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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傳媒論文:傳媒話語生產與控制新聞傳播學的論文
按照斯諾的觀點,公眾往往接受媒體所呈現的社會現實,因此當代文化實際上就成了傳媒文化,⑴而傳媒文化可以說是通過傳媒話語生產與控制而形成的。傳媒話語生產與控制作為文化生產的一種重要形式,它與其他形式的話語如政治、經濟、法律、道德、宗教、科學、文學藝術等有密切關系,同時又具有不同于其他話語生產方式的特征。
一、關于話語
話語是目前文化與傳媒研究中出現頻率甚高的一個詞。傳統上,話語研究的主要領域是修辭學和詩學,主要研究演講和文學藝術,古希臘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的典范性研究具有深遠的歷史影響。隨著印刷媒介和電子媒介的傳播方式超越人際交流,話語概念及含義有了很大變化,其表現在,一是超越了對話語的工具性認知;二是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取向。新修辭學代表人物美國人肯尼斯·博克認為人是象征性地對環境做出反應,語言不僅導致行動而且建構我們的現實。這種話語觀,使“新修辭學將視角從傳統的政治生活投向一切以言語為主的象征性交流活動,推動了修辭學向現代傳播學的演變,這一演變過程與西方后現代主義思潮相呼應。”⑵這里所謂西方后現代思潮表現在包括上世紀中葉以來在哲學、政治學、社會學、美學、文學藝術等諸多文化領域。
在對話語的認識上,西方馬克思主義及其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以意識形態批評為中心),索緒爾、羅蘭·巴特的符號學(以語言、文本為中心)以及后現代各種文化理論形成匯流,使話語成為當代文化與傳媒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概念,話語理論為當代文化研究和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后現代的視角。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較早從意識形態斗爭的角度涉及話語及話語權的問題,他認為,“社會集團的領導作用表現在兩種形式中——在統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領導’的形式中。”⑶前一形式表現為上層建筑的國家機器,后一種形式則體現為文化領導權或曰話語權。突破了基礎——上層建筑二元結構的意識形態奠定了文化研究的基礎。羅蘭·巴特則認為在符號學的跨語言研究領域,其研究材料將時而是神話、敘事、報刊文章,時而是我們的文明產物,只要它們被言說出來,如新聞報道、說明書、采訪談話,甚至屬于幻想類型的內心語言。后現代思想家福柯進一步指出,人類的一切知識都是通過“話語”而獲得的,任何脫離“話語”的事物都不存在,人與世界的關系是一種話語關系,“話語意味著一個社會團體依據某些成規將其意義傳播于社會之中,以此確立其社會地位,并為其他團體所認識的過程。”⑷葛蘭西的“領導權”、福柯的“權力話語”、哈貝馬斯的“合法化”、羅蘭·巴特的“泛符號化”、鮑德里亞“仿像”等思想極大地豐富了話語理論,為研究媒介話語提供了理論基礎。
二、傳媒話語生產
波林·羅斯諾在《后現代主義與社會科學》一書中給“話語”下的定義是“所有被書寫、被言說的東西,所有引起對話或交談的東西。”⑸ RonScollon在《Mediated Discourse As Socioal interaction》一書中談到媒介話語術語使用的三個層面:一是指大眾傳媒話語即報紙、雜志、期刊、電視、電影話語;二是指以電腦為媒介的網絡話語;三是指最為廣泛意義上的公共和日常話語,其媒介如信件、筆記、備忘錄,以及更多技術媒介如話筒、電話、電腦甚至英語、漢語,或說寫和符號語言傳播模式。本文將在及時層概念上討論傳媒話語。
傳媒作用于受眾的一切都是通過話語形式進行的,無論其文本形式是文字或圖像,各種新聞、電影、電視劇、廣告、脫口秀等話語方式組成了一個幾乎無所不包的話語世界。其中存有兩重話語關系,即傳媒和現實的話語關系,體現為生產、共謀與替代;傳媒與受眾的話語關系,體現為消費或使用與滿足。
1.傳媒話語與文化生產
斯圖亞特·霍爾指出信息傳播應該通過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再生產這一“主導的復雜結構”⑹來考察信息傳播過程,其傳播實踐對象乃是以特殊方式組織起來并以符號載體的形式出現的各種意義和信息,它們像任何形式的傳播或語言一樣,在一種話語的語義鏈范圍之內通過符碼的運作而組織起來,其產品以“話語”形式流通。雖然他的主要研究對象是電視話語生產,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傳媒話語生產的普遍意義。
約翰·費斯克提出的文化經濟概念認為,文化經濟的流通是意義和快感的傳播而非貨幣的周轉,“在這種文化經濟中,原來的商品(無論是電視節目還是牛仔褲)變成了一個文本,一種具有潛在意義和快感的話語結構,這一話語結構形成了大眾文化的重要資源。”⑺
傳媒營造了一個巨大的話語場(布爾迪厄所謂的“新聞場”⑻),或話語生產平臺,它容納并呈現政治、經濟、科學、宗教、道德、文學、藝術以及日常生活等各種話語形式,根據自己的意圖與模式給予改造,通過轉換、移植、膨化、過濾等方式對這些話語進行再組織。在這個話語生產場中,市場與商業需要構成了生產的巨大動力,消費主義成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其運行機制則是由政治、經濟及文化等規范結構所決定的。今天,世界上大多數傳媒聲稱自己代表正義、公開、公正、傳播真理。然而,這一陳述本身被看作是一套話語也許更為切實。傳媒熱衷于在一切領域發言并施加影響,只要它認為有這種必要。傳媒話語生產建構了一個大眾文化疆域,這一文化疆域突破或某種程度上突破了傳統的國家、政治地理范疇以及社會范疇。湯林森指出,“大眾媒介正以平穩而快速的步調擴張其技術能力,在西方社會當中,它們對于公私領域的生活、夾其滲透、報道及再現的能力,已經具備非凡的影響效果”⑼,這里所說的能力就是話語生產能力。
2.話語和話語方式
話語和話語方式的關系實質上就是說什么和怎么說的問題。按后現代主義的文本中心論,“一切事物,包括一次生活經歷,一場戰爭,一次革命,一次政黨集會選舉,人際關系,度假、理發、購車、謀職等等,都是一個文本,甚至演說也具文本地位(一個口頭文本)。”⑽因此,某種程度上傳媒話語就是對各種文本的解讀和闡釋,其解讀和闡釋方式決定了話語方式。以“新式新聞”(the New News)的出現為例,作為一種新的新聞話語方式,它產生于1992年美國總統選舉,從形式上看“是一個速配的混合物,它部分是好萊塢電影和電視電影,部分是流行音樂和流行藝術,它將流行文化和名人雜志混和起來,使小報式的電視節目、有線電視和家庭錄像互相結合”⑾,具有明顯的后現代特征。當代傳媒話語和話語方式表明:(1)傳媒話語生產由現代性背景下的“生產性”轉向后現代背景下的“消費性”,消費主義成為資本主義文化條件下的意識形態,支配著傳媒話語生產;(2)傳媒話語需要對其他非傳媒話語形式進行再組織以符合大眾傳播的模式和意圖;(3)傳媒話語生產作為意義生產,隱含著復雜的社會關系,沒有的任意性;(4)媒體擁
有話語生產的巨大資源與權力,公眾通過順從或抵制對話語生產的權力關系產生影響。根據約翰·費斯克的觀點,大眾可“權且利用”(making do)其話語形式,創造性的、有識別力地使用資本主義提供的資源,從而使大眾文化成為自己的文化。 3.“話題”與話語開放
在消費主義支配下,傳媒樂此不疲地尋找話題,把大眾吸引到傳媒營造的話語圈里。在電視可能是街頭采訪,或主持人組織的名人與普通人共同參與談話節目;在報紙,則是大眾被邀請在已設計好的話題下討論,或者以熱線筆錄的形式,或者以筆談等形式進行。這似乎是通過話題策劃與公眾參與促進話語民主。但是,把政治、司法、科學、文學、藝術等領域的專家人物(布爾迪厄把適應這種話語活動的人稱為“fast-thinkers”)邀請入新聞場共同進行話語生產,這種方式更多出自商業目的而非民主目的,換言之就是為了促進公眾的話語消費。由此產生的大批媒介人物既是媒介“產品”又是媒介話語的生產者,扮演著雙重角色。
針對這一現象,布爾迪厄指出,一個文化生產者越自主,專業資本越雄厚,只投身于除了競爭對手就沒有別的顧客的市場,那他就越傾向于抵抗;與之相反,越把自己的產品投向大生產的市場(如隨筆作家記者、循規蹈矩的小說家等)就越傾向于與外部權力,如國家、教會,黨派和今天的新聞業及電視等合作,屈從于它們的要求或指揮。⑿用他的話說,這些“電視‘快思手’,記者史學家,辭典編纂家或靠錄音機對當代思想進行總結的人,都毫無顧忌地利用社會學——或他們理解的社會學——以在知識場四處出擊,發動獨特意義的‘政變’”⒀,他們的目的不是生產而是再生產。布爾迪厄揭示了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緊張關系,揭示了傳媒話語生產的內部矛盾。
話題與話語開放表明:(1)話題與話語開放是傳媒話語生產的重要形式,話題與話語開放極大地促進了話語生產;(2)話題與話語開放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促進話語消費,增加收視率或發行率;(3)話題與話語開放促進了傳媒對日常生活的影響與滲透,形成以消費主義為語境的話語狂歡。例如,“納米技術”本是科學場的話語,但一經被傳媒話語化后,就制造了令公眾神往的幻象。在科學界宣稱破解了人類基因密碼后,傳媒就又借此大做關于人類壽命極限的文章,推論說(或曰想象)人可以活到1200歲。大到世界政治、經濟、戰爭、外交,小至日常生活的健康、時尚、消費等,傳媒不停地設計、調整欄目,版面,不停地尋找、發掘話題。面對這一切,人們常常六神無主。比如關于“健康”,傳媒給我們許多忠告,但很多是矛盾、混亂的,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們永遠關注這個話題。在這種話語世界中,大眾接觸到的是零散、矛盾的現實。
4.作為一種話語形式的“廣告”
加拿大學者加漢姆認為,“應該首先將大眾媒體視為實體,它具有兩重性:一是通過媒介商品的生產與交換,直接發揮生產剩余經濟的作用;二是通過廣告,在其他商品生產部門中間接發揮創造剩余價值的作用”⒁。廣告使消費主義無所不在,是傳媒的又一重要的話語形式。(1)廣告話語具有功能和文化意義,所謂功能是指其促進銷售的作用,所謂意義是指它是通過態度、情感、心理等方式影響公眾;(2)廣告話語的文化意義使廣告在空間和時間上得以遷延并影響著日常生活方式。(3)廣告的功能往往在其話語意義的掩護與隱藏下完成。布爾迪厄指出,新聞場機制是按市場要求,通過記者對司法場、文學場、藝術場、科學場等各種文化生產領域施加影響。這決定了傳媒話語可能的泛廣告化語境。如電視開辟了“讀書時間”,但這個“時間”很可能是由出版商控制的,僅由“排行榜”、“讀者最喜歡”等話語就可明白,這個話語場可供出售。其真正目的很可能是廣告而非知識。電視或報紙開設汽車、時裝、保健、家居生活等欄目、版面,充滿誘惑的圖像和說服性文本使生活審美化,其真實目的則是消費,新聞、廣告、藝術、文化等混合在一起,我們很難通過話語形式把它們分別開,惟一的區別就是看這些文本或圖像的刊載、播出是否收費。盡管一般來說,有關法律如廣告法,試圖限制新聞性話語與廣告性話語的混合,但操作上卻較困難。廣告主也樂意利用記者的或新聞性話語的信任,當你閱讀了一段很有吸引力的文章,它充滿了對于健康的關懷和嚴肅的科學理論,但進入你眼簾的卻是藥品推銷商、醫院或健身器材銷售商的地址。不管公眾是否樂意,他們只得接受這種話語和話語方式,抵制與反抗是十分困難的。傳媒自身也需要這種廣告性話語形式,比如,它定期向公眾收視率、“發行量”等信息,或評選觀眾、讀者最喜歡的節目與欄目,或公布讀者來信,表揚或者批評等,是推銷自己。國內一家報紙就曾以“一個城市和城市的思想”為自己作廣告,聲稱自己是“深受管理層和收入較高層讀者喜愛的報紙”來推銷自己。
三、傳媒話語生產的控制
在媒介社會,似乎傳媒具有空前的話語生產的權力和自主性,但實際上,傳媒話語生產中的主體僅具有非的自主性。福柯的話語理論認為,話語是受內在控制、外在控制以及主體控制的,其理論也適用于對傳媒話語生產的認識。傳媒話語生產具有明顯的外在控制特征,它也通過“排除原則”中的“禁止”、“區別和拒斥”以及真與假的對立而體現出來,暗合了所謂說什么、怎樣說、為什么說。比如極權社會中的政治、保守文化中的性等話語都有嚴格的禁忌范圍,傳媒可以用“新聞價值”等標準對話語進行“區別和拒斥”,無新聞價值的話題往往被排出在傳媒之外,至于“求真意志”,本是人類文化史或文明史創造的一種信念標準,在傳媒話語生產中,這個標準可以理解為“真實”、“事實”,其中自然也包含“追求真理”的含義。從這個意義上講,現代或前現代的革命家都十分重視傳媒,很多人親身投入傳媒話語生產工作,以此作為啟發民智、宣傳革命或改良社會的重要手段。
傳媒話語與具有嚴格學科性話語的區別在于,前者是生產出來,后者是建構出現的(比如哲學、科學、文學、藝術等話語)。另一個區別在于傳媒話語對所有人開放,任何人都可以對各類報道或節目發表自己的看法。而學科性話語只對部分人開放。
傳媒話語生產的外部控制因素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法律因素:美國是所謂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十分強調言論自由,但這種言論自由包括傳媒的話語生產自由,也得受“明顯而即刻危險”的法律原則限制。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有關于言論自由包括傳媒話語生產自由的法律和規范。
2.政治因素:政治因素對傳媒話語的生產與操縱是明
顯甚至直接的,因為傳媒本身在現代社會里就是一種政治力量(有些獨立,有些不獨立)。在西方國家,傳媒號稱三權之外的“第四權力”。各種政治力量都力求通過傳媒話語來顯示自己的存在并施加影響。因此,我們看到,政治人物成為傳媒的常客,他們頻頻在電視上亮相并發表演講,以求獲得公眾的好感和支持。傳媒的某些“提法”也往往受到政府的密切關注甚至控制。 3.社會因素:存在于一定社會中的各類組織,包括宗教組織、工會組織、女權組織、少數族裔組織以及其他大量的民間社團都試圖利用各種方式對傳媒話語生產施加影響,有的甚至通過自己主辦雜志、電臺、報紙、電視臺等來維護自己的話語權。
4.文化因素:文化因素是話語控制的一個復雜因素,它包括宗教觀念,道德、倫理、審美、及風俗習慣等。譬如在前阿富汗,塔利班拒絕電視機、收錄機等傳播工具,聲稱《古蘭經》是他們惟一的法律,宗教話語占有地位和控制權。道德因素則主要通過公眾的態度、情感及輿論起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傳媒在傳播文化的同時又對地方文化和邊緣文化進行消解,反應出傳媒話語生產的文化矛盾。因此,通過傳媒話語場可以發現,各種話語或文化形式間進行著影響、滲透、控制與反控制,以至于在某種程度上出現了傳媒話語生產的危機。
5.專業因素:這里所謂專業因素,是指傳媒用自己的一套話語生產標準來進行話語控制,比如新聞傳播觀念、價值理念等,當然也包括傳媒話語吸引力、沖擊力等這類打動讀者觀眾的策略要求。一個高水平的學科話語建構者,不一定適合傳媒話語的生產,凡不符合專業或職業標準的傳媒話語生產者,都要通過實踐訓練來達到要求。
結語
中國自進入改革開放時期以來,傳媒話語逐漸擺脫了泛政治化傾向。在強調政治和意識形態原則的同時,隨著經濟的市場化,傳媒話語也反映了“消費性”特征。一方面,經濟全球化和傳媒新技術的發展導致世界文化交流進一步擴大和加強,中國的傳媒話語生產在各領域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全球化傾向,話語交流(盡管不平衡)的頻度進一步增加。受西方社會影響的大眾文化的迅速發展,也導致了一定程度的話語生產的不平衡,有關大眾文化的報道或話語形式受消費主義影響,出現了過度膨脹的態勢。另一方面,發展主義的思想,仍然是傳媒話語生產的主流,GDP、人均收入,城市、地區建設以及各類有關數據不斷見之傳媒,對發達、富裕,民主、理性社會的向往,使傳媒話語生產成為現代觀念的鏡像。在國內地區及城市發展競爭中,也出現了通過對媒介事件的控制,如爭取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重大活動的主辦權等,力圖贏得話語強勢的現象,諸如“全國及時”、“西部較大”、“制高點”“”等話語成為傳媒熱點,由此產生的傳媒話語競爭甚至成為地區矛盾的微妙因素之一。總之,從話語生產角度審視傳媒話語或新聞場,把握傳媒話語的生產與控制的特征及規律,具有一定啟發意義,有助于我們深化對傳媒文化的研究。
新聞傳媒論文:傳媒外交初探新聞傳播學的論文
有學者指出,現代的政治外交經常借輿論傳播來進行,政治立場的表明、政策主張的提出等都必須借助輿論傳播,當代國際政治可以說是實力政治與傳媒價值判斷的雙重結合物。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傳媒外交”這一術語的出現,并成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可說是順理成章。
外交和傳媒分屬于兩種不同類別的部門和社會科學。英國外交家歐內斯特·薩道義在《外交實踐指南》一書中說:“外交是運用智力和機智處理各獨立國家的政府之間的官方關系”,“是指以和平手段處理國與國之間的事務”。著名傳播學者施拉姆認為:“傳媒就是插入傳播過程之中,用以擴大并延伸信息傳送的工具。”①通俗地說,傳媒即是專門進行大眾傳播的機構。
但就作為外交概念和傳媒概念交叉的傳媒外交而言,其定義不一,有學者認為運用信息傳播媒介來闡述和推進對外政策即傳媒外交,有的認為傳媒外交是新聞界在外交實踐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認為,傳媒外交就是傳媒通過參與外交決策、報道外交活動等手段,對外交施加影響以達到某種效果。下面從傳媒為何影響外交、傳媒影響外交的渠道、傳媒影響外交的效果三個方面對傳媒外交展開探討。
傳媒為何影響外交
傳媒和外交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其實不然,從傳媒誕生之日起,它就與外交結下了不解之緣。外交活動的開展,離不開傳媒的報道;而傳媒通過報道外交活動,既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外交事務的進程,也爭取了受眾,獲得良好的商業和社會效益。隨著世界各國政治、經濟、文化的融合速度加快,人們對外交事務的熱衷度逐漸提高,傳媒對外交領域的關注更是前所未有,其對外交活動的影響也漸趨明顯和深遠。
1.報道風云變幻的外交內容極有利于傳媒爭奪受眾
外交活動關涉一個國家的安危、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形象,是大眾關注的焦點,自然也就成為傳媒報道的一個重要方面。成功的傳媒不僅隨著外交事務的演變不斷調整自己的報道內容,還能通過富有創造性的獨家和深度報道,引領外交活動的進展,從而更徹底地贏得受眾。在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可算是在海灣戰爭期間異軍突起的CNN(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多年來,ABC、CBS和NBC等美國傳媒巨頭各不相讓,競爭激烈,CNN之所以芄輝詼淌奔淠謖疚冉鷗⑷ι獻約旱囊豢櫚兀馱謨謁プ×恕巴飩皇攣瘛閉飧霰ǖ賴拿舾械恪T?990年的海灣戰爭中,CNN對外交活動的迅速反應、對戰爭的現場直播(轉播)以及外交和軍事人士的分析等,比各國正式的外交與情報管道都更為迅速詳實,不僅僅是普通的受眾,就連各國的領導人和外交官都很關注CNN的節目,通過CNN的報道來判斷事態的發展,并愿意接受CNN的采訪。
CNN對海灣戰爭的持續、高強度的廣泛報道一炮打響,之后又以其他同類對國際外交事務的報道,使自己不僅“成為重大事件的報道者,而且也成為外交上的一枚棋子”。②就這樣,CNN的報道影響了外交,而這影響力反過來又為它帶來了巨大的商業利益。據有關資料,當國際上有重大外交紛爭時,CNN的收視率急遽上升,而當國際上相對太平無事時,CNN的收視率便下降,由此可見,CNN和外交的聯系有多緊密。
2.公眾參與外交決策的需要
過去,外交事務是政府部門獨家經營的領域,其復雜性和靈活性以及對保密的嚴格要求,使得一般公眾無法參與。但是外交活動演變到今天,其內涵和操作方式已有了很大變化。各國國內民主進程的推進和國際關系的發展,加上電視網絡的普及和電視新聞深入千家萬戶,越來越多的公眾睜眼看世界,對外交發生了興趣,想了解外交事務的愿望非常迫切。而且,如今各國政治生活日趨多元化,包括外交事務在內的政府決策的形成,不再僅局限于國家的權力中心之內,還必須考慮與權力中心相關的各種外部力量,因此,公眾對外交決策過程的參與性大大增強,而公眾對外交決策過程的參與是通過公眾輿論來實現的。
公眾輿論是一種政治背景力量,某種程度上更是決策依賴的意見基礎,可以約束外交決策者在決策中為所欲為。公眾輿論主要是通過大眾傳媒來影響外交政策。政策制定者可以通過傳媒報道了解社會公眾評估的標準,在政策制定時作為參考,以便更大程度地取得公眾對政策的支持。傳媒因服務于公眾輿論,贏得公眾的信任,也就獲得了生存發展的基矗
傳媒如何影響外交
對于一般民眾來說,傳媒是了解國內外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等方面情況的首尋信源”,大多數時候他們也只能靠傳媒來了解這些情況。因此,傳媒已成為人們生活中一個不可或缺的“朋友”。得益于這種獨特角色,傳媒在社會生活中擁有了一種“話語霸權”,對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作為社會生活一部分的外交,自然也不例外,而傳媒對外交的影響方式是多樣和巧妙的。
首先,傳媒為外交政策的出臺或重大外交活動造輿論、造聲勢,烘托氣氛,并為具體實施作外交鋪墊。
美國總統布什今年2月份對中國進行了他當選以來的首次正式訪問。這對中美關系的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在訪問前后,兩國的外交部門都與傳媒密切配合,包括布什在訪問前接受中國記者采訪,有關專家就中美關系展開座談和討論,以及兩國外交部門專門就此舉行新聞吹風會。訪問期間,兩國電視媒體對一些重要新聞進行現場直播,使整個訪問活動家喻戶曉,兩國民眾對中美關系的重要性認識也有所提高,傳媒的參與實際上是兩國政府改善中美關系的努力的一部分。
其次,媒體是外交決策的重要信息源,改變了外交決策的具體方式。
傳媒的迅速發展改變了傳統的外交信息來源,除了官方信息和情報信息外,如今政策制定者還可以通過多種媒體獲得大量的、具體的、重要的信息。這些信息從不同的角度更加真實地反映出事態的本質及其矛盾,在促使政府外交決策速度加快和透明度增強的同時,也增加了政府判斷和外交決策的難度。
以美國為例,外交官員日常獲取信息的途徑一般有三個方面:傳媒、駐外使館的報告以及情報部門的詳細資料。但在碰到突發事件時,往往是大眾傳媒向決策者提供最快捷的報道。傳媒不僅告訴決策者世界上正在發生什么,還會向他們翔實地提供世界輿論和有關各方對發生事件的反應。美國前國防部長切尼曾公開說CNN是他好的信息來源。有人甚至稱CNN取代了中央情報局成為決策者近期、最的信息渠道。
同時,傳媒還加快了外交決策的進程。由于電視直播特別是網絡傳播方式的運用,發生在世界各個角落的事件,可以在瞬間甚至在同一時刻,呈現在相隔千山萬水的人們面前,其速度之快令外交決策者應接不暇。外交部門或為了國家利益或出于外交慣例和原則的考慮,經常不得不馬上對此作出反應,有時整部國家機器都會因此而馬上運轉起來。
1999年5月7日,美國戰機用導彈轟炸了中國駐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大使館,盡管南聯盟境內向外傳遞信息的渠道遭到了戰火的摧毀,但新聞記者仍然在個把小時內把消息快速傳回國內,中國外交部奉命立即向美
國和北約提出抗議,與此同時,反美示威游行活動也迅速在中國國內發動起來。這是傳播媒介加快外交活動節奏的典型事例。 然而,現代化傳媒手段雖然能以極富感染力的方式報道國際上的“突發事件”,但由于報道往往從事件表層切入,忽略了事件發生的歷史背景和沖突的演變過程,以局部的表面真實取代事態的深層真實,因而導致了決策的復雜化。當然,由于傳媒的加入,外交的內容、形式也更加豐富。在傳媒的斡旋下,外交領域的秘密決策、秘密活動、秘密協議、秘密條約越來越難以進行,外交透明度增強。公眾可以從傳媒上獲知大量有關國家內政外交的信息,國內大事、國際外交風云成了他們經常掛在嘴邊的話題。像“吹風會”、“新聞會”一類的活動,已經成為外交領域透明化、民主化的重要保障。正如以色列外交家阿巴伊班所說:任何有關外交體系改變的討論,首須體認一項最重要而深遠的變化——亦即以往談判時所擁有的隱秘與沉默,已不復存在。因新聞媒介入侵談判過程中的各個層面,已改變了外交的精神與性質。③
