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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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論文:現代企業會計信息化建設論文

信息時代的到來，對社會經濟的各方面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會計工作也不例外。因此，現代企業必須建立一個高度集中、實時監控的財務管理信息系統，會計信息化正是順應現代社會信息化發展趨勢而產生的。

一、會計信息化與會計電算化的區別

傳統的會計電算化信息系統，實質上并未突破手工會計核算的思想框架。會計電算化與會計信息化雖然都是利用現代科學技術處理會計業務，提高了會計工作的效率和企業財務管理水平，但企業信息化環境下的會計信息化系統與會計電算化系統相比，無論是技術上還是內容上都是一次質的飛躍，兩者的內涵大相徑庭。

（一）歷史背景不同

會計電算化產生于工業社會，隨著工業化程度的提高，會計業務的處理量日漸增大，會計工作的處理方法日漸落后，為了適應企業的發展，加強信息處理力度，采用電子計算機對會計業務進行處理。

會計信息化則產生于信息社會，在信息社會中，有一個公式：”企業的財富=經營+信息“，可見信息之重要性。信息社會要求社會信息化，企業是社會的細胞，社會信息化必然要求企業信息化，企業信息化必然導致會計信息化。

（二）目標不同

現行的會計電算化系統是基于手工會計系統發展而來，其業務流程與手工操作方法基本一致，主要是為了減輕手工操作系統的重復性勞動，提高了效率；而會計信息化系統是從管理者的角度進行設計的，能實現會計業務的信息化管理，充分發揮會計工作在企業管理和決策中的核心作用。

（三）技術手段不同

現行的會計電算化系統由于開始設立時的環境束縛，主要是對單功能的計算機設立的，后來的會計電算化軟件也是在此基礎上的發展和改善;而會計信息化系統是在網絡環境下進行設計的，其實現的主要手段是計算機網絡及現代通訊等新的信息技術。

（四）功能范圍和會計程序不同

會計電算化是對手工會計系統的改進，是在手工的基礎上產生的，故其會計程序也模仿手工會計程序而進行，也是以記賬憑證為開始，實現用計算機對經濟業務進行記賬、轉賬和提供報表等功能；而會計信息化是適應時代的要求，根據現代信息的及時性、性、實時性的特點而產生的，它是從管理的角度進行設計，具有業務核算、會計信息管理和決策分析等功能，其會計程序是根據會計目標，按照信息管理原理和信息技術重整會計流程。

（五）信息輸入、輸出的對象不同

會計電算化系統主要是為財務部門設立的，設計時只考慮了財務部門的需要，由財務部門輸入會計信息，輸出時也只能由財務部門打印后報送其他機構;而會計信息化系統是企業業務處理及管理信息系統的組成部分，其大量數據從企業內外其他系統直接獲取，輸出也是依靠網絡，由企業內外的各機構、部門根據授權直接在系統中獲取。

（六）系統的層次不同

會計電算化以事務處理層為主。會計信息化包括事務處理層、信息管理層、決策支持和決策層。

/二、會計信息化建設的目的

（一）簡化流程

由于電子計算機具有強大的運算功能，網絡會計系統執行從會計憑證到財務報告全過程的信息處理，人工干預大大減少，客觀上消除了手工方式下信息處理過程的諸多環節。同時，又承擔起存貨計價、成本計算和計提折舊等繁雜的核算工作。因此，相對于手工會計而言，網絡會計的技術性及其復雜程度大幅度降低。

（二）集成信息

會計信息化集成所有數據于一個數據庫，實現實時獲取信息、實時處理信息、實時報告信息的新流程。在網絡環境下，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財務業務的協同成為可能，企業的管理信息系統將企業整個生產經營活動的每個信息采集點都納入企業信息網之中，大量的數據通過網絡從企業各個管理子系統(如生產管理系統、庫存管理系統、人事管理系統)直接采集，并通過公共接口，與有關外部系統(如銀行、稅務、經銷商等)相連接，使會計系統不再是信息的“孤島”，絕大部分的業務信息能夠實時轉化，直接生成會計信息，會計數據處理呈集成化之勢。

（三）數據共享

數出一門，共同使用，各級管理者可以實時、動態地獲取所需的信息，支持決策，會計信息數據的處理也由微觀逐步轉變為宏觀數據運作。企業集團可以利用基于信息化的網絡財務軟件對所有分支機構實現集中記賬、遠程報賬、遠程審計和集中資金調配等處理。集團企業總部可以對數據進行及時的處理和分析，使企業實現決策科學化、業務智能化，并能充分利用集團內部信息資源，實現真正的信息共享。

（四）動態反饋

在網絡環境下，各種數據實現在線輸入，電子貨幣自動劃轉，業務信息實時轉化，自動生成會計信息，省卻了手工方式下將業務資料輸入到會計賬簿的過程，使得會計核算從事后核算變為實時核算，靜態核算變為動態核算，實現財務的在線管理，財務信息搜集處理的動態化也使得財務信息的和使用實現了動態化。信息生成后將通過財務軟件實時反映到企業公共信息平臺上。

三、影響現代企業會計信息化建設的因素

（一）硬件方面

硬件技術是保障企業信息系統運行的平臺，離開了硬件技術的支持，會計信息化將無法開展。網絡技術與電子商務的發展為會計信息化建設提供了技術平臺。通過網絡，將企業的物資采購、產品銷售、貨款結算等項業務處理與電子商務密切結合，以滿足現代企業管理的需要。

（二）軟件方面

隨著會計準則的標準化，企業間會計系統的差異逐步縮小，會計軟件也逐步從單純核算型軟件向管理型、知識型軟件方向發展。管理型、知識型會計軟件除了注重本身的技術特征外，更強調技術的先進性，側重于在會計信息系統中融入先進的管理技術和管理方法，通過會計信息的先進性帶來企業管理水平的進步和經濟效益的提高，從而拉動或開拓用戶的需求。如今，軟件設計更成熟、更先進，性能更穩定，版本更新速度更快，功能擴充能力以及售后服務質量更好。

（三）人員方面

將會計、財務、營銷、管理等的先進技術和方法融入到會計信息系統后，要實現會計信息化的正常運行，充分利用會計信息化的功能，就必然對會計人員、財務人員和其他管理人員有更高的要求，需熟悉新的信息技術和方法，提高自身的業務水平，只有這樣，才能勝任自己的工作崗位。

四、結束語

當今時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引發了全球性的信息化浪潮，加快作為企業信息化核心的會計信息化的發展已經成為下一階段信息化建設的重要任務。

建設論文:運輸基礎設施建設融資政策論文

摘要：介紹了目前我國運輸基礎設施建設融資的幾個模式，分析了我國融資模式的特點，指出制定融資政策的關鍵問題是必須處理好政府投資與私人投資之間的伙伴關系。

關鍵詞：運輸基礎設施融資政策融資方式

1運輸基礎設施建設的融資需求

運輸業作為國民經濟運行的基礎產業，是維系國家社會生產和生活正常進行，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的必備條件和基礎保障，在我國目前工業化進程的快速發展階段，運輸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運輸基礎設施建設作為運輸業發展的一項重要內容，其發展程度將直接決定其他各產業發展的物質基礎、市場交易的效率和投資環境的改善。正因如此，近年來，我國以干線鐵路、高速公路、樞紐機場、國際航運中心為重點，大力推進運輸基礎設施建設。至2000年末，我國運輸線路中，鐵路營運里程6.8萬公里，公路通車里程140萬公里，內河千噸級以上航道7855公里，沿海港口萬噸以上泊位646個，民航機場129個，航線1120條，里程151萬公里，管道運輸2.5萬公里。貨運量總計135億噸，貨物周轉量總計43359億噸公里。

盡管這樣，我國交通運輸基礎設施總體規模仍然很小，按國土面積和人口數量計算的運輸網絡密度，我國僅為1344.48公里／萬平方公里和10.43公里／萬人，而美國為6869.3和253.59，德國為14680.4和65.94，印度為5403.9和21.6，巴西為1885.8和118.4。由此可見，我國運輸基礎設施建設不僅遠遠落后于歐美等經濟發達國家，就是與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相比也存在較大差距。要改變目前交通運輸基礎設施滯后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需求的狀況，必須加快建設速度，加大建設力度。而交通運輸基礎設施建設所需資金數量巨大，建設周期長，在建設中面臨資金投入需求大而實際投入不足的矛盾，這單靠我國交通運輸業的自身積累和國家投資，遠遠不能滿足國民經濟發展戰略的需要。因此，在對交通運輸的投融資政策上，必須進行改革，以增加對交通運輸基礎設施的投入水平。

實現運輸基礎設施建設的有效融資，對于集中解決目前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有效的推動我國各產業發展的投資收入無疑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同時，通過有效融資，實現運輸基礎設施的網絡化建設，也是發展基礎設施平臺，加速運輸業向現代物流業轉變的重要一環。

2運輸基礎設施建設融資政策的主要模式

在我國加入WTO的外部環境和經濟保持持續增長的內部形勢下，運輸基礎設施融資政策的轉變必須適應內部和外部的現實條件與要求。調整后的政策應建立起政府投資主體和其他投資主體并存的綜合投資體制，同時建立健全相應的投資決策機制和風險約束機制。但必須看到，在各種投資中國家投資仍是交通運輸建設投資主渠道，其他多種投融資方式則起著加大投資力度、加強管理與加大收益的作用，以適應交通運輸進一步發展的需要。

目前試行或可選擇的融資政策可分為以下幾類，應根據其各自的特點加以規范并綜合應用：

（1）政府直接投資這是傳統的政府投資建設政策，對于較為重要的基礎設施建設采用此種政策仍有一定的必要性。其主要優點是社會效益好，消費不受限制，國家的控制力度高。其問題則是普遍存在投資主體的目標模糊不清、責權不明確、激勵動力不足。同時，政府直接投資生產的品種單一、供給質量低，而且使用中缺乏維修保養，損耗較為嚴重。

（2）政府與私人共同投資對于具有明顯的外部性且投資盈利較低或風險較大的基礎設施，可以采用市場化程度較高的投資方式——政府與私人共同投資，政府起著引導私人投資的作用。比如，可以采取投資參股、無償贈款、提供優惠借款、提供借款擔保、無償或低價提供土地和減免稅收等方式。日本在1987年由地方政府和私人團體共同投資的公共企業中，運輸和道路投資企業126家。在我國現有的相關政策法規中，對這一方式也有較為詳細的規定，但尚缺乏明確的法制保障。對私人及外國投資者而言，其利益的保護和投資環境的安全性是進行投資決策著重考慮的方面。現有的交通運輸法規尚未包括這些內容，今后應根據交通投融資體制改革的需要完善相應法規，以大力推動這種融資方式的開展。

（3）政府管制下的私人投資對于單位投資額不大的基礎設施，如公共汽車、電車、纜車、渡輪等，可以由政府授予企業特許投資權，然后對其價格、數量、利潤等方面進行一定的管制；通過特許方式限制一些行業的經營者數目；通過規定利潤標準來控制企業的盈利水平。這樣可以在政府的管制或引導下形成具有競爭性的投資準市場，投資者自擔投資風險。這種形式的特點是：具有提高投資效率的內在動力和競爭的外在壓力，政府可在一定程度上減輕財政負擔，擴大了消費者的選擇范圍。

（4）在政府允許的條件和范圍內，由私人投資這種投資方式僅限于不存在直接收費困難而且具有競爭性的基礎設施。因為此類設施便于私人投資，所以政府可以不予直接投資或進行經濟資助，收費標準由市場供求關系和競爭情況調節，私人投資受市場調節。比如采用BOT方式發展公路、電站及地鐵等。

總之，交通運輸業資本的來源要從單渠道轉變為多渠道，既可來自國家投資又可來自資本市場；既來源于政府又來源于民間；既來源于國內，又來源于國外，各種有效的新的融資方式都可以用于交通運輸基礎設施的建設。

3融資政策中所要解決的關鍵性問題

積極開放運輸基礎設施建設市場，吸引各種投資進行開發建設，可以緩解經濟發展中資金不足的問題。但是融資政策的制定，如不能很好解決政府投資與各類私人投資之間的關系問題，也會產生很多新的問題。融資政策中所要解決的關鍵性問題就是在民營、私營化趨勢日益風行全球的形勢下，處理好公私雙方之間的伙伴關系，以求既能在融投資和經營管理方面充分發揮私方的積極性，又能使公方在權力下放的同時繼續依法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這要求融資政策的制定一定要明確政府的職能責任及其同私方的伙伴關系，非如此不能調動私方投資的積極性。就政府而言，要提供高效而透明的法律環境，使私方得以建立一個高效率、低成本的營運系統。融資政策的制定要能監督公私伙伴關系的運作，又不干預其商業性質的事務。并成為鼓勵公開競爭、處理公私關系的一個公平準則，提高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和服務水平。

在融資方式上，需要制定一個健全而明確的法律框架，規定怎樣組織和建立公私合營的伙伴關系。這可以增加合作關系的性、公開性和透明度，成為吸引國際參與和引進長期投資的前提條件。如國外常用BOT（Build－Operate－Transfer）開發模式，它是由政府特許投資者在一定的時期內擁有和經營一些基礎設施項目，償還債務并收取一定的資金回報收益；特許期滿后，項目無償地轉移給政府；政府保持對公共物品的終極所有權，并最終能夠獲得正常運行的資本設施的經營權。BOT方式可以在有效地吸收各種投資（大部分是外資）情況下，減少政府主權債務，并借鑒和利用私營機構高效的經營管理方法。我國目前也已開始采用這一方式，而在實行“建設—經營—移交”的規劃以前，應在租讓法規中明確規定這個過程的各項原則與各有關方的責任，并且還要有更為詳盡的、操作性很強的、成套的規章制度，以保障其成功。又如ABS（asset－backetsecuritization即以資產為支持的證券化）方式，它以項目所屬的資產為基礎，以該項目資產所能帶來的預期收益為保障，通過在資本市場發行證券來募集資金。ABS方式是近十幾年來世界金融領域最重大的創新之一，從國際經驗和我國的實踐看，交通基礎設施很適合該融資方式，但我國目前尚未有專門的制度予以規范。由于這些制約因素的存在，所以在實際操作中會產生一定的問題。

因而，對于這些先進的融資方式，需要進一步按照我國現有的實際情況進行合理的規范與實施，完善我國的交通運輸政策與法規，以推動我國運輸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各產業的迅速發展。

建設論文:鄧小平西部建設思想與西部大開發論文

鄧小平同志于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曾在西南地區擔任過黨政軍領導工作，他對“西部建設”問題曾作過許多講話和指示，并形成了別具特色的“西部建設”思想。在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今天，我們學習和研究鄧小平同志的這一思想具有重要指導意義。現就鄧小平“西部建設”思想泛論如下：

一、關于“西部建設”的重要意義

關于加強“西部建設”的意義，鄧小平同志更加強調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意義，這一思想對于我們今天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尤為引起足夠的重視。

我們知道，我國西部地區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大多地處祖國邊陲，因此搞好西部地區的建設不僅僅是個經濟問題，同時也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從經濟上看，現在不開步走也不行了，比如西康，這方面也出了一系列的問題。首先是糧食問題……再如市場問題，貿易問題，金融問題等，這些經濟問題也遇到了，如果不解決，就會動搖政治的基礎。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不把經濟搞好，那個自治就是空的。少數民族是想在區域自治里面得到些好處，一系列的經濟問題不解決，就會出亂子。對西藏問題就確定了兩條，及時是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第二是進軍西藏‘不吃地方’。這兩條搞好了，才能解決西藏問題，才能團結起來鞏固國防。這兩條對所有少數民族地區都是適用的。政治要以經濟做基礎，基礎不堅固還行嗎？”（注：《鄧小平文選》及時卷，167頁。）鄧小平同志的這一思想包括三層意思：

（一）搞好“西部建設”是民族團結的需要。

本文一開始就講到，西部地區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區域，而且經濟文化都比較落后，“比如貴州的少數民族，大多住在山上，如果我們能夠給他們解決吃鹽的問題，那就一定能夠得到他們的擁護。又如西康現在還不通汽車，怎樣在經濟上同內地溝通，從內地進什么貨，他們的東西怎么運出來，價格如何，怎樣使他們有利可得，這些都要妥善處置。”（注：《鄧小平文選》及時卷，167頁。）目前這些地區的經濟雖然有了很大的發展，但與內地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如果我們不盡快地縮小西部地區與內地的差距，不能進一步改善和提高少數民族地區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們對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乃至社會主義制度的信念就有可能發生動搖，就容易產生民族糾紛，甚至出亂子，從而影響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反之，如果我們把西部地區建設好了，就會使少數民族人民感受到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進而更加堅信共產黨的領導，更加熱愛社會主義制度，進一步增強民族大團結。所以鄧小平同志說：“解決西南最復雜的又是最重大的問題——民族團結問題，至少可以打下一個很好的基礎”。（注：《鄧小平文選》及時卷，171頁。）

（二）搞好“西部建設”是鞏固國防的需要。

西南、西北地區歷來是祖國的重要門戶，鞏固和加強西部國防力量對于保障國家安全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然而，國防的鞏固和加強是以經濟的發展和強大為基礎的。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政治要以經濟做基礎，基礎不緊固還行嗎？”（注：《鄧小平文選》及時卷，167頁。）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了，民族團結加強了，“銅墻鐵壁”也就筑成了，必然會增強抵御外來入侵顛履的能力。除此之外，經濟實力增強了就可以適當增加一些軍費開支，用來改善軍隊的武器裝備，加強國防設施，提高軍隊文化素質，進而提高部隊的現代化水平和戰斗力，使國防力量得到鞏固和加強，這的確是一個“大戰略”。

（三）搞好“西部建設”是繁榮和發展少數民族文化的需要。

鄧小平同志把文化建設作為加強“西部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他明確指出：“在文化方面，也有許多工作要做。要盡快提高少數民族的文化水平。”（注：《鄧小平文選》及時卷，168頁。）“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同理，沒有文化的人民是愚蠢的人民，而愚蠢的人民是不能為國家和人類作出較大貢獻的。文化建設與經濟建設相輔相成；經濟建設是文化建設的基礎，而文化建設反作用于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和經濟建設是社會發展的兩個輪子，二者缺一不可。因此“西部建設”必須做到文化建設與經濟建設并重、并舉。所以鄧小平同志明確指出：“應在少數民族地區舉辦一些教育事業，動員一些人到那里去辦學校。”“辦學校最困難的是沒有教員。我們不是沒有經費，不是其他問題，就是沒有教師。”“西南人才缺乏，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迅速創辦民族學院，吸收一些青年進民族學院深造。”（注：本文所有引語均出自《鄧小平文選》及時卷。第168頁。）“百年大計，教育為本”，西部地區的文化建設必須堅持教育先行。教育事業發展了，必然推動少數民族地區的各項文化事業諸如體育、衛生和文學藝術等事業的繁榮和發展，進而使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得到加強。

二、關于“西部建設”的戰略思想

如何開發和建設西部地區，這在全局上必須要有一個總體的戰略思想。鄧小平同志關于“西部建設”的戰略思想主要強調三條根本的方針和原則：

（一）以發展貿易為中心的方針。

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很重要的一環是貿易，經濟工作應當以貿易工作為中心。要幫助少數民族把自己的貿易活動組織起來，這不是我們能夠包辦的。貿易中要免除層層中間剝削，使他們少吃虧。這樣經濟就活了，他們的生活也就會好起來。目前的關鍵就是首先要使他們在貿易中獲得利益，然后在這樣的基礎上，幫助他們逐步地從農、工、牧、商等方面發展。”（注：本文所有引語均出自《鄧小平文選》及時卷。第168頁。）

貿易是眼前之“水”，最能解“近渴”。西部地區的產品和特產一旦在本地或內地市場得到銷售，人民手里就有了錢，政府財政也增加了收入，人民的生活就會好起來。更為重要的是有了錢可以購買生產工具、改善生產和勞動環境，改進農牧設施，從而拉動農業、牧業和商業的發展，“這樣經濟就活了”。

（二）“骨頭”與“肉”均衡發展的方針。

所謂“骨頭”，一般指工業、交通建設項目，“肉”一般指配合生產和適應職工生活需要的各種設施，如科研、文教、衛生、商業服務網點、職工住宅和城市公用事業等。一般說來，在大規模的建設項目實施過程中，很容易出現重“骨頭”輕“肉”的現象。因此鄧小平同志指出：“在‘骨頭’和‘肉’的關系問題中，對解決‘肉’的問題也是求新求大。過去我們在城市規劃中對‘肉’重視不夠，應該辦商店、理發館等服務性行業，沒有注意辦，這是事實。現在這個問題必須解決，不解決不妥當，這是一個制度問題。……在中央來說，是對于‘肉’的問題注意得不夠，恐怕在地方來說，對于錢用得不適當的問題應該引起注意。”（注：《鄧小平文選》及時卷，266至267頁。）鄧小平同志在批評從中央到地方不重視“肉”的問題之后，又用他所見到的實際情況來說明怎樣重視和解決好“肉”的問題：“在蘭州我看到很多簡易的東西，戲院還可以放電影，座位也不錯，這樣的戲院蓋起來只花十幾萬，有的花錢更少就解決問題。事實上，那些大的漂亮的少蓋一個，就可以蓋很多小的簡單的，分布也會更勻稱一些。我們國家大，搞一點富麗堂皇的東西，以表示我們的新氣象，我不反對，但是不應該搞得太多，現在已經感到搞多了，今后無論如何不要再搞了。我們如果本著這樣的精神，今后搞一些簡陋的東西，‘肉’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可以把錢用到最急需的方面去，如修下水道等。西安的城隍廟，有很多簡易的商店，工業區為什么不多搞幾個城隍廟呢？現在不是說交通困難嗎，如果我們的城市建設布局適當，在人多的地方多建一些簡易的商店、理發館等，交通就不會那么緊張了。有群眾的地方就要修學校，少建設一些大型的校舍，就可以多建一些簡易的學校。總之，這些都是關系到城市規劃的指導思想問題，也是處理‘骨頭’和‘肉’的關系的指導思想問題。”（注：《鄧小平文選》及時卷，267頁。）這些指導思想，鄧小平同志把它概括為兩條：“一、面對國家的現實。我們不要脫離國家的現實。……我們要面對國家的現實，在建設當中考慮經濟、實用、美觀。這個問題總理在1953年就講過。有些同志講美，美當然是好的，大家都是愿意美的，但是應該在經濟實用的條件下，在可能的情況下照顧美觀，實在不大美也就算了，等到將來富裕了再來講美，今天主要講經濟講實用。二、面對群眾的需要。我們考慮問題常常忽略了群眾的需要。……我們的建設工作應該面對群眾，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修建學校如此，修建文化娛樂場所如此，解決‘骨頭’和‘肉’的關系問題也是如此。”（注：《鄧小平文選》及時卷，268頁。）“總之，我們搞建設，不要脫離實際，不要脫離群眾的實際生活水平。”（注：本文所有引語均出自《鄧小平文選》及時卷。第268至269頁。）鄧小平同志的這些有血有肉的思想和言語距今雖然近半個世紀，但讀來仍然使人感到十分親切、實際，離我們很近，就像他今天在中央的什么會議上針對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講話。我們國家目前仍然不很富裕，因此建設的重點還是要在“肉”上多動些腦筋，不能總是把眼睛盯在“骨頭”上，一陣風似的“大上”。所以，處理好“骨頭”和“肉”的關系問題依然是我們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重要的指導思想。

（三）勤儉建國的方針。

勤儉建國的方針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貫指導思想，特別是在建國初期，更需要貫徹和執行勤儉建國的方針。鄧小平同志曾多次指出：“要把這么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先進的工業國家，需要長期的刻苦的努力。這就是說，需要勤儉建國的本領。因為你窮嘛！如果在貧窮的基礎上不懂得勤儉建國，這個國家是建不好的。……從過去幾年的建設來看，證明我們的知識很少，還沒有學會勤儉建國的本領。”（注：《鄧小平文選》及時卷，262至263頁。）致使我們的建設工作出現了不少浪費現象，其中包括原材料、國家資金和人力資源的浪費，特別是由于“貪新貪大”所造成的浪費更為嚴重，因此鄧小平同志批評說：“對建設總是貪新貪大，這種脫離實際的形式主義的思想使我們吃了虧。”“我們有些企業規模很大，占地很多，每一個工廠，都有一個大的廠前區，一個辦公大樓，沒有這些是否可以呢？是否簡陋一點也能指揮生產呢？很多錢是花得不適當的”。（注：《鄧小平文選》及時卷，265頁。）

至于為什么會出現這些浪費現象和不良作風，鄧小平同志認為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因為缺少建設的知識和經驗，必然要交很高的“學費”，因此鄧小平同志提出要向外國學習先進技術、先進管理經驗，“要學習世界上一切先進的經驗，世界各國，包括美國在內，有先進的東西我們也要學。”“我們既要接受成功的經驗，也要接受犯錯誤的教訓；既要善于學習國際的經驗，也要善于學習自己的經驗。”（注：本文所有引語均出自《鄧小平文選》及時卷。第265頁。）有了先進的技術和經驗，就能做到“少交學費”，“花很少的錢辦更多的事，”這是勤儉建國的真本事。

