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自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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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自然論文:人與自然環境法論文

一、別法與法律

在分析法的本質之前，作者認為有必要先搞清楚法和法律的區別，這對于認識環境法能否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有著重要的基礎作用。此處所說的法是比法規、規章、條例等更加廣義的法，是自然界中的各種法則的總稱;法律是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體現階級意志的規范總和。早期的馬克思從自然法學的某些觀點中吸取并指出，“法是自由的無意識的自然規律，而法律則是法的表現”。這里自由無意識的自然規律所指的法是客觀存在的法則，而不是主觀的認識，法律則是將這種無意識的自然規律變成有意識的法規，也就是說法律是立法者通過自己的大腦和筆將自己所認為的法的樣子描寫了出來，法律的樣子就取決于立法者的思想和認識。再后來，馬克思在批判黑格爾的時候指出，“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他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他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這也就說明法的內容都是根據物質條件而變化的，物質條件的改變會引起法的表現形式和體現的意志有所變化，但是這不會改變法的本質，它所改變的都是法的表現形式———法律。

二、法的本質與環境法的本質———內容與形式的體現

作者認為，法的本質是調整關系，調整是促進、抑制、保護、協調等，它有很多種方法;關系有很多種，利益關系、身份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等。這種本質是客觀存在的，環境法只是其中的一種表現形式。有些學者提出法的本質是變化的，但是這種變化的核心是利益，法的本質是隨著利益的變化而同時發生著改變的，作者同樣認同法的本質變化的觀點，但是這種變化的根據是物質基礎，也就是生產力，這是從意識根源到物質根源的轉變。法的本質在于調整自然界中各個生物之內和生物之間的法則。法的價值、目的等都是法的本質的體現，以為在不同時期環境條件下，法的這些體現都是不一樣的，因為基礎不同，所以體現的內容和形式也就不一樣。

三、環境法調整人與自然關系的宏觀方法———公法與私法的重新界定

公法與私法的劃分從古羅馬時代就有法學家提出過，他的分類標準是根據法律調整的主體和調整對象是否涉及社會利益。這種劃分方法雖然具有重要的意義作用，但它的劃分也不是的，法律公私性質的劃分應當是在一定的條件和范圍內才能夠進行的。例如經濟法、社會保障法、環境法的調整對象，就超出了傳統法律公私劃分的邊界，呈現“法律理論的基礎與社會生活的狀況極不一致的現象”。作者想指出的是，這種公法與私法的劃分是對法律的劃分，不是對法的劃分，是對意識形態的進一步區分，而不是對法這個客觀存在進行的分類。這也就說明，這種叫法是不的，應該是公法律和私法律。那么，以類似的標準———調整對象，對法進行分類的話，公法應該是自然之法或宇宙之法，私法應該是人類之法，私法調整人之間以及人組成的社會組織、團體、機關、國家之間的關系，公法調整其他物種之間以及人與它們的關系。

四、環境法調整人與自然關系的微觀方法———人的行為

關系如何產生，作者認為在于行為，沒有行為，就不會產生任何關系，人與人之間是如此，人與自然之間亦是如此。人類生活在自然界中，形成依賴關系;人類利用自然資源，形成利用關系;人類保護自然，形成保護關系。這一切的關系都是因為人的行為而產生的。這也就是作者想要闡述的法律調整人與自然關系的方法，通過調整人的行為來實現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雖說這種方法還是調整人的行為，但是它所調整的行為背后是人與自然的關系，而不再是人與人的關系。，針對學界各種討論作者認為，都是法學研究者在對于法的表現形式的一種討論，是在研究發現哪種表現的形式或者研究方法最適合當今社會的需要，最適應當今社會的發展和自然界的穩定和諧。因為法的本質是物質條件所決定的，他們是客觀存在著的，人們只能做的就是在認識客觀事物的基礎上來發現它的內涵并不斷完善。

作者：郭偉 陳照青 單位：山東師范大學

人與自然論文:人與自然生態女性主義論文

1柏格森太太——傳統的家庭天使

美國是個有夢的國家，一直以來“美國夢”的概念貫穿于社會的發展，其所宣揚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理念激勵著一代代人為之追求奮斗。最早的“美國夢”可以說是“拓荒夢”，美國總統林肯在1862年簽發了土地令，許多美國人向西部進發，融入了“西進運動”的潮流之中，他們向往著開墾“肥沃、富饒”的土地，與惡劣的自然環境做斗爭，希望可以戰勝自然、扎根土地。在西進運動中，有這樣一群人不容忽視：數以千萬計的美國婦女。她們跟隨著丈夫來到西部，每天都在繁雜的家庭生活中忙碌，作為美國傳統婦女們的代表，有著“家庭天使”的美稱，她們勤勞、善良、吃苦耐勞、全心全意照顧家人。在男權社會當中，男性被認為是社會和家庭的主宰，女性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生活等方面，地位都比男性低下。從社會大環境來說，要求女性擁有傳統美德，固守家庭這方寸土，作品中的柏格森太太就是這樣一個傳統女性的典型。與男人們開墾荒地、征服自然不同的是，及時代拓荒女性與自然的關系是斷開的。生態女性主義首先體現的是對女性與自然的認同，但是及時代的拓荒女性對于自然首先是順從的，面對殘酷的自然環境，她們沒有能力改變自然的一切，能做的就是從自然中獲取物質，這一點可以從她們恪守老的傳統上看出來。“柏格森太太的習慣勢力是很強的，這個家庭沒有解體，沒有出現得過且過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她為堅持在新環境中恢復她舊時的生活規律而進行的不屈不撓的斗爭。”(18)。從某種程度上講，柏格森太太將荒野變成花園，保存老的生活習慣，是用一種文明的方式在延續從前的生活。對于周圍人親近自然的舉動，她感到是一種道德的退化和不能容忍的事情，也就難怪“有一次柏格森太太到挪威河溝去的路上順道看看李老太太。那老太太藏到了干草堆里，說是怕柏格森太太撞見她光腳丫”。(19)作為一名保守主義者，始終希望恪守傳統的生活方式，在她看來，一切破壞文明而與自然接近，不收拾屋子，光腳走路等，都是不可理喻的，也就難怪周圍鄰居都覺得柏格森太太高傲了。尤其對自然之子老艾佛來說，柏格森太太認為他是一個瘋子，讓孩子們都遠離瘋家伙。老艾佛定居在村外一個小山坡下面的洞穴里，與自然為友，動物為伴。他過著一種悠然自得的“野蠻生活”。但是在這里，作為“自然之子”，老艾佛是一個保護生命，敬畏生命的使者，他對飛到池塘附近的一切生命，不管是野鴨，還是大鳥都給予關照和保護，他極力阻止小伙子們打鳥，因為這些都是上帝賜予的。不僅如此，老艾佛還能體會到動物的情感，幫他們治療傷痛，與他們對話，所以他被稱為“美國的自然神”。（Rosowski:50）柏格森太太對自然之子的不能接受，表現出她對于自然的不認同和疏離。從生態女性主義視角來看，及時代拓荒者對于自然的開墾體現了男權主義的傳統，因為不懂得尊重自然，當然得不到自然的回報，一味地征服土地，帶來的卻是像書中卡爾說的:“不可一世地壓制著在陰暗的荒野上掙扎起步的人類社會。”(11)他覺得，“人類太軟弱，無法在這里留下痕跡，這兒的土地不想被人打擾”。(11)老艾佛身上對自然的生態行為不僅透露出女性般的特質，而且更有慈母般的愛惜和關懷，是對自然的尊重、認同和愛護，但得到的卻是嘲笑和不解。及時代的拓荒女性，以傳統的柏格森太太為代表，她們沒有能夠看到自然與女性之間的關系，被動地接受自己受壓迫的地位，在與自然的關系上也是疏遠和陌生的。

2亞歷山德拉——大地的女兒

與柏格森太太不一樣的是，女主角亞歷山德拉脫離了繁重的家務，從如父輩一樣傳統的大自然征服者到走進大自然，認識自然、了解自然，再到真正成為大自然的女兒，與自然的命運融為一體，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對自然的認識以及自身身份的認知和回歸的追尋過程。亞歷山德拉出生于一個瑞典的移民家庭，父親早年帶著全家到這片荒原上準備開創一番事業，然而，十多年的努力卻未能在這片土地上留下顯著的痕跡。在彌留之際，他出乎意料地沒有將家庭的重擔留給兒子，而是選擇了女兒來承擔起這份責任。在他心中，女兒充滿責任心和智慧，不必像她母親那樣固守于家務，而是可以也具備這個能力成為后繼的拓荒者。所以，作品中亞歷山德拉一出場，就是高大豐滿的形象，穿著一件男人的長外套，戴著一頂圓的帽子，用一條厚頭巾來扎緊。不經意間露出的那一頭按德國樣式盤在頭上的烏發，路人對她的贊賞卻換來了她的一番抵抗，連作者自己也說“大可不必這樣嚴厲”。(7)在亞歷山德拉心中，她不能接受自己作為一個物品被男人把玩，挑逗。女性主義者認為：反抗男性統治的標志并不是簡單地反對生活中的每一位男士。亞歷山德拉的過度反應，說明她否定了自身的女性特質，而戴上了一個男性征服者的面具，也折射出她對于男性權利的渴望與追求。這也是為什么柏格森先生“在他女兒身上，他看到了自己的父親正當盛年時的特點：意志堅強、思維敏捷。他當然更愿意能在某個兒子身上看到這樣的相似之處，但對此他無能為力。”(16)凱瑟賦予她堅強的意志、獨立的性格以及希臘女英雄般的氣質，她表情嚴肅，走路行色匆匆，“快而堅定地走著，仿佛很清楚自己的方向和目標。”(6)她的眉宇間透著一股剛毅，給人一幅胸有成竹的女戰士形象，大有要在這片土地上大干一番的氣魄。她這樣一個外表堅強、內心堅定的女強人也難怪被她的弟弟們稱為“原本根本沒有把她想成一個女人，只是姐姐就是了。”(123)但她接近40歲依然一個人獨立生活，在精疲力盡時的一個幻覺讓她總是夢到自己被一個強壯的、具有男子氣概的人舉起抬著走。在她的內心深處，也是本能地渴望被人理解和得到疼愛的，但當她醒來時，她又非常生氣，總是使勁擦澡，以往身上澆幾桶涼水而告終，在這個征服自然的階段，她覺得女性的特質意味著軟弱和無助。這一點是萬萬不能表現出來的，哪怕只是在一個小小的夢里，因為這是不利于開墾拓荒的，必須堅決壓制下去，這與拓荒所需要的勇敢和堅強的特質是格格不入的。兩個弟弟對姐姐所持的態度其實也是代表了男性主義的觀點，在父權制社會中，女性的成功就是非正常的，女性就必須套上傳統居家型的枷鎖。蔑視女性其實是文明與自然對立的根源。他們認為一個家庭的財產實際上是屬于這一家的男人的(91)。但是亞歷山德拉不會理會這種說法，而是勇敢地反抗，甚至說“你們到縣政府去問問誰是我土地的主人。(90）亞歷山德拉的性情沉穩，有著巨大的勇氣和敏銳的觀察力，憑著她的實地勘察和周到的考慮，才得以在這片令人心碎的荒無人煙的土地上，看到來年春的希望，最終成為土地真正的女主人，她處在和男人平等的位置上，沖破社會角色的樊籬，和男人一樣努力創造土地的價值。但是在這個階段，亞歷山德拉對土地的認知程度依然是停留在延續父輩開荒征服的模式上，這種征服式的勝利也只能是短暫的。只有對土地和大自然的不斷了解和貼近，將土地從沉睡中喚醒，才能聽到來自大自然自己的聲音。“因為土地只是一開始跟人類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起初假裝貧瘠，因為沒有人知道該怎么對付它；后來忽然一下子，它自己工作起來了，從沉睡中覺醒，舒展開來，真大，真富！”(64)大自然是一個客觀的固有存在，女性和自然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當女性用柔情去尊重她、同情她、理解她時，自然所展現出的是與人類的和諧發展，這也正是生態女性主義所追求的理想。在柏格森去世十六年之后，亞歷山德拉感受到土地的覺醒，好像那土壤的活潑生機融入了自己的身體。她是土地的化身，當她緊貼那個褐色的平坦世界，她才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幸福。(109)亞歷山德拉充當了人與自然的中介，她能夠讀懂自然，能讀懂土地。在小說的結尾，亞歷山德拉說：“我們是這里的過客，而土地是長在的。真正愛它、了解它的人才是它的主人。”(160）正是對土地的了解和熱愛，使亞歷山德拉獲得了豐厚的回報，作者揭示了受傳統男權思想壓迫的女性以及大自然的覺醒。曾經的亞歷山德拉用冷水使勁地搓澡，壓抑自己正常的生理和心理需求，沒有將自己看作一個正常的女性，而是一個肩負使命地拓荒者。但在經過和卡爾的兩次分離和艾米的悲劇后，她才慢慢意識到自己內心缺失什么，又真正需要什么。男性特質的收斂和女性本質的逐步回歸，讓她學會傾聽自己的聲音，也最終給自己找到了身份回歸的路途。及時代以柏格森先生為代表的拓荒者們，試圖以武力和男性的力量去征服土地，結果卻以失敗告終。而當男人們都失敗了的時候，亞歷山德拉卻用理解和尊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收獲和成功，這也正是生態女性主義者不懈追求的理想。亞歷山德拉作為女性對土地投入了特有的女性關懷，把土地視為親人和朋友，了解他們的需要，對他們細心呵護，終于喚醒了大地沉睡的心。第二代的拓荒女性，以亞歷山德拉為代表，經歷了一個對自然和女性身份的認同過程，隨著對土地理解的深入和內心情感需要的展露，她內在的女性意識也被大自然所喚醒，最終得以將自然和女性的特質化為她內在意識中不可分離的一部分。所以在作品結尾，“她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屬于土地”。(160）男性以理性自居，而女性則是感性的，通過細膩的情感觀察生活、體驗生活，又關注土地需要、關懷土地成長，最終亞歷山德拉突破了社會和傳統強加給女性的角色限定，既對土地和自然有理性的掌握，又有感性的呵護，才得以喚醒土地，讓豐收的喜悅傳遞給每一個人。

3麥麗——掙脫束縛的新女性

麥麗是在作品中跟亞歷山德拉形成鮮明對比的一個女性形象，她長著一頭洋娃娃一樣的棕色卷發，一張可愛的小紅嘴和一雙黃褐色的圓眼睛，看起來像個雅致的少婦。(9)麥麗的叔叔總是喜歡把麥麗舉在肩上，作為展覽品吸引男性欣賞和崇拜的眼光，而麥麗也特別好脾氣地接受周圍人逗她的玩笑。“麥麗風度優雅地向艾米走去，后面跟著她的一群精力旺盛的崇拜者。(10)麥麗無形之中所具有的男性社會對于女性的要求：美麗、優雅、順從讓她成為一個男人崇拜的客觀存在，她開始也是接受傳統女性的觀點：女人是男人的仆人，是為男人服務的，基于這種觀點，她不能自已，過著依附男人的生活。當麥麗長大后，她性情活潑，熱情開朗，在說說笑笑時，眼睛里總有點點黃色的閃光跳動著，但就是這樣一個能給別人帶來歡樂的女人，為什么沒有能夠獲得自己的幸福，卻以悲劇收場呢？麥麗在16歲時，就和一個青年私奔，后來父親原諒了他，買下了一片農場，這才和亞歷山德拉做了鄰居。曾經的年少不懂事，與丈夫草率的私奔結婚后，并沒有得到想象中的那種幸福，當她與周圍人說笑，她的丈夫卻能將每個人生吞活剝了一樣。(85)在丈夫強烈的控制欲下，麥麗沒有屈從；在丈夫自我吹噓的時候，她也沒有像一開始時那樣崇拜得五體投地，聽他擺布，她獨立的性格和思考的能力讓她表現出的是沉靜和無言的厭惡。麥麗不像其他婦女一樣，婚后成為家庭天使般的傳統女性，她是大自然的女兒，具有的女性特質，代表著美麗、活潑、勇敢、淳樸和旺盛的大自然生命力。作品中，野外的玫瑰、旺盛的雜草、水塘里的野鴨、小褐兔、蝴蝶都是她的象征；她膜拜自然，覺得“這棵樹似乎知道我坐在這里所想的一切事”(82)，與古老的“樹崇拜”如出一轍。她走路一蹦一跳，跟小兔子似的；她又像一只飛蛾，在田野上空飛來飛去……與亞歷山德拉繁忙的農作比起來，麥麗更多的時間是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當中，她沒有將開墾荒地、播種、收獲作為自己的工作，而是將她的情感融入在大自然當中，不僅喜歡在老艾佛的池塘玩耍，也喜歡在櫻桃樹下休息，仰望天空。這樣的一個大自然的女兒，注定了她不同于傳統女性固守的那一方寸土，她努力追求屬于自己的愛情，不愿意在象征“夫權”的那根黃手棍下生活，連她的丈夫也說：“他知道她的感情一定寄托在什么地方。”(116)隨著他們之間距離逐漸擴大、僵化(116)，她沖破世俗的觀點，敢于和艾米在一起。這樣的行為連亞歷山德拉也沒想到這個已婚婦女會和自己的弟弟產生愛情。有一次，麥麗和艾米到老艾佛的池塘去玩耍，幾只野鴨被艾米射殺，麥麗心疼地拿起其中一只，“艾米，你為什么要這么干呢？它們剛才玩得多好啊，我們把這一切都給破壞了。”(70）作為大自然的女兒，野鴨的悲劇也預示著麥麗愛情的悲劇，這樣的結局也讓我們看到，麥麗作為一個深受傳統觀念束縛的女性，敢于掙脫男性的精神羈絆，試圖擺脫丈夫的奴役而與富有浪漫氣息的艾米展開生死戀，雖然雙雙殉情于槍口之下，但是她的愛情悲劇卻給予男權社會以重重一擊！第三代的拓荒女性，以麥麗為代表，在一個根深蒂固的男權社會中，不僅在社會地位，自身能力方面受到限制，在情感方面也無法掙脫男權的壓制和限制，但是，麥麗卻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向傳統宣戰，雖然她的死亡是命中注定的，但是在花園中“靜靜地躺著，聽任鮮血流盡而死，她的臉上卻有一種難以形容的心滿意足的表情”(141)，這是一個用自己的生命向傳統宣戰，精神女戰士表現出的滿足和勝利。她似一簇奔放的野玫瑰，掙扎地生長，但終究芬芳會灑向大地，從她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西部拓荒新一代女性的精神在重重涅槃中渴望獲得新生的勇氣和魄力。

4結束語

本文嘗試用生態女性主義的視角去理解和闡釋文本，以作品中三代女性與大自然關系變化的脈絡為著眼點，梳理出女性在大自然中身份追尋與認同的過程。薇拉?凱瑟在這樣一個以男性作家為主流的美國文壇，以其細膩的筆觸和獨到的視角塑造了一群與傳統男性拓荒者不同的女性拓荒者的成功形象，改變了故有的人與自然互相征服的二元對立關系，宣揚了人與自然可以和諧依存、共榮共生的理念。在如今這樣一個生態環境惡化，生態危機凸顯的大背景之下，用女性的視角去認識自然、以女性的情感去關懷自然，讓我們今天在重讀《啊，拓荒者！》的時候，心里會多些許寬慰吧。

作者：汪文君 單位：南京師范大學

人與自然論文:人與自然科學技術論文

1科學技術的本質決定科學技術必須以人為本

人類運用客觀規律對自然界的能動改造就是我們常說的技術，人類對自然現象及其本質的規律性認識就是所謂的科學，人類不斷的認識和改造自然界的過程也就形成了科學技術的形成與發展。所以在本質上來說，科學技術是人的能力的表現或延伸，體現著人與自然界的相互作用。科學技術這樣的本質，就決定了科學技術是為了整個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為了整個人類的自由和幸福做貢獻。因此，以人為本應是科學技術的價值基準。以人為本的科學技術價值基準，要求人們在進行科學技術探索和實踐中，一定要高度關注人類社會問題，注重從人性和人文關懷的角度出發，使科學技術的發展服從于人類社會需要，要以人類自身的存在與發展決定科學技術的取舍選擇和發展方向，對科學研究和技術應用實行社會控制，使科學技術正面價值盡量地放大，更好地造福于人類，而使科學技術的負效應削弱到“可容忍”的限度內，以保障科學技術和人類社會健康發展。

2社會協調發展是科學技術的價值追求

（1）實現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馬克思曾說過：“整個自然界——首先作為人的直接生活資料，其次作為人的生命活動的材料、對象和工具——變成人的無機的身體”。由于其各個子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自然界這個生態系統，維護著整個生態系統的穩定和平衡。生態系統的平衡與穩定是人類社會產生、存在和發展的堅實基礎，是人類文明大廈的基石。正因如此，我們應把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避免科學技術人為的濫用、誤用和惡用，樹立以人為本的科學技術發展理念，嚴格遵循自然界的客觀規律、把握科學技術運用的倫理標準，把科學技術發展與人的發展這一崇高目標聯系起來。人類既要利用、改造自然界，發展生產，促進人類社會的發展，又要考慮到自然界的承受能力、調節恢復能力，考慮給予自然界什么，使自然界始終處于一個動態平衡，實現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

（2）實現人與社會的協調發展。科學技術和社會協調發展的源泉是人的能力、智力、體力，推動科學技術和社會發展的原動力是人的需求，人類知識的不斷更新和提高更是整個社會發展的智力保障，所以說科學技術和社會發展的主體是人；而人的智力、體力、能力的提高也達到了科學技術和社會發展的目的，從而更好地實現人的發展。社會以一定的活動方式來滿足人的社會需要而獲得進步的過程綜合就形成了社會發展。綜上所述，我們應把密切關注科學技術發展與人類社會進步的和諧統一，樹立以人為本的科學技術發展理念，人類社會發展與科學技術發展聯系起來，推動科學技術始終朝著推動社會整體進步、對人類終極關懷的方向發展。科學學創始人英國的貝爾納指出：“科學是我們時代的產物，是指引和推動這種生活前進的思想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經濟生活必要的組成部分”。科學作為一種手段，滿足了我們的物質需要；科學作為一種方式，豐富了我們的生活，提高了我們的生活質量。

（3）實現人與人的協調發展。地球上有了人與自然的關系，相應的也就產生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包括利己利他的平衡、當代與后代的公正、人與人之間的平等發展、自律互律的制約等等在內的均是人與人的關系。促進人的自由發展，造福人類，并且不能損害后代人，滿足其需求能力是科學技術的最終目的。只有這樣，和諧社會才能建成，并有利于后代人持續發展。因此，我們應樹立以人為本的科學技術發展理念，以人的長久和整體利益為根本目標，促進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人群科學技術協調發展，提高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人群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節約資源、合理利用資源、保護生態環境，為我們的子孫后代保留一片適合生存的凈土，讓他們地、自由地、長久地生存在這個美麗的星球上。

作者：闞方軍 單位：牡丹江市科學技術開發交流中心

人與自然論文:人與自然關系研究論文

摘要：作為構建和諧社會的一項重要內容，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問題受到了倫理學界的廣泛關注。探討和確認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內在機制，不僅能夠為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倫理價值提供形而上學根據，也能夠為人們從實踐上維護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提供持久的內在動力。

一人與自然的本質斷裂是人與自然不和諧的根源

強調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一致，內隱著人與自然關系的不和諧，以及當代人對這種不和諧的深深憂慮。資本主義工業社會在創造豐富的物質文明的同時，也制造了人與自然的嚴重對抗，即人類拼命地掠奪和奴役自然界，大自然也對人類每一次勝利都進行瘋狂的報復。生態危機作為人與自然不和諧的標志正在詛咒著人類，威脅著人類的在世生存。因此，構建和諧社會從而營造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解除包括人類在內的所有生命正在承受的生態危機苦難，成為時代的呼喚和價值追求。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意味著生物共同體的完整、穩定和美麗，意味著人類的生存與發展，所以人與自然和諧是一種善，甚至是一種較高的善；相反，人與自然的不和諧由于其隱喻或象征著毀滅，所以它是一種惡，甚至是一種大惡。揚善去惡是人類價值追求的目的之一，因而解除人與自然的不和諧，將生態從危機中拯救出來，便成為構建和諧社會重要的價值指向。消除人與自然的不和諧關鍵是確認產生這種不和諧的根本性原因，以便能夠為人類找到拯救生態危機的正確道路。盡管對人與自然不和諧的原因人們有種種猜測和分析，其中也不乏精辟的見解和論道，但筆者認為，人與自然在本質方面的斷裂是人與自然不和諧的本源性原因，正是在人性方面人與自然發生本質的對立，才在實踐行為方面造成了自然生態環境的災難性的后果。

