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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論文:國際移民與政治經濟論文
一、國際移民的類型和特點
(1)工作性移民，指為改善個人和家庭的生活條件而進行的跨國遷移，為了獲得更品質的工作條件、更高的工作收益的移民活動。其構成了目前國際移民的一大重要遷移類型，其中又可分為臨時性勞工移民、技術移民等類型。
(2)學習性移民，指前往國外求學的留學生或工作者。為了獲得更好的學習資源和學習條件，學生前往外國接受教育，還有工作人員到外國企事業單位學習先進的技術、知識和經驗的特殊學習性移民.
(3)家庭團聚性移民，指為了和已經遷居國外的人員團聚而進行的移民活動。
(4)非法移民，主要是指未取得許可而通過非法途徑進入另一國，或是有效證件已經過期，卻仍停留在目的國而不返回祖國的移民，這些人大多是非法勞工。
(5)難民與避難者，這是一群特殊的移民群體，由于受到種族、民族、宗教、政治迫害、自然災害等因素的影響，而被迫離開原國籍，遷往他國進行避難的移民活動。除開以上幾種類型外，國際移民還包含半移民、兩棲移民、回歸移民等等。國際移民的一個最顯著特點，就是從一個相對落后不發達的地區遷移到一個相對先進發達的地區，人們往往為了更好的生活條件和經濟資源等進行遷移，有很強的利己性，這也導致了遷移的地區不平衡性，發達國家的移民輸入數量，一定是高于經濟較落后國家的輸入數量。發展中國家一般移民發達國家，發達國家一般移民環境優美的國家，勞工移民是國際移民的主體，高素質高技能人才的移民數量在近年來盡管比例仍在較少，但卻呈增長趨勢。
二．國際移民的成因
國際移民是全球化的一個重要部分，隨著各國經濟政治聯系的不斷增強，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更方便了各國的交流，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文化的傳播、政治、宗教、科技以及自然環境等多種因素都是造成國際移民的重要原因。國際移民是全球化的結果，是人類社會發展必然會出現的現象。全球化使世界范圍的交互連接不斷擴大、深入和加速，它不僅帶來了貿易、資本、信息、技術等生產要素在全球的流動，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人口的跨國界遷移浪潮。隨著全球化的不斷加深，國際移民從規模、范圍、方式、原因、影響等方面，都有了許多新的變化，不論是經濟原因還是其他原因，本質上都是國際交流與聯系加強的結果，也就是全球化的結果。經濟是基礎，經濟原因是國際移民難現象產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是無可爭議的事實，國與國之間在收入、就業、社會福利等方面的差異是巨大的，移民的目的不是單純地追求更高的收入，事實上，它的原因更為復雜，更穩定的工作環境、更多的就業機遇、更好的福利待遇等因素，都是吸引人們進行移民的重要原因。移民往往是由于貧困的原因導致的，工作性移民往往就是經濟因素決定的。政治方面的原因，是導致部分國際移民消極影響的原因。政治方面因素，諸如地區戰爭、外部強權的介入、政權的更迭、領土的變更、種族和民族矛盾、政治宗教迫害等，都會導致大規模的難民潮，國際難民、避難者和非法移民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政治因素的結果。由于此類原因，人們僅僅為了獲得一定的生存空間和較好的生存環境而從原國籍遷出，進入輸入國只為生存。其他方面原因是國際移民的重要推動要素。科技的進步大大促進了跨國遷移，安全快捷的交通工具便利了人口流動，通訊技術便利了家人的交流。各國的移民政策也影響著國際移民的變化，對國際避難者的寬松，使得非法移民通過申請避難的方法獲得合法身份，導致了國際難民的不斷增加。
三、國際移民的影響政治經濟
由于國際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國際移民對國際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國際移民有利于促進世界各民族的相互交流與了解，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促進世界政治經濟的發展，但進一步加劇了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造成環境的惡化和國際關系的緊張。
(1)國際移民促進了經濟全球化進程國際移民即是全球經濟發展的結果，又是經濟發展的動因。經濟全球化使得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增強，是貿易全球化、生產全球化、資本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人力資源全球化等各種經濟要素全球化的統一體，人力資源全球化作為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促進全球化進程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國際移民作為人力資源調動與培養的重要形式，為輸入國提供豐富的勞動力和高素質人才，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為輸出國減輕人13負擔，學習外國先進技術與管理經驗，推動本國經濟發展。經濟全球化離不開國際移民，沒有國際移民，就難以實現人力資源在世界范圍內的自由流動，經濟全球化就失去了必須的勞動力資源和人才基礎。
(2)國際移民推動了各國的政治聯系國際移民有利于促進世界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加強國際對話與合作，維護了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國際移民作為一個國家對外開放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強本國與世界各國的交流，一方面有利于傳播民族文化，將一國的風俗習慣、科學技術等傳播到他國，加強各族人民的了解，另一方面，國際移民不單單是個人的生活問題，更是關系到輸入國與輸出國甚至世界各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以及國家安全等重大問題。國際移民推動了各國的政治聯系，深入國際對話，是當代國際政治交流的新話題和新途徑，在跨國犯罪、國際難民和非法移民等問題上的探討進一步促進各國對國際移民問題上的對話與合作。
(3)國際移民的消極影響國際移民在促進國際經濟政治發展的同時，對國際社會同樣帶來了消極影響。非法移民的不斷增多為人口輸入國的社會帶來嚴重危害，威脅著國家安全，消耗著各種資源，影響著社會治安，對輸入國來說，人31的大量遷入致使大量資源的消耗增加，就業壓力增大，民族、種族矛盾凸顯，社會治安變差，環境壓力增大，帶來環境污染和疾病擴散等危害。對移民輸出國來說，人口的大量遷出使勞動力資源減少，特別是技術移民造成的才流失”，致使輸出國自身的社會經濟發展受到影響。國際移民還進一步加劇了全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發達國家勞動力資源更豐富，科技發達，經濟進一步發展，而落后國家因人才流失等原因在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的處境更加不利，更加貧苦化和邊緣化，這也進一步加劇了國際緊張局勢。結語國際移民作為人類正常的社會現象，已經成為影響國際關系的個新的變量，深刻影響著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動。國際移民在推動全球經濟進步、國際對話與合作的同時，也對輸入國與輸出國產生了諸多消極影響，它帶來的問題以及對國際政治經濟的影響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與興趣。
作者：王祝 單位：南開大學天津大港
政治經濟論文:我國近現代政治經濟論文
1．《共產黨宣言》對中國近現代政治的影響
在《共產黨宣言》及時部分“資產者和無產者”詳細分析了無產發展史和斗爭史，認為建立無產階級政黨是工人階級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無產階級獲得自身解放的首要條件。伴隨著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無產階級的隊伍也在不斷壯大，無產階級迫切要求改變自身受壓迫受剝削的現狀，但是沒有正確理論指導，找不到正確道路?！豆伯a黨宣言》的發表，標志著科學社會主義的誕生，它指導著世界無產階級工人運動，為無產階級工人運動提供了理論指導，使工人運動從自覺走上了自發。在以《共產黨宣言》為代表的一系列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影響下，1921年7月中國無產階級建立了代表自己的政黨———中國共產黨?！豆伯a黨宣言》第二章“無產者和共產黨人”闡述了無產階級的政黨的性質、特點、基本綱領和組織原則。馬克思和恩格斯明確指出，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無產階級利益的集中代表，是為整個無產階級謀利益的政黨，除此之外，再沒有別的特殊利益。中國共產黨人時刻謹記自己的使命，責任，嚴于律己。帶領人民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帶領中國人民走上適合中國國情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富強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道路。這些都與中國共產黨人的性質，特點密不可分。同志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對《產共黨宣言》中關于共產黨先進性質的升華。中國共產黨人要時刻謹記這三點，始終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方向，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共同利益。
2.《共產黨宣言》對中國近現代經濟的影響
《共產黨宣言》對資本建立世界市場并向全球擴張過程進行了描述，揭示了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本質。經濟全球化的實質是資本的全球化。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從根本上說，就是要把我國建設成為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個目標離不開當今的全球化。中國直到現在還是以個發展中國家，還不能躋身于世界發達國家行列，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國清朝的閉關鎖國政策，導致我們妄自尊大，不與外國交往，進行交流，與近代工業化擦身而過，最終導致落后挨打的局面。建國初期，受到西方資本主義的封鎖，我國與外國交流也甚少。所以我們要反省歷史，緊跟全球化大潮。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把機遇和挑戰推向世界，也推到中國人面前。20世紀六七十世紀是世界和平發展的時代，給我們帶來了難得的機遇。這一次我們沒有讓機遇再次錯過，而是牢牢抓住它，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在20世紀70年代帶領中國人民在中華大地掀起了改革開放的大潮，緊跟世界全球化潮流。以為代表的第三代領導集團，繼續推進中國經濟全球化戰略，深刻理解全球化是當今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外在于，落后于這個潮流，都是危險的，不可設想。與此同時，在注重經濟全球化的前提下，必須同時注重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的消極影響。必須在保障我國自身的經濟安全的前提下，推進經濟全球化的發展。
3.《共產黨宣言》對中國近現代文化的影響
以前，中國經受鴉片戰爭的摧殘，封建思想禁錮著人們，中國的知識分子開始把目光投向西方，學習西方先進的文化知識，希望在西方尋求救國救民的道路，但是始終找不到適合中國的道路。十月革命的勝利使得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人的視野，《共產黨宣言》等一系列的馬克思經典著作，使中國知識分子接受共產主義的洗禮。《共產黨宣言》最早是由陳望道翻譯的，雖然不完善，但是仍然廣泛傳閱，受到廣大知識分子的青睞?！豆伯a黨宣言》在中國的傳播分為兩個階段，一是舊民主主義時期的片段時傳播，第二階段是新民主主義時期的廣泛傳播。
3.1對認識觀的影響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詳細介紹了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這顛覆了傳統的中國的認識觀，一直以來中國傳統的程朱理學占據著人們的思想，程朱理學，推崇的是唯心主義，認為“理”或者“天理”是自然萬物和人類社會的法則。嚴重束縛著人們的思想。唯物辯證法用聯系的發展的觀點來看待問題，認識問題。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一切重要歷史事件的終極原因和偉大動力都是社會的經濟發展，是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改變，使由此產生的社會劃分為不同的階級，是這些階級彼此之間的斗爭”。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早者。這強有力的震撼了中國思想界。改變了以往人們唯心主義的認識觀，歷史觀。
3.2對政治文化的影響
《共產黨宣言》在中國的傳播，“兩個必然”“兩個絕不會”改變了人們對社會發展規律的看法，它所傳播的政治價值觀和當時中國人民救亡圖存，反帝反封建運動是相一致的，受到了政治認同?！豆伯a黨宣言》中：“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一響亮就好，激發了全國人民的愛國熱情。其政黨思想，對中國共產黨的建立發展也具有深遠影響。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政府，確立了黨對政府的領導。
3.3全球化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共產黨宣言》中首先闡述了全球化對經濟的影響，在隨后也闡述了文化的全球化：“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苯洕娜蚧厝粫砦幕娜蚧?，文化是一定時期經濟的反應。十七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要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文化強國，要發展面向世界的民族的社會主義文化。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文化也隨著經濟的全球化發展顯示出強勁的全球化趨勢，并占據著越來越重要的地位。文化全球化而已理解為不同的國家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面對各種思想文化相互交織，相互激蕩的復雜局面，中國幾代領導人，一直重視文化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和教育科學文化建設，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根本任務就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落實科學發展觀，著力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公民，切實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提升國民的文化素質，不僅要弘揚繼承我國的傳統文化，同時要積極學習外國進文化。在學習外國的先進文化的同時，也要使本國的文化走出國門，促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在當今社會，文化在國際競爭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誰想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掌握主動權，就必須占據文化發展的制高點。所以我國必須在經濟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大力發展我國文化?！豆伯a黨宣言》同時講到文化全球化具有二重性，文化全球化不僅能促進文化交流，促進人類的進步，同時弱小的民族文化也會面臨著消亡的危險，所以我們在學習外國先進文化的同時，要取其精華剔其糟泊。注意本國文化安全，提高警惕性。
4.結語
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是一本揭露資本主義制度罪惡，揭示被壓迫的無產階級如何獲得解放的書。給全世界受壓迫，受剝削的無產階級指明了前進方向，解決了無產階級為什么必須起來革命，革誰的命，如何革命，革命以后建立一個什么樣的社會等一系列無產階級革命根本性的重大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豆伯a黨宣言》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對我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共產黨宣言》的指導下，在共產黨的帶領下，取得了新民主義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走上了民族復興道路，在全球化形式下，政治經濟文化發展?！豆伯a黨宣言》發表至今已經有一百六十多年的歷史，馬克思恩格斯以超凡的洞察力不僅立足于當時社會現實，更具有的預見性，他們預測的未來社會都將一一被歷史印證。所以《共產黨宣言》仍然蘊藏著巨大的生命力，亦然值得我們去學習研究。
作者：涂征 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政治經濟論文:體育發展政治經濟論文
1、引論
新南非堅持不懈的在國內舉辦各種公關活動來爭取重大體育賽事舉辦權。這些公關活動充分調動了社會民間力量，以及體育對民眾所產生的情感思潮，從而來支撐國家的發展戰略，各個政黨之間對國家政體政治雖然存在著認知上的差異和分歧，但對國家舉辦重大賽事及所能帶來的利益關注度卻非常高，甚至不約而同的形成“統一戰線”。國家在申辦和承辦重大體育活動時亦適時調整外交策略，以贏得外部世界的關注與支持。這對政局的穩定，促進經濟發展，提升國家在外交方面的影響力無疑起著積極的作用。
2、南非體育發展研究：政治經濟的變化
體育事件在過去的20年間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一方面表現在重大體育事件上，無論是短期的、一次性的或者是不同國家輪流舉辦的循環賽事，在規模上、媒體的宣傳度上以及觀眾參與度上都算得上是全球性的事件。奧運會或者世界杯足球賽的舉辦就最能體現上述觀點。此外影響力上稍遜一籌的體育競技，比如說世界杯橄欖球賽、世界杯板球賽以及英聯邦運動會，盡管其參賽人數以及觀眾人數不如奧運會或世界杯足球賽，但是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影響力，仍然能帶來收益以及資金產出。主要的體育競技賽事在當今全球政治經濟學中產生了極為重大的影響，它們成為國家吸引外來投資和潛在旅游者的重要途徑。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種展示國家實力的途徑，通過這些賽事向世界的其他國家展示本國舉辦世界大賽的組織能力、協調能力、體育方面的實力以及國家經濟實力。另一方面，在國家外交戰略與政策實施過程中，體育扮演了較為重要的角色，重大體育賽事是國家外交活動與實現政治目標的恰當手段。體育外交政策研究包括分析政府、企業及利益相關者采取什么公關手段來策劃實施他們的體育賽事活動，應該權衡考慮哪些因素，國家層面的外交行為將帶來什么國際影響。