第三、媒體直接參與外交運作,通過議程設置,影響政府外交決策。
傳媒將其認為重要的消息,以最快的速度在電視和廣播的黃金時段以新聞形式播出,或者刊在報刊最顯著的位置,而對于不重要的消息則少報道或不報道。它決定公眾看什么、聽什么,決定什么是世界上發生的大事,公眾應當記住什么。它可以把公眾的注意力迅速集中到某一事件或某一政策上來,也可以使公眾的注意力轉移到另一個問題上去。這樣,傳媒達到設定議事日程的功能,并對決策者形成輿論壓力。
傳媒在設置“熱點”上的威力很大。傳媒可以將本來沒有列入政府議程的某一事件或地區設定在議事日程中,也可以使原本已經設定在外交議程中的某一事件或地區在重要性上升級,還可以改變或加速改變政府對外政策中的某些決策。
《紐約時報》是美國及時大報,其發行量超過100萬份。1971年,美國在越南戰場打得烽火連天,不能自拔。當年6月13日,《紐約時報》開始連續刊登美國防部絕密文件《關于越南問題的美國決策過程史》(簡稱為“五角大樓文件”)的核心內容,詳細描述了美國是怎樣卷入越戰的,在越南做了些什么,應當做什么,不應當做什么等。④
通過這一文件,美國國民終于得知,美歷屆政府在越戰問題上錯誤地估計形勢而陷入泥潭,為掩飾這個嚴重的決策失誤,政府采取明一套暗一套的手法欺騙國民,說了大量謊話。由于當時越南戰場不僅是美國國內問題的焦點,也是國際問題的熱點,《紐約時報》這一舉動,猶如石破天驚,一時間,美國國內民眾的反戰熱潮一浪高過一浪,美國政府最終退出了越戰。可以說,《紐約時報》的報道是一個重要原因。
傳媒影響外交的效果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曾在《修辭學》中指出,“所有傳播的目的是施加影響,而這種影響無非是正面影響和負面影響兩種”。由此可以說,傳媒之于外交,有如一把雙刃劍,用好了,就會產生好的影響;用得不好,會使外交處于非常被動的局面,甚至毀壞已有的外交成果。
媒體對外交的正面影響,即媒體通過自己的報道對外交產生了促進作用,有利于外交活動的開展,有時,甚至可能取得意想不到的外交突破。
1977年11月15日,以色列總理貝京正式邀請埃及總統薩達特訪問以色列,薩達特充分利用傳媒,向全世界展示了他愿為中東和平作出不懈努力的政治家氣魄。實際上,薩達特在私下里早就得知貝京想邀請他訪以。為了使自己出于主動,他在正式邀請發出前兩個月,就在媒體大造輿論,說如果和平需要,他將愿意親赴以色列進行會談。包括美國三大電視網絡的國際新聞媒體廣泛地報道了這條消息。薩達特抓住這一機會,又于11月14日在接受CBS記者的采訪節目中,公開表示希望能得到貝京的正式邀請。這就使薩達特轉而成為這次訪問的主動者,表明了他的誠意。薩達特還精心為媒體效應設計了許多細節,如訪問時坐敞篷車向以色列人民揮手致意和在耶路撒冷ALASKA做真誠的祈禱,向人們展示了一個震撼人心的領導人形象,同時也向全世界傳達了一個清晰的信息:阿拉伯領導人是開明達理的政治家,是愿意為中東和平進程作出恰當妥協的。
媒體對外交的負面影響即媒體由于自己的報道對外交產生了不利影響,還可能扼殺某種外交成果。美國收視率極高的新聞專題節目《60分鐘》主持人邁克爾·華萊士在伊朗扣壓美國人質的危機中,對伊朗宗教領袖霍梅尼的采訪也使用了短兵相接?a href="http://#7">⑦瓦捅迫說男睦砉ナ疲崳適笨諂樸諫笪省K輝俳舯蘋裘紡幔勢浞挪環湃酥剩欠窕嵯鋁罱醒防氪笫構蕁5裘紡岵懷運庖惶祝槐頻迷澆簦馱接玻詈蠖先凰擔骸安唬灰喚土形躋苫匾晾剩酥示筒換岜皇頭擰!筆潞螅兇曳治觶綣揮斜蘋裘紡嵩詮諉媲氨硤蛐硭嶠郵苡肽掣鮒屑淞α可燙福遼偈慮橐殘聿換岜淶媚敲叢恪*?p>傳媒外交是個新興的研究領域,值得探討的地方還有很多,比如,外交是如何影響傳媒的,傳媒和外交如何互動等。相信隨著研究的日益深入,人們對傳媒外交的認識會日益鮮明,對傳媒外交的把握也會日益嫻熟。
新聞傳媒論文:新聞傳媒職業教育論文
一、開闊職教學生視野
新聞傳媒從廣義上包括雜志、報紙、校園廣播臺、校園電視臺以及校園各大新聞網站，具有公開性、真實性以及實時性等特點，也正是由于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新聞傳媒的宣傳教育以及輿論引導作用，保障新聞內容更具有說服力和影響力。我國現階段職業教育過程中的新聞具有多樣性的內容，新聞傳媒所宣傳的內容包括職業教育院校的發展以及改革活動、辦學歷史、治學辦學理念、未來發展規劃等，除了上述關于學校發展的相關內容之外，還包括學生的日常生活和學習等不同內容，宣傳形式多樣，包括校園記者問答、任務采訪、新聞廣播電臺中的“點歌祝福、實時新聞”等等。
二、拓寬職業教育內容的視域
新聞傳媒的教育功能是指對職業教育院校的教師以及學生進行思政教育教學活動，關注學生以及教師的思想動態，努力營造出和諧融洽的學術氛圍以及校園人文環境。作為新聞傳媒報道的另一個相對重要的板塊就是有關師生參與的各種教學活動，例如興建重點實驗室，采購實驗教學器材，從而更好地培養學生專業知識以及實踐技能。在職業教育中傳播與學術研發密切相關的內容，讓學生及時了解近期學術動態，激發學生對本專業知識的關注度以及學習的動力。學生的價值觀以及人生觀大都是在生活以及學習過程中、在與同學的溝通交流活動中逐漸形成的，職業教育中的新聞傳播一個較為重要的功能就是教會學生如何進行科學有效的溝通。新聞傳媒在培養學生的人生態度、價值觀念等方面起著較為突出的紐帶作用。
三、政治教育功能和文化傳承作用
在教育功能上，新聞傳媒較為顯著的是引導作用，媒體通過對黨政方針、專業知識以及科學技術的宣傳來武裝學生的頭腦，提升大學生的綜合素質和專業水平。通過對職業教育學校的先進事跡以及人物的宣傳，激發大學生像模范看齊，爭做先進的動力，營造出和諧融洽的校園氛圍。還可以通過建立并完善各種專欄，包括班級活動、教學活動以及社團活動來提升學生向心力和凝聚力，增強學生對班級的歸屬感。新聞傳媒在職業教育活動中所具有的新聞傳媒功能與職業教育院校所開設的課程內容以及各種課堂活動有著顯著區別。新聞傳媒在對各種新聞進行傳播時，堅持客觀性、真實性的要求，在新聞報道中，不會隨意添加感情色彩，通過對新聞事件進行有選擇的報道，來保障新聞傳媒所具有的輿論導向功能得到正確的發揮。新聞傳媒所具有的客觀性能夠幫助處于叛逆期的學生接受系統的教育教學內容，從而幫助他們更好地認識現實生活，并學會利用正確積極向上的態度對待身邊的人和事，成為一個充滿正能量的人。職業教育活動中，可以通過在校報或者網站上開設生活專欄，報道學生身邊的大事小情，普及生活小知識，與學生進行良好互動，讓他們在一個充滿人文關懷的大家庭中健康成長，進而幫助他們培養健康向上的價值取向以及道德情操。新聞傳媒在職業教育活動中的運用能夠從根本上培養學生的新聞技能，通過校園報紙、記者團、校園電臺、校園廣播以及校園新聞網等不同渠道開展的新聞實踐活動，并進行新聞播音、新聞寫作、文版編輯、任務采訪以及各種活動主持等，讓學生積極參與其中，在新聞實踐活動中能夠對現實生活以及學習產生更加深刻的體會。培養學生養成敏銳的洞察力，將在校園生活學到新聞寫作以及新聞采訪技巧進行實際運用。職業教育中所開設的新聞專業還可以與校外新聞事業單位進行校企合作，并結合學生發展的實際狀況建立新聞實踐以及教學的活動基地和項目。熱烈歡迎新聞記者走進實際的職業教育活動中，讓新聞專業學生更好地體會以及感受職業教育的魅力。另外，還可以讓學生到報社、網站以及其他新聞單位進行學習和工作，在實踐中，提升自己的專業能力和素養。
四、有助于挖掘更多的就業渠道
在新聞傳媒的影響下，現代職業教育教學活動中還能夠不斷拓展和創造滿足當代學生就業和創業的相關渠道。職業教育教學工作者要對現階段的就業形勢進行正確分析和把握，保障在實際教學過程中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就業以及創業觀念，并且能夠對職業生涯中存在的問題進行正確的處理，從而讓學生增強應對各種困難的能力，保障現階段的職業教育體系能夠不斷完善，讓學生在未來的職業生涯中獲得更大的優勢。職業教育工作者要對傳媒對職業教育產生的影響進行綜合分析，充分利用新媒體環境下的相關教學優勢，把握時展的規律，利用傳媒工具以及傳媒資源，保障職業教育教學不與時展脫節，從而讓職業教育教學工作為學生的就業保駕護航。
作者：銀峰 單位：內蒙古商貿職業學院
新聞傳媒論文:新聞傳媒下和諧社會論文
1、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新聞傳媒是重要的構成部分
1.1在國家的重大決策中，新聞傳媒能夠提供有效理論參考，能夠將人民群眾的意愿和要求反映出來，使做出的決策具有利民性和科學性，同時也能夠對政府的工作提供一定的監督作用的，對國家權力進行制約。由于政府的決策在一定程度上會對人民群眾對事物的看法和評價產生影響，而人們的公論也同樣是政府進行決策所考慮的重點內容，這樣就能夠有效的避免高度集中的國家權力的濫用，對構建和諧社會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對促進社會安定和國家穩定發展意義重大，并且也能夠為我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現代化建設提供一定發展空間和時間。
1.2民主政治建設是我國公民在國家發展中地位的重要體現。單從理論上看來，新聞媒體只是社會輿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能夠對大眾的輿論和思想起到一定的監督作用，是大眾言論的載體和重要通道，使公民的合法權益得到保障。而當前我國新聞傳媒的發展形式是，新聞媒體是在政府權力的支配下進行的，失去自身的獨立性和真實性，具有強烈的政治傾向，將新聞傳媒對社會輿論的監督作用轉化為政府監督的利用好工具，這種將政府的意見和公民的公論聯系在一起的方式，使我國新聞傳媒逐漸失去了其存在的價值和原本所應具有的意義，使去正常的監督功能逐漸缺失，無法對社會發展現狀進行監督，不能夠對社會不良現象進行真實的報道，在國家權力面前不敢發聲、保持沉默，最終導致新聞傳媒論文利用媒介。新聞傳媒失去監督作用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會對生活發展造成極大的破壞力，同時也會給大眾造成一定的錯覺，使人們的思想觀念受到誤導。新聞傳播和信息報道必須要以真實性、及時性以及有效性作為其存在的客觀原則，而事實證明，新聞傳媒對社會的輿論監督作用是難以實現的，作為利益群體，人類不可能客觀的看待每一件事物，社會屬性決定了作為新聞傳播主體的人具有傾向性，新聞信息不可能客觀。
2、和諧社會的建設要求傳媒的和諧
2.1輿論和諧與新聞傳播的和諧是和諧傳媒的重要基礎。和諧傳媒首先離不開輿論的和諧，輿論的和諧主要指輿論的復雜多樣，要求輿論的多種聲音，不能僅僅一個口號或眾口一詞。同時也要求新聞傳播的過程中，要求新聞的傳遞是健康的，多層次的，多方面的，立體的，這樣讓社會各個領域，各個層次的人都能收到新聞的聲音。從而使傳媒達到輿論監督的作用。讓社會的一些思想，一些人們必須了解的主張在社會上得以討論，才能最終實現社會的和諧。我國是多民族的國家，社會國情也復雜多樣。因此，要考慮到社會的復雜性，輿論的多樣性。讓每個人都有暢談自己想法見解的機會。當然如果大家七嘴八舌，眾說紛紜，那也很難集中統一的意見，全國就會一盤散沙，無法積聚力量，形成一股繩。因此，輿論的引導應是一個正確的，沿著一個預期的軌道去指引人們，指導人們往一個切實的可行的思路去走，因為我們的目的是解決問題。不是單純的去討論意見，僅僅求得民主，得到了民主，卻解決不了問題，這種民主也沒有實際意義。
2.2要在解決矛盾中，發展中實現傳媒的和諧。任何事物都規避不了矛盾，這就要求如何解決矛盾，正確面對矛盾。矛盾是對立的又是統一的。如何使對立的一面化為統一，這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當前社會是一個多元的社會。難免會出現這樣那樣的不一樣的聲音。但我們不能壓制這些來自不同的聲音，也不應扼殺這些不同的思想。因為事物是和而不同的。只有用科學發展的觀點看問題。才能正確的處理這些矛盾。相反如果我們遏制了這些矛盾。那么就會適得其反，會造成矛盾的擴大化。只有把不同的思想、觀念、信仰統一在一起，正確面對矛盾，解決矛盾，才能實現傳媒有和諧。
2.3要用科學發展的眼光實現傳媒自身的和諧。由于受管理體制、市場運行機制、技術、人才等方面的原因，我國新聞傳媒自身發展還存在著不平衡、不順暢、不協調的現狀。比如新聞工作者自身職業道德欠缺，個人私利思想嚴重，社會公德意識低、新聞傳媒內部無序、惡性的競爭等，都是造成新聞傳媒不能健康、穩序發展的方方面面。同時由于我國經濟發展結構存在的不合理之處，東西差距、城鄉差距、區域差距，資源配置失衡等系列問題也是造成新聞傳媒不和諧的重要因素。
3、新聞傳媒是和諧社會建設的宣傳者和促進者
通過對和諧社會建設的意義、目標和任務的宣傳，讓廣大人民群眾都能夠切實認識和感受到黨中央提出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工作給自己、給社會和給國家所帶來的益處，從而自覺地投入到這一偉大事業中去。新聞傳媒的主要作用是解除疑惑，積極引導。這一特點在和諧社會的建設中起著積極的作用。因為在和諧社會的建設中會難免出現困難和挫折，一些社會的領軍人物在介紹一些新思想，新觀點，新做法的過程中，難免會遇到不同的聲音，得不到社會的理解和支持。
4、結束語
綜上所述，隨著信息時代的來臨和現代化建設進程的逐步推進，使我國的新聞傳媒事業的發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時，新聞傳媒也為我國的經濟建設、社會文明建設、法制建設、民主建設以及國民經濟的發展等提供了良好的理論基礎，無形中提升了我國市場經濟的運行活力和制度機制的正常運行。新聞傳媒的輿論導向作用，對促進我國公平、公正的和諧社會的建成也具有著重要的意義，明確新聞傳媒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充分落實其輿論監督作用，是促進我國國民經濟健康發展和社會穩定進步的重要途徑。
作者：劉福勝單位：黑龍江電視臺
新聞傳媒論文:新聞傳媒管理市場經濟論文
一、市場經濟對新聞傳媒管理的影響
（一）產業屬性與意識形態屬性相悖
在市場經濟下，新聞傳媒管理的矛盾增加，主要表現在傳媒的意識形態屬性和產業屬性兩方面。受到市場競爭的影響，新聞傳媒必須尋求產業的發展，但是其產業屬性卻與意識形態屬性相悖，這無疑是擺在新聞傳媒管理者面前的一個巨大難題。目前，在新聞傳媒管理中，有些單位對新聞傳媒意識形態的功能過于重視，忽視了新聞傳媒的產業屬性；另一方面，某些單位過于追求新聞傳媒的產業屬性，卻忽視了其意識形態功能。
（二）新聞傳媒管理的復雜化趨勢
在市場經濟背景下，新聞傳媒的管理不再單一簡單化，管理目標、內容、方式、范圍都發生了很大變化，過去簡單的管理模式已經無法有效的控制新聞傳媒的發展。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經濟領域走向了經濟全球化，世界各國同中國的交流更加頻繁，大量的外來文化涌人我國，使得我國公眾的價值觀向著多元化發展，受眾群體喜好的變化也間接或直接的影響了我國新聞傳媒行業的發展。
二、市場經濟條件下新聞傳媒管理的思路
（一）科學的管理新聞傳媒
新聞傳媒行業應以科學發展觀為思想指導，利用科學的管理模式，實現新聞傳媒的健康發展。科學管理新聞傳媒，主要包括規范管理者行為與被管理者的行為兩方面。在新聞傳媒管理中過程中必須協調好各方面的關系，使新聞媒體管理變得規范而統一。
1.處理好規范管理與鼓勵創新間的關系
完善的管理規范對新聞傳媒的發展是十分重要的。對新聞傳媒從業人員的行為與活動進行有效的約束，使其行為和活動趨于規范性，可以增強新聞傳媒管理工作更加系統性和性，進而促進新聞傳媒的發展。在新聞傳媒工作實踐中，很多規范都是在實踐中得出的，或是在實踐中對舊規范進行創新，從而得出新的規范。由此可知，新聞傳媒實踐中的創新具有重要的意義，既不能恪守規范而固步自封，也不能一味尋求管理創新而無視規范。在瞬息萬變的市場經濟環境中，新聞傳媒管理只有不斷創新才能跟上市場發展的腳步。因此，要在日常管理中體現出創新意識，較大限度的推動新聞傳媒的發展。
2.處理好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關系
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是新聞傳媒管理的主要因素，兩者間的關系是相輔相成的。若管理過程中缺少了被管理者，那么管理者的管理行為就失去了意義；同樣，缺少了管理者，被管理者的行為就失去了規范性。作為一個的新聞傳媒管理者，要以兩者的關系為切入點，利用具體的管理措施，激發被管理者的工作積極性，從而使被管理者主動的做好工作，進而保障新聞傳媒的各項工作可以圓滿的完成。
（二）實現新聞傳媒的綜合管理
新聞傳媒管理的內容復雜，環節眾多，是一項龐雜的過程，因此，要求管理者要有全局意識，多方位的對新聞傳媒實施管理。綜合各方面的因素，建立起新聞傳媒的綜合管理模式，在規劃管理模式考慮多方面的內容。
1.要樹立協調、統一的意識
目前，我國新聞傳媒并沒有進行大的變動，所以在行使管理職能的時候只限于本部門職權范圍內，不能干涉其他部門，或者與其他部門相抵觸，應保持一致、相互協調的管理方式，促進新聞傳媒的良性發展。
2.要確立綜合管理的意識
對于新聞傳媒的從業人員來說，需要一個獨立的部門對人員進行綜合管理，使新聞傳媒管理的規范性進一步提高。目前，我國新聞傳媒行業管理總體體現為，與國家政策不配套，加之行業市場并不規范，所以新聞傳媒必須從完善自身管理體系出發，提升市場競爭能力。
三、市場經濟條件下新聞傳媒管理的有關對策
（一）突出新聞傳媒的輿論機構的屬性
在社會生活中，新聞傳媒所傳達的信息會形成社會輿論，這種社會輿論可能是積極的輿論，也可能是消極的輿論，無論是哪方面的輿論，都說明新聞傳媒具有輿論機構的屬性和特征。因此，在新聞傳媒的管理中要相應的突出其輿論機構的屬性。在管理新聞傳媒中，應對新聞信息傳播的過程和形式進行適當的控制，以達到擁有的輿論效果，發揮社會輿論導向的作用。對于積極的社會信息，新聞傳媒應通過大眾傳媒的各種渠道，迅速的傳播給廣大人民群眾，充分發揮其他社會組織不具備的信息傳遞快、范圍廣的優勢，在社會中形成正確、積極的輿論導向；對于消極信息或已形成的消極社會輿論，新聞傳媒應該發揮分散公眾注意力，或利用正確輿論分散消極輿論，積極引導正確社會輿論的形成。
（二）重視新聞傳媒的受眾群體
新聞傳媒管理者要善于發現傳媒發展的規律，并在時展中遵循發展規律、改革管理方式，使新聞傳媒生存并有所發展。無論新聞傳媒怎樣發展，都離不開受眾的支持，受眾群體是新聞傳媒發展的基礎。雖然新聞傳媒的擁有者可以決定傳播信息的內容，但是受眾群體決定了信息傳播價值。為此，新聞傳媒應重視受眾群體的感受，在制定決策時充分考慮受眾的特點，將受眾放在發展的重要位置。新聞傳播人員要以實現新聞信息的有效傳播為工作目標，以傳播活動為出發點，充分考慮社會特點和受眾群體的實際需求，制定針對性較強的傳播活動，并注意傳播的時效性。管理者要注意在新聞傳播中體現出新聞的價值，引導正確社會輿論的形成。在實際工作中，信息傳播的時效性是引導社會輿論的先決條件，因此，新聞傳媒管理者要改善報道方式，提高信息處理能力和速度，調整傳播途徑，優化新聞傳播路徑，在保障新聞傳播質量和效率的前提下進行社會輿論引導，同時滿足受眾群體的實際需求。
（三）完善新聞媒體的市場運作機制
在新聞傳媒管理中，要將市場運作要義滲透進管理工作中。新聞傳媒已經置身于市場經濟體系之中，就要遵守市場經濟的規則，還要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為自身生存進行謀劃。作為新聞傳媒的管理者，要掌握市場要義，并在市場要義的指導下與同行進行公平的競爭，逐步占領市場，為自身謀取更大的利潤。作為管理者，要正確理解市場要義的各個部分。就新聞傳媒自身而言，傳媒產品迎合受眾群體實際的需求就是新聞傳媒市場運行的根本要義。只有傳媒產品符合受眾的需求，傳媒產品才具有實際意義，也是新聞傳媒價值的最終體現。無論新聞傳媒怎樣參與市場競爭，都要建立在符合市場需求的基礎上。要想在同行的競爭中占領市場，首先要保障傳媒產品能在市場中立足，然后依靠經營的手段使傳媒產品受到受眾的喜愛，并優于同行的產品。同樣，在傳媒產品迎合市場需求的基礎上，新聞媒體才能從中獲益。在市場經濟環境下，新聞傳媒給予受眾群體積極向上的傳媒產品，也只能滿足一部分受眾健康的精神需求。在此條件下，新聞傳媒要想獲得更大的經濟收益，就要先投入一定的資本，然后利用傳媒的廣告效應進行為傳媒產品做宣傳。新聞傳媒管理者必須重視傳媒廣告的管理，嚴禁不良廣告投入市場。
（四）打造一支的管理隊伍
新聞傳媒管理人員的專業素養和技能的優劣直接影響管理工作的效果，因此，應將管理人員隊伍建設作為工作的重點。及時，應制定并完善人員管理規范，并成立相應的組織機構，派專人進行管理，保障各項決策可以貫徹執行；第二，建立完善的培訓體系，并采用專業講座、演講、交流等形式，幫助管理人員提升自身的素質；第三，應完善人員考核制度、競爭機制、激勵機制等各項管理機制，通過各項管理機制提升工作效率；第四，鼓勵管理人員從基層工作做起，在實踐中提升管理能力；第五，鼓勵管理人員在實踐中創新，真正激發管理工作的活力，帶動新聞傳媒快速發展。新聞媒體的管理工作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因此，要求管理者要具有大局意識，同時具備綜合管理的能力。在市場競爭中，綜合管理人才可以較大限度的提升企業的管理效率，對于新聞傳媒行業而言同樣如此。因此，在培養新聞管理人員時，應注重其多種能力的培養。總之，管理是一門藝術，不僅要規范執行管理程序，還要在工作實踐中不斷創新。
四、結束語
作為新聞傳媒的管理者，要在新聞實踐中發現新聞傳媒管理的規律，并學會在工作中運用這些規律。同時，應借鑒管理學中的專業管理方法，從中發現適合新聞傳媒管理的方法或機制。西方新聞傳媒先進的管理經驗同樣值得我們去研究，去剖析，以獲得有用的管理方法為我們所用。此外，管理者還應對具有啟迪意義的經典案例進行研究和分析，仔細體會其中的管理學涵義，并將自身的體會和感性經驗提升到理論的層面，并成為日常管理中的具體措施，力求將管理工作做到。
作者：王曉偉 單位：白銀日報社
新聞傳媒論文:大眾傳媒新聞標題制作藝術論文
一、重復關鍵詞
一般來說，文學作品是忌諱相同詞語在一個語句當中重復出現的，詩詞的這一要求更為嚴格。大眾傳媒的新聞標題則不然，它不僅由于有時是信息傳遞不可少的原因，有時也是出于獲得良好傳播效果的考慮。所以，在大眾傳媒的新聞標題當中，有時表達某個新聞要素的詞語可以重復運用，不過，這種重復后的關鍵詞，在某些方面已經跟先前的關鍵詞有所不同了，具有了新的新聞信息含義。例如：1.《賢妻》糟蹋了“賢妻”兩個字北京晚報2013-3-15盡管時代在變“賢妻”標準也在變，但一些大的原則卻不會隨時間的流逝而褪色，如對愛情的忠貞、不離不棄等都是必備的要素。電視劇《賢妻》引起了大戰“小三”的“賢妻”話題，但編導似乎更熱衷取悅于趣味低級的觀眾，以逐利目的來吸引人的眼球，這絕非高尚藝術，而是污染文化環境。在標題里，“賢妻”一詞兩次出現，但前后的意義卻不相同：“《賢妻》”是電視劇專名，“‘賢妻’”卻是偏正短語。
新聞中表達的意思是：《賢妻》并未塑造好“賢妻”的形象。再比較下面的標題：2.《咬文嚼字》“咬”上郭敬明稱其為錯字大王人民日報2012-2-193.《咬文嚼字》盯上郎咸平：怎能用“紅火”形容慘劇搜狐文化頻道2012-5-1標題2重復了“《咬文嚼字》”（刊物專名）中的“咬”，因勢利導批評郭敬明的博客里有太多的文字、詞語差錯，堪稱“錯別字大王”。這樣一來，郭敬明語文錯誤的一種程度就躍然紙上了。標題3沒有利用《咬文嚼字》中的“咬”，而是換用了“‘盯’”這個動詞。兩相比較可以看出，這個標題非但沒有突出郎咸平用詞失誤的程度，“盯”的人為意味也比較濃郁,而淡化了新聞客觀性的語體色彩和“零度”風格。所以，還是標題2的傳播效果更好些。有時，并非重復新聞標題中的整個關鍵詞，只是重復了其中的某個成分，此種情況更表明重復關鍵詞的修辭藝術是大眾傳媒新聞標題的一個獨有屬性，因為這時重復的關鍵詞分別表達了新聞要素和對新聞要素的評論。這種關鍵詞的重復，還可以是同音詞的重復，表現出因勢利導的修辭特性。例如：4.三門峽一景區搞“扯蛋”大賽不少游客批太扯淡大河網2012-4-164的新聞內容是：該景區搞“扯蛋”游戲，規則是在廣口瓶內放著幾個系繩的綠皮雞蛋，線繩另一端由參與者抓著，隨著主持人插科打諢后的一聲“扯”，參與者就一起往外拽雞蛋，后出者為失敗者，得要戴上畫有烏龜的“綠帽”加以懲罰。這游戲雖新穎好玩，但大多游客卻對此反感，認為格調不高。“‘扯蛋’”與“扯淡”形體不同但讀音相同，后者是對前者的批評。