二是因為官僚主義嚴重，必然產生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形式主義、講排場、擺闊氣，從而造成嚴重浪費，因此鄧小平同志嚴肅指出：“革命當中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會使我們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在建設中如果犯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也會使我們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會使我們不能達到勤儉建國的目的，會使我們不能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來搞好建設。”（注：《鄧小平文選》及時卷，264頁。）只有克服了官僚主義，才能做到面對我國現實、面對群眾需要，不講“氣魄”講“實用”，真正實現勤儉建國之目的。

三是因為頭腦發熱不冷靜，因此鄧小平同志提醒大家：“大企業，首先是中央企業，需要注意的是不要腦子發勢，一腦袋的貪新貪大，追求堂而皇之的形式，脫離中國的實際。”（注：《鄧小平文選》及時卷，266頁。）

四是因為沒有堅持節約的原則，因此鄧小平同志說：“要提倡因陋就簡，經濟節約，艱苦奮斗。我看真正講節約的應當是社會主義。我在蘭州見到一個工廠，設備極簡陋，廠長的辦公室很樸素，一切都很簡單，但是生產出來的產品并不差。當然我并不是說所有的企業都要這樣辦，但是用這樣的精神辦企業，是值得學習的。”（注：《鄧小平文選》及時卷，266頁。）節約是勤儉建國的基本原則，沒有節約，艱苦奮斗、艱苦創業就會變成空洞的口號。因此鄧小平同志把節約的原則看成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一個重要特征。

三、關于“西部建設”的領導方法

鄧小平同志指出：“過去的革命問題解決得好不好，關鍵在于黨的領導，現在的建設問題解決的好不好，關鍵也在于黨的領導。”（注：《鄧小平文選》及時卷，264頁。）關于黨的領導，鄧小平同志強調主要做好四個方面的工作：

（一）做好出動前的準備工作。

同志有一句名言，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實施一項偉大的戰略行動，沒有思想上、組織上和政策上的充分準備，就不能使運作深入、扎實、有序、有效地進行。鄧小平同志認為，“關于出動前的準備。應包括思想、組織、政策、軍事和經濟等方面的準備。我們南進時就是缺乏準備，所以吃了很大的虧。”（注：《鄧小平文選》及時卷，124頁。）思想上的準備是為了提高人們的信心和土氣；組織上的準備是為了保障運作的正常進行；政策上的準備是為了各項工作的正確實施；經濟上、物質上的準備是建設工作的根本保障。

（二）實行“統一領導”的原則。

統一領導是克服官僚主義現象的重要原則和制度。尤其是對于一項帶有戰略性的工作，實行統一領導尤為關鍵。因此鄧小平同志強調：“頭緒很多，沒有主要負責的機關，也沒有指定主要負責的人，往往一件事情很長時間不能解決。這種官僚主義，就是由于沒有統一領導，沒有專人負責而來的。以后凡是涉及幾個部長的事情，必須召集在一塊，商定方針步驟，一致執行；重大一點的問題必須組織一個專門小組或委員會，指定主要負責的人員，以專責守。經驗證明，這種方法是好的。”（注：《鄧小平文選》及時卷，182至183頁。）

在建國初期，由于我們堅持了統一領導的原則，所以使西南地區的建設工作得到了順利的進行，取得了重大勝利。在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中，統一領導的原則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

（三）創造典型，積累經驗的領導方法。

利用典型的示范作用推動工作這是我們黨指導各項工作的基本方法。在“西部建設”時期，鄧小平同志曾多次講過“創造典型，積累經驗”的方法，諸如“立即著手調查研究，創造典型，積累經驗，”（注：《鄧小平文選》及時卷，166頁。）“進行典型試驗，積累經驗，指導其它。”（注：《鄧小平文選》及時卷，177頁。）“集中力量，創造典型，積累經驗，然后普及的領導方法，用之于城市各項工作中，都是靈驗的。”（注：《鄧小平文選》及時卷，183頁。）在探索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鄧小平同志尤為重視“創造典型，積累經驗”的領導方法，承包制的推廣、經濟特區的擴大等，都是“創造典型，積累經驗，然后普及”的結果。對于西部大開發這樣一項偉大的建設工程，也離不開這種領導方法。“我們同志在新的工作中往往忘記了這個工作方法，以致走了許多彎路，應引起注意。”（注：《鄧小平文選》及時卷，183頁。）

（四）把做好少數民族的團結工作放在戰略的地位。

鄧小平同志在“西部建設”時期十分重視少數民族的團結的工作，將其視為“最重大的問題。”他認為：“少數民族問題，在西南來說是很重要的。我們中國的少數民族最多的地區，一個是西北，一個是西南。恐怕西南比西北還多，而且情況也比較復雜。西南的國境線從西藏到云南、廣西，有幾千公里，在這么長的邊境上，居住的絕大多數是少數民族。少數民族解決得不好，國防問題就不可能解決好。因此從西南的情況來說，單就國防問題考慮，也應該把少數民族工作擺在很高的位置。”（注：《鄧小平文選》及時卷，161頁。）因此他強調：“政治的也好，經濟的也好，文化的也好，現在都要開始去做。所有這一切工作，都要掌握一個原則，就是要同少數民族商量。他們贊成就做，贊成一部分就做一部分，贊成大部分就做大部分，全部贊成就全部做。”（注：《鄧小平文選》及時卷，168頁。）另外還有尊重少數民族的信仰和風俗習慣等問題，都必須妥善處理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更應如此，這樣才能保障各項建設工作在一個穩定和諧的環境中進行。

建設論文:鄧小平民主監督制度建設思想論文

民主監督制度屬于國家政治制度重要組成部分。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我們要實現建設高度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目標，必須加強民主監督制度建設。認真研究與學習鄧小平關于民主監督制度建設的思想，對完善我國民主監督制度，推動民主政治建設，特別是加強對各級領導干部的監督，有著極其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必須要有監督和制約機制

新中國成立不久，鄧小平就多次闡述監督制度建設對于加強黨的領導的重要意義。在黨的八大上《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他明確指出：“從各方面加強黨的領導作用，并且從國家制度和黨的制度上作出適當的規定，以便對于黨的組織和黨員實行嚴格的監督。”[1](P215)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根據新時期的特點，他強調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要發展，在政治上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這是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能否成功的關鍵。但在堅持黨的領導的同時，黨和國家機關必須也要有監督和制約，這是黨的領導正確性的必要保障，也是總結我們黨和國家歷史教訓得出的正確結論。

及時，執政黨的地位和特點決定了黨和國家機關必須要有監督和制約機制。鄧小平指出，“在中國來說，誰有資格犯大錯誤？就是中國共產黨。犯了錯誤影響也較大。因此，我們黨應該特別警惕。憲法上規定了黨的領導，黨要領導得好，就要不斷地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就要受監督”。[2](P270)加強監督，對于杜絕與克服大的錯誤的發生，使黨經受住執政的考驗，具有根本性的意義。我們知道，黨在沒有取得政權之前，處在武裝斗爭和白色恐怖的環境之中，隨時面臨生與死的考驗。這種嚴酷的現實，本身就是對黨員的最嚴厲的監督。執政以后，黨的地位和環境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許多黨員擔任了一定的領導職務，掌握了一定的權力，這時“可以有兩種態度，一種是做官，一種是當人民的勤務員。”[3](P304)如果不加強監督，廣大干部就會由“公仆”變成“主人”，就會使黨脫離群眾。在現實生活中確有一些干部，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權，特殊化，引起群眾的強烈不滿，損害黨的威信，也危害了黨的事業。所以，鄧小平告誡全黨，要注意執政黨的特點，更加注意堅持黨的優良傳統。這樣，就可以避免沾染官氣、脫離群眾、脫離實際。

第二，要防止和杜絕權力的濫用，必須要加強監督機制建設。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證明，凡是不受制約的權力，必定被濫用；權力被濫用，必定導致政治腐敗和專橫。在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權力變質和權力腐敗的可能性。資產階級、封建階級的舊思想、舊習慣仍會在我們今天的社會中長期存在并影響著黨的各級干部，權力行使者在利己主義的驅使下，仍然可能濫用權力。我國憲法規定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是國家權力的所有者，但是我國尚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只能將權力交給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去行使。這就造成權力所有者和權力行使者的相對分離。權力行使者如能按照人民的意志行使權力，或者權力所有者能夠控制權力行使者，限制其權力濫用，那么權力就成為人民謀利益的工具，推動社會進步。相反，如果權力行使者脫離權力所有者的監督、制約，那么，人民給予的權力就會成為少數人謀取私利的工具，國家機關及其公務人員就有可能從社會公仆變為社會的主人。正如鄧小平指出的，“不要以為有了權就好辦事，有了權就可以為所欲為，那樣就非弄壞事情不可。”[3](P304-305)事實上，權力的消極腐化現象正在滋長和蔓延，不少地方和單位，都有家長式的人物，他們的權力不受限制，別人都要唯命是從，甚至形成對他們的人身依附關系。有的一些黨員干部拿著手中的權力侵占群眾利益，搞生活特殊化，有的濫用權力，以權謀私，貪贓枉法。因此，要建立完備的監督制度，以便對權力進行的制約、管理，對權力行使者實施有效的監督，使其真正地為人民行使權力。

第三，為了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必須要加強監督制約機制建設。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促進了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但在這種新形勢下滋生并蔓延開來的各種腐敗現象使我們黨和國家面臨著一場嚴峻的考驗。在新舊體制轉型的過程中，各級領導干部中出現的貪污、賄賂等經濟犯罪案件，涉及的人數之多，范圍之廣也是前所未有的；各種行業不正之風屢禁不止；整個社會拜金主義也日益猖獗。這種嚴重的權力腐敗和社會腐敗現象給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和社會進步帶來了極大的危害，不僅嚴重敗壞了黨和政府的聲譽，也阻礙和破壞了改革進程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鄧小平曾在1982年就指出，我們自從實行對外開放和對內搞經濟兩個方面的政策以來，不過一兩年時間，就有相當多的干部被腐蝕了。這股風來得很猛。如果我們黨不嚴重注意，不堅決剎住這股風，那么，我們的黨和國家確實要發生會不會“改變面貌”的問題。1989年6月，他又嚴肅地告誡全黨，要“實現我們的戰略目標，不懲治腐敗，特別是黨內的高層的腐敗現象，確實有失敗的危險。”[6](P313)產生這種腐敗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固然與封建特權思想和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影響有關，但更為主要的原因是在體制轉型的時期，相應的法規和制度包括監督制度不健全、不完善。傳統的計劃經濟是由行政權力來驅動的，行政權力無所不在，無所不能。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由于計劃機制和市場機制雙軌并存，使得某些行政權力有可能變為一種可以帶來收入的東西，它誘使一些人鋌而走險，以權謀私，大搞權錢交易。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必須建立健全各種完備的權力制約機制。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對懲治腐敗問題先后制定了很多規定和法律，但一些腐敗分子如陳希同、成克杰、胡長青之流仍置若罔聞，更加猖獗。問題就在于這些人手中的權力沒有受到應有的制約，我們初步建立的相關權力制約機制也未能發揮應有的效能。因此，只有在加快政治體制改革、健全權力制約機制上下功夫，通過強化并完善對各級黨政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的政治監督、法律監督，通過廣泛的群眾監督、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監督，以及輿論監督，才能有效地防止腐敗現象的發生。

二、黨內民主監督是最直接的監督

早在50年代中期，鄧小平就明確提出，所謂監督來自三個方面。及時是黨的監督，第二是群眾監督，第三是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監督。后來又多次強調要拓寬監督渠道，加強各方面的監督，并認為，對于共產黨員來說，黨的監督是最直接的，也是最重要的。因為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一方面，黨內民主監督是黨自身存在和發展的內在動力，是黨自我約束、自我完善的基本途徑，是保持黨的肌體健康發展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建立、發展完善黨內民主監督機制，是黨依靠自身的力量，對黨員、黨的干部、黨組織的各種權力加以制約，以保障黨員、黨的組織、尤其是黨的領導干部按照黨章和黨的其他規章制度辦事，維護黨的先進性、純潔性，保障黨的政治領導有效實現。為此，鄧小平把黨內民主監督放到極其突出的地位來對待，并認為要利用黨內明確的隸屬關系，運用直接的組織手段實施監督。

鄧小平不僅闡述黨內民主監督的直接性和重要性，而且認為最重要的應通過健全黨內的民主集中制和民主生活制度化，對黨員、黨員領導干部開展最直接的監督。監督的辦法是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主要方式之一是黨組織的監督。包括上下級黨組織之間的監督，同級黨組織之間的監督和黨組織對黨員的監督。作為黨組織特別是上級組織要監督下級組織和黨員是否執行貫徹上級組織的決定，下級組織和黨員有責任也有權力對上級組織包括黨的領導機關的活動加以監督。但這種監督不能等量齊觀、不分主次，監督的重點是上級組織及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因為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權力大、責任重，如果發生失誤，后果更為嚴重。同時，下級組織對上級組織及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的監督，能較好地體現民主精神，有利于保障下級組織和廣大黨員群眾的民主權利。其二，黨組織生活會的監督。建國初期，鄧小平就指出，嚴格黨的支部生活極端重要，沒有支部生活就沒有戰斗力。后來他又說，對于干部的監督，“首先是黨的生活的監督，黨員干部要過黨的生活……這不只是個人的修養問題，也是一種監督，是黨的生活的一種形式……至于一般黨員、干部，人人都應該經常過支部生活，過小組生活，接受黨的監督。”[5](P330-331)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更應該“參加黨的小組生活。盡管黨委本身有黨的生活，可以起到互相監督、互相勉勵的作用，但是，黨委要很好注意高級干部參加黨小組生活的問題”，[6](P83)并要以普通黨員的身份，按時參加所在的黨支部、黨小組的生活會，匯報思想情況，嚴肅認真地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自覺接受支部、小組內黨員的監督。其三，黨委會內部的監督。鄧小平認為，對于黨的各級領導人，都應該有監督。“最重要的監督是來自黨委會本身，或者書記處本身，或者常委會本身。……在黨委會里面，應該有那么一段時間交交心，真正造成一個好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空氣。同等水平、共同工作的同志在一起交心，這個監督作用可能更好一些。”“我們要重視黨委會內部的互相監督作用這個問題。”[3](P309-310)此外，鄧小平認為黨的紀律監督，黨風監督，組織部門對干部實行鑒定制度的監督，也都是黨內民主監督的重要形式。

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在鄧小平的主持下，黨中央頒布了一系列黨規黨法，如1980年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頒發的《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其后不久又頒布了《關于高級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規定》，1987年中紀委發出的《關于對黨員干部加強黨內紀律監督的若干規定（試行）》等，不僅為黨員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的相關權利義務和行為作出規范，而且為黨內民主監督的正常開展提供了制度上的根據。應該說，這些年來在黨的相關制度的約束規范下，黨內民主監督的成效是顯著的，促進和保障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推動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事業的健康發展。

然而，現行黨內民主監督機制還存在著一些薄弱環節，未能充分發揮其應有作用。一是黨內已有的監督法規往往得不到有效貫徹執行，有些黨員甚至黨員領導干部有章不循，有法不依，這就使黨內民主監督在某種程度上存在有主觀性、隨意性。二是黨內民主監督的層次單一，即黨內自上而下監督好辦，自下而上的監督難辦。三是黨內民主監督制度不完善，黨員行使民主權利常常流于形式。依照黨章，黨員有權對黨組織的工作提出建議或意見，批評黨的任何組織和黨員。但在實際生活中，由于缺乏切實的途徑和保障，黨員的這些權利往往只停留在黨章條文上。為加強和完善黨內民主監督，確保黨的各級組織和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遵守黨紀、政紀、法紀，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必須強化黨員的民主監督意識，增強民主監督責任感，規范民主監督程序，提高依章監督的自覺性；拓寬自下而上的民主監督渠道及制度保障，如檢舉、揭發、申訴、控告、上訪制度等，保障自下而上監督的運轉正常和有效；增強黨務活動的透明度，并建立黨內黨員民主罷免制，罷免可通過黨員對領導者的民意測驗、信任表決或通過黨代表在代表大會上行使罷免權等方式進行，從而使黨內民主監督真正具有約束力。

三、最重要的要有專門的機構依法進行鐵面無私的監督檢查

無論是從現代國家政權組織機構設置的趨勢來看，還是從實際工作的需要和效果著眼，專門的監督機構在國家政權的監督機制中，都具有無法取代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有了專門機構就可以根據法律和制度對黨和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進行經常地、主動地監督檢查，及時發現和查處違法違紀行為，使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遙法外；另一方面，專門的監督機構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不受監督對象的干擾，可以利用職位權力，調動人力、物力、財力，采取各種手段開展監督活動。所以，以專門的監督機構依照國家法律及相關規定對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進行鐵面無私的監督檢查，是監督機制制度化的最直接體現，也是鄧小平監督思想的主要內容之一。

新中國建立不久，鄧小平就明確要求“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和政府的監察委員會要建立和加強起來”，認為“這是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監督黨員遵紀守法的重要武器”。[7](P160)1956年，他在黨的八大上著重指出，必須加強黨的和國家的監察工作，及時發現和糾正各種官僚主義現象，對于違法亂紀和其他嚴重地損害群眾利益的分子，及時地給以應得的處分。粉碎“”，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針對十年動亂時期黨內監督機關和監督工作遇到破壞，國家行政監督機構被撤銷的沉痛教訓，鄧小平嚴肅而又及時地提出必須“要有專門的機構進行鐵面無私的監督檢查”[8](P332)，要強化監督機關的職能，充分發揮專門監督機構的監督作用。

加強監督機構的組織建設，是發揮專門機構監督作用的重要基礎和首要條件。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根據鄧小平的倡議，重新恢復了中央和地方黨的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并規定每個支部都必須設紀檢委員，形成了黨內監督的專門系統。鑒于在改革過程中，有的國家行政機關以及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違反政策和法律法規，違反政紀，1986年第六屆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決定恢復國家行政監察體制，1987年，國家監察部正式組建，隨后縣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設立了行政監察機構。從此，我國行政監察機構的專門監督又走上了正軌。與此同時，人民檢察機關的力量也相應地得到加強，各級檢察機關均設立了法紀檢察廳，有的還成立了專門的法紀檢察機構。這樣，在反對特殊化、懲治腐敗，維護為政清廉的過程中，黨的各級紀委、行政監察機關和人民檢察機關三管齊下，構成了我國專門監督機構的組織體系，在監督實踐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加強監督機構的領導體制和制度化建設，也是充分發揮專門機構監督作用的重要條件和必要保障。新中國建立初期，黨內建立的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屬于同級黨委的一個工作部門，直接在各級黨委的領導下工作，黨的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是業務指導關系。這種體制在工作中暴露出了一些諸如職權受限、不能檢查和處理同級黨委委員的問題，缺乏與黨內外群眾公開的直接聯系。因此，1955年黨的全國代表會議通過了成立黨的監察委員會的決議，把紀委改為監察委員會，擴大了職權，領導體制也由原來的直屬同級黨委改為實行垂直領導，即實行上下級領導關系。鄧小平在黨的八大上給予充分肯定，并提出在上下級關系上，上級監察委員會有權檢查下級監察委員會的工作，有權審查、批評和改變下級監察委員會對案件所作的決定。這是對黨的紀檢領導體制的調整，也是更有利于黨的紀檢機構監督作用的發揮。1982年黨的十二大通過的黨章和1992年黨的十四大通過的新黨章，不僅重新恢復被否定16年之久的各級黨的紀委由同級黨的代表大會選舉，各級紀檢接受“雙重領導”等規定，而且對其領導方式作了說明，并進一步擴大各級紀委的權限。在各級行政監察機關和人民檢察機關，也實行“雙重領導”體制，在行政監察和司法監督制度建設方面也有較大進展，先后頒布的一系列法規條例，如1990年12月，國務院頒布的《行政監察條例》，1997年5月，八屆全國人大第25次常務委員會審議通過了《行政監察法》等等，這都為對黨和國家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的監督，追究一切行政人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的失職、瀆職和其他違法違紀行為進行處罰提供了依據和保障。

強化監督機構的性和確保其相對獨立性，是發揮專門機構更大作用的必然要求和迫切需要。改革開放以來，在鄧小平關于專門機構監督檢查的精神指導下，監督機構在抑制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的消極因素，特別是在懲治黨和國家機關中的各種腐敗現象以及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中的違法亂紀行為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然而，我們也必須看到，監督機構的功能仍然發揮較弱，還不足以預防、糾正重大失誤，消除各種腐敗現象，包括它在實際工作中缺乏知情權，在處理問題上缺乏批評權。其主要原因是監督機構獨立性不夠，監督者的權力往往小于被監督者，從而出現被監督者領導監督者、監督者依附于被監督者的狀況。這樣，作為監督主體的監督機構，其監督的性及有效性大打折扣，也就難以對重要權力進行切實有效的監督與制約。要充分發揮專門監督機構的作用，一要加大紀檢監察部門的權力。黨章和憲法法律賦予紀檢監察機構的權力和任何人不得借口干擾“截流”。適當的時候，可將黨內的紀檢監督機構與同級黨委互不隸屬，即均由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同時對代表大會負責并報告工作，受其監督。二要適當擴大監督制約的范圍和權限，賦予監督機構對同級黨委、政府重大決策的知情權、參與權、建議權、批評權，對領導干部任免的提議權、考核權、彈劾權和質詢權。三要擴大并保障監督機構執法、執紀過程的相對獨立性，切實落實有關法規賦予的對違法違紀線索的調查核實權、立案權和處分權，使監督機構的監督作用真正得到發揮。

四、要有群眾監督制度

鄧小平一貫強調建立強大的自下而上的群眾監督體系。早在1956年，他就明確指出，我們需要實行黨的內部的監督，也需要來自人民群眾和黨外人士對于我們黨的組織和黨員的監督。1957年，他在西安干部工作會上的講話中把群眾監督作為我們黨和國家實行監督的主要渠道之一，并認為有群眾監督比沒有群眾監督要好，會謹慎一些，可以把群眾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強調要擴大群眾對黨的監督，對黨員的監督。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重點強調了“要有群眾監督制度”的新思路。1980年，他總結國際國內的歷史經驗，特別是十年動亂的慘痛教訓，明確提出：“要有群眾監督制度，讓群眾和黨員監督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凡是搞特權、特殊化，經過批評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權依法進行檢舉、控告、彈劾、撤換、罷免，要求他們在經濟上退賠，并使他們受到法律、紀律處分。”[8](P332)鄧小平關于“要有群眾監督制度”的思想，不僅是強調群眾監督是各種監督的基礎，更重要的是在于要求加強群眾監督的制度建設，使人民群眾能夠依循制度化的渠道提出意見，按照法律的規定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力。建立和健全群眾監督制度，確立群眾監督原則非常重要，既可以使群眾監督有法可依，而不靠大轟大嗡的政治運動，也能確保群眾自身的利益和安全，使群眾監督持久有序地進行。

為此，鄧小平認為首要一條是要制定相關監督條例、原則，以便于群眾大膽地監督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他多次指出，對各級干部的職權范圍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種條例，這既可以約束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行為，也可以保障廣大群眾依照一定的準則規范進行監督。正是在這一思想指導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先后制定了一些相關準則、規定，為人民群眾的監督提供了重要依據。黨的十三屆六中全會作出的《關于加強黨和人民群眾聯系的決定》，要求對群眾監督及反映的問題，要認真研究，正確處理，嚴禁壓置不理，互相推諉。另外，中央還先后制定了有關如何接受人民群眾監督及帶有可供操作性的規定、條例。如國務院頒布的“信訪條例”，一些部門行業監督條例，為廣大群眾對違法違紀失職的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提出申訴、控告或檢舉提供了重要依據。

其次，擴大人民的民主權利，使人民通過行使知情權、選舉權、參政權等權利來制約國家權力，這是加強群眾監督制度建設的最為關鍵的一點。鄧小平特別強調，要采取多種形式增強黨務、政務活動的公開性，要大力加強黨的組織、黨員同群眾的聯系，要把國家的形勢和困難、黨的工作和政策經常真實地告訴群眾。讓人民群眾知政、知情，除了國家安全機密之外，凡是能公開的，一律公開，尤其是各級各類負責人的主要公務活動、個人財產情況等，均應公開供人民群眾直接監督。從監督環節上講，還要把一切需要人民群眾監督的職責權限、辦事依據、辦事程序和辦事結果都公開出來，以便人民群眾監督時有所遵循。

再次，建立群眾監督的導向機制、激勵機制和保障機制，也是群眾監督制度建設的重要內容。因為群眾監督積極性需要好的導向、激勵機制，才能持久、順利進行。也就是說，建立了完善的措施和好的機制，做到功過分明，賞罰分明，伸張正氣，打擊邪氣，才能避免挫傷群眾監督的積極性，保障群眾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監督工作正常開展。鄧小平指出，憲法和黨章規定的公民權利，黨員權利，工人農民個人的民主權利，包括民主監督權，必須堅決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一方面，對群眾的批評、建議、檢舉、揭發、申訴、控告要及時處理，作出交待，特別是對那些被群眾檢舉揭發出來的違法違紀、搞特權、特殊化的人要作出法律、政紀處分，不能讓他們占便宜；另一方面，要為檢舉、揭發的群眾保密，嚴禁打擊報復，如有打擊報復，要嚴肅查處，不管什么人，都要執行紀律。

