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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播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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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播學論文

          傳播學論文:網絡出版初探新聞傳播學的論文

          出版的含義非常廣泛,圖書、期刊、報紙、廣播、電視、電影都可看作出版的一種形式,換句話說,大眾傳媒就是將信息或知識內容在某種媒介上加以出版,然后傳遞給受眾。因此,出版屬于傳播的范疇。

          回顧歷史,人類文明的發展無一不伴隨著傳播媒介的變革:從結繩記事到竹簡絹帛,從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從紙張載體到無線電波……一種新媒介的出現,不僅會影響人類文明的進程,還會引起原有的人類社會結構、生活方式甚至思維方式的變化。

          網絡作為一種新的傳播媒介,以其多媒體、交互性、傳播迅速等優勢,進入出版領域,對傳統出版的理念、運作模式及格局造成巨大的沖擊,并打破了傳統媒體間的界限,實現了多媒體的統一和動態傳播。因此,網絡出版是融出版(圖書、報紙和期刊)、廣播、電視等三大媒體于一體的全新傳播形態,是網絡傳播的一個領域。

          一、什么是網絡出版

          由于網絡出版正處于初步發展階段,其理論和實踐都在探索之中,對于網絡出版概念的界定,尚未形成一個統一明確的定義,各業界眾說紛紜。。

          從廣義上講,凡是將信息、知識、觀念等內容,用文字、圖像、聲音等代碼以任何形式在因特網上傳播,均可稱之為網絡出版①。這個定義外延較為寬泛,包括電子書(E-book)、網絡期刊、網絡報紙、網絡廣播、網絡電視、網絡音像及網絡文件、網絡軟件等。在這個定義中,網絡出版的主體是多元化的,傳統媒體、網絡公司、娛樂集團、政府機構以及個人都可成為網上的出版者。

          國際上承認“網絡傳輸”是一種新的出版形式。1995年美國的白皮書明確寫道:“公眾通過數字網絡獲得作品復制本,作品就如同有形復制本在商店出售一樣被出版了。法律確認它為出版,只不過是對這一現實的承認而已。”

          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修訂伯爾尼公約時,專家委員會就指出,伯爾尼公約第3條第3款“就作品的性質而言,無論復制本以何種方式制作,只要可以滿足公眾的合理需求,即構成出版”,這應當將“網絡出版”包括在內。

          從狹義上講,網絡出版是具有合法出版資格的出版機構以互聯網為載體和流通渠道,出版銷售數字出版物的行為。即出版者對作者提供的素材進行編輯、設計加工、營銷宣傳,然后在網上向讀者銷售的活動。它涉及電子書、網絡期刊、網絡音像等領域。

          2002年7月初,中國新聞出版總署、信息產業部聯合出臺了并于當年8月1日施行的《互聯網出版管理暫行規定》,其中對什么是互聯網出版進行了定義。這一規定所規范的互聯網出版,是指互聯網信息服務提供者將自己創作或他人創作的作品經過選擇和編輯加工,登載在互聯網上或者通過互聯網發送到用戶端,供公眾瀏覽、閱讀、使用或者下載的在線傳播行為。其作品主要包括已正式出版的圖書、報紙、期刊、音像制品、電子出版物等出版物內容或者在其他媒體上公開發表的作品,以及經過編輯加工的文學、藝術和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工程技術等方面的作品。

          如今,在泛傳播理論思想下,“泛網絡出版”概念得以提出。這個概念認為,計算機技術、通訊技術和網絡技術的發展,使任何個人都能主動地利用網絡媒介跨時空搜索、獲取個人化信息,出版內容的制作可在跨媒體、跨設備、跨標準中進行,包括個人在內的所有出版者都可以在更為綜合的內容和更加個性化的形式之間自由取舍。網絡時代的出版市場,對出版物的多種媒介形態、個性化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泛網絡出版”的目標就是要滿足這些要求,使文本、音頻、視頻、圖像等信息內容通過紙張、網絡數據流等多種媒介同時傳播,實現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何人、任何設備的個性化出版過程。②

          網絡出版是個正在發展的新興產業,具有廣闊前景。從出版產業發展的角度,對網絡出版應作出寬泛的界定。

          二、網絡出版的形式

          根據閱讀方式及所采用網絡出版技術的不同,網絡出版可分為三種形式:

          1.利用個人電腦在線或下載閱讀的網絡出版

          出版者將已數字化的圖書、報刊等內容在其網站上,讀者可有償或無償在線閱讀、檢索或下載。或者向出版者訂購,由出版者將有關圖書資源通過E-mail發送給讀者離線閱讀。這是當前最為普遍的網絡出版形式,任何人只要有一臺聯網的計算機,就可以在線或離線閱讀網絡出版物。

          不過,這種形式只適于搜索信息、下載簡短文章,對于長篇累牘的網絡圖書則不合適。一是電腦顯示屏無法隨身攜帶;二是通過顯示屏長時間閱讀,既易使視覺疲勞,又不符合人們傳統的閱讀習慣。

          2.按需印刷>,!<(Print-On-Demand,POD)的網絡出版

          按需印刷,就是根據讀者需要,將已經貯存在計算機中的數字化書稿,即時印刷并裝訂成冊交到讀者手中,使讀者可以閱讀紙本。其操作分為兩個環節:一是將圖書內容數字化;二是通過網絡傳輸數字信息,在異地的數字印刷機上高速印制圖書。一本書從印刷、裝訂到切邊只需幾分鐘,因此也被稱為“閃電印刷”。

          按需印刷屬于網絡出版,但又迎合了人們傳統的閱讀習慣,是傳統出版向網絡出版、紙質圖書向網絡圖書過渡的橋梁。它的優點是顯而易見的,如先銷售后印刷可降低風險、無需制版、零庫存、無缺貨、無絕版等。

          按需印刷在美國發展最早,1998年初英格拉姆公司所屬的閃電印刷公司就開始了這項新技術服務,由此拉開了出版發行業革命性變化的序幕。至2000年5月,閃電公司已發運了100萬本按需印刷的圖書。如今,美國“按需服務中心”已發展為連鎖店,所有書店與數字化圖書庫連接,讀者用書店的電腦查閱書的內容和書評,如需購買則付款后立即打印裝訂出來,印制的精美程度不遜色于印刷廠。其他國家如法國、德國、日本等國的出版業也都積極投身按需印刷市場。

          我國按需印刷的發展較早,1998年6月,按需印刷設備首次出現在上海舉辦的“印刷技術展覽會”上,隨后復旦大學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等就與美國toExcel公司簽訂了

          合作協議。這是國內出版業對按需印刷進行的最早嘗試。 3.電子書(E-book)

          電子書(E-book)是網絡出版的重要形式,代表著網絡出版未來發展的主流趨勢。微軟公司曾對2020年圖書出版預測說:“未來的圖書有90%是電子書。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提到的‘書’和字典里對‘書’的解釋都只能是電子書,而傳統的圖書會被解釋為‘紙質書’(P-book)。”③

          電子書,就是將圖書的內容制作成電子文本后,以大約合傳統紙質書籍1/3的價格在網上發行。購買者用信用卡或電子貨幣付款后下載,使用閱讀器或專用瀏覽器在計算機上離線閱讀。④電子書既包括具有版權的特定格式的電子文本,也包括硬件閱讀設備,是二者的統一。也就是說,電子書并非把紙介圖書的內容數字化就可以了,它采用專門的格式,牽涉到版權、安全及閱讀器等方面的問題,只有合法獲取電子書的讀者能閱讀。

          電子書具有超大容量的存貯空間,能裝載數百萬字的信息,可隨時上網更新內容。電子書還打破了傳統圖書內容的線性順序,向讀者提供了一種動態的立體信息組合,并可通過超鏈接加入相關的各種知識和信息。因此電子書的信息量可以是傳統圖書的數百倍。電子書還結合了PDA的輕便性,提供更好的屏幕分辨率以及更多的書籍格式支持,采用了先進技術來改善電子信息顯示的質量。

          更重要的是,電子書為32開本,在外觀上類似于傳統書籍,它以舒適悅目的界面,模仿傳統紙質頁面,滿足了人們傳統的閱讀習慣。電子書正改寫著傳統的圖書和出版的概念,其優勢是顯而易見的。

          三、網絡出版的傳播模式

          網絡出版集交互功能、多媒體功能、跨時空傳播、信息檢索功能及娛樂功能為一身,使出版實現了個性化、立體化、即時性和廣泛性服務,這很大程度上拓寬了出版的范圍和邊界,使出版文化形態呈現出高度自由、開放的局面。因此網絡出版的傳播模式與傳統出版相比出現了很大的不同。如由傳統出版的以物流為主轉為以信息流為主,由單向傳播信息轉為雙向或多向傳播,從提供產品為重心轉為產品和服務并重,從基于形式轉為基于內容等等。

          傳統出版、網絡出版傳播模式比較⑤

          1.傳統出版的傳播模式:信息源傳統出版者批發商零售商讀者

          2.網絡出版的傳播模式:

          由此圖可看出,在傳統出版模式中,從信息源(作者)到受者(讀者)有許多中間環節,每一個環節都是一個信息“把關人”,信息被層層過濾、單向流動到受者。傳者(出版者)與受者處于一種不平等的信息交流之中,受者的反饋不能及時傳送給傳者,受者對其反饋結果也不能予以控制。所以傳統出版的傳播模式是以傳者為中心的模式。

          而在網絡出版模式中,由于網絡媒介固有的特性,出版者、作者、讀者處于平等地位,可實現對等交流。受者的反饋可實時傳遞給傳者,對反饋結果也能夠控制。這種模式打破了傳、受者之間的界限,傳者與受者的角色可互相轉化,傳播意義上的“把關人”概念將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在網絡環境下需要重新界定的多層級的“把關”。

          網絡交互性本身鼓勵用戶發揮個人的主動性,并為用戶有目的的主動查找、選擇信息提供了大量技術手段。因此網絡出版能夠為用戶專門定制個性化的出版物,真正實現以讀者為核心的出版理念。這種模式是以受者為中心的傳播模式。

          無論是傳統出版還是網絡出版,變化的只是信息的載體、傳播模式和閱讀方式,而被傳播的內容才是出版的真正“主角”。在網絡出版時代,內容尤為重要,技術、媒介、人才都是為內容服務的,未來的競爭實質上是內容的競爭。

          因此,以讀者為核心、提供個性化內容服務已成為21世紀網絡出版新概念,未來的出版者將成為網上的內容提供商(ICP),或者說網上內容提供商是未來的出版者。

          四、網絡出版的優勢

          網絡出版是信息時代計算機技術、通訊技術和網絡技術高度發展的產物,與傳統大眾傳播形式相比,有其相當的優勢。

          1.從傳播者角度看首先,出版主體多元化。傳統出版的出版主體必須由專門的出版機構來擔當,出版過程需要照排、制版、印刷、裝訂、發行等一系列的工序,形成一定工作規范。而網絡出版則由于大幅度簡化了出版程序,出版者不再局限于專業出版機構,任何組織、商業公司、網絡公司、個人都能充當網上出版者。出版過程是,只要將數字化內容在電腦上編輯好,送上網,幾乎與此同時,世界各地的上網讀者都可看到該內容。

          其次,作者出書容易。傳統的出版體制削弱了作者和讀者的地位,許多新作難以出頭,一些讀者面窄的學術專著的出版更難。而網絡出版技術的發展,使自助出版成為可能,人人都具備了出版、推廣和銷售自己作品的條件,并能較大限度地將作者的作品展示給讀者。也許可以說,一位作者、一個閱讀器和一個服務器便構成了一種出版體系。這種網絡出版的形式,打破了傳統的出版選擇觀念,傳播者的“把關人”概念大大弱化,更多的現實出版權力被賦予了作者,更多的選擇權力被留給了讀者。

          第三,出版資源得到充分開發。出版者在網上可發掘更為廣泛的稿源,在編輯稿件過程中與作者通過網絡方便交流。跨地區、跨國家的合作出版在網上得以實現。最重要的是,網絡出版將使短版書、絕版書的概念從此消亡,任何書稿以數字化形式存貯,讀者需要時,隨時印刷、裝訂,不僅很好地保存,而且可長期、充分地開發利用這些資源。

          2.從傳播媒介角度看

          網絡媒介的特性為網絡出版提供了許多得天獨厚的優越性。首先,網絡出版的內容范圍極廣。傳統出版由于受紙張載體的限制,出版內容范圍、信息量均有限。網絡出版則因網絡的海量存貯,以及高速度的電子流傳輸,使它的出版內容幾乎無限,除了圖書、報刊、資料和廣告外,還有數據庫、廣播、影視等等,這在傳統出版是不可想象的。

          其次,網絡出版是一種多媒體傳播。網上的多媒體技術使信息傳播方式由文字、聲音、圖像等單一形式變為多媒體傳播形式。網絡出版物圖、文、聲、像、動畫俱全,給讀者以視、聽、讀多方位的多維信息和立體感,遠遠超過傳統出版以純文本為主的單一形態。

          第三,超越時空,迅速傳播。網絡載體遍布全球,不受時間、空間、國界和天氣的影響,出版內容一上網,便可快速傳遞到網絡遍及的每一個角落,使“出版物”在及時時間向全世界公開,促進不同民族文化的理解與交流。由此實現出版和發行的同步化。

          ,網絡出版物不僅能提供多媒體演示和按需閱讀的功能,還能以超文本方式與其他相關資料建立鏈接,讀者在閱讀時可直接點擊書中“注解”、“引文”、相關名詞、參考文獻及“人名地名”,更多、更詳盡的資料便會迅速、方便地呈現出來。讀者還可通過輸入關鍵詞,瞬間找到所需內容。

          3.從受眾角度看

          網絡出版所具有的交互性,使傳播者和受眾之間直接進行交流,在使信息的傳播效果得到實時反饋的同時,讀者(或稱受眾)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性。在傳統出版中,受眾是被動的,他所接觸到的信息是由把關人決定、經把關人層層過濾的,受眾只能被動地接收,其惟一的選擇只能是看或不看。

          網絡出版中,把關人地位產生動搖,相當一部分的信息決定權轉移到受眾手中,受眾的主動性增強,可選擇想要的出版物以什么樣的媒體形式、什么時間并以喜歡的閱讀順序收聽或收看,并且可隨時上網更新圖書內容。甚至傳者和受眾角色可以互換。讀者可及時將意見和建議反饋給作者、出版者,并參與作品的創作和修改,變被動接受為主動參與。讀者還可主動檢索所需內容,按需瀏覽、按需下載,將自己感興趣的東西“拉”到面前來,對網絡出版提供的信息進行編輯與組合。

          最重要的是,網絡出版非常適合于向有特殊要求的讀者提供個性化信

          息服務。讀者可以向網絡出版者提出個性化要求:不買整本圖書,只買需要的一兩章、幾幅圖片,甚至幾個自然段。讀者也可以要求出版者將不同圖書的內容重新組裝,做成適合自己需要的“個性化圖書”。這種個性化圖書可以通過網絡下載到PC機,或傳輸到電子閱讀器中,也可以通過按需印刷技術打印、裝訂成印本書,甚至可被轉換成儲存數字信息的數據庫,以備隨時提取進行合成。個性化圖書的出現,對傳統的圖書定義提出了近期挑戰,也許圖書的概念有必要修改了。 網絡出版將根本地改變體現人的本質特征的信息生產、傳播方式,并進而改變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所以它必然會帶動社會整體的變遷,將人類引入高度信息化的社會。

          五、網絡出版的前景

          網絡出版對傳統出版的理念、運作模式及格局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它不僅是一種新技術,也是一種新觀念、新的生活方式,更是未來出版發展的大趨勢。

          1.網絡出版的商業前景

          由于網絡出版程序簡單,所需設備、技術手段都不復雜,從而使出版成本非常低廉。加上網絡出版物所附帶的查詢、多媒體流動、交互等多種功能,吸引了大量讀者。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和完善,網絡出版的成本會繼續下降,因此它具有異常廣闊的商業前景。

          2.網絡出版的技術發展

          從技術發展角度看,隨著網絡的日益普及,計算機技術、通訊技術和網絡出版技術的不斷發展,網絡出版將與人們的關系越發密切,對人類生活的滲透越來越深,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不遠的將來,現在的網絡將依靠近地軌道衛星系統實現互動式網絡信息傳遞,從而使網絡出版成為真正意義上的5W出版,即任何人Whoever,在任何地點Wherever,在任何時間Whenever,與任何人Whomever,采取任何方式Whatever的出版。

          3.“內容產業”的興起帶來更大發展機遇

          2000年1月美國時代華納公司與美國在線的并購,不僅是傳統媒體與網絡媒體的結合,更標志著世界產業格局的轉變以及“內容產業”(contentindustry)的興起。

          內容產業的實質是各種出版物在因特網上直接創作、編輯、生產制作及傳遞,出版物內容減少了對載體的依賴性。因此,書刊業、報業、廣播業、影視業、音像業等相互間的界限開始逐步融合,傳統出版業以單媒體形式劃分產業的格局開始被打破。

          如今,傳統的報紙、期刊、圖書甚至廣播、電影都已經能在網絡上“出版”。網絡已經并且將進一步促進各種媒體的融合,并催生出新的媒體形式和出版形式。出版產業與其他文化產業相融合的多媒體化和集團化已成為網絡出版業發展的趨勢。

          然而“內容產業”的興起也表明,網絡出版業只有依托傳統出版積累的深厚文化資源獲取的“內容”,才能在未來的“內容競爭”中迎來更好的發展機遇。

          傳播學論文:超文本與通信技術新聞傳播學論文

          對于初民來說,自然界中并沒有他們固定的家園。當然,我們也可以認為其時是“處處無家處處家”。對后世游牧民族宛如家常便飯的遷徙,初民本是習以為常。為了追蹤受傷而逃竄的獵物、尋找食物的來源,或者為了躲避可怖的猛獸、洪水、森林大火,初民不斷改變自己的聚居地。直至農業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定居才在人類生存方式中成為尋常事,“家園之思”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定居固然使人類的生活相對安定,但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限制了定居者的眼界。因此,萌生了一種新的傾向,即對漫游的追求。隨著人類活動范圍的擴大、媒體世界的發展、社會群體的分化,漫游的涵義漸漸擴展為力圖獲得相對于物理時空、心理時空和社會時空的自由。不論在哪種意義上,它都有賴于通信技術的支持。當今的上網是人類漫游的新途徑,漫游的前景則取決于通信技術的新突破。

          一、通信技術與漫游

          “漫游”指的是隨意遨游。元結有詩云:“漫游無遠近,漫樂無早晏。”①在我國古代,所謂“游”至少有三種含義,即外游、內游與交游。因此,我們可以從三種不同的角度對漫游加以考察。人類早就有關于扎根和漫游的不同考慮。“根”是血緣的,也是地緣的。扎根的傾向在農業社會中占上風,真正有條件外出漫游的只是有閑、有錢、有權的少數人。為生活所迫而離鄉背井者并非從事漫游,而只能說是外出謀生。真正有條件內游天下的也只是少數人,因為大多數人難以接觸或者擁有大量文本。至于交游,人們各有各的圈子,這是受一定的身分限制的。在工業化的過程中,電信技術的普及使外游變得便利,報刊、廣播、電視的普及使內游平民化了。以計算機網絡為代表的當代信息科技循此再進一步,促進了交游的虛擬化。

          1.通信技術與外游

          劉勰指出:“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②古代文論里的“游”,首先是指“外游”,即人相對于自然環境的運動。這種運動對于開闊文藝家的眼界無疑是大有裨益的。古人不乏相關論述,例如,陸游說:“君詩妙處吾能識,正在山程水驛中”③;楊萬里也說:“閉門覓句非詩法,只是征行自有詩。”④盡管如此,由于交通不發達等緣故,古人雖有外游之愿,但亦頗覺外游之難,所謂“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就是因地理障礙而產生的感慨。遠游所面臨的困難是多種多樣的,脫離熟悉的環境、進入陌生的環境就是其中的一種。要想在外游的條件下繼續同自己的親朋好友保持聯系,在古代主要靠書信,在現代還有電話、電報等手段。就便利性而言,電報勝于書信,電話又勝于電報。不過,傳統意義上的電話屬于固定通信范疇,并不能保障當事人隨時隨地同他人聯系。不論是登岳陽樓或大雁塔,還是游西子湖或九曲溪,文人墨客興之所至,要想同不在現場的親友溝通,移動電話無疑勝于固定電話。不僅如此,以移動通信為保障,人們還可以源源不斷地獲得來自出發前所在環境的信息,并從原先的社會關系中尋得支持,產生一種歸屬感。

          2.通信技術與內游

          “內游”作為一種提法出現得比較晚。元代郝經著有《內游說》,比較地闡述了對內游的觀點,只是道學氣重了一些。如果說外游是人相對于自然環境的運動的話,內游則是相對于媒體環境的運動。“內游”有助于文藝家形成豐富的知識儲備。元代戴表元曾說:“余少時喜學詩,每見山林江湖中有能者,則以問之。其法人人不同。有一老生云:‘子欲學詩乎?則先學游,游成,詩當自異于時。方在父兄旁,游何可得,但時時取陸放翁《入蜀記》、范致能《吳船錄》之類,張諸坐間,想像上下,計其往來,何止日行數千萬里之為快。”⑤老生之言,為戴表元所服膺,看來絕非偶然。和外游相比,內游的文藝價值在于:其一,接觸到現實生活可能不存在(或已經消亡)的描寫對象,如通過《史記》了解曾經叱咤風云的歷史人物的事跡等。其二,領略到前人作為師法對象所樹立的文藝風范,通過揣摩繼承與借鑒作為文化遺產的文藝經驗。其三,意識到自己的作品的奉獻對象的存在,為滿足他們的需要而進行創作。但是,內游的可能性受制于媒體。如果沒有相關的媒體作為依托,內游就很難實現。

          網上沖浪在精神上與古代“內游”相通,特點是將媒體當成現實世界的替代品或信息源。所不同的是:古代“內游”所憑借的是書本,在游歷中強調接受道德規范、實現自我完善;而現代意義上的網上沖浪則是人的一種自我開拓。書面媒體主要以線性文本的形式組織信息資源,因此,內游的可能性是相當有限的。網絡媒體則以超文本的形式組織信息資源,提供了遠非書面媒體所能比擬的“內游”條件。超文本一旦和多媒體技術相結合,則成為超媒體,在內游空間的開拓上更勝一籌。書面媒體是一種等級性媒體,“話語權力”就與此有關。由于出版的可能性有限,能著書立說的人在整個社會中相對占少數,其地位比較優越,因此,閱讀本身對于一般讀者來說意味著接受支配。考慮到“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⑥的古訓,閱讀時拘謹的心態就不言而喻了。相比之下,網絡作為媒體最重要的特點之一是實現傳播的平等性,擺脫心理上的束縛。換言之,網絡是一種非等級性媒體,因此,網民在漫游的過程中享有更大的自由。

          3.通信技術與交游

          “交游”,在古代兼指交結人的行為(動詞)和所交結之人(名詞)。管子有言:“觀其交游,則其賢不肖可察也。”⑦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交游之道,為古人所重;交游之難,亦為古人所嘆,難就難在尋找志同道合之友,因此,劉勰說:“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⑧交游之難,原因之一是社交機遇的有限。在相對固定的環境中,通過常規途徑所能接觸到的人畢竟不多。借助網絡尋找知音,遠比常規途徑容易。復旦大學的嚴峰根據自己的親身體會指出:“互聯網是一個狂喜之地。集郵、熱帶魚的飼養、非洲面具的收集、MIDI音樂的制作……不管你喜歡玩什么,哪怕它再冷僻古怪,你也一定能在網上找到自己的同好與知音。”⑨此言誠是。當然,這里所說的知音,并不見得就是古人所歆羨的諍友。“管鮑之交”畢竟已成為歷史,古人所推崇的終身不渝的純潔友情早就因為商品化等緣故受到強烈沖擊。在網絡日益發達的今天,交游的廣度正在迅速擴大,而深度卻與之不成正比。

          以上對于外游、內游和交游的分析,事實上可以結合成整體。對于三者的相互關系,宋代蘇轍曾有一段明確的論述:“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跡,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舍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

          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杰。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稟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⑩從與“鄰里鄉黨之人”游,到與歐陽修及其門人賢士大夫游,是交游的擴大;從“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到頗識“天下奇聞壯觀”,是外游的擴大;從讀“百氏之書”到知“天下之文章”之所聚,是內游的擴大。從今天的觀點看,對于漫游的文藝價值可從三方面加以認識:其一,遍歷名山大川,吸納天地之靈氣,了解人情世故,有助于積累創作素材;其二,拜訪名人,有助于激發志氣、學習技巧;其三,廣結友情,有助于尋找自己的知音,學會“有為而發”、“有的放矢”。網絡對于漫游的價值相應表現為:提供了通信保障,減少了后顧之憂,從而推動人們更為放心大膽地從事“外游”;提供了取之不盡的信息資源,方便人們采擷,從而促使人們更為積極主動地從事“內游”;提供了平等交往的環境、自由結交的機遇,從而幫助人們開創交游的新局面。 二、超文本與通信技術的關系

          超文本經歷了漫長的歷史發展,具有多樣化的形態。不論是哪種形態的超文本,都和通信技術存在千絲萬縷的關系。這種關系的表現之一,是百科全書之類書面超文本的發行對郵遞的依賴性。時至今日,郵遞仍是單行的電子超文本出版物流通的途徑之一。不過,當今最值得重視的是電子超文本網絡與通信技術的關系。為了理解這一點,必須弄清電子超文本網絡的工作原理。我們以萬維網為例來加以說明。萬維網是利用HTML語言構建的。在HTML文件中,鏈接所指向的目的地用“統一資源定位符”(Uniform Resource Locators。縮寫為URL)來加以標識。用戶通過瀏覽器調用HTML文件、單擊其中的鏈接,相當于對Web服務器(遠程)提出一個請求。這一請求由用戶所使用的聯網電腦(客戶機)發送。當Web服務器接受到這一請求時,就將所要求的文件回傳給客戶機。發送或接受都是通過一定的通信線路實現的。因此,電子超文本網絡的運行有賴于通信技術的支持,以之為依托進行的漫游也是如此。