二、詞語動態化
這種修辭方式，是讓表達新聞要素的詞語與另一個表達新聞要素的詞語在組合時形成聯動關系，從而使新聞標題產生出動態化的語義關系，讓標題活躍起來。如：5.“憤怒的小鳥”飛進現實：上海將建主題公園人民日報2012-7-3“憤怒的小鳥”是芬蘭Rovio公司推出的一款小游戲。如今，“憤怒的小鳥”已從游戲世界飛進現實空間，Rovio.9NewsDissemination新聞傳播公司在上海和北京分別開設“憤怒的小鳥”實體店，并推出了玩具等“小鳥”衍生品，上海也出現了首個“憤怒的小鳥”主題公園。標題巧借“小鳥”的動作特征“飛”入題，浮雕式地傳遞了“上海將建主題公園”這一信息。6.“朝陽”在俄羅斯綻放中國石化報2011-1-11新聞中說，2006年中國石化的“朝陽”標志出現在俄羅斯烏德穆爾特共和國首府伊熱夫斯克。2007年2月，中國石化與俄石油公司在UDM公司的發展戰略上達成共識，推動UDM公司呈現出價值上同向、戰略上同構、經營上同謀、效益上雙贏的良好發展態勢。“朝陽”作為中國石化的企業標志，標題用它的“綻放”來說明中石化在俄羅斯的業務不斷拓展，這不僅讓標題更為簡練也讓它衍生了動態感。下面是同樣的用例：7.北京哈德門飯店停業數千人爭享“晚餐”北京晨報2008-11-14日8.揚子鱷有望“爬出”瀕危名單人民日報.海外版2008-4-11在北京哈德門飯店停業的一夜，數千顧客爭相品嘗著這“的晚餐”。7通過“哈德門飯店”來激活“晚餐”，讓它們建立起了連貫的動作性關系，這不僅形象地傳遞了新聞信息，也留給讀者留下了藝術妙趣，會聯想到達芬?奇的著名油畫。揚子鱷的固有動作就是爬，8的標題結合揚子鱷的行動特點配合以“爬出”的動作，不僅讓新聞的“主人公”形象活脫起來，更再現了拯救揚子鱷于瀕危名單的艱難歷程，由此而使新聞的主旨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三、對比性映襯
在大眾傳媒的新聞標題中，可以利用新聞要素提供的機緣，通過不同種類事物的對比來映襯人或事物的本質性特點，從而凸顯出新聞價值。例如：9．膽子不小，帶著手槍想進車站案子很大，一窩逮了20多個毒販揚子晚報2010-1-810．貧困縣縣委書記被曝配百萬豪車上假軍牌大洋網2013-3-19這兩個標題中，9把“膽子不小”與“案子很大”這兩個不同性質的新聞要素加以對比，這種對比，密集了新聞信息，突出了案情的重大和新聞的不尋常價值。10是說遼寧省西豐縣閆姓縣委書記超標配150萬元豪車并套用假軍牌。
標題中用“貧困縣”與“百萬豪車”進行對比映襯，凸顯了新聞事件的報道價值。再如：11.蘆山地震震中一座百年老宅屹立不倒居民照常生活新華社2013-4-23一場七級地震，讓雅安蘆山所有當代建筑的房屋全部毀損，但百年老屋、紅30軍司令部住過的那幢木質房子震后還依然聳立。這座建于清朝同治年間的老宅，在地震中除屋脊脫落幾塊瓦片外沒任何損傷。標題通過“百年老宅“和”屹立不倒”及新聞中鋼筋水泥房子全部毀損的對比，表達了造房的關鍵不在技術而是否有良心的報道主旨。四、多樣化比喻。大眾傳媒新聞標題在運用比喻時，可以是多樣化的。新聞標題中的比喻本體，是新聞要素，而喻體可以直接替代本體，也可以是新聞要素和喻體同時出現在不同類型的標題部分。例如：12.印染廠有個“炸藥庫”青島早報2011-1-1113.居民暗藏“炮”庫新聞晚報2010-2-4這兩個標題都是將新聞要素“煙花爆竹”用喻體“炸藥庫”和“炮庫”直接來替代，既凸顯了險情的嚴重性，也容易使讀者了解新聞的內容和主旨。以上是直接用喻體代替本體（新聞要素）的例子，下面是本體和喻體同時出現在標題中的用例：14.哈尼梯田：追續千年的大地雕刻光明網2013-6-2915.像挖煤一樣挖文化光明日報2013-6-29由于新聞標題有引題、副題、主題等分別，有時本體和喻體會出現在標題的不同位置。例如：16.玲瓏剔透的視覺盛宴第三屆中國國際日用、工業玻璃制品展即將亮相中國文化報2007-7-517.十年磨“劍”近觀代航天員生活報刊文摘2008-9-26上述兩個標題，16的“視覺盛宴”和17的“劍”都是喻體，其本體分別是副題中的“第三屆中國國際日用、工業玻璃制品展”和“代航天員生活”，這是兩個最重要的新聞要素。除了上述創新性修辭和變異修辭的方法外，大眾傳媒新聞語境的特殊性還為它提供了“舊瓶裝新酒”的可能，即用表達新聞要素的關鍵詞去替換既有詞語（尤其是俗語）中的某個成分。這樣就會使本體顯現出一種新鮮變化的意境美來。例如：19.“濕露露”稱和干露露的不同在于高雅與低俗株洲新聞網2012-7-1620.西班牙報告證實存在“掛牛頭賣馬肉”新華網2013-4-17上述標題當中，19的新聞說國內嫩模吳雨嬋身材火辣，因不吝嗇展現姣好身材及敬業程度而有“濕露露”之稱。但隨著她逐漸走紅，其負面評價也越來越多。為此，她試圖澄清與干露露的差別所在。標題中的“‘濕露露’”是仿造焦點名詞“干露露”而成的。
20的新聞說，西班牙農業、食品、環境部和衛生部報告稱，該國189種牛肉的產品樣品送檢結果顯示有4％含有馬肉DNA。這個標題使用了中國“掛羊頭賣狗肉”的變異形式，既形象恰切又很好地體現新聞的含義。大眾傳媒的新聞標題，通常只是片言只語，但由于它居于新聞文本的顯著位置，因而是大眾了解新聞的窗口。大眾傳媒的新聞傳播要想收到效果，就得講求標題的修辭藝術。這種修辭藝術，即關乎“形而上”的理論，又涉及“形而下”的技巧，只有理論與實踐結合得好才能制作出好的標題來。同時，了解大眾傳媒新聞的特點所在有助于媒體人創新或變異修辭藝術，從而獲得良好的新聞傳播效果。
作者：李海宏 單位：浙江傳媒學院
新聞傳媒論文:新聞傳媒網絡傳播論文
1．新聞傳媒的特點以及其與和諧社會的關系
新聞傳媒是一種特殊的社會力量，并且在某些方面它具有這其他社會力量所沒有的優勢，這種優勢能夠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過程中發揮巨大的作用。大家都清楚，新聞傳媒對于社會它不僅僅是一種特殊的力量，同時也是一種特殊的精神生產資料。這種特殊的生產資料與其他生產資料相比所具備的優勢有：具有十分廣大的覆蓋面，其觸角可以觸角社會以及地域的各個層面；具有十分強大的滲透性，它可以滲透到社會生活中的各個生活領域，且能夠對生活中的各個領域進行影響；傳播速度極快，能夠對社會生活進行同步反映，即時干預；具有十分嚴格的周期性，按一定周期連續出版或播出，即馬克思所說的“每日干預運動”的“周期律”；具有廣泛的社會公開性，制作的結果會面向社會進行公開。這些特性與優勢確定了新聞傳媒在對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具有其他社會力量所無法比擬的影響力。也正因為如此，新聞傳媒理所當然的應該對構建和諧社會有所貢獻。新聞傳媒所具有的社會功能決定了它能夠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發揮強有力的推動作用。美國政治學家哈羅德?拉斯韋爾在《社會傳播的結構與功能》一文中，就概括地指出新聞媒體具有三大社會功能：監測環境功能，關系協調功能，文化傳承功能；后來學術界又補充了一種功能，即文化娛樂功能。我國新聞學界對新聞傳媒的社會功能有不同的概括和認識，具體說法和表述雖各有差異，但對新聞媒介具有強大的社會功能這一基本點的認識卻是相同的。國內傳播學者陳力丹認為，“如果這些功能能夠規范地發揮作用，會大大減少不必要的社會沖突，調解社會矛盾有利于構建和諧社會”。
2．新聞傳媒對構建和諧社會所能起到的作用
新聞傳媒在構建和諧社會過程中發揮巨大作用，它應該成為和諧社會的推動者、建設者和見證者，而推動和諧制度建設、營造和諧社會輿論、倡導和諧社會關系、培育公眾和諧心態則是媒介發揮作用的重要途徑。新聞宣傳是一種領導工作的方法，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我黨在長期的政治工作中得到了將新聞宣傳當作一種領導工作方法的寶貴經驗。1944年3月22日，在談到報紙是指導工作、教育群眾的武器時，說過看報紙比吃飯更重要。他形象地說:“關于報紙，現在高級領導同志，甚至中級領導同志都有一種感覺，沒有報紙便不好辦事。飯來了，報來了，我們有些人是先看報、后吃飯的。”這種“沒有報紙便不好辦事”的感覺，已經說明了報紙是對指導工作和教育人的重要工具。鄧小平在1950年5月16日召開的西南局新聞工作會議上提出，“拿筆桿子是實行領導的主要方法”。新聞傳媒作為一個領導方法，必須要有一個中心。革命報刊被馬克思、恩格斯看作是召喚人們的一面旗幟或思想中心。新聞媒介是構建和諧社會中的社會信息的臺。
信息傳播是新聞媒體的基本功能。“1984年，鄧小平為《經濟參考報》題詞：“開發信息資源，服務四化建設”。從這句話中可以看出小平同志新聞傳媒能者構建和諧社會中的所起的作用的高瞻遠矚。強化媒體的信息借給機制，將新聞宣傳工作和和諧社會的具體實踐相銜接，結合媒體本身的特點，加大信息傳播的有用性、有效性與有機性，掃除發展過程中的信息障礙，保障現代化建設事業的良性與快速運行，使新聞媒體成為和諧社會的信息窗，成為宣傳建設方針與政策、傳遞社會變化動態的信息橋梁。新聞媒介作為社會信息的臺，其應該具有選擇有用信息過濾無用信息的能力。歷史經驗昭示，信息閉塞是造成國家和地區落后的重要原因。傳媒是擔當著“去塞求通”的重要社會責任的組織。要想搏擊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洪流之中，不了解外界瞬息萬變的信息和動態是無法想象的。在這方面，傳媒應當提供多方位的信息，滿足甚至超出當地決策層、建設者的需要。可以及時傳達中央的政策規范，也可以配合政府在招商引資方面作介紹，更可以編發本地市場機遇和其它地區的市場動態。由于種種原因，目前的媒體上往往充斥不少“無效信息”，有人將當前媒體上“無效信息”的表現概括為“八多八少”，即會議新聞多，提供群眾需求的有益信息少，領導活動多，記述群眾的社會實踐活動少；工作報道多，反映群眾關心的熱點問題少；關系稿多，采用基層通訊員的來稿少；軟新聞多，給讀者提供經驗啟發性的深度報道少：雷同重復稿件多，獨家新聞、獨家見解的稿件少；不健康或虛假的廣告多，實用可信的廣告信息少；獵奇、庸俗的稿件多，生活服務類的信息少。這些無效信息大大阻礙了有效信息的傳播，使得受眾關注度高、契合他們需求的信息難以順暢傳達。因此，傳媒有可能也有必要成為無效信息的過濾器。一切有利于和諧社會構建的信息，一切有利于現代建設的信息，一切有利于大眾現代性增長的信息，才是有用與有效的。
當然，有效性還意味著信息的時效性，否則，錯過了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錯失了小康社會的良好機遇，即使再有用的信息也會變得無效。新聞傳媒是構建和諧社會的輿論導向領航員，是和諧社會構建的助推器。在和諧社會的創建過程中，讓媒體直接參與到各級政府部門的作中去。引導媒體大力倡導和諧理念，培養和諧精神，營造和諧的輿論氛圍，引導人們用和諧的思想認識事物，用和諧的態度對待問題，用和潴的方式處理矛盾，使崇尚和諧、維護和諧自覺內化為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首先，發揮新聞傳媒的作用，宣傳黨的政策方針。調動當地各個媒體都緊緊圍繞當地各級政府的中心工作，做好政策解讀，讓黨的政策深入人心。凡有新的政策、新的中心工作出臺，都充分發揮媒體的作用，贏得群眾的理解支持新聞媒介是和諧進程中的監督崗，是違紀違法的曝光平臺。
民主監督的一種重要形式就是輿論監督，輿論監督是反映人民心聲的重要渠道。輿論監督是諧社會的構建構建過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想要消除其中的“噪音”、“雜音”等一系列不和諧的聲音，必須依靠輿論監督。在批評和揭露社會丑惡現象的同時，倡導一種良好的社會風尚，引導社會輿論向正確的方向發展，讓人民群眾看到黨和政府懲治腐敗、維護社會穩定的決心。各級政府應該善于通過輿論聽取人民群眾的意見和呼聲，發現和解決問題，推進和改進工作作。要不怕家丑外揚，積極鼓勵支持媒體開展輿論監督。新聞傳媒在對引領公眾輿論、構建和諧社會有著主導作用。現代社會中充滿這信息，它是一個信息的社會，而且也是一個公眾的社會，在這個公眾領域中輿論的表現，將會直接影響到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基于此新聞傳媒等媒體都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信息時代中，媒體的一言一行都會對社會起到巨大的作用。新聞傳媒在現代社會中被賦予了對政治力量以及其他相關權利的監督和制約的職責。當然，新聞傳播及其監督活動必須獲得民主制度賦予其的合法性。在民主制度中，保障民主制度的必要條是件對權力的制約。通常的對權力的制約有三種方式，一是用權利制約權力，二是用權力制約權力，三是用道德制約權力。但是因為權力的相互制約這種方法沒有辦法最終解決監督監督者的問題，所以出現了健全用權利制約權力的這種機制，讓廣大公民來承擔起監督者的責任，合理地分配權力，用以限制、阻遏權力的濫用。在我國的這種制度下，這種功能主要的體現就為輿論監督。我國的新聞傳媒有著輿論監督優良的傳統，并在促進政府提高工作效率、揭露社會弊端、純潔黨的干部隊伍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3．如何讓新聞媒介促進社會和諧
鑒于新聞傳媒的特點和功能以及我國社會實際，筆者認為，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有必要從如下幾個方面人手改進和完善新聞報道工作，促進社會和諧。首先，回歸新聞本位，履行自己最基本的職能——報道新聞，傳遞信息，滿足受眾的認知欲和知情權。對于和諧社會來說，其首要特征就是民主法治。新聞報道正是確保人民主法治的重要特征，是人民群眾可以依法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依法表達意見，參與社會管理。而民群眾依法行使民主權利的重要手段——在信息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公眾必須借助媒介才能迅速完整地了解自己所處的環境的一切變動，從而作出恰當的反應，參與社會管理與決策。因此，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新聞媒體的首要的任務就是履行媒體之為媒體的基本職能。其次，唱響主旋律，堅持正面宣傳為主，充分發揮輿論引導功能。制約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因素是隨著社會變革，社會階層分化和利益群體多元化而產生的各種社會矛盾、利益沖突和社會關系緊張等不和諧因素。這些不和諧一方面要靠政府制定公平、合理、科學、有效的制度和政策來化解，另一方面需要媒介發揮有效的輿論引導功能。
輿論引導是新聞媒介的重大社會功能之一，是新聞媒介發揮對社會的凋適作用，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方式。我國新聞媒介歷來十分重視輿論引導，新聞媒介的輿論引導在統一思想、凝聚人心、弘揚正氣、服務大局等方面也的確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再次，第三，構筑公共領域，強化輿論監督，構建和諧社會。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民主法制，這要求有一個公共領域對權力進行必要的監督。在現代社會的文明進步中，新聞媒介被賦予了對政治力量以及其它權力進行監督和制約的神圣職責。在民主制度中，保障民主制度的必要條件是必須對權力進行制約。在現代這個社會中大眾傳媒具有制約權力的功能。在我國，輿論監督是這種功能的主要表現行為，它是指的是公民或新聞媒體發表與傳播針對政府機構或政府官員的批評性言論。這是言論自由權的諸項政治與社會功能的一種體現。，必須堅持“以人為本”，重視新聞媒介的人文關懷。“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的核心主題，各種社會關系的和諧是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方面，其中又以社會各利益主體、社會各階層之間生存狀況與發展預期的和諧更具有決定性作用。因此，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必須堅持以人為本這個主題。
新聞傳媒論文:新聞傳媒的普通話教育論文
凸顯傳媒專業特色
思維敏捷、活躍是新聞傳媒專業學生不同于其他專業學生的一個特點，然而普通話作為實踐比例較大的課程并不利于新聞傳媒專業學生去發散思維，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要發掘出符合該專業學生特點的教學方式，幫助他們提高普通話水平。1、增加課前說新聞實踐環節開展課前說新聞的實踐環節是培養學生普通話表達能力的重要一步，每堂課開始之前請五六個學生上講臺上播報一條新聞，教師針對學生的語音、語氣、語法進行評價和打分，這可以作為期末總成績的一部分，充分調動起學生學習普通話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這個過程中會不斷加深學生的新聞敏感度，在教師的點評下明白自身普通話的不足之處，極大的提升了口語表達水平。2、充分利用廣播、影視資料的相關素材多媒體教學可以為學生提供有聲有色的學習資料，幫助學生學習普通話各方面的規范，相聲表演藝術家侯寶林的代表作《普通話與方言》就是很好的素材，幫助學生理解普通話和方言之間的區別；《新聞聯播》作為我國影響力較大的電視新聞欄目，其對普通話的要求是極高的，給學生分析主持人的語氣和語態，為其提供極佳的例證。CCTV每年的新年新詩會也可以作為教學素材播放給學生，為學生講解朗讀的技巧。3、邀請傳媒從業人員為學生進行普通話實踐教學可以定期或不定期的邀請有實踐經驗的主持人、播音員等傳媒從業人員為學生進行講解，讓學生了解普通話的重要性和實踐功能，同時看到傳媒從業人員極高的普通話表達水平，在這個交流溝通的過程中明白自身的不足，增加學習普通話的積極性，這是針對新聞傳媒專業學生的有效舉措之一。
理論教學緊貼普通話測試，強化說話訓練
語言學家呂叔湘先生曾經說過：“語言不需要以十分飄渺的形式存在，它作為人們日常交流溝通所用的形式出現。”普通話教學對于高校新聞傳媒專業學生來說不是一門單純的課程，更應該在理論指導的基礎上強化說話訓練，在日常生活中注重語氣、語態等方面的培養。廣播電視編導等新聞傳媒專業都要求學生在報考大學前進行普通話考試，新聞傳媒專業學生相對于其他專業學生的普通話水平處于中上層，流暢朗讀對于他們來說并不是大問題，但是口語表達能力還遠遠不夠，這和缺乏一定量的說話訓練有著密切的關系。總結學生口語表達能力差的原因，首先是缺乏思路，無話可說，再次是說話形式在但是感情缺乏。說話難關必須采取相應的措施來克服，幫助學生提高語言表達和思維能力，教師應該加強實踐教學的比例。學生在說話過程中思維和情感都會引起一定的活躍度，這種活躍度要保持高昂的話就必須充分把握住技巧，起到相輔相成的效果，這和學生的事物認知能力有著密切的關系，就是指在實際交流過程中的語言表達能力。通常情況下，給說話者一些詞語或關鍵字就能激發其語言表達的思路。一般人們喜歡討論購物和消費的話題，但是毫無目的的談論只會讓整個對話繁瑣，有些時候還會無話可說。但是一旦將話題分類清楚，談論話題就顯得清晰多了，將消費分為網上購物、商店購物、電視購物等形式，幫助學生培養流暢的口語表達能力，這對于發散性思維的培養也顯得至關重要。教師可以給學生指定一個話題或新聞熱點，讓其用正確的語態來發表對這個話題的看法，讓普通話水平在日常表達中提高。教師在新聞傳媒教學中要緊貼普通話教學的標準，通過多方面的訓練來培養學生的普通話表達能力，學生在日常交流溝通中要注意說話方式和語氣，不斷擴展自身口語表達的思路，這對于一個新聞傳媒專業的學生來說是必須具備的。教師作為教學過程中的主導者更需要根據學生的特點調整普通話教學方式，為社會輸送高素質、高水平的傳媒人才。
本文作者：張魯萍工作單位：新余學院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新聞傳媒論文:電視傳媒民生新聞發展論文
一、自貢電視傳媒民生新聞的現狀
通過隨機抽樣方式，從2008年4月至10月之間自貢市電視臺播出的《鹽都播報》與《都市全接觸》中各抽取了非節假日和非特別節目的9期節目進行內容分析，旨在正常情況下和自然狀態中，對這兩檔節日所體現的普遍性特征進行客觀研究。
1兩檔節目的本地新聞信息量分析
《鹽都播報》每天的節目時間大約在十五分鐘左右，每天的本地新聞信息量保持在7～9條新聞之間。平均每條新聞的時長為1.5～2.1分鐘。《都市全接觸》每天的節目時間大約在三十分鐘左右。其中，除去每天固定的話題討論子欄目《東評西說》以及天氣預報等非新聞性欄目時間，留給新聞性節目的時間只有12分鐘左右，每天的本地新聞信息量保持在5～6條新聞之間。平均每條新聞的時長為2—2，4分鐘。
2兩檔節目的子欄目分析
《鹽都播報》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及時個部分是《鹽都播報》的主體內容——本地的民生新聞，沒有設置欄目名稱；第二個子欄目“今日掃描”，內容主要為時政新聞，不屬于民生新聞的范疇，以簡訊的形式。《都市全接觸》設置了五個子欄目：“目擊現場”、“東評西說”、“當日快報”、“百姓說事”、“侯琪說天氣”。除“百姓說事”和“侯琪說天氣”之外，其余的內容都為民生新聞。“目擊現場”把重大的、突發性的新聞事件在及時時間傳遞給市民，“東評西說”則通過“說新聞”加上“點評新聞”的方式，傳遞新鮮資訊并直接表明媒體的態度。“當日快報”選取當天國內報紙上刊登的與國計民生息息相關的新聞資訊加以報道，信息量大，報道面廣。
3兩檔節目的報道內容分析
通過對《鹽都播報》與《都市全接觸》兩檔節目的數據分析，我們發現了幾個信息：
及時，兩檔節目的新聞內容側重點雖然有相同之處，但更多的是不同。《鹽都播報》的報道題材集中在文化遺產、交通治安、健身運動、農村信息、求助與助人信息等方面；《都市全接觸》的報道題材集中在社會公德、就業上學、交通治安等方面。對于一些具有重大新聞價值的事件，兩檔欄目都有報道，但報道視角、報道內容則有所不同，避免了報道題材的重復。兩檔欄目不同的側重點避免了兩個欄目之間的同質化競爭并有利于觀眾了解到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狀況。
第二，“健身運動”和“農村信息”逐漸成為報道熱點。2008年是“奧運年”，“全民健身”的理念深入人心，更多市民投入到體育健身活動中來。此外，自貢市提出了“體育惠民”戰略，大大推動了群眾體育活動的廣泛開展。因此，這兩檔欄目中記錄“健身運動”的報道數量也大幅度增多。
“三農”問題，是國家受到國家和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問題，農村稅費改革、農民醫療保險、農村政策執行情況等問題，在兩檔欄目中都得到了客觀、及時的反映。但是，兩檔欄目對農村醫療衛生狀況、農村業余文化生活、農民的教育和技術培訓等方面關注不夠。
第三，“自貢市物質文化遺產”題材得到深化。
自貢市作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物質文化遺產資源十分豐富。粲海井、吉成質?如何爭取持續發展的空間?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改革和完善：
1“大民生”的報道理念
地方電視傳媒應樹立“大民生”的報道理念，在新聞題材的選取、報道角度、報道方式等方面加以改進，提升民生新聞的高度，拓展民生新聞的厚度，充分發揮電視傳媒的輿論影響力。
首先，拓寬民生新聞題材選取的范圍。加大就業上學、物價波動、打假治劣等與市民衣食住行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題材的報道力度；更多關注新興的社會現象與流行的社會時尚。并加以解釋、點評與引導；更多關注市民的藝術文化生活和民間文化藝術；通過獨特的視角和創新新聞策劃對當地獨有的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深度報道和開發。
其次，改變報道角度。敘述角度由俯視向平視轉變。運用平民的視角報道、平視的拍攝角度、平等的、平易近人的表述方式，關注現實社會，體現傳媒的人文關懷。強化傳媒的服務性，更多地從為老百姓服務、為老百姓解決實際問題的角度來進行報道，并對觀眾進行正確的引導。
第三，改變報道方式。國家有關民生問題的大政方針，和各級政府的相關政策、規定，也是市民密切關注的。在報道方式上，應做到將這類“硬新聞”題材軟化，將普遍的問題個體化，采用平民化的語言風格、故事性的敘事方式，將“硬新聞”人性化、人情化，以激發觀眾的收視興趣。
