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論：我們為您整理了1篇紡織業論文范文，供您借鑒以豐富您的創作。它們是您寫作時的寶貴資源，期望它們能夠激發您的創作靈感，讓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紡織業論文:紡織業電子商務Web挖掘技術分析論文
1、Web數據挖掘技術在紡織業電子商務中的作用
電子商務既包括了低層次的電子貿易等，還包括了利用Internet網絡開展的貿易活動，在多個環節中實現。電子商務的發展極大地改變了銷售商和顧客之間的關系，在紡織業電子商務采用Web數據挖掘主要包括以下幾點作用。電子商務進行Web數據挖掘的數據源主要包括查詢數據、Web頁面、在線市場數據等。服務器數據主要是指用戶在訪問電子商務網站中所產生的各種信息，如服務器Web日志文件。查詢數據通過搜索引擎產生的查詢數據，是一種比較典型的數據。服務器數據是網絡信息的中轉站，服務器數據一般具有防火墻功能，是網絡信息的中轉站，采用緩存功能，能夠大大減少服務器的網絡流量，加快運行速度。任何一個電子商務網站在Web數據挖掘過程開始之前需要進行數據挖掘，包括數據的準備、挖掘操作以及解釋過程等。Web數據挖掘應用到紡織業電子商務中，能夠幫助企業更好的掌握生產狀態，更加快速的提出企業的銷售信息，把握市場銷售的變化，進而提高紡織企業對市場的應對能力，也能提高企業對生產的控制和管理能力，較大程度利用人力資源和物理資源，提高經濟效益。客戶關系管理是一種以客戶為中心的經營策略，指導企業的開發發展和銷售，提高企業的競爭能力，采用Web數據挖掘技術能夠較大限度的利用客戶資源，對客戶進行分類，尋找潛在的價值，加強紡織業客戶的管理工作。企業的信用狀況將會嚴重影響企業的發展，利用Web數據挖掘技術能夠跟蹤調查企業的經營情況，為保障體系提供數據資料。客戶在選擇任何一種銷售商并沒有太大差別，企業本身想要留住客戶，就需要想辦法讓客戶駐留更長的時間，想要根據客戶的習慣來設計，就需要了解客戶的興趣和需求，動態調整頁面，滿足用戶的需求，挖掘客戶訪問信息，進而了解客戶的需求。根據序列發現客戶瀏覽行為的信息，明白客戶的需求，根據顧客的需求來設計別出心載的界面，增加客戶的駐留時間。Web數據挖掘在應用中能夠幫助紡織企業更好的挖掘潛在的信息，商家可以根據潛在客戶的需求和愿望來進行分類，正確的分類新客戶，判斷潛在的新客戶，強化顯示客戶的需求，保障企業獲得更高的客戶收益。紡織業電子商務在應用Web數據挖掘中能夠改進Web站點的設計，提高站點的效率。紡織業電子商務Web數據挖掘的使用不在依照專家來進行設計，而是根據客戶的意愿來進行設計，利用關聯規則來進行推理，發現潛在的規律，為客戶的下次訪問提供幫助。紡織業電子商務應用Web數據挖掘能夠改變營銷機制，在一般企業的宣傳中可以看到，花費大量的資金來進行宣傳，所起到的效果不是很好，若是通過電子產品的的方式就能得到更好的營銷效果。
2、紡織業電子商務面向Web挖掘的新型架構
2.1Web數據挖掘的流程
采用數據挖掘技術流程為特征信息的識別制定目標問題的描述關聯分析聚類決策樹等。紡織業電子商務網絡在挖掘數據中首先需要記錄調庫眼特征，包括購買歷史、廣告歷史等信息。目標制定流程是尋找不同的隱含模式，關聯分析主要是發現顧客喜愛的商品組合，聚類則是找到能夠提供訪問者特征的報告，決策樹就是流程圖，采用最少的步驟解決問題。先記錄訪問者的條款特征，當訪問者訪問網站時能夠逐漸積累訪問者的數據，交互信息包括廣告歷史等。在網上進行交易的較大優點在于能夠有效的評估訪問者的反應，采用數據挖掘技術能夠得到更好的效果。電子商務網站想要將顧客購買信息這些信息集中在一起，容易出現瀏覽中出現遺漏的情況，在流程設計中采用聚類，能夠確定網站的數據，向不同的訪問者提供相應的報告。
2.2紡織業電子商務面向Web挖掘的新型架構
2.2.1Web挖掘關鍵技術
Web服務的體系結構主要動作構成包括服務注冊中心、服務請求者、服務提供者等，服務提供者就是一種可通過網絡地址訪問的實體，服務請求者是一個應用程序的服務，服務注冊中心是聯系服務提供者和請求者。Web服務協議可以分為網絡傳輸層、消息層、模型層等。網絡傳輸層是Web服務協議棧的基礎，可以采用任何格式，要求具有安全性、性能以及性。數據表示層主要是提供數據描述手段，標準數據建模語言主要是XML。基于XML的消息層提供一個松散的、分布環境，是在分布式的環境中交換信息的輕量級協議。服務描述層主要是提供認識機制，服務分線層在實現中創建一個獨立的開放框架，發現Web服務的功能，Web服務工作流語言是協議棧頂層的標準語言。Web服務的關鍵技術主要包括SOAP協議、WSDL描述方式等，SOAP協議是分布式環境中交換信息的簡單協議，能夠與現有通信技術較大程度地兼容，獨立于應用程度對象模型、語言和運行平臺等，本身不定義任何應用語義，一個SOAP信息是一個XML文檔，AOAP規范主要由信封、編碼規則、綁定等組成，AOAP信封定義整體的消息表示框架。移動Agent技術應用到電子商務中有非常大的優勢，移動Agent技術具有響應性、自主性以及主動性等特征，應用到電子商務系統中能夠減少電子商務活動的通信代價，減少網上原始數據的流量。電子商務中的教育要求包括訪問流程信息，要求系統對環境的變化做出實時的反應，由中央處理器將移動Agent派遣到系統局部點激活消除隱患。
2.2.2Web挖掘平臺設計
產品的功能實現在Web數據挖掘平臺的設計中至關重要，要求數據挖掘平臺具有動態、可伸縮性，能夠根據市場需求的變化而隨之變化，還要求具有足夠的穩定性和性。在進行架構設計時，需要注意架構的合理性、簡潔性和可擴展性。根據數據挖掘、Web服務和相關結束，設計數據挖掘架構，見圖1所示，Web服務的組合由Agent負責，待返回結果后，能夠有效解決數據的分布性、可擴展性等，負責服務之間的通信，降低網絡通信的負擔，減少相應時間，實現挖掘算法庫的動態管理。在挖掘平臺的設計中，各種挖掘算法均采用采用Web服務封裝，實現挖掘系統與算法的耦合。各個Agent模塊之間相互獨立。架構邏輯層主要分為4層，數據存儲層為最底層，數據處理層主要包括Web服務的架構和數據挖掘的是吸納，在Agent環境中將XML文件轉換，將查詢結果再打包成XML文檔，形成模式集合提供給客戶信息，把訪問層和邏輯層設計為數據訪問的功能封裝。客戶端的設計主要包括胖客戶端和瘦客戶端，大部分的系統功能集中在胖客戶端。典型的Agent結構應用到Web服務，其他的Agent搜尋和定位這些系統。移動Agent應用到Web數據挖掘中能夠彌補很多的不足。在Web挖掘架構設計中，獨立出了搜索引擎，使得搜索引擎更加具有靈活性。傳統的數據挖掘引擎主要包括算法調用模塊和算法管理模塊等，算法分布Agent子模塊股則命令的傳輸，向UDDI請求，刪除已有的挖掘算法等功能，UDDI服務器與Agent相互交換信息生成算法的WSDL文檔，將信息保存到UDDI服務器上，完成任務。
3、Web挖掘原型系統的實現
在紡織業電子商務中采用Web挖掘技術能夠及時發現顧客的愛好，提高網站設計的安全性、便利性，延長用戶瀏覽的時間。Web挖掘系統設計中，一般用戶界面包括圖形用戶界面、Web界面等部分，圖形用戶界面和Web界面工作在命令界面之上，通過GUI提交數據，轉化為DMQL語言的的形態，然后轉換、挖掘數據處理，將各組件返回到客戶端。在上文的分析中形成電子商務Web挖掘系統原型，能夠滿足紡織業電子商務平臺的實時性要求，也滿足了平臺分布式數據挖掘的特點。原型系統主要包括用戶模塊、個性化模塊、購物模塊以及商品模塊等，用戶模塊是電子商務網站的入口，包括用戶注冊、用戶信息查詢等，只有注冊并登陸網站的用戶才能訂購商品。商品模塊是基礎模塊，主要為用戶提供商品的分類以及顯示等，為用戶提供商品的查詢功能，與個性化服務模塊有一定的聯系，供用戶瀏覽選擇。購物模塊是電子商務核心的模塊，主要實現訂購流程、銷售商品的狀態管理流程等。
作者：劉成軒 何運雙
紡織業論文:當代低碳紡織業經濟論文
一、低碳紡織發展方式
低碳紡織是一種經濟發展方式，是紡織行業在新一輪發展中探索的新的發展模式，是在凈低碳排放技術創新基礎上通過優化紡織產業結構、改革紡織工藝流程、創造低碳新產品和拓展低碳紡織新領域，倡導低碳生活方式和消費觀，以及紡織材料和產品的循環使用，實現高效率、高品質、高附加值的紡織產業可持續增長模式。實現低碳紡織即為減少碳排放，實現單位碳排放量的高產出和高附加值，提高碳效率。具體實施措施一是新能源開發，二是能源高效利用，三是節能減排，而目前的較高可行性路線是通過科技創新實現節能減排。加快紡織業的低碳經濟發展要依靠科技創新，生產原料盡量采用低碳材料，同時開發利用生物質纖維等材料，利用已開發成功的紡紗、織造及印染新技術項目，開展節能減排的生產加工工藝，從而降低能源和水資源消耗，減少污染物排放，促進紡織業的低碳化發展，提高科技對低碳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促進作用。
二、德州市紡織業發展現狀及存在問題
（一）德州市紡織企業經濟發展現狀
紡織業作為德州的傳統支柱產業和重要的民生產業，憑借資源優勢，近幾年發展迅速，成為全國、全省重要的紡織服裝基地。但后經濟危機時代，隨著紡織企業“寒冬”的來臨目前處境艱難，多數企業處于維持生產的狀態。據調查，國際市場低迷和紡織企業的成本及產業結構不平衡，是寒冬降臨的主要原因。而此時低碳經濟發展方式的提出于中國紡織業是希望還是絕望？如何抓住低碳化的核心，通過清潔能源和低碳技術、體制和管理創新有效化解能源和資源制約，解決生存與發展、公平與效率之兩難，是我們目前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要思考的關鍵點。
（二）紡織經濟發展轉型期仍然存在的問題
1.科技創新不足，造成資源能源浪費
德州市紡織業雖然形成了門類較為齊全的工業體系，但在近幾年的快速發展中所采取的發展模式仍然以生產加工為主，附加值低，盈利能力差。產品結構以紗線、坯布及針織產品為主，缺少擁有特色鮮明的在國內有影響力的最終服裝品牌。服裝、針織產品以加工貿易方式為主，本土生產的紡織面料生產水平低、品種少，不能滿足服裝生產需要，導致出口服裝大量使用進口面料。同時，調查中發現產品同質化嚴重。在近十年的發展中，雖然一些有遠見的企業如德棉集團與華樂實業有限公司進行高新技術開發，開拓了“德棉牌”等7個中國品牌和10個山東名牌，但總體依然存在忽視設計力量，忽視產品研發，使得大多數企業缺乏獨立知識產權，缺乏核心技術，導致企業更愿意生產大規模的常規品種，某些大型的紡織企業甚至常年制作同一個類型的紗線，逐漸陷于低層次價格戰上，不考慮新產品研發與創新，缺乏創新精神。這種發展狀態，生產規模越大、毛利低的情況下，一旦發生人民幣升值、原材料價格上漲、人工成本增加等問題，導致企業成本上升，就會使企業處境困難。同時，當設備更新、新產品開發及人才引進遠遠跟不上企業發展時，不但最終導致企業發展慢，抗風險能力也差，調查結果顯示，德州市的紡織服裝企業2010年收入超10億元的僅3家，眾多企業收入1億元以下。與山東省大型紡織企業魏橋集團相比，由于科研投入及科技創新能力的限制，即使擁有同數量的紡錠，也無法獲取相同的效益，容易造成資源浪費。總而言之，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狀況仍然沒有得到根本改善，存在著科技創新、人才和管理水平的提升滯后、企業持續發展能力不足等問題。
2.產業鏈不完善，產業集群平臺形同虛設
德州市紡織的紡紗—織布—印染—服裝的整個產業鏈中，從起點處的化纖生產產能就不足，以紡紗為主，印染業發展更不充分，印染業的生產水平會直接影響品質面料為服裝加工的供應，導致紡織服裝深加工的關鍵領域處于劣勢，很多品質面料不得不依賴進口，從而缺乏自己的最終服裝產品，很難實現市場集聚效應。不僅德州市如此，染整環節也一直是我國整個紡織服裝行業的瓶頸。完善產業鏈的過程中，減少碳排放，環境友好是必然選擇。后危機時代，融資難、原料壓力、出口疲軟、成本增加等問題制約了整個紡織工業的發展，整個國內紡織服裝出口達到兩年內的增長低點，目前紡織市場的需求逐漸轉向科技型產品、功能性產品，調查中卻發現，德州市的紡織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依舊停留在傳統產品，缺乏長遠計劃，銷售量必然受到限制。從2012年紡織企業的生產銷售情況來看，德州市的陵縣恒豐、富華等企業積極開發了天絲、莫代爾、圣麻等新型纖維產品，產品類型多樣，新型纖維的加入，使用棉比例下降到了25%左右，避開了棉價波動對企業效益的影響，且平均利潤高于傳統產品10%。只有迎合市場需求，進行科技創新，開發新產品，使產品多元化，不斷調整發展方式，使企業從對資源依賴型向資源節約型轉變，才能走過行業“寒冬”，促進低碳紡織經濟的發展。存在的另一問題是企業間聯系較少，區域行業協會雖然成立，但基本流于形式，企業間有嚴重的相互拆臺、壓價現象，發揮不出產業集群的作用。
3.產品結構不合理，產業用紡織品比例低規模小
隨著工業化水平的提高，我國對產業用和家用紡織品的需求增長也日益加快，目前，德州市的服用紡織品、家用紡織品、產業用紡織品占比為60:29:11。產業用紡織品所占比例偏小。而發達國家已將發展產業用紡織品作為優化紡織工業結構、保持和增強產業競爭力的重要途徑，其發展水平已成為衡量國家紡織工業核心競爭力和科技水平的重要標志。高性能纖維材料的開發與利用是產業用紡織品發展的核心，且離不開科技創新。
三、依托德州市區域優勢，尋找有效途徑，加快低碳紡織發展方式轉變
（一）利用資源與地域優勢，優化產業結構，強調供應鏈的健全
新能源開發和能源高效利用是實現低碳紡織的有效途徑。德州市太陽能產業發展較早，有“太陽城”之稱，充分發揮德州市太陽能產業優勢，將其應用到紡織服裝領域，減少資源消耗，減少生產與物流配送中的浪費，提升碳效率。清潔能源資源的利用是促進低碳紡織經濟發展的重要條件。德州境內三縱三橫的鐵路交通網和高速公路網，使德州成為連接華北、華東兩大經濟區的重要節點城市。特別是京滬高鐵的開通，使德州跨入首都北京1小時經濟圈。地域優勢有利于從原料到產品銷售市場供應鏈的健全，經濟發展時期，建立生態環保的產品供應鏈至關重要，企業在重視成本控制的同時，更應高度重視供應鏈的管理與監控；重視品牌建設的同時，更應注重產品的低碳環保附加值。打造綠色紡織生產鏈是保障經濟發展方式從資源消耗型向節約型轉變的關鍵。而隨著消費者在對低碳消費概念的認可程度上逐漸提高，環保低碳已成為提高產品附加值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目前，國家加大基礎設施建設，促節能減排，土工布、過濾用紡織品、醫用紡織品、高性能復合材料的需求逐漸加大，產業用紡織品真正成為了紡織行業新的經濟增長點。“十二五”時期，山東省基于打造“藍黃”經濟區和建設經濟文化強省的戰略部署，將產業用紡織品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組成部分，加快培育和發展。目前山東省產業用紡織品產量較大，僅次于浙江，已經涌現出一些典型企業和產品,并形成一定規模。同時，京滬高鐵的開通為德州市產業用紡織品的發展帶來了很大的契機，高鐵最基礎的路基、護坡均使用了本地企業宏祥集團、東方股份生產的高強土工布、土工膜、土工格柵等土工合成材料，目前已擁有土工合成材料生產企業156家，品種涉及全國土工合成材料90%以上，成為全國較大的土工用紡織材料基地。為新型產業集群的建設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二）進行技術革新，發展循環經濟，嚴格控制新上高耗能項目，打品牌戰略
德州市已將紡織服裝產業列入未來三年重點發展的十大產業集群，致力打造紡織服裝千億級優勢產業集群。要實現這一目標，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低碳紡織是基礎。實現節能減排，提高碳效率必須進行技術革新。針對目前德州市紡織服裝企業現狀，應在引進先進的管理模式的同時，重點加強技術裝備升級，引進新型、高效的工藝設備，利用經濟危機時期市場不好的時機，加緊淘汰落后產能，特別是印染和產業用紡織品企業。污染物排放嚴重是我國紡織印染行業的集體瓶頸，德州市紡織服裝經濟發展的下一步規劃中應嚴格執行國家產業政策和宏觀調控措施，嚴格控制新上高耗能項目，加快技術革新步伐，加大節能技術改造力度，采取法律、經濟和必要的行政措施，下決心關停淘汰落后生產能力。政府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過程中，不要過分顧慮就業壓力增大的問題，一定要采取相應的對策，如有步驟地關閉那些污染重、耗能高、缺乏競爭力的企業，并通過以擴大融資和支持兼并重組的方式，讓一批有市場的民營企業迅速發展壯大，以增加就業和財政收入；通過引進或者消化吸收目前先進的工藝技術，攻克核心技術難關，開發低碳技術和低碳產品，從而有效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實現由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的轉化。健全的產業鏈是保障行業發展并實現經濟發展結構轉型的有力保障，建立健全的產業鏈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走可持續發展之路：一是原料的保障供應，德州市是全國棉花生產基地之一，但保障最終產品的綠色環保應從源頭抓起，這方面可以借鑒山東魯泰集團的做法，創建企業自己的棉花生產基地，采用生物基因改性工程獲得性能更加符合產品需求的環保綠色的長絨棉；同時重視新型纖維原料、生物質原料的生產和利用，在新材料新工藝方面不斷升級的策略已使得德州部分企業從中獲益。二是注重產品的回收利用，發展循環經濟，這條路走起來困難重重，但其中蘊含的意義和利潤也是可觀的。政府的相關激勵機制及高科技技術手段是循環經濟發展的保障，例如山東省的如意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所開發的“如意紡”技術，可將紗支的細度提高到500支，這項技術的出現不僅為紡織面料超高支、輕薄化提供了可能，同時拓展了原料適用范圍，并使落地毛、落地棉等下腳料也可以得到循環利用，有利于發展循環經濟；在生產環節盡量采用環保新型纖維、使用新能源，盡量減少化學試劑的使用都是節能減排、可持續發展的良好途徑。三是打品牌戰略，目前德州市眾多服裝企業依然貼牌生產，賺取加工費，而我們每年所生產的坯布大量出口到西歐、北美和日本、韓國，制成成衣后都成了大品牌，銷售價格可觀。中國是世界服裝出口大國、生產大國、消費大國，卻不是品牌大國。當我們失去了勞動力和成本優勢，品牌才是能夠帶來更大產品利潤的部分，消費者更認可的是品牌而不是制造商。通過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資源節約了，環境清潔了，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也就可以實現了。
（三）合理的經濟規劃，健全低碳經濟管理機制
發展低碳經濟模式要求企業乃至整個行業都需要一個合理的規劃，在自身能力所及范圍內實現節能環保。發展低碳經濟模式，更應考慮國內市場狀況，重視產品內銷，不能一味地把出口作為紡織品銷售的主要市場。當然，當我們擁有了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工藝和產品，擁有了廣闊的國內市場，不僅有助于我國經濟擺脫對出口高度依賴的軌道，更重要的，這是促使中國經濟發展走上良性循環的運行軌道。低碳經濟發展過程中，建立每家企業的碳排放檔案，摸清其節能減排的家底，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尤其要重視碳排放的評估、監測體系和相應的信息系統的建設。充分發揮德州市太陽能產業優勢，將其應用到紡織服裝領域，減少資源消耗，減少生產與物流配送中的浪費，提升碳效率。
四、結語
只有抓住德州市紡織服裝業的優勢、區域經濟特色，結合紡織企業目前存在的運營機制缺陷等問題，才能找到低碳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有效途徑與發展策略。紡織服裝企業只有走低碳經濟發展之路，在完善產業鏈的同時，才能從根本上協調好行業發展、資源和環境三者的關系，走出可持續發展之路，最終在國際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作者：張會青 單位：德州學院紡織服裝學院
紡織業論文:南通紡織業應對人民幣升值論文
一、南通紡織業現狀
南通的紡織業發展由來已久差不多有一百多年的歷史，現今南通更是中國的紡織品生產和出口的重要基地之一，其紡織工業的銷售占全國紡織工業銷售的3.5%左右，紡織業已成為南通經濟發展的地方性經濟支柱產業。據統計，南通有出口企業650多家，共10大類100多個具體紡織品種類出口，產品已走向60多個國家和地區，這當中紡織服裝出口量較大。2002年，紡織服裝出口達11.67億美元,占全部出口總額的46%；2003年紡織原料及其制品出口創匯14.44美元，占全部出口總額的43.96%；其中服裝出口就達到9.9億美元，占紡織品出口總額的69%；2004年紡織品出口創匯18.94億美元，占當年出口總額的43.6%；2005年紡織品出品22.32億美元，占全年出口總額的43%。2006年紡織品出口24.58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42.8%。可見南通的紡織業是南通的支柱產業，其發展的成敗對南通的國際貿易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
但是在南通紡織業繁榮發展的水面之下，也存在著嚴峻的總問題。近來物價指數的上漲導致紡織原料價格上漲、紡織工價提升、紡織設備維護成本上揚、運輸等成本也不斷上漲；特別是近來國家對出口退稅的調整使得紡織業的總體利潤下滑。在南通，紡織業企業的平均利潤只有5%左右。南通的紡織出口中小企業眾多，它們的利潤水平基本上是出口商品中低的。其發展的制約因素主要有：
首先是加工貿易為主，自主生產出口為輔。加工貿易只能收取工繳費，而沒有附加經濟價值，難以提高企業產能和技術，更不能創建自己的品牌特色。這些從事加工貿易的企業年出口額多在200萬美元以下，有時為了爭奪訂單許多企業相互壓價，使得本來就狹小的利潤空間更加窄。
其次是市場開拓能力薄弱,出口方式簡單低級。受觀念、資金、地域、技術管理以及人才等因素的制約,南通紡織業的中小企業一般都是從國內或國外的外貿中間商接單,而缺乏主動走向國際市場的動力和膽識，很多企業一旦失去中間商就陷入經營困境。
是裝備水平和創新能力不高，紡織產業生產技術水平不僅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很大距離，就是與國內的蘇南和浙江及山東相比也相距較大。以棉紡織業為例，發達國家清梳聯合機占有率達50%以上，江蘇為30%，而南通不足20%；發達國家的自動絡筒機占有率為90%以上，江蘇為33%，而南通僅為20%。裝備水平造成產能和生產效率低下，甚至抵消了勞動力成本低的優越性。自主創新能力低，在國際國內買方市場競爭加劇的情況下，除了南通的蘿萊家紡，基本上還沒有一個有特色的品牌，對新技術、新理念接受慢，把握市場機會能力慢反應不快，產品附加值不高。
二、人民幣升值對南通紡織業的影響
人民幣的升值給國內出口行業帶來了一定的壓力，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和低成本導向型產品受到的影響也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顯著。而紡織行業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和低成本導向的出口，在人民幣升值壓力下，其受到的影響是很多的。南通作為全國的紡織基地之一，而其紡織品的出口也是其支柱產業之一，在全國也占一席之地。隨著人民幣的升值，南通的紡織業正在經受著前所未有的壓力，具體表現為：
1.人民幣升值會導致紡織業產品出口價格相對提高