          1.超文本與移動通信技術 外游意義上的“漫游”,重點為人們相對于現實環境自由自在的運動,登錄電子超文本網絡只是保持現實聯系的途徑。它的實現有賴于移動通信技術。

          所謂移動通信,是相對于固定通信而言的,指的是用戶在移動狀態下的通信。人們把模擬式移動電話叫做及時代移動通信,把現在的數字式移動電話叫做第二代移動通信,而把未來的高速寬帶多媒體移動通信稱為第三代(3G)移動通信。第三代移動通信的由來可以追溯到80年代。1985年國際電信聯盟(ITU)提出發展“未來公眾陸上移動通信系統”(FPLMTS),1992年世界無線電大會(WRC)決定在2GHz頻段中分配230MHz給它使用。1996年ITU決定將FPLMS改為IMP—2000(即國際移動通信—2000),意即工作在2000MHz頻段,并在2000年左右投入商用。它的主要目標是實現全球化、綜合化和個人化。具體要求是:統一頻段,統一技術標準,提供全球無縫覆蓋與全球漫游的移動業務;提供話音和非話音業務,特別是多媒體業務;提供較高達2Mbps(兆比特/秒)的數據傳輸速率(相當于現有移動通信系統的200多倍)⑾;便于由第二代移動通信系統過渡與演進;所要求的移動終端設備的價格較低廉。它能夠支持包括Internet高速接入、多媒體電子郵件、可視電話、視頻會議、視頻點播、高質量圖像傳送等先進的多媒體移動通信業務⑿。第三代移動通信尚未實現,學術界就已經有人在探討第四代移動通信(4G)了,其目標為更充分地實現個人通信,即任何人在任何時空都能運用自己擁有的任何通信工具、與自己所選擇的任何對象、用自己所喜好的任何方式、就任何內容發送與接受信息。有人甚至設想讓移動終端成為人們身體的一部分,用于監測體溫、心跳、血壓等。這樣,人類便實現了“與網絡共生”。果真如此,人們就可能成為電子超文本網絡的節點,超文本鏈接不僅將各個文本單位連接在一起,而且使用戶真正“息息相通”。

          目前,蜂窩通信、無線局域網等移動通信系統已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并對文藝活動產生了影響。例如,“芬蘭的移動電話用戶可以得到銀行結余、氣象預報、交通信息,甚至有線新聞網的摘要。這一切都通過短消息服務。孩子們可以花40美分聽到近期的芬蘭笑話或者一首歌曲。芬蘭人甚至用自己的聲音作為打入電話的呼叫信號。Nokia的一位經理把他小孩的歌聲作為鈴聲。……近一段時間,年輕的芬蘭人偏愛很少安裝有線電話的公寓(躲避打擾)。有的企業甚至放棄了有線電話。”⒀隨著IP電話、電子商務等業務的迅速發展,人們越來越重視Internet的無線接入。這種接入由利用模擬蜂窩電話起步(1981),發展為數字移動無線通信(1991),目前正向無線多媒體業務推進。無線網絡與Internet的結合,可使人們在任何時候、從任何地方接入Internet,讀取電子郵件,查詢所需要的數據,或者下載想要的資料。要想將Internet“裝入口袋”、實現移動計算,目前仍存在一些困難。例如,需要在終端計算機上改變操作系統的設置,并將計算機終端和服務器之間的連接暫時掛起,以便進行通信媒體間的轉換。這意味著移動通信尚無法與現有的Internet兼容。為了解決上述問題,專家們提出了兩類建議:一是開發虛擬局域網(virtualLAN)技術,二是利用移動IP、VIP(Virtual Internet Protocol)等協議。有預測說:利用Internet來進行相關的移動IP業務已經為時不遠了。⒁

          “在移動Internet環境下,散步和漫游是指MT(移動終端)可以在網絡覆蓋范圍內移動并保持與Internet的連接,即當把網絡中某處的MT移動至另一處時,用戶無須進行任何操作仍能像在原處一樣保持與網絡的連接。”⒂人類歷史上及時臺通用型電子計算機ENIAC重達30噸,由19000只真空管、6000多個繼電器和其他元器件組成。很難想象人們能攜帶這樣的龐然大物去漫游。漫游上網需要輕巧的終端,如掌上電腦等。早在1992年,日本索尼公司就順著“隨身聽”的思路搞出了“隨身讀”(Bookman)。如果隨身讀是聯網的話,那么,自然有可能當成移動終端使用。目前,諾基亞、摩托羅拉、愛立信等大

          公司都致力開發移動Internet的潛力。 2.超文本與固定通信技術

          內游意義上的“漫游”,重點為媒體世界中逍遙自在的游歷,對電子超文本網絡來說,所“游”的是虛擬環境。利用超文本技術構建的網頁相互鏈接,用戶便循著這些鏈接從一個頁面漫游到另一個頁面。這并非用戶的身體定位有何顯著運動,而是網絡將用戶的請求由一個服務器傳到另一個服務器,在找到所需要的HTML文件的URL地址之后,將其數據回傳給用戶。上述任務目前主要是在固定通信技術的支持下完成的。

          固定通信技術正在經歷巨大的變革:其一,業務數據化。由于數據業務的增長速度遠遠高于電話業務,固定通信的用途將很快由電話為主向數據為主轉變。與此相應,其技術基礎將由傳統的電路交換技術向以IP為代表的分組化技術轉變。這意味著電子超文本網絡與固定通信技術的關系日益密切。其二,信道寬帶化。不論是核心網或接入網,固定通信技術都將在21世紀實現寬帶化。在這一過程中,電子超文本網絡將成為貨真價實的電子超媒體網絡,音頻、視頻、動態圖像等對帶寬要求較高的成分將在網上信息中占有越來越大的比重。其三,三網一體化,即電信網、Internet、有線電視網在技術上趨于一致、實現互聯互通。與此相應,電子超文本網絡所建立的鏈接,將延伸到手機、電視機、信息家電等各種終端。

          漫游有漫游的快樂。當我們從一個站點跳到另一個站點,任憑自己的思路隨著網頁上的各種提示延伸時,想到現實時空根本不可能有這樣大的步伐,不無驚訝地發現原來事物之間存在自己始料未及的各種聯系,這自然有其樂趣。當然,漫游也有漫游的遺憾,那就是很可能終無所得、終無所歸。正因為如此,才有導航技術的出現。導航系統由信息庫和信息加載、信息管理、信息查詢三個子系統組成。信息庫既存儲了信息項的基本特征,又存儲了媒體資源的特征。信息庫中的信息項,是由信息加載子系統收集而來的。收集當然可以由人工來完成,但這樣做速度太慢,因此,通常是通過一個名為“機器人”(Robot)的程序來完成。信息管理子系統負責對信息庫加以更新、維護。信息查詢子系統面向用戶,負責接受用戶所提出的查詢要求,顯示查詢的結果。導航技術的實質,是將游歷的任務交給專門程序,從而在網絡上劃分航道,或者開鑿港灣。網絡導航系統通常以兩種方式來引導網民,一種是提供目錄服務,即按內容、時間和空間對網上信息資源進行層次分類,形成樹狀結構,用戶可以根據這一結構查找自己所想要的信息;另一種是提供關鍵詞查詢服務,即根據用戶輸入的關鍵詞搜索信息庫,并將搜索所得按一定規則進行排序。前一種做法相當于劃分航道,后一種方法相當于開鑿港灣。目前,導航技術呈現出如下發展趨勢:其一,只搜索符合預先設定的專業方向的網站和網頁,而不是“廣域遍歷”式的搜索,可以更好地為行業和專業人員服務;其二,檢索機制從字面的匹配走向基于語義的匹配;其三,查詢界面自然語言化,即檢索不再是按固定的格式填寫查詢命令,而是走向填充模式加自然語言的形成。⒃

          3.超文本與衛星通信技術

          移動通信、固定通信與衛星通信技術相結合,是世紀之交又一值得注意的趨勢。人類在1960年發射了及時顆通信衛星。早期運載火箭尚不足以將衛星送到距地球36000公里的同步軌道,因此,當時的衛星都是中軌或低軌的,存在單星覆蓋面小、跟蹤技術復雜等問題。1964年以后,地球同步軌道衛星伴隨新型運載火箭研制成功而陸續升空,擴大了單星的覆蓋面。這類衛星非常適合于以廣播電視為代表的單向通信,遠距離的文藝轉播經常就是通過它們進行的。妨礙同步衛星進一步發展的障礙是時延大(可達數百毫秒)、對地面天線的體積和功率要求高。相比之下,中、低軌道衛星移動通信系統具有傳播損耗小、時延小、頻率復用有效、可多星互為備用等優點。低軌衛星移動通信系統運行于距地500—2000公里的高度,中軌衛星移動通信系統運行于大約10000公里的高度,目前在技術上都比較成熟。若能掃除高費用的障礙,其應用將更為廣泛。

          在談到Internet時,有人將漫游(roaming)的定義區分為廣、狹兩種。狹義的漫游是指通過電話撥號進入Internet的用戶,當他不在其所屬ISP的本地服務范圍內時,不需要撥打長途電話,即可實現上網。廣義的漫游是指在已達成協議的ISP和ICP(內容提供商)共享彼此的用戶,各自的用戶可以分享它們所提供的一切服務。⒄這不禁使我們想起現實世界中的情形:要想全球漫游,免不了碰上國界限制;要想飽覽群書,免不了碰上借書證在不同圖書館之間無法通用的難題。如果說國家間互免簽證、館際借書不受限制看起來還比較遙遠的話,網絡商之間打通服務則是比較現實的事情。在社會學意義上,衛星通信技術的價值在于對全球化進程的促進。衛星通信的覆蓋范圍是跨國界的,衛星所傳送的信息的影響則是跨文化的。

          三、通信技術與漫游的擴展

          由于移動通信、固定通信與衛星通信等技術的支持,人類正在實現漫游化的追求中闊步邁進。這種漫游將超越物理時空、心理時空和社會時空的限制,獲得前所未有的自由。

          1.物理時空中的漫游

          人類一方面慨嘆地球之小、地球村之擁擠,另一方面驚嘆宇宙之大、星距之遙遠。這種心理早晚將驅使人類致力于向太空移民。20世紀各種航天器的發射,正是太空移民的必要準備。當人類的篝火已經在諸多異星升起時,新開拓的居住地之間該是什么樣的關系?與金字塔式的森嚴結構、傳統文本式的線性聯系相比,超文本式的鏈接也許更為相宜。我們的后代可能會將有人居住的星球都當成電子超文本網絡的節點,試圖解讀星際電子超文本網絡中傳送的信息。不僅如此,各個星球的居民之間或許會按照與超文本相類似的原則建立經濟、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聯系,從而使人類形成環宇分布式發展的新格局,并提供星際旅行的必要條件。正如我們現在進行環球旅行要考慮時間差一樣,星際旅行不僅需要穿越空間,而且需要跨越時區,須有包括移動通信在內的多種技術保障。最初的星際旅行無疑是風險巨大、費用高昂的,普通人難以問津。要使它變得像我們周末到城郊度假那么方便,無疑并非易事。然而,這種意義上的漫游仍為一代代人所向往。20世紀美國作家雷·布雷德伯里在所著的科幻小說《百萬年郊游》中設想:主人公一家度假,居然是到遙遠的異星,單在路上就得走一百萬年!盡管這在現在看來這只是異想天開,但是,人類畢竟不會放棄超越物理時空限制的努力。

          2.社會時空中的漫游

          人類雖然意識到資源共享的重要性,卻又為這種共享設下了重要社會障礙。“墻”,便是這種障礙的具體化。從木樁、土坯、磚石到鋼筋混凝土,圍墻分割了內外,阻斷了交通。數碼化的防火墻本質上不是為了對付服務器因高溫而產生的意外,而是為了區分內部網與外部網。版權規范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堵“墻”,“禁止非授權使用作品”與鐵門上常見的“非請勿入”字樣正屬異曲同工。保密規定更是一堵墻,以對付覬覦者見長。凡是有墻之處,人們的游歷便不可能是充分自由的。當然,建墻有建墻的理由。沒有墻擋不了風雨,防不住竊賊,對付不了黑客。翻墻也有翻墻的辦法。據介紹,“一個出于某種安全原因不能與Internet聯通的局域網,可以通過采集和轉播來實現對Internet上信息的有選擇的訪問。采集服務器通過全息鏡像的方式,把多個被選中的目標站點的所有可以訪問的信息,以一種充分保持原有結構的方式采集到局域網中來,通過一種不經過IP路由的專用通道,在設立在局域網中的另一臺‘轉播服務器’上統一組織并提供統一的檢索服務,對內部網的用戶造成這些站點虛擬在線的景象”,具有安全、省錢、方便等優點。⒅不過,如果“大同”是人類社會可以實現的未來遠景的話,那么,社會意義上的“墻”都有可能被削平。各種組織、團體、機構雖然仍存在,但不再作為受

          墻保護的山頭,Internet與Extranet的區別喪失了價值。所有的數據庫都向公眾開放,無須事先申請密碼便可訪問。只有到那時,社會時空中的漫游才是可能的。今天的Internet已經多少顯示出相關的征兆。當平民百姓運行超文本瀏覽器便可了解政府的法規、點擊網頁上的地址便可向各級官員提問時,我們有理由相信漫游于社會時空已為期不遠。 3.心理時空中的漫游

          盡管物理時空和社會時空都是客觀存在,但我們其實是生活在心理時空中。物理時空和社會時空通過自身的折射對心理時空加以限制,人類追求自由的本性則力求對心理時空加以拓展。在前一意義上我們需要以介紹定型知識、灌輸或宣傳社會規范為務,旨在推行教化的文藝;在后一意義上我們需要以超越定型知識、批判或質疑社會規范為務,旨在解決思想的文藝。任何定型知識與社會規范都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起作用,前者的合理性要由后者來說明。當然,任何自由的實現也依賴于一定的歷史條件,前者的可能性一樣要由后者來確定。迄今為止,文藝或許仍是受定型知識與社會規范限制最小、自由想象的活動余地較大的社會領域。不過,文藝并非孤立的存在。它因人類社會分工的發展而成為相對獨立的領域。當人的思維試圖跨領域展開想象的翅膀時,由各執一端的社會分工、分門別類的定型知識、五花八門的應用語言等構成的心理障礙便成為攔路虎。為了能在心理時空中進行無拘束的漫游,我們不僅需要掃除自然語言上的障礙,而且需要擺脫社會分工的束縛。現階段的電子超文本網絡已經朝這一方向發展,不論是語言翻譯還是各種文本的跨學科鏈接,都有益于文化背景不同的人們相互溝通。

          上述分析表明:由于通信技術日新月異等原因,人類漫游的前景是光明的。當然,我們不能忽略漫游所受到的種種限制,也不能否認漫游既有情趣、又多風險的事實。不過,追求自由幾乎可以說是人類的天性,漫游的愿望因之而生。不論在當前或者在未來,科技進步都是實現人類漫游愿望的重要條件,這便是我們的結論。

          傳播學論文:傳媒話語生產與控制新聞傳播學的論文

          按照斯諾的觀點,公眾往往接受媒體所呈現的社會現實,因此當代文化實際上就成了傳媒文化,⑴而傳媒文化可以說是通過傳媒話語生產與控制而形成的。傳媒話語生產與控制作為文化生產的一種重要形式,它與其他形式的話語如政治、經濟、法律、道德、宗教、科學、文學藝術等有密切關系,同時又具有不同于其他話語生產方式的特征。

          一、關于話語

          話語是目前文化與傳媒研究中出現頻率甚高的一個詞。傳統上,話語研究的主要領域是修辭學和詩學,主要研究演講和文學藝術,古希臘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的典范性研究具有深遠的歷史影響。隨著印刷媒介和電子媒介的傳播方式超越人際交流,話語概念及含義有了很大變化,其表現在,一是超越了對話語的工具性認知;二是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取向。新修辭學代表人物美國人肯尼斯·博克認為人是象征性地對環境做出反應,語言不僅導致行動而且建構我們的現實。這種話語觀,使“新修辭學將視角從傳統的政治生活投向一切以言語為主的象征性交流活動,推動了修辭學向現代傳播學的演變,這一演變過程與西方后現代主義思潮相呼應。”⑵這里所謂西方后現代思潮表現在包括上世紀中葉以來在哲學、政治學、社會學、美學、文學藝術等諸多文化領域。

          在對話語的認識上,西方馬克思主義及其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以意識形態批評為中心),索緒爾、羅蘭·巴特的符號學(以語言、文本為中心)以及后現代各種文化理論形成匯流,使話語成為當代文化與傳媒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概念,話語理論為當代文化研究和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后現代的視角。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較早從意識形態斗爭的角度涉及話語及話語權的問題,他認為,“社會集團的領導作用表現在兩種形式中——在統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領導’的形式中。”⑶前一形式表現為上層建筑的國家機器,后一種形式則體現為文化領導權或曰話語權。突破了基礎——上層建筑二元結構的意識形態奠定了文化研究的基礎。羅蘭·巴特則認為在符號學的跨語言研究領域,其研究材料將時而是神話、敘事、報刊文章,時而是我們的文明產物,只要它們被言說出來,如新聞報道、說明書、采訪談話,甚至屬于幻想類型的內心語言。后現代思想家福柯進一步指出,人類的一切知識都是通過“話語”而獲得的,任何脫離“話語”的事物都不存在,人與世界的關系是一種話語關系,“話語意味著一個社會團體依據某些成規將其意義傳播于社會之中,以此確立其社會地位,并為其他團體所認識的過程。”⑷葛蘭西的“領導權”、福柯的“權力話語”、哈貝馬斯的“合法化”、羅蘭·巴特的“泛符號化”、鮑德里亞“仿像”等思想極大地豐富了話語理論,為研究媒介話語提供了理論基礎。

          二、傳媒話語生產

          波林·羅斯諾在《后現代主義與社會科學》一書中給“話語”下的定義是“所有被書寫、被言說的東西,所有引起對話或交談的東西。”⑸ RonScollon在《Mediated Discourse As Socioal interaction》一書中談到媒介話語術語使用的三個層面:一是指大眾傳媒話語即報紙、雜志、期刊、電視、電影話語;二是指以電腦為媒介的網絡話語;三是指最為廣泛意義上的公共和日常話語,其媒介如信件、筆記、備忘錄,以及更多技術媒介如話筒、電話、電腦甚至英語、漢語,或說寫和符號語言傳播模式。本文將在及時層概念上討論傳媒話語。

          傳媒作用于受眾的一切都是通過話語形式進行的,無論其文本形式是文字或圖像,各種新聞、電影、電視劇、廣告、脫口秀等話語方式組成了一個幾乎無所不包的話語世界。其中存有兩重話語關系,即傳媒和現實的話語關系,體現為生產、共謀與替代;傳媒與受眾的話語關系,體現為消費或使用與滿足。

          1.傳媒話語與文化生產

          斯圖亞特·霍爾指出信息傳播應該通過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再生產這一“主導的復雜結構”⑹來考察信息傳播過程,其傳播實踐對象乃是以特殊方式組織起來并以符號載體的形式出現的各種意義和信息,它們像任何形式的傳播或語言一樣,在一種話語的語義鏈范圍之內通過符碼的運作而組織起來,其產品以“話語”形式流通。雖然他的主要研究對象是電視話語生產,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傳媒話語生產的普遍意義。

          約翰·費斯克提出的文化經濟概念認為,文化經濟的流通是意義和快感的傳播而非貨幣的周轉,“在這種文化經濟中,原來的商品(無論是電視節目還是牛仔褲)變成了一個文本,一種具有潛在意義和快感的話語結構,這一話語結構形成了大眾文化的重要資源。”⑺

          傳媒營造了一個巨大的話語場(布爾迪厄所謂的“新聞場”⑻),或話語生產平臺,它容納并呈現政治、經濟、科學、宗教、道德、文學、藝術以及日常生活等各種話語形式,根據自己的意圖與模式給予改造,通過轉換、移植、膨化、過濾等方式對這些話語進行再組織。在這個話語生產場中,市場與商業需要構成了生產的巨大動力,消費主義成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其運行機制則是由政治、經濟及文化等規范結構所決定的。今天,世界上大多數傳媒聲稱自己代表正義、公開、公正、傳播真理。然而,這一陳述本身被看作是一套話語也許更為切實。傳媒熱衷于在一切領域發言并施加影響,只要它認為有這種必要。傳媒話語生產建構了一個大眾文化疆域,這一文化疆域突破或某種程度上突破了傳統的國家、政治地理范疇以及社會范疇。湯林森指出,“大眾媒介正以平穩而快速的步調擴張其技術能力,在西方社會當中,它們對于公私領域的生活、夾其滲透、報道及再現的能力,已經具備非凡的影響效果”⑼,這里所說的能力就是話語生產能力。

          2.話語和話語方式

          話語和話語方式的關系實質上就是說什么和怎么說的問題。按后現代主義的文本中心論,“一切事物,包括一次生活經歷,一場戰爭,一次革命,一次政黨集會選舉,人際關系,度假、理發、購車、謀職等等,都是一個文本,甚至演說也具文本地位(一個口頭文本)。”⑽因此,某種程度上傳媒話語就是對各種文本的解讀和闡釋,其解讀和闡釋方式決定了話語方式。以“新式新聞”(the New News)的出現為例,作為一種新的新聞話語方式,它產生于1992年美國總統選舉,從形式上看“是一個速配的混合物,它部分是好萊塢電影和電視電影,部分是流行音樂和流行藝術,它將流行文化和名人雜志混和起來,使小報式的電視節目、有線電視和家庭錄像互相結合”⑾,具有明顯的后現代特征。當代傳媒話語和話語方式表明:(1)傳媒話語生產由現代性背景下的“生產性”轉向后現代背景下的“消費性”,消費主義成為資本主義文化條件下的意識形態,支配著傳媒話語生產;(2)傳媒話語需要對其他非傳媒話語形式進行再組織以符合大眾傳播的模式和意圖;(3)傳媒話語生產作為意義生產,隱含著復雜的社會關系,沒有的任意性;(4)媒體擁

          有話語生產的巨大資源與權力,公眾通過順從或抵制對話語生產的權力關系產生影響。根據約翰·費斯克的觀點,大眾可“權且利用”(making do)其話語形式,創造性的、有識別力地使用資本主義提供的資源,從而使大眾文化成為自己的文化。 3.“話題”與話語開放

          在消費主義支配下,傳媒樂此不疲地尋找話題,把大眾吸引到傳媒營造的話語圈里。在電視可能是街頭采訪,或主持人組織的名人與普通人共同參與談話節目;在報紙,則是大眾被邀請在已設計好的話題下討論,或者以熱線筆錄的形式,或者以筆談等形式進行。這似乎是通過話題策劃與公眾參與促進話語民主。但是,把政治、司法、科學、文學、藝術等領域的專家人物(布爾迪厄把適應這種話語活動的人稱為“fast-thinkers”)邀請入新聞場共同進行話語生產,這種方式更多出自商業目的而非民主目的,換言之就是為了促進公眾的話語消費。由此產生的大批媒介人物既是媒介“產品”又是媒介話語的生產者,扮演著雙重角色。

          針對這一現象,布爾迪厄指出,一個文化生產者越自主,專業資本越雄厚,只投身于除了競爭對手就沒有別的顧客的市場,那他就越傾向于抵抗;與之相反,越把自己的產品投向大生產的市場(如隨筆作家記者、循規蹈矩的小說家等)就越傾向于與外部權力,如國家、教會,黨派和今天的新聞業及電視等合作,屈從于它們的要求或指揮。⑿用他的話說,這些“電視‘快思手’,記者史學家,辭典編纂家或靠錄音機對當代思想進行總結的人,都毫無顧忌地利用社會學——或他們理解的社會學——以在知識場四處出擊,發動獨特意義的‘政變’”⒀,他們的目的不是生產而是再生產。布爾迪厄揭示了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緊張關系,揭示了傳媒話語生產的內部矛盾。

          話題與話語開放表明:(1)話題與話語開放是傳媒話語生產的重要形式,話題與話語開放極大地促進了話語生產;(2)話題與話語開放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促進話語消費,增加收視率或發行率;(3)話題與話語開放促進了傳媒對日常生活的影響與滲透,形成以消費主義為語境的話語狂歡。例如,“納米技術”本是科學場的話語,但一經被傳媒話語化后,就制造了令公眾神往的幻象。在科學界宣稱破解了人類基因密碼后,傳媒就又借此大做關于人類壽命極限的文章,推論說(或曰想象)人可以活到1200歲。大到世界政治、經濟、戰爭、外交,小至日常生活的健康、時尚、消費等,傳媒不停地設計、調整欄目,版面,不停地尋找、發掘話題。面對這一切,人們常常六神無主。比如關于“健康”,傳媒給我們許多忠告,但很多是矛盾、混亂的,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們永遠關注這個話題。在這種話語世界中,大眾接觸到的是零散、矛盾的現實。

          4.作為一種話語形式的“廣告”

