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中國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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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中國論文:新常態創新中國經濟論文

一、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

從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供給層面看，隨著農業現代化和新型城鎮化的推進，工業化和信息化融合發展趨勢明顯，我國經濟三次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必將對促進消費結構升級擴張發揮重要作用。但結構調整需要一個過程，也會伴隨陣痛。當前房地產業面臨復雜局面，相關產業產能過剩問題凸顯。這是造成我國經濟增速下滑的重要誘因。這要求我們在制訂宏觀經濟調控政策時除考慮短期的周期性需求刺激政策外，更多的要結合結構性的供給調控刺激政策，尤其要通過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為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創造良好環境；與此同時，還要充分發揮金融創新升段在促進經濟優化升級中的作用，如通過收購兼并手段重組產能過剩產業，通過資產證券化和金融租賃等多種金融工具組合創新，化解地方政府面臨的財政壓力，為經濟發展模式轉型和增長動力轉換創造良好條件。隨著金融改革深化和資本市場的發展，金融資本市場配置效率提高，也有利于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從經濟增長理論看，我國經濟高速增長所賴以支撐的正要素投入條件正在發生變化，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趨于下降具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改革開放以來，歷史形成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和長期形成的人口結構，為我國不斷推進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提供了勞動力供給充足、勞動力成本較低的比較優勢，一度為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貢獻了人口紅利。而由于人口老齡化進程加快和新型城鎮化的不斷推進，我國勞動力成本優勢趨于減弱。與此同時，我國有限的土地資源面臨工業化和城鎮化與確保糧食安全的共同需求，土地要素成本上升也屬必然趨勢。另外，我國經濟資源環境約束的增強，也倒逼我國發展方式轉型，不可再生資源成本和價格波動也會對經濟結構轉型升級提出挑戰。

二、創新引領煥發新活力

面對我國經濟新常態，我們唯有靠創新引領發展戰略的不斷推進來保持經濟健康和可持續發展，使經濟增長由單純依靠要素投入數量的增長轉向更多依靠要素產出效率的提高。立足當下，面向長遠，以國家啟動的“十三五”規劃編制為契機，切實推進創新引領發展戰略。通過深化改革、創新體制機制，極大改進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釋放改革紅利。例如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進、PPP（政府和市場協同，Public-Private-Parternership的字母縮寫）投資模式的推廣，在市場準入方面探索推廣上海自貿區的負面清單模式，會逐步破除經濟發展中的體制機制障礙，釋放市場經濟活力，提升市場經濟效率。通過技術創新不僅會帶來新的產業變革甚至革命，為經濟發展和增長帶來新動力、注入新活力，而且會引發產業組織生態的新氣象、新面貌。如移動互聯網的興起帶來的互聯網金融、大數據、云計算等跨界融合發展可一掃傳統產業產能過剩的“霧霾”，是經濟呈現萬眾創新、大眾創業的新浪潮。如智能機器人的研發和大規模生產在應對人口老齡化進程中會發揮重要作用，而生物醫藥技術的突破也會對人的生命健康帶來福音。而且我國以某些領域的強大的產業基礎和龐大的國內市場為依托，有可能在某些領域實現國際性的引領和跨越。如面對德國提出含有互聯網因素的工業4.0（即第四次工業革命，是一個由德國政府提出的高科技戰略），清華大學專家提出進一步提出含有金融元素的工業4.5，筆者也倡導移動互聯網（信息）、移動物聯網（智能機器人）與移動能聯網（持續能源）融合創新的M立方（M3）產業模式等。其實，從基礎研究的角度看，存在物質科學、能源科學、信息科學甚至生命科學交叉融合的潛在可能性。

清華大學專家最近在暗物質方面取得進展，中國科技大學專家發現暗物質與人體疾病的關聯，存在物質科學和生命科學交叉創新的可能契機。因此，在新一輪國際競爭中中國制造的靜態比較優勢，必將逐步轉化為中國創造的動態比較優勢，逐步實現由經濟大國到經濟強國的重大歷史轉折，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奠定堅實的經濟基礎。創新含義非常豐富，還包括新型全球化背景下的空間格局謀劃和戰略創新。我國改革開放以來融入的全球化進程，更多是在原有全球治理體系的框架和規則下的參與和適應，我國無疑是收益者，但由于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無疑也受到國際經濟霸權尤其是貨幣金融和信息資源等的制約。面臨經濟新常態和新形勢，作為負責任的經濟和文化大國，我國應更加積極有為地參與塑造新型全球治理體系，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謀劃國際經濟合作新格局。如“一帶一路”戰略倡議，通過推進相關各國交通和信息等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通過綠色與和平的方式促進我國制造業的跨境合作轉移，不僅會有效淘汰落后產能、優化提升并跨境轉移過剩產能，不僅有利于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也會有效帶動相關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福利改善，為構建更加和諧的國際經濟關系做出貢獻。在新的全球化視野下，國內的經濟空間格局也必然會進一步優化，兩岸四地的合作會更加緊密，祖國和平統一大業也會面臨新的契機，京津冀一體化、長江經濟帶等也會帶來區域經濟增長新亮點。創新引領還包括國家治理理念和體系的更新，這也是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重要戰略任務，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良法善治，構建多元立體治理體系，為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提供良好運行環境。在經濟上逐步建立有利于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權力“正面清單模式”，要求法無授權不可為，同時逐步推廣市場準入的“負面清單模式”，法無禁止則可為，并通過完善國有資本收益補充社會保障資金等方式有力推動社會和諧發展，切實改善民生，增強人民福祉，面對經濟增長新常態，構建更加關注社會民生的新心態。