重大體育賽事具有強大的社會影響，這使得體育這一文化形態具有國家外交的增值效應，以致影響到國家外交政策目標的制定，涉及到的利益相關者包括國際單項體育組織、體育學會、媒體、企業、國家以及賽事組織者，從當今全球政治經濟視角來看，這些多方的參與者都有明確的利益訴求，不論是出于商業利益、組織聲譽與發展，還是國家外交目的。南非使用相對有限的可利用資源來與強國體育國家競爭，例如南非舉辦世界杯足球賽、非洲杯足球賽等。通常選擇幾個差異化的競爭策略，展示文化的特殊魅力，展示原生態的自然遺產，甚至聲稱國家受到國際社會的不公平待遇，即以受到國際邊緣化或國際排斥為借口，例如這一策略被南非在申辦2006年和2010年世界杯足球賽主辦權時使用。從這個角度而言，圍繞體育重大賽事的體育活動以及國家活動，可以說有特殊的可替代性，因為這些活動能夠使發展中國家著手新的外交政策，而這些政策通常情況下是沒有機會得以著手實施的。而且，重大體育賽事能將國際舞臺上的各個利益方面聯系起來，包括鼓勵國家將內部事務延伸到國際事務范圍內。
作者：許曉峰 單位：河北聯合大學體育部
政治經濟論文:兩岸經濟關系政治經濟論文
一、兩岸經濟關系發展的政治效應回顧
30多年來，兩岸關系一直以經貿關系為主軸，政治關系卻是敏感領域，發展嚴重滯后。從兩岸關系發展歷程來觀察，在總體上體現了經濟決定政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一規律。1987年臺灣當局雖然開放了臺灣同胞來大陸探親并默認了兩岸經貿往來，但在政治領域卻堅持“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隨后，兩岸經貿關系的不斷發展，兩岸在政治領域也不得不尋求渠道合作，以便解決在經濟關系中衍生出來的種種問題。1990年，臺灣當局調整了“三不政策”，并于同年11月21日成立了官方授權的民間性中介機構———海峽交流基金會(簡稱?；鶗?，出面處理官方不便或不能出面的兩岸事務。為了便于與?；鶗佑|、商談，大陸也于1991年12月16日成立了海峽兩岸關系協會(簡稱海協會)，并授權海協會代表大陸官方與海基會接觸商談。李登輝和陳水扁執政時期以“臺獨”分裂活動阻止了?；鶗c海協會的接觸與商談，但其違背兩岸主流民意的倒行逆施未能阻止兩岸政治互動。2008年以來，兩岸在“九二共識”、反對“臺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恢復了“兩會”協商談判，推動了兩岸經濟關系的大幅發展，對政治關系的改善有一定的促進作用。③
(一)兩岸政治互信不斷積累。1992年11月，兩岸兩會達成在事務性商談中以口頭方式表達“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這為兩岸協商奠定了政治基礎。李登輝和陳水扁執政時期肆意否定“九二共識”，致使兩會商談中斷9年。2005年4月，國共兩黨開啟黨際交流，雙方就反對“臺獨”、堅持“九二共識”達成一致。此后，國共兩黨不斷鞏固兩岸政治互信。2008年5月，國民黨在臺灣重新執政，馬英九當局認同“九二共識”，強調“兩岸是非‘國與國’關系”“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都是“炎黃子孫”。在2008年12月31日紀念《告臺灣同胞書》發表30周年座談會講話中指出:“1949年以來大陸和臺灣盡管尚未統一，但不是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分裂，而是上個世紀40年代中后期中國內戰遺留并延續的政治對立，這沒有改變大陸和臺灣同屬于一個中國的事實。兩岸復歸統一不是領土再造，而是結束政治對立?！?013年2月2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在會見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及隨訪的臺灣各界人士時表示，我們將保持對臺工作大政方針的連續性，始終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持續推進兩岸交流合作，努力促進兩岸同胞團結奮斗，鞏固和深化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基礎。連戰也表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是一條不應也不會逆轉的正確道路，現階段兩岸關系來之不易，希望能在新的起點上加以深化;兩岸各自的現行規定、體制都實施一個中國原則，從而形成“一中架構”下的兩岸關系，而不是“國與國”的關系，“九二共識”是雙方政治互信的基礎，必須加以維護。2013年6月13日，在會見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時再次強調，增進互信，核心就是要在鞏固和維護一個中國框架這一原則問題上形成更為清晰的共同認知和一致立場。吳伯雄則表示，堅持“九二共識”、反對“臺獨”是國共兩黨一致的立場，是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基礎;兩岸各自的現行規定、體制都實行一個中國原則，都用一個中國框架定位兩岸關系，而不是“國與國”的關系。2013年11月11日，中國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在第中央評議委員及時次會議上再次明確表示，兩岸不是“國與國關系”，在許多方面都是特殊的關系。不論在臺灣還是國際上，都不會推動“兩個中國”“一中一臺”或“”。以上種種，彰顯了兩岸對“九二共識”的堅持和政治互信的鞏固。基于政治互信積累，兩會商談終于在2008年6月恢復，推動兩岸政治關系實現了歷史性轉折并取得一系列重要進展。
(二)兩岸黨際交流不斷深入。2005年4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在北京會見了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實現60年來國共兩黨領導人的首次正式會談，會談后共同發表了“兩岸和平發展共同愿景”，提出“建立兩黨定期溝通平臺”的主張。此后，國共兩黨高層領導人每年會晤成為“慣例”，兩黨不同層級的黨務人員互訪也成為常態。兩岸黨際交流是兩岸關系發展中的重大政治事項，也是兩岸經貿合作外溢出的重要政治效應，在兩岸關系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進程中已經并將繼續發揮極為關鍵的作用。2013年2月和6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在北京分別會見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和吳伯雄，這是大陸“兩會”換屆之后，中國共產黨新任領導人首次與中國國民黨高層的互動，繼續傳承了兩岸黨際交流機制。兩岸黨際交流機制化不斷深入，將從制度層面有力保障兩岸黨際交流的平穩發展，增進國共兩黨乃至拉動兩岸更多政黨間的政治互信和共識凝聚，確保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正確方向和穩步發展。
(三)兩岸經濟關系邁開制度化步伐。兩岸經濟關系步入制度化軌道也是兩岸政治博弈、政治互動的結果。兩岸經濟關系制度化的萌芽可以溯至兩岸打破隔絕之初為便利人員往來與經貿交流而出臺的事務性管理辦法，比如1986年12月國務院公布的《關于臺灣同胞到經濟特區投資的特別優惠辦法》和臺灣當局1987年7月宣布的首批開放29項大陸農工原料間接進口管理措施等。1993年4月，首次“汪辜會談”簽署的4項協議則標志著兩岸經濟關系制度化的正式開始。2008年6月兩會在“九二共識”基礎上重新恢復協商談判以來，達成諸多共識，簽署21項協議，解決了一系列兩岸同胞關心的經濟、社會、民生問題，深化了兩岸交流與合作的制度化安排。我們也看到，兩岸政治對話和協商尚未開啟，政治互信基礎仍然十分薄弱，兩岸政治關系的進程與快速發展的兩岸經濟關系明顯不相對應。
二、兩岸經濟關系發展的政治因素作用
自1979年以來，以市場機制為基礎，通過大陸單方面市場開放及相關優惠措施的實施，推動了兩岸經濟合作的不斷深化。盡管長期以來缺乏公權力的介入與規范，但兩岸在經貿往來中形成了經濟波動的高度相關性和投資、貿易的密切往來，進而達成功能性一體化的合作形態，并對一體化的深化與發展提出了更高的需求。世界各地的經驗表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無論在深度上還是廣度上均存在巨大差異，政治意愿一直是推動區域一體化縱深發展的主要因素，而強有力的制度安排正是支持政治目標和促進區域一體化的有效工具之一。區域一體化有多種模式，采取何種模式為宜，取決于相關國家和地區的政治意圖以及實現這些意圖的相應機制。政治上的密切合作并非總是促進制度建設和經濟一體化的前提條件，但至少是重要條件之一，反而政治上的阻撓則必然是經濟合作制度化的主要障礙。在兩岸經濟合作制度化進程中，政治因素的作用不可估量。回顧兩岸經濟關系，政治因素對一般性的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影響相對較小，但對兩岸經濟合作制度化安排這種需要公權力介入、協商這類經濟合作，顯得更直接、更大。30年來，兩岸經濟合作制度化進程非常緩慢，而且隨著兩岸經濟合作制度化的推進，政治因素的作用將逐步增強。兩岸ECFA是以“九二共識”及“一個中國原則”為基礎簽訂的，但從大背景看，兩岸關系仍存在重大政治分歧、兩岸政治互信仍未建立，以及島內仍有政治勢力對ECFA進行強力杯葛。EC-FA在總體框架上雖有法律約束力，但在兩岸經濟關系正常化、自由化的程度、進程等方面并沒有條文上的明確約束。雖然ECFA早期收獲清單獲得落實，ECFA對臺灣的經濟效益也有明顯呈現，但是臺灣的反對勢力仍在試圖推翻ECFA。
臺灣內部反對ECFA的政黨與團體主要是民進黨、“臺灣團結聯盟”(臺聯)和一些本土派社團。2012年7月20日臺灣“行政院公投審議委員會”進行重新審查“臺聯黨主席”黃昆輝提出的“ECFA公投案聽證會”，黃昆輝希望繼續發動“公民投票”來廢止已經實施中的ECFA。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曾表示應該利用多邊談判體系來保護臺灣權益，ECFA的雙邊談判機制風險不斷增高。民進黨“前黨主席”蘇貞昌在2010年參選臺北市長時表示:“ECFA對臺北市也有害，許多人以為ECFA只會傷害中南部，但實際上臺北只是較晚受害，未來的大規模開放會讓服務業受到強烈沖擊，而臺北市服務業人口達八成?！?012年7月20日，民進黨在臺灣“立法院”擬提案修改“兩岸人民關系條例”，主張將大陸民間資本到臺審議門檻訂為新臺幣5億元，禁止投資業別則由正面表列改為負面表列;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柯建銘說，希望以法律明確規范陸資，并將投資業別訂定清楚，以防臺灣“門戶洞開”。由于民進黨等島內反對勢力在兩岸交流互動上有著諸多反對行為以及其在臺灣內部有著一定的政治影響力，ECFA的未來充滿不確定性。2014年3月18日，臺灣數百名大學生以“反對黑箱服貿”為由，以突襲方式占領立法機構，30日又動員十余萬民眾與學生上街游行。對于這場以反對《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簡稱“服貿協議”)為核心的“太陽花學運”，嚴安林分析認為，④這是一場“反對馬英九”運動，也是一場“反全球化”運動，一場“反中國大陸”運動，更是一場反民主的民粹式運動，并非所謂的“公民運動”?！疤柣▽W運”直接導致服貿協議的暫時擱淺，加上臺灣政治生態的復雜性，各界對“服貿協議”生效時間大都持悲觀態度，也由此，“服貿協議”被認為是兩岸經濟關系發展的轉折點。從另一個側面，“服貿協議”擱淺再次證明，政治因素對進入“深入期”的兩岸經濟合作的影響已然突顯，甚至對兩岸經濟關系發展起關鍵性作用。前臺灣“國安會秘書長”、臺北論壇基金會董事長蘇起分析，⑤從兩岸關系發展歷史看，政治決定經濟，這是兩岸關系的特色，兩岸政治關系走到哪里，經濟關系就走到哪里。他認為，政治關系到不了的話，經濟關系就是到不了，看起來經濟拖著政治走，是有這個成分，但是背后是有政治的力量，而且政治力量永遠會大于經濟。不難理解，兩岸經濟關系要進一步發展，不僅需要良性的政治關系相匹配，對島內健康有序的政治環境同樣期待。
三、當前兩岸政經互動的困境與思考
如上，兩岸經濟關系與政治關系的發展進程并不同步，發展節奏并不合拍，隨著兩岸經濟的熱絡交流與合作，在政治層面的互動還很有限，步履維艱，甚至十分脆弱。當前兩岸經濟關系制度化進程，遇到政治因素的強烈阻礙，如何推進兩岸政經互動成為學界研究的熱點。借鑒帕特南的國際關系雙層博弈框架，在兩岸經濟關系研究中，應以兩岸經濟關系的收入分配效應作為雙層博弈框架的理論基礎，利益集團作為研究的基本分析單位，兩岸雙方應作為經濟關系的執行主體，在維護兩岸同胞最廣大利益、共同朝著中華民族復興目標而奮斗的前提下，分別代表兩岸各自的利益集團做出決策，并展開相互談判、交往、合作。
(一)臺灣當局在兩岸經濟關系中長期缺位，未能擔負起執行主體的角色。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但兩岸經濟關系畢竟是兩個單獨經濟體之間的關系，在服從各自整體利益的前提下，雙方都有為各自經濟體發展追求利益較大化的動機，而且在資源稀缺性假定下，在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沖突將不可避免，兩岸當局自然應承擔起經濟關系博弈框架的主體職責，通過協商、安排，以引導兩岸經濟關系繼續在正向博弈的軌道上向前發展。然而，30多年來的兩岸經濟關系，一直是在大陸方面積極推動、臺灣方面限制或回避的兩股力量拉扯之下，兩岸經濟一體化進程受阻，經濟關系外溢的政治效應大打折扣。即使在2008年以后，兩岸經濟關系取得諸多突破性進展的情況下，馬英九當局仍然回避兩岸政治關系議題，經濟關系涉及的制度化議題進展緩慢。臺灣當局此舉的原因主要是基于選舉選票的考量，擔心被對手抹黑抹紅，在兩岸政治議題方面比較保守，不愿意碰觸，對大陸的防范意識仍然相當強烈。正因為對選舉的顧慮，馬英九當局對島內各方利益集團的協調不力，多項有利于兩岸經濟關系發展的議題遭到反對派的阻攔，甚至在臺灣立法機構擱淺。臺灣當局在兩岸關系上采取“只經不政”“政經分離”的態度，已嚴重傷害到兩岸關系的發展，是當前兩岸經濟關系進一步發展的較大挑戰。
(二)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堅持“以經促政”方針，擴大臺灣在兩岸經濟關系博弈中的收入分配效應。一般地，國際經濟關系中雙方的受益、受損可以表示為4種情況:甲方得益、乙方得益，甲方得益、乙方受損，甲方受損、乙方得益，甲方受損、乙方受損。只有雙方得益才能構成經濟關系的堅實基礎，當一方得益、一方受損，或是雙方受損的情況下，經濟關系也就失去了合作基礎，兩岸經濟關系與國際經濟關系不同，30多年來的實踐證明，兩岸經濟合作福祉兩岸同胞，目前亟待制度性突破，才能為兩岸經濟共同繁榮發展作出更大貢獻。從兩岸收入分配效應角度看，兩岸經濟合作對臺灣經濟意義深遠，但是對大陸的經濟意義有限，大陸推進兩岸經濟合作則是基于國家統一大局服務，主要目的在于其政治效應，特別是爭取臺灣民心，增強國家認同，為此在兩岸經濟關系博弈中，實行適度“讓利”，提升臺灣在兩岸經濟關系中的收入分配效應。⑥但目前在臺灣社會，“兩岸同屬一個國家”并非主流民意，臺灣當局采行“政經分離”的思維，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部分臺灣民眾的“兩岸觀”，甚至對民進黨的“臺獨”立場有推波助瀾的作用。因此，應在“一個中國”前提下，堅持“以經促政”的方針，通過兩岸經濟合作的深化發展，強化兩岸經濟的融合，推進兩岸關系和平發展。至少，在ECFA后續談判中，兩岸可遵循WTO規則等國際經濟慣例，以積極開放、平等互利為原則，積極推進兩岸經貿關系正常化，以拓展兩岸擴大交流合作的利基，有助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發展格局，擴大兩岸共同利益，促進國家認同建構。
(三)充分認識兩岸經濟關系中島內利益主體的復雜性，加強對臺灣社會結構的研究，提高惠臺讓利政策的有效性。國際經濟關系博弈表面是兩個經濟體層面的利益受益或受損，但實際受國際經濟關系影響的是經濟體內不同主體，包括消費者、企業家、廠商、政治家、利益集團、政黨等各種不同的主體，即國際經濟關系具有很強的國內收入分配效應，它不僅可能使有的主體獲益多，有的主體獲益少，而且可能使有的主體受益、有的主體受損。受益主體將會想方設法保護既得利益，而利益受損者也不會被動“挨打”，他們會通過不同的方式對政策制定者產生影響，比如選票等。政策制定者為了實現了自己的利益或目標，就可能制定或調整政策，因此，經濟體內利益主體是經濟關系的最重要影響和推動力量。實施兩岸關系發展戰略以來，大陸實施了一系列的對臺經貿政策措施，包括兩岸直接通航、大陸民眾赴臺旅游、大陸采購赴臺采購、大陸零關稅進口臺灣農產品等，都體現了大陸對臺善意，期望有助于改善臺灣民生經濟的同時，改變臺灣民眾對大陸的印象與認識，更希望有助于建構臺灣民眾對兩岸一家的國家認同。事實上，惠臺讓利有效性值得檢討，兩岸尚處于敵對狀態下，大陸讓利臺灣被歪曲認為動機不純，慷慨讓利未必能贏得臺灣民心。再者，由于種種因素，惠臺讓利的經貿政策實踐中更多惠及了臺灣的大財團，而臺灣基層民眾沒有感受或感受不明顯。一方面，由于兩岸關系限制，大陸經貿政策缺乏直接惠及臺灣基層民眾的有效傳導機制，導致惠臺效應分散化，大打折扣;另一方面，由于臺灣社會階層多元化，“三中”(臺灣中南部地區、中小企業、中下階層)社會問題甚具復雜性，所以，在具體實踐中還須講究策略突出重點，從機制化入手，擴大大陸經貿政策效應。
作者：蘇美祥單位：福建社會科學院現代臺灣研究所
政治經濟論文:合作式教學政治經濟論文
一、合作式教學的內涵
我們所講的合作式教學，其一應該是教師創設一個情境，然后拋出問題，學生在這之中創造，共同達到教師教學設計中的這一個環節的意義，這是教師與學生的合作。其二應該是學生與學生之間的合作，合作式教學講究將一個班的學生分成小組，然后小組間進行溝通與合作，在這個過程當中，培養學生的思考、溝通以及合作的能力。
二、合作式教學法在《經濟政治與社會》這一學科中的運用
1.問題情境創設的重要性教師應創設符合學生實際的問題情境。在上課的過程中發現，教師拋出一個適合學生的問題，那么學生的參與度、活躍度會得到空前提高。所謂適合學生的問題，即教師在備課時應充分考慮到這個班學生的文化程度、年齡層次、性格特點以及結合生活實際。因為太復雜的問題，學生沒有思考的動力，而簡單些的問題，學生又會覺得幼稚，不愿作答。所以創設問題情境時，教師應“投其所好”。學生在情境中所要思考的問題來源，可以是普遍學生身上存在的現象，歷屆畢業生及低年級的學生；可以結合社會熱點，假設問題的存在；可以是教師的自身經歷；更有甚者是就在本堂課當中所發現的問題。
2.創設情境，開展合作式教學我們拋開這樣一種教學模式：上課鈴聲一響，教師開始照本宣科地講授本節課的相關知識點。在《經濟政治與社會》這一本書當中，例如及時課“商品的交換與消費”。教師可先創設問題情境：“同學們平時都喜愛去哪里購物呢？所購之物是不是都可以稱之為商品呢？”在學生做出初步思考并回答之后緊接著引出知識點：“什么是商品？”然后結合知識點幫助學生解決之前所提出的兩個問題。接著根據已經分好的小組，提出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買了之后的東西還是不是商品？”“請同學舉出這個教室里面能稱得上是商品的東西。”“錢、腎、人都是不是商品呢，為什么？”在這個過程中，學生有對知識點不理解的情況可以向教師請教，激發了學生主動發現問題并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在這樣一門課程當中感受到思考所帶來的喜悅。教師也可在這個過程中發現合作式教學法在與本班學生接觸時所產生的問題，從而能夠及時找到解決的方法。這也是合作式教學法中學生與學生合作的一個意義所在。
三、合作式教學法的意義
學生需要在游戲中，在與教師、同學的互動中得到對自己的一種肯定。德育課程應該是讓學生參與進來，在參與過程當中學會思考，學會溝通與合作。而不是做一個旁觀者，因為如果是旁觀者的話，他可以隨時離場。對教師教學能力的進一步提升。合作式教學要求教師創設情境，引導學生進行思考與合作，也就要求教師在做教學設計時，一定要合理并精彩。
作者：顧海娜單位：海南省商業學校
政治經濟論文:美學教學下的政治經濟論文
一、教學中有關政治經濟學出現的主要問題
一方面—社會因素。隨著改革開放的實施，我國接納了來自西方的經濟學理念，國民在思想價值觀方面也在不斷的發生變化，呈現出了多元化的形態模式。而經過國內綜合實力的不斷提高，對于高校教師的要求也越來越越高，而且是越來越快的步伐更替著，這也就造成了教師資源缺乏的現象，導致了政治經濟學教學出現了一些問題，影響了教學質量，影響了師生之間溝通、情感的交流，造成了整個教學的失敗，使學生對這么學科失去了興趣。另一方面—缺乏興趣。造成學生對于政治經濟學缺乏學習興趣的原因是多方面，其中有以下幾方面：（1）客觀原因?！罢谓洕鷮W”不同于其他學科的內容，其實一個抽象且缺乏樂趣的學科，并且跟我們的生活聯系是缺乏直接性的，大多數的學生由于其抽象性，因而失去了學習的興趣。（2）教學方法陳舊。通常情況下，教師是根據以往的教學思想在備課，講述想要表達的意思，往往忽略了學生針對這門學科的主動性問題，總是按照一貫的注入式教學方式，讓學生被動的接受，不能調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而且課堂內容結束后，教師忽略了與學生互動的重要性，往往課程結束后，學生也就下課了，這樣就是去了課堂的作用，使學生學不到這門課的精髓所在，所以尋找新的教學方式是必要的的。（3）主觀原因。學習不只是一方的原因，作為傳授者與接受者，雙方都存在問題。作為接受者的學生而言，其對政治經濟學的重視度不夠，認為這是一門不適合自己的課程，也就忽略了其學習的必要性。第三方面—教師素質。在政治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還在延續以往的教學方式，一切從基本內容開始，由最初的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出發，進而推論出經濟學的原理，但是事實表明，這種教學方式不適合當今時代的發展，對于現今的教學來說，單純的講述已經不能引起學生對于課程的興趣了，要擺脫傳統的教學方式，引起學生的共鳴，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主動性，將抽象的問題具象化，使學生能夠明白其重要性在什么地方，而不是單純的以教完內容為任務，要以教會學生使學生真正的融入到課堂中去，融入到學科中為主要教學目標。