          加拿大學者加漢姆認為,“應該首先將大眾媒體視為實體,它具有兩重性:一是通過媒介商品的生產與交換,直接發揮生產剩余經濟的作用;二是通過廣告,在其他商品生產部門中間接發揮創造剩余價值的作用”⒁。廣告使消費主義無所不在,是傳媒的又一重要的話語形式。(1)廣告話語具有功能和文化意義,所謂功能是指其促進銷售的作用,所謂意義是指它是通過態度、情感、心理等方式影響公眾;(2)廣告話語的文化意義使廣告在空間和時間上得以遷延并影響著日常生活方式。(3)廣告的功能往往在其話語意義的掩護與隱藏下完成。布爾迪厄指出,新聞場機制是按市場要求,通過記者對司法場、文學場、藝術場、科學場等各種文化生產領域施加影響。這決定了傳媒話語可能的泛廣告化語境。如電視開辟了“讀書時間”,但這個“時間”很可能是由出版商控制的,僅由“排行榜”、“讀者最喜歡”等話語就可明白,這個話語場可供出售。其真正目的很可能是廣告而非知識。電視或報紙開設汽車、時裝、保健、家居生活等欄目、版面,充滿誘惑的圖像和說服性文本使生活審美化,其真實目的則是消費,新聞、廣告、藝術、文化等混合在一起,我們很難通過話語形式把它們分別開,惟一的區別就是看這些文本或圖像的刊載、播出是否收費。盡管一般來說,有關法律如廣告法,試圖限制新聞性話語與廣告性話語的混合,但操作上卻較困難。廣告主也樂意利用記者的或新聞性話語的信任,當你閱讀了一段很有吸引力的文章,它充滿了對于健康的關懷和嚴肅的科學理論,但進入你眼簾的卻是藥品推銷商、醫院或健身器材銷售商的地址。不管公眾是否樂意,他們只得接受這種話語和話語方式,抵制與反抗是十分困難的。傳媒自身也需要這種廣告性話語形式,比如,它定期向公眾收視率、“發行量”等信息,或評選觀眾、讀者最喜歡的節目與欄目,或公布讀者來信,表揚或者批評等,是推銷自己。國內一家報紙就曾以“一個城市和城市的思想”為自己作廣告,聲稱自己是“深受管理層和收入較高層讀者喜愛的報紙”來推銷自己。

          三、傳媒話語生產的控制

          在媒介社會,似乎傳媒具有空前的話語生產的權力和自主性,但實際上,傳媒話語生產中的主體僅具有非的自主性。福柯的話語理論認為,話語是受內在控制、外在控制以及主體控制的,其理論也適用于對傳媒話語生產的認識。傳媒話語生產具有明顯的外在控制特征,它也通過“排除原則”中的“禁止”、“區別和拒斥”以及真與假的對立而體現出來,暗合了所謂說什么、怎樣說、為什么說。比如極權社會中的政治、保守文化中的性等話語都有嚴格的禁忌范圍,傳媒可以用“新聞價值”等標準對話語進行“區別和拒斥”,無新聞價值的話題往往被排出在傳媒之外,至于“求真意志”,本是人類文化史或文明史創造的一種信念標準,在傳媒話語生產中,這個標準可以理解為“真實”、“事實”,其中自然也包含“追求真理”的含義。從這個意義上講,現代或前現代的革命家都十分重視傳媒,很多人親身投入傳媒話語生產工作,以此作為啟發民智、宣傳革命或改良社會的重要手段。

          傳媒話語與具有嚴格學科性話語的區別在于,前者是生產出來,后者是建構出現的(比如哲學、科學、文學、藝術等話語)。另一個區別在于傳媒話語對所有人開放,任何人都可以對各類報道或節目發表自己的看法。而學科性話語只對部分人開放。

          傳媒話語生產的外部控制因素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法律因素:美國是所謂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十分強調言論自由,但這種言論自由包括傳媒的話語生產自由,也得受“明顯而即刻危險”的法律原則限制。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有關于言論自由包括傳媒話語生產自由的法律和規范。

          2.政治因素:政治因素對傳媒話語的生產與操縱是明

          顯甚至直接的,因為傳媒本身在現代社會里就是一種政治力量(有些獨立,有些不獨立)。在西方國家,傳媒號稱三權之外的“第四權力”。各種政治力量都力求通過傳媒話語來顯示自己的存在并施加影響。因此,我們看到,政治人物成為傳媒的常客,他們頻頻在電視上亮相并發表演講,以求獲得公眾的好感和支持。傳媒的某些“提法”也往往受到政府的密切關注甚至控制。 3.社會因素:存在于一定社會中的各類組織,包括宗教組織、工會組織、女權組織、少數族裔組織以及其他大量的民間社團都試圖利用各種方式對傳媒話語生產施加影響,有的甚至通過自己主辦雜志、電臺、報紙、電視臺等來維護自己的話語權。

          4.文化因素:文化因素是話語控制的一個復雜因素,它包括宗教觀念,道德、倫理、審美、及風俗習慣等。譬如在前阿富汗,塔利班拒絕電視機、收錄機等傳播工具,聲稱《古蘭經》是他們惟一的法律,宗教話語占有地位和控制權。道德因素則主要通過公眾的態度、情感及輿論起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傳媒在傳播文化的同時又對地方文化和邊緣文化進行消解,反應出傳媒話語生產的文化矛盾。因此,通過傳媒話語場可以發現,各種話語或文化形式間進行著影響、滲透、控制與反控制,以至于在某種程度上出現了傳媒話語生產的危機。

          5.專業因素:這里所謂專業因素,是指傳媒用自己的一套話語生產標準來進行話語控制,比如新聞傳播觀念、價值理念等,當然也包括傳媒話語吸引力、沖擊力等這類打動讀者觀眾的策略要求。一個高水平的學科話語建構者,不一定適合傳媒話語的生產,凡不符合專業或職業標準的傳媒話語生產者,都要通過實踐訓練來達到要求。

          結語

          中國自進入改革開放時期以來,傳媒話語逐漸擺脫了泛政治化傾向。在強調政治和意識形態原則的同時,隨著經濟的市場化,傳媒話語也反映了“消費性”特征。一方面,經濟全球化和傳媒新技術的發展導致世界文化交流進一步擴大和加強,中國的傳媒話語生產在各領域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全球化傾向,話語交流(盡管不平衡)的頻度進一步增加。受西方社會影響的大眾文化的迅速發展,也導致了一定程度的話語生產的不平衡,有關大眾文化的報道或話語形式受消費主義影響,出現了過度膨脹的態勢。另一方面,發展主義的思想,仍然是傳媒話語生產的主流,GDP、人均收入,城市、地區建設以及各類有關數據不斷見之傳媒,對發達、富裕,民主、理性社會的向往,使傳媒話語生產成為現代觀念的鏡像。在國內地區及城市發展競爭中,也出現了通過對媒介事件的控制,如爭取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重大活動的主辦權等,力圖贏得話語強勢的現象,諸如“全國及時”、“西部較大”、“制高點”“”等話語成為傳媒熱點,由此產生的傳媒話語競爭甚至成為地區矛盾的微妙因素之一。總之,從話語生產角度審視傳媒話語或新聞場,把握傳媒話語的生產與控制的特征及規律,具有一定啟發意義,有助于我們深化對傳媒文化的研究。

          傳播學論文:論廣播的產業化與機制創新新聞傳播學論文

          在現代社會,要實現傳媒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必須依靠經營的產業化,必須大搞機制的改革即創新。那么,事實上已經走向市場的廣播,應如何實現它的產業化經營和機制創新呢?本文試從以下幾個方面作些探討。

          一、廣播的困惑

          傳媒是產業,這在國際上早已成為共識。

          1833年,美國《太陽報》誕生并公開宣稱:它不僅向公眾提供新聞同時提供廣告。從此,作為大眾傳媒的報紙、廣播開始走向市場,走向產業化。當然,它們的產業化是通過廣告為主的經營來實現的。

          1889年,世界上及時個報業集團——美國斯克里普斯-麥克雷報團問世;1926年,世界上及時個廣播集團——美國NBC呱呱落地。在中國,1993年,中國湖南廣電廳提出“大廣播、大電視、大宣傳、大產業”的思路;1999年,湖南“電廣實業”上市,湖南廣電資產由1993年的4億元擴增到1999年的20億元;2001年,上海文廣新聞集團宣告成立……

          在世紀之交的今天,傳媒業已被認為是最有發展前景的產業之一。

          廣播是傳媒,廣播當然也是產業。是產業,就必須進入市場,就勢必進入“商品化”的序列。

          然而,二十多年來,就是這么一個簡單的道理卻讓我們為之憤慨,為之驚詫,為之尷尬,為之困惑。

          上個世紀70年代末,當我國產業化發展的客觀發生和存在的事實“強迫”我們的廣播從計劃經濟的襁褓中爬出來時,廣播的蒼白和贏弱是顯而易見的。

          誠然,無論在何種制度下,廣播都是政府(政黨)宣傳輿論的陣地,是政府管理和控制社會、民眾的工具和手段。由于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和制度的規定性,廣播當然就是黨和政府聯系人民群眾的橋梁和紐帶,是人民奮進的號角——廣播的這一屬性,無論在何種條件下,都是不可改變的。即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媒介被推向市場,廣播的這一屬性也沒有,同時也不允許有什么本質的改變。

          然而,廣播畢竟脫離了計劃經濟的襁褓,它一“出世”,就面臨著生存與發展的挑戰。事實是:過去,政府曾為廣播的發展投入了很大的財力,廣播也盡其所能,將大量的新聞、文藝、教育等信息投報社會,并有數以萬計的廣播人為之工作。可由于計劃經濟條件下的限定性,由于廣播的開放性和大眾性,它的這些服務,這上萬廣播人為社會大眾所提供的信息卻全部是無償的。

          另一個事實是:自1987年國家科委首次將廣播等媒介納入“信息商品化產業”序列以來,即政府在市場經濟建立之后對媒介的經濟“哺乳”已逐漸減少,“斷奶”也是>:請記住我站域名/

          “一方面,媒介所從事的信息生產與傳播,必須服從媒介作為‘社會公器’的社會規定性,一方面又必須從中獲取自身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經濟資源,這是媒介的尷尬,更是我國媒介產業化的尷尬”①。

          憤慨、驚詫也好,尷尬、困惑也罷,廣播畢竟是廣播,它很快從國家經濟的轉型中清醒過來,開始蹣跚學步,盡快地組建起自己的廣告與產業,開始了對自身的開發與建設。

          二、粗放與集約

          三十年前,當我還在贛南插隊的時候,曾目睹過這樣一件事:分別由H省和Z省來的數量幾乎相等的民工,肩負著為新建鐵路伐取枕木的任務,同時開進了我們村。頭一個月,H省的人便集全隊之力,手執斧頭、鋼鋸,披著墊肩,硬是鉆進蓬蒿,蹈著荊棘,在山的深處踩出了一條小道,用肩膀將一根根枕木扛下了山。這一個月里,Z省的民工卻將人馬分成了三隊:或伐木、或修路、或在家里制作一種帶膠輪和“剎車”的木車。這一個月里Z省民工沒從山上采下一根木頭。

          第二個月開始了。H省的民工仍如前辛苦勞作,幾乎每個人肩上和腳底的血泡都成了老繭。Z省民工除伐木者外,其余的也都推著木車上了山。當他們將已快晾干的木頭沿著新修的車道推下山時,迎來的是H省民工被汗水遮擋的迷茫的眼光。

          ……Z省民工終于完成任務撤走了,可H省民工還嗨喲嗨喲在山上忙乎了一個多月。

          當年發生的這件小事,在我腦子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來我才知道,這就是農業的兩種截然不同的經營方式:一是以勞動的密集來求得經濟的增長,一是依靠技術的密集。經濟學家們將這兩種不同的經營方式概括為“粗放”與“集約”。后來,粗放與集約又被推廣到一般經濟運行的方式。簡言之,粗放化經營即以投入增加為主求得產出的擴大,而集約化經營則與之相對,是以效率的提高為主求得產出的擴大,表現為當產出擴大時,投入或減少或不變。在經濟運行中,“不同的投入要素密集,會使投入量和效率有不同的變化,如勞動密集多是粗放化,技術密集多是集約化”②等等。

          廣播的產業化經營,必須走集約化之路。

          三、打破機制的桎梏

          20世紀80年代,在中國,作為世界最老傳媒之一的廣播,又要開始學走路了。

          經濟的轉型,促使廣播必須走向市場,必須加快改革。而此時,廣播面臨的世界已經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過去,廣播的聲音是傳媒發出的惟一聲響。可今天,這個世界已成為信息的海洋:電視這一“神童”幾乎剛一誕生就在開始迅跑,而今已是獨冠天下;曾幾何時,報紙也在神州大地發展得鋪天蓋地,幾乎擠進了經濟生活的每一個領域;網絡的建設就更加神奇,短短數年間就大有逐鹿江湖,問鼎天下之勢……而廣播由于沒有文字,沒有圖像,它的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聲音的稍縱即逝更使它可能的廣告客戶望而卻步。就是說,廣播剛一進入市場,面對的就是既比它年青,又比它強大的對手。

          然而,廣播的難主要還不在這里。廣播的桎梏主要在于自身。

          “進入新的世紀,我們的廣播事業還將存在種種困難,面臨許多挑戰。我們的困難既有廣播本身的弱勢帶來的,也有因為我國的廣播分散經營沒有形成合力導致的,但是更主要的是由于我們的運行機制陳舊造成的”。

          廣播是分散經營還是集中經營,廣播的經營是否要走集約化之路?這個問題難了我們廣播人十多年。

          “集中”論者說:集中經營,有利于發揮整體優勢,杜絕內耗,形成合力。

          “分散”論者說:大家都來做蛋糕,難道不比你一家做好嗎?大家都來挑擔,難道不比你一個人挑強嗎?

          “集中”論者說:集中經營、統一管理,有利于建立良好的經營秩序,有利于維護電臺的良好形象,有利于逐步實現隊伍的專業化和管理的科學化。

          “分散”論者說:一家經營,萬一有個閃失,誰來負這個責!

          “集中”論者說:大家做蛋糕,大家也在吃蛋糕。結果是窮了電臺,富了部門。

          “分散”論者說:千條江河歸大海,沒有小家哪有大家?部門富了,電臺不也富了嗎? “集中”論者說:經營創收中的內部競爭,是人才的浪費,時間的浪費,金錢的浪費——亦即資源的浪費。

          “分散”論者說:外部要競爭,內部也要競爭。沒有競爭,哪有發展!還要搞大鍋飯嗎?沒門!權力還是分散一點好,否則……

          ……于是,分散、集中;集中、分散;分散 集中,集中 分散——電臺的經營創收,就這樣分分合合,曲線行進。

          因此,各唱各的調,各吹各的號;一個臺可以有幾套廣告價格,一個客戶,可以有一堆廣播人背靠背獻計獻策。于是,任務到部,任務到每一個編輯、記者。宣傳可以務虛,創收務必落實。屁股永遠管腦袋,每個節目都要搶黃金時間,每個頻率都“自覺”將“皮”、“毛”倒置。

          于是:資源共存、資源共享,時間嘛,你可以賣我也可以“吃”。你廣告部雖然有“照”也不可以管我:你是運動員,我也是運動員,運動員哪有做裁判的資格!

          于是,一個臺經營了多年還是在原地打圈,一個頻率風雨數載還是“兩袖清風”、一身債務,頗具“特色”!

          “廣播的運行機制陳舊”——以上可見一斑。

          江西人民廣播電臺臺長楊玲玲在一次會上說:“廣播作為產業,要想搞好,除了正確的指導思想和恰當的定位之外,還有關鍵的三點:資本、人才和機制。在這三個要素中,我認為最關鍵的還是機制……經營運行機制主要取決于管理體制和制度安排,有什么樣的體制制度,就會有什么樣的經營運行機制;有什么樣的經營運行機制就必然會有什么樣的經營效果,即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這是不以任何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經濟學中的制度學派認為,率先的制度創新,就像率先采用先進機器設備一樣,會得到遠遠超過平均利潤的社會回報。我們廣播人過去在如何辦好廣播上也動了不少腦筋,但我們大多是在體制內做文章,自然缺乏想象力和創造力,超出這個體制和機制,會是什么樣子,沒有人敢想,也沒有人敢做,結果搞來搞去,沒有根本性突破”。

          “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先秦《卜居》)——陳舊的觀念、陳舊的機制,就是阻礙事業發展、阻礙人才脫穎而出、阻礙廣播實現集約化經營的“瓦釜”,應該是打破它的時候了!

          四、與時俱進,實現廣播的集約化經營

          古人云:“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屈原《九章·抽思》)。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自身的)美德無法向他人索取,(遠播的)美名不可能是虛假造作。

          去年10月,我們在與上海文廣新聞集團廣告中心主任沈明昌座談時,談到廣告創收,他開宗名義及時句話就是:“創收是要靠數字說話的,而創收的數字是不允許也不可能弄虛作假的”。

          這幾年來,全國省級電臺廣播經營創收有許多成功的例子。僅以2001年為例。

          2001年,全國省級電臺創收超過4000萬的有12家,超過5000萬的有7家,其中北京、上海、廣東電臺的創收都已過億,北京電臺創收已達1.85億元。

          在這些數字的后面,不知包含了多少廣播人的辛酸、摸索與智慧。這些臺的廣告經營,大多是從上世紀80年代初的年創收幾萬,幾十萬開始起步的,他們的經營方式,都經歷了分分合合,合合分分,由粗放到集約的艱難歷程,他們的“美名”是在十多年間,靠這些數字點點滴滴積累起來的。

          誠然,我們江西臺的廣播創收,這十幾年來也經歷了一段艱辛的歷程。

          這里,我不想贅述我們臺及其他兄弟臺十幾年來在廣播經營方面的種種探索與辛酸,我只想說,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一個好的經濟運行方式也是生產力。在廣播經營活動中無數成功的例子都已證明:廣播經營要有長足的發展,必須走集約化之路。雖然在這許許多多成功的例子中都有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甚至還可能有個別乍看似為失敗的例子,但它只能說明我們的集約化管理還不夠健全,不夠嚴密,只能說明我們還需要根據自身的特點和廣播事業發展的要求,適時地通過改革與創新,來完善我們的管理,以求獲得更大的成功與發展。

          要實現廣播的集約化經營,我們首先必須重組我們的資源、實現規模化經營。廣播面對目前調整發展,激烈競爭的各類媒體環境,已經不允許它再有更多的內耗了。上海文廣集團副總裁朱詠雷在介紹上海廣電從1987年改革以來走過的路時,特別強調是競爭機制的形成促進了上海廣電事業的發展,但競爭必須是有序的競爭,必須集中全力對外。過去常有人將系統內部無謂的內耗美名曰“內部競爭”,其實質卻是對資源、市場和節目的內部掠奪。這樣的“內部競爭”決不允許它再存在下去了。

          要實現廣播的集約化經營,我們還必須更新我們的人才機制,讓有志于和有能力從事廣播經營的人才脫穎而出。這樣的話,我們說了幾十年,這些年來,我們各級部門似乎也都在做這方面的工作。但事實上,對許多領導者來說,當你看到一個毫不起眼的人被破格提拔,當你看到你的下屬一轉眼就與你平起平坐,甚至成為你的領導,當你看到一個在此崗位默默無聞,在彼崗位卻突然大顯身手并獲得較多榮譽的同事像新星顯現,當你看到一個比你晚參加工作的人卻比你先富了起來,當你看到一個人在疾行中突然摔了一跤,當你有權決定是否選拔一個雖然有能力,卻曾與你有過齟齬或雖然能力平平,卻對你言聽計從的人時,當你面對一件新生事物,需要為后果承擔責任時,當你……時,是否都會不憤怒,不嫉妒,不幸災樂禍,不推諉,是否都會堅持原則,是否敢于承擔責任,表現出坦蕩的胸懷呢?

          要更新我們的人才機制,首先要消除我們自覺或不自覺受舊體制和舊的傳統意識的影響而淤積于我們心中的塊壘,要破我們的“心中之敵”。

          要實現廣播的集約化經營,要各方面人才的薈集,而人才并非等于全才,這就要求我們的領導者具有“識人”的能力,特別要具有開發人的潛質的能力。我們的舊的體制和用人機制對人的能力的束縛是非常嚴重的。屢見不鮮的是:一個人在某單位工作了幾十年業績平平,可下崗之后卻做出了輝煌的成績。十多年前一位外國學者在中國訪問,不少人自豪地對他說,“我在某企業工作了一輩子”,“一百多年了,我們一家幾代人都生活在這座城市里”。對此,這位學者百思不得其解。他難以相信,一個終身不“動”的人,怎么可以發現自己?怎么可以有所進取?一個企業集中了一批這樣的人,怎么可能發展?如此體制,怎么可能呈現活力?

          當然,要充分實現人才的流動,還要假以時日,但要讓人才在本單位流動,應該不是很難的事情。從人的物質屬性來講,每個人都是有能力的,只不過各人在各個方面的能力有所不同而已。讓一個人一生去從事他并不適應也不喜愛的工作,這是對人性的閹割,是對人的能力的扼殺,也是舊的用人機制制造的悲劇。

          要實現廣播的集約化經營,還要求我們勇于學習、善于學習。我一直以為,要學習別人的東西,其實是需要勇氣的。“夜郎自大”、“坐井觀天”的笑話其實至今還在我們思想的深處演繹。不就有人對“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先進文明成果,我們都要積極繼承和發揚”(“七·一”講話)這樣的話都感到困惑嗎?千百年來,我們習慣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習慣了我們是“泱泱大國”,習慣了與別人縱向比較,習慣了陶醉于昔日的輝煌。可今天,“入世”的鐘聲已經敲響,經濟全球化的腳步正向我們咚咚踏來,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這駕列車,如不與國際“接軌”,是永遠也到不了目的地的。

          善于學習,首先就要敢于解剖自身,敢于摒棄一切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制。摒棄“對

          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的和教條式的理解”,打破“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桎梏”,就要“勇于和善于根據實踐的要求進行創新”。要善于學習,就要“堅持科學態度,大膽進行探索,使我們的思想和行動更加符合客觀實際,更加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和時展的要求”(“七·一”講話)。就要不恥下問,要尊重別人,要誠實謙虛,虛懷若谷,不可自以為是,淺嘗輒止。 廣播事業要發展,關鍵是要實現廣播的集約化經營;要實現廣播的集約化經營,關鍵是要創新我們的機制。惟如此,我們才能真正迎來廣播事業的繁榮,才能真正做到“與時俱進”。

          古人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經·大雅·蕩》)。的確,萬事開頭是容易的。要堅持到底,那就很少有人能做到了。

          要創新我們的機制,真正實現廣播的產業化,我們還要走很長的路。

          傳播學論文:網絡傳播加劇知識溝擴散新聞傳播學的論文

          網絡本身并無擴大或合攏“知識溝”的傾向,但由于眾多外在因素的影響,其快速、高效、便捷的媒介優勢將傳統大眾媒介影響下業已形成的“知識溝”數倍放大。首先,經濟水平的差異造成網絡接觸率各不相同;其次,網絡在受眾的閱讀、語言、專業技術操作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次,受眾攝取的信息也與自身的知識結構相吻合。而且,網絡作為一個多元化社區,信源、信宿分散,很難具備合攏“知識溝”的能力。

          【關鍵詞】網絡傳播;知識溝;擴散

          所謂的“知識溝”(Knowledge-gap)(有的文章也稱為“信息溝”)就是指在一定的社會系統中,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不同的群體或個人之間所形成的知識差距。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傳統大眾媒介的發展使信息流的迅速增長成為可能,但這并未使社會中的每一個人如預期般地等同受益。相反,一些研究者指出:“信息流的增長往往產生負效果,即在某些群體知識的增長遠遠超過其他群體;‘信息溝’將會出現并擴大一個社會群體與另一個社會群體之間在某一特定問題上的知識距離。”①最早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對這個問題進行系統分析的是美國傳播學者蒂奇納(Tichenor)、多諾霍(Donohue)和奧利恩(Olien),他們指出,“當一個社會體系中的信息流量增長時,那些受過較好教育,具有較高社會經濟地位的人們比教育較少、地位較低的人們更好地吸收信息。這樣,信息增長導致了‘知識溝’的擴大而不是縮斜。②

          網絡的出現曾使傳統大眾傳播時代長期處于信息匱乏,信息接受不均,形成嚴重知識差距的人們充滿了憧憬:傳播技術的改進將會縮減傳播成本與費用,節省資源,實現信息與知識的均化;傳播速度的加快與信息流量的增大使受眾面臨著一個更易接受與豐富的界面,從而提高個人的知識與信息總量;國外一些學者甚至勾畫出“網絡大學”、“虛擬教育”、“知識超文檔”、“模擬系統”、“自動學徒系統”等設想,并稱之為“沒有圍墻的學校”。

          然而,令人遣憾的是,現實并未如人們想象的那般理想。也許在某些特定知識方面,網絡確實縮小了人們的知識差距;但從知識總量來看,不得不悲哀地承認網絡以其快速、高效、便捷的媒介優勢進一步加劇了傳統大眾媒介下業已形成的知識分布的不均衡。

          進入網絡的經濟和文化壁壘

          當一種新的傳播技術產生并試圖普及時,面臨最嚴峻也是最現實的問題就是經濟水平的制約。報業如此,廣播如此,電視如此,網絡更不會例外。信息與知識傳播的民主與自由常常只是針對那些能掙脫經濟束縛的進入者而言。這樣,在媒介可進入者與不可進入者之間便形成了和媒介接觸程度及幾率的差距,這種差距不可避免地導致“知識溝”的形成。顯然,與傳統大眾媒介相比,網絡所面臨的經濟壁壘要堅固厚實得多,這在一定程度上使網絡成為有經濟能力者享有的特權。據了解,目前網絡的普及率僅約為1%,現實的社會經濟狀況成為網絡普及的瓶頸:70%以上的農村人口造成了中國大量文盲、半文盲的存在,他們甚至不知電腦為何物;東西部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導致地區性網絡接觸程度的差異;即使在經濟較為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由于上網費用仍較高,用戶也不得不考慮其有限的經濟支付能力。正如美國舊金山一位咨詢專家所言:“我們很難想象不花很高代價就能普遍訪問計算機服務。對于計算機行業的人來說,每月支付17美元的服務費不算一回事,但對于收入較低的人來說,可能成為負擔。”據2002年1月《第九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統計報告》顯示,在中國,網絡用戶主要集中在經濟較為發達的廣東、北京、上海等地,分別為10.4%、9.8%、9.2%,而在經濟落后的西藏、青海、寧夏等地分布極少,分別為0.1%、0.2%、0.3%。③特別是在某些貧困山區,教育經費的投入量與實際需要還有相當一段差距,計算機普及難以提上教學日程。因而,這種媒介分布率與接觸度的強烈反差,引起知識、信息接近程度的差別,從而形成地區間的“知識溝”擴散。