在人類早期觀念中，人與自然之間并不存在一種價值關系意義上的緊張和分裂，無論是中國的儒教、道教和佛教，還是古希臘的哲學自然觀，都以各種不同的理解或解釋方式將人與自然納入一個統一的整體之中，人之為人的人性與自然世界之為自然世界的本性在古人那里總是難解難分地糾纏在一起。中國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古希臘人的“小宇宙”與“大宇宙”和諧一致的主張，都表達著人與自然本質同一的看法。古人的這種人與自然一體的人性見識，導致了“萬物與我齊一”和“順應自然而生活”的價值追求，形成了與自然宇宙保持和諧一致，千萬不要僭越最偉大靈魂為人類安排的這一必然秩序的行為規范。然而，古人的這種存在維度和意義維度卻被現代人所遺忘，西方近生的啟蒙運動徹底顛覆了古代人的有機論自然觀，自然世界由此變成了一臺既沒有靈魂、也沒有生氣，由力學支配，進行機械運動的機器。自然概念的含義也由古希臘的“生長”、“涌現”、事物發生的“內在根據”，變為了現代的自然界和自然事物的總和。自然世界從一個活的有機體淪落成為死一般的物質世界，人由此也就從自然宇宙中分裂出來，成為與自然世界對立的存在。笛卡爾首開先河，將人與自然界區分為兩個各自獨立且平行存在的實體，他們之間互不依賴，互不決定，互不派生。物質的根本屬性是廣延，心靈的根本屬性是思維。斯賓諾莎反對笛卡兒的二元對立說，主張在自然宇宙中只存在一個實體，那就是上帝，而心靈和物質僅僅是上帝這一實體的兩個屬性；兩個屬性之間并不發生直接聯系，它們互不產生、互不限制。結果斯賓諾莎在建立實體一元論的同時，又在事實上造成了一種屬性二元論。斯賓諾莎以后，萊布尼茨、康德、黑格爾等人也力圖克服機械論自然觀的缺陷，消弭人與自然的二元對立，但他們卻走向了與古希臘哲人相反的道路，把人看作是自然價值的顯現根源。如康德提出“人為自然立法”和“自然向人生成”；黑格爾則把自然世界看作是“精神”的外化，認為人與自然界的關系屬于“主—奴關系”，即人是主人，自然是奴隸。經過現代形而上學的努力，人從自然宇宙中徹底脫落出來并成為與其對立的存在，人與自然從此分別歸屬于兩個不同的世界，自然存在物屬于僅具有廣延特征的物質世界和客體世界，人類則屬于能夠思維的心靈世界和主體世界，“目的王國”和“自然王國”之間從此產生了一條不可逾越的道德鴻溝。

現代人不再像古人那樣，以自然宇宙為背景認識自己與自然的同一性，而是將人與自然的對立、不同作為人之為人的標志。這意味著，啟蒙之后人從本質方面與自然發生了徹底的斷裂，或者說從人的本質方面與自然世界劃清了界限。人不再是自然世界之中的存在，而是收縮到以自身為參照系統并僅僅向自身認同的獨立存在。如僅僅向自身的認識能力認同，從而認為人是理性存在物；僅僅向自己的類特征認同，從而認為人是一個社會存在物。啟蒙運動將人從自然宇宙一體中獨立出來，似乎解放了人類，爭取了人的尊嚴，但事實證明，近現代人的這種自我啟蒙和自我解放在給人類帶來自由和享樂的同時，也對人自身和自然環境制造了災難性后果。首先，近現代人解構了人與自然的存在同一性，從而造成了人類自我的迷失，使人類無法確認自己在宇宙中的合理位置，誤把對自然界的宣戰、掠奪和奴役視為人之為人的象征。其次，人不再向自然認同，而成為僅僅向自身認同的存在物，這勢必導致自我中心主義價值觀的強勢運行。如現代人類扭曲了生物進化的意義，把大自然恩賜給人類的理性，以及生物進化最為輝煌的一幕——人類的誕生，理解為人優越于自然界和強暴自然物的固有資本。人擁有理性，自在地就具有價值，自在地就是目的，所有自然存在物僅僅是服務于人之目的的工具，成為現代性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基本的價值取向，這種價值取向不可避免地引發人類對自然的促逼和宰制，并直接造成人與自然的現實不和諧。所以，人與自然在本質方面發生斷裂是人與自然最根本和最深刻的分裂和對立，這種斷裂直接規定了人類的價值追求和行為取向，并為人類占有自然和統治自然的實踐活動提供了合理而正當的理由。作為人與自然現實不和諧標志的生態危機，正是這種本質斷裂的直接邏輯后果。

二人與自然的本質同一是人與自然和諧的內在根據

當我們確認了人與自然的本質斷裂是人與自然分裂和對立的深層原因之后，隱含在這一分析中的一個邏輯推斷就自然而然地顯現出來，即人與自然的內在一致應該是保障人在改造自然界的實踐活動中與自然保持和諧一致的根本性原因。也就是說，人只有在本質方面與自然融合為一個整體，才能確保人類在改造自然界的實踐活動中創造出一個與自然和諧的現實世界。盡管古人提出了人與自然在本質上同一的思想，但這僅僅是一種天才的猜測，其中還不乏泛神論糟粕，以及人屈從于自然的自卑心態。真正科學而合理地揭示人與自然的內在一致是人與自然現實和諧的基礎，進而是人類社會和諧基礎的是馬克思。馬克思早在1844年就提出了這一思想，但由于資本主義社會人與自然的分裂、對立的“權力意志”和話語霸權，遮蔽了其思想的靈光，造成現代人對人與自然在本質方面的同一性產生了遺忘。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提出人是一種“對象性的存在物”，并以此作為歷史的邏輯起點和分析社會和諧與不和諧的人性論基礎。馬克思對人的這一規定蘊含著深刻的意義，至今人們還很少論及其中表達的深邃思想。人作為“對象性存在物”包含著兩種規定性：一方面他必須以其他自然存在物為對象表現自己的生命本質，“說人是肉體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現實的、感性的、對象性的存在物，這就等于說，人有現實的、感性的對象作為自己本質的即自己生命表現的對象；或者說，人只有憑借現實的、感性的對象才能表現自己的生命”[1](P.106)；另一方面人也必然是其他自然存在物表現它的生命本質的對象，“假定一種存在物本身既不是對象，又沒有對象。這樣的存在物首先將是一個惟一的存在物，在它之外沒有任何存在物存在，它孤零零地獨自存在著。因為，只要有對象存在于我之外，只要我不是獨自存在著，那么我就是和在我之外存在的對象不同的他物、另一個現實，也就是說，我是它的對象”[1](P.106)。在馬克思看來，人作為對象性存在物像所有自然生命一樣，在以它物為對象表現自己生命本質的同時，又作為表現其他自然物生命本質的對象而在世生存。正如太陽是植物的對象，是植物所不可缺少的、確證它的生命的對象，同時植物也是太陽的對象，是太陽的喚醒生命力的對象一樣。人類以其他自然存在物作為表現自己生命本質的對象，并不是以某一種或某一類自然存在物為對象，而是以所有自然存在物或整個自然界作為表現自己生命本質的對象。同樣，人類在作為表現它物生命本質的對象時，也不是表現某一自然物的生命本質，而是表現整個自然界的生命本質。人以自然為中介表現自己的生命本質，自然也以人為中介表現它的生命本質：人與自然是互為中介、互為對象的。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但人又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人是自為存在的存在物，是超越自然而然本性的存在物。人作為人的存在，不像動植物那樣直接以其他自然存在物作為表現自己生命本質的對象，也不是直接成為其他生命表現它自己本質的對象，而是以改造自然界的實踐活動為中介實現人是對象性存在物的本質；實踐是人類所特有的存在方式。通過改造自然界的實踐，人類將自己的本質對象化給自然界，使自然界成為人的作品和人的現實，同時也把自然界的本質內化為自我意識，受到自然界的本質的規定。“對象性的存在物進行對象性活動，如果它的本質規定中不包含對象性的東西，它就不進行對象性活動。它所以只創造或設定對象，因為它是被對象設定的，因為它本來就是自然界。”[1](P.105)這就是說，人化自然的同時也被自然化，客體被主體化的同時主體也被客體化。由于人是改造自然界實踐活動的主體，人被自然所設定也是通過人領悟自然并對自身設定實現的，所以人與自然互相“設定”也是人的一種有意識的自由活動。人將自己的本質對象化，意味著自然界是人的自然界，人在自然世界之中；人被對象所設定，意味著人“本來就是自然界”，本來就是表現自然界本質的對象，即自然世界也在人之中，人在自然世界之中，自然世界在人之中，這表明人與自然界在本質方面是一體的，是內在一致的。人以自然界為對象和作為表現自然界本質的對象，是人作為對象性存在物不可分割的兩個規定性，割裂了這兩個規定性也就割裂了人的本質存在，使人成為“非存在物”。馬克思在確立了人與自然本質一致這一人性論觀念之后，就用這一觀念來審視資本主義社會中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與人的關系，從而發現了人與自然關系的這種一體性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發生了異化，在此基礎上又揭示了人與人之間的異化現象。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異化勞動過程中發生了人同自己勞動產品的異化、人同勞動本身的異化、人同自己本質的異化。這三種異化現象某種意義上可以歸結為人與自然的異化。沒有自然界，就沒有勞動加工的對象和勞動產品，勞動本身也就不能存在，人也就不能實現人之為人的本質。人與自然相異化，意味著人與自然的本質斷裂和人的對象性本質的喪失：自然界不再是人的自然界，而變成了支配人的異己力量，“對象化表現為對象的喪失和被對象所奴役”，即“他給予對象的生命是作為敵對的和相異的東西同他相對立”；人也不再表現自然界的本質，而成為自然界的占有者和掠奪者，“一切肉體的和精神的感覺都被這一切感覺的單純異化即擁有的感覺所代替”[1](P.85)。人與自然發生本質斷裂，人類在加工改造自然界的活動中就與自然處于嚴重的對抗狀態。用恩格斯的話說，我們對自然界的每一次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2](P.158)人與自然的嚴重對抗導致人類對自然物的瘋狂剝奪，這使人類社會的階級對立和階級斗爭更為慘烈。在馬克思看來，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一種根本性的關系，正是由于人與自然關系的對立和異化才導致了人與人之間的對立和異化，以及社會的不公正和社會的不和諧。因為人們為了占有由人與自然關系生化出來的物品和財富，才造成了人與人的分裂和人對人的剝削與壓迫。馬克思正是通過對人與自己勞動產品的異化關系即人與自然界的異化關系的分析，揭示了人與人的異化關系和社會的不和諧。“人同自己的勞動產品、自己的生命活動、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的直接結果就是人同人相異化。”[1](P.59)

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和人對人的剝削和壓迫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較大不公正，也是人類社會最不和諧的表現。因此揚棄異化勞動、實現人的解放必須首先消解作為社會不和諧根源的人與自然的分裂與對立，實現人與自然界的本質性的統一，在否定之否定的層面上向合乎人性的人復歸。馬克思說：“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并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復歸，這種復歸是的，自覺的和在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范圍內生成的。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1](P.81)馬克思在這里表明，揚棄私有財產也就是揚棄人的自我異化，即揚棄人與自然關系的異化，向合乎人是對象性的人這一合乎人性的人復歸。這種復歸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于人道主義，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于自然主義。馬克思在這里用“自然主義＝人道主義”和“人道主義＝自然主義”，再次表達了人與自然一體的思想，并認為人與自然在本質方面融合為一個整體是共產主義社會的內在本質，是實現社會和諧的根本依據。“社會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復活，是人的實現了的自然主義和自然界的實現了的人道主義。”[1](P.83)共產主義社會無疑是最和諧的社會，它不僅包括人與人之間矛盾的解決，也包括人與自然之間矛盾的真正解決。通過馬克思對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分析，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在人與自然關系中生成的人性是人與自然現實關系的內在根據，也是社會和諧不和諧的基礎。當人與自然在本質方面發生斷裂，人類社會就處于不和諧狀態之中，揚棄這種人與自然的本質斷裂，完成人與自然界的本質統一，才能使人獲得解放，進而產生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及人與人的和諧。

三人與自然的兩種和諧關系

通過上面的論述我們不難發現，人與自然之間實際上存在著兩種和諧關系：一是人與自然的內在和諧一致關系，另一是人與自然的外在和諧一致關系。人與自然的內在和諧關系是指人與自然界的本質統一關系，即在人類的自我觀念中包含自然界的本質規定性，在人之為人的意義上人與自然融合為一個整體。這種整體性是通過人向自然生成為人而顯現出來。人與自然的外在和諧關系是指人與自然存在物和諧相處，人類與自然界協同發展，在改造自然界的實踐活動中營造出一個美麗、完整、穩定的現實自然環境。也就是說，人與自然的內在和諧是人性意義上的和諧，它存在于人的本質之中；人與自然的外在和諧是現實性的和諧，它表現在人類加工改造自然界的現實活動之中。人與自然的內在和諧與外在和諧的關系是；內在和諧是外在和諧的根據，外在和諧是內在和諧的表現。人只有首先達成與自然的內在和諧，才能創造出與自然的外在和諧。筆者前面所說的人與自然的本質斷裂或同一，是指人與自然的內在關系，而人與自然的和諧與不和諧則是指人與自然的外在關系。目前人們更多的是強調人與自然界的外在和諧關系的價值與意義，忽視了產生這一價值和意義的內在源泉，即人性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問題，這就使人與自然界的外在和諧關系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所以，為了確保人與自然界的外在和諧關系，我們必須首先對人性與自然的關系做出形而上學的和諧建構。人與自然達成了內在一致，才能擔保人類在改造自然界的實踐活動中在行為方面與自然界和諧一致。

前面我們已經指出，人是作為一種對象性存在物而在世生存的。人作為對象性存在物，他必須通過改造自然界的實踐活動將其本質對象化給自然界，即給自然界打上人的加工印記，使自然界成為人的作品和人的現實，成為表現人之本質的對象。現實自然界經過人的加工改造，就不再是一個純粹的自然界，而變成一個凝結人的智慧、表現著人之本質的自然界。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現實自然界是“人本學的自然界”，是“對象性的人”或是“人本身”，從現實自然界的狀況中能夠直觀到人的身影。從人與自然界的這種對象性關系出發我們不難理解：人有怎樣的本質必然會對象化出一個怎樣的現實自然界，現實自然界的狀況怎樣表現和確證著人的本質怎樣。人類擁有與自然和諧的本質，他必然能夠對象化出一個和諧的自然界，人類在本質方面與自然發生斷裂，他也必然會制造出一個殘破的自然界。人在與自然關系中生成的本質決定著他加工改造自然界的現實結果。反過來也可以說，人類加工改造自然界的現實結果也反映著人與自然的內在狀況，現實自然界的真善美，意味著人性的真善美；現實自然界的假惡丑，顯示著人性的假惡丑。由此我們可以肯定地指出：人與自然界的外在關系是和諧還是不和諧，直接受制于人與自然內在關系是和諧還是不和諧，有了人與自然的內在和諧才能對象化出人與自然的外在和諧。

對人與自然內在關系的確認，實際是人對自己“是什么”或“人是誰”這一身份的確認。人對自己在自然界身份的理解和把握具有重要意義，它內在地規定著人對自然界的價值態度和實踐行為，決定著人類加工改造自然界的實際結果。“人是什么？這無疑是最關鍵的問題之一。因為許多其他問題的解決都取決于我們對人性的看法。人生的意義和目的何在？我們應當做什么？我們可以期望達到什么目標？所有這一切，都從根本上受著我們心目中的人之‘真實’或‘真正’之本性所影響。”[3](P.4)如果我們確信人是由上帝創造的，那么上帝的目的就規定著我們應當做什么，我們不能指望自己拯救自己，只能依賴上帝的幫助和救贖；如果我們認為人的本性是自由的并且永遠逃脫不了個人選擇的必然性，那么現實的態度，就是接受我們的現狀，并對我們所選擇的任何行為負責任。同樣道理，如果我們把自己理解為自然界的主人和占有者，那么我們必然把統治和掠奪自然界當作普遍追求的價值目的；相反，如果我們將自己看作是與自然本質一體的存在物，我們必然像呵護自己的人性那樣呵護自然界。人與自然達成內在一致，保護自然環境、謀求人與自然的現實的和諧一致就會成為人之為人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說，人類擁有了與自然和諧一致的人性，維護與自然的現實和諧一致便會成為人的自覺的價值追求，與自然和諧一致的人性賦予了保護自然環境之行為的價值合理性與社會正當性。所以，人與自然的內在和諧一致擔保著人與自然的外在和諧一致。有了人與自然的內在和諧一致，才能真正實現人與自然的外在和諧一致。

人與自然論文:恩格斯人與自然關系思想漫談論文

摘要：環境問題日益嚴峻,人類面臨生存困境。消除環境問題,實現可持續發展,首先要正確認識和定位人與自然的關系。筆者指出，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提出了人是自然界的產物，人與自然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關系，為實現“人類同自然界的和解以及人類本身的和解”，人類必須擺正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必須尊重和掌握自然規律,深入地支配人們的生產行為以及預測可能引起的比較長遠的社會影響；必須協調物的生產與人的生產的關系；必須認識到私有制是生態危機產生的社會根源,從而建立社會主義。恩格斯關于人與自然關系思想的闡述對于探索解決環境問題的途徑、深化認識可持續發展理論具有重大意義,至今仍是我們解決生態問題的行動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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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恩格斯；人與自然的關系；客觀規律；天人合一

一、人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與自然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關系

恩格斯作為唯物主義哲學家認為自然界是本原的,它不依賴于人的精神而客觀存在。自然界是人類存在和發展的物質前提,是人進行實踐活動的客觀基礎,自然界先于人,先于人類社會，而“生命是整個自然界的結果”,是“勞動創造了人本身”，人是從動物中經過長期勞動實踐進化而來,人和人類社會都是自然界自身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離開了自然界也就沒有了人的存在。他在《反杜林論》中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產物,是在他們的環境中并且和這個環境一起發展起來的。”[1］32自從地球有了人類以后,人類便成為自然界的一部分,并參與整個自然界的發展。不管今后人類還有怎樣高級理性的發展,人始終是自然界中的人,必須依靠自然界生活,離開了自然界,人類將無法生存。因此他指出：“我們必須時時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象征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樣，決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2］518自然界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外部環境，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再生產以及人自身的生產都離不開自然，保護好自然就是保護好人類自身。他批判把人類與自然界對立起來的反自然的觀點,強調人與自然界的一致性,認為人類實踐得愈多,便“愈會重新地不僅感到,而且也認識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種把精神和物質、人類和自然、靈魂和肉體對立起來的荒謬的、反自然的觀點,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2］518。無論人類多么高貴、能干,始終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損害自然就是損害人類自己，離開自然環境人類就無法生存。

人類與動物本質區別在于人在自然界中具有主動性，能夠認識和改造自然,“使自然界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來支配自然界”[2］517，而動物是單純地適應自然。因此,“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統治,是在于我們比其他一切動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2］517,即人能夠依據自己的目的，能動地作用于自然使之為我所用。恩格斯指出，人與自然的關系正是通過勞動即人類特有的實踐活動形成的,通過勞動人類從動物之中提升出來,并使自然界的面貌和人類社會的面貌都發生根本的改變。人作為能動的、社會的人,能夠認識自然界的本質,掌握和運用自然規律來為人類自身服務。他反對自然主義的歷史觀,認為:“自然主義的歷史觀是片面的,它認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條件到處決定人的歷史發展,它忘記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變自然界,為自己創造新的生存條件。”[2］384他強調人在環境面前具有主動性,人對自然環境有積極的能動作用。但是,他同時也強調指出了人類的這種主觀能動性的發揮是以自然規律為前提,受到客觀條件的制約,具有受動性。人類不能過于自負,盲目地以為自己是“宇宙之精華,萬物之靈長”,而濫用人的實踐能力。恩格斯針對當時已經出現的一些生態失衡現象,警告人類：“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每一次勝利,起初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卻發生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最初的結果又消除了。”[3］159恩格斯舉例說,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為了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光了,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為不毛之地。還有阿爾卑斯山的意大利人,當他們在山南坡把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護的同一種樹林砍光用盡時,并沒有預料到,這樣一來,就把本地區的高山畜牧業的根基給毀掉了,他們更沒有預料到這樣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內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兇猛的洪水傾瀉到平原上。可見，如果人們在改造自然的過程中,只注重眼前的明顯利益,而不考慮由此可能產生的較遠的影響,那么,人們很可能會得到對自身不利的并遠遠大于既得利益的結果。因此,人類的行為要受到自然規律的約束,違背了自然規律會遭到自然界的懲罰。在當人類行為沒有超出自然界所允許的閾值時,自然界通過自我的調節,能恢復原有的自然平衡狀態；而一旦超出了大自然所能“忍受”的限度,自然界就會以“報復和懲罰”的方式來否定人的行動。

二、人類必須尊重自然界的客觀規律，合理利用科學技術

自然界本身有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我們在認識和改造自然界時,必須使自己行動建立在對其客觀規律正確認識的基礎上。只有對自然規律有了正確的認識,才能減少我們在改造自然過程中的盲目性,為我們的行動提供最的思想保障。恩格斯認為,人類需要經過長期的勞動才會稍微學會估計生產行動的比較遠的自然影響。雖然人類比其他一切動物強的地方,就在于人能有意識、有目的地對自然界進行改造,通過改造自然界的物質形態來使自然界適合自己的需要,“人離開動物愈遠,他們對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帶有經過思考的、有計劃的、向著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標前進”[2］516。但由于人們認識客觀世界的局限性,對自然規律的認識和運用受到各種條件的限制,對于一些更深層的結果和影響往往難于發現,以致人們每一次對自然界的勝利都遭到了自然界的報復。正如恩格斯所說：“每一次勝利,在及時步都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不同的、出乎預料的結果,常常把及時個結果又取消了。”[2］517因此,人們只有學會正確地理解和利用自然規律,學會認識我們對自然界的習常過程所作的干預而引起的較近或較遠的后果,才能增強自己行為的科學性和預見性,減少行為的盲目性和負面影響,從而更有效地開發利用和改造自然。要使人類社會協調、持續、健康地發展,就必須根據生態規律的客觀要求,從全人類共同的、長遠的利益出發規劃生產,發展經濟。恩格斯指出:“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統治,是在于我們比其他一切動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2］518人類“統治”自然界的本質,總是在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的基礎上實現的,從而使人的有機生命與自然更好地融為一體,真正展現人類所具有的比其他一切動物強大的創造活力。因而人的主體性的發揮必須以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為前提。不尊重自然,不以自然規律為指導的人類行為必然會帶來對大自然的破壞,要實現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就必須正確認識和運用自然規律。

科學技術作為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實踐活動中所取得的積極成果，恩格斯充分肯定了它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的重大作用。他在批評自然主義的歷史觀時就曾指出：“這種歷史觀是片面的,它認為只是自然界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界條件到處決定人的歷史發展,它忘記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變自然界,為自己創造新的生存條件。”[4］329因此，人類在認識和改造自然的過程中,一方面要受到周圍自然環境的制約,因而要尊重和服從自然規律；另一方面,人類又通過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能動地改造自然界,創造出“人工自然”,改善人類的自然生存條件。“17世紀和18世紀從事蒸汽機制造的人們也沒有料到,他們所制作的工具,比其他任何東西都更能使全世界的社會狀態革命化。”[4］385科學技術的使用，使“我們在的工業國家中已經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為人們服務;這樣我們就無限地增加了生產,使得一個小孩在今天所生產的東西,比以前的一百個成年人所生產的還要多”[4］458。盡管科學技術的進步也給社會發展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但由于它在改善人類生存條件、推動社會發展方面的作用,已使它成為人類社會不可缺少的力量。恩格斯說，例如“歐洲傳播栽種馬鈴薯的人,并不知道他們也把瘰疬癥和多粉的塊根一起傳播過來了”[3］160，“但是和工人的生活降到吃馬鈴薯這一事實對世界各國人民群眾的生活狀況所發生的影響比起來,瘰疬癥算得了什么呢?1847年,愛爾蘭因馬鈴薯受病害的緣故發生了,餓死了一百萬吃馬鈴薯或差不多專吃馬鈴薯的愛爾蘭人,并且有兩百萬人逃亡海外,和這種饑荒比起來,瘰癘癥算得了什么呢?”[3］161同時他又指出,由于人類在自然界中具有主動性，“能夠認識和運用自然規律”,因而科學技術對環境的負面影響會隨著人類認識的進步,對自然規律的把握程度的加深而逐漸減少。雖然科學技術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我們沒有預料到的環境問題,加速了自然資源的消耗,造成了污染,但是我們更應該看到這種環境問題產生的根源可能正是因為我們的科學技術不夠發達,對于我們的行為沒有正確的預測。沒有科學技術，人類不可能發展到今天這樣一個振奮人心的歷史階段，無論過去、現在還是未來，人類的希望都在于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人之所以敢于妄稱征服自然，就因為人能夠認識自然規律；而人之所以不僅未能征服自然，反而屢遭大自然的報復性懲罰，又正因為人們對自然規律的認識還不夠充分。從根本上講,環境問題的解決要依靠科學技術。我們要利用科學技術進一步認識和掌握自然規律,增強行為的合理性,減少盲目性,防止新的污染的產生；利用新的科學技術治理環境污染,改善生態環境。科學技術不僅是經濟發展的強大推動力,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推動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重要手段。

三、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還必須合理解決人與人的關系問題，即“變革現有的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建立