二、政治經濟學教學內容改革的實踐
2.1以往的《政治經濟學》對當代資本主義講的較少，這在客觀上造成了對資本主義現實知道不多、分析不夠，這就需要我們教師在掌握大量資料的情況下，對這一部分的內容進行補充和擴展，進而進行、客觀、辯證的分析和講解。要注意的一個問題是，盡量避免與《當代世界經濟與政治》課講的內容重復，相反倒要與之實現科學的銜接。我們在講授到壟斷至今的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時候，經常把當代資本主義放到當代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去考察，既在思維方式上拓展了空間，又可以增加分析的工具和方法回答像當代資本主義為什么垂而不死、腐而不朽這樣的間題時，必須有縝密的理論、嚴格的邏輯才能真正解決問題，籠統地教條式地回答只能使學生產生更大的疑間和困惑。2.2根據當今社會主義的基本狀況，教學內容部分發生了變化，雖然大體內容不變，但是其教學任務也是相當繁重，頭緒繁多。其中主要學習內容包括:什么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怎樣產生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政治經濟理論基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有制結構和基本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與實踐;對外經濟關系以及原則;國家對社會主義經濟的宏觀調控等等。2.3通過以上教學內容改革的分析，同時也通過在教學過程中的實踐，其教學結果收到了令人滿意的效果。盡管對于老師而言，教學任務增加了，備課量增加了，但是也正是由于這不同的備課方式，使老師自身的水平也在不斷提高，不斷得到完善。通過備課查閱了大量的相關資料，閱讀了更多關于這方面的書籍，通過對知識內容的歸納總結，以及概括吸收，不僅促進了教師對于新知識的渴求性，同時也解決了在課堂中出現的意外現象。而且最重要的是，因為教學內容的變化，讓課堂的教學內容發現了新的東西、活的東西，這極大地提升了學生的學習興趣，調動了學生對于政治經濟學的學習主動性，激發了學生的創新意識，探索意識。并且學生自己也會去反問老師一些關于政治經濟領域的問題，使老師跟學生一起學習，一起進步，讓老師跟學生之間的互動逐漸增加了，逐步的深入到了學生之中，豐富了教學內容，減輕了教學困難。使那些對政治經濟學不感興趣的同學也躍躍欲試，開始接受這門抽象、晦澀的學科。
三、新世紀政治經濟教學實踐中的具體做法
通過對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我們了解到政治經濟學不只是學科中的重要內容，同時也是整個經濟發展的重要理論基礎，所以在教學過程中我們要記住根據課堂內容跟課堂實踐教學兩個方面來設計備課內容，對此我們規定了一下原則:1)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2)將改革實踐與教學相結合的原則;3)堅持經濟學基本知識和基本原理灌輸原則;4）堅持市場經濟理論發展與創新的原則。堅持自己的教學理念，將好的教學方式傳承下去，不斷完善自己的教學目標，關注實際問題，用正確的思維跟思考方法去面對存在的問題，這樣才能使自己在教學過程中得到提升。
四、結語
要知道現今時代是一個不斷發展的世界，不僅環境在發生變化，經濟也在不斷發展之中。所以為了更好的跟上時代的腳本，理論基礎的發展必須要同步進行，跟上時代的腳步，并且從根本上指導實踐。要從教學中不斷探索新的教學方式，改善現有的教學理念，去培養一批具有時代創新精神，時代責任感的新世紀人才。是政治經濟學不再是教育領域枯燥的學科，而是作為一門最重要、最能激發學生學習欲望的學科獨立存在著。在新世紀的發展征程中，不斷改革現有的教學方式，不斷發展教育理念，將教育提升到一個新的臺階。
作者:吳鳳蘭單位:遼寧省燈塔市中等職業技術專業學校
政治經濟論文:人民幣匯率國際政治經濟論文
近來國際上以美國日本為代表的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越來越高。中國境內甚至出現數百億美元的游資意在趁機謀利。很多主管金融的中國政府官員感到空前的壓力。雖然中國政府已經屢次明確表示在近期內人民幣不會升值，這次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顯示的中國經濟面臨的國際環境的深刻變化卻值得引起國人足夠的重視。去年以來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顯示中國經濟的外部環境已經到了“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的階段。中國在未來的十年里將面臨一系列的來自國際政治經濟的挑戰，其嚴重程度，特別是回應這些挑戰的困難與復雜程度很可能會遠遠超過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國面臨的與國家安全保障有關的挑戰。隨著中國日益成為世界工廠和國際資本流動的主要目的地，中國經濟與其它國家經濟的利益沖突必將日益增加。在這個全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里可以想象在不遠的將來中國在制定本國的匯率政策，金融，財政，貿易，競爭，甚至勞動政策時都會面臨日益增長的國際壓力。這是因為中國經濟已經與世界經濟緊密相連，中國政府制定的經濟政策對他國有重大影響。他國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會施加各種壓力以影響中國的政策走向。由于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中國政府不可能指望靠強調主權就可以把這些壓力打發走。從現在開始，中國必須開始將自己在未來十年里的國際金融政策做通盤的前瞻性考慮，必須搞清楚本國在人民幣升值，浮動匯率與開放資本賬戶等根本性問題上的基本立場。
是結構性風險還是制度性風險？
最近國內很多關于人民幣升值的文章列舉了升值對中國經濟可能有的負面影響，但是大多數文章側重結構性的影響，關注人民幣升值對出口以及就業的影響以及人民幣升值導致泡沫經濟的可能性。本文則強調中國面臨的更多的是制度性風險。結構的變化有時通過政策的逆轉可以挽回，而制度變化的逆轉將十分困難。從制度的角度來看，人民幣的匯率政策直接影響如何界定中國經濟與國際經濟秩序的關系。我認為中國經濟面臨的較大風險遠遠不是人民幣的一次性升值，而是一次性升值引起的在全球化條件下的國際政治經濟的連鎖反應。這種連鎖反應十分有可能導致浮動匯率和開放資本賬戶。在以金融擴張為特征的現階段全球化的條件下，浮動匯率加上開放資本賬戶將不僅使中國經濟失去支撐其成長的模擬布雷頓森林體系，[1]而且還要失去大量的外資。更為嚴重的是一個根本不適應浮動匯率與資本自由流動的國內經濟體制將失去與國際金融風險之間的緩沖手段，地暴露在風險日益增加的現行國際經濟環境中。中國政府的經濟政策將受到弗來明—蒙代爾三維悖論的更大困擾。與日本模式相似的以重視協調輕視監控為特征的中國的經濟管理模式在資本自由流動的國際金融環境中很難抵御泡沫經濟的出現。在現有中國社會安全保障體系的條件下，泡沫經濟的破滅很容易導致較大的政治動蕩。因此在討論人民幣匯率的未來走向時，不應該頭疼醫頭腳痛醫腳地討論是否升值，而是應該具有前瞻式地將關于浮動匯率和開放資本賬戶的立場一并考慮。等到升值以后外國人再打上門來要求中國采用浮動匯率和開放資本賬戶時，恐怕一切都為時太晚了。
全球化與國際金融秩序
中國在未來的十年里將面臨一毓的來自國際政治經濟的挑戰。從制度的角度來看，一國貨幣的匯率反映的是該國經濟制度與國際經濟秩序的相互關系。
在過去的二十五年里，中國經濟隨著改革與開放已經與國際市場緊緊地聯系在一起。要討論人民幣匯率的未來走向，我們必須認清現在的國際金融秩序與全球化的關系。國際經濟秩序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以來發生的最重要的變化是支撐戰后發達國家經濟成長二十多年之久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的直接后果是發達國家的匯率由固定匯率轉向浮動匯率。浮動匯率的采用又直接導致了發達國家主導的金融自由化。而金融自由化推動了戰后經濟全球化過程以生產與貿易的擴張為代表的及時階段向以金融與財政的擴張為代表的第二階段過渡。金融擴張又直接導致了金融危機的出現。簡言之，目前的國際金融秩序是一個充滿風險的秩序。
在時下關于全球化的討論中，人們經常把經濟的全球化看成是一個結構性過程，一個越來越多的生產要素，如資本，商品，技術，甚至勞動力，跨國流動的過程。論戰雙方更是傾向用世界貿易與世界國內生產總值之比作為全球化程度主要的測量指標。從這個指標的變化來看，人類歷史已經經歷了兩次全球化的大潮。及時波的全球化發生于1870-1913年。在這一波全球化的高峰期，世界貿易與世界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已經達到百分之十四。但是這個比率從1914年隨著金本位的崩潰與及時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開始下降。經歷了1929-1933年期間的資本主義經濟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世界貿易與世界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在1953年到達谷底——百分之六，并從此開始重新上升，于1971年達到百分之九，并在九十年代中期達到百分之十五。[2]拒絕全球化論點的人們認為如今世界貿易與世界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并不比1913年的時候高出多少。而主張全球化論點的人們則強調，如今的這個比率已經比低谷期高出很多。
其實，全球化也是一個制度轉型的過程，因為兩次全球化大潮的漲落均伴隨著國際經濟秩序的重大變化。換言之，國際經濟秩序的變化在二十世紀世界貿易與世界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的升降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到目前為止的兩次全球化的大潮實際上是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在以十九世紀的英國霸權與二十世紀的美國霸權為基礎的國際經濟秩序的更迭下由擴張走向停滯再到危機然后再周而復始的過程。[3]于1870-1913年期間發生的及時波的全球化是以英國霸權支持下的金本位以及各種雙邊及多邊貿易關稅協定為重要的制度性基礎。當時的英格蘭銀行通過利率影響國內外黃金的流動。倫敦在世界金融市場上的主導地位以及國際上對英鎊與其它貨幣之間通過黃金自由兌換的固定匯率的信心保障了國際金融秩序的穩定[4]與此同時，1860年英法之間簽訂的考登—雪佛來協定不僅導致了兩國之間的互降關稅，而且還促使法國與其他歐洲國家以及德國關稅同盟簽訂關稅協定。[5]在這樣一種國際金融與貿易體制的支持下，世界貿易與世界國內生產總值之比上升到百分之十四。金本位于1914年垮臺。同年，及時次世界大戰爆發。這開始了及時次全球化浪潮的逆轉。
1922年主要發達國家達成協議恢復金本位。英國于1925年回到金本位但于1931年退出。幾個發達國家包括日本追隨英國但很快以失敗告終。在1931-1945年期間，世界上不存在管理國際金融的秩序。同時，及時次世界大戰，戰后賠償，以及各強國采取的短識的貿易政策極大地破壞了國際貿易秩序，并導致保護主義的到處橫行。各強國在“生命線理論”的旗幟下大肆爭奪市場與原材料，由此產生的利益沖突直接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6]結果世界貿易與世界國內生產總值之比降至百分之六。
鑒于沉痛的歷史教訓，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發達國家在第二次大戰后建立了以布雷頓森林體制為基礎的國際金融秩序和以關稅貿易總協定為基礎的國際貿易秩序。在布雷頓森林體制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成員國采用固定匯率。只有當一國國際收支發生嚴重失衡的時侯才能調整匯率。[7]在關稅貿易總協定體制下，每一個會員國必須把在與任何其它國家談判時做出的關于關稅的保障適用于所有會員國。這一貿易體制也不鼓勵會員國撤銷自己做出的保障，因為當一國單方面增加關稅時會受到其他會員國的報復。[8]以布雷頓森林體制為基礎的國際金融秩序和以關稅貿易總協定為基礎的國際貿易秩序有力地支撐了以生產與貿易的擴張為代表的戰后全球化的及時階段。
七十年代初國際經濟秩序的重大變化始于布雷頓森林體制在所謂的特里芬悖論的作用下垮臺。特里芬悖論以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羅伯特·特里芬（RobertTriffin）命名。他于六十年代初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布雷頓森林體制中隱藏著一個重要的內在矛盾。一方面，美元是支持整個國際金融體系的關鍵貨幣。美國的盟國在布雷頓森林體制與關稅貿易總協定的支持下，借助于它們的貨幣與美元之間長期偏低的匯率，向美國大舉出口它們的商品。另一方面，美國作為關鍵貨幣國必須維持世界各國對美元的信心，而無法通過調整匯率來減少它的日益增長的對外貿易逆差。美國作為關鍵貨幣國固然享有種種好處。由于美元是各國外匯儲備、交易和政府干預匯率時的工具，它給于美國很大的政治與經濟影響力。美國在制定其外交政策與管理本國經濟時也不需要考慮國際收支的平衡。但是，如果美國以美元貶值為手段來增強本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的話，它很快就會被其它國家的將自身貨幣進一步貶值所抵消。因此，特里芬預言除非各國找出其它途徑來解決這個矛盾，否則布雷頓森林體制遲早會垮臺。[9]由于日本堅決反對日元升值，美國總統尼克松于1971年宣布停止美元與黃金的掛鉤。同時使美元貶值并向進口商品征收百分之十的關稅。由此開始了以政府間談判來決定美元與德國馬克以及日元匯率的史密斯索尼安體制。該體制只維持了短短的兩年。從1973年開始，主要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均采用了浮動匯率。
當發達國家紛紛撤銷對資本自由流動的限制后，戰后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就進入以金融與財政的擴張為代表的第二階段。在布雷頓森林體制下，國際貨幣市場的交易基本上是為國際貿易服務的。1973年國際外匯交易額與國際貿易額之比為二比一。當時全球每日外匯交易量（一個資本流動的重要指標）為一百億到二百億美元。金融自由化的直接后果是國際外匯交易不再以為國際貿易服務為主要目的，國際外匯貿易本身成為資本攫取巨額利潤的重要途徑。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國際外匯交易額與國際貿易額之比已經由1973年的二比一暴漲到七十比一。全球每日外匯交易量由1973年的一百億到二百億美元暴漲到1995年的一萬二千六百億。[10]英國政治經濟學家蘇珊·斯特林芝（SusanStrange）稱這種新型的國際金融秩序為“賭場資本主義”。在這種賭場資本主義經濟中，金融資本可以通過跨國界的流動制造謀利的機會，以金融投機攫取巨額利潤。這就是為什么在過去短短的二十年里國際金融市場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為此目的服務的金融衍生工具。
金融擴張與危機
從制度的角度來看，人民幣的匯率政策直接影響如何界定中國經濟與國際經濟秩序的關系。當巨額資本受利潤原則的驅使隨著匯率或利率的變動在各國間流動時，賭場資本主義就不可避免地制造一系列的金融危機。
米爾斯·卡勒爾（MilesKahler）曾經指出，實際上自從十九世紀以來資本流動一直在發展中的經濟里先制造繁榮再把它們推向崩潰。這幾乎是一條規律。[12]拉丁美洲于1979至1980年經歷了南部錐體地區的危機，發展中國家于1982年經歷了債務危機，墨西哥于1995年，亞洲國家于1997-1998年，俄國于1998年，巴西于1999年，以及阿根廷于2002年均爆發金融危機。[13]這種金融危機并不只限于發展中國家。危機不可避免的道理很簡單。在資本可以跨國之間自由流動的條件下，金融資本可以利用地球上任何一國的匯率或利率的急劇變動來創造利潤。當大量的資本同時涌向一國時，該國經濟突然出現大量的需求，這就必然刺激供給的擴大。該國經濟呈現一片繁榮的景象。同樣的道理，當大量的資本同時從一國撤退時，該國經濟的需求突然急劇減少，這就必然導致供給的萎縮。該國經濟必然出現經濟危機。雖然中國目前尚未開放資本賬戶，已經有數百億美元的國際游資受人民幣升值的預期的影響進入中國。國內的經濟學家已經在發出經濟過熱的警告。不難想象如果中國實現的金融自由化在西方國家一致要求人民幣升值時將有多少國際游資進入中國。
不要以為金融危機只在發展中國家出現。事實上，在以金融擴張為標志的戰后全球化的第二階段，發達國家也不能幸免。雖然發達國家的危機與發展中國家的危機表現形式不同，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賭場資本主義在世界經濟的頭號強國美國和第二號強國日本參與制造了現代經濟史上較大的兩個經濟泡沫。
日本的泡沫經濟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已經出現兩次。及時次是1972-1973年。第二次是八十年代后期。兩次泡沫經濟的出現有幾點共同的特征。及時，在這兩次泡沫中，日本企業都把龐大的資本用于股票市場上的金融投機。在1972年1月至11月之間，日本的企業，包括銀行，生命保險公司，信托銀行，在股票市場上投入了一萬二千億日元。這一年的1月，在東京股票交易所及時部上市的225家日本企業的平均投資回報率為百分之十五點四一。到了十二月，這個回報率竄升到百分之二十八點二八，遠遠高于同時期世界主要股票市場平均投資回報率的百分之十三至十五。在1985年，東京股票交易所的日平均交易量為四點一四億股。到了1987年，這個數字上升到九點四六億股。在1987年底，東京股票交易所的上市股票總值已達三百四十六兆日元，與日本同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相同，比美國股票市場上市股票總值多百分之三十。第二，在兩個泡沫中，日本企業都卷入瘋狂的土地投機。在1973年，日本企業在房地產投機中花掉了九兆日元。大東京圈的住宅用土地價格在1973年上漲百分之三十三點三，在1974年又上漲百分之三十四點七。根據1972年5月發表的一項調查，在前一百名日本較高年收入者中間，有九十五人的收入來自房地產投機。在八十年代后期的泡沫中，土地投機也成為重要手段。到1987年底，島國日本的全部土地價值已經高達一千六百七十三兆日元，為同期美國全部土地價值的二點九倍。[14]中國經濟能夠在他國經濟遭遇困境時不倒，恰恰是因為有一個模擬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保護。
