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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經濟學論文:小額貸款公司發展經濟學論文
一、國內小貸公司發展現狀
一是關于小貸公司功能、作用研究。夏秀淵以小貸公司在引導和規范民間借貸方面的作用為主題展開研究，認為受制于親緣、地緣和業緣的傳統民間借貸已經不能滿足我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小貸公司正是一個良好的補充。二是關于小貸公司性質及運營研究。歐夢柳就小貸公司的法律定位問題展開討論，認為小貸公司是以企業法人之名、行金融機構之實，法律性質的混亂導致其法律適用不明確，應該將其納入金融機構行列。董曉林等以江蘇省227家農村小貸公司為研究樣本，利用數理模型實證分析小貸公司運營效率的影響因素，得出資金規模、貸款利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以及平均貸款額度與運營效率間存在倒U型關系等結論。三是關于小貸公司未來發展研究。張正平等選擇小貸公司發展相對成熟的五個典型地區，對其政策設計和發展狀祝進行比較，總結出小貸公司發展面臨法律法規缺失、監管主體虛置、后續資金短缺等障礙，并提出相關建議。譚敏總結了小額貸款的國際起源及其主要模式，分析了小貸公司存在的意義、阻礙其可持續發展的因素及其對策，認為應運用適當的企業文化及激勵機制來促進小貸公司的發展。
二、小貸公司特征分析
小貸公司作為一種新的制度安排，在各級地方政府出臺的政策規定范圍內經營發展，同時作為最基層金融服務的提供者，其實際業務經營又具特殊之處。由此，為把握小貸公司的整體特征，這里先對各地政策相關條款進行簡要的梳理和比較以了解政策層面的特征，再根據對江西省小貸公司的考察情況總結其在治理結構、資金來源、風險控制等方面的特征，分析小貸公司的重要作用。
（一）小貸公司地方政策
一是監管與設立。在監管主體上，除福建、貴州分別以經貿委、中小企業局為主管部門外，其他省份均以政府金融辦為主管部門。在股東人數上，多數省份與《公司法》相同，即有限責任公司在50名以下，股份有限公司在2~200名之間，而閩青渝將股東人數的下限分別提高為8名、10名、10名。在注冊資本上，根據公司類型的不同（有限、股份），其下限一般在500萬元至2億元不等，其中粵桂豫黑湘蘇贛寧魯滬川新滇浙根據地方行政級別或者經濟發展程度做出了更為細致的規定，而閩粵豫湘蘇遼魯津浙還設置了1~5億元不等的上限。二是經營與管理。在業務范圍上，皖京閩粵冀瓊鄂蘇贛遼寧青魯晉陜滬川新滇規定只能經營小額貸款業務，甘桂豫湘吉浙增加了企業咨詢業務；貴州允許經營小額貸款和票據貼現業務，重慶則增加了資產轉讓業務；業務范圍較大的省份有：黑龍江允許開展小額貸款、票據貼現、資產轉讓、等業務，內蒙古則是小額貸款、中間業務、資產租賃、信用擔保等業務，天津為小額貸款、票據貼現、貸款轉讓、結算、擔保、咨詢等業務。在貸款集中度上，對單一客戶的貸款占比，除寧陜的1%和北京的3%之外，其他省份均為5%,而閩粵蘇陜滬川津浙青魯在額度方面還有不同程度的限定。三是融資及投資。在融資上，多數省份都沿用央行、銀監會的規定，而甘肅、福建規定質量優良的小貸公司的融資比例可放寬至資本金的，且福建還沒有限定融資機構的數量；青海除允許向若干銀行融資以外，還允許向小額貸款公司再融資中心融入不超過資本金的資金。在貸款投向上，多數省份鼓勵投向“三農”及小微企業，京甘寧規定該類貸款要占全部貸款余額的70%以上，江西、青海對于70%以上的內容還增加了額度要求。
（二）小貸公司治理運營
一是股權特征及組織架構。首先，各地均有規定要保持小貸公司股權結構合理的分散性，法人和自然人持股比例均有上限。其次，小貸公司基本按照現代企業管理制度建立了“三會一層”的組織架構，其中客戶業務部、風險控制部、財務部和綜合部是常設部門。，據考察，江西省小貸公司股東中涵蓋企業和自然人，發起人或大股東多是當地有實力的實體企業，這些企業設立小貸公司主要是其多元化經營的需要。二是貸款以“小額、分散”、面向“三農”和小微企業為主。首先，“小額、分散”是小貸公司發放貸款的基本原則。目前，江西省小貸公司單筆貸款以30萬~50萬元為主，占全部貸款余額的80%以上。其次，從深入考察的兩家小貸公司看，均沒有向股東及其關聯企業發放貸款，也沒有向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發放貸款，主要投向養殖業、種植業、林業、加工制造業、生態農業以及商貿業，其中農業種植、養殖戶貸款占比在50%以上。三是貸款期限以短期為主，利率以浮動為主。從貸款期限看，小貸公司的貸款以3~6個月為主，3個月的貸款比重較大，達到60%以上。利率水平按規定基準利率的0.9~4倍執行，整個江西省小貸公司的實際平均貸款利率為25%左右。
（三）小貸公司資金來源
一是銀行融資難度較大。首先，銀行出貸主動性不強。出于經營“三性”的考慮，銀行對抵押物少、經營風險較大的小貸公司的融資政策相對嚴格，且整借整還的貸款方式與小貸公司靈活的貸款期限難以匹配。其次，市場競爭和成本因素使得小貸公司獲取銀行信貸支持的可能性不大。據考察，江西省只有個別小貸公司在國家開發銀行有少量融資業務，而后者也有收縮存量、控制增量的傾向。二是內源融資規模有限。首先，發展時間不長。以《指導意見》以來的時間計算，小貸公司發展至今不過五六年時間，且多數小貸公司成立于2010年以后，發展時間十分有限。其次，可盈利資本規模有限。由于注冊資本門檻不高，小貸公司可用于貸款的資金規模不大，導致業務收入難以快速增大。總之，受制于發展時間短及業務收入有限等因素，小貸公司經營所得凈利潤不高，導致其難以依靠內源融資的方式迅速擴大資本規模。三是小貸公司成立時股東繳納的注冊資本金是其主要資金來源。首先，低注冊資本的要求可以保障小貸公司的生存。各地對小貸公司注冊資本的要求一般在500萬元以上，基本上可以確保其正常運營。其次，目前股東對小貸公司的增資不多。小貸公司的大股東多為實體企業，在小貸公司的分紅收入不是其主要的利潤來源，因而大股東對小貸公司增資擴股的意愿不強烈；此外，增資擴股需要經過小貸公司內、外部流程耗時較長，難以滿足小貸公司不定期的資金需求。
（四）小貸公司風控方式
一是風險控制以“熟人連帶”為主。小貸公司的貸款客戶基本是商業銀行篩選過后的客戶，大部分不具備足額、品質的擔保抵押物。小貸公司主要是通過人際關系網絡獲取貸款客戶“軟信息”，利用自身及股東在當地形成的“熟人社會”關系網，對借款人的信用情況進行考察評價，由此形成了以“熟人連帶”為主的風控方式。二是利用股東優勢優化風控措施。由于小貸公司的股東多為當地實力較強的企業集團，業務經營范圍較廣，小貸公司可以利用股東的經營優勢保障自身資金的安全，像股東為房地產開發企業的小貸公司，可以構建小貸公司對供貨商的貸款、承建商對供貨商的欠款、開發商（股東）對承建商的欠款這樣一個供應鏈金融業務模式，貸出資金能保持在小貸公司及其股東共同構成的現金流圈中，為貸出資金的安全回收提供保障。三是利用多種評價方法提升風控質量。雖然沒有先進的風險評估防控體系，但小貸公司可以利用一些基本的、比較成熟的估值評價方法對具有抵質押物的貸款客戶進行評價。此外，對于已經獲準接入央行征信系統的小貸公司，可以借助這個有力工具大大提升對客戶的信用評價效果，降低貸款本金及收益的回收風險。
（五）小貸公司重要作用
一是小貸公司與“影子銀行”本質不同。影子銀行引起系統性風險主要關注的四個核心因素為：流動性轉換、期限轉換、信用風險轉換和杠桿運營。而對于小貸公司：資金是依靠自有，尚不具備流動性轉換功能；期限是通過自身資產負債表進行轉換，影響范圍較小；信用風險上，現有業務經營范圍有限，沒有從事信用風險轉換業務；杠桿上，鑒于監管要求及實際困難，只能低杠桿經營。因此，作為正式制度安排的小貸公司，有明確的經濟功能和嚴格的監管政策，與“影子銀行”本質不同。二是小貸公司正外部性明顯。首先，小貸公司作為農村金融服務體系的最底端，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傳統金融的不足，已成為小微企業（個體經營者）資金來源的主要提供者之一。其次，按照現有稅收政策，小貸公司繳納的稅收已成為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來源，并且對實體企業的支持也間接增加了地方政府收入。，小貸公司對普通員工的業務技能及知識水平要求不高，在引進人員時門檻較低，能夠直接解決很多應屆畢業生及失業人員的就業問題。
三、小貸公司發展面臨的問題——基于制度經濟學的視角
關于小貸公司的研究很多，在本文及時部分有所歸納，但少有將其作為一種新的制度安排、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去研究。制度經濟學認為，一個制度安排是由國家規定的正式制度、社會認可的非正式制度以及能動有效的制度安排實施機制構成，制度安排的績效主要取決于這三個環節是否完善和相容。以下按照這種邏輯來分析小貸公司面臨的問題。
（一）正式制度安排不完善導致小貸公司面臨多種發展窘境
在法律法規方面，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體系中，沒有關于小貸公司的法律、條例，僅有一些監管部門出臺的意見、辦法，其性和法律效力相對較弱。在身份定位方面，政策規定的“只貸不存”的經營特點與非金融機構的身份定位已經成為小貸公司發展的主要瓶頸，導致其面臨嚴峻的融資問題。在行業監管方面，現行的監管體制導致監管區域化現象嚴重，各地在監管主體、權限設置、信息披露等方面的規定不盡相同，難以形成全國統一的監管體系，不利于行業整體發展。
（二）非正式制度安排不配套影響小貸公司的快速發展
在社會信用體系方面，全社會誠信意識、契約精神參差不齊，導致了以“熟人連帶”為主要風控方式的小貸公司面臨極大的貸款回收風險，同時社會征信管理體系尚不完善，小貸公司在接入央行征信系統時普遍面臨準入難問題，阻礙了小貸公司客戶信用評價能力的提高。在社會認知度方面，受非法集資、民間借貸的普遍影響，合法經營的小貸公司在短期內難以得到全社會的廣泛認可，同時由于其股東準入在行業要求上相對寬松，容易形成“誰都可做小貸公司”的錯誤認識，導致對小貸公司在認知上的偏差甚至是誤解。
（三）制度安排實施機制乏力難以成為小貸公司快速發展的有效推動力
在輔助機制方面，雖然各地均允許小貸公司向銀行融資，但實際效果較差，銀行出于風險控制及業務競爭等方面的考慮，難以給予小貸公司實質性支持，而其他金融機構與小貸公司的合作更加困難。此外，關于小貸公司行業發展配套的評估、擔保等業務也還沒有發展起來。在交易服務方面，有助于小貸公司資產轉讓的市場機制仍處在發展初期，雖然有部分地區已經開始嘗試推行類似業務，但從全國范圍來看，現階段還沒有形成成熟的小貸資產交易機制。
四、促進小貸公司良性發展的政策建議——基于制度經濟學的視角
（一）調整正式制度安排
調整小貸公司正式制度安排的關鍵，是要從根本上解決小貸公司正式制度安排上存在的各種缺陷和問題。一是出臺專門法律真正賦予小貸公司名副其實的法律地位，制定更高位階的法律法規來明確小貸公司的身份，如《小額貸款公司監管條例》或《小額貸款公司法》。二是有效增加小貸公司制度供給，盡快解決制度供給不足與滯后的問題，在當前無法改變小貸公司非金融機構身份的前提下，在稅收優惠、財政補貼、融資渠道、專項扶持基金等方面不斷增加有效的制度支持。三是以正式制度安排的形式，明確全國統一的監管主體，例如央行或者銀監會，逐步改變由地方政府各自為政、劃區監管的監管狀態，同時不斷提高行業監管的專業性，針對小貸公司經營的特殊性形成有力的監管體系。
（二）優化非正式制度安排
完善小貸公司制度安排，還要提高非正式制度安排與正式制度安排的相容性，以非正式制度安排來保障正式制度安排的正常運行。一是大力開展全民關注、全民參與的經濟誠信道德教育，完善與現代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習俗，特別是要在縣級以下區域推廣，為小貸公司營造一個良好的市場信用環境。二是健全社會征信體系，完善市場聲譽評價傳導機制。從法律法規制定、政府職能履行、行業模式選擇、數據系統建設等方面推進征信行業的發展，尤其是要進一步擴大央行征信系統的覆蓋面和使用權限，逐步提高小貸公司系統接入比率；此外，要不斷完善市場聲譽評價傳導機制，提升各類經濟主體的市場聲譽維護意識以及對他人違約失信行為的舉報意識，使得每一位主體都能得到合理、公正的市場評價。三是強化社會輿論引導，樹立良好正面形象。各級政府相關部門、小貸公司協會等組織要加大對小貸公司的經濟社會職能、合法合規經營等方面的正面宣傳，改變社會固存的負面看法，讓更多有融資需求的“三農”和小微客戶了解和關注小貸公司。此外，小貸公司自身也要嚴格按照相關規定合法經營，致力于服務“三農”和小微企業，以實際行動彰顯行業的良好形象。
（三）強化制度安排實施機制
要繼續發揮小貸公司制度安排的經濟功能，除了積極改進和完善小貸公司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外，還必須要強化小貸公司制度安排實施機制。一是健全和完善法院機制。這是小貸公司健康快速發展的有力保障，特別是要加強法院在小貸公司類訴案辦理過程中的針對性和專業性，在案件集中的部分地區可嘗試設立或配備該方面的專門機構或人員。二是健全和完善正規金融合作機制。各類金融機構可將小貸公司作為其支持實體經濟的重要通道，銀行要加大在資金支持、客戶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合作力度，其他如信托、基金、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等機構要積極探索與小貸公司合作的渠道和方式。三是健全和完善小額信貸資產流轉機制。包括金融資產交易所在內的相關交易市場可嘗試提供小額信貸資產收益權的轉讓服務，可以將重慶金融資產交易所的相關經驗加以推廣，同時為提高小額信貸資產流轉的效率和效果，要大力發展配套服務，如特定資產流轉擔保、小貸公司主體評級以及特定小額貸款債項評價等。
作者：鐘勇 單位：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博士后流動站 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博士后工作站
發展經濟學論文:新時期發展經濟學論文
一、新時期發展經濟學理論的新突破
(一)新時期發展經濟學論文發展經濟學研究的觀念發生變化
隨著經濟的發展，各國經濟水平都有了明顯的增長，從全球來看，各國之間的經濟往來也越來越頻繁，國家與國家間的各項貿易數量和金額相比之前都有了大幅的增加。因此，順應時代的發展需要，發展經濟學理論也開始從全球的角度考慮各國經濟發展的問題。尤其是隨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聯合國有關機構等國際性組織作用的逐漸凸顯，發展中國家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關系也日益增強。經濟發展的問題成為全球而不僅僅是發展中國家的問題。斯特里頓((Streeten,P)就曾經說過，我們應該及早地從全球的視角去考慮各國之間政策的相互影響力，從而分析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利害同盟關系。從他的主張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當今時代，從全球范圍去考慮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問題是發展經濟學理論研究所必需的新視角。
(二)新時期發展經濟學論文發展經濟學研究的方法出現新發展
隨著科學研究方法的不斷創新，發展經濟學理論在借鑒科學研究方法的基礎上，開始從過去同類型的研究轉向不同類型的對比研究。從哲學的角度上來分析，這就意味著發展經濟學家放棄了對普遍理論的研究而關注個別理論研究，具體來說，就是開始對不同類型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實際情況進行分組分析或個別分析，從而改進了研究的范圍和力度，加深了研究的深度。一般來說，對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分類研究大致有三種：及時種是以地區的差異來分類，主要是依據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第二類是以地區的發展業績來分類，參考因素主要包括人均收入水平、經濟增長點等；一類是以地區的發展條件，這一種分類主要是考慮了地區居民的整體素質、當地外部資源等。根據這種分組研究，不但對研究的范圍有了明確的規定，而且在同一組內，也方便對各個國家進行對比分析，促進了發展經濟理論研究方法的更新。
二、結語
新時期發展經濟學論文經濟發展問題不僅對我國，而且對世界各國來說都是一個古老而永恒的研究主題。經濟的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思想隨著時代的發展只會研究的愈來愈深。因此，通過對發展經濟學理論的危機及新發展趨勢的分析，對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理論的進一步深化都有重要的意義。而又是通過這些分析，尤其是未來發展趨勢的分析，能更好地為發展經濟理論的豐富發展奠定一定的方向依據。
作者：王騰葦 單位：海南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經濟系
發展經濟學論文:發展經濟學論文
一、發展經濟學的來源
對任何學科的研究都應該從它的起源開始深入研究它的發展歷程。發展經濟學作為一門年輕的學科，它的發展是從20世紀50、60年代開始萌芽，經過十年，該學科就被冷落。從發展經濟學定義看這一問題，在上個世紀經濟迅猛發展，很多國家漸漸擺脫了發展中國家的桎梏，逐漸走上經濟發展道路。
最早的經濟學萌芽是從1938年威廉姆·呂彼克用法文發表的《農業國的工業化問題》。一般把發展經濟學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及時階段，20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初。這是結構主義興盛時期t經濟學在這一階段得到迅猛的發展；第二階段，60年代中期。這是新古典派理論在發展經濟學中復蘇并出現依附論，這是發展經濟學發展昌盛時期，緊接著在70年代的時候出現了斷節。直到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為發展經濟學的第三發展階段，這是一個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和新增長理論時期，這個時期發展經濟學達到了理論成熟的時期，很多著作以及一些著名的發展經濟學學家漸漸地在理論上有所創新。
