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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史論文:關于桂林抗戰新聞史研究的幾點思考
[摘要]抗日戰爭時期，桂林新聞傳播事業得到飛速發展。新的歷史時期，必須重視桂林抗戰新聞史的研究。一是要拓寬視野、調整角度，以新的歷史使命感來重視桂林抗戰新聞史研究。二是要深度挖掘、搶救史料，以確保桂林抗戰新聞史研究的深入進行。三是要與時俱進。推進桂林抗戰新聞史的研究。通過思考分析其意義，以指引我們今天的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引的和諧社會建設。
[關鍵詞]桂林；抗戰新聞史；研究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的新聞傳播事業發展速度相當快。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傳媒集團的進一步發展、中國新聞傳播政策的調整等等，為廣大的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者提供了許多新的研究話題。地方新聞傳播史是中國新聞傳播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抗戰新聞傳播史的研究領域里，重慶、上海、武漢、香港和西安的抗戰新聞活動的歷史地位總能引起學界的高度重視，相比之下，作為抗戰新聞史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一廣西桂林抗戰新聞史的歷史地位一直以來都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或者是未被人們經常提起，這與蜚聲海內外的“抗戰文化名城”的文化繁榮的景象極不相稱。改革開放以來，桂林抗戰新聞史研究有了相當的進展，不少研究者參與了這項工作，收集挖掘了很多寶貴的資料，并在此基礎上作了初步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相對于整個城市的發展以及城市地位的迅速提高，相對于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需要，桂林抗戰新聞史的研究還有其明顯的不足，顯得比較滯后，以至于在抗日戰爭時期在新聞傳播事業方面有著光輝歷史的桂林至今仍然沒有一部《桂林抗戰新聞史》。顯然，對桂林抗戰新聞傳播史活動的研究廣度和深度之不足已經成為它無法在中國新聞傳播史中獲得應有地位的較大障礙。
因為地利之便，近年來筆者開始涉足這一領域。經過大量的檢索、重點翻閱及初步研究，對桂林抗戰新聞史特別是戰時報業史的研究現狀有了一定的了解與思考，現不揣淺陋，將之付諸文字，以求引起各方重視，共同推進這一工作。
一、拓寬視野、調整角度，以新的歷史使命重視桂林抗戰新聞史研究
桂林抗戰新聞史是抗戰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20世紀80年代中期后，學術界對抗日戰爭時期國統區地方抗戰文化的研究取得了相當多的成果，近10年來繼續保持興盛的勢頭。關于桂林抗戰文化的研究最引人注目，發表了相關論文200多篇，出版了著作10余本，但對戰時桂林文化城的研究多著眼于文學、藝術等方面，而對抗日戰爭時期桂林的新聞傳播研究仍是一個空白。過去的新聞就是今天的歷史，從學術的角度對抗戰時期的桂林新聞史實進行梳理，進行理論上的思考和分析，不失為今后對抗日戰爭時期國統區抗戰文化的研究向縱深發展的一個方向。
同時，桂林抗戰新聞史也屬于新聞史研究的范圍。新聞事業發展史是新聞學的一個重要分支。現在經過許多人的共同努力，中國新聞史的研究已經成為一門基礎扎實、發展穩定的學科。但是，在這種繁榮局面中，還有不少需要充實填補的地方，比如新聞史的個案研究、地方新聞史研究等。其中，也包括了桂林抗戰新聞史的研究。抗戰時期在中國新聞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幾個大城市如重慶、上海等都已出版了自己的地方新聞史著作，就連一些普通省、市也已經有了自己的抗戰新聞史。可是，作為在抗戰時期中國新聞事業發展的歷史上占據著重要地位的桂林，卻至今沒能出版一部抗戰新聞史。桂林抗戰新聞史研究已經成為該學科的薄弱環節之一，這一點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應該引起我們社會科學研究界尤其是新聞學界的高度重視。抗日戰爭時期，桂林作為一座抗戰文化名城，為中華民族的抗戰勝利作出了的貢獻。1938～1945年，先后有100多家報紙在桂林出版發行，為抗戰時期溝通傳播信息、服務大眾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大批的文化名人曾經在這塊土地上為國家的前途、人民的命運大聲疾呼，國際新聞界也曾經在這里開展過較大規模的新聞活動。抗戰時期桂林新聞史上發生過的所有這一切，不僅深刻地影響了當時桂林乃至廣西的經濟與社會生態，影響了桂林人的精神文化風貌，而且在其發展過程中的某些階段，還深刻地影響到了當時的整個中國。認真、深入、系統地研究這一部輝煌的歷史，是我們新聞事業研究者義不容辭的責任與義務。更重要的是，城市的發展也需要我們深入地做好這一工作。
桂林自古是廣西門戶，也是與外界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樞紐。抗日戰爭爆發以來，桂林成為文化重鎮，影響輻射至華南、西南等地。進入新世紀的今天，桂林的經濟建設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城市面貌發生了極大變化。作為自治區“文化廣西”的一個重要棋子，桂林又一次成為時代的焦點。相形之下，近年來由于文化事業發展滯后，城市文化品位與城市地位還不能相稱的尷尬也日益凸顯。事實上，這個狀況也已經對整個城市的發展造成了明顯的負面影響。如何挖掘桂林豐厚的文化資源，深入地研究桂林的地方文化，包括抗戰時期桂林新聞事業的發展歷史，盡快形成一批高質量的研究成果，并進一步綜合開發和利用這些資源與成果，是我們今日應該也必須解決的問題。
此外，地方新聞史研究對本地新聞事業的健康發展也是有重要意義的。因此，筆者認為，重視桂林地方新聞史研究，深入地開展這一研究，應該盡快提上我們的議事日程。
二、深度挖掘、搶救史料。確保桂林抗戰新聞史研究的深入進行
歷史研究離不開及時手原始史料，因此，相關史料的搜集、挖掘、保存就顯得十分重要。由于抗戰末期桂林的淪陷，使得桂林抗戰新聞史的相關史料，尤其是戰時報業發展的相關史料大量毀于戰火。這些及時手史料的缺失，導致很難勾畫出一幅當年新聞報業的全景圖，他們的活動對抗戰時期桂林新聞界、對當地公共輿論的形成發展、對當地政治文化的演進究竟產生過什么具體的影響，已無從得知，這是非常可惜的事。抗戰勝利已經60多年了，當年活躍在桂林新聞界的新聞工作者多已過世。抓住有限的時間，盡可能搶救挖掘一批史料非常必要，也非常緊迫，應該予以高度重視。
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通過廣大學者對實物資料和口頭資料的搶救性搜集和整理，史料整理工作取得一定的進展，并有一系列的著作相繼出版。當前，最主要的史料著作有：《八桂報史文存》(張鴻慰著，廣西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桂系報業史》(張鴻慰主編，1998年內部準印證號：11241)、《蕻蔚集》(張鴻慰著，2003年內部準印號：0036071)、《救亡日報的風雨歲月》(吳頌平編，新華出版社，1987年版)、《國際新聞社回憶》(吳頌平編，湖南人民出版，1987年版)、《喉舌之戰：抗戰中的新聞對壘》(王曉嵐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桂林文化城概況》(廣西社會科學院、廣西師大主編，廣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桂林抗戰文化史料》(魏華齡編，漓江出版社，22萬字)、《抗戰時期桂林出版史料》(龍謙、胡慶嘉編，漓江出版社，1999年版，53萬字)。
但是由于時代的局限，如觀念意識的偏差、研究視野的相對狹隘等，都令當年挖掘的史料留下了許多不足。以抗戰時期報業為例，搜集這些史料大量集中于傾向共產黨辦的報紙——《救亡日報》的相關情況，而關于桂系如《廣西日報》和國民黨中央系統《掃蕩報》的報紙及其他持民間立場如《大公報》的報紙，相關史料的搜集卻非常稀少。即使有少數資料談及這些報紙，回憶者也多半力求凸顯其與自己所理解的、符合當時政治標準的部分，而忽略其自認為與當時政治標準不甚吻合的其他部分，缺乏足夠的客觀性與性。他們對當年史實的回憶本身，也多持純政治的單一觀點，而缺乏多角度的、綜合性的認識。還有許多方面的史料尚付之闕如。如因為當時還缺乏具體深入的研究，許多本應引起注意的史實與人物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而在那時的史料搜集工作中被忽略了，等等。此外，加大對原始資料如當時報紙的搜尋力度與搜尋范圍，也是桂林抗戰新聞史研究的重要使命。檔案館、民間收藏、港臺及海外的相關保存與研究機構，都是可以也應該考慮的搜尋方向。當然，大規模的資料搜集單靠研究者個人的努力是難以有重大收獲的，必須取得有關部門的重視并參與組織協調，以獲得資金與人員等條件的基本保障。地方新聞史的研究是一項浩繁的工作，要想獲得高質量的成果，使之真正有益于地方經濟文化建設，有益于城市文化品位的提升，就必須花大力氣，做踏實深入的工作。
三、與時俱進。推進桂林抗戰新聞史的研究
目前桂林抗戰新聞史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如對桂林抗戰時期新聞傳播活動時代背景的研究；當時主要的新聞刊物及傳播特色的研究；抗戰時期名報人新聞活動研究；桂林抗戰新聞史的影響力的研究等。但總的看來，應該說這項研究仍然還處于一種比較概略、簡單的階段。已有的研究成果數量還不多，建立在深入研究基礎之上的、高質量的研究成果數量就更有限。要改變這一狀況，推進這一研究，還需要我們付出更多的努力。
首先，必須以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為指導。從目前已有的成果來看，以往的研究往往是用研究中國革命史的范式、從政黨政治的角度、泛政治化的傾向來認識評價所有的媒體與新聞工作者。這樣的歷史傳統，明顯地限制了新聞史的研究工作范圍、影響了研究質量，使我們不但忽略了許多重要問題、重要現象、重要人物，也嚴重影響了我們研究的客觀性與科學性。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的新聞傳播理論及研究成果大量引進，國內學術界以這些理論為指導的研究開始大量出現。不能否認，這些理論包含了很多人類文明的精華，有很多應該學習借鑒的地方，但同樣不能否認的是，其中也摻雜著不少的糟粕。如何以馬列主義的新聞觀為指導，科學合理地吸收、利用人類一切有價值的理論，擴大我們的視野、更新我們的觀念，是我們做好桂林抗戰新聞史研究工作必須注意的首要問題。
其次，我們必須明確，研究桂林抗戰新聞史，單單理清其發展線索、介紹一些主要的媒體及少數重要典型如《救亡日報》之類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從拓寬范圍與深入局部兩方面推進、加強這項工作。比如，對抗戰時期桂林新聞事業產生、成長的經濟文化環境及其產生原因與發展的內在動力，對抗戰時期桂林新聞體系的基本結構與功能，對當地新聞事業演變發展的規律，對抗戰時期各媒體的主辦宗旨與定位，對抗戰時期各媒體宣傳報道的內容、版面欄目、編輯寫作水平、風格特色及經營管理的方式，對抗戰時期各媒體的社會影響力，對重要新聞事件、重要新聞工作者，對受眾，對當地媒體與外地媒體的比較等等，都需要進行認真的研究。只有做好了這些基礎工作，才能對桂林抗戰新聞傳播事業的發展歷史有科學的認識、客觀的評價，也才能寫出真正有價值、有分量的桂林抗戰新聞史。
另外，還要注重縱向比較研究。過去的研究者多將注意力集中于抗戰時期的桂林報業。注重這一時期的報業當然有其合理性、必要性，但僅僅注重這一時期的報業肯定也是不夠的。抗日戰爭以前的桂林報業自有其本身的光彩，雖然因為地處偏僻、交通極端困難，桂林新聞事業的誕生與發展都落后于沿海先進地區，但是在廣西、在西南，桂林的新聞事業都是舉足輕重，占有著重要地位的。不能因為抗戰時期桂林新聞事業的輝煌而遮蔽了初期報業的光芒。況且，抗戰時期活躍在桂林新聞界的主要大報，如《新華日報》《救亡日報》《大公報》等事實上并非本土報紙。雖然它們的存在深刻地影響了桂林的報業，但畢竟二者之間是不能劃等號的。現在如何理清與認識外來媒體對本地新聞事業的影響以及二者問的精神聯系，還是一個有待深入研究的問題。但是不能僅僅用對外來媒體的研究取代對本土媒體(主要是報紙)在復雜環境中演變發展狀況的研究，卻是一個不言自明的簡單道理。只有扎實做好以上這些斷代史、專題史之類的基礎性研究工作，通史的研究才能順利地進行。
桂林抗戰新聞史研究是一項重要工作，是值得我們投人精力認真完成的。如果能夠得到各方面重視，得到有關部門的支持，能有更多的研究者投身其間，這一工作一定會有迅速的進展與豐富的成果，從而為桂林的經濟文化建設作出自己獨特的貢獻。
新聞史論文:試論新聞史課程教學中報人的教育作用
論文關鍵詞：新聞 教學
論文摘要：古往今來，在世界新聞事業發展的長河中，涌現出眾多各式各樣的報人，其中有的在新聞史課程教學中要濃墨重彩。然而在新聞史課程教學中，教師不應僅僅是介紹這些報人的職業歷程，還應借鑒他們的經驗、吸取他們的教訓，對學生進行教育，即教書勿忘育人。
一 生動再現報人的光輝形象——正面教育
在世界新聞事業的發展中，涌現出許多杰出的報人，他們留給我們很多優良的傳統和豐富的經驗。在新聞史課程教學中，教師要對典型的人物進行生動詳細的講解，再現這些報人的光輝形象，對學生進行正面教育。諸如鄒韜奮，邵飄萍，范長江等。
鄒韜奮，江西余江人，1895年出生于福建永安。1917年進入南洋公學電機工程系學習，1919年考入上海圣約翰大學文科三年級，主修西洋文學。1921年畢業后到上海華商紗布交易所當英文秘書。1923年，受聘擔任中華職業教育社編輯股主任，負責編輯《教育與職業》月刊。1926年，任《生活》周刊主編。“九一八”事變后，他全身心投入到抗日救亡運動中，堅決反對國民黨政府對日本侵略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他主編的《生活》周刊以團結抗敵御侮為根本目標，成為國內媒體抗日救國的一面旗幟。1932年7月，他成立生活書店，任總經理。生活書店團結了一大批進步作者，在全國各地建立了56家分支機構，先后出版發行數十種進步刊物和包括馬克思主義譯著在內的1000余種圖書。1933年1月，他參加宋慶齡等發起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當選為執行委員。不久，被迫流亡海外。在兩年多的流亡期間，他考察了英、美、法、德、意等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蘇聯，閱讀了大量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實現了思想上的升華，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最終選擇了中國共產黨。”1935年8月，他回到祖國后，旗幟鮮明地支持“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他的活動遭到國民黨當局的忌恨，他創辦的《大眾生活》和《永生》雜志先后遭查禁被迫停刊。1936年11月22日，他因積極宣傳抗日，與沈鈞儒等7人被國民黨當局逮捕，成為著名的救國會七君子之一。1944年7月24日，鄒韜奮在上海病逝。臨終前，他再次表達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愿望。9月28日，中共中央根據他生前愿望追認他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中共領導人也親題挽詞，表示深切哀悼。的題詞為：“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后己，這就是鄒韜奮先生的精神，這就是他之所以感動人的地方。”在挽聯中熱切地稱他為“愛國志士，民主先鋒”。鄒韜奮，作為一位杰出的新聞工作者和偉大的愛國民主戰士，永遠地離開了我們。但鄒韜奮“舍己為公，用他的一支筆為革命利益奮斗一生的精神，永遠活在人民心里”。2009年9月14日，他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之一。
二、深刻剖析報人的負面事件——反面教育
在新聞史課程教學中，教師還要深刻剖析報人存在的負面事件，對學生進行反面教育。美國報人赫斯特稱得上是這方面比較典型的例子。
赫斯特，美國報業主。早年入哈佛大學。1887年接辦其父的《舊金山考察報》。1895年來到紐約，購進一家陷入困境的報紙，更名為《紐約新聞報》后，增加插圖、彩色專刊和大字標題，并以聳人聽聞的手法，大量刊登犯罪、災禍、丑聞等報道，因而被稱為黃色新聞大王。赫斯特為追逐報紙利潤，提升自己的形象：一方面在報紙上大量刊登黃色新聞，擴大報紙銷量，引起其他一些報紙的效仿，降低了美國報紙的質量。另一方面，赫斯特意識到戰爭這種充滿激情的題材對報紙發行必然有利，就不失時機地利用美國人的理想主義、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正義感，也利用了正在發展階段的美國統治集團迫切需要擴張領土、擴大貿易和國外投資的愿望，極力在報紙上渲染西班牙對它占領下的古巴的暴行，以證明對西班牙宣戰、匡扶正義的緊迫性和必要性。1898年，爆發得的美國對西班牙戰爭就是以赫斯特為主的美國報紙制造戰爭氣氛，煽動戰爭情緒造成的惡果。
赫斯特經營報業不僅僅是為了賺錢，還有更大的政治野心。他加入，利用報紙極力攻擊共和黨政府。1901年，肯塔基州州長哥貝爾遇刺身亡。《新聞報》為造成轟動效果，竟將此案的責任推到麥金萊總統身上。這一過火的報道給《新聞報》帶來了噩運。同年9月，麥金萊總統也遇刺身亡。人們在兇手的口袋里竟然發現了一份《新聞報》，上面赫然登著惡意攻擊總統的文章，人們更有理由確信，正是《紐約日報》這種煽動性的文章間接導致了總統的遇害。其他報社見此情景，認為機會到了，一齊抓住這件事大做文章，掀起一次猛烈抨擊《新聞報》的狂潮從此，這份報紙便臭名昭著，美國眾多讀者紛紛放棄閱讀《新聞報》，致使銷售量直線下降，面臨倒閉的危險，赫斯特終于受到懲罰了。他不得不將報紙改名為《美國人報》。
三、客觀看待報人的從業表現——正反教育相結合
在新聞史課程教學中，教師要客觀看待某些報人的從業表現，如黃遠生，帶領學生一同分析他們所作所為中好的一面和差的一面，做到正反教育相結合。
黃遠生，是民國初年著名的新聞記者。原名為基，字遠庸，漢族，德化(今九江縣)新合鄉人。遠生是他從事新聞工作時的筆名。1885年1月15日(光緒十年陰歷十一月三十日)出生于江西德化(今九江瑞昌市)的一個書香世家。
黃遠生被稱為“個真正現代意義上的記者”，其“遠生通訊”更是被視為當年中國新聞界的一大品牌，其被譽為中國新聞通訊的奠基人。他的新聞思想，尤其是他提出的“四能說”更是給我們提供了好的借鑒。
然而，他的政治立場基本上是擁護袁世凱反對孫中山。1915年，袁世凱于籌備稱帝之際，為了為自己造勢，極力收買知名人士為之鼓吹。袁世凱看中了黃遠生這位名震海內外的記者，便設法想將他攬在旗下。他強聘黃遠生擔任他御用的上海《亞細亞報》總撰述，黃遠生心里雖然不愿意，但也不敢明確表態拒絕。然他到了緊要關頭，始終不肯遷就。最終正義戰勝了妥協。9月3日，他匆忙離開北京奔走上海。在途中他就在上海各大報刊刊出了《黃遠生反對帝制并辭去袁系報紙聘約啟事》，明確表示反對帝制，與袁世凱決裂。抵上海后，他又在《申報》和《時事新報》上連續9天刊登啟事，宣布自己與曾擔任的《申報》駐京通訊員及上海《亞細亞報》的撰述，一概脫離關系。但《亞細亞報》在出版廣告中仍把他的名字列為總撰述，他只得又在《申報》廣告欄連續7天聲明與《亞細亞報》劃清界限。為了躲避袁黨的追逼，他干脆于1915年10月24日乘日輪離開上海經日本赴美。黃遠生一到舊金山，當地的報紙便報道中國名記者yuan-yung huang抵美的消息。yuan-yung huang本來是“黃遠庸”的音譯，而“遠”又與“袁”剛巧同音。華僑中反袁的人便奔走相告，說是袁世凱的本家來了。而當地國民黨人又惡意宣傳，使華僑都以為來的是袁世凱派到美洲鼓吹帝制的親信。12月25日下午6時許，當黃遠生在舊金山唐人街的廣州樓內用餐時，中華革命黨(國民黨改組后的名稱)美洲總支部負責人林森指派劉北海從背后槍殺了他，時年不滿31歲。黃遠生在新聞工作上取得的成績我們有目共睹，但他悲慘的結局也值得我們深思。
“以銅為鑒，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鑒，可以知得失，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在新聞史課程教學中，我們以這一個個鮮活的報人為鑒，有利于幫助我們職業素養的養成。
新聞史論文:媒介生態學：中國新聞史研究的新路徑
摘要 媒介生態學用生態學的原理與方法來想象媒介與媒介、媒介與媒介生存環境的關系，以“媒介生態”——在一定時代、地域條件下，不同生態位的媒介之間的競合所組成的媒介群落及其與生存整體環境通過信息，能量和物質的流動而構成的具有特征性的結構形態和動態平衡的統一整體——為核心分析概念，它的資源觀堅持而又豐富了馬克思唯物主義的物質觀，為新聞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資源和研究視野。
關鍵詞 媒介生態 資源觀 生成的新聞史 在地的新聞史 整體的新聞史
目前，中國新聞史研究的“學術內卷化”狀態已經成為學界的集體焦慮，《新聞大學》曾就此專門組織筆談，探討走出這種“學術內卷化”的途徑，為中國新聞史研究提供了許多新思路。筆者亦曾參與此次討論，認為媒介生態理論為中國新聞史研究提供了一個新范式，是走出當前學術困境，提高新聞史研究水平的有效途徑。本文旨在就此論點進行進一步闡述，深化對此論題的認識。
一、作為新聞史研究視角的媒介生態學
媒介生態學是中國的原創概念，是指以媒介為中心展開，研究媒介與其生存發展環境問題的學說。它試圖將媒介領域理解為一個永無止境的相互作用系統，用生態學的原理與方法來想象媒介與媒介、媒介與媒介生存環境的關系。生態學的核心概念是“生態系統”，同樣，媒介生態學的核心概念是“媒介生態系統”，對于媒介生態系統概念的界定，亦秉持生態學的基本觀念，多從媒介與環境之間的整體關系著眼，如王炎龍認為，媒介生態系統是“在特定傳媒時代傳媒系統內部結構之間，傳媒與其生存環境之間的要素、結構、功能的相互影響與調節機制”；許永認為，媒介生態系統是“媒體在一定社會環境下生存和發展的狀態，這種狀態包括媒體之間所形成的平衡結構和整個媒體群落在社會大系統中的位置”，并進而認為，媒介生態系統可以分為內外兩個子系統：“媒介之間的競爭和制衡所形成的結構體系稱為媒介內生態，而把媒介群落在社會大系統中的運動狀態稱為媒介外生態”。據此，我們可以將媒介生態系統分為內外兩層，一是媒介經又競爭而形成的媒介群落，一是媒介生存環境。因此，所謂媒介生態系統，是指在一定時代、地域條件下，不同生態位的媒介之間的競合所組成的媒介群落及其與生存環境通過信息、能量和物質的流動而構成的具有特征性的結構形態和動態平衡的統一整體。(基本結構如圖1)
從上述結構圖來看，媒介生態系統的內層——媒介、媒介與媒介競合所組成的媒介群落——是新聞史的燭照中心，媒介根據其從環境中獲得資源的方式在媒介生態系統中占有一個生態位。
在特定時代、特定地域的生存環境中，能滿足媒介生存的資源是恒定的，在資源數量不能滿足需要時，個體間所發生的資源爭奪現象，即是競爭。在一個特定的媒介生態系統內，競爭是媒介生存交往關系的核心，媒介通過競爭所組成的媒介集合體就是媒介群落。