美國的泡沫則以互聯網為代表的科技革命的形式出現。商業周刊的首席經濟學家麥克爾·曼德爾（MichaelMandel）在其2000年1月美國股市崩盤前夜出版的即將到來的互聯網蕭條一書中指出，新的金融制度是任何一次產業或科技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歷史上至今已有三次金融革新與技術革新相結合而催生了令人目眩的經濟發展。19世紀下半葉的鐵路的建設需要巨額的資金。當時美國經濟每年的產出只有130億美元左右。而美國鐵路的總投資就高達100億美元。為了向這樣巨大的項目融資，在紐約誕生了真正意義上的全國股票債券市場，及時批經營債券業務的銀團和及時批現資銀行?，F代的金融市場從全美各地和歐洲各國籌集到鐵路建設需要的巨額資金。二十世紀初汽車制造業的誕生與發展離不開另一次金融革命。在二十年代里美國生產了3100萬輛汽車。而當時全美國只有3000萬個家庭。美國汽車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借力于消費者信貸制度的誕生和普及。在1930年，美國不僅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五的汽車，而且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家具，百分之七十五的洗衣機，百分之六十五的吸塵器，以及百分之七十五的收音機是以分期付款的形式售出的。九十年代后期的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革命與風險投資的發展是密切相關的。過去，經濟學家往往對風險投資不屑一顧。因為在1988年全美的風險投資只有50億美元，而當年全美的研究開發投資總額高達1340億美元。這種局面在九十年代為之——變。到了1999年美國的風險投資已高達480億美元。而在2000年的及時季度，也就是美國股市的牛市即將結束時，風險投資已經達年平均900億美元的水平。在2000年的及時季度，風險投資已經占美國研究開發經費總額的三分之一。[15]在歷史上現代股票債券市場十分成功地為資本密集型的產業，如鐵路，電力，供水，煤氣，電話，以及其他大型產業融資。這些產業均有穩定的現金收入和可以用作抵押的實物資產。相反，銀行與資本市場很難為從事技術革新的小公司融資，因為向這些沒有過去經營紀錄的創業公司融資的風險太大而它們成功的幾率又太小。風險投資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為什么風險投資到了九十年代一顯身手呢？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金融自由化的結果。
前邊說過，浮動匯率和資本自由流動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金融投機的泛濫。在賭場資本主義的形態中，如何在盡可能短的時間里獲得較大的利潤成為投資的一個重要原則。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技術革命則為實踐這個原則提供了絕好的機會。技術革命意味著相關的技術同時出現。
這些技術的商品化極大地改變人們的生活因而有著極為廣闊的新市場。這種前景使得投資風險成為次要的考慮。同時，技術革命帶來的股市牛市又使得風險投資不僅取得高回報而且可以比較容易地從它們的投資中脫身。技術革命與金融革命結合的結果是即使經濟成長加速也使經濟危機加深。這就是美國經濟在九十年代為什么空前繁榮而在二十一世紀初經歷了已達四年之久的經濟困境。
全球化的未來與中國的命運
主張中國與國際經濟秩序接軌的人們可能樂觀地認為全球化是一個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在金融領域采取浮動匯率與開放資本賬戶是中國早晚要走的路。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已經表明固定匯率的脆弱性。我們面臨的首要任務是與國際接軌。一國的經濟只有向國際市場開放并通過國際競爭的洗禮才能立于不敗之地。況且，中國在改革開放的二十多年里已經積累了很強的國際競爭力。人民幣已經在數個周邊國家成為事實上的硬通貨。中國也已經建立起強大的外匯儲備。隨著中國向世界工廠的地位邁進，人民幣的國際地位肯定要進一步上升，早晚要成為世界上的主要貨幣之一。為了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的金融大國之一，人民幣應該盡早向浮動匯率的方向發展。中國也應該盡早開放資本賬戶。
但是我們不能忘記是全球化過程是可以逆轉的。事實上，在討論資本主義長程運動的文獻中有兩種周期理論對我們理解全球化的未來走向有重要的啟示。一個是美國社會學家吉瓦尼·阿里奇關于霸權周期的理論。阿里奇指出，從歷史上看，資本主義經濟在每個霸權支撐的國際經濟秩序下均經歷了資本積累的周期。在每個周期里，當經歷了一次主要的生產與貿易的擴張后，過度積累的資本以及國與國之間對流動資本的競爭均導致金融與財政的擴張。而金融與財政的擴張遲早會導致一場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全球規模的危機。在這種危機中，舊的霸權與它所支持的國際經濟秩序垮臺，新的霸權與它所支持的國際經濟秩序建立。在資本主義史上，這種周期在荷蘭霸權，英國霸權，以及戰后的美國霸權下均出現過。[16]另一個是卡爾·普蘭尼關于資本主義經濟長程運動推動力的論述。受兩個走向相反的力量推動。這兩個力量一個是關于社會保護的努力，一個是關于釋放市場力量的努力。十九世紀的釋放市場力量的努力導致了1929-1931年世界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而保護社會的努力則導致了法西斯主義，社會主義，以及美國型新經濟秩序（theNewDeal）的興起。[17]普蘭尼的觀點也可以用來分析戰后資本主義的長程運動。從普蘭尼的觀點看來，七十年代初發生的變化具有更為深刻的意義。它代表著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長程運動中由保護社會轉向釋放市場力量這一重要的轉折。在這個新自由主義大旗下的保守主義革命中，各國政府紛紛實行自由化、私有化和緩和法規（deregulation）。這些政策導致了對發達國家的工資與就業的全球性擠壓（slobalsqueeze）?！癧18]結果，經濟不平等日益加劇，各社會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19]中國政府靠自己人為的政策為中國經濟創造了一個有利的環境。
雖然這兩種觀點側重點不同，但是他們正好構成了我們理解現階段全球化過程對資本主義經濟影響的互為表里的兩個側面。一方面，金融自由化使得資本可以跨國界地自由流動。
另一方面，由于這種流動成為可能，在利潤原則的驅動下，發達國家的工資與就業必然面臨著越來越大的下向壓力。這兩種趨勢日益增強的相互作用必然帶來世界經濟結構的變動。而經濟結構的變化又必然帶來重大的政治后果。當然，有可能在全球化制造一場全球性的經濟危機之前發達國家的國內政治就已經發生重大變化使全球化的過程緩和地逆轉。例如，美國已經有幾個州通過立法禁止公司把工作機會轉移海外。但也可能人們仍然篤信全球化有一個光明的未來，一直到有24小時全球化把我們推向一個危機的深淵，重復二十世紀前葉的歷史。
我們無法斷言目前發達國家面臨的經濟困境意味著國際經濟秩序已經到了危機的前夜。但我們至少可以說在以金融擴張為特征的戰后全球化的第二階段中國際經濟秩序中的不穩定性日益增加，導致國際經濟秩序的重大危機并出現全球化過程自身的逆轉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這種局面下如果開放資本賬戶與實行浮動匯率等于是將各國在1929-1933年大蕭條后建立起來的防范危機的安全機制撤掉。如果有24小時危機真的到來，中國將深受其害。
也許有人認為中國的國情特殊，1997年許多亞洲國家都遭遇了金融危機，只有中國經濟一枝獨秀。在過去的幾年里，發達國家都遭遇了經濟困境。中國不是也沒事兒嗎？中國經濟能夠在他國經濟遭遇困境時不倒，恰恰是因為有一個模擬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保護。在關于亞洲金融危機的討論中，中國由于沒有開放資本賬戶而幸免于難幾乎是國際上的共識。由于人民幣與美元之間基本固定的匯率，中國的出口在萬馬齊喑時表現優越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實際上，不僅在過去的十年里中國與全球化緊密相關，而且整個中國的近現代史都離不開全球化兩次大潮的影響。在幾個中國近現代史上的關鍵時點，全球化的潮漲潮落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了中國的走向。中國的近現代史有著明確的與他國歷史經驗的同時代性。始于十九世紀末終于二十世紀初的及時次全球化的大潮是在英國霸權的支撐下實現的。在那次全球化的大潮展開之前，霸權國英國的觸角就已經通過兩次鴉片戰爭伸到中國。1871-1913年期間的‘及時次全球化浪潮在亞洲的表現形式是西方列強打上門來要求通商。包括中國日本在內的亞洲國家面臨的艱巨任務是如何改造遠遠不能適應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國內制度以回應西方國家的挑戰。日本成功地進行了明治維新并加入了帝國主義的陣營。
中國則在數次改革的嘗試中失敗并在幾次反侵略戰爭中成為戰敗國并失去巨大的利益。及時次全球化浪潮在1914年的逆轉意味著賴以調整西方工業化國家之間經濟利益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土崩瓦解。這導致西方列強之間爭奪市場與原料的沖突日益加劇并以戰爭的形式來解決。
這種帝國主義性質的爭奪直接導致了1919年的和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建立。當及時次全球化的逆轉將工業化國家一步步推向大蕭條時，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美國新政式的自由主義成為人類社會回應資本主義制度性危機的三種不同形式。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仍然代表著這三種選擇之一。法西斯主義隨著二戰的結束而成為歷史。在戰后的頭二十年里，其他兩種選擇仍然在互相競爭。這兩種不同的回應全球化逆轉的制度性選擇到了七十年代都出現了重大的變化。當資本主義國際經濟秩序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開始出現問題時，社會主義國家也開始了脫計劃經濟的過程。中國在七十年代末開始的改革開放在很大程度上是把握了全球化浪潮變化帶來的機會。七十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標志著全球化由以生產與貿易的擴張為代表的及時階段進入以金融與財政的擴張為代表的第二階段。在全球化第二階段中，發達國家先后實行了金融自由化。由金融自由化釋放出來的流動資本是中國得以吸引外資的根本性前提。如果真的出現全球化的逆轉，中國以今天與世界經濟切合的程度不可能不受到重大影響。而在那天來臨時，中國是否已經采用浮動匯率和開放了資本賬戶將對所受影響的程度有直接的決定性作用。
結論
在上次資本主義全球化逆轉的過程中，發達國家開始在本國經濟體制中建立各種風險防范機制。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和英國更是主導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固定匯率與限制資本自由流動大大的降低了金融風險。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開始，戰后資本主義全球化開始進入第二階段。金融自由化加速了資本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以各種形式的流動。這種流動固然為發展中國家帶來了機遇。但是與此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風險。浮動匯率與資本跨國自由流動極大地刺激了金融投機。而這種投機伴隨著巨大的風險。中國到目前為止之所以能夠避免金融危機并維持不斷的經濟成長，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是所謂的“模擬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存在。換言之，中國政府靠自己人為的政策為中國經濟創造了一個有利的環境。
如果中國在這方面做出重大調整向發達國家的匯率政策看齊則意味著中國經濟的國際金融環境要發生重大的變化。中國必須準備承擔與浮動匯率和限制資本流動相連的風險。（作者單位：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系）
政治經濟論文:奧運政治經濟論文
當奧運會剛剛在世界起步時，奧林匹克運動會只是純粹的體育盛會，從而拒絕商業的介入，職業運動員很長的時間也被排除在奧運會之外。1976年蒙特利爾舉辦奧運會，蒙特利爾曾5次申辦奧運會，當申辦成功后，該市即積極進行準備，耗費了巨額資金，利用了許多現代化科技成果，在城區北部開辟了奧運會中心，新建了大型體育場、游泳池、自行車場、奧運會村等。然而這一切付出了昂貴的代價。由于經濟蕭條，物價暴漲，建筑工人長期罷工，加上管理不善，在興建奧運會中心時，經費多次追加，工程一再延期。往后的幾屆奧林匹克運動會都因為顧拜旦的初衷，他想把把奧運會純粹為體育，排除一切雜質，然而這一想法卻太過于理想化，造成主辦城市的極大經濟負擔。直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會，彼得?尤伯羅斯上任成為洛杉磯奧組委主席，向可口可樂等公司籌款這才初次開始了奧運會商業投資，改變了奧運會賠錢的歷史，并且創造2.25億美元的盈利，奧運會被從懸崖邊緣拉了回來，進而成為一棵各國競相追逐的“搖錢樹”。
中國的經濟會隨著奧運會而有一個較大的發展。首先是大量贊助商的資金流入，尤其一些外資企業，可以借助奧運會這一平臺進入中國市場，這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是很有幫助的。其次，奧運會舉辦期間，大量國內外觀眾涌入北京，極大的刺激了消費需求。就業問題也可以藉由奧運會這一契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隨著奧運會的到來，各種服務性部門的工作量也大為增加。以往奧運會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舉辦國尤其是主辦城市的就業壓力。據專家估算，北京奧運會將會帶來200萬個就業機會。此外，舉辦奧運會加快了承辦地區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非貨物貿易行業成為了新的經濟增長點。2008奧運行動規劃明確提出了要加速北京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特別是鼓勵非貨物貿易行業的發展。舉辦奧運會導致國際間大量的人員流動、技術傳播和資金轉移，這與服務業中的建筑、運輸、旅游、金融保險、通訊廣播等產業領域將產生密切的聯系，帶動相關技術和產品的升級換代。，奧運會成功的舉辦將樹立起我國對外的良好形象，隨之而來的是進出口貿易擴大，經濟、技術交流加速發展，國際信用評價部門對我國的信用評價指數也相應提高?？梢哉f，奧運會的舉辦對我國的經濟有極大的刺激作用。
然而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奧運會商業化的負面影響。在奧運百年慶典上，美國人將奧運會的商業化推向了，但商人們的每一項投資都以獲取較大的經濟利益為主要目的。出資456億美元買下本屆奧運會電視獨家轉播權的美國全美廣播公司在奧運會賽程安排上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亞特蘭大奧運會的馬拉松線路由于該公司的轉播需要(通過名勝古跡多的區域)而改成了坡度極陡、有無數上下坡的路線，被稱之為“歷史上最惡劣的馬拉松線路’，使運動員的身體消耗達到了極點。這一切都是為了更多地收取巨額廣告費(每30秒鐘廣告收費50萬美元)。在運動員的利益和金錢效應上，商家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后者。當贊助商們向奧運會提供了巨大的資助之后，就儼然成了奧運會的“無冕之王”。人們不僅要問:這屆奧運會到底是為誰辦的?奧運會的主角到底是運動員還是商人?當商業利益作為首要考慮的因素時，體育的利益就會成為犧牲的對象，當商業的砧碼在奧林匹克運動的天平上超重時，就會嚴重干擾體育運動的正常狀態，并與奧林匹克理想發生劇烈沖突，給奧林匹克運動帶來巨大的威脅。難怪當年雅典申辦1996年奧運失敗后，發出了“可口可樂擊敗奧運精神”的哀嘆。過度的商業化，勢必會造成奧運會的變質，這是顧拜旦所擔心的，這也是我們應該極力避免的。那么如何做呢？奧運與商業的平衡如何掌握，我想我是無法很透徹的分析的，還有待經濟專家的進一步研究。
北京奧運會通過巨額的直接投資將對經濟起到拉動作用，而且在奧運會結束之后，北京也不可避免地會經歷“經濟低谷效應”。因此我們要做好長遠的規劃，借鑒以往舉辦國的成功經驗，保障北京地區乃至我國的經濟相對平穩地增長，預防“低谷效應”的產生。
政治經濟論文: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電影的政治經濟格局
20 世紀90 年代初的中國電影生產可分為三大類。及時類是國家投資、以宣傳為宗旨的主旋律影片，這類系列大片當時相當引人注目。第二類是藝術片，它們不如80 年代那么前衛。因數量上( 而非質量上) 的銳減逐漸成為少數派片種。第三類是娛樂片或商業片，它們題材多樣，價值觀各異，已經成為電影生產的主流。到了90 年代末，藝術片和娛樂影片越來越接近官方意識形態，而主旋律影片則逐漸顯露出商業特征，成功吸引了一些重要的藝術影片導演，1999 年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周年的獻禮片即可作為代表。其結果是，藝術、政治和資本結成了新聯盟。這是一個強大的新生力量，它重新把旺盛的創作力轉向市場，也在90 年代暫時促使年輕的“地下”或“獨立”導演同時在制片廠體制內外嘗試電影運作。[1]
紛繁的“后社會主義”電影圖景
在當前的英語學術研究中可以區分以下幾種“后社會主義”觀念：(1) 后社會主義作為歷史分期的標簽，(2) 后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情感結構，(3) 后社會主義作為一系列美學實踐，(4) 后社會主義作為一個政治經濟體系。畢克偉(paul pickowicz) 是把后社會主義與中國電影聯系起來的及時位學者。他受到詹明信后現論的啟發，推演出針對當代中國的一套類似體系。如果說“現代”指的是“在18、19 世紀歐洲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起來的后封建的資產階級文化”，“現代主義”指“19 世紀末20 世紀初在西方出現的先鋒……文化”，[2 ]那么，對于后時期的中國研究來說，現代主義框架就既沒有用處，也沒有建設性，而只會產生誤導，尤其是當我們考慮到社會主義中國長期使得現代主義非合法化的歷史過程。出于同樣原因，畢克偉從歷史主義基礎出發，強烈反對后現代主義框架：“后現代框架主要指后工業語境。也就是說，后現代主義是以發達資本主義為前提的?！彼鲝埐挥谩昂蟋F代”，而用“后社會主義”作為“后現代主義的意識形態對應物”。他認為，既然“后社會主義以社會主義為前提”，這個新框架就可以解釋20 世紀80 年代的中國文化，這種文化“包含了封建帝國晚期文化的痕跡、民國時期現代文化或曰資本主義文化的殘余、傳統社會主義文化的殘跡，也有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因素”。
畢克偉把后社會主義用做一個歷史分期標簽， 涉指“主要在晚期社會主義社會中盛行的一種負面的、反烏托邦的文化狀況”。然后，他進一步把中國后社會主義定義為一種“流行的看法”，“一種異化的…… 思想和行為模式”，而它們無疑在去世前就已出現。[3] 從這一定義看，后社會主義似乎是一種情感結構，在時代一直被壓抑，在后時代則得到了有力表達，異化和幻滅是它的兩個主題。畢克偉在研究黃建新的及時個城市三部曲時，認為《黑炮事件》(1985) 是對列寧主義政治體系的后社會主義批判，《錯位》(1986)通過“戲仿”(mimicry) 將后社會主義與荒誕派戲劇聯系了起來，《輪回》(1988) 則表現了后社會主義社會中個體的聽天由命和雜亂無序的狀態。在另一篇文章中，畢克偉進一步用《頑主》(1988，米家山導演) 和《瘋狂的代價》(1988，周曉文導演) 作為后社會主義城市電影的例證。他從改革時代電影生產的政治經濟角度得出結論說，20 世紀90 年代初是一大團矛盾，此時半持政治異議的導演(如張藝謀和陳凱歌) 專門創作逆向的東方主義作品，而張元(1961 年生) 與何一(何建軍，1960 年生) 等“第六代”導演則在制片廠體系外拍片，甚至還有一些與創作初衷適得其反、可能會削弱國家權力的糟糕的宣傳片。[4]
畢克偉的研究表明，作為一種情感結構，后社會主義可以體現在一系列不同的電影作品中。只要它們表達了一種異化的思想和行為模式，甚至第三代名將謝晉于后時代初期導演的電影，也可稱為后社會主義。因此，后社會主義可以進一步看成各代導演采用的一套另類的美學視角。所謂“另類”，也就是與時代主導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模式不同。就城市電影而言，《本命年》(1989，謝飛導演)就先于第六代之前，描述被邊緣化的出獄犯人在新興的市場經濟造成的全新的城市社區中拼命掙扎，深刻地表達了幻滅與悲觀的情緒。裴開瑞(chris berry) 和法克哈(mary farquhar) 拓展了畢克偉的后社會主義觀念，兼以涵蓋電影風格。他們提出了以下問題：“后社會主義能否看成是后現代主義的補充? 它對其他風格的拼貼(pastiche)，它的模糊性和游戲性，是否表示它的美學類似于后現代主義?”[5]換言之，我們能否按畢克偉所說，在闡釋后社會主義問題時，不需面對它的他者——后現代主義?