2傳媒資源的整合，發展民生新聞報道力量。
加強媒體間合作互動，建立一個由廣播、電視、報紙、網絡整合而成的媒體新聞信息平臺，形成一個跨媒體的互動資訊架構。這種結構具有靈活互動，優勢互補的特點，能夠讓傳媒的新聞資源得到優化整合，利用率大大提高。
構建覆蓋面廣、主動活躍的“新聞線人網”和“新聞通訊員網”，培養和發展一批掌握基本拍攝和報道技能的“新聞線人”和基層“新聞通訊員”。在突發性的新聞事實發生時，處在新聞現場的新聞線人不僅能夠豐富新聞線索來源，并能夠作為臨時記者承擔起采制新聞的任務。從而保障突發新聞的及時性和性，并且他們通過自己的親身記錄，將日常生活變為媒體場景，在報道方式和報道內容上更加貼近民眾。基層“新聞通訊員”隊伍，能夠敏銳地捕捉社會在經濟發展和社會建設中的生動實踐和新鮮經驗，并在情感上與民眾相互交融，他們的報道能夠迅速有效地傳達民情、民意。
3培育民生新聞的特色品牌欄目，建構民生新聞節目體系。
培育民生新聞的特色品牌欄目。電視傳媒應依托本土的經濟環境、文化環境、受眾環境，培育一批具有相對優勢和地方特色的個性化的民生新聞品牌欄目。具體的發展戰略如下：
及時，在定位上突出差異化。以自貢電視臺為例，可考慮將《鹽都播報》發展成為“記錄自貢市民每天生活”的聚焦本地新聞的民生新聞品牌欄目，在報道上突出新聞的現場性和性，在報道方式上體現細節性、故事化和人性化將《都市全接觸》發展為提供快速和密集信息的民生新聞雜志欄目，關注視角拓展到國內外與國計民生相關的政策資訊、消費、經濟等重大題材，把重點放在服務性和引導性的內容上。
第二，發展新的民生新聞欄目類型，建構更為完善的民生新聞節目體系。可依據現有的媒體資源和人文資源，開發新的民生欄目類型，建構更為完善的民生新聞節目體系。可開辦民生新聞評論欄日，形成幽默詼諧、休閑輕松、精當犀利的評論特色，從而拓展民生新聞的深度。此外，可考慮培育采用方言播報和評論的民生新聞和民生新聞評論欄目。方言代表了地方的特色和文化，地方級電視臺的收視對象主要為本地市民。因此，發展方言的民生新聞欄目，尋求多元化的表現形式，能夠突出地域個性和語言特色，能夠凸顯濃重的本土文化，讓市民感覺更質樸、細膩、率真，在情感上更加認同，有利于提高新聞傳播的效果。
摘要本文采用內容分析法對自貢市的《鹽都播報》與《都市全接觸》兩檔典型的電視民生新聞欄目進行了分析以了解當前地方級電視傳媒民生新聞的發展現狀，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建設性的改進措施。
關鍵詞電視傳媒民生新聞
新聞傳媒論文:我國新聞傳媒業發展論文
摘要：我國的新聞傳媒業取得了很大發展，但與西方傳媒強國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改革開放以來，新聞傳媒業在堅持黨管輿論導向、社會效益及時和漸進式改革的原則下，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效，也面臨著改革模式、管理體制、運行機制、行業政策、發展戰略等方面的問題。中國的發展和強大，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新聞傳播體系。我們必須針對客觀形勢的變化和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制定出新聞傳媒業改革與發展的戰略規劃。
關鍵詞：新聞傳媒改革發展
同志在十六大報告中提出“當今世界，文化與經濟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作用和地位越來越突出。”這是我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世界發展新規律所做出的科學論斷。因此，中央把文化建設和文化體制改革列為建設小康社會的一項重要戰略部署。作為文化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新聞傳媒面臨重大的歷史發展機遇。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所必然帶來的傳媒全球化，也使新聞傳媒業必須面對國際傳媒的激烈競爭。如何抓住機遇，加快發展，是傳媒業當前的一項重要任務。
一、我國傳媒業的發展及國際比較
1、我國傳媒業的發展
建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傳媒業取得了很大發展。2001年，全國報紙種數為2111種，總印數為938.9億印張，千人報紙擁有量為142份，分別是1978年的11.3倍、8.3倍和3.2倍，是1950年的5.5倍、144.4倍和26倍；圖書總數為154526種，圖書總印張數為406.1億印張，千人圖書擁有量為4944冊，分別是1978年的10.3倍、3倍和1.3倍，是1950年的12.7倍、68.8倍和10.1倍；雜志總數為8889種，總印張數為100.9億印張，千人雜志擁有量為162冊，分別是1978年的9.6倍、4.4倍和2.5倍，是1950年的30.1倍、126.1倍和8.1倍；電臺總數為301座，發射總功率為49615千瓦，分別是1978年的3.1和3.6倍，是1950年的6倍和138.5倍；電視臺總數為357座，千人電視機擁有量為300臺，分別是1978年的11.2和115.4倍。作為第四媒體的互聯網90年代初進入中國，1993年互聯網用戶數僅為2000人，1997年10月，用戶人數為62萬人，到2002年1月用戶人數達到3370萬人。
我國從1978年開始恢復媒體廣告業務，廣告營業額的增長速度遠高于GDP的增長速度。從1982年到2000年，廣告營業額年均增長幅度為42%，是同期GDP增長幅度的2.6倍。廣告營業額占GDP的比重從1982年的不到0.3‰，上升到2000年的0.8%，人均廣告費也由1982年的0.15元增加到2000年的56元，廣告從業人員從1982年的1.6萬人增加到2000年的64萬人。在廣告營業額的構成中，媒體廣告占到很大比重。2000年報紙廣告為146.47億元，占20.55%；電視廣告為168.91億元，占23.7%；廣播廣告15.19億元，占2.13%；雜志廣告11.34億元，占1.59%。
2、傳媒業的國際比較
我國對反映傳媒發展水平的幾個主要指標：千人日報擁有量、千人收音機擁有量、千人電視機擁有量和千人互聯網用戶數，進行了世界幾大國的比較。1996年，中國千人日報擁有量為40.4份，日本為578.1份，美國為212.5份，俄羅斯為105份。1997年，中國千人收音機擁有量為339臺，印度為120臺，日本為956臺，美國為2118臺，俄羅斯為418臺。2000年，中國千人電視機擁有量為293臺，印度為78臺，日本為725臺，美國為854臺。2000年，中國千人互聯網用戶為17.8人，印度為4.9人，日本為371.1人，美國為338.7人，俄羅斯為21.3人。
筆者還對中國傳媒在世界傳媒業中所占地位計算了測算和評估。中國的日報總量1995年已占到世界總量的9.18%，收音機總量1997年已占到世界總量的17.2%，電視機總量1997年已占到世界總量的24%，互聯網用戶2002年初已占到世界總量的6.2%。由這些總量數字可以看出，我國已成為世界的傳媒大國。另一方面，筆者用傳媒滲透能力指數計算了1995年世界各國的傳媒發展水平，結果發現我國的傳媒滲透能力指數僅略高于中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僅相當于美國水平的1/6，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的1/2，OECD國家平均水平的1/5。這說明我國還僅是個傳媒弱國。
在國際傳播方面，美聯社、合眾國際、路透社、法新社每天發出的新聞量占據了整個世界新聞發稿量的4/5，傳播于世界各地的新聞，90%以上是由美國和西方國家壟斷。西方50家媒體跨國公司占據了世界95%的傳媒市場。美國控制了全球75%的電視節目的生產和制作，美國電影占領了全球50%以上的總放映時間。世界傳媒發展很不平衡，“西風壓倒了東風”，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控制了新聞輿論和傳媒市場，形成了“媒介帝國主義”。
二、我國傳媒業的改革
1、改革歷程
我國傳媒業經歷了兩次大的改革。及時次是1978年以后進行的“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改革，國家逐步減少對新聞單位的財政撥款，絕大多數新聞單位通過媒體廣告等經營創收實現自收自支。第二次是1996年以后進行的媒體“集團化”改革，廣州日報等幾十家大型新聞單位組建起傳媒集團。“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改革，是傳媒業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而采取的改革措施，它一方面減輕了國家財政負擔，另一方面激發出媒體自我發展的積極性。各新聞單位按照市場需求，創辦了各種滿足不同受眾需求的媒體形式，并在內部推行獨立核算、承包經營、人事分配等各項改革。“集團化”改革，是新聞媒體發展到一定規模，面對社會信息化和傳媒全球化的新形勢，所做出的必然選擇。事業單位的組織形式已不適應新形勢的發展，只有用集團這種組織形式，才能把規模日益龐大、分工逐漸細化、媒體數量不斷增加、產業功能更加完備的傳媒組織更好地協調和運作起來。我國宏觀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的外部環境，以及信息社會帶來的發展機遇，加上新聞單位內部不斷深化各項改革，使傳媒業迅速成長為一個充滿活力的新興產業。目前，我國整個傳媒市場的規模已超過1000億元，從1998年起傳媒業連續三年保持了25%的增長速度，利稅總額已超過煙草業，在所有行業中排名第四，出現了一批規模達十幾億、幾十億甚至上百億的大型傳媒集團。
2、改革中取得的經驗及存在的問題
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傳媒業積累了一些寶貴的改革經驗，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①堅持黨管輿論導向。新聞媒體具有很強的外部性，表現為正、負兩個方面，取決于輿論導向的正確與否。正確的輿論導向能夠凝聚人心、振奮力量，形成推動社會進步的巨大力量。錯誤的輿論導向則渙散精神、激化矛盾，造成嚴重后果。同志曾精辟地指出：“輿論導向正確是黨和人民之福，輿論導向錯誤是黨和人民之禍。”在新聞媒體改革的20幾年中，我們始終堅持黨管輿論導向的原則，使新聞宣傳工作緊緊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任務，服從和服務于全黨和全國的工作大局，對維護和促進社會穩定，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集中力量搞好經濟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
②堅持社會效益及時。在新聞媒體提供的產品與服務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公共產品（如新聞、天氣預報等）。公共產品外部性最強，產生的社會影響較大。向廣大人民提供公共產品，是新聞媒體的責任和義務。雖然新聞媒體進行企業化運作后，所提供的私人物品（如廣告、信息服務等）不斷增加，而提供私人物品能夠帶來經濟利益，但我們一貫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及時位，把提供公共產品作為新聞媒體的首要任務。實踐證明，我們在社會效益及時原則下進行的媒體改革，保障了新聞媒體黨和政府喉舌的性質不變，保障了新聞媒體社會公器的性質不變，即使是媒體產業化發展到一定程度，也沒有使其異化為被經濟利益集團操控的工具。
③堅持漸進式改革。與我國宏觀經濟體制改革相仿，新聞媒體的改革也走了一條漸進式改革的路子。各項改革措施基本上是借鑒國有企業的經驗，進程上比國有企業有一段時間的滯后。漸進式的改革方式，保障了新聞媒體在總體穩定的前提下，先易后難、由表及里地推進各項改革，以發展保改革，以改革促發展，較好地處理了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新聞媒體是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緊密相連，且直接關乎社會穩定，因此必須堅持漸進式的改革方式，以穩定大局為根本出發點，避免因局部改革失利而對全社會造成不利影響。
當然，新聞媒體業改革也遇到了一些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①集團化改革目標模式不明確，改革成效不明顯。近幾年我國陸續組建了幾十家傳媒集團，數量可謂不少，但絕大多數傳媒集團在體制和機制上沒有什么變化，基本上是“翻牌集團”。出現大量傳媒翻牌集團的原因，是我們缺乏一個明確的改革目標模式。我們對為什么組建傳媒集團、如何組建傳媒集團、如何促進傳媒集團做大做強等重要問題缺乏深入地研究，以至于我們拿不出一個指導性、操作性很強的文件，來規范傳媒集團的組建和發展。由于沒有中央的政策性指導，加上本身固有的“路徑依賴”，傳媒集團的改革大多只是在“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基礎上修修補補，改革成效不明顯。
②管理體制形成的條塊分割和地方保護，限制了媒體的發展空間。長期以來我國新聞傳媒業實行“條塊結合，以塊為主，分級管理”的模式，在實際中形成了嚴重的條塊分割和地方保護。這種管理體制嚴重地限制了媒體的發
展空間，傳媒集團的跨媒體、跨行業、跨地區發展難度很大。從發達國家傳媒集團的發展過程來看，跨媒體、跨行業、跨地區、跨國界是其發展的主要特征。我國現行的傳媒管理體制，把一個巨大的傳媒市場分割成零碎的小塊，即使一些實力較強的傳媒集團，也無法突破體制的限制，把零碎的市場整合起來。這是我國傳媒集團難以做大做強的體制性原因。
③傳媒業行業壁壘很高，壟斷利潤帶來了表面繁榮。傳媒業是一個特殊行業，國家的行政控制很嚴，行業壁壘很高。行業壁壘造成了傳媒業的寡頭經濟現象，一個行業或地區的傳媒市場一般被為數不多的兩個或三個傳媒集團壟斷。寡頭壟斷帶來了高額的利潤，傳媒業一派繁榮景象，很多傳媒集團花巨資建品質辦公樓，經營星級酒店和度假村等。這種繁榮只是表面上的，與國外傳媒相比，我們的差距還很大，我國傳媒的滲透能力指數只相當于中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寡頭壟斷不利于市場效率的發揮。我國傳媒業的寡頭壟斷帶來了表面繁榮，但實際上并不利于整個傳媒市場的發展和國家綜合傳媒能力的提高。
④缺乏優勝劣汰機制，媒體兼并、聯合、重組存在很多障礙。我國有一萬多家報刊社，幾千家電視臺、電臺，除少數媒體有較好的效益外，有很大一批數量只是靠行政撥款在低水平上勉強維持。在我國媒體都是事業單位，除因宣傳違規而被撤消刊號，即使負債累累也不會倒閉或破產。我國傳媒業缺乏應有退出機制，使媒體的兼并、聯合、重組存在很多障礙，在實踐中的行政撮合也暴露出許多問題。無法通過優勝劣汰、有生有死的市場法則進行資源的合理流動和有效配置，這也是傳媒集團難以做大做強的原因之一。
⑤傳媒資產管理體系不完善，缺乏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我國傳媒業已形成了近1000億的資產，而目前還沒有一個明確的政府部門對這么大的一筆資產進行監管。在大多數地方，媒體資產的所有權、支配權和使用權都歸媒體單位所有，也有些地方（如上海）媒體資產由宣傳部直接支配。傳媒資產管理體系的不完善，使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難以建立。一方面，傳媒集團管理者的經濟收入與經營業績不直接掛鉤，影響了其積極性的發揮；另一方面，他們的經營行為也缺乏應有的監督，容易出現內部人控制行為。
⑥缺乏國際化戰略意識，在國際傳播上力量很弱。中國作為一個日益強大、日益開放的大國，在國際輿論上掌握一定的話語權是十分必要的。長期以來，我國的外宣工作主要由新華社、中央電視臺等少數幾個中央級媒體承擔，政府投入了大量財力，但在國際上的聲音依然很弱。現在有一些地方（如廣東、上海等）的傳媒集團已具備了相當雄厚的實力，有能力進軍國際市場。但地方媒體只把眼光放在國內或本地區，缺乏國際化戰略意識，這不但限制了它們自身的發展空間，也不能增強我國在國際傳播上的力量。
三、我國傳媒業下一步改革和發展的戰略方案設想
我國加入WTO后，國外傳媒加緊搶占國內市場，傳媒業面臨很大挑戰。另一方面，我國迫切需要加強國際傳播力量，擴大中國在世界上的聲音。傳媒業面臨進一步加快改革和發展的迫切任務。筆者認為，我國的傳媒改革還應繼續堅持黨管輿論、社會效益及時和漸進式改革的基本原則，在這些大原則的前提下，加快束縛傳媒業發展的體制弊端的改革步伐。針對傳媒業現存的問題，筆者提出下一步改革和發展戰略方案的一些初步設想。
1、確定集團化改革目標模式。根據我國的具體國情，傳媒集團化改革宜采用“一團兩制”的模式，實行采編經營“兩分開”，宣傳部門還是事業性質，保留報社、電視臺、電臺等事業法人資格和編制，是輿論宣傳的主體。經營部門剝離出來成立公司，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母子公司體制，是市場運作的主體。事業單位是企業公司的主要出資人，享有資產收益權、重要人事任免權和重大事項決策權。按照現有法律框架，建立黨委領導與法人治理結構相結合的領導體制，明確黨委與公司董事會的權、責、利劃分，形成有效的權力制衡機制。
2、改革傳媒業宏觀管理體制。按照政事分開、政企分開的原則，調整傳媒業的宏觀管理體制，突破條塊分開限制，促進媒體產業結構轉型。一方面要打破條條分割，首先要把廣播電視局與廣電集團分離，進一步再把廣電總局與新聞出版局合并。在政府管理體制改革的基礎上，組建跨媒體、跨行業的傳媒集團。另一方面要打破塊塊分割，削弱地方對新聞媒體的屬地管轄權，組建跨地區的新聞管理機構，鼓勵傳媒集團實行跨地區發展。
3、打破傳媒業的行業壁壘。放寬傳媒業的準入條件，突破機關報（臺）一統天下和傳媒行業寡頭壟斷的局面，允許國家企業、社會團體以及個人參與媒體經營運作。一種方式是允許企業、社團及個人參股傳媒集團的經營性公司，另一種方式允許創辦有別于機關報（臺）的公共媒體，公共媒體由企業、社團及個人提供資金，不對某一機關負責，而是對憲法和法律負責，表達社會不同利益群體的輿論呼聲。公共媒體的創立有利于打破機關媒體一統天下的格局，對引入外部競爭、促進傳媒市場的發育和完善都會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4、進一步整頓傳媒市場秩序。對現在較為混亂的傳媒市場進行集中治理整頓，建立媒體退出機制，對那些宣傳屢出問題、經營嚴重虧損的媒體，要進行關閉或破產。鼓勵傳媒集團運用市場手段對其他媒體進行兼并、聯合、重組，優化傳媒市場資源配置，促進傳媒集團做大做強。
5、建立完善的傳媒資產管理體系。把傳媒資產納入國有資產管理體系，指定國資委的有關部門對傳媒資產進行監管。對傳媒集團實行國有資產授權經營，制定相應的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責任體系，按照經營業績對傳媒集團的管理者進行適當獎罰。加強對傳媒集團管理者經營行為的監督，國資委指派專人加入傳媒集團董事會、監事會，也可委派財務負責人，對傳媒集團管理者的自利行為進行及時監督和控制。
6、實施“走出去”的發展戰略。在世界傳播秩序中掌握一定的話語權對中國的發展至關重要。傳媒集團的國際化發展，不僅是傳媒集團或傳媒行業利益的擴大，更重要的是它關乎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地位和形象。因此，國家除加強對新華社等中央新聞單位對外宣傳的扶持外，還應調動其他傳媒集團跨國發展的積極性，對傳媒集團到境外辦刊、辦報、辦臺要給予一定的財政支持和優惠政策，還要支持傳媒集團到海外融資和上市。傳媒集團的跨國發展，一定會增強我國對外宣傳能力，在世界傳播秩序中占據一席之地。
四、促進傳媒業改革和發展的幾點措施建議
傳媒業的改革和發展是一項十分迫切的任務，筆者對當前應當采取的措施提出幾點建議：
1、建議和新聞出版總署對各地方傳媒集團試點情況進行充分調研，總結成功經驗和作法，在此基礎上出臺一個針對性很強的指導文件，以此推動傳媒集團化改革的深入發展。
2、建議在一些地方試點傳媒宏觀管理體制的改革，按照政事分開、政企分開的原則，重新調整傳媒宏觀管理格局，建立跨地區的傳媒管理機構，打破條塊分割，推動傳媒集團跨媒體、跨行業、跨地區發展。
3、建議在幾個傳媒集團試點融資方式改革，在內部宣傳經營兩分開的基礎上，允許經營性公司向企業、社團和公眾募集股份，可挑選幾家條件較為成熟的傳媒集團上市融資。
4、建議在幾個（或一個）地方試點創辦幾個公共媒體，嘗試在新形式下傳媒發展和管理的新途徑。
5、建議和新聞出版署協同國家有關部門，制訂類似公司《破產法》的新聞媒體破產條例，并依據該條例對新聞媒體市場進行治理整頓，試點傳媒集團通過規范的市場手段兼并、聯合、重組。
6、建議和新聞出版署協同國資委等部門，制訂傳媒國有資產管理條例，明確出資人和經營者的責、權、利，并制定出有效的激勵與約束機制。
7、建議國務院制定和出臺相關政策，鼓勵傳媒集團向海外發展。
新聞傳媒論文:新聞傳媒功能管理論文
內容提要構建和諧社會是我國社會發展的新要求和治國安邦的重大戰略任務。新聞傳媒作為黨執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在構建和諧社會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新聞傳媒作為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輿論工具，應該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積極引領公眾輿論，努力在構建和諧社會中凝力，為建設小康社會、加強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發揮重要作用。
關鍵詞新聞傳媒和諧社會輿論導向公眾輿論
新聞傳媒在構建和諧社會過程中具有其它載體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探討新聞傳媒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功能、使命與作用，不僅是全體新聞宣傳工作者的責任，同時也是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必須從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高度來認識傳媒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重要性，厘清它的功能、使命與作用。新聞傳媒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輿論工具
傳播學的誕生不僅僅是工業發展的結果，更主要的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需要。從傳播學學科初創之始，它就以其深刻的學科理念影響著社會。美國著名政治家、傳播學奠基人哈羅德·拉斯韋爾早就指出傳播學的三種社會功能：“(1)監視環境，揭示那些會對社會及其組成部分的地位帶來影響的威脅和機遇；(2)使社會的組成部分在對環境做出反應時相互關聯；(3)傳播社會遺產。”他甚至樂觀地設想過：“在民主社會中，合理的選擇取決于教養，而教養又取決于傳播，尤其取決于領導者、專家和普通百姓之間能有相同的注意內容。”[1]“專家、領袖和普通人可對世界大多數人的趨勢有同樣的大體估計，也可對戰爭的可能性有同樣的總體看法。在整個社會，使普通人頭腦中關于現實世界重大關系的圖景，與專家、領袖頭腦中的圖景高度相等，將主要由大眾傳媒的控制者促成，這絕不是幻想。”[2]實際上，拉斯韋爾關于傳播學的三項社會功能中，有兩項是直接涉及生存環境構建問題的。在當下社會，人們已經無法離開媒介。另一位傳播學家麥奎爾，還形象地列出了一個“媒介地圖”，如圖1。（圖略）