人民幣升值會導致紡織業產品出口價格相對提高，這是不爭的事實。這也降低了出口紡織產品在國外市場的價格優勢，南通的紡織出口企業正在經受著這樣的沖擊；同時紡織業出口還會受到出口收入轉化成人民幣時的匯兌損失，也就是所謂的匯兌損失。舉個例子，如果原來100元出口的商品，當匯率上升5%后，其在國外的價格就相應上升5%，這對紡織業產品在國外市場上的競爭力將有較明顯的影響，因為價格相對提高了；但如果保持外幣表示的價格不變，那么出口利潤就得相應減少。據有關部門測算，當人民幣升值1%，紡織行業利潤將減少2%，2006年南通的紡織品出口額約為24.58億美元，如果按照利潤率為5%來算，當人民幣升值1%，那么南通紡織業出口利潤損失就會越過億元了。而人民幣自2005年7月21日以來，就一直呈上升趨勢，而且這種趨勢還將一直保持，其穩定期也難以估算和預期。可見人民幣升值給南通紡織業的壓力是巨大的。而且紡織業作為南通的主打出口行業，這對南通整個經濟的發展也將產生重大影響和壓力。
2.人民幣升值導致紡織業外貿資轉移
南通作為最早的十四個沿海開放市場，其吸引外資的力度很大，在南通經濟中也占很重要的一部分。外資中，很大一部分是集中在紡織項目的投資上，這些紡織在中國生產然后出口到國外。而這當中，尤以紡織工業吸引的外資的規模和金額較大。僅日本就有150多家紡織企業在南通興業，如著名的東麗、帝人等日本公司在南通投資都是過百億人民幣。這些外資紡織企業都是用美元標價原料而用人民幣支付當地職工工資和當地費用的，工資及費用占成本的比例很大（紡織業都是勞動密集型）隨著人民幣的增值，南通的外資企業生產成本必然加重；另外，外資企業的產品一般都出口，人民幣的升值必將提升出口產品的價格，從而與外商當時投資利用中國低價勞動力形成的出口低價商品的初衷相背，進而增加出口壓力。這些都將使得外資紡織企業面臨利潤減少，而可能轉移投資到成本更低的如印度等國家和地區來規避風險。可見，人民幣的升值必將降低外資紡織品的出口競爭優勢。如是人民幣值進一步上升，很難預計會有多少外貿會發生轉移。
3.人民幣升值還將導致國內紡織企業競爭
在外銷產品國外市場壓力不斷加大時，不少出口型企業會把目光轉向國內市場來求得生存和發展。2005年開始，南通很多紡織企業迫于人民幣升值的形勢已經開始將目光轉向國內市場。這必將使國內的紡織品市場競爭加劇。到2007年南通有70%的紡織生產企業加大了國內市場的開發和產品銷售，而這此企業大都是出口導向型企業。而國內市場的紡織品早已處于飽和狀態，如果原來重點出口紡織品的企業轉而加入國內紡織品市場，這必然會造成國內企業間的紡織產品惡性競爭，而價格戰是最快最直接的方法，而價格的競爭必將榨盡參與企業的利潤。由此可見，對于南通的紡織業來說，今后的國內紡織市場的競爭將更加激烈和殘酷。隨著人民幣的升值，這種現象和趨勢還會進一步惡化。
4.影響行業就業情況
紡織業屬于勞動密集型行業，南通的紡織企業吸收了南通及周邊的大量的勞動力。這為南通的就業減少了很多壓力。而人民幣不斷的升值會使紡織業出口成本越來越高，出口價格競爭也越來越激烈，這必然使部分利潤小、經營管理不當的中小企業面臨經營的困境，不得不大量裁減用工，從而使部分工人下崗別求職位。另一方面，紡織業要能應付人民幣升值就不得不進行管理革新、技術改造，而新技術和新管理經驗的改造與推廣，必然能帶動生產效率的大幅提高，以降低成本應付人民幣升值。但是這又會使得紡織業對紡織職工的需求減少，從而對就業的前景產生重要影響。據南通政府部門統計，南通有近三成的企業正在進行技術和管理的革新，引進新的效率更快，更節省成本的先進的紡織機臺。而這正讓一些企業在計劃載減員工。三、南通紡織業應對的措施
人民幣升值帶來的影響是不容置疑的，而且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還存在著重要影響。由此可見，南通紡織業的企業不能輕易退縮，要迎難而上。多方共同出力，共同探討合理的解決方法，以此來化解人民幣升值帶來的負面影響，這樣才能求將來更好地發展。
1.積極規避匯率風險
人民幣升值的最直接影響也就是在收匯時由于幣值增加而導致的收匯損失。那么，我們可以采用相應的方法和措施來改變這種狀態，以使影響和損失低到低。首先，要保障及時結匯，減少結匯時間夸度，這就要求我們訂立外貿合同時，注重結算方式的合理應用，盡量多選擇即期付匯方式，以減少結匯的時間跨度；其次，注重與外商進行價格談判，把今后人民幣升值后提升的成本通過協商提高產品價格消化之或爭取與外商共同分擔或按一定的比例來進行分擔；再次，建立外匯收匯臺賬，及時催收貨款，減少匯率損失，因為收匯時間越長，其導致的外匯結算損失將會更大；接下來，要注意能過合理貿易操作來分解風險，如采取低風險的貿易方式、靈活多變的結算方式、適當采用外匯遠期買賣、套期保值等手段來分散外貿風險；，對于新合同必須考慮匯率變動因素，通過增設附加條款來回避和降低匯率風險以及引進或培養國際金融及外貿專業人才。
2.積極實施出口擴張戰略
南通的紡織業發展離不開向國外擴張市，因為國內紡織品市場趨于飽和是不爭的事實。雖然南通紡織品出口量很大，但市場相對很集中，而日本占了很大一部分。這不利于紡織品出口風險的防范，特別有專家指出當前日本和美國出現經濟衰退。而作為勞動密集型和低成本導向型的紡織品在非洲和拉美等地區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這些市場對南通紡織業來說還大都是未開發的或開發初期的市場。資料顯示，非洲和拉美等地區對南通的中低檔產品有很高的需求量，相信只要合理開發，南通紡織業一定能占領這些海外市場。為此，南通紡織業企業除了要提升出口產品檔次和創設產品品牌開拓和維護日本、歐美市場外，還應大力拓展其他國際市場，積極實施出口多元化戰略，在努力保持傳統的日美市場的基本上，要力爭開發新市，以此來取出口多元化發展，分散風險。
3.積極實施品牌戰略
南通紡織服裝出口企業出口的產品大都沒有自己的品牌，而是經別人做貼牌、定牌生產。而這類產品除了正常利潤外沒有經濟附加值，而大量的利潤被客戶所得，這樣使得相應的生產企業不僅不能創立自己的品牌，增加產品的附加值和核心競爭力，而且由于在利潤空上很少有回轉的余地，在人民幣升值的情況下，企業將處于很艱難的境地。而當前，歐美對中國商品的反傾銷正風頭正勁，所以紡織品以低價位和高數量來競爭只會給歐美國家對中國紡織品設限提供有力借口。而品牌、高附加值、高科技對是今后紡織服裝發展的關鍵所在；這也是增加紡織品經濟附加值的最有力的方法。品牌紡織品的出口價格往往是加工生產的無牌產品的幾倍到幾十倍，可以發展自主品牌不僅能增強企業的競爭力，而且能使企業有足夠的利潤空間來應對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據研究，國內企業只有當年利潤越過2000萬元時，才具備創立自主品牌和自我設計能力的資金基礎，所以南通有一定實力的大型企業應加強自主研究開發的意識，不斷提高自己在出口產品中的技術含量，以創立自己的品牌特別是國際知名品牌。加快從低層次的價格競爭向高層次的質量和品牌競爭轉變。此外，中小紡織企業可以考慮走創特色之路，不斷提升產品附加值和檔次，在不斷細分的紡織品市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4.政府應給予紡織業適當的支持
政府部門應是南通紡織業發展的有力支撐，其可以給出這樣的支持：組織培訓紡織企業和紡織品進出口相關人員參加出口關稅、匯率知識和實務知識的專題培訓班，總結一些企業在規避設限和匯率風險上的成功給驗并加以推廣；加強自律，通過牽頭組織進出口商會、協會等組織，促進紡織行業加強行業自律，規范行業經營，避免無序競爭，集約利用資源；加強服務，在當前紡織行業非常時期，政府部門要加強與企業的溝通與聯系，支持力度上不減，品質服務上加碼，多聽取紡織企業的意見與建議；出臺相應政策支持，鼓勵紡織企業實施品牌戰略和發展戰略，促進紡織企業實現從貼牌加工到自創品牌的飛速發展，選擇確定一批基礎條件好、發展潛力大的品牌，集中力量重點培養，爭取培育出一批南通紡織品牌，積極應對紡織品出口在國際復雜環境中的考驗。
[摘要]人民幣匯率自2005年7月份以來一直不斷上升，而這對南通的紡織業產生很大影響，本文在分析了南通紡織業當前的現狀的基礎上，總結了人民幣匯率上升對南通紡織業的不利影響后，并以此為根據，嘗試性的分析研究出相應的解決方法。
[關鍵詞]紡織品人民幣升值南通紡織服裝
紡織業論文:人民幣升值對地方紡織業影響研究論文
摘要:人民幣升值對浙江紡織業是一把“雙刃劍”。本文通過對其消極和積極兩方面影響的分析,提出了克服其消極影響的一些可行性對策。
關鍵詞:人民幣升值浙江紡織業影響對策
自2005年7月21日19時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當日人民幣對美元即日升值2%,即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這一變化預示著:今后中國的匯率改革將進一步深化,人民幣有望繼續升值。有業內人士估計,人民幣將可能升值10%。從某種意義上說,人民幣升值所導致的資本成本和收入的提升將長期改變我國的經濟結構,重新賦予行業不同的成長速度,并使不同行業的企業業績出現分化。對于紡織業,人民幣升值的影響不可小視。據研究,如果人民幣升值5%~10%,紡織業利潤率將下降10%~60%。特別是出口依存度較高的服裝行業受損更大。浙江作為一個紡織服裝大省,其紡織行業在這次匯率升值調整中可謂影響甚大。
一、人民幣升值對浙江紡織業的影響
(一)消極影響
1.“跑量為主”的經營模式未能打破,紡織品出口額增速出現下降趨勢
一方面,將持續“跑量為主”的經營模式。2006年1～4月,浙江省紡織品服裝出口有實績的企業為5488家,比上年末增加394家。其中,私營企業2789家,外商投資企業1940家,集體企業411家,國有企業340家,個體工商戶9家。同期,外商投資企業出口紡織品服裝22.47億美元,增長35.4%,私營企業出口20.8億美元,增長64.4%。但是,數量增長快于價格增長,浙江省紡織品服裝同期出口價格指數為1.05,數量指數為1.24,即出口平均價格增長5%,出口數量增長24%。征稅紡織品出口價格指數為1.07,數量指數為1.15。
另一方面,以“跑量為主”的經營方式使浙江紡織企業出口額增速大為下降。2006年2月,浙江省共出口紡織品14億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5.3%。其中,服裝及衣著附件出口7.8億美元,下降2.3%;紡織紗線、織物及制品出口6.2億美元,下降8.9%。據寧波海關統計,2月份,浙江省紡織品共出口143個國家,其中對67個國家的出口增長率是下降的,其出口額占總出口額的87.3%。浙江省對歐盟和美國的紡織品出口下降幅度尤為明顯,其中,對歐盟出口3.7億美元、對美國出口2.5億美元,分別下降11%和7.6%。
2.缺乏自主品牌、產品附加值低和科技創新能力弱的缺點在短時間內難以克服
浙江紡織服裝企業生產的產品大多品種檔次不高,產品附加值只有國外先進國家的幾十分之一,且創新品種少。像萬事利、杉杉這樣有獨立品牌的企業極少,多以貼牌經營為主,企業利潤非常微薄。據業內人事透露,生產一件服裝獲得的加工費在1至2個美元之間,其中還包括各種運營費用,平均利潤率僅在3%-5%,即使當地的龍頭企業如悅萊春、華誠茂麓,其利潤率也不過10%。而大多數貼牌企業多以美元結算,如果人民幣升值10%,則預計有50%的企業難以繼續經營。
由于缺乏的服裝設計師,企業產品開發也多采用借鑒和組合,導致產品缺乏個性,產品價格無法提升。大企業借鑒和組合歐、美、韓、日及中國港、臺地區的設計,中小型企業則多是盯著大企業新產品的出籠,進行模仿。人民幣升值使中小企業利潤空間縮小,企業無力花大量財力和人力進行新產品的研發。這勢必導致大多數省內中小紡織企業的上述弱勢將仍在一段時間內持續。
3.勞動力成本上升,原材料價格并沒下降
紡織業是勞動力密集型行業,浙江省又是一個人口大省,勞動力成本比其他國家和地區相對低廉。人民幣若持續升值,由于工資具有剛性,實際工資必然上升,勢必引起勞動力成本低廉的競爭優勢難以繼續維持(目前勞動力成本約占出廠價的30%),迫使許多沿海紡織生產企業遷至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內陸地區,從而將打破浙江省紡織業的優勢格局。
原材料價格的最終決定因素是供需關系。短期人民幣匯率的變化對原料價格有影響,但長期看供需關系是原料價格的最終決定因素。中國進口了世界30%的紡織原材料,其中浙江省占絕大部分。因此人民幣升值未必意味著紡織原材料進口成本的降低,相反可能引起美元計價的紡織原材料價格的上漲。
4.增加了紡織出口合同簽訂的匯率風險
中國貿易促進會統計,全國較大的紡織重鎮紹興,目前已有20%紡織企業處于停產或半停產狀態,其他多數企業則勉強維持。人民幣升值引起的出口合同匯率風險激增是造成這種局面的一項重要原因。人民幣升值2%,意味著企業拿到的貨款折合成人民幣僅有原來的98%;若人民幣升值10%,則意味著企業拿到的貨款折合成人民幣僅有原來的90%。其實人民幣升值2%,浙江的紡織品企業的平均利潤率只有5%～10%。如果一年內人民幣升值5%,50%的紡織品生產企業都將遭遇經營困難。浙江有許多出口貿易依存度超過50%的小城,這種風險對于浙江大多數紡織企業來說是無力承擔的。
(二)積極影響
1.有利于紡織業的結構調整
浙江省一些紡織產業已出現產能過剩,紹興目前的放絲能力超過250萬噸,織造能力50億米以上。人民幣升值后,低附加值的產品出口將會受到限制。要繼續發展,企業不得不轉變競爭方式,一方面將更加關注國內市場;另一方面將努力轉變出口結構,增加高附加值產品所占的比重,提高產品科技水平,理性研究市場,生產市場所需的紡織品,從而加速浙江省紡織業內部產業結構的新一輪調整。此外,人民升值導致的進口成本降低,有利于省內紡織企業利用境外知識、技術、先進設備等,降低產業結構調整的成本。
2.可緩解紡織品行業惡性競爭
在近一年的匯率調整后,一些紡織品出口企業認識到,匯率的調整有利于國內紡織品貿易的有序化。在匯率未變之前,國內紡織品企業為搶訂單,都向國外客商報極低的成本價。國內紡織品出口企業面臨的不單是匯率問題,更多的是行業內的惡性競爭。人民幣升值后,很多外貿企業不再采取單一報價方式,而是綜合情況進行報價,將匯率、原材料上漲等不確定因素考慮在報價之內。另外,一些企業不再只生產出口量大、利潤低的產品,不再盯住同樣的客商,而是更多地考慮生產高端產品,尋找高端客戶,做差異化競爭,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紡織品行業的惡性競爭。
3.有利于減少貿易摩擦和改善貿易環境
浙江紡織出口產品附加值較低,主要依靠低價格參與國際競爭,因此,出現貿易摩擦在所難免。當前,浙江紡織企業在全國同行業中遭受傾銷立案調查最多。從短期看,人民幣升值后紡織品的出口價格雖然會有所提高。但由于其出口價格已非常低,國際市場上的占有率相當高,即使適當提高價格,仍具極強的競爭力,這也有助于減少遭受低價傾銷的訴訟。從長期看,人民幣匯率調整逼近3%,說明人民幣正在向真實匯率回歸。對浙江紡織企業而言,這意味著今后必須調整其低價競銷戰略,以從提高質量、款式、功能和售后服務等方面取勝,提高其在國際分工和價值鏈中的地位,增加產品附加值,走可持續發展道路。而這些顯然有助于減少國際貿易摩擦。
二、應對升值影響的對策
(一)積極應對,解決客戶的后顧之憂
人民幣升值的負面影響在所難免,一些企業常常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既要考慮匯率調整帶來的結匯損失因素,又得考慮為了保持出口量,在與客戶談判中暫時將其“忽略”掉,如果過分擔心損失,企業將無法接單。
在這種壓力下,浙江省紡織出口企業應積極應對,擺正心態,減少低價出口的紡織品比例。應認識到人民幣升值在短期內會對紡織出口增長不利,但長期而言,對解決紡織出口產品結構失衡卻是有益的。紡織出口企業應該解決客戶的后顧之憂,保障道路順暢和紡織品的海外市場份額,只有這樣才能安全又平穩地渡過這一調整時期。
(二)實施進口戰略,加大利用境外先進知識的力度
人民幣升值給浙江省紡織企業帶來了出口壓力,但同時也降低了利用境外先進技術的成本。因此,要從“借力”發展和開放促發展的戰略高度出發,像抓出口一樣,研究和實施進口戰略,要系統地擴大紡織科技設計人員出國留學培訓的力度,引進專利、先進的生產流水線等。通過利用境外先進知識,優化產業結構,加快提升浙江紡織業的技術創新能力,沖出產業結構落后的現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三)增加產品附加值,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
此輪人民幣升值,不管是國外企業設置的貿易壁壘還是美國、歐盟等玩的“把戲”,都應成為改變現狀的動力,提高浙江紡織出口品的附加值和自主創新能力。具體措施是:1.建立產、學、研相結合的新型紡織業技術創新示范體系,加速新技術成果的轉化應用;2.推廣建設紡織業集群創新服務平臺,為新產品研發能力弱、技術管理水平低的中小紡織企業提供的創新服務,提升中小紡織企業創新能力和技術、經營和管理水平,加速紡織業集群出口產品的結構升級;3.引導骨干紡織企業加大力度研發新產品,提高技術創新水平,發揮骨干企業的創新帶頭作用。
(四)加強品牌建設
紡織業要加強自主品牌建設,重點支持、大力培育一批在品牌設計、技術研發、市場營銷渠道建設方面的優勢企業,鼓勵紡織各產業集群區打造行業品牌,爭創自主品牌的市場環境,形成若干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自主品牌,使浙江省紡織服裝自主品牌產品出口比重明顯提高。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國外頻繁以反傾銷、特保等措施對浙江省紡織企業施壓,才能進一步開拓國際市場,推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實現出口的多元化,完成由產品輸出到品牌輸出的過程。
(五)適當漲價,提高紡織企業的議價能力
議價能力強的紡織企業在談判中可以適度提價,部分傳遞升值帶來的壓力,從而部分抵消人民幣升值的負面影響。浙江紡織品在國際市場上享有好評,人民幣升值引起紡織品價格的適當抬高,國外企業通常可以接受,但加價必須與國家匯率相匹配。這樣既可適當地把部分風險轉嫁給交易外商,將人民幣升值造成的損失彌補回來,又能防止客戶流失。但目前也有少數國外紡織品買家向印尼、越南、孟加拉國等國轉移訂單,由于勞動力廉價,這些國家一直與中國紡織業爭奪客戶。所以,浙江紡織企業在加價時應考慮客戶的接受能力,在保障銷量穩定的前提下適度提高產品外幣標價。
(六)增加金融衍生避險工具品種,積極運用金融工具規避匯率風險
據浙江省統計局消息,目前浙江紡織企業使用的匯率避險方式主要有:貿易融資、運用金融衍生品、改變貿易結算方式、提高出口產品價格、用非美元貨幣結算、增加內銷比重和使用外匯理財產品等,其中約31%的浙江紡織企業使用貿易融資。另據調查顯示,2005年運用金融衍生品的浙江紡織企業比2004年同期只提高約1個百分點,遠期結售匯工具的使用在金融衍生工具中高達91%。
企業利用金融衍生避險工具不理想,究其原因主要有兩個:1.企業避險意識和能力弱;2.部分商業銀行過分強調風險防范,推出較長期限(1年期以上)遠期結售匯工具的積極性不足,工具品種單一,金融衍生產品定價不合理,難以滿足企業的避險需求。
因此,浙江紡織企業要增強避險的意識和能力,積極運用金融避險工具;同時,商業銀行也應向企業提供更多的咨詢和信息服務,推出適應市場需求的外匯金融衍生避險產品,拓寬企業避險渠道,使避險產品定價市場化。
紡織業論文:晚清棉紡織業貿易研究論文
【內容提要】中國晚清時代正處在大量進口外國產品及初級加工品的過程中，以棉紡織業轉型的例證，可以說明在以機器制造為標志的近代生產體系確立的過程中，實際上經歷了傳統生產體系、貿易體系、貨幣體系三大體系向近代經濟體系轉型、重建、確立的諸多階段。本文擬從棉紗進口的貿易體系入手，探求與早期工業生產體系形成過程中市場與生產部門的關系等問題。
中國晚清時代正處在大量引進外國產品及初級加工品的過程中，以棉紡織業轉型的例證，可以說明在以機器制造為標志的近代生產體系確立的過程中，實際上經歷了傳統生產體系、貿易體系、貨幣體系三大體系向機器生產體系轉型的階段。本文擬從棉貨貿易體系入手，探求與早期機器工業生產體系形成過程中地域性經濟分工與發展程度變化關系問題。
一、晚清地域紡織業生產體系轉型的貿易原因
棉紡織的早期工業體系中，其引起中國傳統棉紡織業解體的重要原因，首先在于在于洋紗的進口，其次是機器設備的進口與紡織機器制造業，華商中采用外國棉紗的織布技術，并且利用進口機器生產制作洋布，并在市場進行銷售。而在社會層面方面，一方面是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而另一方面，則是工廠制度逐漸代替傳統的舊有的行會制度，新辦工廠的制度。
關于棉貨進口國的結構問題，則是中國地域性棉紡織業生產結構形成的主要原因。“棉貨為中國進口貨物之大宗。”（注：《英日美三國布匹在中國銷售方法比較》，《進口棉紡織品的大致情形》，《上海總商會月報》第三卷第10期。）而在“各國向我國輸入棉貨，以英國為最早”。“自一八六年至一八九年間，英國棉貨，幾獨占中國市場。”（注：《英日美三國布匹在中國銷售方法比較》，《上海總商會月報》第三卷第10期。）繼英國之后，“美貨進口漸多，主以粗布粗紗銷售于北方諸省。日俄戰爭方息后，美國布匹在東三省一帶銷售尤盛。據美國出口統計，一九五、一九六兩年，美國布匹輸出于中國及香港，幾達五千萬金圓。”這里所說的“金圓”，當是時人按美金計算的。當時對此貿易額的說明，“中國海關冊僅載由美國直接輸入數目，由香港入口者，作為香港輸入，不能辨為何國貨，故用美金統計。”當時的匯率為“一九五年海關銀一兩，合美金七十三仙，一九六年合八十仙。”（注：《英日美三國布匹在中國銷售方法比較》，《上海總商會月報》第三卷第10期。）美國棉布棉紗在華銷售的萎縮時間，大體上是在1907年以后。據《英日美三國布匹在中國銷售方法比較》的描述，美國棉布棉紗的輸入，“自一九七年后受日貨之競爭，頓見減色。”這里所說的情況，自然僅限于當時的報告之編者的看法，其具體的進口額數，自然還需要作進一步的統計分析。
印度棉布對華貿易，至19世紀末成為大宗進口。“十九世紀末，印度紡紗工業既見發達，亦輸入粗紗于長江一帶及閩粵沿海諸口，英國粗布粗紗之銷路，頗為美印所奪漸趨重于細紗細布。”（注：《英日美三國布匹在中國銷售方法比較》，《上海總商會月報》第三卷第10期。）當然，對于中國北方地區而言，其較大的進口國當系后起之日本。關于日本棉布及棉紗在中國的銷售時間，大體上與印度同時。據《英日美三國布匹在中國銷售方法比較》的記載，當印度棉紗棉布開始大量涌入中國市場時，“日本棉紗棉布亦漸現于中國市面，在南方與英印競，在北方與英美競，以其距離較近，運費較廉，銷路漸廣。”而日本對中國市場的獨占優勢的形成，則在“日俄戰后”，當時“日本勢力既伸張于東三省，其棉貨銷售，得轉運與金融之便，漸排逐英美貨物，成獨占之勢。”就全國總的銷售情形看，日本在“其他北方諸省，日貨銷數，亦見多于他國。其在南方，雖不如在北方之得勢，然進口數目亦逐年增多。”（注：《英日美三國布匹在中國銷售方法比較》，《上海總商會月報》第三卷第10期。）通過文獻的描述，大體上可以看出晚清時期外國棉紡織資本已形成在華的投資與進出口的地域分割的狀況。
如果對進口國進行地域性比較，就有必要按照通商口岸的分布對各地輸入的棉布棉紗情況進行長時段考察。首先關于上海、寧波、蕪湖、九江、宜昌等華中五大通商口岸進口棉紗情況，如表1所示。
資料來源：歷年海關貿易統計及報告。
在棉紗的進口統計中（表5），如果可以將上述統計作為分析英國、印度、日本三國寶在華棉紗市場占有率的話，那么，在1900-1913年間，英國的棉紗在華銷售份額顯著減少，而印度、日本則成為對華輸出棉紗的大國。而在印度與日本的比較中，可以明顯看出印度棉紗進口對中國傳統棉紗生產的沖擊為較大。對于日本而言，其棉紗在中國的銷售量呈現逐步上升的趨勢。
*關于日本棉紗進口年度統計中，其在華南廣州、汕頭港進口統計數據不詳，姑以華中、華北地區、東北三個地區的統計數據進行測算。
一、晚清地域紡織業生產體系轉型的貿易原因2