社會主義制度，以實現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矛盾的真正解決

環境問題既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也是一個社會的過程,治理環境不但是個認識問題而且是個社會問題。恩格斯不僅強調人的認識的改變,同時還指出解決人與自然矛盾的途徑是從改變現有的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入手。他說:“要實行這樣的調節,單是依靠認識是不夠的,這還需要對我們現有的生產方式以及和這種生產方式連在一起的我們今天的整個社會制度實行的變革，用社會化程度更高的共產主義社會來代替資本主義制度,以實現人和自然環境,人和社會環境之間矛盾的真正解決。”[2］519恩格斯在這里提示了引發環境問題的社會制度背景。我們深入地思考環境問題,就會發現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技術引起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在其更深的層次上,它是一種社會問題,是由于社會所倡導的價值取向導致的，人們只著眼于勞動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而忽視了長期的社會影響。正如恩格斯所說:“到目前為止存在的一切生產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勞動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顯現出來的、由于逐漸的重復和積累才發生作用的進一步的結果,是被忽視的。”[2］519

恩格斯還認為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受社會形態制約的”[2］35,資本主義雖然造成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對自然的先進的占有,但伴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又導致了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尖銳的對立,從而造成嚴重的環境危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造成環境危機的根源。他說：“在西歐現今占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支配著生產和交換的一個一個的資本家所能關心的,只是他們行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不僅如此,甚至就連這個有益效果本身——只就所制造的或交換來的商品的效用而言——也退居次要地位了;出售時要獲得利潤,成了動力。”[2］519-520資本主義的生產目的是不斷地追求高額利潤,而不是滿足人民的實際需要。為了實現利潤的較大化、追求剩余勞動的極大化,其結果既使生命力(雇傭勞動者)遭到摧殘,又使自然力(土地、資源、環境)遭到破壞。由于資本主義的這種生產方式處于無政府狀態,資本家以利潤為動力,這同人與自然協調發展是根本對立的。他們所關心的只能是眼前的最近的直接效益,他們不可能自覺地掌握自然發展規律,更不可能考慮長遠的社會效果,因此“只要獲得普遍利潤,他就滿意了,而不再關心商品和買主以后將是怎樣的,看待這些行為的自然影響也是這樣。西班牙的種植場主曾在古巴焚燒山坡上的森林,以為木炭作為肥料足夠最能盈利的咖啡樹施用一個世紀之久,至于后來熱帶的傾盆大雨沖毀毫無掩護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巖石,這同他們又有什么相干呢?”[3］161這樣，資產階級對于自然界的資源、能源的索取是掠奪性的,資本主義在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社會生產力的同時,也造成生態環境的破壞。恩格斯因此得出結論,要根本解決環境問題,就必須改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即從根本上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和社會主義制度。他認為到了共產主義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將被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人們能自覺地掌握和運用自然規律,有計劃地、合理地組織社會生產,協調經濟與社會的發展,自覺地調節生產活動,從而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但是，恩格斯的這一結論鑒于當時歷史的原因，是具有一定局限性的，不能作簡單化的理解,以為只要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就自然而然地解決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事實上,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出現過片面地追求經濟增長的速度,片面地發展重工業、犧牲農業等現象,結果造成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生態平衡遭到破壞。可見,造成人類生存環境惡化的根源,并不是生產實踐或科學技術,而是對科學技術和生產實踐的發展起導向作用的傳統的發展觀。與其說是技術的發展及工業化、城市化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生態環境的危機”,還不如說生態環境的危機是由于只從追求利潤的功利主義觀點出發而采用新技術。罪魁禍首不在于科學技術本身,而是站在它后面決策和使用科技的人及其錯誤的自然觀、發展史觀。

四、結語

既然人類與自然休戚相關、生死與共，人類就應該像善待自己一樣去善待自然界，任何對自然界的破壞和掠奪行為都最終會導致人類自身的毀滅，保護自然界就是保護人類自己的生存環境。歷史的、具體的人是認識人與自然關系的前提,離開人類對自然的開發利用而談保護自然不具備任何現實意義和可能性。中國作為一個后起的發展中國家，幾十年來工業化建設取得了顯著成績的同時，也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與破壞，與西方國家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之勢。中國是否誤入了西方人走過的“技術治國論”而正在重蹈西方資本主義在工業化發展中走過的發展經濟而最終破壞自然生態的覆轍？而幾千年來，中國在對待人與自然關系上推崇“天人合一”思想,要求建立主體人順應自然的“天人合一”的“伙伴”關系，這種以太極圖為文化象征的“天人合一”哲學思想,在中國歷史上并沒有使國人從這種人與自然的伙伴關系中獲得一種社會的真實進步和人類主體自身的解放,沒從內封閉的自然經濟中走出來,有效發展物質生產力,實現民族的經濟現代化。尤其是在現階段,我國科學技術發展的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無論是經濟的發展還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甚至是環境問題的解決都要靠科學技術。加快科技創新是協調人與自然關系、使自然界向有利于人類方向發展的手段與途徑，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解的必由之路。

人與自然論文:人與自然關系和諧問題論文

摘要：作為構建和諧社會的一項重要內容，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問題受到了倫理學界的廣泛關注。探討和確認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內在機制，不僅能夠為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倫理價值提供形而上學根據，也能夠為人們從實踐上維護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提供持久的內在動力。

一人與自然的本質斷裂是人與自然不和諧的根源

強調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一致，內隱著人與自然關系的不和諧，以及當代人對這種不和諧的深深憂慮。資本主義工業社會在創造豐富的物質文明的同時，也制造了人與自然的嚴重對抗，即人類拼命地掠奪和奴役自然界，大自然也對人類每一次勝利都進行瘋狂的報復。生態危機作為人與自然不和諧的標志正在詛咒著人類，威脅著人類的在世生存。因此，構建和諧社會從而營造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解除包括人類在內的所有生命正在承受的生態危機苦難，成為時代的呼喚和價值追求。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意味著生物共同體的完整、穩定和美麗，意味著人類的生存與發展，所以人與自然和諧是一種善，甚至是一種較高的善；相反，人與自然的不和諧由于其隱喻或象征著毀滅，所以它是一種惡，甚至是一種大惡。揚善去惡是人類價值追求的目的之一，因而解除人與自然的不和諧，將生態從危機中拯救出來，便成為構建和諧社會重要的價值指向。消除人與自然的不和諧關鍵是確認產生這種不和諧的根本性原因，以便能夠為人類找到拯救生態危機的正確道路。盡管對人與自然不和諧的原因人們有種種猜測和分析，其中也不乏精辟的見解和論道，但筆者認為，人與自然在本質方面的斷裂是人與自然不和諧的本源性原因，正是在人性方面人與自然發生本質的對立，才在實踐行為方面造成了自然生態環境的災難性的后果。

在人類早期觀念中，人與自然之間并不存在一種價值關系意義上的緊張和分裂，無論是中國的儒教、道教和佛教，還是古希臘的哲學自然觀，都以各種不同的理解或解釋方式將人與自然納入一個統一的整體之中，人之為人的人性與自然世界之為自然世界的本性在古人那里總是難解難分地糾纏在一起。中國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古希臘人的“小宇宙”與“大宇宙”和諧一致的主張，都表達著人與自然本質同一的看法。古人的這種人與自然一體的人性見識，導致了“萬物與我齊一”和“順應自然而生活”的價值追求，形成了與自然宇宙保持和諧一致，千萬不要僭越最偉大靈魂為人類安排的這一必然秩序的行為規范。然而，古人的這種存在維度和意義維度卻被現代人所遺忘，西方近生的啟蒙運動徹底顛覆了古代人的有機論自然觀，自然世界由此變成了一臺既沒有靈魂、也沒有生氣，由力學支配，進行機械運動的機器。自然概念的含義也由古希臘的“生長”、“涌現”、事物發生的“內在根據”，變為了現代的自然界和自然事物的總和。自然世界從一個活的有機體淪落成為死一般的物質世界，人由此也就從自然宇宙中分裂出來，成為與自然世界對立的存在。笛卡爾首開先河，將人與自然界區分為兩個各自獨立且平行存在的實體，他們之間互不依賴，互不決定，互不派生。物質的根本屬性是廣延，心靈的根本屬性是思維。斯賓諾莎反對笛卡兒的二元對立說，主張在自然宇宙中只存在一個實體，那就是上帝，而心靈和物質僅僅是上帝這一實體的兩個屬性；兩個屬性之間并不發生直接聯系，它們互不產生、互不限制。結果斯賓諾莎在建立實體一元論的同時，又在事實上造成了一種屬性二元論。斯賓諾莎以后，萊布尼茨、康德、黑格爾等人也力圖克服機械論自然觀的缺陷，消弭人與自然的二元對立，但他們卻走向了與古希臘哲人相反的道路，把人看作是自然價值的顯現根源。如康德提出“人為自然立法”和“自然向人生成”；黑格爾則把自然世界看作是“精神”的外化，認為人與自然界的關系屬于“主—奴關系”，即人是主人，自然是奴隸。經過現代形而上學的努力，人從自然宇宙中徹底脫落出來并成為與其對立的存在，人與自然從此分別歸屬于兩個不同的世界，自然存在物屬于僅具有廣延特征的物質世界和客體世界，人類則屬于能夠思維的心靈世界和主體世界，“目的王國”和“自然王國”之間從此產生了一條不可逾越的道德鴻溝。

現代人不再像古人那樣，以自然宇宙為背景認識自己與自然的同一性，而是將人與自然的對立、不同作為人之為人的標志。這意味著，啟蒙之后人從本質方面與自然發生了徹底的斷裂，或者說從人的本質方面與自然世界劃清了界限。人不再是自然世界之中的存在，而是收縮到以自身為參照系統并僅僅向自身認同的獨立存在。如僅僅向自身的認識能力認同，從而認為人是理性存在物；僅僅向自己的類特征認同，從而認為人是一個社會存在物。啟蒙運動將人從自然宇宙一體中獨立出來，似乎解放了人類，爭取了人的尊嚴，但事實證明，近現代人的這種自我啟蒙和自我解放在給人類帶來自由和享樂的同時，也對人自身和自然環境制造了災難性后果。首先，近現代人解構了人與自然的存在同一性，從而造成了人類自我的迷失，使人類無法確認自己在宇宙中的合理位置，誤把對自然界的宣戰、掠奪和奴役視為人之為人的象征。其次，人不再向自然認同，而成為僅僅向自身認同的存在物，這勢必導致自我中心主義價值觀的強勢運行。如現代人類扭曲了生物進化的意義，把大自然恩賜給人類的理性，以及生物進化最為輝煌的一幕——人類的誕生，理解為人優越于自然界和強暴自然物的固有資本。人擁有理性，自在地就具有價值，自在地就是目的，所有自然存在物僅僅是服務于人之目的的工具，成為現代性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基本的價值取向，這種價值取向不可避免地引發人類對自然的促逼和宰制，并直接造成人與自然的現實不和諧。所以，人與自然在本質方面發生斷裂是人與自然最根本和最深刻的分裂和對立，這種斷裂直接規定了人類的價值追求和行為取向，并為人類占有自然和統治自然的實踐活動提供了合理而正當的理由。作為人與自然現實不和諧標志的生態危機，正是這種本質斷裂的直接邏輯后果。

二人與自然的本質同一是人與自然和諧的內在根據

當我們確認了人與自然的本質斷裂是人與自然分裂和對立的深層原因之后，隱含在這一分析中的一個邏輯推斷就自然而然地顯現出來，即人與自然的內在一致應該是保障人在改造自然界的實踐活動中與自然保持和諧一致的根本性原因。也就是說，人只有在本質方面與自然融合為一個整體，才能確保人類在改造自然界的實踐活動中創造出一個與自然和諧的現實世界。盡管古人提出了人與自然在本質上同一的思想，但這僅僅是一種天才的猜測，其中還不乏泛神論糟粕，以及人屈從于自然的自卑心態。真正科學而合理地揭示人與自然的內在一致是人與自然現實和諧的基礎，進而是人類社會和諧基礎的是馬克思。馬克思早在1844年就提出了這一思想，但由于資本主義社會人與自然的分裂、對立的“權力意志”和話語霸權，遮蔽了其思想的靈光，造成現代人對人與自然在本質方面的同一性產生了遺忘。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提出人是一種“對象性的存在物”，并以此作為歷史的邏輯起點和分析社會和諧與不和諧的人性論基礎。馬克思對人的這一規定蘊含著深刻的意義，至今人們還很少論及其中表達的深邃思想。人作為“對象性存在物”包含著兩種規定性：一方面他必須以其他自然存在物為對象表現自己的生命本質，“說人是肉體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現實的、感性的、對象性的存在物，這就等于說，人有現實的、感性的對象作為自己本質的即自己生命表現的對象；或者說，人只有憑借現實的、感性的對象才能表現自己的生命”[1](P.106)；另一方面人也必然是其他自然存在物表現它的生命本質的對象，“假定一種存在物本身既不是對象，又沒有對象。這樣的存在物首先將是一個惟一的存在物，在它之外沒有任何存在物存在，它孤零零地獨自存在著。因為，只要有對象存在于我之外，只要我不是獨自存在著，那么我就是和在我之外存在的對象不同的他物、另一個現實，也就是說，我是它的對象”[1](P.106)。在馬克思看來，人作為對象性存在物像所有自然生命一樣，在以它物為對象表現自己生命本質的同時，又作為表現其他自然物生命本質的對象而在世生存。正如太陽是植物的對象，是植物所不可缺少的、確證它的生命的對象，同時植物也是太陽的對象，是太陽的喚醒生命力的對象一樣。人類以其他自然存在物作為表現自己生命本質的對象，并不是以某一種或某一類自然存在物為對象，而是以所有自然存在物或整個自然界作為表現自己生命本質的對象。同樣，人類在作為表現它物生命本質的對象時，也不是表現某一自然物的生命本質，而是表現整個自然界的生命本質。人以自然為中介表現自己的生命本質，自然也以人為中介表現它的生命本質：人與自然是互為中介、互為對象的。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但人又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人是自為存在的存在物，是超越自然而然本性的存在物。人作為人的存在，不像動植物那樣直接以其他自然存在物作為表現自己生命本質的對象，也不是直接成為其他生命表現它自己本質的對象，而是以改造自然界的實踐活動為中介實現人是對象性存在物的本質；實踐是人類所特有的存在方式。通過改造自然界的實踐，人類將自己的本質對象化給自然界，使自然界成為人的作品和人的現實，同時也把自然界的本質內化為自我意識，受到自然界的本質的規定。“對象性的存在物進行對象性活動，如果它的本質規定中不包含對象性的東西，它就不進行對象性活動。它所以只創造或設定對象，因為它是被對象設定的，因為它本來就是自然界。”[1](P.105)這就是說，人化自然的同時也被自然化，客體被主體化的同時主體也被客體化。由于人是改造自然界實踐活動的主體，人被自然所設定也是通過人領悟自然并對自身設定實現的，所以人與自然互相“設定”也是人的一種有意識的自由活動。人將自己的本質對象化，意味著自然界是人的自然界，人在自然世界之中；人被對象所設定，意味著人“本來就是自然界”，本來就是表現自然界本質的對象，即自然世界也在人之中，人在自然世界之中，自然世界在人之中，這表明人與自然界在本質方面是一體的，是內在一致的。人以自然界為對象和作為表現自然界本質的對象，是人作為對象性存在物不可分割的兩個規定性，割裂了這兩個規定性也就割裂了人的本質存在，使人成為“非存在物”。馬克思在確立了人與自然本質一致這一人性論觀念之后，就用這一觀念來審視資本主義社會中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與人的關系，從而發現了人與自然關系的這種一體性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發生了異化，在此基礎上又揭示了人與人之間的異化現象。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異化勞動過程中發生了人同自己勞動產品的異化、人同勞動本身的異化、人同自己本質的異化。這三種異化現象某種意義上可以歸結為人與自然的異化。沒有自然界，就沒有勞動加工的對象和勞動產品，勞動本身也就不能存在，人也就不能實現人之為人的本質。人與自然相異化，意味著人與自然的本質斷裂和人的對象性本質的喪失：自然界不再是人的自然界，而變成了支配人的異己力量，“對象化表現為對象的喪失和被對象所奴役”，即“他給予對象的生命是作為敵對的和相異的東西同他相對立”；人也不再表現自然界的本質，而成為自然界的占有者和掠奪者，“一切肉體的和精神的感覺都被這一切感覺的單純異化即擁有的感覺所代替”[1](P.85)。人與自然發生本質斷裂，人類在加工改造自然界的活動中就與自然處于嚴重的對抗狀態。用恩格斯的話說，我們對自然界的每一次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2](P.158)人與自然的嚴重對抗導致人類對自然物的瘋狂剝奪，這使人類社會的階級對立和階級斗爭更為慘烈。在馬克思看來，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一種根本性的關系，正是由于人與自然關系的對立和異化才導致了人與人之間的對立和異化，以及社會的不公正和社會的不和諧。因為人們為了占有由人與自然關系生化出來的物品和財富，才造成了人與人的分裂和人對人的剝削與壓迫。馬克思正是通過對人與自己勞動產品的異化關系即人與自然界的異化關系的分析，揭示了人與人的異化關系和社會的不和諧。“人同自己的勞動產品、自己的生命活動、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的直接結果就是人同人相異化。”[1](P.59)

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和人對人的剝削和壓迫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較大不公正，也是人類社會最不和諧的表現。因此揚棄異化勞動、實現人的解放必須首先消解作為社會不和諧根源的人與自然的分裂與對立，實現人與自然界的本質性的統一，在否定之否定的層面上向合乎人性的人復歸。馬克思說：“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并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復歸，這種復歸是的，自覺的和在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范圍內生成的。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1](P.81)馬克思在這里表明，揚棄私有財產也就是揚棄人的自我異化，即揚棄人與自然關系的異化，向合乎人是對象性的人這一合乎人性的人復歸。這種復歸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于人道主義，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于自然主義。馬克思在這里用“自然主義＝人道主義”和“人道主義＝自然主義”，再次表達了人與自然一體的思想，并認為人與自然在本質方面融合為一個整體是共產主義社會的內在本質，是實現社會和諧的根本依據。“社會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復活，是人的實現了的自然主義和自然界的實現了的人道主義。”[1](P.83)共產主義社會無疑是最和諧的社會，它不僅包括人與人之間矛盾的解決，也包括人與自然之間矛盾的真正解決。通過馬克思對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分析，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在人與自然關系中生成的人性是人與自然現實關系的內在根據，也是社會和諧不和諧的基礎。當人與自然在本質方面發生斷裂，人類社會就處于不和諧狀態之中，揚棄這種人與自然的本質斷裂，完成人與自然界的本質統一，才能使人獲得解放，進而產生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及人與人的和諧。

三人與自然的兩種和諧關系

通過上面的論述我們不難發現，人與自然之間實際上存在著兩種和諧關系：一是人與自然的內在和諧一致關系，另一是人與自然的外在和諧一致關系。人與自然的內在和諧關系是指人與自然界的本質統一關系，即在人類的自我觀念中包含自然界的本質規定性，在人之為人的意義上人與自然融合為一個整體。這種整體性是通過人向自然生成為人而顯現出來。人與自然的外在和諧關系是指人與自然存在物和諧相處，人類與自然界協同發展，在改造自然界的實踐活動中營造出一個美麗、完整、穩定的現實自然環境。也就是說，人與自然的內在和諧是人性意義上的和諧，它存在于人的本質之中；人與自然的外在和諧是現實性的和諧，它表現在人類加工改造自然界的現實活動之中。人與自然的內在和諧與外在和諧的關系是；內在和諧是外在和諧的根據，外在和諧是內在和諧的表現。人只有首先達成與自然的內在和諧，才能創造出與自然的外在和諧。筆者前面所說的人與自然的本質斷裂或同一，是指人與自然的內在關系，而人與自然的和諧與不和諧則是指人與自然的外在關系。目前人們更多的是強調人與自然界的外在和諧關系的價值與意義，忽視了產生這一價值和意義的內在源泉，即人性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問題，這就使人與自然界的外在和諧關系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所以，為了確保人與自然界的外在和諧關系，我們必須首先對人性與自然的關系做出形而上學的和諧建構。人與自然達成了內在一致，才能擔保人類在改造自然界的實踐活動中在行為方面與自然界和諧一致。

前面我們已經指出，人是作為一種對象性存在物而在世生存的。人作為對象性存在物，他必須通過改造自然界的實踐活動將其本質對象化給自然界，即給自然界打上人的加工印記，使自然界成為人的作品和人的現實，成為表現人之本質的對象。現實自然界經過人的加工改造，就不再是一個純粹的自然界，而變成一個凝結人的智慧、表現著人之本質的自然界。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現實自然界是“人本學的自然界”，是“對象性的人”或是“人本身”，從現實自然界的狀況中能夠直觀到人的身影。從人與自然界的這種對象性關系出發我們不難理解：人有怎樣的本質必然會對象化出一個怎樣的現實自然界，現實自然界的狀況怎樣表現和確證著人的本質怎樣。人類擁有與自然和諧的本質，他必然能夠對象化出一個和諧的自然界，人類在本質方面與自然發生斷裂，他也必然會制造出一個殘破的自然界。人在與自然關系中生成的本質決定著他加工改造自然界的現實結果。反過來也可以說，人類加工改造自然界的現實結果也反映著人與自然的內在狀況，現實自然界的真善美，意味著人性的真善美；現實自然界的假惡丑，顯示著人性的假惡丑。由此我們可以肯定地指出：人與自然界的外在關系是和諧還是不和諧，直接受制于人與自然內在關系是和諧還是不和諧，有了人與自然的內在和諧才能對象化出人與自然的外在和諧。

對人與自然內在關系的確認，實際是人對自己“是什么”或“人是誰”這一身份的確認。人對自己在自然界身份的理解和把握具有重要意義，它內在地規定著人對自然界的價值態度和實踐行為，決定著人類加工改造自然界的實際結果。“人是什么？這無疑是最關鍵的問題之一。因為許多其他問題的解決都取決于我們對人性的看法。人生的意義和目的何在？我們應當做什么？我們可以期望達到什么目標？所有這一切，都從根本上受著我們心目中的人之‘真實’或‘真正’之本性所影響。”[3](P.4)如果我們確信人是由上帝創造的，那么上帝的目的就規定著我們應當做什么，我們不能指望自己拯救自己，只能依賴上帝的幫助和救贖；如果我們認為人的本性是自由的并且永遠逃脫不了個人選擇的必然性，那么現實的態度，就是接受我們的現狀，并對我們所選擇的任何行為負責任。同樣道理，如果我們把自己理解為自然界的主人和占有者，那么我們必然把統治和掠奪自然界當作普遍追求的價值目的；相反，如果我們將自己看作是與自然本質一體的存在物，我們必然像呵護自己的人性那樣呵護自然界。人與自然達成內在一致，保護自然環境、謀求人與自然的現實的和諧一致就會成為人之為人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說，人類擁有了與自然和諧一致的人性，維護與自然的現實和諧一致便會成為人的自覺的價值追求，與自然和諧一致的人性賦予了保護自然環境之行為的價值合理性與社會正當性。所以，人與自然的內在和諧一致擔保著人與自然的外在和諧一致。有了人與自然的內在和諧一致，才能真正實現人與自然的外在和諧一致。

人與自然論文:人與自然和諧管理論文

作為構建和諧社會的一項重要內容，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問題受到了倫理學界的廣泛關注。探討和確認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內在機制，不僅能夠為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倫理價值提供形而上學根據，也能夠為人們從實踐上維護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提供持久的內在動力。

一人與自然的本質斷裂是人與自然不和諧的根源

強調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一致，內隱著人與自然關系的不和諧，以及當代人對這種不和諧的深深憂慮。資本主義工業社會在創造豐富的物質文明的同時，也制造了人與自然的嚴重對抗，即人類拼命地掠奪和奴役自然界，大自然也對人類每一次勝利都進行瘋狂的報復。生態危機作為人與自然不和諧的標志正在詛咒著人類，威脅著人類的在世生存。因此，構建和諧社會從而營造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解除包括人類在內的所有生命正在承受的生態危機苦難，成為時代的呼喚和價值追求。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意味著生物共同體的完整、穩定和美麗，意味著人類的生存與發展，所以人與自然和諧是一種善，甚至是一種較高的善；相反，人與自然的不和諧由于其隱喻或象征著毀滅，所以它是一種惡，甚至是一種大惡。揚善去惡是人類價值追求的目的之一，因而解除人與自然的不和諧，將生態從危機中拯救出來，便成為構建和諧社會重要的價值指向。消除人與自然的不和諧關鍵是確認產生這種不和諧的根本性原因，以便能夠為人類找到拯救生態危機的正確道路。盡管對人與自然不和諧的原因人們有種種猜測和分析，其中也不乏精辟的見解和論道，但筆者認為，人與自然在本質方面的斷裂是人與自然不和諧的本源性原因，正是在人性方面人與自然發生本質的對立，才在實踐行為方面造成了自然生態環境的災難性的后果。