建立與不斷健全群眾監督制度，是鄧小平和我們黨在新時期實踐中的一種探索。特別是初步建立的群眾舉報制度、群眾評議制度、黨政領導干部廉政報告制度和離任審計制度等，在社會實踐中發揮了重要影響和不可低估的作用。但在目前情況下，群眾監督中仍然存在某些無法可依、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現象。這一方面造成了監督過程、環節、機制上的紊亂無序和不受制約，另一方面，與廣大群眾的監督權相配套的選舉、罷免、公開、申訴、控告和國家賠償制度等程序性規則的不完善，使群眾的監督缺乏有效的針對性和操作性，從而影響了民主監督機制的運行及其作用的發揮。我們必須深刻領會鄧小平關于群眾監督的思想，進一步推動我國群眾民主監督制度的發展和完善。

五、充分發揮派的監督作用

我們黨歷來重視發揮派的參政和監督作用。特別是在新的歷史時期，黨外人士包括派的民主監督“能夠對于我們黨提供一種單靠黨員所不容易提供的監督，能夠發現我們工作中一些我們所沒有發現的缺點和錯誤，能夠對于我們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幫助。”[11](P225)而且，派對黨和國家的監督具有一些不同于其他形式的監督。其一，派對黨和國家的監督是友黨之間的監督。中國共產黨與派的關系，不是與資產階級政黨的關系，而是新型的政黨關系。資產階級政黨是互相傾軋，而我國的派是在承認共產黨領導這個前提下，服務于社會主義事業的友黨。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事業，已成為各派和我們黨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所以，他們提意見，展開批評，絕不是資產階級執政黨和反對黨、在朝黨和在野黨之間的互相攻擊、互相拆臺，而是在共同的政治基礎上，集思廣益，多謀善斷，相互幫助，相互督促，把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尤其是在社會主義改造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以后，他們的立場和我們的立場比以前更加接近，他們可以給我們的幫助只會越來越多。其二，派的監督是具有廣泛代表性的監督。我國各個派均由各界知識分子和有一定影響的人士組成，具有深厚的群眾基礎和廣泛的代表性，他們在行使監督職能時，能從自身特色的視角反映廣大群眾的意見，黨和政府把他們有益的意見和建議吸收到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中去，可以使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更加符合實際，使決策更加正確，所以，鄧小平指出：“我們要廣開言路，廣開才路，堅持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三不主義’，讓各方面的意見、要求、批評和建議充分反映出來，以利于政府集中正確的意見，及時發現和糾正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把我們的各項事業推向前進。”[9](P187)其三，派的監督是代表著統一戰線主要方面的有組織監督。派的監督不同于一般群眾的個別監督，同權力監督也不同，它不帶有強制性，不具有法律的約束力。但是，派是我國統一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人民政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各派通過人民政協組織形式對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各項工作進行監督，起到其他監督難以起到的監督作用。是一種有組織的監督，具有較大的性和影響力。其四，派的監督是一種高質量的監督。鄧小平指出：“各派和工商聯的成員以及他們所聯系的人們中，有大量的知識分子，其中不少同志有較高的文化科學水平，有豐富的實踐經驗，不少同志是學有專長的專門家”。[10](P204)因此，他們在監督時，往往能夠有機融入或運用有關科學文化知識，使監督更加科學合理。同時，派作為參政黨所處的位置比較超脫，所反映的意見具有較大客觀性，對黨和政府的決策更具有參考價值，所以，充分發揮派這種高水平高質量的監督一直受到鄧小平的高度重視。

為了更好地調動派監督的積極性，充分發揮派監督的作用，鄧小平認為必須制定一定的規章和制度作為保障。在鄧小平的主持下，黨的十二大將1956年確定的處理中國共產黨與派關系的八字方針進一步發展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十六字方針。1987年，黨的十三大明確提出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并把堅持與完善這一制度作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1989年初，鄧小平專門批示，要擬定派成員參政和履行監督職能的方案。根據鄧小平這個《批示》，不久，全國政協會議通過了《全國政協關于政治協商、民主監督的暫行規定》，對各派參政和進行民主監督作了詳細的規定。1989年12月，中共中央經與各派共同研究協商，制定了《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對加強民主監督的意義和措施作了明確的闡述。全國政協的《暫行規定》和中共中央的《意見》對于推動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和民主監督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并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派對共產黨和黨員干部的監督在監督形式、監督手段和監督途徑等方面逐步走向制度化、規范化，民主監督的成效也越來越大。

建設論文:工程監理建設管理論文

摘要：對我國當前工程建設監理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原因進行了分析，并對解決主要問題的對策做出初步探討。

關鍵詞：工程建設監理問題對策

工程建設監理是我國改革開放后近十幾年發展起來的新興行業，其對提高工程質量、控制投資和工期起到了重要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建設中的腐敗行為，為我國的經濟建設作出了貢獻。

我們在工程建設監理工作實踐中，感到我國的工程建設監理市場存在一些困難和問題。

1關于監理單位資質管理問題

目前建筑市場的供求關系失衡，過度競爭造成了不良競爭甚至是惡性競爭，也造成了市場混亂的局面。因此，改革和完善企業資質管理辦法，建立嚴格的建筑市場準入和清出制度勢在必行。

資質管理應是宏觀調控監理隊伍規模、監管市場行為的重要手段，將違法違規行為列作企業資質審查和年檢的重要內容，是規范和制約企業行為的一個重要措施。對有違規行為的企業，都要嚴肅查處；情節嚴重的，要堅決吊銷資質證書，依法將其清出建筑市場。嚴格市場準入制度，不符合資質要求的監理企業不予入內，從而有效制止素質較低的監理企業采取壓低監理費率來承攬業務，擾亂市場秩序。當前由于地方保護、部門分割的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在某些部門和地方甚至愈演愈烈，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建筑市場遠未形成。建議政府理順政出多門的資質管理現狀。

2關于監理服務取費低問題

在我國目前工程監理行業低標準取費的條件下，監理企業只能困難重重地維持低水平運行。加之低價搶標的不良競爭較為普遍。例如某道路工程，造價約1000萬元，幾家監理單位投標價都低于標準取費的50%，業主篩選的兩家監理單位重新競標，結果某監理單位以標準取費的30%中標。顯而易見，監理取費偏低、低價搶標導致了一些弊端：

(1)監理企業難有積累、發展后勁不足。從目前情況看，絕大多數監理企業，甚至連企業規模較大、監理業務比較飽滿、社會上有一定知名度的監理企業幾年苦心經營下來積累亦甚少。

(2)監理人員待遇偏低。待遇偏低，吸引不了高智能人才，同時也很難留住高素質人才，使得工程監理企業很難成為真正的高智能、知識密集型企業。

(3)監理企業服務不到位。監理企業受資金所限，無力購置相應的現代化技術設備，工作效率不高；為控制成本支出，監理服務工作不到位，影響了監理隊伍的素質和工作質量。

(4)制約了監理行業的發展。工程監理行業現雖已初具規模，但監理取費標準與國際相比明顯偏低，束縛了工程監理行業的發展，制約并延緩了監理行業與國際接軌的進程。

(5)監理取費偏低最終導致了我國工程監理總體實力較弱、行業整體素質難以提高。為了促進監理工作質量和服務水平的提高，保持監理隊伍的相對穩定，推動建設監理事業的健康發展，工程監理取費標準亟待提高。在目前項目法人制尚待完善的情況下，建設行政主管部門加強監理服務收費的低標準的管理力度，保障監理企業完成全部監理服務工作的低費用和基本利潤，以保障工程監理市場能有序規范地健康發展。

3關于規范業主行為問題

近年來，國家出臺了《建筑法》、《招標投標法》和《建設工程質量管理條例》、《建設工程監理規范》等法律法規，使工程建設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但有些業主法律意識淡薄，或對監理程序不熟悉，使得工程建設過程中存在一些揮手工程、政績工程等。

廣州市某獻禮工程，業主直接下指令，要求施工單位加快工程進度。欠科學進度安排不僅使監理工程師對合同工期不能良好控制，同時難以確保工程質量；在工程進度款方面，監理工程師無應有的計量、支付權，工程款直接由業主支付，甚至一些不該支付的中間支付款也是業主直接支付，監理工程師毫不知情。工程進度款的支付已成為業主的資金分配，違背了合格工程計量的基本原則，使監理工程師無法對投資進行控制。

目前，指揮部常到施工單位抽調人員任業主代表，但這些被抽調出來的業主代表不能適時調整自己的位置，增加了監理工作的難度。國家投資項目業主違規現象較普遍，要理順建筑市場應先著重抓項目法人制的推廣、落實，建立競爭有序的監理市場。

4關于監理工作定位問題

作為工程建設市場的三大主體之一，監理理應發揮重要的作用。但工程建設中，重設計、重施工、輕監理的觀念仍然普遍。有些業主及施工單位對監理單位職責沒有正確的認識，令監理工作正常開展受到一定困擾。

某工程，砼澆筑過程中施工人員操作不善漏振，砼出現蜂窩、麻面現象，業主公然在承包商面前指責監理單位監理力度不到位，而不追究施工單位；在某道路工程中，業主要求監理單位在簽訂監理合同時附加一條：若業主被上級領導批評一次，監理單位罰款一萬元。把監理單位當作是業主的替罪羊；監理工程師下發了停工令，施工單位對監理工程師指令置若罔聞、拒不執行。監理應該對什么承擔責任，應該說建設部頒發的《工程監理合同(范本)》、《建筑法》以及相關法規均有界定，出現上述情況只能說這些業主代表對合同文件了解不夠，但這種現象不扭轉，對規范建筑市場的工作十分不利。

5關于信息化管理問題

21世紀是一個知識經濟時代、信息時代。監理行業應創造與之對稱的信息環境，實現市場主體和社會公眾對信息的公平享有，以及市場監管信息的交流與共享，充分發揮高新技術在整頓和規范建筑市場秩序中的作用，提高執法工作的科技含量。

將企業資質管理(監理工程師的管理)納入信息化管理的軌道，通過網絡等現代化手段，受理并審查各類企業資質、人員資質，記錄并公示企業的信譽及個人的不良行為等，方便社會監督，提高對資質管理的透明度和工作效率，將政府對建設市場的監督管理提高到一個新水平。

6監理企業自身建設問題

為了提高企業的競爭能力、適應國際監理企業的競爭，還應加強企業自身的建設。

6.1科技創新

科學技術是及時生產力。在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監理作為智能性的管理行業，繼續過去陳舊的檢查方式是行不通的，須運用現代化設備和手段，在科技上創新，提高工程監理的服務水平及工程質量。如運用新一代無損檢測技術--超聲波技術，可測定鋼筋位置、鋼筋直徑、鋼筋間距及鋼筋砼強度等，有效、簡便、快捷地提供科學、真實、有效的數據。

6.2以人為本

監理企業的競爭，其本質就是人才的競爭。建立一支具有高素質的、穩定的職業監理隊伍，留住人才、培養人才、集聚人才。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監理人員的業務素質，二是監理人員的職業道德，三是提高監理人員待遇。要求監理既要有專業知識，又要有良好的職業道德。對專業素質過硬又懂管理或經濟，擅長英語的中青年加以重點培養，提高待遇，以使其全身心投入監理工作，為今后的市場競爭貯備人才，增加企業競爭能力。

6.3強化廉潔自律

守法、誠信、公正、科學，這一理論提出了監理行業的行為準則。監理企業不僅要提高人員業務素質，還要提高其政治素質，強化廉潔自律管理，使監理人員真正做到公正、獨立地開展監理工作。

總之，工程監理制已經成為建設管理體制中的一項基本制度，應堅持和完善這一制度，繼續深化對監理重要性的認識，提高監理的社會地位和工作地位，擺脫監理行業存在的困境，使建設監理事業健康發展，進一步走上科學化、規范化、制度化的軌道。

建設論文:中學心理教育課程建設管理論文

1997年4月，國家教委印發了《九年義務教育小學思想品德和初中思想政治課程標準（試行）》，及時次以課程標準形式規定了初中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內容和要求，以此規范教育實踐。據此，1998年秋季，各地六三學制初中一年級、五四學制初中二年級在思想政治課中普遍開設了心理教育課，使用人民教育出版社或地方自編教材，主要由政治課教師任教。

由國家教育行政部門決定，心理教育以課程形式進入中學課堂，從根本上改變了較長時間以來心理教育在學校可搞可不搞和無合法地位、無明確要求、無具體措施的狀況，使之進入合法、規范發展的軌道，它必將在形成、維護、促進、加強中學生心理健康上起到重要的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課程的開設意味著心理教育作為現代學校的一個重要標志在我國已經正式樹立。

如何實施心理教育？十多年來各地探索出不少有效的教育途徑。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研究成果中，不約而同地把專門課程放在各種途徑的首位。首先，因為課程最能發揮學校教育的優勢，學校心理教育主要是面向全體學生的共性問題進行的以發展和預防為主的教育，目的在于提高全體學生的心理素質，憑借課程有可能將教育內容較為地實現。其次，從我國教師隊伍的現狀看，受過心理或教育專業訓練的教師奇缺，短時間內對眾多教師進行系統的專業培訓又不大現實。而心理教育課程有專門的教材和翔實的教學指導用書，教師在學習一定的心理學理論的基礎上，經過培訓、研討、實踐、總結、提高等一系列環節后，有可能把握心理教育課程的基本要求，因而是可行的。當然，專門課程也有其局限性，如難以顧及個體發展的差異性和需要，但這可以通過個別輔導等途徑彌補。

就心理教育課程的建設而言，選擇初中年級作為心理教育課程的試行年級，是抓住了一個有利的教育契機。這是因為，初中生正處在生長發育的高峰期，一方面面對因青春期生理、心理急劇變化而產生的豐富而深刻的感受和體驗，有諸多成長的煩惱；另一方面面對沉重的學習、升學壓力和開放的社會環境帶來的各種刺激和誘惑，難免困惑茫然，不知所措。這一成長階段的特殊性，使得個體這一時期的心理健康顯得格外重要。尤其在此時，他們對于自我、對于他人、對于人際關系、對于社會生活表現出極其強烈的認知需求，這種自覺、主動的求知狀態，也構成了教育上可遇而不可求的教育契機。因此適時適宜地進行心理教育，能化被動防范為積極預防，達到促進受教育者心理健康的目標，十分有效地對個體的發展發揮作用并對其將來的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

從課程改革的角度看，心理教育課程的開設無疑優化了我國基礎教育的課程結構，是一次重大的改革和必要的補充。在課程結構符合社會需求、學科體系及學生發展三大要素中，如果說原有結構更注重前兩個因素的話，那么心理教育課程的開設，則是加強了學生自身發展的權重，三大要素逐步達到動態平衡。課程結構更趨合理，更符合教育現代化的需要，也有利于素質教育的推進。

由于心理健康教育課程在我國是新生事物，其建設還剛剛開始，應當盡可能的借鑒國（境）外經驗（心理健康教育起源于西方發達國家）和應用國內研究成果，以便少走彎路。

心理教育課程標準如何確定，能否沿用一般學科制訂課程標準的邏輯體系？這是首先要考慮的問題。其實只要稍作比較就不難發現，心理教育課程與學科課程二者之間的差距是十分顯著的。一般學科的科學性是由與之對應的科學體系作保障的，其真理性有普遍的社會承認及科學的性作基礎，例如數學、物理學、歷史學等，中學學科課程的任務就是要求學生掌握比較系統的基礎的科學知識和技能。而心理教育課程則不同，首先它不是心理學課程，不以學習心理學基礎知識為任務；它也不是為今后更為深入系統地學習心理學或相關科學奠定基礎。倘若將此課程定位于心理學課，哪怕僅僅是普及性的，其直接后果也是給學生額外增加了一門新的課程，無疑會增加學生的負擔。其次，盡管心理教育課程在內容的選擇和編排上，應以心理學、教育學、社會學等諸多學科作為依據，但是直接出現在課程中的并非這些學科的直接結論和理論形態，而是經過處理的比較淺顯實際、生活化的闡釋和形態。課程的目的并非要學生通曉這些學科，而是利用有關的知識來維護、促進他們的心理健康。再次，它不是獨立于生活之外的某一門科學知識，而是有關對受教育者自身生活和成長中種種現象的探索，以及對他們形成健康心理的各種需要的滿足。從某種意義上說，這門課程能否為學生所接受，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必須依賴和借助受教育者的主觀體驗，即學生通過自身生活經驗與課程內容之間的相似性聯系來認同和接受它。因此，心理教育課程標準的建立不能沿用一般學科課程標準的邏輯體系，而應有新的思路。

既然心理教育課程不以傳授某一門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較為系統的知識為任務，那么依據什么來選擇其課程的內容呢？我認為，應依據優化學生心理素質、健全人格、幫助成長、促進發展這一根本目的來確定課程內容。換句話說，什么因素對于受教育者的心理健康狀況影響較大，它就應當成為心理教育的主要內容，即心理教育應該是生活邏輯和問題邏輯的。具體地說，心理教育內容應該包括知識、技能、態度三個方面。一是學習一些涉及面廣，程度比較淺，然而決非隨意拼湊的有關知識，使學生能科學地認識自身的心理，建立起為他們所接受的規范和價值。二是掌握一些應付刺激、明確感受、澄清疑惑、處理問題的技能，使之能比較從容主動地應付學習、生活、社會適應與發展方面遇到的問題。例如，初中生情緒變化多、幅度大，他們為此而困惑不安，不知如何分析和把握，往往被動應付，盲目地聽任情緒的支配，有的甚至導致行為失當。心理教育一是要幫助他們認識人類豐富多樣情緒的正常性，二是要幫助他們掌握一些化消極情緒為積極情緒的技能。對他們來說，知識的了解是必要的，而如何排解消極情緒的困擾則是更需要的，如掌握發泄憤怒的恰當方式，學會戰勝挫折走向成功的方法，等等。總之，這些技能應具有較強的針對性，應以個人經驗為載體，根據中學生共同體驗或普遍經歷來選用。

技能雖建立在深厚的理論基礎上，但教給學生時卻簡單明了、易于操作。三是培養積極的生活態度。“態度是對待任何人、觀念或事物的一種心理傾向，它包括認識、情感、行為三個成分。”雖然一個人的態度更多的是以漸進方式在其生活經歷中逐漸積累起來的，與解決知與不知的知識學習和會與不會的技能掌握相比，態度的培養比較困難，但仍然應該是心理教育課程的重要內容。面對學生事實上已有的或正確、或錯誤、或正誤相參的態度，可以通過課程，有目的地對學生施加影響，促進他們形成開放的、積極的、正確的態度：正視身心變化，接納自己，接納他人，在較高水平上自覺地、積極地迎接來自自身和社會的挑戰，養成良好的心理素質，發掘心理潛能。

如果以上對心理教育課程內容的考慮是合理的話，那么在教學目標上也就不宜直接沿用學科教學中“識記”、“理解”這一類主要針對知識學習的基本要求，而應是心理教育在教學方式、方法方面不同于學科教學的特殊性提示和要求。不然的話，無論怎樣強調開設這門課程的初衷是為了促進學生的心理健康，而最終任課教師還是會按學科課程的既定模式組織教學，即使是“應用”，也可能只是作業或考卷中將知識“生吞活剝”的書面應用，而少有個人的感受與體驗。其教學效果的評價也將仍然決定于按知識學習的要求組織的考試。最終出現成績的好壞與學生個體實際的心理健康狀況不相關的尷尬局面，這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

心理教育課程教材的編寫應有所創新，確定符合受教育者成長生活邏輯的編寫線索和為學生喜聞樂見的編寫形式。從國外境外比較成熟的教材看，大致有兩條線索：一條是以北美地區此類課程為代表，以處在青春期的中學生心理的變化發展為線索，側重于青春期心理健康教育；一條是以港臺《輔導活動》為代表，以學生面對的社會適應、學習、擇業三方面實際生活內容為線索，側重于生活、學習、擇業等方面的心理輔導。從實際效果看，各有千秋，均受到所在地學生的歡迎。從學段看，前者較適合于初中生，后者較適合于高中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教材，在表現形式上，均充分考慮到現代中學生的特點，設計新穎，版式活潑，畫面生動，文字鮮活，學生愛不釋手，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的。

心理教育課程在教學模式上應有所突破。傳統學科教學普遍采用講授為主的教學模式，與其教材相對應，這是由學科教學以傳授系統科學知識為主的性質決定的。心理教育則不然，它主要不是解決知與不知的問題，它的目的不在于讓學生“知道”什么是心理健康，而是要實際地影響他們的心理健康。對個體心理來說，再精彩再生動的講授都無法替代個人的親身感受和直接體驗。因而心理教育應當是一種以體驗性學習為主的教育，不宜沿用傳統的以講授為主的教學模式。心理學認為，人的感受和體驗產生于人的活動。心理教育課程應遵循這一規律，引入活動教學，并且將其作為這門課程的基本教學模式。以個體經驗為載體，以活動為中介，通過精心設計的活動，通過角色扮演、情景體驗、經驗分享、談話溝通、行為訓練等豐富多樣的活動形式，通過師生共同的參與，引起學生相應的心理體驗，從而施加積極影響。在活動中建立起為學生所認同和接受的規范和價值，并以其促進學生達到自我認識、自我成長。

綜上所述，心理教育進人學校課堂，對處在身心變化高峰期的中學生是福音，對教育工作者則是挑戰。如果能在心理教育課程試行階段作積極探討和研究，勢必對我國心理教育課程體系的構建產生重要影響。

建設論文:黨建設理論與實踐論文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但是，在舊中國這樣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斗爭的主要形式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土地革命戰爭，革命的主力軍和主要同盟者是農民階級，革命根據地在農村。這就遇到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新課題：如何在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的大海里建設一個具有廣大群眾性的、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先進政黨。黨的建設理論與實踐，正是從這里起步，開始探索的。

一、從思想上建設黨

高度重視黨的思想建設，始終把思想建設放在黨的建設的首位，是黨的建設理論與實踐的一大特色。這一特色，是從中國革命的實際中得來的。每當中國革命處于發展的關鍵時刻，我們黨總要提出從思想上建設黨這個歷史性課題。解決好這個問題，中國革命才能向前推進。

1929年12月發表的《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一文，是黨的建設理論的奠基之作。當時，中國共產黨正在探索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偉大道路，面臨著在農村建黨和建軍的緊迫問題。如何把廣大的小生產者改造成為具有高度組織性和先進性的無產階級戰士，是決定革命成敗的關鍵。批評了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主觀主義、個人主義等非無產階級思想，提出，有計劃地進行黨內教育，糾正過去無計劃的聽其自然的狀態，是黨的重要任務之一，并著重強調要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的生活政治化、科學化。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華戰爭爆發。為了使中國共產黨擔負起領導偉大的抗日戰爭的歷史責任，再一次向全黨提出了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的任務。同年9月7日，他發表《反對自由主義》一文。文章在列舉了革命集體組織中自由主義的十一種表現，深入分析其根源后，提出：我們主張積極的思想斗爭，因為它是達到黨內和革命團體內的團結使之利于戰斗的武器。每個共產黨員和革命分子，應該拿起這個武器。至今重讀這篇文章，仍使人感到切中時弊。

1945年召開的黨的七大，確立了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制定了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使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達到空前統一。在向大會提交的《論聯合政府》書面政治報告里，提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斗爭的中心環節。如果這個任務不解決，黨的一切政治任務是不能完成的。

1949年3月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是中國共產黨從農村走向城市并成為執政黨前夕召開的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在會上所作的報告中，不但提出了創建新中國的各項基本政策，指出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方向，而且嚴肅地告誡全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他要求全黨防止驕傲、以功臣自居、不求進步、貪圖享樂等四種情緒，防止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這實際上提出了我們黨在成為執政黨以后，如何繼續堅持從思想上建設黨，防止在歌舞升平的和平年代里自我解除思想武裝的嚴肅課題。

建國以后，在黨的思想建設方面一直警鐘長鳴。1959年以后，他又根據長期觀察，提出了如何防止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問題。盡管他在探索解決這個問題時，犯了階級斗爭嚴重擴大化的錯誤，給黨和國家帶來了嚴重災難，但這個歷史性的課題，至今仍然值得我們深思。

高度重視從世界觀和方法論上，從思想根源上解決問題。問題的核心，是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這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上，他始終不放松。早在從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變時期，撰寫了《實踐論》和《矛盾論》，目的就是為了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觀點去揭露黨內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的錯誤。建國以后，每當他察覺到一些問題、著手糾正錯誤的時候，也總是從唯物辯證法和認識論的角度來闡述問題。最著名的是作于1963年5月的《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在這篇文章里，他系統地闡明了一個道理：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復，才能夠完成。遺憾的是，在晚年沒有把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貫徹到底，而是沿著“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路越走越遠。他自己對此并不自覺，主觀與客觀、理論與實際嚴重脫節。這從另一個方面也證明：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黨的思想建設的根本，也是保持無產階級政黨先進性的根本保障。