令人感興趣的問題是，英國、印度、日本在20世紀初對華貿易的市場占有率，實際上反映其對中國區域性棉布生產體系所產生的作用。中國華南、華中、華北、東北四大貿易港口地區，實際上與中國傳統的棉布棉紗紡織生產基地有密切的關系。如果將中國棉紡織業作為區域經濟體來進行分析的話，那么，在外國棉紗進口的格局中，實際上已經反映出棉布棉紗生產格局。按照中國棉布棉紗區域性生產基地進行分析，在華南及東北地區，英國逐漸推出其棉布棉紗的生產領域。而在華南地區，日本的棉布與棉紗的對華貿易量并不大，其在該地區的經濟實力相對印度及英國而言，自然要小得多。關于此，可以從各通商口岸的進口數量關系中反映出來（見表6）。
資料來源：歷年海關統計與報告.其數據參見中國近代手工藝史資料第二輯第197頁。
關于表6需要說明的問題：
一、華南八港，主要包括廣州、汕頭、廈門、福州、北海、九龍、拱北、蒙自；華中九港，是上海、寧波、漢口、九江、鎮江、蕪湖、宜昌、重慶、溫州；華北二港是煙臺、天津；東北一港是牛莊。
二、所占比重的統計，不足0.05％的部分忽略不計。每項統計為5年平均數。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初期，中國處于社會經濟轉型的重要時期，關于中國紗與洋紗的比例關系，則是研究該時期經濟總量變化及經濟關系調整情況的主要依據。
國產棉紗與洋紗市場占有率的分析，這里以長江中上游的重慶、宜昌、沙市、長沙、岳州、九江、蕪湖七港及華北地區的天津、芝罘、膠州、秦皇島的統計數據加以說明（表7）。
資料來源：歷年海關貿易統計及報告，參見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第145頁。關于長江中上游七港及華北地區四港的分別統計數據，參見《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二卷，第457頁。關于表中的“擔”的計量單位為每擔100斤。表中的統計數據，是按照5年進行計算的。
關于棉布的進口情況，根據《歷年海關貿易統計及報告》，其種類包括粗市布、細市布、粗斜紋布、細斜紋布和標布五種。棉布進口，以英國、美國、日本三國為大宗。英國、美國、日本三國在對華貿易中的比重，如表8所示。
資料來源：歷年海關貿易統計及報告。
在外國棉紡織資本的貿易格局形成后，中國形成華南、華中、華北、東北四大棉紡織生產基地，傳統的以長江流域為主體的生產與貿易格局開始出現向其他地區進行轉移、擴散、延伸的態勢，這對于形成地域性的棉紡織機器工業生產體系，是有積極作用的。
二、棉布棉紗生產體系的轉型
在早期棉布機器生產體系中，以其最為重要的生產基地而言，主要是江蘇、浙江、湖南、華北地區、四川及東北地區。
首先是長江三角洲地區的棉布生產體系。江南機器工業的出現是光緒二十年。例如在上海，“光緒二十年以前，滬上未有商廠織布，紗線均手車所紡。”“其后紗廠逐漸開設，機器漸推漸廣。”（注：《上海縣續志》卷八。）由于有機器生產棉布的出現，以致在市面上有“洋紗布”、“杜紗布”的劃分。（注：《上海縣續志》卷八。所謂“洋紗布”，是指“機器紗織成者”，而“杜紗布”，則是“手紡紗織成之布”。在這里，所謂的“杜紗布”之“杜”字，當為“土”字之諧音。）值得注意的是，在當時洋紗布生產中，不僅是以機器織成之故，恐有用洋紗為經者，這自然成為洋紗布暢銷的原因。而在市場銷售中，“近年市上，所出洋紗布已居大半矣”的描述，應該是真實可信的。（注：《上海縣續志》卷八；《英日美三國布匹在中國銷售方法比較》，《上海總商會月報》第三卷第10期。）在晚清時代，上海棉布的生產具有獨占性質。“中國之織布局，僅在上海一隅，設機四百張，每年約出布二十四萬匹。其定章載明，有人仿辦，只準附股入局，不準另行開張。”（注：楊家禾《通商四大宗論》，求自強齋主人《皇朝經濟文編》卷四五。）然至1893年，“上海機器織布局，突遭秦火之劫。”（注：《光緒二十年通商各口華洋貿易情形總論》，《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上卷第2頁。）而湖廣總督張之洞則因此而“擬于湖北省另立一局”，由官方所組建的機器織布業得到大的發展。（注：楊家禾《通商四大宗論》，求自強齋主人《皇朝經濟文編》卷四五。）截止到19世紀90年代中期，“機器織布等局，現查上海、寧波、長江一帶，相繼仿行，集股創設，計已成者及將成者，共十五處。大約明年（1895年）各局，統有紡紗車三十六萬架，織布機器約三千軸，軋花機器更難悉數。”（注：《光緒二十年通商各口華洋貿易情形總論》，《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上卷第2頁。）而在光緒二十一年的統計，在上海“已建有紡織繅絲等廠”，其中“所創紡織等廠，官商合股者，先有五家，此五家計有十二萬錠子，八百五十機張，每年能出紗九萬包，每包重四百磅，布能出二十五萬匹每匹重十四磅，長四十碼。此外，尚有十一家，或已建屋或已購備機器。其十一家內，有三廠系屬華商，計有六萬五千錠子，每年能出紗四萬八千包，其余八家中有日本商三家，共約二十七萬錠子，每年能出紗二十萬包。”（注：《光緒二十一年上海口華洋貿易情形總論》，《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下卷第32頁。）關于光緒二十一年上海所設紡織廠的情況，美國駐滬總領事的說法，似與上海海關的報告有所出入。據美國駐滬總領事佑尼關于《中國紡織繅絲情形》的報告說，在1985年年初，“滬上紡織廠已有五六家，其已動工之錠子，凡十萬五千枚，其裝工未竣之錠子，凡三萬余枚。此外西商公司招股設廠者，計英公司三，德公司一，共用錠子十四萬五千枚。另有日本紡紗廠二家，議而中止。”（注：求自強齋主人《皇朝經濟文編》卷105。）不過在上海的機器紡織業中，據美國駐滬總領事佑尼關于《中國紡織繅絲情形》的報告說，光緒二十年（1894年），上海的“華商紡織廠，終年日夜工作，而獲利頗厚”，“各廠所用印度棉紗，計進口十八萬包，合價銀十兆兩。”（注：求自強齋主人《皇朝經濟文編》卷105。）而在上海海關的報告中，“所有新設之機器制造廠，現皆接踵而起。如紡紗廠，華洋各商，先有十家，其錠子共計三十一萬五千六百多支，每日計出紗七百九十包，每包計重四百斤。”
關于機器紡織廠的生產規模，上海于光緒二十一年，“織布機張，華商已成之廠內，計有一千架，洋商則尚未布置”；而在絲織業方面，其“繅絲廠，華洋兩商共有二十七家，絲車共有四千架，一年之中可出絲一萬三千擔。”關于機器紡織業“共招雇工人約二萬五千至三萬人之多，將來洋商所設之廠，一律開機，則需人更多。”（注：《光緒二十二年上海口華洋貿易情形總論》，《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下卷第40頁。）
應該承認在機器紡織業形成的年代，江蘇與上海等地的步伐大體一致，按江蘇的記載，“光緒二十年以前，滬上未有紗廠，蘇地盤門外，蘇綸紗廠，亦未興筑。織布紡紗，均手車所紡。其后紗廠逐漸開設，機器漸推漸廣。”（注：曹允源等《吳縣志》卷五一。）蘇北通州、海安等地生產的土布，稱為“通布”。關于“通布”的生產情況，在光緒三十年前，“通州一地，強半以手工織布為生活，販運東三省行銷。”而在光緒三十年間“近以日本機布在東暢行，通布交易盡為所奪。”日本棉布暢銷的原因，乃在于“日布式樣略仿通布，價值則較通布為廉。”（注：《光緒三十三年蘇州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下卷第68頁。）又據光緒三十四年《農工商部咨各督撫飭屬行銷土布略》所載江蘇海門商務分會總理劉燮鈞所說：“通海土布向銷東三省，每歲約銷十萬余件。近年洋布盛行，洋紗充斥，以致土布減銷。”而在當時的農工商部的官員看來，“臣謹按：光緒初年，海關進出口表頗足相敵，其后洋貨進口歲歲加增。考其大宗，則布紗實占多數，棉一而已。其博人所好也，華紗出自手工，洋紗出自機器，織成布匹，略判粗細，以此遂為所奪，不獨通海一隅也。”（注：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卷三八三《實業六》。）
而在湖北，如在沙市，“紡織之業，皆自土民操之，非有大股商人開廠制造也。”至1907年，日本棉紗棉布開始輸入沙市地區。“日本棉紗本年度（1907年）多逾三千擔，因鄉人樂于購用，故銷流頗暢。”在市場關系中，日本棉紗之所以有銷路，其原因在于“以此紗織布甚易，需時較少，而且紗絲堅細，堅則難斷，細則質輕，如以同重量之紗織成布匹，其數自可比土產之紗尺數見長，絲縷亦甚勻細也。”（注：《光緒三十三年沙市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下卷第37頁。）
關于沙市地區日本棉紗進口量，據記載該口岸所進口的棉紗“大半系日本貨。自光緒二十九年以后，本年度最為巨擘，值銀四十三萬四千五百余兩。聞得鄉間喜用此紗織布，尚覺有利可獲。”（注：《宣統元年沙市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下卷第40頁。）
在湖南，據湖南口岸貿易情形的記載，在湖南岳州等地，“自近年設立洋船稅關，生意頓盛。洋紗一縱，尤為暢銷。業此者現有四十五家，而每日所獲，各不下三四百金。惟本地所產之棉花，其價日賤，且無人問津。”而洋紗盛行的原因，則在于“洋紗價廉省工，織出之布，勻凈光潔，四鄉貧家婦女，必借此謀生云。”（注：本省近事《城陵磯近訊》，《湖南官報》第409期。）關于洋紗在湖南銷售量的記載，“洋紗一宗，在本埠（岳州）銷售，（1903年）約九千擔，往內地行銷者二千三百擔。此數內日本紗一千六百四十四擔，印度紗六百六十三擔，本埠銷者日本紗約居二分，印度紗約一分。”（注：《光緒二十九年岳州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下卷第30頁。）而當時洋紗在湖南地區的銷售，導致當地的棉布生產取代傳統的土布。在光緒二十九年期間，“查岳（州）、常（德）、澧（州）等處織布之戶，近來全系參用洋紗，所出之布，據云輕細有余，而厚暖則不足。目下欲求一匹真土紗都布，幾如披沙揀金。”（注：《光緒二十九年岳州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下卷第30頁。）湖南岳州等地的土布，稱為“土紗都布”，其制造的方法及品質，當與江蘇的土布有直接的關系。據時人所述，“岳州、澧州及常德等現最重要以及最令人感興趣的制造品也許就是通常稱為南京布的棉布。”恐因與江蘇的土布有相同的地方，所以華南地區的土布“大多數行銷內地，經過岳州海關的只有一小部分。”（注：DecennialReports，1902-11.VoI，p.336。）而在洋布的生產中，因“織得又結實又勻細，所以最為暢銷。”其往外地的銷量“據一九八年粗略的估計，岳州以往年產量二萬匹，常德地區為六十萬匹。”（注：DecennialReports，1902-11.VoI，p.336。）
在廣東，汕頭原是華南地區土布的主要生產地之一。自光緒時起，也因“本土所出之布，以堅實價賤為主，不尚勻細，故印度棉紗進口駕于英國日本之上。”在廣東，“日本棉紗初來之時，貨細價廉，人盡樂用，上三年進口五千七百四十二擔。嗣后價值日昂，而銷路漸減，至是年（1901年）進口僅有三百二十擔之數。”（注：《光緒二十七年汕頭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下卷第70頁。）廣東興寧地方也是出產土布的地區之一。“興寧為本埠棉紗商業一大銷路。傳說此項生理，陸續有歇閉者。”“夫棉紗用以織土布，向日該埠工藝興旺，土布為出口大宗。自日本法蘭絨等類流入中華以來，人多喜用，土布自形不佳。”（注：《光緒三十三年汕頭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下卷第89頁。）在珠江三角洲地區，印度棉紗進口也為大宗。“印度棉紗運入北江各境城鄉墟市，借供織造土布之需，為數甚巨。凡其所制布匹，彼都人士，每多樂購服用，緣此遂致洋布一項，銷路亦為之梗滯矣。”（注：《民國元年三水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下卷第137頁。）在東莞，“印度棉紗進口加多，且價值又昂，多系運往東莞陳村等處銷售。”廣東東莞陳村，其本身并不見有棉布生產，而是印度棉紗銷往內地的主要集散地之一。“聞內地各鄉需用此物以織布匹，故此銷流日廣。”（注：《光緒二十九年拱北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下卷第88頁。）
在福建，關于福建印度棉紗價格變動情況，“棉紗則有百分之十由印度而東來者，共八千三百包計二萬六千擔到福州。去年（1895年）只有一萬六千擔，其通行之貨色，則系十二號、十六號、二十號為多，價值及此年終每包重三擔，由九十元五角漲至一百五元六角半，由是處金價高昂，半由雨水不足所致。”“全年統計，每擔扯漲二兩之數。”（注：《光緒二十二年福建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下卷第52頁。）而對于上海寧波等地生產的土布而言，福建等地則是其土布的銷售市場。“寧波、上海兩處所出土布，運至本口（福建）銷售，未見合算，而本地用洋紗織成之棉布一宗，售價較為便宜，是以人多購置。”（注：《光緒三十三年福建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下卷第82頁。）
而在中國北方地區，洋紗進口對當地土布生產及市場銷售，想必產生重大影響。如在“直隸河間、順德、正定、保定各屬，并京東、樂亭、寶坻等縣，向產棉花，既多且佳。近年民間織布，其線大都買自東洋，亦系因無紡織機器，以致有此漏卮。”（注：伊犁將軍長庚《奏伊省購訂紡織機器運至直隸辦理織布局》，《光緒政要鈔本》，《實業七》“光緒三十四年二月十三日”。）這里所說的“樂亭”等地，不僅以盛產棉花著稱于世，也“是以棉布著名的，這種布過去是用土產棉紗織的。但是由于進口的洋紗又便宜又好，因此便放棄了紡制土紗”。（注：DecennialReports，1902-1911.VoI，p.183。）在山東，因海上貿易的關系，外國洋紗極易大量流入，并且成為中國沿海地區的貿易據點。如在煙臺，“上海棉紗逐年減少，內地所用者多取自青島。土布一項亦見少，因日本布匹灌入甚多，被其侵奪耳。”（注：《光緒三十二年煙臺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下卷第11頁。）在膠州，原本與上海等地的棉紗交易關系甚為密切。“外來之棉紗減少，系因本省產棉甚富，內地鄉民當冬令農事完畢，皆從事于紡紗。在前多仰給上海運來之棉，現本省產棉即（既）多，更足以更運出口，想見其棉價必廉，而紡紗者購用合宜，又能多獲利益也。”（注：《宣統三年膠州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下卷第43頁。）
四川于20世紀初也是洋紗進口的重要地區之一。在重慶，“本年（1903年）進口洋紗，所以日見其旺者，大半為本省紡織之用。聞織出之布，銷售甚易，故本年印度紗較之往年增至十二萬四千八百六十三擔，可為明證矣。惟日本紗本年進口數甚細微，僅有七百九十一擔，英國紗二百九十四擔，與上年無相軒輊。中國機器紗本年亦僅有九千五百七十九擔，貨色日精，極易紡織，只緣價值不能與印紗相垺，故銷路即不能與印紗爭勝，而日本與英國之紗其見絀情形，亦復如是。”（注：《光緒二十九年重慶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下卷第20-21頁。）關于印度紗與中國紗在四川的銷售情況，“聞前數年曾有人云：中國機器棉紗，將來行銷川省各埠，足可抵制印度紗之進口。查數年貿易冊所載，印度棉紗進口數目，與中國紗綜觀，亦覺不相上下。查原色布自光緒二十五年至二十九年通盤扯算，每年進口共有四十一萬余匹，今以三十年至三十四年照前扯算，每年進口已跌至三十一萬余匹，皆因民間多有購紗，自織土布，抵制之故。”（注：《光緒三十四年重慶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下卷第29頁。）
云南曾是土布紡織的大省，在洋紗大量輸入的情況下，日本紗、印度紗則為其大宗。而在云南的對外貿易中，“洋貨入內地，向以洋紗為大宗。發本省（即云南）內地銷售之貨，洋紗則居百分之七十分，發貴州占百分之九十四分，發四川則全系洋紗。”（注：《光緒二十九年蒙自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下卷第112頁。）而印度紗“進口最多，然從東京廠所出之棉紗進口數目，雖不能與印度紗比較，亦可從緩相垺。”究其原因，乃在于“云南所銷之紗，惟十號之紗最易，價賤者印度紗而已。東京紗較印度紗尤為齊整，故價值稍高。然市人所買之紗，不論齊整，總以價賤為妙。”（注：《光緒三十二年蒙自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下卷第102頁。）日本紗與印度紗的進口比例，如果以1910年“棉紗進口統共價值而論，則印度紗占百分之七十五，東京紗占百分之二十五。棉紗進口有百分之六十運銷通海局廠，百分之二十運銷曲靖，百分之十運銷云南府，其余運銷各鎮小局。”（注：《宣統二年蒙自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下卷第145頁。）
資料來源：歷年海關報告。其中關于數量與價值的數據，引自《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二輯第196頁。
從上表進口洋紗數量與價值量，可以看出1868-1899年的31年中，進口洋紗的數量及價值量上升34.17倍，其上升幅度是相當驚人的。值得注意的是，進口量上升幅度較大是從1890年開始的，除1894年度略有下降外，其余年度都呈現出逐年平穩上升趨勢。
綜上所述，可得出以下看法：
一、晚清時期中國地域性機器工業生產體系的形成，與棉貨貿易區域的劃分有直接關系。而在中國對外貿易四大港口體系中，其與區域經濟發展的程度、機器工業成長速度也有直接關系。
二、貿易與生產體系的內部結構，主要表現在生產部門的分工上。如果說在早期棉布貿易為棉紗貿易所取代的話，那么中國早期的機器棉紡業的形成，自然與棉紗的貿易有直接關系。
三、機器棉紡織業的形成過程，同時也是中國傳統土布生產體系解體的過程，其間所經歷的社會經濟的變遷與整合的過程，則是棉貨貿易發展與機器生產體系確立相一致的。
四、機器棉紡織工業中的地域差異，應該說與外國棉紡織資本力量、技術實力、本地工業的社會經濟基礎等因素的不同有直接關系。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早期棉紡織工業的形成與發展，應該說與其傳統對外貿易、國內市場體系，以及與外國資本、技術的聯系，有直接的關系。
紡織業論文:人民幣升值對紡織業影響分析論文
摘要:人民幣升值對浙江紡織業是一把“雙刃劍”。本文通過對其消極和積極兩方面影響的分析,提出了克服其消極影響的一些可行性對策。
關鍵詞:人民幣升值浙江紡織業影響對策
自2005年7月21日19時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當日人民幣對美元即日升值2%,即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這一變化預示著:今后中國的匯率改革將進一步深化,人民幣有望繼續升值。有業內人士估計,人民幣將可能升值10%。從某種意義上說,人民幣升值所導致的資本成本和收入的提升將長期改變我國的經濟結構,重新賦予行業不同的成長速度,并使不同行業的企業業績出現分化。對于紡織業,人民幣升值的影響不可小視。據研究,如果人民幣升值5%~10%,紡織業利潤率將下降10%~60%。特別是出口依存度較高的服裝行業受損更大。浙江作為一個紡織服裝大省,其紡織行業在這次匯率升值調整中可謂影響甚大。
一、人民幣升值對浙江紡織業的影響
(一)消極影響
1.“跑量為主”的經營模式未能打破,紡織品出口額增速出現下降趨勢
一方面,將持續“跑量為主”的經營模式。2006年1～4月,浙江省紡織品服裝出口有實績的企業為5488家,比上年末增加394家。其中,私營企業2789家,外商投資企業1940家,集體企業411家,國有企業340家,個體工商戶9家。同期,外商投資企業出口紡織品服裝22.47億美元,增長35.4%,私營企業出口20.8億美元,增長64.4%。但是,數量增長快于價格增長,浙江省紡織品服裝同期出口價格指數為1.05,數量指數為1.24,即出口平均價格增長5%,出口數量增長24%。征稅紡織品出口價格指數為1.07,數量指數為1.15。
另一方面,以“跑量為主”的經營方式使浙江紡織企業出口額增速大為下降。2006年2月,浙江省共出口紡織品14億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5.3%。其中,服裝及衣著附件出口7.8億美元,下降2.3%;紡織紗線、織物及制品出口6.2億美元,下降8.9%。據寧波海關統計,2月份,浙江省紡織品共出口143個國家,其中對67個國家的出口增長率是下降的,其出口額占總出口額的87.3%。浙江省對歐盟和美國的紡織品出口下降幅度尤為明顯,其中,對歐盟出口3.7億美元、對美國出口2.5億美元,分別下降11%和7.6%。
2.缺乏自主品牌、產品附加值低和科技創新能力弱的缺點在短時間內難以克服
浙江紡織服裝企業生產的產品大多品種檔次不高,產品附加值只有國外先進國家的幾十分之一,且創新品種少。像萬事利、杉杉這樣有獨立品牌的企業極少,多以貼牌經營為主,企業利潤非常微薄。據業內人事透露,生產一件服裝獲得的加工費在1至2個美元之間,其中還包括各種運營費用,平均利潤率僅在3%-5%,即使當地的龍頭企業如悅萊春、華誠茂麓,其利潤率也不過10%。而大多數貼牌企業多以美元結算,如果人民幣升值10%,則預計有50%的企業難以繼續經營。
由于缺乏的服裝設計師,企業產品開發也多采用借鑒和組合,導致產品缺乏個性,產品價格無法提升。大企業借鑒和組合歐、美、韓、日及中國港、臺地區的設計,中小型企業則多是盯著大企業新產品的出籠,進行模仿。人民幣升值使中小企業利潤空間縮小,企業無力花大量財力和人力進行新產品的研發。這勢必導致大多數省內中小紡織企業的上述弱勢將仍在一段時間內持續。
3.勞動力成本上升,原材料價格并沒下降
紡織業是勞動力密集型行業,浙江省又是一個人口大省,勞動力成本比其他國家和地區相對低廉。人民幣若持續升值,由于工資具有剛性,實際工資必然上升,勢必引起勞動力成本低廉的競爭優勢難以繼續維持(目前勞動力成本約占出廠價的30%),迫使許多沿海紡織生產企業遷至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內陸地區,從而將打破浙江省紡織業的優勢格局。
原材料價格的最終決定因素是供需關系。短期人民幣匯率的變化對原料價格有影響,但長期看供需關系是原料價格的最終決定因素。中國進口了世界30%的紡織原材料,其中浙江省占絕大部分。因此人民幣升值未必意味著紡織原材料進口成本的降低,相反可能引起美元計價的紡織原材料價格的上漲。
4.增加了紡織出口合同簽訂的匯率風險
中國貿易促進會統計,全國較大的紡織重鎮紹興,目前已有20%紡織企業處于停產或半停產狀態,其他多數企業則勉強維持。人民幣升值引起的出口合同匯率風險激增是造成這種局面的一項重要原因。人民幣升值2%,意味著企業拿到的貨款折合成人民幣僅有原來的98%;若人民幣升值10%,則意味著企業拿到的貨款折合成人民幣僅有原來的90%。其實人民幣升值2%,浙江的紡織品企業的平均利潤率只有5%～10%。如果一年內人民幣升值5%,50%的紡織品生產企業都將遭遇經營困難。浙江有許多出口貿易依存度超過50%的小城,這種風險對于浙江大多數紡織企業來說是無力承擔的。
(二)積極影響
1.有利于紡織業的結構調整
浙江省一些紡織產業已出現產能過剩,紹興目前的放絲能力超過250萬噸,織造能力50億米以上。人民幣升值后,低附加值的產品出口將會受到限制。要繼續發展,企業不得不轉變競爭方式,一方面將更加關注國內市場;另一方面將努力轉變出口結構,增加高附加值產品所占的比重,提高產品科技水平,理性研究市場,生產市場所需的紡織品,從而加速浙江省紡織業內部產業結構的新一輪調整。此外,人民升值導致的進口成本降低,有利于省內紡織企業利用境外知識、技術、先進設備等,降低產業結構調整的成本。