作者：左傳長

創新中國論文:看次貸危機創新中國金融創新論文

目前美國次貸危機已爆發，引發了全球金融動蕩，讓世界為之震撼。次貸危機的引發因素是多方面的，但究其根源是“創新”惹得禍。這也就讓世界金融行業產生懼怕創新的念頭。然而進步是永遠離不開創新的。因此絕不能因為回避危機而拒絕創新。很大程度上，回避就意味著要面對更大的風險。尤其是對于中國相對落后的金融市場。金融市場發展與運行中風險是必然存在的，即使出現也是相當正常的現象，因此只有敢于面對，積極應對以及及時采取合理的措施進行解決才是中國金融業甚至整個經濟發展的良策。

[關鍵詞]次貸危機金融市場金融改革中國崛起

一、次貸危機

（一）次貸定義

美國監管當局認為，次級債的含義就是貸款給那些不夠銀行發放貸款標準的人，讓他們去買房，所以稱為“次級”。據美國監管當局調查，這些次級貸款并不是商業銀行發放的，而是不受監管的貸款公司發放的，他們是不需要注冊的貸款公司。那么，為什么這些小公司能夠發放那么多貸款呢？這是次級債危機的關鍵。這些小的貸款公司發放貸款之后，把賣給有特殊目的的投資機構，或者叫打包公司。

這些打包公司把款打包分成A、B、C、D四檔，交給評級公司進行評級。假如有100個次級債客戶，其中有很多人不能償還貸款，但是肯定不會全部都不還。假設有20%的人能償還，把這20個人選出來打包，這20個人還款概率是99%，按照穆迪和標普的評價標準評為3A；另外還有20%的人還款概率是80%，評為1A；30%的人可能還不上，評為3B；其他的人評為C或者垃圾級，這就是資產證券化。也就是說，打包變成一包資產以后，根據不同的風險級別再分類賣給不同的人。這樣投資者也很放心。例如，社保基金追求安全和高回報，可以選擇3A級的債券，風險投資者可以選擇3B級，很明顯，這是“創新”。[8]對于這些信用無法得到保障的債券，發行者自然希望賣到越遠的地方越好。因此，到誰是“創新”的受害者？誰是損失的承擔者？毋庸置疑，是那些購買者，是歐洲的投資者，也包括我們中國的銀行。

（二）次貸的傳導機制

次貸危機的傳導機制是：住房者／借款人從貸款人這里借到錢，貸款人將貸款轉給特殊目的公司(就是SPV)，SPV找到承銷人把貸款打包并證券化，經過評級公司評級，該證券就可以在市場上出售。市場上的購買者包括養老基金、保險公司、共同基金和對沖基金等，也有一些個人投資者。

美國次貸確實分散了風險。美國的金融產品、金融衍生產品和金融創新都是全世界的，次貸這樣一種創新使得美國不夠住房抵押貸款標準的居民買到了房子，同時通過貸款打包、證券化將風險分散到了全世界。誰是這次美國次貸危機最終的埋單者?現在看來，最終的埋單者中包括了歐洲國家的銀行，當然美國自身也承擔了部分損失。

我們需要看到事物的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這種創新將風險分散到了全世界，從這個意義上講，這是創新的成功之處。另一方面是負面的影響也擴散到了全世界。美國僅僅1.5萬億美元的次貸就攪動了全球的金融市場，影響范圍是非常大的。次貸危機起源于利率的上升，房價由上升轉為下降，形勢發生了逆轉。傳導的導火索是評級的下調。信息不對稱使次貸衍生產品投資人對評級機構有較高的依賴度。評級機構只能用建立在歷史數據之上的計量模型來推算違約概率。一旦房價、利率變化，模型原有的假設條件不復存在，評級機構需要對模型進行大幅度的調整。