二、發展經濟學的定義
廣義的發展經濟學概念是：凡是研究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問題，都可以算是發展經濟學；狹義的概念是：發展經濟學主要任務就是研究農業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如何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或者說實現經濟起飛和經濟發展的問題。
三、發展經濟學研究方法
經過戰后50余年的探索，人們對增長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已經積累了豐富經驗，尤其在研究方法選擇上，以及方法論認識上均達到了較高水平。不過，即使如此，人們尚無法解釋與經濟發展相關的許多問題。可見該學科知識體系的復雜性。了解發展經濟學最重要的一些研究方法，這有助于在研究過程中減少因研究工具短缺、選擇不當帶來的各種困難，也有助于更方便、更科學地解釋問題、解決問題。可以大體劃分為三類：實證主義、規范主義和實用主義。實證主義的哲學觀點認為，只有通過觀察(感覺)獲得的知識才是可信賴的，舊的實證主義甚至認為推理亦不，而較新的實證主義則信奉事實的邏輯延伸產生的知識也可以認為是的，稱為邏輯實證主義。自然科學中的實證主義認為，只有直接可以觀察到的事物，即有形的事物及其關系才是真實的，認為只有當理論或命題能夠用數量表示時，這種理論才是有效的。
四、發展經濟學的發展
如果說發展經濟學中工業化理論對中國特色工業化道路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那么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對工業化進行了比較的定義。前世行副行長、經濟學家錢納里把工業化界定為“一般可以由國內生產總值中制造業份額的增加來度量”，我國的張培剛教授則運用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從技術創新角度對工業化進行解釋，認為“工業化是國民經濟中一系列基礎的生產函數(或生產要素組合方式)連續發生由低級到高級的突破性變化(或變革)的過程”。概括起來說，工業化的實質就是高效率的工業部門比例上升，低效率的農業部門比例下降。
其次是工業化理論歷經幾十年發展所形成的一套理論體系，也成為中國工業化道路的參照物。20世紀40年代到60年代，這是發展經濟學研究工業化問題的最初階段，以劉易斯模型為代表。劉易斯認為，主導經濟發展的是工業部門，決定經濟成長的關鍵是工業部門自身的擴張過程，而農業生產率的提高是工業化的前提條件；他還提出了發展中國家的三種工業化戰略：農產品出口，強調國內市場和制成品出口。
新古典學派這種發展觀點，顯然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客觀實際。事實上，市場機制起不了合理調節的作用，經濟增長的利益并不能普及人群。貧困，失業、社會矛盾、資源不能充分利用等現象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有增無減。除了前述對發展的基本看法外，發展經濟學也承襲了新古典學派的研究方法，并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經濟發展的質的規定性。
在國際經濟舊秩序之下，發展中國家在和發達國家的經濟關系中處于不平等的、脆弱的地位，從而在貿易條件、商品出口、跨國公司投資各方面都蒙受損失。但一些發展經濟學家卻往往從發達國家的角度去解釋和辯護，從而模糊了是非界限。
盡管發展經濟學有上述的庸俗觀點，但也有一些有益的成份。它所分析研究的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經驗和教訓，其本身是有參考價值的。發展經濟理論中對一些局部的、具體的問題的分析，并非都是謬誤。發展經濟學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各個側面如人口、工業、農業、貿易、財政、金融以及教育等等，作了相當細致的研究，得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論點。
在發展經濟學的文獻中，還可以看到激進學派的理論。激進學派是作為主流派的對立面而出現的，在有關經濟發展的許多重要問題上，持有與新古典學派不同的觀點。例如，關于發展中國家不發達的性質和根源，激進學派就提出了，比較中肯的意見。總之，經濟發展被認為是一個無沖突、無飛躍、無質變的過程，它所要求的僅止于創造適當的刺激、完善市場的機制和起動會自行運轉的增長機器而已。論文關鍵詞：發展經濟學；歷史；流派；研究方法；發展前景
論文摘要：在分析發展經濟學產生的時代背景前提下，對發展經濟學的發展歷程和學術流派作了回顧，著重對發展經濟學的研究方法進行了綜述，對發展經濟學未來的發展前景作了展望。
發展經濟學論文:國有企業效率發展經濟學
其效率如何直接關系到整個國家的經濟運行和經濟效率。改革以來，隨著各項企業改革的推進，國有企業的效率發生了很大的改變。總體上說，國有企業的效率取得了一定的增長。這一方面得益于市場化改革給國有企業自身運行機制帶來的可喜的變化，另一方面，市場化的發展使配置效率提高給國有企業帶來的外部競爭壓力，促使其提高產出效率；尤其是非國有經濟成分的崛起所形成的國有、私營以及三資企業平分天下的局面，對國有企業以及我國工業整體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那么，我國國有企業的效率到底如何？影響國有企業效率的因素有哪些，引起效率增長的源泉在哪里？與非國有經濟成分相比，國有企業的效率水平是高是低？這些間題值得分析。
一、企業效率的經濟理論基礎
在西方微觀經濟學中，關于企業的理論集中在“廠商理論”部分。所謂廠商是指能做出獨立生產決策的單位，主要包括個人企業、合伙企業和公司制企業。在研究生產者行為時，一般的理論假定是，企業都是具有理性的經濟人，其生產目的是追求利潤的較大化，即在既定的產量下實現成本最小，或者在既定的成本下達到產量較大。廠商理論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1）生產理論。主要研究投入的生產要素與產量之間的關系，即如何配置資源，使生產要素既定時產量較大，或者說使產量既定時投入的生產要素最少。（2）成本理論。主要研究成本與收益之間的關系，廠商只有在扣除成本后，才能談得上利潤的較大化。（3）市場理論。市場有不同的結構，即競爭與壟斷的程度不同。它研究的是當廠商面對不同的市場時，應該如何確定自己產品的產量和價格。企業只有處理好以上三方面間題，才能實現利潤較大化目標。
廠商以利潤較大化為目標是傳統的微觀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假設。實際上，現代經濟學家的進一步分析認為，廠商的目標是多元化的。例如美國經濟學家W·鮑莫爾分析了廠商以銷售量較大化為目標的行為；美國制度學派經濟學家K·加爾布雷斯則把穩定與增長作為大公司這樣的廠商的目標，它們追求的是適度利潤。但是，在一般的微觀經濟理論中，仍以利潤較大化為基本假設，本文的分析也不例外。
在研究企業間題時，國內普遍使用的“效益”概念，在西方經濟學中并沒有對應的理論。西方經濟學中，一般使用的是“效率”概念。雖然生產理論、成本理論和市場理論等主要關注的是實物量，但關注的不是總量，而是比率（ration）以及比率的變化率。例如，關注的不是總產量，而是邊際產量和平均產量；關注的不是總收益，而是邊際收益和平均收益；關注的不是總成本，而是邊際成本和平均成本；關注的不是總勞動量，而是勞動生產率等。因此，研究企業狀況時使用“效率”作為指標順理成章。
在生產理論中，假定技術水平不變，那么，影響企業效率的因素主要有勞動、資本、土地、企業家才能。以Q代表總產量，L、K、N、E分別代表勞動、資本、土地和企業家才能，則生產函數可以表述為：
Q=f(L、K、N、E)
一般把土地作為固定的，企業家才能難以估算，因此，生產函數可以簡化為：Q=f(L、K)
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則進一步表述為：Q=ALαKβ
在生產函數中，各生產要素的配合比例稱作技術系數。不同行業、不同企業的技術系數是各不相同的。一般的分析中假定技術系數不變，如果技術系數可以變動，則生產要素的最適組合的原則是：應該使所購買的各種生產要素的邊際產量與價格的比例相等，即要使每一單位貨幣無論購買何種生產要素都能得到相等的邊際產量，達到生產者均衡狀態。
生產理論分析了影響企業效率的各種要素及其配置比例，主要考察的是企業的技術效率。但技術效率并不等于經濟效率，技術效率反映的是企業的投入產出組合，而經濟效率則是在考慮價格因素情況下的低成本組合，它要求投入價格與產出價格的比率等于生產邊界的斜率。因此，要實現利潤較大化的目標，企業還要考慮收益與成本的關系，這就涉及到成本理論。
成本函數可以表述成下列公式：
C=f(Y、W、T)
其中，C為企業的總成本，Y為企業的產出變量，W是企業的投入價格向量，T為企業的制度結構。通常T被定義成“虛擬變量”。從該成本函數看，在對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率進行評估時，人們所選擇的指標主要不是通過工程成本研究來給定的一個效率值，而是一種制度性的相對效率。因此，這一方法所考察的是技術效率和經濟效率共同作用的結果。例如，國有企業生產成本比私有企業低，這可能是由于前者技術效率比后者高，但經濟效率并不一定高。
當然，現實的市場結構由于競爭與壟斷程度不同而是不同的。在不同的市場條件下，企業收益與成本變動的規律也不相同，因而，企業對較大利潤的追求要受到相應的市場環境的制約，只有面對不同的市場采取不同的決策，才可能提高效率。
二、中國國有企業效率的決定因素及其影響程度分析
微觀經濟分析中所涉及到的效率主要是技術效率和配置效率。前者主要是投入產出效率，后者則為資源配置效率。技術效率是把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和資本生產率加以綜合的生產率指標，它能夠較好地反映出企業的綜合效率水平。測定技術效率的方法通常采用生產函數，主要是超越對數生產函數，然后運用OLS方法（普通最小二乘法）和隨機前沿模型進行分析。本文主要從技術效率的角度研究中國國有企業的效率。
Groves、Hay和Gordon等人對中國國有企業進行了抽樣調查數據分析，認為改革以來國有企業的效率的確取得了一定的增長，增長主要來自于獎金的激勵、人力素質和教育程度的改善。
劉小玄、鄭京海（1998）在此基礎上對1985~1994年中國國有企業的狀況進行了較為的研究，認為影響國有企業效率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留利。即企業在完成既定的基數利潤后留給自己的部分，由于上交的基數利潤是既定的，因而留利是一個變量。留利對產出效率的作用表現為，邊際利潤或留利的增長，會使邊際產出也相應增長。他們認為，企業真正追求的是留利或剩余的較大化，而不是利潤。
（2）浮動工資。浮動工資由獎金構成，來源于留利，以浮動工資占總工資的比例來測定。浮動工資是直接對職工的激勵，因而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產出效率。
（3）經理（或廠長）的工資。這是對經營者的激勵因素，而經營者對企業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尤其在中國的企業中，在缺乏資本的真正所有者、企業主要依靠企業家才能來推動和發展的情形下，經理（或廠長）的工資對企業效率的提高作用重大。
（4）企業年齡。一些研究生產率的經濟學文獻都證實了企業年齡對于企業的效率具有顯著作用，然而，究竟是年輕的企業有效率還是年老的企業有效率，在不同國家、不同時期和不同條件下往往是不同的。據Pitt和Lee（1981）的研究，年輕的企業比年老的企業更有效率。而另外的看法則是，年老的企業更有經驗，在其市場經營和組織管理和工人的技術操作方面積累了較多的信息，具有相應的信息和人力資本的優勢。在國有企業中，企業年齡對企業效率究竟是什么關系需要研究。
（5）教育程度。這是一個標志企業人力資本質量的變量，以企業的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職工占全部職工的比重來測定。通常認為，企業的教育程度對企業的效率有著積極的正效應。在Gordon和Li（1995）看來，在80年代中期，中國的國有企業的生產率的增長中大約有一半得益于勞動力教育程度的改善。雖有高估的可能，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和人力資本對效率的重要作用。
（6）其它的解釋變量。如開工率、決策權、市場競爭程度、預算約束、時間、地區、規模和產業等都對企業的效率有不同側面和程度的影響，可以作為“虛擬變量”進行分析。
在此基礎上，他們提出了如下的超越對數生產函數：
㏑Y=α+β1㏑L+β2㏑K+β3(㏑L)(㏑L)+β4(㏑K)(㏑K)+β5(㏑K)(㏑L)+βiXi
其中，α為殘差，它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效率的近似值，并可以為各種政策變量、制度變量、企業特征變量所解釋；K和L分別代表資本和勞動投入要素；Xi為添加的各種解釋變量。這里主要關注的是由Xi所代表的各種解釋變量與企業效率的關系。
對于上述生產函數，分別運用OLS方法和隨機前沿模型的極大似然方法（過程復雜，這里略去介紹）進行了分析，得出的結論是：
留利對企業效率有著積極的正效果。在OLS分析中，留利大約可以解釋產出增長的10%；在前沿生產函數模型分析中，留利對產出增長的解釋大約8%；在殘差模型中，留利每增長一個單位可使效率增長約5%。看來，留利是企業發展和提高效率的源泉之一，也就是說，剩余權對于企業有著積極的意義。
浮動工資比例也對企業效率有著顯著的正效果。在OLS分析中，該變量大約可以解釋產出增長的8%；在另外兩個模型中，效率約可增長5-6%。
企業年齡變量對企業產出增長的作用也是積極的和顯著的，其解釋程度達到12%；即使排除了隨機誤差項干擾的其他模型中，效率的相應增長也達到7-9%。
經理（廠長）工資變量對企業效率也有著積極的正效應，但這種效應似乎不太大，在前沿生產模型和殘差模型中其解釋程度分別為3-5%。
教育程度變量對于企業的產出增長率的作用相當穩定，其在OLS和前沿生產模型分析中都能保持在10%的正效應水平上，而在殘差模型中其解釋程度也不低于9%的水平。
在其他變量中，除開工率外其他變量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決策權、市場競爭程度、預算約束、產業變量等雖然都對企業的效率有不同側面和程度的影響，但效應有的不明顯，有的不清楚。
另外，運用前沿隨機生產函數模型還對國有企業的平均效率進行了測定，它大約在0.5左右。這表明國有企業的效率普遍不高，只能達到生產可能性的一半的水平。
上述實證分析的結果表明，在中國企業改革過程中，生產率增長的決定因素除了規模、資本裝備率等由技術性規定的因素外，最主要的因素是產權（決定留利，進而決定經理和職工的工資）、人力資本（如教育程度）和市場競爭。雖然市場競爭因素在上述模型中效應不明顯，但這說明國有企業之間的競爭效率很低，與鄉鎮企業、合資企業等相比有很大的差距，這也恰恰提醒我們要進一步加大國有企業的放開程度。1三、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的效率比較
為了更地透視和把握國有企業的整體效率，有必要在以上對國有企業本身效率分析的基礎上，通過與非國有企業效率的比較來做進一步的研究。對此，劉小玄（2000）從所有制結構和企業隸屬等級制的角度作了較為深入的探討；姚洋（1998）則對非國有經濟成分對工業企業技術效率的影響進行了分析。
劉小玄以1995年全國工業普查的數據為基礎，從全部75萬家企業中選擇了20余個產業，共計大約17萬家具有競爭性特點的企業進行了效率測定。分析方法主要采用了生產函數模型和OLS計量方法，分別對普查數據中提供的所有制變量和企業隸屬等級制變量對于企業效率的影響進行了分析和比較，得出的結論主要是：
就所有制變量的影響看，國有企業在全部測定的行業中效率低，這個結論相當穩定，并且在所有測定的行業中表現得一致。同樣，另一個十分穩定的結論是，私營個體企業的平均效率較高。具體來說：以國有企業為參照系來比較，私營個體企業的平均效率較高，大約為國有企業平均效率的2-5倍左右；其次為三資企業，平均效率約為國有企業的2倍左右；再次為股份制企業和集體企業，其平均效率約為國有企業的1-2倍。
這一結果表明，企業產權關系對企業效率有直接的影響。國有企業效率低是由于產權結構單一，難以形成所有者激勵；令人關注的股份制企業效率不高，是由于其是人為的捏合和行政力量推動的結果，初步形成的產權結構還不夠穩定，尚處于未定型的產權狀態；而私營和個體企業的良好業績則來自于明晰的產權關系，這種產權關系不僅十分穩定，而且是在市場經濟中自發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同樣，三資企業良好的績效主要得益于其相對明晰和穩定的產權關系。
對于企業隸屬等級制變量，模型分析的結果表明：在所有的行業中，村級企業的效率較高，而且十分穩定和一致。其次，在大部分行業中，鄉、鎮、村或街道這一層次的企業平均效率明顯高于縣級以上的企業。這表明，處于比較低的等級層次的、均為計劃外的民營企業，往往比那些較高等級層次的、主要是計劃內的傳統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具有較高的效率。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呢？這實際上是與所有制因素相聯系的。因為等級越低的企業往往是由民營或私有企業組成的，這些企業的產權模式實質上是古典式的；而中央或省地級控制下的企業幾乎是清一色的國有企業。這與上述所有制因素對企業效率的影響的結論是一致的。這也說明，企業的效率高低不在于行政隸屬等級的高低，而且二者恰恰表現為反方向的關系。