2.可緩解紡織品行業惡性競爭
在近一年的匯率調整后,一些紡織品出口企業認識到,匯率的調整有利于國內紡織品貿易的有序化。在匯率未變之前,國內紡織品企業為搶訂單,都向國外客商報極低的成本價。國內紡織品出口企業面臨的不單是匯率問題,更多的是行業內的惡性競爭。人民幣升值后,很多外貿企業不再采取單一報價方式,而是綜合情況進行報價,將匯率、原材料上漲等不確定因素考慮在報價之內。另外,一些企業不再只生產出口量大、利潤低的產品,不再盯住同樣的客商,而是更多地考慮生產高端產品,尋找高端客戶,做差異化競爭,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紡織品行業的惡性競爭。.有利于減少貿易摩擦和改善貿易環境
浙江紡織出口產品附加值較低,主要依靠低價格參與國際競爭,因此,出現貿易摩擦在所難免。當前,浙江紡織企業在全國同行業中遭受傾銷立案調查最多。從短期看,人民幣升值后紡織品的出口價格雖然會有所提高。但由于其出口價格已非常低,國際市場上的占有率相當高,即使適當提高價格,仍具極強的競爭力,這也有助于減少遭受低價傾銷的訴訟。從長期看,人民幣匯率調整逼近3%,說明人民幣正在向真實匯率回歸。對浙江紡織企業而言,這意味著今后必須調整其低價競銷戰略,以從提高質量、款式、功能和售后服務等方面取勝,提高其在國際分工和價值鏈中的地位,增加產品附加值,走可持續發展道路。而這些顯然有助于減少國際貿易摩擦。
二、應對升值影響的對策
(一)積極應對,解決客戶的后顧之憂
人民幣升值的負面影響在所難免,一些企業常常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既要考慮匯率調整帶來的結匯損失因素,又得考慮為了保持出口量,在與客戶談判中暫時將其“忽略”掉,如果過分擔心損失,企業將無法接單。
在這種壓力下,浙江省紡織出口企業應積極應對,擺正心態,減少低價出口的紡織品比例。應認識到人民幣升值在短期內會對紡織出口增長不利,但長期而言,對解決紡織出口產品結構失衡卻是有益的。紡織出口企業應該解決客戶的后顧之憂,保障道路順暢和紡織品的海外市場份額,只有這樣才能安全又平穩地渡過這一調整時期。
(二)實施進口戰略,加大利用境外先進知識的力度
人民幣升值給浙江省紡織企業帶來了出口壓力,但同時也降低了利用境外先進技術的成本。因此,要從“借力”發展和開放促發展的戰略高度出發,像抓出口一樣,研究和實施進口戰略,要系統地擴大紡織科技設計人員出國留學培訓的力度,引進專利、先進的生產流水線等。通過利用境外先進知識,優化產業結構,加快提升浙江紡織業的技術創新能力,沖出產業結構落后的現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三)增加產品附加值,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
此輪人民幣升值,不管是國外企業設置的貿易壁壘還是美國、歐盟等玩的“把戲”,都應成為改變現狀的動力,提高浙江紡織出口品的附加值和自主創新能力。具體措施是:1.建立產、學、研相結合的新型紡織業技術創新示范體系,加速新技術成果的轉化應用;2.推廣建設紡織業集群創新服務平臺,為新產品研發能力弱、技術管理水平低的中小紡織企業提供的創新服務,提升中小紡織企業創新能力和技術、經營和管理水平,加速紡織業集群出口產品的結構升級;3.引導骨干紡織企業加大力度研發新產品,提高技術創新水平,發揮骨干企業的創新帶頭作用。
(四)加強品牌建設
紡織業要加強自主品牌建設,重點支持、大力培育一批在品牌設計、技術研發、市場營銷渠道建設方面的優勢企業,鼓勵紡織各產業集群區打造行業品牌,爭創自主品牌的市場環境,形成若干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自主品牌,使浙江省紡織服裝自主品牌產品出口比重明顯提高。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國外頻繁以反傾銷、特保等措施對浙江省紡織企業施壓,才能進一步開拓國際市場,推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實現出口的多元化,完成由產品輸出到品牌輸出的過程。
(五)適當漲價,提高紡織企業的議價能力
議價能力強的紡織企業在談判中可以適度提價,部分傳遞升值帶來的壓力,從而部分抵消人民幣升值的負面影響。浙江紡織品在國際市場上享有好評,人民幣升值引起紡織品價格的適當抬高,國外企業通常可以接受,但加價必須與國家匯率相匹配。這樣既可適當地把部分風險轉嫁給交易外商,將人民幣升值造成的損失彌補回來,又能防止客戶流失。但目前也有少數國外紡織品買家向印尼、越南、孟加拉國等國轉移訂單,由于勞動力廉價,這些國家一直與中國紡織業爭奪客戶。所以,浙江紡織企業在加價時應考慮客戶的接受能力,在保障銷量穩定的前提下適度提高產品外幣標價。
(六)增加金融衍生避險工具品種,積極運用金融工具規避匯率風險
據浙江省統計局消息,目前浙江紡織企業使用的匯率避險方式主要有:貿易融資、運用金融衍生品、改變貿易結算方式、提高出口產品價格、用非美元貨幣結算、增加內銷比重和使用外匯理財產品等,其中約31%的浙江紡織企業使用貿易融資。另據調查顯示,2005年運用金融衍生品的浙江紡織企業比2004年同期只提高約1個百分點,遠期結售匯工具的使用在金融衍生工具中高達91%。
企業利用金融衍生避險工具不理想,究其原因主要有兩個:1.企業避險意識和能力弱;2.部分商業銀行過分強調風險防范,推出較長期限(1年期以上)遠期結售匯工具的積極性不足,工具品種單一,金融衍生產品定價不合理,難以滿足企業的避險需求。
因此,浙江紡織企業要增強避險的意識和能力,積極運用金融避險工具;同時,商業銀行也應向企業提供更多的咨詢和信息服務,推出適應市場需求的外匯金融衍生避險產品,拓寬企業避險渠道,使避險產品定價市場化。
紡織業論文:地方紡織業產業集群建立探討論文
【摘要】新疆擁有豐富的棉花資源、優越的地理優勢以及西部大開發和自治區的各種優惠政策，但新疆的紡織業多年來一直處于虧損狀態，整個行業難以走出低谷，本文通過對新疆紡織業產業集群進行的SWOT分析，提出了如何實現從棉花基地向紡織工業基地的轉變的對策和建議。
【關鍵詞】產業集群；SWOT分析；政府
新疆是我國較大的產棉區和商品棉基地，新疆棉花生產量占全國的1／3，新疆棉花種植面積、總產量、單產量、國內銷售量、出口量連續11年居全國首位。新疆擁有如此好的棉花資源，但新疆的紡織業卻很落后，棉紡生產規模僅占全國的5.4%。落后的紡織工業使新疆成為一個單純的原料供給地，不但容易使產業鏈條割裂，而且利益流失相當嚴重。因此，必須要把新疆從全國性的棉花基地建設成為全國性的紡織工業基地，延長棉花產業鏈。借鑒我國其它紡織工業發達地區的成功道路，在新疆建立紡織業產業集群是一條既快又好的出路。
一、紡織業現狀
目前新疆的紡織產業尚未形成集群。2006年新疆的紡織企業只有80家，且分布比較分散。新疆的紡織企業多建在棉花產區附近，而新疆的棉花遍布全區，因此新疆的紡織企業分布也比較分散，其中一些大中型企業多集中在產棉大區附近，如烏魯木齊、石河子、喀什、阿克蘇等城市。其次，新疆的各紡織企業間、紡織企業與棉花供應企業間、以及紡織企業與下游企業間關聯性不強，企業的各自為政導致了棉花產業鏈的割裂，不利于新疆棉花產業的長遠發展。近幾年，由于棉花價格上升，導致紡織企業經營成本增加，再加上企業本身流動資本短缺，企業融資困難，又導致開工不足，重點項目放緩建設等，從這一系列問題可以看出，要加快新疆紡織業發展，實現從棉花基地向紡織工業基地轉變的目標，任重而道遠。
二、新疆發展紡織產業集群的SWOT分析
現用SWOT（自我診斷法）分析新疆紡織業的現狀。
1、優勢
（1）原料基地
新疆棉花產量約占全國棉花產量的1/3，占世界棉花產量的8%左右，占全國商品棉交易量的60％和出口貿易量的100％，新疆每年度80％的棉花生產量均需通過國內外市場銷售，是我國較大的棉花產區。除此之外，新疆還是世界和中國較大的手摘細絨棉和中國惟一的長絨棉生產基地。近幾年，由于棉花市場價格大幅波動，一些大型棉紡織企業將投資轉向了棉花資源豐富的新疆地區。
（2）區位優勢
新疆與8個國家接壤，有16個對外開放口岸，這個巨大的市場潛力對內地紡織企業很有吸引力。除此之外，如果從新疆進入周邊市場特別是歐洲市場，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節省運輸時間和運輸費用。例如從新疆的阿克蘇地區進入歐洲市場比從歐亞大陸橋縮短1200公里，運輸時間比海運縮短四分之三，運費降低二分之一。落戶新疆的山東如意集團也是看中了新疆的區位優勢，因為從新疆到歐洲的陸運通道，比從山東到歐洲的海運通道可節約一半的運費。
2、劣勢
（1）國有企業缺乏競爭力
目前中國紡織企業是高度競爭行業。國內改制的紡織企業占到90％，國營的不到10％，而新疆國營紡織企業還占到70％～80％。新疆國有及國有控股紡織企業的負債率、就業人數、都高于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紡織企業的平均水平，全員勞動生產率（增加值）只有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紡織企業平均水平的53．4％，且虧損總額占到新疆90％以上。
由于新疆國有企業改革的步伐始終跟不上內地國有企業改革的節奏，計劃經濟時期遺留的問題不能很快得到解決，體制和機制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因此造成新疆紡織國有企業參與市場的競爭能力逐漸減弱，普遍陷入經營困境，一些企業被迫處于停產和半停產狀態。［1］
（2）紡織人才短缺
新疆紡織企業非常缺乏專業的管理人員、技術人才和操作熟練工。新疆高等院校的紡織工程和紡織機械專業均已停止招生多年。據新疆紡織業協會統計，目前新疆各類棉紡織企業中專業技術人員不超過5%，其中，棉紡織專業技術人員所占比例更低，尚不到2%，精通棉紡織業經營管理的人才更為稀缺。
目前新疆部分棉紡織企業甚至沒有專業的產品開發技術人員，因此多年來生產的產品毫無改變，很難應對市場需求，另有一些企業雖然購置了品質、高效的新設備，但產品依然是中低檔的老品種，使好的設備無法發揮出應有效益。［2］
3、機會
①國內紡織業梯度轉移
《中國紡織工業“十一五”發展綱要》中提出了“紡織產業梯度轉移”，要把沿海地區的紡織產業逐步向中西部地區轉移，新疆就是重點發展區域之一。“十一五”期間，國家明確提出要繼續加快新疆品質棉生產基地建設，規劃總投資15.21億元，其中申請國家投資7.5億元，地方投資5億元。新疆巨資投入棉花基地的建設，將為承接紡織產業向西部轉移奠定基礎，也為紡織產業集群化落戶新疆創造條件。［3］
2006年以來，越來越多的沿海紡織企業開始向西部轉移。內地棉紡企業如江蘇的華芳、浙江華孚、山東如意等紡織集團公司紛紛到新疆棉花產地投資，棉紡錠數達到28萬錠，投資總金額達8億-10億元人民幣。
②自治區政策支持
新疆紡織工業“十一五”發展規劃中也提出：經過5－10年的發展，實現從棉花基地向紡織工業基地的轉變，形成若干具備當地特色，體現資源優勢的產業集群，進一步發揮在自治區經濟中的支柱產業作用。
另外，從投資環境來看，為了促進新疆紡織業的集群式發展，新疆各地、州政府建立了紡織工業園，并出臺了很多優惠政策，吸引企業投資建廠。例如，阿克蘇新規劃的輕紡工業園區，市政府對前來合作和投資的企業實行電費、稅收、土地使用、提供貸款等優惠政策。③紡織品貿易自由化
紡織行業是我國重要的傳統產業。自從2005年紡織品貿易實現自由化以來，我國的紡織業快速發展。目前，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紡織品及時大出口國。2006年我國紡織品出口1439.9億美元，同比增長25.2%，約占全球紡織品貿易總額的1/4，排名及時。全球紡織品貿易自由化不僅為我國沿海地區的紡織業帶來了機遇，同時也為中西部地區的紡織業帶來了機遇。
4、威脅
①國內紡織業集群的競爭
由于目前在國內浙江、廣東一帶已經形成了一批較為成熟的紡織產業集群，且自2002年我國確立了及時批紡織業集群試點名單以后，在全國各地掀起了建立紡織產業集群的熱潮，各國各地已建立了眾多的紡織產業集群，而新疆紡織產業集群還處于孕育階段，必然會受到國內眾多紡織業集群的競爭。
②周邊國家紡織業的競爭
新疆與周邊幾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相近，且經濟結構相似，如巴基斯坦等國也擁有豐富的棉花資源，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以及政府的優惠政策，因此，在新疆建立的紡織產業集群，也會被周邊國家所模仿、競爭。
三、新疆建立紡織產業集群的建議
由于絕大多數產業集群都是經過歷史的沉淀自然形成的，而不是單靠政府造出來的。但也有一些公共政策的制定者認為，產業集群作為一種經濟發展戰略，可能通過政府有意識地規劃發展生成。當然這其中政府的作用就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1、加大政府干預
政府要加強對集群經濟的引導，通過建設工業園區和重點城鎮，依靠優惠政策招商引資，引導紡織產業及相關產業向工業園區和重點城鎮聚集。利用本地的特色資源和既有的企業基礎，有意識地培育和發展紡織產業集群。
建立產業集群的一種有效途徑就是建立工業園區。據有關專家測算，一個企業在園區內發展，可以節省公共設施投資10%，節約土地15%，治理污染費用可降低5%。工業園區所產生的區域聚集效應和輻射作用，也使許多地方政府將公共政策的重點放在工業園區，形成一定區域內的科技、知識、資金、信息等品質生產要素的有效集聚。因此，工業園區在創辦之初一般采用“政策區”的運行模式，即園區規劃選址、生產要素配置、產業布局方式等都較多地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和優惠政策加以引導。［4］
另外，政府還應適當地控制企業的投資規模，避免大型企業壟斷市場，鼓勵建立中型企業，維護市場有序的競爭秩序。
2、深化國有企業改革
繼續認真貫徹執行國務院關于《國有大中型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加強管理的基本規范》加快自治區紡織企業建立規范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為重點，建立健全規范的現代企業制度。
選擇部分國有及國有控股大中型企業逐戶進行分析研究，制定改革重組方案，通過采取向國內外招標等方式，引進戰略投資者，實現股權多元化。鼓勵和支持外資企業、民營資本、社會法人資本對國有企業進行參股、控股和整體收購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爭取國有獨資和國有控股企業盡早完成股份制改造，［5］進入市場同各種所有制企業公平競爭，在競爭中發展壯大。
3、注視紡織人才的培養
針對目前新疆紡織業人才短缺的狀況，應積極實施人才戰略，加強產、學、研相結合。創新是一個產業集群能不斷發展壯大的源動力，而人才則是創新的載體，因此，要在新疆建立紡織產業集群，就一定要加強對紡織業人才的培養。
首先要恢復各大高校的紡織專業，以及相關課程，培養紡織專業人員。其次，推動產、學、研相結合，為各紡織企業和紡織學校、紡織研究所建立聯系，鼓勵大學和相關的科研院所直接參與產業集群的創新活動。再次，新疆各紡織企業也應該多從內地引進紡織人才、技術工人，對企業現有工人定期進行職業技能培訓，對新招聘的工人也應該制定就業前培訓課程，提高企業工人的整體素質。，紡織行業協會要組織各企業定期交流，以及與內地先進紡織企業形成良好的互動，組織人員觀摩學習等。
4、積極招商引資
在如今國內紡織業向西部梯度轉移的大環境下，新疆自治區政府要抓住機遇，擴大對外宣傳，充分發揮本地優勢，積極地吸引國內外企業到新疆投資建廠，并且加大招商引資力度，鼓勵企業上大項目，帶動本地紡織企業，從而促進紡織產業集群的形成和發展。
5、完善區內服務體系
產業集群不是孤立地發展的，必須要有一個完善的服務體系做支撐。首先，政府應該鼓勵并引導市場調查機構、技術咨詢機構、知識產權事務中心、律師事務所、會計事務所等各種咨詢機構和中介服務機構進駐產業集群內部，參與集群的發展。第二，加快建立大型的客運總站和物流中心，為企業提供方便快捷的物流服務。第三，舉行各種博覽會，洽談會等擴大本地產品知名度，在大中城市建立紡織品集中市場，為企業打開國內外市場。，建立發達的信息網絡，搭建一個良好的信息平臺，為企業提供快捷、、便利的信息服務。
紡織業論文:紡織業出口影響因素研究論文
[摘要]紡織業是我國的傳統產業，也是我國出口量最多的行業。近年來。在國內外的各種因素影響下，我國紡織業的出口貿易面臨著更激烈的市場競爭。本文通過對影響我國紡織品出口因素的實證分析，認為紡織企業要轉變市場結構、發展自主品牌、注重產品認證和走集群化發展的道路，以突破國際貿易壁壘限制，提高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關鍵詞]紡織業出口因素發展對策
一、我國紡織業出口現狀及出口影響因素分析
紡織業為我國傳統的主導產業和支柱產業。目前，我國已經成為世界上較大的紡織生產大國。同時，我國紡織品和服裝出口量居世界及時，在全球紡織品服裝貿易中占有重要地位。據海關統計，2007年全國紡織品服裝進出口總額達到1898.4億美元，占全國貨物貿易總額的8.7%。其中，出口1712.1億美元，占全國貨物貿易出口的14.1%；全年實現順差1525.7億美元，增長21.2%，占全國貨物貿易總順差的58.2%。我國紡織品出口地區多達二百多個國家，其中大部分輸往歐美市場。進口中國紡織品服裝金額最多的五大國家和地區是：美國、歐盟、日本、韓國和香港，經過2005年的高速增長和2006年的平穩過渡后，2007年我國對歐盟和美國的出口增長速度逐步放緩（數據來源: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
根據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影響一個國家出口需求的因素很多，但就某一行業的出口影響因素而言，主要包括輸入國的收入、匯率變動、出口退稅和外商投資情況，還有其它包括當地的物價指數等因素。王曉紅等認為匯率是影響出口重要的因素之一，它通過相對價格影響產品在國內外市場上的競爭能力。當商品的國內價格與國外價格不變時，匯率變動對該商品的相對價格和競爭能力就有重要的影響。外商直接投資（FDI）流入能夠使得國內各經濟部門，因外資流入而產生國內經濟實力的變動，并由此而促進出口增長。李波在對我國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出口數據進行相關分析的基礎上，認為外商直接投資對促進我國對外貿易尤其是工業制成品出口有重要的作用。蘭宜生對中國東、中、西部的外貿依存度及進出口與GDP做了回歸分析，認為外貿依存度越高，進出口增長受GDP的影響越大。另外，我國于1985年開始對出口貿易實行退稅優惠，這對我國紡織品的出口產生了影響。許多學者，如隆國強認為，出口退稅作為一項調節和促進出口的政策措施來說，起到擴大出口規模的作用，并由此來增加外匯收入和國民經濟的增長。
二、紡織業出口因素影響的實證分析
1.數據的收集與整理
根據上述分析，本文采用匯率（N）、外商直接投資（FDI）、輸入國GDP和出口退稅額（D）作為影響出口額（EX）的主要因素，搜集整理了2001年～2007年的相關數據（見表1）。外商直接投資所帶來的效益一般要到第二年才能顯現出來，因此外商直接投資額選取的是提前一年的數據。日本、香港、美國、歐盟、韓國是我國紡織品出口主要國家和地區，但對香港主要是轉口貿易，因此不考慮其GDP的影響。另外，由于紡織業出口中包含紡織產品和服裝出口，并且退稅率不同，因此分別計算紡織品和服裝的退稅額，然后合計為總的退稅額。
中國人民銀行網站，商務部網站，世界貨幣基金組織（IMF）網站，紡織網。由作者整理。
2.模型的建立與分析結果
本文旨在研究紡織品出口的影響因素與出口額之間的關系，因此，構建如下出口模型:
EX=F(FDI,GDP,D,N)
根據數學原理，取對數后可消除指數影響，使變量之間保持線性關系，本文采用對數的形式作為具體的出口回歸方程。
Ln(EX)=p+p1Ln(FDI)+p2Ln(GDP)+p3Ln(D)+p4Ln(N)+W
其中p是待估系數，W是隨機干擾項，代表影響我國紡織品出口的其他因素，p1、p2、p3、p4為各影響因素的彈性系數。
采用SPSS統計軟件進行分析：
及時步：變量間相關性分析，得到下表：
匯率（N）通過不了顯著水平5%的檢驗，說明匯率變化對我國紡織品出口的影響不顯著。分析其主要原因是：我國的匯率是相對美元而言，對其它各國貨幣的變化不是同向的，相對美元的匯率變化會導致對一國出口需求的變化，即對出口市場的重新選擇，對美元升值，可能會導致對貶值地區的出口量的增加，因此對總出口量的變化影響不顯著。
第二步：基于以上分析，剔除匯率變量，模型其它參數保持不變，得到下表。
從上表可以看出：
(1)如外商直接投資FDI，國外收入GDP，出口退稅D與我國紡織品出口同向變化。每個回歸系數，包括常數項，都通過了5%水平的t檢驗，而且該方程的F=2040，這表明模型的線形關系較強。R=1且調整后的R2=0.999，也表明該模型具有相當高的擬合度。因此，該模型方程為：
Ln(EX)=0.105Ln(FDI)+0.677Ln(GDP)+0.238Ln(D)-15.914
(2)通過方程可以看出，輸入國的GDP對紡織品出口的影響最為顯著，通過了顯著性水平的t檢驗，彈性系數為0.677，表明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就使我國紡織品出口額增加0.677個百分點。因此，出口地區的選擇對我國紡織業出口影響很大。出口退稅的影響較顯著，彈性系數為0.238。說明出口退稅越多，越能鼓勵出口。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也較為顯著，彈性系數為0.105。吸引更多的外資投入紡織業，將對我國紡織品出口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三、我國紡織業發展的對策與建議
1.積極開拓多元化市場
長期以來我國紡織品出口市場相對集中于美國、歐盟、日本等，這使我國紡織品出口依賴性和不穩定性增強。受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影響，美國從加拿大和墨西哥進口的紡織品及服裝的數量幾乎翻了一番，而從中國及亞洲國家進口的此類產品卻下降了一成。因此，我們只有在鞏固原有歐美高端市場的同時，積極開拓新興市場，大力發展與中亞、非洲、拉美及東歐國家的貿易往來，從而降低市場過度集中帶來的風險，才能促進我國紡織品貿易的持續、穩定、協調發展。
2.努力培育自主品牌
目前我國紡織品貿易中50%以上的服裝出口為來料加工，30%左右由進口國提供商標、款式進行復樣加工，自己的品牌僅占10%左右。出口的紡織品大多屬于定牌生產或牌生貼牌生產，紡織品出口企業的競爭力較弱，盈利能力普遍較低。因此，我國企業必須改變以產能擴張為主的發展模式，大力培育和提升紡織品自主品牌，依靠技術和品牌提高產品的附加值，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3.注重質量認證，突破貿易壁壘
近年來歐盟對紡織品實施了嚴格的保護措施，提出越來越嚴格的生態要求，陸續的包括禁用染料和其他化學品的法規已形成歐盟所有成員的統一行動。所以紡織企業一定要根據產品最終輸出國的不同，適用不同的產品質量標準，在生產過程中把好質量關。紡織品出口企業應積極開展綠色紡織品、生態紡織品的生產和認證，以適應世界消費潮流和紡織品的發展趨勢。
4.構建紡織業產業集群
紡織業是一個典型的規模經濟的產業，只有實現了規模經濟，才能真正實現低成本優勢。我國的紡織品和服裝企業數量眾多，但是大多數紡織企業的規模和研發水平都比較落后。因此需要紡織品外貿企業和生產企業互相合作，通過跨行業、跨地區的兼并重組和優化組合，推動產業集群形成，形成規模效應。