這樣一張媒介圖，清晰表明了大眾傳媒作為一個中介，在社會、國家和媒介受眾之間的復雜關系及其學科特點，通過適當的價值目標、實現控制，以及給受眾提供信息文化服務方面的協調關系。比如，媒介與其它機構，媒介與公眾之間的聯系等。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媒介與社會的替論。另外，他還通過對以媒介的變化、自由、多樣性為內容的“離心性”和以秩序、控制、整合性、聚合性為內容的“向心性”等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多方面的有益借鑒。另一位美國著名媒介批評家和新聞學者阿特休爾，在其《權力的媒介》中摒棄冷戰思維的“報刊的四種理論”，重新劃分成三種社會傳播模式，即市場經濟世界模式、馬克思主義世界模式、進步中世界模式。盡管這種分法的科學性還有待研究，但它通過對三種模式在新聞事業的目的、信念、新聞自由等方面內容進行比較分析證實：不管是哪個模式，也不管它是介于何種政治、經濟或社會制度，傳媒的性質和功能在一些根本問題上，有其明顯的一致性，且主要體現在目的、信念方面。阿特休爾深刻指出：“當今世界有時被人稱為核時代，有時被人稱為信息爆炸時代。這些術語的含義都是指同一件事，即：世界是一個科學技術使之改換面貌的世界，一個充滿前途和希望的世界；然而同時又是一個充滿危險的世界，對世界的生死存亡具有真正的威脅。爆炸式的突飛猛進、鋪天蓋地的情形既是知識的源泉，又是毀滅的種子。在這個日新月異的社會秩序中，在新聞媒介從事工作的男男女女，包括新聞商人，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描繪世界面貌的正是那些人，而世界面貌構成人類抉擇行動的基礎。認識不到這個基本而又嚴酷的事實就無法理解新聞媒介在人類事務中的作用。”[3]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國已進入到信息社會。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人們消費的“信息系數”與“恩格爾系數”恰好呈負相關性，即生活水平越低，飲食支出越高，而生活水平越高，信息系數則越高(見圖2)。（圖略）
當今社會，新聞傳播無疑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新聞已經成了政治信息體系中的核心，甚至成為當下維持社會正常運轉的重要工具之一。不管是國家元首，還是利益集團，抑或普通民眾，只要把其信息放在新聞文本里面，新聞就不再只是政治角色與其觀眾交流的平臺，它已經成了從國家上層的政治精英到普通老百姓，了解和監督自己的利益是如何被公開反映的主要渠道，成為他們了解政府和政治的運轉，人們的生活狀況以及誰在那里制造了新聞，或誰沒有制造新聞，新聞如何影響社會，如何影響政治等一系列社會問題的交流平臺。特別是在大眾傳媒時代，政治家們都已經很習慣地走到公眾面前，利用大眾傳媒向廣大民眾傳遞他們的思想。信息已經越來越被控制在政治精英們的手中。
現代新聞的體系結構可以概括為三元結構：一是媒體本身，這是新聞的生產基地；二是政治家、政治精英，新聞離不開政治家，政治家也離不開媒體；三是讀者，亦為受眾，離開受眾，新聞就失去了基礎，受眾是新聞的消費者。
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是新聞傳媒
構建和諧社會的長期任務
新聞傳媒要充分發揮輿論引導的優勢，弘揚輿論引導之“勢”，發揮引導之“術”，把握引導之“度”，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中堅力量。馬克思與恩格斯對傳媒輿論的重要性有兩個經典比喻：一是“社會輿論的紙幣”，二是“黨和人民的喉舌”。1850年11月1日，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篇合寫的文章中明確提出：“以前，報紙是作為社會輿論的紙幣流通的。”1849年2月7日，馬克思在法庭上嚴正駁斥對《新萊茵報》的控告，他指出：“報刊按其使命來說，是社會的捍衛者，是針對當權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無處不在的耳目，是熱情維護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萬應的喉舌。”[4]一百五十多年以來，“社會輿論的紙幣”的流通已不限于報紙，它從單一的報紙發展到廣播、電視、網絡、數字化媒體，流通的速度更快捷、更廣泛、影響力更大。
1957年7月在青島召開的省市委書記會議上明確提出：“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這里的目標，描述的就是一種“和諧”。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提出：“總之，要使我們黨的報刊成為全國安定團結的思想上的中心。報刊、廣播、電視都要把促進安定團結，提高青年的社會主義覺悟，作為自己的一項經常性的、基本的任務。”[5]他主張新聞單位要積極主動、理直氣壯而又有說服力地宣傳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一切，都是為了在黨指引的道路上，安下心來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創造庚好的輿論環境。1996年9月26日，在視察人民日報社的講話中，進一步強調：“輿論導向正確，是黨和人民之福；輿論導向錯誤，是黨和人民之禍。黨的新聞事業與黨休戚與共，是黨的生命的一部分。可以說，輿論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是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所系的工作。”[6]
構建和諧社會，堅持正確的輿論引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一貫提倡的。新聞輿論引導之勢要反映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責任意識。從全局考慮，去反映大事、大情、大理。主流媒體特別是黨報黨刊，央視和各省市的廣播、電視，有責任做大做強主流媒體的輿論場，發揮主流媒體的性和主渠道作用，要在輿論引導中成為“領唱者”。現在有一些媒體，習慣于炒作那些發生在周圍的雞毛蒜皮，美其名曰“民生”新聞、“公共”新聞。應當說，偶爾為之，也沒什么不好，但長此以往，甚至把什么“民生”新聞搞成“主打”產品就不好了。
發揮輿論引導之勢，首先要關注大勢。何為大勢?大勢就是大趨勢，大道理。比如2003年的抗擊非典，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反分裂國家法，十六大以來黨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的問題，構建和諧社會，開發西部和中部崛起的問題，三農問題等，都是國家的大勢。
在關注大勢方面，新聞傳媒積累了不少豐富的經驗。比如，對1998年抗洪斗爭的宣傳以及后來升華出的抗洪精神，2004年全國新聞單位開展的“三項學習”、“三貼近”活動，2004年各大媒體集中宣傳任長霞、牛玉儒等典型人物，彰揚了黨的優良傳統，感動了多少中國人。所有這些，都是一種大勢，都是輿論引導之勢的大手筆。
輿論引導之勢要在厘清人們的思想觀念上多下工夫，觀念一變，效果也不一樣。比如20世紀70年代末進行的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90年代初由解放日報發表的一組“皇甫平”的文章引發的關于姓社姓資的大討論等，盡管已經過去十幾年、二十幾年，但在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發揮出的輿論引導之勢的作用，無論今天怎樣去評價，我想都不過分。
輿論引導之勢要關注熱點、焦點問題。輿論之矢，要射熱點、焦點問題之的。當今社會熱點、焦點問題日益受到社會的普遍關注。大多數人關心的熱點、焦點問題一般都具有共同的特性，一是它們集中反映了社會中的復雜性，公眾關注程度比較高；二是普遍性，這也是熱點、焦點問題的特性之一。還有許多熱點、焦點問題往往會由一些突發事件而誘發連鎖反應，發展速度之快，影響之大往往超出人們的預料，一旦處置不當，將造成嚴重后果。因此，對熱點、焦點問題的把握，特別是突發事件的把握，顯得尤為重要，已經成為引導輿論工作的重要手段。
在引導輿論工作中，還要善于把握好輿論引導之“度”。“度”是一種狀態，同時又是方法。中國古代的“過猶不及”講的就是“度”的問題。講：“過猶不及，是兩條戰線斗爭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學、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兩條戰線斗爭，去肯定事物與概念的相對安定的質。”[7]熱點、焦點問題的引導，都有一個度的問題。有些時候，今天是熱點、焦點，明天可能就不是了，今天不是，明天可能就是了，要善于從共性中找個性，透過現象看本質，防止片面性。另外，要特別重視輿論引導之“術”的問題。輿論引導要產生好的效果，一定要講究引導藝術。
如果說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是黨的新聞工作的生命、靈魂、根本任務的話，那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的三貼近，正是集中體現了正確輿論導向的要求，概括了輿論導向的本質，凝練了輿論導向的豐富內涵。三個“貼近”是一個相互關照的有機整體，既是原則，又是內容，三貼近集中體現了黨的意志與人民群眾利益高度一致的要求。三貼近不僅僅是一種工作方法，同時也在黨、政府和人民群眾之間形成一個牢固的橋梁、紐帶，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有效載體。
把新聞宣傳作為一種領導工作方法，
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發揮作用
把新聞宣傳當作一種領導工作方法，是我黨在長期政治工作中形成的寶貴經驗。早在1940年，在《中國工人》發刊詞中就寫道：“《中國工人》應該成為教育工人、訓練工人干部的學校。”[8]他把所有《中國工人》的讀者都看作是(中國工人)這個“學校的學生”。1944年3月22日，在談到報紙是指導工作、教育群眾的武器時，稱看報比吃飯更重要。他生動地說：“關于報紙，現在高級領導同志，甚至中級領導同志都有一種感覺，沒有報紙便不好辦事。飯來了，報來了，我們有些人是先看報、后吃飯的。”[9]這種“沒有報紙不好辦事”的感覺，已經把報紙看作是指導工作、教育人的重要工具。鄧小平在1950年5月16日召開的西南局新聞工作會議上提出，“拿筆桿子是實行領導的主要方法”。
用新聞宣傳指導工作，必須旗幟鮮明，是非分明，立場堅定。一再強調：“我們黨所辦的報紙，我們黨所進行的一切宣傳工作，都應當是生動的，鮮明的，尖銳的，毫不吞吞吐吐。”[10]20世紀80年代初，由于受“”流毒的影響，在黨內和社會上存在著一股嚴重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在一些報刊上出現了一些不正常現象，影響穩定。鄧小平及時明確地提出：“黨報黨刊一定要無條件地宣傳黨的主張。”他進一步提出，不管是組織討論還是開展批評，都要合乎黨的原則，遵守黨的決定，否則，如果人人自行其是，不在行動上執行中央的方針政策和決定，黨就要渙散，就不可能統一，不可能有戰斗力。
回顧我黨八十多年的新聞工作實踐，堅持正面宣傳為主是取得革命成功和社會主義事業勝利的一條基本經驗。堅持正面宣傳為主，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典型報道問題。非常重視典型報道，他曾講過“凡典型的，都應當公開報道”[11]。鄧小平也曾清楚地提醒，“宣傳好的典型時，一定要講清楚他們是在什么條件下，怎樣根據自己的情況搞起來的，不能把他們說得什么都好，什么問題都解決了，更不能要求別的地方不顧自己的條件生搬硬套”[12]。我們黨在典型宣傳方面有許多成功的例子，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把新聞宣傳作為工作方法，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堅持批評與自我批評這個武器，讓人民群眾明白道理，辨明是非。鄧小平曾把“批評與自我批評”列為辦好報紙的三個基本條件之一。他討厭報紙報喜不報憂，認為“報紙最有力量的是批評與自我批評”[13]。更是把批評與自我批評看作是實現黨內團結的重要武器。他曾就報紙上如何開展批評提出：“在報紙上開展批評的時候，要為人家準備樓梯，否則群眾包圍起來，他就下不了樓。”[14]報紙上的批評要實行“開、好、管”的方針。“開，就是開展批評。不開展批評，害怕批評，是不對的。好，就是開展得好。批評要正確，要對人民有利，不能亂批評一陣。什么事應指名批評，什么事不應指名，要經過研究。管，就是要把這件事管起來。這是根本的關鍵。黨委不管，批評就開展不起來，開也開不好。”[15]開展對人民內部問題的尖銳批評應堅持一個原則，就是“尖銳得要幫了人而不是傷了人”。[16]
輿論是一把雙刃劍，鄧小平非常注重通過輿論去監督我們黨和黨員，取信于民。他說：“黨要受監督，黨員要受監督。”“在中國來說，誰有資格犯大錯誤?就是中國共產黨。犯了錯誤影響也較大，因此，我們黨應該特別警惕。憲法上規定了黨的領導，黨要領導得好，就要不斷地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就要受監督，不注意擴大黨的民主生活，就一定會脫離群眾，犯大錯誤。”[17]這一論述深刻闡明了在我國實行輿論監督的重要性和主要內容、目標。
把新聞宣傳作為領導方法，要有一個中心，中心說是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的一個重要思想。馬克思、恩格斯都曾把革命報刊看作是召喚人們的一面旗幟或思想中心。列寧后來明確提出黨報是“思想中心”。劉少奇在對華北記者團的講話中，曾把辦報紙稱為建黨建得好不好的“中心一環”[18]。鄧小平于1980年1月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中，語重心長地說：“要使我們黨的報刊成為全國安定團結的思想上的中心。”[19]這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黨報中心”說的新的繼承，融進了新思想、新內容。在黨的多次會議上都特別強調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他認為，輿論導向是否正確，關鍵是處理好三個問題：一是要激勵人民，用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二是要服務大局，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三者的關系；三是要加強管理，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20]三個方面實際上是互相聯系的，“激勵人民”是目的，“服務大局”是準則，“加強管理”是手段，互為制約，重在效果。十六大以后，同志、李長春同志，都對新聞宣傳做出過多次重要指示，進一步強化了黨的主流媒體的“中心”意識和“中心”作用。新聞傳媒在公共領域中要發揮主導作用
現代社會是一個信息社會、公眾社會，公共領域的公眾輿論怎樣，對于社會穩定和發展特別是在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中都發揮著重要作用，而媒體在這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責任。信息時代的到來，媒體有時可以起到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作用。
在現代社會的文明進步中，對政治力量以及其它權力的監督和制約賦予新聞媒介以神圣職責。當然，從政治體制上來講，民主制度也賦予新聞傳播及其監督活動以合法性。在民主制度中，對權力的制約是保障民主制度的必要條件。一般講，對權力的制約有三種方式，一是以權力制約權力，二是以道德制約權力，三是以權利制約權力。由于權力的相互制約機制無法最終解決監督監督者的問題，就有了健全以權利制約權力的機制，使公共利益的主體——廣大公民承擔起監督者的責任，恰當地配置權力，以限制、阻遏權力的濫用。大眾傳播媒介是以權利制約權力的有效方式之一，是民主制度在話語領域最主要的表現。在我國，這種功能主要體現為輿論監督，它是指公民或新聞媒體發表與傳播針對政府機構或政府官員的批評性言論。作為一種功能，它是言論自由權的諸項政治與社會功能的表現。
我國的新聞傳媒有輿論監督的傳統，并在促進政府提高工作效率、揭露社會弊端、純潔黨的干部隊伍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近年輿論監督力度的加大以及我黨對媒體監督的支持大大提升了媒體在人民群眾中的美譽度。一項調查顯示：“64．1％的被訪者表示，‘當看到社會上的不平事’時會想到找記者、媒體；有24．3％的被訪者‘在生活中遇到依靠自己無法解決的困難’時會想到找記者、媒體；15．8％的被訪者‘當遇到有意思的事’時會想到找記者、媒體。”統計表明，公眾心目中的記者已經成了社會正義、公平的化身。
應當指出，現代傳媒所表現出來的輿論力量，對推動社會秩序中的公共權力監督和公共輿論有著空前影響。我國是一個社會公共體系極為龐大、公共事務極其復雜的社會，人民尚未實現對執掌公共權力者的自由選舉，在民眾與政府關系中，公共權力特有的壟斷性和信息不對稱性，決定了民眾很難對公共權力實施直接而有效的監督。加之近年來一些不良社會風氣，已經使人們的政治熱情不斷減少，民眾對政治普遍淡漠，除非當公共權力切實觸及其自身利益時，他們才會做出反應。因此，在通常情況下，保持社會對公共權力的監督和壓力，以保障公共領域的正常運行，非社會輿論莫屬。
新聞傳媒因其傳播活動同輿論的聯系特別是通過輿論對政府決策的作用和輿論對權力的監督制約作用，服務于民主政治。傳媒提供了民意上傳的現代化工具，公眾成員及公眾團體可以通過傳媒圍繞其自身的利益等公開發出呼聲，以此影響輿論，從而使政府在決策過程中參考各方的呼聲，這是民主的一種體現。此外，現代傳媒對執政機構和官員的所作所為的報道，使公眾了解這些情況，是使前者接受公眾輿論監督的重要條件。而現代傳媒作為面向公眾的傳播媒介，可以成為公眾論壇，將公眾對執政機構和官員的監督意見傳遞給后者。由傳媒作為中介的輿論監督，是現代民主政治中對權力進行制約的重要方式之一。
應當說，近年來，我國各級黨組織和政府非常重視發揮新聞輿論的作用，以至黨和政府把媒介納入權力運作體系，把媒介變成有限公共資源，把批評報道變成民主化進程的內容。所有這些無疑提高了媒介的社會作用和地位，比較好地解決了一個交互作用的問題。比如：從公共性方面，媒介可以是黨和政府的喉舌，這是它的宣傳作用；另一方面，又可以是人民群眾的喉舌。前者的意義具有一種權力背景，體現和彰顯了黨和政府的性。因此，重要的媒介批評、監督都是上級黨委、政府認可的，是一種政府權力、態度的轉化。從另一方面講，把它納人到一般意義上的媒介輿論監督，政府可進可退，減少了政府的壓力。從制度層面上講，政府把媒介批評納入到一種治理技術，無疑是一種社會進步，因為在以往，傳媒只是意識形態的工具，無從談及公眾輿論。現在把媒介納入到社會治理的權力過程中，很自然地顯現出它的公眾批評的形象威力，為黨和政府提供了一個合法的輿論平臺。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講，我國當下的新聞媒體可以說正在成為公眾精神、公眾意愿的代言人。
具體說來，新聞傳媒在參與現代政治民主中可以充當公眾參與決策的工具；可以充當公眾參與評判決策及其后果、議論公共事務的工具，充分聚焦公眾注意力，圍繞重大問題形成公眾輿論，成為對權力進行輿論監督的工具。因此，在這樣的前提下，國家除支持輿論對公共領域的監督外，應盡可能避免權力過分干涉公共領域，因為公共領域是公共權力與社會的契面，這樣就可以既保障社會通往繁榮的道路，也為國家的復興和繁榮提供堅實的基礎。
現代社會的民主政治建設進一步凸現了公民社會的地位與作用。從理論層面上講，媒體監督只是輿論監督的一部分或者形式之一，為大眾提供言論自由的通道或載體是它的權利和義務。但是在今天的情況下，媒介權力和政府權力往往結合在一塊，把黨政行為變相地以輿論監督的形式出現，弄不好會得到相反的效果。由于把媒介監督與輿論監督混為一談，特別是把媒體監督與政府意見、權力結合在一起，使得媒介監督有時會出現“缺位”或“越位”，當老百姓真正需要代表他們的意見、心聲時，媒體缺位、失語；而在有些場合，媒體的一些人利用媒體權力干預司法、干預人身自由，把社會公器變成個人私器或少數人專用之器。一旦這種“缺位”、“越位”泛濫，給社會造成的影響將是不可低估的。新聞報道、輿論監督，必須遵循客觀原則。當然，大量事實證明，在有意識存在的社會里，客觀有時只是一種非常美好的理想且很難做到。這是因為，人是社會的人，是某一利益群體的一分子，人的社會屬性鑄就了新聞不可能超然物外，清澈如水。那么是不是我們就不去追求客觀了呢?也不是!客觀性首先是一種意識、理念，其次是一種方法，更高層面上應是一種境界。
媒體作為一種具有特殊性質的社會公器，是一個輿論場，而公民社會中的公眾則是民間的輿論場，兩者共存于當下這個社會中，形成了特殊的公共部分。媒體通過自身的得天獨厚的輿論監督加大并增進了公眾對媒體的介入和信任。反過來，公眾通過媒體的輿論監督，促進了現代公民社會的形成。這兩個輿論場的重合、互動，構成了現代社會健康文明發展的有效機制。重合得越多，這個社會就越和諧；重合得少，甚至于不重合，那這個社會就會出問題甚至產生社會動亂。
建設小康社會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而構建和諧社會是實現這一共同理想的重要社會基礎。我國新聞媒體任重道遠，媒體不是局外人，媒體是最活躍和最有生命力的參與者、建設者，是先進生產力，它不僅要引經驗豐富進文化，擔負黨和人民的喉舌和橋梁紐帶作用，同時又要成為一個重要的公眾輿論平臺。媒體要利用好這個平臺承載起培育公民精神的神圣使命，努力在構建和諧社會中凝力，真正成為建設小康社會的積極的、建設性的重要力量。
新聞傳媒論文:經濟新聞傳媒挑戰管理論文
【摘要】：經濟全球化勢必對全球新聞傳媒產生深刻的影響，如何正確地認識，積極地應對是我們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文章首先就經濟全球化對世界傳媒發展的影響進行了分析，接著闡述了中國傳媒所面臨的問題，提出了我國新聞傳媒應對經濟全球化的策略。
【關鍵詞】：全球化；傳媒；對策
經濟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的一個基本特征，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和必然結果。經濟全球化，作為世界生產力發展的一個新的階段，勢必對全球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將產生深刻的影響。加入WTO以后，我國更多地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因此，必須認真的研究和把握好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社會各方面的影響。新聞傳媒本質上屬上層建筑，是社會的穩定器。對于經濟全球化對新聞傳媒發展、變動所帶來的影響，我們要正確地認識，更加積極地應對，把握主動權。這樣才能在新的形勢下使我國的新聞傳媒更好地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小康社會服務。
一、經濟全球化對世界新聞傳媒發展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的深入和發展，必然要求各個領域與之相適應；跨國物流、資金流、人流的迅速增長，也必然要求信息流有相應的增長，這既有數量上的要求，也有質量上即傳播速度和信息內容深度上的要求。經濟全球化在真正意義上實現了全球性的經濟聯系和世界范圍的市場，它對世界新聞傳媒格局的變動產生了明顯的影響。
1、形成了一批跨國傳媒公司。這些跨國傳媒公司基本上是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如澳大利亞的默多克所的新聞公司，美國的時代·華納公司，這些跨國傳媒公司都有多種新聞傳媒產品，其電視網、報紙、雜志銷售網遍布世界，有的是直接銷售自己的傳媒產品，有的是采取與當地合作的形式銷售傳媒產品。傳媒的營收也是國際性的。美國羅伯特·W·麥克切斯尼2002年的《富媒體，窮民主》一書說，“時代華納和迪斯尼公司在美國國內仍然有相當可觀的收人，但是，在近十年里，它們的大部分收是來自非美國市場，其他媒介公司也步其后塵，到海外尋求發展”。