媒介生存所需的資源是由媒介生存環境提供的，“環境是相對于某個中心事物而言的，與某個事物有關的周圍的事物就是這個事物的環境。所以我們理解環境，它一定是先確定中心。”媒介生態以媒介生態為燭照中心，將環繞媒介的周圍事物都視之為媒介的生存環境，它包括國家作為公權力持有者層面的制度環境，作為社會層面的資源環境、受眾環境，以及地理環境、國際環境和非常態下戰爭環境。簡言之，即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因素所組成的集合體。特定時代、特定地域的媒介通過競合所組成的媒介群落與媒介生存環境相互作用所組成的整體就是媒介系統，它是一個以媒介為生命有機體，以地域環境為依托，以服務受眾為旨歸，以法律制度為經絡，以資源流動為命脈，以媒介競爭為機制的人工生態系統。
二、媒介生態學的資源觀與新聞史研究
媒介生態主要是研究媒介與生存環境之間的關系，是一種從生命有機體的假設出發對媒介與環境之間關系的觀照。它為新聞史研究提供了如下解釋假設：媒介生存需要資源，資源占有只能從環境中獲取。因此，媒介與生存環境之間進行信息、能量與物質的交流是媒介生存的前提，如此，媒介才能生存發展，新聞史才能綿延不息。
1 信息資源
作為社會巨型系統的子系統，信息傳遞是媒介安身立命的根基，是其最基本、最本質的屬性。媒介是新聞信息傳播的組織者和實施者。是從事“新聞信息”工作的專業組織，其所生產的產品也不同于其他企業的物質產品，而是信息產品。“新聞活動是人類求生存圖發展的需要”。媒介的產生、發展即源于人們對社會生產、生活信息的需要，滿足社會的信息需求。媒介的職能在于對新聞信息進行采集、篩選、加工、處理和傳播，使得這些信息真正能夠達到受眾的面前。受眾通過新聞信息的傳播，從而不斷地改造世界。因此，豐富而又能自由流動的信息環境是媒介生存的要素之一。
2 能量資源
媒介與生存環境進行能量交換，主要是指如下兩個方面：一是從新聞人來看，新聞人在其自身的新聞實踐中，要消耗能量，作為專業的社會分工，新聞人只有通過新聞信息的生產，以新聞為商品與外界進行交換，才能維持自身的生存和其后代的繁衍；二是從媒介本身來看，作為現代科學技術產物的大眾傳播媒介，都是以能源的消耗作為其運轉基礎的，從蒸汽動力到電力的運用，其消耗的能源都需要從生存環境中得到補充，才能維持媒介的生存。
3 物質資源
媒介與生存環境的物質交換，可以從如下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一是人才，媒介是現代分工的產物，是一項具有相當智力要求的專業活動，其從業人員必須接受新聞專業的訓練，才能適應新聞媒介工作，人員素質是影響媒介生存的重要因素之一。新聞人的老化與死亡使得媒介必須從其生存環境中獲得人才資源的補充，因此，媒介生存環境能夠為媒介提供何種受過新聞專業訓練的人才，以及規定了媒介通過何種方式來錄用和淘汰人才，這是基于媒介生態的新聞史研究新范式的分析要素之一。
二是技術，媒介是現代科技發展的產物，其生存發展對媒介技術有著高度的依賴性，另外，郵政與交通技術的發展也是影響媒介生存發展的重要因素。正因為此，有學者認為，傳播科技是傳播發展的及時推動力，“之所以說傳播科技是傳播發展的及時推動力，是因為傳播科技的進步決定了傳播媒介的更新，促進了傳播方式的變革，而且導致了傳播觀念的進化和高能記者的養成。”
三是廣告，現代新聞媒介其產品銷售與其他商品銷售的區別就在于，新聞作為商品要經歷兩次銷售，及時次是將新聞銷售給受眾，第二次是將版面、時段銷售給廣告主。大眾媒介通過廣告獲得銷售收入，維持大眾媒介的生存并擴大生產。
在媒介生態學看來，媒介的生長狀態是由環境所提供的包括經濟因素在內的各項資源狀況決定的，它決定著媒介的新聞生產、媒介組織與媒介觀念，而這各種因素是以相互影響、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的態勢對媒介生存與發展產生作用的，同時，這諸多因素又具有不等價性。在諸因素中必然有起主導或決定作用的因素。媒介生態學視域中思考物質，才是與媒介的生命息息相關的物質，才是具體的物質，而不是僅僅為演繹一個歷史的剛性規律所必須設定的邏輯前提，才能如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日致布洛赫的信中說：“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把這個說法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決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因此，在媒介生態中，資源觀體現了物質的觀點、結構的觀點和運動的觀點的統一，和唯物辯證法關于運動是物質的運動、結構是物質的空間分布、內容決定形式等觀點統一起來，豐富了唯物辯證法關于物質的認識，同時，它也要求我們在考察媒介現象時必須摒棄既往的機械決定論思維，而是運用過程論思維、關系性思維、系統性思維來思考媒介問題。
媒介生態系統作為一個開放的系統，其資源的流轉是維持其正常運轉的命脈，法律制度對媒介控制，往往就是控制其資源的流轉，因而最終得以控制媒介。媒介的生存方式——通過何種方式獲得滿足其生存的信息、能量與物質等資源——深刻地影響到新聞的生產、管理與觀念，影響到一個時代的媒介狀貌。媒介生態演替的實質是媒介系統內部產生了一種新的穩定的資源流動方式，媒介的組織結構方式的變化是媒介內部的資源流動方式變化的表現，媒介的資源流動方式的變化創造了新的媒介生態。在媒介生態學視野里，新聞媒介通過這樣的方式為自己開辟歷史。
三、媒介生態學于中國新聞史研究的啟示
以媒介生態為理論資源的新聞史研究視角，以媒介與其生存環境關系為燭照中心，把新聞媒介的發展歷程看作是對其生存環境適應的自然過程，在一個如布羅代爾所說的長時段上思考中國的新聞史，為中國新聞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資源和方法論啟示。
1 在地的新聞史
新聞事業作為一種文化事業，它必然受文化母體的影響，有其很強的傳承性，由地理環境和人的行為方式不同所產生的文化差異必然會在新聞事業上反映出來，簡言之，新聞媒介是在一個個“文化非同質”的環境中生長起來的。“媒介生態”所秉持的“生態哲學是后現代哲學世界觀”，它在時間和空間的歷史敘述中納入了地域這一范疇，新聞史不應外在于地域，視媒介現象、新聞實踐是大眾媒介對其生存環境的一種生態性適應行為，“媒介現象”與地域獨特的地理、政治、經濟、文化相關。它放棄了普世話語的沖動，解構中心主義的歷史話語，視世界歷史為一分支過程而不是一線性過程，它堅持媒介的生存與發展與生存地域密切相關，媒介生態理論認為，媒介在組織新聞生產時，其背后必然有某種相當地方化的、具有很大差異性的地域資源作為背景，對媒介的描述不能脫離其地域進行抽象的演繹，認為歷史敘述應該走向地域化和多元中心，它對本土經驗的重視為中國新聞史研究提供了一個極好的進入路徑。
因此，媒介生態作為分析新聞史的方法和視角，主張回到中國新聞史的感性經驗，把中國新聞史視為一個具有其歷史連續性的整體，媒介的落腳處——“中國”——這個媒介的生存地域中來提煉出我們的問題意識與發問方式，探究中國新聞媒介的源頭活水，提出符合本身歷史脈絡的詮釋，重新中國新聞史的書寫。正像恩格斯在《(論俄國社會問題)跋》中所指出的：“每種特定的經濟形態都應當解決它自己的，從它本身產生的任務；如果要去解決另一種不同經濟形態所面臨的問題，那是十分荒謬的。”簡言之，媒介生態式的具有“在地感”的中國新聞史研究可以了解新聞媒介的生存環境——中國國情，揭示被顯在的媒介現象所遮蔽的歷史，讓歷史變得“澄明”，逐漸使我們從多方面去認清中國新聞媒介乃至中國文化的基本型態及其發展過程；同時通過這種對過去的了解可以照亮我們今天的歷史處境。
2 整體的新聞史
基于媒介生態學的新聞史研究范式從“生態隱喻”出發，堅持一種整體的研究視野，正如薩克塞所言：“生態學的考察方式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它克服了從個體出發的、孤立的思考方法，認識到一切有生命的物體都是某個整體中的一個部分”。媒介生態的整體觀為我們研究新聞史提供了新的分析途徑，一方面，它考察媒介與媒介因為競爭生存資源而形成的媒介群落；另一方面，它考察媒介生存與其政治、經濟、文化之間的關系，這兩者都統一與媒介基于生存而形成的、相互關聯的復雜網絡所構成的媒介生態系統，凡是同媒介生存與發展有關的各種因素，都是新聞史研究分析對象。整體的新聞史放棄了本質主義式的思維原則，它以“新聞媒介”為歷史主體，以“新聞實踐”為觀照中心，將“新聞媒介”與其不在場的“存在者整體”諸如政治、經濟、文化等關聯起來，綜合為“共時性整體”。新聞媒介的歷史演進不是縱向的線性決定，而是橫向的多維影響，把單一的經濟決定的歷史演繹轉向橫向的歷史社會學研究。
媒介生態視野下的中國新聞史研究，既有縱向的發展，又有橫向的展開；既看到媒介自身的演變和發展，又看到媒介的演變、發展與國家、社會的關系。由是形成了對中國新聞史的整體、、系統的觀照，一方面，我們既關注了媒介自身生存發展的經過，另一方面，我們也關注了媒介在與其生存環境的互動過程中，其對社會的作用和政治、經濟、技術、文化等對媒介生存與發展的影響，在對新聞史的分析過程中，必然會將其放置到整個大的社會系統中，以一定時代、地域條件下，媒介與社會各構成要素之間相互關聯所形成的具有特征性的結構形態為研究對象，揭示出社會系統中與媒介關系密切，對媒介自身的決策和運作產生直接影響的要素，在剖析要素對媒介產生制約作用并達到相對平衡的基礎上。顯示出中國新聞媒介的獨特發展歷程，探尋其可持續發展之路。這樣整體的新聞史研究，才能如黃旦先生所說：“認定報刊為報刊史的主體，當然不意味著報刊史是封閉的和絕緣的，不需要研究報刊與社會其他方面的關系，比如政治、文學、經濟、文化甚至政治派別與政黨等等，不能使用除了報刊以外的諸種資料，不必了解其他學科對歷史報刊之研究”，為中國新聞史研究描繪出一幅多姿多彩、氣象萬千的畫卷。
3 生成的新聞史
媒介生態學從生命有機體的假設出發思考媒介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將媒介生存設定為新聞史的研究本體，媒介的生存實踐創造了新聞史，所以，一部新聞史就是媒介生存實踐活動的歷史，就是新聞媒介如何同其生存環境相適應的歷史，從根本上講，就是一部媒介生長史。
媒介生態學從“連植物也具有的那種通常為人們所承認的東西”——生命性出發，把政治、文化、經濟作為媒介整體的生存環境來加以理解，媒介基于生存與外界的生存環境交往，因而不斷向外開放，永遠保持生命活力。新聞媒介的歷史不是現成的，而是生成的，媒介在生存中開辟著自己的歷史，并且不會完成于某一狀態，而是向未來、向新的可能開放，而新聞史研究，就在于通過揭橥源頭活水的“本真存在”，使被機械的物質決定論所遮蔽的歷史得以呈現。從而顯示出歷史的全部豐富性。在這樣的維度內，“由于新聞事業的特殊性，新聞史的研究和各時期的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都有著緊密的聯系。研究新聞史，離不開各時期的階級斗爭史、政治運動史和政黨史，這是因為各時期的新聞事業都和當時的階級、政黨、政權機關和各派政治力量的活動有著緊密的聯系。研究新聞史也離不開各時期的生產斗爭史和經濟發展史，這是因為生產力和社會經濟的發展，直接影響到新聞事業的發展。”政治、經濟、文化等媒介的生境因素才能與媒介相通相融，才能內化為媒介自己的本已屬性，既往對新聞媒介考察，放棄了媒介生存來思考媒介的發展，對于外在環境的考量，總是與媒介?I格，很難與媒介聯系成一個整體。缺少生命的屬性，外在的客體如何融入媒介?
新聞史論文:社會文化下的新聞史教學芻議
歷史都是多維度的，以現代化范式的視角來看，當時改良派尤其是梁啟超的改良思想、立憲主張在當時亦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一步。因此，課堂教學中不僅僅拘泥于論爭本身，而是拓展到那一時期宏大的社會歷史背景，讓學生更深入地去探究事件背后的紛繁而多變的歷史。另外，自民國時期至新中國成立三十余年間的新聞傳播事業史，革命范式的敘述主要關注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報業，而往往不太關注當時國民黨報業及民間報業。而若從民族國家范式考量，這三十余年間的現代媒介在建構民族國家歷史上的意義不容忽視，因此不管是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報業、國民黨報業或民間報業，在塑造國家主義意識形態上可謂功不可沒，學者李彬就從民族國家的角度將這三十年的新聞歷程歸結為一部“三國演義”。②因此，這一時期新聞事業的教學也應在精彩紛呈的民國時期新聞人和事中展開。
1以某一特定歷史時期的新聞人物、事件為核心的專題式
情境教學，加深學生社會文化認識新聞傳播史是中國波瀾壯闊的歷史長河中的有機組成部分，內容豐富多彩，有黃遠生、邵飄萍、張季鸞、范成江等新聞人物，也有許多重要的新聞事件，以及《大公報》、《申報》、《良友》等成功的報業，但囿于中國新聞史授課的學時數，（大多數新聞院系都只有一學期32或48的授課學時），而且多數教材也受篇幅的限制，對一些重要的報業及新聞人只是概要敘述未能詳細展開。綱要式的敘述難以激起學生學習與探究的興趣。基于以上認識，在課堂教學中選取有代表性的新聞人與報業單列出來作為學生討論的專題，是提高學生興趣及深化社會文化認識的有效方式。如梁啟超專題、1930年代的新聞傳播是近現代中國新聞傳播史我們重點選取的兩個專題。梁啟超，中國近代偉大的思想啟蒙家。他在思想文化的變革中，發揮了及時啟蒙家的作用，他的辦報經歷及在報刊刊載的大量政論文章在其中功不可沒。從梁啟超個人的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一部中國近代史的發展軌跡。③因此，對于梁啟超這個專題的教學，首先推薦學生閱讀謝璽章著的《梁啟超傳》一書，并結合觀看鳳凰衛視“鳳凰大視野”的專題節目《回望梁啟超》，讓學生對梁啟超的政治及辦報活動和思想有較為的了解；同時結合《文人論政》一書引導學生閱讀并進行思考：中國文人政論報刊的傳統、中國傳統士大夫向現代知識分子的轉型等問題。以梁啟超為核心，從社會文化的層面觀照了近代新聞傳播事業的多個方面。學生在大量的課外閱讀及思考中，也自然地將新聞人及新聞事件置于宏大的歷史社會大背景中去分析，逐漸認識到每一段歷史時期的人和事都不是孤立的，都應結合當時的社會歷史情境去認識。如果說梁啟超專題是以一個人的歷史來牽動一個時代，那么另一個專題“1930年代的新聞傳播”則是由一個時代來牽引出一個個精彩的新聞人物與新聞事件。
1930年代前后十年（1927-1937）被稱為民國時期的“黃金時期”，這十年中國近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一定成就，新聞出版系統如報紙、廣播、雜志都在這一時期都迅速發展并興盛起來。④該專題對學生的要求不同于梁啟超專題，它是開放式的，沒有指定閱讀的書籍或觀看的視頻，而是由學生在了解1930年代的時代背景之后，找尋自己有興趣的新聞人物和故事在課堂上與同學分享與討論。結果發現學生的主觀能動性被調動起來后，學生找尋的1930年代新聞人和新聞事件帶給我們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學生在圖書館民國時期數據庫中搜尋到民國報刊，從《廣州民國日報》的查閱中大量知識分子的參編輯與投稿，聯想到要去探尋當時知識分子與媒介之間的關聯，這是學生社會歷史認識的提升，不局限于尋找史料，而能從史料中有思辨性的認識與思考，確實是難能可貴的，也是我們新聞傳播史學習中需要培養的學生的思辨思維，非固化地去記憶單個的歷史人物和事件，能聯系前后的社會歷史背景有自己獨立的思考和判斷。以上兩個有代表性的專題教學，梁啟超專題將個體人物融入到宏大的社會歷史背景中深入討論，“1930年代的新聞傳播”專題則是從大的社會背景出發去找尋個體人物和事件，兩個不同的面向，但都透過社會文化的視野加深了學生對新聞傳播史的深入理解與思考。
2思考
新聞傳播的歷史與人類社會歷史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因此新聞事件的發生都不是孤立的。在中國新聞傳播史的教學中，避免知識灌輸、線性的教學模式，不再只強化學生對新聞知識的記憶。讓學生在新聞史的學習中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有興趣地去自主學習并思考。這應該成為新聞傳播史教學追求的目標。而要達到這一目標，需要授課的教師與學生的共同努力、良性互動。我們以上在中國新聞傳播史教學上的社會文化視野的拓展，通過專題討論與學習深入社會歷史的認識，都只是初步的嘗試。雖感覺在教學過程中，師生之間都頗有觸動與收益，課堂效果有一定改善。但中國新聞傳播史作為一門讓現今很多學生無奈而疲倦的課程，從課程體系、教學內容及教學方法上確實需要重新思考，才能適應日新月異的新媒體時代的要求。
作者：劉敏 單位：華南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系
新聞史論文:對目前新聞史教育考究
一直以來，新聞史的教學都被認為是枯燥無味的，且由于目前新聞事業中存在部分人不了解新聞史的從業者。而導致有人質疑新聞史在整個新聞教學中存在的必要性。筆者在研究中一直思索著這個問題，希望能為這個質疑作出一個的答復，進一步，從實踐上去說明它存在的價值和意義，還新聞史在整個新聞教學中應有的地位。
一、新聞史在新聞教育中的地位與作用
（一）培養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一種普遍的人類自我關懷，表現為對人的尊嚴、價值、命運的維護、追求和關切，對人類遺留下來的各種精神文化現象的高度珍視，對一種發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而人文學科是集中表現人文精神的知識教育體系，它關注的是人類價值和精神表現。
人文精神的基本涵義就是：尊重人的價值，尊重精神的價值。人文精神的內涵在于：一是人文精神是“對人的價值追求”，提倡人文精神與科學性的相容性，關懷的中心是現實生活中人的身心價值的體現；二是人文指“區別于自然現象及其規律的人與社會的事物”，其核心是貫穿于人們思維與言行中的信仰、理想、價值取向、人文模式、審美情趣,亦即人文精神，認為人文精神是一個人、一個民族、一種文化活動的內在靈魂與生命；三是人文精神是把人的文化生命和人的文化世界的肯定貫注于人的價值取向和理想追求之中，強調人的文化生命的弘揚和人的文化世界的開拓,促進人的進步、發展和完善；四是人文精神是人類不斷完善自己、拓展自己、提升自己，自己從“自在的”狀態過度到“自為”的狀態的一種本事；五是人文精神是“一種關注人生真諦的和人類命運的理性態度,它包括對人的個性和主體精神的高揚，對自由、平等和做人尊嚴的渴望，對理想、信仰和自我實現的執著，對生命、死亡和生存意義的探索等。
而任何的歷史教育，“從根本上講是一種人性化的教育，是通過授予歷史知識，使受教育者在認識自我世界、認識和適應社會、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能力和審美能力等方面得到發展”的教育。因而真正的新聞史教育，應當以新聞事業所關乎的人為中心，把握人對于新聞事業發展所起到的作用和影響，追問新聞事業的發展背景對于人的意義與價值，辨析以人為主體的新聞事業發展規律，并最終學會觀照當下現實。
（二）把握新聞事業的一般規律，提高理論素養
新聞理論素養的內在要求其實是加強人文素質與人文素養的融合。科學素質的基本內涵可以分為兩層來理解：一是掌握人文、社會科學和現代自然科學的知識、技術、能力，提高媒介素養，即獲取信息、解讀信息、使用信息的能力，也包括社會交往能力、新聞敏感能力、語言表達能力、網絡操作能力等。二是養成實事求是，獨立思考，勇于創造的科學精神。即求真、創新、懷疑和堅持，包括啟蒙精神、懷疑精神、理性精神、批判精神、創新精神。媒介素養就是以批判性思維為核心的，它是批判性思維與媒介文本解讀的結合。
以銅為鑒，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鑒，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任何理論都是從事實中總結得出。而歷史是每一個事實的積淀。尊重新聞歷史，才能更好的理解新聞理論，提高個人理論素養。
二、新聞史在新聞教育中的誤區
（一）當前新聞史教育缺乏橫向拓展
長期以來，新聞史被視為枯燥乏味，基本上是人物、事件、時間的簡單羅列。這實質上是教師將新聞史視為孤立的個體，只重視歷史知識的簡單傳授，自然談不上教學效果。在教學中，橫向比較就是運用共性和個性辯證統一的原理和方法，通過橫向聯系形成整體，將某一歷史時段新聞業發展的“點”提升到人類社會新聞業發展的“面”上去考察，將某時期的新聞史實與其他方面史實相聯系，探討新聞的共性、個性。從構建“大新聞傳播史”的觀念看，新聞傳播史的任何一個片段都可算是當時社會政治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史、經濟史、文化史。
橫向比較觀照也不應拘泥于一國的時空范圍。比如在講述美國新聞史20世紀初大眾化報業和黃色新聞時，可以首先分析其社會背景、特征，啟發學生是否有類似的報業現象可進行比較，再讓學生審視當前我國都市報大戰：新聞炒作，惡性競爭，同質化等現象。
中國都市報發軔于1995年《華西都市報》，如今走過十多年的發展史，但回頭看美國這段新聞史，雖然國家不同，卻是“歷史驚人的相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我們的報紙將走向何處？可以通過組織學生閱讀材料、報紙深入討論，促進學生對當今新聞史———都市報現象進行剖析。
（二）當前新聞史教育缺乏縱向延伸
實際教學中，人們更關注現實的媒介生態環境，注重對現時輿論事件和話題的把握。新聞史教學忽視了新聞的歷史傳承性及新聞的歷史視角，淡化歷史對于新聞業務的指導作用，使學生產生為學歷史而學歷史的錯覺。而更多的新聞史教學中并未加強縱向延伸，聯系現實情境，將歷史的講述與現實重大變動結合，沒有注意歷史知識的現實意義。所以，新聞史教學中缺乏課程的貼近性，難以使學生對歷史有深刻的感知與理解，也難以培養學生增強分析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很難體現出新聞史的價值在于啟示現在、昭示未來。
正如學者李彬所言，所謂新聞傳播史不過是當代媒介世界的有機構成，一切新聞傳播史的意義同樣取決于當代的環境和語境。因此，現在時而非過去時才是新聞傳播史的本質屬性，學習與研究新聞傳播史實際上都是基于現實而非思古幽情。只有從當代性的角度才能把握新聞傳播史的真諦，當代性而非歷史性才是新聞傳播史的根本所在。
三、新聞史教育中“瓶頸效應”呼喚“東風效應”
所謂“瓶頸效應”，反映的是一定社會心理過程中各個因素、環節的相互關系。社會角色扮演者在進行某項創造活動時，在從事某一學習、工作和生活的角色行為時，要求與之相關的各因素、環節配合與協調并進，其中如果某一因素和環節跟不上，就會成為“瓶頸”卡住整個活動和某一行為的正常進行。而通過觀察研究，我國當前新聞史教育滯留于“前茅塞頓開”狀態，而難以在形式和內容上創新與提高。由此看來，突破當前新聞史教育中的“瓶頸狀態”而使之得以提高和改進欠缺“一劑東風”。
在新聞史教育中，如何使得“東風效應”迅速到來，而沖破“瓶頸效應”，首先要調整新聞史教育自身的行為欠缺，重視教學中思維想象力的養成，著力擴大教學中的聯系點，積極尋找新的“要素子系統”，呼喚“東風效應”以消釋“瓶頸效應”。
四、結束語
雖然，當前新聞史教育長期面臨教師授課形式單一、呆板，學生學習積極性不高的困境。但是，新聞史作為新聞學教育中不可缺失的基礎課程，其地位和作用不可或缺并且舉足輕重。所以，筆者通過研究我國當前新聞史教育的缺憾和不足，提出相關策略，以力求為我國新聞史教育提供些許幫助。
新聞史論文:桂林抗戰新聞史研究論文
[摘要]抗日戰爭時期，桂林新聞傳播事業得到飛速發展。新的歷史時期，必須重視桂林抗戰新聞史的研究。一是要拓寬視野、調整角度，以新的歷史使命感來重視桂林抗戰新聞史研究。二是要深度挖掘、搶救史料，以確保桂林抗戰新聞史研究的深入進行。三是要與時俱進。推進桂林抗戰新聞史的研究。通過思考分析其意義，以指引我們今天的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引的和諧社會建設。