從思想上建設黨，就必須造就一支宏大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隊伍。在1955年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強調了這個問題。他提出，我們要組成這么一支強大的理論隊伍，有幾百萬人讀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即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反對各種唯心論和機械唯物論。我們現在有許多做理論工作的干部，但還沒有組成理論隊伍，尤其是還沒有強大的理論隊伍。而沒有這支隊伍，對我們全黨的事業，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社會主義改造、現代化國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從思想上建設黨的成效，最終要落在實處。對此，講過一段名言：“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選集》第2版第3卷第1079頁）這是唯物史觀貫徹到無產階級政黨黨的建設學說上的必然結論。

二、三大優良傳統作風

黨的作風，是全黨包括黨的組織和黨員在思想、政治、組織、工作、生活各方面表現出來的一貫態度和行為。它體現著黨的性質和宗旨，是黨的世界觀在黨的行動中的客觀表現和形象反映。一貫高度重視黨的作風建設。在長期的斗爭中，中國共產黨形成了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志，這就是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作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還創造出整風這種實行馬克思主義自我教育的好辦法。這些都是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在中國的獨創。

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是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黨的作風建設上的集中體現。

在民主革命時期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共產黨內曾經嚴重地存在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和共產國際的指示神圣化、教條化的傾向，給中國革命帶來過多次危害。其中最嚴重的是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內長達四年的統治。沉痛的代價終于使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但不應當把他們的理論當作教條看待，而應當看作行動的指南。不應當只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詞句，而應當把它當成革命的科學來學習。不但應當了解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他們研究廣泛的真實生活和革命經驗所得出的關于一般規律的結論，而且應當學習他們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立場和方法。在1938年召開的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鮮明地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任務。還指出：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選集》第2版第2卷第534頁）在當時講這番話，是要有足夠的理論創新的勇氣的。

什么叫理論聯系實際？有個解釋：中國共產黨人只有在他們善于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進一步從中國的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才叫做理論和實際相聯系。他對此有個通俗的比喻，叫做“有的放矢”。

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究竟以什么為中心？這個問題在很長一段時間搞不清楚。在1942年發表的《改造我們的學習》里明確提出：對于干部的教育，應確立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為指導的方針，廢除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早在1930年，他就提出過“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觀點，曾經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

深入調查研究，是理論聯系實際、制定正確政策的重要環節。土地革命時期，為制定正確的土地政策和工商業政策，對鄉村和城鎮進行過系統調查。60年代初，為了克服“”和化造成的嚴重困難，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并且派出三個調查組分赴湖南、浙江、廣東農村，指導他們深入調查，為制定《農村工作條例（草案）》（簡稱“六十條”）提供了客觀依據。

還從革命的、能動的反映論的高度，論證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同本國實際的關系。他認為，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理論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現在列寧說過的一句話：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然而馬克思主義看重理論，正是，也僅僅是因為它能夠指導行動。如果有了正確的理論，只是把它空談一陣，束之高閣，并不實行，那末，這種理論再好也是沒有意義的。

密切聯系群眾的作風，是黨的性質和宗旨所決定的。

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從建黨之日起就是明確了的。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英勇地犧牲了。然而，常常有這樣一些人，他們也在帶領群眾前進，但實行的卻是主觀主義的錯誤領導，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結果必然是損害廣大群眾的根本利益。他們的干勁越大，損害就越大，造成的干群矛盾也越大。

在這方面的較大貢獻，是把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貫穿到群眾路線之中，把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中關于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原理滲透到黨的工作作風中去，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優良傳統。

密切聯系群眾的作風，體現在諸多方面。它既是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又是衡量一切工作的標尺。一貫強調，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忠言逆耳。以什么樣的態度對待群眾的意見，是檢驗是否真正密切聯系群眾的試金石。延安時期，有人罵。通過調查研究，了解到群眾對征公糧太多、負擔過重不滿意，便對此引起了注意，并采納開明紳士李鼎銘的意見，決定實行精兵簡政。

密切聯系群眾，是中國共產黨人根本的工作方法。要求每一個共產黨員特別是黨的干部，要熱愛人民群眾，細心傾聽群眾的呼聲，每到一地，就要和那里的群眾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眾之上，而是深入于群眾之中。要根據群眾的覺悟程度，去啟發和提高他們的思想認識水平，在群眾出于內心自愿的原則之下，幫助群眾逐步地組織起來，展開為當時當地內外環境所許可的一切必要的斗爭。反復強調，應該使每一個同志懂得，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相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也能克服，任何敵人也不能壓倒我們，而只會被我們所壓倒。

相信并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創造力，這是群眾觀點的一個特色。在中國共產黨的奮斗史上，緊緊依靠人民群眾的聰明才智，的確打破過許多迷信，創造過不少人間奇跡。但在這個問題上，也有過像“”和化運動那樣的沉痛教訓。這說明，相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同尊重科學，尊重客觀規律，必須統一起來，也可以統一。

密切聯系群眾作風的理論基石是群眾路線。必須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實行領導和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這就是說，把群眾的意見集中起來，化為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在群眾的實踐中檢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如此循環往復，使我們的認識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還把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進一步概括為“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是弄清思想是非、加強黨內團結的根本保障。

在探索革命道路的過程中，圍繞實行什么樣的路線、方針、政策展開思想交鋒，是不可避免的。在黨的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對持不同意見的同志采取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錯誤做法。黨內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正是在系統地糾正和防止左傾錯誤的過程中，在正確開展黨內積極的思想斗爭的過程中，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早在《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里就提出了正確開展黨內批評的問題。在對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無情打擊”有了切膚之痛以后，在《矛盾論》里從非對抗性矛盾向對抗性矛盾轉化的角度，提出要防止過火斗爭的問題。他認為，目前我們黨內的正確思想和錯誤思想的矛盾，沒有表現為對抗的形式。如果犯錯誤的同志能夠改正自己的錯誤，那就不會發展為對抗性的東西。因此，黨一方面必須對錯誤思想進行嚴肅的斗爭，另一方面又必須充分地給犯錯誤的同志留有自己覺悟的機會。如果采取過火的斗爭，顯然是不適當的。但如果犯錯誤的人堅持錯誤，并擴大下去，這種矛盾也就存在著發展為對抗性的東西的可能性。從哲學的高度認真總結正反兩方面經驗，深入思考如何正確開展黨內斗爭問題，是及時人。

抗日戰爭中期，為了從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系統地整頓黨的作風，和我們黨創造了整風運動這樣一種馬克思主義的自我教育的好形式。在整風運動中，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得到確立和發揚。后來，談到“團結——批評——團結”這個公式時說，1942年，我們采用了這個方法解決共產黨內部的矛盾，就是教條主義者和廣大黨員群眾之間的矛盾，教條主義思想和馬克思主義思想之間的矛盾。左傾教條主義者從前采用的黨內斗爭方法叫做“殘酷斗爭，無情打擊”。這是一個錯誤的方法。我們在批評左傾教條主義的時候，就沒有采取這個老方法，而采取了一個新方法，就是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斗爭，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

在整風運動開始時，提出著名的“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保障了整風運動順利健康地進行。在審干反特階段，他提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捉”的方針，防止因失誤而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當他發現“搶救運動”發生嚴重問題時，又嚴厲督促甄別平反，并向搞錯了的同志賠禮道歉。在運動后期作出組織結論和處理時，提出“思想要弄清，結論要寬大”的方針，使一大批認識錯誤的同志重新得到任用。在黨的七大上，還親自出面做工作，使一些犯過路線錯誤但又認真改正錯誤的負責同志繼續留在中央委員會工作。

在黨的七大政治報告里，系統地闡述了黨的三大優良傳統作風，并且把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同黨內民主作風聯系起來。他認為，經常地檢討工作，在檢討中推廣民主作風，不懼怕批評和自我批評，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些中國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種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和我們黨的肌體的有效的方法。以“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為宗旨的整風運動之所以產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為我們在這個運動中展開了正確的而不是歪曲的、認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評和自我批評。

對黨的三大優良傳統作風的科學概括，是中國共產黨黨的建設長期實踐的理論升華和經驗總結，也是黨的建設理論和實踐中最可寶貴的財富。

三、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

曾精辟地概括過一句名言：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高度重視干部隊伍建設，形成一整套正確的干部路線和政策，是黨的建設理論和實踐的又一特色。這同樣是在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中形成的。

建黨以來，中國共產黨就十分重視干部的作用。在干部問題上形成一套完整的路線和政策，這是的歷史功績。為中國共產黨確立的干部路線和政策，歸根結底就是任人唯賢、德才兼備、五湖四海的干部路線和政策。這是保障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組織基礎。

任人唯賢，是針對任人唯親說的。認為，在這個使用干部的問題上，我們民族歷史中從來就有兩個對立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賢”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親”的路線。前者是正派的路線，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線。什么是“任人唯賢”呢？用的話來說就是，共產黨的干部政策，應是以能否堅決地執行黨的路線，服從黨的紀律，和群眾有密切的聯系，有獨立的工作能力，積極肯干，不謀私利為標準，這就是“任人唯賢”的路線。

德才兼備，是針對干部標準上的各種偏頗說的。關于干部標準，在不同時期有過一些具體提法，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前夕，提出，我們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展，要自覺地造就成萬數的干部，要有幾百個好的群眾領袖。這些干部和領袖應當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于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黨依靠著這些人而聯系黨員和群眾，依靠著這些人對群眾的堅強領導而達到打倒敵人的目的。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個人英雄主義和風頭主義，不要懶惰和消極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義，他們是大公無私的民族的階級的英雄，這就是共產黨員、黨的干部、黨的領袖應該有的性格和作風。這就是德才兼備的干部標準。

五湖四海，是針對干部問題上的宗派主義說的。提出，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好的干部。在一個四億五千萬人的中國里面，進行歷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領導者是一個狹隘的小團體是不行的。在黨的七大所作的結論里，還回顧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錯誤的干部路線給黨的事業造成的危害，以此說明搞“五湖四海”的極端重要性。

培養和造就一大批懂得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去解決各種復雜的實際問題，會治黨、治國、治軍的無產階級政治家，是干部路線的中心任務。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要在全黨來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學習競賽。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斗力，并加速我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工作。

認為，領導者的責任，歸結起來，主要是兩件事，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就用干部來說，他又提出，必須善于識別干部、使用干部和愛護干部。所謂善于識別干部，就是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時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這是識別干部的主要方法。所謂善于使用干部，就是要根據干部的特點、特長，把他們的智慧和力量較大限度地調動、發揮出來。曾經把黨委書記比喻為“班長”，認為，黨委書記要當好“班長”，就應該很好地學習和研究問題，注意向黨委“一班人”作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善于處理自己和委員之間的關系。否則，就很難把這“一班人”指揮好。如果這“一班人”動作不整齊，就無法帶領千百萬群眾去作戰，去建設。所謂善于愛護干部，一是要指導他們，使他們能在黨的政治路線下發揮其創造性；二是要提高他們，使他們在理論上和在工作能力上提高一步；三是要檢查他們的工作，使他們在黨組織的監督、檢查和幫助下，及時糾正缺點和錯誤，不斷進步；四是對犯錯誤的干部，應采取說服教育的方法，不要輕易采取“戴帽子”、“開展斗爭”的方法。

特別強調，在干部政策問題上，堅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風，反對不正派的不公道的作風，借以鞏固黨的統一團結，這是中央和各級領導者的重要的責任。

對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愛之深也責之切。他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干部隊伍中發生貪污腐化的情況。1951年底在增產節約運動中查出天津地委前任書記劉青山、現任書記張子善的貪污問題。劉青山、張子善二人所犯罪行極為嚴重，影響極為惡劣。聞訊立即果斷地下決心嚴懲不貸，并在全黨開展了著名的“三反”運動。當時有人提出對劉青山、張子善二人從輕發落，斬釘截鐵地說：正因為他們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這樣做，才能挽救更多的干部。

建國以后，黨的工作重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經濟建設成為黨的中心工作。在干部路線上也作了相應的調整。一是強調干部在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作用。他在1956年1月召開的較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指出：為了實現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的偉大目標，“決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數量足夠的、的科學技術專家”。（《文集》第7卷第2頁）二是對干部提出了又紅又專的要求。在1955年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提出，我們現在所從事的、所思考的、所鉆研的，是社會主義工業化，是社會主義改造，是現代化的國防等，我們進入的就是這樣的歷史的新時期。適合這種新的情況，成為內行，這是我們的任務。1958年初，他又提出又紅又專的要求，指出：紅與專、政治與業務的關系，是兩個對立物的統一。一定要批判不問政治的傾向。一方面要反對空頭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對迷失方向的實際家。

這些重要思想由于后來的指導思想發生了改變，而未能貫徹到底，但對形成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求的干部隊伍還是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造就了一批業務精又懂政治的治國人才。

黨的建設理論與實踐，在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同中國共產黨黨的建設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占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地位，是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在中國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曾經把黨的建設比作“偉大的工程”，黨的建設理論與實踐則是這個偉大工程的發端和奠基。改革開放以來，這個偉大工程仍在繼續，并且有了很大發展。然而，不論時生什么樣的變化，黨的性質和宗旨不能變，馬克思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黨的指導思想不能丟，否則就會喪失根本。同時，我們又要敢于面對新的實際，解放思想，大膽進行理論創新，以同志“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針，把鄧小平開創的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繼續推向前進。

建設論文:對建設社會主義論文

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長達二十余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其間，既有許多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無論是經驗還是教訓，都向人們表明了一個事實：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作為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奠基者，始終在探索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建設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社會主義。他雖然沒有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命題，沒有確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系統理論，但他的理論探索和實踐探索，本質上都是圍繞這一問題而展開的。

一、關于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

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結合起來，是一貫倡導的原則。然而，將建設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社會主義確定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原則，卻經歷了一個艱難而又復雜的過程。

1956年以前，中國同其他剛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一樣，由于缺乏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經驗，只能照搬蘇聯的做法，尤其在重工業、計劃工作、統計工作、銀行管理等方面，基本上是蘇聯模式。1956年，對斯大林的批判以及匈牙利事件的發生，促使和中國共產黨人思考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道路、基本原則。1956年4月，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國家黨的代表談話時就曾明確指出：“各國應根據自己國家的特點決定方針、政策，把馬克思主義同本國特點結合起來。”（注：《文集》第7卷，第64頁。）他還說，照抄別國的經驗是危險的，成功的經驗，在這個國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個國家如果不同本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而生搬硬套，必然是走向失敗。他認為，“這是一條重要的國際經驗。”（注：《文集》第7卷，第64頁。）他還指出，中國的經驗，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即使好的經驗，也不一定同別的國家的具體情況相適合，因此不能照抄照搬。很顯然，的這番話，是在總結中國照抄照搬蘇聯經驗的教訓后而說出來的。也就在這同一個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著名的講話《論十大關系》。這篇講話以蘇聯的經驗為鑒戒，總結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經驗教訓，提出了一系列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基本方針。幾年后，在回顧《論十大關系》的講話動機時就曾說：“十大關系”就是同蘇聯比較，看看除了蘇聯的辦法以外，是否還能找到別的辦法，比蘇聯、歐洲搞得更快、更好。他還說，中國的工業化道路，大、中、小同時并舉的方針，不提和蘇聯比，但實際上是在和蘇聯比。

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中，一開始就明確地說：“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于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注：《文集》第7卷，第23頁。）接著，他從十個方面進行總結，具體闡述了結合中國實際建設社會主義的一系列重大原則問題。

比如，在講到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時，說，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沒有犯原則性的錯誤。我們比蘇聯和一些東歐國家作得好些。……他們片面地注重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因而市場上的貨物不夠，貨幣不穩定。我們對于農業、輕工業是比較注重的。我們一直抓了農業，發展了農業，相當地保障了發展工業所需要的糧食和原料。我們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較豐富，物價和貨幣是穩定的。”（注：《文集》第7卷，第24頁。）又比如，在講到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時，他認為，我們和蘇聯比，也沒有犯大的錯誤。在講到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時，又指出：“蘇聯的辦法把農民挖得很苦。他們采取所謂義務交售制等辦法，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代價又極低。他們這樣來積累資金，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的損害。你要母雞多生蛋，又不給它米吃，又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世界上哪有這樣的道理！”（注：《文集》第7卷，第29-30頁。）“我們對農民的政策不是蘇聯的那種政策，而是兼顧國家和農民的利益。……鑒于蘇聯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我們必須更多地注意處理好國家同農民的關系。”（注：《文集》第7卷，第30頁。）

如果說，在《論十大關系》中所談到的主要還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的問題，希望通過與蘇聯的比較，尋找適合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道路、具體方法，那么，在其后的一段時間里，則更多地從理論上探討了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結合起來的問題，并將這一問題上升到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基本原則的高度。他的這些思想，主要表現在當時他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同工商界人士的談話中。

1956年8月，在《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開宗明義地指出：“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原則，各個國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則和基本原則的表現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比如打仗的原理是一樣的，都是攻、守、進、退、勝、敗，但是在打法上，怎么攻，怎么守，各有不同，有很多的不同。”（注：《文集》第7卷，第76頁。）又說：“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就有許多不同。蘇聯是由城市到鄉村，我們是從鄉村到城市。”（注：《文集》第7卷，第76頁。）這里提到的“基本原則”和“小原則”的關系、“基本原則”和基本原則的“表現形式”的關系，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各國社會主義建設具體原則、具體路線、方針、政策的關系。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的普遍真理是基本原則、一般原則或大原則，是各個社會主義國家都必須共同遵守的原則；各國根據自己的國情制定的具體原則，具體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小原則”，是大原則或一般原則的“表現形式”。這些“小原則”或大原則的“表現形式”應該有所不同，而且必然不同。當然，大原則與小原則的區分本身也是相對的。相對于社會主義的普遍真理，相對于社會主義的一般原則，各國根據自己的國情所制定的原則是小原則，是各國建設社會主義一般原則的表現形式；而相對于本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這樣的小原則便是大原則，是基本原則。根據的看法，各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是相同的，但具體原則、小原則又是不同的。

在這篇著名的談話中，談到了音樂、舞蹈、文學、藝術乃至醫學等問題，反復強調東西方、中國和外國的音樂、舞蹈、文學、藝術的基本原理是相同的，但表現形式卻各有不同，如他說：“藝術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現形式要多樣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風格。”（注：《文集》第7卷，第76頁。）又說：“有共性，也有個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異的方面。這是自然法則，也是馬克思主義的法則。”（注：《文集》第7卷，第76頁。）在談到反對教條主義時，他回顧了中國革命的坎坷歷程，“什么都學習俄國，當成教條，結果是大失敗，把白區搞掉幾乎百分之百，根據地和紅軍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勝利推遲了好些年。這就是因為不從實際出發，從教條出發的原故。教條主義者沒有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注：《文集》第7卷，第79頁。）在這里，與其說談論的是音樂、藝術等問題，還不如說是談論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則與各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關系問題，是社會主義的一般原則如何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相結合的問題。他強調在音樂、藝術上要創造出中國自己的、有獨特的民族風格的東西，強調“要向外國學習，學來創作中國的東西”（注：《文集》第7卷，第82頁。），“外國有用的東西，都要學到，用來改進和發揚中國的東西，創造中國獨特的新東西”（注：《文集》第7卷，第82頁。），實際上不僅僅指音樂、藝術，而是告誡全黨、全國人民，要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蘇聯經驗的同時，結合中國的具體實際，創造性地建設具有中國“獨特的民族風格”、“民族形式”的社會主義。所以，他在這次談話中明確地指出：“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在實踐中的表現形式，各國應有所不同。在中國，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國的革命實際相結合。十月革命就是俄國革命的民族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藝術方面也是如此。”（注：《文集》第7卷，第78頁。）

在其后不久召開的黨的八大預備會議及時次會議的講話中，又對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一原則作了理論的闡釋。指出，斯大林之所以犯錯誤，從理論上講，就是在一些問題上主觀脫離了客觀，理論脫離了實際、脫離了實踐，因而不能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則與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他強調，要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則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就是要做到主觀符合客觀，理論與實踐相統一，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主觀主義。如他說：“斯大林為什么犯錯誤呢？就是在一部分問題上他的主觀跟客觀實際不相符合。……我們這次大會的文件所規定的東西，所講的東西，要盡可能符合和接近中國的實際。同時，要根據我們過去的經驗，批評那些不符合實際的觀點，批評這個主觀主義，打擊這個主觀主義。這個任務，早幾年我們就開始提出來了。現在，我們反對的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主觀主義。”（注：《文集》第7卷，第90頁。）“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如果不結合，那就不行。這就是說，理論與實踐要統一。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注：《文集》第7卷，第90頁。）

在黨的八大開幕詞中，又明確地講道：“我國的革命和建設的勝利，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密切地聯系起來，這是我們黨的一貫的思想原則。”（注：《文集》第7卷，第116頁。）

至此，關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原則的思想已大致形成，這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建設具有中國民族特色、民族形式、民族風格的社會主義。這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產物，是中國共產黨和全中國人民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結果，也是在實踐中艱辛探索的結果。

二、關于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民族形式

建設具有中國民族特點、民族風格的社會主義，必須通過一定的形式來實現；或者說，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社會主義，要體現在一定的民族形式中。怎樣的形式才適合于建設中國的社會主義？這是一直苦苦探索的問題。

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曾經講到社會主義建設的形式問題。他認為蘇聯有兩種建設社會主義的形式：一種是國家的全民形式，一種是不能叫做全民的集體農莊的形式。這兩種形式，是蘇聯的社會主義運動的載體。集體農莊這種形式是否適合社會主義建設呢？的看法是有保留的。他認為，集體農莊不一定就是好的形式，因為集體農莊不利于從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過渡，也就是不利于整個蘇聯社會主義運動的進一步發展。而對這樣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斯大林卻研究甚少，也很少發表看法。所以，在關于學習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講話中特別指出：斯大林在這里提到了兩種基本形式，但究竟怎樣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斯大林回避了這個問題，他沒有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沒有找到適當的形式。

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有一段關于建設社會主義形式的論述，其中講到：每一個國家都有具體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形式和方法。對這一提法大表贊賞。他說：“‘每一個’國家都‘具有自己特別的具體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形式和方法’，這個提法好。一八四八年有一個《共產黨宣言》，在一百一十年以后，又有一個‘共產黨宣言’，這就是一九五七年各國共產黨的莫斯科宣言。在這個宣言中，就講到了普遍規律和具體特點相結合的問題。”（注：《文集》第8卷，第116頁。）

從的談話中可以看出，所謂“自己特別的具體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形式”，應該包括兩方面的主要內容，及時，它必須是社會主義的，必須體現社會主義的一般原則、一般規律。第二，它必須體現各個國家的具體特點，必須適合各個國家的具體國情。因而，這樣的形式就是把社會主義的普遍規律、一般原則與各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的形式，是具有各個國家的民族特點、民族風格的形式。

那么，對于中國來說，怎樣的形式才適合于社會主義建設呢？

中國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大國，農村人口占了大多數。建設中國的社會主義，關鍵在于如何引導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因而，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形式問題，首先是農村采取怎樣的形式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對于建設中國社會主義形式問題的探索，首先是對農村建設社會主義問題的探索。如上所述，不贊成在中國搞集體農莊，而是試圖把社會主義的一般原則與中國實際結合起來，創造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新形式。這種新形式，起初把它設想為農業合作社、后來則設想為。

早在1953年，就設想通過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某種形式，在農村建設社會主義。這種“某種形式”就是農業生產合作社。當時，農村中已經出現了這樣那樣的社會問題，如他說：“現在農村中存在的是富農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和像大海一樣的個體農民的所有制。大家已經看見，在最近幾年中間，農村中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24小時24小時地在發展，新富農已經到處出現，許多富裕中農力求把自己變為富農。許多貧農，則因為生產資料不足，仍然處于貧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債，有些人出賣土地，或者出租土地。這種情況如果讓它發展下去，農村中向兩極分化的現象必然24小時24小時地嚴重起來。……”（注：《文集》第6卷，第437頁。）如何才能解決這些問題呢？他說：“這個問題，只有在新的基礎之上才能獲得解決。這就是在逐步地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逐步地實現對于手工業、對于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同時，逐步地實現對于整個農業的社會主義的改造，即實行合作化，在農村中消滅富農經濟制度和個體經濟制度，使全體農村人民共同富裕起來。”（注：《文集》第6卷，第437頁。）

就工農業的關系來說，認為存在著工業的現代化和農村中個體經濟不相適應的矛盾。他說：“我們現在不但正在進行關于社會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進行技術方面的由手工業生產到大規模現代化機器生產的革命，而這兩種革命是結合在一起的。在農業方面，在我國的條件下（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是使農業資本主義化），則必須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機器。由此可見，我們對于工業和農業、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的農業改造這樣兩件事，決不可以分割起來和互相孤立起來去看，決不可以只強調一方面，減弱另一方面。”（注：《文集》第6卷，第432頁。）

為什么只有實現了農業合作化才能解決工農業之間的矛盾呢？認為，這是因為社會主義的工業化離不開農業的合作化，其原因一是只有實現了農業合作化，開展大規模的農業生產，才能滿足工業不斷增長的對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需要。“如果我們不能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解決農業合作化的問題，即農業由使用畜力農具的小規模的經營躍進到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的經營，包括由國家組織的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的移民墾荒在內……，我們就不能解決年年增長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需要同現時主要農作物一般產量很低之間的矛盾，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事業就會遇到絕大的困難，我們就不能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注：《文集》第6卷，第431頁。）二是一部分工業產品的價值實現，需要農業合作化。“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一個重要部門——重工業，它的拖拉機的生產，它的其他農業機器的生產，它的化學肥料的生產，它的供農業使用的現代運輸工具的生產，它的供農業使用的煤油和電力的生產等等，所有這些，只有在農業已經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規模經營的基礎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注：《文集》第6卷，第432頁。）這顯然是說，要解決工農業之間的矛盾、工業現代化和農村個體經濟之間的矛盾，首先必須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也就是所謂“先合作化，后機械化”。

