中國它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初,至今只有20多年,在此期間,生態經濟學在中國有很大的發展,旨在整合生態與經濟系統,提供新的思考方向,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許多有遠見卓識的經濟學家和生態學家及時投入這一嶄新的學科研究與應用。研究成果中部分內容。在推動建立全民生態意識和用生態經濟理論指導中國現代化建設上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并取得令人瞻目的成就。公務員之家
生態經濟系統是由生態系統和經濟學系統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相互耦合而成的復合系統。在生態系統和經濟系統之間有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與此同時,還存在著價值流循環與轉換。生態經濟系統劃分范圍可大可小,從層次上看,有由地球表層的生物圈和經濟界復合而成的生態經濟系統、國民經濟總體生態經濟系統、部門生態經濟系統、行業生態經濟系統。按地域大小分:有國土生態經濟系統、區域生態經濟系統、庭院生態經濟系統。生態經濟系統組成包括人口、資源、環境、科技四大要素。
“現代生態經濟系統是由生態系統和經濟系統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不可分割的生態經濟統體,因而現代社會是一個由經濟社會和自然生態融合而成的生態經濟有機整體。按照這個理論,中國現代經濟不是個封閉系統,而是建立在生態系統基礎之上的巨大開放系統,這個開放系統就是生態經濟的有機整體”。生態經濟學包括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理論、生態經濟有機整體理論、生態經濟要求理論、生態經濟生產理論、生態經濟價值理論、生態經濟循環理論。生態經濟學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和生態學理論為基礎,運用現代系統理論的分析方法,從結構、功能、平衡、效益、調控高度揭示生態經濟系統這一客觀實體的運動發展規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