四、總結
隨著國際貿易市場的競爭加劇，我國紡織企業要積極面對各種不利因素的影響，主動調整產品結構、市場結構、企業結構，使出口產品由傳統的低附加值轉為高科技、高附加值，由傳統的比較優勢轉化為綜合競爭優勢，借市場的力量培育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為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紡織業論文:市場紡織業經營管理論文
市場網絡或企業組織：明清紡織業經營形式的制度選擇
提要：企業是否替代市場，是各自的交易費用與效率比較之下的制度選擇。與西歐經驗相比，明清商品市場體系發達，勞動市場替代商品市場存在一些制度性障礙，企業組織的內生交易費用較高。分工與專業化的實現，通過市場網絡聯結比通過企業組織安排要更具效率。生產工具與設備改良的高成本，阻礙了資本對生產過程的直接控制與管理。以散工制為典型的明清紡織業經營形式，不是個別行業與某一斷代的現象，其歷史合理性具有相當的普遍性意義。
關鍵詞：市場網絡，企業組織，交易費用，明清紡織業
一、企業替代市場：一種制度選擇
企業替代市場，是制度經濟學的核心命題之一。市場規模的擴大，促進專業化和勞動分工，進而引起交易費用的增加。這是指專業化和勞動分工的程度越高，從生產過程到消費過程的交換的次數也越多，從而交易費用上升。經濟組織的變遷旨在降低這些交易費用，提高經濟效益。在科斯（1994）看來，企業是一個交易場所，在其中市場機制受到抑制，轉而由和指令來完成資源配置。也就是說，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市場中的交易成本越高，通過企業來組織資源的比較利益就越大。
科斯命題得到不少學者的闡發和深化。張五常（1996）認為，企業替代市場，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勞動市場替代商品市場，因為一個企業組織的核心問題，實際上是對勞動力的雇傭、配置與管理。這有助于考察企業組織變遷中的交易費用，諾思（1994：230-231）也說，既然科層組織的縱向一體化意味著要以要素市場替代產品市場，那么，一個關鍵的決定性因素將是組織要素特別是勞動力市場的費用。企業在產品市場上減少了一系列交易，同時往往在要素市場上增加了另外一些交易。
另一些學者著重管理體系的特征進行了分析。錢德勒（1977：7；11）認為，當管理體系能夠比市場機制更加有效地配置資源與產品，協調許多業務單位的活動，并減少交易費用時，近代企業就應運而生了。德姆塞茨（1999）從管理成本的角度提出了與科斯命題相對應的企業存在理由的命題：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管理成本越低，通過企業來組織資源的比較利益就越大。換言之，如果市場交易成本超過管理成本，企業就會替代市場來實現利潤較大化。
除了通過替代市場降低交易費用外，企業組織[1]擴大的另一優勢是單位商品的生產費用下降，效益增加，這是其規模經濟所帶來的。產品批量生產越多，單位產品所耗費的生產資料越少，成本下降。同時，正如阿爾奇安和德姆塞茨（1999）所指出的，團組生產的生產率帶來了經濟效益的增加。這一點馬克思也曾作過論述[2]。
企業組織的優勢是有代價的，也就是組織變遷過程中將產生形成新的交易費用，可稱之為組織的內生費用。如果這種新的交易費用抵消了它所降低的原交易費用和生產費用，特別是所預期的或能帶來的收益與效率不足以補償這些費用，那么企業組織的優勢就得不到發揮。這些新的交易費用主要是，組織中規則的遵從、考核與執行，團組生產中需要監督來減少逃避與欺騙行為，而且如諾思（1994：43）所指出的，專業化和分工程度越高，從最初生產到最終消費者的整個生產環節也就越多，考核費用也就越多。此外，廠房、設備等也將帶來相應的費用。通過市場與通過企業組織，各自的交易費用與比較優勢，將決定制度選擇。
市場的功能不僅能有效地配置資源，還能尋求有效率的專業化水平和分工水平，發現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促進企業組織的改善。考之中國傳統社會，市場已發展到相當的程度，然而企業組織卻并未隨之發生較大改變。哪些環節存在障礙？為什么發達的中國傳統市場不能催生出近代企業組織？這是一個國內外學界廣為關注的重大課題，以往不少研究成果牽涉到與此相關的各種問題，尤以吳承明（1985）、方行等領導的資本主義萌芽研究、李伯重（2000）江南早期工業化研究最為突出，為進一步的探討奠定了堅實的理論支撐和實證基礎。
交易費用理論的要點與主要用途是，通過比較交易成本與管理成本的大小，得出組織選擇的結論（德姆塞茨1999）。這也是本文的基本出發點。本文以明清紡織業為重點，主要考察通過市場網絡聯結與通過企業組織兩種形式，在交易成本與效率方面有哪些差異，并通過與西歐中世紀及近代初期特別是英國經驗的比較，在較廣闊的歷史背景下對這種制度選擇進行分析，不局限于紡織業與市場本身，而是從傳統經濟與社會結構中探索其深層原因與演進源流。
二、企業組織的成長歷程與產業經營形式
從歷史實證看，企業組織的形成，一是商人資本在向生產領域逐漸滲透的過程形成的，二是商人、農場主、莊園主直接投資工業，都可能形成縱向一體化的組織，三是小生產者成功地擴大規模，雇傭工資勞動者，自己專事勞動的控制管理與產品銷售。第三種情形本文從略。第二種情形，在傳統中國與西歐中世紀，因主導性經濟組織的差異而呈現不同的歷史狀貌。西歐中世紀的莊園是占主導地位的經濟組織，具有較強的生產、交換與消費功能，個體農奴家庭對莊園的依附性較強[4]，新型企業可能由莊園主蛻變而來。既然莊園主在種植商品性作物出售方面具有優勢，既然領主會開設市場吸引商人，他同樣可以利用自己的土地、勞動力集中的優勢，直接從事商品生產或工業制造[5]。在中國，地主承擔的生產組織功能越來越弱化，租佃制下個體小農獨立經營則越來越成熟（龍登高1992b），明清時的押租制、永佃制強化了這些趨勢。經營地主雖然存在，但始終都是次要的形態。地主兼商人直接建立的企業組織同樣影響有限，明清時主要在采礦業、伐木業、池鹽海鹽業、航運業、農產品加工業等領域中出現（吳承明1985）。
我們重點考察一下商人資本向生產領域滲透進而形成企業組織的情形。隨著市場的擴大，商品的制造與消費在空間上和時間上的矛盾加劇，對于商品生產者而言，作為生產時間扣除的商品銷售時間，作為勞動資料扣除的商品流通費用，都逐漸增多，也就是其交易費用提高。聯結產地與市場、聯結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距離增加，鏈條拉長，環節增加，商人資本在其中的作用增強，逐漸向生產領域滲透。
在市場預期收益的促動下，商人向小生產者預付生產成本，進而為了保障商品質量與數量，商人向生產者提供原料，委托加工，包買產品。商人通過原料與成品兩個環節，進行產品質量監督，也進行必要的加工、包裝等環節，實際上開始涉入生產管理。進而提供生產設備，往往是生產者為償還債務等原因而將設備抵押給商人，或者是商人提供更具效能的設備——設備越復雜或越昂貴，資本家的控制就更快和更。此時資本幾乎支配了生產領域，但工業制造還是處于分散狀態。至此大體相當于分料到戶制，或吳承明(1996)所譯之“散工制”（putting-outsystem），都是依托商品市場建立相應的組織體系，但還不是依托勞動市場。此時商人資本也已兼有產業資本的要素。，制造者被集中到商人開設的廠房之中，這就是手工工場。當設備由機器構成時，手工工場就成為現代工廠。
中國存在這一現象，卻很難看到一個完整的歷史進程。宋代出現了商人預付資本包買產品的現象（龍登高1997：余論），明清時發料收貨的包買主逐漸增多，清代中期被稱作帳房的包買商在江南大中城市的絲織業中達到全盛，支配了當地的絲織業生產。有的帳房自設機督織，形成手工工場（范金民1995：220-223）。在其他工業中也有類似情形，如江南棉紡織業中，商人建立的布號，通過“包頭”（坊主）控制著眾多的小型染坊和踹坊的生產，經營市場廣闊的青藍布營銷（徐新吾1992：55）。布號進行嚴格的質量控制，形成自己的品牌，如益美號在200年間暢銷不衰，獨立小生產者按照布號制定的產品質量標準進行生產，可以說被置入一個大商業組織影響之下的生產單位（李伯重2000：82）。
分料到戶制，在英國的都鐸王朝和斯圖亞特王朝，因國內外市場需求的擴張而發展。它以生產任務的不斷分離為特征，迫使制造者擴大生產，改善生產方法，進而商人組織管理生產。16世紀，呢絨商安裝幾架織機雇傭短工來織，或者出租織機，無數小工匠面臨慘重的競爭。亞當·斯密時代，擁有三四百人的以水力為動力的工廠，英國約有二三十座（MarkBlaug,1985：37）。數量雖然遠遠比不上小企業之眾，但16世紀的英國毛紡織業向幾個富有的呢絨商手里集中，對傳統的手工業組織形成了威脅，都鐸王朝議會因而下令禁止商人的這類行為，以免傳統小生產被其吞沒或毀滅。大呢絨商約翰·溫奇庫姆經營的企業中，織工、學徒、梳毛工、運轉卷線桿和紡車、揀選羊毛、剪毛工人、整飾工、漂洗坊、染坊等，通常各有工人200名，少則數十名，共計達1200多名。這個數字顯然太夸大了，但的是，約翰·溫奇庫姆的企業，在組織形式與通常的工業形式不同。至工業革命前18世紀前期的英國，各種工業已高度集中起來。
從分料到戶制向企業組織的變遷，在諾思（1994：第12章）看來是一個自然演化的過程。分料到戶制實際上是一種“原始企業”。商人業主試圖在制造過程中的每一環節中保持穩定的質量標準。實施質量管理所需成本的費用，在整個制造過程中保持對原料的所有權以考核質量，低于在生產過程的連續階段中簡單買賣所需成本。中心車間實際上更進一步，是更大的質量管理，而能在整個生產過程中直接監控質量是工廠體制發展的前兆。這也是為什么不簡單地用一系列市場交易而用一個中心制造商來雇傭勞動的原因。
然而，另一方面，對于商人而言，工業不過是一種商業形式而已。他們只考慮買賣差價，為了增加差價，他們利用個體工匠面臨的資金不足與產銷脫節的困難，控制原料，繼而控制設備，乃至工業廠房。他們是以商人的資格來掌管整個生產的。如果不需要控制原料、設備、廠房就可以節省費用并獲得更大的收益，或者這種控制同時帶來成本與風險，他們就不需要這樣做。實際上，無論是散工制下的市場網絡聯結，還是企業組織，都是一種產業組織形式，是基于交易費用與效率比較之下的制度選擇。
企業組織變遷過程中內生交易費用的產生，主要存在于三個方面。一是勞動市場替代商品市場過程中交易費用的變化，也就是企業科層組織的管理成本與市場交易費用之比較；二是生產資料的集聚尤其是設備、廠房等固定資產的生產費用與效率之比。三是分工與專業化的實現，通過市場與通過企業組織的區別。
三、勞動市場的交易費用：企業組織的管理成本
既然企業組織的形成過程就是勞動市場替代商品市場的過程，那么企業組織與勞動市場的發育程度等緊密相關。這一過程中所產生的內生交易費用主要是，勞動力的獲取與配置，勞動力的技能訓練，勞動力的管理，如組織內規則的遵從、考核、執行與監督等，當然還有勞動力的工資。如果要素市場發育不完善，那么，以要素市場替代產品市場的企業預期就低，而勞動力的管理成本則較高，企業組織的交易費用高。早期勞動力市場，還與經濟組織中勞動者的狀況、雇傭勞動力的來源等相關。
西歐中世紀的自由勞動力，最初來自莊園中分溢出來的人口。自走出莊園之時，大體就切斷了與土地相聯系的臍帶。因為農奴個體家庭經營較強地依附于莊園主，一旦脫離莊園，他們難以自我重建獨立的農業經營，除了進入工商業外幾乎別無出路，這是勞動力市場發育的重要原因。在英國，更有利的條件是16-18世紀的圈地運動，凡進行了圈地成立了大規模牧場之處，需要的勞動力大大減少。出賣了土地的自耕農和沒有工作的雇工都只能離開鄉村，涌向工業與城市。通常認為，到18世紀中葉，自耕農已大體消滅。在機器競爭尚未摧毀家庭工業之前，勞動力的集中就在進行著，勞動力市場漸趨發育。
中國的主體勞動者自耕農、半自耕農，與西歐的主體勞動者相比，具有更有效的產權制度支撐。中國的個體小農經營，不僅具有獨立性，而且當其再生產過程中斷后，比較容易恢復，或易地重建。因此，勞動力與農業的臍帶難以割斷，在工商業中被雇傭的勞動力始終與土地或農業有所關聯。另一方面，個體小農家庭通常都卷入工商業，或作為副業以補農耕之不足，或成為工商業專業戶獨立經營。
進入企業的工人大體有三種類型。及時種擁有土地或農業作為基本的生存保障，進入企業就像當作副業一樣以尋求更多的收入，他會根據收入的多少與農活的季節隨時退出企業。第二種是從事手工業時缺乏生產商品的物質資料，把勞動力賣給企業主，他希望而且有可能接受企業主的生產資料，以獨立生產的方式為企業主工作。這就是散工制下的工匠，有點類似租佃制的個體小農。第三種是工人的勞動力如果不出賣給企業主，就得不到利用，就會無以維生。明清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中，尤其是熟練工匠，基本上屬于前兩種，第三種即一無所有的自由勞動力很少。這些勞動力，或者擁有土地作為低生活的保障，或者具有獨立經營的強烈意愿與市場機會。企業主雇傭工人與管理，對工人的行為約束的考核與監督，將需要付出較高的成本。明清江南地區，外來勞工難以約束，滋生事端，常見于記載。
諾思（1994：190）分析考核費用時，還專門考察了在缺乏有效的意識形態約束時，約束行為和考核費用就會非常之高，致使新的組織形式無法生存。這也就制度經濟學所強調的習俗與慣例的影響，中國的個體小農家庭獨立經營的制度具有悠久的歷史，意識形態積淀在深厚的社會土壤之中，獨立經營的價值取向很濃，這也影響到勞動力市場的發育。邱澎生（2001）論述明清時政府法律、工作倫理的限制使商人雇用工人同聚一處生產具有較大風險，可以反映勞動力組織與管理的成本之高。
雇傭勞動力的報酬是企業管理成本的重要內容，企業主是否能以很低的工資獲得廉價勞動力呢？在個體家庭中，勞動的邊際收益遞減，即使遞減至極低的水平，勞動者仍愿意追加勞動，幾乎可以不計成本。但在企業主而言則不同，他必須按勞動時間平均支付報酬，工人多工作一小時，就得支付一小時的工資，企業主不可能以邊際遞減來支付工資。因此企業主不可能低成本地獲得家庭作坊中廉價的近乎無限供給的勞動。另一方面，任何企業主當然希望雇傭熟練工人，熟練工人進入企業，勞動力的價值只能按簡單勞動來支付報酬，因而所獲工資將被大大低估。馬克思指出，在工場手工業中，由于職能的簡化，工人的技能等學習費用比獨立手工業者要低，勞動力的價值就降低了（馬克思1975：388-389）。因此熟練工人被雇傭到工場里，不可能得到期望的或應得的工資，因為企業主只是利用其單一技能，他在其他方面的技能、知識、特長都沒有用武之地了。勞動力的價值被降低，工資必然也不高。因此熟練工匠不如在自己的家庭作坊中，勞動力價值會得到充分的釋放，總體收益通常也會高一些。李伯重（2000：第十章）對江南的考察說明了這一點，江南勞動力素質較高，能夠獨立經營小作坊，而不必依賴更大的組織直接管理生產活動。
可見，作為要素市場的勞動市場發育滯緩，使企業組織通過勞動市場替代商品市場過程中發生的交易費用較高，是否足以抵消規模經營所帶來的收益，留待本文第五部分分析。我們再來看一看企業組織的生產費用。
四、生產工具與設備的制約：生產費用與效益
資本的集中、生產的集中隨著生產設備的復雜程度而加強，個體小手工業者只能適應簡單工具，復雜的、大型的、或昂貴的工具必然促進資本對生產資料控制的深入，對生產過程控制的強化。英國工業革命的發生過程就是充分的證明。無論在西歐還是在中國，重工業、采礦業等更多是由商人直接投資與管理，而輕工業中最常見的則是個體工匠的小作坊。明清中國還可以找到其他實例。在需要大型設備的領域，如蘇州的踹布業，在特殊形態下形成了集體勞動。而棉紡織業中商人資本投資設備出租的“放機”現象，到20世紀有了機制織紗后才出現。生產資料的大型化有助于商人資本直接投入生產，擴大企業組織，但這種現象在明清中國尤為稀見，關鍵的原因就是大型設備與廠房的費用太高。
關于這一點，李伯重（2000）對江南企業組織的考察富有說服力。企業規模的擴大，首先決定于生產設備規模。在英國，以水力為動力的主導生產設備是企業規模擴大的關鍵。江南的水力、畜力資源貧乏，畜力成本很高。如在榨油業中，油碾越大，油坊的規模也越大，經濟效益也越佳，但因飼養牛用作畜力的成本太高，油坊的規模受到限制。其次，勞動場所是擴大企業規模的另一關鍵。江南磚瓦石料、木材緊缺，大型房屋的造價十分昂貴，企業規模擴大受到嚴重阻礙[7]。
再來看技術革命。單純的技術發明不一定能帶來技術革命，它需要特定的外部條件與之配合，需要制度創新為技術創新與推廣鋪路。對于技術革新與設施引進，個體生產者通常是排斥的，因為可能需要額外的支出，或者將危及其生產獨立性（HansMedick，1981）。行會也不歡迎，因為它會改變既有的產業秩序。17世紀絲帶織機在荷蘭遲遲得不到采用，手搖織襪機從英國引入倫巴第也未能成功，它們在英國則得到開發（多梅尼科·塞拉1988）。這些相對于中國一些發明來說要幸運得多。元代出現的偉大發明水轉大紡車至明清銷聲匿跡（李伯重1985）。清初戴梓發明的火器“連珠銃”，一次可填發28發子彈，又造出蟠腸槍和威遠將軍炮，但以“騎射乃滿洲根本”的清王朝，忌憚削弱八旗軍的傳統與優勢，不予采用，還將他發配充軍。這是技術發明受到制度制約而窒息的典型事例。在形成了路徑依賴的行業，某一環節的技術發明，因為它的使用會引起整個產業體系其他環節的相應變化，也就是說必須改變整個產業系統才能使技術發明得到廣泛的應用。英國棉紡業直到17世紀才自印度傳入，毛織業這一傳統工業則歷史悠久得多，但工業革命發生在棉紡織業。保爾·芒圖（1983）分析道，一個沒有傳統的新工業，未被墨守陳規的傳統所束縛，它處在那些阻止或延緩技術進步的法規之外，它好像是一種對發明和各種創舉開放的試驗場地。毛紡織業則太保守了，受到特權的保護，所以不能通過技術革新來自行完成自己的變革。也就是說路徑依賴阻礙了英國毛紡織業技術創新。明清中國的紡織業從生產到市場都已形成成熟的體系，因此如水轉大紡車之類技術革新不僅未能帶動整個產業體系的變化，相反自身要受到這個產業體系的制約。如果說英國毛紡織業受到特權的保護，是否可以說，明清的絲棉紡織業受到市場結構與家庭經營形式的“保護”而阻礙了技術革新呢？對此我們暫且提出假設而不予展開論述，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現代社會看得更清楚，沒有市場需求尤其是廠商需求的刺激，技術創新從發明到推廣應用就會缺乏原生動力。像英國馬修·博爾頓那樣的廠商，敢于負擔瓦特的發明及其應用的費用，在中國找不到其蹤影。
盡管中國技術創新遲滯的原因十分復雜，本文無法深入展開，但這一現象卻是長期存在的，而技術創新的遲滯、生產工具的輕巧簡單，使個體小生產的手工業如魚得水，卻使資本控制生產資料的進程停滯不前，企業組織因小規模的設備、廠房等的限制而未能擴大。看來，當市場已經發展到一定的高度，當商人資本已經滲入生產領域形成散工制等組織形式，卻未能向前推進，控制生產工具，關鍵的原因還是設備、技術沒有足夠改進，使得企業替代市場缺乏強大的推動。
五、分工與專業化的實現：通過市場網絡還是企業組織
分工與專業化通過市場來實現，也可轉而通過組織來安排，在利潤與收益既定的條件下，制度選擇視各自的交易費用而定。分工與專業化的不同實現途徑，與分工的類別與特征相關。斯卡爾培克、馬克思將分工劃為三種：一般分工、特殊分工、個別分工（馬克思1975：389-394）。個別分工就是組織內部的分工，前兩種分工都屬于社會分工。在社會分工中，每個人所生產的只是一種中間產品。使這些獨立勞動發生聯系的，是各自的產品都作為商品而存在[8]。在工場分工中，局部工人不生產商品。社會內部的分工以不同勞動部門的買賣為媒介，工場內各局部勞動之間的聯系，以不同的勞動力出賣給同一個資本家，而這個資本家把它們作為一個結合勞動力來使用為媒介。工場分工以生產資料積聚在一個資本家手中為前提；社會分工則以生產資料分散在許多互不依賴的商品生產者中間為前提。工場分工以資本家對人的為前提，人只是資本家所占有的總機構的部分；社會分工則使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互相對立，只承認市場競爭的。社會內部的分工與工場內部的分工，不僅有程度上的差別而且有本質的不同。
社會分工的實現通過商品市場，組織內分工的實現通過要素市場，在不同的市場體系之下，各自的交易費用不同。傳統中國與中世紀西歐，在市場結構與體系特征上存在一定的差異（龍登高1992a）。中國傳統市場自宋以來形成了等級體系，這是基于個體小生產者市場主體行為特征的市場結構，也與行政等級體系相輔相成。細密的網絡，將分散的細小的個體小生產者卷入市場體系之中，并通過有效的價格傳遞，組織各地的商品集中與分銷。在這種市場體系中的商品，由于小農與小生產者的低生產成本，以及市場體系本身有效地傳遞價格信號、運輸成本的低廉，商品總的成本較低。
與中國相比，西歐中世紀市場網絡沒有那么細密，通過各地每年一個月的市集，各莊園之間，以行會來組織的工商業城市之間，大規模的商品流通引人注目。個體農戶與市場的聯系沒有那么密切，但與市場相關聯的生產組織中的分工卻要發達一些。這種差異似乎可驗證楊小凱的命題[9]，西歐沒有形成傳統中國的市場等級體系，可以說是“多中心層系”，商品市場的效率要低一些。英國的道路狀況較差，交通運輸成本較高，通信和運輸費用的昂貴阻礙著交易。安女王時期，英國市場雖然優于法國和德國，但市場體系也不夠完善，分為許多彼此孤立的地區性市場。除倫敦外，沒有一個城市同王國其余各地保持著經常的交易關系；至于鄉村的貿易范圍，很少超過鄰近城市之外[10]。由于商品市場的交易成本較高，而勞動力市場具有一定的潛力，于是商人力圖利用要素市場的優勢，通過企業組織及擴大規模，可望降低或抵消市場交易費用。[11]
在明清中國，我們確乎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市場發達的地區和行業中，分工與專業化更多地通過商品市場來實現，也就是社會分工較發達，甚至一些可以在企業組織內完成的分工也由更具效率的社會分工在市場體系中完成。從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成果中我們看到，在市場欠發達、勞動分工較少的行業與地區，如遠離商品市場的采礦業、伐木業、池鹽海鹽業、航運業等，以及農產品加工業，出現較多的商人雇主制即商人雇工生產的企業組織。相反，在勞動分工較細致的工業中，往往通過商品市場來建立工業運轉體系，如絲織業與陶瓷業，最為典型的就是江南絲織業中的包買商。
清代江南絲織業已經形成一個復雜的組織體系，賬房把絲織的每一個工序都組織起來，支配著機戶，也支配著染坊、掉經娘、絡緯工、牽經接頭工等，形成一個龐大的工業體系（吳承明1985：379）。這是通過發料收貨這一基本形式實現的，每一個環節都通過商品市場聯系起來，這個組織體系主要依托發達的市場關系。散工制的組織形式，通過長期而穩定的契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易成本[12]，成功地實現了成本外部化和收益內部化。如果要以企業組織來替代這些市場關系，必然要以要素市場替代商品市場，那么其交易費用之大可以想見。
景德鎮和廣東石灣的陶瓷業中的許多工種，都專業化為獨立的行、店，窯戶中的一行只生產一類產品。這種專業化，一方面可提高技術和效率，另一方面也使得生產單位分散細小。吳承明（1985：27）指出，工場手工業的勞動分工，明清時期不能和歐洲工場手工業時期的情形相比。這其中有一種情況是，由于場外分工發達，場內分工反而簡化。陶瓷業因過分專業化，窯、作、行、店林立，互為分工協作關系，其工場手工業的規模反而十分可憐。
馬克思（1975：379-389）還把工場手工業分為兩種基本形式：結合的工場、有機的工場。前者適合的行業是，由多種獨立部件組成，最終產品就是把這些獨立部件裝配起來，如鐘表制作。這些行業中，局部勞動本身可以作為彼此獨立的手工業進行，局部工人在同一工場中的結合是偶然的，只有例外的情形下才有利。因為在家里勞動的工人之間的競爭十分激烈，生產分為性質不同的過程，人們不大可能使用共同的勞動資料；而且在分散生產的情況下，資本家可節省廠房等費用[13]。真正的技術的統一只有在轉化為機器生產時才能產生。