在人類早期觀念中，人與自然之間并不存在一種價值關系意義上的緊張和分裂，無論是中國的儒教、道教和佛教，還是古希臘的哲學自然觀，都以各種不同的理解或解釋方式將人與自然納入一個統一的整體之中，人之為人的人性與自然世界之為自然世界的本性在古人那里總是難解難分地糾纏在一起。中國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古希臘人的“小宇宙”與“大宇宙”和諧一致的主張，都表達著人與自然本質同一的看法。古人的這種人與自然一體的人性見識，導致了“萬物與我齊一”和“順應自然而生活”的價值追求，形成了與自然宇宙保持和諧一致，千萬不要僭越最偉大靈魂為人類安排的這一必然秩序的行為規范。然而，古人的這種存在維度和意義維度卻被現代人所遺忘，西方近生的啟蒙運動徹底顛覆了古代人的有機論自然觀，自然世界由此變成了一臺既沒有靈魂、也沒有生氣，由力學支配，進行機械運動的機器。自然概念的含義也由古希臘的“生長”、“涌現”、事物發生的“內在根據”，變為了現代的自然界和自然事物的總和。自然世界從一個活的有機體淪落成為死一般的物質世界，人由此也就從自然宇宙中分裂出來，成為與自然世界對立的存在。笛卡爾首開先河，將人與自然界區分為兩個各自獨立且平行存在的實體，他們之間互不依賴，互不決定，互不派生。物質的根本屬性是廣延，心靈的根本屬性是思維。斯賓諾莎反對笛卡兒的二元對立說，主張在自然宇宙中只存在一個實體，那就是上帝，而心靈和物質僅僅是上帝這一實體的兩個屬性；兩個屬性之間并不發生直接聯系，它們互不產生、互不限制。結果斯賓諾莎在建立實體一元論的同時，又在事實上造成了一種屬性二元論。斯賓諾莎以后，萊布尼茨、康德、黑格爾等人也力圖克服機械論自然觀的缺陷，消弭人與自然的二元對立，但他們卻走向了與古希臘哲人相反的道路，把人看作是自然價值的顯現根源。如康德提出“人為自然立法”和“自然向人生成”；黑格爾則把自然世界看作是“精神”的外化，認為人與自然界的關系屬于“主—奴關系”，即人是主人，自然是奴隸。經過現代形而上學的努力，人從自然宇宙中徹底脫落出來并成為與其對立的存在，人與自然從此分別歸屬于兩個不同的世界，自然存在物屬于僅具有廣延特征的物質世界和客體世界，人類則屬于能夠思維的心靈世界和主體世界，“目的王國”和“自然王國”之間從此產生了一條不可逾越的道德鴻溝。

現代人不再像古人那樣，以自然宇宙為背景認識自己與自然的同一性，而是將人與自然的對立、不同作為人之為人的標志。這意味著，啟蒙之后人從本質方面與自然發生了徹底的斷裂，或者說從人的本質方面與自然世界劃清了界限。人不再是自然世界之中的存在，而是收縮到以自身為參照系統并僅僅向自身認同的獨立存在。如僅僅向自身的認識能力認同，從而認為人是理性存在物；僅僅向自己的類特征認同，從而認為人是一個社會存在物。啟蒙運動將人從自然宇宙一體中獨立出來，似乎解放了人類，爭取了人的尊嚴，但事實證明，近現代人的這種自我啟蒙和自我解放在給人類帶來自由和享樂的同時，也對人自身和自然環境制造了災難性后果。首先，近現代人解構了人與自然的存在同一性，從而造成了人類自我的迷失，使人類無法確認自己在宇宙中的合理位置，誤把對自然界的宣戰、掠奪和奴役視為人之為人的象征。其次，人不再向自然認同，而成為僅僅向自身認同的存在物，這勢必導致自我中心主義價值觀的強勢運行。如現代人類扭曲了生物進化的意義，把大自然恩賜給人類的理性，以及生物進化最為輝煌的一幕——人類的誕生，理解為人優越于自然界和＊＊自然物的固有資本。人擁有理性，自在地就具有價值，自在地就是目的，所有自然存在物僅僅是服務于人之目的的工具，成為現代性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基本的價值取向，這種價值取向不可避免地引發人類對自然的促逼和宰制，并直接造＊＊與自然的現實不和諧。所以，人與自然在本質方面發生斷裂是人與自然最根本和最深刻的分裂和對立，這種斷裂直接規定了人類的價值追求和行為取向，并為人類占有自然和統治自然的實踐活動提供了合理而正當的理由。作為人與自然現實不和諧標志的生態危機，正是這種本質斷裂的直接邏輯后果。

二人與自然的本質同一是人與自然和諧的內在根據

當我們確認了人與自然的本質斷裂是人與自然分裂和對立的深層原因之后，隱含在這一分析中的一個邏輯推斷就自然而然地顯現出來，即人與自然的內在一致應該是保障人在改造自然界的實踐活動中與自然保持和諧一致的根本性原因。也就是說，人只有在本質方面與自然融合為一個整體，才能確保人類在改造自然界的實踐活動中創造出一個與自然和諧的現實世界。盡管古人提出了人與自然在本質上同一的思想，但這僅僅是一種天才的猜測，其中還不乏泛神論糟粕，以及人屈從于自然的自卑心態。真正科學而合理地揭示人與自然的內在一致是人與自然現實和諧的基礎，進而是人類社會和諧基礎的是馬克思。馬克思早在1844年就提出了這一思想，但由于資本主義社會人與自然的分裂、對立的“權力意志”和話語霸權，遮蔽了其思想的靈光，造成現代人對人與自然在本質方面的同一性產生了遺忘。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提出人是一種“對象性的存在物”，并以此作為歷史的邏輯起點和分析社會和諧與不和諧的人性論基礎。馬克思對人的這一規定蘊含著深刻的意義，至今人們還很少論及其中表達的深邃思想。人作為“對象性存在物”包含著兩種規定性：一方面他必須以其他自然存在物為對象表現自己的生命本質，“說人是肉體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現實的、感性的、對象性的存在物，這就等于說，人有現實的、感性的對象作為自己本質的即自己生命表現的對象；或者說，人只有憑借現實的、感性的對象才能表現自己的生命”[1](P.106)；另一方面人也必然是其他自然存在物表現它的生命本質的對象，“假定一種存在物本身既不是對象，又沒有對象。這樣的存在物首先將是一個惟一的存在物，在它之外沒有任何存在物存在，它孤零零地獨自存在著。因為，只要有對象存在于我之外，只要我不是獨自存在著，那么我就是和在我之外存在的對象不同的他物、另一個現實，也就是說，我是它的對象”[1](P.106)。在馬克思看來，人作為對象性存在物像所有自然生命一樣，在以它物為對象表現自己生命本質的同時，又作為表現其他自然物生命本質的對象而在世生存。正如太陽是植物的對象，是植物所不可缺少的、確證它的生命的對象，同時植物也是太陽的對象，是太陽的喚醒生命力的對象一樣。人類以其他自然存在物作為表現自己生命本質的對象，并不是以某一種或某一類自然存在物為對象，而是以所有自然存在物或整個自然界作為表現自己生命本質的對象。同樣，人類在作為表現它物生命本質的對象時，也不是表現某一自然物的生命本質，而是表現整個自然界的生命本質。人以自然為中介表現自己的生命本質，自然也以人為中介表現它的生命本質：人與自然是互為中介、互為對象的。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但人又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人是自為存在的存在物，是超越自然而然本性的存在物。人作為人的存在，不像動植物那樣直接以其他自然存在物作為表現自己生命本質的對象，也不是直接成為其他生命表現它自己本質的對象，而是以改造自然界的實踐活動為中介實現人是對象性存在物的本質；實踐是人類所特有的存在方式。通過改造自然界的實踐，人類將自己的本質對象化給自然界，使自然界成為人的作品和人的現實，同時也把自然界的本質內化為自我意識，受到自然界的本質的規定。“對象性的存在物進行對象性活動，如果它的本質規定中不包含對象性的東西，它就不進行對象性活動。它所以只創造或設定對象，因為它是被對象設定的，因為它本來就是自然界。”[1](P.105)這就是說，人化自然的同時也被自然化，客體被主體化的同時主體也被客體化。由于人是改造自然界實踐活動的主體，人被自然所設定也是通過人領悟自然并對自身設定實現的，所以人與自然互相“設定”也是人的一種有意識的自由活動。人將自己的本質對象化，意味著自然界是人的自然界，人在自然世界之中；人被對象所設定，意味著人“本來就是自然界”，本來就是表現自然界本質的對象，即自然世界也在人之中，人在自然世界之中，自然世界在人之中，這表明人與自然界在本質方面是一體的，是內在一致的。人以自然界為對象和作為表現自然界本質的對象，是人作為對象性存在物不可分割的兩個規定性，割裂了這兩個規定性也就割裂了人的本質存在，使人成為“非存在物”。

馬克思在確立了人與自然本質一致這一人性論觀念之后，就用這一觀念來審視資本主義社會中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與人的關系，從而發現了人與自然關系的這種一體性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發生了異化，在此基礎上又揭示了人與人之間的異化現象。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異化勞動過程中發生了人同自己勞動產品的異化、人同勞動本身的異化、人同自己本質的異化。這三種異化現象某種意義上可以歸結為人與自然的異化。沒有自然界，就沒有勞動加工的對象和勞動產品，勞動本身也就不能存在，人也就不能實現人之為人的本質。人與自然相異化，意味著人與自然的本質斷裂和人的對象性本質的喪失：自然界不再是人的自然界，而變成了支配人的異己力量，“對象化表現為對象的喪失和被對象所奴役”，即“他給予對象的生命是作為敵對的和相異的東西同他相對立”；人也不再表現自然界的本質，而成為自然界的占有者和掠奪者，“一切肉體的和精神的感覺都被這一切感覺的單純異化即擁有的感覺所代替”[1](P.85)。人與自然發生本質斷裂，人類在加工改造自然界的活動中就與自然處于嚴重的對抗狀態。用恩格斯的話說，我們對自然界的每一次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2](P.158)人與自然的嚴重對抗導致人類對自然物的瘋狂剝奪，這使人類社會的階級對立和階級斗爭更為慘烈。在馬克思看來，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一種根本性的關系，正是由于人與自然關系的對立和異化才導致了人與人之間的對立和異化，以及社會的不公正和社會的不和諧。因為人們為了占有由人與自然關系生化出來的物品和財富，才造成了人與人的分裂和人對人的剝削與壓迫。馬克思正是通過對人與自己勞動產品的異化關系即人與自然界的異化關系的分析，揭示了人與人的異化關系和社會的不和諧。“人同自己的勞動產品、自己的生命活動、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的直接結果就是人同人相異化。”[1](P.59)

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和人對人的剝削和壓迫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較大不公正，也是人類社會最不和諧的表現。因此揚棄異化勞動、實現人的解放必須首先消解作為社會不和諧根源的人與自然的分裂與對立，實現人與自然界的本質性的統一，在否定之否定的層面上向合乎人性的人復歸。馬克思說：“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并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復歸，這種復歸是的，自覺的和在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范圍內生成的。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1](P.81)馬克思在這里表明，揚棄私有財產也就是揚棄人的自我異化，即揚棄人與自然關系的異化，向合乎人是對象性的人這一合乎人性的人復歸。這種復歸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于人道主義，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于自然主義。馬克思在這里用“自然主義＝人道主義”和“人道主義＝自然主義”，再次表達了人與自然一體的思想，并認為人與自然在本質方面融合為一個整體是共產主義社會的內在本質，是實現社會和諧的根本依據。“社會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復活，是人的實現了的自然主義和自然界的實現了的人道主義。”[1](P.83)共產主義社會無疑是最和諧的社會，它不僅包括人與人之間矛盾的解決，也包括人與自然之間矛盾的真正解決。通過馬克思對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分析，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在人與自然關系中生成的人性是人與自然現實關系的內在根據，也是社會和諧不和諧的基礎。當人與自然在本質方面發生斷裂，人類社會就處于不和諧狀態之中，揚棄這種人與自然的本質斷裂，完＊＊與自然界的本質統一，才能使人獲得解放，進而產生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及人與人的和諧。

三人與自然的兩種和諧關系

通過上面的論述我們不難發現，人與自然之間實際上存在著兩種和諧關系：一是人與自然的內在和諧一致關系，另一是人與自然的外在和諧一致關系。人與自然的內在和諧關系是指人與自然界的本質統一關系，即在人類的自我觀念中包含自然界的本質規定性，在人之為人的意義上人與自然融合為一個整體。這種整體性是通過人向自然生成為人而顯現出來。人與自然的外在和諧關系是指人與自然存在物和諧相處，人類與自然界協同發展，在改造自然界的實踐活動中營造出一個美麗、完整、穩定的現實自然環境。也就是說，人與自然的內在和諧是人性意義上的和諧，它存在于人的本質之中；人與自然的外在和諧是現實性的和諧，它表現在人類加工改造自然界的現實活動之中。人與自然的內在和諧與外在和諧的關系是；內在和諧是外在和諧的根據，外在和諧是內在和諧的表現。人只有首先達成與自然的內在和諧，才能創造出與自然的外在和諧。筆者前面所說的人與自然的本質斷裂或同一，是指人與自然的內在關系，而人與自然的和諧與不和諧則是指人與自然的外在關系。目前人們更多的是強調人與自然界的外在和諧關系的價值與意義，忽視了產生這一價值和意義的內在源泉，即人性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問題，這就使人與自然界的外在和諧關系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所以，為了確保人與自然界的外在和諧關系，我們必須首先對人性與自然的關系做出形而上學的和諧建構。人與自然達成了內在一致，才能擔保人類在改造自然界的實踐活動中在行為方面與自然界和諧一致。

前面我們已經指出，人是作為一種對象性存在物而在世生存的。人作為對象性存在物，他必須通過改造自然界的實踐活動將其本質對象化給自然界，即給自然界打上人的加工印記，使自然界成為人的作品和人的現實，成為表現人之本質的對象。現實自然界經過人的加工改造，就不再是一個純粹的自然界，而變成一個凝結人的智慧、表現著人之本質的自然界。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現實自然界是“人本學的自然界”，是“對象性的人”或是“人本身”，從現實自然界的狀況中能夠直觀到人的身影。從人與自然界的這種對象性關系出發我們不難理解：人有怎樣的本質必然會對象化出一個怎樣的現實自然界，現實自然界的狀況怎樣表現和確證著人的本質怎樣。人類擁有與自然和諧的本質，他必然能夠對象化出一個和諧的自然界，人類在本質方面與自然發生斷裂，他也必然會制造出一個殘破的自然界。人在與自然關系中生成的本質決定著他加工改造自然界的現實結果。反過來也可以說，人類加工改造自然界的現實結果也反映著人與自然的內在狀況，現實自然界的真善美，意味著人性的真善美；現實自然界的假惡丑，顯示著人性的假惡丑。由此我們可以肯定地指出：人與自然界的外在關系是和諧還是不和諧，直接受制于人與自然內在關系是和諧還是不和諧，有了人與自然的內在和諧才能對象化出人與自然的外在和諧。

對人與自然內在關系的確認，實際是人對自己“是什么”或“人是誰”這一身份的確認。人對自己在自然界身份的理解和把握具有重要意義，它內在地規定著人對自然界的價值態度和實踐行為，決定著人類加工改造自然界的實際結果。“人是什么？這無疑是最關鍵的問題之一。因為許多其他問題的解決都取決于我們對人性的看法。人生的意義和目的何在？我們應當做什么？我們可以期望達到什么目標？所有這一切，都從根本上受著我們心目中的人之‘真實’或‘真正’之本性所影響。”[3](P.4)如果我們確信人是由上帝創造的，那么上帝的目的就規定著我們應當做什么，我們不能指望自己拯救自己，只能依賴上帝的幫助和救贖；如果我們認為人的本性是自由的并且永遠逃脫不了個人選擇的必然性，那么現實的態度，就是接受我們的現狀，并對我們所選擇的任何行為負責任。同樣道理，如果我們把自己理解為自然界的主人和占有者，那么我們必然把統治和掠奪自然界當作普遍追求的價值目的；相反，如果我們將自己看作是與自然本質一體的存在物，我們必然像呵護自己的人性那樣呵護自然界。人與自然達成內在一致，保護自然環境、謀求人與自然的現實的和諧一致就會成為人之為人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說，人類擁有了與自然和諧一致的人性，維護與自然的現實和諧一致便會成為人的自覺的價值追求，與自然和諧一致的人性賦予了保護自然環境之行為的價值合理性與社會正當性。所以，人與自然的內在和諧一致擔保著人與自然的外在和諧一致。有了人與自然的內在和諧一致，才能真正實現人與自然的外在和諧一致。

人與自然論文:人與自然和諧關系對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意義

同志在十七大報告中提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而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對落實科學發展觀有著重要的意義.

這種和諧的發展便便科學的發展,科學的發展觀.

因為首先和諧是指系統中各要素、各部分之間配合得勻稱和得當。一個生態系統，尤論是在全球、地區，還是局部區域，都是復雜的牛物群落與所處的環境(包括水、大氣、土、巖石等)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相對穩定又有自組織功能的一個系統，水是其中最活躍、最重要的控制性要素。在潤澤萬物的同時，水又以其自身的豐枯規律、動力特性，影響著整個自然界的演進和變化。生態系統所有生命要素因水而生，依水而存，對水的量變和質變十分敏感。興水利、除水害，人類社會在與水的相依相伴中，在與水的抗爭中，得到了繁衍和發展。在治水中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已經成為人類持續生存和發展的重要任務。

所謂治水中堅持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就是指以人為本，堅持人與自然關系的平衡與協調。在整個流域生態系統的框架下，處理好人類活動與水利水害的關系，合理地趨利避害，正確對待洪水、干旱等自然災害，降低水污染等人為災害，在將水對人類造成危害的程度降低到可以承受的同時，盡可能降低人類活動對水體循環的干擾，減少人對水的侵害;處理好人類取用水與自然界其他用水的關系，將水資源的開發利用控制在能夠保持水體基本功能、水資源可以持續利用的狀態，使水在為人類造福的同時，能夠為整個自然界造福。

在治水中堅持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觀念，反映出價值取向的變化。由“以人為中心”和人控制自然、統治自然的價值理念，轉變為以人為本、、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強調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共同進步。在治水中堅持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體現了思維方式的變化。由孤立的、單目標的思維模式，轉變為系統的、的、辯證的思維模式，由以往的經濟增長為目標，轉變為經濟增長與生態系統保護相協調，統籌考慮各種利弊得失，在改造自然滿足人類需要的同時，約束人類自身的行為，兼顧自然界的和諧與穩定。人與自然和諧的理念涉及治水的方方面面，從思路、對策、措施，到規劃、設計、管理，都需要不斷探索，不斷實踐，不斷創新。

二、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定階段的必由之路，是人類總結經驗教訓后的必然選擇

在工業革命之前的漫長歷史中，生產力水平相對較低，人類活動對自然界的影響較小，人與自然保持著相對和諧的狀態。在哲學上，強調“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為”的相通、相類和統一的觀點。莊子認為，“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人與天本來合一;孔子提倡“天命論”，把“天命”奉為萬物的主宰，要人們“尊天命”“畏天命”;老子主張 “自然無為”，認為人在自然和社會面前是無能為力的。這種樸素的“天人合一”的觀點，造成了中國古代一種人與自然親近和諧的關系。在對待洪水方面，“擇丘陵而處之”“順水所向，遷城邑以避之”進行避洪，“疏九河”進行分洪，在大河兩旁留出足夠空間使水“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進行行蓄洪，這些都足這種思想的反映。在水土資源開發上，先秦時期，強調“斧斤以時入山林，林木不可勝用也”，“不樹者無槨”，對于保護植被、植樹育林等起到很好的作用。

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口的急劇增加，人類經驗和知識的積累以及科學技術的發展，尤其是工業革命以后，人類改造自然、影響自然的能力越來越強，“人定勝天”“人是自然界的主宰”的思想日益增強，把自然界逐步看作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藏，肆無忌憚地掠奪式開發利用，同時把自然界看成是一個無底的垃圾箱，毫無顧忌地向其中排放廢水、廢渣、廢氣。近幾十年來，我國“改天換地”行動空前，為了負載過多的人口，爭取更多的空間，生產足夠的糧食，人們侵占河灘，圍湖造田，毀林(草)開荒;為了滿足快速增長的用水需求，人們建起一個又—個蓄引提工程，可以讓黃河斷流，讓海河干涸，把地下含水層疏干，利用每一滴水;為了降低生產成本，污水、廢水不經處理，隨意排人江河湖泊。

一百多年前，恩格斯指出，人類可以通過改變自然來使自然界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來支配自然界，但我們每走一步都要記住，人類統治自然界決不是站在自然界之外的。

在可持續發展理念日益深人人心的今天，面對我國水資源領域存在的種種問題，由“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轉變為“人與自然和諧共處”成為治水實踐的必然選擇。當然，這種選擇不是遙遠過去的簡單重復和回歸，而是的發展和升華，是基于對治水規律更深的理解和把握，是基于對可持續發展的追求和渴望。

三、堅持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必須在治水中把堅持尊重自然規律和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緊密結合起來，走可持續發展水利的路子

日月運轉不止，江河奔流不息，大自然有其自身運行的規律;人類取水、用水、排水，水進入了人類社會，治水活動又需要遵循社會規律。只有在治水實踐中不斷發現規律、認識規律，并遵循規律、利用規律，才能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效。

1.在整個流域生態系統保護和恢復的框架下，統籌考慮解決我國水資源問題的對策

流域是水資源的載體，任何河流、湖泊等水體都與其所在的流域休戚相關。健康的河流、湖泊必須有健康的流域生態系統作為基礎和支撐。治水實踐不能就水論水，要從整個流域生態系統保護和恢復的框架下，考慮水資源問題的解決。

流域生態系統的保護和恢復，既包括湖泊、河流、濕地等水生態系統，也包括森林、草地、農田等陸地生態系統的保護和恢復。主要是指對流域內的水、土地、濕地、植被等自然資源進行合理開發利用，限制或消除引起生態系統退化的各種干擾，實現水資源的永續利用和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

流域內植被、濕地等保護和修復，對于緩解洪澇、干旱災害，減輕土壤流失和水污染問題將發揮一定作用。從水文學的角度看，森林植被及其下面的土壤，就像海綿一樣，當降雨發生時，可以吸納一定數量的雨水(洪水)，然后逐漸釋放出來，流人河流或滲入地下含水層。如果森林植被遭到破壞，土壤涵養水源的能力減弱，雨水匯人河流的速度加快，對于我國降雨在時間上分布極不均勻的現實而言，這無疑加重了汛期洪水和非汛期干旱缺水的程度。另外，植被的退化，也將使土壤受到雨水侵蝕的程度加重，增加了江河湖庫的淤積，加重了洪災，也對水資源開發利用造成不利影響。濕地具有類似的作用，在雨季涵養洪水，在旱季可以逐步利用。有研究表明，流域每增加1%的濕地面積，河流的洪峰就會減少近4%。同時，植被、沼澤和其他形式的濕地，可以自然地過濾水流中的污染物和過量養料，阻滯沉淀物，提高水體的抗污染能力。

近幾年，在植被恢復中，強調利用自然規律，充分利用大自然的自我修復能力，結合局部的人工措施，許多地區的生態環境得到明顯改善。實踐表明，一些退化土地封育三五年后，植被的覆蓋度可大于0.6。對于大規模的退耕還林 (草)、封山禁牧、退牧還草等生態修復工程，雖然可以從大的區域范本文來源：文秘站 //圍內考慮其經濟效益問題，但是必須從長計議，解決好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人民 生活水平提高等問題，建立良性發展機制。通過實施小流域綜合治理、淤地壩、坡改梯、小水窖、集雨水柜等措施，建設一定數量的高標準農田，解決農民吃糧和發展問題;通過發展人工草地灌溉的“牧

區水利”，解決休牧、禁牧后的牧業發展問題;通過發展小水電代燃料、太陽能、沼氣、薪炭林，解決農村能源問題，使大面積植被恢復可以持續進行下去。

’98水以后，在長江中下游等地區進行了大面積的退田還水(江、湖)，保護濕地和水域，使入水爭地問題的解決有了良好開端。但是，我國畢竟是人口大國，土地資源寶貴，需要做好水體、濕地利用的文章，在利用中保護，在保護中利用。利用好水體、濕地，需要統籌考慮水土資源利用，核心是利用好水，如種植水生經濟作物、水產養殖、發展旅游農、業和濕地牛態旅游等，形成洪水經濟和濕地產業，使人與水找到新的平衡。

近幾年來，我國加強了涵養水源工程建設，對地下水超采區進行回灌、補給利保護，對生態脆弱區的牛態系統調水進行修復，對干旱濕地進行補水等，這些有益的嘗試和實踐，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2.洪澇災害不可避免，洪災損失可以減輕，建立人水共存的洪水管理模式

我國江河下游約有100萬km2的沖積平原，是江河洪水泛濫、泥沙淤積的產物，也是我國受洪水威脅較大的地區。由于土地肥沃、地勢平坦、交通便利，許多地區如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已經成為我國人口密集、經濟發達的地區。我國業已形成的人口分布、生產力布局，不可能、也沒有辦法作大的調整和變化。洪水泛濫、河流改道所造成的損失和影響是當今社會所無法承受和容忍的。因此，那種讓河流不加約束、任意流淌、回歸自然狀態的思路是不現實的，也絕不是人與自然和諧的表現。

洪水足不可能根治的，即使防御洪水的標準達到了規劃設定的標準，仍有發生超標準洪水的可能性，況且我國江河的防洪標準還很低。因此，必須抓緊水土保持、水庫、堤防、蓄滯洪區、調度體系等防洪安全體系建設，將防洪安全標準提高到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程度，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同時，在易被洪水侵害的地區，要建立有利于減輕洪災損失的生活模式、經濟模式和水土資源開發利用模式，在與洪水的抗爭中，學會人與水共享空間，減輕洪災損失。此外，研究洪水規律和特性，利用洪水的沖刷和造床功能來減少淤積，治理河流，如黃河的調水調沙試驗;加強水庫汛限水位的研究，提高雨洪資源化利用程度等，都是利用洪水、變害為利的探索。