[關鍵詞]桂林；抗戰新聞史；研究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的新聞傳播事業發展速度相當快。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傳媒集團的進一步發展、中國新聞傳播政策的調整等等，為廣大的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者提供了許多新的研究話題。地方新聞傳播史是中國新聞傳播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抗戰新聞傳播史的研究領域里，重慶、上海、武漢、香港和西安的抗戰新聞活動的歷史地位總能引起學界的高度重視，相比之下，作為抗戰新聞史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一廣西桂林抗戰新聞史的歷史地位一直以來都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或者是未被人們經常提起，這與蜚聲海內外的“抗戰文化名城”的文化繁榮的景象極不相稱。改革開放以來，桂林抗戰新聞史研究有了相當的進展，不少研究者參與了這項工作，收集挖掘了很多寶貴的資料，并在此基礎上作了初步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相對于整個城市的發展以及城市地位的迅速提高，相對于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需要，桂林抗戰新聞史的研究還有其明顯的不足，顯得比較滯后，以至于在抗日戰爭時期在新聞傳播事業方面有著光輝歷史的桂林至今仍然沒有一部《桂林抗戰新聞史》。顯然，對桂林抗戰新聞傳播史活動的研究廣度和深度之不足已經成為它無法在中國新聞傳播史中獲得應有地位的較大障礙。
因為地利之便，近年來筆者開始涉足這一領域。經過大量的檢索、重點翻閱及初步研究，對桂林抗戰新聞史特別是戰時報業史的研究現狀有了一定的了解與思考，現不揣淺陋，將之付諸文字，以求引起各方重視，共同推進這一工作。
一、拓寬視野、調整角度，以新的歷史使命重視桂林抗戰新聞史研究
桂林抗戰新聞史是抗戰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20世紀80年代中期后，學術界對抗日戰爭時期國統區地方抗戰文化的研究取得了相當多的成果，近10年來繼續保持興盛的勢頭。關于桂林抗戰文化的研究最引人注目，發表了相關論文200多篇，出版了著作10余本，但對戰時桂林文化城的研究多著眼于文學、藝術等方面，而對抗日戰爭時期桂林的新聞傳播研究仍是一個空白。過去的新聞就是今天的歷史，從學術的角度對抗戰時期的桂林新聞史實進行梳理，進行理論上的思考和分析，不失為今后對抗日戰爭時期國統區抗戰文化的研究向縱深發展的一個方向。
同時，桂林抗戰新聞史也屬于新聞史研究的范圍。新聞事業發展史是新聞學的一個重要分支。現在經過許多人的共同努力，中國新聞史的研究已經成為一門基礎扎實、發展穩定的學科。但是，在這種繁榮局面中，還有不少需要充實填補的地方，比如新聞史的個案研究、地方新聞史研究等。其中，也包括了桂林抗戰新聞史的研究。抗戰時期在中國新聞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幾個大城市如重慶、上海等都已出版了自己的地方新聞史著作，就連一些普通省、市也已經有了自己的抗戰新聞史。可是，作為在抗戰時期中國新聞事業發展的歷史上占據著重要地位的桂林，卻至今沒能出版一部抗戰新聞史。桂林抗戰新聞史研究已經成為該學科的薄弱環節之一，這一點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應該引起我們社會科學研究界尤其是新聞學界的高度重視。抗日戰爭時期，桂林作為一座抗戰文化名城，為中華民族的抗戰勝利作出了的貢獻。1938～1945年，先后有100多家報紙在桂林出版發行，為抗戰時期溝通傳播信息、服務大眾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大批的文化名人曾經在這塊土地上為國家的前途、人民的命運大聲疾呼，國際新聞界也曾經在這里開展過較大規模的新聞活動。抗戰時期桂林新聞史上發生過的所有這一切，不僅深刻地影響了當時桂林乃至廣西的經濟與社會生態，影響了桂林人的精神文化風貌，而且在其發展過程中的某些階段，還深刻地影響到了當時的整個中國。認真、深入、系統地研究這一部輝煌的歷史，是我們新聞事業研究者義不容辭的責任與義務。更重要的是，城市的發展也需要我們深入地做好這一工作。
桂林自古是廣西門戶，也是與外界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樞紐。抗日戰爭爆發以來，桂林成為文化重鎮，影響輻射至華南、西南等地。進入新世紀的今天，桂林的經濟建設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城市面貌發生了極大變化。作為自治區“文化廣西”的一個重要棋子，桂林又一次成為時代的焦點。相形之下，近年來由于文化事業發展滯后，城市文化品位與城市地位還不能相稱的尷尬也日益凸顯。事實上，這個狀況也已經對整個城市的發展造成了明顯的負面影響。如何挖掘桂林豐厚的文化資源，深入地研究桂林的地方文化，包括抗戰時期桂林新聞事業的發展歷史，盡快形成一批高質量的研究成果，并進一步綜合開發和利用這些資源與成果，是我們今日應該也必須解決的問題。
此外，地方新聞史研究對本地新聞事業的健康發展也是有重要意義的。因此，筆者認為，重視桂林地方新聞史研究，深入地開展這一研究，應該盡快提上我們的議事日程。
二、深度挖掘、搶救史料。確保桂林抗戰新聞史研究的深入進行
歷史研究離不開及時手原始史料，因此，相關史料的搜集、挖掘、保存就顯得十分重要。由于抗戰末期桂林的淪陷，使得桂林抗戰新聞史的相關史料，尤其是戰時報業發展的相關史料大量毀于戰火。這些及時手史料的缺失，導致很難勾畫出一幅當年新聞報業的全景圖，他們的活動對抗戰時期桂林新聞界、對當地公共輿論的形成發展、對當地政治文化的演進究竟產生過什么具體的影響，已無從得知，這是非常可惜的事。抗戰勝利已經60多年了，當年活躍在桂林新聞界的新聞工作者多已過世。抓住有限的時間，盡可能搶救挖掘一批史料非常必要，也非常緊迫，應該予以高度重視。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通過廣大學者對實物資料和口頭資料的搶救性搜集和整理，史料整理工作取得一定的進展，并有一系列的著作相繼出版。當前，最主要的史料著作有：《八桂報史文存》(張鴻慰著，廣西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桂系報業史》(張鴻慰主編，1998年內部準印證號：11241)、《蕻蔚集》(張鴻慰著，2003年內部準印號：0036071)、《救亡日報的風雨歲月》(吳頌平編，新華出版社，1987年版)、《國際新聞社回憶》(吳頌平編，湖南人民出版，1987年版)、《喉舌之戰：抗戰中的新聞對壘》(王曉嵐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桂林文化城概況》(廣西社會科學院、廣西師大主編，廣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桂林抗戰文化史料》(魏華齡編，漓江出版社，22萬字)、《抗戰時期桂林出版史料》(龍謙、胡慶嘉編，漓江出版社，1999年版，53萬字)。
但是由于時代的局限，如觀念意識的偏差、研究視野的相對狹隘等，都令當年挖掘的史料留下了許多不足。以抗戰時期報業為例，搜集這些史料大量集中于傾向共產黨辦的報紙——《救亡日報》的相關情況，而關于桂系如《廣西日報》和國民黨中央系統《掃蕩報》的報紙及其他持民間立場如《大公報》的報紙，相關史料的搜集卻非常稀少。即使有少數資料談及這些報紙，回憶者也多半力求凸顯其與自己所理解的、符合當時政治標準的部分，而忽略其自認為與當時政治標準不甚吻合的其他部分，缺乏足夠的客觀性與性。他們對當年史實的回憶本身，也多持純政治的單一觀點，而缺乏多角度的、綜合性的認識。還有許多方面的史料尚付之闕如。如因為當時還缺乏具體深入的研究，許多本應引起注意的史實與人物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而在那時的史料搜集工作中被忽略了，等等。此外，加大對原始資料如當時報紙的搜尋力度與搜尋范圍，也是桂林抗戰新聞史研究的重要使命。檔案館、民間收藏、港臺及海外的相關保存與研究機構，都是可以也應該考慮的搜尋方向。當然，大規模的資料搜集單靠研究者個人的努力是難以有重大收獲的，必須取得有關部門的重視并參與組織協調，以獲得資金與人員等條件的基本保障。地方新聞史的研究是一項浩繁的工作，要想獲得高質量的成果，使之真正有益于地方經濟文化建設，有益于城市文化品位的提升，就必須花大力氣，做踏實深入的工作。
三、與時俱進。推進桂林抗戰新聞史的研究
目前桂林抗戰新聞史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如對桂林抗戰時期新聞傳播活動時代背景的研究；當時主要的新聞刊物及傳播特色的研究；抗戰時期名報人新聞活動研究；桂林抗戰新聞史的影響力的研究等。但總的看來，應該說這項研究仍然還處于一種比較概略、簡單的階段。已有的研究成果數量還不多，建立在深入研究基礎之上的、高質量的研究成果數量就更有限。要改變這一狀況，推進這一研究，還需要我們付出更多的努力。
首先，必須以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為指導。從目前已有的成果來看，以往的研究往往是用研究中國革命史的范式、從政黨政治的角度、泛政治化的傾向來認識評價所有的媒體與新聞工作者。這樣的歷史傳統，明顯地限制了新聞史的研究工作范圍、影響了研究質量，使我們不但忽略了許多重要問題、重要現象、重要人物，也嚴重影響了我們研究的客觀性與科學性。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的新聞傳播理論及研究成果大量引進，國內學術界以這些理論為指導的研究開始大量出現。不能否認，這些理論包含了很多人類文明的精華，有很多應該學習借鑒的地方，但同樣不能否認的是，其中也摻雜著不少的糟粕。如何以馬列主義的新聞觀為指導，科學合理地吸收、利用人類一切有價值的理論，擴大我們的視野、更新我們的觀念，是我們做好桂林抗戰新聞史研究工作必須注意的首要問題。
其次，我們必須明確，研究桂林抗戰新聞史，單單理清其發展線索、介紹一些主要的媒體及少數重要典型如《救亡日報》之類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從拓寬范圍與深入局部兩方面推進、加強這項工作。比如，對抗戰時期桂林新聞事業產生、成長的經濟文化環境及其產生原因與發展的內在動力，對抗戰時期桂林新聞體系的基本結構與功能，對當地新聞事業演變發展的規律，對抗戰時期各媒體的主辦宗旨與定位，對抗戰時期各媒體宣傳報道的內容、版面欄目、編輯寫作水平、風格特色及經營管理的方式，對抗戰時期各媒體的社會影響力，對重要新聞事件、重要新聞工作者，對受眾，對當地媒體與外地媒體的比較等等，都需要進行認真的研究。只有做好了這些基礎工作，才能對桂林抗戰新聞傳播事業的發展歷史有科學的認識、客觀的評價，也才能寫出真正有價值、有分量的桂林抗戰新聞史。
另外，還要注重縱向比較研究。過去的研究者多將注意力集中于抗戰時期的桂林報業。注重這一時期的報業當然有其合理性、必要性，但僅僅注重這一時期的報業肯定也是不夠的。抗日戰爭以前的桂林報業自有其本身的光彩，雖然因為地處偏僻、交通極端困難，桂林新聞事業的誕生與發展都落后于沿海先進地區，但是在廣西、在西南，桂林的新聞事業都是舉足輕重，占有著重要地位的。不能因為抗戰時期桂林新聞事業的輝煌而遮蔽了初期報業的光芒。況且，抗戰時期活躍在桂林新聞界的主要大報，如《新華日報》《救亡日報》《大公報》等事實上并非本土報紙。雖然它們的存在深刻地影響了桂林的報業，但畢竟二者之間是不能劃等號的。現在如何理清與認識外來媒體對本地新聞事業的影響以及二者問的精神聯系，還是一個有待深入研究的問題。但是不能僅僅用對外來媒體的研究取代對本土媒體(主要是報紙)在復雜環境中演變發展狀況的研究，卻是一個不言自明的簡單道理。只有扎實做好以上這些斷代史、專題史之類的基礎性研究工作，通史的研究才能順利地進行。
桂林抗戰新聞史研究是一項重要工作，是值得我們投人精力認真完成的。如果能夠得到各方面重視，得到有關部門的支持，能有更多的研究者投身其間，這一工作一定會有迅速的進展與豐富的成果，從而為桂林的經濟文化建設作出自己獨特的貢獻。
新聞史論文:我國新聞史研究論文
[摘要]本文通過對《大公報》研究的梳理與分析，提煉出中國新聞史研究中的三種“范式”，即革命范式、現代化范式和民族-國家范式，并探討了三種范式的緣起背景、發展過程和總體取向。
[關鍵詞]革命范式現代化范式民族-國家范式新聞史研究
《大公報》作為“中國新聞史上壽命最長、影響較大、聲譽最隆的一家報紙”（方漢奇語），不僅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中國現代史”（季羨林語），也是中國新聞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半個多世紀以來，有關《大公報》的研究可謂層出不窮，爭議紛紛。以20世紀20年代以來的代表性評價舉例，就可以看出明顯的差異與變化：
20年代，“天津有三寶：永利、南開、《大公報》”。[1]《大公報》銷數較高到5萬份，這在當時北方各報中是少有的，北方一般報紙銷數不過幾千，上萬的就不多。[2]
40年代，重慶《新華日報》對“小罵大幫忙”做了如下解釋：“在若干次要的問題上批評當局，因而建筑了自己的地位的《大公報》，在一切首要的問題上卻不能不擁護當局，這正是《大公報》的立場。”[3]1948年南京《中央日報》稱王蕓生是“新華社廣播的應聲蟲”。[4]
50年代，《大公報》“是一張反動的報紙”，“用‘小罵大幫忙’的手法來掩飾它為國民黨反動統治集團服務的實質。”[5]
80年代，“用‘亦捧亦罵’來描述《大公報》與行政當局的關系，比‘小罵大幫忙’一語更為”。[6]
90年代，《為“小罵大幫忙”辯》一文指出：“對《大公報》這樣一份民間報紙，不能以它到底和某個黨派在言論上產生了怎樣的吻合與不吻合而定其優劣、是非與功過。”[7]另一種觀點認為“《大公報》對‘小罵大幫忙’，在關鍵時刻、關鍵問題上，尤其是在國共兩黨斗爭的問題上竭力為及其反動政權鼓吹”。[8]
21世紀初，“歷史證明《大公報》是一張愛國主義的報紙”，它“堅持中國工業化的發展方向，與時代共進”。[9]
《大公報》引起的當事人及后來者的眾多評說，說明該報在中國現代史上具有相當的影響力，而眾說紛紜的背后，不僅是一幅中國新聞史研究的全景圖，而且是一紙百年中國社會思潮的演進表。那么，貫穿這些演變的線索究竟是什么呢？或者說，其中有哪些基本的研究范式？按照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的說法，所謂“范式”(paradigm)，就是那些為各種模式和理論，包括對立的模式和理論所共同承認的、不言自明的信念，它們往往構成不同理論，模式間發生爭議時的共同前提和出發點。[10]通過對《大公報》研究軌跡及其變遷的分析，可以看出體現于其中的三種主導性范式，一是“革命”范式，二是“現代化”范式，三是“民族-國家”（nation-state）范式。
革命范式——通行的新聞史敘事
革命范式是以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基本矛盾的學說為主要視角，來建構自己的理論框架。按照這一理論框架，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乃是構成近代社會歷史的兩大基本矛盾。因此，爭取民族獨立以反對帝國主義，爭取社會進步以反對封建主義，乃是近代社會發展的主要趨勢，并以此作為評價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主要標準和參照系。[11]
在革命范式基本定型的50年代，范文瀾就指出：“歷史的骨干是階級斗爭，現代革命史就是現代史的骨干，近代革命史就是近代史的骨干，近代史現代史階段的劃分基本上與革命史是一致的（單純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可以按照自身的發展過程劃分階段）。”[12]胡繩也認為：“把人民的革命斗爭看作是中國近代史的基本內容，就能比較容易看清楚中國近代史各種政治力量和社會現象。”[13]革命范式是由“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兩大基本矛盾決定，具體體現為對中國近代史研究提出的“兩個過程論”。這樣一來，由“革命”這個基本概念，在“兩個過程的基本框架”中，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模式就成為“以農民為主體的人民群眾；暴力革命；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14]。
作為歷史學的一支，中國新聞史的研究也經歷過革命范式主導時期。并且由于《大公報》民間報紙的定位，這一范式表現得尤為突出，主要運用為以是否“革命”來劃分《大公報》的各個發展階段，作為評價《大公報》的標準等等。
如周雨所著《大公報史》把該報的言論定性為“文人論政”，而不同階段的言論思想則概括為“與國民黨的關系”、“幾篇指責國民黨當局的言論”、“由親蘇而厭蘇，由親美而反美扶日”、“香港版首先轉變立場”等等。再如對新記《大公報》的三位創始人的評價：吳鼎昌“是個典型的官僚資產階級官僚政客”[15]，胡政之“是一個相當典型的大資產階級文化商人政客”[16]，張季鸞是“典型的帶封建性的資產階級舊式才子文人”[17]。雖然日后有所“翻案”，但是仍然沒有跳出“革命”范式的框架。夏曉林的《張季鸞》一文率先肯定了張季鸞作為“著名的記者和報刊評論家”的地位，指出“他是繼王韜、梁啟超之后最有影響的中國資產階級報刊評論家之一”。[18]方漢奇認為，“在政治傾向上，《大公報》屬于‘中間勢力的報紙’。這個‘中’，就是‘左、中、右’中的那個中”，“所謂‘中間勢力’，主要指的是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即農民、知識分子和工商界人士”。[19]
“革命”范式的形成有其歷史的合理性與必然性。從社會現實上看，中國近代內憂外患的社會狀況，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建國后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舊學批判與新學重建等等，均使這一范式在中國新聞史的研究中占據主導地位。不過，革命范式在闡釋中國新聞史的歷史沿革中雖然的確抓住了本質，然而單純以階級劃分來評價報刊、新聞人物則又未免簡單化，而發展到的“以階級斗爭為綱”更是違背實事求是的原則。
現代化范式——新聞自由的發展
“現代化”被廣泛接受為一種史學范式，大致起源于美國學者德里克（ArifDirlik）的專論《革命后的史學：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的當代危機》。[20]他介紹美國漢學界中國近代史研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被視為近代中國歷史的中心事件”，“一直被描述為解放史詩”。而之后中國革命“卻變成了衰落與失敗的故事。它甚至被描述為一種畸變，一種對中國歷史正常道路的偏離，打斷了清末以前一直進行的朝著現代化方向的發展進程”。
那么何為現代化范式？羅榮渠認為：“以現代化為中心來研究中國近現代史，不同于以革命為中心來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必須重新建立一個包括革命在內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綜合分析框架，必須以現代生產力、經濟發展、政治民主、社會進步、國際性整合等綜合標志對近一個半世紀的中國大變革給予新的客觀定位。”[21]李彬認為“現代化”范式，是以“走向世界（實即走向西方）”為核心論述，著眼于“傳統與現代”的社會轉型。
在中國新聞史的研究中，這一范式關鍵詞為“新聞自由”、“第四種權利”等。如張育仁的《自由的歷險——中國自由主義新聞思想史》。其中，“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尤其成為左右新聞史發展的兩大樞機。
在對《大公報》的研究中，這一范式也開始嶄露頭角，而且日趨明顯。具代表性的就是《徘徊于民本與民主之間——〈大公報〉政治改良言論評述（1927—1937）》和《〈大公報〉新論——20世紀30年代〈大公報〉與中國現代化》這兩本專著。前者認為“20世紀20年代，隨著革命熱潮的逐漸消退，社會價值取向漸趨緩和，自由主義在這一時期獲得了一定的發展空間，一貫堅持以自由主義立場分析中國實際問題的《大公報》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續刊并得到發展”，“一以貫之體現于《大公報》的是大公報人‘基于民本思想、期于民主政治、弘揚民族主義’的自由主義理念”[22]。后者以20世紀30年代《大公報》與中國現代化的關系為主線展開論述，指出“在中國處于內外危機的國難時期，《大公報》認為只有工業化才是中國的出路，提出了非‘資’非‘社’的現代化方案。力圖通過推動國民黨政權，爭取一個相對穩定的國際國內環境，自上而下地來實現經濟層面的現代化。《大公報》把國家現代化與擁護國民政府連在一起，又因其不具備領導現代化的政治條件——廉潔有能，因而對它的支持與指責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貫徹于現代化的過程中。”[23]
克羅齊認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也就是說，所謂歷史乃是歷史學家基于現實生活的體驗而同歷史進行的對話，是歷史理解與現實理解的共鳴或共識。從這個角度，當不難理解中國新聞史研究的“革命范式”何以被“現代化范式”所取代。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一直是帝國主義同中華民族的矛盾，人民大眾同封建主義的矛盾。中國社會壓倒一切的任務是救亡圖存，發動社會革命。在革命的語境下或歷史的背景下，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的關注焦點自然是革命。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和平改良與現代化理念，在中國近代社會一直處于邊緣的地位，被革命知識分子斥責為帝國主義的奴化思想和買辦走狗。解放后，在“以階級斗爭為綱”、“抓革命，促生產”的形勢下，中國史學界占主導的趨勢也就自然成為以“三次革命高潮”為代表的革命范式。1978年以后，中國大力推進現代化進程，社會發生急劇的現代化轉型。隨著社會“現代化語境”（modernizationcontext）的形成，人們的價值取向也開始從革命斗爭轉向現代化，與之對應，中國近代史學界也開始了范式的轉變。
擺脫了“革命”范式的單一，“現代化”范式的確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但是又難免陷入西方中心論的怪圈，從而忽略中國國情的大背景。在對《大公報》的評價中，就存在類似現象。在一篇題為《自有大報風骨在——賀〈南方都市報〉創刊八周年》的文章中，把《大公報》譽為公民精神的輿論領袖，至于“四不”方針，則更是“石破天驚，擲地有聲。從此《大公報》撐起了現代中國公共領域的半邊天地，掀起了公共輿論的陣陣狂瀾”，“當年的《大公報》，被譽為中國的《紐約時報》，不僅得到了國際新聞界‘諾貝爾獎’的美國密蘇里學院新聞獎，而且連‘較高領袖’蔣委員長，每天看的及時張報紙，不是他的喉舌《中央日報》，也不是其對手《新華日報》，而是代表了社會公共輿論的《大公報》”。[24]對于這一系列溢美之詞，只有放在現代化的語境中才能理解其內涵。
民族國家，不是由民族組成的國家，它是一個有特定含義的概念。簡單說，民族國家是一種遵循啟蒙理性的國家形態和政權組織，其突出特征在于確定的國家疆域、獨立的主權意識和強烈的民族認同感。用艾凱的話來說，民族國家既是啟蒙的產物，也是“朝向以征服自然為目標的，對社會、經濟諸過程和組織進行理智化”的過程的一部分。[25]民族國家的一個重要的特點，是要求在固定的疆域內享有至高無上的主權，建立一個可以把政令有效地貫徹至國境內各個角落和社會各個階層的行政體系，并且要求國民對國家整體必須有忠貞不渝的認同感。[26]