有機的工場，則常常出現于這樣的行業：制品要順序地經過一系列的階段過程，典型的行業如制針、制瓶、玻璃制造等。如果把原來分散的手工業結合起來，就縮短了制品的各個特殊生產階段之間的空間聯系，減少了階段轉移過程中的時間耗費與勞動耗費。不同的階段過程由時間上的順序進行變成了空間上的并存，形成了連續性、劃一性、規則性、秩序性。
盡管實際區分起來頗具困難，但馬克思的分析邏輯上是有道理的，而且他論證了結合的工場所具有的偶然性。不過，在明清中國我們看到的情形是，不僅結合的工場罕見于世，而且本來適合形成有機的工場的行業，仍是散工制主導，或者由商品市場關系主導。制瓷與制針、制瓶、制玻璃很相似，然而沒有形成有機的工場，反而分成專業化很強的各種工序與行店。紡織業多少也應屬于這一類時序連續性的行業，而與部件匯總的鐘表業區別更大，也沒有形成有機的工場。這進一步論證了我們的觀點，與西歐相比，傳統中國的分工與專業化更多地通過市場來實現，要素市場替代商品市場的企業組織的發展滯緩。正如楊小凱（1999：411-412）的數理分析所示，最終產品生產和中間產品生產的分工，以及交換某種中間產品的交易效率低于受雇生產該中間產品的勞動交易，是企業產生的必要且充分的條件。這一條件在傳統中國尚未出現。
由于商品市場的發達，與前述勞動力市場的滯后，從市場購買中間產品與制成品，較之于購買生產要素，能夠更充分地利用和實現分工與專業化及其具有的優勢。
六、余論
以上所論，在清代蘇州等地的踹布作坊形態中得到充分的體現。踹坊需要使用大型的工具設備，因而形成了二三十人規模的集體勞動。但這種企業組織比較特殊。踹坊由包頭投資固定資產開設，踹匠由包頭管理，但踹匠工資即可變資本，由商人（布號）計件支付，包頭每人每月抽取三錢六分。[14]包頭相當于布號，但同時踹坊具有一定的獨立性，二者之間有矛盾，時有訴訟。為什么布號商人不直接投資于踹坊生產？主要是為了減少組織管理工人生產的成本，因為踹匠都是外來游民，兇悍之輩，并且抱成一團，很難約束，即使本地的豪強包頭也不易駕馭，外來的商人將付出更大的管理成本。為什么包頭踹坊不獨立地經營，建立縱向一體化的組織呢？如果踹坊主自己收購布匹，加工后自己發售，那么其經營成本將很高，而且難以抵御市場風險，而布商已經建立營銷網絡。因此，在這里，布商、踹坊主、踹匠三者之間，主要通過市場關系建立了這種獨特的棉布加工與銷售體系，布商與踹坊主之間的委托關系實際上通過商品買賣來維系，布商與踹匠之間的雇傭關系也因包頭的中介而轉變成通過市場的某種委托關系，踹坊主與踹匠之間只存在組織與管理關系，雇傭色彩較弱。通過這種復雜的關系，尤其是通過發達的市場，替代了勞動組織。勞動組織的高成本，由商人與作坊主分擔。這種產業經營組織體系，形成并建基于長期而穩定的契約關系之上，長期而穩定的契約關系能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德姆塞茨1999），也表明這種組織體系的成熟性與合理性。
本文所論，在明清企業組織的趨勢性發展中得到了映證。絲織業在明后期已出現工場手工業的雛型，到市場更成熟的清中葉反而基本消失；它被較完備的包買商形式所代替了（吳承明1985：26）。在最發達的江南，工業企業形式一直以獨立經營的小手工操作的作坊為主，它是江南企業發展的組織形式，規模較大的作坊或手工工場，不僅數量不多，而且還有減少的趨勢（李伯重2000，第十章）。這種趨勢還延續到近代，一些實例也可資佐證。19世紀中后期杭州的蔣廷桂，由于經營有方，綢機增至10臺，雇了學徒幫工。但他不再增添機只，而是充當包買商向小機戶放料收貨，到光緒初年，他的蔣廣昌綢莊支配的織機已達300臺。后來他從日本購置鐵制綢機，建立織綢工廠。同時仍充當包買商（胡慎康，1985）。這個故事耐人尋味。蔣氏作坊的規模達到10臺織機后，并沒有繼續擴大規模后，而是充當包買商，這顯然是包買商能帶來更多的利潤，高于機戶規模經濟的效益。作坊規模經濟的效益直到先進機器的引入才得到發揮，即便此時，企業組織的利潤也還不足以排斥包買商體系下的個體機戶經營。
農業企業的特征與工業企業組織類似，命運也相似，與工業、農業組織形成對照，商業企業組織的發展則引人注目，尤其如一些晉商、徽商建立了全國范圍的龐大組織網絡（張正明1995；張海鵬1995），在許多行業中，商業企業將各種手工作坊聯結而成有機的體系。這是因為市場體系與分工特征適合商業企業組織的發展。例如，對它影響較大的是商品市場而不是勞動市場；產品質量考核只需把握成品環節而無需進入生產過程；社會內分工與分散化生產給它提供了更多的商業機會與更大的舞臺；它對大型廠房與設備的要求較少，倉儲或庫房可以通過加快流通速度來緩解；而規模經濟的效益，它可以通過擴大營銷數量在龐大的市場中充分實現。
如果說企業組織的發展存在各種制度性障礙，那么，個體手工業獨立經營則在市場體系中如魚得水，富有生命力。家庭企業中，勞動不存在考核費用，要素市場的滯后不會對它產生影響；輕巧簡單的設備，個體家庭得心應手，并以熟練的技術、不計成本的勞動耗費增強效率；細密的市場網絡，使家庭工業能夠依托社會分工與專業化而獲益，并彌補家庭內分工與專業化的缺陷。凡此都與科層企業組織的命運形成對照。種種跡象表明，與擴大的企業組織形式相比，個體家庭經營在中國傳統市場體系中具有很強的生命力與制度合理性。紡織業等主要行業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路徑依賴與歷史慣性，如果缺乏必要的刺激，這種局面很難改變，傳統時代的這種突破尤其如此。
散工制所反映的產業經營組織形式，不是棉布、絲織業獨有的現象，其他行業與部門中也不乏其例；它以江南為典型，其他區域也廣泛存在；它以明清時期為突出，但溯其源可直追宋元，順其流在近代仍具有強烈的趨勢性表現。因此，它不是偶然的現象，而具有普遍性意義，并足以反映傳統中國產業經營組織形式的本質特征，本文從傳統經濟與社會結構的分析也是為了強化這一論點。
紡織業論文:紡織業應對人民幣升值論文
[摘要]人民幣匯率自2005年7月份以來一直不斷上升，而這對南通的紡織業產生很大影響，本文在分析了南通紡織業當前的現狀的基礎上，總結了人民幣匯率上升對南通紡織業的不利影響后，并以此為根據，嘗試性的分析研究出相應的解決方法。[關鍵詞]紡織品人民幣升值南通紡織服裝回顧2007年南通紡織品的出口狀況，其成果固然令人欣喜而振奮。據統計2007年上半年，南通地區出口紡織品6015批、1。04萬米，貨值1。37億美元，與去年同期相比分別增長25。0%、28。6%和26。0%。但隨著人民幣當前和今后的不斷升值，必將使南通紡織品出口面臨嚴重考驗。到2008年初南通紡織產品的出口增幅明顯下降。這使得越來越多的南通紡織行業人士開始關注由此帶來的影響。一、南通紡織業現狀南通的紡織業發展由來已久差不多有一百多年的歷史，現今南通更是中國的紡織品生產和出口的重要基地之一，其紡織工業的銷售占全國紡織工業銷售的3。5%左右，紡織業已成為南通經濟發展的地方性經濟支柱產業。據統計，南通有出口企業650多家，共10大類100多個具體紡織品種類出口，產品已走向60多個國家和地區，這當中紡織服裝出口量較大。2002年，紡織服裝出口達11。67億美元，占全部出口總額的46%；2003年紡織原料及其制品出口創匯14。44美元，占全部出口總額的43。96%；其中服裝出口就達到9。9億美元，占紡織品出口總額的69%；2004年紡織品出口創匯18。94億美元，占當年出口總額的43。6%；2005年紡織品出品22。32億美元，占全年出口總額的43%。2006年紡織品出口24。58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42。8%。可見南通的紡織業是南通的支柱產業，其發展的成敗對南通的國際貿易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但是在南通紡織業繁榮發展的水面之下，也存在著嚴重的總問題。近來物價指數的上漲導致紡織原料價格上漲、紡織工價提升、紡織設備維護成本上揚、運輸等成本也不斷上漲；非凡是近來國家對出口退稅的調整使得紡織業的總體利潤下滑。在南通，紡織業企業的平均利潤只有5%左右。南通的紡織出口中小企業眾多，它們的利潤水平基本上是出口商品中低的。其發展的制約因素主要有：首先是加工貿易為主，自主生產出口為輔。加工貿易只能收取工繳費，而沒有附加經濟價值，難以提高企業產能和技術，更不能創建自己的品牌特色。這些從事加工貿易的企業年出口額多在200萬美元以下，有時為了爭奪訂單許多企業相互壓價，使得本來就狹小的利潤空間更加窄。其次是市場開拓能力薄弱，出口方式簡單低級。受觀念、資金、地域、技術治理以及人才等因素的制約，南通紡織業的中小企業一般都是從國內或國外的外貿中間商接單，而缺乏主動走向國際市場的動力和膽識，很多企業一旦失去中間商就陷入經營困境。是裝備水平和創新能力不高，紡織產業生產技術水平不僅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很大距離，就是與國內的蘇南和浙江及山東相比也相距較大。以棉紡織業為例，發達國家清梳聯合機占有率達50%以上，江蘇為30%，而南通不足20%；發達國家的自動絡筒機占有率為90%以上，江蘇為33%，而南通僅為20%。裝備水平造成產能和生產效率低下，甚至抵消了勞動力成本低的優越性。自主創新能力低，在國際國內買方市場競爭加劇的情況下，除了南通的蘿萊家紡，基本上還沒有一個有特色的品牌，對新技術、新理念接受慢，把握市場機會能力慢反應不快，產品附加值不高。二、人民幣升值對南通紡織業的影響人民幣的升值給國內出口行業帶來了一定的壓力，非凡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和低成本導向型產品受到的影響也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顯著。而紡織行業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和低成本導向的出口，在人民幣升值壓力下，其受到的影響是很多的。南通作為全國的紡織基地之一，而其紡織品的出口也是其支柱產業之一，在全國也占一席之地。隨著人民幣的升值，南通的紡織業正在經受著前所未有的壓力，具體表現為：1。人民幣升值會導致紡織業產品出口價格相對提高人民幣升值會導致紡織業產品出口價格相對提高，這是不爭的事實。這也降低了出口紡織產品在國外市場的價格優勢，南通的紡織出口企業正在經受著這樣的沖擊；同時紡織業出口還會受到出口收入轉化成人民幣時的匯兌損失，也就是所謂的匯兌損失。舉個例子，假如原來100元出口的商品，當匯率上升5%后，其在國外的價格就相應上升5%，這對紡織業產品在國外市場上的競爭力將有較明顯的影響，因為價格相對提高了；但假如保持外幣表示的價格不變，那么出口利潤就得相應減少。據有關部門測算，當人民幣升值1%，紡織行業利潤將減少2%，2006年南通的紡織品出口額約為24。58億美元，假如按照利潤率為5%來算，當人民幣升值1%，那么南通紡織業出口利潤損失就會越過億元了。而人民幣自2005年7月21日以來，就一直呈上升趨勢，而且這種趨勢還將一直保持，其穩定期也難以估算和預期。可見人民幣升值給南通紡織業的壓力是巨大的。而且紡織業作為南通的主打出口行業，這對南通整個經濟的發展也將產生重大影響和壓力。2。人民幣升值導致紡織業外貿資轉移南通作為最早的十四個沿海開放市場，其吸引外資的力度很大，在南通經濟中也占很重要的一部分。外資中，很大一部分是集中在紡織項目的投資上，這些紡織在中國生產然后出口到國外。而這當中，尤以紡織工業吸引的外資的規模和金額較大。僅日本就有150多家紡織企業在南通興業，如聞名的東麗、帝人等日本公司在南通投資都是過百億人民幣。這些外資紡織企業都是用美元標價原料而用人民幣支付當地職工工資和當地費用的，工資及費用占成本的比例很大（紡織業都是勞動密集型）隨著人民幣的增值，南通的外資企業生產成本必然加重；另外，外資企業的產品一般都出口，人民幣的升值必將提升出口產品的價格，從而與外商當時投資利用中國低價勞動力形成的出口低價商品的初衷相背，進而增加出口壓力。這些都將使得外資紡織企業面臨利潤減少，而可能轉移投資到成本更低的如印度等國家和地區來規避風險。可見，人民幣的升值必將降低外資紡織品的出口競爭優勢。如是人民幣值進一步上升，很難預計會有多少外貿會發生轉移。3。人民幣升值還將導致國內紡織企業競爭在外銷產品國外市場壓力不斷加大時，不少出口型企業會把目光轉向國內市場來求得生存和發展。2005年開始，南通很多紡織企業迫于人民幣升值的形勢已經開始將目光轉向國內市場。這必將使國內的紡織品市場競爭加劇。到2007年南通有70%的紡織生產企業加大了國內市場的開發和產品銷售，而這此企業大都是出口導向型企業。而國內市場的紡織品早已處于飽和狀態，假如原來重點出口紡織品的企業轉而加入國內紡織品市場，這必然會造成國內企業間的紡織產品惡性競爭，而價格戰是最快最直接的方法，而價格的競爭必將榨盡參與企業的利潤。由此可見，對于南通的紡織業來說，今后的國內紡織市場的競爭將更加激烈和殘酷。隨著人民幣的升值，這種現象和趨勢還會進一步惡化。4。影響行業就業情況紡織業屬于勞動密集型行業，南通的紡織企業吸收了南通及周邊的大量的勞動力。這為南通的就業減少了很多壓力。而人民幣不斷的升值會使紡織業出口成本越來越高，出口價格競爭也越來越激烈，這必然使部分利潤小、經營治理不當的中小企業面臨經營的困境，不得不大量裁減用工，從而使部分工人下崗別求職位。另一方面，紡織業要能應付人民幣升值就不得不進行治理革新、技術改造，而新技術和新治理經驗的改造與推廣，必然能帶動生產效率的大幅提高，以降低成本應付人民幣升值。但是這又會使得紡織業對紡織職工的需求減少，從而對就業的前景產生重要影響。據南通政府部門統計，南通有近三成的企業正在進行技術和治理的革新，引進新的效率更快，更節省成本的先進的紡織機臺。而這正讓一些企業在計劃載減員工。
三、南通紡織業應對的措施人民幣升值帶來的影響是不容置疑的，而且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還存在著重要影響。由此可見，南通紡織業的企業不能輕易退縮，要迎難而上。多方共同出力，共同探討合理的解決方法，以此來化解人民幣升值帶來的負面影響，這樣才能求將來更好地發展。1。積極規避匯率風險人民幣升值的最直接影響也就是在收匯時由于幣值增加而導致的收匯損失。那么，我們可以采用相應的方法和措施來改變這種狀態，以使影響和損失低到低。首先，要保障及時結匯，減少結匯時間夸度，這就要求我們訂立外貿合同時，注重結算方式的合理應用，盡量多選擇即期付匯方式，以減少結匯的時間跨度；其次，注重與外商進行價格談判，把今后人民幣升值后提升的成本通過協商提高產品價格消化之或爭取與外商共同分擔或按一定的比例來進行分擔；再次，建立外匯收匯臺賬，及時催收貨款，減少匯率損失，因為收匯時間越長，其導致的外匯結算損失將會更大；接下來，要注重能過合理貿易操作來分解風險，如采取低風險的貿易方式、靈活多變的結算方式、適當采用外匯遠期買賣、套期保值等手段來分散外貿風險；，對于新合同必須考慮匯率變動因素，通過增設附加條款往返避和降低匯率風險以及引進或培養國際金融及外貿專業人才。2。積極實施出口擴張戰略南通的紡織業發展離不開向國外擴張市，因為國內紡織品市場趨于飽和是不爭的事實。雖然南通紡織品出口量很大，但市場相對很集中，而日本占了很大一部分。這不利于紡織品出口風險的防范，非凡有專家指出當前日本和美國出現經濟衰退。而作為勞動密集型和低成本導向型的紡織品在非洲和拉美等地區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這些市場對南通紡織業來說還大都是未開發的或開發初期的市場。資料顯示，非洲和拉美等地區對南通的中低檔產品有很高的需求量，相信只要合理開發，南通紡織業一定能占領這些海外市場。為此，南通紡織業企業除了要提升出口產品檔次和創設產品品牌開拓和維護日本、歐美市場外，還應大力拓展其他國際市場，積極實施出口多元化戰略，在努力保持傳統的日美市場的基本上，要力爭開發新市，以此來取出口多元化發展，分散風險。3。積極實施品牌戰略南通紡織服裝出口企業出口的產品大都沒有自己的品牌，而是經別人做貼牌、定牌生產。而這類產品除了正常利潤外沒有經濟附加值，而大量的利潤被客戶所得，這樣使得相應的生產企業不僅不能創立自己的品牌，增加產品的附加值和核心競爭力，而且由于在利潤空上很少有回轉的余地，在人民幣升值的情況下，企業將處于很艱難的境地。而當前，歐美對中國商品的反傾銷正風頭正勁，所以紡織品以低價位和高數量來競爭只會給歐美國家對中國紡織品設限提供有力借口。而品牌、高附加值、高科技對是今后紡織服裝發展的關鍵所在；這也是增加紡織品經濟附加值的最有力的方法。品牌紡織品的出口價格往往是加工生產的無牌產品的幾倍到幾十倍，可以發展自主品牌不僅能增強企業的競爭力，而且能使企業有足夠的利潤空間來應對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據研究，國內企業只有當年利潤越過2000萬元時，才具備創立自主品牌和自我設計能力的資金基礎，所以南通有一定實力的大型企業應加強自主研究開發的意識，不斷提高自己在出口產品中的技術含量，以創立自己的品牌非凡是國際知名品牌。加快從低層次的價格競爭向高層次的質量和品牌競爭轉變。此外，中小紡織企業可以考慮走創特色之路，不斷提升產品附加值和檔次，在不斷細分的紡織品市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4。政府應給予紡織業適當的支持政府部門應是南通紡織業發展的有力支撐，其可以給出這樣的支持：組織培訓紡織企業和紡織品進出口相關人員參加出口關稅、匯率知識和實務知識的專題培訓班，總結一些企業在規避設限和匯率風險上的成功給驗并加以推廣；加強自律，通過牽頭組織進出口商會、協會等組織，促進紡織行業加強行業自律，規范行業經營，避免無序競爭，集約利用資源；加強服務，在當前紡織行業非常時期，政府部門要加強與企業的溝通與聯系，支持力度上不減，品質服務上加碼，多聽取紡織企業的意見與建議；出臺相應政策支持，鼓勵紡織企業實施品牌戰略和發展戰略，促進紡織企業實現從貼牌加工到自創品牌的飛速發展，選擇確定一批基礎條件好、發展潛力大的品牌，集中力量重點培養，爭取培育出一批南通紡織品牌，積極應對紡織品出口在國際復雜環境中的考驗。參考文獻：[1]黃先海：紡織產業升級的特征及啟示[M]。中國工業經濟，1998（7）：30～33[2]劉強：南通紡織工業的戰略抉擇[D]。南京：南京航天航空大學，2000[3]南通海關數據（2005到2007的部分數據）[4]南通對外貿易促進委員會數據[5]林素鋼：人民幣升值對南通紡織業的影響和對策分析江辦紡織
紡織業論文:人民幣升值紡織業影響論文
摘要:人民幣升值對浙江紡織業是一把“雙刃劍”。本文通過對其消極和積極兩方面影響的分析,提出了克服其消極影響的一些可行性對策。
關鍵詞:人民幣升值浙江紡織業影響對策
自2005年7月21日19時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當日人民幣對美元即日升值2%,即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這一變化預示著:今后中國的匯率改革將進一步深化,人民幣有望繼續升值。有業內人士估計,人民幣將可能升值10%。從某種意義上說,人民幣升值所導致的資本成本和收入的提升將長期改變我國的經濟結構,重新賦予行業不同的成長速度,并使不同行業的企業業績出現分化。對于紡織業,人民幣升值的影響不可小視。據研究,如果人民幣升值5%~10%,紡織業利潤率將下降10%~60%。特別是出口依存度較高的服裝行業受損更大。浙江作為一個紡織服裝大省,其紡織行業在這次匯率升值調整中可謂影響甚大。
一、人民幣升值對浙江紡織業的影響
(一)消極影響
1.“跑量為主”的經營模式未能打破,紡織品出口額增速出現下降趨勢
一方面,將持續“跑量為主”的經營模式。2006年1～4月,浙江省紡織品服裝出口有實績的企業為5488家,比上年末增加394家。其中,私營企業2789家,外商投資企業1940家,集體企業411家,國有企業340家,個體工商戶9家。同期,外商投資企業出口紡織品服裝22.47億美元,增長35.4%,私營企業出口20.8億美元,增長64.4%。但是,數量增長快于價格增長,浙江省紡織品服裝同期出口價格指數為1.05,數量指數為1.24,即出口平均價格增長5%,出口數量增長24%。征稅紡織品出口價格指數為1.07,數量指數為1.15。
另一方面,以“跑量為主”的經營方式使浙江紡織企業出口額增速大為下降。2006年2月,浙江省共出口紡織品14億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5.3%。其中,服裝及衣著附件出口7.8億美元,下降2.3%;紡織紗線、織物及制品出口6.2億美元,下降8.9%。據寧波海關統計,2月份,浙江省紡織品共出口143個國家,其中對67個國家的出口增長率是下降的,其出口額占總出口額的87.3%。浙江省對歐盟和美國的紡織品出口下降幅度尤為明顯,其中,對歐盟出口3.7億美元、對美國出口2.5億美元,分別下降11%和7.6%。
2.缺乏自主品牌、產品附加值低和科技創新能力弱的缺點在短時間內難以克服
浙江紡織服裝企業生產的產品大多品種檔次不高,產品附加值只有國外先進國家的幾十分之一,且創新品種少。像萬事利、杉杉這樣有獨立品牌的企業極少,多以貼牌經營為主,企業利潤非常微薄。據業內人事透露,生產一件服裝獲得的加工費在1至2個美元之間,其中還包括各種運營費用,平均利潤率僅在3%-5%,即使當地的龍頭企業如悅萊春、華誠茂麓,其利潤率也不過10%。而大多數貼牌企業多以美元結算,如果人民幣升值10%,則預計有50%的企業難以繼續經營。
由于缺乏的服裝設計師,企業產品開發也多采用借鑒和組合,導致產品缺乏個性,產品價格無法提升。大企業借鑒和組合歐、美、韓、日及中國港、臺地區的設計,中小型企業則多是盯著大企業新產品的出籠,進行模仿。人民幣升值使中小企業利潤空間縮小,企業無力花大量財力和人力進行新產品的研發。這勢必導致大多數省內中小紡織企業的上述弱勢將仍在一段時間內持續。
3.勞動力成本上升,原材料價格并沒下降
紡織業是勞動力密集型行業,浙江省又是一個人口大省,勞動力成本比其他國家和地區相對低廉。人民幣若持續升值,由于工資具有剛性,實際工資必然上升,勢必引起勞動力成本低廉的競爭優勢難以繼續維持(目前勞動力成本約占出廠價的30%),迫使許多沿海紡織生產企業遷至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內陸地區,從而將打破浙江省紡織業的優勢格局。
原材料價格的最終決定因素是供需關系。短期人民幣匯率的變化對原料價格有影響,但長期看供需關系是原料價格的最終決定因素。中國進口了世界30%的紡織原材料,其中浙江省占絕大部分。因此人民幣升值未必意味著紡織原材料進口成本的降低,相反可能引起美元計價的紡織原材料價格的上漲。
4.增加了紡織出口合同簽訂的匯率風險
中國貿易促進會統計,全國較大的紡織重鎮紹興,目前已有20%紡織企業處于停產或半停產狀態,其他多數企業則勉強維持。人民幣升值引起的出口合同匯率風險激增是造成這種局面的一項重要原因。人民幣升值2%,意味著企業拿到的貨款折合成人民幣僅有原來的98%;若人民幣升值10%,則意味著企業拿到的貨款折合成人民幣僅有原來的90%。其實人民幣升值2%,浙江的紡織品企業的平均利潤率只有5%～10%。如果一年內人民幣升值5%,50%的紡織品生產企業都將遭遇經營困難。浙江有許多出口貿易依存度超過50%的小城,這種風險對于浙江大多數紡織企業來說是無力承擔的。
(二)積極影響
1.有利于紡織業的結構調整
浙江省一些紡織產業已出現產能過剩,紹興目前的放絲能力超過250萬噸,織造能力50億米以上。人民幣升值后,低附加值的產品出口將會受到限制。要繼續發展,企業不得不轉變競爭方式,一方面將更加關注國內市場;另一方面將努力轉變出口結構,增加高附加值產品所占的比重,提高產品科技水平,理性研究市場,生產市場所需的紡織品,從而加速浙江省紡織業內部產業結構的新一輪調整。此外,人民升值導致的進口成本降低,有利于省內紡織企業利用境外知識、技術、先進設備等,降低產業結構調整的成本。
2.可緩解紡織品行業惡性競爭
在近一年的匯率調整后,一些紡織品出口企業認識到,匯率的調整有利于國內紡織品貿易的有序化。在匯率未變之前,國內紡織品企業為搶訂單,都向國外客商報極低的成本價。國內紡織品出口企業面臨的不單是匯率問題,更多的是行業內的惡性競爭。人民幣升值后,很多外貿企業不再采取單一報價方式,而是綜合情況進行報價,將匯率、原材料上漲等不確定因素考慮在報價之內。另外,一些企業不再只生產出口量大、利潤低的產品,不再盯住同樣的客商,而是更多地考慮生產高端產品,尋找高端客戶,做差異化競爭,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紡織品行業的惡性競爭。