對德里克(arif dirlik) 和張旭東來說，這個問題的答案是的否定。他們認為，“我們應該記住的是，后現代也是后革命、后社會主義”。[6]他們心目中的后社會主義觀念是一個新的政治經濟體系，它囊括了正在變化中的社會—經濟狀況中所有可想象到的方面，這一狀況導致了后現代在當代中國的形成。這就解釋了為什么張旭東在對當代中國的雙重勾勒(后現代主義與后社會主義) 中，分析了極為廣泛的問題。這些問題從改革的兩面性、生產過剩危機、中國式馬克思主義(尤其是主義) 的烏托邦沖動、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公共領域、市場的瘋狂和平民的奢侈，到知識分子的政治焦慮(他們如今分化成幾個彼此論戰的意識形態陣營)。張旭東的結論是，“中國社會的經濟—社會—階級—政治—意識形態分化、矛盾、兩極化、分裂化的日益深入，日益凸顯，造成了焦慮”——中國的后現代主義于是隨之出現在這個可以確認為是“后社會主義的” 社會。[7]
以上我簡述了近年關于后社會主義的英文學術成果，旨在說明“后社會主義”并非是涵蓋整個后時期( 即1977 年后的“新時期”) 的一個單一概念。相反，我把后社會主義看成后時代中國的多樣的文化圖景。在這一圖景下，具有不同美學追求和意識形態立場的各代影人，努力在新的社會、政治、經濟條件下，重新調整、重新定義自己新的戰略位置。我之所以強調“不同”，是因為我相信，90 年代初第六代導演出現的時期代表一個新的政治經濟體系，是當代中國文化史上新的一章。這一時期有時被稱為“后新時期”，它與畢克偉等研究的新時期有顯著差別。[8]因此，研究20 世紀90 年代的中國電影要求我們關注新的文化生產、藝術追求、政治控制、意識形態定位以及制度變遷等問題。
新千年交替的收編和共謀
現在我們可以重新檢視一下我在本文開頭提到的中國電影的三股力量，重新勾勒wto( 世界貿易組織，2001 年12 月同意中國正式加入) 時代后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為此，我加上了地下電影所代表的“邊緣”及其自稱的真實、現實，作為一個正在形成的力量，以取代前面的三分法，使描述更加精密。我們現在可以用圖解的方法，把藝術、政治、資本、邊緣作為四個互相競爭的力量，看一下它們相互抗衡和結合的形式( 見圖)。
首先，藝術以想象為特征，由創造力產生，它追求美學、聲譽，從民營企業和海外獲取相當的資助，制作藝術電影，對象是國內外受過教育的小眾。其二，政治的特點是權力，由審查制度維持，追求宣傳和控制，利用國家撥款制作主旋律影片，以巨大的經濟代價將其加諸于全國觀眾。其三，資本以金錢為特點，由市場推動，追求利潤和控制，從民營企業——有時也有國家來源——獲得大量資助，制作針對大眾的娛樂片。，邊緣以真實為特點，以異議為靈感，追求現實和聲譽，從民營企業和海外獲得低成本投資，制作“地下”或“獨立”電影，主要在海外傳播，偶爾也通過非正規渠道( 酒吧等，影碟) 在國內傳播。
20 世紀90 年代中期以后的情況是，四種力量現在都把市場( 包括國內和海外市場) 作為它們的核心中國電影| 產業與敘事舞臺。除了政治和邊緣之間的扭結外，各種力量之間產生越來越多的融合和妥協。政治重新調整了與藝術的關系，從控制改為誘惑和收編。而藝術也可能會自愿融合政治，有時甚至達到了與官方意識形態一致的程度，如《我的1919》(1999，黃健中導演)和《國歌》(1999，吳子牛導演)。同樣，資本也改變了對藝術的戰略位置，從控制轉向收編。有時，聲譽和利潤分成的誘惑推動著藝術融合資本，如《十七歲的單車》(2001，王小帥導演)；或與資本共謀( 甚至依賴資本)，如《英雄》(2002，張藝謀導演)。[9]藝術和邊緣之間的聯系是最不穩定的。從現有格局來看，藝術常常漠視邊緣聲稱的真實，而邊緣則揭示后社會主義現實中令人不快的景象，故作反抗藝術的姿態，如《小武》(1997，賈樟柯導演)。[10]有時藝術和邊緣之間會出現奇特的結合或妥協，如《月蝕》(1999，王全安導演) 和《蘇州河》(2000，婁燁導演)，它們都類似地下電影，卻公認取得了藝術成功。邊緣顧名思義必須對資本表示蔑視，但在實際操作中，邊緣可融合資本，而資本則部分收編了邊緣，其方法是通過投資拍攝某種“中國”的現實，它被認為比藝術和政治所表現的中國現實更真實、更客觀，如《郵差》(1995，何一導演) 和《站臺》(2000，賈樟柯導演) 所彰示的。[11]
20 世紀90 年代中期以后，最醒目的變化出現在政治和資本的聯結上。政治和資本以分享利潤和資源為借口，達成了共謀關系。紫禁城影業公司就是一例，它既追求政治正確性，也追求市場效應。[12]《紅色戀人》(1998，葉大鷹導演) 和《不見不散》(1999，馮小剛導演) 這兩部由紫禁城出品的商業片，是這種政治—資本伙伴關系的早期產物。扭結和妥協這一規則的例外情況，就是政治和邊緣之間的聯系，那里是可能存在政治異議和文化抵抗的場所。但由于被政治禁止、被藝術忽略，邊緣的影響和所呈現的現實影像主要是在海外國際電影節上被人接受，如《鬼子來了》(2000，姜文導演)。既然民營資本可以輕松吸引潛在的邊緣者來搞藝術，邊緣作為異議和反抗場所( 或者如白杰明所稱的“寄生地”) 的未來，仍是無法確定的。[13]邊緣缺乏與國內市場的結合，也使其成為新千年中國電影業政治經濟中的一支弱小力量。新千年中國電影業再次被藝術、政治、資本三股力量控制，或更確切說被這三者的重新聯合( 包括各自對邊緣的收編) 所控制。
鄧光輝在回顧20 世紀90 年代中國電影時，找出了一種合流模式，其中的“新主流電影”包括藝術片、娛樂片和新生代( 即第六代) 電影。鄧光輝注意到新生代在敘述、影像風格上朝新主流運動，娛樂片則喜歡快樂原則而不是性、暴力等敏感題材，藝術片從文化批評的象牙塔沉淪到了個人幻想的后臺。[14]如果重新闡釋鄧光輝的說法，可以說在主流的后社會主義制片模式中，收編和共謀已經是其有機成分。我對“新主流電影”這個提法有所保留，[15]但我同意鄧光輝的一個論點，那就是90 年代中期以后的新變化改變了中國電影的政治經濟格局。如戴錦華所說，“在80 和90 年代的社會紛亂中被放逐的邊緣文化力量，現在同其他流放者一起聚集力量，開始挺進中心”。[16]戴錦華質疑兩種針鋒相對的未來相當令人深思：“邊緣是否正在成功進軍，占領中心? 還是無所不在的文化
工業及其市場策劃了一場奪權? 新一代導演是給飄搖的中國電影注入了活力，還是體系淹沒了軟弱的個性藝術家?”[17]盡管戴錦華希望她的兩種極端的未來圖景都是錯的，但我覺得新千年的跡象表明，后社會主義制片系統在迅速融合，電影藝術家越來越具有依賴性和共謀性，他們在相當的程度上被制度化或職業化，他們是被迫卷入而不是“挺進中心”——而這個中心就是當今無所不在的市場。
表面看來，中國電影在wto 時代存活下來的必要性，是最近藝術、政治、資本戰略結盟后面的一個主要推動力。國家在媒體業中采取了進一步的平行、垂直整合的措施，一方面以現有的制片廠為基礎，發起成立了區域性的電影集團，另一方面則把電影、電視、廣播、廣告、出版等整合成規模宏大的媒體集團。從制度上來說，現在的行業改組迫切要求各種力量進行更多融合和妥協。雄心勃勃的導演們則欣然抓住機會，宣布他們在市場中的存在( 雖然也許還未宣布他們自己的藝術聲音)。傳媒也對新一代城市導演投入了許多關注。從2002 年起，中國每年引入的好萊塢大片計劃將增加兩倍或三倍。在中國與好萊塢的這一新的遭遇中，新一代城市導演被看成中國的先鋒。
很多新一代城市導演對wto 時代中國電影的未來保持樂觀。2000 年在回答《大眾電影》雜志提出的問題時，王小帥說，好萊塢對中國藝術導演的沖擊不會太大，中國電影應發展更多的“東方特色”。以地下電影《北京雜種》(1993) 著名、但已于《過年回家》(1999) 后重返“地上”的張元，把引入的好萊塢大片看成“文化的侵略和占領”，但認為年輕導演憑自己的才能和風格，會在未來十年成為最有希望的中國影人。在《頭發亂了》(1994) 之后導演了《古城童話》(1999)和《西施眼》(2002) 的管虎承認，大家已達成共識，那就是電影首先必須“ 好看”，導演若不考慮市場因素就會遭到拋棄。張楊拍了兩部票房成功的影片，《愛情麻辣燙》(1998) 和《洗澡》(1999)，因此說得更直接：“我覺得好電影就有商業性”。[18]但是，正如真實、客觀、現實、真理等概念一樣，這些導演沒有定義他們說的“好電影”或“好看”是什么意思。從這個角度上說，張藝謀認為第六代的美學有泛泛之嫌，也許有一定道理 ：第六代“仿佛有很多不同的標準和參照物”，導致他們明顯缺乏開創性的作品。[19]不少批評家也在新千年的新電影中注意到這種經典缺席的遺憾。
可以說，wto 時代的后社會主義市場也許可以解釋為什么新一代城市導演的藝術風格( 從先鋒到通
俗劇式)、意識形態立場( 從激進到保守)、體裁實驗( 從喜劇到犯罪恐怖片) 如此駁雜復雜。他們雖有明顯缺點，但在新千年出現的新導演數量( 包括大量獨立制片)，以及他們某些處女作引人注目的特點，讓我們有足夠的理由保持樂觀。引用在中的語錄，世界屬于年輕人，雖然這一次，“世界”不再指沉浸在政治理想主義中的紅色王國，也不是被青春怒火引爆的自我放逐的個人空間，而是一個受到后社會主義電影業的力量場——資本、政治、藝術、希望還有邊緣——相互作用的廣闊天地。
政治經濟論文: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中的資產階級權利
摘要：馬克思以勞動作為研究資產階級權利的阿基米德點，通過對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流通領域和生產領域中勞動與資本二者關系現狀的政治經濟學剖析，揭示了“所有權、自由和平等”的三位一體是對資本事實占有和支配勞動不平等現象的掩蓋，資產階級“特權”剝削的秘密在于資本對剩余價值的狂熱追求。資產階級的權利理念不過是為其自身存在尋找現實的合理性，并為其形形色色的壓迫形式做辯護。
關鍵詞：勞動；權利；資本；剩余價值；壓迫
馬克思早期的思想深受青年黑格爾派的影響，帶有理性主義的色彩。他把自由看作是人的自我意識的實現和精神上的自由，認為權利就應當是建立在人的自由本性基礎之上的。但是，當他接觸到復雜的社會實踐時，遇到了關于“物質利益”的難事，他發現之前種種并不是針于“原本”的批判，而只是對于“副本”的批判，并不能解決現實的問題。于是，他改變了先前的想法，開始轉從政治經濟學入手，分析研究問題的所在。馬克思認為：“法權關系，是一種反映著經濟關系的意志關系。這種法權關系或意志關系的內容是由這種經濟關系本身決定的。”[1]資產階級權利要求實質上就是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發展內在要求的神圣映象。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條件下，資產階級對生產資料的普遍占有不僅決定了他們的主宰地位，而且還使權利變成了他們這個群體的專享名詞。他們將權利看作是天賦的，是人生而具有的，認為自由、平等等權利就如同神學經典里的“原罪”一般，應該是一個無須證明的客觀事實。然而，馬克思通過對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生產與交換關系的深入剖析，揭露資產階級所主張的自由、平等的權利不過是可以讓資本所有者自由的買賣勞動力，實現資本對勞動無償占有，如愿追逐剩余價值的專有權利。
一、所有權、自由與平等的“三位一體”
商品經濟作為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一種社會經濟現象，是以交換為實現媒介，以自由和平等為基本原則的生產方式。在馬克思看來，“商品交換就其純粹形態來說是等價物的交換?！盵2]商品的價值和使用價值只有通過商品占有者之間的交換才能實現。但商品不可能自己跑到市場上去進行交換，必須使作為“活的等價物”的社會交換主體———商品所有者，首先獲得對“自己的勞動及勞動成果占有的權利”，即“所有權”，才能在流通領域通過對自己勞動所有權的轉讓或讓渡而不是放棄，實現第二級占有，即實現對他人勞動及勞動成果的占有。在這一過程中，“交換確立了主體之間的平等，確立了自由?？梢姡降群妥杂刹粌H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產的、現實的基礎?！盵3]馬克思把這種以對自己勞動及勞動成果的所有權為基礎而進行的交換活動及其所體現出來的自由和平等原則之間的內在邏輯稱之為“所有權、自由和平等的三位一體”[4]。但是，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一切產品都是以商品化的形式存在。在這里，不僅一切勞動產品都是商品，工人的勞動力是商品，而且社會財富也表現為“龐大的商品積累”，甚至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都直接或者間接地變成了“作為交換主體的個人的經濟關系”，即以獲得私人利益為目的的赤裸裸的商品關系。因此，人們彼此作為商品所有者的關系也就變成了占統治地位的社會關系，社會主體就此分裂為生產資料的資本所有者“資本家”和勞動力的所有者“雇傭工人”。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條件下，占有大量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資產階級在商品交換的基礎上，提出“自由”“平等”的權利訴求，極力要求承認他們作為商品所有者所應有的“平等權利”，以便可以讓他們獲得同“自由工人”平等地訂立契約進行自由買賣“自由勞動”的權利。換句話說，也就是讓他們可以獲得在流通領域進行平等交換的權利。其目的不過就是以此來為“天賦權利”尋找可以依附的現實形式。正如馬克思所說，在這里，“作為純粹觀念，平等和自由僅僅是交換價值的交換的一種理想化的表現”[3]，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派生出來的特權價值觀念。為了更好地揭露商品流通領域中“所有權、自由和平等的三位一體”的虛偽本質，馬克思還專門從資本家和工人之間勞動力的買與賣的交換活動入手，對其進行了深刻的剖析。馬克思指出，作為價值相等和彼此漠不關心的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資本家”付出了一定量的貨幣，勞動力的所有者———雇傭工人讓渡了自身與之等價的勞動力，“在人們的感覺上，最初同其他一切商品的買賣一樣”[2]，都是自由和平等的。但在現實生活中，這種自由和平等無非是那些受資本主義物質關系所統治的抽象觀念，充分享有這些權利的也僅僅是資產階級。在這里，勞動者雖然擺脫了封建桎梏，消除了封建不平等，獲得了可以自由出賣自身勞動力的權利。但是他們卻又“自由的一無所有”，除了出賣和讓渡自己的勞動力給資本家以獲取生存生活所必需的資料外，就再也沒有其他的任何東西和手段能夠養家糊口。這樣，實際上他們就轉變成了“最貧困的商品”，只有被迫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自由，自由對于他們來說就是變成了僅有的謀生手段。因此，在喪失生產資料的情況下，所謂“自由”，不過是資產階級為確保資本能夠獲得自由前進和擴張的權利的虛偽借口，其實質是資本可以隨意壓榨勞動者的“自由”。馬克思進一步指出，在勞動力的買賣過程中，資本家和工人在法律形式上都是作為擁有平等權利的資料所有者發生關系的，從表面上看，資本家用貨幣購買的是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工人在得到報酬后讓渡出勞動力的使用價值，這一過程是平等的。然而這種形式上的平等的背后實質上掩蓋著的是極端的不平等。因為，資本家在這一過程中，真正看重的是勞動力在勞動過程中所提供的特殊服務，即生產過程中價值增殖所產生的那部分差額。然而，他們卻利用商品交換的普遍性規律，總是以不付等價物的方法占有工人的無償勞動和物化勞動，并享有這種永恒權利。不僅使自由工人喪失對自己勞動產品的所有權，使資本享有對自由工人勞動無償占有的權利，造成了死勞動對活勞動的占有，而且還造成了所有權與勞動的必然分離，使無產階級只能無限輪回地處于資本的剝削和壓迫之中。這樣，資產階級所謂的自由和平等的神話的虛假性就昭然若揭了，自由和平等本身就暗含了“潛在的赤貧”，“平等地剝削勞動力，是資本的首要的人權。”[2]馬克思正是從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流通領域無可爭辯的事實出發，通過對人們在現實交換過程中所產生的“需要上的差別”的現實分析，揭露了資產階級所謂自由、平等的商品所有權規律不過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和資產階級特享權利的外在表現形式。資產階級的“所有權、自由和平等的三位一體”只不過是資產階級為實現自身發展利益的一些“冠冕堂皇的條目”，是一種偽善的存在，并不是適用于全部人的普遍平等的權利。因此，馬克思揭露道：“勞動力的買和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的界限以內進行的，這個領域確實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那里占統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盵1]在資本主義的商品交換中存在的只是“強制—依附”的關系，勞動力的賣者獲得的只是形式上的“所有權、平等和自由”。實際上，他們只是作為機器的工具，是資本運動過程中的附屬品。一旦離開流通領域，進入生產領域資本就暴露出了剝削的本質，表現為發號施令的主體，成為一種物化的支配力量與工人對立。正如馬克思所說：“必須承認，我們的工人在走出生產過程時同他進入生產過程時是不一樣的。在市場上，他作為‘勞動力’這種商品的所有者與其他商品的所有者相遇，即作為商品所有者與商品所有者相遇。他把自己的勞動力賣給資本家時所締結的契約，可以說象白紙黑字一樣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在成交以后卻發現：他不是‘自由的當事人’。他自由出賣自己勞動力的時間，是他被迫出賣勞動力的時間。”[1]“原來的貨幣所有者成了資本家，昂首前行；勞動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隨于其后。一個笑容滿面，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像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只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鞣。”[1]
二、資本對勞動占有的權利