美國學者P·安德森在其名作《想象的共同體》[27]里提出一個理論——作為擁有疆界與主權的民族國家，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他認為，這些“想象的共同體”的形成主要取決于以下因素：宗教信仰的領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時間觀念的改變、資本主義與印刷術之間的交互作用、國家方言的發展等。而其中提到的“資本主義與印刷術之間的交互作用”，恰恰就是針對現代的大眾傳播媒介。正是由于現代媒介的普及與發展，由于報紙、雜志、書籍以及隨后的廣播、電視等大眾媒介的發達，人們才可能將互不相識的陌生人想象為聲氣相通的“同胞”。
按照“民族-國家”的范式，近代歷史的要義首先還不在于“革命”或“現代化”，而在于從“文化主義”到“民族主義”、從“文化國家”到“民族-國家”的轉型,而“革命”或“現代化”都只是推動這種轉型的方式與手段。
這一范式在中國新聞史的研究中雖然零零散散有所涉及，但仍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大公報》的“國家中心論”過去一般被認為是以“擁蔣反共”為核心的，[28]現在卻認為“存在著明星的階級局限性和歷史局限性，但應當肯定的是，其很大程度上出于渴望團結、共御外侮的良好愿望”。[29]李純青也評價道：“《大公報》的國家中心論，確實十分重視抗日，這個內容也許是主要內容。用俗話說，就是籠統反對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它是愛國的，符合于抗戰時期的要求和利益。”[30]然而這一范式雖然可以解釋避開“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紛爭，但據此達成的“愛國主義”共識不足以解釋紛繁蕪雜的動亂時期。
綜上所述，根據《大公報》評價的紛紛攘攘，我們可以總結出中國新聞史的研究歷經革命范式、現代化范式和民族國家范式的演化和發展，而在這背后，既有時代變革的烙印，也有各種社會思潮的影響。
新聞史論文:新聞史視角研究管理論文
一、美國新聞史研究視角
本文使用文獻回顧的方式，述評美國新聞史研究的視角和方法，并選取夏德森的《挖掘新聞――美國報紙的社會史》為案例，研究這部比較經典的新聞史的視角和研究方法。
美國新聞史研究，按照研究方法和視角，較常見的早期有2類：描述性研究，解釋性研究，這是兩類使用資料做新聞史研究的方法。以后又出現了批評式的研究，最近的研究潮流，則轉向以傳播學史的方式做新聞史，這里暫且稱為傳播學派的研究。
1、描述性研究
美國新聞史研究，可以追溯到1810年托馬斯（IsaialThomas）的《美國印刷業史》（TheHistoryofPrintinginAmerica），專事新聞學的則要從著名便士報《紐約先驅報》編輯主任哈德森（FredrickHudson）1873年出版的《美國新聞業》（JournalismintheUnitedStates）算起。此后多年，美國新聞史的研究，均按托馬斯和哈德森所開創的“描述式”方式進行。
描述式研究是早期美國新聞史的主要手法，基本上是按報刊、廣播或電影媒體的產生、發展和演進的脈落，收集考證新聞史料、描述新聞事業發展的過程，以史料翔實、描述豐富取勝。描述式研究，限定在印刷媒體、或者電子媒體、或突出的人物。（J.D.Stevens,H.D.Garcia,1980）哈德森用托馬斯開創的這種研究方式，圍繞報紙（即產品）去敘寫美國新聞史，他在書中突出了紐約的新聞業尤其是便士報的資料，后人認為他過分夸張了紐約報紙的重要性和影響。從此以后，紐約新聞事業就被當成了美國新聞事業的代表。之后美國新聞史的研究增加了多角度多方位的描述，但新增加的大量媒體的資料，卻模糊了研究的意義。
1884年，諾思（S.N.DNorth）的《美國報刊歷史和現存條件》（TheHistoryandPresentConditionoftheNewspaperandPeriodicalPressoftheUnitedStates），將媒體增長的趨向與消費者的需求、以及都市化聯系在一起考察。書中有普查式資料的匯編，強調媒體成為“大眾”這一現象，并認為這種大眾媒體對社會有影響和塑造的作用。這是較早將媒體與社會結合在一起進行的研究，這種思路現在常用于大眾傳媒與社會的研究，強調媒介操作、使用、效果和社會情境。諾思還研究了當時傳播中的問題，他認為媒介和社會是一對互相作用的力量。美國早期新聞史研究的層面和角度逐漸拓展。1917年，李（JamesMelvinLee）在《美國新聞史》（HistoryofAmericanJournalism）一書中，強調英國背景的重要性，他認為美國便士報是在英國廉價報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他也匯編了歷史上的報紙。
1920年，派因（G.H.Payne）又出版了一部《美國新聞史》（HistoryofJournalismintheUnitedStates），形式和內容與此前的著作差不多，但更重視政治條件對新聞業的影響，強調美國新聞史與美國民主思想的發展分不開，其中“關于政治權力的設想”、“總編和政府”、“報紙和國會”等篇章，都十分強調政治對報紙的影響。該書將報紙的功能描述到，認為報紙幾乎是萬能的。
關于媒體與政治的關系，在此后的新聞史研究中都得以重視。當時一些政治史研究，也是將媒體與政治聯系在一起的。1927年，威斯康星大學新聞系創始人布萊耶（W.G.Bleyer）出版了其《美國新聞史中的主流》（MainCurrentsintheHistoryofAmericanJournalism），書中將政治影響強調到極點。這部書綜合了前人的研究方法和成就，如托馬斯和諾思研究中關于新聞事業增長的內容、托馬斯的傳記方式和哈德森對紐約新聞業的重視，同時還增加了技術發展對報紙的影響這一內容。布萊耶摒棄了以報紙規模為評判標準的做法，他只突出那些他認為出色的報紙。書中用一半的章節去研究紐約的報紙。布萊耶的較大貢獻，是他對媒體所處社會情境的關注。
布萊耶對媒體技術層面的關注，為1937年李（A.L.Lee）的《美國的日報》（TheDailyNewspaperinAmerica）奠定了基礎，這部書是以傳媒與社會的關系為中心的。該書關注的是報紙之“公共機構的本質”，研究新聞工作者、所有權、管理、發行方式、集團和組織、辛迪加、美國媒體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等等，作者關注媒體的生產經銷過程中所暗含的社會意義，關注社會使用媒體的情況，以及媒體對社會的影響。該書特別重視媒體的社會情境。
描述性新聞史研究還包括廣告、實務歷史等分支研究，如1929年F.S.Presbry的《廣告的歷史和發展》（TheHistoryandDevelopmentofAdvertising），該書把《紐約時報》評價為“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報紙”。（M.Schudson,1978）1930年V.Rosewater的《美國新聞采訪史》（HistoryofCooperativeNewsgatheringintheUnitedStates），他們的研究，基本上是以印刷媒體為中心的。
描述性新聞史研究視角比較廣，史實資料可以詳細，研究方法比較直接，以時間為線索，綱目清楚，所以長期以來被不同國度、不同階級背景的學者所親睞，人文學科背景的學者尤其常用。其不足之處在于，研究比較平面，方法比較單一，描述現象卻常常不能深入探究或解釋現象背后的規律或本質。
2、解釋性研究
如前所述，描述性新聞史的研究從開始的以媒體為中心，漸漸引向了以媒體與社會的情境為重點。這種趨向發展到1940年代，成為解釋性新聞史。解釋性研究重視新聞事業發展變化的情境和原因，學者們力圖從當時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變革的大情境中解釋新聞事業的走向，強調媒體產生、發展和演進的原因，強調個體、即所謂偉大人物（如發行人）對新聞事業的影響。其中以莫特（F.L.Mott）1941年的《美國新聞史》AmericanJournalism為開端，以1954年愛默里（E.Emery）的《報刊與美國：大眾傳媒解釋史》（ThePressandAmerica:AnInterpretativeHistoryoftheMassMedia）為代表作，這兩部新聞史將美國新聞史研究引入了更、更綜合的層面。
莫特在《美國新聞史》一書中編寫了資料目錄，將美國新聞事業分為殖民時期、政黨報刊時期、便士報時期等，并用傳記式手法勾畫人物，更新信息并拓展了研究深度。他進一步鉆研了派因對傳媒與政治的關系研究。后人在評價時，認為莫特較大的功勞，是修正了前人對19世紀早期美國新聞事業的看法，一般人都認為那時政黨報紙猖獗，是新聞史上最黑暗的時期，而莫特卻詳細列舉了那個時期技術上的進步和報紙質量的提高，并提供了相當多的新鮮資料。該書在美國新聞院校作為教材達20多年。
愛默里的新聞史，是解釋性研究的代表作，出版后轟動美國新聞界，并影響西方其他國家，從他開始，解釋性研究一下子遍及各國新聞史。該書增加了布萊耶和李研究中所沒有的內容，用解釋的方式，按美國歷史發展的線索來研究新聞事業的發展。該書集前人研究的成果，如綜合了哈德森、派因、李的研究層次，并拓展了莫特的研究，從社會、政治、經濟情境中解釋新聞事業的發展，強調媒體與社會的互動關系。該書數十年來成為新聞院系的標準教科書，一版再版，中國也出版了較新的中譯本，此處不多贅述。
解釋式研究包括一類新聞界人物傳記，如斯旺伯格(W.A.Swanberg)出版于1961年和1967的《赫斯特傳》和《普利策傳》，這兩部傳記是美國新聞史的一個側影。
解釋性新聞史研究，能深入新聞媒體、事件、人物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更深層面，但它基本上還停留在人文學科的背景中，與傳播學式的研究相比，缺少較深入的理論支撐。
3、批評學派的研究
美國新聞史研究中，有一類為數不多，但較受矚目的研究類型，即以批評式進行的研究。這些批評歷史學家，以批評的視角，試圖發現新的調查方法、設計出合適的問題、方法和模式，來評論新聞事業的變遷。較有名的有McKerns寫于1977年的TheLimitsofProgressiveJournalismHistory。有些新聞史中還以批評的視角，對前人的新聞史著述進行批評。
批評主義者以為發現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他們強調問題和癥狀，但忽略分析潛在的問題。
4、傳播學派的研究
1970年代以后，美國新聞史的研究逐漸融合傳播史的思路。傳播史研究包括產品（報紙、電影等等）、生產者（印刷人、出版人、合作者）、生產過程（思路和生產的結合）、情境（意識形態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及它們的相互作用，還有現存的或已經解體的機制情況。如麥克盧漢的《理解媒介》，就是傳播史研究的范疇。而新聞史將焦點放在過程或現存機制方面，由于過分強調產品或生產者，而模糊了情境或互動的影響。新聞史也很少有明確的概念化的框架，研究的問題往往不很明確，資料顯現出什么問題，就做什么問題的研究，隨意性較強。
這里著重研究一個以傳播學思路做的新聞史案例，是夏德森（MichaelSchudson）的在哈佛大學社會學系畢業時的博士論文，題為《挖掘新聞――美國報紙的社會史》（DiscoveringtheNews:ASocialHistoryofAmericanNewspapers(1978)）。這部書的中心是美國新聞事業中的客觀理念發展的過程。該書以社會學為背景，將客觀性當作一種文化現象加以考察，從而研究新聞專業性和媒介機構。
直到90年代末，夏德森還在《新聞與大眾傳播季刊》上撰文，呼吁新聞史學家應將新聞史的研究與其他領域的歷史研究結合起來，否則，就會犯各種錯誤，如認為媒體總是某一歷史事件或歷史過程的中心，認為技術決定一切等等。（MichaelSchudson，1997）
二、新聞史個案研究：夏德森與他的兩個模式論
夏德森（MichaelSchudson）《挖掘新聞――美國報紙的社會史》（DiscoveringtheNews:ASocialHistoryofAmericanNewspapers），是用“客觀性”為綱構建全書的。他通過與客觀性相關聯的新聞表現手段及其源起、目的的考察，將報業融入社會體系去研究。其中他在研究美國現代報業開端時，著重解剖了兩種報道模式。
1、解剖兩個模式――“故事模式”與“信息模式”
人們一直認為，客觀性這樣的理念，與新聞手段的運用密切相關。那么，什么樣的新聞手段與客觀性更近？夏德森闡述了美國現代新聞報道的的兩種模式，或者說傳播的不同功能：從1890年代前后，即從美國現代新聞業的發端開始，新聞報道就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故事模式”，一類是“信息模式”，由此論述至一戰以前的美國新聞業。他又用兩個典型案例，即普利策的《新聞報》和奧克斯的《紐約時報》，來解釋分析這兩個模式。
現代新聞報道剛一開始就有兩種特性，即真實性和娛樂性，或者說反映了傳媒的兩種功能：提供信息，及講述故事。紐約《世界報》和《新聞報》選擇了娛樂性，奧克斯接辦的《紐約時報》則選擇了真實性。夏德森將表現這兩種新聞特性的新聞模式，分別稱之為“故事模式”和“信息模式”。
夏德森用美學理論來論述“故事”模式：若講故事成為報紙的任務，那么新聞就應該實現米德(G.H.Mead)所說的“美學”功能。米德認為，有些新聞，比如選舉結果或股市報道，應該側重新聞的信息功能，但對于報紙上的大多數新聞，娛樂性或其消費價值則更為重要。報紙的主要任務是為讀者創造令人滿意的美學體驗，幫助人們解釋其生活，使其與所屬的國家、城市或階層相聯系。米德把這當作是報紙的實際功能，是報紙應該具有的功能。他認為，記者走出門通常是為了獲取故事，而不是事實。根據這種觀點，報紙不是通過提供事實成為生活的向導，而是通過選擇事實，重新構建事實。
夏德森闡述的另一種新聞模式，認為新聞所提供的事實，在一定程度上應是未經加工的，它所提供的應是“純信息”。他引用本杰明(W.Benjamin)的觀點：信息是傳播的新形式，是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產物，其典型的特點是表現真實性。信息的首要目的是使其本身能夠被理解。盡管信息可能并不比過去的各種情報更，但和早些時候的情報不一樣，信息必須聽上去可信。根據本杰明的分析，信息是和講故事的精神不相容的。伯恩斯坦(B.Bernstein)在著作中稱之為“闡釋性編碼”，即把所有內容都明確陳述出來，不留下任何含蓄的或難于理解的東西。
“信息模式”的新聞總是與公正、客觀、審慎而不動感情相聯系的。“信息模式”的報紙看起來比故事模式的報紙“更值得信賴”。但是，夏德森提出了這樣的疑問：這樣的判斷有何根據？誰認為信息模式比故事模式更加可信？“值得信賴”是什么含義？如果所有記者都同時重視這兩種概念，但所供職的報社卻只代表其中的一種，怎么辦呢？在研究新聞歷史的時候，學者的觀點甚至個人的理論體系，可以滲透其中嗎？過去我們的新聞史研究，是排斥這樣做的。夏德森在對美國新聞史的研究中，用他重視的“階級”體系來分析美國報業與社會變遷的關系。
在論述美國現代報業的開端時期，夏德森試圖闡明兩種聯系：在有教養的中產階級與“信息模式”之間存在著一種聯系；中產和勞動階級與“故事模式”之間存在著一種聯系。為什么會這樣呢？“信息模式”是用什么吸引了有教養的中產階級？“故事模式”又是用什么吸引了勞動階級？將“信息模式”和客觀性的觀念聯系起來是否合理？我們應該把它看作是比故事模式更高的新聞模式嗎？從1883年普利策接辦《世界報》到20世紀的最初幾年，黃色新聞正值鼎盛之時，《紐約時報》卻同時確立了作為美國最可信賴、最受尊敬的報紙的地位。為什么紐約的富人看《紐約時報》，而不太富裕的人看《世界報》？1890年代的這兩種新聞思潮提示了什么樣的意義？
夏德森用這一連串的思考，去研究《世界報》為代表的故事模式，和以《紐約時報》為代表的信息模式。
2、夏德森的“故事模式”：描畫社會圖景，體現社會變遷
《世界報》成為19世紀80年代紐約報界發行量較大的報紙，通常新聞史都把其煽情手段當作是增廣其發行量的原因。但是更深層的原因在哪里呢？為什么大型圖片、自我推銷之類的手段能讓《世界報》擴大發行量？夏德森認為報紙歷史和城市歷史是緊密地糾纏在一起的。1880－1890年代的紐約是一個移民城市，1881年以后的約十來年里，每年涌向美國的移民高達50多萬。到1900年，美國雙親是移民的公民2600萬，本人即為移民的有1000萬，占全國人口的46%。大多數移民定居在城市，其中一些定居在紐約。1890年，紐約的外國移民從1880年的47.9萬上升到64萬，占當時紐約總人口的40%。多數移民沒有閱讀能力或者看不懂英語，但幾乎所有的人都想學習。普利策就力求讓《世界報》提供引領性的編排和新聞，他希望《世界報》不但是全日制的校舍和講壇，而且是全天候的教師和論壇。這種對報紙編輯與新聞功能的等價判斷，在19世紀晚期是不多見的。
夏德森以斯通（MelvilleStone）關于報紙的功能說，即告知、解釋和娛樂為出發點，并從娛樂的角度去介紹評述普利策的《星期日世界報》，以及娛樂報引起的讀者消費潮流、迎合廣告客戶的潮流。夏德森于是將媒體置身于這樣一個社會環境：19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美國（尤其是都市中心），一個日趨消費主義的社會。他探究其原因，認為消費化傾向不只因為制造能力的提高和人口的增加，更因為城市社會關系網絡不斷變化，經濟變得更加社會化――“市場”把職業上毫不相干的人聯系在一起，工廠和辦公室把等級相當的人聯系在一起，社會變得更加經濟化，人們因為捆綁在消費品體系，而成為一個社會體系。
夏德森在媒體與社會生態的互動體系中研究報業歷史。《世界報》尋求廣泛而普通的讀者群，是為了適應城市居民不斷改變的生活、感受和渴望，這也意味著報紙“娛樂功能”的擴大。同時，報紙業務手段，也在不斷適應社會的變化。1880年代的美國城市，成為種族和社會類型的“馬賽克”，也是“社會地理運動”的大旋渦。移民的工人階級成了新的中產階級，由此中產階級不斷增長，他們在地理上的流動性也是前所未有，每天都重復著這樣的循環運動：從家里出發去上班，再回到家中。那時乘坐公交車或有軌車對人類來說是一種新的體驗。《世界報》用煽情風格、新式排版是適應了長期乘客的需要。要在車上閱讀文字很小但尺寸很大的報紙是困難的，因此《世界報》減小版面，增大標題，使用圖片，發明“導語”段落。
媒體是如何影響社會中的群體的？夏德森認為，報紙不斷使用插圖和大標題，由此調整了中產階級的閱讀習慣。19世紀晚期的美國城市是一種奇觀，有那么多新奇的景致和生活圖景，移民們盡其所能地觀察、學習，身在其中的人常常沉醉其中，報紙從華麗奇異的城市生活中大獲裨益，并為城市生活增添光彩。他們不斷給讀者提供永恒變化著的城市生活圖景，描繪其奇妙與神秘。圣經故事與圣人的生活已不適應這座新的城市，全新的新聞卻能適應。《世界報》的“行動新聞”創造了新聞界的奇跡，它呼吁市民捐小錢建造了偉大的自由女神的基座，《世界報》轉眼成為普通勞動者的代表，由此美化報紙本身的形象。
夏德森強調，報紙不僅記錄了這些社會變化，同時也是社會變化的一部分。紐約在1870年末，較高建筑仍然是教堂的尖塔，但不久這座城市建筑就發生了重大變化。到1890年，《世界報》竟然建起了自己的大樓，一座紐約較高、最輝煌的大樓。夏德森曾經感嘆：“普利策，一個移民、一個猶太人、一個白手起家的人，以及他的《世界報》，給大眾報紙做了示范。”
3、夏德森的“信息模式”：符合富有人群的政治經濟傳播
《世界報》奠定了現代大眾新聞的基礎，但1896年以后，奧克斯的《紐約時報》為現代報業確立了新的標準。夏德森引用1902年《記者》雜志上的文章《美國新聞的標準》中的話來說明這種標準：“只有那些而充分地報道事件的報紙才能生存，才能擁有越來越多的固定的讀者群。”這是“信息模式”的主要含義。
同時這也是《紐約時報》即將成功的預言。《紐約時報》挑戰了只有煽情才能成功的觀點，令競爭對手們明白了“高雅意味著賺錢”。“刊登所有適合印刷的新聞”，保守、高雅而且，正是有良好教養又富有的階層想要的東西。夏德森從經濟環境和商業規律的角度，論說了《紐約時報》成功的經濟學意義。
同時，夏德森還用比較研究法，研究了《紐約時報》的政治學層次。他將《紐約時報》與《世界報》的頭版對同類政治新聞和評論的不同處理進行對比，從而得出結論：《紐約時報》政治上傾向于保守，而這種保守傾向增加了《紐約時報》在富人中受歡迎的程度。同時，這種比較研究，還驗證了本書的主綱，即“客觀性”方面的一個假設：要確認一份報紙明顯比另一份更客觀，是相當困難的，特別是在政治報道領域。也就是說，“故事模式”和“信息模式”兩類報紙，都會受其政治傾向的影響。
夏德森還特別提及新聞理想與商業利益之間的矛盾。奧克斯認為《紐約時報》獲得商業成功是個無法原諒的恥辱，他的雄心是為知識分子創辦一份高雅的報紙。他卻是大眾中的一員，具有大眾意識，理解大眾的情感，與讀者彼此互動。
夏德森還是更傾向于按階層劃分報紙的讀者群。教育程度低又不太富有的人，看《紐約時報》可能是為了效仿那些社會地位更高的人，有一種自豪感；而教育程度和富裕程度較高的人，不僅看《紐約時報》，也看“故事模式”的報刊，只是在閱讀時會有一種負罪感。于是，閱讀不同的報紙就形成了道德分水嶺，會產生自豪感或負罪感。
一般歷史研究，總是習慣于描述史實之后做出一個判斷，但是夏德森的做法卻總是在提出問題：是什么使《紐約時報》變得讓人尊敬？是什么使它在道德上看起來高人一等？是因為它吸引了富人才變得值得尊敬呢？還是因為它值得尊敬，才在富人眼中具有了吸引力？如果是因為值得尊敬而吸引了人，那么“值得尊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某個特定社會群體在某個特殊時期的生活體驗中產生的道德理念”？
4、兩個模式的比較：新聞史的規律探索
新聞事業反映階級（階層）的沖突。夏德森指出，“信息模式”與“故事模式”的問題，也是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問題。它們之間的區別是什么？有什么理由來證明“藝術”就比通俗文化更高級？他認為這些問題是具有社會學意義的，因為對高雅文化的喜愛通常和有良好教育的富有階層聯系在一起，而對通俗文化的喜愛通常和社會階層更低的人聯系在一起。然而，盡管在某個特定時期，不同階層的品味彼此不同，但他們的偏好隨著時間的流逝會有所改變。在美國內戰前后，人們對于文學，甚至新聞，最欣賞的是華麗而不是平實，是夸夸其談而不是平鋪直敘。到1900年，“信息模式”的新聞在經濟和社會精英的支持下發展起來，并受到了青睞。但在1835年，便士報剛開始朝信息模式的方向邁進時，對社會精英階層就形成了挑戰，于是它深受責罵。1890年代，紐約的“故事模式”和“信息模式”這兩種新聞思潮的道德爭斗，與1830年代便士報引發道德戰一樣，都是階級沖突的反映。富有程度和教育程度產生的經歷差別，會使人更欣賞某一類特定的新聞傾向。
兩種新聞模式有本質上的不同。<、b>兩種模式有無優劣之分？有無高低之分？夏德森認為，信息模式新聞并不一定比故事模式更。我們并不能從《紐約時報》堅持“信息模式”來推斷出它更公正或者更。兩種新聞模式在本質上的不同，就如不同音樂的差別不在于它們包含的物理音調，而在于動態音質的不同。“信息模式”象是12音律的音樂，沒有固有的心理上的重要順序，而“故事模式”卻是有意識地和人的體驗相聯系，象七音律的音樂，依靠緊張、不安和堅定來使聽眾興奮。
報紙在各階層讀者之間出現的道德分野，就象人類對較為看重的抽象思維能力和不太看重的感情之間的道德區分。人們在閱讀印刷精美的政治消息時控制著自己，但他們在閱讀謀殺消息，或者看名人畫像的時候，情緒就很放松。因此，信息模式是一種自我約束，而故事模式是一種自我放縱。
人們隨著年齡的增長和經驗的積累，會更好地預見和控制生活，會變得越來越理性。《紐約時報》是給那些理性或者生活很有條理的人看的。它刊登的文章是提供有用的知識，而不是揭露黑幕。《世界報》的內容和形式，卻創造出一種全新的、不平凡的、不可預見的感覺，它地反映了許多城市人的生活體驗，包括那些剛學識字剛搬到城里的人、勞動階級、中產階級中的一部分。對許多人來說，生活是前所未有的新奇，《世界報》真實地反映了許多人的體驗，而《紐約時報》則是反映了少數生活更有規律的人的體會。