3.干旱問題不可根治，缺水問題可以緩解，建立合理協調的用水模式

干旱是我國尤其是北方地區的主要自然災害。由于可更新利用水資源的有限性和豐枯變化，十旱問題不可避免，也不可能根除。在我國干旱、半干旱等生態系統卜分脆弱的地區以及半濕潤地區，水資源的開發利用，必須充分考慮流域內生態系統的用水需求，統籌考慮生活、生產、牛態和環境的用水需求，維系基本的生態系統平衡。

要緩解干旱導致的缺水問題，必須采取綜合對策，需要從人、經濟、生態、環境的和諧發展來構建水資源的合理配置體系，從開源、節流、保護的齊抓共管來構建水資源的供需平衡體系，從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相互配合來構建降低旱災損失的保障體系。我國年用水量已經占到全國年可更新水資源量的 20%左右，但是流域間很不平衡，許多地方還存在開發利用的潛力。適當建設雨水集蓄工程、調水工程，可以有效緩解水資源供需壓力和水資源區域不平衡的問題。同時，擴大對非傳統水源，如洪水、污水、劣質水、海水等的開發利用規模和范圍，將是一條有效的途徑。而提高水資源的利用效率和利用效益，建立適應當地水資源條件的用水模式，大力推進節水型社會建設，是緩解缺水問題的根本舉措。此外，必須進行一系列必要的防旱非工程措施建設，通過制訂和實施防旱規劃、應急預案和應急管理、旱情監控、信息研究與旱情預報、旱災救助、公眾教育等措施，提高整個社會抵御干旱的能力。

4.水污染問題是人類發展過程中

對水體的侵害，應該也能夠得到解決如果說洪水、干旱還有部分天災的因素，水污染則純粹是人禍。水體的嚴重污染不僅危害人民群眾生命健康，給國民經濟造成嚴重損失，也影響了水資源開發利用。與美、日、歐等發達國家和地區不同，我國在低發展階段和較短的時期內遭遇了嚴重的水污染問題。美國和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后期著手進行污染防治時，人均 gdp要高出我國現在水平的10多倍，我國面臨著經濟社會持續高速發展和

對環境質量要求提高的雙重壓力。

控制和治理水污染，恢復業已受到污染的水體，需要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需要做出長期、艱苦努力。首先，要控制污染源，減少污染物的排放，要明確責任，嚴格執法，改變目前“以交納排污費或超標排污費”來換取“合法”排污權的做法，杜絕行政管理機關的不作為和排污企業的不作為。二是增加水體的環境承載能力。通過科學合理地進行河湖疏浚，減輕內源污染;加強水庫、閘壩的科學調度，保持水體的適當流動，達到流水不腐的目的，增加水體的自凈能力;探索大面積修復污染水體的技術可行性。三是加大對農業生產方式的轉變。一把化肥催綠一片莊稼，一瓶農藥保障糧棉豐收。但是，過量化肥、農藥的使用，導致了土壤酸化、板結，地力下降，有益生物大量死亡，造成水體嚴重污染。要大力提高廣大農民的環保意識，積極推行綠色農業，推行綠色的耕種方式。

5.辯證地看待人類治水活動的利與弊，樹立、長遠、辯證的觀念

治水活動的出發點無疑是為人類造福，但相對于不同的參照系、不同的目標、不同的時間，對人類治水活動利弊得失的評判可能會得出不同的結論。隨著認識水平逐步提高、科學技術的發展、追求目標的變化，對治水活動的要求也在不斷變化和發展。目前，對 水利工程的要求已經提高到不僅要對人類有利，而且要對生態有利，不能以破壞生態為代價。近幾年，我國在堤防建設中，進行了生態保護、環境美化等方面的實踐，如避免使用不透水材料對河道護砌、重視河流與岸上的聯系、尊重河流的多樣性等等，積累了一定經驗。在國外，一些激進的環保主義者，要求拆除大壩、讓河流回歸自然的做法，又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當然是不可取的。

治水中堅持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關鍵是遵循自然規律，尊重和慎重處理人與整個流域的關系。對于水資源問題，從流域整體可持續發展的層

面上，從陸地、水系、生物圈共同組成的復雜動態系統和諧發展上，思考問題，探索問題，解決問題。應該說，人的生命財產安全和利益應該也必

須得到必要的保護和滿足，但是，從長遠看，保護了整個自然界、保護了生態系統，歸根到底還是保護了人類自身。

編輯本段人與自然關系究竟如何定位

文/張耀海

在大力倡導樹立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的今天，我們必須對傳統的人與自然關系重新進行深的思考。因為，人與自然的關系，不僅是人類生存的一個基本問題，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一個前提命題。我們以往接受的人與自然關系的觀念中，有一個很重要的論斷——人定勝天。人對生產力的共識——戰勝自然、改造自然，獲取物質生活資料的能力，就是一個證明。但是，人類的社會實踐告訴我們，這樣的共識并不是我們人類的理念。因此，我們有必要對以往人與自然關系及其主導下的思維和行為重新作一審視。那么，人與自然關系究竟如何定位，我們應從人類和各國的歷史和實踐中得到啟示。

一、人與自然關系的核心命題，應是二元論，而不是一元論。在倡導科學發展觀的今天，人們普遍認為，堅持以人為本，就能保障人與自然的和諧，但歷史告訴我們，現實與我們的認識并不一致。因為堅持以人為本的一元論是人類以主人自居的主人論，其結果就是把自然當作奴役的對象，把自然看作無生命狀態的客觀實體。以人為本一元論的先進性是相對于以物為本而提出的的命題，但是，并不是說以人為本的一元論就是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好證明。以自然為本，并不是說人類就是面對自然無所作為，而是順應自然規律(也就是客觀規律)利用自然規律而有所作為。因為客觀規律是改變不了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實在。提倡并遵從以為人本和以自然為本的二元論是馬克思主義實踐者應該遵循的基本準則，堅持以人為本的前提必須是堅持以自然為本。否則，其結果就是自然對人類社會無窮無盡的無情報復，一直到毀滅人類自身為止。

二、人類與自然關系的本質命題，是伙伴是朋友，而不是主人或仆人。以主人自居，仆人自居，還是以伙伴相處，朋友相處，是確立人類與自然關系的又一個基本課題。人類自有文明以來，我們對人與自然的關系，始終停留在不是主人就是仆人這樣的一個層面，始終沒有超出這個層面。主人就是人類自身獨立于自然界之外，把人類自身與自然界割裂開來，以統治者自居，而忘記了自然界是人類的母親，人類是自然界的嬰兒。仆人就是人類在自然界面前無所作為，面對自然的侵害逆來順受。從世界文明史來看，這個層面已遠遠不能適應時展的需要。我們必須超越這個層面，從思維上進行理性的探討與前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必須拋棄舊的觀念，注入時展新的要素，擴充新的內容。那么究竟該如何做呢?人類走過的足跡告訴我們。我們與自然的關系既不是“自然界是主人，我們是仆人”的關系，又不是“我們是主人，自然界是仆人”的關系，而是共同前進的伙伴關系，是共同發展的朋友關系。這就要求我們放下主人的傲態，放下仆人的卑態，平等地與自然對話，理性地與自然握手，與自然共同發展，共同前進。只有這樣，自然界才會越來越美好，人類的前景才會越來越來光明。

三、人類與自然關系的現實命題，是共生、共贏、共榮，而不是征服、改造、索取。人類與自然的關系既然是伙伴關系，朋友關系，那么要求人類在與自然關系的問題上，必須以互惠互利、共同發展為前提，克服目光短淺、急功近利思想，樹立人與自然和諧并進的科學發展觀。就是要求人類的思維視點，不能關注在征服上、改造上、索取上而是放在共生、共贏、共榮上;就是要求人類去愛護自然、保護自然，對自然抱有一種敬畏的心情，努力為失去平衡支點的自然界做些“亡羊補牢”式的修補或調整;就是要求人類適應順應自然，利用自然自身固有的運動規律，更好地創造美好的生活;就是要求人類克服急功近利、自私自利思想，摒棄短視眼光，著眼現在，放眼未來，倡導并樹立一種人與自然的和諧就是人類較大美德的觀念。

人與自然論文:深化環境資源法學研究 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

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和《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強調：“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為建設小康社會提供強有力的體制保障。”這兩個體現新的發展觀的重要歷史文件，不僅是建設小康社會的政策和體制保障，也對環境資源法制建設和環境資源法學的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促進和保障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是時代賦予環境資源法的歷史使命

自及時次資產階級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在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進程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也嘗到了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和資源能源危機的苦果，而釀成這種苦果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人類沒有正確處理和協調好人與自然的關系，干了許多違背自然生態規律的蠢事。我國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時期”和“十年動亂時期”，盲目推行毀林毀草開荒、圍湖圍海造田和打虎滅雀等征服大自然的運動，在“人定勝天”、“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等唯意志論的支配下，搞什么“開荒開到山頂，種田種到湖底”和“大煉鋼鐵”，結果造成了植被覆蓋率降低、水土流失嚴重、生物多樣性銳減、環境污染加劇、生態環境惡化、自然災害頻繁等一系列嚴重后果。近幾十年來，盡管黨和國家采取了一系列保護生態環境、保護野生動植物的措施，退田還林還草，治沙治水治山，但由于欠賬過多、積重難返、治理污染艱難和恢復生態緩慢，至今仍然沒有從根本上扭轉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惡化的趨勢。實踐和教訓使人們認識到，誰違背大自然的規律誰就會遭到大自然的報復，自然生態失衡即生態平衡受到破壞的根本原因是人與自然關系的失衡，只有正確處理和協調好人與自然的關系，遵循自然生態規律，才能實現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類社會永恒存在的、不斷發展的、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人與人的關系和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互為前提和影響的關系，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是人與自然的關系的主要內容和理想目標。馬克思把“人類歷史的及時個前提”確定為“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和“他們與自然界的關系”。[1]人與自然的作用“表現為雙重關系：一方面是自然關系，另一方面是社會關系”。[2]馬克思在《一八八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揭示，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與自然關系總和的統一，“社會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復活，是人的實現了的自然主義和自然界的實現了的人道主義。” [3] 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把“人類整個進步”及“我們這個世紀面臨的大變更”，即他心目中所追求的人與人的關系和人與自然的關系的主要內容，理解為“人類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類本身的和解” [4] 即人與自然的和諧及人與人的和諧這兩個方面。

目前，國際社會已經普遍認識到人與自然關系的重要性和和調整人與自然關系的必要性。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ED）于1987年4月發表了《我們共同的未來》這一著名報告，同年秋天由聯合國第42屆大會審議并接受。該報告提出，“可持續發展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5]同志在第四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上的講話指出：“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最早源于環境保護，現在已成為世界許多國家指導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戰略。”[6]可持續發展是以人為中心、以環境為基礎的發展，實質是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可持續發展觀主張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人與環境系統維持最和諧的關系，認為只有當人與人、人與環境和諧共處時，可持續發展才能變成現實。《我們共同的未來》在其第二章“走向可持續發展”的結論中指出：“從廣義上來說，可持續發展戰略旨在促進人類之間以及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和諧。”[7]

李瑞環同志認為：“一部人類的發展史，就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史。……在人口、資源、環境之間矛盾日益突出的情況下，必須調整發展的模式，尋求人與自然的和諧。”[8]同志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提出：“要促進人和自然的協調與和諧，使人們在優美的生態環境中工作和生活。堅持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正確處理經濟發展同人口、資源、環境的關系，改善公共設施和社會福利設施。努力開創生產發展、生活富裕和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9]他在中共十六大政治報告中指出，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包括，“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斷增強，生態環境得到改善，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推動整個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中國環境保護的領導者和見證人，原國家環境保護局局長、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主任曲格平，在香港城市大學發表演講時將當代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稱為綠色革命，強調這種綠色變革“是一種從物質生產方式到政治、法律及社會文化觀念的整體轉變，是一種‘大轉變’，需要采取涉及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各個方面的‘大戰略’”：“從政治、法律和道德上看，要把對生命的尊重和對自然的生態系統的愛護納入到政治、法律和道德體系中，把生命和自然生態系統作為與‘人’一樣公正、公平對待的‘主體’，同自然平等相處，崇尚簡樸的生活和有節制的物質消費，人類的需求不能超越地球生態系統的承載能力”。[10]2002年8月，中國政府發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可持續發展報告》，該報告強調，中國將以人為本，以人與自然和諧為主線，以發展經濟為核心，以提高人民群眾生活質量為根本出發點，以科技和體制創新為突破口，不斷提高綜合國力和競爭力，推進經濟、社會與人口

、資源、環境的持續發展。2003年10月，同志在三中全會上的講話強調，要實現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就要樹立和落實科學的發展觀，堅持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促進社會進步和人的和諧發展，堅持在開發利用自然中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發展。這是擺在全黨全國人民面前的共同任務。

目前，保護環境和合理利用自然資源已經成為我國的基本國策；促進人和自然的協調與和諧，使人們在優美的生態環境中工作和生活，已經成為建設小康生活和重要目標；各有關行業都在為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處努力，各有關學科正在努力為正確處理人與自然關系提供理論指導。環境資源法是保護環境和合理利用資源的法律保障，應該在調整人與自然關系方面發揮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環境資源法學工作者應該為調整人與自然關系這一偉大實踐進行理論創新。因此，正確處理和協調好人與自然的關系，促進和保障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是偉大時代和實踐對環境資源法提出的要求。

二、環境資源法的性質和特點，決定它能夠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

在正確處理和協調人與自然關系方面，環境資源法十分有效。環境資源法調整對象的特殊性，是其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區別于其他法律部門的基本標志，也是環境資源法具有綜合性、科學技術性和公益性的基礎。環境資源法既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又調整和環境資源有關的人與人的關系，調整人與人的關系反映包括環境資源法在內的法的共性，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反映環境資源法的特性。從具體的環境資源法律關系看，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和調整人與人的關系，往往交織在一起，互為因果關系、目的與手段關系；從總體上看，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是環境資源法這一獨立的法律部門產生的基本原因、發展的決定因素、長期存在的根本目的，是環境資源法的主導方面、本質方面；調整人與人的關系，是為了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的需要，是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的途徑和手段。

所謂環境資源法的調整，是指作為主體的環境資源法律影響、改變、協調（包括建立、產生、確認、賦與、作用、控制、改進、改善、消滅等）特定對象（包括人、人的行為、狀態、關系、事項、工作和秩序等）的活動。在這里，主體是環境資源法。環境資源法的調整對象，主要是因開發、利用、保護、改善環境資源而發生的社會關系，包括因開發、利用、保護、改善環境資源所發生的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與人的關系這兩種關系。所謂環境資源法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是指環境資源法通過其制定和實施，影響、改變、協調（包括建立、產生、確認、賦與、作用、控制、改進、改善、消滅等）人與自然的關系。環境資源法律調整是從法的運作方面描述法的實現、法在生活中如何起作用的一個范疇。

環境資源法律之所以能夠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主要原因或理由是因為環境資源法律是人們的環境行為的行為規則。行為科學認為，行為是指人在環境的作用下有目的的活動，是人和環境交互作用的產物和表現。法律中的人是由人的一系列行為構成的，人等于他自己的一連串行為。正如馬克思指出的，“對于法律來說，除了我的行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11]行為是法律世界中最經常、最普遍、最常見的東西，是貫穿法律運行過程的一個具活躍性、能動性的驅動器和關鍵因素；法之產生、存在的初始動因是對人的行為的規范化；行為是法律控制的直接對象，是法實現其價值功能的立足點；行為是法的根本內容──權利的載體。法律規范作為人的行為規范或行為規則，其主要功能和作用是規范人的行為，即法律規范規定人應該如何行動，包括禁止什么行為、限制什么行為和鼓勵什么行為。所謂人的環境行為（環境資源行為的簡稱），是指作用或影響環境資源的各種人的行為或活動的簡稱，主要指開發、利用、保護、改善環境資源的各種活動或行為。顯然，環境資源法律中的人的法律行為都與環境（包括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和結果（包括人與人關系的變化和人與自然關系的變化）發生聯系。人們的行為既可以作用于人也可以作用于物（包括自然、環境、資源，下同）；作用于人的行為可以影響（包括形成、維持和改變等，下同）人與人的關系，直接作用于人的行為除了直接影響人與人的關系外，還可能間接影響人與物的關系；作用于物的行為可以影響人與物的關系，直接作用于物的行為除了直接影響人與物的關系外，還可能間接影響人與人的關系。在制定、改進并實施環境資源法的前后，人與自然的關系及與此相關的人與人的關系都會發生明顯的變化，因而通過制定、改進并實施環境資源法既能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也能調整與此有關的人與人的關系。

環境資源法律之所以可以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基于法律的作用和功能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一種可以為人調整的關系這一基本性質。環境資源法律之所以能夠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首先是由人與自然關系的重要性決定的。人與自然關系的發展演變是環境資源法調整人與自然關系的主要動力，人與自然關系發展演變到一定程度，無論當時的倫理道德或政策法律是否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都會要求倫理道德或政策法律去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人類的倫理道德或政策法律的調整范圍是與日俱進的、也是可變的，在某個時期的倫理道德或政策法律不愿意或不能夠調整的關系或對象，在另一個時期可能成為倫理道德或政策法律愿意或能夠調整的關系或對象。隨著環境污染、生態破壞、資源危機的惡化，環境保護事業的發達，以及環境資源法制建設的發展，當今所有的環境資源法律或法規，都毫無例外地包含人與自然的關系、反映人與自然的關系、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一部良好的環境資源法律就是一張人與自然關系的關系網，就是一幅反映、描繪人與自然和諧共處關系的藍圖。另外，法律具有調整、保護、教育、指引和評價功能，法律調整人與人的關系或人與自然的關系是指法的作用或功能。隨著法律的發展和演變，法律的目的、任務、作用和功能正朝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法律具有越來越廣泛的任務、作用和功能。環境資源法的作用和功能之一，就是保護環境、合理開發利用資源，就是協調或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環境資源法學與整個環境科學一樣，都認為人可以協調或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協調或調整的方式、途徑或工具、手段可以多種多樣，而法律只是其中一種重要的方式和途徑。

環境資源法既調整人與人的關系、又調整人與環境的關系，還因為在環境資源工作或環境保護活動中人與人的關系和人與環境的關系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有你無我的關系，而是一種共存、互容、密不可分的關系，即凡是對環境有影響的人為活動都可能同時產生這兩種關系。

三、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建立健全環境資源法調整人與自然關系的機制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可以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動物僅僅利用外部自然界，單純地以自己的存在來使自然界改變；而人則通過他所做出的改變來使自然界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來支配自然界。這便是人同其他動物的的本質的區別，而造成這一區別的還是勞動。”[12] 恩格斯在批判那種“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條件到處在決定人的歷史發展”的自然主義歷史觀時指出：“它忘記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變自然界，為自己創造新的生存條件”；[13]“隨著對自然規律的知識的迅速增加，人對自然界施加反作用的手段也增加了”。[14] 馬克思主義認為，不斷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對人類社會的進步、生產的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社會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經濟地加以利用，用人力興建大規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馴服自然力，──這種必要性在產業史上起著最有決定性的作用”。[15]人類可以通過各種工具和方法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包括但不限于通過法律手段、行政

手段、經濟手段、科學技術手段和宣傳教育手段等。當代人類社會對人與自然關系調整（包括直接調整和間接調整）的主要任務，是將人與自然的不和諧關系（主要表現為人類隨意污染、破壞、浪費、掠奪自然環境資源）調整成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主要表現為尊重、熱愛、保護、改善、合理利用、可持續開發利用自然環境資源）。環境資源法學主要研究通過法律手段調整人與自然關系的機制即法律調整機制。

環境資源法的調整機制，是指由環境資源法律調整主體、調整對象、調整行為（包括調整方法和調整過程）結合起來的整個系統的內部結構、內在聯系和運作方式的統一，主要指環境資源法律對其調整對象實施影響、實現其調整功能的運作機理和運作方式。環境資源法律調整機制包括環境資源法律調整方法、調整對象、調整要素和調整過程等內容。環境資源法的調整方法是環境資源法的調整機制的主要組成部分，調整機制是各種調整方法的集合或整合，是對各種調整方法運作的動態反映、系統控制。

隨著當代環境資源法學的興起，環境資源法正在形成其富有特色的調整方法和調整機制（簡稱環境資源法的調整機制）。環境資源法調整人與自然關系的機制，可以分為廣義的和狹義的兩種。狹義上僅指專門的環境資源法律法規所特有的調整人與自然關系的機制，即生態化調整機制。廣義上是指環境資源法律部門所采用的各種調整人與自然關系的機制，包括其他法律或法律部門所采用的調整人與自然關系的機制，以及專門的環境資源法律法規所特有的調整人與自然關系的機制。

環境資源法律部門是指調整因開發、利用、保護、改善環境資源所產生的社會關系（包括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與環境資源有關的人與人的關系）的各種法律規范的總稱，是調整人與自然關系以及與環境資源有關的人與人的關系的各種法律淵源的總和。環境資源法律部門包括環境資源專門法或專門法律規范，以及與調整人與自然關系有關的其他法律部門的法律規范。專門的環境資源法律法規（簡稱環境資源法專門法）是環境資源法這一新興的獨立的法律部門的主體部分。環境資源專門法調整人與自然關系的機制，是法律調整人與自然關系的專門機制、主要機制、核心機制。與環境資源專門法相比較而言，其他法律或法律部門則處于次要地位，他們有關調整人與自然關系的法律規范數量較少、較分散、較單一。研究闡明并建立健全環境資源法的特有的調整方法和調整機制即生態化調整方法和調整機制，是環境資源法學理論研究創新的一個重要方面。“生態化”是原蘇聯學者創用的一個詞，原意是將生態學原則滲透到人類的全部活動范圍之中，用人與環境協調發展的觀點去思考問題，根據社會、經濟和自然的具體情況，地處理人和自然的關系。

環境資源法調整機制特別是生態化調整機制，是區別于傳統法律調整機制的、具有特色的、環境資源法所特有的調整機制。它是對傳統法律目的、法律價值、法律調整方法、法律關系、法律主體、法律客體、法律原則和法律責任的綠化或生態化。它以環境正義、環境公平、環境民主、環境效益、環境安全和生態秩序為自己的價值取向，以明確主體人和客體自然之間的法定關系、賦予人和非人物種的特定法律地位為特色途徑，主要采用環境治理（environmental governance）方式（強調政府行政組織、營利性企業組織和非政府非營利組織之間的合作、協調和結合，提倡環境民主和公眾參與），達到保護人和保護環境資源，可持續利用環境資源和可持發展經濟、社會，實現人與人的和諧共處和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的目的。生態化調整機制主要包括兩個大的方面：一是根據人與自然關系的特點，而由專門的環境資源法律法規新創立的調整方法和機制；二是根據人與自然關系的特點以及調整人與自然關系的需要，而由專門的環境資源法律法規將其他法律部門的傳統調整方法和機制予以綠化或生態化（指用生態觀點、環境觀點進行改造、完善），而新創立的調整方法和機制。運用生態化方法，目前環境資源法已經形成一整套調整人與自然關系的法律調整機制（或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具體來講主要是：環境資源調查（監測、監視、勘查、普查、抽查等）機制，包括環境資源調查、監測、監視、勘查、普查、抽查等制度；環境資源信息顯示（報告、統計、公告、牌示等）機制，包括環境資源信息收集、統計、報告、公告等制度；環境資源問題預防機制（包括環境影響評價、規劃、功能分區和預警），包括環境資源規劃、環境影響評價、“三同時”、環境資源功能分區和其他預防預警等制度；環境資源行為機制（對環境資源行為的禁止、許可、行政要求、行為規范等），包括對環境資源行為的禁止、許可、行政要求等制度；環境資源整治、補救機制，包括環境資源治理、恢復、補救、補償制度；環境資源行為激勵和責任追究機制，包括各種激勵制度、獎勵制度、懲罰制度以及追究環境民事責任、環境行政責任、環境資源刑事責任的法律>，！司法監督、環境資源公眾參與制度等。

各國環境資源法制建設的實踐證明，環境資源法不僅能夠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而且可以調整好人與自然的關系。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從環境資源工作和環境資源法制建設的出發，研究環境資源法調整人與自然關系的機制，是當代環境資源法學的主要任務。為此，必須打破包括法學在內的人文社會科學不能研究人與自然關系的陳舊觀點。人文社會科學應該與自然環境這一基礎相協調，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綜合、人與人的關系和人與自然的關系在科學研究中的綜合，是科學發展的方向和趨勢。通過對自然、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對社會、人與人的關系這兩個方面的綜合研究，恩格斯得出了一個極其重要的結論，即：“我們不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類社會中，人類社會同自然界一樣也有自己的發展史和自己的科學。因此，任務在于使關于社會的科學，即所謂歷史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總和，同唯物主義的基礎協調起來，并在這個基礎上加以改造。”[16] 站在綜合自然和社會、人與人的關系和人與自然的關系的高度，馬克思指出了今后科學發展的趨勢，即：歷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為人這一過程的一個現實部分。自然科學往后將包括關于人的科學，正像關于人的科學包括自然科學一樣：這將是一門科學。”