應該說，關于在農村實行合作化的理由，已經闡述得十分充分了。他反復告訴人們，只有合作化才是中國農民實現共同富裕的真正出路；也只有實現農業合作化，才能實現社會主義的工業化；而實現農業合作化的形式就是農業合作社。在他看來，農業合作社既體現了社會主義的一般原則，同時也適合中國農村的具體實際，是引導農民走向社會主義、解決社會矛盾的好形式。

農業生產合作社是否是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科學形式？當人們還未來得及對這一問題作深入思考的時候，一個新事物——出現了。為此而感到欣喜，認為較之農業生產合作社有更大更多的優越性。在他看來，這就是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民族形式。

1958年12月9日，在黨的八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中說：的出現，這是四月成都會議、五月黨的代表大會沒有料到的……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種建設社會主義的形式。

那么，何以就是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形式呢？認為有如下幾點理由：及時，在社會主義階段，同時存在著兩種社會主義的所有制，一是集體所有制，二是全民所有制，這兩種所有制既矛盾又統一，既對立又結合。的根本性質是生產資料集體所有，但又包含了全民所有制的核心因素。第二，在社會主義階段，不僅是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并存，而且同時存在著共產主義全民所有制的因素，社會主義不僅應該而且可以允許共產主義因素的增長，這種形式能同時容納這三種所有制。第三，規模大，實現了工農兵學商、農林牧副漁的結合，能夠形成強大的引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物質基礎。因而在第三次鄭州會議上十分肯定地說：公社成立了，我們有了公社所有制，如北戴河決議和六中全會決議所說，這種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極大的優越性，是我們的農村由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全民所有制的好的形式，也是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好的形式。這是毫無疑問的，這是肯定了的。如果對于這樣一個根本問題發生了懷疑，那就是錯誤的，那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

是否是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好形式？幾十年過去了，歷史已經做了否定的回答。原因何在呢？

將認定為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好形式，是和他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分不開的。從當時的論著中，我們不難看到，所理解的社會主義，從經濟基礎看，就是公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在他看來，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就是要變私有制為公有制，變個體所有制為集體所有制，從這個意義上說，所理解的社會主義就是“公”，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顯示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同時認為，以公有制為本質的社會主義，是與小農經濟相對立的、以機械化的大生產為特征的現代化經濟。認為，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相反，小農經濟只能導致資本主義；小農經濟也不可能解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所面臨的工業與農業、供給與需求的矛盾，而只有機械化的大生產，才能增加糧食產量，為工業的發展提供必要的商品糧和原材料，并使工業部門生產的農業機械、化肥、農藥等產品變成現實的價值。他的這一觀點表明，社會主義生產就是大生產，社會主義經濟就是大經濟。簡單地說，“大”就是社會主義，越大越是社會主義。

按照的理解，社會主義本質上是一大二公，具有著一大二公的優越性，因此，就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好形式。

一直試圖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建設具有中國民族特點、民族形式的社會主義，然而，他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卻有些簡單化，對完成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有些急于求成。盡管他認為社會主義應該分為發達的社會主義和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兩個階段，但他對當時中國社會所處的歷史階段卻缺乏分析，沒有認識到中國還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更沒有認識到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個體所有制、個體經濟的存在和發展對于建設中國的社會主義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而是要求過早地消滅私有制，消滅個體經濟，以盡快盡早地過渡到全民所有制，過渡到的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從這個意義上說，當時不僅對社會主義的理解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對當時的中國實際也把握得不，因此對建設中國社會主義形式的設想超越了中國的實際，超越了中國歷史的發展階段。這就決定了他在當時的條件下不可能真正找到建設具有中國民族特點的社會主義的具體形式。這是個人的局限性，同時也是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局限性。

然而，對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形式的探索，仍然有著理論意義。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制度，作為一種運動，的確需要依附一定的形式，依附一定的載體。各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尤其是中國20年來的改革開放實踐證明，適當的形式將促進社會主義的發展，不適當的形式將會阻礙社會主義的發展。因此，根據本國的實際，尋找適合本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形式，無疑是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的一項重要工作。今天，我們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革，其中諸多方面，不正是建設社會主義形式的改革嗎？而且，隨著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不斷深入，這種改革還將繼續下去。從這個意義上說，對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形式的探索，雖然不能說是成功的，但他的許多思想仍然值得研究，值得深思。

三、關于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規律

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為什么會遇到種種挫折？歸根結蒂，用的話說，就是“還沒有摸到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因此，要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運用于中國的實際，建設具有中國民族特點的社會主義，不僅要找到適合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形式，更要正確地認識和把握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

認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應該是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體現出來的規律，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特殊規律。它本質上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一致，與社會主義的基本規律一致，同時又是將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則、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規律應用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際的產物。因此，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規律，既是馬克思主義的，同時又是中國式的。

如果說，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初期，主要是學習、借鑒蘇聯的經驗，研究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那么，從《論十大關系》的講話開始，就將主要的注意力放在研究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特殊規律問題上。

怎樣才能找到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規律？認為，必須以實踐為基礎，在實踐中去認識規律和掌握規律，并結合中國革命的實際作了十分具體的分析。

在關于學習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講話中，就曾指出：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必然性，要去研究它。在成都會議上，我就曾說過：要看一看我們這一套（多快好省、三個并舉、群眾路線）會不會翻筋斗，能不能成功。這要幾年甚至上十年才能證明。革命的規律，過去也有人懷疑，現在已經被證明是正確的，因為敵人已經被打倒。現在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能否搞起來？人們還有懷疑。中國的作法是否適合中國的經濟規律？還要研究。我看，大體適合就可以了。

在關于學習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講話中，又說：“規律是在事物的運動中反復出現的東西，不是偶然出現的東西。規律既然反復出現，因此就能夠被認識。例如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過去是八年到十年出現一次，經過多次的反復，就有可能使我們認識到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危機的規律。”（注：《文集》第8卷，第105頁。）在談到中國時期按人口平分土地的政策時，他認為，如何合理分配土地的規律，是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反復出現，而被我們所認識和利用的。他說，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后期，當時的中央曾主張按勞動力分配土地，不贊成按人口平分土地。然而，按勞動力分配土地，對富裕中農最有利，對廣大貧下中農不利，不利于發展生產。實踐證明，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是正確的，而按勞動力分配土地是錯誤的。當時，還有些同志主張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這同樣破壞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證明是錯誤的。“這個問題經過反復爭論和實踐，結果證明，按人口平分土地是符合我國民主革命階段中徹底解決土地問題的客觀規律的。”（注：《文集》第8卷，第105-106頁。）

由于規律是在實踐中反復出現的趨勢，所以，反復強調要在實踐中學習規律，研究規律，“要認識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必須進行實踐，在實踐中必須采取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來進行研究，而且必須經過勝利和失敗的比較。反復實踐，反復學習，經過多次勝利和失敗，并且認真進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認識合乎規律。”（注：《文集》第8卷，第104-105頁。）

1962年，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在回憶了中國革命的曲折歷程后，又強調說：“我講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在民主革命時期艱難地但是成功地認識中國革命規律這一段歷史情況的目的，是想引導同志們理解這樣一件事：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必須從實踐出發，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到達自由王國。”（注：《文集》第8卷，第300頁。）“我們應當在今后一段時間內，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在實踐中間逐步地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注：《文集》第8卷，第303頁。）

可以看出，從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去認識和把握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規律，是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思想。那么，本人從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認識和總結了哪些規律呢？概括起來說，主要有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價值規律和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規律等。

認為，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規律，同樣是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基本規律。但是，只有將這一規律與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才能充分發揮它的作用，使國民經濟真正做到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

在關于學習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講話中，就明確地指出，社會主義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客觀規律、客觀法則與計劃機關制定的計劃，是不能混為一談的。他說：我們過去也制定了計劃，但時常發生風潮，多少，少了，盲目地碰，不知怎么辦才好。經過了曲折、馬鞍形的教訓，大家動腦筋想辦法，才找到了總路線，才有“農業綱要四十條”。這就是說，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客觀法則，是存在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過程中的客觀趨勢，它不等于人們主觀制定的計劃。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結合中國的具體實際，科學地、靈活地把握計劃規律。

在關于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在談到恩格斯的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社會生產就成為可能”這一觀點時說：“資本主義社會里，國民經濟的平衡是通過危機達到的。社會主義社會里，有可能經過計劃來實現平衡。……但是不能認為社會主義社會里就沒有自發性和自流性。我們對規律的認識，不是一開始就是完善的。實際工作告訴人們，在一個時期內，可以有這樣的計劃，也可以有那樣的計劃；可以有這些人的計劃，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計劃。不能說這些計劃都是合乎規律的。實際上是，有些計劃合乎規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規律，有些計劃不合乎規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規律。”（注：《文集》第8卷，第118頁。）“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能夠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使不平衡得到調節，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因為消滅了私有制，可以有計劃地組織經濟，所以就有可能自覺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的、平衡是相對的這個客觀規律，以造成許多相對的平衡。”（注：《文集》第8卷，第119頁。）的這些論述，來自他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深刻認識，來自他對中國國民經濟計劃工作的經驗總結。他的這些論述告訴我們，消滅私有制，為我們有計劃地建設社會主義提供了可能性，計劃規律的一般原則，也為我們制定國民經濟計劃提供了依據，但是，如果不了解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不懂得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規律，也難免犯自發性和自流性的錯誤，計劃工作本身就可能出問題，甚至不符合規律或者不符合規律。因此，只有將計劃規律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結合起來，才能制定正確的國民經濟計劃。

在談到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規律時，關于要把社會主義建設的一般規律與中國實際結合起來，尋找適合中國國情的具體規律的思想，表現得尤為鮮明。

按照的看法，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規律是一切社會擴大再生產的共同規律，當然也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擴大再生產的規律，但是，他又認為，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規律，在不同國家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他說：“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規律，是一切社會擴大再生產的共同規律。資本主義社會如果不是生產資料優先增長，它的社會生產也不能不斷增長。斯大林把這個規律具體化為優先發展重工業。……我們把這個規律具體化為：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工農業同時并舉。”（注：《文集》第8卷，第121頁。）他還舉例說，1960年估計可生產鋼材1300萬噸，拿出十分之一的鋼材搞農業技術改造和水利建設，其余十分之九的鋼材，主要還是用于重工業和交通運輸業的建設。他認為，這樣做就是工農業并舉了。

把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規律，具體化為在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工農業同時并舉，這是創造性地將建設社會主義的一般規律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生動表現。一般說來，社會主義要擴大再生產，就必須保障生產資料的優先增長；而要保障生產資料的優先增長，就必須發展重工業。然而，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的問題是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農業不發展，農民的問題不解決，勢必會阻礙整個中國社會的發展。因而認為，在發展重工業的前提下，必須抓好農業，發展農業。只有這樣，才能保護農民的利益，鞏固工農聯盟，鞏固政權基礎。

還結合中國的實際，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的價值規律、商品生產規律、國民經濟發展的平衡與不平衡的對立統一規律作了深入研究。由于歷史條件的局限性，他的一些提法和觀點不一定正確。

對于建設具有中國民族形式的社會主義的探索，已經過去幾十年了，中國今天的現實與所處的年代相比，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今天看來，關于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理論，確有一些不適合中國的實際，有的甚至是錯誤的。一方面，他強調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結合起來，不搞教條主義；但另一方面，由于種種原因，他所得出來的結論，他所確立的一些方針、政策，卻又違背了中國的實際情況；他所倡導的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具體形式和強調的具體規律，在當時，乃至今后一段時間，不一定都符合中國的實際。然而，他力圖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結合起來，將社會主義的一般原則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積極尋找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民族形式和特殊規律的嘗試，無疑是正確的，有意義的。即使在今天，社會主義的發展對我們仍然還有許多必然王國，我們仍然需要探索把社會主義的一般原則與中國實際結合起來的具體道路、具體方法，仍然需要探索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具體形式和具體規律。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今天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本質上是對所開創的偉大事業的繼承和發展，而他關于建設具有中國民族形式、民族特點的社會主義的艱辛探索，無疑是一筆十分寶貴的思想財富，值得我們認真地學習和研究。

建設論文:黨史建設思想論文

一、關于加強黨風建設重要性的思想

首先，從奪取政權的戰略高度看待黨風建設的必要性。清楚地認識到：中國人民要完成推翻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的革命任務，沒有一個政治堅定、作風過硬的共產黨領導，是不可能戰勝強大的敵人而取得革命勝利的。歷史事實證明，在民主革命時期，我們黨在“小米加步槍”的劣勢條件下，歷盡艱難困苦，從小到大，從弱到強，最終打敗國內外反動派，奪取全國政權，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黨始終不渝地堅持黨風建設，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艱苦奮斗，廉潔奉公，全心全意為人民謀福利，贏得了全國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擁護。

其次，從鞏固政權的戰略高度看待黨風建設的緊迫性。根據“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水可載舟，亦可覆舟”這一古訓強調指出，革命勝利特別是共產黨執政后，黨員領導干部掌握了一定的權力，就很容易沾染官僚主義、命令主義、主觀主義的作風，滋長驕傲自滿情緒，當官做老爺，其結果必然脫離人民群眾，我們取得的政權就有“覆舟”之災。始終從鞏固政權的戰略高度來正視黨風建設的必要性，多次反復強調說，黨風建設問題是關系到“中國能否改變顏色”的重大問題。

第三，從實現黨的政治路線的高度強調黨風建設的重要性。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一文中總結了黨自身建設的經驗，明確指出：“黨的建設過程，黨的布爾什維克化的過程，是這樣同黨的政治路線密切地聯系著。”黨風和黨的政治路線存在著本質聯系。只有把黨風建設好，黨才能制定正確的政治路線；黨的政治路線決定著黨風建設的方向，黨風建設是實現黨的政治路線的重要保障。

第四，從世界觀和黨性的高度來強調黨風建設的必要性。黨的作風是無產階級世界觀和黨性原則在實際行動上的集中表現。黨風建設說到底是要求我們的每一個黨員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加強黨性修養。抓住世界觀和黨性這兩個黨風建設的根本問題，嚴厲地批判了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教條主義等不良作風。他指出：黨內存在的不良作風“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

第五，從黨群關系的高度來強調黨風建設的重要性。在領導中國革命的斗爭中，明確提出要把黨建設成為一個密切聯系群眾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強調黨群關系問題是黨風建設的關鍵所在。由此出發，要求“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較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較高標準。”

二、黨風建設思想的形成與發展

黨風建設思想是隨著中國革命的發展，在總結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歷史經驗過程中逐步發展起來的，從其思想形成和發展的脈絡來看大體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一）黨風建設思想的初步形成時期

早在黨的創立時期和及時次國內革命時期，就強調要使黨能夠肩負起領導中國革命的重任，必須樹立一個區別于一切剝削階級政黨的新作風。針對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指出，進行革命必須放手發動群眾、依靠群眾，必須深入實際進行調查研究。親自到工農群眾中去考察，先后寫出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國民革命和農民運動》、《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指導中國革命的光輝文獻，為我們黨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樹立了典范。大革命失敗后，在井岡山開始了建黨、建軍以及建立工農武裝政權的偉大探索。面對共產黨處于被壓迫、被屠殺、被圍剿的白色恐怖的環境，針對黨和紅軍隊伍中農民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分子占多數的情況，深切感到，黨要堅強有力，紅軍要有戰斗力，黨的政治路線要得到切實貫徹執行，要領導人民群眾同強大的敵人作堅決的斗爭并取得革命斗爭的勝利，首先必須解決思想武裝和作風建設問題。作風是黨和紅軍的形象，是黨在群眾中號召力、影響力、凝聚力的直接決定因素。他極力倡導并身體力行做群眾工作，關心群眾生活、給群眾以利益的工作作風；反對脫離實際的主觀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的思想作風；艱苦奮斗、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生活作風。這些思想體現在這一時期的主要著作中。

（二）黨風建設思想的成熟化系統化時期

運動是在民主革命時期進行黨的建設的偉大創造。在這期間，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把黨風建設方面的探索進一步系統化、理論化，形成了系統完整的黨風建設思想。1941年3月在《〈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中大力倡導調查研究，了解下情，向群眾學習的作風。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他提出要反對主觀主義，樹立馬克思主義學風，把學風黨風提升到黨性高度，闡明了主觀主義是黨性不純的表現，而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才是有黨性的表現。1942年2月，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發表《整頓黨的作風》的演講，指出黨內還存在學風不正、黨風不正、文風不正的地方，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還在經常作怪，因此我們的任務就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1943年6月，為中共中央寫了《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的決定，著重闡明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和作風。1945年4月24日，在黨的七大上作的《論聯合政府》的報告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新的工作作風，這主要的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三大作風”的形成及在理論上的概括，是黨風建設思想達到成熟化和系統化的重要標志。

（三）黨風建設思想進一步豐富和發展時期

在解放戰爭時期和建國以后，領導中國共產黨繼續發展和實踐了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從而使黨風建設思想得到了進一步豐富和完善。

1948年4月，在《將全國一切可能和必須統一的權力統一于中央》一文中指出：“地方主義的和經驗主義的惡劣作風，事前不請示事后不報告的惡劣作風，多報功績少報（甚至不報）錯誤缺點的惡劣作風，對于原則性問題粗枝大葉缺乏反復考慮慎重處置態度的惡劣作風，不愿精心研究中央文件以致往往直接違反這些文件中的某些規定的惡劣作風，仍然存在，”（注：《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頁。）所有這些不良現象，中央要求必須“立即明確地毫不含糊地予以指出并予以糾正。”（注：《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6頁。）在全國即將取得勝利共產黨即將成為執政黨的時候，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要求全黨保持清醒的頭腦，防止滋長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過艱苦生活的情緒，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他指出：“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及時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注：《選集》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頁。）

建國以后，仍然十分重視黨的作風建設。1951年12月，針對當時“很多黨員，干部甚至負責干部，沉埋于事務工作，政治思想極不發展，黨內生活極不健全，因此許多人陷入了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泥坑，許多人本位主義極為濃厚，只顧小局，不顧大局”（注：《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1頁。）的現狀，明確提出要“展開整黨整風，展開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嚴重斗爭”。（注：《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1頁。）1953年1月在《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中指出：“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在我們的黨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個大問題，就是在一個很長時期內還將是一個大問題”（注：《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4頁。）。1956年4月，在《共產黨人對錯誤必須采取分析的態度》一文中，提出要建立一定的制度來保障群眾路線和集體領導的貫徹實施，避免脫離群眾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減少工作中脫離客觀實際情況的主觀性和片面性。1957年3月，他在《堅持艱苦奮斗，密切聯系群眾》中針對革命勝利后部分同志革命意志衰退，鬧地位，鬧名譽，比薪水高低的爭名奪利現象，強調“共產黨就是要奮斗，就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為人民服務。”（注：《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5頁。）“要保持過去革命戰爭時期那么一股勁，那么一股革命熱情，那么一種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注：《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5頁。）他要求黨的干部不要擺老爺架子，不要擺官僚架子，要把架子收起來，跟人民見面，跟下級見面。1958年5月，在《干部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的講話中指出：“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及時，看不起人，靠資格吃飯，做了官特別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這是一種很惡劣的現象。”他要求要徹底掃掉這種官氣，誰有真理就服從誰。此外，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反對官僚主義克服“五多五少”》等一系列文章中也提出了許多閃光的黨風建設思想。

三、黨風建設思想的基本內容

黨風建設思想是一個系統化、科學化的思想體系。這個思想體系的內容十分豐富，博大精深。其主體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實事求是的作風。實事求是不僅是我們黨的思想路線，而且也是我們黨最核心的思想作風。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中及時次明確提出：“共產黨員應是實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遠見卓識的模范。因為只有實事求是，才能完成確定的任務；只有遠見卓識，才能不失前進的方向。”1941年他又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對實事求是的科學含義作了系統闡釋。

——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馬克思主義理論是革命行動的指南，必須和實際相結合。十分重視并親自開創了理論聯系實際的優良作風，他反復強調，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學習馬克思主義，一定要結合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實際，學習它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學習的目的全在于應用。

——密切聯系群眾的作風。深刻地認識到，無產階級政黨只有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才能實現其偉大的歷史使命。人民群眾是我們黨的力量源泉和勝利之本。共產黨只要切實地生活在群眾之中，依靠人民的力量，就無敵于天下。

——民主集中制的作風。認為，民主集中制是調動全黨和全國人民積極性，協調黨內外各種關系、保障黨的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的根本原則，同時，民主集中制也是我們黨的一大優良傳統和作風。民主和集中是辯證統一的關系，民主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集中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指出，我們要通過實行民主集中制，造成一個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謙虛謹慎、艱苦奮斗的作風。建國前后，在《堅持艱苦奮斗，密切聯系群眾》等著作中，多次提出要繼續保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艱苦奮斗的作風，警惕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反對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等重要思想。

——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指出，敢于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抵制各種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和我們黨的肌體的有效的方法。

四、關于加強黨風建設的主要措施

同志在長期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過程中，通過總結我們黨自身建設的歷史經驗，科學地、創造性地提出了加強黨風建設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措施。概括起來，大體包括以下幾個主要方面：

及時，整黨整風。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過程中，針對我們黨在各個時期不同程度地存在的作風不良等問題，創造性地運用整黨整風的有效形式和措施，加強黨的作風建設。在親自倡導和領導下，我們黨先后進行過幾次大規模的、成功的整黨整風運動。每次開展整黨整風，都是對黨風的一次“綜合治理”。為了使整黨整風收到良好的效果，歷來強調要把思想整頓放在首位，堅持思想整頓與組織整頓相結合，整黨與建黨相結合；堅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的方針，堅持嚴肅而又謹慎的態度，堅決反對“殘酷斗爭，無情打擊”。

第二，對全黨進行黨性教育。共產黨員先鋒模范作用是由黨的性質，即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性質決定的。指出：要在錯綜復雜的環境中保持黨性和黨的宗旨，較大限度地克服黨內不良傾向，就必須長期一貫地對全黨進行黨性教育。通過黨性教育，充分發揮共產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真正體現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和作用。

第三，依靠群眾進行民主監督。他認為，只有讓人民群眾起來監督共產黨，黨員才不敢松懈，只有讓人民群眾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第四，加強法紀教育，堅持從嚴治黨。歷來十分重視加強黨的紀律，堅持從嚴治黨。早在建軍之初，他就制定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軍紀，作為全黨全軍一貫遵守的鐵的紀律。他把模范遵守黨和國家各項法律、制度看成是實現全黨意志統一和行動一致的有力保障。

第五，堅持團結教育的方針。在對待黨內的思想斗爭問題上，強調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糾正黨風不正，必須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在糾風中，要采取細致的講理的方法，堅持“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斗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

第六，嚴懲腐敗，決不姑息。黨風建設思想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對危害極大、影響極壞的人和事，堅決處理，決不遷就。認為，端正黨風是一項極其嚴肅的事情，決不能無原則地遷就，通過處理少數人，可以教育挽救一大批干部。建國后對劉青山、張子善貪污腐敗案的果斷處理，就是嚴懲腐敗、決不姑息這一思想的重要體現。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強黨的作風建設仍然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十分重要而艱巨的任務。我們要認真學習領會的黨風建設思想，借鑒當年開展黨風建設的寶貴經驗，進一步繼承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努力開創新時期黨風建設的新局面。

建設論文:社會主義政治文化建設論文

摘要〕科學發展觀是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執政規律的近期成果，對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化具有積極的引導作用。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化，“以人為本”是基本原則，統籌發展是主要方式，動態和諧則是重要目標。

〔關鍵詞〕科學發展觀，政治文化，路徑選擇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化，是在馬克思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導下，以社會主義政治價值觀為核心，以社會主義民主、參政意識和法制觀念為基本內容，植根于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揚棄吸收西方資產階級政治文化的民主性精華，從而形成的政治思想、政治情感、政治信仰和政治心理。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不斷發展，這一政治文化已初具雛形，更加完備的形態正在建設之中。科學發展觀作為新世紀新階段中國共產黨提出的關于經濟社會發展的本質、目的、內涵和要求的總體看法和根本觀點，是一種新的政治理論和政治主張，對于現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化的建設起著積極的導引作用。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化建設的歷史和現實背景

在政黨政治時代，國家要保持經濟增長、政治穩定和社會進步，能否建立起先進的政治文化至關重要。這就要求執政黨要大力挖掘社會的有效合理價值，建立起使絕大多數社會成員都能自覺履行的認識體系和信仰體系，從而實現集體行動的協調與合作。從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執政50多年的歷史來看，思想作為指導中國社會變革的強大理論武器，不僅從根本上扭轉了近代中國百年來的屈辱歷史，而且徹底改變了兩千年中國封建專制的政治局面，使中國從一個經濟、政治、文化落后的農業大國，發展成一個初具工業體系、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同時，作為一種主導意識形態，思想引導人們在物質匱乏的條件下，成為精神的富有者，為新型政治文化的構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鄧小平理論實現了由階級斗爭政治觀向經濟建設政治觀的轉變，將民眾的政治情感由激越導向理性，把政治評價由理想轉為現實，從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化的構建開辟了廣闊的前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更加地概括了社會主義政治文化價值取向的基本內涵，進一步增強了人們的政治認同感，調動了人們參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積極性。