          除去上網費用,地區性經濟差別因素之外,額外服務費用的支付對于一般用戶而言也是一個難以攻破的經濟壁壘。隨著技術革新的日益發展,新的網絡技術和基礎設施的價值將逐漸為受眾所接受。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建立在這些基礎設施上的軟件內容、服務成本使人望而卻步,某些網站在接納新用戶時以高昂的進入費用作為條件,從而設置了又一道經濟關卡。為此,美國傳播學者馬克·利維如此悲嘆:“我常常為傳播與技術正日益冷酷無情地把世界隔離成兩個營壘而深感憂慮。一座營壘由那些受到良好教育而且具有經濟實力的信息貴族把持據守,他們是計算機系統的經營者,控制著傳播工具與條件。另一座營壘則屬于傳播圈的‘下層階級’,這里成員文化水平有限,他們在巨大的傳播機器的擺布下過著物質與精神雙重貧困的生活。”④

          從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的角度來看,網絡傳播中“知識溝”擴散的趨勢也在所難免。前文已述,中國農村仍存在大量的文盲半文盲,高等教育的普及率仍相當低,而網絡作為一種新技術,較之于傳統大眾媒介,在使用與操作方面,對用戶的要求更高,主要體現在以下3個方面:1)閱讀能力。網絡雖然具備豐富多樣的表現形式,如文字、聲音、畫面、圖像、音樂等,但總的說來,文字是基礎,其他手段是輔助,很難想象一個大字不識的人僅從畫面中能領悟出某些東西,更何況文字往往又是搜索網站、資料的必然途徑。2)語言能力。網絡90%的信息使用的是英語,雖然在中國,英語被作為一個重點科目加以普及,然而由于教學方式的不到位和學習目的偏差等多種因素,到底有多少人能通暢流利、毫不費力地閱讀英文網站并獲取信息還得打上一個巨大的問號;即使一部分大學生在進入英文網站時也會顯得手足無措,更何況尚未接觸過英語的人不計其數。3)專業技術操作能力。簡單地打開機器,閱讀新聞,收發郵件,這是每一個接觸過網絡的人都能輕而易舉做到的事,然而如何高效、快速、地從網上獲取特定資料就不會顯得那么輕松,勢必要求使用者具備熟練的操作技能和對網絡的充分認識。同時,文化水平高的人一般接受新技術也較快,且他們有一種主動獲取知識的欲望和積極性;而文化水平低者囿于自身能力所限,無法充分利用或有效利用網絡來獲取資源。然而,文化水平的高低與網絡使用有效與否并不是一個全然正比的關系,實證經驗告訴我們,由于年齡、學習狀況等原因,最善于使用網絡的是高中、大專與

          本科生,而具有博士學歷的用戶僅為0.4%。⑤在這里,知識的專業化成為知識總量增長的阻礙。 進入者的錯識與迷途

          正如一位傳播學者所說:網絡可以提供平等機會和民主傳播,但僅限于那些可進入者。那是否意味著所有的進入者在相同的硬件設備、社會條件下獲取同質同量的信息與知識呢?當然不是。這里的平等、民主僅是指可能性意義上的平等、民主,而不是必然的平等、民主。也就是說,即使在進入者中,由于對網絡不同的態度、觀念及使用方式同樣會形成知識與信息攝取的不均衡,這時,“知識溝”就會產生或在原有的基礎上進一步擴散。

          眾所周知,傳統大眾媒介具有信息供應、娛樂休閑、文化教育、輿論監督等多項功能,但網絡的出現將媒介功能的形式多樣性發揮到,并擴展出許多新內容。這種功能選擇空間的擴大為用戶接觸媒介的興趣、動機的多樣化創造了條件,用戶的注意力不再局限于知識的學習或信息的獲取,而是被分散到其他諸如時尚流行、娛樂等更具吸引力的功能上去。據了解,在中國相當一部分擁有電腦的家庭,其主要用途不是用來幫助學習,獲取信息或處理文件,而是用來玩電腦游戲和看影碟。臺灣學者在網絡個案研究中發現大學生有相當一部分人是“網蟲”,他們連續20個小時在線而樂此不疲,然而并非在閱讀或查詢資料,而是晝夜不分地玩游戲或網上聊天。與此對照,那些非“網蟲”的學生則主要通過信息檢索系統和萬維網來獲得有價值的信息和資料。不僅如此,研究還發現這種在線時間的過度和網絡使用方式的后果是嚴重影響了正常的學習。⑥于是一條橫亙在“網蟲”與“非網蟲”,“非理性者”與“理性者”之間的“知識溝”便形成了。前者非但未能獲取有效的知識或信息,而且放棄了通過其他途徑或媒介獲得信息以縮邪知識溝”的機會。而能正確使用網絡并充分發揮其功能的正是那部分理性而有節制的人。

          信息需求的差別與網絡的反合攏力

          網絡的出現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傳播的無遠弗屆、信息暢通、受傳同步,信息量正以指數函數速度急劇增加。然而信息的極度膨脹并不預示著知識、信息的均衡分布,受眾的信息接受能力是有限的,而且其信息需求的層次也與自身的知識結構相吻合,文化水平高者攝取的信息知識含量相對較高,而文化水平低者則易于為娛樂性、刺激性信息所吸引。據統計,美國著名的史密斯學會陳列館的網址7周才接待可憐的190次訪問,而《花花公子》網站一周就接收470次訪問。而在力圖合攏“知識溝”而做出種種嘗試后,美國傳播學界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對合攏“溝”,一種同一、有限且受到廣泛信任的消息來源更有潛力。⑦顯然,網絡不具有同一和有限的消息來源,每個受者也可以是傳者,在這里,受傳分界已不再那么清晰、明朗,信源多元化使得網絡缺少促使“知識溝”合攏的明確意識和強有力的推動力量;網絡也不是一種受到廣泛信任的消息來源。網上信息的度、可信度較差是其劣根性,更多不負責任的信息的傳播對受眾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網絡的受眾是孤立、分散且個性迥異,興趣有別的個體,他們往往只憑某一共同的話題而偶然相遇,并沒有共同的社會基礎,如同一個臨時集結的隊伍。在這個話題之后,他們便自行散開,毫無關系。蒂奇納認為:在多元化社區里,由于存在各色各樣的信源,因而,“知識溝”有擴大的趨向;在同質性的社區里,人們的信息渠道雖不正式但相同,因此“知識溝”擴大的可能性較校⑧而網絡正是這樣一個具有“知識溝”反合攏力的多元化社區。

          綜上所述,在目前社會條件下,網絡傳播加劇“知識溝”擴散的事實是無庸置疑的,而且由于網絡傳播環境的多變,發生條件的復雜,影響因素的多樣,因而整個社會形成的不僅是一條“溝”,而是幾條,乃至幾十條更為繁復的“溝”。因此,“知識溝”的“擴散”既是指程度、縱深的加深,也是指數量、廣度的增大。

          傳播學論文:電視編輯思維論新聞傳播學的論文

          20世紀初,電影大師愛森斯坦曾期望把《資本論》搬上銀幕,試圖通過電影手段表現思維的辯證法,“從具體生活的再現躍為抽象化和普遍化的意象”,突破軼聞瑣事的單純展示,以便“把事件處理為一系列論題的結論,而不是單純的事件”①。然而,由于當時的技術手段和思維能力的限制,愛森斯坦的夢想并沒有成為現實。令人欣慰的是,1998年,中央電視臺將發表150周年的共產主義綱領性文件《共產黨宣言》搬上屏幕,一定程度上驗證和實現了這一偉大的構想。片中,借助形象化畫面和抽象性信息,一部富有哲理性的電視片鮮活地呈現在廣大觀眾面前。我們很難想象,如果離開思維的指導,高度抽象的“宣言”怎么能夠成為一部形象化藝術的文獻紀錄片。

          的確,電視作品中許多令人耳目一新、嘆為觀止的藝術形象,都是通過聲畫塑造和傳播的。我們常常可以看到這樣一些片斷:仰望藍天白云,馬上就能看到同一片藍天下的親人,這是電視駕馭時空的思維;仰望翱翔的雄鷹,俯瞰大地的壯觀,這是電視自由轉換角度的思維表達;坐在沙灘上觀看大海,想到最思念的親人踏浪而來,電視可以表現無限的遐思……這一切無不都是電視思維、電視編輯思維的結晶。

          事實上,從客觀存在事物的展示,到人物內心活動的表達,電視都可以將它們順理成章地轉換成藝術化的視聽造型,化腐朽為神奇,變平凡為偉大,通過視聽形象傳遞情感或神韻,創造出適應和滿足觀眾欣賞情趣的電視作品。

          恩格斯指出:“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較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②現代社會的發展史證明,一個民族、國家或地區如果想在世界性的技術革命中占據主導地位,就必須擁有高技術優勢。理論思維是發現和創造高技術的前提條件,也是轉換和應用高技術的具體手段。以往的電視實踐也有力地說明了這個基本道理。

          自1936年世界及時座電視臺在英國倫敦開播以來,現代科技的產物——電視在世界各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少數幾個發達國家到遍布全球,從黑白電視到彩色電視、立體聲電視、高清晰度電視,從少數幾個頻道的無線電視到數十個甚至上百個頻道的有線電視,從微波傳送到衛星轉播、網上鏈播……人們幾千年來夢寐以求的“千里眼、順風耳”長了出來,一個全新的“地球村”已經誕生。先進的傳輸技術、制作技術武裝了電視,成了這一革命性變革的重要推動力。當然,思維居于電視技術變革與應用的核心地位,是整個人類智力活動的較高調節者,給各種電視創作活動帶來了深刻而深遠的影響。

          20世紀末,人類邁入了數字電子傳播時代。一方面,多媒體、互聯網等新技術、新媒介的融入,為電視傳播獲得了延伸的可能性。電視編輯突破了基于磁帶的線性編輯的諸多局限,基于數字技術的非線性編輯等為電視創作空間的拓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新媒介和新技術使自己放大和延伸”③。新技術應用下的電視編輯實踐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尤其需要新思維的切實指導,需要思維的推動激發和創造性構思。

          另一方面,媒介競爭也迫使電視編輯更新思維觀念與思維方式。一直以來,報紙、廣播與電視的競爭始終沒有停止過,“第四媒體”網絡的崛起,不可避免地對電視生存空間和發展前景構成強大的沖擊。面對其他媒介及其電視媒介間的多重競爭壓力,電視如果不及時從思維觀念和思維策略上加以突破,其傳統的優勢地盤將難以維持。

          從“信息高速公路”的推進到“知識經濟”、“信息經濟”概念的提出,信息資源的豐富與膨脹已是公認的事實,而且隨著中國加入WTO,中國的影視產業將進一步跨入市場化、國際化軌道,“接受暴風雨的洗禮”④在所難免。如何更為合理有效地利用和開發影視資源是未來我們面臨的一大課題。如何實現電視資源從數量到質量的轉變,如何借鑒和吸納外來資源,并納入自主發展軌道,如何實現從外延到內涵的強化,如何進行整合與重構,這是電視編輯面臨的又一新問題。思維觀念、模式、方法、策略的革新勢在必行。

          電視編輯是電視作品的重要思維藝術和結構方法,是電視制作的環節。任何電視作品的形成都離不開電視編輯的直接組織和傳播,電視編輯的思維方式與規律直接影響著最終電視作品的質量。北京廣播學院的丁海宴先生曾以紀錄片的編輯為例:“紀錄片編輯的過程,就是整理的過程。紀錄片在前期拍攝的時候經常是模糊的,而在編輯臺上才能理出頭緒。在記錄事實的過程中,主觀的理解與客觀的事實,時常是相背的,這種矛盾的統一同樣需要在編輯臺上完成。許多感情階段無法理解和解釋的事實,往往需要在理智階段來分辨和澄清。如果說,紀錄片的前期制作是一種即興的感情創作,那么后期編輯則應該是理智的思維創造。用個形象的說法,攝影機是感情的機器,編輯機(包括剪刀)則是理智的工具。”⑤思維在編輯階段的重要作用可見一般。

          面對緊迫的實踐形勢,理論顯得相對滯后,這是當前電視界面臨的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盡管“操作和思維是平等進行的”,但“兩者是兩個高低不同的層次和系統,人的思維和認識永遠指揮著操作”。⑥這也是建構電視編輯思維的另一重要動因。

          電視節目的形成是一個復雜的綜合的創作過程,我們不妨進行簡化:

          電視節目=信息(視音頻信息為主,包括其他文字、圖表、動畫等信息) 思維 工具。

          其中節目是思維的最終體現和目標,信息是思維的作用對象,工具是思維的實現手段。我們先看這樣兩個鏡頭:鐵鋤和火箭,表面上毫無關聯,如果給予客觀和感性的描述,則是:從時間上看,一個是遠古的生產工具,一個是當代的頂尖技術;從空間上看,一個在古老的文明部落,一個處于現代高科技城。當建立起某種理性認識時,就會產生直觀明了的聯系。通過人們的思維使之產生某種關聯,或對比技術的進步,或隱喻歷史的變革,這就是一種創造,一種在充分利用現有資源基礎上的創新。在這里,畫面鐵鋤和火箭是資源的一個組成部分,可以是歷史照片記錄,也可以是現有實物的展示;它們的對比或隱喻則是一種基于辯證思維的合理對接,一種基于形式組織的邏輯連貫;而組織的物理工具可以是硬切,也可以是疊化或劃等特技手段,只要符合特定的敘述情境,其處理手段都將是思維實現的合理存在。

          電視編輯思維的重要功能之一即在于將這些直觀上無關聯的畫面組織起來。畫面隱含的延伸性是電視編輯實現思維概括性和創造性的重要基礎,在普多夫金和庫里肖夫看來:“剪輯的過程不僅僅是講述一個連續的故事。通過適當的組接并列方法,可以賦予鏡頭過去從未具有的意義。”他們甚至把它作為一條“美學原則”:“對于一種藝術來說,首先是材料,其次是組織運用這些材料,使其適合這種藝術的特殊要求的方法。”⑦

          信息科學和認知科學把思維理解為“發生在腦中的信息變化過程,或者說是信息變換過程,從操作意義上講即信息加工過程。”在他們看來,“思維是在特定物質結構中以信息變換的方式對客體深層遠區實現穿透性反映的、可派生出或可表現為高級意識活動的物質活動。”⑧它以感知為基礎又超越感知,是人類認識過程的高級階段;以信息加工為基礎,又超越了信息加工的物理存在意義,賦予信息以精神、以力量、以思想。

          如此看來,電視編輯思維即是一種選擇、加工、存儲和輸出電視信息的高級意識活動與過程,它包括以下四個基本環節:

          1.選擇信息。調動電視編輯的注意力、觀察力,對感性材料的捕捉能力、認知程度和理解程度選擇信息,這是電視編輯思維的準備階段。攝像師從俯拾皆是的生活現象中尋找出用以傳情達意的最直接、最真切的對象物;電視編輯則從這些視聽形象中選擇和提煉信息,用以構造屏幕形象,可以說,是電視攝像工作的延續階段。當然,電視編輯選擇信息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受眾的需要

          ,這是制約創作者選擇信息的客觀因素。 2.加工信息。發揮電視編輯的想象力、抽象力和創造力,加工組合信息,這是電視編輯的主體階段和核心。

          3.存儲信息。運用恰當的記憶方式和認知規律組織協調信息,這是主體階段的延續。這兩個階段是信息的創造階段,蒙太奇形象的塑造,電視獨特時空的構造,都是通過電視編輯對信息的加工與組織實現的。創作者的認知能力、認知動機等在此得到體現,其思維觀念、思維習慣也對之產生影響,相應地,受眾的需求和認知方式得到較大程度的滿足和遵循。

          4.輸出信息。基于電視編輯與受眾的交互能力,將存儲的信息輸出給受眾,這是整個電視編輯思維的完善階段和最終檢驗階段。

          紀錄片導演孫曾田在談到《神鹿啊,我們的神鹿》的創作時說:“《神鹿》的剪輯,從全片結構到細節處理,加加減減,移前挪后,都作了多次調整。人們常說,拍攝辛苦,其實剪輯才叫辛苦,是一種‘心’苦,是一種煎熬。從頭到尾,畫面與音樂、音響、解說在心中不斷地混錄著,同時也在尋找著一種好的表現方式。”⑨用“心”選擇畫面和聲音,用“心”組織畫面和聲音,用“心”尋找表達方式,用“心”編碼,善于把客觀事物的邏輯關系轉變成電視畫面形象的邏輯關系,把客觀生活現實變成電視中的現實性信息和形象。電視編輯思維的全部信息和內容經過選擇和理性組織得以具體化。

          我國著名科學家錢學森指出,思維應該包括形象思維、邏輯思維和二者結合的創造思維。⑩按照這一科學界定,電視編輯思維也應當包含三種基本形態:形象思維、邏輯思維和創造思維。

          形象思維是電視編輯思維的及時層次,即通過具有形象化的電視符號組織來闡釋一定的意義,是一種具象化信息的加工過程。著名導演謝晉在談到電影、電視的本性時,曾用一句話來概括:“形象高于一切”。的確,電視攝像捕獲的是視覺化形象,電視編輯塑造的也是形象,“電視是直觀、形象信息的窗口”(11),形象的選擇與建構是電視思維的及時要義和最基礎層次。

          形象思維活動以客觀形象為思維對象、以感性形象為思維材料、以指導創造物化形象的實踐為主要目的,基本貫穿于電視制作的全過程。人們運用形象思維工具,就可對事物的客觀形象進行分析、比較、綜合、概括、引起聯想與想象,創造新的物化形象。或以形象的積累創造詩意、表達情緒,或以形象的對比闡述思想、強調差異、刻畫人物,或以形象的聯想隱喻或象征某種意義,等等。

          如果說形象思維是以物質客觀存在的形態及其形象信息來表現事物,邏輯思維則是以概念、判斷、推理的形式來表達事物的。邏輯思維和形象思維一樣都屬于認識的高級階段,正如朱景和先生所說:“藝術創作有賴于形象思維,但在某些紀錄片創作中,邏輯思維也頗重要。”(12)事實上,邏輯思維并不僅限于紀錄片種,其他電視節目中也有廣泛應用。

          電視編輯的邏輯思維是指以事物間的內在邏輯聯系為起點建構和組織信息的思維活動。它是一種以概念為基本思維單元、以抽象或邏輯為基本思維方法、以語言符號和信息辯證對列為基本表達工具的思維形態。

          即使是最推崇再現物質現實的電影理論家安德烈·巴贊也不否認具有抽象意義的邏輯思維:“在如實地再現某種東西時,如果不能在抽象的意義上使它的含義更加豐富,那就是多此一舉。”(13)例如在反映兩國元首會談時,前一個鏡頭是一國領導人談笑風生,后一個鏡頭是另一國元首在微笑傾聽。這里傳遞的除了表面上的說與聽,還有“關系融洽,氣氛友好”的含義。

          “藝術并不僅僅是反映,而且也是改造,是創造,是藝術勞動,是實踐。”(14)“人的意識不僅反映客觀世界,并且創造客觀世界。”(15)電視編輯對現實的反映,不是消極被動的,而是一種自覺的、有目的的、有選擇的創造性意識活動。

          創造思維是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的創造性結合,是兩者互補、互促的過程,是人們通過豐富的聯想并結合以往的知識經驗,在想象中形成創造性的新形象,創作人員運用已有的知識積累和大量的信息儲備去實現創造思維。“從某種程度上說,電視紀錄片剪輯是一種創造性的匯集工作,所以它更強調剪輯的作用,靠新穎的手法吸引人,靠視覺聯想的確切性和創造性以及有目的的剪輯使影片生動起來。”(16)“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在節目編輯中運用橫向思維、逆向思維、異向思維等開放性、立體性、層次性、深刻性的思維方法,不斷用新的視角去審視各種現象,用新的方法去表述各種內容,用新的手段去傳播各種信息,這是時代賦予當代電視節目創作者的重要內涵。

          電視信息的組織不僅需要技術和操作手段的支撐,更需要一種觀念,一種思維觀念的突破,建立和認同電視編輯的思維觀念是當前和未來電視編輯實踐的理性呼喚。

          眾所周知,20世紀40年代,傳播學先驅之一的拉斯韋爾在《社會傳播的結構與功能》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5W”模式:誰—說什么—通過什么渠道—對誰說—產生什么效果。不容置疑,電視編輯完成的節目正是一個傳播過程中所說的“什么”,它不僅需要控制“由誰說”(電視編輯),還需要把持“怎么說”(電視編輯的思維與操作)、“對誰說”(電視編輯的觀眾)和“說后有什么效果”(包括反饋等環節)等,這些都是電視編輯及其傳播面臨的現實問題。基于各種形態的電視編輯思維形成的電視作品,最終是與廣大觀眾直接交流與溝通的,這使得建構于電視傳播技術和特性基礎上的電視編輯必須以整合和互動的思維方式和觀念來實施,整合思維和互動思維成為電視編輯環節的重要指南。

          整合思維具有兩重含義:其一,任何系統都是以一定的要素為特定目的而組成的綜合體;其二,任一對象的研究,都必須從它的成分、結構、功能、相互聯系方式、歷史發展等方面綜合地去考察。電視編輯是構成電視節目系統的編碼過程,在這個系統中,最基本的要素是視聽覺符號。電視編輯的整合思維就是從編輯技術和藝術的整體性出發,組織和結構視音頻信息傳播,這也是系統方法的基本出發點。視覺語言的組織、聽覺語言的協進,以及視聽覺的綜合感知,是系統構成的方法和追求。正如愛森斯坦在形容電影構成時所說:“影片是各種各樣表現手段和感染力手段的獨特的總和。”(17)對于電視編輯而言,不是要進行視聽覺的簡單相加,而是要按照一定的思維規律、結構語法,進行整體的構思和編排,以獲得預期的功能和效果。電影美學家巴拉茲從節目結構的最基礎層次鏡頭出發進行觀照,“只有把一幅繪畫當作一個整體來觀察的時候,才能理解其中的每一塊顏色的意義。一個樂句里的一個音符和一句話里的一個字,也都只有通過整體才能說明其含義。一個鏡頭在整部影片里的作用和地位也是這樣”。(18)可見,重視鏡頭、場面和段落三大基本層次在電視編輯中的整體設計意義顯得尤其重要,這是以整合思維觀照電視編輯的重要啟示和基本要求。

          互動思維的建構也有其必然性,它包括電視編輯與傳播環境、與受眾以及與其他媒介的多維互動。現代電視編輯的產品直接作用于廣大植根于一定社會環境中的觀眾,這些觀眾的接受需求、認知規律等直接制約他們對信息的接受和認可。在整個傳播過程中,電視編輯作為節目的最終完成環節的媒體至關重要的“把關”環節,一定意義上承擔了媒體形象塑造者的角色,同時又必須接受觀眾的客觀檢驗和評定,電視觀眾接受與否,接受偏向如何,接受程度如何,都將直接影響電視的市場前景。隨著社會的進步,受眾的信息接受方式和需求也發生了變化,單一被動型的灌輸已經無法滿足他們的期望,信息的主動建構成了他們的普遍追求。他們不僅要了解“是什么”,即事物的本來面目,也要知曉“為什么”和“怎么樣”,即思考和審視問題的方法。因此,盡可能地拓展受眾的收視時空,滿足其要求,是當代電視人的理性選擇。在努力提高電視編輯技能的基礎上,培養電視編輯的互動思維意識和素養,既關乎到電視媒體的生存與發展,也對電視參與媒介市場競爭頗具發展意義。

          “在今天這個信息時代,不同媒介之間互相借鑒與交融已經是大勢所趨”(19),媒介間的互動已經成為

          一種勢不可擋又具有效果的現代傳播方式。加拿大傳播學家麥克盧漢先生提出“傳播媒介混合能量”的概念:“媒介雜交釋放出的新的力量和能量,正如原子裂變和聚變要釋放巨大的核能一樣。”“兩種媒介雜交或交匯的時刻,是發現真理或給人啟示的時刻,由此而產生新的媒介形式。”(20)現實生活中,報紙與電視合作、電視與網絡合作、電視與廣播合作等等,各種媒體優勢互補,報紙之所以與電視合作,主要是借助電視傳播廣闊的威力;而電視利用報紙則是發揮其多樣靈活,又善于挖掘深度的特長。電視借鑒其他媒介的優勢和特長,為豐富電視觀眾的精神文化生活源源不斷地提供充足的精神食糧。

          傳播學論文:傳播政治經濟學之我見新聞傳播學的論文

          與傳播學的傳統學派相對的,是傳播學的批判研究。活躍在批判舞臺的傳播學研究主要有兩大學派:一個是文化批判學派;另一個是政治經濟學派。他們都與西方馬克思主義有密切的聯系,而與行政學派的研究思路大相徑庭。政治經濟學是傳播研究的一種思路,是將傳播活動作為一種經濟活動,以生產、分配、流通、交換及其宏觀決策活動這種政治經濟學的思路來觀察媒介及其傳播行為的。在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學科的母體或者方法論是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是以傳播媒介為核心的人類傳播行為及其活動。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傳統上主要有三大分支:自由主義(現在的新經濟學派)、馬克思主義、制度學派。制度學的分析不僅預示了霸權產生的方式,而且指出了傳播在其中的重要性——傳播創造了社會環境。

          【關鍵詞】行政學派;批判學派;傳播政治經濟學;制度經濟學

          一、引子

          由于世界范圍媒介產業和市場的巨大變化,最近,美國一些重要的高等院校傳播學院正在大力搜羅研究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教授,并開設與此相關的課程。在中國,走向市場經濟的傳播媒介也在積極探索這一產業的經濟規律。傳播政治經濟研究逐漸成為熱門學科。

          我對傳播(或者更地說,是廣播電視)的政治經濟學問題感興趣,大約是在1993年前后。那時候,由于鄧小平南方講話的號召,中國開始大步邁向市場經濟,學者開始討論市場經濟與傳播的關系。當時我所在的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和研究領域主管部門——廣播電影電視部政策研究室都曾召開這方面的會議。我開始考慮廣播電視的商業性問題,也做過幾次發言。但是,這些發言大多遭受了客氣的冷遇——當時,媒介的商業性還是一個敏感的話題。我還申報過研究廣播電視商業性的課題,也沒有獲得批準。如今社會各界對廣播電視商業價值(被稱為“產業性”——一個獨特的中國詞語)的重視與開發是人們始料不及的。