馬克思從資本主義商品交換這一基本的經濟形式入手，揭露了資本主義商品流通領域的等價交換只“是在流通背后進行的一種過程的表面現象”[3]，所有權、自由和平等的“三位一體”也不過是資本事實占有的不平等在法律原則和形式上虛偽的托詞。在這里，“每個個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會權力。如果從物那里奪取這種社會權力，那么你們就必然賦予人以支配人的這種權力?！盵5]也就是說，在“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表現為“物與物的依賴性”。所謂交換，不是單純的物的交換，而是有產者與無產者之間權利的交易和調整。“三位一體”公式所描述的不過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假象，自由平等的經濟準則也不過是資本占有勞動的權利準則。因此，僅僅止步于對于流通領域的考察是不夠的，必須深入生產領域對資本占有勞動的關系進行更深層次的解剖，才能揭露在資本主義這種物役經濟下被遮蔽了的具有壓迫和強制性質的生產和勞動真相，才能把握資本對于勞動占有的“不自由、不平等”的現實。其實，早在馬克思之前，威廉?配第、亞當?斯密、讓?巴蒂斯特?薩伊和大衛?李嘉圖等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就已經對資本與勞動之間的關系展開了探秘。他們將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具有一般意義的對象化的勞動和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特定條件下的勞動相混淆，并將“積累起來的勞動定義為資本”，從而妄圖遮蓋現實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資本對勞動的占有和消耗，隱藏“死勞動”對“活勞動”的支配現象。然而，馬克思指出，資本作為一個歷史范疇，“顯然是關系，而且只能是生產關系?！盵5]并且，“只有在一定的關系下，它才能成為資本。脫離了這種關系，它也就不是資本了，就像黃金本身并不是貨幣，砂糖并不是砂糖的價格一樣?！盵6]只有在資本主義經濟占主導地位的時代，資本才能擁有支配一切的普遍力量。馬克思通過進一步考察發現，在資本統治的物化世界中，“客觀勞動條件和主觀勞動力的分離，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事實上的基礎和起點。”[2]表現為勞動者與生產資料一直處于分離狀態，勞動者不占有生產資料，非勞動者反而占有全部生產資料抽象成了人格化的資本，勞動者迫于生計只能受雇于生產資料所有者，生產資料與勞動者以雇傭勞動的方式結合在一起。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雇傭勞動就其存在形式和運行方式而言，看上去似乎是一種“自由”的勞動。它既沒有通過政治手段使勞動者失去人身自由，直接隸屬于某一個主人，也沒有利用棍棒紀律去強迫工人進行勞動。但在馬克思看來，雇傭勞動并不是所謂的“自由”勞動，而是一種勞動者沒有真正的權利支配自身勞動和勞動產品的異化勞動，其實質是“設定資本即生產資本的勞動”[5]。它遵循的“饑餓紀律”是資產階級實行的新型剝削手段，體現了資本對勞動的占有和統治。在雇傭勞動中，勞動者迫于生計，不得不放棄自己勞動的權利，將自己的勞動力當作商品讓渡給資本家以換取一定量的生活資料，這樣勞動者成為了雇傭勞動的依附體，變成了雇傭工人，他們的勞動力就被理所當然地并入了資本。資本家作為人格化的資本，他所擁有的生產資料本就屬于資本的一部分。資本家將生產資料轉換為貨幣的形式用于購買，這樣生產資料就間接地變化為資本，變成了榨取勞動者的手段。不是工人使用生產資料，而是生產資料可以通過資本家的意志奴役工人，占有工人的勞動所有權。而工人則成為了資本家實現其利益的工具，在資本家的監督下勞動，只能獲得補償自己必要勞動的工資。馬克思指出，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工資就叫做低工資額”[6]根本不可能改變工人被剝削的命運，它只是使工人能夠保持勞動能力、維持生活和繁殖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低限度的貨幣價格。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工人別無選擇，為了獲取生存的物質基礎，只能心甘情愿地將自己的勞動力投入商品市場的運作中。而資本家為了發財致富，不斷地在商品市場上購買勞動力，將支配和消耗勞動力所產生的價值增殖轉化為新的資本，再生產出奴役和占有工人勞動新的條件，進而使資本剝削長期化。正如馬克思所說，資本“一方面保障他們維持自己和再生產自己，另一方面通過生活資料的耗費來保障他們不斷重新在勞動市場上”[2]。如此形成資本對勞動占有的惡性循環，最終把勞動牢牢地釘在資本上。此外，馬克思還指出：“資本本質上是工人勞動的極端異化的形態。”[3]雇傭勞動使工人作為資本獲取利益的工具而失去了作為人的價值，造成了勞動及其本質的異化。勞動本應是人的自主自愿的活動，人在勞動過程中本可以自由地發揮自己的體力和智力，人的價值也可在勞動中得以肯定。但在資本主義雇傭勞動下，勞動脫離了工人自己的意志，服從于外化的資本，以商品的形式存在著，變成了單純的謀生手段，成為了資本的附庸。工人為了維持養家糊口，被迫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在精神上和肉體上被貶低為機器”，“變成抽象的活動和胃?！盵6]在勞動過程中，人的自我滿足等精神方面的東西被徹底剝奪了。勞動只能作為一種生存義務“用摧殘生命的東西”[7]來束縛勞動者。勞動變成了一種不再屬于勞動者自身，反而受資本家監督和支配，為達到資本生產目而不惜自我折磨和自我摧殘的野蠻活動。“只要肉體的強制或其他強制一停止，人們就會像想逃避瘟疫那樣逃避勞動?！盵6]馬克思通過對生產領域中資本對勞動占有的經濟事實的分析，揭示了資本主義雇傭勞動下，權利表現為資本“對他人勞動力的支配”[6]和使用，工人必須服從資本的生產。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對工人來說就變成了一種外在的強制，工人喪失了對自己勞動的支配權，在勞動過程中只是被當作使用價值在消耗。工人對于生產勞動中所創造的一切產品，既無權過問，也無權享有，勞動的全部結果都表現為資本。因此，在資本主義雇傭勞動條件下，一切勞動都只會使資本富余，使其對勞動支配的權利愈加充分。
三、“特權”剝削的秘密
馬克思不僅從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的流通領域入手來揭露資產階級“三位一體”權利的虛幻性，而且還深入到生產領域內，通過資本對于勞動占有和支配的現實考察，揭示出：“資本主義生產的直接目的不是生產商品，而是生產剩余價值或利潤?！盵8]資產階級特權所極力掩蓋的秘密就在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資本享有對于雇傭勞動所創造的剩余價值無償據為己有的特殊權利，并且還“把這當作自己的天賦人權”[4]。馬克思正是通過對資本主義條件下剩余價值的如何分配的深入剖析，拆穿了資本“特權”剝削的謊言。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按照資產階級在流通領域遵循的所謂“等價交換”的市場原則，資本家與雇傭工人之間的勞動成果的分配也應當是平等的。然而事實卻非如此，雇傭工人按照價值規律將自己的勞動力作為商品交換了資本家，為資本家服務，資本家將工資作為勞動報酬支付給雇傭工人，這樣就造成了一種看似“平等”假象，好像工人在這一過程中出賣給資本家的僅僅是勞動，而不是勞動力，并且似乎工人的全部勞動也都從資本家那里獲得了相應的報酬。然而，馬克思指出，在生產過程中，勞動力這一特殊商品變成了活酵母，它是一切“價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它自身的價值的源泉”[2]?！皠趧恿S持24小時只費半個工作日，而勞動力卻能發揮作用或勞動一整天，因此，勞動力使用24小時所創造的價值比勞動力自身24小時的價值大一倍?！盵9]也就是說，工人在勞動過程中，不僅能再生產出它自身勞動力所具有的那部分價值，而且還能創造出超過其勞動力價值更大的價值，也就是剩余價值。而工資只是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勞動報酬最初交換的勞動力的價格，僅僅是工人獲得的維持勞動力和家庭不致餓死的低限度的補償，至于勞動的使用價值所創造的多于勞動力價值的那部分的剩余價值卻被資本家無償地占有了，并沒有為雇傭工人形成任何價值。就像資本家雇傭工人24小時需要支付2元作為勞動力的價值報酬，但在生產過程中，雇傭工人工作5個小時就可以創造出資本家支付的那部分價值。而事實上，資本家規定雇傭工人每天都要工作夠10個小時，這樣其余的5個小時內工人所創造的價值實際上就成為了一種未支付的勞動。因此，馬克思認為：“剩余價值無非是工人提供的勞動量超過他在自己工資中作為他的勞動能力的價值得到的物化勞動量而形成的余額。”[9]此外，資本家手中所掌握的以一定數量的物質生產資料形態存在的那部分資本的價值，并沒有在生產過程中被消耗掉，而是在工人勞動的作用下轉移到新的產品中，以新形式或更高級形式的使用價值的形態被保存了下來，被資本用作是吮吸更多雇傭勞動的工具，成為了資本實現價值增殖不可或缺的重要條件。正是在這種資本占主導地位的生產條件下，資本家能夠憑借“自由”“平等”的天賦權利無償地占有剩余價值，實現資本的瘋狂增殖。追逐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切出發點，是資本實現價值增殖目和鞏固統治地位的手段。資本家為了獲取更多的剩余價值，還采用了故意延長勞動時間，提高勞動強度等辦法迫使工人從事更多難以忍受的剩余勞動，將工人“當作活的附屬物并入死機構”[2]。他們“對待工人就像對待單純的生產資料那樣，給他吃飯，就如同給鍋爐加煤、給機器上油一樣”[2]，不在意工人的健康和壽命，致使很多雇傭工人因勞動過度而活活被累死?！啊灰€有一塊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決不罷休?！盵2]基于此，馬克思認為，較大限度、無止境地追求剩余價值就是資本剝削的秘密所在。馬克思正是基于對政治經濟學批判視域下的資產權利觀的現實性分析，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資產階級權利要求從客觀上必然是服務于資本的發展的，其實質是資本可以自由、平等地剝削勞動的特權。“資本主義創設了權利，但沒能履行他對勞動人民的諾言，而是賦予了權利排他（排除勞動人民）的形式?！盵10]他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由于資本家占有一切生產資料，可以無償地占有工人的剩余勞動，而直接從事生產的工人則沒有支配自己勞動及勞動產品的權利，只有被剝削的義務。無產階級，“不是特殊的無權，而是一般無權?！盵11]不僅如此，在這里人與物關系還發生了顛倒，資本變成了主宰和支配一切的力量，而勞動卻變成了人自身貧困化的根源，成為人的異己的東西，支配著人的生活，奴役著人的身心?！敖Y果是，人（工人）只有在運用自己的動物機能———吃、喝、生殖，至多還有居住、修飾等等———的時候，才覺得自己在自由活動，而在運用人的機能時，覺得自己只不過是動物?！盵6]使人失去了人之為人的價值。因此，馬克思認為，只有突破和超越具有狹隘性的資產階級權利的現實基礎，消滅資本主義的不合理生產關系，才能為實現每個人自由而發展的“真正的權利”創造現實條件。
政治經濟論文:政治經濟學派與文化研究學派探討
摘要：
20世紀20年代，大眾傳播興起，各個學派對整個社會與媒介的關系進行重新認識和解讀。其中率先興起的是以美國為代表的經驗學派對媒介社會關系的認識；緊隨其后的是與之相對立的批判學派，其中包括以德國為主的法蘭克福學派、以英國為代表的伯明翰文化研究學派、以美國為代表覆蓋歐洲和第三世界的政治經濟學派。本文主要針對批判學派后期的兩個主要分支即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進行分析，對其各自的發展歷程和主要觀點進行梳理，探討二者的差異。
關鍵詞：
政治經濟學派；文化研究學派；差異
1830年，美國《太陽報》的出現標志著我們進入了大眾報刊時代；1895年電影的問世，20世紀20年代廣播的出現以及30年代電視的發明，標志著大眾傳播時代的興起。隨之而來的就是對大眾傳播的研究，主要的研究學派有經驗學派和批判學派。20世紀六七十年代，批判學派兩個主要分支即政治經濟學派和文化研究學派都達到了發展的高潮時期，兩個學派對于大眾媒介的探討是必不可少的。本文就兩個學派的區別進行闡述。
一、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發展概況
政治經濟學產生于20世紀40年代，盛行于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這一時期誕生了政治經濟學派的及時批代表人物席勒和斯邁思，兩個代表人物主要的觀點是“文化帝國主義”和“商品受眾論”。七八十年代誕生了第二代代表人物，90年代誕生了第三代代表人物，第二代和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加納姆、默多克、麥克切斯尼等。政治經濟學的主要來源包括亞當?斯密和馬克思的一些理論觀點，傳播政治經濟學注重分析文化商品背后的意識形態和權利關系，從宏觀的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去看待傳播與社會的關系。正如馬克思所要表達的一樣，如果一個階級占物質力量的統治地位，那么同時也占精神力量的統治地位。文化研究出現于20世紀50年代，在60年代和70年代尤為盛行。1964年，英國伯明翰大學成立了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文化研究尤其關注對文本與受眾的研究，代表人物有霍爾、霍加特、格羅斯伯格，主要理論來源于葛蘭西和馬克思的理論觀點，代表觀點有編碼-解碼模式、意識形態、虛假意識、文化霸權等。通過民族志和跨學科的方式去研究文化對社會所起的作用，將語境代入其中去研究受眾對文本的解讀。
二、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的區別
（一）對馬克思主義中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關系的認識
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是被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關注的，但二者關注的重點并不一樣。政治經濟學關注的是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政治經濟學認為如果沒有一個起作用的生產方式，那么一個社會及其成員就不能生存，即經濟基礎是社會的基礎。并且對經濟的根源進行分析，得出兩方面的決定性特征，一方面是生產技術和生產組織形式的人，另一方面是強調協作性社會關系的人。在強調協作性社會形式中指出了必須具有特定的文化實踐，其中包括法律和政治的東西、維持社會關系的社會行動者以及生產方式資源分配不平等問題的解決方法。文化研究將重點放在了上層建筑的基礎上，關注大眾媒體與亞文化的發展，強調上層建筑的相對獨立性以及文化領域力量的自主性，特別是文化文本意識形態層面的作用。在格羅斯伯格看來，文化研究相信文化是重要的斗爭領域，并不能將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經濟領域，認為政治經濟學是簡化主義和經濟決定論，文化研究批判政治經濟學將經濟看作是所有背景和事物的前提和基礎。
（二）對文化生產與消費環節之間的重點強調的不同
對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分析的側重點的不同，也就決定了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對于文化生產和消費之間重點的不同。在政治經濟學看來，文化研究將重點放在文化消費的層面是休閑的文化實踐而不是工作的文化實踐，認為文化研究忽略了生產主體所具有的特性，即生產主體的所有制形式和生產方式，同時認為文化研究忽略了經濟因素，就沒有辦法去判斷社會存在的主要權力是屬于哪些人或者屬于哪些階級。文化研究學指出文化研究特別強調關注消費，而對于文化消費自由度和樂趣的關注是擔心回歸到政治經濟學的決定論當中去，所以將受眾看成是消極地接受物質，并且說明了對于大眾文化帶來的娛樂并不是沒有批判，指出這種娛樂是會被壓制的，因此大部分是針對受眾對文本解讀的研究和分析。政治經濟學派所研究的重點放在了生產上，從創作上來剖析文化背后的控制力量。
（三）關于階級、種族、性別三者的研究范疇及其地位的不同界定
政治經濟學認為所有的事物和關系是由經濟決定的，經濟決定了社會地位，決定了階級屬性，而當時文化的傳播鞏固了現存的階級屬性，階級自然分為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統治階級借助大眾傳播來傳遞可以維持現存社會制度的文化思想，而被統治階級就接納了這種“虛假意識”。政治經濟學關于種族的論證是，北美和西歐的早期勞動力就是由于資本主義發展而造就的，種族的定性是沒有辦法對經濟起作用的；而關于性別的論證是說女權運動的興起也是由于工資勞動和資本形成而導致的，認為如果沒有對經濟資源的控制，任何強化女權的努力都不會有多大的成效，因此得出如果沒有從構成性別和種族斗爭的文化實踐的經濟基礎去分析，就不能理解性別和種族的實踐的起源、形式以及原則，也不能實現推翻控制的目的。文化研究學認為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依舊屬于“簡化主義”，是將所有東西的決定因素都歸結于階級和經濟。并指出政治經濟學關于政治身份的問題的論證紕漏：政治身份是在勞工市場重建的基礎上形成的，種族和性別又是由經濟關系所決定的，那這種經濟關系是什么呢？其指出對于政治身份的變化問題絕不僅僅是由勞工市場決定的，還包括種族和性別的文化實踐。
作者：袁偉鈐 胡雪瑩 王選一 單位：鐵嶺縣廣播電視臺
政治經濟論文:政治經濟學教學改革思路
摘要：
政治經濟學課程是經管類學生的專業基礎課，也是整個經濟學的入門課程。但是，在很多高校，特別是民辦本科院校，政治經濟學多有被邊緣化的現象。從民辦本科院校政治經濟學教學所面臨的困境入手，筆者發現對課程的重視程度不夠，教學內容脫離實際，教學方法單一，考核方式一刀切都是造成政治經濟學教學效果差的主要因素?；谏鲜鰩c，筆者提出了高校應提高對政治經濟學課程的重視程度，優化教材內容，更新知識結構，提升政治經濟學教學方法與手段，調整考核方式等對策。
關鍵詞：
民辦本科院校；政治經濟學；參與式教學法；改革
政治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在我國高校的經管類專業的教學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很多高校的經管類專業都把它作為大一新生入學后的經濟學入門課程，但就現實的政治經濟學教學效果而言，不甚理想，很多高校都存在著政治經濟學課程被邊緣化的現象。提出，要重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習和研究，黨政干部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而作為政治經濟學學習的大本營，高等教育更應該走在學好、教好政治經濟學的前列。本文將以筆者所在的民辦本科院校為例，探討政治經濟學教學中存在的困境，并且試圖從這些困境形成的原因入手，探討如何提高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效果的方法。
一、民辦本科院校政治經濟學教學中面臨的困境
1.對政治經濟學課程的重視程度不夠
首先，從課程內容的角度來說，政治經濟學的內容包括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今年還包括了經濟全球化的內容。而筆者所在的學校只在大一上學期開設政治經濟學課程，而且也只有短短的48學時，這個課時長度只夠講授資本主義部分的內容。而筆者通過對于學生的了解，現在的大學生，尤其是民辦本科院校的大學生，他們的知識結構中所欠缺的就是對現實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運行的了解，砍掉了社會主義部分，更是導致政治經濟學課程與我國現有的經濟體制改革脫鉤這一結果。其次，從教師的角度來說，民辦本科院校的教師構成基本上可以分為自有教師和外聘教師兩部分。由于學校的教學任務重，自有教師的數量很難滿足每年龐大的招生規模的需求，因此，從校外聘請教師也就成了必然選擇，但是校外教師并不了解民辦本科院校學生的學習習慣，也沒有動力進行教學改革，導致的結果就是學生對政治經濟學課程的學習興趣非常低，學習效果也比較差，出現大規模的不及格現象也就在意料之中了。從自有教師的角度來說，迫于科研的壓力，很多青年教師不會把研究方向放到政治經濟學中，而會把目光投向西方經濟學或者其他的應用經濟學當中，從而導致青年教師的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功底比較薄弱，承擔政治經濟學的教學任務時也抱有完成任務的心態，并沒有真正意識到這門課程的重要性，教學效果也不甚理想。第三，從學生的角度來講，高中時期的政治經濟學課程屬于政治課當中的一部分，致使學生并沒有把該課程看成是專業基礎課，并且就現在的學生而言，他們會覺得政治經濟學說教的味道比較重，從而產生厭學的心理。另外，就民辦本科院校的學生而言，學生考慮的問題非常現實，那些與就業相關的實踐性強的課程比較容易受到學生的青睞，而抽象的理論課會讓他們感覺比較枯燥，這種觀念會從高年級學生流傳到大一剛入校的新生，更加影響了學生學習政治經濟學的積極性。