但是，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由于政治價值觀出現了過分注重物的因素而忽視人的需求，過分注重經濟效益而忽視社會公平等偏向，因而也積累了不少矛盾和問題。面對這些問題，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根據世界發展趨勢和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提出了新的發展觀——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的確立，反映了黨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對發展問題的新認識，體現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重要戰略機遇期的新要求。它以辯證唯物主義的求真務實觀、歷史唯物主義的民本觀和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觀，為構建全體社會成員共同信仰的政治價值新體系提供了重要依據。

二、以人為本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化建設的基本原則

從一般意義上講，任何現代民主國家的本質都是建立在“以人為本”的基礎之上的。歐洲資產階級在埋葬封建制度的同時，將確立人的價值的人權思想、人道主義輸入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相比之下，中國經歷了漫長的封建社會，在高度集權的政治體系中，封建官吏管理民眾的主要手段是愚民、馭民、牧民。他們信奉“民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1〕，因此，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的國家意識、服從意識比較強，而平等意識、自主意識和參政意識相對弱。盡管古代一些有遠見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提倡過“以民為本”，但它是建立在“君本”基礎之上的。就其實質而言，只不過是維護王權統治的一種手段。正如陳獨秀所論：“以古時之民本主義，是所謂蒙馬以虎皮耳。”〔2〕

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確立之后，整個社會發生了重大變遷，勞苦大眾在政治生活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但政治文化作為一種不同于政治制度的政治現象，具有一種相對穩定性，其變動速率往往與政治制度的變動不同步，從而導致了中國人在擁有法定的政治平等權之后，要實現真正意義上政治平等卻是舉步維艱。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對“以人為本”的政治理念逐步有所認識和強調，從“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3〕，到“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文化中民主因素在不斷增強。

新世紀新階段，作為科學發展觀重要原則的“以人為本”，已成為中國政治發展的基本理念和核心價值觀。“以人為本”原則體現在中國特色政治文化構建中，必然要涉及到人與人之間的政治關系問題——公民權利的平等問題。公民的基本權利，是其根本利益之所在，是確立“以人為本”價值目標的根本依據。在社會主義國家，公民的權利是普遍和平等的，是每個人所應有的利益訴求。總書記明確指出：“在促進發展的同時，把維護社會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綜合運用多種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前進。”〔5〕這里，是將“權利公平”放到了首位。可見，講“以人為本”，在政治上及時位的應是“以人的權利為本”。堅持“以人為本”，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化，就是要塑造人人平等的政治心態和均等參與的政治氛圍，從而達到政治地位的平等化，讓每個公民都能充分享受政治自由這一權利。

三、統籌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化建設的主要方式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持續20多年的高速發展，帶來了經濟上的空前繁榮。但經濟繁榮并不必然或自動導致社會的公平和公正，由于市場給人們提供的機會以及對市場機會把握的不同，加之收入分配、社會保障等政策因素的影響，所以使社會群體在享受改革開放成果時出現了兩大差異：一是區域差異，一是城鄉差異。試看下面幾組數據，上海與貴州人均GDP相對差距1978年為9.1倍，到1997年擴大為11.1倍，到2002年更擴大為12.9倍。城鎮居民與農村家庭人均純收入(指現價)相對差距1978年為2.36倍，1998年為2.51倍，2002年又擴大為3.1倍。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相對差距1978年為2.68倍，到2002年擴大到3.29倍。1999年省級區域中人均收入較高的上海與低的山西之比為2.52：1，城市中人均收入較高的深圳的與低的西寧之比為4.31：1（以上數據參見相關年份《中國統計年鑒》）。利益的得失必然會引發人們政治心理的變化，進而使得人們的政治態度、政治情感、政治傾向都發生變化，使政治文化中本來就存在的多元交織局面更加復雜化。據調查資料顯示，1989年在回答“政治是少數人爭權奪利還是管理人民大眾的事”時，65.9%的被調查者選擇了后者，20.9%的選擇了前者，對政治的消極評價隨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略呈上升趨勢，隨年齡增長而下降，與職業的社會聲譽成正比〔6〕。1991年北京市民對政治形勢較為滿意的只占28.4%，到1995年上升到41.6%〔7〕。1995年鄉鎮政權換屆選舉中的選民，只有58.9%的被調查者是“精心選擇自己所信賴的人”，其余多是隨大流或應付〔8〕。2000年河南農民中有70%的以上對黨的基本路線持積極肯定態度，有86.4%的認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符合我國國情，分析不同類型、不同層次的農民情況發現：經濟狀況好的對黨的政策贊成率高，反之就低，甚至有36.3%的貧困農民認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實質走的是資本主義道路”〔9〕。2001年上海市高校師生中有81%的教師和77%的學生贊成“在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都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但同意“社會主義終究可以戰勝資本主義”的只有54%的教師和48%的學生〔10〕。2002年深圳居民在“現行政治體制與市場經濟之間是否適應”的問題上，有43.4%的被調查者認為“不太適應”或“不適應”，民營企業創業人員中持這一觀點的高達58.9%〔11〕。從以上不同年份、不同地域的調查中可以看出，參與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化的各種成分，因利益分配的不同而呈現錯綜復雜的局面。

科學發展觀的基本內容是“以人為本”和“、協調、可持續”。前者是講“為誰發展”，解決的是發展價值主體是誰的問題；后者是講“怎么樣發展”，揭示的是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發展的客觀規律，也就是說科學發展觀是要造福于全體人民的。實現這一目標的具體途徑是堅持協調可持續發展，貫徹“五個統籌”，即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其中，前兩個“統籌”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最重要的問題。現階段制約中國發展的瓶頸在農村和西部，這兩個問題處理好了，中國的廣大地域和絕大多數人口就安定了，社會發展就獲得了一個穩定的基礎。

四、和諧穩定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化建設的重要目標

新世紀的前20年，中國的發展處于一個關鍵的戰略機遇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加速推進，必然對中國這樣一個傳統政治文化根深蒂固的社會產生更為強大的沖擊，更易引發新舊政治文化更替過程中文化的功能紊亂，對社會的和諧穩定產生極為消極的影響。這就要求執政黨及時地提供一種能為社會絕大多數成員普遍認同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并以此在多元價值之間保持合理張力，抑制各種價值觀之間的緊張，在包容的基礎上達成更多的共識，維護社會的穩定和發展。當然，在一個社會中，不同的個體因條件、經歷不同而有著不同的政治態度、政治情感、政治信仰和政治價值觀，但在所有這些個體的“合力”作用下，總會形成一個全社會能基本認同的政治文化即主導政治價值。

從鄧小平理論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學發展觀，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的不斷深化。作為當代中國的主導政治價值，這些理論通過對政治系統進行合理性、合法性的解釋和說明，為當代中國社會成員提供了政治文化精神與政治智慧的動力支持。同時，還通過正確的輿論導向，對人們進行系統、深入和切實的理論知識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使人民大眾對國家政治統治體系、政治過程和公共政策的理想、目標、意識、原則和規則等廣泛地采取社會政治認同態度，從而保障國家大政方針和政策、政令貫徹的暢通，以實現政治穩定與社會和諧。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科學發展觀本身的價值取向就是構建和諧社會，這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化題中應有之義。這里的“和諧”，是指不同事物之間協調、均衡、有序的狀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主要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因此，新世紀新階段要實現社會和諧、政治穩定的目標，就必須堅持科學發展觀，通過協調社會系統運行的效率與公平，緩解社會風險與貧富差距拉大后部分社會成員產生的相對剝奪感和邊緣化，緩和社會心理危機，擴大對主流政治文化認同感。同時，通過吸取傳統政治文化和西方政治文化的精華，以“和而不同”原則去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化的多樣化進程，在共生共長、相輔相成的基礎上，進一步弘揚先進思想文化，把較大多數人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來，匯成一股容納百川的精神合力，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形成。

建設論文:服務型政府行政倫理建設論文

摘要：隨著社會的發展，服務型政府已成為近年來全球范圍內推進政府自身建設發展的重要趨勢。中國要構建服務型政府不僅需要完善政府的治理體制和工作機制，而且依賴于整個政府的公職體系和公職人員的倫理價值即行政倫理的重塑。但目前我國的行政倫理存在失范的現象，需要從人員、體制、監督等方面加以完善。

關鍵詞：服務型政府;行政倫理;失范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明確指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建設服務型政府，強化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所謂的服務型政府是一個以服務為理念，以公眾為導向，以公共利益為目標，以服務公眾和社會為核心職能，以創造必要文化發展環境和條件為根本任務，創立和發展廣泛的社會機制和公共責任機制，可以公正、透明、高效地為公眾提供滿意的高質量公共產品和服務的現代政府。構建服務型政府不僅需要完善政府的治理體制和工作機制，而且還依賴于中國整個政府的公職體系和公職人員的倫理價值即行政倫理的重塑。行政倫理的建設關乎民心向背、國運治亂和國家興衰，影響行政管理效率和管理效益的提高，關系到行政管理目標能否實現，關系到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進程和水平。

一、行政倫理的內涵

行政倫理是指行政工作人員的職業道德，它是一般社會道德在行政管理職業上的特殊表現，是行政人員在從事行政管理工作時應遵循的行為規范和道德要求。在十屆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會上，同志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身份提出的“四項要求”，這可以認為是關于行政倫理規范基本內容的、深刻的概括：及時，發揚民主、依法辦事，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堅定不移地維護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和原則，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第二，忠于祖國、一心為民，堅持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始終做人民的公仆。第三，繼往開來、與時俱進，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學習和發揚我國老一輩領導人的崇高品德，永不自滿，永不懈怠，開拓進取，不斷前進。第四，嚴于律己、廉潔奉公，始終保持謙虛謹慎、艱苦奮斗的作風，為國家和人民夙興夜寐地勤奮工作。

二、當前行政倫理失范的原因分析

在行政權力運行過程中，行政人員往往會置行政倫理的規范和原則不顧，導致損害公共利益的現象時常發生，公共權力經常被用來滿足私利，這種情況就叫做行政倫理失范。目前我國存在的行政倫理失范有經濟類失范，如貪污挪用，行賄受賄，違規經商，隱匿財產等；政治類失范，如官僚主義，權力尋租等；以及組織人事類失范，失職類失范等。造成行政倫理失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及時，價值取向的多元化。從宏觀范圍上看，中國處在社會轉型期，人們的價值取向朝著多元化方向發展，以往計劃體制時期形成的以突出政治為導向、以服從義務為標準、以自覺自律為主要形式的行政倫理在市場經濟發展中受到挑戰，舊的道德規范被懷疑和否定，新的道德規范尚未定型和完善，西方資產階級的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乘虛而入，傳統的宗法道德思想、等級特權思想沉渣泛起，人們的道德觀、價值觀被嚴重扭曲，必然出現行政倫理的失范現象。

第二，行政人員自身素質方面的原因。公共選擇理論認為行政人員是“經濟人”，他們會在政治市場上追求自己較大的效用，即權力、地位、待遇、名譽等，而把公共利益放在次要地位。行政人員雖然有私人生活和個人利益追求的自由，但因為其掌握著公共權力，就應當有維護公共生活健康的責任和義務。當公與私之間發生沖突，需要他做出選擇時，如果其道德修養不高、自身素質較差，受個人利益的驅動，行政人員的行為就會失控，導致行政倫理失范現象發生。

第三，行政體制自身的問題。受計劃經濟體制的長期影響，我國行政體制自身存在著許多弊端。諸如政企不分，政府職能泛化；機構疊床架屋，編制缺少立法；用人制度不公開，人浮于事，因人設事，人滿為患；管理目標不明確，行政效率低下；行政執法重“實體”、輕“程序”，行政監督無“法”、無“章”等。特別是目前我國處于轉型期，新體制的建立完善需要一個過程，各種配套的法規、章程、制度不可能一下子健全，無形中造成許多管理上的“空檔”，成為產生行政倫理失范的隱患。

第四，缺乏強有力的監督和制約機制。孟德斯鳩曾經說過：“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亙古不變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當前的中國，雖然在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和社會管理層面的各種規章制度建設上都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和進步，對權力的社會監督和制約機制也逐步建立和完善起來，但與迅速發展的客觀現實相比，還遠遠滯后。這主要表現在：一是人大的作用未能充分發揮，監察機關的地位偏低，無法有效行使監督權。二是民主渠道不暢，監督缺乏群眾性。在各種監督中，人民的監督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但受長期封建專制思想的影響，今天我國國民素質雖有所提高，但大多數公民的主動監督意識不強，這樣就談不上監督了。三是輿論導向乏力，社會效益差。善不能盡揚，惡不能必懲。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行政倫理失范的程度。

三、行政倫理建設的路徑選擇

及時，要確定行政倫理準則。這可以從三個方面入手。首先，要發掘我國傳統倫理美德的精髓，中國古代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傳統文化，有著豐富的行政倫理內涵，如掌權為公，從政為民；堅持正義，處事公平；厲行節儉，清正廉潔；忠于職守，敬業勤政；以身作則，嚴于律己。其次，要繼承和發揚革命傳統的公共倫理，如，中國共產黨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奮斗，形成主要的公共倫理價值是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艱苦奮斗，勤儉節約，言行一致，謙虛謹慎等。再次，要借鑒西方國家公共行政倫理建設的經驗。在這方面，主要是通過行政倫理立法，可以總結《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執行的經驗，適時出臺《公務員倫理法》。同時，為了保障《公務員倫理法》的實施，應當在政府內部建立專門審查監督公務員履行行政倫理義務的組織機構，推進政務公開和加強新聞輿論監督，在制裁措施方面，不僅要使用精神激勵等“獎懲手段”，還要從政治利益、經濟利益等層面，將公務員履行行政倫理義務的表現與其職務升降、待遇調整等聯系起來。近年來，一些地方探索公務員信用檔案建設和管理的做法，就是將公務員的履職信用信息和個人生活信息等進行收集、整理，并組織評價，分為若干信用等級，與其職務升降、待遇獎懲等聯系起來，起到了有效的激勵約束作用。

第二，要加強對公務員的行政倫理教育。行政倫理教育，不僅要從理論上闡明行政倫理的概念內涵、價值取向、基本范疇和社會功能，更重要的是應當總結和推廣我國行政倫理建設的實踐經驗，介紹國外行政倫理立法、制度建設和實踐等方面的經驗，特別要在公務員行政倫理責任意識的培養、行政人格的塑造、行政倫理沖突問題的處理能力、方法和技巧等方面加強教育研究。

第三，要加快行政體制改革，建立社會主義服務性行政模式

首先，轉變政府職能，使政府不再直接參與經濟活動而主要進行宏觀調控，對市場進行監督和制約，克服市場經濟天生的弊端，如盲目性、無政府性、無計劃性、非公平競爭及行業壟斷等，保障市場健康、有序地運行。切實將政府的行為限定在一定的范圍內，克服黨政不分、政企不分、政法不分、政商不分的狀態，尤其不應把社會團體政府化。杜絕官員介入經濟活動、從事贏利活動等不良現象。要加快行政機構改革，對政府的規模與結構加以限制，有效防止機構臃腫、無限膨脹。其次，改革干部人事的“選拔”制度，逐步擴大直接選舉的范圍，實行競爭選舉。適當提高干部薪給標準，使其符合養廉要求，以便徹底廢除薪給以外的一切特權待遇。建立健全人民群眾參政、議政、督政的民主化、制度化渠道，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切實保障人民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利得以真正實現。

再次，建立社會主義的服務行政模式。不僅要使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成為一種行政觀念，而且要通過立法的形式將其變成一種制度。將在為社會提供品質服務這一原則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法律制度內化為行政人員的內在規范，使其成為一種發自行政人員內心的行為準則。將建立社會主義服務性行政模式作為我國行政改革的目標，使行政人員的道德自律獲得客觀保障，為行政倫理提供賴以生長的沃土。

第四，推行政務公開和電子政務。道德行為往往不是自發形成的，而是在外部社會壓力下產生的。由于行政管理權是種公權力，社會轉型期的行政倫理建設的突破點更應著眼于構筑有效的監督。只有讓群眾了解事實真相，才會形成道德評價的壓力。政務公開的宗旨就在于使行政管理活動處于群眾監督之中，防止管理權的私化或虛假空化。政務公開應著重行政資訊公開、行政程序公開、行政依據公開、行政結果公開等。新時期的政務公開必須進行行政管理制度的創新。進（下轉第74頁）（上接第72頁）入信息社會，電子政務正成為一個充滿生機的新生事物，它的出現為政務公開提供了有效的形式與途徑。電子政務是未來政務管理的主導，為建構統一、公開、公正、高效、廉潔、規范的行政提供了堅實的技術支持。我國已開始了各級政府的“上網工程”，它的意義不僅僅在行政方式、管理方式的變革，而且還在于制度倫理的變革與行政倫理的變革。可以說，它是我國當前行政倫理建設的一個突破口，一個平臺。現實中，政務公開與電子政務結合起來，能共同促進現代行政管理的實現，也能促進行政倫理建設的發展。

第五，要充分發揮公民的參政積極性。這就需要發揮公民社會參與公共決策和公共管理的活動，使公民不僅作為行政指令的被動接受者，還是行政管理活動雙向互動的積極參與者。比如，村委會、居委會等社區自治，群眾參與的政風評議、行風監督、立法和政策的建議等，干部公推公選、任前公示、離任審計中的群眾監督，對于腐敗行為的舉報、投訴和控告，新聞輿論監督等，已經形成普遍性、經常化的公民參與方式，對于行政倫理建設有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其中，要特別注重發揮社會輿論的監督作用，社會輿論反映整個社會對人們行為的一種監督，具有明顯的行為約束的優勢。正確的輿論表達著社會和集體中絕大多數人的愿望和意志，社會輿論主要通過對某一行政行為的褒貶向有關成員傳達社會反應，指明行為準則，引導行為方向，從而起到規范行政行為方式的作用，促使行政人員遵循最起碼的行政道德秩序。

建設論文:民主政治建設分析論文

摘要：建國初，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內容主要包括各項民主政治制度的確立和對公民進行社會主義民主教育。在民主政治建設過程中，新中國取得了以下歷史性成就：保障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運行的政治制度基本確立；創造性地提出了“矛盾學說”；代議民主政治初步運行。同時，這一時期的民主政治建設也存在以下不足：意識形態色彩太濃，受蘇聯模式影響太多，兼顧中國國情不足；執政黨權力太大，對黨政關系的制度規范不夠；政治精英在政治生活中起主導作用，政治制度特別是立法制度的不足。分析建國初民主政治建設的得失，對我國目前的民主政治建設不無借鑒意義。

關鍵詞：新中國；民主政治；成就；不足

一、建國初民主政治建設的主要內容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政治發展有兩個主要目標，一是反帝國主義侵略，爭取民族的獨立；二是反封建專制統治，實現國內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就政治發展而言，新中國的成立具有重大意義。因為，新中國的成立，既標志著中華民族的獨立，又使民主政治的實現成為可能。新中國初創時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主要內容有兩項：一是各項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設，二是對公民進行社會主義民主的相關教育和公民的民主實踐。其中，各項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設主要指國體、政體、政黨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黨內民主制度等的確立。

1人民民主專政國體的確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國體是無產階級專政，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則是人民民主專政。在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影響下，中國共產黨確定新中國的國體為人民民主專政，并指出人民民主專政的實質就是無產階級專政。與米高揚在延安談話時指出：“在工農聯盟基礎上的人民民主專政，究其實質是無產階級專政，不過對我們這個國家來說，稱為人民民主專政更為合適、更為合情合理。”1949年，在新年獻辭中，向全國人民公布了新中國的國體構想：“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同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以臨時憲法的形式規定了我國的國體是以工農聯盟為主的人民民主專政。建國后，人民民主專政國體得以實行，在中國歷史上及時次由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掌握政權，實現了包括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在內的廣大人民的民主。這既是新中國的重要制度設計，又是民主政治建設的重要內容。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確立。在新中國的建國方案中，政體是最沒有懸念的問題。的《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著作早已確定了新中國的政體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國體決定政體。新中國的國體也同樣決定其政體。對此，劉少奇曾指出：“建立人民民主專政有它的內容，有它的形式，用資產階級議會制表示不出來人民民主專政，只有人民代表大會才能充分表現出人民民主專政的主要內容。”盡管建國后新中國并未立即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而是以政治協商會議作為過渡，但是，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使人民代表大會制成為全國人民的共識，成為可以預期的政治目標。及時屆全國人大召開，則意味著政治協商會議完成其代行全國人大職權的歷史使命，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正式確立并開始運轉。董必武曾指出人民代表大會的民主性：“現在我們的人民代表大會，它的代表性，比蘇維埃廣泛些，比資產階級議會更不用說了。所以人民代表大會是能包括廣大的各民主階級的政權形式。”具體而言，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有其特定的內涵：首先，政治權力的來源是民主的：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其次，政治程序是民主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接受人民監督；，各政府機關在政治體系中的地位與人民代表大會有關：國家的行政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并受它監督。人民代表大會制的上述特征再次證明，在新中國的政治制度設計和抉擇中注意結合中國國情、堅持政治民主化的思路。

2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確立。新中國的政黨制度與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有關。蘇聯實行一黨制，東歐國家則是多黨聯合執政。1947年9月，蘇聯要求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向蘇聯模式靠攏。此后，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政黨制度，也都由多黨聯合執政變成了實質上的一黨制。在這樣的背景下，新中國的政黨制度最終確定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認為，新中國之所以選擇不同于蘇聯一黨制的多黨合作制，是因為中國的國情不同于蘇聯，“只要共產黨以外的其他任何政黨，任何社會集團或個人，對于共產黨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敵對的態度，我們是沒有理由不和他們合作的。”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奠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的基石，確定了“同黨外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新政權的人事安排體現了多黨合作的政治格局：“在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6人中，派和無黨派人士3人，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派和無黨派人士27名，幾乎占一半。政務院副總理中，派和無黨派人士2人；15名政務委員中，派和無黨派人士9人；在政務院所轄部、會、院、署、行的正職負責人中，派和無黨派人士19人，較高人民法院院長，也由派人士擔任”。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共產黨在政權中的領導地位及與派的真誠合作成為公認的事實。如果說“作為一種政黨制度和政治制度，沒有法律的確認和保障，沒有政權組織形式的體現，是不能成立的”，那么，1949年9月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賦予了多黨合作制以法律的確認和保障，10月1日新中國的成立則在政權組織形式上體現了多黨合作制。因此，1949年的政治協商會議和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正式形成。中國共產黨與各派合作的組織形式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作為新中國統一戰線組織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其主要職能是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和參政議政。政治協商的形式主要有民主協商會、談心活動、座談會、書面交流等，可以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是新中國對中國政黨政治民主建設探索的重要內容。

3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確立。解放戰爭后期，中國共產黨面臨新中國國家結構的抉擇問題。對于國家結構問題，黨的文件中存在一定矛盾，既有過民族自治的規定，又有過聯邦制的主張。這也表明了中共領導對新中國的民族政策和國家結構形式的探索過程。在政協籌備期間，曾向長期主持民族工作的同志征詢國家結構形式問題。在政協全體會議召開前的報，告中，也提出了國家結構形式問題：“我們的國家是不是多民族聯邦制”。直到1949年9月29日，也就是建國前兩天，《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才最終確定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共同綱領》規定：“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應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區域大小，分別建立民族自治機關。凡各民族雜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區內，各民族在當地政權機關中均應有相當名額的代表。”這是一項重大歷史抉擇，但是，對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規定僅停留于宏觀層面。1952年，為便于實施民族區域自治政策，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強調“各民族自治區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同時對自治區、自治機關、自治權利、自治區內的民族關系等作了詳盡的具體規定。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及時章第三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這再次表明新中國的國家結構形式是單一制下的民族區域自治。1954年憲法改變原來按照區域大小和人口多少建立各種民族自治機關的提法，具體指出分別建立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等三級民族自治機關，并賦予民族自治地方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的權力。這樣，新中國的國家結構——單一制下的民族區域自治正式得以確立，少數民族的民主政治制度也建立起來。