可見，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并存的轉軌狀態下，越是遠離計劃控制鏈條的企業發展得越快，效率也越高，而且這種效率通過市場競爭關系逐漸“輻射”開來。這是市場經濟發展必然導致的結論。
姚洋（1998）分析了非國有經濟成分對工業企業技術效率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非國有經濟成分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也對國有企業的整體效率產生了積極的作用。其作用之一便是提高我國工業企業的技術效率，這種提高可能來自兩個方面：其一，非國有企業改變了國有企業的運行機制，變無人負責為有人負責，從而達到節約投入、提高效率的效果。其二，非國有成分的增加還可能對全體企業從兩方面產生正的外部性：（一）非國有企業的增加加劇了市場競爭，從而迫使所有的企業包括國有企業提高效率，以便能在激烈的競爭中生存，這種效應稱為內部效應；（二）外資的進入可能同時帶入先進的生產和管理技術，并擴散到其它企業中去，這種效應可以稱為外部效應。
姚洋利用1995年工業普查資料，抽取了12個大類行業中的14670個企業作為樣本，首先采用隨機前沿生產函數模型估計這12個大類行業的生產函數，然后在此基礎上計算各個企業的技術效率，并對之進行回歸分析。實證分析的結果表明：與國有企業相比，集體企業的技術效率高22%，私營企業高57%，國外三資企業高39%，港澳臺三資企業高33%。可見，非國有企業比國有企業具有更高的效率，同時，這些統計結果也充分地證明了非國有成分對提高中國工業企業技術水平的內部效應。
那么，非國有經濟成分對國有企業的外部效應如何呢？實證分析的結果顯示：行業中集體企業和國外三資企業的數量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每個企業的技術效率分別提高0.2%和1.1%；但是行業中私營企業和港、澳、臺三資企業同等數量的增加卻使得每個企業的技術效率分別降低0.7%和2.8%。前者的正外部效應說明，集體企業和國外三資企業在提高自身效率的同時，也對本行業的生產和管理技術的傳播起到了顯著的促進作用。后者的負外部效應說明，盡管私營企業和港、澳、臺三資企業自身的效率比國有企業高，它們的增加卻對行業內其它企業技術效率的提高起到了顯著的抑制作用。對后一結果的一個解釋是，私營企業和港、澳、臺三資企業導致行業內部的過度競爭，造成產品的積壓，因而減低了效率。另一種可能的解釋是，私營企業和港、澳、臺三資企業封閉性較強，不輕易轉讓自己的技術和管理經驗。
四、結論
通過以上粗線條的介紹和綜述可以看出，微觀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對中國國有企業的效率有很強的解釋力，為我們分析中國的國有企業效率間題提供了有用的工具。對國有企業效率的研究不僅需要理論上的分析，更需要嚴肅的實證分析，以為國有企業的改革提供的決策參考。
改革以來國有企業的效率的確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這說明市場化的改革方向是正確的。國有企業效率增長的決定因素除了規模、資本裝備率等由技術性規定的因素外，最主要的因素是產權（決定留利，進而決定經理和職工的工資）、人力資本（如教育程度）和市場競爭。
其它因素中，產業因素對企業效率的影響表明我國市場經濟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壟斷性特征，由此形成一定的壟斷性的效率來源。地區因素表明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具有明顯的生產率優勢，這可能得益于該地區的開放程度、市場發育程度以及人力資源素質較高等因素。當然還有其它未提到的因素可能對國有企業效率的增長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還需要從新的角度進行挖掘。
國有企業的效率雖然有所提高，但與其它非國有企業相比都要低，這與國外關于企業效率的實證研究的結論是一致的。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一方面與國有企業自身的性質、所有制結構、行政隸屬等先天因素有關；另一方面，也預示了國有企業有進一步改善效率的巨大空間，這也許通過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成熟的管理經驗的引進得以實現。
國有企業先天效率的低下以及非國有企業對整個企業效率提高的積極作用，也向我們提供了一條有益的啟示，這就是政府應盡量減少國有企業的數量，鼓勵其它非國有經濟成分的生長，把政府可管可不管的事情盡量交給市場去完成，使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結構達到自然的均衡狀態，這也許是中國國有企業進一步改革和前進的方向。
發展經濟學論文:發展經濟學理論管理
論文關鍵詞：發展經濟學；新發展觀；發展理論
論文摘要：發展問題是發展經濟學的核心問題。與傳統發展理論相比，新發展觀在許多方面都有所突破，然而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需要繼續加以完善和發展。通過研究發展經濟學新發展觀的背景，內涵和不足提出加速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應具備的基礎條件及應采取的對策建議。
發展問題始終是人類社會所熱切關注的一個永恒課題。發展經濟學自誕生以來，就一直以發展為核心來探討發展中國家如何擺脫不發達的困境。在發展經濟學六十余年的發展歷程中，發展經濟學家對于發展這一核心問題進行了不懈的探索，對于發展的認識不斷深化，逐步形成了比較的新發展觀。因此，對發展經濟學的新發展觀進行梳理和分析，對于樹立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無疑具有很大的借鑒意義。
1新發展觀問題研究
筆者認為，目前我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已從傳統的模式向新模式轉變，即經濟發展不僅限于經濟增長，而是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上，追求實現國家或地區經濟結構、社會結構、人口素質、生活質量、生活方式不斷提高和文明化，而所謂新發展觀是一個內涵非常豐富的觀念體系，它涵蓋了當展經濟學家對于對發展問題的許多新認知。具體來說，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1.發展的方式應當具有可持續性。可持續發展觀對增長發展觀把經濟發展看作是不依賴外部環境的孤立系統的這一重要缺陷進行了必要的修正和補充，它認為經濟發展只是外部有限生態系統中的子系統，經濟發展的子系統與外部生態系統之間相互關聯，互相影響，必須反對人類對于自然生態系統的無限制索取。只有這樣，發展才能持續下去；2.發展的目標應是實現人類的自由發展。財富、收入、技術進步、社會現代化等只屬于工具性的范疇，它們最終是要為人的發展、人的福利服務的。新發展觀把發展看作是一種不可剝奪的人權，認為發展過程必須是公民真正參與的過程，是本著公平和公正利益分配原則穩步提高所有人福利的過程”，“在此進程中所有的人權和基本自由最終都將逐步充分實現；3、對發展的機制和手段做出了一些新的思考。新發展觀認為，由于發展中國家的信息極不充分，因而，政府和市場失敗是一種普遍現象。從理論上講這可以通過法律程序來糾正，但是發展中國家的交易規模普遍較小，司法成本通常超過了調節爭端的預期收入。由此，新發展觀另辟蹊徑，提出了配置資源的新的經濟運行機制。只有實現國家、市場與社區三者的互補結合，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才能得以順利進行。
筆者認為，新發展觀的產生不僅昭示著發展理論的研究正在向更大的領域擴展，同時也標志著發展經濟學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然而新發展理論也存在著諸多的缺陷和不足，必須引起人們的重視。首先為發展目標的泛化。汲取傳統發展觀把經濟增長作為惟一發展目標的教訓，新發展觀把經濟增長、分配公正、政治民主、環境保護、人的自由實現等等都納為發展的目標，雖然面面俱到，卻不免使人無所適從。面面俱到的發展目標在事實上是不可能實現的，各個發展目標并不具有相容性，各目標之間的沖突在所難免，這方面很大程度上被新發展觀所忽視；其次是缺乏對不確定性發展的關注。新發展觀提出的發展方式和手段基本上都屬于確定性發展和隨機性發展——尤其是確定性發展，這種對人類發展理性的過分推崇，難免會造成發展的某種迷失；為發展的視野狹窄。當今時代，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加速發展，世界各國的發展相互聯系、相互影響，任何一國的發展都不可能再是國別范圍內的封閉式行為。然而新發展觀的發展視野基本上局限于民族國家的界限之內。超國別范圍的共同體、非國家行為主體、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對于發展中國家發展的影響，新發展觀都沒有進行系統的分析，更缺乏建設性的理論體系建構。
2在新發展觀模式下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思考
筆者認為，當展經濟學家植根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實踐，通過系統反思傳統發展理論的優點和不足，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的關于發展中國家發展問題的新認知。與傳統發展理論相比，新發展觀在許多方面都有所突破。我們應該借鑒發達國家和地區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經驗教訓，結合我國國情及新的發展觀的要求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1）樹立以科學技術為先導，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科學技術觀。
經濟的發展，經濟效率和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歸根結底都依賴或取決于科技進步。當今世界上經濟增長方式已經由粗放型轉變為集約型的國家和地區都十分重視科學技術的作用。結合西方國家的經驗來看，美國政府把發展科學技術放在首要的地位，成立了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由正副總統任正副主任，以加強國家對科技的領導作用。根據經濟學家的測算，二戰后的50年中，美國生產率增長的1/3應歸功于科學研究取得的成果。就亞洲來講，日本在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時也十分重視科學技術的作用，1959～1979年，日本從西方其他發達國家引進技術33854項，居世界及時位。因而要實現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必須牢固樹立科學技術是及時生產力的科學技術觀念，以科學技術為先導，這樣才能有力地促進經濟的增長及增長方式的轉變。
（2）具有培養提高勞動者素質的多層次教育體系及職業培訓機制。
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經驗之一是，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是伴隨著技術含量的提高而實現的，而技術含量的提高需要高素質的勞動者作保障。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認為，人力資本，即人的知識能力、健康等素質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遠比物質資本和勞動力數量的增加重要的得多。從美國等國家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和該比重提高的速度看，這些國家都十分重視發展教育事業，這是使這兩個國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一條重要措施。而我們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快速轉變，政府必須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建立多層次教育體系及職業培訓機制，其開發和投資為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提供強有力的智力支持。
（3）積極促進結構調整，適時推動產業結構優化與升級。
廣義的經濟結構包括產業結構、地區結構、分配結構、消費結構等。最重要的是產業結構與區域結構。發展中國家要實現經濟的迅速發展，必須將農村的過剩勞動力轉移出來，并進行合理的產業分工及產業引導，進而實現工業現代化。發達國家普遍走過的一條經濟發展道路就是從粗放型經濟到集約型經濟。面對日益嚴重的能源危機，我國必須調整經濟結構，優化產業結構，促進低能耗的高新技術產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改造高能耗的傳統產業；提升第二產業的技術含量，提高其勞動生產率；以促進投資結構的演進來推進產業結構升級。這樣才能有力地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4）政府具備較強的駕馭經濟的能力，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能夠進行適度干預。
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經濟發展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同時也需要政府進行發展管理來彌補以確保經濟穩定健康發展。在一定的社會形態和一定的發展階段上，何種經濟增長方式占主導地位，應主要由市場的力量來決定。西方國家實行自由市場經濟走過了一段漫長的發展道路。如果我們從產業合理化入手，在政府的干預下，通過不斷調整產業結構，則可能實現經濟集約化程度的快速提高。因此，政府對經濟的有效干預對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是十分必要的（5）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大力發展循環經濟。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粗放式的外延擴張，以“高投入、高消費、高排放、低效益、難循環”為特征，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雖實現了經濟快速增長，但卻造成礦產資源和能源日趨短缺，生態環境總體惡化的后果。據統計，2003年，我國消耗了世界鋼鐵總產量的30%，水泥總產量的40%，煤炭總產量的31%，實現GDP卻僅占世界的4%，并使資源基礎和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陜西省在石油和煤炭等能源開發上也經歷了同樣過程，付出了沉重代價。因而必須樹立可持續發展理念，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大力發展循環經濟，以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及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
（6）依據經濟發展的進程科學選擇經濟增長方式的能力。
綜觀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歷史可以看出：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不是由人的主觀意愿決定的，而是由經濟發展的進程所支配，跨越客觀發展階段而人為地進入某種經濟增長方式對一國經濟發展進程而言，未必是的，甚至效_果會適得其反。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是一個漸進的、長期的過程。對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立刻由粗放型的經濟增長過渡到低投入、高效率的集約型的經濟增長是不切合實際的。因此，在現階段我國選擇集約化投入型的經濟增長方式，繼續擴大要素投入，更具有客觀現實性。當然，在投入時我們應該不斷地提高要素投入的效率和要素組合的優化程度，逐漸提高經濟的集約化程度，為經濟增長方式向低投入、高效率型轉化創造必要的基礎和條件。
（7）具備良好的經濟體制環境和完善的市場機制。
我們所謂的體質包括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等。發展經濟學研究體制應把體制作為發展的因素。構造合理的經濟運行模式，實際上是尋找一種合理配置資源、提高資源利用率的機制。以發展為綱來研究體制問題，使體制更加適應經濟發展的要求。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一定要有相應的市場體系。市場是市場經濟活動的舞臺，是企業參與市場競爭、資源進行市場配置的空間和環境。市場狀況如何，市場體系是否完善，市場機制是否健全，決定著整個經濟的運行效率。這是西方國家經濟增長方式成功轉變的經驗，也是蘇聯東歐國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失敗教訓之總結。
發展經濟學論文:科學理性發展經濟學
[摘要]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核心是理性主義，科學哲學對此產生了重要影響。然而，在此基礎上建立的經濟理論對于許多經濟現象不能作出較完滿的解釋。在社會經濟體制的建構中，非理性因素也愈來愈彰顯出它的重要性，正確理解與認識它們之間的關系，就成為我們當前亟需解決的重要問題。經濟學理性和非理性的融合，是經濟學發展的必由之路。=====[關鍵詞]科學哲學；理性主義；非理性主義；