3.有利于減少貿易摩擦和改善貿易環境
浙江紡織出口產品附加值較低,主要依靠低價格參與國際競爭,因此,出現貿易摩擦在所難免。當前,浙江紡織企業在全國同行業中遭受傾銷立案調查最多。從短期看,人民幣升值后紡織品的出口價格雖然會有所提高。但由于其出口價格已非常低,國際市場上的占有率相當高,即使適當提高價格,仍具極強的競爭力,這也有助于減少遭受低價傾銷的訴訟。從長期看,人民幣匯率調整逼近3%,說明人民幣正在向真實匯率回歸。對浙江紡織企業而言,這意味著今后必須調整其低價競銷戰略,以從提高質量、款式、功能和售后服務等方面取勝,提高其在國際分工和價值鏈中的地位,增加產品附加值,走可持續發展道路。而這些顯然有助于減少國際貿易摩擦。
二、應對升值影響的對策
(一)積極應對,解決客戶的后顧之憂
人民幣升值的負面影響在所難免,一些企業常常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既要考慮匯率調整帶來的結匯損失因素,又得考慮為了保持出口量,在與客戶談判中暫時將其“忽略”掉,如果過分擔心損失,企業將無法接單。
在這種壓力下,浙江省紡織出口企業應積極應對,擺正心態,減少低價出口的紡織品比例。應認識到人民幣升值在短期內會對紡織出口增長不利,但長期而言,對解決紡織出口產品結構失衡卻是有益的。紡織出口企業應該解決客戶的后顧之憂,保障道路順暢和紡織品的海外市場份額,只有這樣才能安全又平穩地渡過這一調整時期。
(二)實施進口戰略,加大利用境外先進知識的力度
人民幣升值給浙江省紡織企業帶來了出口壓力,但同時也降低了利用境外先進技術的成本。因此,要從“借力”發展和開放促發展的戰略高度出發,像抓出口一樣,研究和實施進口戰略,要系統地擴大紡織科技設計人員出國留學培訓的力度,引進專利、先進的生產流水線等。通過利用境外先進知識,優化產業結構,加快提升浙江紡織業的技術創新能力,沖出產業結構落后的現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三)增加產品附加值,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
此輪人民幣升值,不管是國外企業設置的貿易壁壘還是美國、歐盟等玩的“把戲”,都應成為改變現狀的動力,提高浙江紡織出口品的附加值和自主創新能力。具體措施是:1.建立產、學、研相結合的新型紡織業技術創新示范體系,加速新技術成果的轉化應用;2.推廣建設紡織業集群創新服務平臺,為新產品研發能力弱、技術管理水平低的中小紡織企業提供的創新服務,提升中小紡織企業創新能力和技術、經營和管理水平,加速紡織業集群出口產品的結構升級;3.引導骨干紡織企業加大力度研發新產品,提高技術創新水平,發揮骨干企業的創新帶頭作用。
(四)加強品牌建設
紡織業要加強自主品牌建設,重點支持、大力培育一批在品牌設計、技術研發、市場營銷渠道建設方面的優勢企業,鼓勵紡織各產業集群區打造行業品牌,爭創自主品牌的市場環境,形成若干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自主品牌,使浙江省紡織服裝自主品牌產品出口比重明顯提高。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國外頻繁以反傾銷、特保等措施對浙江省紡織企業施壓,才能進一步開拓國際市場,推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實現出口的多元化,完成由產品輸出到品牌輸出的過程。
(五)適當漲價,提高紡織企業的議價能力
議價能力強的紡織企業在談判中可以適度提價,部分傳遞升值帶來的壓力,從而部分抵消人民幣升值的負面影響。浙江紡織品在國際市場上享有好評,人民幣升值引起紡織品價格的適當抬高,國外企業通常可以接受,但加價必須與國家匯率相匹配。這樣既可適當地把部分風險轉嫁給交易外商,將人民幣升值造成的損失彌補回來,又能防止客戶流失。但目前也有少數國外紡織品買家向印尼、越南、孟加拉國等國轉移訂單,由于勞動力廉價,這些國家一直與中國紡織業爭奪客戶。所以,浙江紡織企業在加價時應考慮客戶的接受能力,在保障銷量穩定的前提下適度提高產品外幣標價。
(六)增加金融衍生避險工具品種,積極運用金融工具規避匯率風險
據浙江省統計局消息,目前浙江紡織企業使用的匯率避險方式主要有:貿易融資、運用金融衍生品、改變貿易結算方式、提高出口產品價格、用非美元貨幣結算、增加內銷比重和使用外匯理財產品等,其中約31%的浙江紡織企業使用貿易融資。另據調查顯示,2005年運用金融衍生品的浙江紡織企業比2004年同期只提高約1個百分點,遠期結售匯工具的使用在金融衍生工具中高達91%。
企業利用金融衍生避險工具不理想,究其原因主要有兩個:1.企業避險意識和能力弱;2.部分商業銀行過分強調風險防范,推出較長期限(1年期以上)遠期結售匯工具的積極性不足,工具品種單一,金融衍生產品定價不合理,難以滿足企業的避險需求。
因此,浙江紡織企業要增強避險的意識和能力,積極運用金融避險工具;同時,商業銀行也應向企業提供更多的咨詢和信息服務,推出適應市場需求的外匯金融衍生避險產品,拓寬企業避險渠道,使避險產品定價市場化。
紡織業論文:退稅率調整紡織業出口論文
[摘要]出口退稅是國家對出口商品已征收的國內稅實行部分或全部退還的一種政策措施。2008下半年以來，隨著國際國內經濟形式的變化，國家兩次調整紡織品出口退稅率。本文截取1990至2OO7年間的數據進行回歸分析，以評價出口退稅政策的客觀效果。結論是：出口退稅率的調整對紡織業的出口影響并不十分顯著，國家和企業還應該采取其他措施來促進紡織業的發展。
[關鍵詞]出口退稅率紡織業回歸分析
一、我國紡織業出口現狀
紡織業是中國的傳統行業，也是中國對外依存度較高、實現國際化最早的產業之一。近20年來我國紡織服裝類產品的出口在全球的地位逐漸上升，中國紡織品的出口貿易在對外貿易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據中國海關統計，2006年全國紡織品服裝出口1440億美元，同比增長25.2％，占全國貨物貿易出口的14.9％。紡織品的出口對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影響越來越大。然而，自2007年以來，受國際經濟形式，以及國內政策環境的變化，紡織行業出口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出口增速開始放緩甚至有下降趨勢。為了減輕紡織行業面臨的經營壓力，2008年7月30日，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聯合下發通知，自2008年8月1日起，部分紡織品、服裝的出口退稅率由11%提高到13%；10月21日又聯合下發通知，決定自11月1日起再次上調紡織品服裝出口退稅率至14%。3個月內兩次上調紡織品退稅率，表現了國家對紡織行業的重視，有助于市場信心恢復，對于支持紡織企業和產品出口也將產生一定影響。
二、建立數據模型進行回歸分析
1.構建模型
通過經濟理論分析，筆者認為，紡織業的出口會受到其總產值、出口退稅率,以及匯率的影響。因此，本文將計量模型構建為:
其中，EX代表紡織業當年的出口額，為被解釋變量；解釋變量分別為:Y——紡織業當年工業總產值，r——當年的平均匯率，T——當年的出口退稅率，μ為誤差項，它體現了EX的變化中沒有被以上解釋變量所解釋的部分，即除以上解釋變量外其他所有對EX產生影響的因素的綜合體現。樣本區間為1990年～2007年。
2.回歸分析
用Eviews軟件對上面構建的計量模型進行OLS估計，結果如上表所示：
從表2中可以看出，R2=0.954341，模型對樣本的擬合較好。DW值為2.126715，表明變量之間不存在自相關性。n=18,k=4,在α=0.05的顯著性水平下,臨界值Fα(3，14)=3.34，在表2中得到的F=97.54053,明顯顯著,說明“紡織業工業總產值”、“匯率”和“出口退稅率”等變量聯合起來確實對“紡織業出口額”有顯著影響。給定顯著性水平α=0.1,與
對應的t統計量值分別為15.76627,1.821687,1.060812，臨界值只有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出口退稅率”變量對“紡織業出口額”的影響并不顯著。
三、結論
從以上模型的回歸分析結果來看，本文構建的模型整體來說，所有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總影響是顯著的，但是對于作為解釋變量之一的出口退稅率，對紡織業出口的影響卻是不顯著的。形成這個結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單從計量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由于數據收集有一定的難度，使得樣本容量不大，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模型的性。再從經濟學意義上來解釋，一是調整了的出口退稅政策與實際出口之間存在著時滯性，往往是當年的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并不會對當年的出口構成影響，而是會對下一年的出口產生較大影響；二是我國的紡織業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產業模式，出口退稅政策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產品成本，紡織品的出口還受到多種因素的制約。
在目前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全球經濟下滑的大背景下，國際市場需求疲軟，出口退稅率的上調對紡織出口的促進作用將會是有限的，國家還應該出臺其他優惠的稅收政策和信貸政策，以助紡織企業度過“寒冬”。同時，我國的紡織企業還要積極發展“內功”。一方面轉變市場結構，注重國內市場的開發，另一方面還要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管理水平，促進生產設備的升級，增加產品的附加值，以培養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這樣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紡織業論文:紡織業智能材質的應用研討
本文作者：孫熊、姜懷 單位：上海工程技術大學
基于智能材料對外界刺激反饋的不同作用原理，可以著重研究溫敏、光敏、磁敏等智能材料及組元，來開發具有多用途、特殊功能的智能紡織品。由具有形狀記憶功能的纖維織制的紡織品并包含藥物，可以在醫療領域用作智能繃帶。如經聚乙二醇處理過的棉、聚酯或尼龍／聚氯酯共聚纖維，含有交聯的多元醇，這種編織或機織的紡織品遇到血液或酒精/水混合物等極性消毒溶液時會收縮。用這種紡織品做繃帶，它在血液中收縮時使傷口上所產生的壓力可以止血，而繃帶干燥時可回復至原始尺寸，壓力去除。因此，它可以用于身體某些部位出血時的包扎。在醫學領域對患者的診斷需要大量的觀測數據，而生物傳感器可測定如溫度、聲音、超聲波、運動、壓力和輻射等參數，因此這些帶有生物傳感器的智能服裝就有了“用武之地”。用塑料光纖傳感器和電子傳導纖維編織而成的“智能T恤”來探測心跳、體溫、血壓、呼吸等生理指標，能將患者的流血傷口愈合情況地告訴醫生以協助治療。
此外，近年來興起的納米纖維制備技術如靜電紡絲等制備出的具有良好生物相容性的無紡布納米纖維膜以及載藥介質，可以模擬天然的細胞外基質的結構和生物功能；人的大多數組織、器官在形式和結構上與納米纖維類似，這為納米纖維用于組織和器官的修復提供了可能；一些電紡原料具有很好的生物相容性及可降解性，可作為載體進入人體，并容易被吸收；加之納米纖維還有大的比表面積、孔隙率等優良特性，因此，其在生物醫學領域引起了研究者的持續關注，并已在人工肌肉、創傷修復、生物組織工程等方面得到了很好的應用。
在航空航天領域的應用
航空航天領域使用的材料需要經受住惡劣環境的影響，它需要對自身狀況進行診斷，并能自動加固或自動修復材料中的傷痕或裂紋，從而避免大災難事故的發生。航空航天飛行器的結構要求輕質、高性、高維護性、高生存能力，為此，必須增加材料的智能性。目前智能材料結構在航空飛行器上的應用有智能蒙皮、自適應機翼、振動噪聲控制和結構健康監測等。
未來智能纖維及智能紡織品將會在航空航天領域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紡織纖維及其制品如各種結構的預制件應用于航空航天領域不僅可以大幅度減輕器材的重量，而且也會提高整個產品的抗震性，更重要的是紡織纖維及其制品可以賦予器材相應的智能化應用。復合材料在生產過程中的工藝性不穩定，如何避免構件內部的缺陷，對飛機的安全非常重要。智能復合材料結構就能有效解決這一問題，它能夠快速超前地預報損傷點和嚴重程度。光導纖維材料就可應用于對復合材料的狀態進行監測與損傷評估，即在材料或結構的關鍵部位埋置光導纖維及其傳感器制品，這些材料及其特殊結構能夠對疲勞、腐蝕、沖擊、磨損或操作失誤、溫度等環境條件引起的結構損壞實現及時探測、定位并作出評價，并可在損壞到達臨界狀態之前發出警告，以便及時對構件進行修理或更換。
在航空領域，高性能纖維制品增強復合材料具有重要用途，未來在復合材料的設計和應用上，可以通過纖維的智能化或者植入具有智能功能的組元，來獲得整體上具有智能作用的部件。通過在纖維中加入溫敏物質來獲得溫敏纖維，并制造發動機外罩，這樣可以監控發動機的工作情況，同時可以減輕發動機的震動。未來航空航天領域凡需要智能材料發揮作用的部件，可以嘗試通過材料的智能化設計、智能組元的植入，結構的特殊化設計等來實現，例如航天員用的多功能宇航服等。
智能自修復紡織品能夠感受外界環境的變化，集感知、驅動和信息處理于一體，形成類似于生物體的具感知、自診斷、自修復功能的材料。這種材料及紡織品的自修復功能主要是將內含黏結劑的空心膠囊或玻璃纖維滲入材料中，一旦材料在外力作用下發生開裂，部分膠囊或纖維破裂，粘接液流出滲入裂紋，粘接液可使材料裂紋重新愈合，空心膠囊或玻璃纖維內部含一種催化劑或促進劑，一旦材料在外力作用下發生開裂，部分膠囊或纖維破裂，催化劑或促進劑流出促使材料內部產生生化反應而自動愈合。用這種材料預制件制備的增強復合材料，可作為飛機的機翼材料或者航天器的器件，這種材料在使用過程中，如果出現部分損壞，能夠及時修復，使材料的整體功能不至于突然喪失，減少事故的發生。
在環境衛生領域的應用
環保用智能紡織材料在未來環境領域將會有重要的應用前景，比如具有清潔功能的智能紡織品，它的開發可以沿著兩條思路進行，一是利用紡織品表面特有的幾何尺寸的形狀界面結構，經過材料界面技術處理后，由于織物表面尺寸低凹的表面可使吸附氣體原子穩定存在，所以在宏觀表面上相當于有一層穩定的氣體薄膜，使油和水無法與材料的表面直接接觸，從而顯示出的拒水和拒油性能，而對纖維的原有理化性能如纖維強度、染料親和力、透氣性等沒有影響，甚至還能增加殺菌、防輻射、防霉等特殊效果。當這類材料表面粘附灰塵后，在有水滴出現時，水滴就會將灰塵帶走，還原來紡織品表面一個清潔的原貌。這就是所謂的抗灰塵、防水智能紡織品。另一條途徑是通過紡織品后整理，通過在纖維表面改性整理，引入具有光催化降解功能的二氧化鈦，紡織品在紫外光照射下，其表面的有機污染物被分解，進而被去除，恢復到原有的清潔表面。
在軍事領域的應用
在軍事方面智能材料也有應用優勢。如智能材料應用于潛水艇上，能夠改變形狀，清除湍流，使流動的噪聲減弱，潛艇隱蔽性更好，這些智能材料或其組元材料可以通過使用特種紡織纖維或紡織品織物來實現。
自然界中，蜘蛛絲具有很高的強度、很高的彈性和韌性，能夠捕捉昆蟲。通過模仿蜘蛛絲的這種特殊結構，研究人員利用嵌段的軟段聚氨酯與硬段聚氨酯制成彈性纖維，用這些彈性纖維織成的紡織品在一定受力范圍內具有良好的彈性恢復能力，也即是具有形狀記憶功能。這種紡織品有望應用于水下潛艇表面或飛機機翼表面上智能系統的組元部件。當潛艇在水下航行時，由于水的阻力，其表面能夠適應阻力而變形，這樣能夠減小潛艇的整個阻力，當潛艇停止航行時，其表面又恢復原樣。
現代戰場情況十分復雜，士兵應穿高度智能化的作戰服。服裝能夠感知可能來臨的危險，避免生化武器和自然環境帶來危害，既有隱蔽功能，還要輕便、易穿著。未來的這種智能作戰服設計思路，可從自然界仿生學的角度出發來設計其功能。如松果殼根據環境濕度能夠自動開啟和閉合；水藻的眼點對不同的光會呈現出不同的顏色；含羞草對外界的刺激會作出收縮曲張反應。根據自然界中這些奇特的現象，可以通過士兵穿著服裝上的傳感器探測其周圍的氣體，當探測到某種毒氣時，傳感器發出信號使頭盔中的透氣孔自動關閉，避免士兵受毒氣傷害；由對不同光照具有變色功能的纖維制成的作戰服，在一定條件下，能夠更好地隱蔽；嵌有生化感應器和超微感應器的軍服，可監測士兵的心率、血壓和體表溫度等指標，辨別出受傷部位，使該部位周圍的軍服收縮，并釋放出軍服自備的消毒抗菌材料或血凝藥物等，具有一定的治療功能。
未來智能紡織品在作戰軍服上的應用是一個多學科交叉的問題，涉及仿生學、材料學、化學、物理、機械和電子技術等領域。隨著納米技術的興起，它與智能紡織材料的結合，將為今后納米智能紡織品的研究與開發提供巨大的空間。如美國近期研制的納米軍裝及納米防彈頭盔，頭盔中的超微計算機具有防護、通訊、指揮分析以及全天候火力瞄準等功能；軍服材料上的納米太陽能傳導電池與超微存貯器相連，確保整個系統的能量供應。當遇到生化攻擊時，服裝材料內的織物分子就會發生變化，不讓生物毒素進入身體內部。通過傳感器植入技術，在其中嵌入一些光導纖維傳感器，一旦傳感器接觸到某些氣體、電磁能、生物化學或其他有毒介質時，被激發產生一種報警信號，提醒暴露在有毒氣體中的士兵，以提高生存能力，這就是傳感器檢測智能作戰服。
此外，指揮系統好能夠掌握每位士兵在戰場上的情況，這就需要一種智能定位紡織品或者將此項功能加入到作戰軍服上。這種服裝配有個人局域網、全球定位系統、電子指南針及速度檢測器。衣服中的個人局域網有數據傳輸、功率和信號控制等功能，可以聯入幾個裝置，它們通過一個配有小型顯示器的遙控設備進行集中控制，小型顯示器可以置于衣袖上或佩戴在頭上。
在建筑領域的應用
利用智能材料的自診斷、自調節、自修復功能，可快速檢測環境濕度、溫度，取代溫控線路和保護線路；利用熱電效應和熱記憶效應的聚合物材料可用于智能化多功能自動報警和智能紅外攝像，取代檢測線路；利用智能纖維制作的混凝土，可取代復雜的檢測線路。未來智能紡織品在建筑領域的應用主要可以從材料本身的智能特性和具體使用環境角度考慮，利用智能纖維或紡織品的特性來構筑智能混凝土，使之成為具有自感知、記憶、自適應、自修復等特性的多功能材料。這些特性可以有效地預報混凝土材料內部的損傷、滿足結構自我安全檢測需要、防止結構潛在的脆性破壞，并能根據檢測結果自動進行修復，從而顯著提高混凝土結構的安全性和耐久性。
將碳纖維和玻璃纖維強化的樹脂置于混凝土中，碳纖維是導體，假如碳纖維混凝土受壓炸裂，切斷碳纖維，整個建筑物的電阻增加，導電量改變，成為建筑物出現問題的信號，而玻璃纖維卻仍保持完好，使建筑物不至于突然坍塌。這種特殊的混凝土可以用于海底建筑物，也可以用于建筑高速公路和跨海大橋。隨著自修復材料的發展，具有自修復功能的智能纖維及其制品也可以應用到這種混凝土中，當混凝土發生開裂時，隨著纖維的斷裂，會從纖維中釋放出“黏結劑”把裂紋牢牢地焊接在一起，對混凝土的斷裂起到一定的修復作用。
在混凝土磚及大壩上，工程結構的過量位移或變形會導致結構失穩并造成破壞。運用光纖技術可以實現對大壩結構連續的監測。將光纖位移極限信號裝置潛入土工布，置于大壩底端或相應的中間層中，可用于檢測大壩縫隙變化，光纖應變計可用于縫隙或不透水瀝青混凝土水壩狀態變化的長期監測，環形光纖傳感器分為兩路，分別連接壩體的兩邊，用一特別的材料封裝在大壩混凝土中心。當應變計用力鎖定模式安裝時，徑向變化可引起傳感器傳輸性質的變化。光纖技術的這一特性，能為大水壩、橋梁和重要性的工程結構所用，實現結構的在線檢測和傷害評估。
在日常生活領域的應用
隨著高科技的發展和材料科學的進步，材料的加工技術日新月異，這給智能材料尤其是智能紡織品的發展帶來了新的契機。智能纖維、智能紡織品以及由他們作為組元材料構建的智能系統，不但在生物、醫學、航空航天、環境衛生、軍事、建筑等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而且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應用也越來越廣泛。
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服裝的追求不再是簡單的保暖御寒，越來越多的新穎、特殊且智能的元素被引入進去，不僅滿足了人們的基本需求，而且實現了一些特殊的功能。如變色紡織品，與普通紡織品一樣穿著舒適，可隨意折疊、洗滌和進行各種整理，在此基礎上植入其它特殊功能，同時各種電子產品直接嵌入面料中，使變色紡織品與普通紡織品看起來沒什么兩樣。尤其是針對普通消費者的紡織品，不僅要有強大的功能性，還要符合美學和時尚的要求，它需要將時尚與科技結合到紡織品中，才能被人們所喜愛。智能防水透紡織品是使水滴（或液滴）不能滲入織物，而人體散發的汗氣能通過織物擴散傳遞到外界，不致于在衣服和皮膚間積累或冷凝，感覺不到發悶現象的功能性織物。它是在人類為抵御大自然的侵害、不斷提高自我保護的情況下出現的，集防風、雨、雪；御寒保暖；美觀舒適于一身的高技術紡織品。以蓄熱調溫纖維基元材料開發的智能保溫紡織品，具有積極式的主動保溫功能，穿著智能調溫紡織品的人體與外界環境之間的熱量流動減少或者被中斷，從而在人體與外界環境之間建立一種相對的動態熱平衡，對人體起到積極的溫度調節作用。不僅能令人們在嚴冬感到溫暖如春，在酷暑也能感到絲絲涼意。形狀記憶纖維可以制成不同的產品，如泳衣、緊身衣等。可以直接機織成針織品、襪口和其他衣物的領口、袖口。此外，通過在服裝中植入智能元件和電子產品，可開發音樂服裝、電子服裝等，隨著今后電子信息技術的發展和應用，智能電子服裝必將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多功能與多智能化將成為主流趨勢。此外，一些特殊的智能材料如光致變色纖維、熱致變色纖維和溫敏變色纖維及其組元系統，已被逐漸應用在床罩、燈罩、浴罩、窗簾、汽車內飾等裝飾領域，并且顯示出良好的前景。
紡織業論文:紡織業微膠囊的進展趨向與運用遠景
本文作者：朱建康，姬巧玲，陳燚濤 單位：武漢紡織大學機械工程與自動化學院
2011年，天津工業大學曹虹霞等[3]以正十八烷為芯材、三聚氰胺甲醛樹脂為壁材，采用原位聚合法制備微膠囊并對其進行表征，結果表明微膠囊呈圓球形，平均粒徑2.35μm，粒徑分布范圍較窄，分散性好.2011年，浙江理工大學戚棟明等[4]采用原位微懸浮聚合法制備有機顏料酞箐藍微膠囊并對其進行表征，結果表明微膠囊呈球狀，平均粒徑為3.5μm，粒徑分布范圍較窄.通過微膠囊殼材料的物理變化，采用一定的機械加工手段如離心、擠出和噴射等進行微膠囊化，如噴霧干燥法、流化床法等.2011年，西安武警工程學院張郁松等[5]采用噴霧干燥法制備了大蒜油微膠囊并對其進行表征，結果表明，該方法制備所得微膠囊的外型近似球型，顏色為淡黃色，粒徑大小在5~8μm，流動性良好.2010年，長江大學劉冬妮等[6]以乙基纖維素和羥丙基纖維素為壁材，堵水調剖用交聯劑為芯材，采用流化床法制備交聯劑微膠囊，結果表明，微膠囊化后成膠時間比微膠囊化前延后16h，可改善儲層非均質性.將芯材乳化或分散在溶有壁材的連續相中，加入另一種物質或不良溶劑，或通過其它手段使得壁材的溶解度降低而從連續相中分離出來，包裹在芯材上形成微膠囊.2010年，清華大學張冰清等[7]以正十六烷為芯材，分別以PMMA和PS等聚合物作為壁材，采用相分離法制備微膠囊，并研究不同表面活性劑及其用量對微膠囊結構的影響，結果表明改變活性劑、聚合物的種類和濃度可以控制聚合物微球的形貌.