2.教學內容脫離實際
很多教師在講解政治經濟學的時候，囿于理論基礎所限，只能照本宣科，按照書本上的條條框框來講，很少用到案例，也很少探索更新的教學方法。單純從教學內容上講，《資本論》出版于1867年，距今已經有100多年時間，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其經濟現實都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教師在講授時，若不注意到這些問題，不能和當代經濟發展相結合，勢必導致馬克思經濟思想的精髓無法傳遞給學生，自然也就無法達成政治經濟學教學的目的。從教材的選擇上來說，現在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教材數量很多，但是，內容上大同小異，基本上都是把政治經濟學分為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兩大塊內容。資本主義部分的內容源于《資本論》，從邏輯體系上來說非常嚴謹，但是教材中講解知識點時，相關的案例比較少，即使有，也非常古老，和當代大學生的生活嚴重脫節。而社會主義部分主要講解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從內容上來講則顯得比較松散，而且和資本主義部分的關聯度也比較差，缺乏深度的理論分析，也未能充分反映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過程中出現的熱點問題。
3.教學方法單一
在政治經濟學的課堂上，填鴨式的教育方式依然大行其道，依舊是教師按照PPT講解，學生要么抄筆記，要么抄PPT，而且心思經常跟不上老師的節奏。其結果就是，在整個教學過程中師生互動較少，對于學習態度較好的學生來講，這種方式還有些作用，而對于民辦本科院校的學生而言，本來就有一部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比較弱，這種填鴨式的教學模式，更是降低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自主性。隨著現代多媒體教學的普及，有些課程對于PPT的依賴性越來越嚴重，教師只是把PPT上的內容講了出來，而對于學生來說，他們也認為手里有了老師的課件就萬事大吉，反正老師講的內容也和課件上的沒什么區別，這大大削弱了學生自主學習的動力，課堂也顯得很沉悶。
4.考核方式一刀切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對于政治經濟學的考核方式也比較單一，由于平時上課就沒有較好的師生互動和生生互動，導致在考核學生成績時，也只能或采取一刀切的閉卷考核方式。雖然有平時成績，但是，并沒有辦法考察教師是如何評定學生的平時成績的，其結果要么大規模的不及格，要么就只能調高平時成績，保障通過率。而正是這種一刀切的考核方式，導致教師更沒有動力在課堂上進行案例分析等互動教學，同時，也由于學時有限，教師更是不敢耽誤課堂上的時間，當然，也認為沒有必要。對學生而言，即使課堂包括了案例教學，學生也會認為，這和考試成績關聯不大，缺乏了參與的動力。這兩個方面共同造成的結果就是，學生平時上課聽講不認真，考前臨時抱佛腳，只能死記硬背知識點，考試成績也就可想而知了。這很顯然與政治經濟學教學的初衷背道而馳。
二、民辦本科院校政治經濟學教學改革的路徑
1.提高對政治經濟學課程的重視程度
對于民辦本科院校而言，其培養目標固然是應用型人才，但是，從學生長遠發展的角度考慮，我們必然也要考慮到學生分析問題的能力，沒有對問題的理性分析，學生在面對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和自身遇到的問題時，會感到迷惑和彷徨。因此，從學校的層面來講，不應該只重視實踐，而忽視理論課的設置。那么，短短48個學時的政治經濟學，想要既吸引學生，保障案例教學，又要理論聯系實際，顯然是一個挑戰。同時，學校應進一步關注青年教師教學能力的提高，可以組織教師參加政治經濟學的教學觀摩，組織教師到外校進行考察等等。從教師的角度來講，要想講好政治經濟學，夯實自身的理論基礎非常重要。有很多講授政治經濟學課程的教師，甚至沒有讀過《資本論》，其對于政治經濟學的理解僅僅是各種各樣的教材。而理論基礎的脆弱也造成了教師講課能力的低下，只能照本宣科，不能夠很好地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來解釋現實，自然也無法傳遞給學生一個對于政治經濟學課程的正確態度。
2.優化教材內容，更新知識結構
馬克思經濟學是科學的理論，它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及其本質分析，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生機制的深刻理解，都已為實踐所證實。但是，馬克思寫就《資本論》的時間距離現在已經100多年，現代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比如當代資本主義國家之間、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并存，并且相互競爭的現象，在馬克思的時代并沒有出現。因此，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內容也要緊跟時代的發展進行更新。在教學中應注重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及其經濟發展規律的講授，同時還要突出經濟學研究方法。注重講授資本主義條件下商品經濟的運行機制，并且與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相比較。持續地更新教學內容，既能拓寬學生的知識視野，又能增強課堂教學的吸引力，提高教學質量。
3.提升政治經濟學教學方法與手段
（1）案例教學法。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比較抽象，對學生來講，單純的理論教學會增加學生學習的難度，因此，運用案例教學法能夠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同時，能夠引導學生思考，把理論應用于實踐。比如，教師在每一章開始時，可以設置導入案例，這個案例應該和本章內容相關，但是又不能太直白，關鍵能夠吸引學生關注教師講授后面的內容。比如，講解貨幣起源時，教師可以應用人民幣國際化的例子作為引導，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講解價值規律時，可以引用最近一段時間內豬肉價格的波動，追問：豬肉價格到底能不能“飛上天”？這些方式都可以激發學生對市場經濟運行基本規律的興趣。教師在選擇案例時，要盡量選取與學生現實生活接近的內容，這就要求教師在備課時，做足功課，不光備教材，還要備學生。同時，教師在講解案例時，應注意培養學生的發散思維能力，不應把案例的答案囿于某個固定的點上，而應該刺激學生多思考。（2）參與式教學法。教學的主體是學生，在課堂教學中，只有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才能夠保障良好的課堂教學效果，因此，引入參與式教學法就顯得勢在必行。參與式教學法可以采取多種形式，例如：辯論賽、課堂討論、課堂論壇、學生主講、角色扮演、自主探究、合作學習等形式。舉辦課堂辯論賽。教師可以根據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內容，聯系學生的實際情況，選擇辯題，訓練學生的思辨能力以及發散思維能力和邏輯思維能力。同時，考查學生對基本理論的把握。所謂真理越辯越明，通過辯論的形式，鼓勵學生討論甚至爭論，打開思想的大門。教師要做好組織工作，選定適合辯論的辯題，如對于價值的形成，教師可以設置辯題，勞動創造價值還是自動化創造價值？教師可以按照標準辯論賽的模式設置正反雙方，也可以抽簽決定。這樣，學生為了獲得辯論的勝利，自然會認真準備，也就達到了讓學生自主學習的目的。辯論結束后，教師要進行點評和總結，對學生進行鼓勵和表揚。（3）討論式教學?，F在的大學生獲取信息的途徑非常廣泛，對很多問題也有自己的看法，并不是教師在課堂上的講解就能讓學生信服的，學生對很多問題都會有自己獨特的見解與思考。教師應抓住并利用這一特點，進行討論式教學。在討論的過程中，教師應本著寬容的心態，哪怕學生的想法比較幼稚，也要鼓勵學生獨立思考。
4.調整考核方式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如果想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參與課堂教學，那么考核方式的改革就勢在必行，必須調整唯考試論的考核方式。教學考核可以形成特定的考核方式，具體來說，要把學生平時在課堂上的表現盡量體現在考核當中，學生參與的每一項課堂活動，比如辯論賽、課堂討論、課下小論文、調查報告進行具體量化，提高平時成績的比重。在試卷的內容上也要進行調整，合理分配基本概念的記憶、知識點的理解以及對于知識的運用等部分的比例，重點考察對知識的運用。這樣做的目的是讓學生學會，而不僅是記住。
總之，要改善政治經濟學被邊緣化的現狀，教師就應該在講授內容上不斷更新，與時俱進，夯實理論功底，同時，通過優化教學手段，把學生吸引到課堂上來，讓學生真正成為課堂教學的主體，這樣才能真正達到提升政治經濟學教學效果的目的。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政治經濟學能夠成為受到學生歡迎的課程。
作者：孫亞君 單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學金城學院
政治經濟論文:特色政治經濟學創新與發展
摘要：
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當前我國經濟正處于轉型的關鍵時期。經濟理論以及基本經濟價值觀的學習和研究對提高我國經濟發展的科學性，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性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當前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情況下，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學也逐漸成為中國新時期經濟理論的重要流派之一。對此，筆者結合日常工作中的學習和實踐，對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基礎的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意義和基本關系進行了分析，希望能推動我國經濟理論的進一步深化。
關鍵詞：
政治經濟學；創新；經濟發展；中國特色
在《視察河南新鄉經濟建設道路的講話》中談到：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這是改革開放攻堅期和深水期中國經濟體制轉型的重要理論基礎?？梢姡诟母镩_放以來，由于我國經濟的巨大發展，無論是傳統的西方經濟學還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面對中國經濟問題的時候，都已經不能給予的解釋和指導了，必須在原有經濟理論的基礎上不斷創新和發展，研究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學理論。
一、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意義
（一）有助于探索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內涵
馬克思主義是所有社會主義理論的總領性理論，是社會主義的基石。列寧曾說過，馬克思主義包括三大部分：哲學辯證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因此，學習和探索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學，可以在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增加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深化理解。根據傳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在西方社會物質社會是經濟生活的根源，因此在市民社會（資產階級社會）中，市民需求需要從物質價值中進行尋找。但是當前我國經濟社會，既具有資本主義社會的市場元素，又具有政治經濟學倡導的政府調控元素。因此探索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學是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新發展。
（二）有助于進一步推動改革開放
當前社會，我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逐漸進入攻堅期和深水期，在經濟的發展中，遇到了馬克思時代沒有的問題和情況。在這種環境下，尋找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學不僅為我國改革開放中遇到的問題尋找答案，還是對我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以及相關理論重要補充，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道路上的重要探索。因此，研究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學，有助于進一步推動我國改革開放的科學性和可控制性。使我國經濟始終處于平穩有序的發展中，維護社會穩定以及保護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早日實現偉大的“中國夢”。
（三）有助于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強調價值決定價格，西方經濟學認為需求決定價格。兩種理論之間的價格決定方式之爭在本質上是社會意識形態以及人民基本社會價值觀和世界觀爭論的縮影。因此，研究中國特色的政治經學，在傳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提升新時期經濟形勢下的商品屬性本質，有助于黨員干部了解商品與貨幣的本質，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有助于提高從嚴治黨方略的實現。
二、中國特色政治經學創新與發展的關鍵
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與其他經濟學理論一樣，在時代變遷中尋找生機，同時也需要注意對創新和發展過程中關鍵關系的處理。
（一）原理與現實的關系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發展基礎上，吸收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成果和部分內容，同時馬克思又在《資本論》中系統的闡述了勞動價值理論、剩余價值理論、社會再生產理論以及工資分配理論。而上述理論也是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的主要原理和理論基礎。但是，由于我國在政治體制上已經是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決定了社會性質與馬克思時代有了根本性的不同。所以我們又不能照搬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內容。所以我們就需要在處理好原理與現實的關系的基礎上，完成經濟學理論的現代化發展。將基本的經濟原理與當社會經濟的形式相結合，補充理論的漏洞和與現實相悖的地方。創造出符合我國國情的經濟指導思想。
（二）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
在經濟學的理論中，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問題的角度和技術方式上有著顯著地不同，但是在經濟發展的層次和政府與企業的關系上也存在一定的相同之處。比如在現代金融體系中，兩者都主張由國家控制金融經管控工作。這就需要我們仔細尋找我國經濟與西方社會經濟在本質屬性上的共同之處與不同之處。分析當前政治經濟學對于貨幣、商品流通和經濟發展的指導和推動作用。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西方經濟學中對于社會經濟發展進化的理論對于當前我國的經濟也有著現實的借鑒意義，所以必須處理好兩者經濟理論在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中的關系，實現有機融合，發揮“1+1>2”的效果。
（三）正確處理研究對象與現實生產力的關系
在現實社會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和創新中，需要著重對兩種關系在當前社會中的運用現狀進行分析。同時，還應該看到經濟制度帶給生產力以及生產關系的重要改變作用。認真研究生產關系的演變與生產力發展之間是否存在必然性聯系。結合當前我國科學技術能力與人力資源之間的矛盾，分析出社會經濟發展的關鍵點和矛盾點，找出適用于我國當前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狀態下的經濟運行規律以及影響因素。
三、結語
馬克思主義哲學告訴我們世界觀決定方法論。因此，無論是西方世界的資本主義經濟理論還是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都應該從社會現實經濟狀況出發，研究和引導經濟的合理有序發展。在我國經濟結構中，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現狀決定了我國經濟已經無法單獨使用資本主義西方經濟學或者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進行指導，只能在原有經濟理論的基礎上，尋找屬于中國經濟新常態下的政治經濟學，方可發揮出經濟理論在意識形態上的重要作用，推動中國經濟的進一步前行。
作者：馬學軍 單位：山東省臨沭縣沭新街新黨校
政治經濟論文:政治經濟學國企競爭力意義
摘要:
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奠定國有企業主導地位的重要理論依據。本文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出發，分析和研究了其對當代國有企業改革以及提高國企競爭力與優勢的現實意義，以期為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提供可借鑒的個案。
關鍵詞: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國企競爭力與優勢；現實意義