正文：
時至今，已經沒有人對科學哲學與經濟學的密切關系提出質疑。科學哲學理性主義及非理性主義的發展潛移默化地影響到了經濟學。對于國家的經濟建設來講，這兩種范式是不可或缺的。就理論經濟學而言，經濟學理性主義受科學哲學的影響，成為主流經濟學。然而近些年來，非理性主義的哲學思潮也沖擊著主流經濟學。正確理解與認識它們之間的關系問題，對于構建合理的社會經濟制度而言，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和補充。
一、科學理性的發展
理性，從詞源上來看，這個詞來自希臘文“入0Y0S”(邏各斯)，邏各斯的基本含義是“規律”，是客觀地內存于自然的東西，他支配著自然界的運動，是自然界運動規則性的表現。古希臘的哲學家不僅認為整個社會是和諧的、有序的，是有規律的，其之處還在于，他們又直覺地認識到這種和諧安排可以用數及數量關系加以明確表達，這一點最為集中地反映在畢達哥拉斯學派的自然理念之中。宇宙和諧的自然秩序觀及“萬物皆數”的理性主義思想，后來深刻影響了近代天文學、物理學、生理學等自然科學的發展。
如果說古希臘留給歐洲的文化遺產是把用理性的方式研究普遍的存在作為自己的任務，那么到了文藝復興時期，就是在沖破宗教神學的統治，崇尚人的理性，運用理性懷疑和批判神性的禁錮，肯定人生的意義和價值。事實上，在這種肯定現實生活，以積極的態度和深切的目光關注外部世界的文化氛圍中，自然科學才能得以迅速發展。近代自然科學的巨變，使實證思想深入人心，滲透到人類生活的各個領域。實證主義者認為，實證意味著“科學的”、“理性的”甚至是“客觀的”，在他們眼中，每一門科學都是一個知識體系，即真的經驗命題體系。哲學的研究就應該是經驗范圍內的事，因此科學的發展只是一系列“真的經驗命題的積累”、擴大過程，是一項純粹客觀的累積性事業，是由理性機器生產出的產品，而與人們的精神活動、價值觀念沒有多大關系。而此時，數學方法在解決自然科學問題方面的巨大成功，使得自然科學的發展速度遠遠超過其他領域的發展速度，正是由于此，數學的自然科學也被戴上了“理性”的桂冠。
科學的即是理性的，科學的成功，使得人們開始無限崇尚科學。科學理性在經過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法國的大革命后，已經取得了神性的地位，科學主義逐漸成為凌駕一切的原則，但在這個理性中，卻缺少了啟蒙運動時期的那種人類個性解放的思想，缺少了人類的道德價值原則，“傳統的價值基礎在宗教中的銷蝕，在理性中建立新的價值基礎的嘗試之不成功，再加上科學工具價值的極大強化，使得人們趨向于從理性思維的領域驅除與道德價值和其他形式的內在價值(如哲學家所稱呼的相關問題)”。(這以后的科學理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由“智力理性”向作為“自然規律的理性”的轉換，即轉向了工具理性。隨著科學發展成功和科學思想方法論的拓展，這種自然觀與方法論也被成功地運用到了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歷史學、法理學等中。
二、科學理性對經濟學的影響
經濟學產生于一個理性主義占主導地位的時代。“自從經濟理論被系統化以來，它一直是以某種理性概念為基礎的。”17、18世紀，歐洲理性運動開始，對神的論證讓位于對人的思考，經濟學家們開始了這種建構經濟學理論體系所必須的抽象經濟人的思考。古典經濟學家斯密在《國富論》中曾對自然秩序作了歷史必然性的論證，提出了理性經濟人的假設，此假設的內容及其特征可概括為如下幾點：
一是人是有理性的。人的理性在于，在各項利益比較中選擇自我表現較大利益。二是個人利益較大化。三是人們在從事經濟活動中，追求的是個人利益，但同時也會帶來整個社會的豐裕，人們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支配。斯密及時個把實證科學的邏輯理性方法完整地運用到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建構中。斯密把實證科學的抽象法變為經濟理性的抽象分析法。他十分注重概念規定及其聯系的主導作用，并把理性分析作為這一方法的主要內容。
19世紀至20世紀30年代，受實證主義的影響，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們大都鼓吹并奉行實證主義方法論。最早把理性邏輯演繹法引向極端的是李嘉圖。繼李嘉圖之后，西尼爾對經濟學理性邏輯演繹的方法及時次做了表述，即：經濟學的基礎是以四個不證自明的理論為前提的，理論家們正是從這些理論前提演繹出各種經濟學理論的。約翰·穆勒把西尼爾不證自明的抽象進一步加以公理化，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經濟人”概念。詹姆士·穆勒發展了李嘉圖的理論，但他采取了從形式邏輯上將“反常”硬塞人李嘉圖的理論體系，而不是根據“矛盾的現象”。西尼爾、穆勒等人的主張是19世紀西方主流經濟學“證實理性主義”傾向的集中體現。
19世紀后期發生的“邊際革命”把純粹理性抽象演繹的方法導向了新的極端。進入20世紀30年代后，制度主義經濟學方法，又出現了向極端的理性邏輯演繹法回復的羅賓斯方法論和現代奧地利派方法論。現代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極力堅持西尼爾一穆勒一凱恩斯的理性邏輯演繹方法，認為作為社會科學的一個分支的經濟學所研究的是人類有目的的經濟行為，因此，包括經濟學在內的社會科學方法不同于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檢驗經濟理論的最終標準不是基于證實或者證偽法，而是不附加任何經驗成分的純粹理性邏輯推理。
經濟學與數學的關系由來已久。可以說，經濟學從它產生時起就已經在某種程度上運用了數學的概念。經濟思想史專家亨利·威廉·斯皮格爾指出，畢達哥拉斯“把數字從商業中分離出來，把任何事物都與數字進行比較，他是觀念影響到經濟學思想的少有的人之一。”，亨利·威廉·斯皮格爾經考證認為“畢達哥拉斯的(萬物皆數)思想后來成為亞里士多德所發展公平交換理論的數學方法的基礎”。在希臘的經濟學成果中，度量、計算、推理、測量成為一種重要的方法論準則，其水平不僅遠遠超出后來中世紀《圣經》及經院哲學的“善行”、“慈善”、“商業贖罪”的經濟思想和方法，而且與后來的重商主義甚至古典經濟學的定量分析水平不差上下。
古典經濟學勞動價值的創立者，無論亞當·斯密、配第還是李嘉圖都有著深厚希臘哲學素養，無疑受到過古希臘勞動價值及其量值計算的影響，并使之在近揚光大。但是，經濟學大量運用數學的方法始于19世紀30年代，其主要代表是法國經濟學家古諾。經濟學界普遍認為，古諾是數學經濟學的最重要的先驅者與奠基者。到了新古典經濟學時代，由于一種充分適合于描述收益、效用、價格形成的動態性質的數學工具(微積分學和方程理論)的發現和選擇，數學化已成為經濟學研究的最為基本的規則和要求。
進入20世紀后，經濟學的數學化不論從量上還是質上都突飛猛進，并走向科學化、體制化、大規模化、專門化。數學的方法滲入了經濟學概念、命題、定理、原理和體系及其知識產生、檢驗、認可的每一個環節，任何環節的進展幾乎沒有一個是離開數學而獨立發展的，甚至數學和經濟學出現了一體化趨勢。這體現了經濟學的邏輯性、推理性和科學性，縮短了經濟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距離，促進了這兩門學科之間的交流。
由此，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們相信，經濟欲成為一門科學，必須擺脫所謂的“非科學成分”，盡可能地驅逐諸如價值判斷之類的不確定性因素，堅持實證分析，努力把經濟學建成純粹的實證經濟學，從“不證自明”的公理出發去發現“不可抗拒的真理”。顯然，這是一種機械的或技術的理性主義，按照它對科學的解釋和要求，“科學就被看成是某種超出人類或高于人類的本質，成為一種自我存在的實體，或者被當作一種脫離了它賴以產生和發展的人類狀況、需要和利益母體的‘事物”’。結果，經濟學雖然邏輯結構日趨完善，但是離一門研究人類行為的科學卻偏離甚遠了。
三、經濟學的非理性走向
經濟學的理性主義是將物理、化學、生物學的體系應用到經濟現象中，“描述經濟中的事實、情況和關系”的經濟學，經濟學以資源配置化為核心研究經濟效率，因此它是一種見物不見人的分析范式。在經濟學理性主義的籠罩下，人的主體性消失得無無蹤，對經濟學的考究愈來愈注重其“工具理性”、“技術理性”的層面，缺少了必要的價值判斷和對人類終極幸福和自由解放的“人文關懷”，經濟學日益成為“假科學的智力游戲”，由此也引發了人們對經濟學理性的質疑。但是，人文精神是市場經濟深層本質的一種要求和體現，忽視對人的終極關懷，最終必然使經濟增長偏離人的幸福和解放這一終極目標，從而使人類陷入工具理性的極度膨脹的社會混亂之中。經濟學不能沒有人文精神。美國的貝爾指出：“為經濟學提供方向的最終還是養育經濟于其中的文化價值系統。”馬歇爾也曾經說過：“經濟學是一門研究財富的學問，同時也是一門研究人的學問。”穆勒在經濟學推理分析中提出“干擾因素”這一概念，實際上暗含著對經濟非理性因素的猜測或承認，并提醒人們注意經濟社會的非理性因素的影響。作為主流學派，歷史學派更是偏離了主流經濟學理性主義的軌道，在那場著名的方法論大戰中，歷史學派以“經濟人”為焦點對主流經濟學的理性主義思維方式進行了的批判。類似的，制度學派的創始人凡勃侖也以“經濟人“為焦點對主流經濟學的理性主義方法論進行了影響更為深遠的批判，并試圖從非理性主義方法論的角度構建經濟理論體系。在他看來，經濟社會的變遷沒有預定的目標，而是一種因與果的連續，是各種文明的起伏，而不是一種文明單線直進的過程。顯然，凡勃侖所強調的是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偶然性、無序性、對規則的偏離性，是歷史過程中的非邏輯、非理性因素對歷史進化的支配性，而不是理性的統攝性。
經濟活動主體是有意識的人，并且經濟學不具有自然科學的可檢驗性、理論的一致性、知識的累積性以及理論的直接現實性，在經濟學中運用實驗方法，其結果不具有可比性和可重復性，不可能獲得確定性的結果。經濟學的某些研究者往往對經濟學是一門精密的科學深信不疑，而他們的志愿，是將經濟學發展成為用數學表達的、幾乎可以與物理學相比肩的一門科學。著名的瑞典經濟學家繆爾達爾認為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真正重大區別在于：社會科學所研究的問題是關于人的行為問題，而人的行為，不像自然物質一樣具有永恒不變的性質，人的行為有賴以生存其中的生活條件和組織機構構成的錯綜復雜的復合體；人類行為現象表現為不同的、干變萬化的可變性與僵化東西的各種組合，因而即使是在時間的某一點上和在某種特殊情況下，這些現象確實是甚至難以把他們作為事實而定義、觀察和衡量的。
從上述觀點我們可以看出，西方理論經濟學對于我國的經濟建設有著重要的借鑒作用。總書記提到，實現國民經濟又快又好發展，關鍵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取得重大新進展。科學哲學中如果存在著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之爭，也只是科學內部的分工和劃分不同而已，這種劃分源于研究視角和方法上的區別，并不存在哪種思潮或觀點的線性高低之分，而是相互依賴和滲透的。經濟學在本質上是一門科學，應順應科學發展的新趨勢，通過與整個社會文化的復合來開放自己，以更適應人類社會的整體發展。所以，“回歸古典作家所秉承的人文精神，重新關注人，從而將理性主義和人文關懷加以融合，是經濟學未來發展的必由之路”，同時也是我國建立合理的經濟體制所需要借鑒與重視的。
發展經濟學論文:發展經濟學創新
經濟發展學說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大行其道。誰是創始者有兩種說法。一說起自RagnarNurkse一九五三年出版的ProblemsofCapitalFormationinUnderdevelopedCountries；另一說起自我們的張培剛在哈佛大學獲獎的博士論文，一九四九年以AgricultureandIndustrialization之名成書出版。今天回顧，從影響力的角度衡量，Nurkse之作遠為優勝。這是不幸的，因為這影響帶來數之不盡的怪誕不經的理論。如果當年經濟學界以張培剛的論文作為經濟發展學說的基礎，我們的眼界和思維早就有了長進。于今塵埃落定，我認為還是張大哥勝了。二十年來中國的驚人發展，是成功的農業工業化。大哥的思想早發晚至。———張五常一、早年對發展經濟學的貢獻1947年，作為東方及時人，張培剛教授的博士論文《農業與工業化》，獲得了美國哈佛大學1946年－1947年度論文獎即大衛·威爾士獎。《農業與工業化》的主題是研究工業化過程中農業與工業之間的調整問題，特別是著重研究農業的調整，以及農業對于這個特殊的經濟轉變階段的種種變化的適應過程。但是，迨至張培剛教授開始研究這一問題時（1945年），世界上尚無一本著作，甚至一篇論文，用一種系統的方法，不管是理論的、歷史的或統計的方法，來探討農業與工業之間動態的及演進的關系，并討論農業改進和工業發展之間動態的及演進的關系。因此，采用什么方法來研究農業與工業之間在工業化演進過程中的動態依存關系，就成為張培剛教授當時必須面對和解決的重大理論和方法論問題。為此，張培剛教授對當時存在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和區位理論分析方法進行了系統的分析和考察，通過若干改進和取舍，建立了自己獨特的方法論體系。從對整個問題的分析來看，張培剛教授首先在靜態的假設條件下，分析了農業與工業的相互依存關系，然后分別不同時期和不同因素的變動，對影響工業化過程的若干因素進行了分析，并對這一動態演進過程中農業生產和農業技術變化的過程及條件進行了詳細考察。在整個問題的分析中，張培剛教授的分析方法總是綜合的、多維的，力求克服單一方法的缺陷和吸取各類方法的優點。他對整個問題的分析既是理論的，又是歷史的，使其分析既具有理論的一般性，又不失實際應用的具體性；他的分析既有定性的，也有定量的，使其分析結論既能預見一般趨勢，又不失應有的性；他在時間上分析了工業化的演進及工業和農業的相互調整，在空間上描述了多種經濟活動的并存，比較了多種工業化模式。這種綜合的、立體的、時空結合的分析方法，應成為我們研究復雜經濟問題的楷模。農業與工業的聯系或農業的貢獻理論。張培剛教授在有關的靜態假設條件下，論述了農業與工業的相互依存關系，這是對農業貢獻理論的及時次系統論述，比庫茲涅茨關于農業貢獻的論述要早15年。工業化理論。張培剛教授對工業化理論的貢獻，集中反映在他關于工業化的定義、工業化的發動因素和限制因素的論述，以及關于工業化的類型的分析中。張培剛教授指出，“工業化”可以定義為一系列基要的生產函數連續發生變化的過程。這種變化，可能發生于某一個生產單位的生產函數，然后再以一種支配的形態，形成一種社會的生產函數而遍及于整個社會。基要的生產函數能引起并決定其他生產函數的變化，對于后者，我們可以稱為被誘導的生產函數。總之，工業化的真義，并不是大工業代替小工業，甚至也不是機器居于支配地位，而是“駕馭自然來為人類服務”。不應該把實現工業化與發展農業對立起來，相反，農業發展本身就是工業化過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確立了工業化的概念之后，張培剛教授在綜合前人關于工業化過程的影響因素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解釋工業化過程的五項基本因素，包括：（1）人口（數量、組成及地理分布）；（2）資源或動力（種類、數量及地理分布）；（3）社會制度（人和物的生產要素所有權分配）；（4）生產技術（著重于發明的應用）；（5）企業家創新管理才能。其中，企業家創新管理才能和生產技術屬于發動因素，人口和資源屬于限制因素，社會制度則既可能是發動因素，又可能是限制因素。據此，除了社會制度一項以外，張培剛教授對各發動因素和限制因素依次進行了分析。張培剛教授從多角度對工業化的類型進行了分析，為工業化理論和戰略提供了豐富的理論模式。他指出，完成工業化有不同的方式或類型，主要依我們所采用的分類原則如何而定。我們可以依據工業化由政府或個人先行發動，將工業化分為個人或私人發動的、政府發動的以及政府與私人共同發動的三種類型。張培剛主要分析了私人發動的工業化類型，指出，在這種演進的過程中，使工業化開始的主要發動力量，是企業創建精神和生產技術，并描述了這一演進過程中技術、組織和產業結構變化的一般規律，從而為政府在工業化過程中發揮調節作用，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框架。《農業與工業化》還分別探討了工業化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和工業化對于農業勞動，特別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影響。這兩個方面的問題能否妥善解決（產值結構和人口職業分布結構能否轉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工業化的成敗，因而至關重要。總之，《農業與工業化》無論在方法論上，還是在具體理論結論上，都為當展經濟學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其理論以及以此為基礎的政策推論，經受了實踐的考驗，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二、對發展經濟學的創新和發展1988年，他發表了《發展經濟學往何處去？———建立新型發展經濟學芻議》的著名論文，首次提出了建立新型發展經濟學的設想。他認為，要從根本上解決發展經濟學所遇到的難題，擺脫發展經濟學所處的困境，必須從以下幾個方面對發展經濟學加以徹底改造和革新：其一是要擴大研究范圍，把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包括進來。其二是要改進研究方法，加深分析程度，改變過去發展經濟學那種單純就經濟論經濟的做法。其三是要重視對照國外經濟發展的經驗，分析當今發展中國家走向工業化的環境條件差異。其四是要從發展中國家本國的國情出發，制定切實可行的發展戰略。后來，張培剛教授又深入細致地論述了新型發展經濟學的基本思想，為發展經濟學擺脫困境，以及為新型發展經濟學的創立和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建立新型發展經濟學的思想提出之后，引起了全國經濟學界、特別是中青年經濟學者的強烈反響。在這種情況下，張培剛教授針對發展經濟學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結合發展中國家在戰后的實踐經驗，尤其是發展中大國的發展經驗和教訓，進行了比較深入系統的研究，并于1992年出版了《新發展經濟學》專著，作為建立新型發展經濟學的初步嘗試，受到了國內經濟學界的普遍關注。