          研究商業廣播電視,應該說我有一點基礎。我完成于1982年的碩士論文研究的對象就是1949年以前上海的商業廣播電臺。但是當時,我只注意了這些電臺在歷史變動中的政治傾向,并對它們播出節目的娛樂特征進行了一些分析,對其經濟機制基本是忽略的。不過,采訪電臺舊主人時,他們不斷強調的“我們是做生意的啊”,“就是賣廣告(時間)啊”,卻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對上海舊時代商業廣播的知識促使我認識80年代后期新興的“經濟廣播電臺”的實質。1993年5月,中國記協在武漢召開“市場經濟與新聞改革”研討會,我提交了一篇論文——《商業廣播電視辯證》。①在談到廣播電臺這種商業性實質時我指出:“電臺‘出售’了受眾存在的事實,獲得了廣告費;廠商兜售了廣告,獲了消費者;視聽者出讓了時間(主要指忍耐廣告的時間),換得了娛樂,三方各有所求,也各得所需,走了一個三角形,實現了某種交換——具體的商品交換和抽象的價值交換,這種經營方式是一種特殊的商業行為,是廣播電臺、電視臺所特有的商業行為。”②

          以上引述的觀點,雖然出自我的手筆,卻并非我的發明,而是從某些書或者某些文章中讀到的,從而引發出同感。但是顯然,它來自不知轉第幾手資料的非性來源,所以我甚至不知道這種觀點的最初出處。不過,這種觀點如此地不同凡響,它成為我觀察相關問題的重要思路。

          感謝我的朋友趙月枝博士,③她給了我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系統“啟蒙”。1995年,在加拿大的溫哥華,我從她那里及時次聽說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泰斗——達拉斯·斯麥茲(DallasW.Smythe)其人其事。事實上,“廣告—電臺—受眾”這個“看不見的三角形”正是斯麥茲的觀點。那時候,整整一星期,我呆在她家中,讀她的博士論文,并接受她的理論“轟炸”。1998年夏天,她到北京廣播學院講座,介紹了傳播學研究的各個支派,其中追根溯源,講到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發展,包括“受眾商品論”的來源。

          月枝的確是特別具有這種介紹資格的。她與斯麥茲和另一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領袖人物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都有過交往。在加拿大的西蒙·弗雷澤(Simon Fraser)大學,她曾聽過斯麥茲講課。畢業后,她立即來到席勒所在的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圣地亞哥加州大學(UCSD)教書。她給碩士生講授《國際傳播的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她給博士生講授側重美國情況的《作為一種社會力量的傳播》(Communication as a Social Force);給本科生的同名課程則是國際與國內綜合的。這些課程都是由席勒開創的。目前,月枝回到西蒙·弗雷澤大學,仍教授傳播政治經濟學課程。因為傳播政治經濟學課程最初是由斯麥茲設計和開教的。所以,丹·席勒(DanSchiller,赫伯特·席勒的兒子,傳播學教授)曾說,月枝是世界上惟一有幸在兩所著名大學教授由兩位大師開創的兩門課程的人。在圣地亞哥,月枝與席勒一家交往密切,成了朋友。2000年初,赫伯特·席勒去世,月枝用電子郵件給我轉發來訃告,囑我翻譯成中文在網上公布。她還鼓勵另一位朋友為丹·席勒的新著《數字資本主義》(Digital Capitalism)一書撰寫了中文的書評。此書中譯本現已出版。不久前,她還與丹·席勒合寫了一篇文章——《與狼共舞?中國融入數字資本主義》(Dances with Wolves?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Digital Capitalism),他們對中國現狀的分析發人深省。

          1995年在加拿大進修期間,我閱讀了一些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文章和書籍。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興趣引導我關注殷尼斯(Harold A.Innis)、貝伯(Bobert E.Babe)、莫斯考(Vincent Mosco)等人對加拿大傳播進行的政治經濟分析。后來,莫斯考系統闡述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傳播政治經濟學》(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SAGE Public, 1996)一書出版了,④并被認為是這個領域的之作。這本著作我很久沒有時間仔細閱讀:但是,由于對莫斯考研究的問題十分關心,1999年,我到加拿大訪問時,特地采訪了他,寫了一篇訪談。⑤

          2001年,我終于有足夠的時間認真研讀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書籍了,這還得感謝韓國高等教育財團主持中國學者在韓國作一年研究、而又不限定研究范圍的國際交流項目,使我們得以整日倘佯在書海中,或者流連于網絡上――自由的時空對于研究者來說,是十分寶貴的。

          二、關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幾個問題

          政治經濟學是傳播研究的一種思路,或者稱一種途徑(approach)。傳播學的傳統學派我們現在是比較了解了。與此相對的,是傳播學的批判研究。活躍在批判舞臺的傳播學研究目前主要有兩大學派:一個文化批判學派;另一個是政治經濟學派。兩大批判學派都與西方馬克思主義有密切的聯系。

          1.傳播研究與政治經濟學的關系

          傳播學與政治經濟學有什么關系?學習新聞傳播的學生在剛剛接觸這一學科的時候大多會提出這樣的問題。的確,雖然年齡稍大的中國學者大多研習過馬克思主義,知道政治經濟學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的重要地位,但政治經濟學不是我們研究傳播的傳統思路。

          20世紀80年代初傳播學引進時,我們遵奉的是傳統學派(或者按北美的習慣,叫作行政學派⑥)的思路和方法。在那一學派,公認的大師是施拉姆(W.Schramm)。行政學派的研究思路是大眾傳播的效果,目標是提高傳播的效率,研究方法則主要是采自社會學的抽樣調查,心理學的實驗測試等經驗主義、實證主義的方法。那種傳播學研究特別強調其“社會科學”的實證性、數量化特征。行政學派是為政府、為媒介、為大工業出謀劃策的,特別是其中的公共關系研究,其傳播研究取向避重就輕、舍大取小,具有明顯的商業性和實用性特征。行政學派的主流學者常常附屬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權力體系——政府和大企業,總體上是為維護現存統治秩序服務的。

          批判學派是后起的、站在社會的角度對現狀持批評態度、主張改革的學派。過去,我們通常認為批判學派起源于歐洲,特別是英國,以文化批判為標志,這是不錯的;但文化批判學派只是批判研究的主要一支,而另一主要的分支起源于北美,也存在于南美洲和歐洲,便是以更加宏觀的構架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政治經濟分析和批判的傳播政治經濟學派。對這一學派及其研究,我們要么尚不熟悉它的研究方法,要么雖知道方法而不了解其學派的來源及形成。

          由于對現狀持批評、否定態度,通常,批判學者被排除于權力體系之外,但是,文化批判學者的批評由于目標不大,分!析通常局限于文本和話語,對資本主義社會的顛覆威脅似乎有限。⑦而傳播政治經濟學者的批判矛頭直指資本主義的制度體系,因此,他們在社會中、甚至在學術界(大學和研究團體中)更是少數派。但是,近年來,無論是在北美還是歐亞,包括韓國,我發覺,政治經濟批判的聲音有日益增強的趨勢。其原因,按照我的猜測,是隨著研究的深入,大工業、大媒介侵犯民主的集權本質日漸昭然,從而在道德方面陷于孤立。⑧資本主義的邏輯雖然在現實中通行無阻,但在理論上卻是不得人心的。他們的實踐方法是只宜于做而不宜于說的。⑨批判學派則反之。

          從事傳播政治經濟研究的學者,雖不都自稱批判學者,但按照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思路,他們大多得出的是批評性的結論,卻是毋庸置疑。政治經濟學這一學科的集大成者是英國的亞當·斯密,傳播政治經濟學尊崇的最重要理論卻是馬克思。

          在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學科的母體或者方法論是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是以傳播媒介為核心的人類傳播行為及其活動。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將傳播活動作為一種經濟活動,以生產、分配、流通、交換及其宏觀決策活動這種政治經濟學的思路來觀察媒介及其傳播行為的。

          對于中國新聞傳播學者來說,傳播政治經濟學還屬于一個新的領域。這是因為,媒介屬于新興的獨特的文化產業,其經濟方式與傳統的工業并不一樣,因此,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批評對現實的解釋還未能透徹。目前我們也還沒有真正與國際傳播政治經濟學界接軌,表現在文獻引證方面的薄弱。盡管有一些可以歸入傳播政治經濟分析的研究課題,但采用的卻是自創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且未能形成學派。

          2.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式

          長期以來,中國學者習慣于將傳播研究分為歷史、理論、業務三大部分。這是一種傳統上的劃分。它們與各種不同層次的抽象對象及其認識方法(也就是所謂的研究“范式”)并不相同,由此形成的不同研究領域或者研究學科其實是交叉的。

          歷史研究以過去發生的事實為工作對象,它考訂一些歷史事實,發現史實之間的若干聯系,或者以史實解釋和說明學者對歷史的看法。歷史方法是最普遍的、所有學科都會遇到、都可能使用的最普遍最重要的觀察認識方法。歷史通常回答的是“怎么樣”的問題。

          理論主要是大腦思辯性邏輯推理活動的產物。理論大致可分為標準化的和解釋性的兩種,標準化的理論提出理想的目標。亦即提出“應該怎樣”的問題;解釋性的理論則是對既有現象的認識,亦即回答“為什么會這樣”的問題。雖然我們不能一概而論,但行政研究主要是描述現狀,為它辯解、并使之鞏固完善的理論。批判理論通常是理想化的,因而對現狀也常常是否定的。

          業務研究不是一種方法,而只是指研究對象。業務研究關注的是比較具體的“怎么做”的問題,它運用歷史和理論的知識,結合實際問題,探討有效的操作,因而是最實用的研究。在業務研究中,人們大多并不執著于某一種方法,而是多種思路并用。

          政治經濟學屬于宏觀研究,側重歷史和理論的范疇。據莫斯考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具有4大特點:歷史分析;廣泛的社會整體理解;道德哲學(價值觀,社會良好秩序);社會干預(即實踐)。(Mosco,p.17)在傳播政治經濟學中,媒介不是惟一的關注對象,而只是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媒介與教育、家庭、宗教等制度體系一道,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著能動的作用,學者追蹤它的變化。以道德的眼光審視它的影響,這是一種復調式的、多聲部的“交響樂”是一種綜合的方法。也就是說,它既要回答“怎么樣”、“為什么會這樣”的問題,也要回答“應該怎樣”、“怎么做”的問題。傳播政治經濟學與認識(規律)和決定(政策)等傳播領域的各種問題都有關系。

          傳播政治經濟學具有“經濟的”和“政治的”的雙重特點。只有在北美(更說,是美國),從一開始,媒介及其傳播便徑直坦露出其經濟本性(叫作商業

          化)。⑩從而被學者提出,并深入分析。對中國傳播學者而言,媒介“政治”、“宣傳”等等不是陌生的思路,而對傳播經濟實質的洞察,卻是新的嘗試。因為,自1949年以后,甚至在之前,中國的經濟便不是相對獨立的自治領域;中國當代的市場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決策所規定和左右的。而且,中國與韓國等東方國家有一種相同的現象,按照韓國學者的說法,就是“非正式的決策支配正式的決策”。⑾如果說,北美批判學派的重大貢獻是從“經濟”中發現了“政治”的話,中國的傳播學者卻要反其道而之,從“政治”、“宣傳”、“文化”、“精神”的外衣下辨認出“經濟”的實質。我想,這是中國與西方的媒介研究應該不同的理由及有所不同的地方。 自從中國開始走向市場經濟以來,學者的確是對經濟問題有了更多的興趣和關注。許多“市場知識分子”積極地為媒介出謀劃策,幫助媒介改進經營,提高效率;采用的方法也更偏重流行的新經濟學思路。這對于新中國傳統上“政治及時”的思路無疑是一種進步。但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知識告訴我們,媒介研究的主要視角可以而且應該是政治社會決策,而不是一般的經濟活動。傳播政治經濟研究的突出特點是具有宏觀思考、歷史觀察、道德追問和主動實踐的特點。作為公共領域之一的大眾傳播媒介所從事的,不是一般的商業活動;而作為“社會良心”體現的知識界所追求的,也應該是社會的目標,而不僅僅是媒介的目標。是大眾的公益,而不僅僅是傳播媒介的經濟效益。這種“公共”的思路,是我們不應當忽略的。研究傳播的政治經濟學學者應該關注不同于主流新經濟學派思想的其他選擇,而與當前大多數企業咨詢性經濟研究不同。我想,既要研究媒介的經濟規律。又要重視社會的道德評價,用一種宏觀的、歷史的、能動的和辯證的范式進行研究,這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學者對我們最重要的啟示。

          3.傳播研究與政治經濟學的轉型

          在中國,不能說缺乏對媒介的批評。事實上,近年來,報刊上,書籍中,對利益驅動、不負責的媒介運作,譴責的聲音日益響亮。但我感到,多數批評是激情性的、文學式的,其中不乏故作驚人之語的煽情,理論分析似有不足。其實,某些媒介批評,可能出于商業動機,本身就是一種市場行為。

          在此,我想簡單介紹一下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思路。

          要掌握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特點,首先要了解一般政治經濟學的知識。政治經濟學主要有三個大的分支:自由主義(現在也被稱為新經濟學派)、馬克思主義、制度學派。

          自由主義即新舊古典(或稱經典,classical)政治經濟學。最著名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家除了亞當·斯密之外,還有一位是我們大家耳熟能詳的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他們各自側重一個方面。亞當·斯密主張“自愛”即“愛人”,利己同時利人。他在發表于1759的《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批評了商人的為富不仁,并對工人的困境表示同情。其后繼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派,包括馬爾薩斯,卻由斯密的立場而倒退了。他們是站在有產者一邊的。例如馬爾薩斯,他反對拯救貧困的社會計劃、反對醫療保險與和平,因為戰爭、饑荒、疾病和瘟疫都是阻止人口增長的“自然”手段。他還為允許街道上污水橫流的做法辯護,說這是控制人口,使適者生存的手段。根據馬爾薩斯的觀點,政府不應該控制疾病的蔓延,這種控制只會帶來長期的更大的痛苦,因為無限制的人口增長和資源消耗會使社會變得更弱。一些為資本辯護的經濟學者說:“商業有一個、也只有一個社會責任——使用它的資源和活動創造利潤,只要它遵守游戲規則,也就是說,在無欺騙和無假造的公開、自由的競爭限度內行動”,否則才是破壞性的。(轉引自Babe, 1995, pp.91~94)

          現在新經濟學的自由主義學派繼承了斯密的某些觀點,主張自由競爭,市場的中心作用,反對托拉斯、壟斷等影響自由經濟的商業權力,但他們主張排除了政治因素的經濟中心主義。按照貝伯的說法,新古典主義的經濟學派有三大神話:市場、技術及機器、進化(他用三個M來表示——Market、Machine、Marchoftime)。(Babe 1995, pp.75-85)

          新經濟學派的自由主義是當前西方的主流經濟思想。新經濟學派有幾個重要的特點:一個是研究買者與賣者關系的個人主義重心;二是認為市場是人的自發本性具體化的觀點。三是市場本身具有調和沖突能力的和諧理論。主流行政學派的傳播研究繼承了這些特點。在山農和韋弗(Sharnon & Weaver)的傳播流動線性公式中,我們可以看到正統學派的共同點:中心是個人;傳播過程從一方自動流向另一方;對傳播的解釋是效果及反饋。

          政治經濟學認為,經濟政策的中心問題是權力的分配(Babe, 1995,p.63)。因為信念、知識、神話、“常識”、意識形態等因素均在經濟架構中起作用,所以政治經濟學將對經濟(商業、金融的經營)的理解與對政治(立法、管理的程序)的分析結合在一起;主流經濟學派的新古典經濟學派為了分析的需要,卻將商業與權力、經濟學與政治科學硬性地分割開來。但是,這些思想被批判政治經濟學、特別是馬克思主義者發揚光大了。

          馬克思主義認為,希望通過積極的競爭達到公平,純粹是幻想。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分析圍繞工業生產方式、生產關系、生產資料、生產條件等制度因素進行。現代馬克思主義者不再將生產模式具體化。例如阿多諾(Theodor Adorno)轉向了對“文化產業”的分析。他認為,文化產業是霸權集團教導勞動大眾“有用”價值觀及引導其思維和感覺的手段。在新馬克思主義那里,大眾傳播被視為霸權教化和宣傳的工具,而新經濟學被視為服務于霸權利益的學術意識形態。⑿

          可能因為對馬克思主義已經比較熟悉的緣故,在三大分支中,我對制度學派最為注意。制度學派也稱“制度和改良經濟學派”,這個學派誕生于20世紀前后,是政治經濟學的重要一支。據貝伯(Babe,1995,p.75)認為,制度學派的創始人是韋伯倫(Thorstein Veblen)和康門斯(John mons),繼承者中有殷尼斯。

          制度學派將制度(而非個人)置于分析的焦點。按照韋伯倫的定義。制度是廣泛流傳的社會習俗或者思想習慣,或稱思維習慣(habit of thought)。“思維習慣”是習慣化的預存傾向和思想模式,它組成了各種文化的前提、背景和基礎,認識和解釋也由此形成。制度經濟學認為,只有制度才能解釋社會的變化或者改良。積累的變化使得文化、社會和經濟轉型。制度學派批評自由主義的市場和諧論,認為制度才是中心,而制度是沖突的和變化的,以此區別于古典主義試圖建立永恒不變的普遍法則的努力。制度學派也責備馬克思主義簡單的階級分析,它與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區別是,認為階級內部的斗爭更甚于階級之間的斗爭(所謂制度沖突)。

          生活習慣(habits of life,或者慣性行為)產生思維習慣,思維習慣可以稱之為“常識”。這種常識被多數人在多數時候不加批判地接受。這種視為當然的、也許是無意識的思維習慣具有模糊的、不言而喻的傾向或者直覺,這種傾向或者直覺則是通過社會交往(傳播或稱交流)而特定化的。在這里,制度學者不僅預示了霸權產生的方式,而且指出了傳播在其中的重要性——傳播創造了社會環境。

          按照傳播的“環境”觀點,學者指出了兩個基本問題;一個是大眾媒介對廣告的傳播。廣告不僅具有宣布所出售商品的信息作用,而且是一種文化,具有

          “心理療法”的神奇效果。它促進人們接受特定的生活方式、價值體系,并影響社會對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的評價。然而,正如許多研究所指出的:廣告宣揚的價值觀基本是不健康的,是反生活的。 另一個是非廣告的傳播內容,其中最重要的,是新聞選擇和界定“真實”的作用。一位著名的傳播學者指出:“真實是最稀有的資源。就像許多稀有資源一樣,它是需要爭取的。……最基本的權力形式便是界定、分配和表現這種資源的權力。”⒀區分“實際”與“幻想”、“事實”與“虛妄”、“可能”與“不實際”、“重要的”和“瑣碎的”等等,是媒介的“自然”特權。媒介常常引導人們設置社會議程和個人目標。

          隨著科學技術和信息產業的發展,西方發達國家已經進入了一個新世紀。對這個與工業時代大相徑庭的社會,人們給予了不同的名稱:后工業社會、信息時代或者信息經濟、全球村、斷裂的時代、第三次浪潮和后現代主義等等。(Babe, 1995, p.9)社會被稱為“信息經濟”,正體現了新經濟學“經濟至上”的觀點。現在,基本的經濟問題不再圍繞著土地和工廠產生,而是集中于專利權、著作權、商標、設計進行。文化產業除了報紙、期刊、雜志、廣播電視之外,還有新興的衛星、有線電視、點播錄像、電訊和電腦聯網。電子傳播使來自中心點(發達國家)的管理延伸到國際和全球的范圍。人類傳播日益商品化,進一步加劇了人與人、人與環境、人與社會的疏離——異化,這些都是當代傳播研究不能不考慮的問題。

          面對廣闊的研究領域和眾多可資借鑒的思路,中國的傳播政治經濟研究理應出現大步的發展。

          傳播學論文:傳媒外交初探新聞傳播學的論文

          有學者指出,現代的政治外交經常借輿論傳播來進行,政治立場的表明、政策主張的提出等都必須借助輿論傳播,當代國際政治可以說是實力政治與傳媒價值判斷的雙重結合物。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傳媒外交”這一術語的出現,并成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可說是順理成章。

          外交和傳媒分屬于兩種不同類別的部門和社會科學。英國外交家歐內斯特·薩道義在《外交實踐指南》一書中說:“外交是運用智力和機智處理各獨立國家的政府之間的官方關系”,“是指以和平手段處理國與國之間的事務”。著名傳播學者施拉姆認為:“傳媒就是插入傳播過程之中,用以擴大并延伸信息傳送的工具。”①通俗地說,傳媒即是專門進行大眾傳播的機構。

          但就作為外交概念和傳媒概念交叉的傳媒外交而言,其定義不一,有學者認為運用信息傳播媒介來闡述和推進對外政策即傳媒外交,有的認為傳媒外交是新聞界在外交實踐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認為,傳媒外交就是傳媒通過參與外交決策、報道外交活動等手段,對外交施加影響以達到某種效果。下面從傳媒為何影響外交、傳媒影響外交的渠道、傳媒影響外交的效果三個方面對傳媒外交展開探討。

          傳媒為何影響外交

          傳媒和外交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其實不然,從傳媒誕生之日起,它就與外交結下了不解之緣。外交活動的開展,離不開傳媒的報道;而傳媒通過報道外交活動,既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外交事務的進程,也爭取了受眾,獲得良好的商業和社會效益。隨著世界各國政治、經濟、文化的融合速度加快,人們對外交事務的熱衷度逐漸提高,傳媒對外交領域的關注更是前所未有,其對外交活動的影響也漸趨明顯和深遠。

          1.報道風云變幻的外交內容極有利于傳媒爭奪受眾

          外交活動關涉一個國家的安危、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形象,是大眾關注的焦點,自然也就成為傳媒報道的一個重要方面。成功的傳媒不僅隨著外交事務的演變不斷調整自己的報道內容,還能通過富有創造性的獨家和深度報道,引領外交活動的進展,從而更徹底地贏得受眾。在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可算是在海灣戰爭期間異軍突起的CNN(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多年來,ABC、CBS和NBC等美國傳媒巨頭各不相讓,競爭激烈,CNN之所以芄輝詼淌奔淠謖疚冉鷗⑷ι獻約旱囊豢櫚兀馱謨謁プ×恕巴飩皇攣瘛閉飧霰ǖ賴拿舾械恪T?990年的海灣戰爭中,CNN對外交活動的迅速反應、對戰爭的現場直播(轉播)以及外交和軍事人士的分析等,比各國正式的外交與情報管道都更為迅速詳實,不僅僅是普通的受眾,就連各國的領導人和外交官都很關注CNN的節目,通過CNN的報道來判斷事態的發展,并愿意接受CNN的采訪。

          CNN對海灣戰爭的持續、高強度的廣泛報道一炮打響,之后又以其他同類對國際外交事務的報道,使自己不僅“成為重大事件的報道者,而且也成為外交上的一枚棋子”。②就這樣,CNN的報道影響了外交,而這影響力反過來又為它帶來了巨大的商業利益。據有關資料,當國際上有重大外交紛爭時,CNN的收視率急遽上升,而當國際上相對太平無事時,CNN的收視率便下降,由此可見,CNN和外交的聯系有多緊密。

          2.公眾參與外交決策的需要

          過去,外交事務是政府部門獨家經營的領域,其復雜性和靈活性以及對保密的嚴格要求,使得一般公眾無法參與。但是外交活動演變到今天,其內涵和操作方式已有了很大變化。各國國內民主進程的推進和國際關系的發展,加上電視網絡的普及和電視新聞深入千家萬戶,越來越多的公眾睜眼看世界,對外交發生了興趣,想了解外交事務的愿望非常迫切。而且,如今各國政治生活日趨多元化,包括外交事務在內的政府決策的形成,不再僅局限于國家的權力中心之內,還必須考慮與權力中心相關的各種外部力量,因此,公眾對外交決策過程的參與性大大增強,而公眾對外交決策過程的參與是通過公眾輿論來實現的。

          公眾輿論是一種政治背景力量,某種程度上更是決策依賴的意見基礎,可以約束外交決策者在決策中為所欲為。公眾輿論主要是通過大眾傳媒來影響外交政策。政策制定者可以通過傳媒報道了解社會公眾評估的標準,在政策制定時作為參考,以便更大程度地取得公眾對政策的支持。傳媒因服務于公眾輿論,贏得公眾的信任,也就獲得了生存發展的基矗

          傳媒如何影響外交

          對于一般民眾來說,傳媒是了解國內外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等方面情況的首尋信源”,大多數時候他們也只能靠傳媒來了解這些情況。因此,傳媒已成為人們生活中一個不可或缺的“朋友”。得益于這種獨特角色,傳媒在社會生活中擁有了一種“話語霸權”,對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作為社會生活一部分的外交,自然也不例外,而傳媒對外交的影響方式是多樣和巧妙的。

          首先,傳媒為外交政策的出臺或重大外交活動造輿論、造聲勢,烘托氣氛,并為具體實施作外交鋪墊。

          美國總統布什今年2月份對中國進行了他當選以來的首次正式訪問。這對中美關系的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在訪問前后,兩國的外交部門都與傳媒密切配合,包括布什在訪問前接受中國記者采訪,有關專家就中美關系展開座談和討論,以及兩國外交部門專門就此舉行新聞吹風會。訪問期間,兩國電視媒體對一些重要新聞進行現場直播,使整個訪問活動家喻戶曉,兩國民眾對中美關系的重要性認識也有所提高,傳媒的參與實際上是兩國政府改善中美關系的努力的一部分。

          其次,媒體是外交決策的重要信息源,改變了外交決策的具體方式。

          傳媒的迅速發展改變了傳統的外交信息來源,除了官方信息和情報信息外,如今政策制定者還可以通過多種媒體獲得大量的、具體的、重要的信息。這些信息從不同的角度更加真實地反映出事態的本質及其矛盾,在促使政府外交決策速度加快和透明度增強的同時,也增加了政府判斷和外交決策的難度。