2、大規模的新聞信息的跨國流動。英美共有的路透社TV和WTV向世界所有電視臺發送電視新聞；美聯社每天向全球各報刊發送文字新聞2001萬字，新聞圖片120萬張以及350家電視新聞用戶。規模和數量都遠遠超過以前的簡單新聞信息的交換。國際貿易規則已將新聞傳媒跨國經營列入市場開放的一項重要內容。如WT01997年規定，加拿大不可以禁止時代華納的《體育畫報》在其境內發行加拿大版本。近年來，一些國際貿易談判已將媒體市場開放作為一項重要內容。
3、全球范圍內新聞傳媒市場壟斷局面逐漸形成
全球經濟發展規律對新聞傳媒的發展和變化產生的制約、影響作用日益明顯，新聞傳媒市場集中甚至壟斷局面也逐漸形成。一是大公司和跨國公司開始涉足新聞傳媒領域，參股或收購新聞傳媒企業，二是新聞傳媒進人資本市場，兼并浪潮興起，新聞文化傳媒巨頭迅速崛起。1970年，西方各國還有125個擁有報社的集團公司，到了90年代西方各國重要報刊已落到不到30家大公司手里。
4、商業行為向新聞傳媒滲透
經濟全球化推動新聞傳媒向產業轉變，因此，尋求自身資本的增長成為新聞傳媒的一個重要目的，利益驅動取向越來越明顯。一是商業信息在跨國新聞信息的傳播中比例越來越大，成為重要的新聞傳媒產品。二是新聞傳媒內容的娛樂化。美國羅伯特.W麥克切斯尼在《富媒體，窮民主——不確定時代的傳播政治》一書將公民政治意識減弱、選舉投票率低歸結為傳媒的娛樂化，認為“媒體的娛樂化減弱人們的政治興趣”。
5、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技術進步大幅度擴大了新聞傳媒的市場
經濟全球化，是一個不斷開發、擴大市場，增加商品交易、商品輸出的過程。這一趨勢同樣發生在新聞傳媒領域。據一些研究者提供的資料，新的媒體，較之舊媒體，不僅擴張了信息交流的范圍，加快了信息溝通的頻率，還增加了受眾人數。以美國為例，報紙和雜志的讀者總數約為1.63億人，占全美人口總數的近60%;而全美廣播聽眾家庭戶為9440萬戶，占家庭戶總數9699萬戶的97%；電視用戶則達98%。
二、經濟全球化下中國新聞傳媒所面臨的問題
中國新聞傳媒要融入國際化，還有相當的路程，中國新聞傳媒所面臨的問題不是一朝一夕能解決的，有些問題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也難以解決。
1、傳媒觀念的滯后
中國的傳播觀念一直是中國進一步發展的老問題、大問題、敏感的問題。半個世紀以來，我國傳媒按照計劃經濟方式運作，一切由國家包下來，國家撥巨款扶持傳媒，傳媒是附屬的“事業”單位，成為“有冕之王”和政治的助手。
實際上，在改革開放大潮的推動下，傳媒雖表面作為黨和政府的喉舌與工具，保持與黨和政府的政治一致性，但實際操作上已有很大的變化。例如隸屬于上海廣電局的“東方明珠”于1994年2月成為上市公司，每年利潤回報數千萬元。但從理論上講，這些產業仍是黨的喉舌，是國家事業單位，是“限制性或壟斷性的行業。”魏永征教授在《中國傳媒業利用業外資本合法性研究》一文中指出，按照中國現行法律，“中國傳媒單位是事業而不是企業”。這些都是由于傳播理論、傳播結構、傳播體制的現狀決定的。問題是，在加入WTO后，在經濟全球化、信息一體化的背景下，中國傳媒作為“喉舌”和“工具”的“事業單位”究竟有無影響。
2、經營觀念的誤區
媒介經營產業化、市場化、集團化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新聞傳播學界與業界的關注點。雖然有高層認為不擬提產業化、市場化、集團化，但隨著我國融入國際步伐的加快，已難以回避了。傳媒作為產業不進入市場，就不可能真正成為產業，而只能叫“事業”。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利益驅動下，媒介開始了從經營廣告開始的市場化進程，并從實踐中認識媒介走向市場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但是，我國現行傳媒政策對傳媒的市場準入缺乏從理論到實踐的支持，而不少人對傳媒走向市場后的發展張力和空間缺乏分析和預測。
競爭是傳媒發展的真正動力。五十年代初，我國只有百余家報紙和百余家廣播。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已有報社、廣播電視臺幾千家，以及一批網絡媒體，以開拓傳媒的廣告市場為突破點的傳媒經濟有了很大發展，媒介初步認識到傳媒產業的高回報率，即陽光產業。當前，聯盟、整合、兼并遠非中國傳媒的主流趨勢，雖然媒介集團已出現一批。這些媒介集團，也還不能說已走向市場。如果傳媒的重組靠政治主導，媒介的競爭不可能公平地、市場化進行，集團化也只能是以政治目標為主、兼顧經濟利益的聯合。
3、結構與體制的頑疾
我國的經濟模式是國有（即全民）、集體、個體、外資、合資等，但傳媒卻只有公有制一種形式，傳媒業至今仍是必須經過嚴格審批才能進入的行業。雖然在某些地區、某些媒體或明或暗介入中國新聞傳媒業，單“廣東的報紙或明或暗與企業有合作關系的已有30多家。”
傳媒作為國家的“事業單位”，國營性質，國家投資，黨委管理，這種體制和結構下的傳媒業曾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在國際信息一體化的形勢下，西方媒體大國對傳媒市場的占有欲越來越強，媒介市場資源的分割與競爭越來越激烈，我國媒體發展受市場影響也越來越大。如果我國媒體不把自己融入市場軌道，就有可能失去市場競爭力，包括受眾市場、信息資源市場。進入市場的關鍵是思想上的轉變，即要樹立媒介經濟意識、媒介市場意識、媒介競爭意識，把媒介發展作為經濟發展的一部分，而不是僅僅作為意識形態的內容，把政治上對媒介的控制逐步變為政治的和法律的管理與制約相結合，變為宏觀的調控。
4、傳媒勢大力薄
全國有報紙2200多家，刊物8000多家，廣播電視臺3000多家，近20家媒介集團，這樣大的媒介市場，世界上是少有的，但就實力來說，卻是“勢不單力薄”。以報紙為例，美國《紐約時報》每天平均廣告額為1000多萬美元，最多24小時可達1700多萬美元，也就是說《紐約時報》24小時近億元人民幣的廣告額，幾乎等于大報《人民日報》一年的廣告額。
中國傳媒的勢大力不大的原因固然很多，中國媒介一直吃“皇糧”，沒有競爭對象，從未擔心“斷糧”，充滿自信和優越感。如今要融入國際，才發現是小巫見大巫。其次是中國傳媒的單一產品模式，搞圖書出版發行的不能辦電視臺，紙質媒介不能搞電子媒介。因此，中國傳媒的主要收入來自廣告和出售媒介產品。
三、經濟全球化下我國傳媒發展的應對策略
對經濟全球化世界新聞傳媒新變化應對策略的考慮，不應局限于傳媒本身，而應站在國家對外開放和經濟發展整體的高度作宏觀的把握。筆者認為，我國應對經濟全球化下世界傳媒發展的新趨勢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1、大力提高新聞信息產品的競爭力
新聞輿論作為“軟勢力”就是“通過說服別人追隨自己，或使別人同意自己的規范和制度，并以此方式來使別人產生自己所想經的行為”。目前，西方跨國新聞傳媒發展和西方新聞信息產品大量沖擊世界市場，對此，發展中國家既要提高新聞信息產品量的規模也要進一步改善自己新聞信息產品的質量，才能起到平衡作用。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要大力提高新聞信息產品的競爭力，要形成我們自己的新聞輿論影響。在具體策略方面，對外，要主動出擊，提高國家影響，應對跨國新聞傳媒出現的需要；對內，要增強我們政策影響力，爭取群眾，維護社會穩定，提高我們黨執政能力的需要。
2、大力培養新聞信息產品的產業
承擔著資本經營和社會整合雙重功能的當代中國傳媒產業，日益從只注重傳播的傳統觀念向重視經營發展。并且，隨著擁有資金、人員、設備和技術優勢的西方媒體的進入，中國傳媒產業將面臨的是沒有退路的競爭。那么，長期“事業性質”、“黨的喉舌”的中國媒體該怎樣適應全球化的趨勢，怎樣在國內市場經濟中站穩腳跟，怎樣在國際市場上分得一杯羹呢？集團化是中國傳媒的大勢所趨，自1996年國內出現了及時個媒體集團——廣州日報報業集團以后，媒體集團就如雨后春筍般，不斷冒出在中國的大地上。傳媒集團使資源得到重組，優化了資源配置也優化了管理形式，增強了市場競爭力。就目前中國廣播電視集團來說，其機構之龐大，人員之眾多，在世界上堪稱。但有一點是我們不能忽視的，相較之新聞集團、哈勃·珂林斯出版公司等國際傳媒大王，論資金實力、新聞傳播作品的質量和影響力、在國際輿論界的地位，它無論如何也排不到世界前列。大量的地方性媒體集團除了能在本地有所作為，基本上沒有走向世界的可能。
3、形成國內新聞傳媒市場合理的發展環境
市場競爭規則既有其活力，但又有盲動性，對新聞傳媒也是如此。隨著國際新聞傳媒涉足我國市場，以及國內新聞傳媒市場的形成，競爭的盲動性、破壞性也會加大。我們要改變以往的管理模式和思維，變重審批為重監管，要把加強日常的監督檢查作為新聞傳媒管理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加強和健全制度和工作機制的建設，形成有利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發展的工作方法、辦法，扶持合理的競爭，處罰違規行為，培育和維護好國內新聞傳媒發展的市場秩序。
4、設立必要的市場準入機制
世界新聞傳媒北強南弱等不合理的秩序是長期的歷史形成的。當今，在西方文化傳媒不斷滲透和對先進文化傳播技能的運用，已經影響或導致了部分民族和國家文化的主權變形與失蹤。對此我們要有高度的警惕和必要的應對辦法，決不能讓西方新聞傳媒借市場化，以其現有的強勢，無規則地進人我國內市場，沖擊我意識形態和文化傳統核心價值。要未雨綢繆，有針對性地加強法制建設，設置必要的門檻和市場活動規則，為日常的監管工作提供必要的法制手段和條件，維護我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保護我國內新聞傳媒的發展壯大。
新聞傳媒論文:新聞傳媒人文關懷管理論文
［內容摘要］新聞傳媒的出現是一種人文現象，它在報道客觀事實的同時，必然會在“人文”層面對受眾有所影響。
作為這樣一種特殊的文化制品，對受眾實施“人文關懷”必然是其社會責任的一個重要方面。本文僅就我國當前新聞傳媒所體現的“人文關懷”做了簡要分析，并對其產生的社會意義進行了探討。
［關鍵詞］當前新聞傳媒；人文關懷
一、新聞傳媒存在“人文關懷”
“人文”與“神文”相對，在文藝復興時期被提出，它反對中世紀以來的宗教蒙昧主義對人性的戕害，主張恢復人存在本身的自然本性。人文主義的形態幾經變遷，其核心卻基本保持了穩定，那就是承認人是目的的，肯定人性的價值、意義和人的主體性。
新聞傳媒的出現和繁榮與特定的文化背景密切相連，它以報道當前發生的重要事件為主，實際上無所不包，幾乎涵蓋了文化的各個方面。新聞傳媒運用語言、文字、圖片、廣播、電視、電腦等各種傳播工具反映和溝通整個世界，影響及于每個人，既是一種重要的傳播工具又是一種不可忽視的文化工具，它的出現是一個重要的文化現象。
縱觀新聞傳媒發生、發展的歷史，可以清楚地看出，新聞傳媒這種文化工具的發展和運用是離不開特定的文化背景的，盡管它也曾作為傳播“神文”的工具（例如我國本世紀初的教會報紙）；但更多的，它是作為傳播“人文”價值觀的工具而得到廣泛運用和迅猛發展的。特別是在革命時期，它宣傳民主，反對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壓迫，關心大眾的生存與發展，揭露封建統治階級對人性的戕害（例如“五四”時期提倡“新文化運動”的各類出版物），以新聞傳媒特有形式在文化層面對廣大受眾進行了意義深遠的“人文關懷”。歷史證明，那一時期新聞傳媒的“人文關懷”對廣大受眾的影響是巨大的，其作用也是持久的。正是這種廣播的對人的關注和尊重，以及新聞傳媒自身通俗、廣泛、價廉的特有優勢，使新聞傳媒自身得到大眾的接受和喜愛，并在短短幾年中迅速成長為社會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因此，新聞傳媒的出現也是一個重要的人文現象。
隨著科學的發展，新聞傳媒傳播的信息量越來越大，涉及的范圍也越來越廣；同時，由于人的活動范圍和精力的有限，人不可能與整個外部環境都發生直接的接觸。人對外部世界的了解，越來越依靠于傳媒所提供的信息。正如居延安所說：“我們看不到世界本身，看到的是被大眾媒介選擇和解釋過的媒介。”①因此，新聞媒介的工作就等于為受眾創造了一個“擬態環境”②。人改造社會的活動是受意識支配的，而這種意識的產生基于對周圍環境的判斷和認識，在這種意識支配下的實踐活動作用于現實環境，就會使現實環境越來越帶有“擬態環境”的特點，使“擬態環境環境化”③。因此，新聞媒介是一種重要的社會調節機制。它有責任、有能力在人文層面上體現對人的關懷。
二、新聞傳媒缺乏“人文關懷”的現狀
在當代，人文主義的實質主要是在理順人與其他種種對象的關系中，確立人的主體性，從而確立一種賦予人生以意義和價值的人生價值關懷。
新聞傳媒以新聞為主要傳播內容。從新聞的內容看，絕大部分新聞報道的是與人有關的事物，因此，新聞總是在傳播信息的同時，有選擇、有傾向地向受眾展示著人與其他各種對象的關系，而這也正是新聞傳媒實施人文關懷的一個重要手段。新聞傳媒一旦在這個方面出了問題，將無法確立人的主體性，以及構建起能賦予受眾以人生意義的人生價值關懷。其結果也必將是無法完成新聞傳媒所承擔的社會責任，或對受眾產生這樣或那樣的誤導，對社會造成不良的影響。當前，我國新聞傳媒存在的一些缺乏人文關懷的現象，正是體現在這樣幾對關系的處理不當上。
1.人與社會的關系
1996年以來，關于下崗工人的報道開始頻頻出現在各傳媒上，有的傳媒卻連篇累牘地把再就業的困境歸咎于下崗工人的“觀念轉變”問題、“素質”問題、“缺乏專業技能”問題。類似的報道，無視原有體制問題（如缺少社會保障制度），無視再就業中公開的年齡歧視和性別歧視。它潛在地將下崗工人指認為“公平競爭”的“合理淘汰者”，不做具體分析地把責任歸咎于他們自身的原因。
人與社會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但必須看到人是社會的主體。在人的推動下，社會的種種變革和運動，其目的都應落腳于人自身。也就是說社會競爭機制的引入、科學技術的推廣，其目的都是為了造福于人。在這一過程中產生不適應其發展的弱勢群體是正常的，傳媒對這一事實進行報道也是正常的。但把這一部分弱勢歸咎于其自身的原因，并以“合理淘汰者”為理由而失去了對他們的同情，要他們把希望寄托在“自救”上，這就不那么公正了。
因為這樣的報道使傳媒這一本來應為人服務的手段，反而成了人千文百計追求的主體，人在手段面前反倒處在了被動的地位。這顯然是把人等同于機器零件，要么符合需要而得到使用，要么不符合需要而遭到淘汰。在這里傳媒“物化”了人性，也就更談不上什么維護人的主體性了。從實際的傳播效果來看，這樣的報道也是很難得到受眾（特別是下崗工人）認可的。
2.人與人的關系
在現今的許多報道中，反映模范人物如何全心全意為他人服務，為他人無私奉獻一切的較多，關于不計報酬的報道也曾經屢屢見諸報端。然而卻很少見到報道模范人物在為他人奉獻時，他人是如何理解、如何幫助、如何關心他們的。不求索取，只求奉獻當然是一種值得報道和學習的行為，但單方面集中在如何奉獻上，是不符合實際的，也很難在受眾中產生共鳴。
“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為人”只有在“為我”依托下，才能長久，才會形成良性循環。因為人性既具有其社會的一面，也具有其作為他自身目的的一面。傳媒過分強調“為人”，就在客觀上否定了人是目的的這一特性，自然也就背離了人性的價值。
3.人與自身的關系
進入9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商品經濟的發展，許多以指導消費和宣傳消費為內容的出版物紛紛投放市場。除卻法國時裝雜志ELLE的中國大陸版，《世界時裝之苑》外，大型豪華休閑刊物《時尚》、《新時代》、《How》等紛紛創刊。相對低廉因而更成功的是形形色色的商業型小報。后者名之為《精品購物指南》、《購物導報》、《為您服務》。1995年的《精品購物指南》上索性刊載文章，具體告之，收入5000元者應穿載某一／某些品牌的皮帶、皮鞋、皮包、手表；并以此類推出四千元、三千元、兩千元者又當如何如何。④
這類傳媒從形式到內容上，都顯然是在傳播問題以“消費主義”為核心的商業文化，部分電視媒介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并且有明顯的效仿痕跡。必須看到，在這些傳媒展現出的喧鬧和繁華下，我國還有幾千萬人沒有解決溫飽問題，能消受這種奢靡的商業文化“關懷”的人畢竟還是少數。這樣的傳媒又將引導受眾建立什么樣的人生價值觀，來面對轉型期的社會調整。誠然，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那么富裕就是社會主義的全部了嗎？在這種不切合我國實際的奢靡的商業文化吹拂下，受眾難免要面臨著對自己身份的重新審視，是“工作賺錢的消費者”還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在這種人與自身的困惑中，又如何會建立能賦予人生以價值和意義的終級價值關懷呢？
三、提倡新聞傳媒“人文關懷”對社會發展有哪些作用
新聞傳媒中的“人文關懷”對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意義。國家的現代化必然分為物質現代化和精神現代化兩個部分。精神層面的現代化必然是以人的現代化為核心的。在這方面，除了各種專門的教育系統外，新聞傳媒這種最為廣泛的文化載體，發揮的作用將是不可忽視的。尤其在現代社會，新聞傳媒幾乎總是走在最前沿，幾乎總是在傳播近期的文化價值觀。改革開放，發展經濟，從物質的層面上體現了對人的生活質量的關懷；精神文明建設，應是更多從精神和文化的層面上體現這種對人的關懷。新聞傳媒作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一個重要陣地，在人文層面上將為現代化建設發揮以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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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聞傳媒“人文關懷”有利于核心價值觀的建立
馬克思主義無疑是把人放在核心地位的。從哲學角度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核心也是解放人，較大限度地發揮人的潛力，以更好地實現人的價值、人的意義，并以此為基礎來激發人的積極性，加速社會主義建設。那么與以往的計劃經濟相比，在這種新型的社會機制下，必然要求產生與之相適應的人格和人的素質。國家的現代化首先需要以人的現代化為基礎，這種人格和素質的建立將是實現人的現代化的關鍵。
新聞傳媒以其廣泛性、通俗性、可反復性等特點，在這一方面將發揮重要作用。新聞傳媒在文化上的向導性和推動作用，特別是在文化價值觀的把握上，將是輿論上更深層次的導向。在境外文化紛紛登陸的今天，如何在我國社會構建起自己的人生價值關懷，并使這種價值關懷符合我國社會現在和今后發展的需要，將是新聞傳媒的重要任務。因此，從這一層面上來看“輿論導向正確是黨和國家之福，輿論導向錯誤是黨和國家之禍”這句話，更加意義深遠。
2.新聞傳媒“人文關懷”有利于文化建設的不斷深入
“知識就是力量”，社會主義建設需要更多的人才。文化建設的目的，并不只是局限在讀書識字，更重要的是在全民族培養一種健康向上的文化觀念和較高的文化素質。而這一任務的完成需要一種長期的文化濡染過程；并且只有在社會上，與物相對的人的地位得以確立的時候，人們才會真正把文化看作與衣食一樣重要，看作是實現自我價值的必然手段，文化的發展也才能走上健康的道路。新聞傳媒正適應了這一要求，特別是在滿足了人們對信息對娛樂的需求的同時，完成了這一過程，使它具有其它文化載體不可比擬的優越性。從新聞傳媒形成合力的角度看，它在社會上形成的健康向上、格調高雅的文化氛圍，將為文化建設的不斷深入創造極為有利的條件。
3.新聞傳媒“人文關懷”有利于國家的穩定
“國家安全是一個系統，安全不僅包括政治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也包括意識形態安全。一個國家如果意識形態發生了動搖，精神支柱銹蝕乃至癱塌，那這個國家不僅在政治信仰上，價值觀念和思想道德規范方面，將處于嚴重的無序的狀態，引發政治動亂和社會動亂，也將從根本上損害國家的發展。”⑤美國學者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認為，后冷戰時期的思想文化沖突將主宰全球政治，這種沖突不僅會伴隨政治、經濟利益展開，甚至成為諸多沖突的焦點。這種“文化沖突”的主要陣地就是“新聞”。蘇聯解體后，美國總結了其“自由歐洲廣播電臺”對東歐國家分化、西化“非常在效、非常成功”的經驗，進一步完善和強化了由美國新聞署管轄，美國中央情報局資助的對華廣播網。在通信技術日益發達的今天，簡單依靠封鎖信息來對抗這種滲透，顯然是行不通的。特別是互聯網絡在我國日益發展的今天，這樣做更是不現實的。但必須看到，文化是一個民族的根本，而文化的最根本的精神是人文精神③。猶太人沒有祖國，沒有法律的保護，被流散到世界各國長達1700多年，但是他們始終拿著一本《圣經》，他們心中始終有著共同的信念，在精神上始終有一個民族魂，經過千辛萬苦，終于在1948年又回到了祖先的故士，成立了以色列國，這不能不說是文化的作用。
文化是一個民族割不斷的精神紐帶，只是我們的新聞媒介把握住了文化這一核心，建構起自己的人文精神，在文化上維系住自己的受眾，也就是在意識形態上維護了國家的安全。這將對維護安全團結的社會局面作出巨大貢獻，必將使任何滲透走向失敗，必將使新聞傳媒在社會主義事業中成為出色的“宣傳員”和“鼓動員”，成為國家建設中有力的“組織者”。
四、當前新聞傳媒“人文關懷”應體現在哪些方面
整個人類文化所體現的最根本精神，是人文精神，它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價值理想為核心，以人自身的發展為最終目的。⑥那么從人文角度出發，新聞傳媒的關懷對象，顯然應該是人性的價值，人的尊嚴和人生的意義。而這種關懷的本質就是對人的關注、尊重和維護，是對人的主體性和弘揚，以及在情感上對人的關懷和理解。新聞傳媒的關懷方式，應該是在尊重受眾文化價值觀的基礎之上實現這種關懷，采用符合受眾“文化—心理結構”的方式實施這種關懷。筆者認為，在我國新聞傳媒中，“人文關懷”主要應體現在以下4點：
1.新聞傳媒“人文關懷”應立足于馬克思理論
馬克思對人的社會性范疇的開掘，既包含了對人的性、理想性的追求，又包含了對人的現實性、具體性的認識，是二者的有機統一，它實現了關于人的社會本質問題的科學解答。它通過對人的社會性的歷史考察，得出了社會主義必然戰勝資本主義的結論。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代表著一種人文價值的終極關懷。⑦西方著名人道主義哲學家弗洛姆也這樣稱贊：“馬克思是最傳大的人道主義思想家；馬克思的學說繼承和發展了‘把人視為社會發展的目的’的傳大傳統；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為人的自我實現做出了貢獻。”⑧因此新聞傳媒應切實以馬克思主義為建立自己的人文關懷的立足點，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
2.新聞傳媒“人文關懷”應維護人的主體性
馬克思說過：“人雙重地存在著，主觀上作為他自身而存在著，客觀上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這些自然無機條件之中”。也就是說，人既有他的自身價值，也有他的社會價值，過份強調人的自身價值，人就會變得自私；過份強調人的社會價值，人的主體性就會被抹煞。新聞傳媒應在避免兩種偏頗的基礎上維護人的主體性。
我國當前的新聞傳媒注意到了這一點，在宣傳中不斷校正方向，人的主體性的宏揚使許多新聞作品成為傳世的名篇，《在大海中永生》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文中沒有列舉鄧小平作為偉大領袖在國家建設方面的貢獻，相反，文中回憶了鄧小平與卓林相識、相愛，共同生活了58年的歷程。在這里，愛國主義、革命品質當然是偉大精神中最硬的內核。但同時，鄧小平面對人生的三起三落，始終保持了對人生理想的忠貞不二，以及和愛人相濡以沫、攜手人生的脈脈深情，使這種共產主義精神成為了一種傳大的人格力量；而這種人格力量所散發出的巨大魅力，將感動所有的中國人民。這與作者在采寫過程中注意了人在社會生活中的主體性和“雙重存在”的特性是分不開的。由此可見真正以人為主體的新聞者是受眾能夠接受的新聞。