發展經濟學論文:職業教育發展經濟學
摘要：本文側重從經濟學角度分析中等職業教育發展困難的原因并提出相應的對策。
關鍵詞：中等職業教育；發展；市場；技能
大力發展中等職業教育，不僅能夠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大量的熟練技術工人，而且對緩解目前就業壓力、以教育扶貧、對社會進行綜合治理有重大作用。但目前中等職業學校招生和畢業生就業困難已經直接影響到中等職業教育的正常發展。
一、中等職業教育發展困難的原因
1.我國中等職業教育發展困難有其深刻的社會經濟原因。就工業化進程而言，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初、中期階段、企業生產技術設備落后，經濟增長方式沒有轉到依靠人力資源素質和科技進步的軌道上來，資本經濟增長的影響往往大于勞動者技能和素質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造成企業注重勞動力價格而忽視勞動力素質，甚至企業在減員增效過程中，為了減少支出，出現減技術工用普通二，減高工資用低工資現象。“先培訓后就業”和“持證上崗”喊了多年卻難以真正執行、有其深刻的經濟背景。從經濟結構上來說。我國是典型的先進工業部門與落后的農業部門并存的二元經濟結構，勞動力供給相對于勞動需求具有無限傾向。無限勞動力供給是由于工業部門勞動生產卒遠遠高于農業部門，引起農業剩余勞動力大量轉移的結果。同時，人口過剩，國有企業職工下崗和機構改革，也是形成無限勞動供給的原因。勞動力市場供過于求現象的長期存在使中等職業教育發展面臨苛刻的外部環境。從價值取向上來看，受“學而優則仕”等傳統文化影響，很多家庭往往把讀書當作子女出人頭地的主要途徑，并不是把教育當作一種就業的手段。中等職業教育則是培養有一技或數技之長的技術型勞動者、無法滿足這種讀書出人頭地的心理需求，這就是很多學生即使上不了高中也不愿上職業技術學校的重要原因。就當前社會用工情況而言，部分企業用工片面追求高學歷，使得大學本專科生干一些中專生也能干的工作。這種“高才低就”現象不僅給我國有限的教育資源造成極大浪費，而且對整個勞動力市場造成了負面影響。從投資和收益的角度來分析，個人教育成本分為兩個部分：一是教育費用，二是學生效棄的收入。教育費用又包括兩個部分：一是政府撥出的經費，二是個人負擔的學費。學生估價自己受教育后的收益分為個人未來較高的收入和個人未來較大的職業機動性以及個人未來較大的自我發展空間。現在中等職業教育發展困難，實際上就是學生花費了較大成本，難以獲得較大收益的原因。
2.不合理的教育體系和教育結構制約了中等職業教育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我國的教育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從計劃經濟時期沿襲下來的教育結構并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轉變。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國教育資源不足本身并不是主要問題，更重要的問題是教育資源配置不當。在1997年按年齡段(該年齡段一般來說學生已經高中畢業)小學畢業生占28.6%，初中畢業生占51.5%，即80.1%的人沒有受到任何形式的職業培訓就進入了就業崗位。在我國這種重學歷教育輕技能教育的教育結構環境下，一旦整個教育從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轉軌，中等職業教育發展必然處于不利地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合理的教育結構應是在普九義務教育基礎上的高等教育注重學術教育，質重于量；職業教育應側重技能教育，使之成為多數人就業的手段。從社會發展角度來看，培養人才應注重大部分人力資源素質的提高，而不是僅僅把有限資金用來為培養高級學術人才作準備。
3.近年來，在中等教育內部結構不合理的狀況下，盲目放開管理，無限制補充低水準生源，導致中等教育結構不合理現象更為嚴重，造成大量的無效教育，隊而使得職業教育發展更為艱難。市場經濟條件下、中等職業學校招生數量和專業結構應與一定經濟發展水平下的經濟結構尤其是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所決定的勞動力資源配置結構相適應，并不是高水平人才資源越多越好。目前“高才低就”現象就是教育資源無效配置的一種表現。一方面我國缺乏熟練的技術工人，企業中經過中等職業技術培訓工人的比例很低；另一方面卻又出現中職生就業普通困難的現象。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等職業教育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需要，很多受職業教育培訓的人所具備的技能并不是社會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技能。教育具有間接性、滯后性和長期性特點，現在的專業、課程設置、招生效量要適應的是三、四年后的市場需求。而很少有學校或教育機構對市場需求進行詳細調查、分析和預測。更為嚴重的是，中等職業教育管理各自為政，缺乏一個的協調機構，使得各學校之間專業設置交叉重復，招生惡性競爭。特別是近年來，在利益驅動下，各校一窩蜂地開辦經濟類課程、計算機專業等熱門學科，導致低層次人才重復培養，從而制約了中等職業教育的發展。
4.教育質量下滑，招生困難與就業困難互為因果、相互推進，使得中等職業教育雪上加霜。就業困難本身就是社會對目前教育質量的一個總體評價。質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其一是職業學校招生因難制約了學生素質，加上對教學缺乏強有力的約束相激勵機制，造成畢業生質量滑坡；其二是大多數學校沒有真正把培養學生技能放在首位，沒有突破普通教育的辦學模式，重理論、輕技能的現象不同程度地存在，致使學生畢業后不能立即適應工作崗位需要；其三是管理體制上各自為政，使得教育質量整體水平難以提高，其四是社會力量辦學缺乏必要的辦學條件和質量約束。
二、中等職業教育走出困境的關鍵在于給自己正確定位。
中等職業教育應以就業為目標，以企業為課堂。以市場作為檢驗質量的標準，根據社會需要組織教學，構建中等職業教育新體系。
1.中等職業教育要成為失業和下崗職工的培訓基地。從經濟角度看，失業會造成資源浪費，帶來經濟上的損失；從社會角度看，失業會影響社會穩定。中等職業教育就是要把制約經濟發展的失業人員轉變為新型的人力資源。解決失業問題不僅僅是從創造就業崗位入手，更重要的是利用現有教育資源，從培養失業者技能入手，實行“開放式就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結構性失業(勞動技能不適應經濟結構特別是產業結構、技術結構的轉換和升級所產生的失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中等職業教育長期的市場。我們應學習德國的經驗.把失業救濟與轉業、轉崗結合起來，失業人員必須經過培訓，否則不能給予失業救濟與補貼。
中等職業教育要面向農村大市場。我國農村現代化的關鍵在于農民素質的提高，把幾億農民培養成懂技術、懂經濟的現代化農民，這是職業技術教育的較大市場。農村教育在大力普及義務教育的同時，應增加職業教育的比重，加強農村職業技術學校的建設。農民上農業學校不舉行入學考試，不受年齡限制，不受時間限制，在市場規律指導下，以培養實際農用技術為主。農業實用技術教育有很大的外在效應。因此，政府應把農科類職業學校當作公益事業來辦。
2.中等職業教育內容要以具體的實際操作技能為主。企業對熟練技術工人的需求是職業教育的生命力所在。德國職業教育采用雙軌制，把理論與實踐、學校與企業聯系起來，其中以企業的操作技術為主。學生在三年的職業技術教育中，以企業學徒身份學習操作技能，在職業學校或培訓中心以學生身份學習技術理論，一般學生每周四天在企業進行實際技能培養，24小時在學校學習理論課。在學徒期間企業發給部分工資。德國經驗對我國目前的中等職業教育有很大借鑒意義。
職業教育應把社會引進課堂。香港職業教育一大特色是請知名的商界人士參與策劃及組織教學工作，課程的設置總是根據實際的需要.沒有固定的模式。學科專業的設置具有很強的針對性，注重操作技巧，使教育與訓練結合起來，學生一畢業就是熟練的技工或技術員。香港的人才培訓突破了普通教育模式，不圖形式，不囿“文憑”“學歷”，從實際需要出發，講求培訓實效，真正做到學用一致。大陸中等職業教育應學習香港經驗，把社會引進課堂，和市場接軌。
三、中等職業教育發展露要良好的社會經濟環境
1.根據國外經驗，我國應制定法規對城鎮初高中畢業生就業前一律實行強制性2—3年職業培訓，沒有經過崗前培訓一律不得就業。這樣，一方面可以提高勞動者素質，另一方面延續他們進入就業隊伍的時間，緩解目前十分嚴重的就業問題。
2.中等職業教育發展應注重質量，優化結構。學校要在詳細的市場調研基礎上對市場進行分析和預測，根據市場情況確定培養方向、數量、質量和時間。實行職業學校辦學準入制度，從辦學條件、生源情況、師資條件、市場行情等確定準入條件。對不符合條件的學校一律實行關、停、并、轉。
3.地方政府應增加對中等職業教育的投入。教育具有很強的外在性，把教育推向市場，市場就不能對教育起很好的配置作用。中等職業教育本身兼有個人收益和社會收益雙重性，學生為獲得個人收益應交納一定學費，政府作為職業教育的社會收益受益者，也應承擔一定的教育成本。因此，職業教育雖非義務教育，但應受到政府的鼓勵和投入
發展經濟學論文:職業教育發展經濟學
大力發展中等職業教育，不僅能夠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大量的熟練技術工人，而且對緩解目前就業壓力、以教育扶貧、對社會進行綜合治理有重大作用。但目前中等職業學校招生和畢業生就業困難已經直接影響到中等職業教育的正常發展。
一、中等職業教育發展困難的原因
1.我國中等職業教育發展困難有其深刻的社會經濟原因。就工業化進程而言，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初、中期階段、企業生產技術設備落后，經濟增長方式沒有轉到依靠人力資源素質和科技進步的軌道上來，資本經濟增長的影響往往大于勞動者技能和素質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造成企業注重勞動力價格而忽視勞動力素質，甚至企業在減員增效過程中，為了減少支出，出現減技術工用普通二，減高工資用低工資現象。“先培訓后就業”和“持證上崗”喊了多年卻難以真正執行、有其深刻的經濟背景。從經濟結構上來說。我國是典型的先進工業部門與落后的農業部門并存的二元經濟結構，勞動力供給相對于勞動需求具有無限傾向。無限勞動力供給是由于工業部門勞動生產卒遠遠高于農業部門，引起農業剩余勞動力大量轉移的結果。同時，人口過剩，國有企業職工下崗和機構改革，也是形成無限勞動供給的原因。勞動力市場供過于求現象的長期存在使中等職業教育發展面臨苛刻的外部環境。從價值取向上來看，受“學而優則仕”等傳統文化影響，很多家庭往往把讀書當作子女出人頭地的主要途徑，并不是把教育當作一種就業的手段。中等職業教育則是培養有一技或數技之長的技術型勞動者、無法滿足這種讀書出人頭地的心理需求，這就是很多學生即使上不了高中也不愿上職業技術學校的重要原因。就當前社會用工情況而言，部分企業用工片面追求高學歷，使得大學本專科生干一些中專生也能干的工作。這種“高才低就”現象不僅給我國有限的教育資源造成極大浪費，而且對整個勞動力市場造成了負面影響。從投資和收益的角度來分析，個人教育成本分為兩個部分：一是教育費用，二是學生效棄的收入。教育費用又包括兩個部分：一是政府撥出的經費，二是個人負擔的學費。學生估價自己受教育后的收益分為個人未來較高的收入和個人未來較大的職業機動性以及個人未來較大的自我發展空間。現在中等職業教育發展困難，實際上就是學生花費了較大成本，難以獲得較大收益的原因。
2.不合理的教育體系和教育結構制約了中等職業教育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我國的教育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從計劃經濟時期沿襲下來的教育結構并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轉變。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國教育資源不足本身并不是主要問題，更重要的問題是教育資源配置不當。在1997年按年齡段(該年齡段一般來說學生已經高中畢業)小學畢業生占28.6%，初中畢業生占51.5%，即80.1%的人沒有受到任何形式的職業培訓就進入了就業崗位。在我國這種重學歷教育輕技能教育的教育結構環境下，一旦整個教育從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轉軌，中等職業教育發展必然處于不利地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合理的教育結構應是在普九義務教育基礎上的高等教育注重學術教育，質重于量；職業教育應側重技能教育，使之成為多數人就業的手段。從社會發展角度來看，培養人才應注重大部分人力資源素質的提高，而不是僅僅把有限資金用來為培養高級學術人才作準備。
3.近年來，在中等教育內部結構不合理的狀況下，盲目放開管理，無限制補充低水準生源，導致中等教育結構不合理現象更為嚴重，造成大量的無效教育，隊而使得職業教育發展更為艱難。市場經濟條件下、中等職業學校招生數量和專業結構應與一定經濟發展水平下的經濟結構尤其是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所決定的勞動力資源配置結構相適應，并不是高水平人才資源越多越好。目前“高才低就”現象就是教育資源無效配置的一種表現。一方面我國缺乏熟練的技術工人，企業中經過中等職業技術培訓工人的比例很低；另一方面卻又出現中職生就業普通困難的現象。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等職業教育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需要，很多受職業教育培訓的人所具備的技能并不是社會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技能。教育具有間接性、滯后性和長期性特點，現在的專業、課程設置、招生效量要適應的是三、四年后的市場需求。而很少有學校或教育機構對市場需求進行詳細調查、分析和預測。更為嚴重的是，中等職業教育管理各自為政，缺乏一個的協調機構，使得各學校之間專業設置交叉重復，招生惡性競爭。特別是近年來，在利益驅動下，各校一窩蜂地開辦經濟類課程、計算機專業等熱門學科，導致低層次人才重復培養，從而制約了中等職業教育的發展。
4.教育質量下滑，招生困難與就業困難互為因果、相互推進，使得中等職業教育雪上加霜。就業困難本身就是社會對目前教育質量的一個總體評價。質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其一是職業學校招生因難制約了學生素質，加上對教學缺乏強有力的約束相激勵機制，造成畢業生質量滑坡；其二是大多數學校沒有真正把培養學生技能放在首位，沒有突破普通教育的辦學模式，重理論、輕技能的現象不同程度地存在，致使學生畢業后不能立即適應工作崗位需要；其三是管理體制上各自為政，使得教育質量整體水平難以提高，其四是社會力量辦學缺乏必要的辦學條件和質量約束。
二、中等職業教育走出困境的關鍵在于給自己正確定位。
中等職業教育應以就業為目標，以企業為課堂。以市場作為檢驗質量的標準，根據社會需要組織教學，構建中等職業教育新體系。
1.中等職業教育要成為失業和下崗職工的培訓基地。從經濟角度看，失業會造成資源浪費，帶來經濟上的損失；從社會角度看，失業會影響社會穩定。中等職業教育就是要把制約經濟發展的失業人員轉變為新型的人力資源。解決失業問題不僅僅是從創造就業崗位入手，更重要的是利用現有教育資源，從培養失業者技能入手，實行“開放式就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結構性失業(勞動技能不適應經濟結構特別是產業結構、技術結構的轉換和升級所產生的失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中等職業教育長期的市場。我們應學習德國的經驗.把失業救濟與轉業、轉崗結合起來，失業人員必須經過培訓，否則不能給予失業救濟與補貼。
中等職業教育要面向農村大市場。我國農村現代化的關鍵在于農民素質的提高，把幾億農民培養成懂技術、懂經濟的現代化農民，這是職業技術教育的較大市場。農村教育在大力普及義務教育的同時，應增加職業教育的比重，加強農村職業技術學校的建設。農民上農業學校不舉行入學考試，不受年齡限制，不受時間限制，在市場規律指導下，以培養實際農用技術為主。農業實用技術教育有很大的外在效應。因此，政府應把農科類職業學校當作公益事業來辦。
2.中等職業教育內容要以具體的實際操作技能為主。企業對熟練技術工人的需求是職業教育的生命力所在。德國職業教育采用雙軌制，把理論與實踐、學校與企業聯系起來，其中以企業的操作技術為主。學生在三年的職業技術教育中，以企業學徒身份學習操作技能，在職業學校或培訓中心以學生身份學習技術理論，一般學生每周四天在企業進行實際技能培養，24小時在學校學習理論課。在學徒期間企業發給部分工資。德國經驗對我國目前的中等職業教育有很大借鑒意義。