最終，夏德森還是把論述的主題歸結到他的“綱”，即“客觀性”上。在19世紀末，甚至直到1920年代，“客觀性”還沒有成為記者或者新聞批評家使用的詞匯。人們總是指責報紙沒能忠于事實。《紐約時報》自夸刊登的都是新聞，它實際指的是信息，但這并不是客觀性，信息中附著了主觀性。在1900年的時候，《紐約時報》很相信信息，認為在沒有語境的情況下，那部分事實是可以被理解的。1920年代，記者們就不再相信單單事實就是可以被理解的了，他們也不再相信“中立”。人們漸漸認為事實是有利害關系的，甚至把理性本身當作利害關系或者意志或者偏見的幌子。這對1920－1930年代新聞業產生了影響，并由此引出“客觀性”理念。夏德森在下文將“客觀性”當作一種意識形態加以研究，并由此論述民主、公眾、消費、廣告、輿論、公關等問題與媒介的關系或影響。
三、結論
美國新聞史研究，曾經以描述性研究、解釋性研究為主要方法，重視一手資料的描述和解釋，以后還出現過批評式的研究等取向，最近的研究視角，則主要轉向以傳播學史的方式做新聞史，即以傳播學理論和方法解剖新聞事件、人物、潮流，重視新聞現象或媒體發展的社會大背景，將新聞事業置于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立體背景中加以考察，從而可以用理論去解釋闡述新聞事業的發展變遷。
夏德森的《挖掘新聞――美國報紙的社會史》一書，為我們提供了社會學視角的新聞事業變遷史，其理論框架與研究方法突破了傳統的研究。他的研究，把報業融入社會體系之中，又以新聞專業主義為中心，緊緊抓住與“客觀性”相關聯的新聞表現手段及其源起、目的，來研究新聞事業的發展。他對美國現代報業發端時兩種報道模式的解剖，至今仍然有現實意義。
中國的新聞史研究，目前從史料的整理到描述性研究，都已經比較詳盡完備，而且也體現了某些解釋性研究的思路。在這樣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如何用理論框架去開拓挖掘出史實的新意義，如何用新聞專業主義解釋新聞現象，是我們的一大課題。美國傳播學派新聞史的思路，對我們的新聞史研究或許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新聞史論文:新聞史范式演變管理論文
范式[摘要]本文通過對《大公報》研究的梳理與分析，提煉出中國新聞史研究中的三種“范式”，即革命范式、現代化范式和民族-國家范式，并探討了三種范式的緣起背景、發展過程和總體取向。
[關鍵詞]革命范式現代化范式民族-國家范式新聞史研究
《大公報》作為“中國新聞史上壽命最長、影響較大、聲譽最隆的一家報紙”（方漢奇語），不僅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中國現代史”（季羨林語），也是中國新聞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半個多世紀以來，有關《大公報》的研究可謂層出不窮，爭議紛紛。以20世紀20年代以來的代表性評價舉例，就可以看出明顯的差異與變化：
20年代，“天津有三寶：永利、南開、《大公報》”。[1]《大公報》銷數較高到5萬份，這在當時北方各報中是少有的，北方一般報紙銷數不過幾千，上萬的就不多。[2]
40年代，重慶《新華日報》對“小罵大幫忙”做了如下解釋：“在若干次要的問題上批評當局，因而建筑了自己的地位的《大公報》，在一切首要的問題上卻不能不擁護當局，這正是《大公報》的立場。”[3]1948年南京《中央日報》稱王蕓生是“新華社廣播的應聲蟲”。[4]
50年代，《大公報》“是一張反動的報紙”，“用‘小罵大幫忙’的手法來掩飾它為國民黨反動統治集團服務的實質。”[5]
80年代，“用‘亦捧亦罵’來描述《大公報》與行政當局的關系，比‘小罵大幫忙’一語更為”。[6]
90年代，《為“小罵大幫忙”辯》一文指出：“對《大公報》這樣一份民間報紙，不能以它到底和某個黨派在言論上產生了怎樣的吻合與不吻合而定其優劣、是非與功過。”[7]另一種觀點認為“《大公報》對‘小罵大幫忙’，在關鍵時刻、關鍵問題上，尤其是在國共兩黨斗爭的問題上竭力為及其反動政權鼓吹”。[8]
21世紀初，“歷史證明《大公報》是一張愛國主義的報紙”，它“堅持中國工業化的發展方向，與時代共進”。[9]
《大公報》引起的當事人及后來者的眾多評說，說明該報在中國現代史上具有相當的影響力，而眾說紛紜的背后，不僅是一幅中國新聞史研究的全景圖，而且是一紙百年中國社會思潮的演進表。那么，貫穿這些演變的線索究竟是什么呢？或者說，其中有哪些基本的研究范式？按照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的說法，所謂“范式”(paradigm)，就是那些為各種模式和理論，包括對立的模式和理論所共同承認的、不言自明的信念，它們往往構成不同理論，模式間發生爭議時的共同前提和出發點。[10]通過對《大公報》研究軌跡及其變遷的分析，可以看出體現于其中的三種主導性范式，一是“革命”范式，二是“現代化”范式，三是“民族-國家”（nation-state）范式。
革命范式——通行的新聞史敘事
革命范式是以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基本矛盾的學說為主要視角，來建構自己的理論框架。按照這一理論框架，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乃是構成近代社會歷史的兩大基本矛盾。因此，爭取民族獨立以反對帝國主義，爭取社會進步以反對封建主義，乃是近代社會發展的主要趨勢，并以此作為評價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主要標準和參照系。[11]
在革命范式基本定型的50年代，范文瀾就指出：“歷史的骨干是階級斗爭，現代革命史就是現代史的骨干，近代革命史就是近代史的骨干，近代史現代史階段的劃分基本上與革命史是一致的（單純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可以按照自身的發展過程劃分階段）。”[12]胡繩也認為：“把人民的革命斗爭看作是中國近代史的基本內容，就能比較容易看清楚中國近代史各種政治力量和社會現象。”[13]革命范式是由“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兩大基本矛盾決定，具體體現為對中國近代史研究提出的“兩個過程論”。這樣一來，由“革命”這個基本概念，在“兩個過程的基本框架”中，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模式就成為“以農民為主體的人民群眾；暴力革命；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14]。
作為歷史學的一支，中國新聞史的研究也經歷過革命范式主導時期。并且由于《大公報》民間報紙的定位，這一范式表現得尤為突出，主要運用為以是否“革命”來劃分《大公報》的各個發展階段，作為評價《大公報》的標準等等。
如周雨所著《大公報史》把該報的言論定性為“文人論政”，而不同階段的言論思想則概括為“與國民黨的關系”、“幾篇指責國民黨當局的言論”、“由親蘇而厭蘇，由親美而反美扶日”、“香港版首先轉變立場”等等。再如對新記《大公報》的三位創始人的評價：吳鼎昌“是個典型的官僚資產階級官僚政客”[15]，胡政之“是一個相當典型的大資產階級文化商人政客”[16]，張季鸞是“典型的帶封建性的資產階級舊式才子文人”[17]。雖然日后有所“翻案”，但是仍然沒有跳出“革命”范式的框架。夏曉林的《張季鸞》一文率先肯定了張季鸞作為“著名的記者和報刊評論家”的地位，指出“他是繼王韜、梁啟超之后最有影響的中國資產階級報刊評論家之一”。[18]方漢奇認為，“在政治傾向上，《大公報》屬于‘中間勢力的報紙’。這個‘中’，就是‘左、中、右’中的那個中”，“所謂‘中間勢力’，主要指的是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即農民、知識分子和工商界人士”。[19]
“革命”范式的形成有其歷史的合理性與必然性。從社會現實上看，中國近代內憂外患的社會狀況，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建國后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舊學批判與新學重建等等，均使這一范式在中國新聞史的研究中占據主導地位。不過，革命范式在闡釋中國新聞史的歷史沿革中雖然的確抓住了本質，然而單純以階級劃分來評價報刊、新聞人物則又未免簡單化，而發展到的“以階級斗爭為綱”更是違背實事求是的原則。
現代化范式——新聞自由的發展
“現代化”被廣泛接受為一種史學范式，大致起源于美國學者德里克（ArifDirlik）的專論《革命后的史學：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的當代危機》。[20]他介紹美國漢學界中國近代史研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被視為近代中國歷史的中心事件”，“一直被描述為解放史詩”。而之后中國革命“卻變成了衰落與失敗的故事。它甚至被描述為一種畸變，一種對中國歷史正常道路的偏離，打斷了清末以前一直進行的朝著現代化方向的發展進程”。
那么何為現代化范式？羅榮渠認為：“以現代化為中心來研究中國近現代史，不同于以革命為中心來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必須重新建立一個包括革命在內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綜合分析框架，必須以現代生產力、經濟發展、政治民主、社會進步、國際性整合等綜合標志對近一個半世紀的中國大變革給予新的客觀定位。”[21]李彬認為“現代化”范式，是以“走向世界（實即走向西方）”為核心論述，著眼于“傳統與現代”的社會轉型。
在中國新聞史的研究中，這一范式關鍵詞為“新聞自由”、“第四種權利”等。如張育仁的《自由的歷險——中國自由主義新聞思想史》。其中，“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尤其成為左右新聞史發展的兩大樞機。
在對《大公報》的研究中，這一范式也開始嶄露頭角，而且日趨明顯。具代表性的就是《徘徊于民本與民主之間——〈大公報〉政治改良言論評述（1927—1937）》和《〈大公報〉新論——20世紀30年代〈大公報〉與中國現代化》這兩本專著。前者認為“20世紀20年代，隨著革命熱潮的逐漸消退，社會價值取向漸趨緩和，自由主義在這一時期獲得了一定的發展空間，一貫堅持以自由主義立場分析中國實際問題的《大公報》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續刊并得到發展”，“一以貫之體現于《大公報》的是大公報人‘基于民本思想、期于民主政治、弘揚民族主義’的自由主義理念”[22]。后者以20世紀30年代《大公報》與中國現代化的關系為主線展開論述，指出“在中國處于內外危機的國難時期，《大公報》認為只有工業化才是中國的出路，提出了非‘資’非‘社’的現代化方案。力圖通過推動國民黨政權，爭取一個相對穩定的國際國內環境，自上而下地來實現經濟層面的現代化。《大公報》把國家現代化與擁護國民政府連在一起，又因其不具備領導現代化的政治條件——廉潔有能，因而對它的支持與指責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貫徹于現代化的過程中。”[23]
克羅齊認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也就是說，所謂歷史乃是歷史學家基于現實生活的體驗而同歷史進行的對話，是歷史理解與現實理解的共鳴或共識。從這個角度，當不難理解中國新聞史研究的“革命范式”何以被“現代化范式”所取代。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一直是帝國主義同中華民族的矛盾，人民大眾同封建主義的矛盾。中國社會壓倒一切的任務是救亡圖存，發動社會革命。在革命的語境下或歷史的背景下，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的關注焦點自然是革命。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和平改良與現代化理念，在中國近代社會一直處于邊緣的地位，被革命知識分子斥責為帝國主義的奴化思想和買辦走狗。解放后，在“以階級斗爭為綱”、“抓革命，促生產”的形勢下，中國史學界占主導的趨勢也就自然成為以“三次革命高潮”為代表的革命范式。1978年以后，中國大力推進現代化進程，社會發生急劇的現代化轉型。隨著社會“現代化語境”（modernizationcontext）的形成，人們的價值取向也開始從革命斗爭轉向現代化，與之對應，中國近代史學界也開始了范式的轉變。
擺脫了“革命”范式的單一，“現代化”范式的確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但是又難免陷入西方中心論的怪圈，從而忽略中國國情的大背景。在對《大公報》的評價中，就存在類似現象。在一篇題為《自有大報風骨在——賀〈南方都市報〉創刊八周年》的文章中，把《大公報》譽為公民精神的輿論領袖，至于“四不”方針，則更是“石破天驚，擲地有聲。從此《大公報》撐起了現代中國公共領域的半邊天地，掀起了公共輿論的陣陣狂瀾”，“當年的《大公報》，被譽為中國的《紐約時報》，不僅得到了國際新聞界‘諾貝爾獎’的美國密蘇里學院新聞獎，而且連‘較高領袖’蔣委員長，每天看的及時張報紙，不是他的喉舌《中央日報》，也不是其對手《新華日報》，而是代表了社會公共輿論的《大公報》”。[24]對于這一系列溢美之詞，只有放在現代化的語境中才能理解其內涵。
民族國家范式——認同感確立
民族國家，不是由民族組成的國家，它是一個有特定含義的概念。簡單說，民族國家是一種遵循啟蒙理性的國家形態和政權組織，其突出特征在于確定的國家疆域、獨立的主權意識和強烈的民族認同感。用艾凱的話來說，民族國家既是啟蒙的產物，也是“朝向以征服自然為目標的，對社會、經濟諸過程和組織進行理智化”的過程的一部分。[25]民族國家的一個重要的特點，是要求在固定的疆域內享有至高無上的主權，建立一個可以把政令有效地貫徹至國境內各個角落和社會各個階層的行政體系，并且要求國民對國家整體必須有忠貞不渝的認同感。[26]
美國學者P·安德森在其名作《想象的共同體》[27]里提出一個理論——作為擁有疆界與主權的民族國家，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他認為，這些“想象的共同體”的形成主要取決于以下因素：宗教信仰的領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時間觀念的改變、資本主義與印刷術之間的交互作用、國家方言的發展等。而其中提到的“資本主義與印刷術之間的交互作用”，恰恰就是針對現代的大眾傳播媒介。正是由于現代媒介的普及與發展，由于報紙、雜志、書籍以及隨后的廣播、電視等大眾媒介的發達，人們才可能將互不相識的陌生人想象為聲氣相通的“同胞”。
按照“民族-國家”的范式，近代歷史的要義首先還不在于“革命”或“現代化”，而在于從“文化主義”到“民族主義”、從“文化國家”到“民族-國家”的轉型,而“革命”或“現代化”都只是推動這種轉型的方式與手段。
這一范式在中國新聞史的研究中雖然零零散散有所涉及，但仍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大公報》的“國家中心論”過去一般被認為是以“擁蔣反共”為核心的，[28]現在卻認為“存在著明星的階級局限性和歷史局限性，但應當肯定的是，其很大程度上出于渴望團結、共御外侮的良好愿望”。[29]李純青也評價道：“《大公報》的國家中心論，確實十分重視抗日，這個內容也許是主要內容。用俗話說，就是籠統反對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它是愛國的，符合于抗戰時期的要求和利益。”[30]然而這一范式雖然可以解釋避開“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紛爭，但據此達成的“愛國主義”共識不足以解釋紛繁蕪雜的動亂時期。
綜上所述，根據《大公報》評價的紛紛攘攘，我們可以總結出中國新聞史的研究歷經革命范式、現代化范式和民族國家范式的演化和發展，而在這背后，既有時代變革的烙印，也有各種社會思潮的影響。
新聞史論文:國外新聞史視角研究管理論文
一、美國新聞史研究視角
本文使用文獻回顧的方式，述評美國新聞史研究的視角和方法，并選取夏德森的《挖掘新聞――美國報紙的社會史》為案例，研究這部比較經典的新聞史的視角和研究方法。
美國新聞史研究，按照研究方法和視角，較常見的早期有2類：描述性研究，解釋性研究，這是兩類使用資料做新聞史研究的方法。以后又出現了批評式的研究，最近的研究潮流，則轉向以傳播學史的方式做新聞史，這里暫且稱為傳播學派的研究。
1、描述性研究
美國新聞史研究，可以追溯到1810年托馬斯（IsaialThomas）的《美國印刷業史》（TheHistoryofPrintinginAmerica），專事新聞學的則要從著名便士報《紐約先驅報》編輯主任哈德森（FredrickHudson）1873年出版的《美國新聞業》（JournalismintheUnitedStates）算起。此后多年，美國新聞史的研究，均按托馬斯和哈德森所開創的“描述式”方式進行。
描述式研究是早期美國新聞史的主要手法，基本上是按報刊、廣播或電影媒體的產生、發展和演進的脈落，收集考證新聞史料、描述新聞事業發展的過程，以史料翔實、描述豐富取勝。描述式研究，限定在印刷媒體、或者電子媒體、或突出的人物。（J.D.Stevens,H.D.Garcia,1980）哈德森用托馬斯開創的這種研究方式，圍繞報紙（即產品）去敘寫美國新聞史，他在書中突出了紐約的新聞業尤其是便士報的資料，后人認為他過分夸張了紐約報紙的重要性和影響。從此以后，紐約新聞事業就被當成了美國新聞事業的代表。之后美國新聞史的研究增加了多角度多方位的描述，但新增加的大量媒體的資料，卻模糊了研究的意義。
1884年，諾思（S.N.DNorth）的《美國報刊歷史和現存條件》（TheHistoryandPresentConditionoftheNewspaperandPeriodicalPressoftheUnitedStates），將媒體增長的趨向與消費者的需求、以及都市化聯系在一起考察。書中有普查式資料的匯編，強調媒體成為“大眾”這一現象，并認為這種大眾媒體對社會有影響和塑造的作用。這是較早將媒體與社會結合在一起進行的研究，這種思路現在常用于大眾傳媒與社會的研究，強調媒介操作、使用、效果和社會情境。諾思還研究了當時傳播中的問題，他認為媒介和社會是一對互相作用的力量。美國早期新聞史研究的層面和角度逐漸拓展。1917年，李（JamesMelvinLee）在《美國新聞史》（HistoryofAmericanJournalism）一書中，強調英國背景的重要性，他認為美國便士報是在英國廉價報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他也匯編了歷史上的報紙。
1920年，派因（G.H.Payne）又出版了一部《美國新聞史》（HistoryofJournalismintheUnitedStates），形式和內容與此前的著作差不多，但更重視政治條件對新聞業的影響，強調美國新聞史與美國民主思想的發展分不開，其中“關于政治權力的設想”、“總編和政府”、“報紙和國會”等篇章，都十分強調政治對報紙的影響。該書將報紙的功能描述到，認為報紙幾乎是萬能的。
關于媒體與政治的關系，在此后的新聞史研究中都得以重視。當時一些政治史研究，也是將媒體與政治聯系在一起的。1927年，威斯康星大學新聞系創始人布萊耶（W.G.Bleyer）出版了其《美國新聞史中的主流》（MainCurrentsintheHistoryofAmericanJournalism），書中將政治影響強調到極點。這部書綜合了前人的研究方法和成就，如托馬斯和諾思研究中關于新聞事業增長的內容、托馬斯的傳記方式和哈德森對紐約新聞業的重視，同時還增加了技術發展對報紙的影響這一內容。布萊耶摒棄了以報紙規模為評判標準的做法，他只突出那些他認為出色的報紙。書中用一半的章節去研究紐約的報紙。布萊耶的較大貢獻，是他對媒體所處社會情境的關注。
布萊耶對媒體技術層面的關注，為1937年李（A.L.Lee）的《美國的日報》（TheDailyNewspaperinAmerica）奠定了基礎，這部書是以傳媒與社會的關系為中心的。該書關注的是報紙之“公共機構的本質”，研究新聞工作者、所有權、管理、發行方式、集團和組織、辛迪加、美國媒體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等等，作者關注媒體的生產經銷過程中所暗含的社會意義，關注社會使用媒體的情況，以及媒體對社會的影響。該書特別重視媒體的社會情境。
描述性新聞史研究還包括廣告、實務歷史等分支研究，如1929年F.S.Presbry的《廣告的歷史和發展》（TheHistoryandDevelopmentofAdvertising），該書把《紐約時報》評價為“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報紙”。（M.Schudson,1978）1930年V.Rosewater的《美國新聞采訪史》（HistoryofCooperativeNewsgatheringintheUnitedStates），他們的研究，基本上是以印刷媒體為中心的。
描述性新聞史研究視角比較廣，史實資料可以詳細，研究方法比較直接，以時間為線索，綱目清楚，所以長期以來被不同國度、不同階級背景的學者所親睞，人文學科背景的學者尤其常用。其不足之處在于，研究比較平面，方法比較單一，描述現象卻常常不能深入探究或解釋現象背后的規律或本質。
2、解釋性研究
如前所述，描述性新聞史的研究從開始的以媒體為中心，漸漸引向了以媒體與社會的情境為重點。這種趨向發展到1940年代，成為解釋性新聞史。解釋性研究重視新聞事業發展變化的情境和原因，學者們力圖從當時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變革的大情境中解釋新聞事業的走向，強調媒體產生、發展和演進的原因，強調個體、即所謂偉大人物（如發行人）對新聞事業的影響。其中以莫特（F.L.Mott）1941年的《美國新聞史》AmericanJournalism為開端，以1954年愛默里（E.Emery）的《報刊與美國：大眾傳媒解釋史》（ThePressandAmerica:AnInterpretativeHistoryoftheMassMedia）為代表作，這兩部新聞史將美國新聞史研究引入了更、更綜合的層面。
莫特在《美國新聞史》一書中編寫了資料目錄，將美國新聞事業分為殖民時期、政黨報刊時期、便士報時期等，并用傳記式手法勾畫人物，更新信息并拓展了研究深度。他進一步鉆研了派因對傳媒與政治的關系研究。后人在評價時，認為莫特較大的功勞，是修正了前人對19世紀早期美國新聞事業的看法，一般人都認為那時政黨報紙猖獗，是新聞史上最黑暗的時期，而莫特卻詳細列舉了那個時期技術上的進步和報紙質量的提高，并提供了相當多的新鮮資料。該書在美國新聞院校作為教材達20多年。
愛默里的新聞史，是解釋性研究的代表作，出版后轟動美國新聞界，并影響西方其他國家，從他開始，解釋性研究一下子遍及各國新聞史。該書增加了布萊耶和李研究中所沒有的內容，用解釋的方式，按美國歷史發展的線索來研究新聞事業的發展。該書集前人研究的成果，如綜合了哈德森、派因、李的研究層次，并拓展了莫特的研究，從社會、政治、經濟情境中解釋新聞事業的發展，強調媒體與社會的互動關系。該書數十年來成為新聞院系的標準教科書，一版再版，中國也出版了較新的中譯本，此處不多贅述。
解釋式研究包括一類新聞界人物傳記，如斯旺伯格(W.A.Swanberg)出版于1961年和1967的《赫斯特傳》和《普利策傳》，這兩部傳記是美國新聞史的一個側影。
解釋性新聞史研究，能深入新聞媒體、事件、人物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更深層面，但它基本上還停留在人文學科的背景中，與傳播學式的研究相比，缺少較深入的理論支撐。
3、批評學派的研究
美國新聞史研究中，有一類為數不多，但較受矚目的研究類型，即以批評式進行的研究。這些批評歷史學家，以批評的視角，試圖發現新的調查方法、設計出合適的問題、方法和模式，來評論新聞事業的變遷。較有名的有McKerns寫于1977年的TheLimitsofProgressiveJournalismHistory。有些新聞史中還以批評的視角，對前人的新聞史著述進行批評。