3.新聞傳媒“人文關懷”應“關懷”受眾中的大多數
文化無疑是一個廣義的概念，新聞傳媒“人文關懷”只有在對大多數受眾進行“關懷”的基礎上才有可能深入人心。這就要求新聞傳媒要貼近大多數受眾的生活，符合大多數受眾的情感、習慣與思維方式。
英雄是時代的代表，群眾是生活的主流。歷史唯物主義肯定了個人在歷史上的特殊或杰出的作用，揭示了杰出人物在歷史中發揮領導和榜樣作用的必然性。與此同時，也強調了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在新聞宣傳中，對英雄與群眾任何一方的“一邊倒”，都可能造成對社會價值取向的誤導，都不利于受眾把握社會價值的平衡，也不利于建設一個有益于社會健康發展的文化環境。
新時期的新聞傳媒在重視典型宣傳的同時，注意了在新聞傳媒宣傳中“英雄”與“群眾”的辯證關系，堅持了“點”與“面”相結合，出現了“平民化”的傾向，主要表現為以平常人、平常事、平常心為內容的報道逐漸增多，關系平常人生存狀態的專欄、專刊不斷涌現。對人的關懷對象不是長遠意義上的人生價值，而是日常生活中的真善美；關注的主體不是少數的“英雄人物”，而是人世間所有的蒼生大眾。這體現了新聞傳媒對受眾真正意義上的“人文關懷”。
《中國青年報》的專欄“冰點”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它以“普遍關注”為突破口，以報道普通人中不普通的命運為顯著特色。雖然報道的不是“熱點”而是“冰點”，卻由于在普通人中具有普遍的意義，與大多數人的切身利益、生存狀態相關，而受到了絕大多數讀者的喜愛，探其原因，除了接近性強，更深層次原因就是“冰點”所關注的問題不僅僅是普通人居家生活中的一般問題，而是，普通人的人性價值，生命的尊嚴和人生的意義。“冰點”不是利用情感的擴張，使讀者置于受擺布的地位，從而使其在情感錯迷中被迫接受某些化解社會沖突的陳腐觀念；而是以大多數人的行為語言、習慣愛好、思想倫理為切入點，遵循與大多數受眾同一文化的潛在秩序，來敘事、說理、抒情，受眾自然會與之同喜同悲，在情感與認識上產生共鳴。正是這種從文化層面上給予受眾精神的激勵和滿足，使一些文化周刊、雜志和晚報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也對現代人建立一種平衡的價值觀、健康的生活態度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4.新聞傳媒“人文關懷”應尊重受眾的“文化—心理結構”
新應該是建立在舊的基礎上的新。新聞傳媒在構建文化價值觀時，不能全盤否定傳統的文化價值觀。否則，新聞傳媒“人文關懷”就會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因為文化是民族幾千年歷史的沉積，由此形成的“文化—心理結構”不僅在書本上，在某些學者的頭腦里；它更是根植在這個民族所在的社會里，溶解在每個人的血液里，因此，新聞傳媒不可能割斷這種文化上傳統的聯系。違背由傳統形成的“文化—心理結構”的傳播方式將很難被受從接受。
另外對受眾“文化—心理結構”的尊重，僅僅體現在傳播中使用受眾習慣的“語詞系統”（即符合大多數受眾語言習慣的語言方式）是遠遠不夠的，更重要的是要符合大部分受眾的思維方式、思想感情以及審美習慣等。
新聞傳媒與正面宣傳相配合的反面報道、批評報道的增多，體現了對這種文化傳統的尊重和自覺適應。例如，在黨的好干部孔繁森的典型宣傳后，開展的對王寶森的罪行的披露和曝光，就體現了這種正面報道的完整性。一方面黨的好干部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為黨和人民敬仰而流芳千古；一方面一些干部視黨紀國法于不顧，貪贓枉法，畏罪自殺，為天下人所不齒，遺臭萬年。這種宣傳建立在雙方對立基礎上，有破有立，使報道形象鮮明，意義深刻，符合中國人的審美習慣，在受眾心目中留下的印象是不可磨滅的。
新聞傳媒如何在文化層面上對受眾進行“關懷”，將關系到更深層次的“輿論導向”。特別是在國門向世界敞開的今天，各種境外文化紛紛在我國登陸，“自己的陣地守不住就會有別人來占領”，新聞傳媒更應在文化這個至關重要的“陣地”上做到守土有責，而構建起自己的“人文關懷”將是這項任務的重中之重，也是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的關鍵。
新聞傳媒論文:新聞傳媒功能管理論文
內容提要構建和諧社會是我國社會發展的新要求和治國安邦的重大戰略任務。新聞傳媒作為黨執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在構建和諧社會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新聞傳媒作為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輿論工具，應該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積極引領公眾輿論，努力在構建和諧社會中凝力，為建設小康社會、加強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發揮重要作用。
關鍵詞新聞傳媒和諧社會輿論導向公眾輿論
新聞傳媒在構建和諧社會過程中具有其它載體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探討新聞傳媒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功能、使命與作用，不僅是全體新聞宣傳工作者的責任，同時也是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必須從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高度來認識傳媒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重要性，厘清它的功能、使命與作用。新聞傳媒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輿論工具
傳播學的誕生不僅僅是工業發展的結果，更主要的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需要。從傳播學學科初創之始，它就以其深刻的學科理念影響著社會。美國著名政治家、傳播學奠基人哈羅德·拉斯韋爾早就指出傳播學的三種社會功能：“(1)監視環境，揭示那些會對社會及其組成部分的地位帶來影響的威脅和機遇；(2)使社會的組成部分在對環境做出反應時相互關聯；(3)傳播社會遺產。”他甚至樂觀地設想過：“在民主社會中，合理的選擇取決于教養，而教養又取決于傳播，尤其取決于領導者、專家和普通百姓之間能有相同的注意內容。”[1]“專家、領袖和普通人可對世界大多數人的趨勢有同樣的大體估計，也可對戰爭的可能性有同樣的總體看法。在整個社會，使普通人頭腦中關于現實世界重大關系的圖景，與專家、領袖頭腦中的圖景高度相等，將主要由大眾傳媒的控制者促成，這絕不是幻想。”[2]實際上，拉斯韋爾關于傳播學的三項社會功能中，有兩項是直接涉及生存環境構建問題的。在當下社會，人們已經無法離開媒介。另一位傳播學家麥奎爾，還形象地列出了一個“媒介地圖”，如圖1。（圖略）
這樣一張媒介圖，清晰表明了大眾傳媒作為一個中介，在社會、國家和媒介受眾之間的復雜關系及其學科特點，通過適當的價值目標、實現控制，以及給受眾提供信息文化服務方面的協調關系。比如，媒介與其它機構，媒介與公眾之間的聯系等。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媒介與社會的替論。另外，他還通過對以媒介的變化、自由、多樣性為內容的“離心性”和以秩序、控制、整合性、聚合性為內容的“向心性”等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多方面的有益借鑒。另一位美國著名媒介批評家和新聞學者阿特休爾，在其《權力的媒介》中摒棄冷戰思維的“報刊的四種理論”，重新劃分成三種社會傳播模式，即市場經濟世界模式、馬克思主義世界模式、進步中世界模式。盡管這種分法的科學性還有待研究，但它通過對三種模式在新聞事業的目的、信念、新聞自由等方面內容進行比較分析證實：不管是哪個模式，也不管它是介于何種政治、經濟或社會制度，傳媒的性質和功能在一些根本問題上，有其明顯的一致性，且主要體現在目的、信念方面。阿特休爾深刻指出：“當今世界有時被人稱為核時代，有時被人稱為信息爆炸時代。這些術語的含義都是指同一件事，即：世界是一個科學技術使之改換面貌的世界，一個充滿前途和希望的世界；然而同時又是一個充滿危險的世界，對世界的生死存亡具有真正的威脅。爆炸式的突飛猛進、鋪天蓋地的情形既是知識的源泉，又是毀滅的種子。在這個日新月異的社會秩序中，在新聞媒介從事工作的男男女女，包括新聞商人，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描繪世界面貌的正是那些人，而世界面貌構成人類抉擇行動的基礎。認識不到這個基本而又嚴酷的事實就無法理解新聞媒介在人類事務中的作用。”[3]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國已進入到信息社會。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人們消費的“信息系數”與“恩格爾系數”恰好呈負相關性，即生活水平越低，飲食支出越高，而生活水平越高，信息系數則越高(見圖2)。（圖略）
當今社會，新聞傳播無疑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新聞已經成了政治信息體系中的核心，甚至成為當下維持社會正常運轉的重要工具之一。不管是國家元首，還是利益集團，抑或普通民眾，只要把其信息放在新聞文本里面，新聞就不再只是政治角色與其觀眾交流的平臺，它已經成了從國家上層的政治精英到普通老百姓，了解和監督自己的利益是如何被公開反映的主要渠道，成為他們了解政府和政治的運轉，人們的生活狀況以及誰在那里制造了新聞，或誰沒有制造新聞，新聞如何影響社會，如何影響政治等一系列社會問題的交流平臺。特別是在大眾傳媒時代，政治家們都已經很習慣地走到公眾面前，利用大眾傳媒向廣大民眾傳遞他們的思想。信息已經越來越被控制在政治精英們的手中。
現代新聞的體系結構可以概括為三元結構：一是媒體本身，這是新聞的生產基地；二是政治家、政治精英，新聞離不開政治家，政治家也離不開媒體；三是讀者，亦為受眾，離開受眾，新聞就失去了基礎，受眾是新聞的消費者。
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是新聞傳媒
構建和諧社會的長期任務
新聞傳媒要充分發揮輿論引導的優勢，弘揚輿論引導之“勢”，發揮引導之“術”，把握引導之“度”，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中堅力量。馬克思與恩格斯對傳媒輿論的重要性有兩個經典比喻：一是“社會輿論的紙幣”，二是“黨和人民的喉舌”。1850年11月1日，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篇合寫的文章中明確提出：“以前，報紙是作為社會輿論的紙幣流通的。”1849年2月7日，馬克思在法庭上嚴正駁斥對《新萊茵報》的控告，他指出：“報刊按其使命來說，是社會的捍衛者，是針對當權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無處不在的耳目，是熱情維護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萬應的喉舌。”[4]一百五十多年以來，“社會輿論的紙幣”的流通已不限于報紙，它從單一的報紙發展到廣播、電視、網絡、數字化媒體，流通的速度更快捷、更廣泛、影響力更大。
1957年7月在青島召開的省市委書記會議上明確提出：“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這里的目標，描述的就是一種“和諧”。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提出：“總之，要使我們黨的報刊成為全國安定團結的思想上的中心。報刊、廣播、電視都要把促進安定團結，提高青年的社會主義覺悟，作為自己的一項經常性的、基本的任務。”[5]他主張新聞單位要積極主動、理直氣壯而又有說服力地宣傳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一切，都是為了在黨指引的道路上，安下心來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創造庚好的輿論環境。1996年9月26日，在視察人民日報社的講話中，進一步強調：“輿論導向正確，是黨和人民之福；輿論導向錯誤，是黨和人民之禍。黨的新聞事業與黨休戚與共，是黨的生命的一部分。可以說，輿論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是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所系的工作。”[6]
構建和諧社會，堅持正確的輿論引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一貫提倡的。新聞輿論引導之勢要反映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責任意識。從全局考慮，去反映大事、大情、大理。主流媒體特別是黨報黨刊，央視和各省市的廣播、電視，有責任做大做強主流媒體的輿論場，發揮主流媒體的性和主渠道作用，要在輿論引導中成為“領唱者”。現在有一些媒體，習慣于炒作那些發生在周圍的雞毛蒜皮，美其名曰“民生”新聞、“公共”新聞。應當說，偶爾為之，也沒什么不好，但長此以往，甚至把什么“民生”新聞搞成“主打”產品就不好了。
發揮輿論引導之勢，首先要關注大勢。何為大勢?大勢就是大趨勢，大道理。比如2003年的抗擊非典，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反分裂國家法，十六大以來黨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的問題，構建和諧社會，開發西部和中部崛起的問題，三農問題等，都是國家的大勢。
在關注大勢方面，新聞傳媒積累了不少豐富的經驗。比如，對1998年抗洪斗爭的宣傳以及后來升華出的抗洪精神，2004年全國新聞單位開展的“三項學習”、“三貼近”活動，2004年各大媒體集中宣傳任長霞、牛玉儒等典型人物，彰揚了黨的優良傳統，感動了多少中國人。所有這些，都是一種大勢，都是輿論引導之勢的大手筆。
輿論引導之勢要在厘清人們的思想觀念上多下工夫，觀念一變，效果也不一樣。比如20世紀70年代末進行的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90年代初由解放日報發表的一組“皇甫平”的文章引發的關于姓社姓資的大討論等，盡管已經過去十幾年、二十幾年，但在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發揮出的輿論引導之勢的作用，無論今天怎樣去評價，我想都不過分。
輿論引導之勢要關注熱點、焦點問題。輿論之矢，要射熱點、焦點問題之的。當今社會熱點、焦點問題日益受到社會的普遍關注。大多數人關心的熱點、焦點問題一般都具有共同的特性，一是它們集中反映了社會中的復雜性，公眾關注程度比較高；二是普遍性，這也是熱點、焦點問題的特性之一。還有許多熱點、焦點問題往往會由一些突發事件而誘發連鎖反應，發展速度之快，影響之大往往超出人們的預料，一旦處置不當，將造成嚴重后果。因此，對熱點、焦點問題的把握，特別是突發事件的把握，顯得尤為重要，已經成為引導輿論工作的重要手段。
在引導輿論工作中，還要善于把握好輿論引導之“度”。“度”是一種狀態，同時又是方法。中國古代的“過猶不及”講的就是“度”的問題。講：“過猶不及，是兩條戰線斗爭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學、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兩條戰線斗爭，去肯定事物與概念的相對安定的質。”[7]熱點、焦點問題的引導，都有一個度的問題。有些時候，今天是熱點、焦點，明天可能就不是了，今天不是，明天可能就是了，要善于從共性中找個性，透過現象看本質，防止片面性。另外，要特別重視輿論引導之“術”的問題。輿論引導要產生好的效果，一定要講究引導藝術。
如果說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是黨的新聞工作的生命、靈魂、根本任務的話，那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的三貼近，正是集中體現了正確輿論導向的要求，概括了輿論導向的本質，凝練了輿論導向的豐富內涵。三個“貼近”是一個相互關照的有機整體，既是原則，又是內容，三貼近集中體現了黨的意志與人民群眾利益高度一致的要求。三貼近不僅僅是一種工作方法，同時也在黨、政府和人民群眾之間形成一個牢固的橋梁、紐帶，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有效載體。
把新聞宣傳作為一種領導工作方法，
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發揮作用
把新聞宣傳當作一種領導工作方法，是我黨在長期政治工作中形成的寶貴經驗。早在1940年，在《中國工人》發刊詞中就寫道：“《中國工人》應該成為教育工人、訓練工人干部的學校。”[8]他把所有《中國工人》的讀者都看作是(中國工人)這個“學校的學生”。1944年3月22日，在談到報紙是指導工作、教育群眾的武器時，稱看報比吃飯更重要。他生動地說：“關于報紙，現在高級領導同志，甚至中級領導同志都有一種感覺，沒有報紙便不好辦事。飯來了，報來了，我們有些人是先看報、后吃飯的。”[9]這種“沒有報紙不好辦事”的感覺，已經把報紙看作是指導工作、教育人的重要工具。鄧小平在1950年5月16日召開的西南局新聞工作會議上提出，“拿筆桿子是實行領導的主要方法”。
用新聞宣傳指導工作，必須旗幟鮮明，是非分明，立場堅定。一再強調：“我們黨所辦的報紙，我們黨所進行的一切宣傳工作，都應當是生動的，鮮明的，尖銳的，毫不吞吞吐吐。”[10]20世紀80年代初，由于受“”流毒的影響，在黨內和社會上存在著一股嚴重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在一些報刊上出現了一些不正常現象，影響穩定。鄧小平及時明確地提出：“黨報黨刊一定要無條件地宣傳黨的主張。”他進一步提出，不管是組織討論還是開展批評，都要合乎黨的原則，遵守黨的決定，否則，如果人人自行其是，不在行動上執行中央的方針政策和決定，黨就要渙散，就不可能統一，不可能有戰斗力。
回顧我黨八十多年的新聞工作實踐，堅持正面宣傳為主是取得革命成功和社會主義事業勝利的一條基本經驗。堅持正面宣傳為主，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典型報道問題。非常重視典型報道，他曾講過“凡典型的，都應當公開報道”[11]。鄧小平也曾清楚地提醒，“宣傳好的典型時，一定要講清楚他們是在什么條件下，怎樣根據自己的情況搞起來的，不能把他們說得什么都好，什么問題都解決了，更不能要求別的地方不顧自己的條件生搬硬套”[12]。我們黨在典型宣傳方面有許多成功的例子，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把新聞宣傳作為工作方法，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堅持批評與自我批評這個武器，讓人民群眾明白道理，辨明是非。鄧小平曾把“批評與自我批評”列為辦好報紙的三個基本條件之一。他討厭報紙報喜不報憂，認為“報紙最有力量的是批評與自我批評”[13]。更是把批評與自我批評看作是實現黨內團結的重要武器。他曾就報紙上如何開展批評提出：“在報紙上開展批評的時候，要為人家準備樓梯，否則群眾包圍起來，他就下不了樓。”[14]報紙上的批評要實行“開、好、管”的方針。“開，就是開展批評。不開展批評，害怕批評，是不對的。好，就是開展得好。批評要正確，要對人民有利，不能亂批評一陣。什么事應指名批評，什么事不應指名，要經過研究。管，就是要把這件事管起來。這是根本的關鍵。黨委不管，批評就開展不起來，開也開不好。”[15]開展對人民內部問題的尖銳批評應堅持一個原則，就是“尖銳得要幫了人而不是傷了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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輿論是一把雙刃劍，鄧小平非常注重通過輿論去監督我們黨和黨員，取信于民。他說：“黨要受監督，黨員要受監督。”“在中國來說，誰有資格犯大錯誤?就是中國共產黨。犯了錯誤影響也較大，因此，我們黨應該特別警惕。憲法上規定了黨的領導，黨要領導得好，就要不斷地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就要受監督，不注意擴大黨的民主生活，就一定會脫離群眾，犯大錯誤。”[17]這一論述深刻闡明了在我國實行輿論監督的重要性和主要內容、目標。
把新聞宣傳作為領導方法，要有一個中心，中心說是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的一個重要思想。馬克思、恩格斯都曾把革命報刊看作是召喚人們的一面旗幟或思想中心。列寧后來明確提出黨報是“思想中心”。劉少奇在對華北記者團的講話中，曾把辦報紙稱為建黨建得好不好的“中心一環”[18]。鄧小平于1980年1月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中，語重心長地說：“要使我們黨的報刊成為全國安定團結的思想上的中心。”[19]這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黨報中心”說的新的繼承，融進了新思想、新內容。在黨的多次會議上都特別強調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他認為，輿論導向是否正確，關鍵是處理好三個問題：一是要激勵人民，用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二是要服務大局，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三者的關系；三是要加強管理，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20]三個方面實際上是互相聯系的，“激勵人民”是目的，“服務大局”是準則，“加強管理”是手段，互為制約，重在效果。十六大以后，同志、李長春同志，都對新聞宣傳做出過多次重要指示，進一步強化了黨的主流媒體的“中心”意識和“中心”作用。新聞傳媒在公共領域中要發揮主導作用
現代社會是一個信息社會、公眾社會，公共領域的公眾輿論怎樣，對于社會穩定和發展特別是在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中都發揮著重要作用，而媒體在這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責任。信息時代的到來，媒體有時可以起到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作用。
在現代社會的文明進步中，對政治力量以及其它權力的監督和制約賦予新聞媒介以神圣職責。當然，從政治體制上來講，民主制度也賦予新聞傳播及其監督活動以合法性。在民主制度中，對權力的制約是保障民主制度的必要條件。一般講，對權力的制約有三種方式，一是以權力制約權力，二是以道德制約權力，三是以權利制約權力。由于權力的相互制約機制無法最終解決監督監督者的問題，就有了健全以權利制約權力的機制，使公共利益的主體——廣大公民承擔起監督者的責任，恰當地配置權力，以限制、阻遏權力的濫用。大眾傳播媒介是以權利制約權力的有效方式之一，是民主制度在話語領域最主要的表現。在我國，這種功能主要體現為輿論監督，它是指公民或新聞媒體發表與傳播針對政府機構或政府官員的批評性言論。作為一種功能，它是言論自由權的諸項政治與社會功能的表現。