人與自然論文:人與自然和諧：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

同志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的重要講話中，概括了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特征，而人與自然和諧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當前我國正處在工業化加速發展時期，正以歷史上最脆弱的生態環境，承載著最龐大的人口，進行著最空前的經濟建設，以最快的速度消耗著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資源，面臨著最突出的人與自然的矛盾。因而，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走符合國情、可持續發展的現代化道路，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選擇。

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人類對人與自然關系認識深化的結論

人類與自然是一對矛盾的統一體。人類的生存發展依賴于自然，同時人類為了生存和發展所從事的一切活動又影響改變著自然，而自然反過來又通過自然災害、環境污染、生態退化、資源耗竭對人類產生負面影響，制約人類的發展。

人與自然關系反映的是人類文明與自然演化的相互作用。隨著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人與自然關系經歷了從原始的和諧狀態，到農業社會局部的、階段性的不和諧，再到工業社會的嚴重失衡。今天，人類社會表面上的繁榮進步背后，人與自然的矛盾正在日益積累：經濟高速發展，人口急劇增加，消費迅猛增長，而自然資源正在迅速減少甚至枯竭，人類生產生活排放的廢棄污染物質已經大大地超過了環境容量。全球性的氣候變暖，一些地區洪水、干旱的肆虐，沙塵暴頻頻發威……這一切都昭示著以往作為被征服對象的大自然開始向人類宣戰。人與自然的關系正處在一個關鍵性的轉折點：或是走向新的更高的和諧狀態，或是矛盾迅速激化，大自然的報復可能使我們賴以生存的地球不再適合人居。

人類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隨著科技發展和社會文明的進步不斷深化。古代社會原始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使智者產生了“天人合一”的認識，而蕓蕓眾生面對自然力的不可抗拒產生了對自然的神秘和崇拜。近代工業社會生產力和科技的進步，使征服支配自然的認識在很長的時間里占了主導地位。隨著工業文明的發展，日趨嚴重的人口資源環境問題迫使人們反思人與自然的關系。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大量的相關研究深刻地揭示了工業繁榮背后的人與自然的沖突、有限環境與無限增長的矛盾，由此誕生了可持續發展的理念。自1992年里約環發大會以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綱領性文件和國際公約的問世，標志著走可持續發展之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成為全世界的共識。

1994年，《中國21世紀議程》問世。20__年黨的十六大把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促進人與自然和諧作為建設小康社會的四大目標之一。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以人為本、樹立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前不久，同志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的講話中，把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作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涵。這是我們黨對人類文明成果兼收并蓄，對自然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認識不斷深化而得出的人與自然關系的正確結論。

人與自然發展不和諧:構建和諧社會的嚴重障礙

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我們常說我們以7的土地、8的淡水養活22的人口，這些數字本身就凸顯了我國的生存壓力。由于地理和氣候的原因，我國的生態系統比較脆弱，一半以上的國土面積不適宜人類生活和生產。我國自然資源雖然比較豐富，但人均資源占有量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維系人基本生存的淡水、耕地、草地、森林資源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4、1/3、1/2和百分之十幾，支撐經濟增長的石油、天然氣、煤炭、鐵礦石、銅和鋁等重要礦產資源，人均儲量也只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1、4.5、79、42、18和7.3。

在世界發展的進程中，我國又處于追趕發達國家的地位，總體科學技術水平還比較落后，長期沿用傳統發展模式以拼資源換增長，不僅造成了資源迅速衰減、退化、枯竭，還造成了嚴重的生態環境破壞：水資源短缺和水體污染嚴重，耕地質量不斷退化，草地過牧，森林超采，海洋漁業過度捕撈，自然災害頻繁加劇。生態系統呈現出由結構性破壞向功能性紊亂演變的發展態勢。我國經濟和社會的持續發展，愈來愈面臨資源瓶頸和環境容量的嚴重制約。建國50多年來，我國的GDP增長了10多倍，而礦產資源消耗增長了40多倍。如今我們已經沒有足夠的資源來支撐高消耗的生產方式。與此同時，生態環境惡化也嚴重影響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據中科院專家測算，20__年我國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損失占GDP的15，人民群眾健康也深受生態環境惡化之害。不少專家已經指出，當前中國經濟存在的較大問題并不是電力、鋼鐵供求緊張，投資增長過快等等，而是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之間的“新結構危機”。在中國幾千年文明史中，人與自然的矛盾從未像今天這樣嚴重，人與自然的不和諧已經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嚴重障礙。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六大特征，實際上是兩大和諧，即人與人和諧和人與自然和諧。人與自然和諧是和諧社會的載體，沒有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之間不可能實現真正的、持久的和諧；沒有人與自然的和諧，我們將逐漸失去家園，中華民族將失去生存的空間，其他一切和諧——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將無從談起。由此，高度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重視資源和生態環境問題，增強可持續發展的能力，是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之一，是關系中華民族生存與長遠發展的根本大計。

推進循環經濟發展模式：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的核心

要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必須走循環經濟的發展道路，世界發展的潮流和我國的國情都要求我們以循環經濟模式替代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循環經濟以3R原則作為社會經濟活動的準則，即資源消耗和廢物排放減量化（Reduce）、廢舊產品回收再利用（Reuse）、資源再循環（Recycle），力圖在不增加甚至減少初始資源消耗、不增加甚至減少污染排放、不破壞甚至恢復生態環境的基礎上，實現經濟快速增長。循環經濟有助于從根本上解決長期以來資源、環境與發展之間的沖突，使我們走向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使我們在文明發展的現階段與自然和諧相處。

發展循環經濟，化解人與自然的矛盾，需要國家、企業和社會聯動，但國家意志至關重要。要通過制度創新(包括法律、體制、政策等)和加大投入，推進在工業經濟結構調整中，淘汰和改造能耗高、污染重的傳統產業，發展節能、降耗、減污等高新技術產業；推進在農業經濟結構調整中，大力發展生態農業和有機農業，降低農藥、化肥等農用化學品使用量。以生態鏈為紐帶，統籌規劃工業與農業、生產與消費、城市與農村，建設資源高效循環利用與環境友好型社會。

推進生態環境建設、保護和治理，是防治自然環境退化，建設人與自然和諧的 社會的重要舉措，也是循環經濟的一個核心內涵。要在充分認識和尊重自然規律的基礎上，開展生態建設，治理水土流失、荒漠化、草地“三化”，同時，強化城鄉污染治理，特別是重點流域、區域和海域的水污染、農田污染治理。

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既要解決制度、技術層面的問題，也要解決人自身的素質問題。一要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確立合理的生存態度和需要定位，選擇健康、文明、綠色的生活方式。二要確立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觀念，發展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能力。三要培養人們的環境倫理和道德，形成尊重自然、熱愛自然、善待自然、保護自然的社會風尚。在人與自然這一對矛盾的目前發展階段，人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提高人的素質，義無反顧地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拋棄不可持續的消費行為，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資源生態環境問題，保障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中國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走出一條人與自然和諧的工業化道路，將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的偉大貢獻。

人與自然論文:科學發展觀和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

"和諧社會"實際上是一種整體性思考問題的觀點，要求我們在把工作視野拓展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運用政策、法律、經濟、行政等多種手段，統籌各種社會資源，綜合解決社會協調發展問題。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前提和基礎，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要組成部分。因此要構建和諧社會，必須研究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問題。

一、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必要性

1、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是人類社會生存與發展的前提和基礎。人類社會內部本身無法生產與創造出人類社會生存與發展所必需的物質和能量，這些物質和能量必須來自于人類社會的外部&&即自然環境。沒有為人類社會生存與發展提供必需的物質與能量的自然環境，就沒有人類社會。

2、我國現階段面臨嚴峻的環境問題"嚴重的制約了我國的社會的和諧發展，長期以來，大規模盲目利用生態資源，使我國的生態資源質量下降，澇、旱、沙三大災害成為威脅中華民族的、心腹之患"。

3、生態安全問題當代國際關系中的重要議題"我國面臨不小的國際壓力、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由于其溫室氣體排放量隨著經濟的加速發展而急劇升高，很快會成為全球氣候變暖的眾矢之的。我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不可避免的面臨巨大壓力。

二、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條件

1、尊重與遵循自然規律"在承認環境容量的有限性的前提條件下發展經濟。環境問題的實質就是人類社會的活動超出了環境的自我凈化能力后使生態系統的脆弱的動態平衡已經處于顯著失衡狀態中。因此，維持人與自然和諧共存，必須尊重與遵循自然規律，承認環境容量的有限性。

2、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從1987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中提出、可持續發展"的議題后，、當代人的發展不能影響后代人的發展"成為發展所遵循的基本模式。

3、發展環境科技、解決人與自然和諧共存問題，必須發展提高環境科技水平，提高自然資源的利用率，改變在低下的科技水平條件下生產產生廢物的觀念。

4、注重公平、實行環境法治、通過實行環境法治來落實環境保護的各項措施，落實對環境受害者的保護。

5、培養環境文化、確立合理的環境倫理觀、"徒法不足以自行"，環境法治的實現依賴于培養環境保護的文化意識，在全社會確立合理的環境倫理觀。

三、科學發展觀是滿足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科學思想

科學發展觀的內涵與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條件一致、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就是尊重與遵循自然規律、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發展環境科技、實行環境法治、確立合理的環境倫理觀。

四、結語

科學發展是尊重與遵循自然規律的發展，是經濟、社會、生態相協調的發展，更是人的發展。科學發展是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發展，沒有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發展就不是科學的發展，就沒有樹立和落實科學的發展觀。

人與自然論文:淺論科學發展觀視域中的人與自然的關系

論文關鍵詞:科學發展觀　整體論　后現代生態世界觀　生態倫理思想

論文摘要:后現代生態觀對于我們確立科學發展觀視域中的人與自然的關系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它體現了人對生命進化不同方向的智慧選擇。它反對人類中心主義，強調用一種全新的價值觀來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

一、后現代生態觀的定義，起源與演變

(一)定義

后現代生態觀，顧名思義就是在批判傳統哲學理論，批判現代性基礎上，以生態學的觀點重新定位人類，重新看待人類在世界中的生存位置。認為人只是自然生態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這個生態系統中，所有生物和非生物都是相互聯系的，每一種生物非生物都有其存在的生態理由，并對其他存在產生著或大或小的影響。而生態系統是有其自身的平衡規律與資源限制的。人類當代的經濟增長繁榮，實際是以掠奪破壞自然資源，侵害其他物種甚至是人類下一代的生存權利換取，以地球的生態危機為代價的。而最終，將反過來傷害人類自身，導致人類作為一個物種在地球上滅亡。因此，后現代生態觀反對人類中心主義，強調用一種全新的價值觀來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用生態學整體主義的世界觀和生態科學的方法論去觀察、評價和調節自然，技術、社會的關系;以尋求人，自然，社會和諧的可持續發展。

(二)起源

20世紀初至20世紀中葉，西方工業革命的興起促進了生產力的巨大進步，同時也造成森林資源和野生物種的破壞，帶來城市的空氣、水源和生活環境的污染。人們開始關注人類保護生態環境的責任和義務，反思人與自然關系的本質。1933年，德國哲學家阿爾伯特·施韋茲提出了“敬畏生命”的倫理原則。1949年，美國生態學家奧爾多·利奧波德的論文集《沙鄉年鑒》出版，在該書“大地倫理”一章中，提出，為了保護“生命共同體的穩定、完整和美麗”，需要一種新的大地倫理。在這個生命共同體中，人類只是“普通的成員和公民”

(三)演變

20世紀80年代，“地球及時”的概念已經形成，許多哲學家、科學家以自己獨特的思考方式論證自己的環境價值觀念，提出自己的環境保護方式，并開始確立起相對穩定和比較完整的思想理論體系。1981年，斯可利穆衛斯基在倫敦出版了《生態哲學:設計新的生命策略》。1983年，湯姆·雷根出版了在動物權利理論方面的重要著作《動物權利的情形》。羅賓·阿特弗爾德出版了專著《環境問題的倫理學》。生態哲學的突破之代表首數阿倫·奈斯提出的深層生態哲學。深層生態哲學的目的在于克服西方二元論哲學，摧毀西方哲學關于自然的陳舊的思考、范式，變革西方的經濟、政治、社會和制度。所以，生態哲學的任務是人們在自然—技術—社會的關聯中加強對我們生存基礎和我們人類基礎的反思。在技術的運用上趨利避害，在順應自然的基礎上利用自然，重新確立人與社會發展的方向，創建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新生活。

我國學者余謀昌在《生態哲學》一書中對生態哲學的特點作了概括:“生態哲學是一種新的哲學方向。它產生于人們對當代生態危機的哲學反思，以及生態學發展的理論概括。生態哲學是一種新的世界觀，它用生態學整體性觀點去觀察現實事物和解釋現實世界。生態哲學是一種新的方法論。它以生態學方式思考，是科學的生態思維。”

生態哲學家強調人類應對人與自然的關系、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的關系以及現代社會的價值觀與組織方式中違背生態規律之處進行深刻的反思和深層的改造。如一些生態哲學家指出的，“可持續發展”應以可持續的生態圈為前提。深層生態學從現代生態意識的整體性和相互依存性出發提出的現代環境價值新觀念，對社會學來說是富有啟迪的。它們從根本上有利于人們轉變傳統的思想價值觀念，對人與自然環境作出新的觀照與思考，促進人類與自然界和諧相處，推動人、社會和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二、整體性的生態倫理思想

有機整體觀是后現代生態觀的一個基本主張，它認為世間萬事萬物是聯結在一起的有機整體，它們相互聯系、相互依賴，整個世界是一個生命整體，人在自然之中，人的生存與其他物種的生存狀況密切相關，其他物種的存在狀態關乎人類的生存質量。因此，整體的性質是首要的，部分是次要的;整體和部分之間的差別是相對的，聯系才是基本的。有機整體論也被稱為新有機論，是一種生態主義世界觀。它強調有機創造性、內在聯系性，力圖克服現代性的機械觀和二元論方法，主張內在關系不僅是生命體的基本特征，而且是最基本的物理單位的基本特征。有機整體觀承認物種的獨特性和價值，但沒有將價值總體化和化，與生物中心主義不同的是，它承認人的特殊性并對之有適度的凸顯，在這種世界觀看來，人類的經驗也向這個星球注人了許多據我們所知其他物種所不能有的經驗。人際關系和人類的創造力所特有的享樂的特性具有的內在價值。我們是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一點絲毫不有損于我們已實現的價值的獨到之處。

在生態學中，人的悲劇性的弱點是人類中心主義(與生態中心主義恰好相反)，是其征服、人化、馴養、侵害、剝削每一自然事物的強迫癥。另一位美國學者查爾斯·詹克斯也于1986年發表《什么是后現代主義?》，明確指出后現代主義世界觀承認全球所有生物和非生物都是相互聯系的生態學觀點。到了1989年，英國學者史蒂文·康納將生態思想定位為后現代思想:人們已經以各種方式指出，生態學思想是后現代思想，因為它不是要我們將文化與自然的關系設想為同一的、附屬的或對立的，而是要我們將其設想為動態的、差異的、相互交流的。在同一年里，美國出現的建設性后現代主義聲稱:生態學為后現代世界觀提供了最基本的要素。

后現代主義從解構轉向建構時，其生態學維度已經逐漸生長起來。生態批評既是這種成長的結果，又是其內在動力。作為聚焦于文學的生態學實踐，作為建設性的后現代的一支理論勁旅，它將現代性的思想基礎即機械自然觀、單一性的男性精神、經濟主義意義觀等視為現代性危機和生態危機的深層根源，并對之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檢省。在深人發掘這些作為現代性的深層思想基礎的各種理念、因素與生態危機之間的內在聯系的同時，它倡導有機自然觀、恢復女性的文化象征，標舉后現代的生態世界觀，提倡后現代的生活方式，從而消除現代性的危機，重建人與自然、人與自身、人與地方的關系。其目的，是想探尋恢復生態、救贖人類的理想之路。

后現代生態觀的批判目標是單一性的現代性世界觀。對現代性世界觀的深層思想根基的檢省和批判，構成了這一思潮的主要內容。生態后現代主義者認為，現代性危機尤其是現代精神的危機，與男性精神的單向度膨脹擴張和女性文化精神的缺失有著密切的聯系。這種文化維度的缺失引發了嚴重的結果，造成人與自然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緊張和惡化，時至今日，這種單面精神仍在繼續產生著影響，而且，它在現代大規模破壞性技術中的體現使得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具有更大的破壞性。美國后現代主義思潮的代表人物大衛·雷·格里芬批評笛卡爾式的自然觀說:按這種觀念，“在決定對待自然的方式時，人類的欲望及其滿足是值得考慮的東西。這就意味著一種掠奪性的倫理學:人們不必去顧及自然的生命及其內在價值;上帝明確地規定了世界應由我們來統治(實質上是‘掠奪’)。

后現代主義則傾向于把人類當作自然的一部分，強調人類與其他物種之間連續性的親緣關系。生物和生態系統的各種因素，包括生物因素、環境因素及它們的關聯性，都是相互依賴的。因而，后現代生態世界觀強調自然世界本身的“內在價值”，要求將道德關懷的對象從社會擴展到整個生命和自然世界。激進的生態中心主義者甚至說寧愿殺死一個人而非一條蛇，也就是說，對于自然生態平衡的維護來說，他們認為某些瀕危物種的保護，其意義更有甚于某個社會成員的保護。

生態倫理學現在已經為許多環境主義者所認可，被當作判斷人對環境的行為是否正當的價值基礎:如美國生態學家奧爾多·利奧波德在《大地倫理》中所說的，“一件事情當它傾向于保持生物群體的整體性、穩定性和美時就是對的，反之則是錯的”。和傳統倫理學相比，生態中心倫理學的激進之處表現在它對所謂的人類中心主義的激烈批判上。

由此可見生態中心倫理學和傳統倫理學差別之大。生物中心主義者則體現了類似于佛教眾生平等的觀念，以此與形形色色的人類中心論或人類優越論抗衡。生物中心主義者認為，既然動物賦有與人一樣的感覺痛苦與快樂的能力，那么也就理所當然地賦有與人同等的生存權利。英國學者彼得·辛格論證說:“如果一個存在物能夠感受苦樂，那么拒絕關心它的苦樂就沒有什么道德上的合理性。不管一個存在物的本性如何，平等原則都要求我們把它的苦樂看得和其他存在物的苦樂同樣重要。”

地理解評價國外不同派別的生態學與生態倫理思想對落實科學發展觀視域中的人與自然的關系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科學發展觀視域中的人與自然的關系追求的是以價值論為基礎的生態倫理思想

倫理學的基礎是價值論。價值論講內在價值也講外在價值。所謂內在價值是說事物x自身就是好的，就是目的，無須借助其他尺度來衡量;它自身就是尺度。這種價值顯然就是人，也只有人。而外在價值剛好相反，它是指事物y相對具有內在價值的事物x而具有的意義，或被認為是好的;它的價值是由后者經過評價所賦予的，后者是其價值有無、高低和正負的衡量的尺度。這就涉及到了人在歷史性的社會實踐中與之相遇的自然界或自然界中萬事萬物的價值問題。自然界對人所具有的外在價值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自然界的屬人本性”或“自然界的人類性”;這種本性或屬性隨著人的發展也會變得日益豐富，換句話說，外在價值是隨著內在價值的提高而不斷增值的。環境保護論者說的“大地的價值”、“森林的價值”等等應該指的是森林或土地相對于人(即內在價值)的外在價值。價值論總應是人本主義的，它認為只有人才是具有內在價值的。這種人類中心論至今沒有修正的必要，而且今天西方大多數生態倫理觀仍是這個意義上的人類中心主義。

從人類中心論的價值論出發仍然可以持對自然進行保護的態度或立場。它的兩個基本方向是:1)屬人的自然界就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存在方式。它具有不斷增加著的外在價值以及無限多樣的可能性，同時也是人類進一步發展的基礎和前提，因此我們應為了自身發展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更好的利用它，保護它。這就是把人與自然的關系當成人與家園的關系。2)屬于人的自然在歷史和社會中中介著人與人的關系，人對自然萬事萬物的關系實際上都是人與人(現實的他人、他民族、古人與未來的人)的利用關系。因此，應本著尊重基本人權和各民族平等發展權、尊重人類共同文明的原則處理有關自然、生態和環境的問題。這就是把人與自然的關系看成家庭成員之間的相互關系問題。這也就是所謂人與自然之間的倫理關系的真正含義。

反之從生物物種的“內在價值”出發的“生態倫理學”在理論上是難以想像的;希望以自然科學為規范構建某種“科學的生態倫理學”，實際得到的只能是這個自相矛盾的術語本身，因為倫理學總是以價值論為基礎的而自然科學總是標榜價值中立，于是“科學倫理學”最多是一個總擁有零的分配方案。

科學發展觀視域中的人與自然的關系追求的是以價值論為基礎的生態倫理思想。詩意棲居與和諧守望一直是中外大哲共同追尋的理想。不追求物質享受的較大化，而是追求生命之美和人生意境，使得生態中的日常生活超越了現實的功利追求。這些生活實踐看似涓涓細流，卻共同匯成了生態文明所需要的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這種從容有度的生活方式通過節制人的無限欲望，追求充實飽滿的精神追求，能夠糾正西方工業文明所帶來的消費主義和虛無主義的重重迷誤。

科學發展觀視域中的人與自然的關系體現了人對生命進化不同方向的智慧選擇。盡管現代人類進化從形式到內容還很不完善，但已經使我們意識到了自然界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人類社會是在認識、利用、改造和適應自然變化過程不斷發展的。人類在自身與自然的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實踐中不斷探索、實踐并反思著人與自然的關系。

人與自然論文:恩格斯的人與自然關系思想探討

摘 要：環境問題日益嚴峻,人類面臨生存困境。消除環境問題,實現可持續發展,首先要正確認識和定位人與自然的關系。筆者指出，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提出了人是自然界的產物，人與自然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關系，為實現“人類同自然界的和解以及人類本身的和解”，人類必須擺正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必須尊重和掌握自然規律,深入地支配人們的生產行為以及預測可能引起的比較長遠的社會影響；必須協調物的生產與人的生產的關系；必須認識到私有制是生態危機產生的社會根源,從而建立社會主義。恩格斯關于人與自然關系思想的闡述對于探索解決環境問題的途徑、深化認識可持續發展理論具有重大意義,至今仍是我們解決生態問題的行動指南。

關鍵詞：恩格斯；人與自然的關系；客觀規律；天人合一

一、人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是 “自然界的一部分”，人與自然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關系

恩格斯作為唯物主義哲學家認為自然界是本原的,它不依賴于人的精神而客觀存在。自然界是人類存在和發展的物質前提,是人進行實踐活動的客觀基礎,自然界先于人,先于人類社會，而 “生命是整個自然界的結果”, 是“勞動創造了人本身”，人是從動物中經過長期勞動實踐進化而來,人和人類社會都是自然界自身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離開了自然界也就沒有了人的存在。他在《反杜林論》中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產物,是在他們的環境中并且和這個環境一起發展起來的。” [1］32自從地球有了人類以后,人類便成為自然界的一部分,并參與整個自然界的發展。不管今后人類還有怎樣高級理性的發展,人始終是自然界中的人,必須依靠自然界生活,離開了自然界,人類將無法生存。因此他指出：“我們必須時時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象征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樣，決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 [2］518自然界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外部環境，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再生產以及人自身的生產都離不開自然，保護好自然就是保護好人類自身。他批判把人類與自然界對立起來的反自然的觀點,強調人與自然界的一致性,認為人類實踐得愈多,便“愈會重新地不僅感到,而且也認識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種把精神和物質、人類和自然、靈魂和肉體對立起來的荒謬的、反自然的觀點,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2］518。無論人類多么高貴、能干,始終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損害自然就是損害人類自己，離開自然環境人類就無法生存。?