批評主義者以為發現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他們強調問題和癥狀，但忽略分析潛在的問題。
4、傳播學派的研究
1970年代以后，美國新聞史的研究逐漸融合傳播史的思路。傳播史研究包括產品（報紙、電影等等）、生產者（印刷人、出版人、合作者）、生產過程（思路和生產的結合）、情境（意識形態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及它們的相互作用，還有現存的或已經解體的機制情況。如麥克盧漢的《理解媒介》，就是傳播史研究的范疇。而新聞史將焦點放在過程或現存機制方面，由于過分強調產品或生產者，而模糊了情境或互動的影響。新聞史也很少有明確的概念化的框架，研究的問題往往不很明確，資料顯現出什么問題，就做什么問題的研究，隨意性較強。
這里著重研究一個以傳播學思路做的新聞史案例，是夏德森（MichaelSchudson）的在哈佛大學社會學系畢業時的博士論文，題為《挖掘新聞――美國報紙的社會史》（DiscoveringtheNews:ASocialHistoryofAmericanNewspapers(1978)）。這部書的中心是美國新聞事業中的客觀理念發展的過程。該書以社會學為背景，將客觀性當作一種文化現象加以考察，從而研究新聞專業性和媒介機構。
直到90年代末，夏德森還在《新聞與大眾傳播季刊》上撰文，呼吁新聞史學家應將新聞史的研究與其他領域的歷史研究結合起來，否則，就會犯各種錯誤，如認為媒體總是某一歷史事件或歷史過程的中心，認為技術決定一切等等。（MichaelSchudson，1997）
二、新聞史個案研究：夏德森與他的兩個模式論
夏德森（MichaelSchudson）《挖掘新聞――美國報紙的社會史》（DiscoveringtheNews:ASocialHistoryofAmericanNewspapers），是用“客觀性”為綱構建全書的。他通過與客觀性相關聯的新聞表現手段及其源起、目的的考察，將報業融入社會體系去研究。其中他在研究美國現代報業開端時，著重解剖了兩種報道模式。
1、解剖兩個模式――“故事模式”與“信息模式”
人們一直認為，客觀性這樣的理念，與新聞手段的運用密切相關。那么，什么樣的新聞手段與客觀性更近？夏德森闡述了美國現代新聞報道的的兩種模式，或者說傳播的不同功能：從1890年代前后，即從美國現代新聞業的發端開始，新聞報道就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故事模式”，一類是“信息模式”，由此論述至一戰以前的美國新聞業。他又用兩個典型案例，即普利策的《新聞報》和奧克斯的《紐約時報》，來解釋分析這兩個模式。
現代新聞報道剛一開始就有兩種特性，即真實性和娛樂性，或者說反映了傳媒的兩種功能：提供信息，及講述故事。紐約《世界報》和《新聞報》選擇了娛樂性，奧克斯接辦的《紐約時報》則選擇了真實性。夏德森將表現這兩種新聞特性的新聞模式，分別稱之為“故事模式”和“信息模式”。
夏德森用美學理論來論述“故事”模式：若講故事成為報紙的任務，那么新聞就應該實現米德(G.H.Mead)所說的“美學”功能。米德認為，有些新聞，比如選舉結果或股市報道，應該側重新聞的信息功能，但對于報紙上的大多數新聞，娛樂性或其消費價值則更為重要。報紙的主要任務是為讀者創造令人滿意的美學體驗，幫助人們解釋其生活，使其與所屬的國家、城市或階層相聯系。米德把這當作是報紙的實際功能，是報紙應該具有的功能。他認為，記者走出門通常是為了獲取故事，而不是事實。根據這種觀點，報紙不是通過提供事實成為生活的向導，而是通過選擇事實，重新構建事實。
夏德森闡述的另一種新聞模式，認為新聞所提供的事實，在一定程度上應是未經加工的，它所提供的應是“純信息”。他引用本杰明(W.Benjamin)的觀點：信息是傳播的新形式，是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產物，其典型的特點是表現真實性。信息的首要目的是使其本身能夠被理解。盡管信息可能并不比過去的各種情報更，但和早些時候的情報不一樣，信息必須聽上去可信。根據本杰明的分析，信息是和講故事的精神不相容的。伯恩斯坦(B.Bernstein)在著作中稱之為“闡釋性編碼”，即把所有內容都明確陳述出來，不留下任何含蓄的或難于理解的東西。
“信息模式”的新聞總是與公正、客觀、審慎而不動感情相聯系的。“信息模式”的報紙看起來比故事模式的報紙“更值得信賴”。但是，夏德森提出了這樣的疑問：這樣的判斷有何根據？誰認為信息模式比故事模式更加可信？“值得信賴”是什么含義？如果所有記者都同時重視這兩種概念，但所供職的報社卻只代表其中的一種，怎么辦呢？在研究新聞歷史的時候，學者的觀點甚至個人的理論體系，可以滲透其中嗎？過去我們的新聞史研究，是排斥這樣做的。夏德森在對美國新聞史的研究中，用他重視的“階級”體系來分析美國報業與社會變遷的關系。
在論述美國現代報業的開端時期，夏德森試圖闡明兩種聯系：在有教養的中產階級與“信息模式”之間存在著一種聯系；中產和勞動階級與“故事模式”之間存在著一種聯系。為什么會這樣呢？“信息模式”是用什么吸引了有教養的中產階級？“故事模式”又是用什么吸引了勞動階級？將“信息模式”和客觀性的觀念聯系起來是否合理？我們應該把它看作是比故事模式更高的新聞模式嗎？從1883年普利策接辦《世界報》到20世紀的最初幾年，黃色新聞正值鼎盛之時，《紐約時報》卻同時確立了作為美國最可信賴、最受尊敬的報紙的地位。為什么紐約的富人看《紐約時報》，而不太富裕的人看《世界報》？1890年代的這兩種新聞思潮提示了什么樣的意義？
夏德森用這一連串的思考，去研究《世界報》為代表的故事模式，和以《紐約時報》為代表的信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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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夏德森的“故事模式”：描畫社會圖景，體現社會變遷
《世界報》成為19世紀80年代紐約報界發行量較大的報紙，通常新聞史都把其煽情手段當作是增廣其發行量的原因。但是更深層的原因在哪里呢？為什么大型圖片、自我推銷之類的手段能讓《世界報》擴大發行量？夏德森認為報紙歷史和城市歷史是緊密地糾纏在一起的。1880－1890年代的紐約是一個移民城市，1881年以后的約十來年里，每年涌向美國的移民高達50多萬。到1900年，美國雙親是移民的公民2600萬，本人即為移民的有1000萬，占全國人口的46%。大多數移民定居在城市，其中一些定居在紐約。1890年，紐約的外國移民從1880年的47.9萬上升到64萬，占當時紐約總人口的40%。多數移民沒有閱讀能力或者看不懂英語，但幾乎所有的人都想學習。普利策就力求讓《世界報》提供引領性的編排和新聞，他希望《世界報》不但是全日制的校舍和講壇，而且是全天候的教師和論壇。這種對報紙編輯與新聞功能的等價判斷，在19世紀晚期是不多見的。
夏德森以斯通（MelvilleStone）關于報紙的功能說，即告知、解釋和娛樂為出發點，并從娛樂的角度去介紹評述普利策的《星期日世界報》，以及娛樂報引起的讀者消費潮流、迎合廣告客戶的潮流。夏德森于是將媒體置身于這樣一個社會環境：19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美國（尤其是都市中心），一個日趨消費主義的社會。他探究其原因，認為消費化傾向不只因為制造能力的提高和人口的增加，更因為城市社會關系網絡不斷變化，經濟變得更加社會化――“市場”把職業上毫不相干的人聯系在一起，工廠和辦公室把等級相當的人聯系在一起，社會變得更加經濟化，人們因為捆綁在消費品體系，而成為一個社會體系。
夏德森在媒體與社會生態的互動體系中研究報業歷史。《世界報》尋求廣泛而普通的讀者群，是為了適應城市居民不斷改變的生活、感受和渴望，這也意味著報紙“娛樂功能”的擴大。同時，報紙業務手段，也在不斷適應社會的變化。1880年代的美國城市，成為種族和社會類型的“馬賽克”，也是“社會地理運動”的大旋渦。移民的工人階級成了新的中產階級，由此中產階級不斷增長，他們在地理上的流動性也是前所未有，每天都重復著這樣的循環運動：從家里出發去上班，再回到家中。那時乘坐公交車或有軌車對人類來說是一種新的體驗。《世界報》用煽情風格、新式排版是適應了長期乘客的需要。要在車上閱讀文字很小但尺寸很大的報紙是困難的，因此《世界報》減小版面，增大標題，使用圖片，發明“導語”段落。
媒體是如何影響社會中的群體的？夏德森認為，報紙不斷使用插圖和大標題，由此調整了中產階級的閱讀習慣。19世紀晚期的美國城市是一種奇觀，有那么多新奇的景致和生活圖景，移民們盡其所能地觀察、學習，身在其中的人常常沉醉其中，報紙從華麗奇異的城市生活中大獲裨益，并為城市生活增添光彩。他們不斷給讀者提供永恒變化著的城市生活圖景，描繪其奇妙與神秘。圣經故事與圣人的生活已不適應這座新的城市，全新的新聞卻能適應。《世界報》的“行動新聞”創造了新聞界的奇跡，它呼吁市民捐小錢建造了偉大的自由女神的基座，《世界報》轉眼成為普通勞動者的代表，由此美化報紙本身的形象。
夏德森強調，報紙不僅記錄了這些社會變化，同時也是社會變化的一部分。紐約在1870年末，較高建筑仍然是教堂的尖塔，但不久這座城市建筑就發生了重大變化。到1890年，《世界報》竟然建起了自己的大樓，一座紐約較高、最輝煌的大樓。夏德森曾經感嘆：“普利策，一個移民、一個猶太人、一個白手起家的人，以及他的《世界報》，給大眾報紙做了示范。”
3、夏德森的“信息模式”：符合富有人群的政治經濟傳播
《世界報》奠定了現代大眾新聞的基礎，但1896年以后，奧克斯的《紐約時報》為現代報業確立了新的標準。夏德森引用1902年《記者》雜志上的文章《美國新聞的標準》中的話來說明這種標準：“只有那些而充分地報道事件的報紙才能生存，才能擁有越來越多的固定的讀者群。”這是“信息模式”的主要含義。
同時這也是《紐約時報》即將成功的預言。《紐約時報》挑戰了只有煽情才能成功的觀點，令競爭對手們明白了“高雅意味著賺錢”。“刊登所有適合印刷的新聞”，保守、高雅而且，正是有良好教養又富有的階層想要的東西。夏德森從經濟環境和商業規律的角度，論說了《紐約時報》成功的經濟學意義。
同時，夏德森還用比較研究法，研究了《紐約時報》的政治學層次。他將《紐約時報》與《世界報》的頭版對同類政治新聞和評論的不同處理進行對比，從而得出結論：《紐約時報》政治上傾向于保守，而這種保守傾向增加了《紐約時報》在富人中受歡迎的程度。同時，這種比較研究，還驗證了本書的主綱，即“客觀性”方面的一個假設：要確認一份報紙明顯比另一份更客觀，是相當困難的，特別是在政治報道領域。也就是說，“故事模式”和“信息模式”兩類報紙，都會受其政治傾向的影響。
夏德森還特別提及新聞理想與商業利益之間的矛盾。奧克斯認為《紐約時報》獲得商業成功是個無法原諒的恥辱，他的雄心是為知識分子創辦一份高雅的報紙。他卻是大眾中的一員，具有大眾意識，理解大眾的情感，與讀者彼此互動。
夏德森還是更傾向于按階層劃分報紙的讀者群。教育程度低又不太富有的人，看《紐約時報》可能是為了效仿那些社會地位更高的人，有一種自豪感；而教育程度和富裕程度較高的人，不僅看《紐約時報》，也看“故事模式”的報刊，只是在閱讀時會有一種負罪感。于是，閱讀不同的報紙就形成了道德分水嶺，會產生自豪感或負罪感。
一般歷史研究，總是習慣于描述史實之后做出一個判斷，但是夏德森的做法卻總是在提出問題：是什么使《紐約時報》變得讓人尊敬？是什么使它在道德上看起來高人一等？是因為它吸引了富人才變得值得尊敬呢？還是因為它值得尊敬，才在富人眼中具有了吸引力？如果是因為值得尊敬而吸引了人，那么“值得尊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某個特定社會群體在某個特殊時期的生活體驗中產生的道德理念”？
4、兩個模式的比較：新聞史的規律探索
新聞事業反映階級（階層）的沖突。夏德森指出，“信息模式”與“故事模式”的問題，也是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問題。它們之間的區別是什么？有什么理由來證明“藝術”就比通俗文化更高級？他認為這些問題是具有社會學意義的，因為對高雅文化的喜愛通常和有良好教育的富有階層聯系在一起，而對通俗文化的喜愛通常和社會階層更低的人聯系在一起。然而，盡管在某個特定時期，不同階層的品味彼此不同，但他們的偏好隨著時間的流逝會有所改變。在美國內戰前后，人們對于文學，甚至新聞，最欣賞的是華麗而不是平實，是夸夸其談而不是平鋪直敘。到1900年，“信息模式”的新聞在經濟和社會精英的支持下發展起來，并受到了青睞。但在1835年，便士報剛開始朝信息模式的方向邁進時，對社會精英階層就形成了挑戰，于是它深受責罵。1890年代，紐約的“故事模式”和“信息模式”這兩種新聞思潮的道德爭斗，與1830年代便士報引發道德戰一樣，都是階級沖突的反映。富有程度和教育程度產生的經歷差別，會使人更欣賞某一類特定的新聞傾向。
兩種新聞模式有本質上的不同。<、b>兩種模式有無優劣之分？有無高低之分？夏德森認為，信息模式新聞并不一定比故事模式更。我們并不能從《紐約時報》堅持“信息模式”來推斷出它更公正或者更。兩種新聞模式在本質上的不同，就如不同音樂的差別不在于它們包含的物理音調，而在于動態音質的不同。“信息模式”象是12音律的音樂，沒有固有的心理上的重要順序，而“故事模式”卻是有意識地和人的體驗相聯系，象七音律的音樂，依靠緊張、不安和堅定來使聽眾興奮。
報紙在各階層讀者之間出現的道德分野，就象人類對較為看重的抽象思維能力和不太看重的感情之間的道德區分。人們在閱讀印刷精美的政治消息時控制著自己，但他們在閱讀謀殺消息，或者看名人畫像的時候，情緒就很放松。因此，信息模式是一種自我約束，而故事模式是一種自我放縱。
人們隨著年齡的增長和經驗的積累，會更好地預見和控制生活，會變得越來越理性。《紐約時報》是給那些理性或者生活很有條理的人看的。它刊登的文章是提供有用的知識，而不是揭露黑幕。《世界報》的內容和形式，卻創造出一種全新的、不平凡的、不可預見的感覺，它地反映了許多城市人的生活體驗，包括那些剛學識字剛搬到城里的人、勞動階級、中產階級中的一部分。對許多人來說，生活是前所未有的新奇，《世界報》真實地反映了許多人的體驗，而《紐約時報》則是反映了少數生活更有規律的人的體會。
最終，夏德森還是把論述的主題歸結到他的“綱”，即“客觀性”上。在19世紀末，甚至直到1920年代，“客觀性”還沒有成為記者或者新聞批評家使用的詞匯。人們總是指責報紙沒能忠于事實。《紐約時報》自夸刊登的都是新聞，它實際指的是信息，但這并不是客觀性，信息中附著了主觀性。在1900年的時候，《紐約時報》很相信信息，認為在沒有語境的情況下，那部分事實是可以被理解的。1920年代，記者們就不再相信單單事實就是可以被理解的了，他們也不再相信“中立”。人們漸漸認為事實是有利害關系的，甚至把理性本身當作利害關系或者意志或者偏見的幌子。這對1920－1930年代新聞業產生了影響，并由此引出“客觀性”理念。夏德森在下文將“客觀性”當作一種意識形態加以研究，并由此論述民主、公眾、消費、廣告、輿論、公關等問題與媒介的關系或影響。
三、結論
美國新聞史研究，曾經以描述性研究、解釋性研究為主要方法，重視一手資料的描述和解釋，以后還出現過批評式的研究等取向，最近的研究視角，則主要轉向以傳播學史的方式做新聞史，即以傳播學理論和方法解剖新聞事件、人物、潮流，重視新聞現象或媒體發展的社會大背景，將新聞事業置于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立體背景中加以考察，從而可以用理論去解釋闡述新聞事業的發展變遷。
夏德森的《挖掘新聞――美國報紙的社會史》一書，為我們提供了社會學視角的新聞事業變遷史，其理論框架與研究方法突破了傳統的研究。他的研究，把報業融入社會體系之中，又以新聞專業主義為中心，緊緊抓住與“客觀性”相關聯的新聞表現手段及其源起、目的，來研究新聞事業的發展。他對美國現代報業發端時兩種報道模式的解剖，至今仍然有現實意義。
中國的新聞史研究，目前從史料的整理到描述性研究，都已經比較詳盡完備，而且也體現了某些解釋性研究的思路。在這樣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如何用理論框架去開拓挖掘出史實的新意義，如何用新聞專業主義解釋新聞現象，是我們的一大課題。美國傳播學派新聞史的思路，對我們的新聞史研究或許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新聞史論文:新聞史研究管理論文
[摘要]本文通過對《大公報》研究的梳理與分析，提煉出中國新聞史研究中的三種“范式”，即革命范式、現代化范式和民族-國家范式，并探討了三種范式的緣起背景、發展過程和總體取向。
[關鍵詞]革命范式現代化范式民族-國家范式新聞史研究
《大公報》作為“中國新聞史上壽命最長、影響較大、聲譽最隆的一家報紙”（方漢奇語），不僅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中國現代史”（季羨林語），也是中國新聞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半個多世紀以來，有關《大公報》的研究可謂層出不窮，爭議紛紛。以20世紀20年代以來的代表性評價舉例，就可以看出明顯的差異與變化：
20年代，“天津有三寶：永利、南開、《大公報》”。[1]《大公報》銷數較高到5萬份，這在當時北方各報中是少有的，北方一般報紙銷數不過幾千，上萬的就不多。[2]
40年代，重慶《新華日報》對“小罵大幫忙”做了如下解釋：“在若干次要的問題上批評當局，因而建筑了自己的地位的《大公報》，在一切首要的問題上卻不能不擁護當局，這正是《大公報》的立場。”[3]1948年南京《中央日報》稱王蕓生是“新華社廣播的應聲蟲”。[4]
50年代，《大公報》“是一張反動的報紙”，“用‘小罵大幫忙’的手法來掩飾它為國民黨反動統治集團服務的實質。”[5]
80年代，“用‘亦捧亦罵’來描述《大公報》與行政當局的關系，比‘小罵大幫忙’一語更為”。[6]
90年代，《為“小罵大幫忙”辯》一文指出：“對《大公報》這樣一份民間報紙，不能以它到底和某個黨派在言論上產生了怎樣的吻合與不吻合而定其優劣、是非與功過。”[7]另一種觀點認為“《大公報》對‘小罵大幫忙’，在關鍵時刻、關鍵問題上，尤其是在國共兩黨斗爭的問題上竭力為及其反動政權鼓吹”。[8]
21世紀初，“歷史證明《大公報》是一張愛國主義的報紙”，它“堅持中國工業化的發展方向，與時代共進”。[9]
《大公報》引起的當事人及后來者的眾多評說，說明該報在中國現代史上具有相當的影響力，而眾說紛紜的背后，不僅是一幅中國新聞史研究的全景圖，而且是一紙百年中國社會思潮的演進表。那么，貫穿這些演變的線索究竟是什么呢？或者說，其中有哪些基本的研究范式？按照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的說法，所謂“范式”(paradigm)，就是那些為各種模式和理論，包括對立的模式和理論所共同承認的、不言自明的信念，它們往往構成不同理論，模式間發生爭議時的共同前提和出發點。[10]通過對《大公報》研究軌跡及其變遷的分析，可以看出體現于其中的三種主導性范式，一是“革命”范式，二是“現代化”范式，三是“民族-國家”（nation-state）范式。
革命范式——通行的新聞史敘事
革命范式是以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基本矛盾的學說為主要視角，來建構自己的理論框架。按照這一理論框架，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乃是構成近代社會歷史的兩大基本矛盾。因此，爭取民族獨立以反對帝國主義，爭取社會進步以反對封建主義，乃是近代社會發展的主要趨勢，并以此作為評價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主要標準和參照系。[11]
在革命范式基本定型的50年代，范文瀾就指出：“歷史的骨干是階級斗爭，現代革命史就是現代史的骨干，近代革命史就是近代史的骨干，近代史現代史階段的劃分基本上與革命史是一致的（單純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可以按照自身的發展過程劃分階段）。”[12]胡繩也認為：“把人民的革命斗爭看作是中國近代史的基本內容，就能比較容易看清楚中國近代史各種政治力量和社會現象。”[13]革命范式是由“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兩大基本矛盾決定，具體體現為對中國近代史研究提出的“兩個過程論”。這樣一來，由“革命”這個基本概念，在“兩個過程的基本框架”中，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模式就成為“以農民為主體的人民群眾；暴力革命；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14]。
作為歷史學的一支，中國新聞史的研究也經歷過革命范式主導時期。并且由于《大公報》民間報紙的定位，這一范式表現得尤為突出，主要運用為以是否“革命”來劃分《大公報》的各個發展階段，作為評價《大公報》的標準等等。
如周雨所著《大公報史》把該報的言論定性為“文人論政”，而不同階段的言論思想則概括為“與國民黨的關系”、“幾篇指責國民黨當局的言論”、“由親蘇而厭蘇，由親美而反美扶日”、“香港版首先轉變立場”等等。再如對新記《大公報》的三位創始人的評價：吳鼎昌“是個典型的官僚資產階級官僚政客”[15]，胡政之“是一個相當典型的大資產階級文化商人政客”[16]，張季鸞是“典型的帶封建性的資產階級舊式才子文人”[17]。雖然日后有所“翻案”，但是仍然沒有跳出“革命”范式的框架。夏曉林的《張季鸞》一文率先肯定了張季鸞作為“著名的記者和報刊評論家”的地位，指出“他是繼王韜、梁啟超之后最有影響的中國資產階級報刊評論家之一”。[18]方漢奇認為，“在政治傾向上，《大公報》屬于‘中間勢力的報紙’。這個‘中’，就是‘左、中、右’中的那個中”，“所謂‘中間勢力’，主要指的是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即農民、知識分子和工商界人士”。[19]
“革命”范式的形成有其歷史的合理性與必然性。從社會現實上看，中國近代內憂外患的社會狀況，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建國后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舊學批判與新學重建等等，均使這一范式在中國新聞史的研究中占據主導地位。不過，革命范式在闡釋中國新聞史的歷史沿革中雖然的確抓住了本質，然而單純以階級劃分來評價報刊、新聞人物則又未免簡單化，而發展到的“以階級斗爭為綱”更是違背實事求是的原則。
現代化范式——新聞自由的發展
“現代化”被廣泛接受為一種史學范式，大致起源于美國學者德里克（ArifDirlik）的專論《革命后的史學：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的當代危機》。[20]他介紹美國漢學界中國近代史研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被視為近代中國歷史的中心事件”，“一直被描述為解放史詩”。而之后中國革命“卻變成了衰落與失敗的故事。它甚至被描述為一種畸變，一種對中國歷史正常道路的偏離，打斷了清末以前一直進行的朝著現代化方向的發展進程”。
那么何為現代化范式？羅榮渠認為：“以現代化為中心來研究中國近現代史，不同于以革命為中心來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必須重新建立一個包括革命在內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綜合分析框架，必須以現代生產力、經濟發展、政治民主、社會進步、國際性整合等綜合標志對近一個半世紀的中國大變革給予新的客觀定位。”[21]李彬認為“現代化”范式，是以“走向世界（實即走向西方）”為核心論述，著眼于“傳統與現代”的社會轉型。
在中國新聞史的研究中，這一范式關鍵詞為“新聞自由”、“第四種權利”等。如張育仁的《自由的歷險——中國自由主義新聞思想史》。其中，“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尤其成為左右新聞史發展的兩大樞機。