職業教育應把社會引進課堂。香港職業教育一大特色是請知名的商界人士參與策劃及組織教學工作，課程的設置總是根據實際的需要.沒有固定的模式。學科專業的設置具有很強的針對性，注重操作技巧，使教育與訓練結合起來，學生一畢業就是熟練的技工或技術員。香港的人才培訓突破了普通教育模式，不圖形式，不囿“文憑”“學歷”，從實際需要出發，講求培訓實效，真正做到學用一致。大陸中等職業教育應學習香港經驗，把社會引進課堂，和市場接軌。
三、中等職業教育發展露要良好的社會經濟環境
1.根據國外經驗，我國應制定法規對城鎮初高中畢業生就業前一律實行強制性2—3年職業培訓，沒有經過崗前培訓一律不得就業。這樣，一方面可以提高勞動者素質，另一方面延續他們進入就業隊伍的時間，緩解目前十分嚴重的就業問題。
2.中等職業教育發展應注重質量，優化結構。學校要在詳細的市場調研基礎上對市場進行分析和預測，根據市場情況確定培養方向、數量、質量和時間。實行職業學校辦學準入制度，從辦學條件、生源情況、師資條件、市場行情等確定準入條件。對不符合條件的學校一律實行關、停、并、轉。
3.地方政府應增加對中等職業教育的投入。教育具有很強的外在性，把教育推向市場，市場就不能對教育起很好的配置作用。中等職業教育本身兼有個人收益和社會收益雙重性，學生為獲得個人收益應交納一定學費，政府作為職業教育的社會收益受益者，也應承擔一定的教育成本。因此，職業教育雖非義務教育，但應受到政府的鼓勵和投入
發展經濟學論文:發展經濟學與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探析
【內容摘要】發展經濟學是詮釋發展中國家如何由貧窮落后走向繁榮發達的經濟學，經濟的發展和進步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主題，發展經濟學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具有指導意義，對我國后發展西部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更是具有普適性。
【關鍵詞】發展經濟學;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
一、發展經濟學的產生
1776年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談到一個國家如何由窮變富的問題，實質上已涉及到發展經濟學的研究主題。亞當?斯密關于經濟發展的構想是: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是一個宏觀經濟問題，是國民財富和社會財富的集聚與增長。勞動生產率的高低和勞動力人數的多少決定了國民財富的增長。這是發展經濟學的雛形。但是，發展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則產生于二戰后。當時一些國家為擺脫殖民壓迫，紛紛獨立，迫切需要發展經濟。當時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遇到的問題主要是:在實踐上，一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二是當時戰敗國的經濟復蘇問題;要么對原有理論加以改造，這比較容易，要么建立新的理論，這相對困難。一些學者深入研究各發展中國家之后發現，其環境與發達國家最初不一樣，傳統理論無法復制和拷貝到發展中國家。西方國家的經濟增長理論由于條件不同、問題很多、相去甚遠，也無法照搬到發展中國家。所以當時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都迫切需要一門新理論，由此發展經濟學誕生了。早在1939年，克拉克(Clark，C．G．，1939)就出版了《經濟進步的狀況》一書，對后來經濟發展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20世紀40年代出版的《落后地區的工業化》和《東歐與東南歐工業化問題》是發展經濟學的開山之作，在發展經濟學的發展中具有引領性和開創性的歷史地位，是發展經濟學的標志性文獻。
二、發展經濟學的發展歷程
發展經濟學在其發展的過程中，根據其政策演化和發展思路的差異性，發展經濟學家將發展經濟學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及時階段是20世紀40年代末到20世紀60年代末的結構主義發展階段;第二階段是20世紀60年代末到20世紀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義發展階段;第三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發展階段。
(一)及時階段。發展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及時階段是20世紀40年代末到20世紀60年代末的結構主義發展階段，其結構主義思想，是這一時期的主導思想，后來也成為發展經濟學的主流學派。二戰結束后，很多發展中國家取得了政治上的獨立地位，經濟發展成為發展中國家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但是發展中國家面臨著諸多阻礙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如:經濟發展水平低、發展滯后、經濟變量彈性低、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表現為明顯的剛性結構。因此，結構主義認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現實不同，市場不完善是發展中國家的普遍現象，價格剛性，有時還會出現市場機制的失靈，經濟在沒有外部因素的影響下難以達到均衡狀態。因此，結構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不是靜態資源的重組和優化配置，而應建立在動態調整可投資資源和保障供給增長的前提下，使社會經濟結構作出相應的調整。
(二)第二階段。發展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第二階段是20世紀60年代末到20世紀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義發展階段。結構主義發展思路使許多發展中國家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經濟社會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成就，但是，結構主義還存在理論上的缺陷和實用上的局限性，從20世紀60年代后期開始，新古典主義“復活”而成為發展經濟的新的主流思想。概括起來，新古典主義的主要觀點是:一是社會的發展應是綜合的發展，滿足人的基本需要是經濟發展的目標;二是重視人力資本，糾正唯物質資本的缺陷;三是強調對外貿易在發展中國家對經濟發展的顯著拉動作用;四是新古典主義突出了市場機制、資源優化配置、微觀經濟基礎等在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
(三)第三階段。發展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第三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發展階段。同樣，由于新古典主義在實踐中和理論上也存在諸多缺陷，于是新古典政治經濟學開始盛行，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發展經濟學思想表現在如下:一是可持續經濟發展觀念的產生;二是新增長理論的快速發展;三是新制度經濟學的興起。
三、發展中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
從世界范圍內來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普遍存在著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問題，即都存在著發達地區和和相對落后的后發展地區。發展經濟學主要討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我國是發展中大國，發展中大國又具有不同于一般發展中小國的特征。現有的研究已經表明發展中的大國發展經濟有如下幾個特點:及時，發展中大國人口數量眾多，消費需求旺盛，市場容量的數相比較發展中小國要大。第二，發展中大國人口基數大，幅員遼闊，為了滿足日益增長的公共服務需求和實現產業的集聚、調整、優化，必須建設與之相適應的龐大的基礎設施，同時滿足不斷增長的龐大的國內需求，需要資金數量大，依靠外援或外資幾乎不可能解決問題。第三，由于發展中大國在工業化起步階段缺乏外向型經濟發展的動因，實現的是內向型發展的政策，工業化起步階段建立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也就是必然選擇。第四，自然資源豐富、勞動力資源豐腴是發展中大國良好的資源稟賦，國內市場規模大，但是，發展中大國在經濟發展中也存在如下難題:一是遺產和文明傳統的重大影響;二是沉重的人口壓力、嚴峻的就業問題和低下的經濟效率;三是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四是落后農業與工農業協調發展問題;五是內部發展與對外開放的適度選擇。發展中大國與發展中小國相比較，其工業化過程亦不同:一是資本積累。發展中小國既可以自身積累，也可以依靠國際資本。而發展中大國則不行，盡管利用外資量不少，但所占比例有限。二是產業結構。發展中大國的產業結構要求門類相對齊全，這是由發展中大國的資源狀態和國內需求狀況共同決定的。三是國內市場與國際貿易。發展中小國幅員小，國內統一市場較易形成;發展中大國幅員遼闊，建立交通和通訊網絡需要巨額投資，且耗用時間長。所以，發展中大國不同于發展中小國，發展中大國發展的不平衡問題更為嚴重，更為棘手。比如中國，存在三大經濟地帶，經濟發展水平東部、中部、西部依次遞減，處于末端的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低，與東部沿海地區的差距大。發展中大國的發展存在不平衡性、層級性。
四、發展經濟學適用于我國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
與其他國家的后發地區相比較，我國西部地區在自然環境、經濟發展、歷史條件等方面都具有某種程度的相似性。及時，我國西部地區自然環境相對惡劣，自然資源豐富。第二，區域經濟基礎薄弱，二元結構典型。第三，教育科技落后，基礎設施差，社會發育度低，資本形成能力弱。第四，西部民族地區是我國少數民族集中分布的地區。發展經濟學致力于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為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產業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如今，作為發展中大國的中國內部，亦存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先進地區和落后地區，即存在經濟相對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和經濟相對落后的西部后發展民族地區。發展經濟學為解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問題探索了良好的范例，提供了成功的借鑒，那么用它來解決一國內部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問題也是可行的。這是因為一國內部后發展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的諸多條件和現實情況與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情況類似，所以，發展經濟學可以用來解決中國后發展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問題，發展經濟學在中國的后發展地區具有普適性。
五、發展經濟學視角下西部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
發展中國家要發展經濟，就必然要走工業化道路。但是，對工業化的理解不同，就會導致不同的結果。結構主義和激進主義所采取的工業化，既忽視農業的發展，又只采取單向的工業品導向，雖然使工業獲得較大的發展，但也導致了經濟社會的二元結構。不但農業發展嚴重滯后，而且工業發展亦后勁乏力。張培剛教授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曾指出，完整的工業化是包括農業發展在內的工業化。后來發展經濟學之所以陷入危機，是因為發展經濟學沒有完成使命，廣大農村依然貧困，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二元結構依然存在。如今許多發展中國家開始重視農業的發展和農業與工業的協調。我國后發展的民族地區與東南沿海地區的差距，和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相類似，作為一個整體我國還是發展中國家，而民族地區又更為落后，暫時還不具有進行工業化的現實條件，發展中國家在由傳統的農業化國家向工業化國家轉化時，應具備較強的物質資源的儲備，包括:數量龐大的、可使用的資本儲備，勞動技能較高的、符合現代工業發展需要的勞動力資源儲備;先進的科技發展水平、現代企業管理制度;良好的基礎設施等。顯然，西部民族地區在整體上還不具備這些條件。從資本資源來說，西部民族地區資本形成能力弱，資本使用效率差;從適合現代工業發展所需要的勞動力資源來說，西部民族地區科技教育水平低下，具有一定人力資本存量的勞動力資源稀缺、素質差;就現代化的科學技術與先進的現代管理制度的適應性來看，就連東部沿海地區目前都還不夠成熟，何況西部民族地區;從基礎設施建設來看，西部民族地區由于地勢地貌和氣候和水資源等特征，其基礎設施相當落后，其基礎設施建設也相當困難。因此，西部民族地區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應該是這樣的路徑選擇:一是繼續做好脫貧致富奔小康的工作。因為一個民族、一個區域如果還沒解決溫飽問題，怎么奢談現代化。二是在國家扶持下完成經濟社會發展的“先行關”———基礎設施建設，基礎設施是現代化工業建立和發展的基本條件。三是調整產業結構，形成一批有競爭力的優勢產業，西部的工業化和現代化不能搞重復建設，要從自身特點和優勢出發，依靠現代科學技術，發展有潛力的特色經濟和優勢產業。四是發展科學技術，注重人才培養。實現西部民族地區由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轉化，毫無疑問應是后發展的西部民族地區的發展主題。
作者：饒毅
發展經濟學論文:城鄉統籌發展經濟學理念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事關建設小康社會大局,必須始終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化解城鄉二元結構矛盾,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統籌城鄉發展,就是有效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途徑和抓手,務必引起各級各部門的高度重視,繼續加大推進力度,力求收到實際效果。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劉易斯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存在著突出的二元經濟結構問題,即城鄉二元結構問題。如果城鄉在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就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并帶來諸多方面的矛盾和問題。我國是世界上較大的發展中國家,城鄉差別突出。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不平衡規律的作用還可能更加凸現。逐步消除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矛盾,對于促進社會和諧,建設小康社會,顯得尤為重要而緊迫。當前,全國上下正在積極進行體制機制的探索、創新,特別是我們重慶作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應該大膽探索、大膽創新,力爭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突破,為全國統籌城鄉發展闖出一條新路子。
理論是行動的先導。統籌城鄉發展,理論的創新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只有用正確的理論指導實踐,分析研究實踐中的矛盾和問題,才有可能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城鄉統籌才有可能按照正確的軌道前進,從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從目前的實際情況看,在一些地方還存在著只注重分析研究城鄉二元結構的表象,操作上也習慣于“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工作措施和思路不得要領的現象,其結果仍然是“穿新鞋走老路”。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重視解決“三農”問題,切實推進城鄉統籌發展,就需要加強理論的學習和研究,并切實運用理性思維解決城鄉二元結構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促進城鄉經濟社會科學發展、和諧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發展經濟學作為二戰后新興的一門綜合性、應用性經濟學科,具體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如何從不發達狀態演進到發達狀態。城鄉二元結構的矛盾,實際上是發展不平衡的矛盾,是工業化、城市化與“三農”的矛盾,是發展中的矛盾。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期,正確認識和運用發展經濟學理論,對于結合國情、市情及縣情、鄉情,制定城鄉統籌發展的政策措施,理清發展思路,明確工作目標,突出工作重點,具有極其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從發展經濟學來看,改變或者逐步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矛盾,統籌城鄉發展,實現公平與效率的兼顧,國際上主要有兩種理論可資借鑒和研究。