我國的新聞傳媒有輿論監督的傳統，并在促進政府提高工作效率、揭露社會弊端、純潔黨的干部隊伍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近年輿論監督力度的加大以及我黨對媒體監督的支持大大提升了媒體在人民群眾中的美譽度。一項調查顯示：“64．1％的被訪者表示，‘當看到社會上的不平事’時會想到找記者、媒體；有24．3％的被訪者‘在生活中遇到依靠自己無法解決的困難’時會想到找記者、媒體；15．8％的被訪者‘當遇到有意思的事’時會想到找記者、媒體。”統計表明，公眾心目中的記者已經成了社會正義、公平的化身。
應當指出，現代傳媒所表現出來的輿論力量，對推動社會秩序中的公共權力監督和公共輿論有著空前影響。我國是一個社會公共體系極為龐大、公共事務極其復雜的社會，人民尚未實現對執掌公共權力者的自由選舉，在民眾與政府關系中，公共權力特有的壟斷性和信息不對稱性，決定了民眾很難對公共權力實施直接而有效的監督。加之近年來一些不良社會風氣，已經使人們的政治熱情不斷減少，民眾對政治普遍淡漠，除非當公共權力切實觸及其自身利益時，他們才會做出反應。因此，在通常情況下，保持社會對公共權力的監督和壓力，以保障公共領域的正常運行，非社會輿論莫屬。
新聞傳媒因其傳播活動同輿論的聯系特別是通過輿論對政府決策的作用和輿論對權力的監督制約作用，服務于民主政治。傳媒提供了民意上傳的現代化工具，公眾成員及公眾團體可以通過傳媒圍繞其自身的利益等公開發出呼聲，以此影響輿論，從而使政府在決策過程中參考各方的呼聲，這是民主的一種體現。此外，現代傳媒對執政機構和官員的所作所為的報道，使公眾了解這些情況，是使前者接受公眾輿論監督的重要條件。而現代傳媒作為面向公眾的傳播媒介，可以成為公眾論壇，將公眾對執政機構和官員的監督意見傳遞給后者。由傳媒作為中介的輿論監督，是現代民主政治中對權力進行制約的重要方式之一。
應當說，近年來，我國各級黨組織和政府非常重視發揮新聞輿論的作用，以至黨和政府把媒介納入權力運作體系，把媒介變成有限公共資源，把批評報道變成民主化進程的內容。所有這些無疑提高了媒介的社會作用和地位，比較好地解決了一個交互作用的問題。比如：從公共性方面，媒介可以是黨和政府的喉舌，這是它的宣傳作用；另一方面，又可以是人民群眾的喉舌。前者的意義具有一種權力背景，體現和彰顯了黨和政府的性。因此，重要的媒介批評、監督都是上級黨委、政府認可的，是一種政府權力、態度的轉化。從另一方面講，把它納人到一般意義上的媒介輿論監督，政府可進可退，減少了政府的壓力。從制度層面上講，政府把媒介批評納入到一種治理技術，無疑是一種社會進步，因為在以往，傳媒只是意識形態的工具，無從談及公眾輿論。現在把媒介納入到社會治理的權力過程中，很自然地顯現出它的公眾批評的形象威力，為黨和政府提供了一個合法的輿論平臺。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講，我國當下的新聞媒體可以說正在成為公眾精神、公眾意愿的代言人。
具體說來，新聞傳媒在參與現代政治民主中可以充當公眾參與決策的工具；可以充當公眾參與評判決策及其后果、議論公共事務的工具，充分聚焦公眾注意力，圍繞重大問題形成公眾輿論，成為對權力進行輿論監督的工具。因此，在這樣的前提下，國家除支持輿論對公共領域的監督外，應盡可能避免權力過分干涉公共領域，因為公共領域是公共權力與社會的契面，這樣就可以既保障社會通往繁榮的道路，也為國家的復興和繁榮提供堅實的基礎。
現代社會的民主政治建設進一步凸現了公民社會的地位與作用。從理論層面上講，媒體監督只是輿論監督的一部分或者形式之一，為大眾提供言論自由的通道或載體是它的權利和義務。但是在今天的情況下，媒介權力和政府權力往往結合在一塊，把黨政行為變相地以輿論監督的形式出現，弄不好會得到相反的效果。由于把媒介監督與輿論監督混為一談，特別是把媒體監督與政府意見、權力結合在一起，使得媒介監督有時會出現“缺位”或“越位”，當老百姓真正需要代表他們的意見、心聲時，媒體缺位、失語；而在有些場合，媒體的一些人利用媒體權力干預司法、干預人身自由，把社會公器變成個人私器或少數人專用之器。一旦這種“缺位”、“越位”泛濫，給社會造成的影響將是不可低估的。新聞報道、輿論監督，必須遵循客觀原則。當然，大量事實證明，在有意識存在的社會里，客觀有時只是一種非常美好的理想且很難做到。這是因為，人是社會的人，是某一利益群體的一分子，人的社會屬性鑄就了新聞不可能超然物外，清澈如水。那么是不是我們就不去追求客觀了呢?也不是!客觀性首先是一種意識、理念，其次是一種方法，更高層面上應是一種境界。
媒體作為一種具有特殊性質的社會公器，是一個輿論場，而公民社會中的公眾則是民間的輿論場，兩者共存于當下這個社會中，形成了特殊的公共部分。媒體通過自身的得天獨厚的輿論監督加大并增進了公眾對媒體的介入和信任。反過來，公眾通過媒體的輿論監督，促進了現代公民社會的形成。這兩個輿論場的重合、互動，構成了現代社會健康文明發展的有效機制。重合得越多，這個社會就越和諧；重合得少，甚至于不重合，那這個社會就會出問題甚至產生社會動亂。
建設小康社會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而構建和諧社會是實現這一共同理想的重要社會基礎。我國新聞媒體任重道遠，媒體不是局外人，媒體是最活躍和最有生命力的參與者、建設者，是先進生產力，它不僅要引經驗豐富進文化，擔負黨和人民的喉舌和橋梁紐帶作用，同時又要成為一個重要的公眾輿論平臺。媒體要利用好這個平臺承載起培育公民精神的神圣使命，努力在構建和諧社會中凝力，真正成為建設小康社會的積極的、建設性的重要力量。
新聞傳媒論文:新聞傳媒業改革管理論文
摘要：我國的新聞傳媒業取得了很大發展，但與西方傳媒強國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改革開放以來，新聞傳媒業在堅持黨管輿論導向、社會效益及時和漸進式改革的原則下，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效，也面臨著改革模式、管理體制、運行機制、行業政策、發展戰略等方面的問題。中國的發展和強大，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新聞傳播體系。我們必須針對客觀形勢的變化和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制定出新聞傳媒業改革與發展的戰略規劃。
關鍵詞：新聞傳媒改革發展
同志在十六大報告中提出“當今世界，文化與經濟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作用和地位越來越突出。”這是我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世界發展新規律所做出的科學論斷。因此，中央把文化建設和文化體制改革列為建設小康社會的一項重要戰略部署。作為文化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新聞傳媒面臨重大的歷史發展機遇。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所必然帶來的傳媒全球化，也使新聞傳媒業必須面對國際傳媒的激烈競爭。如何抓住機遇，加快發展，是傳媒業當前的一項重要任務。
一、我國傳媒業的發展及國際比較
1、我國傳媒業的發展
建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傳媒業取得了很大發展。2001年，全國報紙種數為2111種，總印數為938.9億印張，千人報紙擁有量為142份，分別是1978年的11.3倍、8.3倍和3.2倍，是1950年的5.5倍、144.4倍和26倍；圖書總數為154526種，圖書總印張數為406.1億印張，千人圖書擁有量為4944冊，分別是1978年的10.3倍、3倍和1.3倍，是1950年的12.7倍、68.8倍和10.1倍；雜志總數為8889種，總印張數為100.9億印張，千人雜志擁有量為162冊，分別是1978年的9.6倍、4.4倍和2.5倍，是1950年的30.1倍、126.1倍和8.1倍；電臺總數為301座，發射總功率為49615千瓦，分別是1978年的3.1和3.6倍，是1950年的6倍和138.5倍；電視臺總數為357座，千人電視機擁有量為300臺，分別是1978年的11.2和115.4倍。作為第四媒體的互聯網90年代初進入中國，1993年互聯網用戶數僅為2000人，1997年10月，用戶人數為62萬人，到2002年1月用戶人數達到3370萬人。
我國從1978年開始恢復媒體廣告業務，廣告營業額的增長速度遠高于GDP的增長速度。從1982年到2000年，廣告營業額年均增長幅度為42%，是同期GDP增長幅度的2.6倍。廣告營業額占GDP的比重從1982年的不到0.3‰，上升到2000年的0.8%，人均廣告費也由1982年的0.15元增加到2000年的56元，廣告從業人員從1982年的1.6萬人增加到2000年的64萬人。在廣告營業額的構成中，媒體廣告占到很大比重。2000年報紙廣告為146.47億元，占20.55%；電視廣告為168.91億元，占23.7%；廣播廣告15.19億元，占2.13%；雜志廣告11.34億元，占1.59%。
2、傳媒業的國際比較
我國對反映傳媒發展水平的幾個主要指標：千人日報擁有量、千人收音機擁有量、千人電視機擁有量和千人互聯網用戶數，進行了世界幾大國的比較。1996年，中國千人日報擁有量為40.4份，日本為578.1份，美國為212.5份，俄羅斯為105份。1997年，中國千人收音機擁有量為339臺，印度為120臺，日本為956臺，美國為2118臺，俄羅斯為418臺。2000年，中國千人電視機擁有量為293臺，印度為78臺，日本為725臺，美國為854臺。2000年，中國千人互聯網用戶為17.8人，印度為4.9人，日本為371.1人，美國為338.7人，俄羅斯為21.3人。
筆者還對中國傳媒在世界傳媒業中所占地位計算了測算和評估。中國的日報總量1995年已占到世界總量的9.18%，收音機總量1997年已占到世界總量的17.2%，電視機總量1997年已占到世界總量的24%，互聯網用戶2002年初已占到世界總量的6.2%。由這些總量數字可以看出，我國已成為世界的傳媒大國。另一方面，筆者用傳媒滲透能力指數計算了1995年世界各國的傳媒發展水平，結果發現我國的傳媒滲透能力指數僅略高于中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僅相當于美國水平的1/6，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的1/2，OECD國家平均水平的1/5。這說明我國還僅是個傳媒弱國。
在國際傳播方面，美聯社、合眾國際、路透社、法新社每天發出的新聞量占據了整個世界新聞發稿量的4/5，傳播于世界各地的新聞，90%以上是由美國和西方國家壟斷。西方50家媒體跨國公司占據了世界95%的傳媒市場。美國控制了全球75%的電視節目的生產和制作，美國電影占領了全球50%以上的總放映時間。世界傳媒發展很不平衡，“西風壓倒了東風”，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控制了新聞輿論和傳媒市場，形成了“媒介帝國主義”。
二、我國傳媒業的改革
1、改革歷程
我國傳媒業經歷了兩次大的改革。及時次是1978年以后進行的“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改革，國家逐步減少對新聞單位的財政撥款，絕大多數新聞單位通過媒體廣告等經營創收實現自收自支。第二次是1996年以后進行的媒體“集團化”改革，廣州日報等幾十家大型新聞單位組建起傳媒集團。“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改革，是傳媒業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而采取的改革措施，它一方面減輕了國家財政負擔，另一方面激發出媒體自我發展的積極性。各新聞單位按照市場需求，創辦了各種滿足不同受眾需求的媒體形式，并在內部推行獨立核算、承包經營、人事分配等各項改革。“集團化”改革，是新聞媒體發展到一定規模，面對社會信息化和傳媒全球化的新形勢，所做出的必然選擇。事業單位的組織形式已不適應新形勢的發展，只有用集團這種組織形式，才能把規模日益龐大、分工逐漸細化、媒體數量不斷增加、產業功能更加完備的傳媒組織更好地協調和運作起來。我國宏觀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的外部環境，以及信息社會帶來的發展機遇，加上新聞單位內部不斷深化各項改革，使傳媒業迅速成長為一個充滿活力的新興產業。目前，我國整個傳媒市場的規模已超過1000億元，從1998年起傳媒業連續三年保持了25%的增長速度，利稅總額已超過煙草業，在所有行業中排名第四，出現了一批規模達十幾億、幾十億甚至上百億的大型傳媒集團。
2、改革中取得的經驗及存在的問題
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傳媒業積累了一些寶貴的改革經驗，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①堅持黨管輿論導向。新聞媒體具有很強的外部性，表現為正、負兩個方面，取決于輿論導向的正確與否。正確的輿論導向能夠凝聚人心、振奮力量，形成推動社會進步的巨大力量。錯誤的輿論導向則渙散精神、激化矛盾，造成嚴重后果。同志曾精辟地指出：“輿論導向正確是黨和人民之福，輿論導向錯誤是黨和人民之禍。”在新聞媒體改革的20幾年中，我們始終堅持黨管輿論導向的原則，使新聞宣傳工作緊緊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任務，服從和服務于全黨和全國的工作大局，對維護和促進社會穩定，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集中力量搞好經濟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
②堅持社會效益及時。在新聞媒體提供的產品與服務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公共產品（如新聞、天氣預報等）。公共產品外部性最強，產生的社會影響較大。向廣大人民提供公共產品，是新聞媒體的責任和義務。雖然新聞媒體進行企業化運作后，所提供的私人物品（如廣告、信息服務等）不斷增加，而提供私人物品能夠帶來經濟利益，但我們一貫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及時位，把提供公共產品作為新聞媒體的首要任務。實踐證明，我們在社會效益及時原則下進行的媒體改革，保障了新聞媒體黨和政府喉舌的性質不變，保障了新聞媒體社會公器的性質不變，即使是媒體產業化發展到一定程度，也沒有使其異化為被經濟利益集團操控的工具。
③堅持漸進式改革。與我國宏觀經濟體制改革相仿，新聞媒體的改革也走了一條漸進式改革的路子。各項改革措施基本上是借鑒國有企業的經驗，進程上比國有企業有一段時間的滯后。漸進式的改革方式，保障了新聞媒體在總體穩定的前提下，先易后難、由表及里地推進各項改革，以發展保改革，以改革促發展，較好地處理了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新聞媒體是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緊密相連，且直接關乎社會穩定，因此必須堅持漸進式的改革方式，以穩定大局為根本出發點，避免因局部改革失利而對全社會造成不利影響。
當然，新聞媒體業改革也遇到了一些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①集團化改革目標模式不明確，改革成效不明顯。近幾年我國陸續組建了幾十家傳媒集團，數量可謂不少，但絕大多數傳媒集團在體制和機制上沒有什么變化，基本上是“翻牌集團”。出現大量傳媒翻牌集團的原因，是我們缺乏一個明確的改革目標模式。我們對為什么組建傳媒集團、如何組建傳媒集團、如何促進傳媒集團做大做強等重要問題缺乏深入地研究，以至于我們拿不出一個指導性、操作性很強的文件，來規范傳媒集團的組建和發展。由于沒有中央的政策性指導，加上本身固有的“路徑依賴”，傳媒集團的改革大多只是在“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基礎上修修補補，改革成效不明顯。
②管理體制形成的條塊分割和地方保護，限制了媒體的發展空間。長期以來我國新聞傳媒業實行“條塊結合，以塊為主，分級管理”的模式，在實際中形成了嚴重的條塊分割和地方保護。這種管理體制嚴重地限制了媒體的發
[page_break]展空間，傳媒集團的跨媒體、跨行業、跨地區發展難度很大。從發達國家傳媒集團的發展過程來看，跨媒體、跨行業、跨地區、跨國界是其發展的主要特征。我國現行的傳媒管理體制，把一個巨大的傳媒市場分割成零碎的小塊，即使一些實力較強的傳媒集團，也無法突破體制的限制，把零碎的市場整合起來。這是我國傳媒集團難以做大做強的體制性原因。
③傳媒業行業壁壘很高，壟斷利潤帶來了表面繁榮。傳媒業是一個特殊行業，國家的行政控制很嚴，行業壁壘很高。行業壁壘造成了傳媒業的寡頭經濟現象，一個行業或地區的傳媒市場一般被為數不多的兩個或三個傳媒集團壟斷。寡頭壟斷帶來了高額的利潤，傳媒業一派繁榮景象，很多傳媒集團花巨資建品質辦公樓，經營星級酒店和度假村等。這種繁榮只是表面上的，與國外傳媒相比，我們的差距還很大，我國傳媒的滲透能力指數只相當于中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寡頭壟斷不利于市場效率的發揮。我國傳媒業的寡頭壟斷帶來了表面繁榮，但實際上并不利于整個傳媒市場的發展和國家綜合傳媒能力的提高。
④缺乏優勝劣汰機制，媒體兼并、聯合、重組存在很多障礙。我國有一萬多家報刊社，幾千家電視臺、電臺，除少數媒體有較好的效益外，有很大一批數量只是靠行政撥款在低水平上勉強維持。在我國媒體都是事業單位，除因宣傳違規而被撤消刊號，即使負債累累也不會倒閉或破產。我國傳媒業缺乏應有退出機制，使媒體的兼并、聯合、重組存在很多障礙，在實踐中的行政撮合也暴露出許多問題。無法通過優勝劣汰、有生有死的市場法則進行資源的合理流動和有效配置，這也是傳媒集團難以做大做強的原因之一。
⑤傳媒資產管理體系不完善，缺乏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我國傳媒業已形成了近1000億的資產，而目前還沒有一個明確的政府部門對這么大的一筆資產進行監管。在大多數地方，媒體資產的所有權、支配權和使用權都歸媒體單位所有，也有些地方（如上海）媒體資產由宣傳部直接支配。傳媒資產管理體系的不完善，使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難以建立。一方面，傳媒集團管理者的經濟收入與經營業績不直接掛鉤，影響了其積極性的發揮；另一方面，他們的經營行為也缺乏應有的監督，容易出現內部人控制行為。
⑥缺乏國際化戰略意識，在國際傳播上力量很弱。中國作為一個日益強大、日益開放的大國，在國際輿論上掌握一定的話語權是十分必要的。長期以來，我國的外宣工作主要由新華社、中央電視臺等少數幾個中央級媒體承擔，政府投入了大量財力，但在國際上的聲音依然很弱。現在有一些地方（如廣東、上海等）的傳媒集團已具備了相當雄厚的實力，有能力進軍國際市場。但地方媒體只把眼光放在國內或本地區，缺乏國際化戰略意識，這不但限制了它們自身的發展空間，也不能增強我國在國際傳播上的力量。
三、我國傳媒業下一步改革和發展的戰略方案設想
我國加入WTO后，國外傳媒加緊搶占國內市場，傳媒業面臨很大挑戰。另一方面，我國迫切需要加強國際傳播力量，擴大中國在世界上的聲音。傳媒業面臨進一步加快改革和發展的迫切任務。筆者認為，我國的傳媒改革還應繼續堅持黨管輿論、社會效益及時和漸進式改革的基本原則，在這些大原則的前提下，加快束縛傳媒業發展的體制弊端的改革步伐。針對傳媒業現存的問題，筆者提出下一步改革和發展戰略方案的一些初步設想。
1、確定集團化改革目標模式。根據我國的具體國情，傳媒集團化改革宜采用“一團兩制”的模式，實行采編經營“兩分開”，宣傳部門還是事業性質，保留報社、電視臺、電臺等事業法人資格和編制，是輿論宣傳的主體。經營部門剝離出來成立公司，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母子公司體制，是市場運作的主體。事業單位是企業公司的主要出資人，享有資產收益權、重要人事任免權和重大事項決策權。按照現有法律框架，建立黨委領導與法人治理結構相結合的領導體制，明確黨委與公司董事會的權、責、利劃分，形成有效的權力制衡機制。
2、改革傳媒業宏觀管理體制。按照政事分開、政企分開的原則，調整傳媒業的宏觀管理體制，突破條塊分開限制，促進媒體產業結構轉型。一方面要打破條條分割，首先要把廣播電視局與廣電集團分離，進一步再把廣電總局與新聞出版局合并。在政府管理體制改革的基礎上，組建跨媒體、跨行業的傳媒集團。另一方面要打破塊塊分割，削弱地方對新聞媒體的屬地管轄權，組建跨地區的新聞管理機構，鼓勵傳媒集團實行跨地區發展。
3、打破傳媒業的行業壁壘。放寬傳媒業的準入條件，突破機關報（臺）一統天下和傳媒行業寡頭壟斷的局面，允許國家企業、社會團體以及個人參與媒體經營運作。一種方式是允許企業、社團及個人參股傳媒集團的經營性公司，另一種方式允許創辦有別于機關報（臺）的公共媒體，公共媒體由企業、社團及個人提供資金，不對某一機關負責，而是對憲法和法律負責，表達社會不同利益群體的輿論呼聲。公共媒體的創立有利于打破機關媒體一統天下的格局，對引入外部競爭、促進傳媒市場的發育和完善都會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4、進一步整頓傳媒市場秩序。對現在較為混亂的傳媒市場進行集中治理整頓，建立媒體退出機制，對那些宣傳屢出問題、經營嚴重虧損的媒體，要進行關閉或破產。鼓勵傳媒集團運用市場手段對其他媒體進行兼并、聯合、重組，優化傳媒市場資源配置，促進傳媒集團做大做強。
5、建立完善的傳媒資產管理體系。把傳媒資產納入國有資產管理體系，指定國資委的有關部門對傳媒資產進行監管。對傳媒集團實行國有資產授權經營，制定相應的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責任體系，按照經營業績對傳媒集團的管理者進行適當獎罰。加強對傳媒集團管理者經營行為的監督，國資委指派專人加入傳媒集團董事會、監事會，也可委派財務負責人，對傳媒集團管理者的自利行為進行及時監督和控制。
6、實施“走出去”的發展戰略。在世界傳播秩序中掌握一定的話語權對中國的發展至關重要。傳媒集團的國際化發展，不僅是傳媒集團或傳媒行業利益的擴大，更重要的是它關乎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地位和形象。因此，國家除加強對新華社等中央新聞單位對外宣傳的扶持外，還應調動其他傳媒集團跨國發展的積極性，對傳媒集團到境外辦刊、辦報、辦臺要給予一定的財政支持和優惠政策，還要支持傳媒集團到海外融資和上市。傳媒集團的跨國發展，一定會增強我國對外宣傳能力，在世界傳播秩序中占據一席之地。
四、促進傳媒業改革和發展的幾點措施建議
傳媒業的改革和發展是一項十分迫切的任務，筆者對當前應當采取的措施提出幾點建議：
1、建議和新聞出版總署對各地方傳媒集團試點情況進行充分調研，總結成功經驗和作法，在此基礎上出臺一個針對性很強的指導文件，以此推動傳媒集團化改革的深入發展。
2、建議在一些地方試點傳媒宏觀管理體制的改革，按照政事分開、政企分開的原則，重新調整傳媒宏觀管理格局，建立跨地區的傳媒管理機構，打破條塊分割，推動傳媒集團跨媒體、跨行業、跨地區發展。
3、建議在幾個傳媒集團試點融資方式改革，在內部宣傳經營兩分開的基礎上，允許經營性公司向企業、社團和公眾募集股份，可挑選幾家條件較為成熟的傳媒集團上市融資。
4、建議在幾個（或一個）地方試點創辦幾個公共媒體，嘗試在新形式下傳媒發展和管理的新途徑。
5、建議和新聞出版署協同國家有關部門，制訂類似公司《破產法》的新聞媒體破產條例，并依據該條例對新聞媒體市場進行治理整頓，試點傳媒集團通過規范的市場手段兼并、聯合、重組。
6、建議和新聞出版署協同國資委等部門，制訂傳媒國有資產管理條例，明確出資人和經營者的責、權、利，并制定出有效的激勵與約束機制。
7、建議國務院制定和出臺相關政策，鼓勵傳媒集團向海外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