在對《大公報》的研究中，這一范式也開始嶄露頭角，而且日趨明顯。具代表性的就是《徘徊于民本與民主之間——〈大公報〉政治改良言論評述（1927—1937）》和《〈大公報〉新論——20世紀30年代〈大公報〉與中國現代化》這兩本專著。前者認為“20世紀20年代，隨著革命熱潮的逐漸消退，社會價值取向漸趨緩和，自由主義在這一時期獲得了一定的發展空間，一貫堅持以自由主義立場分析中國實際問題的《大公報》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續刊并得到發展”，“一以貫之體現于《大公報》的是大公報人‘基于民本思想、期于民主政治、弘揚民族主義’的自由主義理念”[22]。后者以20世紀30年代《大公報》與中國現代化的關系為主線展開論述，指出“在中國處于內外危機的國難時期，《大公報》認為只有工業化才是中國的出路，提出了非‘資’非‘社’的現代化方案。力圖通過推動國民黨政權，爭取一個相對穩定的國際國內環境，自上而下地來實現經濟層面的現代化。《大公報》把國家現代化與擁護國民政府連在一起，又因其不具備領導現代化的政治條件——廉潔有能，因而對它的支持與指責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貫徹于現代化的過程中。”[23]
克羅齊認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也就是說，所謂歷史乃是歷史學家基于現實生活的體驗而同歷史進行的對話，是歷史理解與現實理解的共鳴或共識。從這個角度，當不難理解中國新聞史研究的“革命范式”何以被“現代化范式”所取代。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一直是帝國主義同中華民族的矛盾，人民大眾同封建主義的矛盾。中國社會壓倒一切的任務是救亡圖存，發動社會革命。在革命的語境下或歷史的背景下，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的關注焦點自然是革命。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和平改良與現代化理念，在中國近代社會一直處于邊緣的地位，被革命知識分子斥責為帝國主義的奴化思想和買辦走狗。解放后，在“以階級斗爭為綱”、“抓革命，促生產”的形勢下，中國史學界占主導的趨勢也就自然成為以“三次革命高潮”為代表的革命范式。1978年以后，中國大力推進現代化進程，社會發生急劇的現代化轉型。隨著社會“現代化語境”（modernizationcontext）的形成，人們的價值取向也開始從革命斗爭轉向現代化，與之對應，中國近代史學界也開始了范式的轉變。
擺脫了“革命”范式的單一，“現代化”范式的確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但是又難免陷入西方中心論的怪圈，從而忽略中國國情的大背景。在對《大公報》的評價中，就存在類似現象。在一篇題為《自有大報風骨在——賀〈南方都市報〉創刊八周年》的文章中，把《大公報》譽為公民精神的輿論領袖，至于“四不”方針，則更是“石破天驚，擲地有聲。從此《大公報》撐起了現代中國公共領域的半邊天地，掀起了公共輿論的陣陣狂瀾”，“當年的《大公報》，被譽為中國的《紐約時報》，不僅得到了國際新聞界‘諾貝爾獎’的美國密蘇里學院新聞獎，而且連‘較高領袖’蔣委員長，每天看的及時張報紙，不是他的喉舌《中央日報》，也不是其對手《新華日報》，而是代表了社會公共輿論的《大公報》”。[24]對于這一系列溢美之詞，只有放在現代化的語境中才能理解其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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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國家范式——認同感確立
民族國家，不是由民族組成的國家，它是一個有特定含義的概念。簡單說，民族國家是一種遵循啟蒙理性的國家形態和政權組織，其突出特征在于確定的國家疆域、獨立的主權意識和強烈的民族認同感。用艾凱的話來說，民族國家既是啟蒙的產物，也是“朝向以征服自然為目標的，對社會、經濟諸過程和組織進行理智化”的過程的一部分。[25]民族國家的一個重要的特點，是要求在固定的疆域內享有至高無上的主權，建立一個可以把政令有效地貫徹至國境內各個角落和社會各個階層的行政體系，并且要求國民對國家整體必須有忠貞不渝的認同感。[26]
美國學者P·安德森在其名作《想象的共同體》[27]里提出一個理論——作為擁有疆界與主權的民族國家，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他認為，這些“想象的共同體”的形成主要取決于以下因素：宗教信仰的領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時間觀念的改變、資本主義與印刷術之間的交互作用、國家方言的發展等。而其中提到的“資本主義與印刷術之間的交互作用”，恰恰就是針對現代的大眾傳播媒介。正是由于現代媒介的普及與發展，由于報紙、雜志、書籍以及隨后的廣播、電視等大眾媒介的發達，人們才可能將互不相識的陌生人想象為聲氣相通的“同胞”。
按照“民族-國家”的范式，近代歷史的要義首先還不在于“革命”或“現代化”，而在于從“文化主義”到“民族主義”、從“文化國家”到“民族-國家”的轉型,而“革命”或“現代化”都只是推動這種轉型的方式與手段。
這一范式在中國新聞史的研究中雖然零零散散有所涉及，但仍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大公報》的“國家中心論”過去一般被認為是以“擁蔣反共”為核心的，[28]現在卻認為“存在著明星的階級局限性和歷史局限性，但應當肯定的是，其很大程度上出于渴望團結、共御外侮的良好愿望”。[29]李純青也評價道：“《大公報》的國家中心論，確實十分重視抗日，這個內容也許是主要內容。用俗話說，就是籠統反對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它是愛國的，符合于抗戰時期的要求和利益。”[30]然而這一范式雖然可以解釋避開“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紛爭，但據此達成的“愛國主義”共識不足以解釋紛繁蕪雜的動亂時期。
綜上所述，根據《大公報》評價的紛紛攘攘，我們可以總結出中國新聞史的研究歷經革命范式、現代化范式和民族國家范式的演化和發展，而在這背后，既有時代變革的烙印，也有各種社會思潮的影響。
新聞史論文:新聞史課程教學改革探究
新聞史是新聞及其相關專業的主干課,基礎理論課。提起新聞史,大多數學生的反應是枯燥,無用。近幾年來,無論從學校教育還是用人單位,更注重學生的實踐操作能力的培養,這也給學生造成學習基礎理論課無用的錯覺。然而,學習新聞史真的無用嗎?從與用人單位的交流反饋來看,事實并非如此:實踐操作能力強的學生,走上工作崗位后確實上手快,可工作一段時間后,很多人顯得“后勁”不足;那些專業知識扎實的學生一開始會慢一些,可“后勁”充足,愈戰愈勇。因此,一些用人單位在招聘時已開始注意這個問題。這無疑也提醒我們在新聞教育工作中,學生在專業學習時不能顧此失彼,應理論和實踐并重。作為一線的新聞史教師,我們在教學過程中更要不斷反思,進行教學改革。
一、合理安排課時,精心梳理內容
⒈合理安排課時,分清輕重
“長期以來,中國新聞史和外國新聞史一直是作為兩門課程開設的。正如文學專業有中國文學史、外國文學史,哲學專業有中國哲學史、外國(東方、西方)哲學史一樣。兩門課程的要求不同,詳略懸殊;而且由于發展歷程的重大差異,也很難構建在一個體例框架之中。所以把兩門課程合而為一是不現實的。如果名為一門課,這個學期講中國、下個學期講外國,這樣的“合并”豈不等于不合?至于有的院系,放棄歷史的系統性,東拉西扯地講一點中外新聞史的片斷知識,名之為“中外新聞事業史”,這樣的做法不能實現新聞史教學的目的、要求,我認為是不足取的。”①筆者也贊同這一觀點。
一個學期講中國新聞史,一個學期講外國新聞史,課時應進行合理安排,分清輕重。
⒉講授內容要做到點線結合,史實與史論相結合
新聞史課程內容多,而學時有限。我們對于具體的講授內容要精心梳理,做到點線結合;史實與史論相結合。
歷史課程都有史實和史論兩個方面。所謂史實是指歷史發展的實際過程、以及這一過程中出現的人物和事件。所謂史論是對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評述,對歷史發展內在規律的揭示、概括。打個比方來說,如果我們把史實比喻成新聞史課程的軀體,那么史論就是新聞史課程的靈魂。我們在教學中既要講清史實、又要闡明史論,既要讓學生因了解史實而開闊眼界、增長知識,又要讓學生因領會史論而獲得啟迪、增長智慧。所以,新聞史課程不僅是對眾多國家新聞歷史發展的實際過程,以及這一過程中出現的人物和事件的記錄,而且更應是對這些國家新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和評述,是對新聞歷史發展內在規律的揭示與概括。
如果我們把一個國家的新聞史看成是一條無限向前延伸的直線,那么我們在描畫這條線的同時,還應重描這上面的一些點,這些點可是新聞事件、重要媒介、新聞人物、新聞制度……然而,在進行新聞史的教學時,不應只是講述新聞史的具體發展過程――史實,還應對這一過程進行評析,揭示其發展規律,借鑒其經驗教訓――史論,做到史實與史論的有機結合,史論應貫穿在整個史實的講述中。比如我們在講述巴黎公社時期的無產階級報刊時,要重點介紹巴黎公社的重要的四家報紙,還要指出巴黎公社的新聞政策,更要帶領學生深挖掘巴黎公社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即公社的新聞政策失之過寬。公社無論是對敵對的報刊還是自己的報刊都缺乏必要的管理,結果導致即使是公社自己的報紙在宣傳上也出現了重大的錯誤。這不僅讓學生深入思考,從中總結出經驗教訓,還要意識到:新聞輿論的威力是巨大的;新聞自由是相對的;對新聞事業的管理是必要的,甚至在非常時期采取非常手段也是可以理解的。這樣,“我們在教學中既要厘清史實、又要闡明史論,既讓學生因了解史實而開闊眼界、增長知識,又要讓學生因領會史論而獲得啟迪、增長智慧,②”才能真正體現新聞史課程教學的意義所在。
此外,新聞史教師授課時態度要客觀,不應加入個人主觀因素。比如在講授中國新聞史時涉及的國民黨的新聞事業,外國新聞史時涉及的資產階級國家的新聞事業時,我們要持客觀態度帶領學生弄清它們新聞事業的發展軌跡,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所以,看待任何事物都不能戴著有色眼鏡,因為它在濾去人們主觀上認為消極的因素之外,往往還會濾去一些客觀上積極的因素,而這些往往又是我們需要的。對待歷史也是這樣。”③
⒊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課上與課下緊密結合
若想新聞史課程教學效果較大化,僅靠課上的時間是遠遠不夠的,應課上與課下緊密結合。一個國家的新聞史是這個國家的歷史的一部分,二者血肉相連。我們學習研究這個國家的新聞史絕離不開它的整個發展史,而這部分知識的了解和學習是不能在課上完成的,應靠學生自學,地說,在教師的指導下帶著問題有意識、有目的地學習。在課上,教師結合自己的教學進度,安排好學生自主學習的內容并給提供書目,同時安排好驗收的時間,可通過課上討論、筆頭回答問題、做小論文的形式來驗收學生的學習效果,也可把這些作為這門課平時成績考核的一部分。比如,在講到美國新聞史時,會在講到這一章節前就美國當前的五大報紙提前布置出思考題,增強學生對這些知識的了解,并深挖掘,從而解決教師提出的問題,增大學生的收獲。再如,講到日本小報的時候,會布置學生課后完成一個小論文(論日本小報和歐美廉價報紙的異同,1000字),并利用課上時間對此進行點評。這樣,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激發他們的學習熱情,取得好的教學效果。
學生課下應自主學習的內容還不僅僅是這些,教師不僅要給學生開出課后閱讀書目,還應引導學生閱讀跟新聞史相關的學術論文(包括的碩、博士論文);知名專家、學者、專業人士的博客(有的會把學術著作也放到自己的博客中);定期閱讀專業期刊,重點、長期關注一些網站(比如中華新聞傳媒網、紫金網、新華網、華爾街日報等等)。
二、通過多種形式,和學生開展互動
鑒于新聞史這門課的性質,在教學過程中,教師的講授也不應超過70%,應通過多種形式在課上和學生開展互動。
⒈課前發言
教師可利用課前的3-5分鐘組織學生發言,發言應結合教學進度提前布置給學生,發言選題可由教師指定,也可由學生自選。小班上課可組織個人發言,大班上課可組織小組發言。學生發言時要求必須使用多媒體設備 。筆者在組織學生課上發言時,會在開學初就把這一任務布置下去,并把本門課的教學進度安排和每個學生的具體發言時間通告學生,要求學生自己選題并在指定時間利用多媒體設備完成發言,發言結束還要上交一份發言內容的文字稿。教師會從發言的選題、內容的安排、PPT的制作和發言時的表現等幾方面對學生的發言進行考量,并把其作為期末該課程平時成績考核的其中一項。這樣不僅可以培養學生自己去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還給學生提供自我表現的機會,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
⒉課上討論
教師可在課上對重要問題或重點章節組織學生進行討論,討論可由教師布置議題,也可由學生提出問題,由教師做小結。這樣不僅可以激發學生積極動腦思考,還可活躍課堂氣氛。
⒊作業點評
教師可就個別重要的知識點或布置的課下自主學習的個別問題以小論文的形式讓學生完成2-3次筆頭作業。每次按學生比例挑選一些完成較好的作業在課上組織學生互相進行點評,教師做小結。
此外,教師在某一重要知識點的教學任務完成后,可適當選擇一些練習題對學生進行訓練。這樣可以加深學生對所學知識的理解和識記。
新聞史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要講究教學藝術,改進教學方法,充分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讓學生學得有滋有味。
三、歷史結合現實,教書勿忘育人
教書育人是每一位教師的職責,這并非只是在新聞職業道德教育課上才能充分體現。新聞史教師在授課過程中,歷史結合現實,理論和實踐并重,教書勿忘育人。
比如,教師在講授英國彌爾頓提出的論出版自由理論時,還應教育學生:自由是相對的,新聞自由也是相對的。筆者在講述這一知識點時會強調這一問題,理論結合實踐,結合親身經歷的具體事例對學生進行教育:曾經有一大一學生,周末到校外進行新聞攝影的拍攝練習,拍攝中把視角選中正在進行監外勞動的犯人(特殊群體)身上,遭到監獄管教人員的制止,并要求把底片曝光,學生不從一再強調自己有新聞自由。雙方爭執不下,對方無奈要求學校教師到場共同把問題解決。這樣的問題,不僅是在校生,在新聞工作中的一線新聞工作者不也存在嗎?
眾所周知,真實是新聞的生命,然而古今中外,新聞造假,新聞失實卻層出不窮,在新聞史的授課過程中,應在這一問題上加強對學生進行教育。比如講到美國新聞史時,會講到美國廉價報紙的先驅――本杰明?戴的《太陽報》,其精心策劃的“月亮騙局”是美國新聞史上一個典型的虛假報道。教師應就此問題結合現實新聞工作中的典型事例如“訾北佳炮制的‘紙箱餡包子’假新聞(2007年6月)④”,“童其志炮制的‘護航’假新聞(2009年1月)⑤”對學生進行教育,時間允許還可就新聞失實問題展開討論,讓這些準新聞工作者引以為戒。
教書勿忘育人,當然也不是要把新聞史上成德育課,我們只是在進行教學時針對一些重要的問題結合實際對學生進行職業道德教育,哪怕僅僅是多說上幾句,久而久之,影響深遠、意義重大。
總之,若使新聞史課程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讓學生不僅學到了專業知識,拓寬視野,人也變得更加聰明,從事新聞史課程教學的一線教師,應不斷優化自己的的知識結構,不斷補充教材與新聞事業發展斷層的新內容,不斷深化課程教學改革。為此,我們任重而道遠。
新聞史論文:關于新聞史教材分期和對比的研究
【摘 要】筆者通過對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方漢奇主編的《中國新聞傳播史》進行教材分析，從教材的歷史分期問題、中國新聞史橫向對比問題、中外新聞史縱向對比問題等三個方面，對教材的編寫和應用提出自己的建設性意見和理論分析，目的是使學生形成一種歷史唯物主義的大傳播史觀。
【關鍵詞】新聞史；傳播史；教材分析；歷史分期
近年來新聞傳播史學的教材層出不窮，但是水準卻參差不齊，一本好的教材不僅能給教學帶來正確的史料和素材，同時可以正確地引導學生，形成正確的新聞史觀和價值觀。筆者本文研究的是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方漢奇教授主編的《中國新聞傳播史》。
關于教材的分期問題，該書前三章和后三章是按照新聞傳播事業的發展脈絡來寫的。中間的十章，筆者認為是否可以改變傳統的采用按政治運動來分期的方式劃分章節，把新聞事業史和政治斗爭史區別開來，拋棄傳統的政治分期法，而是根據新聞報刊的興衰演變來劃分。
其實關于新聞史教材中的分期問題，學術界一直持有兩種不同的觀點。及時種以中國通史的分期為標準，以政治運動分期，這種分期方式方便大家理解記憶，但是不能突出新聞事業自身的規律，同時會對新聞史教材的內容編排和選擇產生很大的影響。新聞史內容容易被政治因素所捆綁，受到當今意識形態和政治環境的左右，從而體現出內容上的詳略不當、觀點上的嚴重傾向，甚至一些在新聞史上比較重要的內容，因為與政治的關系而被迫刪除或者簡略，而一些在新聞史上并不重要的內容，因為政治的需要加大篇幅，濃墨重彩的記述。
第二種是以報刊歷史的宏觀進展為依據，將新聞事業發展史從政治運動史當中剝離出來進行研究。這樣的分期方式雖然有利于對新聞事業的發展脈絡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并且能較清晰的把握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規律，有一種一脈相承的感覺，但是這種分期的標準難以清晰界定，學術上眾說紛紜；同時，新聞傳播事業的研究也很難從政治中抽離出來，做到毫無意識形態的影子，因此所以這種方法實際操作起來難度很大。
在新聞史教學中，新聞史學教材除了給學生提供清晰的歷史分期、正確的新聞史實之外，還需要提供豐富的新聞歷史經驗教訓和總結，幫助學生深刻地認識過去與現在的聯系，以史為鑒，從歷史中總結出指導現實、指導現在的道理和方法，提高對社會的認知能力、判斷能力，而這一能力是當代新聞工作者最需要的。學習新聞史，目的就是為了把握新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提高對社會發展的分析預測能力。
但是筆者發現在該教材中，很少有那種規律性、總結性的內容，甚至連一些啟發性的介紹材料都沒有。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介紹常常是宏觀不足、微觀有余。對歷史人物的介紹，著重分析的是其政治背景、工作職務，以及改人物的新聞活動給政治運動帶來的歷史影響，而其成長過程、思想演變的過程、對新聞事業帶來的貢獻，這些學生最感興趣的內容卻很少提及。對歷史事件的介紹，并不是放在一個大的歷史背景環境中，而是單單把歷史事件抽離出來，擺脫大的社會背景去介紹，因此教材中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就成了一個個孤立的概念，前后幾乎沒有連接。因此，筆者在看書之后，腦中留下的只是一個一個的概念、人物和事件，沒有一條歷史發展的主線和脈絡，更談不上歷史事件的比較和分析了，又何談對歷史的總結和對未來的預測呢？即使有一些零星的史論結合，也是在歌頌某些社會組織是如何擁護新聞事業，反對勢力是如何迫害新聞事業的，政治宣教的意味過強，而新聞史教學的意味被淡化。
那么教材應當如何做出改變？筆者認為應該更多的通過新聞史實的比較來尋找特點、總結規律。也就是將不同的但是彼此關聯的新聞史實進行分析和比較，掌握它們之間的關系，總結發展變化的原因、經過和影響，從而歸納出中國新聞傳播史發展的規律。在新聞史的教學中，歷史人物和事件是一條主線，新聞史教學過程中，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進行研究的最終目的，并不是背誦某個新聞人物的事跡，也不是記住某個新聞事件的來龍去脈、起承轉合，而是通過總結新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培養學生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思維方法。只有掌握了歷史辯證法，才能、客觀地評價歷史現象，以史為鑒，面向未來。
筆者發現，該教材中，除了缺乏中文新聞事業的縱向對比之外，還缺乏中外新聞事業的橫向對比。教材中很少有章節介紹中國各階段的新聞傳播事業，在同一時期世界新聞傳播界所處的地位和發展情況，即便是書中關于改革開放以后的新聞史，也沒有對其在世界新聞界的情況做一個對比和分析。這種做法很難使中國學生對中國新聞傳播事業的發展情況，做一個的認識。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是被抽離出全世界之外來研究的，并且與其他國家的新聞事業發展毫無關系的獨立發展。由于新聞事業其歷史發展的空間聯系，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甚至不同的人類文明之間的新聞傳播是相互關聯的，將中國新聞事業史的研究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做法，是無法解釋世界新聞事業發展的歷史規律的。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在《中國新聞傳播史》這本教材的使用中，應當進行縱向和橫向的延伸。所謂縱向的延伸，就是在中國新聞事業史的大框架之內，充分進行歷史前后的對比和研究，分析中國新聞史上不同人物、不同黨派、不同史實之間的相互關系，從而總結出中國新聞事業發展的規律。所謂橫向的延伸，就是將中國新聞事業發展的各個時期，放到世界新聞事業發展的大背景中去比較和研究，同時也要放到中國社會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乃至宗教發展的大背景中去，了解中國新聞事業發展的國際水平，分析中外新聞史之間的相互聯系，形成一種大傳播史觀。
新聞史論文:簡論新聞史的重要作用
摘 要：新聞史是新聞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重點記錄了新聞事業的發展歷程，對于人們學習新聞學具有指導作用。我們從新聞史中可以發現和掌握新聞傳播事業的發展規律，從中吸取經驗教訓，從而更好地指導新聞工作與新聞事業的發展。
關鍵詞：歷史；新聞史；作用
復旦大學劉海貴教授編撰的《中國現當代新聞業務史導論》，以五四時期為開端直至改革開放時期，詳細記述了中國新聞事業中的采訪、寫作、編輯和評論的歷史，是一部較為完整的新聞業務史。由于該書側重導論，故而添加了相關的新聞理論知識，以此對新聞業務史進行評論、佐證或批判。該書較大的特點在于史論結合。理論大多是作者對新聞業務史上的問題發表的自己的觀點和看法。這本書是復旦大學新聞學研究生核心課程教材，書中的史實大都比較詳盡，具有學習價值，而且史實中穿插著理論，故又有很強的理論性。讀后，能認識到新聞史的重要作用，深刻體會到新聞史的魅力所在，筆者在此試討論一下新聞史的作用問題。
1.借助新聞史，人們可以了解新聞事業的發展歷程，對學好新聞學有利，同時可以拓展自己的知識面。毋庸置疑，新聞史可以使人了解新聞事業的過去、現在和將來。這對于初學者來說尤為重要，因為它是學好新聞學的基礎和關鍵，是學好新聞學的叩門磚，也是學好新聞學的一條捷徑。不過更為重要的是，學習新聞史還能夠拓展知識面、增加知識儲備、開闊視野、增長見識。新聞史也是人類社會發展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學習新聞史的同時，也可以了解到社會歷史的其它方面，諸如政治史、經濟史、文學史和文化史等等，極大豐富閱讀者的知識量和知識面，提高閱讀者的人文素養。