2016年7月4日，同志對全國國有企業改革座談會作出重要指示：“國有企業是壯大國家綜合實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須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不斷增強活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增值”。這既為國企有企業改革指明了方向，也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的堅守和重申。只有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指導國有企業改革，才能保障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的正確方向，不斷提高國企競爭力，打造國企新優勢。
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奠定國企主導地位的理論基石
國有企業在我國經濟結構中占有主導地位，是由社會主義制度決定的，從根本上說，其理論基石就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自從新中國成立，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以來，國有企業的這一主導地位從來沒有發生動搖，并納入了我國《憲法》，成為我國最基本的經濟制度。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指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所造成的、它自己不能駕馭的、大量的生產力，正在等待著為了有計劃合作而組織起來的社會去占有，以便保障而且是以不斷增長的規模來保障全體社會成員都有生存和自由發展其才能的手段?！闭谓洕鷮W是研究人類社會中支配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交換的規律的科學。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在深刻分析總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固有矛盾的基礎上，指出了由此而產生的極少數人占有全社會絕大多數財富的社會不公正現象，并揭示了其本質是資本家占有和剝削勞動者的勞動時間和勞動價值。這不僅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理論基石，也為以公有制為主導的國有企業的建立提供了直接的理論依據。沒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沒有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更不會有國有企業的產生和發展。深刻把握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一重要基本原理，對于理直氣壯地發展和壯大國有企業，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確保國企改革保持正確方向的重要保障
國有企業如何改革，一直是我國社會爭議的焦點。長期以來，一部分人打著國有企業改革的旗號，把國有企業說成是計劃經濟的產物，資源壟斷的禍根，不公平競爭的源頭，腐敗滋生的溫床。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國有企業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主導作用，抹殺了國有企業在國家建設發展中所起的歷史作用和現實作用，改變了國有企業改革的大方向，違背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從根本上否定了國有企業存在的社會價值。國有企業改革的大方向，只能是在堅持公有制基礎上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創新。任何脫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的“國有企業改革”，都會違背國有企業建立的初衷，都會弄不清為什么建立國有企業，國有企業的根本任務是什么這些基本問題。堅持和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為指導，才能從根本上澄清籠罩在國有企業改革頭上的各種誤區和迷思，保持國有企業的基本屬性，保障國有企業改革的正確方向。離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談國有企業改革，只能走入理論誤區和實踐誤區。
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提升國企競爭力、打造新優勢的思想引導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并不是靈丹妙藥，解決不了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中遇到的任何問題，但是它卻為國有企業在新的歷史時期提升競爭力、打造新優勢提供了基本的思想指導。列寧在《蘇維埃政權當前的任務》中曾經指出：“在任何社會主義革命中，當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任務解決以后，隨著剝奪剝奪者及鎮壓他們反抗的任務大體上和基本上解決，必須要把創造高于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經濟制度的根本任務，提到首要地位；這個根本任務就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在談到國營經濟時指出：“爭取國營經濟對私營經濟的領導，造成將來發展到社會主義的前提?！庇纱丝梢钥闯?，作為公有制經濟主要體現形式的國有企業，不僅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石，同時國有企業只有更加注重專業技能的培養，知識的積累和應用，科技成果的研究和轉化，把科技和人才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堅持走質量和效益為中心的路子，才能不斷增強自身的競爭力，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展示出自己的無可替代的優勢，也才能從根本上鞏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僅為國有企業的存在提供了堅實理論基礎，同時也提出了國有企業發展根本任務，就是提高勞動生產率，這些理論和觀點對今天的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依然具有很強的現實指導意義。經過60多年的發展，我國國有企業綜合實力不斷增強，但是面臨的困難也前所未有。國有企業來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改革一切僵化的、不適合生產力發展要求的舊觀念、舊方法、舊制度，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贏得競爭新優勢，不斷為壯大國家經濟實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作出新的貢獻。
作者：徐伯陽 單位：四川大學經濟學院
政治經濟論文: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人才探析
摘要
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中，人才是生產過程中最積極最活躍的因素，是價值創造的主體。由于對“專門性人才”的教育培養投入能夠產出更多的剩余價值，因而資本家也關注勞動力人才的培養。但資本家對勞動力人才的教育培養是受投入產出比限制的，并非旨歸勞動者的個人發展，因而不可能培養出自由而發展的人才。馬克思基于政治經濟學中原理對人才本質及其培養的分析無疑體現出超前的戰略眼光，對當下我國的專門性生產人才的培養和經濟社會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關鍵詞
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人才;價值;啟示
人才歷來就是生產過程中最積極最活躍的因素，馬克思曾深刻指出，“我們的能力是我們的原始財富。”在政治經濟學理論中，馬克思深入分析了人才在價值生產中的作用。在剩余價值生產過程中，作為勞動力的人才是一種特殊的商品，對于資本家而言，勞動者技能越嫻熟，所創造的剩余價值就越多。因此，為了產出更多的剩余價值，同時也為了使剝削活動更加隱蔽化，資本家開始關注“專門性人才”的培養。但資本家對工人的教育培養是受投入產出比限制的，他們并不真正關心工人的發展問題，因而必然培養不出發展的高素質人才。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資本家人才教育培養本質與局限的批判及人的自由而發展的新人才觀的建構，對當前正處在轉型升級中的我國而言，無疑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視域中的人才思想解析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著作中雖然沒有關于人才思想的獨立篇章，但卻隱藏著豐富而又深刻的人才思想。在政治經濟學視域中，馬克思認為，人才是具有高創造力的價值生產者，但高層次的勞動人才不是天生的，需要后天的教育培養，實現自身的而自由發展是勞動力人才發展的長遠目標。
（一）人才是價值創造的主體
馬克思認為，人才與物質生產活動息息相關，人才能力的充分發展是社會財富創造的源泉。人才能力的發揮，一方面推動人才順利融入社會生產環節，產出符合社會需要的各種物質產品，另一方面還是社會生產過程中新技術、新技能、新創造的主要動力，生產過程中的科技創新與管理創新大多是人才能力對象化的結果。對于一個社會而言，社會生產過程中的“專門性人才”越多，社會勞動生產率就會越高，社會財富的積累也就越快。正如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直言：“真正的財富就是所有個人的發達的生產力。”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人才能夠較大化剩余價值。社會生產過程中的“專門性人才”普遍具有更高的社會勞動能力，從事著區別于一般勞動者從事的簡單勞動的高級的復雜的勞動。這些復雜勞動是幾個或幾十個簡單勞動的疊加，它所創造的價值也是成倍或成幾十倍的增加，他們所創造的價值遠遠高于自己所得工資，遠遠高于其他勞動者，成為資本家剩余價值的主要來源。
（二）教育培養是人才成長的必要條件
“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人的能力發展表現為‘原始資料積累’，在資本主義社會，人的勞動受固定分工影響，一生束縛在單一職業上，人是單向度的人，人的能力單一、片面。然而，‘由整個社會共同地和有計劃地來經營的工業，更加需要才能得到發展、能夠通曉整個生產系統的人’。”馬克思在勞動力成為商品這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預設前提下，首先分析了勞動力的實體特征：“我們把勞動力或勞動能力，理解為人的身體即活的人體中存在的、每當人生產某種使用價值時就運用的體力和智力的總和”。作為商品的勞動力具體指活著的人體中存在的、在生產使用價值的過程中所消耗的體力勞動與智力勞動的總和。勞動力或勞動能力必須具備的最基本的、最基礎的素質，是健康的身體、充足的體力與一定水平的智力。馬克思的這一論述，已經指向人才的基本素質，即生理素質和智力素質，在對人才進行挑選、培養和甄別時，應注意對這兩個方面的考察。馬克思還認為，勞動力作為一種特殊商品，也具備商品二重性的特性，即勞動力也是由使用價值和價值構成，其使用價值在于創造社會財富，而其價值則應“由生產從而再生產這種獨特物品所需要的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這不僅包括維持勞動力所需要的最基本的生活資料，而且應該包含勞動力的再生產和培訓所需費用，即“要改變一般人的本性，使它獲得一定勞動部門的技能和技巧，成為發達的和專門的勞動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訓練，而這就得花費或多或少的商品等價物……因此，這些教育費用——包括在生產勞動力所耗費的價值總和中”。因此，通過教育培訓投入提升工人勞動者的生理素質和智力素質，是勞動力生產與再生產的必要投入。馬克思把教育培訓費用作為生產與再生產勞動力的必備價值要素表明：人才是需要培養的，教育培訓是人才培養的重要途徑。
（三）自由發展是人才成長的長遠目標
人才自身的潛力及對人才教育培養的投入差異會導致人才出現分層。一般而言，在社會生產過程中，人才培養投入與人才的生產能力成正相關關系，人才培養的投入越多，人才的生產能力越高，人才培養的投入越低，人才的生產能力也就越低。在現實社會中，一個社會生產領域的“專門性人才”是分層的和有梯度的，一般而言，初級人才最多，高級人才最少。當然，也有部分國家和社會存在人才的結構性失衡現象。馬克思把勞動分為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簡單勞動只需具有體力及少量的經驗和技能，對應低級人才，這類人才的教育、培訓和實踐投入相對容易一些，從時間成本上來看，費時較短，從物質成本和教育成本看投入較少。復雜勞動則必須具備更高的素質和能力，對應高級人才，培養這類人才所花費的時間成本、物質成本和教育成本可能是培養低層次人才的幾倍乃至幾十倍。不同的人才所承擔的生產勞動也有簡單與復雜之分。馬克思還對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的價值進行比較：“比較復雜的勞動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說多倍的簡單勞動，因此，少量的復雜勞動等于多量的簡單勞動”。這種不同勞動之間的價值換算關系表明：高層次人才和低層次人才所創造的價值總量是有差異的，高層次人才對社會生產力的“加速器”效應更強。一些學者根據這一理論，以一個文盲的勞動生產率為基數，測算出小學文化程度、中學文化程度和大學文化程度的勞動對勞動生產率的貢獻度分別為43%、108%和300%，充分說明人才的層次不同，價值創造能力也不一樣。馬克思在深刻把握勞動的質與量的內在規定性的基礎上，提出了人的自由而發展的命題，認為人的自由而發展的主要內容就是發展人的才能，即每個人都能自由地發展和發揮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保障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分的自由的發展和運用。
二、馬克思的人才思想對當前我國人才培養的啟示
當前我國正處在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一方面，經濟發展已經步入“新常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大力推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迅猛，需要越來越多的高層次產業人才；另一方面，我國勞動力人才的素質整體水平仍然偏低，勞動力人才與就業崗位需求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仍然相對突出，一些行業和領域勞動力過剩與“用工荒”并存，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瓶頸。破解這一難題，要從馬克思的人才思想中汲取智慧，培養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產業人才隊伍。
（一）重視產業人才的發展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視域中的人才觀不僅強調人才的生產能力，同時也關注人才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覺悟。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培養新型產業人才要堅持“德才兼備”的原則。“德”，強調的是思想覺悟，即社會主義的新時代勞動者，擁護黨的領導，富有主人翁精神和擔當意識；“才”，指的是“勞動能力”，即發展生產創新工藝的領頭羊，具有新科技革命背景下駕馭各種生產條件的能力，“才”是“德”之資，“德”是“才”之帥。在人才培養方面強調“德”與“才”的辯證統一，強調尊重勞動力人才的主人翁地位和首創精神，是社會主義人才觀與資本主義人才觀的重要區別。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培養“德才兼備”的勞動力人才，既要著眼于理想信念教育，引導勞動力人才樹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懈奮斗，又要著眼于能力素質培養，加強對勞動力人才的勞動技能培訓，提高勞動力人才的層次和水平。
（二）重視產業人才的結構優化
當前我國勞動力人才隊伍的能力結構是“梯形”，低層次人才數量龐大，高層次人才非常短缺，同質化競爭激烈，人才隊伍結構不合理。優化勞動力人才隊伍能力結構，要在夯實低層次勞動力人才基礎的同時，著力提升高層次勞動力人才的比重，補齊高層次人才的短板。然而，高層次勞動力人才的培養是一項長期而系統的工程，需要花費較高的時間成本和物質成本。國家要繼續大力推進“科教興國”和“人才強國”戰略，建立學校教育、企業培訓、社會培養三位一體的勞動力人才培養體系，實施高層次勞動力人才培養專項計劃，在各行各業培養一批領軍人物，打造一批專家型團隊，為生產力的發展積累豐厚的人才資本。
（三）重視產業人才積極性的調動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勞動力人才所創造的大部分價值被資本家無償占有，勞動力人才得到的報酬僅僅能維持基本的體力和腦力恢復的需要，這無疑會極大挫傷勞動力人才從事生產的積極性，進而影響勞動生產效率。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要特別重視勞動力人才的薪酬問題，通過提高低工資標準，實現勞動力人才收入與經濟發展同步，勞動者人才收入增長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同步，讓勞動力人才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共享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要完善人才激勵制度，通過職業年金、特殊津貼、股權激勵等形式增加勞動力人才的可支配收入，讓勞動力人才有老有所養、病有所醫，享有更多的獲得感與幸福感。
總之，在奪取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新勝利的關鍵階段，需要各行各業勞動力人才充分發揮創造潛能，形成經濟發展新動力，進而跨越“中等收入發展陷阱”，實現跨越式發展?？茖W理解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視域中的人才思想，結合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需要培育一支有信仰、有能力、有活力的勞動力人才隊伍，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保障。
作者：孟麗榮 單位：云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