          以美國為例,外交官員日常獲取信息的途徑一般有三個方面:傳媒、駐外使館的報告以及情報部門的詳細資料。但在碰到突發事件時,往往是大眾傳媒向決策者提供最快捷的報道。傳媒不僅告訴決策者世界上正在發生什么,還會向他們翔實地提供世界輿論和有關各方對發生事件的反應。美國前國防部長切尼曾公開說CNN是他好的信息來源。有人甚至稱CNN取代了中央情報局成為決策者近期、最的信息渠道。

          同時,傳媒還加快了外交決策的進程。由于電視直播特別是網絡傳播方式的運用,發生在世界各個角落的事件,可以在瞬間甚至在同一時刻,呈現在相隔千山萬水的人們面前,其速度之快令外交決策者應接不暇。外交部門或為了國家利益或出于外交慣例和原則的考慮,經常不得不馬上對此作出反應,有時整部國家機器都會因此而馬上運轉起來。

          1999年5月7日,美國戰機用導彈轟炸了中國駐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大使館,盡管南聯盟境內向外傳遞信息的渠道遭到了戰火的摧毀,但新聞記者仍然在個把小時內把消息快速傳回國內,中國外交部奉命立即向美

          國和北約提出抗議,與此同時,反美示威游行活動也迅速在中國國內發動起來。這是傳播媒介加快外交活動節奏的典型事例。 然而,現代化傳媒手段雖然能以極富感染力的方式報道國際上的“突發事件”,但由于報道往往從事件表層切入,忽略了事件發生的歷史背景和沖突的演變過程,以局部的表面真實取代事態的深層真實,因而導致了決策的復雜化。當然,由于傳媒的加入,外交的內容、形式也更加豐富。在傳媒的斡旋下,外交領域的秘密決策、秘密活動、秘密協議、秘密條約越來越難以進行,外交透明度增強。公眾可以從傳媒上獲知大量有關國家內政外交的信息,國內大事、國際外交風云成了他們經常掛在嘴邊的話題。像“吹風會”、“新聞會”一類的活動,已經成為外交領域透明化、民主化的重要保障。正如以色列外交家阿巴伊班所說:任何有關外交體系改變的討論,首須體認一項最重要而深遠的變化——亦即以往談判時所擁有的隱秘與沉默,已不復存在。因新聞媒介入侵談判過程中的各個層面,已改變了外交的精神與性質。③

          第三、媒體直接參與外交運作,通過議程設置,影響政府外交決策。

          傳媒將其認為重要的消息,以最快的速度在電視和廣播的黃金時段以新聞形式播出,或者刊在報刊最顯著的位置,而對于不重要的消息則少報道或不報道。它決定公眾看什么、聽什么,決定什么是世界上發生的大事,公眾應當記住什么。它可以把公眾的注意力迅速集中到某一事件或某一政策上來,也可以使公眾的注意力轉移到另一個問題上去。這樣,傳媒達到設定議事日程的功能,并對決策者形成輿論壓力。

          傳媒在設置“熱點”上的威力很大。傳媒可以將本來沒有列入政府議程的某一事件或地區設定在議事日程中,也可以使原本已經設定在外交議程中的某一事件或地區在重要性上升級,還可以改變或加速改變政府對外政策中的某些決策。

          《紐約時報》是美國及時大報,其發行量超過100萬份。1971年,美國在越南戰場打得烽火連天,不能自拔。當年6月13日,《紐約時報》開始連續刊登美國防部絕密文件《關于越南問題的美國決策過程史》(簡稱為“五角大樓文件”)的核心內容,詳細描述了美國是怎樣卷入越戰的,在越南做了些什么,應當做什么,不應當做什么等。④

          通過這一文件,美國國民終于得知,美歷屆政府在越戰問題上錯誤地估計形勢而陷入泥潭,為掩飾這個嚴重的決策失誤,政府采取明一套暗一套的手法欺騙國民,說了大量謊話。由于當時越南戰場不僅是美國國內問題的焦點,也是國際問題的熱點,《紐約時報》這一舉動,猶如石破天驚,一時間,美國國內民眾的反戰熱潮一浪高過一浪,美國政府最終退出了越戰。可以說,《紐約時報》的報道是一個重要原因。

          傳媒影響外交的效果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曾在《修辭學》中指出,“所有傳播的目的是施加影響,而這種影響無非是正面影響和負面影響兩種”。由此可以說,傳媒之于外交,有如一把雙刃劍,用好了,就會產生好的影響;用得不好,會使外交處于非常被動的局面,甚至毀壞已有的外交成果。

          媒體對外交的正面影響,即媒體通過自己的報道對外交產生了促進作用,有利于外交活動的開展,有時,甚至可能取得意想不到的外交突破。

          1977年11月15日,以色列總理貝京正式邀請埃及總統薩達特訪問以色列,薩達特充分利用傳媒,向全世界展示了他愿為中東和平作出不懈努力的政治家氣魄。實際上,薩達特在私下里早就得知貝京想邀請他訪以。為了使自己出于主動,他在正式邀請發出前兩個月,就在媒體大造輿論,說如果和平需要,他將愿意親赴以色列進行會談。包括美國三大電視網絡的國際新聞媒體廣泛地報道了這條消息。薩達特抓住這一機會,又于11月14日在接受CBS記者的采訪節目中,公開表示希望能得到貝京的正式邀請。這就使薩達特轉而成為這次訪問的主動者,表明了他的誠意。薩達特還精心為媒體效應設計了許多細節,如訪問時坐敞篷車向以色列人民揮手致意和在耶路撒冷ALASKA做真誠的祈禱,向人們展示了一個震撼人心的領導人形象,同時也向全世界傳達了一個清晰的信息:阿拉伯領導人是開明達理的政治家,是愿意為中東和平進程作出恰當妥協的。

          媒體對外交的負面影響即媒體由于自己的報道對外交產生了不利影響,還可能扼殺某種外交成果。美國收視率極高的新聞專題節目《60分鐘》主持人邁克爾·華萊士在伊朗扣壓美國人質的危機中,對伊朗宗教領袖霍梅尼的采訪也使用了短兵相接?a href="http://#7">⑦瓦捅迫說男睦砉ナ疲崳適笨諂樸諫笪省K輝俳舯蘋裘紡幔勢浞挪環湃酥剩欠窕嵯鋁罱醒防氪笫構蕁5裘紡岵懷運庖惶祝槐頻迷澆簦馱接玻詈蠖先凰擔骸安唬灰喚土形躋苫匾晾剩酥示筒換岜皇頭擰!筆潞螅兇曳治觶綣揮斜蘋裘紡嵩詮諉媲氨硤蛐硭嶠郵苡肽掣鮒屑淞α可燙福遼偈慮橐殘聿換岜淶媚敲叢恪*?p>傳媒外交是個新興的研究領域,值得探討的地方還有很多,比如,外交是如何影響傳媒的,傳媒和外交如何互動等。相信隨著研究的日益深入,人們對傳媒外交的認識會日益鮮明,對傳媒外交的把握也會日益嫻熟。

          傳播學論文:對人民網的稿源分析新聞傳播學論文

          引言

          “關于信息的信息”可以幫助人們更好地掌握和利用信息,因而成為越來越多的人關注的焦點。對媒體研究而言,信息源正是這樣的“關于信息的信息”。在資訊如此發達的今天,信息源的情況對于信息的接受者①來說,也許意味著判斷信息的價值、真實性、程度的一個重要參考;而對于信息的者來說,則常常是身份定位(做原創的信息提供還是集成性的信息整合)和實力大小(豐富的信息資源通常意味著雄厚的實力基礎)的外在指標之一,可以反映媒體的品牌競爭力和影響力。基于這樣的認識,本文選擇從信息源的角度考察網絡媒體的“關于信息的信息”——稿源的話題。

          及時部分:失誤現象

          網絡新聞傳播中,信息的重復與缺失并不是偶發情況,從稿源的角度來看,這種重復與缺失可能體現在直觀的稿件編排中。

          1.在文章轉貼中出現的重復轉載

          重復的情況有兩種。一種是同一篇文章被貼了兩遍,甚至更多。例如《太陽系“找水工程”月球火星上都有水?》②與《月球火星上都有水?科學家的太陽系“找水工程”》③內容一模一樣,標題也基本上相同,出現在2002年6月21日千龍新聞網的新聞中心的首頁上。

          另外一種重復的情況是同一個話題的各篇文章之間內容重疊。在不少的例子中,部分段落的遣詞造句都相同。例如,2002年2月25日的人民網二級頁面新聞中心首頁經濟頻道中關于“降息對股市的影響”的新聞有4篇④,其中3篇屬于轉載。這4篇文章的基本觀點相同,所引述的材料也有重合之處,而人民網在轉載這3篇文章時,采取了全文復制、粘貼的方式。

          2.轉貼過程中丟失信息

          這種情況包括在轉貼的過程中沒有注明作者,沒有寫清楚最初的刊載媒體,沒有寫清楚直接的刊載媒體,沒有注明是全文轉貼還是節選等等。概括來說,就是沒有提供正確的的關于稿源的信息,是信息缺失。

          這方面有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是《艾滋病一旦流行中國每年損失411億》這篇文章,12月初國內有14家網站轉載了,不同的網站提供了不同的文章來源,總計有8個不同的來源,但沒有一個是的,也就是說這篇文章現在根本找不到出處。像這樣的例子雖然不普遍,但性質類似的情況比比皆是。

          第二部分:原因分析

          為什么會出現上文所提到的這些現象呢?下面從稿源的角度來探究一下原因。為了方便說明問題,以人民網為例來具體分析。

          人民網的稿源豐富而且方便轉載,這使大量的轉貼成為可能,而自采稿件占的比重較低促使這種可能成為現實;并且類似的大量轉貼行為共存于幾家與人民網性質類似的媒體中,使文章的轉貼關系容易出現混亂的狀況。

          人民網稿源很豐富且方便網絡媒體利用,這種豐富和方便正是網站上出現大量的轉貼文章的前提所在。在人民網的新聞中心中,一個欄目的稿源平均大概會有6到9家媒體,多的時候達到了15家左右,少的時候也有三、四家。稿源的類型,有綜合性的全國性媒體、有影響的地方性媒體及行業性媒體等等。

          人民網稿件中自采的比較少,要維持很大的稿件量,就得大量轉貼。而與人民網性質相似的其他媒體也采用了大量轉貼的方法,故而網站之間文章相互轉貼成為一種慣常的、頻繁發生的行為,使轉貼中出現失誤的概率增大了。人民網對中國新聞網和中國日報網站的轉載比較多,這3家網絡媒體的受眾構成在國內的這一部分是很類似的。很多情況下,人民網轉貼其他媒體的稿件時,國內的幾大綜合性網絡新聞媒體,例如千龍網、東方網等等,也常常會有同樣的行為。而比起新聞內容來,稿源信息的完整保留的意義并沒有被大家認可,失誤中和稿源有關的情況也就尤其多。

          上文分析過的稿源豐富、自采稿較少、同質媒體轉貼較多等等現象的存在客觀上要求人民網有一個強大的新聞編輯系統,來確保在這樣一種以轉載為主的媒體狀態下,失誤率較大可能地降低,那么人民網在這方面做得如何呢?

          現在,人民網已經基本上達到了每篇文章都注明責任編輯。在人民網二級頁面新聞中心的首頁上,在時政等《人民日報》的傳統強項方面,會有3到9位責任編輯。特別是有重大的時政活動時,例如兩會的召開,會有專人來負責。而在科教、社會、IT等等的領域,一般只有一位責任編輯來負責。

          從具體的數字來看,責任編輯的工作量還是比較大的。平均每個責任編輯負責的文章數⑤是8.53,但是這個數字不能靜止地來看,因為網絡新聞不是定時定點出現的,而是需要時刻關注的,近9篇的工作量只是作為24小時中的精華選取的東西。而且這個數值的波動特別大,從1.56到20,正是因為上文提到的不同領域的區別所致。

          具體從一個子欄目來看,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不同的責任編輯的不同取向。以經濟類為例,有的責任編輯比較注意金融方面的消息,有的比較注意和平民生活更相關的消息,還有的比較在意經濟界名人的活動情況。相應的稿源的情況也有類似現象,有些編輯比較喜歡選取地方媒體的報道,有些更偏愛所謂的大媒體登載的新聞,有些編輯比較在意媒體的新聞取向是不是嚴肅,有些更熱衷于貼一些能較大程度吸引眼球的東西。

          可以從人民網的20條左右的消息編排中看到這些興趣傾向,這本身就已經說明了一點,人民網在現階段,整個網站的編排特色還不夠明顯,很多時候新聞的編排體現出的是編輯的個人興趣。同時,編輯力量未形成系統的另一方面也就意味著出錯可能的增加,在實際工作中,每一位編輯工作量又相當的大,極大的新聞量不允許嚴格的審閱,所以失誤出現很難避免。

          這兩方面的原因是客觀存在的,但是如果深究下去,便會出現問題不止于此,可以說還有更多的東西值得思考,不妨從以下兩個方面入手來看:一是網絡新聞傳播所允許及需要多大的信息重復;二是稿源所反映出來的問題對一個具體媒體的影響。

          克勞德·香農和韋弗(Clavde Shannon & Weaver)的經典傳播學模式中提到了噪聲,噪音(noise)被定義為——不是信源有意傳送而附加在信號上的任何東西。噪音是假的信息。對發送者或信源來說,高度的不確定性或選擇的自由性(熵)是他們所希望的。但是從信宿的觀點看,由于含有錯誤或噪音,因此不確定性不是他們所希望的。為了得到有用的信息,信宿必須從接收到的消息中刪去假的信息(噪音)。傳播者必須增加講話中的冗余(通常是對要點的重復)以抵消來自一個有競爭性信源的噪音。⑥通過冗余來克服傳播渠道中的噪音,在特定時間內可傳送的信息量就會減少。⑦

          作為一位好編輯,所需的主要就是處理好熵和冗余之間平衡的藝術,即在可預測性和不確定性之間達到平衡。反過來說,如何實現這種平衡,又要看編輯的作用,他要確定觀眾需要什么,什么是他們能夠吸收的,什么是應該給予的。當然,所有這些都受制于傳播所使用的媒介。⑧

          網絡從出現之初就是以海量傳播著稱,但是冗余(信息的重復)也同樣如影相隨。是不是只有一篇文章被到處轉貼時才可能在網絡上達到大眾傳播的效果?如果的確如此,那么就算帶來的資源浪費可以忽略不計,信息接收者的注意力的浪費是否也能不管不顧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那么對于具體的網絡媒體有什么影響呢?

          以人民網為例,從稿源的情況來看,人民網在極力追求無所不包的媒體傳播效果,但是編輯力量沒有相應的加強,就出現了很多失誤,這正是所謂規模和效益的問題,究竟是要架子搭得越大越好,還是要每一篇都經得住推敲?在人民網的宣傳冊上,沒有對這個問題的明確表示,“較大”“精品”之類的字眼似乎要說人民網可以做到兩者兼顧,這實際上容易產生“什么都想做,什么都做不到好”的現象。雖然在現階段,人民網不必考慮盈利的問題,但是投入與產出

          的比例關系,硬件軟件投入的比例關系等等要求即使作為國家重點的網絡媒體建設對象,也要算算是不是攤子鋪得太大。冗余信息的消除應當是媒介的責任所在,但是如果試圖在網站上體現社會生活中的每一個話題以及每個話題的方方面面,同時又要求極低的信息冗余,就必然需要極大的工作量。這僅僅是把問題假設為冗余是由同一位編輯的失誤造成,如果是不同子欄目中不同編輯之間“撞車”,又由誰來監看和處理呢?這就不僅僅是資金的問題,還包括了管理的問題。 和稿源的豐富同時出現的是自采稿件少以及對同質媒體稿件的采用。也就是說,面對同樣的受眾,不同的媒體網站的面孔越來越趨同,現在我們幾乎不能在網絡媒體上單純從采編上看出來人民網、新華網、千龍網等等的區別,這是否意味著網絡媒體品牌打造的失敗?

          在后工業化時代的今天,品牌已經是在消息選擇中極為重要的一個因素了。但如前所述,類似的內容,類似的服務種類,類似的編輯方式,讓媒體網站都是類似的面孔。當然就談不上品牌形象的問題。

          另一方面來看,雖然不停地點擊,不停地開窗口,但是真正想要看到的東西卻不是很多。精神消費品如果不能提供較大限度的滿足與愉悅,購買的欲望就會大打折扣。對網絡新聞最初的好奇與驚異消失之后,如果再沒有實實際際的服務,已經成熟的其他媒體當然還會有很大的吸引力。在不斷的拷貝、粘貼的過程中,很可能會有添油加醋,缺斤短兩或者以訛傳訛的事情發生。雖然在很多情況下,人們并不能清楚地記得是從哪一家具體的媒體網站上面得到的錯誤信息,但是長期下去的結果是網絡新聞整體公信力的下降。

          第三部分:問題解決

          上文提到的問題在整個網站來看也許只是個小小的問題,但是問題的解決并不是小事一樁,需要整個系統的努力。

          1.技術平臺的完善

          首先需要解決的是硬件的問題,在信息技術如此發達的今日,智能控制和信息處理可以由計算機來解決。例如上文提到的信息冗余,如果人民網內部的數據庫管理軟件可以對這一問題合理地解決,可以大大節省人力和時間。

          2.管理秩序的建構

          金字塔式的管理曾經是媒體管理中最為常見的方式,但是信息的層層缺失、錯誤概率的增加、效率的降低是這種管理模式無法避免的。管理的模式現在談論最多的莫過于扁平模式——讓每一個節點多一點自主決定的權力,也有不少成功的經驗可供借鑒,但是媒體的特性、中國的國情、人民日報報業集團的整體體制賦予人民網的管理自由度等等都會對管理模式的構建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其他的網絡媒體也都要面對這個問題。

          在純理論狀態下來討論的話,盡可能依賴硬件作常規性的監控,讓每一位編輯有盡可能大的決定權,同時讓媒體整體的目標定位和風格取向成為不言自明的軟規則應該是的管理狀態。

          而考慮了實際中的變通可能的話,缺席應該提供一個適量的對失誤的允許的空間以及及時的糾錯機制。設計再好的軟件也會有出錯的時候,經驗再豐富頭腦再聰明的人也會有犯暈的可能,嚴格的制度的意義不言自明,但是不能假想沒有違規的情況發生,所以什么樣的制度空間可以讓失誤較大限度地減少是值得考慮的問題。其中涉及到對不同的人個性的包容和對人際關系的調整等等諸多方面。

          3.人員素質的培養

          俗話說,“再好的經也可能被念歪了”,所以好的管理秩序也需要高素質的人員來實現,可見人員素質的培養很重要。這顯然不是單憑一家媒體之力就可以完成的,整個行業對網絡傳播特性的認識,行業規范的可行度和力度,職業教育的實施情況,個人的態度和能力等等都是造就一個合格的網絡編輯必不可少的。

          綜合看來,問題的解決是一個系統的建設過程,沒有一步登天的好事,但是沒有理由因為不能立竿見影或者可能會舉步維艱就輕言:請記住我站域名放棄。

          傳播學論文:新聞傳播學論文寫作的規范化問題

          摘 要 本文歸納了近年中國大陸新聞傳播學碩士和博士論文中存在的九類問題,介紹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對于社會科學成果的一系列評估標準。作者認為,新聞傳播學碩士和博士論文需要借鑒這一評估標準,以提高論文質量。中國大陸的大學新聞傳播院系要求論文以發表在“核心期刊”上、獲獎、來自較高的課題級別等等作為學術評價標準,是存在缺陷的,不能證明論文的價值。

          關鍵詞 學術論文 評估標準

          近年中國大陸招收新聞傳播學研究生的數量急遽增長,重點大學新聞傳播學系招收碩士研究生的數量,已經與本科生相當;而研究生導師,即使破格提拔,增長也是有限的。初帶研究生的生手導師較多,如何保障研究生的教學質量,特別是畢業論文的水平,已經成為一個現實的問題。這里談談常見的論文寫作中問題,以及評估論文學術水平的標準,交流一下,供同行們討論。

          新聞傳播學碩士和博士論文中存在的九種問題

          我近年評閱碩士和博士論文近百篇,存在的問題可以歸納為以下九種:

          一,將論文寫成教材或普及讀物。雖然處于學習階段,但碩士、博士論文無論如何屬于學術論文一類。而現在一些論文,有的很像教材,將某一論證對象從定義、重要意義開始說起,方方面面都講到,講完了,文章也就結束了。有的很像普及讀物,對某一別人的研究成果(特別是外國的),方方面面做了介紹,介紹了,文章也就結束了。有一篇關于探險報道的碩士論文初稿,從什么是探險、什么叫探險報道、探險和探險報道的歷史開始寫起,然后是詳盡的關于探險報道的寫作要領、注意事項,直至采訪時要穿什么衣服等,全寫到了,相當。寫完了,文章結束。另一篇關于世界性通訊社的博士論文,敘述了各大通訊社的歷史,只在各章有一數百字的段落“論證”幾句,論文就算寫完了。沒有提出自己的新觀點、新發現,也沒有研究的新視角。這樣的論文每年所展比例不小,是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

          二,將論文寫成了工作經驗總結或理論宣傳文章。可能有的作者在讀研前是做宣傳工作的,或者擔任領導干部的文字秘書,這種工作經歷使得作者寫的論文,文字流暢,話語是成套路的,諸如:在……形勢下,在……領導下,為了……,以……為基礎,以……為指針,做到打實幾個重點……、突出幾個……、落實幾個……等等。讀了文章,好象在喝白開水,除了有些詞句漂亮外,實際上并沒有提出新觀點、新發現、新視角。例如有一篇關于輿論監督的論文,作者為了在及時章顯示論證的理論性,三個小標題分別是:輿論監督是……生命、輿論監督是……旗幟、輿論監督是……保障。但是輿論監督本身到底是什么,反而沒有說出來。因為作者真心誠意地以為,這就是“理論”論證,報紙上理論版確實盡是這類“理論文章”,有些還是級別較高的黨政領導人的文章。有一篇論述某報紙論文,本來是可以寫成學術論文的,但是作者陷到這個媒體里太深,進去出不來了,沒有站在客觀的立場用學術眼光來觀察問題,當談到這家媒體存在的意義時,小標題是“……的理論意義”,內容是黨和國家主要領導分別為該單位的題詞。作者誤以為,高級領導人題詞,就是“理論”。

          這種情況與中國大陸的新聞工作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宣傳、商業公關與新聞報道混同有關,每年在論文中這種類型的所占比例也較大。除了學生的問題外,這與部分導師本身就在具體的新聞工作領導崗位,對于學術研究不夠熟悉也有關。因此,需要強調區分學術研究論文與政治宣傳、企業公關文章,有時它們都叫“理論”,但所指在本質上是不一樣的。

          三,論文中缺乏基本的學科基礎理論知識。一些論文,分析太缺乏本學科和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基本理論知識,仍然在使用諸如“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中學時代學的大眾哲學常識,來“分析”問題。不能說他們說的不對,但是實在沒一點學術研究的味道。這種情況到了寫論文的時候再糾正,已經晚了。這反映出研究生的學科基礎理論教育較為薄弱。從入學就應加強學術理論思維的訓練,將文科的基礎知識打牢,真正懂得什么叫“研究”。

          四,論文的理論前提不或是錯誤的。這種情況一旦出現,即使行文、具體論證和結構不錯,由于論文的立論不成立,全盤皆敗。例如一篇論述古代文論對現作啟示的論文,將韓非談到“文章”如何的一段文字作為“綱”,展開來寫。顯然,作者誤將引文中的“文章”的概念理解為現在的“文章”(先秦文獻中的“文章”是“文采”之意)了。這個理論前提一錯,后面再怎樣寫都沒什么意義了。另一篇論文,闡述輿論學的發展歷史,談到18世紀西方及時部使用現代“輿論”概念的著作,根據別人的介紹,將作者對輿論的劃分(“公意”與“眾意”),抄寫中誤為“眾意”與“民意”,沒有再看原著,就論證起這兩個抄錯的概念含義如何不同。一開頭就出現這種理解錯誤,后面的論述自然跟著錯

          這與學術研究存在不同意見是兩回事。不同學術爭論是正常的,但是基本的事實,包括事實本身和發生的時間、地點和公認的原因,總要正確。理論前提起碼能夠自圓其說,也就是能夠“成立”,不然就沒有共同的討論基礎了。

          五,把新華字典、現代漢語詞典作為理論依據。不少作者在討論論文的基本概念時,并沒有理論根據,常把字典、詞典作為論據,試圖證明什么。我們寫的是學術論文,不是小學生學習一個字詞時查字詞典那種情形。為了理解一個概念,論述中可以涉及這個詞匯的語法構成和意義解釋,但這只是這個基本學術概念的技術性解釋,讀者將等待著關于這個概念的真正學術性闡述。然而,常常查了字詞典后,關于基本概念的解釋就算完成了。現在新聞傳播學文章中常出現“××性”的概念,創造和使用很隨意,缺少科學內涵,這是造成論文學術價值評價低下的一個重要原因。

          六,不會寫緒章。任何文章總要有一個開頭,學位論文的開頭通常要求有一篇緒章(叫序、序言、前言、緒論、緒章等等均可),這篇緒章的任務是交代自己的選題、論文的主攻方向、文獻檢索過程和情況(即前人這方面已經做了些什么)、自己的論文在哪些方面有所創新(或所有整理)、使用的研究方法、論文大致的結構,以及其他需要說明的關于論文的問題。但是現在不少論文的緒章,寫什么的都有,或是感謝之類,或者是發表感想,像散文而不是論文。對緒章提出一定的規范要求,就是逼著作者必須考慮自己是否做了文獻檢索,論文是否提出了新觀點。

          七,忽視論文的“參考文獻”。往往有這種情況:論文的“參考文獻”沒幾篇,但是文章卻提出了大膽的假設,說得頭頭是道。這是由于知道得太少,膽子越大的緣故。這樣的論文中通常矛盾很多、別人(但是作者不知道)已經論述過的東西較多(但是往往有明顯漏洞),可是作者自己感覺良好。