隨著微膠囊技術的發展，目前出現了很多制備微膠囊的新型方法，如分子包埋法、超臨界流體快速膨脹法、高壓靜電法等.使含疏水端的芯材進入具有疏水性的壁材空腔內，靠分子間作用力結合形成分子微膠囊.2011年，上海海洋大學呂翠翠等[8]利用羥丙基-β-環糊精對東方琥珀玫瑰香精進行包合并對其進行表征，結果表明制備的微膠囊呈不規則球狀，平均粒徑72.8μm，粒徑分布均勻.將某種溶質溶解在超臨界流體中，然后通過減壓膨脹，控制實驗條件，析出具有一定粒徑的空心微囊，將生成的空心微囊與芯材高頻碰撞接觸，微囊即可均勻包裹在芯材外部，除去未包埋的芯材，便得到微膠囊產品[9].2010年，鄭州大學胡國勤等[10]采用超臨界CO2快速膨脹法制備灰黃霉素超細微膠囊并對其進行表征，結果表明超細微顆粒粒度均勻，粒徑達1μm左右.利用高壓靜電成囊裝置制備微膠囊的方法.2011年，華僑大學趙趁等[11]采用高壓靜電法制備磁性海藻酸鈣/殼聚糖微膠囊并對其進行表征，結果表明制備的微膠囊表面光滑、球形度和分散性較好，平均粒徑216.8μm，粒徑分布均勻.
目前織物用微膠囊的主要制備方法有界面聚合法、原位聚合法、水相分離法、油相分離法和分子包埋法等.幾種制備方法的優缺點及其應用主要領域如表1所示.織物用微膠囊制備方法各有其優點，但現有的制備方法所制備出的微膠囊粒徑較大，且大小分布不均；同時其制備方法主要集中在聚合反應法和相分離法兩種方法上，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微膠囊芯材和壁材的選擇；此外制備的成本較高，主要體現在微膠囊材料及工藝方面，因此需要尋求新型織物用微膠囊的制備方法.
1953年Green發明了凝聚法微膠囊化的方法[15]，首次將液體材料微膠囊化，解決了無色染料穩定性的問題，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將微膠囊技術應用于紡織業才剛剛起步不久，已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其主要應用領域包括微膠囊染色、微膠囊印花、微膠囊功能整理劑等.
微膠囊染色的技術核心是將染料作為芯材制成微膠囊.染色時，可直接將染料微膠囊投入染浴中，利用纖維、染浴和膠囊中染料的濃度差，使染料不斷釋放、吸附和上染纖維，完成染色.利用微膠囊染料進行染色，可以制造出色彩斑斕的紡織品，還能有效地解決紡織印染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如降低成本、提高染料利用率、有利于廢水凈化和實現無助劑免水洗染色[16-17]等.東華大學率先將分散染料微膠囊染色應用于錦綸6、PTT和滌綸織物的染色[18-20]，并對相應的染色溫度、浴比、保溫時間等參數及廢水的回用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所得的染色產品干濕摩擦牢度、皂洗牢度和沾色牢度可達4~5級，與傳統染色工藝相當，而廢水的COD值和BOD值比常規染色工藝低得多.2010年，東華大學羅艷等[21]通過選控純分散染料微膠囊壁材種類和芯壁比來調節釋放速率，基本實現非助劑增溶的分散染料微膠囊超細滌綸織物非條件配色，色牢度與助劑增溶條件下染色樣品相當，均染性接近5級.2011年，昆山陶冶等[22]選用高溫型分散染料三原色考察微膠囊染色工藝在滌綸仿麂皮上的配色性能，結果表明分散染料微膠囊配色樣飽和度總體上提高，表觀色深增加，說明其配色可行.目前微膠囊染色研究主要是針對分散染料微膠囊染色，其他染料的研究尚少.2007年，埃及Zawahry等[23]以70%乙酰丙酮改性后的大豆卵磷脂為壁材，活性染料為芯材，制備了較大粒徑約為16nm的微膠囊，并對羊毛、絲織物進行染色研究，結果表明羊毛產品的色牢度和摩擦牢度等均比常規染色高，而絲織物染色牢度差別不大，但染色后的殘液幾乎無色，染浴可再利用.2010年，天津工業大學孫曉竹等[24]以姜黃色素為芯材，β-環糊精為壁材，制備姜黃色素微膠囊并用于滌綸染色，結果表明微膠囊染色織物的K/S值更大，色牢度更高.2012年，河南工程學院曹機良等[25]采用微膠囊分散染料和活性染料對大豆/PTT混紡織物進行染色，測定了不同染色工藝對染色織物色牢度的影響，結果表明當染料總質量分數為2%、純堿質量濃度為1g/L、95℃條件下保溫30min，可使混紡織物具有較高的表觀色深.
在傳統印花工藝的基礎上，研究人員運用微膠囊技術，開發了幾種微膠囊印花工藝，如微膠囊轉移印花、微膠囊涂料印花、微膠囊熱敏變色印花、微膠囊發泡印花等.微膠囊轉移印花是將2種或更多種微膠囊染料用于轉印片的表面，再將轉印片放在紡織品上施加外力，使膠囊破裂讓染料沉積于紡織品上.該工藝具有溶劑染色溫度低、均染性好、上染速度快、成本低、加工方便的優點.英國DickinsonRobinson集團發現此工藝適用于各種天然和合成紡織品，如棉、絲、亞麻等.東華大學羅艷等[26]對分散染料微膠囊的多次轉移印花效果進行了初探，結果發現分散染料微膠囊的轉印次數在適當條件下可達10次以上，且其K/S值基本保持不變；不同轉印條件對微膠囊染料的轉印效果有較大影響.微膠囊涂料印花是借助于能生成牢固薄膜的合成樹脂，使微膠囊染料固著在纖維表面的印花工藝，該工藝適用于各種纖維織物的印花.2011年，浙江理工大學陳智杰等[27]分別將細乳液和微懸浮聚合制得的有機顏料微膠囊用于棉織物的涂料印花，研究微膠囊形態對印制棉織物的表面形貌和印花效果的影響，結果表明與微懸浮聚合制備的微膠囊相比，細乳液聚合制備的微膠囊在相應的印花織物表現出較好的色牢度、色深性和手感.2012年，浙江理工大學SHE等[28]采用原位聚合法制備有機染料酞菁藍微膠囊并用于絲織品的涂料印花，結果表明與傳統絲織品印花相比，微膠囊涂料印花的絲織品色牢度、手感、干濕耐摩擦牢度有所提高.變色印花是指紡織品上的印花圖案隨外部條件的變化而改變色澤的印花，按照外部刺激變色條件的不同，分為光敏變色印花、熱敏變色印花和濕敏變色印花3種類型.實際在紡織品印花上采用的是熱敏變色印花和濕敏變色印花，而運用微膠囊技術的變色印花以熱敏變色印花為主.2010年，萬事利集團張忠信等[29]采用復凝聚法制備熱敏變色微膠囊并對真絲綢進行印花，結果表明經熱敏變色微膠囊印花后真絲織物具有明顯的變色效果.除上述的微膠囊印花外，運用微膠囊技術的印花工藝還有多色微粒子印花、微膠囊靜電印花、染料微膠囊非水系印花、香氣印花等.
利用微膠囊技術對紡織品進行整理，可提高紡織品的舒適性、增加其功能性，包括一般性整理、功能性整理及智能紡織品等.2.3.1一般性微膠囊整理一般性微膠囊整理包括對織物柔軟、防皺、拒水拒油等整理.目前應用較多的柔軟劑主要是有機硅類和脂肪酰胺及其衍生物類；使用較多的防皺整理劑有改性N-羥甲基樹脂、多元羥酸；拒水拒油整理劑一般是氟烷基丙烯酸酯與各種乙烯基系單體的聚合物.這些整理劑多為乳化劑，分散穩定性不高，常因加入其它組分發生破乳或沉淀現象，若將其制成微膠囊，可提高其分散穩定性和各組分的相容性，并改善整理效果.2.3.2功能性微膠囊整理功能整理中應用微膠囊技術的有芳香、抗菌、驅蟲整理等.對香料進行微膠囊化后可以提高芳香整理的質量，延長芳香釋放時間.2010年，阿根廷Specos等[30]分別以明膠-阿拉伯膠和酵母細胞為壁材，2種香精油為芯材，采用復凝聚法制備微膠囊并對棉織物進行整理，結果表明以明膠-阿拉伯明膠為壁材的微膠囊整理過的織物芳香味持續時間長且洗滌后仍有香味，而酵母細胞為壁材的微膠囊水洗前香氣濃度低，洗后觀測到織物上有微膠囊，但無芳香氣味.2011年，上海應用技術學院Hu等[31]以玫瑰香精為芯材、聚氰基丙烯酸丁酯為壁材制備香精納米膠囊并應用于棉織物整理，結果表明經香精納米膠囊整理的織物耐水洗性更好，且水洗前后釋放性能無明顯變化，且納米膠囊粒徑小的緩釋性能更好.將抗菌微膠囊用于紡織品整理，可以得到高效、耐洗、安全的抗菌紡織品.2011年，美國Kim等[32]采用明膠包覆丁香花蕾油和紅百里油，制備出粒徑為4~85μm的微膠囊，并將其應用于室內紡織品的抗菌除螨整理，結果表明經整理后的織物其粉塵螨去除率高達94%.2011年，印度Anita等[33]采用粒子凝膠法制備氧化銅納米膠囊并用于整理平紋織物，結果表明整理后的織物具有很強的抗菌性能.將驅蟲劑微膠囊整理到織物上，可有效解決蟲子叮咬困擾，且驅蟲效果時間長.2010年，阿根廷Specos等[34]采用復凝聚法制備香茅油微膠囊，并將其應用于棉織物整理，結果表明經整理后的織物在3周時間內驅蟲效果達90%.2012年，西安工程大學潘小會等[35]采用復相乳液法制備艾葉提取物驅蚊微膠囊，并將其應用于滌綸織物整理，結果表明整理后的織物驅蚊效果明顯，蚊蟲趨避率達70%.2.3.3智能紡織品智能紡織品是指對環境有感知、可響應的紡織品，如蓄熱調溫紡織品、變色紡織品等.蓄熱調溫紡織品是紡織品表面或纖維內含有相變材料，在遇冷、遇熱時發生固液可逆相變而吸收、放出能量，從而具有溫度調節功能.2010年，法國Salaün等[36]以相變材料為芯材、三聚氰胺甲醛為壁材，采用原位聚合法制備相變微膠囊，結果表明微膠囊化前在相變材料中添加質量分數4%的原硅酸四乙酯有利于提高相變潛熱.2011年，土耳其Sennur等[37]以聚甲基丙烯酸為壁材、正十六烷為芯材制備相變微膠囊并用于棉織物上，結果表明較未處理的織物，經相變微膠囊處理后的織物具有明顯調溫效果，但其透氣性降低，透濕性升高.變色紡織品是指隨外界環境（如光、溫度、壓力等）變化可顯示不同色澤的紡織品.2010年，北京服裝學院喬文靜等[38]采用涂層法將光致變色微膠囊涂覆到滌綸針織物上，結果表明涂層部分在一定光照條件下可發生快速可逆的變色，且織物透濕、透氣性均有所提高.2011年，西京學院王引衛等[39]以無機變色顏料鎳的化合物為芯材、乙基纖維素為壁材，采用油相分離法制備S/O型可逆熱變色微膠囊并研究微膠囊結構、熱穩定性和變色性能等，結果表明微膠囊平均粒徑為8.2μm，S/O型可逆熱變色微膠囊提高了芯材的熱變色性能.
微納米膠囊在織物的印染整理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應用效果，對其工藝過程及應用效果進行歸納，如表2所示.微納膠囊用于紡織領域，其效果體現總結為：在染色方面，減少了織物水洗、還原水洗等工藝過程，提高了染料的利用率，明顯減少對水資源的污染，且染色效果十分理想；在印花方面，印花工藝無明顯變化，但印花織物效果具有良好的色牢度、染深性及手感；在織物整理方面，整理工藝無明顯變化，但整理后的織物附加值提高，功能效果持續時間延長.三者工藝過程要將微膠囊制成微膠囊印花色漿、整理液等，而不能直接應用，若可以直接應用將有效縮短工藝周期.此外，在實際應用過程中發現，由于納米膠囊的粒度小，比表面積大，性能更穩定，在紡織領域具有更好的應用效果.
綜上所述，微膠囊技術已經在紡織品印染整理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應用效果，有效提高了織物的品質性能.隨著人們對紡織品要求的不斷提高，納米級微膠囊、多核結構微膠囊將是微膠囊技術在紡織領域的發展趨勢.微膠囊的制備、成本、工藝過程、織物上附著機理是影響微膠囊技術在紡織領域應用的重要因素.為使微膠囊技術在紡織領域中發揮更大作用，仍有一些問題有待于解決，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現有的微膠囊制備方法存在微膠囊粒徑不可控、粒徑較大等缺點，且制備方法主要集中在聚合反應法和相分離法，這樣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芯材壁材的選擇；成本過高，主要體現在芯材、壁材材料較貴和微膠囊制備工藝較繁瑣；工藝過程直接影響到織物印染整理的效果，因而對工藝優化、開發新型工藝顯得尤為重要；微膠囊在織物上的附著機理有些還尚未清楚，如納米級材料在纖維上的附著機理，這限制了織物用微膠囊的進一步開發應用.因此，開發新型微膠囊制備方法、優化制備工藝、尋求原料易得且價廉的芯材和壁材、織物印染整理工藝的優化及開發、微膠囊在織物上的附著機理等問題還需要科研工作者進一步探索研究.
紡織業論文:紡織業自動化進展狀況與趨向
本文作者：劉公義 單位：內蒙古鄂爾多斯羊絨集團有限公司
在國外紡織業一般是一個專業化水平、規模小的企業,這些企業僅僅是專攻某類紡織產品或某類紡織產品的生產工序,專業化水平很高。在我國的紡織行業往往規模較大、且產品門類齊全,專業化水平普遍不高。這使得我國紡織行業缺乏核心競爭能力,在高端紡織產品市場上我國企業很難占到優勢。而在設備引進方面,專業化不強也使得我國紡織行業的設備引進專業化程度不高[3]。
首先,從總體水平上看,我國紡織工業裝備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的比例最多不超過三分之一;其次,在棉紡和織造產品上,我國紡織機械的相關指標已經達到了國外90年代的水平;再次,在化纖、毛紡、印染機械方面,我國與國外發達國家的差距仍然十分明顯。而在紡織機械研發和生產能力上,我國與國外發達國家的差距比較大,相關數據表明,國外發達國家紡織行業的自動化水平為50%以上,而我國僅僅達到了15%～20%的水平[4]。
紡織行業對于紡織機械自動驅動器的要求體現在:變頻技術和伺服的逐漸融合是紡織機械發展的必然趨勢,靈活的可組態工作方式是這種驅動器所必須的要素,如位置控制、速度控制、轉矩控制等靈活切換;這種技術需要實現現場總線控制,可以同時完成多軸同步控制及上下機通訊技術。同時為用戶提供可選的總線選件,支持共用直流母線技術,一個大功率整流器可同時驅動多個逆變器,以提高紡織機械的生產過程信息反饋效率。
現代工業控制技術發展中現場總線無疑是最令人振奮的技術之一。現場總線技術成功的解決了控制器高速運算能力同驅動器信息交換的瓶頸,又對工業通訊的性大幅的提升[5]。作為驅動器和控制器的供應商,應該為紡織行業的自動化發展,提供多種紡織設備現場總線,這些現場總線應該具備不同的特點。但是,從未來自動控制技術和紡織工業的發展方向來看,工業以太網技術是現場總線發展的關注焦點和主流技術。加工設備之間如何實現數據通訊及相關的分布控制,是未來紡織技術總線發展的趨勢。未來,在紡織自動化產品之中,以以太網技術為基礎的現場總線技術將很快并廣泛的直接用于設備層,這將給紡織工業自動化水平的發展帶來巨大變化。
近年來,紡織機械的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標準化產品已經越來越難以滿足不同用戶的需求。因此,紡織機械的專業化和個性化發展已經成為紡織機械的未來發展方向。可以預見,在紡織機械市場中客戶定制化的控制系統將得到快速發展[6]。在紡織機械之中,紡織個性化產品的誕生,也促進了定制化紡織機械的誕生,當前定制化紡織機械還處于初級階段。而隨著我國未來經濟的發展和國民對與個性化時尚化紡織產品的需求不斷增多,可以預見根據客戶的特殊需求,定制個性化的紡織產品及紡織機械,一定是未來紡織機械的發展方向。
我國紡織市場潛力非常的大,隨著我國加入WTO越來越多的國外紡織企業進入中國,而與此同時我國紡織企業也在不斷的參與國外的競爭,因此在紡織行業之中客戶要求和競爭地域的變化,帶來的新課題是如何為客戶提供迅捷的技術服務。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就是在實現紡織機械數字化的基礎上,通過有線或無線的技術手段實施遠程診斷。遠程診斷技術可以破除空間束縛,實現全球化生產,而通訊技術和電子技術的快速發展,為紡織機械的遠程故障診斷成為了可能。以互聯網技術為基礎,采用專家診斷技術的遠程診斷系統在其他行業中已經實現。可以預計,遠程診斷也是未來在紡織機械的發展方向。
紡織業論文:紡織業電子商務應用問題研究
保定市紡織業應用電子商務中的問題
競爭意識不強，對電子商務認識不夠，觀念落后。大多數企業還把競爭焦點定位于實體市場，沒有充分認識到知識經濟時代搶占網絡信息虛擬市場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管理水平較低。保定市紡織企業大部分是家族企業，管理者的素質也參差不齊，很多管理者還不能認識到電子商務的優勢，不能充分利用電子商務，這些都成為了電子商務發展的桎梏。
電子商務人才匱乏，資金投入不足。高級的人才更愿意選擇一些較大的城市，而企業實施電子商務，必須要有電子商務和網絡營銷知識的人才作為保障；并且，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以滿足人力資源、硬件設施的資金投入需求，這些問題已成為制約紡織行業電子商務發展的主要因素。
網上銷售渠道單一。保定紡織業的主要電子商務平臺是阿里巴巴和毛巾網，主要依靠B2B模式，電子商務的其他一些模式并沒有得到充分的應用。
企業信用狀況參差不齊，消費者很難通過阿里巴巴等電子商務平臺區分企業的好壞，對于產品的質量很難有一個評價。
對策建議
（一）對企業的建議
加強企業電子商務的系統性建設，完善網絡市場。首先，保定紡織業要獲得長足的發展，除了從根本上創建自己的品牌，提高競爭優勢，還要加強企業的宣傳力度。從企業內部來說，要有效應用阿里巴巴、中國毛巾網、中國家紡網等電子商務平臺，將生產、銷售、售后通過網絡平臺聯系起來。同時，加強電子商務外部系統建設，充分利用電子口岸、網上系統將企業與海關、銀行、商檢、保險、物流連接起來；其次，要加強同南方紡織企業的聯系，學習南方紡織企業在應用電子商務中的經驗，尤其是江浙地區的企業。可以定期派內部員工出去交流學習，然后將經驗傳達給其他員工。從政府角度來說，要時常開展電子商務論壇，邀請電子商務方面的專家開展一系列電子商務講座，包括前期的建設、中期的應用以及后期的維護。同時，在交流過程中，了解企業在應用電子商務中的問題，幫助中小企業開展電子商務。
大力培養電子商務人才，加強企業競爭力。首先，加強相關人員的電子商務培訓，可以聘請一些知名的電子商務人才來企業指導，定期開展相關知識的技能考試；其次，如果企業實力允許的話，可以派相關人員去國外學習交流，建立人才培訓機制；，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進行電子商務實戰，從建立電子商務平臺，到上傳產品，產品信息，挑選圖片，到平臺的維護，發現問題要及時與運營商聯系，從而加大點擊量，增加詢盤的質量。
擴大銷售渠道，增大資金投入，加強信息化建設。保定紡織企業可以通過網絡管理，更好地利用公司內部資源，獲得更好的產品和更低的價格。企業可以通過網絡平臺求購信息，采用競標方式減少原料成本，以提高利潤。企業還可以了解客戶市場的變動，及時做出調整。另外，電子商務是網絡技術發展的產物，它對網絡基礎設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從長期來看，一個高速、寬帶、多功能和安全的電子商務網絡平臺對電子商務的健康發展具有決定性的作用。而這些都需要企業資金的支持，要加大資金對互聯網的支持力度，從而促進電子商務平臺建設。
（二）對政府的建議
建立與電子商務發展相匹配的物流配送服務體系。隨著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對物流行業的要求也越來越高，以保定市物流行業為例，整體來看還比較落后，而主要原因是物流配送體系的落后，不能將運輸、存儲、包裝、裝卸、流通加工、配送和信息通過一個整體的系統連接起來，造成了買家與賣家，買家與貨代，賣家與貨代之間的信息不對稱。針對這種情況，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首先，在政策上，針對當前的松散狀況，建立一個統一的組織協調機構或者是統一的物流配送中心，較大限度地整合資源，充分發揮圓通、申通、順風、郵政、TNT、DHL的作用，將物流行業與阿里巴巴、淘寶網等電子商務網站充分地結合起來；其次，建立適應國際化發展的物流標準化體系，及時淘汰一批落后的標準，增加通用性較強的物流設施和裝備的標準制定。
加強電子商務的信用體系建設。首先，從政府方面來說，可以建立于像普爾等機構的評價體系，將企業按照整體實力分為A、B、C三級；其次，對于第三方平臺來說，也就是阿里巴巴、淘寶、京東商城等電子商務網站，在企業運用平臺之前，也要有一個區分，可以將信用好的企業排名靠前。（本文作者：韓小蕊、趙新星 單位：河北金融學院）
紡織業論文:探討計算機在紡織業的應用
物理學告訴我們，大自然有三原色，我們所看到的任何顏色都是通過這三原色進行適當的搭配出來的，這三原色是紅色（R）、綠色（G），藍色（B）。三原色的基本規律稱為Grassman定律，這一定律將隨意的一種顏色C的表達方法用一個數學式表達了出來：C=R(R)+G(G)+B(B)。這其中運用到的是色光的加色法。就是把兩縷色光同時匯聚到一個點上的時候，而形成的一種新的色光。在數學量化的角度上來進行分析的話，就是只要把開始時候的任意兩種色光的坐標進行一個兩兩相加的過程的話，就能夠得到一種新的色光了。
計算機在紡織業測配色領域的主要應用研究
1混紡織物的配色
目前，我國主要還是以混紡織物為主，因此，計算機在紡織測配色領域的研究也大多傾向于對混紡織物的配色。一般而言，混紡織物主要有四個影響效應，即有染料的配伍性、沾色效應、混紡比以及纖維的共存性，這四個效應會對紡織物的配色精度產生較大的影響，導致其配色難度增大。因此，加強基礎數據的制備，是使用計算機進行測配色的一個關鍵點。比方說，要對棉、滌兩種纖維進行混紡，就要分別進行基礎數據的制備，一套是分散染料染滌綸的基礎數據，另一套則為活性染料染棉的基礎數據，并綜合考慮其它因素，才能提高測配色的效果。
2底物轉移
目前計算機中運用比較廣泛的配色軟件，大多都有底部轉化的模塊，而由于一般計算機測配色主要都是應用在大型的生產活動中，其基礎數據的制備通常也只是針對一兩套底物。但是由于底物的化學成分不盡相同，其纖維的織法也天差地別，再加上前處理、后處理的不同處理方式以及助劑的差別，都會對紡織物的上染工作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必須要對之進行底物轉移。
3特殊顏色的配色
計算機對于紡織測配色的另一項應用，則是對于特殊顏色的配色工作。由于光譜具有放射和反射兩個部分，因此對其的測量也需要有兩套光路或者兩個單色儀。先使用逆向光路測出包含有長波波段放射的反射率曲線，進而使用正向光路測出包含有短波放射的反射率曲線，結合兩者進行模擬計算，去除掉其中放射部分的影響，就能夠利用在配色的計算工作中。
計算機測配色技術在實際的操作使用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為了計算機測配色技術能夠更好的為紡織業配色工作作出貢獻，還需要做到以下幾點：
1企業要有自身的紗線顏色倉
企業擁有了自身的紗線倉的話，就可以在任何需要改變顏色的情況下快速的開始相應的工作，對于提高企業經濟效益是有巨大幫助的。
2計算機的測色和配色方案
在實際的上色工作之前，先把相關的顏色參數帶入到紡織物的配色模擬程序當中去，先看看模擬的效果，如果不滿意的話可以隨時的更改參數。這樣在實際生產之前的預練可以提高一個后期的滿意度。
利用計算機的測色技術建立好紗線的顏色庫，加上配色程序可以得出經緯線的色紗，在進行交織之后形成紡織物的顏色，模擬好紗線混色之后就可以達到快速配色的目標，這樣紡織物的經緯紗線的配色工序得到了極大的簡化，把紡織物的開發效率與勞動生產率得到極大發揮。（本文作者：靳新 單位：濟寧技師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