人類與動物本質區別在于人在自然界中具有主動性，能夠認識和改造自然, “使自然界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來支配自然界”[2］517，而動物是單純地適應自然。因此, “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統治,是在于我們比其他一切動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2］517,即人能夠依據自己的目的，能動地作用于自然使之為我所用。恩格斯指出，人與自然的關系正是通過勞動即人類特有的實踐活動形成的,通過勞動人類從動物之中提升出來,并使自然界的面貌和人類社會的面貌都發生根本的改變。人作為能動的、社會的人,能夠認識自然界的本質,掌握和運用自然規律來為人類自身服務。他反對自然主義的歷史觀,認為: “自然主義的歷史觀是片面的,它認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條件到處決定人的歷史發展,它忘記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變自然界,為自己創造新的生存條件。”[2］384他強調人在環境面前具有主動性,人對自然環境有積極的能動作用。但是,他同時也強調指出了人類的這種主觀能動性的發揮是以自然規律為前提,受到客觀條件的制約,具有受動性。人類不能過于自負,盲目地以為自己是 “宇宙之精華,萬物之靈長”,而濫用人的實踐能力。恩格斯針對當時已經出現的一些生態失衡現象,警告人類：“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每一次勝利,起初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卻發生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最初的結果又消除了。”[3］159恩格斯舉例說,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為了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光了,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為不毛之地。還有阿爾卑斯山的意大利人,當他們在山南坡把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護的同一種樹林砍光用盡時,并沒有預料到,這樣一來,就把本地區的高山畜牧業的根基給毀掉了,他們更沒有預料到這樣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內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兇猛的洪水傾瀉到平原上。可見，如果人們在改造自然的過程中,只注重眼前的明顯利益,而不考慮由此可能產生的較遠的影響,那么,人們很可能會得到對自身不利的并遠遠大于既得利益的結果。因此,人類的行為要受到自然規律的約束,違背了自然規律會遭到自然界的懲罰。在當人類行為沒有超出自然界所允許的閾值時,自然界通過自我的調節,能恢復原有的自然平衡狀態；而一旦超出了大自然所能 “忍受”的限度,自然界就會以“報復和懲罰”的方式來否定人的行動。

二、人類必須尊重自然界的客觀規律，合理利用科學技術

自然界本身有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我們在認識和改造自然界時,必須使自己行動建立在對其客觀規律正確認識的基礎上。只有對自然規律有了正確的認識,才能減少我們在改造自然過程中的盲目性,為我們的行動提供最的思想保障。恩格斯認為,人類需要經過長期的勞動才會稍微學會估計生產行動的比較遠的自然影響。雖然人類比其他一切動物強的地方,就在于人能有意識、有目的地對自然界進行改造,通過改造自然界的物質形態來使自然界適合自己的需要,“人離開動物愈遠,他們對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帶有經過思考的、有計劃的、向著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標前進”[2］516。但由于人們認識客觀世界的局限性,對自然規律的認識和運用受到各種條件的限制,對于一些更深層的結果和影響往往難于發現,以致人們每一次對自然界的勝利都遭到了自然界的報復。正如恩格斯所說：“每一次勝利,在及時步都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不同的、出乎預料的結果,常常把及時個結果又取消了。”[2］517因此,人們只有學會正確地理解和利用自然規律,學會認識我們對自然界的習常過程所作的干預而引起的較近或較遠的后果,才能增強自己行為的科學性和預見性,減少行為的盲目性和負面影響,從而更有效地開發利用和改造自然。要使人類社會協調、持續、健康地發展,就必須根據生態規律的客觀要求,從全人類共同的、長遠的利益出發規劃生產,發展經濟。恩格斯指出: “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統治,是在于我們比其他一切動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 [2］518人類“統治”自然界的本質,總是在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的基礎上實現的,從而使人的有機生命與自然更好地融為一體,真正展現人類所具有的比其他一切動物強大的創造活力。因而人的主體性的發揮必須以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為前提。不尊重自然,不以自然規律為指導的人類行為必然會帶來對大自然的破壞,要實現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就必須正確認識和運用自然規律。?

科學技術作為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實踐活動中所取得的積極成果，恩格斯充分肯定了它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的重大作用。他在批評自然主義的歷史觀時就曾指出：“這種歷史觀是片面的,它認為只是自然界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界條件到處決定人的歷史發展,它忘記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變自然界,為自己創造新的生存條?件。” [4］329?因此，人類在認識和改造自然的過程中,一方面要受到周圍自然環境的制約,因而要尊重和服從自然規律；另一方面,人類又通過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能動地改造自然界,創造出“人工自然”,改善人類的自然生存條件。“17世紀和18世紀從事蒸汽機制造的人們也沒有料到,他們所制作的工具,比其他任何東西都更能使全世界的社會狀態革命化。” [4］385科學技術的使用，使“我們在的工業國家中已經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為人們服務;這樣我們就無限地增加了生產,使得一個小孩在今天所生產的東西,比以前的一百個成年人所生產的還要多”[4］458。盡管科學技術的進步也給社會發展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但由于它在改善人類生存條件、推動社會發展方面的作用,已使它成為人類社會不可缺少的力量。恩格斯說，例如“歐洲傳播栽種馬鈴薯的人,并不知道他們也把瘰疬癥和多粉的塊根一起傳播過來了” [3］160 ，“但是和工人的生活降到吃馬鈴薯這一事實對世界各國人民群眾的生活狀況所發生的影響比起來,瘰疬癥算得了什么呢?1847年,愛爾蘭因馬鈴薯受病害的緣故發生了,餓死了一百萬吃馬鈴薯或差不多專吃馬鈴薯的愛爾蘭人,并且有兩百萬人逃亡海外,和這種饑荒比起來,瘰癘癥算得了什么呢?”[3］161同時他又指出,由于人類在自然界中具有主動性，“能夠認識和運用自然規律” ,因而科學技術對環境的負面影響會隨著人類認識的進步,對自然規律的把握程度的加深而逐漸減少。雖然科學技術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我們沒有預料到的環境問題,加速了自然資源的消耗,造成了污染,但是我們更應該看到這種環境問題產生的根源可能正是因為我們的科學技術不夠發達,對于我們的行為沒有正確的預測。沒有科學技術，人類不可能發展到今天這樣一個振奮人心的歷史階段，無論過去、現在還是未來，人類的希望都在于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人之所以敢于妄稱征服自然，就因為人能夠認識自然規律；而人之所以不僅未能征服自然，反而屢遭大自然的報復性懲罰，又正因為人們對自然規律的認識還不夠充分。從根本上講,環境問題的解決要依靠科學技術。我們要利用科學技術進一步認識和掌握自然規律,增強行為的合理性,減少盲目性,防止新的污染的產生；利用新的科學技術治理環境污染,改善生態環境。科學技術不僅是經濟發展的強大推動力,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推動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重要手段。

三、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還必須合理解決人與人的關系問題，即 “變革現有的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建立

社會主義制度，以實現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矛盾的真正解決

環境問題既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也是一個社會的過程,治理環境不但是個認識問題而且是個社會問題。恩格斯不僅強調人的認識的改變,同時還指出解決人與自然矛盾的途徑是從改變現有的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入手。他說:“要實行這樣的調節,單是依靠認識是不夠的,這還需要對我們現有的生產方式以及和這種生產方式連在一起的我們今天的整個社會制度實行的變革，用社會化程度更高的共產主義社會來代替資本主義制度,以實現人和自然環境,人和社會環境之間矛盾的真正解決。 ”[2］519恩格斯在這里提示了引發環境問題的社會制度背景。我們深入地思考環境問題,就會發現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技術引起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在其更深的層次上,它是一種社會問題,是由于社會所倡導的價值取向導致的，人們只著眼于勞動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而忽視了長期的社會影響。正如恩格斯所說:“到目前為止存在的一切生產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勞動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顯現出來的、由于逐漸的重復和積累才發生作用的進一步的結果,是被忽視的。”[2］519?

恩格斯還認為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受社會形態制約的” [2］35,資本主義雖然造成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對自然的先進的占有,但伴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又導致了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尖銳的對立,從而造成嚴重的環境危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造成環境危機的根源。他說：“在西歐現今占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支配著生產和交換的一個一個的資本家所能關心的,只是他們行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不僅如此,甚至就連這個有益效果本身——只就所制造的或交換來的商品的效用而言——也退居次要地位了;出售時要獲得利潤,成了動力。” [2］519-520資本主義的生產目的是不斷地追求高額利潤,而不是滿足人民的實際需要。為了實現利潤的較大化、追求剩余勞動的極大化,其結果既使生命力(雇傭勞動者) 遭到摧殘,又使自然力(土地、資源、環境) 遭到破壞。由于資本主義的這種生產方式處于無政府狀態,資本家以利潤為動力,這同人與自然協調發展是根本對立的。他們所關心的只能是眼前的最近的直接效益,他們不可能自覺地掌握自然發展規律,更不可能考慮長遠的社會效果,因此“只要獲得普遍利潤,他就滿意了,而不再關心商品和買主以后將是怎樣的,看待這些行為的自然影響也是這樣。西班牙的種植場主曾在古巴焚燒山坡上的森林,以為木炭作為肥料足夠最能盈利的咖啡樹施用一個世紀之久,至于后來熱帶的傾盆大雨沖毀毫無掩護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巖石,這同他們又有什么相干呢?”[3］161這樣，資產階級對于自然界的資源、能源的索取是掠奪性的,資本主義在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社會生產力的同時,也造成生態環境的破壞。恩格斯因此得出結論,要根本解決環境問題,就必須改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即從根本上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和社會主義制度。他認為到了共產主義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將被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人們能自覺地掌握和運用自然規律,有計劃地、合理地組織社會生產,協調經濟與社會的發展,自覺地調節生產活動,從而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但是，恩格斯的這一結論鑒于當時歷史的原因，是具有一定局限性的，不能作簡單化的理解,以為只要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就自然而然地解決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事實上,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出現過片面地追求經濟增長的速度,片面地發展重工業、犧牲農業等現象,結果造成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生態平衡遭到破壞。可見,造成人類生存環境惡化的根源,并不是生產實踐或科學技術,而是對科學技術和生產實踐的發展起導向作用的傳統的發展觀。與其說是技術的發展及工業化、城市化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生態環境的危機”,還不如說生態環境的危機是由于只從追求利潤的功利主義觀點出發而采用新技術。罪魁禍首不在于科學技術本身,而是站在它后面決策和使用科技的人及其錯誤的自然觀、發展史觀。

四、結語

既然人類與自然休戚相關、生死與共，人類就應該像善待自己一樣去善待自然界，任何對自然界的破壞和掠奪行為都最終會導致人類自身的毀滅，保護自然界就是保護人類自己的生存環境。歷史的、具體的人是認識人與自然關系的前提,離開人類對自然的開發利用而談保護自然不具備任何現實意義和可能性。中國作為一個后起的發展中國家，幾十年來工業化建設取得了顯著成績的同時，也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與破壞，與西方國家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之勢。中國是否誤入了西方人走過的“技術治國論”而正在重蹈西方資本主義在工業化發展中走過的發展經濟而最終破壞自然生態的覆轍？而幾千年來，中國在對待人與自然關系上推崇“天人合一”思想,要求建立主體人順應自然的“天人合一”的“伙伴”關系，這種以太極圖為文化象征的“天人合一”哲學思想,在中國歷史上并沒有使國人從這種人與自然的伙伴關系中獲得一種社會的真實進步和人類主體自身的解放,沒從內封閉的自然經濟中走出來,有效發展物質生產力,實現民族的經濟現代化。尤其是在現階段,我國科學技術發展的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無論是經濟的發展還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甚至是環境問題的解決都要靠科學技術。加快科技創新是協調人與自然關系、使自然界向有利于人類方向發展的手段與途徑，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解的必由之路。

人與自然論文:提升人與自然經濟和諧發展

4月12日下午，省委副書記、省長趙書記到省人口計生委調研，實地查看貴州省人口計生信息系統運行情況，聽取省人口計生委關于我省人口計生工作情況匯報。他強調，要按照省委、省政府確定的“工作目標從高，落實工作從緊從嚴”的要求，以降低“人口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長率”為核心目標，堅持不懈做好我省人口計生工作，促進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協調發展。副省長劉曉凱陪同調研。

趙書記對我省人口計生工作多年來取得的成績給予了充分肯定。他說，人口控制是扶貧開發的主題之一，抓好人口生產直接關系到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省委、省政府對人口計生工作歷來高度重視，始終把人口問題納入全省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來統籌考慮和部署。多年來，全省人口計生系統的廣大干部職工認真貫徹落實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別是“十一五”以來，全省人口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長率大幅下降，符合政策生育率不斷提高，統籌解決人口問題取得新進展，為促進全省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

趙書記指出，當前我省正處于加速發展、加快轉型、推動跨越的關鍵時期，新形勢、新任務對人口計生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省自然地理條件特殊，人口與外部環境的矛盾較為突出，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面臨的形勢嚴峻，任務繁重。他強調，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要深入貫徹科學發展觀，堅決貫徹落實書記在省委常委會上對做好新形勢下人口計生工作的要求，在大力實施工業強省和城鎮化帶動戰略、集中力量促進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實行從緊從嚴的生育政策，千方百計確保“雙降”目標的實現。要針對我省農村人口比重大、貧困程度深、流動人口多的實際，抓好人口計生工作中的重點和難點問題。要形成全社會關心支持人口計生工作的強大合力，進一步健全“黨委領導、政府主導、部門指導、各方配合、群眾參與”的人口計生綜合治理機制，大力宣傳和提倡晚婚晚育、優生優育。要實行嚴格的目標管理責任制，細化職責分工，嚴格執行“一票否決”制。他要求，人口計生部門要切實加強自身隊伍建設，高舉“發展、團結、奮斗”的旗幟，扎實開展“三個建設年”和“四幫四促”活動，切實做到思想上高度統一，政治上顧全大局，工作上開拓進取，努力開創人口計生工作新局面，為推動全省經濟社會又好又快、更好更快發展作出新的貢獻。

劉同志就貫徹落實省委、省政府的決策部署，做好相關工作提出了具體要求。

人與自然論文:人與自然生態倫理學思考

一、“人與自然和諧”的實踐本質

“人與自然和諧”作為生態倫理思維的對象，是在人們改造和利用自然的實踐中被發現的，本質上是一種實踐范疇，其內涵的真理性問題應當回到實踐中去理解和把握。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誘入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種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6］。因此，認識的真理性本質上“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于離開實踐的思維的現實性或非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6］（503－504）。依據這種方法論原則，理解和把握“人與自然和諧”作為生態倫理學對象的真理性，應立足人類改造和利用自然的實踐，分析其“現實性和力量”及“此岸性”理性要求之實踐本質的三層內在結構。及時個層級的結構，受當今人類向自然索取物質財富之物質需求的支配，“人與自然和諧”的倫理要求反映的是當今人類向自然索取物質財富所產生的人與自然失衡關系之后果的倫理反思。第二層級的結構，受當今人類向自然索取精神財富的價值祈望的支配，其動因正是為了置身于自然、尋求和體驗與自然和諧的審美情趣，盡管這種祈望和動因不一定是出于“人與自然和諧”的倫理自覺，甚至因此危害了“人與自然和諧”。第三個層級的結構，受當今人類“兼顧”或“照顧”未來人類的“未來學”意識支配，反映的是當今人類在當下追求中的倫理情懷。“人與自然和諧”這三個層級結構構成的實踐本質內涵，及時層級是“主本質”，占據主體地位，起著主導作用；第二層級是“次本質”，由“主本質”直接延伸和升華而來；第三層級是由“主本質”演繹和派生而來，體現“人與自然和諧”之實踐本質的外延態勢，具有某種“科學幻想”的虛擬性質，其“現實性和力量”的“此岸性”理性，如同美國的《猿人世界》和《2012》等科幻影片所描述的那樣，雖具有生動且淋漓盡致的浪漫美感卻并不具有可以實證的現實特質。列寧在分析事物的本質屬性時指出：“人對事物、現象、過程等等的認識深化的無限過程，從現象到本質、從不甚深刻的本質到更深刻的本質”［7］是辯證法的要素之一，“人的思想由現象到本質，由所謂初級本質到二級本質，不斷深化，以至無窮。……不但現象是短暫的、運動的、流逝的、只是被約定的界限所劃分的，而且事物的本質也是如此。”

理解和把握“人與自然和諧”的實踐本質，必須恪守其“主本質”、繼而兼顧其“次本質”的立場，才具有現實的實踐意義，其對未來人類的倫理關懷才是可信的，舍此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把握“人與自然和諧”作為生態倫理學對象的實踐本質。在呵護人與自然和諧的問題上，當今人類需要反思和革新的是損害自然生態平衡的那些不良舉措和行動，而不是要淡化以至于放棄改造和利用自然的欲望與沖動及其驅動下的創新。在這個關涉生態倫理學對象的基本問題上，爭論人與自然孰為“中心”、甚至鼓吹“自然中心主義”或“非人類中心主義”，就脫離了“人與自然和諧”的實踐本質，不僅沒有審美意義，反而會把“簡單的問題”搞復雜。批評所謂“人類中心主義”所采用的思維范式本身內含一種邏輯悖論的“基因”：批評者在未作批評之前就已用“優先邏輯”把自己安置在人與自然關系的“中心”位置上了。這就使得孰為“中心”的爭論，如同要拽著自己的頭毛離開地面一樣永遠不可能得出自圓其說的結論。這種隱藏的“悖論基因”表明，討論人與自然的倫理關系，是不可以離開“人與自然和諧”作為生態倫理學對象之實踐本質的。麥金太爾在《德性之后》中指出：我們處在一個無法解決爭端和無法擺脫困境的道德危機時代，這種狀況與我們熱衷于表述分歧而不是共識是相關的，它使得我們的爭論永無止境［8］。在筆者看來，挑起人與自然孰為“中心”的爭論，并在其間堅持“非人類中心主義”主張，正是麥金太爾批評的那種傾向，它在根本上詆毀了“人與自然和諧”之實踐本質的生態倫理學的存在論意義。人與自然關系雖然不存在孰為“中心”的問題，卻存在孰為“主導”的問題。這種“主導”只能是人而不可能是自然。“深層生態學”的發起者納什（A?Naess）說過一個淺顯的道理：“過量捕殺其他動物的獅子，不能用道德來約束它自己；但是，人卻不僅擁有力量，而且擁有控制其力量的各種潛能。”

“人與自然和諧”作為屬人的生態倫理學的對象，正是在人自己“各種潛能”的主導下被認識、被付諸實際行動和最終得以相對實現的。正因如此，古今中外一些討論人與自然關系的不朽篇章都對“主導”之人做過極為精彩的贊頌。如《老子?二十五章》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矣。”《荀子?王制》曰：“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荀子不僅說到人在與自然關系中的主導地位和作用，而且強調之所以如此的根本原因是人在“本性”上是講道德的。西方人文主義一直推崇人是上帝創造和拯救的生靈的邏輯，認為人具有與上帝相似的理性生物，因而是萬事萬物中最可寶貴的。用似是而非的“中心”論替代含義確切的“主導”論，忽視了人是世界萬物中之理性存在物這一根本事實，實則是對人文主義傳統精神的一種倒退，就生態倫理學基本理論的建構而言也是一種學理誤導。在“主導”論看來，人在與自然相處中如果犯了失之于和諧的錯誤，也應當由人自己來糾正，而不應當將人趕出所謂“中心”的位置，交由自然來擔當審判和糾錯的“權利”。本來，人類對于自己生存質量和空間的追求就是無限的，這決定了人與自然之實踐關系的矛盾是普遍的、永恒的、的，同時也注定了人始終是人與自然的實踐矛盾關系的主導方面。也正因如此，人與自然的和諧才成為人類自古至今共同的追求目標，從而在生態倫理學對象問題上具有科學原理和科學法則的學理意義。從事學術研究，人們可以在抽象思維中高談闊論，用形式邏輯或線性邏輯釋解和消解一切可感知和面對的矛盾，而在實踐中卻無論如何也做不到這一點。離開人的需求及其實踐便沒有人與外部世界的一切關系。主張人與自然的和諧不是要消除因人的需求而與自然發生的矛盾，而是要使矛盾雙方實現共存共榮、協調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的實踐邏輯，不是要消除兩者之間的矛盾，而是要促使矛盾雙方處于人作為實踐主體可以主導、控制的狀態。由此看，人與自然和諧不過是人與自然之間一種不必消除、不可消除的特殊的矛盾性狀而已。人在實踐中所面對的自然，包括自在自然和人工自然兩個部分。兩者所能給予人的資源和財富都是有限的，而人對于資源和財富的需求卻是無限的，這決定人與自然的矛盾是不可能窮盡的。但是，人作為人與自然和諧關系中的主導方面，會通過運用自己的智慧使人工自然所能給予人的資源和財富具有趨向無限的可能。這是人類正在把自己的生態倫理思維和生存夢想向地球未知領域和地球之外廣袤空域擴展的深層原因所在。擔心資源枯竭、財富斷流而無視當今人類的欲望和追求，這樣的生態倫理學固然有些“浪漫”，卻缺乏現實性。立足于實踐理解和把握“人與自然和諧”作為生態倫理學對象，應是建構生態倫理學對象觀的最重要的方法論原則。舍此之外，一切關于人與自然和諧的命題和意見都難免帶有偽問題、偽科學的性質，除了給人一種似是而非的心理滿足，于生態倫理學的基本理論研究并無實際意義，于推進生態道德建設更無實際價值。

二、“人與自然和諧”是歷史范疇

生態倫理學是當代應用倫理學發展的一大成果，但生態倫理思想卻由來已久，“人與自然和諧”作為生態倫理學的對象既是實踐范疇，也是歷史范疇，而且由于對“自然”處置的差別又多帶有國情特色。因此，理解和把握“人與自然和諧”作為今日生態倫理學的對象需要立足國情反觀歷史，在歷史邏輯的意義上找出其由史而來的共同理性。馬克思在《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中考察資本的歷史邏輯時，提出“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后才能理解”的邏輯觀念，發表了“人體解剖對于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的著名見解［10］。其實，這種邏輯程式反過來理解也是成立的：“解剖猴體”對于“解剖人體”來說也是“一把鑰匙”。兩類不同動物之間存在同質元素上的必然聯系和發展演變的歷史邏輯，對于理解和把握“人與自然和諧”作為生態倫理學的對象，同樣是適合的。在農耕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同現代社會有重要的不同，自然除了有限的田園和耕地之外大量的是自在的自然，即所謂的“天”及其不可測的神秘力量“天命”和“天道”。但是，不能因此就認為農耕社會沒有生態倫理問題，沒有關于“人與自然和諧”的倫理思考和學說主張。恰恰相反，實際情況是由于生產力低下、靠天吃飯，自力更生、自給自足，農耕社會的人們對于生態倫理問題尤為重視，在更加直接的意義上強調“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極端重要性。這在中國可以追溯到西周。如《周易?坤》有“君子以厚德載物”的主張，意思是說君子要有效法大地之深厚而載育萬物的德性；《周易?小畜》有“既雨既處，尚德載”、“既雨既處，德積載也”的主張，意思是（如果）需要的雨水恰到好處，那就猶如積累功德而可載物。［11］這表明中國人自古就有尊重自然、主張人與自然和諧的生態倫理觀。先秦儒學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和荀子，關于“天人合德”（《論語?泰伯》），“林木不可勝用”（《孟子?告子上》）和“谷與魚鱉不可勝食”（《孟子?梁惠王上》），“天地者，禮之本也”（《荀子?禮論》）之類尊重和合理利用自然等思想主張，其和諧生態倫理觀的意義取向則更為明顯。后來，《禮記?王制》主張“草木零落，再入山林”，《禮記?祭義》認為“樹木以時伐焉”，強調伐木要因時制宜，甚至將此提升為重要的道德規則，即所謂“不以其時，非孝也”。學界有人對荀子主張“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的主張很不以為然，認為這是最古老的“人類中心主義”的思想主張。其實，這是望詞生義的片面理解。荀子強調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和人定勝天，本義是要“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愿與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無之所以成？”（《荀子?天論》）用本文討論的生態倫理學對象的術語來說，這些主張所強調的恰恰就是“人與自然和諧”。至于中國歷史上的道家，眾所周知，關于人與自然和諧的思想主張正是其哲學和倫理學思想的學理基石，此處不再贅述。總的來看，“人與自然和諧”強調人在自然面前的主導地位與作用，是人類有史以來在理解和把握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上的共同認識和主張，并沒有真正出現過“非人類中心主義”的意見，也沒有發生過孰為“中心”的爭論。古人如此看待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智慧，值得今人傳承。在歷史唯物主義視野里，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本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人類看待和處置“人與自然和諧”的倫理關系問題也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在這種過程中，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有時難免會以“犧牲自然”來贏得自己的發展和進步，生態倫理學對此不應感到大驚小怪，而應以“歷史理性”來看待。盧梭在考察了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之后認為，人類“真正的青年期”是“野蠻”的蒙昧期，“后來的種種進步，表面上看起來是使個人走向完善，但實際上卻使整個人類走向墮落”［12］，他由此大發感慨道：“人類已經老了，但人依然還是個孩子”［12］（80）。盧梭的這種“純粹道德”歷史觀，當時就受到伏爾泰辛辣的批評，稱其《論與人之間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是主張回到“使我們變成野獸”的蒙昧時期。后來又被約翰?伯瑞嘲諷為是在鼓吹“歷史倒退論”，因為他認為“社會發展是一個巨大的錯誤；人類越是遠離純樸的原始狀態，其命運就越是不辛；文明在根本上是墮落的，而非具有創造型的”［13］。

我們在面對當前生態道德領域出現突出問題的時候，大可不必用“現代性”危言聳聽的話語，把現代人類損得似“爬行動物”那樣的墮落，而應當立足現實“反思歷史”或“歷史地看”，進而認知和把握應對當今生態道德領域突出問題的歷史邏輯。這才是明智的選擇。