          “參考文獻”不是論文的形式主義的部分,而是論文的有機組成部分。它可以考察作者在寫作這篇文章時看了哪些東西,這些東西是否本學科的代表作,也可以從側面考察學生的治學態度是否嚴謹。如果一篇論文的“參考文獻”沒有開列出幾篇東西,已開列的也不是代表作,而且編排沒有規范,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斷,這篇論文的水平高不了。

          八,非必需地引證和論述自己導師和可能評議論文的老師的論著。如果恰好論文涉及導師的研究領域,而且導師確實在這方面有獨到的觀點,學生引證是正常的。但是現在有一種不好的現象,即不少論文的選題與導師或其他相關老師的研究沒有直接聯系,或者他們的論著并不是學界的代表作,學生卻千方百計要引上幾段,有些引證的內容就是大白話,誰都會說,甚至連導師論著中的“俗話說……”都引上了。

          關于非正常引證的動機是復雜的,F.索恩(Thorne)曾歸納了六種非正常引證的動機,情況如下:為阿諛某人引用;以自詡為目的引用;為相互吹捧而帶有偏見的引用;為支持某一觀點牽強的引用;為維護某一學術研究派別利益的不正常引用;因迫于某種壓力的引用。[1]

          無論出于何種原因,這類非正常引用不可能反映與研究對象的真實聯系,最終影響論文分析結果的客觀性,玷污學術研究

          九,寫作中缺少“假設論敵”的意識。于是,寫作時只考慮有利于自己觀點的一面,有意無意地回避不利于自己觀點的材料。這很容易被別人抓住作者論證中的缺口。如果每論述一個問題,自己多想想,別人會就這個問題給我挑什么毛病,如果每一個問題在寫作時都這樣自我提問,文章就會論證得較“圓”,逼著自己治學嚴謹些。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社會科學成果評估體系”

          鑒于以上存在的問題,我建議參照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些研究所采用“社會科學成果評估指標體系”[2],對學術論文進行較為科學的評估。若了解了其結構要素,我們在寫作論文時就會有一種學術標準進行自我衡量,以保障論文至少像個論文,多少有些創造性。

          社會科學成果評估體系是由一系列指標構成的。首先考察論文的規范性。這里的規范性,不僅指引證的規范,而是指研究者對研究資料的占有、分析深度、遵循學術引證規則這三方面的情況如何。是否充分占有資料,這本身就是論文的較大規范問題。不充分占有資料,特別是不占有近期的資料,無法保障觀點的創造性,有些結論可能是許多年前就已經有的了;或者造成論文低水平的重復。這種情況下當然仍舊可以寫上許多話,但這無論如何算不上有水平的論文。

          這三方面的論文“規范”,從一開始就將那些不占有研究資料而拍拍腦子隨意想出若干“××性”,或隨意地從個別事例推出整體的文章,從學術論文中予以排除。資料的占有和分析,實質上是要求對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或對現實有所了解,防止研究者因某些局限而忽略必要的事實,疏漏某些可能的邏輯關系。當然,這些關于論文的規范性考察,并不等于論文就具有科學性了,但是它會影響到論文結論的科學性;而且,規范的論文也能夠為后來的研究者提供較為清晰的學術發展脈路。

          第二,對論文的難度作出評估。假如及時關過了,可以認定算是學術論文了,那么馬上就面臨第二個問題,即這篇論文實際付出的精力有多大?一般地說,付出精力大的研究,其成果的質量也較高。這里的指標有兩項,一是論文的規模,一是論文的復雜程度。

          這里的“規模”,不是指參與人數的多少,而是指研究本身所要操作的概念、事實要素或實證研究中的變量等的多少。需要處理的因素越多,規模越大;反之越小。這是考察作者研究能力的一種指標,并非文章越長規模越大。有時一篇論文并不長,但是需要很多論據,必須論證得當,它的規模就屬于較大一類。例如關于北京“新疆村”的研究論文,涉及人口、經營規模、材料來源、語言和文化生活、社會管理系統、雇傭關系、同胞關系、家庭、生育、宗教、民族政策、法治、飲食等等,必須處理這樣多的因素。因此,可以認定該項研究的規模較大。

          這里的“復雜程度”,不是指涉及面大(有些選題涉及面較寬,但是邏輯關系簡單,分析起來并不困難),而是指需要處理的因素之間邏輯關系復雜。有些看起來不大的選題,如果其中要說明的各種關系較難把握,那么應當說其復雜程度較高。例如“我國的地下色情產業”這個社會學選題,它似乎算不上重大選題,但是真正研究起來,要處理的各種因素間的關系非常復雜。關系越復雜,需要運用的知識量、知識深度、研究能力等的要求就越高。

          第三,對論文的研究成份進行評估。一篇論文,不一定是研究性的,有些成份屬于是在普及某些知識,或者僅僅提供了一些資料。根據智力對材料加工程度的差異,研究性質成份是指論文中提供了新的認識的那部分。

          因此,需要先對論文的研究成份的多少下一個判定,這里提供了四種選擇:25%、50%、75%、100%。看來還是簡單了些,但重要的不是劃分研究成份占多少的討論,而是要在觀念上學會區分研究、普及、資料這三種不同的成份,努力使自己的論文增大研究成份。一般地說,碩士論文如果有50%屬于研究成份,可算是相當不錯的了。這里需要說明:并非只要屬于研究成份就好,同樣屬于研究成份的部分,水平高低差異很大,這里還要有其他的衡量標準。

          第四,考察論文的科學性,即性。這需要根據對論文研究性、普及性和資料性成份所作的劃分,分別評估。如果確定成果全部或部分屬于研究類,就要首先對成果研究部分的科學性進行評估。這里有五項標準。

          1,基本理論依據或前提的性。提出這一對論文的基本要求,在于經常存在這樣的情況:論文中具體概念沒有發現不成立,論據也頗有力,論證不能說不嚴密,方法也有效,但是由于理論前提不,實際上一切皆不能成立。例如若有人提出“太陽黑子活動決定經濟發展”的假設,這可以通過 計量經濟分析證明該假設成立,而且在統計學上確有明顯性。但是這在經濟學方法論上是錯誤的,錯就錯在沒有的理論前提。

          2,概念使用的科學性(明確、嚴謹、有效)。概念是任何論文的基本單元,將概念的“明確、嚴謹、有效”要求聯系在一起,是針對這樣的情況:概念需要很好地反映特定事物的范圍或本質,僅僅做到“明確”是不夠的。有的很明確的概念,不具備處理、解釋其定義范圍內事實的能力,不能有效地說明結論。一些文章中常見的脫口而出的一連串“××性”,就屬于這種情況。

          3,論據(理論或事實)的性和充分性。這里的“、充分”是對論據說服力的衡量標準。“人士”的話,可以作為輔助的論據,但不宜單獨作為論據,就在于它雖然通常是的(這里是指真實),但不能作為“充分”的論據。

          4,論證邏輯的嚴密性和完備性。這里實際上涉及兩個標準,一是具體論證中要做到滴水不漏;一是論證的整體充分,沒有空缺。

          5,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性和有效性。這里的兩個標準,前者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是科學的。例如考證某一事物為歷史上的及時,方法上就要保障是對全部資料進行了檢索和分析,而不是只依據部分資料得出這樣的結論;實證調查的推論,則不能超越原抽樣的總體范圍,否則便不可信。所謂“有效”,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正好能夠說明作者要證明的論點。顯然,研究方法的科學性,不在于它是否復雜和新鮮,而在于能否有效地說明論點。

          當然,并非每種研究成果都適用于這五項,前四項一般適用于理論型論文;實證型論文需要重點考察第五項,而前幾項可能不全適用于對它的評估。

          第五,對論文的價值進行評估。這里也包括五項標準。這是對該論文滿足主體需要程度的判斷,包括論文對學術發展的貢獻程度----學術價值、論文對社會發展的貢獻程度----社會價值。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同行專家組可以對論文的學術價值提出若干評估的衡量標準,但是社會價值是難以具體分解的,因為人文-社會科學論文不是“社會價值”需要的“主體”。因此,這里涉及學術價值的前四項較為具體,關于社會價值的后一項相對抽象。

          1,問題提出或選題對學科發展的貢獻。某個學科的學術發展,提出問題本身如果帶有啟示作用,常常有力地推動學科整體的發展。為什么說論文的選題很重要,原因也于此。

          2,所提供的新事實、新知識對學科發展的貢獻。這是針對某一類人文-社會科學的論文的,它們通過研究可以發現新事實或提供新知識,例如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國際關系等方面的論文。新聞傳播學的論文中,有一部分也需要用這個標準衡量。

          3,所獲得的新認識新結論對學科發展的貢獻。這是針對另一類論文的,它們主要在觀念領域有所創新,提出一些新的觀點,對世人和學科有啟迪作用,例如哲學、文論、政治學、法學、方法論等方面的論文。新聞傳播的論文中,有一部分需要使用這個標準。

          4,所提供的分析角度或研究方法對學科建設的貢獻。這是針對所有論文的。我們很難要求每篇論文都能提出新觀點、新事實、新知識。但不少論文的研究視角較為新穎,或者研究方法與眾不同,給人以啟示,那么這類論文也應該肯定它對學術發展的貢獻。

          5,論文的社會價值。社會價值在這里的含義是:對論文所取得的效益(包括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或作用的可能性作出綜合判斷。這只適用于純應用性的論文。

          一篇學術論文,如果在以上五項中有一項能夠作出一些貢獻,應該是很成功的了。因此,在衡量自己成果的價值時,要有自知之明,感覺在某一項可能作出些貢獻,就努力在這方面下功夫,爭取有所收獲。追求“貢獻”或追求很大的“貢獻”,很可能結果是沒有“貢獻”。特別在自我感覺非常好時,更需要正視這五項衡量的標準。

          第六,關于論文中普及性成份和資料類成份的評估條件。普及性知識和資料類成份,并非沒有價值,但不應在學術論文中占主導,不然,就很難說是論文了。如果自己的論文中有普及性和資料類內容,也要盡可能使之和嚴謹。下面是關于這兩方面的評估標準:

          對論文普及性成份科學性的評估條件:1,對原成果概括和轉述的性。2,介紹闡釋的清晰性。

          對論文普及性成份的價值評估條件:1,對開拓學術視野的貢獻。2,對解決某一具體學術問題的貢獻。3,論文普及性成份的社會價值。

          對論文資料類成份科學性的評估條件:1,所提供資料的性。2,資料選取的必要性和充分性。3,資料處理的科學性。

          對論文資料類成份價值評估的條件:1,對開拓學術視野的貢獻。2,對滿足學術研究需要的貢獻。3,論文資料類成份的社會價值。

          “核心期刊”發表、評獎、課題來源能否作為論文的衡量標準

          現在中國大陸有新聞傳播院系的大學,對教師的論文和碩士、博士論文的衡量標準中,發表在所謂“核心期刊”上,或者評委成員大多認為達到在這些期刊發表的水平,或者發表的東西獲得了什么級別的獎,或者研究本身是某一級別的課題的一部分,會在論文的評價上給予特別看待。有的學校硬性要求論文必須發表在核心期刊上才能夠作為畢業、晉升的條件。新聞媒體給予了報道,往往也會加重對論文評價。這些衡量標準,在現在中國的國情下,是不科學的,也沒有國家法律法規的依據。

          由于現有的國情,中國人文-社會科學論文的新聞報道或評價,以及課題來源等不一定來自科學共同體(指本學科具的專家組)的判斷和決定;目前中國大陸的學術刊物是否“核心期刊”,并不是科學共同體公認的,它們的認定受到較多的非學術因素的制約;學術評獎中或多或少地存在非學術因素,某些有價值的論文,恰恰可能存在爭議,而評獎通常給予了爭議較小的;課題來源和級別只反映政府管理機構對社會科學的需求和導向,難以證明論文的學術價值;媒介的報道或評價不能反映論文的價值,因為記者的評價是非專業的。所以,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這一評估體系,暫時不采用這些間接指標。

          學術同行引用頻率本應當成為評價論文的重要標準,但鑒于目前中國大陸人文-社會科學界尚無社會科學引證系統(例如美國有《社會科學引證索引》),并且研究者尚未普遍遵循研究規范,現在暫時也沒有將同行引證作為評估標準。

          既然現在不少大學要求論文必須發表在“核心期刊”上、要求獲獎、要求較高的課題級別和媒介報道等等評價要素,論文的作者很難不去追求。但在輿論上,我們需要做一些工作,至少在認識上要清楚,這些標準是存在缺陷的,不能證明論文的價值。

          回過頭來再看這一社會科學成果的評估體系,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現有的評估指標體系可以解決一般情況下對論文的評估,效果是令人滿意的 。但這要以社會環境整體寬松、人們的心態較為正常為前提。如果只允許一種意見存在并且人們都一致贊同這樣的做法,或者人們普遍地處于某種激昂和偏執的狀態,再的評估方案也會評出十分荒謬的結果,因為可能會出現密爾(J.S.Mill)所說的“多數的暴虐”現象[3]。另外,為了保障這一評估體系的公正,需要評委的數量相對多些。如果委員人員太少,每個評委的權重就會過大,自然影響評估的公正性。

          傳播學論文:接受美學新聞傳播學論文

          一、接受美學和《非常靜距離》

          《非常靜距離》是安徽衛視的一檔娛樂訪談節目,每天23點首播,每期節目主要是邀請各類領域的明星來接受主持人近距離訪問,是一檔具有李靜個人鮮明特色的深度訪談節目,下面我們以《非常靜距離》為例,來分析接受美學在電視節目中的應用。

          (一)節目選材貼近受眾

          首先,在嘉賓選擇上,《非常靜距離》中每期的嘉賓有影視的、體育的、話題的,還有歌唱界的;在年齡上,更是參差不齊,有老一代的前輩,又有近期的小童星;在節目訪談中,主持人采訪的嘉賓大多是時下很出名的明星,該節目在這個時間段播放節目也會得到一呼百應的效果。其次,在節目形態上,先是對嘉賓進行短片介紹,或有配以DJ形式來引出嘉賓,這種新穎的形式在中國內地的訪談節目中是獨有的,可在及時時間抓住受眾眼球,而且DJ形式又是吸引年輕人的制勝法寶,從一亮相,節目給人的感覺便是輕松愉快的,也正與主持人李靜的風格趨于一致。與此同時,主持人在訪談中的問題大多是廣大受眾所關心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主持人擔當的角色可以說是廣大受眾的代言人,因此毋庸置疑會得到廣大受眾的認可和響應。

          (二)詼諧幽默的節目語言

          在今天這個物欲橫流的社會里,人們天天為柴米油鹽、家長里短奔跑,在閑暇時間,人們希望在電視上看一些輕松、幽默的話題,《非常靜距離》正是抓住了受眾這一心理。例如,在2013-03-06《王珞丹在質疑中成長》這期節目中,當王珞丹的恩師霍老師被邀請到現場后,李靜向霍老師問道“:剛才王珞丹說您把她比喻成一張白紙,所以我特別想問一下,當時您是如何擁有慧眼就看上這史上最黑的——王珞丹了呢?”現場笑聲一片。另外在2012-03-12《林心如格格變皇妃》中,林心如說自己喝醉酒后愛親人,李靜說到“:親人好,別咬人就行啊!”諸如此類的話語,李靜用一般老百姓耳熟能詳的普通語言來進行提問、講述,大大地迎合了受眾的需求。

          (三)注重觀眾的參與和互動

          在節目采訪過程中,主持人李靜會通過微博、微信好友的留言或問題,通過篩選后對嘉賓進行現場提問,這樣不僅讓嘉賓感到有更多的人在關注自己,也會讓網友對自己的言行產生一種認同感。除了網絡互動外,該節目還注重對嘉賓的現場互動。例如,讓現場嘉賓下臺與觀眾互動,觀眾上臺表演。此外,在每期節目結束后主持人還會再次強調網友的互動和參與,并通過抽獎、送禮的方式來提高受眾積極性。不管是現場的還是網絡上的,《非常靜距離》都是力求較大程度地與受眾交流。盡量避免主持人和嘉賓的封閉交流。一切節目的關注點都在受眾身上,這也是接受美學所倡導的。

          二、接受美學對傳播學研究發展的啟示

          我們可以看出安徽衛視的《非常靜距離》這檔欄目之所以受到廣大觀眾的喜愛,是因為該欄目以觀眾的信息需求為出發點來策劃制作自己的節目。同時主持人李靜又以幽默詼諧的語言來進行訪談和交流,使得觀眾在忙碌之余可以享受休閑娛樂的輕松感覺。因此,該節目的成功可以將其歸功于接受美學研究法與新聞傳播學領域的結合。,媒體要想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必須要重視新聞傳播的受眾,找準自己節目的受眾定位。從接受美學的角度出發,重視新聞受眾的研究,策劃出受眾感興趣的節目。研究受眾是一門學問,它包括受眾在新聞傳播過程中的地位、受眾心理規律的探索、受眾的審美教育等,只有從受眾的角度出發,以受眾為中心,滿足受眾的信息需求,才能使節目受到觀眾的喜愛,這也是接受美學所提倡的。

          作者:劉澤曉 單位:河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傳播學論文:微電影敘事傳播學論文

          一、微電影的興起和發展

          (一)微電影的興起

          微電影在我國的發展還不算長久,另外由于起步比較晚,發展相對緩慢,所以微電影還有許多需要提升的空間。2010年以吳彥祖的《一觸即發》正式上映,標志著我國微電影發展真正的實現了高度的發展。微電影的時間應該為30分鐘左右,從9分鐘到90分鐘之間沒有明確界定,都可以從屬為微電影的范疇。所以微電影實際上在我國有著相對廣闊的發展空間,同時也在我國電影行業日益進步的今天,通過一種全新的方式,有了一定的特色發展方向。

          (二)微電影的發展

          微電影的發展在未來還有很多的方向,由于它只是占用人們碎片化的時間,因此這樣比較符合當前的社會形勢,也比較符合人們對于快餐文化的需求。微電影之所以獲得了較高的社會地位,逐漸形成一種文化潮流,被越來越多的人群所認可,必然有其不可替代的意義和特點,一方面是因為人們并不富足的閑暇時光,要求人們不得不選擇這種相對簡短的敘事表現方式形成的影視作品,而另一個方面則是美學價值在微電影發展中的意義就是不可忽略的,這其中也包括了微電影獨特的一種敘事方式。因此對微電影的敘事方面進行深入的分析與探究,有利于更好的明確微電影在未來的發展道路,從而有效的實現微電影在我國的更好發展。

          二、傳播視野下的微電影

          傳播視野下的微電影,非常具有代表性。從傳播學角度來看,微電影具有非常廣闊的發展前景,同時微電影也存在著許多的不足亟待解決。利用傳播學的相關知識來分析微電影,可以很好的實現對為電影敘事功能的理解,同時也可以針對微電影的敘事流行原因進行分析,最主要的是微電影用時短、情節緊湊的敘事方式可以更好的提升微電影在未來的發展空間。

          三、傳播視野下微電影的敘事

          (一)敘事語言分析

          微電影與傳統的電影有所區別,主要就是敘事語言簡明扼要,不像傳統電影講求一定的表現感以及語言的完整性。大多數的微電影,都是非常樸實的對話,講述的內容也都是發生在身邊的故事,影片當中主人公之間的交流也都是日常生活當中的語言,所以這些語言都很平實,沒有太多的色彩添加,卻給人一種親切之感。

          (二)敘事特征分析

          微電影由于時間比較短,所以敘事都相對緊湊。對于一些事物的展現也比較直接,很少會有傳統電影當中一些略帶隱喻的方式出現。同時作為微電影,也比較注重故事情節的安排,不會有太多的跌宕起伏,主要是通過一些緊湊的故事安排,完成基本的敘事。另外在微電影的敘事方法選擇上,也沒有太多的花樣,主要就是傳統的正敘,倒敘和插敘,基本上正敘選擇的機會比較多,也比較普遍,是一種比較常見也比較符合微電影敘述要求的敘述方式,對于影片內容的呈現和把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和作用。

          (三)敘事主題分析

          微電影的選材以及敘事的主題不難看出,主要都是一些發生在現實生活中,或者與人們生活緊密相關的話題,所以在微電影當中,很少會看到一些比較大的主題,比如愛國,民族,戰爭,和平等,主要都是和人們切身相關的,也都是一些相對范圍較小的話題。比如說微電影《老男孩》在國內就曾掀起了一種熱潮,這部電影并沒有多么宏大的主體更沒有多么宏偉的場景,只是敘述了一種成長中的情懷,這樣的主題并不會讓人們厭惡,相反看多了院線電影的宏大,更需要這樣一種貼心的主題來迎合自己的內心,讓每個人都可以在電影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四、結束語

          微電影在當前的社會當中,具有非常廣闊的發展空間。同時微電影也更能夠滿足人們碎片化的生活時間,讓人們在僅有的一些閑暇空間當中,進行自我的放松和排解。所以微電影都是貼合人們內心的產物,也是符合人們成長與生活的一種心靈體驗。在傳播學的視野之下,微電影將會獲得更為廣闊的發展,也會有更多的市場和未來。

          作者:張勁雨 單位:東北師范大學

          傳播學論文:高校龍獅運動傳播學論文

          1研究目的與方法

          1.1研究目的

          在高校人才培養的過程中,文化的傳播表現出了社會化、科學化與可持續性等特征。因此,從龍獅文化的傳播價值與傳播前景來看,通過高校教育來傳播龍獅運動,對于進一步促進龍獅運動的研究成果轉化、龍獅運動發展模式的創新、龍獅運動的普及與傳承等有著非常重要的價值。該研究基于文化傳播學的視角就龍獅運動在高校的開展策略展開了分析。以期為促進我國龍獅運動的傳承與可持續發展,豐富龍獅運動的傳播策略,提供參考。

          1.2研究方法

          1.2.1文獻資料法

          借助學校圖書館、中國知網數據庫、維普數據庫等,以“龍獅運動、龍獅文化、龍獅運動傳播、高校龍獅教學”等作為關鍵詞進行文獻資料的搜索。通過搜索與整理現有的龍獅運動與發展的論文、專著等,為該文的撰寫提供豐富的理論支持。

          1.2.2對比分析法

          在掌握現有研究文獻資料的基礎上,結合本研究的需要,就民間的龍獅文化傳播方式、傳播途徑與高校龍獅運動開展策略進行對比分析。通過對比分析,獲得高校龍獅運動開展的有效策略。

          1.2.3專家訪談法

          為了進一步的提升本研究的針對性與有效性,就從事龍獅運動的研究專家、教授、教師等進行走訪,從而獲得關于高校龍獅運動開展的有效策略。

          2研究結果

          2.1龍獅運動的文化健身價值尋繹

          龍獅運動作為有著濃厚民族色彩與藝術魅力的傳統體育項目,受到我國各族群眾的廣泛喜愛,并在多年的歷史傳承與創新中形成了璀璨的龍獅文化。龍作為中華民族的精神圖騰,同我們國家的歷史文化、深化故事、文學創作、美術創作等緊密的結合在一起。在中國百姓的心中,龍獅是一種神圣之物、吉祥之物,兩者積極向上的精神寄托與剛正不阿的勇氣,帶給人們無限的正能量。龍獅運動作為勇敢民族精神的象征,在運動的過程中需要一種團結協作的態度,來贏得觀眾的掌聲或者比賽的勝利。其次,龍獅文化作為華夏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表現出了運動的健身性、娛樂性、文化性與民族性。在激烈緊張的龍獅表演中,團結向上、相互信任、敢于挑戰的精神內涵一覽無余,龍獅運動也成為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一種精神符號。在龍獅運動歷代傳承的過程中,逐漸的走出國門、跨向世界,受到各國民眾的廣泛歡迎。因此,加大對龍獅運動開展策略的研究,是進一步弘揚我國龍獅運動這一民族文化的重要課題。

          2.2龍獅運動傳播與傳承的重要性

          龍獅運動作為中華民族傳統體育項目之一,兩千多年的發展歷史,成為人們心目中的一種文化符號,這種文化符號通過節日、慶典等不斷的傳播與深化,在給人們帶來美好希望與慶賀的同時,給社會的發展、家庭的和諧,創造了更多喜聞樂見的文化傳播方式。從1995年我們國家的龍獅運動協會成立到現在,龍獅這一運動由我國的傳統民族民間體育活動,變成一種具有體育競賽特征、體育文化特征的運動項目。并且隨著我國的改革開放逐漸得到世界各地的認可。因此,龍獅運動的傳承,是進一步發揚我國民族文化、豐盈中華民族體育項目、促進龍獅運動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2.3傳播學視角下高校龍獅運動的開展策略

          (1)加強龍獅運動的文化宣傳與技藝教育。文化的傳播與傳承方式多樣的,高校作為文化傳承的主陣地之一,傳承我國的民族體育龍獅項目,是培養大學生的民族自豪感,實現中華民族歷史文化傳承的重要平臺。龍獅運動作為中華民族團結一心的精神代表,在象征中華民族精神力量過程中,督促一代又一代龍獅傳承者、愛好者去發掘、去學習、去實踐龍獅運動。而在這個過程中,中華民族文化的先進性又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因此,為了更好的提升龍獅文化在高校的開展效果,需要借助校園網站、校報、黑板報、節日慶典等來開展龍獅運動文化的宣傳與教育。

          (2)豐盈高校龍獅運動的教育體系與理念。高校作為大學生接收知識、鍛煉身體的主要場所之一,大學生在校期間的體育學習與鍛煉,對其終身體育意識的養成有著重要的意義和影響。因此,在高校體育課程改革的過程中,可以充分的利用社團、選修課等開展龍獅運動教學,不斷的貫徹龍獅運動教學的理念,加強民族傳統文化的教育,在文化知識學習的同時,強化龍獅技藝的學習與鍛煉。這就需要有條件的學校要加大龍獅運動傳承工作的推進,在倡導龍獅運動進校園的基礎上,完善龍獅運動培訓、社團組織、競賽組織等。例如:通過配備龍獅教練、設置龍獅運動組織,在節日、慶典期間開展龍獅競賽等措施來吸引更多的大學生參與這項運動。同時,學校要以完善的龍獅教學、比賽制度來保障龍獅運動選修課的高效開展,在盡力爭取上級部門支持的基礎上,加強與社會上的龍獅團體、企事業部門的聯系,為獲得更多的資金支持、展示平臺等,創造更好的條件。