2.新聞史可以指導新聞工作，提高新聞工作者的素質。新聞史中的大量史實值得新聞工作者借鑒、效仿和學習。新聞工作者可以從中吸取歷史經驗和教訓，更好地指導自身的新聞實踐。同樣，新聞工作者的新聞實踐活動也可以反補新聞史，補充其內容，為其增加史料和積累經驗，以此更好地指導他人。學好新聞史是記者、編輯的義務和責任，他們可以從中發現前人的閃光點、借鑒他們的工作方法、了解他們的人生歷程、吸取他們的經驗教訓、從他們身上獲得鼓勵，以此勉勵自己更加努力工作，提升自己的綜合素質。
3.史論不分家，新聞史可以促進新聞理論的發展。新聞理論是新聞學中的重要成分，具有和新聞史同等重要的地位和價值。當前新聞理論研究一直處于活躍狀態，新聞理論更新速度加快，這體現了新聞學研究的興盛和發達，但同時也給人們學習新聞理論帶來了一些困難。新聞理論不斷發展的重要源泉之一，便是新聞史的不斷豐富。無論是古代新聞史，還是近現代新聞史都能夠為新聞理論研究提供史料參考和佐證。一些經典的新聞史實往往成為新聞理論研究的焦點，在這些研究當中，又產生出大量新的學說和理論，進一步豐富了新聞理論的內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現代社會中的大量新聞事件正在書寫新的新聞史，這無疑又為新聞理論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新聞史不斷豐富，則新聞理論亦不斷豐富和發展，二者相輔相成。
4.新聞史可以說是整個新聞學的基礎，對新聞學的學科建構和學科認可具有重要意義，對打破新聞無學論具有重大作用。任何學科都離不開歷史，任何學科都有自己的學科史，新聞學概莫能外。新聞學只可能在有了歷史的積淀后，才能夠產生理論的積淀和實踐的積淀，才能夠形成成熟的理論和規范的新聞職業。其中，新聞工作者實踐的積淀對新聞史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說，新聞工作者們通過新聞實踐活動親自書寫新聞事業的歷史，在新聞史的積淀中嘗試著和追求著理論化和專業化，直至最終創立新聞學，形成一個系統完整的學科。正是由于新聞史作為基礎性的存在，新聞學才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學科，才能夠去建構它的學科體系和獲得來自其它學科的尊重和認可。同時，新聞史豐富的內涵可以說是給了新聞無學論一個無情的耳光。在新聞史中，人們可以發現豐富的知識和大量有價值的史料，無學之說在這里毫無立足之地。如今的新聞工作者們可以從浩如煙海的新聞史中借鑒前人的經驗、追尋他們的足跡、尋求他們那般的榮耀。中國漫長的新聞史——從最早的邸報到今天的大眾化商業報刊——也使得如今的新聞工作者倍感自豪。他們從中汲取了力量，同時也獲得了職業認同感。
以上是筆者對新聞史重要作用的幾點思考與分析。新聞史的作用很多，遠不止以上四點，筆者在此不再贅述。新聞史是一門具有學習價值和研究價值的學科，在新聞史的長河中，我們可以發現很多、學習到很多。
新聞史論文:數字化報刊文獻在新聞史教學研究中的應用
新聞史是新聞學一級學科的基礎，基礎中的基礎是文獻。從國際學術前沿對研究方法的要求看，強調文本是研究的基礎，沒有文本的新聞史研究是空中樓閣。沒有文獻，就沒有文本，文獻是文本的前提。印刷報刊文獻與數字化報刊文獻是新聞史文獻的兩種類型。
一
數字化報刊文獻在新聞史教學研究中可以發揮怎樣的作用呢？
首先，數字化報刊文獻可以彌補地域的距離，使研究者在異地也可以使用地方性的報刊。比如新加坡《叻報》，該報創刊于1881年，是新加坡最早的華文報紙，非常有研究價值。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圖書館將其數字化并上網之后，①世界各地的研究者都可以便利地使用該報的史料，而無需千里迢迢地奔赴新加坡。這無疑降低了研究的成本，提高了研究的效率，對于促進學術的發展有積極的意義。
第二，數字化報刊文獻可以彌補印刷報刊文獻的不足。獨到的文獻決定了研究的價值，對于研究報刊的學者來說，一手資料非常重要。但一手資料不容易獲得，改變匱乏狀況的有效途徑是數字化報刊文獻。“舍我先生報業數位典藏”就是一個有重要應用價值的數字化報刊文獻資源。②《立報》曾是民國時期中國發行量較大的大眾化報紙，然而這樣一個地位顯著的報紙，其文本研究卻是匱乏的，目前對《立報》的研究主要是從體制、辦報人、社會影響等角度進行分析。究其原因，與該報資料使用不便有關。上世紀80年代，人民出版社和上海書店出版了《大公報》和《申報》的影印本，受到廣泛歡迎，全國各大學圖書館及公共圖書館多有購置。但是，或許因為《立報》的創辦人政治身份復雜以及該報是小型報紙的緣故，《立報》沒有發行影印本。因此，該報文獻使用不便，影響了研究的深入。“舍我先生報業數位典藏”的建設改變了這一狀況，《立報》目前已由臺灣世新大學數字化并上傳至互聯網，對于新聞史教學研究有不可低估的應用價值。
第三，對于新聞史專業的大學教師來說，指導學生使用數字化報刊文獻寫論文也是一個行之有效的應用路徑。比如學生可以研究國家圖書館的《東方雜志》等在線民國期刊，③這樣他們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能查史料，于忙碌的畢業季節兼顧實習和寫論文。
第四，外國新聞史的教學研究目前依賴二手文獻，文本的缺乏是其痼疾，數字化報刊文獻可以幫助外國新聞史研究突破缺乏文本的困境。以泰坦尼克號沉船事件報道研究為例，1912年4月泰坦尼克號郵輪沉沒，對于該事件當時的媒體是如何報道的？《紐約時報》官方網站在2012年制作了一個百年紀念專輯，把當年的報紙原始版面數字化并上網。④我們對此進行文本細讀，可以得到新的發現。
我國一些圖書館已購進了Press Display報紙數據庫。該報紙數據庫與紙版報紙同時，可以看到世界各國報紙當天的信息。該數據庫既解決了紙版報紙延遲和過期的煩惱，還可以對同24小時世界各地的不同報紙，包括《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衛報》、《鏡報》等重要報紙的報道進行比較。
我國在報刊數字化方面，也已經做了一些努力，國家圖書館開發了民國期刊數字資源，可在線免費使用。大成老舊刊全文數據庫也收錄了大量期刊，可購買使用。⑤在報紙方面，目前最成熟的是《人民日報》數據庫。此外，還有許多重要報紙的數字化工程正在進行中。⑥
重要的民國時期大報，如《申報》、《大公報》等，在政府公告、報道時事、反映社會變遷方面扮演著關鍵的角色。這些歷史大報有的尚未數字化。重要的中國共產黨黨報，對研究中共黨史、當代中國社會變遷有重要的意義，也宜盡快數字化。
二
數字化報刊是印刷報刊的延伸，但是不等于印刷報刊。印刷報刊的保存與利用依然是有意義的。筆者認為，閱讀新聞史文獻應該有四個原則：經典文獻與前沿文獻相結合；中文文獻與外文文獻相結合；著作與期刊文章相結合；印刷文獻與數字化文獻相結合。
印刷報刊文獻和數字化報刊文獻的閱讀體驗有無差異？如何彌補這種差異？筆者在新聞史的教學研究實踐中發現，差異的確存在，可通過多種途徑進行彌補：
首先，瀏覽報刊的局部版面與瀏覽報刊的整體版面相結合。“窺一斑，可見全豹”這句古語不適用于報刊研究。新聞報道及廣告的意義不但通過內容表達出來，還通過版面位置和版面面積表達出來。因此，僅瀏覽報刊版面的局部是不夠的，研究者還必須了解整體的版面情況。對于印刷報刊文獻和數字化報刊文獻來說都是如此。
近現代的報紙都是對開或四開的，報紙的版面一般在數版至數十版不等。折疊的報紙版面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系統。如果閱覽的是印刷報紙，只要前后翻動，就可以很容易地感受到當天的報紙哪篇報道的位置最顯著，哪則廣告的面積較大，各版之間有什么關聯。而數字化報紙每次只能顯示一版，使用者雖然可以清晰地把握這一版的狀況，但容易忽略報紙的整體結構。因此，數字化報刊的使用者須有意識地觀照報刊的整體。
第二，研究者不宜局限于單一的報刊文本，可注意比較不同的報刊。數字化報刊的容量是巨大的，與印刷報刊相比，使用者可以更快捷地閱讀報刊。如果到傳統的圖書館過刊閱覽室借閱報刊，需要填寫索書單，說明想借閱的刊名、刊期等信息，然后等待館員取刊，或許一個下午只能看一兩本。數字化報刊則方便得多，讀者可以在一個個版面之間沖浪。但數字化報刊的一個弊端也接踵而至：瀏覽者容易陷入海量的信息，而忽略了與外部系統的關聯。因此，對于研究者來說，使用數字化報刊之前，好是制訂一個研究計劃，明確問題的設置，并且在使用中注意比較不同的報刊，使用適當的理論工具。總之，使用數字化報刊，須注意比較，努力呈現報刊文本的意義。
第三，有了數字化的報刊文獻，依然需要接觸印刷報刊文獻。因為要想感受報刊的紙張和印刷的狀況，只能靠眼睛的觀察和手的觸摸，去近距離體味質感。
第四，使用數字化報刊文獻需注意鑒別。17世紀的荷蘭新聞書是近代報紙出現以前出版周期較長的新聞媒介。一個美國的舊報紙收藏網站上有荷蘭新聞書出售，然而價格只有幾十美元，這不能不令人生疑：如此珍貴的文物，距今已400多年，售價卻這么低廉，是真品還是贗品？所以對于網站上的信息一定要注意鑒別。“作為工具和對象，互聯網提供了許多研究的空間，但是在使用的過程當中，我們應當慎之又慎。”⑦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要加快教育信息化進程，指出信息技術改變了教學模式、教學內容和學習方式，對教育發展具有革命性意義，并且提出要引進國際品質數字化教學資源。⑧在當代高等教育中，數字化教學資源能夠越來越多地發揮作用，數字化報刊文獻也將更好地為新聞教育界所利用。
新聞史論文:淺論新聞史研究的未來路徑
新聞史是一門研究新聞事業發生發展歷史及其衍變規律的科學，歷來是新聞傳播學研究的基礎組成部分。顧名思義，新聞史本身就是一種跨學科研究。因此，想要在新聞史研究中更進一步，把握住新聞史研究的前沿，運用好歷史學研究中的相關方法，并輔之以文化、經濟學、傳播學等跨學科視角，對當下的新聞史學研究顯得尤為重要。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和《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多次提到，要對自己的國家有深厚的感情，必須要了解自己國家的歷史。同樣，要真正了解和熱愛新聞學科和新聞事業，也應該學習和了解一些新聞史的知識。日本新聞史學界的開山鼻祖小野秀雄先生曾說：“任何科目在新聞或傳播學院的學科設置中都可以增加或削減，但有3個科目卻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是新聞傳播史、新聞傳播理論和新聞傳播倫理教育。這3個科目是新聞傳播系或學院健康發展的根，是其生命力的源泉。”雖然這話稍有些，但還是可以看出新聞史研究的重要性。
學界的前輩也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出了不少專著，如戈公振先生的《中國報學史》、方漢奇先生主編的《中國新聞事業通史》、馬光仁先生的《上海新聞史》等。但前輩大量的成果并不代表我們現在已經無事可做，相反，是為今后新聞史的研究奠定了很扎實的基礎和很高的起點。
新聞史：廣闊天地。大有可為
在新聞傳播學的各個分支學科中，新聞史的研究有著扎實的基礎，其成果也最為豐厚。但也存在著不足之處，主要有以下幾個表現：1 宏觀的、概述性的研究較多，如寫了很多通史和專門史。2 “五四”以后的新聞史研究較多，“五四”以前的研究較少。比如《中國新聞事業通史》只有及時卷介紹“五四”前的情況。3 著名的個案研究較多，如《大公報》，相關的研究專著很多。4 “革命范式”研究過多。比如，對于清末民初時期的報刊，經常只帶著革命史觀、階級觀來評論之。5 研究方法、研究視角略顯單一和僵硬。即使從史學研究方法而言，尚有許多“批判的武器”值得運用。例如，有學者提出，目前在史學研究中逐漸興起的口述史研究方法還未在新聞史研究中得以開發與嘗試。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而言，當代健在的老報人是新聞史學研究的最寶貴的資料。如何在傳統訪談的基礎上，以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充分利用好這筆資源，將對新聞史研究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
因此，筆者以為，立足深挖史料之基礎，豐富史學研究方法，并引入跨學科視角，將是當下新聞史研究的探索方向。通過查閱《上海圖書館館藏中文報紙目錄1862～1949》和《1833～1949全國中文期刊聯合目錄》兩書，可以發現，我國光解放前就有報紙3500余種，期刊2萬余種，這就說明新聞史還有很大的研究實體與空間。就筆者個人體會而言，新聞史研究至少還有五個方向是可以進一步探索和挖掘的。
一些很有趣的現象值得關注。比如說，康有為畢生的辦報活動很有意思，他不是所辦報刊的主筆，更不擔任報館的經理，而是開辦報刊的策劃者和決策人。這樣一個人對報紙的風格、內容傾向以及經營發展到底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而類似的人物在康有為之前就出現過，比如創辦《西國近事報》和《新報》的馮竣光，他們之間有什么不同?筆者以為，類似的現象進一步深究的話，會得到許多很有趣的結論。
擴展研究對象。一些未必最有名，但很有研究價值的個案值得深入研究。比如《游學譯編》、《浙江潮》、《江蘇》這些留日學生同鄉會創辦的機關刊物。它們的共同特點是：中國知識分子來到異質的文化圈，反省救亡圖存的道路。這些報紙的優勢在于處于旁觀者清的角度，更容易看清廬山真面目。比如《浙江潮》有個欄目叫“舊浙江與新浙江”，專門反映留學生改造家鄉的一些想法。所以這些報紙的欄日內容以及發展情況對于研究辛亥革命時期中國的社會狀況以及思潮變化有著特殊的意義。但我們現在對這類報刊的關注還不夠，很多新聞史只是列舉性地一筆帶過。至于專門的論文，幾乎沒有見過。
一些看似定論的史實有待進一步考證和商榷。比如很多新聞史中都提到“蘇報案”中的鄒容是大義凜然自首的。但陳玉申先生的《晚清報業史》一書中卻認為是章炳麟寫紙條讓鄒來投案的。而《章太炎政論選集》中有一段話，大概意思就是害怕所有的罪名都推到自己頭上，希望鄒來幫自己分擔罪責。后來筆者查了些資料，終于在原燕京大學新聞系畢業的著名學者唐振常先生的文章中找到了詳實的材料，證明鄒容當時的確是被迫被招安的。再比如對于《時務報》的紛爭，很多新聞史都是站在康粱一邊的，《中國新聞事業通史》更是把汪康年說成是不務正業只會吃花酒，并依附于權貴張之洞的小人。但據有關史料記載，汪康年為《時務報》的發展費盡了心血，他與梁啟超的矛盾在于他只想好好辦報，不想讓《時務報》成為康有為等人活動的據點，相反倒是康梁用了卑劣的手段將《時務報》改成了官報《昌言報》。這一點，馬光仁先生在《上海新聞史》中的論述還是比較中肯的。類似可以爭論的問題還有很多，需要我們進一步查證史料。
可以多做一些“苦力活”。所謂苦力活，就如錢穆先生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提到的要“致力于新材料之搜索，舊材料之考訂”，沉下心去翻閱及時手史料。如《申報》從1872年4月30日創刊至1949年5月停刊，現存有厚厚的400冊，連索引都沒有。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有研究者能塌實地從頭到尾看一遍400冊的《申報》，從而寫出系統的有價值的專著，是非常令人欽佩的。再比如卓南生先生在《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中指出，大多數《循環日報》研究者基本停留在對王韜及其思想、文學以及他在中國近代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發生濃厚興趣，而未曾利用早期的《循環日報》。如果我們每個人都做一些“苦力活”的話，就能為以后的研究提供不少有價值的東西。
運用多學科視角闡釋新聞史文本。雖然目前在新聞傳播學研究中引入其他學科的理論與視角已經屢見不鮮。但這種“他山之玉”卻基本還沒有在新聞史學研究的方向中得以運用，實為一大遺憾。例如，1905年前早期留日學生刊物出現初期的“風靡一時”，恰好印證了傳播學中的一個重要理論――“第三人影響”的產物。即歸功于清政府打壓的結果。所謂“第三人影響”，是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戴維森(w?P?Davison)教授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一個重要理論，即“傳播達到的效果并不是由于表面受眾的反應，而是那些可預測的或他們認為可察覺到的、部分其他人會作出的一些反應性行為”。《江蘇》的“內國時評”中有這樣一段記錄：“近日政府有查禁湖北學生界之諭……然充一湖北學生界之力，謂可以倡革命可以覆舊黨，其事尤出于理想……朱明且亡，而東林之禍愈急。其何以異此。雖然，是不可謂無益也。吾聞學生界之始出也，閱者寥寥。自張之洞一禁，驟銷至數千份。今其后又不知增銷幾千份矣。”由此可見，正是由于清政府和張之洞等人的過于敏感，從一開始就打壓發行到國內的留日學生刊物，卻適得其反成全了起初“閱者寥寥”的《湖北學生界》的一售而空且銷量扶搖直上。這個例子讓我們看到，看似枯燥無味的原始資料，經過跨學科視角的解讀，會給新聞史學研究帶來一股清新之風。“新聞學里并沒有一個觀察、理解現實和評價事實的價值體系或參照系。這必須從其他學科，例如政治、法學、經濟學、哲學、文學等以及到社會實踐中去吸取。”因此，從其他學科中汲取養分，將給新聞史研究帶來新的生命力。
結語
新聞史學界前輩趙玉明教授曾說過：“從無到有是創新，從有到優也是創新。而且這個創新更難，是更高層次的創新。”相信伴隨著中國傳媒業和新聞傳播學的變革及史學研究的范式轉型，走出傳統“革命范式”的框架，在繼續深挖史料的基礎上，不斷豐富研究方法并引入跨學科的視角，讓新聞史成為新聞傳播領域一個生機勃勃的有機組成部分，將是我國未來新聞史研究的重要路徑和方向。
編校 楊彩霞
新聞史論文:從美國新聞史看新聞專業主義
一部美國新聞史，既是美國新聞事業的嬗變發展史，又是美國200多年自由、民主、獨立精神貫穿的歷史。現在的新聞從業者繼承了200多年來的傳統職業精神，匯流成新聞專業主義這個理念。新聞專業主義，正是在美國經濟政治的各種力量的博弈中走向成熟，逐步確立的。媒介專業主義誕生于美國世紀之交的巨變中，工業革命的機械化、城市的興起、通信設施的大發展、鋼鐵時代的到來、電力的利用、新技術新發明的出現，這一切都為專業主義注入了時代詮釋。美國新聞業拋棄了政黨報刊的舊時代，在煽情主義和商業主義報刊出現以后，尤其在19世紀末的新式新聞業形成以后，專業主義始方登場。
西方新聞專業主義是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經濟時代的產物，又是自由、民主政治環境中媒介調整其與政黨、公眾、經濟利益團體間復雜關系的權杖。在整個西方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新聞媒介既是歷史的敘述者，又是現實社會的參與者。美國新聞職業走向專業化的過程，不僅有無數先驅人物為新聞自由前仆后繼，而且在技術突飛猛進、民主政治環境的孕育、行業內部的激烈競爭中，開始漸成氣候，如滾雪球一般越發龐大。戰爭、運動、蕭條這樣動蕩的政治、經濟環境也催生了新聞報道體裁、文體結構等新聞形式和內容的嬗變。當新聞作為職業獲得專業稱號的時候，它需要有其必備的屬性，必須向社會證明它是成熟的復雜職業，是利他的正式全日制職業，從業人員要積累該職業要求的知識和技能，遵守該職業的倫理規范，以實現對公眾利益的維護與守衛。
新聞與醫學、法律等專業不同，沒有非同尋常的深奧知識和復雜技能形成阻擋其他職業進入的保護性壁壘，新聞因為其大眾化普遍性和尚未成熟的知識體系，專業化過程或許還沒有走完。傳播學者拉斯維爾和萊特對大眾傳播媒介社會功能總結為：監視環境、協調社會、傳承遺產和娛樂，新聞業作為社會信息系統，在信息數字時代的運作確立其專業角色。新聞專業主義的理想來自自由主義的媒介理論。按照這個理論,報業是一種自治的體系,是監督政府的第四種權力。它必須對政府、對政黨、對政客采取一種獨立的、批判的態度,否則便不可能保持它樹立的公眾“保護者”形象,便不可能擁有公眾的信任。
彌爾頓的《論出版自由》中“觀點的自由市場”的提出，為新聞爭取了自由討論和出版的權利；安德魯?漢密爾頓為曾格案件中輿論批評自由的滔滔雄辯，確定了抗拒政府壓制民意的傳統，還有那些在反抗《許可證法》、《印花稅法》、《煽動法》等苛法的斗爭中逐漸成長的獨立性報紙，在走出政黨操縱報刊的謾罵黑霧、在新式新聞事業中開始客觀性報道原則的確定中，新聞自由開始閃現其特有的光芒。
從1833年本杰明?戴創辦《紐約太陽報》開始，專業主義被煽情化的大眾報業的洪流卷涌而下，直至1896年，阿道夫?奧克斯掌管《紐約時報》后提出高尚的新聞政策、獨立公正的評論和正確詳盡的新聞資料三大目標,與刺激性的黃色新聞相對抗。家族企業傳統和專業主義精神的結合成為美國新聞史上的別樣風景。《紐約時報》正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既遵循公共服務的觀念，又秉承奧克斯家族的傳統，絕非服務于某一利益集團。其所基本形成的新聞信息模式，則是新聞專業主義的根源。新聞史學家們把便士報所代表的辦報模式稱為“故事模式”，而把1869年后的《紐約時報》稱為“信息模式”。信息模式繼承了故事模式注重“事實”的傳統，并創造性地將這一現代新聞業指向擴展到更為廣闊的報道領域，使客觀報道方式得到加強和提高。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種客觀性法則，特別是對新聞和言論的嚴格區分，已經深入人心，并得到廣泛的贊譽。其間順勢而出的廣播、電視，乃至今日的網絡、手機等媒體，也只是對其內容的補正與豐富。
具有專業意識的新聞從業者二百多年卻從未改變對獨立自由精神的渴望和追求。在歷經煽情主義的極端――黃色新聞之禍后，隨著1947年哈欽斯委員會的總報告《自由而負責任的報刊》，社會責任論正式登上歷史舞臺，新聞職業倫理和準則進一步確立。由自由放任到自由約束，正是新聞專業主義核心的日臻完善之路，盡管關于新聞工作者是否稱得上專業人士在美國的理論界一直爭論不休。一系列的行業規范建立構建逐漸完整的新聞專業主義。正如《美國新聞史》中所說，世紀之交的美國新聞業已日益成為科層化的機構，編輯記者與經營管理人員逐步分開。復雜的經營管理問題，如搶占廣告和銷售優勢、革新機構技術、處理節節升高的投資費用、越來越激烈的勞資矛盾等等，導致了一支管理隊伍的產生。這一現象與當時美國企業界的經理人員普遍形成一個階層的趨勢相一致。與經營管理專業化趨勢相一致，新聞工作也日益專業化，形成獨立的編輯和記者群體。
新聞專業主義強調傳媒作為一個獨立的社會子系統的收集、整理、傳播信息的功能和責任，在此基礎上，它還包括一套關于新聞媒介的社會功能的信念，一系列規范新聞工作的職業倫理，一種服從政治和經濟權力之外的更的精神和一種服務公眾的自覺態度。因此，新聞專業主義的涵義可以簡單地概括為：新聞媒介和新聞從業者所追求的一種職業理想和操作理念，包括真實、客觀、公正地報道新聞，以服務公眾為中心目標，獨立于政府、公眾、財團，擔負獨特的社會責任等一系列行為規范和行業標準。19世紀30年代，美國大眾化報紙的濫觴標志著新聞業進入到大眾化和商業化的時代，同時也表明，新聞業成長為一個獨立的、有自己獨特的職業追求的行業成為可能。19世紀末20世紀初，“大規模的經營”使報紙一躍而成為龐大的產業組織，從而使職業記者成為一個較常態的行業。美國新聞史學家莫特認為19世紀70年代以后，獨立報紙正式興起。這一時期，獨立報刊的共同特征大致反映出獨立報刊思想的基本觀點:及時、報刊的主要功能是傳播新聞，同時還要干預和推動社會;第二、性質上報刊是一個獨立專業，因此，它必須是自主的;第三、報紙的目的是為公眾服務，并反映民意;第四、報紙的運轉是靠自己的有效經營，尤其是廣告收入;第五、報紙的約束機制是法律和職業道德自律，尤其是后者。此時的獨立報刊已具有一定的職業報刊精神和觀念。這也是新聞專業主義最初的萌芽。
媒體在目前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中，硬新聞的式微，市場經濟對新聞從個人到組織的侵蝕沖擊，全球嚴肅新聞的娛樂化分量加大，大眾文化工業的機械制造，新聞策劃痕跡的日益明顯，對新聞專業主義提出了巨大的挑戰。專業主義與市場理念會在沖突中尋找平衡和生存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