一種是通過勞動力流動,以城市發展帶動鄉村發展。這種理論認為,起初,在鄉村傳統農業部門中存在大量過剩勞動力,其邊際生產力趨近于零。只要農業部門與工業部門的勞動收益存在差距,鄉村農業部門的過剩勞動力自然會流向城市工業部門,形成勞動力的無限供給。雇用鄉村農業部門過剩勞動力所形成的積累不斷轉為投資,生產日益擴大,從而吸引更多的農業過剩勞動力。隨著農業部門的生產率逐步提高,收入不斷增加,鄉村過剩勞動力的逐步減少乃至消失,城鄉二元結構才會轉為現代化的一元經濟結構。另一種是通過增加農業投入,確保城鄉平衡發展。這種理論認為,鄉村過剩勞動力大量流向城市,并不會自然而然地實現農業部門與工業部門收入相等,二元結構也不會自然消失,相反,隨著城市人口不斷膨脹,城市失業日益嚴重,并出現眾多“城市病”。這種理論假設:城鄉之間勞動力的轉移是由城鄉之間預期收入的差異引起的,只要城市的就業機會和預期收入大于留在鄉村的預期收入,即使城市存在大量失業,鄉村勞動力還是會源源不斷地向城市轉移。如果城市就業機會的增長速度趕不上鄉村勞動力的轉移速度,不僅使城市發展產生嚴重經濟社會問題,也會使農業生產萎縮,糧食等農產品供應缺乏,最終影響國民經濟的正常發展。為此,這種理論提出,政府要縮小城鄉之間就業和收入差距,關鍵是要加大對農業的投入,努力增加農民收入,改善鄉村公共設施和醫療衛生、社會福利事業,就地就近解決農村過剩勞動力的轉移就業等問題。以上兩種理論,在我們現實工作中都有所體現和反映,并經實踐放大,顯示出各有其利弊。前一種理論在部分黨政領導層面有較大市場,并付諸實踐的比較多,因為發展城市經濟見效快,在領導頻繁調整的情況下,容易在短期內出政績,其弊端在于不能從根本上建立解決“三農”問題、化解城鄉二元結構矛盾的長效機制。后一種理論在理論界和黨政領導的施政報告中有較多的體現,由于其投入大、工作周期長等現實問題,理論往往落后于實踐,說的多落實的少,有的甚至根本不重視研究“三農”問題,其投入也是“毛多肉少”。
對上述兩種理論,我們不能盲從,要結合我們的特殊國情、市情、區情、縣情,借鑒、吸取發展經濟學中的合理因素,因地制宜,創造性地加以運用。因為城市與農村有著天然的聯系,城市與農村相互促進,其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從建立消除城鄉二元結構長效機制、確保國家長治久安的角度,筆者傾向于用后一種理論指導統籌城鄉實踐,同時兼顧前一種理論,實現城鄉結合、城鄉互動,不斷增強農村發展能力,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在目前的改革發展中,有一種傾向值得注意。這就是盲目發展大城市,企圖通過城市擴張和發展,吸引農民進城務工、經商、定居,也就是通過所謂“農民變市民”的途徑,一勞永逸地解決“三農”問題。實際上,這是一種帶有理想色彩的思維方式,容易被一些干部急功近利化。況且,城市的就業壓力本身就比較大,大量農民工進入城市,將使就業問題的矛盾更加激化,使城市交通、醫療、教育等問題更加突出。同時更為嚴重的是,由于城市與農村、農業、農民職能的錯位,導致資源的浪費,大量的城市居民因農民工的涌入,就業更加艱難,而農村大量的土地撂荒或者不能精耕細作,農產品產量下降、質量下滑,市場物價也會因糧油、生豬、蔬菜等農產品供給不足而大幅上漲,城鄉的發展和人民生活都會受到嚴重影響。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在適度發展城市的同時,更加關注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切實增加對農業的投入,增強農業的“造血”功能。在制定政策和法律法規時,要胸懷大局,統籌考慮城鄉規劃,統籌推進城鄉交通、教育、醫療衛生、文化等事業發展,使農民與城市居民享有同質的公共服務和同等的民主政治權利,不斷增強農村經濟發展能力,在發展中逐步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矛盾,建設小康社會。
發展經濟學論文:發展經濟學方法
一、發展經濟學的來源
對任何學科的研究都應該從它的起源開始深入研究它的發展歷程。發展經濟學作為一門年輕的學科，它的發展是從20世紀50、60年代開始萌芽，經過十年，該學科就被冷落。從發展經濟學定義看這一問題，在上個世紀經濟迅猛發展，很多國家漸漸擺脫了發展中國家的桎梏，逐漸走上經濟發展道路。
最早的經濟學萌芽是從1938年威廉姆·呂彼克用法文發表的《農業國的工業化問題》。一般把發展經濟學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及時階段，20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初。這是結構主義興盛時期t經濟學在這一階段得到迅猛的發展；第二階段，60年代中期。這是新古典派理論在發展經濟學中復蘇并出現依附論，這是發展經濟學發展昌盛時期，緊接著在70年代的時候出現了斷節。直到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為發展經濟學的第三發展階段，這是一個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和新增長理論時期，這個時期發展經濟學達到了理論成熟的時期，很多著作以及一些著名的發展經濟學學家漸漸地在理論上有所創新。
二、發展經濟學的定義
廣義的發展經濟學概念是：凡是研究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問題，都可以算是發展經濟學；狹義的概念是：發展經濟學主要任務就是研究農業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如何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或者說實現經濟起飛和經濟發展的問題。
三、發展經濟學研究方法
經過戰后50余年的探索，人們對增長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已經積累了豐富經驗，尤其在研究方法選擇上，以及方法論認識上均達到了較高水平。不過，即使如此，人們尚無法解釋與經濟發展相關的許多問題。可見該學科知識體系的復雜性。了解發展經濟學最重要的一些研究方法，這有助于在研究過程中減少因研究工具短缺、選擇不當帶來的各種困難，也有助于更方便、更科學地解釋問題、解決問題。可以大體劃分為三類：實證主義、規范主義和實用主義。實證主義的哲學觀點認為，只有通過觀察(感覺)獲得的知識才是可信賴的，舊的實證主義甚至認為推理亦不，而較新的實證主義則信奉事實的邏輯延伸產生的知識也可以認為是的，稱為邏輯實證主義。自然科學中的實證主義認為，只有直接可以觀察到的事物，即有形的事物及其關系才是真實的，認為只有當理論或命題能夠用數量表示時，這種理論才是有效的。
四、發展經濟學的發展
如果說發展經濟學中工業化理論對中國特色工業化道路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那么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對工業化進行了比較的定義。前世行副行長、經濟學家錢納里把工業化界定為“一般可以由國內生產總值中制造業份額的增加來度量”，我國的張培剛教授則運用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從技術創新角度對工業化進行解釋，認為“工業化是國民經濟中一系列基礎的生產函數(或生產要素組合方式)連續發生由低級到高級的突破性變化(或變革)的過程”。概括起來說，工業化的實質就是高效率的工業部門比例上升，低效率的農業部門比例下降。
其次是工業化理論歷經幾十年發展所形成的一套理論體系，也成為中國工業化道路的參照物。20世紀40年代到60年代，這是發展經濟學研究工業化問題的最初階段，以劉易斯模型為代表。劉易斯認為，主導經濟發展的是工業部門，決定經濟成長的關鍵是工業部門自身的擴張過程，而農業生產率的提高是工業化的前提條件；他還提出了發展中國家的三種工業化戰略：農產品出口，強調國內市場和制成品出口。
新古典學派這種發展觀點，顯然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客觀實際。事實上，市場機制起不了合理調節的作用，經濟增長的利益并不能普及人群。貧困，失業、社會矛盾、資源不能充分利用等現象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有增無減。除了前述對發展的基本看法外，發展經濟學也承襲了新古典學派的研究方法，并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經濟發展的質的規定性。
在國際經濟舊秩序之下，發展中國家在和發達國家的經濟關系中處于不平等的、脆弱的地位，從而在貿易條件、商品出口、跨國公司投資各方面都蒙受損失。但一些發展經濟學家卻往往從發達國家的角度去解釋和辯護，從而模糊了是非界限。
盡管發展經濟學有上述的庸俗觀點，但也有一些有益的成份。它所分析研究的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經驗和教訓，其本身是有參考價值的。發展經濟理論中對一些局部的、具體的問題的分析，并非都是謬誤。發展經濟學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各個側面如人口、工業、農業、貿易、財政、金融以及教育等等，作了相當細致的研究，得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論點。
在發展經濟學的文獻中，還可以看到激進學派的理論。激進學派是作為主流派的對立面而出現的，在有關經濟發展的許多重要問題上，持有與新古典學派不同的觀點。例如，關于發展中國家不發達的性質和根源，激進學派就提出了，比較中肯的意見。總之，經濟發展被認為是一個無沖突、無飛躍、無質變的過程，它所要求的僅止于創造適當的刺激、完善市場的機制和起動會自行運轉的增長機器而已。
發展經濟學論文:經濟學對發展經濟學
以19世紀德國歷史學派作為思想淵源的制度經濟學，作為一個學派產生于19世紀20年代初。其產生之后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19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代，以凡勃倫、康芒斯和米切爾等為代表的舊制度經濟學時期；20世紀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爾布雷斯等為代表的從舊制度經濟學向新制度經濟學過渡的時期；20世紀50年代至今，以科斯、諾斯和威廉姆森等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時期。[1](p.3)而對發展經濟學影響較大的是處于第三階段的新制度經濟學思想和分析方法。
本文將分三個層次，及時層次介紹發展經濟學的困境與制度分析的興起，第二層次闡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對發展經濟學的改進，第三層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處看發展經濟學今后的發展。
一、發展經濟學的困境與制度分析方法的興起
隨著二戰以后一批殖民地國家的獨立，發展經濟學應運而生。從其誕生之日起，發展經濟學就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實踐休戚相關，其對發展中國家現實的解釋力和其政策主張的切實效果將直接決定該學科的發展命運。20世紀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結構主義從發展中國家的“結構剛性”出發，提出“資本化、計劃化和工業化”“三位一體”的“國家控制教條”（拉爾語），政策推行的結果盡管使一些國家經歷了初期的短暫增長，但最終使廣大發展中國家使陷入了農業停滯、工業蕭條、尋租盛行、二元結構次級分化和經濟發展乏力的惡果。
不僅如此，結構主義在以發展中國家特殊國情為基礎，向理論宏觀化方向發展的同時，其理論基礎卻依然置身于傳統西方主流經濟學中,自覺不自覺地將發達國家的發展經歷作為參照來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張。一句話，沒有將對發展中國家現實的研究貫徹到微觀層面，結構主義最終造成了發展經濟學微觀與宏觀的不協調，影響了其整體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論建構和政策實踐上的雙重缺陷，最終使結構主義主導的發展經濟學逐漸失去了發展的動力。
在猛烈抨擊結構主義中興起的新古典主義，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為零和信息的嚴格假定下，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人們與發達國家的人們一樣會在理性的驅使下，對價格機制做出靈活的反應。發展中國家只要充分發揮“看不見的手”的作用，經濟發展就會自動實現。既然“價格—市場”機制可以同時解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問題，那么獨立的發展經濟學就無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義“單一經濟學”（哈伯勒語）主張的沖擊下，發展經濟學面臨著“走向死亡”的危險。
事實上，正如尼古拉斯·阿爾迪托-巴萊塔所指出的，“過去經濟學家之所以不能夠充分解釋經濟增長，關鍵是第四個因素—制度—受到忽視。”[2](p.2)無論是結構主義還是新古典主義，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視了制度對于經濟發展所起的決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制度缺陷，這不僅損害了經濟效率，而且也使持續的經濟發展成為不可能。
早期已有些經濟學者意識到了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劉易斯在對經濟增長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術進步是表層原因，而由土地制度、產權制度和專利制度等所激發的技術創新熱情才是更為深層次的因素。他對二元結構的分析顯著的解釋了發展中國家經濟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繆爾達爾討論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循環累計因果效應，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進行農村土地制度創新，才能擺脫惡性循環，走向良性循環。庫茲涅茨對大量低收入國家的歷史統計和羅斯托對“傳統社會”的分析，也體現了政治結構、法律體系及社會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后的根源。但是，在這些學者看來，制度是很難進行嚴格分析的范疇。他們只是描述、羅列了大量的現象，并沒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體系。[3](p.362)激進主義學派的發展經濟學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但他們更多的是從階級的視角來分析的。
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對發展經濟學產生巨大影響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以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等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利用科斯和諾斯等人開創的新制度經濟學分析方法，對以資源、技術和人的偏好來解釋經濟增長的傳統經濟思想提出了挑戰，為發展經濟學提供了新視角。在短短的十幾年內，新制度經濟學分析方法已經引起了發展經濟學家們的高度重視，制度內生的經濟發展理論已成為發展經濟學的一種流行的觀點。[4](p.41)
二、新制度經濟學的引入給發展經濟學帶來的新變化
1、在方法論上