          (3)培養發展與主體參與的龍獅運動人才。的龍獅運動人才是龍獅運動傳承、創新發展的基礎和必備條件。在高校龍獅運動開展的過程中,加大龍獅傳承的力度,需要通過龍獅運動人才培養工作的細化、強化與化開展。在龍獅運動人才培養的過程中,要堅持大學生的主體地位與發展的原則,在落實龍獅運動教學常規的基礎上,結合龍獅社團訓練、龍獅比賽組織、龍獅運動交流等內容,實現龍獅運動的普及教學與競賽展示提升訓練的有機結合。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需要大學生加大對龍獅文化的學習與龍獅技藝的學習,兩者需要同時抓。龍獅運動作為一項集技能、協作、心理挑戰的綜合項目,個人的能力是整個龍獅團體的基礎。如果選擇有一定體育基礎或武術功底的體育專業學生作為隊員參與訓練,那么這支隊伍的起點將會更高,發展潛力更大,見效也會更快。

          (4)廣集合力拓寬高校龍獅運動的展示交流平臺。龍獅文化在高校的傳播與傳承需要社會力量的支持。高等院校在龍獅運動隊伍成立之后,在科學訓練的基礎上,需要通過節日展示、比賽交流等提升龍獅隊伍的表演水平。所以,為了獲得更多的展示與交流機會,學校要加強與兄弟學校、企業、政府等部門的合作,來創設龍獅運動交流的平臺。高校要科學安排龍獅人才的文化學習和龍獅運動訓練;教育管理部門要在師資、經費上給予可能的支持;企事業部門則可以為龍獅表演、競賽隊伍提供相關的資助,也可以借助龍獅表演、競賽隊伍作為廣告載體而達到宣傳企業、宣傳產品的效果;政府部門則可以在龍獅運動的技術交流、招商合作等方面起到組織協調和促進的作用。通過上述措施來提升高校龍獅運動傳承效果。

          (5)深挖龍獅運動的文化根源促進龍獅技藝的發展。從文化傳播的視角來看,龍獅運動是我國傳統文化的一種表現形式,作為一種文化,龍獅運動需要參與者具備一定的武術基礎。因此,為了更好的提升龍獅運動在高校的開展效果,需要在不斷創新龍獅運動發展思路的基礎上,加強與時代的聯系,在不斷吸納中國武術、中國文化精髓的基礎上,加大對中國龍獅文化、武術文化的傳承與挖掘。高校要加大對龍獅文化教材、龍獅運動技術、龍獅運動教學方法等的編寫與研討,為龍獅文化與龍獅運動的宣傳、教學、創新等打下堅實的基礎,從而更好的促進高校龍獅運動的影響力與開展效果的提升。

          3結語

          綜上所述,為了更好的提升龍獅運動這一民族體育項目的傳承效果,需要充分的利用高校教育陣地,在做好龍獅運動起源、運動價值、運動特點、運動技藝等內容宣傳的基礎上,構建一支龍獅運動素質高、龍獅文化深厚、教育能力強的教師隊伍。在此基礎上,通過組建校園龍獅隊伍、院系龍獅隊伍等,充分利用節日慶典等來展示龍獅運動的魅力,吸引更多的大學生關注龍獅運動,參與龍獅運動。同時,要通過巧妙的構思與靈動的設計,提升高校龍獅運動的符號性與可識別性,并且要加大龍獅運動發展的長效機制研究,讓龍獅運動成為高校體育教學、高校精神文化的代表。總之,高校作為高等人才教育的主陣地,為我國龍獅運動的傳播與開展提供了豐厚的土壤,挖掘龍獅運動的健身價值、文化價值,成為龍獅運動新時期持續發展的主要路徑之一。

          作者:申可 單位:江蘇建筑職業技術學院

          傳播學論文:新媒體環境下傳播學論文

          一、新語境下傳播新特點

          由于傳受雙方的來源差異、領域各異,會帶來對體育危機事件的多樣性解讀。信息傳播活動的方式轉化為由普通大眾主導,傳受雙方不對應以及很少交流的局面轉為傳受雙方相互對應,互動交流。受眾從自身角度出發,一個危機沒有及時處理好,就可能會衍生出更多的危機事件。發生在中國短道速滑隊員王濛身上的一起“麗江群毆事件”,正是通過微博,及時時間擴散到全國。此次危機事件源起于王濛當日凌晨的微博——“短道速滑隊在麗江挨揍了!”在這一危機事件傳播中,運動員只用了簡單的一句話,沖突就迅速升級為全國所關注的焦點,新媒體在此間起到的作用不言而喻。在此危機事件期間,微博不間斷大量滾動傳送事件相關專題,互動話題熱議超過八萬余條。

          二、體育危機公關新策略

          新媒體誕生從本質上革新了傳統媒介領域,體育賽事中危機傳播的模式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終端融合推動新媒體變革,使得賽事危機傳播呈現新特點,新態勢下要處理好復雜的傳播模式,則需要探索新的應對策略。

          (一)利用優勢在新媒體傳播占主導地位的今天

          面對海量信息和各種利益誘惑,首先要充分利用好新媒體三個優勢:更高、更快、更強。時效性高。新媒體的本質特性使其具有在時效上,能夠跟得上瞬息萬變的比賽賽況。在適時更新信息方面,具有不可比擬的優勢。內容豐富。應對體育危機,如要滿足受眾對事件因果方方面面的知情權,同時要做到具備一定量的廣度和深度,那么次數多,強度大的報道就是不可忽視的一環。多數傳統媒體資源有限,其表現在載體的限制:版面和播出時長。而網絡等新媒體有海量的信息容量,一個鏈接就可以切換到另一個角度,也表現出了它的可延展性。

          (二)多角度信息公開負面新聞

          對于受眾的吸引度要遠高于主旋律新聞,體育賽事危機狀況一經發生,一般都以成倍的速度傳播,危機雪球越滾越大,甚至先于主流媒體產生輿論影響。施拉姆指出“:對于公眾危機,首先應該是信息公開。”危機發生后,新媒體用戶及時時間利用各類自媒體相關事件近期信息,事件負責機構能迅速掌握輿論走向,對危機事件發出預警,協調相關部門共同參與處理。新媒體在短時間內可通過連續、多角度、多層次對已產生的危機事件進行報道,也就成為化解危機的重要環節。

          (三)重設議程新媒體時代議程設置理論

          即便已產生了新的變化,但不代表新媒體不能進行議程的設置。面對體育危機,提高行動效能,才是正確的做法。不論受眾是否在某一危機事件中已形成了自身的觀點,但依然可以通過設置處理危機事件進程中的議程,分散或轉移受眾注意力和角度,引導其關注新的動向,從多角度緩解危機事件的影響。

          (四)融合媒介平臺

          通過新媒介進行環境監視、關注反饋和輿論走向,僅憑借某一單一的媒體聲音無法在短期內消除危機事件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媒體應加強聯動,發揮各自的優勢,形成優勢互補的應對格局。傳統媒體則可以通過深度剖析等方式,正確引導輿情,為受眾提供真實性高,健康的輿論環境。王濛“麗江群毆事件”發生后,中央電視臺的央視網、南方報業集團的南方網等,紛紛形成互動,在不同的平臺上針對各類受眾進行有針對性的信息傳遞。

          (五)轉變角色

          新媒體環境下無論是主辦方還是相關權力機關,都應積極適應角色的轉化,從管理者轉變為服務方,樹立平等互動的意識。在公眾可以自由個人觀點的新媒體環境下,處理體育危機更需要陳述事實,而非替代公眾進行思考。

          三、新語境更需塑造公信力只有具備良好公信力的新媒體

          才能樹立,具備影響力,受眾才會對其所提出的觀點產生信賴感,新媒體要注重自身公信力的塑造,應對體育危機事件時從容不迫,起到正確的導向作用。

          (一)審核機制不可少

          新媒體新聞方便快捷,但任何一條新聞,都要保障新聞客觀、真實、,需要有相關審核機制。才能較好地避免偏見、杜絕虛假新聞和謠言、杜絕色情新聞以及新聞炒作。

          (二)人人都是把關人公信力流失較大的原因

          在于新媒體的交互性,這種傳播機制缺乏嚴格意義上的把關人。樹立人人都是把關者的理念就顯得尤為重要,每個公民都是接收者,同時也是傳播者。主體意識的確立,才有助于培養公民對新媒體的信任和忠誠度,不虛傳,不亂傳。傳統把關機制能否與新媒體契合,也是新媒體提升公信力的關鍵。

          四、小結

          新媒體語境下,信息的傳播在危機報道中起到以往媒介所不能企及的作用。新媒體的發展為體育危機事件的處理帶來了新的機遇,也帶來了新的挑戰。在解決體育危機事件同時,還應當利用好這種新的傳播模式,從而促進我國體育文化事業的發展。

          作者:劉攀單位:武漢體育學院

          傳播學論文:高校傳播學專業人才培育的探究論文

          內容摘要:隨著經濟對社會和個人的影響越來越大,財經新聞人才的培養也越來越受到新聞界和教育界的重視。但目前我國財經院校開辦的新聞傳播學類專業還存在著教學目的性不強、教師實踐機會少、高水平教師引進難等問題,嚴重制約了財經院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為了培養更多適合社會需求的財經新聞人才,我們在制定培養模式中必須加大財經類課程的設置,構建以“經濟學”為核心的課程體系,從而培養“經濟+新聞”的復合型人才。

          關鍵詞:財經院校;新聞傳播;人才培養。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經濟的持續增長,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和個人生活的影響越來越大。而財經新聞對監測國家的經濟環境,對提供有效有用的經濟信息,對推動經濟社會的發展與進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財經新聞人才培養的問題,無論在新聞界還是教育界都引起了重要關注。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一些財經院校就開始開辦財經新聞學專業,以期解決財經新聞人才缺乏的問題。發展到現在已有十年左右,很多學校在辦學理念、課程設置、培養方案、培養模式等方面都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也取得了比較大的成績。但總體來說,財經新聞教育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形成教育界和新聞界普遍認同的培養模式,這就需要我們繼續不斷探索,逐漸形成適合我國需求的財經新聞傳播人才培養模式,為國家培養杰出的人才。

          一、當前我國財經院校舉辦新聞傳播學類專業的發展歷程、現狀與趨勢

          1.財經院校舉辦新聞傳播學類專業的發展歷程。從我國新聞傳播教育發展的歷程看,經歷了兩次浪潮。及時次浪潮從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后期,新聞教育事業在辦學規模和學科建設上對高等教育領域產生持續影響,構成了及時次浪潮。1996年10月,中國新聞教育學會理事大會公布的統計信息,全國的新聞專業點基本分布于綜合性大學和師范類院校。在新聞學進一步鞏固的基礎上,引進了傳播學,并促成了二者的融合,加速了新聞傳播學類教育的發展;第二次浪潮興起于世紀交替之際,與及時次浪潮相比,其積聚時間短,但“爆發力”強,格外引人矚目。到2005年我國開設新聞傳播學類的本科專業就有661個,其中新聞學專業209個,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146個,廣告學專業232個,編輯出版學專業50個,傳播學專業24個,在校生規模有15萬之多。目前中國大約有20多所高校開設了財經新聞專業,財經類院校也有在新聞學專業中設立經濟新聞方向,但財經新聞人才缺乏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根本性的緩解。

          2.財經院校舉辦新聞傳播學類專業的發展現狀。在財經院校如何培養新聞傳播學類專業學生的規格和質量問題上,開辦新聞專業的財經院校,特別是地方財經院校一直在積極地探索,以找到一條能夠適應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教育模式,來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對懂財經的新聞專業人才的需求。財經新聞是新興的交叉學科,很多院校僅僅是將“新聞類課程”加上一些“經濟類課程”簡單復合,而并非有機融合,結果培養出來的學生往往無法滿足社會的需求。專業設置上主要設兩類課程,一類是新聞類專業課,如采、寫、編、評等,目的是讓學生打好新聞功底;另一類是財經類專業課,如西方經濟學、貨幣銀行學、財政學、會計學等課程,以此來奠定經濟學基礎。這種簡單的相加,很難將兩個不同專業的課程內容有機地糅合在一起。就目前財經院校開設的新聞專業的課程與其他綜合類或專業新聞院校開設的新聞課程沒有任何區別;同樣,我們經濟學類的課程除了比經濟學專業的學生學的課程浮淺外亦無任何不同。就目前財經類院校師資現狀而言,一般是教新聞類課程的大部分教師不懂財經知識,而教經濟學的教師也基本上不懂新聞,兩班人馬教給學生們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讓學生們自己去消化去融合,無疑增加了學生們的學習負擔,更影響了學習的效果。

          3.財經院校舉辦新聞傳播學類專業的發展趨勢。隨著近幾年高校新聞專業招生規模的擴大,各類專業院校也在大力拓展專業面,新聞傳播學類各專業的辦學已經打破本專業與綜合類院校一統天下的局面,各類專業院校都在紛紛利用自身優勢,拓展辦學渠道。財經類院校也開始注重按照自身的教育模式,設計培養具有財經類學生特點的新聞專業人才。開始了跨大學科設置新專業的嘗試,以滿足社會各界,特別是財經媒體、財經新聞對專業人才的需要。因此,財經院校只有辦出自己的特色,“以質量求生存,以效益求發展”,才有生命力,其制造出的“產品”才能被社會各界認可、接受。其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遠遠高于所開設專業本身。

          二、財經新聞傳播學類專業的人才培養中存在的問題

          1.教學的目的性不強。學新聞的學生反而沒有其他學科更容易進媒體工作,新聞學博士不會寫通訊等等,這是目前存在的一種不正常現象。出現這樣問題的本質可能在于我們的新聞教育根本沒有明確的目的。那么,財經院校的新聞傳播學類專業的學生學成之后到底將來做什么,這些院校都沒有明確的目的。具體表現為:教材選擇綜合類重點高校的教材,與財經類各專業毫無關聯,學生學起來無所適從。一般來說,正確的教育首先應該明確教育的目的(教育的目的往往來自學生和社會的需求),然后根據這個目的進行教材的組織,教師的訓練,這樣才能培養出符合質量要求的學生。而現在的財經新聞教育是基本沒有目的,學生所用的教材也沒有明確的訓練目的,因此,也就造成財經新聞專業學生在選擇工作和人生的目標上也缺乏明確性。

          2.教師的實踐機會少。新聞傳播學是一門實踐性非常強的學科,因此,專業課教師特別是擔任實務類課程的教師應該具有相關從業經歷。英國新聞教育學會會長曾指出,“如果做新聞教師,30年的從業經歷比一個博士學位有價值得多”,這句話足以說明實踐經歷的重要。然而當前,隨著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日益深入,教師教學工作量考核越來越嚴格,如果一個學期沒有教學任務,可能意味著該教師就根本不可能完成本年度教學工作量。另一方面,由于學校建設需要,學校對教師的科研量要求大大提高,教師要花大量的時間撰寫論文,編寫教材。這一切都使安排教師到媒體一線掛職鍛煉,事實上變為不可能。再一方面,因為高水平大學建設的需要,高校對教師的學歷要求也越來越高。許多學校規定,某個年齡段下的高校教師,如沒有博士(或碩士)學位,將來不能晉升教授。在這種政策引導下,沒有博士(或碩士)學位的年輕教師除了上課、寫文章外,還得攻讀學位。如此,參與媒體實踐更變成一件有心無力的事情。

          3.高水平教師引進難。教師學歷門檻抬高,加大了高校從媒體一線引進人才的難度。近年來,隨著高校教師待遇與媒體一線從業人員差距縮小,一批有著豐富從業經驗的媒體從業者有意來高校從事新聞學教學與研究,但這些人員中,有相當多僅有本科學歷。他們加盟新聞院系,對學生來說是福音,但學校從提高教師隊伍中博士學位擁有者的比例考慮,寧可進一個沒有任何新聞從業經歷的博士,甚至是與新聞傳播學科不沾邊的博士。所以,財經類新聞院系從媒體一線引進教師的難度是越來越大了。

          上述問題的存在是影響辦好財經院校新聞傳播學類專業的主要原因,目前要改變這樣的狀態,就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決,要想把這個專業真正辦好辦成,最重要的是解決好專業師資問題。這里所說的“師資”,是融合型的高水平的專業師資,這類師資應該是既懂經濟學理論,又了解經濟實務,同時也了解新聞業務。就目前情況看,這樣的師資,可以說是基本上可遇不可求,但這個問題還必須加以解決。其簡單的操作方法應該是:及時,選派教師到財經新聞媒體掛職工作,特別要注意從應用經濟學的專業師資中選派有一定新聞工作基礎的骨干教師。第二,財經院校要加大從財經新聞媒體引進教師的工作力度。第三,將財經新聞業界的博學人士請到學校舉辦課程講座,或是有選擇地安排財經新聞業界的博學人士承當專業課教學,這樣可以進一步密切聯系理論與實際之間的關系。第四,創新辦學模式,加強對學生選修課程的引導。例如,采用雙學位、輔修專業的方式加強學生經濟學的知識和能力的培養;采取產學研聯合辦學的方式培養學生。第五,選派新聞學教師到國外名校作訪問學者,在進修學習中拓寬視野、提高水平等等。

          三、培養高素質財經新聞傳播學類專業人才的路徑

          1.財經院校新聞傳播學類專業———將財經類的課程置于“前在”位置。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各類大眾傳媒所扮演的角色越發具體。這就需要財經院校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培養出帶有濃厚本專業色彩的新聞工作者,以滿足財經專業傳媒對人才的需求。財經類院校為了培養出具有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和寬厚的經濟學基礎,又懂新聞傳播業務的專業人才,就必須在開設新聞專業課程之前,開設有關經濟學的相關課程,打好經濟學學科基礎,以引領本專業學生更好地從事財經新聞和財經媒體工作。超級秘書網

          2.財經院校新聞傳播學類專業———構建以“經濟學”為核心的課程體系。財經類院校的新聞傳播學類專業的培養方案、教學計劃、課程設置,多是照抄照搬新聞傳播學類名牌院校的傳統模式,缺少個性。傳統的新聞專業課程體系,文學類課程所占比例過高,不利于新聞專業學生合理知識結構的形成。現代新聞事業,特別是反映當代經濟社會生活的報道,需要的已不是文人墨客,而是能夠對紛繁復雜的經濟社會現象做深刻剖析的新聞工作者。因此,財經類新聞專業課程體系,應該按照“通識教育+經濟學+專業教育”的模式來構建。除了加強對思想政治品質培養和學生語言表達能力的訓練外,重點要加強對學生進行包括:西方經濟學、產業經濟學、貨幣銀行學、財政學、會計學等經濟學主干課程的學習指導,進而提高他們用經濟學思想分析問題的能力。在此基礎上,還應該加強對學生進行職業技能和職業精神的培養。

          3.財經院校新聞傳播學類專業———培養“經濟+新聞”的復合型人才。目前,財經新聞媒體中最缺乏的是既懂經濟又懂新聞,既懂得WTO法則又懂傳媒市場規律的人才,即“復合型人才”。有專家認為,“復合型人才”主要有三層含義:一是立體性,即既有深厚的經濟學理論功底,扎實的傳播理論基礎,又具有現代傳播技能;二是高能性,即集采編播與制作于一身,一人頂幾人用;三是多面性,即新聞與傳播的“十八般武藝”,樣樣都會(當然不是樣樣都精,樣樣都專,而是一專多能)。財經院校的新聞傳播學類的專業建設,應該根據學校自身特點,確定專業培養模式,開辟一條典型而又獨特的應用經濟學+新聞教育的辦學路徑。并且根據經濟社會的發展需要,擴大復合型人才的外延,那就是“復合型的人才,國際性的眼光”。財經新聞人才的培養同樣需要海納百川的胸襟和與時俱進的眼光。

          新聞傳播學專業的高材生教學狀況研究論文

          [摘要]文章認為,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沖擊,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等,是當前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中存在的問題。針對這些問題,作者提出了如下改進意見:及時,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

          [關鍵詞]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目標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較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及時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解放軍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較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較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及時,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近期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障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障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超級秘書網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傳播學論文:媒體傳播學中的文學表現研究論文

          摘要:綜觀中外新聞史,新聞作品大多數都運用了文學手法。新聞報道為了向深度和形象化發展,不得不借助文學手段。本文分析了新聞與文學的區別和聯系,同時表述了本人對文學手段如何在新聞中運用的一點淺顯的認識。

          關鍵詞:文學敘事新聞語言文學語言文學手法

          一文學敘事在新聞報道中的應用

          伴隨著新聞事業的不斷發展,于上世紀60年代在西方社會出現了新新主義,強調用小說的筆調來寫新聞故事,這深刻地影響著新聞報道方式,“為沖破傳統新聞報道觀念與寫作手法,在報道方式上人為融合小說的創造想象力,及新聞記者的采訪技巧……強調寫作的風格及描述的品質”。雖然新新聞學重點突出的是主觀色彩,其諸多理論與方法也不能承擔真實反映客觀世界的功能,似乎不符合“新聞”真實、客觀的要求,但新新聞主義的初衷也是為了更、更真實地向受眾反映事實,傳遞信息。

          我國的新聞工作者也特別重視新聞報道方式的變化與創新,穆青先生就提倡用散文的筆法來寫新聞,蕭乾先生曾自謙地說過:“縱觀我一生,可說是介于文藝與新聞之間的兩棲動物。”

          今天,用文學的敘事手法寫的新聞稿、小說化的新聞、散文化的新聞等多種形式已屢見不鮮。“各報的記者們使出渾身解數,想方設法讓‘實話實說’的新聞借助文學的手法去‘實話巧說’,使之更為深刻、精致、感人并富有文采,達到思想性與藝術性的統一”。

          《南方周末》向來以深度報道為特長,其中經常能夠看到記者作為一個敘事者,深入事件中心去探詢真相。在故事敘事過程中,往往會借用各種文學的敘事方法,比如文首設置諸多懸念,為了增加文章的可讀性,大量使用直接引語,通語言來凸現人物的性格與心理活動。文章也一般遵循著發現矛盾、沖突,尋找原因,如何去化解矛盾、沖突這條軌跡發展下去。

          二新聞語言與文學語言的一致性

          從語言學角度來衡量,文學語言與新聞語言具有同一性。兩者都具有語言的一般特征,都是對客觀經驗世界的文字表述。作為新聞寫作的主角,也有可能同時成為創作文學作品的主角,兼有新聞寫作主角和文學創作主角的雙重身份。

          在講到語言的運用時,對語言的要求普遍認為語言要“、鮮明、生動”。從新聞的功能上看,新聞要“傳遞信息溝通情況”,所以“新聞語言必須要,概念明確,論斷正確,就是要恰如其分地反映客觀情況,報道事實,描寫人物容不得半點含糊不清,說一是一,是二就說二”。同樣,文學語言也必須。它的是藝術意義上的,就像福樓拜說的那樣“我們不論要描寫什么事物,要把它表現出來,只能用的名詞;要賦予它運動,只有的動詞;要賦予他性質,只有的形容詞,我們要苦心探索,非找到這個的名詞、動詞、形容詞不可,僅僅找到這些名詞、動詞、形容詞的相似詞千萬不要滿足,更不可以因為搜索困難隨便使用一個來搪塞了事”。

          鮮明性也是所有文體的共同要求。新聞媒體是社會的嘹望哨,媒體應通過那些新近發生的或正在發生的,有典型意義的和有新聞價值的事實報道,使用生動鮮明的語言去維護公眾的切身利益和疏導群眾的情緒。而文學語言的鮮明性,則主要表現在形象和意境的創造上。

          生動性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一切敘事性作品具有藝術魅力的基本特征。新聞語言的生動要求使用典型、、簡潔、具體的語言,而且不斷地從事件背后提供出盡可能多的價值和材料,而從挖掘新聞事實本身所包含的生動因素,也能反映客觀事實的本來面目。“新聞是新近事實變動的信息。”文學語言的生動,主要表現在細膩描寫客觀事物時,以合理的想象聯想和夸張來抒發主觀情感。

          三新聞中運用的文學手法

          適當運用文學表現手法是增強新聞可讀性的根本途徑。新聞幾乎對所有的文學表現手法(虛構除外)都可采取“拿來主義”,但最應當掌握以至運用純熟的是描寫、對話、議論三種。

          新聞尤其是消息,要不要有描寫,至今仍有不同的認識。但隨著新聞改革的深入發展,突破公式化、概念化的種種束縛已成共識,描寫已被廣泛采用。恰當運用描寫,可以把新聞寫得生動形象、富有文采。其主要作用有:能夠再現環境,創造氣氛,引人入勝;它可以用實景代虛言,剔去空洞無物的陳述,增添新聞的形象美;它可以托物寓意,形成含蓄的意境。超級秘書網

          新聞(主要指消息)中的描寫是從屬服務于導語的整體設計的,它必須把新聞的五要素容納進去,描寫的本身必須同時是對新聞事實的報道,或者是對新聞事實不可少的襯托。需要注意的是,新聞中的描寫不在多,而在準;不在細,而在精。好的描寫著墨不多,三五個字,幾個詞組,一兩個短語,讓讀者略有所感便戛然而止。

          在新聞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名篇佳作中,有不少正是以嫻熟的對話藝術贏得了讀者。看來這也是一種很好的題材,是應該予以采納的一種方法。新聞中的對話,是交代情節、傳遞信息的重要手段,更是展現新聞人物的內心世界,展示時代精神,深化新聞主題的有效方法。

          新聞中要掌握的議論,一般為直接議論和間接議論兩大類。前者就是對新聞所傳播的事實,直接進行闡述、評論,指明意義,揭示本質;后者則是通過第三者之口,間接地表達自己的觀點、態度和見解。不論哪一種,運用得當,均能收到“縮尺成寸,一語中的”的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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