三、實現“人與自然和諧”須厲行生態道德建設

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無疑需要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人與自然的關系包括“人與自然和諧”這一命題本身，但是根本的理路應是研究和厲行生態道德建設。就目前我國學界的實際情況看，研究“生態哲學”甚于研究生態道德建設，生態道德建設的理論和實踐問題還是一個有待耕耘的撂荒地。諸如生態道德與生態倫理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生態道德的特定含義、價值標準和行為準則、生態道德建設的規律和要求及其與全社會道德建設的關系等問題，目前都需要研究以給予明晰的理論說明和實踐指導。生態道德及其建設問題的理論研究不能局限在純粹的哲學思辨的層面，而是要有數理和質性分析方面的實證研究，在生態經驗層面上引發社會普遍關注。作為生態倫理學研究的一個基本方向和領域，生態道德建設問題的研究還應當與社會學、法學乃至教育學等學科的研究聯姻。生態道德建設作為維護和優化“人與自然和諧”的社會建設工程是一種系統。一是要開展當前生態道德領域突出問題的專項治理。這個方向和領域的生態道德建設，貴在“厲行”，僅僅依靠媒體曝光的做法是難以奏效的。對于隨意甚至肆意破壞人類生存環境的“低級錯誤”，要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堅決加以制止和糾正。二是要立足于生態道德教育，讓“人與自然和諧”的生態倫理觀念成為新生代的思想道德素質，從小養成呵護“人與自然和諧”的道德責任意識和行為習慣。為此，要讓相關的生態道德知識進入思想品德教育的課本、課堂，進學生的頭腦。與此同時，有必要加強“人與自然和諧”的立法，促使一些生態道德的規則法律化、生態道德建設法制化。美國歷史學家H．亞當斯在1905年曾做過這樣的預測：“一百年以后，也許是五十年以后，在人類的思想上將要出現一個徹底的轉折。那時，作為理論或先驗論原理的法則將消失，而讓位于力量。道德將由警察所代替。”［14］這種預測的根據是什么，今天是否真正實現了，我們沒有必要考究。但是，就呵護和優化“人與自然和諧”的生態道德建設而言，我們可以窺得它的合理性。

四、余論

1842年，恩格斯第二次到英國考察，兩年后寫了題為《英國狀況》的考察性著述，其中寫道：“各門科學在18世紀已經具有自己的科學形式，因此它們終于一方面和哲學，另一方面和實踐結合起來了。科學和哲學結合的結果就是唯物主義（牛頓的學說和洛克的學說同樣是唯物主義的前提）、啟蒙運動和法國的政治革命。科學和實踐結合的結果就是英國的社會革命。”［6］（97）生態倫理學作為一門應用倫理學的人文科學，是現代科學技術與哲學聯姻的產物，它同當代人類實踐“結合的結果”無疑將會發生一系列深刻的“社會革命”，盡管我們現在還難以說明白那種“社會革命”終究會是怎么樣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它必定會增加最廣大的民眾的福祉，使得他們在享用現代科技文明成果的同時，享受“人與自然和諧”所賜予的幸福和美感體驗。為此，研究生態倫理學的人們應當轉換研究范式，走出書齋，在考察社會脈搏和傾聽公眾呼聲中創新自己的成果樣式。

作者：錢進 單位：安徽師范大學政治學院博士生

人與自然論文:人與自然互動的城市景觀設計探究

摘要：

城市景觀是城市文化重要的物質載體，也是人們生活、居住、休閑的重要場所之一。從人與自然互動的角度來探索現代城市互動景觀的設計方法及途徑，旨在利用城市互動性景觀設計引導人們活動方式，希望城市景觀建設能夠結合現代科技技術更多地融入互動性設計理念，為城市景觀的建設提供一些設計思路。

關鍵詞：

人；自然；互動；景觀設計

對于城市景觀設計來講，對美的追求永遠都是設計的主題之一，美是風景園林學科的靈魂和價值核心。本文從人和景觀互動的角度，來探究城市景觀中人、物、環境之間的互動關系，倡導在景觀設計中實現三者之間的和諧共生,強化互動景觀設計的人性化、可持續性的觀念。具體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論述：

一、人與場所的互動

景觀設計首先要尊重地方性，這地方性是由環境形態與當地不同的氣候、環境、地理特征并綜合當地人們在此地世代生活所形成的生活習慣形成的。景觀設計是與地域環境相融合，而不是一種適用于各種地區的設計模版，因此在設計的過程中應考慮人與場所的關系。

（一）行為與場所的互動

工業時代的景觀消耗了大量的非可再生資源，將自己的使命與整個生態系統聯系起來，探索更適宜在城市中人較大化的使用、又可減少環境影響的設計手法和景觀元素，以此來達到人與場所的共贏。首先，在設計中要注重場所的共享性。“場所的共享性也指在同一空間中可容納人群多樣化的互動需求,不同的人、不同的活動在同一空間中交叉碰撞激發了新的互動行為產生的可能性,使得互動景觀場所更多變更富有生氣。”[1]如其設計時，既要預先考慮空間的靈活性，又要強調功能的復合性、兼容性。空間的情景轉換使資源利用得更充分、更合理，能夠較大限度地提高空間的利用率，實現各種活動的順利進行。即在一個空間中，不同的時段滿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如早上滿足老年人打太極等活動，晚上滿足老人跳廣場，其他時間還能滿足另外人群的活動需求。此外人們還能通過運動找到共同興趣點和話題的人群,從而產生更多交流與互動。其次，在設計中考慮空間的私密性。從人的行為習慣方面考慮，良好互動的空間不僅具有一定私密性，還能對周圍環境有一個良好的互動。只有保障人們活動的相對私密性，才能使人在該場所中有較久的停留。如座椅數量由多人變為兩人或者通過灌木植物與座椅結合起來設計，起到對視線的遮擋，從而達到一定的私密性。當人也可以通過空間的虛分割，如地面材質的不同、地面高低的不同等來界定特有領域感等。再次，設計中要注重空間的位置感。空間中的位置感讓人有安全感的同時，也讓人有良好的方向感及對空間的辨識度，我們可以運用高科技的顯示設備，人在空間中清楚地知道空間位置，同時也應考慮到空間道路的設計易達性，使人們能短而便捷的到達相應的空間。

（二）情感與場所的互動

城市景觀是人為景觀，它是設計者審美和思想碰撞凝結出來的物質文化，為城市中人提供活動的場所，人便成為景觀中的主題。景觀中的人和景觀外的人看待景觀是不一樣的，前者是景觀的表達，后者是景觀的印象或是更貼切地說是對景觀的情感互動，正如卞之琳《斷章》中所言：“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景觀是人與自然秩序的融合，是人們對外部世界最直接、具體的感觸，也是通過人們在特定場合下體驗所定義的。如果我們與所在的場所產生了一定的互動，那么我們對場所的認同度就比較高，也就使自己對該場所產生了較為強烈的歸屬感。簡單說，認同于該場所，是一個適應該地方的自然過程和格局及社會的過程和結構的結果，更是個體人的秩序和與其周圍環境秩序協調融合的結果。如象山校區的建筑看起來仿佛自土地中生長起來，從形態上,設計師反城市主義,借鑒了民居建筑之間不對位、不陣列、不復制的做法，使建筑之間的間距更像一個被有意設計的空間。質樸而謙遜的磚墻、石墻、夯土墻、水泥抹灰本色墻，簡單的砌筑方式，隨自然而變，生趣盎然，間雜以簡易木作、鋼構，體現出人們長期與山水的共存中面對自然的本能的基本智慧。讓建筑場所回到重新再造自然場景之中，回到一個有森林、花草、山水組成的原生態自然之中，山邊原有的溪流、土壩、魚塘均被原狀保留，只做簡單修整，清淤產生的泥土用于建筑邊的人工覆土，土坡種滿燕麥，溪塘邊的蘆葦被復種，還有諸多的向日葵。人們走入這個空間就會產生無形的歸屬感和親近感。另外，上海徐家匯公園位于上海城市副中心徐家匯范圍內，其中大中華橡膠、中國唱片廠和周邊居民舊住宅區地塊為公園的舊址。在公園的設計中，通過置換大型污染企業、興建大型公共綠地，改善了原有的生態環境。聳立在原大中華橡膠廠的那根煙囪非但沒有拆除反而增高了11米，用光導纖維發出的光亮寓意煙囪頂端冒出的白煙，這樣既尊重了原有場地的歷史，又具有現代公園的獨特之處。同時，在貫穿公園的湖上，架設了象征徐浦、盧浦、南浦、楊浦大橋的4座橋，在橋的中央又設計了上海老城廂等。另外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山岐江公園，岐江公園位于廣東省中山市，原是粵中造船廠所在地。設計師在公園的設計上,利用老廠的門式析、鐵軌、龍門吊等組成新的景點，利用蘆葦、水草等野生的植物構筑新的風光，利用一些舊機器作為重溫歷史文化的硬質雕塑，等等。這些都是對地域文化及原有場地的保護，讓人們在公園中感受到歷史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場所與人產生情感的共鳴。

二、人與動植物的互動

人與動植物的互動，首先要對該區域的生態因素和物種生態關系進行科學的研究分析，通過合理的景觀設計，較大限度地減少對原有自然環境的破壞，以保護良好的生態系統。設計師利用生態的設計方法，減少人為干擾因素，保護著基地內的自然生態環境，協調基地生態系統，使其更加健康地發展。浙江省杭州市江洋畈生態公園，其前身是西湖淤泥疏浚堆積的場所，其擁有濕生林、淺水沼澤、湖泊池塘等多層次的濕地景觀。設計師在整治的過程中，幾乎沒有拔掉一株原生態植物，而是完整地保留了原生態植被和動物，為鳥類、魚類、水禽、兩棲類等野生動物提供舒適的棲息環境，這樣的設計在原有環境的基礎上對環境適應的同時也使景觀更好地發展起來。另外，公園里的房屋、道路建設都是以生態為前提，路面大部分采用砂石路，園內基礎設施的承重材料都可作為回收材料。江洋畈生態公園的設計是對環境的補償，設計成為了輔助，環境中的動物和植物成為景觀的主題。每年春暖花開、草長鶯飛、蜂飛蝶舞、蟲叫鳥鳴等，其設計不僅具有良好的視覺景觀，同時也能享受到悅耳的聲音。另外，植物是城市景觀設計中的主角，它們對劃分空間以及營造景觀中都起著主要作用。植物可以軟化建筑邊界，并且隨季節變化的生長現象還能給建筑帶來幾分生氣。而在如今的城市景觀設計中，由于植物葉子質感不同、色彩不同，反射出的光線也略有差別，與景觀中硬質設施融合，營造出不同空間的氛圍，色彩給單調的場所帶來新亮點，同時也體現著該地域的文化內涵。在滿足人們視覺的同時，芳香類植物與人們在嗅覺上也有互動。很多不同的植物有特殊香氣的花草，有的有鎮靜作用，有的是醒神作用；而觀果類植物、具有藥用價值類植物則與人有更多的互動，其在整個過程都與人有互動的作用。

三、人與景觀小品的互動

景觀小品是景觀設計中的點睛之筆，對空間起點綴作用。其包括建筑小品———雕塑、壁畫、亭臺、樓閣、牌坊等；生活設施小品———座椅、電話亭、郵箱、郵筒、垃圾桶等；道路設施小品———車站牌、街燈、防護欄、道路標志等。其在設計中更加注重與場所的對話及與人的交流、互動，更加注重“社會精神”的體現。如中山岐江公園的重塑中將原有的煙囪、龍門吊、火車軌道、廠棚等景觀小品經過更新重新運用到場所中，使人無形中與場所中的小品有一個情感的互動。再如秦皇島湯和公園的設計，沒有一絲的造作，運用本土的植物和一些本地廉價的材料進行設計，使走進來的人能夠馬上融入到環境中，使人們去享受這個環境。紅色的飄帶貫穿其中，與木棧道結合，可以作為座椅；與燈光結合，而成為照明設施；與種植臺結合，則可成為植物標本展示廊；與標識系統相結合，又成為一條指示線。它由鋼板構成，曲折蜿蜒，因地形和樹木的存在而發生寬度和線型的變化。以鄉土的狼尾草、須芒草、大油芒、蘆葦、白茅為主要植物品種，構成五個節點。每個節點都有一個如“云”的天棚，五個節點分五種顏色。斜柱如林木；地上鋪裝呼應天棚的投影；在這天與地之間是人的活動和休息空間及專類植物的展示空間……充分體現本土文化設計尊重自然、尊重人、關懷人類精神需求的設計理念。換句話說就是設計要接地氣，要從場地環境入手，了解場地不僅是對本地文化的尊重，也是對本場所使用人的尊重。

四、結語

本文從空間、場所、小品、情感等方面論述看人與景觀互動的設計方法。在文化多元化的當下，我們要跳出一些框架，采用國外先進的手法，立足于本土文化，挖掘中國文化的深刻內涵，在創作中讓人成為環境的主題，即要考慮設計初的綠植設施等的選擇、設計中場地的處理、施工過程中工藝的處理、投入使用的維護等設計的整個生命周期，進而使景觀與人成為互通、互補、互融、互動的藝術空間，最終實現人、物及環境的有機融合。

作者:周鴿 單位:鄭州工商學院

人與自然論文: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人與自然的關系

摘要：

全球化進程是各國經濟文化的擴展過程。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我國主動構建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也是適應全球化發展要求和將中國式生態文明向外交流的全球化過程。在馬克思主義生態觀基礎上，本文將通過對經濟全球化的認識進行分析，得出人與自然關系中兩者地位的變化，最終闡述當代全球自然環境問題下，我國提出生態文明建設的政策依據，主動式的將我國生態文明建設作為榜樣，向全世界推廣，進而將中國生態文明全球化。

關鍵詞：

人與自然的關系；經濟全球化；生態文明

一、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

要認識經濟全球化，就必須對其概念、發展狀況和影響進行把握。經濟的拓展力和開放性是全球化的有力物質保障，是人們持續交流和相互影響的客觀基礎，也是全球化的物質基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特別是當人類大步跨入21世紀之時，科技革命日新月異，世界經濟迅猛發展，全球各國之間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聯系愈來愈密切，世界成為一個密不可分的整體。其中一個最明顯的趨勢就是經濟全球化。

（一）經濟全球化的認識“所謂經濟全球化就是在生產不斷發展、科技加速進步、社會分工和國際分工不斷深化、生產的社會化和國際化程度不斷提高的情況下，世界各國、各地區的經濟活動越來越超出一國和地區的范圍而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的一體化過程。”[1](P.194)它是世界范圍內生產力發展的客觀結果，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趨勢。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一個世紀或更久以前，在自由資本主義階段，一些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經營活動實際上就開始在全球范圍內進行組織，這意味著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已經萌芽。馬克思恩格斯在150多年前就指出：“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2](P.276)

（二）經濟全球化的新發展隨著信息技術的驚人發展，使經濟活動在世界范圍內聯成網絡，大大縮短了世界各國和各種市場之間的距離，經濟全球化成為一股迅猛發展的潮流。正如所說那樣，“現代科技的進步，先進的交通工具和通訊手段的產生，為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創造了條件。特別是近十年來，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極大地推動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3](P.19)

（三）經濟全球化的影響經濟全球化的表現是多樣性的，包括生產的全球化，貿易的全球化，金融的全球化，企業經營的全球化。經濟全球化的過程是生產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的過程，在全球化的進程中，世界各國經濟聯系越來越緊密，相互依賴越來越強，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引進別國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增強經濟的競爭力，縮短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但我們都知道它是一把雙刃劍，在產生積極效應的同時，也帶來了不小的消極后果，比如爆發經濟危機的風險不斷增大，發達國家收益大，發展中國家獲益少，有的甚至有被邊緣化的風險，當然還帶來具有破壞性的環境惡化問題，制約和破壞了全球生產力的發展，對全球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帶來嚴重影響。因此，如何實現世界各國的“共贏”，是如今國際社會共同面臨的重大問題。

二、人與自然的關系及發展

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類整體與其外部環境的關系。在人類產生之前自然界就已經存在，而人類社會是自然界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所以人也是自然界的產物，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具有自然屬性。這就決定了無論社會怎樣發展，科學技術怎樣進步，也不管人類具有多大的能力，都不能脫離自然界而存在，人對自然界是永恒依賴的。這意味著人與自然應該和諧相處，順應自然規律，合理利用自然資源，保護自然環境。

（一）人與自然的原始生態文明在最早期的原始社會時期，人們主要以采集和漁獵為生，而這兩種活動都是直接從自然界中獲取生CENTURY資料。這時許多的自然事物和自然現象，比如日月星辰，風雨雷電，河流山川，飛禽猛獸等等都無法從現實中得到解釋，而且由于人類力量相對薄弱，在自然面前很渺小，故而只能順應自然，服從自然，甚至對它產生崇拜和敬畏，通過各種原始宗教儀式以此來乞求上天的恩賜和庇佑。自然界提供什么，人類就攫取什么，而且是在有限的范圍內，所以說這時期的自然是控制著人類的，起著主導作用。馬克思在談到古代人類和自然界的關系時曾指出：“自然界起初是作為一種異己的、有無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與人們對立的，人們同自然界的關系像動物同自然界的關系一樣，人們就像牲畜一樣懾服于自然界，因而，這是對自然界的一種純粹動物式的意識（自然宗教）。”[4](P.81-82)所以說在原始文明時代，人是自然界的奴隸。

（二）人與自然的農耕文明距今大約一萬年前，人類由原始文明時期進入到農業文明時期。以種植業和養殖業為主，手工業為輔的農耕時期，人類的活動方式主要是農耕和畜牧。由于生產力的發展，人們對自然界的認識進一步提高，對自然界的改造能力也進一步深化，他們不再簡單的依賴自然界提供的生活資料，而是改變和創造某些條件，來滿足自己的需要。尤其是在生產工具方面，各種金屬工具的使用大大增強了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人類對自然進行了初步的開發，自然的人化過程進一步發展。在這種生產和生活狀態下，人們同大自然中的一切有著直接的接觸，相互依賴，相互聯系，因而形成了一種尊重自然規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思想。但此時仍然肯定自然對人的主宰作用，主張敬畏自然以護佑黎民。可這種沒有污染或污染較小的能量轉換活動的大規模發展也會對自然的破壞，如過度開墾、砍伐、捕獵等就對局部地區的生態造成破壞。

（三）人與自然的工業文明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以及工業革命的發生，人類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由農耕文明走向工業文明。在資本主義社會時期，人類利用科學技術制造機器進行生產活動，以控制和改造自然。短短幾百年的時間里，社會生產力飛速發展，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遠遠超過了過去一切世代的總和。人和自然的關系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由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就是較大力度的追求利潤，資本家們只要能獲取高額利潤，不惜違背自然規律，破壞生態平衡和污染自然環境來滿足自己的需求。這種對自然進行瘋狂大肆掠奪式的開發和利用，造成了嚴重的生態破壞，也造成了人與自然關系的緊張和對抗，最終也必然導致人的生存危機。這一時期，人類儼然成了大自然的主宰，認為自己可以征服和駕馭自然界的一切。但人與自然之間的這種不平衡的物質變換方式必須改變，轉向一種即“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的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5](P.928)

（四）馬克思主義下的人與自然觀自然界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人又是自然界的產物，人與自然的關系是相互聯系，相互協調的，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像人類發出警告：“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每一次勝利，起初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卻發生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響，常常把最初的結果又取消了。”[6](P.383)當人們為了滿足自己不斷增長的欲望而對自然界進行大肆破壞時，自然也會以不同的方式向人類實施嚴厲的報復。正是由于生產力不斷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飛速提高，所以21世紀人類面臨的較大挑戰必然是生態環境問題。

三、在全球化影響下的當代生態自然觀基礎上，主動的中國生態文明

隨著生產力在全球各國的發展，它的開放性被全球化，以至于各國為了求發展而進行了在經濟、政治、文化，以及各個領域的交流與溝通。而作為生產力組成部分的勞動對象，即自然界，也隨之被全球化式地利用起來，從而不斷地改造和轉化為人們的消費品。在消費角度層面，人類經歷了原始生態消費，線性消費，生態消費，因為在以資本主義主導下的經濟全球化中，“資本主義通過擴大消費而非限制生產解決經濟危機無異于舍本逐末，以掠奪自然為代價維系資本主義的統治導致當代資本主義的主要危機——生態危機。”[7]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我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在全球化背景下，在與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合作中，也勢必會產生對自然界而言的生態問題，除了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所倡導的適應消費觀念，更重要的是順應時展的潮流，由以前社會形態中的原始文明，農耕文明，工業文明轉向新的生態文明方向上來，使全球化對人類生存的生態自然的負面影響得到切實解決，促進全球化生態文明的歷史進程，并使黨的十八大中提出的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精神得到具體貫徹。

（一）全球化造成的環境問題1.人口環境持續膨脹，老齡化現象嚴重與傳統社會不同，在醫療衛生水平的提高和人們消費水平提高的條件下，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共同導致全球化人口增長繼續膨脹。1804年，全世界人口只有10億，1987年增到50億，1999年達到60億，截止到2013年1月4日，全世界有70.57億人，預計2040年前，世界人口將達到80億。可見，人口的壓力是對環境問題產生的一個不可忽視的方面。在人口增長的條件下，老齡化則是另一種形式上的環境壓力問題，對環境中產品的消費在時間上的延長，也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社會環境問題。歐洲是世界上老齡化比例較高的地區，而我國將很多可能在未來的社會發展中老齡人口最多的國家。人口老齡化將使世界政治、經濟、社會發生深刻變化，使國家降低革新能力，勞動生產率下降，社會負擔加重，經濟失去活力，生活水平下降，對綜合國力產生潛在影響。2.自然環境惡化問題，生態規律遭受破壞自然環境中的土地、水、大氣、生物等都是遵循一定的生態規律而存在著的客觀實在，是不以人的主觀意識為轉移的，通過物質循環和能量循環所形成的穩定狀態，如果遭到過度的外力破壞后，就會失去平衡能力或者惡化。進入20世紀70年代后，在工業化的推動下，全球化不斷被各國自愿或不自愿地接受，而發展中的破壞現象則隨之被擴大化，也就出現了區域性問題向全球性問題的跨步，全球溫度升高的溫室效應、臭氧層破壞、酸雨蔓延、水和空氣污染等被現實性地帶了出來。3.資源短缺問題在全球化影響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利用資本優勢，對發展中國家進行資源進口，而將本國的不可再生資源節約下來，進而使得資源短缺問題在欠發達國家中顯得尤為明顯。而環境是一個多元化和協調性突出的總體，資源短缺必然會造成相關資源的破壞，使資源間的聯系被割裂，那么所謂的平衡就無法維持，最終使環境惡化，不利于人們社會的進步。

（二）生態文明的建設與可持續發展1.生態文明的含義“生態文明是指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和諧共生的一種文明狀態。”[8]在自然界被不斷地人化過程中，工業文明基礎上的生態文明，從概念的把握上就明顯的體現出生態觀的重要性。在人們生產生活中堅持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以此產生了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和諧關系。人們對土地的合理開發利用，對資源的節約，對生態的保護，都是在深刻把握生態文明概念含義的條件下進行的具體實踐。2.生態文明建設在全球化的影響下，要進行更好的生態文明建設，首先應加強世界經濟合作中的環境生態立法保障，在國際大環境中明確各國的經濟責任和義務，減少將重度污染產業轉嫁到發展中國家的現象。其次是在立法基礎上的世界性環境生態監督體系的完善，要在明確法律規范的條件下，對各國造成的環境破壞進行實際約束和制裁。是加強全球性生態自然觀的宣傳與教育，讓更多的國家和地區認識到環境問題是世界性的，是人類面對自然界的共同問題。3.可持續發展觀的全球化自從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中提出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后，、協調、可持續發展被提上歷史議程，尤其是可持續發展，不僅適合我國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更適合應對在全球化影響下當代生態自然觀問題，很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生態自然觀上盲目追求資本增值，而忽視了在利用自然界物質生產時的可持續性，當發現沒有利用的自然資源后，就改為另一個地區或國家的投資和生產，是一種不夠可持續發展化的全球經濟發展觀。所以，可持續發展觀在現實性上需要被全球化，被各國所重視。

（三）中國的生態觀，在科學發展觀基礎上的“五位一體”1“.以人為本”的生態科學發展觀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在實踐條件下的和諧共處關系，人們在自然面前，由奴隸地位到敬畏自然，再到工業革命后的主導地位，證明了人的能力越來越強，以至于可以主宰自然，擺脫自然界的束縛。但當人們狂妄自大后，就會對自然進行奴役，無限地濫用自然資源，破壞自然生態環境，造成的結果就是不統一，而且是對立，是自然界生態的破壞，自然界以不規律的方式對人類進行抗議，而這些不規律就成了人們因把握不到而稱為的“報復”。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提出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講究人與自然的和諧，在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上進行科學合理的發展，是中國式發展思維對生態自然的恰當反映。2“.五位一體”的總布局在正確認識到國際全球化影響以及當前我國國內社會經濟發展大局勢和具體狀況后，為了更好地實現我國的現代化，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是針對現實發展狀況的及時調整與適應。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是我們中華民族每一代人都應該承擔的責任。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將更有利于我們每個人在生產生活中對資源的節約與保護，同時也形成一種更具時代性的生活方式與習慣。在全球化的不斷影響下，每個國家的政府和人民都應重視生態自然的平衡，只有這樣才會實現全球性的生態平衡，人們的生產與生活才能進入到一個常態化的發展境地，使全球文明更有利于推動人與自然的有效結合。

四、結束語

人類與自然的關系，最終的結果是人與自然的相處問題。總而言之，在經濟飛速發展，科技水平愈來愈高的全球化影響下的今天，我們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生態觀，處理好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保護生態環境，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共同維護好我們賴以生存的家園。而我國必須做到，規避主要以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負面生態影響，在主動式的中國生態文明建設政策下，推動我國人與自然關系中生態觀的世界文明化，將我國的生態文明推而廣之，促進世界生態文明的全球化。

作者：劉洋 單位：蘭州理工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