新制度經濟學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對傳統的發展經濟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人們在對新制度經濟學開山鼻祖科斯論文的詳細考察中發現，“其研究方法具有三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僅僅研究現實的經濟現象，不僅研究的對象是現實中出現的具體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條件也要符合現實；二是注重以個案為基礎的小樣本研究，重視歸納，但不排除演繹；三是從邊際上入手。”[5]諾斯也強調：“歷史至關重要。……因為現在和未來是通過一個社會的連續性與過去連接起來的。今天和明天的選擇是由過去決定的，過去只有在被視為一個制度演進的歷程時才可以理解。”[6](P.2)這對后來運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發展問題的學者產生了深遠地影響。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對“運用啟發式研究”的推崇即與科斯、諾斯一脈相承。他們期望“運用啟發式研究來詳細闡述選擇—行動的情況以及這些情況內在的約束和刺激”，傳統經濟發展理論特別是新古典理論“被過度概括模型的危險……（能夠）在某種程度上通過對啟發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環境適時并安置可變物進行詳細說明而得到避免。”在現實個案研究的基礎上，制度分析可允許我們“穿透”社會事實而不是遠離事實的分析模式來對發展問題予以說明。同時，通過“跨文化的啟發式研究”得到大量的個案積累，也“應該產生對不同的社會和文明內在的行動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
事實上，不同國別發展績效的差異，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釋，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許多情況下對發展績效會有更大的影響。新制度經濟學個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對不同時空中制度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初始條件具有的較大異質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見。新古典主義的約束條件根本不足以表達這諸多的復雜性。傳統的發展經濟學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將對經濟發展具有深遠影響的文化、意識形態等制度因素給排除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經濟學不僅克服了新古典經濟學的過度簡單化傾向，而且還克服了其把經濟理論置于抽象時空的。
以赫希曼、繆爾達爾為代表的早期發展經濟學家也曾就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情況進行過個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從總體上來把握有關變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經濟學倡導方法論個人主義，認為“對社會單位的分析必須從具體成員的地位和行動開始”，“‘社會’、‘人民’、‘企業’或‘政黨’不是再被認為是‘一個像個人一樣行動的集體’”。[7](p.4)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學者也明確指出，“采取這樣的（啟發式研究）方法時，我們不必設想人類經驗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為諸如‘國家’和‘社會’、‘市場’和‘經濟集團’或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類籠統的東西。我們可以取而代之地設想交換關系存在于所有社會之中，市場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動情況中的角色既面臨約束也面臨機會，約束和機會的存在依靠各種結構的環境所組成的要素之中。”[2](p.351)對特定環境下個體行為的重視有可能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建立堅實的微觀基礎，克服結構主義微觀基礎建構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義過于抽象的不足。
雖然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在引入制度作為分析對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義方法的“內核”，具有與新古典主義一樣的靜態和比較靜態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諾斯和福格爾為代表的新經濟史學派，則通過對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歷史的考察，更具有動態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將靜態方法用于分析發展這一動態問題的窘境。
2、在發展的決定因素上
反貧困首先始于對制約發展因素的探討。所以對發展決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發展經濟學的核心內容之一。20世紀50年代—60年代的發展經濟學家依據哈羅德—多馬模型和羅斯托的“起飛理論”，認為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資本形成是經濟發展的約束條件和決定因素，形成了過分強調資本形成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資本論”。根據這種理論，發展中國家貧困的根源在于資本稀缺。納克斯提出貧困惡性循環理論和納爾遜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論則進一步展示了資本不足與發展停滯的惡性互動關系。
但“唯資本論”忽視了這樣的事實,即在發展中國家資本不足的同時,廣泛地存在著資本低效配置和資本浪費現象。正如麥金農所指出的，“在所謂資本匱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門遭受供給瓶頸限制的經濟中，普遍存在的卻是過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廠和設備。”新制度經濟學指出，“土地、勞動和資本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發揮作用。制度至關重要。”[2](p.122)這充分說明，資本不足不是阻礙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發達的結果。阻礙發展的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國家尋租盛行，不僅使生產經營者在提高經濟效率方面的動力消失，而且還導致整個經濟的資源大量耗費于尋租活動，并且通過賄賂和宗派活動增加了經濟活動的交易費用。所有這些方面無疑大大削弱了國民經濟的內在實力，并且使得發展經濟急需的投資或者難以形成或者投資方向和結構受到嚴重扭曲。
在猛烈抨擊“國家控制教條”中起家的新古典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嚴重的“政府失靈”，正是“看得見的腳”對“看不見的手”的踐踏應該對糟糕的經濟績效負責。只要政府放棄對經濟的過度干預，讓經濟系統“獲得正確的價格”，市場機制會自動地實現資源的配置，靜態的必將最終轉化為有效率的動態經濟發展。而作為新制度經濟學基礎的科斯定理告訴我們：交易是市場的前提。在交易成本為正的現實世界里，沒有適當的制度，任何有意義的市場經濟都是不可能的。奧爾森也明確指出，興盛的市場經濟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夠保障個人權利的制度。沒有這些制度，也就沒有人會積極地儲蓄和投資。諾斯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則開門見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也是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所在。因為制度提供了人類相互影響的框架，它們建立了構成一個社會，或者更確切的說一種經濟秩序的合作與競爭關系。
3、在發展政策上
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結構剛性和資本短缺的結構主義的自然主張是，利用國家的力量扭曲資源價格進行資本積累，組織對國民經濟各部門進行平衡或有選擇的大規模投資，以期借此走出貧困陷阱。新古典主義則認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邊”，經濟就能自然地得到發展。新制度經濟學認為，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個有效率的制度系統。因為①制度通過確定明確的規則，增加了資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減少了經濟活動的不確定性和風險，降低了交易成本，從而促進了市場更好的運行；②制度通過明確界定產權，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鼓勵了創新和企業家的出現，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持續的動力；③制度通過建立社會活動的基本規則，擴大了人類在經濟、政治、法律、文化等領域的選擇機會，從而進一步豐富了發展的內涵。
特定制度的出現與否取決于對它的需求和供給。D·菲尼認為，“對制度安排變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于這樣一種認識：既然現有安排無法獲得潛在的利益，行為者認識到，改變現有安排，他們能夠獲得潛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變化的供給，取決于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2](p138)而弗農·拉坦則進一步闡明了經濟增長與制度變遷的互動關系：經濟增長一方面產生潛在的增長利潤，這是對制度變遷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經濟增長也促進了社會科學、組織行為等方面的知識進步，這構成了制度變遷的供給方面。兩方面綜合導致了誘致性制度變遷的發生。可見，拉坦式的制度變遷是一種市場行為。鑒于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認為，如果誘致性制度變遷是新制度安排的來源的話，那么一個社會中制度安排的供給將少于社會。所以，由政府推行強制性制度變遷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選擇理論和“諾斯悖論”卻向我們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過安排激勵系統來刺激經濟增長，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為統治者的偏好、意識形態剛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導致政府維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鑒于此，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在促進發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現要依靠政府和社會的共同作用，特別是對政府要施加嚴格的限制，即建立一個受限政府。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經濟學破除了結構主義“政府萬能”和新古典主義“市場萬能”的幻想，為發展經濟學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為現實的視角。
總之，無論是在方法論上，還是從理論本身涵蓋的內容來講，新制度經濟學都汲取了結構主義和新古典主義的諸多積極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內進行了富有啟發意義的整合，并在此基礎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發展經濟學微觀實證化，內部各學派之間融合的發展潮流。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經濟發展理論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發展經濟學真正的復興之路。
三、發展經濟學中制度分析方法面臨的挑戰與今后的趨勢
新制度經濟學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內對發展經濟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讓研究經濟發展理論的學者們刮目相看的同時，其自身也因為尚處于成長階段而又有諸多不足。不可否認,制度是一個涵蓋面廣、內容極為豐富復雜的范疇，對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經濟學的傳統研究領域。與之相適應，有關將制度經濟學與發展經濟學相結合的文獻還顯得駁雜和凌亂，不僅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核心概念尚無統一定義，而且缺乏一個公認的嚴謹邏輯體系，模型化也不夠。在邏輯實證主義依然是檢驗經濟理論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現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計量性差，取得數據的困難，也嚴重阻礙了對制度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作更為和深入地研究，妨礙了其在政策研究領域的定量運用。對發展經濟學來說，將制度經濟學整合進來還需進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構和模型化的工作。
同時，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抨擊新古典是“無制度”分析的制度主義，其本身對制度的內生化也是不的。比如，張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約安排的選擇時，就把立法機構的法律實施水平視為當然；V·奧斯特羅姆等人也是將發展中國家的憲政體制作為外生變量來進行分析的。而且，市場本身也是一種制度。但新制度經濟學并沒有從理論上解釋市場何以產生。科斯只是在市場存在的條件下研究了企業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將“市場存在”的假定作為其分析的初始條件。20世紀80-90年代，大量的發展中國家從計劃到市場，迫切需要一個培育市場的理論作為指導，面對這一情況，制度分析至今沒有提供令人滿意的答案。對于以上的問題，以楊小凱為代表的新興古典經濟學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貢獻。
另一個重大的挑戰，正如V·奧斯特羅姆等所承認的，是“如何理解人類社會中秩序的本質和建立”。因為“它要求學者及有關職業人士選擇使自己能夠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類社會中所創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決這個難題往往是我們陷入不正當的文化種族中心主義，……相對生活在欠發達社會中的人，生活在發達社會中的人易于表現出強烈的優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話……”[2](pp.334-335)比如，在當今新制度經濟學與發展經學融合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與發展的反思》中就表現得非常明顯：錢堂馮實際上認為美國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奧斯特羅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認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場制度下，經濟才能持續發展。對于今后的制度經濟學與發展經濟學的結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從發展中國家的實際出發，考察這些國家的經濟與非經濟的因素對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響，也必將行而不遠。
20世紀80年代勃興的新制度主義分析方法，已經對發展經濟學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正如阿羅所說，“新制度經濟學運動”主要并不限于對經濟學的傳統問題給出答案。相反的，他還回答了新問題，即經濟制度為什么以這種而不是那種方式出現；它與經濟史相融合，帶來了比傳統理論更加犀利的“本原經濟”的分析。諾斯也說：“我們對制度的嚴肅研究還只是一個開端。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們可能對所有這些問題永遠不會有一個明確的答復，但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