4黨內民主制度的創制。除了以上基本國家政治制度外，新中國還創制了一系列黨內民主制度。及時，確立并完善黨的各級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制度。黨的各級代表大會制度是發展黨內民主的根本制度。早在1948年，就明確指出：“實現黨內民主的辦法，是實行代表大會及代表會議的制度。”1956年，鄧小平在中共八大作《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指出“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之一，是黨的各級代表大會的定期召開。”《報告》還及時次系統闡述了黨代會常任制的思想。第二，推行黨委制，加強黨的集體領導。黨委制的實質是，重要問題須經黨委集體討論，再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做出決定。新中國成立后，在全國范圍的黨政機關、企業、學校內廣泛推行黨委制，以加強集體領導，防止個人凌駕于組織之上。對黨委制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則，1956年黨章闡述為“任何黨的組織都必須嚴格遵守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原則。任何重大問題都是集體決定，不是哪一個人可以獨斷專行的。”第三，確立黨內監督制度。新中國成立后，黨內建立了專門的監督機構。1949年，中共中央決定成立黨的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作為專門的監督機構，檢查、受理、審查各級黨組織、黨的干部和黨員的違紀行為。1955年，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決定，在各級紀委的基礎上成立中央和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代替中央和地方各級紀委，檢查和處理黨員的違紀問題。此外，黨員有對黨組織監督、檢舉和揭發的權利。1956年黨的八大通過的黨章明確指出，任何黨員和黨的組織都必須受到黨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監督。第四，推進基層黨組織的民主生活制度等。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建立健全黨的基層民主制度：建立定期民主選舉制度，定期匯報與檢查制度，廣泛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此外，新中國還制定了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內的一系列重要法律法規，作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保障。5社會主義性質的公民教育和公民參與民主政治生活的實踐。新中國成立前，經歷了漫長的封建專制社會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專制社會對臣民社會心理產生了巨大的消極影響，臣民的政治心理主要表現為依附、馴服和順從，同時具有矛盾性：既有逆來順受的心理又有官逼民反的矛盾心態；既希望平均主義又向往特權。為使廣大臣民轉變為適應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公民，新中國對人民進行社會主義性質的公民教育，使其明白社會主義民主是保障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政治權利得到廣泛、真實、平等實現的政治形式，并強化公民政治意識，熟悉民主政治規則和程序，掌握民主生活技能，提高公民政治能力，有效參與民主政治生活。與此同時，在新中國初步運轉起來的民主政治生活中，人民開始參與民主政治生活實踐，成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下的公民。

二、建國初民主政治建設的歷史成就

在新中國的政權建設中，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確立了社會主義新中國的重要政治制度：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單一制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這些制度的創建過程中，新中國民主政治建設取得了一系列歷史性成就。

1“矛盾學說”：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理論的新發展

1956年，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新中國，的經濟基礎、階級關系、社會主要矛盾、國家歷史任務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即將進入建設社會主義新時期。以為首的中共領導人，根據新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創造了社會主義矛盾學說。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中，提出國家建設中必須處理好十個方面的關系：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黨和非黨的關系，革命和反革命的關系，是非關系，中國和外國的關系。同時中央還提出了促進文學藝術發展和科技進步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中共八大決議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此外，還注意到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即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并確定了解決矛盾的具體方法。敵我矛盾要用專政的方法解決，至于人民內部矛盾，則要用民主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處理。以黨的八大決議、《論十大關系》、《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等為基礎的“矛盾學說”標志著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理論的新進展。

2社會主義法律制度基本建構：民主政治的制度保障

1949～書1956年間，一系列法律法規制度相繼出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人民法院暫行組織條例》、《較高人民檢察署試行組織條例》、《公安部試行組織條例》、《司法部試行組織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國務院組織法》、《地方組織法》、《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等。這些法律對新中國的國體、政體、國家結構、立法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政黨制度、國家元首制度、民族區域制度、選舉制度等最基本的民主政治制度給予規范，基本形成現代國家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為新中國的民主政治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

3從政協到全國人大的召開：代議民主政治初步運轉

盡管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確認了新中國的政體是人民代表大會制，但建國時人民代表大會制并沒有立即運轉起來。由于中共依靠軍事力量獲取政權、政治合法性不足的實際情況，先由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行全國人大的職權較為合適。1954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開始行使以前由政協行使的較高權力，人民代表大會制——新中國的代議民主政治真正運轉起來。此時，廣大勞動人民“剛剛從臣民轉變為公民，……及時次擁有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代議民主政治的初步運轉是新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重要成就。

三、建國初民主政治建設的不足

雖然建國初的民主政治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我們也不能忽視其間存在的偏誤和不足。以史為鑒，總結并分析這些歷史教訓，對當今的中國民主政治建設不無借鑒意義。

1意識形態色彩太濃，受蘇聯模式影響太多，兼顧中國國情不足

中國革命的方向是社會主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中國革命的勝利與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支持和幫助緊密相關。革命勝利后的新中國采取“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也是順理成章的。“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一方面使新中國獲得了良好的國際環境，有利于新政權的鞏固和國內民主政治建設；另一方面也使新中國否定了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只認可社會主義民主建設模式。這樣，在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的冷戰格局下，“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必然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意味著新中國五條件地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否認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切包括民主政治建設經驗。因此，建國初期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是跟著蘇聯模式走的。由于建設經驗的欠缺，新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考慮中國國情較少，大體上是照搬蘇聯模式的。對此，也說：“很長一段時間我們是當了蘇聯人的奴隸，跟在他們的屁股后面走，什么都學蘇聯的，蘇聯得了感冒，我們也跟著打噴嚏。到了1956年提出‘十大關系’以后，中國下決心要走一條自己的道路了。”1986年9月，鄧小平同波蘭領導人談話時也指出：“我們兩國原來的政治體制都是從蘇聯模式來的。……即使在蘇聯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夠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嗎?”盡管新中國在政治制度上照搬蘇聯模式，與當時的歷史背景、國際環境密切相關，但是，也不可否認，這也是新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偏差所在，這一偏差必然帶來種種弊端。

2執政黨權力太大，對黨政關系的制度規范不足

新中國成立初期，作為領導革命勝利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得到了全國人民真心實意的擁護，其執政合法性毋庸置疑。但是，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執政黨權力過大，缺乏制約，以黨代政，黨政不分的隱患。而1954年憲法關于政治制度的設計也存在不足，“其中較大的缺陷在于：國家立法機關、國家行政機關、國家司法機關和國家軍事機關的設置，沒有與執政黨的執政行為相協調。”這樣，制度設計的不足與現實中執政黨權力過大兩方面因素結合起來，促成了后來長期困擾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現象。雖然新中國初創時期缺乏國家建設經驗，存在偏差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也確實是新中國民主政治建設不足的重要方面。

3政治精英在政治生活中起主導作用，政治制度特別是立法制度的不足

建國初，在我國的政治生活中，政治精英特別是執政黨精英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三反”、“五反”、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制定、“一3Z"計劃的編制和實施、對高崗饒漱石問題的處理、社會主義改造等重大政治運動或政治事件中，政治精英特別是執政黨精英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相比之下，政治制度則處于次要地位，似乎不那么重要。盡管憲法規定，全國人大是較高權力機關也是較高立法機關，但是，其明顯不足。政治精英特別是執政黨精英可以左右全國人大的立法活動和各項行使國家權力的活動。執政黨精英希望通過的法律、政策、方針可以很順利地在人大通過，但是，執政黨精英不感興趣甚至反對的法律、方針、政策很難在人大通過，即使通過也很難執行、落到實處。至于地方各級人大的更是可想而知了。顯然，這種個人意志高于制度的“人治”現象是不正常的，也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所不允許的。但是，遺憾約是，這一偏差被政治精英們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并進一步發展為后來的愈演愈烈的人治現象。

建設論文:電力企業文化建設思考論文

在市場經濟快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深入推進的今天,電力企業面臨的競爭壓力越來越大,為此,電力工業正在努力進行著改革,電力企業內部積極進行公司制改組,以效率和效益為中心,大力加強企業管理,轉變經營機制,突出服務意識,努力提高企業的綜合素質和市場競爭力。在這種形勢下,電力企業文化更應該加快創新與發展的步伐,給電力改革以強大的精神支持和思想保障。

建設電力企業文化首先要培育有文化和市場競爭意識的人,加大對員工的培訓力度,提高員工的素質。當前,不僅要對員工進行技術、技能、業務知識的培訓,更重要的是進行企業經營管理知識及企業形勢的教育,給員工宣傳企業改革的思路、政策,注重對員工進行心理疏導、溝通,使員工能以理性的態度對待企業改革過程中出現的種種矛盾和利益調整,積極投入到企業各項規章制度的創新工作中,共同為企業的發展獻計獻策。

建設新形勢下的企業文化要把探尋企業適應市場經濟的經營方法、規章制度、行為準則作為一項基礎工作。企業的經營理論、方法、規章制度、員工的行為準則是企業文化的基礎,我們要在深入研究市場變化的基礎上,加快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步伐,改革和創新企業的經營機制、規章制度,調整企業的資本結構、產業結構、組織結構、人才結構,形成自己的經營之道和發展戰略。我們必須強調,在探尋企業經營之道、改革企業管理方法和規章制度的過程中,要始終堅持和貫徹競爭、創新、效益和以人為本的理念,這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特性的要求。

樹立企業的價值觀,凝聚富有電力企業個性的企業精神

企業的價值觀、精神是企業文化的核心和靈魂,它向人們展示出企業的思想境界和整體風貌。企業價值觀是企業在經營過程中為使企業獲得成功而形成的并得到企業群體認同的基本信念和行為準則。簡單說,就是判斷企業中各種行為、觀念對錯的標準。作為企業的經營管理者,應該為企業建立一套成功的價值觀念,讓每個員工都知道:什么是企業所鼓勵和倡導的,什么是企業所反對的。企業精神是建立在企業形成統一的價值觀、行為準則基礎上的,集中反映在企業各項工作和員工行為中。

企業精神和價值觀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一兩個人編造出來、靠宣傳和灌輸給企業員工的,企業精神和價值觀是否有效存在，其判斷標準應是:是否為企業員工廣泛認同,是否自覺體現在員工的行為舉止和各自的工作中。為此,我們強調在企業精神和價值觀的提煉、凝聚過程中,仍要堅持以人為本,加強對企業員工的教育,促進員工之間的相互溝通、交流、信任、尊重,充分調動每一位員工的積極性和創新意識,大家共同參與企業精神和價值觀的提煉和凝聚,只有這樣,企業精神和價值觀才會被員工廣泛認同。一旦認同后,企業精神和價值觀必將對員工產生感召力和約束力,在員工中產生強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繼而轉化為企業的生產力和競爭力。企業精神和價值觀確立后,企業的領導人要率先示范,帶頭實踐,親自倡導企業精神和價值觀,成為企業精神和價值觀的形象代表。企業還要培養一批體現企業精神和價值觀的先進典型,予以表彰弘揚,使之起到感召和鼓舞示范的作用。

每一個企業都有各自獨特的價值觀和精神,電力企業文化應該樹立怎樣的價值觀,或許下面的范例會對我們有所啟發:

長虹集團:“產業報國,振興民族工業”。

海爾集團:“先造人才,再造名牌”。

聯想集團:“小公司做事,大公司做人”。

平安保險公司:“舉手投足,莫不遵于君子之道”。

一個成功的企業,它的價值觀和精神中必然包涵如下理念：責任、道義、創新、團隊精神和對人的尊重。

精心塑造電力企業形象,增強市場競爭力神和對人的尊重。精心塑造電力企業形象,增強市場競爭力。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形象是企業最重要的無形資產,良好的企業形象會大大增強企業的市場競爭力。電力企業必須以科學的態度從整體上認真設計和精心塑造自己的企業形象。首先要塑造好產品形象,努力提高電力生產經營的質量和水平,向社會提供安全、穩定、質優、價廉的電力產品。其次改善服務形象,糾正以電謀私的不正之風,改變“電老虎”的不良形象定位,改善服務態度和服務設施,提高服務水平,變電力用戶為客戶,追求消費者的較大滿意度。第三,塑造電力員工隊伍的素質形象,加強員工職業道德、技術業務、文化修養、行為規范的教育和培訓,不斷提高電力員工的綜合素質。第四,要樹立企業良好的環保形象,電

力企業要治理污染,保護環境,廠容廠貌要整潔優美,富有文化氣息。第五,企業要積極參與社區文化建設,社會公益活動,利用各種傳媒,通過公關活動擴大企業的對外文化交流,向社會展示企業的精神風貌,樹立良好的企業公關形象。第六,要精心設計運用好企業的標識形象,如圖案、服裝、旗幟、歌曲、印刷品等。

建設論文:石油企業安全文化建設論文

[摘要]企業安全文化建設既是中海石油自身持續、穩定發展的客觀需要，也是新形勢下企業內、外部環境變化的客觀要求。通過不斷完善企業安全文化系統工程及其管理體系，將安全生產工作提高到文化的高度去認識，依靠安全文化的潛移默化作用，提高全體員工的安全意識和整體安全文化素質，讓“我要安全”、“我會安全”貫穿于生產經營活動的所有時空、每一個環節，樹立“以人為本的綠色能源生產企業”的良好社會形象，大力推廣“本質安全化”理念，增強企業的抗風險能力和競爭能力。

[關鍵詞]企業安全文化企業安全文化建設本質安全化國企文化

1前言

企業安全文化建設是弘揚企業精神，塑造企業安全形象，實現企業安全生產目標的動力。讓“我要安全”、“我會安全”貫穿于生產經營活動的每一個環節、所有時空，讓安全生產保障原油的穩定增長，樹立“以人為本的綠色能源生產企業”的良好社會形象，大力推廣“本質安全化”理念，營造企業穩定、和諧的安全生產環境，依靠安全文化的潛移默化作用，提高全員的安全意識和整體安全文化素質，增強企業的抗風險能力和競爭能力，在做強做大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下稱中海油)發展的同時，為企業打好堅實的人文基礎。這既是中海油持續穩定發展的客觀需要，也是中海油在紐約和香港成功上市，并在迎來又一次合作開發高峰后，企業內、外部環境變化的客觀要求。

2中海石油企業安全文化建設的必然性

企業安全文化是企業在長期安全生產經營活動中形成的。它是以人為本，保護人的身心健康，尊重人的生命，實現人的安全價值的文化，是企業安全形象的重要標志，是凝聚員工的強力磁石和樹立企業安全精神的動力。中海油是一個高風險、高投入的石油能源生產企業，它是在水深幾十米、幾百米的大海中，在不足半個足球場的鋼鐵小島上，將深埋海底幾千米的石油、天然氣勘探開采出來的能源生產企業。建造一個鋼鐵平臺最少也得投資上億元，一個油田群一般需投資幾十億、幾百億元。在保障不發生跑、冒、滴、漏等險情，保障不污染海洋環境的同時，每天與帶壓的、甚至是高壓的、易燃易爆的石油、天然氣打交道，其危險性是可想而知的，其危險程度和所承擔的風險是巨大的，因此，對安全的要求是及時位的、非常嚴格的。作為一家已在紐約和香港成功上市的國營大型石油能源生產企業，特別是中國加入WTO后，企業的內、外部環境已從根本上發生了變化，具體表現為：

首先是來自國家指令的變化，政府不僅要求企業提供能源、創造利潤、提高國際競爭力、增加更多的就業機會，而且還要求企業保護藍色海域，在確保不污染海洋環境的前提下使企業不斷發展壯大；

其次是企業自身發展要求的變化，企業不僅需要健康穩定的發展，確保國際大型能源公司的地位，獲取較大的經濟效益及利潤，而且股東也以國際大型能源公司要求企業健康穩定的發展，向股東發放豐厚紅利的同時，保障股東手中的股票穩定升值，這就要求企業不僅要考慮發展問題，考慮綠色的能源生產企業問題，還要想方設法取信股東、回報股東；

再次是來自員工的需求變化，員工的需求早巳超越了解決溫飽的時代，他們對獲得尊重、實現價值、自身發展及工作環境中的各種因素都非常重視，他們需要企業提供更加寬松、舒適、安全的軟硬件工作環境；

是企業外部環境的變化，中海油過去的行業壟斷地位即將消失，國外大型公司直接進入中國市場后，在人才、市場占有率等諸多方面跟國內的競爭更趨于復雜、激烈，而現代的市場競爭主要是人才的競爭，如何吸引、培養、留住人才，是關系到企業盛衰存亡的大事。這些變化都要求中海油人以發展的、市場競爭的眼光重新審視自己，自覺的改變觀念適應時代的發展變化，自覺維護企業形象，確保安全生產，確保可持續穩定發展。

綜上所述，中海油在引進、運用和掌握現代科學技術和提高管理水平的同時，必須學習核能工業企業，把安全高于一切、超越一切的先進經驗，樹立大安全觀的思想，增強建設企業安全文化的自覺性和緊迫感，讓“我要安全”、“我會安全”落實到生產經營活動的每一個環節、每一個角落，讓高素質的員工為企業的安全生產保駕護航，這既是中海石油自身發展的客觀需要，也是新形勢下企業內、外部環境變化的客觀要求。

3中海石油企業安全文化的發展歷程

文化是有繼承性的，它不可能、也不會被人們簡單地揚棄。企業安全文化是企業文化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分析并構建中海石油的企業安全文化建設，必須從中海石油企業的發展歷程及其企業文化發展進程人手，吸收其中部分并繼承下來，揚棄自身文化中制約發展的、不健康的成分，再注入符合時代要求、充滿活力的創新文化，形成當代企業的安全文化的內涵。

3．11965年成立至20世紀70年代末典型的前國企安全文化

1965年2月，石油部六四一廠成立海洋勘探室，開始了中海石油開發的籌創時期。從1965年成立到20世紀70年代末，中海石油企業的文化是典型的前國企文化。在那個時代背景下，在大慶精神的鼓舞下，在服從大局、無私奉獻、艱苦奮斗等前國企文化成分作用下，中海石油企業走過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艱難創業歷程。當時，安全文化并未得到健康發展，憑政府熱情，靠精神鼓勵，忽視科學、不怕死、冒險為榮的言行占了上風。

3．220世紀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后期變革中的國企安全文化

20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的政策使中海石油企業成為了及時批受益者，埕北油田的成功合作開發，不但為中海石油培訓輸送了許多的高層管理人才，獲得了中海石油“黃埔軍校”的美譽，而且也使中海石油人真正接觸到了現代石油開采的先進技術。此時，中海石油的企業文化充滿了強烈的學習變革精神，在新、舊文化體系激烈的碰撞和沖擊下，各種思維方式和理念也在發生著革命性改變。此時，企業安全文化已蘊藏在企業文化中，開始出現模仿和學習國外企業文化構建行為。因未能擺脫前國企文化的影響，只是吸收了部分適用的安全文化，在不斷總結成功經驗和慘痛教訓中，開始重視、回避或減少政治色彩過強、缺乏科學精神、效率意識差、缺乏個性化等典型的前國企文化的不良成分，但忽視職工個人利益、對政府的依賴性強等國企文化的特色并沒有改變，前國企文化仍占據著重要地位。

3．320世紀90年代末至今，正在健康發展的企業安全文化

隨著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在不斷學習掌握國外的先進管理經驗和現代先進科技，在不懈努力并成功在海外分拆上市的推動下，為走出國門，中海油不得不在取得諸如IS09000(質量管理體系)、IS014000(環境管理體系)、IS018000(職業安全健康管理體系)、DNV(挪威船級社)第三方認證等各種國內、國際資格認定證書的同時，強制改變了許多根深蒂固的舊思想理念和管理模式。在不斷運用各種現代安全管理技術和手段(如正在大力推行的HSE管理體系，即“健康安全環境管理體系”等)，為安全生產保駕護航的過程中，在不斷總結和改進的過程中，在完善各項規章制度的過程中，使中海油的安全管理工作不斷向現代化發展，使企業安全文化的現念，正慢慢滲透到企業生產的各個層面、各個角落。

4中海石油的企業安全文化建設

中海油在挖掘和發揚自身優良文化(如無私奉獻精神、吃苦耐勞精神)，完善和優化各項規章制度、推廣先進的安全技術和安全管理體系的同時，十分重視總體規劃自己的企業安全文化建設。企業不但要在公眾中樹立良好的綠色能源、安全生產的社會形象，而且要在內部樹立起奮發向上，“以人為本”，珍愛生命”，“安全及時”的安全文化氛圍，使每一個成員在正確的安全心態支配下，在本質安全化的“機—物—環”系統中，注重安全生產、關心安全生產，使人人參與安全文化建設成為一種風氣和時尚，讓中海油人引以自豪的同時，自覺地維護企業的安全形象，自覺規范自己的安全行為，用安全生產的理念和行動保障原油產量的穩定增長，使文化為企業的經濟效益作貢獻。

4．1樹立“以人為本的綠色能源安全生產企業”的良好形象

社會公眾對現代企業，特別是股份制企業的認識和評價，是直接關系到企業的社會形象和企業的競爭能力、生存能力能否持續、穩定發展的大事。作為海洋石油能源勘探開發的生產企業，如何塑造自己的企業形象和企業精神，是現階段中海油人必須面對的問題。

樹立“以人為本的綠色能源安全生產企業”的良好社會形象，既是由中海油的企業特征決定的，也是中海油持續向前發展的必然趨勢。一到倒班期，中海油人就乘船或飛機來到了既無綠葉又無地氣的鋼鐵平臺上，在單調、緊張、危險中，開始了二十多天的石油勘探開采作業。在大海多變的環境中，從事寂寞和艱辛的勞動，穩定的情緒和高度的責任心是安全生產的保障。這種精神和力量來自于中海油對職工的愛護和關心，中海油一直把“珍惜生命，文明生產”及“不斷改善和提高員工的生產、生活條件”作為企業的根本政策；也正因為如此，中海油必將把“關心員工，保護員工的身心健康與安全”、以及“以人為本”作為中海油長期不變的立企宗旨，形成具有特色的企業安全文化。

中海油的生產必須是綠色的生產，安全生產必須是百分之百的，不但不能污染海洋環境，還應為清潔海洋環境作出貢獻。為達到這些目的，必將犧牲許多既得利益，這既是時代和社會賦予的使命，也是中海油必須利用現有的科學文化技術去努力實現的目標，更是中海油向廣大股民和社會公眾所作的好的安全保障。所以，建立“綠色的、環保的海洋石油能源安全生產企業”既是奮斗的目標，也是中海油好的安全文化形象標志。

中海油樹立“以人為本的綠色能源生產企業”的良好社會形象的總體規劃：在內部通過宣傳、教育，通過自上而下的宣貫活動，通過在日常生產經營活動中不斷貫徹執行這一宗旨，并運用現代科學技術和管理手段確保“以人為本的綠色能源生產企業”名符其實；在外部通過宣傳和舉辦各種活動，向社會展示企業，使社會了解中海油，使“以人為本的綠色能源安全生產企業”的光輝形象深入人心。

4．2堅持不懈地大力推廣“本質安全化”建設

事故的主要原因是人的不安全行為和物的不安全狀態。“人的本質安全化”和“物的本質安全化”是預防事故的最有效的手段。人是生產、生活中的動力之源，提高全員的安全意識和責任心，使全員養成“我要安全”的良好習慣，杜絕違章違紀行為，發現隱患及時整改，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達到人的本質安全化，是追求事故為零，保障人民生命財產的必由之路。因此，企業在進行安全文明生產的同時，必須不斷地對員工進行安全知識的宣傳和教育(如采取宣傳欄、專題安全知識講座和競賽、制作安全教育片、安全運動會、建立企業安全互聯網等各種不同形式的安全文化活動)，提高他們的安全科技文化水平和安全意識，在企業內形成“我要安全”、“我會安全”的良好文化氛圍，使新老職工都能自覺地遵章守紀、規范自己的行為，使其既能有效保護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與健康，又能確保各類生產活動安全、順利地進行。

在中海石油企業的鉆井、生產平臺上，各類儀器、儀表和報警系統既是員工視覺等感覺器官的延伸，也是必不可少的監視耳目。所以，確保儀器、設備、流程的性，確保它們的本質安全化，是提高事故預防能力、保障安全生產的根本出路。學習核能工業在從核電廠選址、設計制造到調試運行、維護和人員培訓等各種相關生產活動中都始終貫穿安全思想的先進經驗，利用現有的經濟實力和技術手段，從設計、建造時就嚴把質量關、安全關，使設備和流程從本質上實現安全，不達標決不投產，通過不斷地宣貫和培訓，在員工中牢固樹立“將事故隱患從根源消除”的“本質安全化”思想。

4．3完善用人機制，營造激勵員工好學上進的安全文化氛圍

隨著海洋石油事業的發展，上千萬噸的客觀需要，使平臺一線人員的新老交替較為頻繁，由于缺乏人才和熟練工人，常把一些安全文化素質較低的人員推上了工作崗位。如何對外來人員和新來人員進行系統的、的、有針對性的安全技能培訓，使其盡快熟悉本職工作、掌握應知應會知識、達到崗位要求，已成為現階段企業急需解決的難題。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遵循以下原則：

①先保障基層一線的技術力量，只有生產一線平安，機關人員才能坐穩；

②注意后備人員的培養，寧缺毋濫，不趕鴨子上架；

③先制定培訓計劃、要求和目標，編制培訓教材，通過師帶徒，傳、幫、帶和自學等培訓方法，使培訓人員盡快掌握應知應會的專業知識，并待實習期滿達標后方可競爭上崗；

④營造開放、寬松、自由、鼓勵創造力、尊重人才的良好環境，完善用人機制，激勵員工好學上進；

⑤注意崗位知識的積累，通過在崗培訓，鞏固和提高應知應會知識。一方面既要為企業摸索出一條創造和培養人才的新路子，使各路千里馬為海洋石油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要為留住人才創造條件，消除因人員頻繁流動對企業造成的各種負面影響，使企業在相對穩定中持續向前發展。

4．4完善法規制度，營造和諧的安全生產環境

以現在推行的HSE管理體系為龍頭，執行各項法律、法規，建立、健全安全生產責任制，依法實施獎懲，激勵員工規范自律行為。持續改進HSE管理體系，完善各項安全標準，讓管理體系和技術標準指導企業的日常安全管理工作。教育員工不存僥幸和麻痹心理，牢記“平時多流一滴汗，難時少流一滴血”的警言，不斷提高安全生產技能和自我保護意識，依法保障自己的行為安全，不斷營造和諧的安全生產環境和安全文化氛圍。

4．5齊心協力共建企業安全文化

安全文化建設是一個深層次的人因工程的開發，是安全管理的升華，是理性的、系統安全管理的基礎。它要求企業各主管部門都采用系統的觀點和安全文化的理念，用安全文化的方式，塑造出符合時代要求的、具有企業特色的安全文化。只有各級領導干部都帶頭學習和掌握“企業安全文化”理論，提高安全科技文化水平，明確安全文化建設的戰略意義和現實意義，切實加強領導，將職工凝聚在企業自我發展、自我完善的文化氛圍中，全力推進“企業安全文化”建設，才能推動中海油向更高層次、更加文明的方向發展。

5結束語

安全文化建設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要不斷提高，持續創新和豐富。只有得到領導層的高度重視，制訂周密的規劃，形成強有效的運行機制，著力創建自己的安全文化活動形式，并持續改進，才能形成與時俱進，不斷豐富和繁榮的中海油企業安全文化。筆者相信，企業安全文化必將為中海油的持續、穩定發展保駕護航，也必將為中海油的明天創造更多的經濟效益和譽載全球的安全文化形象。

建設論文:企業適應性公司治理文化建設論文

公司治理改革與發展的良好績效必須基于與之相適應的公司治理文化建設，但公司治理的理論與實踐在中國并未有傳統的根基，中國國有企業的既有治理改革并未或不夠重視其適應性公司治理文化建設，基于既有陳舊文化的各種非正式制度安排以及基于人為利益與權力本位的思想觀念依然尚在阻礙著中國國有企業治理改革的深化。而且，中國國有企業的既有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帶有移植的特征，整體上亦僅具形似而不得精髓，其尚缺乏與之相適應的公司治理文化土壤。有鑒于此，加強適應性公司治理文化建設應成為中國國有企業治理改革進一步深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此，基于中國國有企業治理改革的進程與現狀及各個企業自身狀況的差異，我們可以分別從以下幾個重要層面著手。

一、加強產權結構優化中的適應性公司治理文化建設

產權制度變革與產權結構優化是中國國有企業治理改革進程中的一個關鍵環節，基于產權制度變革與產權結構優化而進行公司治理文化的適應性重塑則是中國國有企業治理改革深化中的一個重要層面。因為產權結構與公司治理文化密切相關，特定的產權結構往往導致特定的公司治理文化，同時，產權結構的變遷亦影響著公司治理文化的變遷。例如，在國有企業中常因政企不分而導致其公司治理文化的形成帶有濃厚的行政官僚主義色彩，而民營企業特別是在家族式公司中，公司內部治理則也許不依據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正式制度，而是依賴于家族內部的—整套不成文的非正式或正式規則。這些均系單一產權結構而致的特殊公司治理文化現象，其公司治理績效整體不高亦均業已得到了證明。隨著產權多元化變革的發展，無論是中國國有企業還是中國家族式公司，均須對其公司治理文化進行適應性重塑，以期良好的公司治理績效，而廢除企業官本位文化或行政官僚文化與淡化家族資本和親緩關系對公司的控制則應分別成為中國國有企業與中國家族式公司在產權結構優化中的適應性公司治理文化建設的重點。此外，鑒于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方向與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的真實圖景，中國國有企業治理的改革與深化尚須重視在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的產權融合中的公司治理文化的適應性重塑。對于這點，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家族式公司抑或其它企業，均應予以重視并切實進行。

二、加強公司治理法律體系完善中的適應性公司治理文化建設

公司是現代經濟生活中最為普遍與最基本的組織形式，各國或地區均通過立法對其公司治理作出了相應的強制性規定，但不同國家或地區法律形成的歷史淵源與文化差異卻往往導致了其各自公司治理模式與制度文化的不同。如美國崇尚股東主權，強調保護股東利益，而德國公司法則重視員工等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并明確規定公司監事必須有員工代表等等。因此，公司治理的法律規定不僅限制了公司治理相關制度的選擇，而且尚亦因此決定了其公司治理制度文化的形成與發展。轉型時期，中國國有企業既有公司治理的法律理論與實踐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借鑒西方公司治理的法律體系，其并未有充分適應中國的實際情形，以致中國國有企業的既有治理尤其是治理結構層面整體上僅具形似，甚至只是呈一種“裝飾狀態”，由此而致的公司治理制度文化與其實際的公司治理實踐其實并不充分適應。因此，在未來中國國有企業以及其它所有中國企業的公司治理法律體系的理論與實踐中，公司治理的法律理念、哲學與原則以及相應的制度安排在借鑒西方理論與經驗的同時，更應著眼與聯系中國的實際發展狀況，并不斷地作出適宜的邊際修正與補充，而各個公司或企業包括中國國有企業則應依此自覺地對其公司治理文化進行相應的重塑。

三、加強基于公司資源稟賦與經營環境差異的適應性公司治理文化建設

公司治理文化的形成尚受到公司自身所擁有的資源及其所處的經營環境的影響，其主要涉及公司的資源狀況、公司所處的行業與市場競爭環境以及公司自身的經營戰略目標等。比如，在高新技術產業，尤其是對于其中規模不大的高新技術企業或高科技公司而言，公司的成長與發展在更大程度上取決于公司所擁有的“核心能力”及創新性市場競爭環境適應能力或人力資本而非物質資本，因此，在高科技公司中即適宜確立重視“核心能力”與創新性市場競爭環境適應能力、強調團隊生產與協作的開放性的公司治理理念與哲學；而在一些壟斷性行業，比如在涵蓋一些大型公用事業性質的產業中，則適合形成保護社區、政府、顧客等利益相關者以及擔負必要的社會責任的公司治理文化。等等。因此，在中國國有企業的公司治理文化適應性建設中，除卻整體適應產權結構的變革與優化及公司治理法律體系的完善等改革進程之外，更為重要的尚需各類與各個中國國有企業基于對其自身資源稟賦與經營環境差異以及經營目標的戰略考慮而對其公司治理文化作出適應性建設。

當然，作為公司各利益相關者在公司治理實踐中逐步形成的關于公司治理的哲學、理念、目標與道德倫理以及相應的制度安排，公司治理文化及其適應性建設涉及多個層面以及其間的整合，而且，公司治理文化及其適應性建設本身尚是—個隨著公司治理環境的變遷與公司自身的成長而不斷動態發展的過程。但就當前而言，著眼于上述三個層面及其間的整合應是中國國有企業適應性公司治理文化整體建設的重點。

建設論文:國內環境法制建設論文

[內容提要]環境問題是當今國際社會的普遍問題，這一問題在我國尤為突出，由于特殊的國情，我國的環境問題呈現出與眾不同的原因，并且隨著西部大開發的逐步深入開展，環境法治也顯得尤為迫切，但現行的環境法制建設存在諸多的弊端。本文探討了我國環境問題的成因的特殊性，并對當今的環境法制建設，提出了一些合理化的建議。

[關鍵詞]環境環境法治環境問題

環境是相對于某一中心事物而言的。與其一中心事物相關的周圍事物稱為這一中心事物的環境。中心事物不同，環境的概念也就有差異，相對于人類而言，環境是指“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各種天然的和經過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總體，包括大氣、水、海洋、土地、礦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遺跡、人文遺跡、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城市和鄉村等。”(1)它既包括生活環境，也包括生態環境。環境問題可分為兩類，地震、火山、泥石流等自然災害問題是及時類環境問題，而“由于人類活動作用于人們周圍的環境所引起的環境質量變化，以及這種變化反過來對人類的生產、生活和健康所產生的有害影響的現象”（2）是第二類問題，筆者在本文中所要闡述的環境問題也即第二類環境問題。

近幾年來，我們國家的環境問題日益突出，已不僅僅是社會發展某一環節問題，而是關系全局發展的重大現實問題，而在市場經濟日益成熟，法制建設逐步推進的今天，把環境保護納入法治進程的軌道，以法治為主的綜合治理，應該說是當前環境問題解決的方案。本文試就我國的環境問題及環境法治作一下探討。

一、環境問題的產生和我國環境問題的現狀及原因分析

（一）環境問題的產生

環境問題自古有之，它是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產生發展的，不同的歷史時期其環境問題也不相同，依據歷史時期的不同，我們可以把環境問題分為兩種，一種是傳統意義的環境問題，這主要是指在工業革命以前人們對自然資源的不合理開發、利用所導致的環境破壞和資源浪費，即由于過分開墾荒地，濫伐林木、過度放牧，掠奪捕撈等而引起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草原退化、水生生物資源日益減少，旱澇災害頻繁等等。例如，“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為了得到耕地，把森林通通給破壞了，但是他們夢想不到是，今天也竟因此成為荒蕪不毛之地。因為他們使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積聚和貯存水分的中心。”另一種就是現代意義上的環境問題，它是指在工業革命之后，隨著工農業變速發展和城市化，除了上述自然資源的破壞加劇外，正引起了“三廢”（廢氣、廢水、廢渣）污染、噪聲污染、放射性污染和農藥污染等更加嚴重的環境問題，其污染的廣度深度已大大超過了從前所引發的大量的“環境公害”事件（也稱環境公眾受害，指人們對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所造成的社會性危害，包括環境破壞），如大家都知道的1984年12月3日印度博帕爾農藥廠毒氣滲漏事件和1986年4月26日蘇聯切爾諾貝核電站放射性泄漏事件，這兩起事件到現在讓人想起來都還有某種恐懼的感覺。

（二）我國環境問題的現狀及原因分析

1、我國環境問題的現狀

當前環境的污染和破壞已發展到威脅人類生存和發展的世界性的重大社會問題，人類所面臨的新的全球性和廣域性環境問題主要有三類：一是全球性廣域性的環境污染；二是大面積的生態破壞；三是突發性的嚴重污染事件。

目前，發達國家當前的環境問題主要是環境污染，發展中國家主要是環境破壞，而在我國，則同時存在著環境破壞和環境污染這兩類環境問題，并且已十分嚴重。據統計，我國是世界上環境污染物排放量較大的國家之一，全國污染物的年排放量達4300余萬噸，（其中煙塵約2800萬噸，二氧化硫約1460萬噸）；1988年全國廢水排放總量為368億噸，其中工業廢水排放量為268億噸，處理率僅為27%，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也相當嚴重。目前，我國水土流失面積已由解放初期的116萬平方公里擴大到150萬平方公里。(3)

環境污染和破壞給我國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是極其驚人的。現在就讓我們來看這樣一組數據：據80年代初的不統計，環境污染每年造成的經濟損失是690億元，部分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每年造成的經濟損失達265億元共計955倔元，約占當年全國工農業總產值的14%左右。從這樣一組數據中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我國嚴重的環境問題已經嚴重阻礙了我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這勢必對我國以后經濟的發展極為不利。

2、我國環境問題的原因分析

環境問題在我國如此的嚴重，究其原因應該說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地理因素，亦有經濟、人文社會等因素，而且我們國家的具體國情又使其具有特殊性，下面筆者將分別進行一下具體的闡述。

(1)經濟因素

目前，我國經濟正處于從傳統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時期，同時也是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從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歷史來看，這個階段正是生態環境問題最嚴重的時期，因而我國在這一時期承受的生態環境壓力會更為沉重。

及時，經濟發展引起的環境問題惡化。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對社會生產力的極大解放，這種解放刺激了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但與此同時，對資源開發利用規模和各行業污染物排放量也會隨之高速增加。然而，由于國民經濟尚處在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轉型時期，人們只關注于經濟增長的數字，卻往往忽略了其背后所付出的沉重代價：對資源的掠奪式開發造成環境的極大破壞；我國近年來的生態環境問題呈幾何級數增長。

第二，經濟利益與環境保護的沖突。市場經濟發展所追求的是高額利潤，是相對少數人的利益，而環境保護則是多數人的利益，二者是對立狀態，法律對這種顯性沖突的社會關系，比較容易做出規范。而我國經濟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經濟利益的主體和環境利益的主體具有統一性。但近年來，我國農村環境惡化尤為明顯，一些鄉鎮企業的農民為“脫貧致富”，寧肯容忍環境污染對國家、所在集體和本人的損害。對此，國家不得不采取強制措施關閉“十五小”企業。但在一定意義上，政府既是沖突調解者，又常成為沖突的一方（地方利益），違法陣營龐大，法律執行的難度極大。

(2)人文社會因素

“生態學作為一門科學，從它誕生的那24小時起，一直就與‘人類社會’結下了不解之緣，如果說前期的生態學更多地顯示了自然屬性的話，那么現代的生態學，則更強烈地顯示了它的社會屬性這一面。”(4)環境問題最明顯的是人文社會的原因，我國的環境問題，從現行的角度看，這方面的因素影響更為巨大。

及時，我國人口眾多，環境的資源壓力大，環境問題與人口有著密切的互為因果的聯系。在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一定地理環境和生產力水平的條件下，人口增長應有一個適當比例，人口問題與環境問題是當代中國發展面臨的重大挑戰，龐大的人口數量及快的增長，引發了一系列的社會經濟問題，對環境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可以這樣說，我國的人口問題是短時期內很難扭轉的較大社會問題之一，這是用不著忌諱的。人口問題導致了我國資源的短缺，因而往往出現了對資源的無節制開發的現象，這種現象伴隨著驚人的浪費，給我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造成了極大的壓力。

第二，公眾環保意識普遍較差。“所謂環保意識，是指人們在認知環境狀況和了解環保規則的基礎上，根據自己的基本價值觀念而發生的參與環境保護的自覺性，它最終體現在有利于環境保護的行為上。”(5)目前我們國家的大多數人對于環境問題的客觀狀況缺乏一個清醒的認識，據調查，國民對于環境狀況的判斷大多是態度中庸，無敏感性，對許多根本性的環境問題缺少了解，甚至是根本不了解，而且還有相當一部分的社會公眾不愿意主動地去獲取環境知識。2000年“世界環境日”前后，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和教育部聯合進行的對全國公眾環境意識的調查報告得出的結果是，我國公眾的環境意識和知識水平還都處理較低的水平，環境道德較弱，我國公眾環境意識中具有很強的依賴政府型的特征，政府對于強化公眾環境意識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從這些大量的調查中，我們可以看到，我國的國民的環保意識是有多么的差。一國的國民的環保意識如此的差，可以想象這個國家的環境問題又是怎樣的一個狀況了。

第三，環境問題與貧困等其它的社會問題交叉在一起，又有形成惡性循環的趨勢。環境問題在當今世界各國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但是從總體上來看，我們可以歸納出這樣一點，富國的環境問題主要是與污染物相關的環境污染，而窮國環境問題主要是與自然資源相關的環境破壞，前者比較容易得到防治和恢復，而后者的防治和恢復則要困難的多。我國的環境問題也有類似情況，在平原、沿海及大城市等經濟發達的地區，環境問題主要以以環境污染為主，如今經過不斷地治理正在不斷有所緩解；而西部相對貧困地區，環境破壞引起的生態環境惡化十分嚴重，且日益呈現出環境問題與貧困同步深化，形成惡性循環的趨勢。

二、對我國環境法制建設的幾點思考

環境法制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其包含著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筆者就對我國的環境法制建設作以下幾點探討即對我國環境問題作幾點法治化的思考：立法觀念的轉型與立法實踐的加強、執法與司法的改進、法律監督的強化、公民環保意識與守法觀念的強化、對環境構成物的物權歸屬思考。

（一）立法觀念的轉型與立法實踐的加強

我國環境保護法頒布二十多年來，法律的調整范疇基本上未發生什么重大的變化，環境法在立法上升也未轉型，依然是以環境污染防治法為核心的傳統型環境法體系。事實上，環境保護不僅包括對已有污染的治理，還包括對現有環境的保護。然而我國的立法長期忽略了這一方面，這也是造成我國目前自然資源保護不力的一個重要原因。國家環境總局負責人在談到西部環保工作時強調，“一定按照江總書記，預防為主，保護優先”的要求，堅持污染防治與生態環境并重，生態建設與保護并舉，城鎮污染治理與農村環境綜合整治并重，統籌兼顧綜合決策的方針，力爭實現西部環境事業的跨越發展。

環境保護法是由國家制定或認可，并由國家強制執行的關于保護環境和自然資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法律規范和總稱，即把環境保護納入制度化、規范化和科學化的軌道，對于中央立法而言，就要本著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立足于統籌兼顧的原則，遵循法制統一，確立環境管理體制，建立高效的組織機構即環境管理機構來承擔指導和協調任務，通過立法明確有關機構的設置、分工、職責和權限以及行使職權的程序，建立健全環境管理制度；并進步確定有關主體的權利、義務和違法責任，只有對違法者實施制裁，才能使受害人權利得到有效保護。目前，我國環境立法中對污染環境罪與國家環境立法主要是全國性的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國家環境立法具有根本方向性與原則性，是全國人民的環境活動法則，是地方立法的依據，是環境立法的關鍵。如今，我們國家存在著規定污染防治規范多而生態資源保護措施少的缺陷，這應該是今后環境立法修改的重點。

地方環境立法是享有立法的地方權力機關和相應的地方行政機關制定地方性，環境保護法規和規章法規，它是環境保護工作納入法治化軌道的主要手段，又是貫徹執行國家環保法律、法規和管理本地環境保護事務的保障措施。地方環境立法必須堅強化環境管理，突出重點，兼顧其它的指導思想，堅持為環境管理服務，以環境保護工作的中心為環境保護立法的重點，具體說來，有如下原則：①建立大環境立法體系的原則，如前所述，國家環境立法存在著污染防治規范多而生態資源保護措施少的缺陷，與此對應地方環境立法中也存在著側重污染防治立法而忽視生態環境保護立法的現象，從而造成了實際工作中重污染防治而輕生態環境的保護，使環保工作缺乏全局性考慮。堅持大環境的立法原則是要求在地方立法中運用生態學觀點將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作為一個有機體考慮，以保護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各類災害等規范組成一種標本兼治的大環境體系，②強化污染責任制原則，進一步明確和加強污染者的法律責任感。地方立法應將國家立法中污染者與責任具體化明確化，誰污染誰治理，這本來就是環境保護的一個基本原則。在市場經濟的體系下，市場主體具有趨利性，往往出現一些企業為了眼前短暫的經濟利益寧愿被罰也不去治理污染的現象。因此，加強地方環境立法，強化污染者的責任已刻不容緩，這應該說也是權利義務原則在環保法中的體現。③堅持現實性與超前性相結合原則，各地方的污染狀況不同，環保的具體任務也不盡一樣，這就要求地方立法以本地事實為依據，堅持國家立法的原則性與本地實際的靈活結合。同時，由于總結性立法往往帶有明顯的滯后性，而社會關系不斷發展，地方立法應在科學預見基礎上超前立法，以彌補國家立法的滯后性。

（二）執法與司法的改進

我國環境保護一直強調以行政為主導，政府起到主導作用。從近幾年的發展趨勢來看，我國的環保行政主導一直呈現出不斷加強的趨勢。目前，環保工作的重點是加大環境執法的力度，這使環境行政主導的特色更加鮮明，行政主導固然有其優勢，如具有較高的效率，能適應我國生態環境復雜的特點，但其局限性也很明顯。首先，它主要適用于污染防治，而對自然資源保護和生態環境建設則另當別論；其次，行政主導具有嚴格的隸屬關系，很容易出現部門分割，條塊分割，不能形成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造成體制上的混亂；再者，行政主導的方式降低了環境司法的地位和功能，也降低了環境執法的功能，使司法的作用微乎其微。因此，要實現環境法治，必須改進執法與司法。但是應當如何改進執法與司法呢？筆者認為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

首先，污染防治要向行政責任與刑事責任相融合的行政刑法方向發展，將現行大量的行政處罰上升為具有刑事責任性質的處罰，檢察機關應積極參與其中。

其次，生態保育要逐步擴大民事保護的范圍而縮小刑事責任的范圍，這要取決于民法物權的完善，與取決于經濟建設與環境保護關系的正確處理以及大眾環境意識的提高等各種因素。

再次，建立起以檢察院為主體的公益訴訟制度，檢察院代表環境公害的受害者提起訴訟。現行環境侵權訴訟是由民法通則規定的，由于環境侵權的受害民眾較廣，在訴訟中容易出現“搭便車”現象，不利于共同訴訟人的共同求償，而公益訴訟制度的建立能夠克服此弊端，并且在當今我國公眾法律意識普遍淡薄的情況下實施此舉不失為良策。

，要正確理解和掌握加大環境執法力度。筆者認為，在我國環境法制建設系統工程中，執法是末端環節，前面的問題不解決而僅靠末端一刀切，無異于以堵口子治洪水，是治標不治本，甚至會激化矛盾，為環境法治的發展埋下隱患。

（三）法律監督力度的加大

由于我國實行環境保護行政主導，權力相對集中，行政部門自由裁量權較大，因此法律監督尤為重要。“如果說法治在法律調整機制中是把法律規范、法律關系和實現義務的活動等法律現象聚合起來的重要手段，那么法律監督則是使法治在法律調態各個階段得到有力保障的重要法律措施，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嚴格有力的法律監督，也就沒有法治。”可見法律監督的真正價值不是在于形式，而是在于力度。

我國環境法律監督大體包括：權力機關的監督、行政機關的監督、輿論監督、各政黨和社會團體組織的為監督、人民群眾監督、司法監督等幾類。

權力機關的監督在近年來發揮了重要作用，全國人大環境資源委員會多次聽取國務院和較高人民法院有關資源與環境保護的工作報告，對如何推動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的實施和加強環境保護工作提出了許多建設性意見，而且堅持法律監督與輿論監督相結合，組織并一直堅持進行中華環保世紀行和環境執法大檢查等活動。

行政機關的監督以環境監理為核心，成立了專門的環境監理機構，旨在加強環境執法力度。

各政黨的社會團體組織的監督主要以輿論監督的形式出現，但我國輿論監督制度程度很低，因而總體上作用很有限。

司法監督主要是司法監督職有機關即人民檢察院的監督，在環境監督領域這塊基本上是空白。

人民群眾的監督主要再現為以環境評價制度等為內容的公眾參與，而公眾參與首先取決于公眾環境意識，其次取決于制度的保障，我國在這兩個方面都存在許多問題，人民群眾的監督基本上只具雛形，缺少操作性規范，力度亦很有限。

（四）公民環境意識與守法觀念的加強

這里，公民的環境意識與守法觀念，不只是普法教育與司法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公民法律信仰的培養問題。歐美等發達國家，通過資產階級革命使民主與自由深入人心，法治現代化道路已達三百年之久，而中國由于長期封建統治思想根深蒂固，現代法律并非本土產物，對法律總持一種排斥態度，尤其是環保法，歷史上只有破壞環境與自由，而無保護環境的傳統。同時在公有制條件下，自然資源權比較抽象，人與自然的關系長期以來被處位于勞動者與勞動對象的經濟關系而不是法律關系，由此，環保意識的深入人心需要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五）對環境構成物的物權歸屬思考

森林、山嶺、草原、荒地、水面資源等自然資源是構成環境的主要方面，按照民法通則的規定，在我國這些財產所有權都屬于國家或者集體的也就是共有制度，這種所有制在一定時期內使用權是所有權是相分離的，盡管法律明確規定使用人“有管理，保護，合理利用的義務”（6）但使用人往往為了追求更多的經濟利益而逃避這種義務。當然，當前我國存在多種因素影響，但外部性影響是十分重要的。外部性是指行為人私人成本社會成本，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相一致或不一致的情況。外部性分為正外部性和負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行為人的私人成本大于社會成本，私人收益小于社會收益的行為。由于此時行為人的貢獻多而獲益少，其產生的動力就會不足。相反,負外部性就會導致個人的收益大于社會收益，而導致將成本的轉嫁社會或他人，例如通過損人利已或損公肥私等手段。

正因為這種外部性對行為人的影響。實際中行為人往往會置社會利益于不顧而追求個人利益。例如我國為了保護環境而實行的“退耕還林”政策與“封山育林政策”這顯然會減少農民與林木工人的收入，而政府卻沒有有效的措施去補償他們的損失。所以，許多地方盜伐、亂伐現象就屢禁不止。

但是，如給與私人更長的承包期，“私人的物品往往受到較大可能的保護”。（7）從這種觀點出發，中國人往往有珍惜自己財產的傳統，相信人們會從自身的長遠利益出發，做到較大的保護。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政府再加以宏觀調控，效果應該是非常明顯的。所以，改革我國目前的自然資源所有權的模式就是很值得思考了。

三、簡短的小結

環境法制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并非朝夕而就，并且，由于我國國情和環境問題成因的特殊性，因而從國外的治理環境舉措中（相對于我國環境問題的解決）并沒有多少可以值得借鑒的經驗。我們只有立足于本國的實際情況，去探索出一條適合我國的切實可行的法治化的道路。這應該說是一個長期而又艱難的過程，而泱泱大國，法治先行，時代賦予我們的法治保護環境的重任，我們也必將沿著這條路一直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