這次受到次貸危機沖擊的首先是美國按揭貸款銀行和公司。次貸違約率13.33%，直接貸款損失約1730億美元。美國按揭貸款市場的投資損失共計2820億美元，其中投資次貸的損失2040億美元，損失率10.8%。美國市場次貸規模只有1.5萬億美元，與此相關的證券化產品在市場上還是少數，但是其傳染效應和由此造成的流動性的緊張與恐慌心理卻蔓延到整個市場。另外一類損失者是購買了次貸衍生產品的各國銀行、對沖基金和保險公司等，比如德國的銀行就做次貸管道比較多。我們中國的銀行在這個市場投資數量比較小，投資策略比較保守，所持產品的信用等級比較高，投資期限也比較長，所承擔的次貸損失只占非常小的一個比例。次貸危機的沖擊是一個過程。投資者如果持有到期則損失就會小一些。相比之下，如果投資期限比較短，不得不在高折價的情況下賣出，所受損失就比較大。第三類受害者是雖未購買次貸衍生產品，但依靠資產支持商業票據融資的銀行。比如被媒體報道最多的英國北巖銀行。北巖銀行存款很少，但是發放了很多住房抵押貸款，它的資金來源就是不斷在市場上發行資產支持商業票據。由于次貸問題的沖擊，北巖銀行即使愿意付出很高的利率也不能將資產支持商業票據發行出去，票據的承銷商無法兌現保障，造成北巖銀行的現金流斷裂，進而引發銀行擠兌。

次貸危機正開始滲透到實體經濟。滲入實體經濟的渠道主要是房價。房價下跌使得整個形勢雪上加霜。房價越跌，次貸借款人的房子就越難以銷售出去，還款就出現困難。這時銀行就可能把他們的房子拿來強制拍賣，這就導致房價進一步下跌。房價的下跌使得次貸借款人的負資產上升，進一步加深次貸危機。

二、金融創新

（一）金融創新是次貸危機出現的根源

次貸危機的根源在哪里？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是金融創新的結果。在金融市場上，當一個新產品出現的時候，就可能出現泡沫和危機。新產品在市場上從來沒有出現過，面臨定價的問題。例如，2000年美國科技泡沫的破滅，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不知道新經濟的概念如何定價。有些公司只要說自己是“新經濟”的概念，即使沒有盈利，也可以上市，股價可以達到100、200甚至上千美元。隨著時間的推移，當后來的投資者發現新經濟的概念不值那么多錢時，泡沫就破滅了。美國次貸危機有兩個比較新的特點。首先，很多銀行或者貸款機構發放了次級房地產貸款，轉身通過資產證券化方式，把次級房地產貸款的風險轉嫁給次級債的投資者。第二，次級債本身和金融衍生工具、結構性金融產品混在一起，使得次貸危機包機整個金融市場。很多金融衍生工具、結構性金融產品里混合了回報高、風險大的次級債。這些金融衍生工具、結構性金融產品的大發展，使得整個市場對次級債風險的承受能力大大提高。這次危機給我們的一個教訓：新的金融產品、新的概念，都隱藏著一些危機。如果因為懼怕危機，不讓新產品出臺，這些產品就永遠不會出現，金融市場的效率也很難提高。所以，在新產品出現的時候，需要有特殊的監管政策。這個監管政策不能限制新產品的存在，而是需要通過其他途徑來衡量新產品的風險在哪里，將風險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

（二）中國金融市場的現狀

A．大局中的中國金融市場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新的金融體系的建立，中國的金融市場在不斷探索中發展。目前，一個初具規模、分工明確的金融市場體系已經基本形成，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及時，建立了較完善的貨幣市場中國的貨幣市場主要包括同業拆借市場、銀行間債券市場和票據市場。自1996年6月起，中國人民銀行取消了同業拆借利率上限，放開拆借利率。統一拆借市場的形成，結束了市場分割、多頭拆借的局面，規范了各金融機構的拆借行為，提高了銀行之間融通資金的效率，推進了利率市場化，并為中央銀行加強宏觀調控提供了條件。1997年6月，中國建立了銀行間債券市場，允許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進行國債和政策性金融債的回購和現券買賣。到2001年底，債券回購累計交易量達6.1萬億元，現券交易累計交易量為1597.6億元。第二，資本市場在規范中發展1990年10月和1991年4月，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先后成立。經過12年的改革和發展，中國已經形成了以債券和股票為主體的多種證券形式并存，包括證券交易所、市場中介機構和監管機構初步健全的全國性資本市場體系，有關交易規則和監管辦法也正在日益完善。第三，保險市場的深度和廣度不斷擴大中國保險市場快速發展，保險業務品種日益豐富，保險業務范圍逐步擴大，保費收入較快增長。商業保險已成為中國社會保障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保險市場的發展在保障經濟、穩定社會、造福人民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第四，外匯市場的發展1994年4月，中國在上海建立了全國統一的銀行間外匯市場，將原來分散的外匯交易集中統一起來，為成功進行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形成單一的、有管理的人民幣匯率體制奠定了重要的市場基礎。8年多來，銀行間外匯市場的效率不斷提高，成交規模不斷擴大。目前，銀行間外匯市場開辦了美元、日元、港幣、歐元對人民幣的交易。到2001年底，已累計成交各幣種折合美元4397.7億美無其中，2001年各幣種外匯交易折合750億美元。

B.次貸危機中對中國金融市場的深度審視

及時，中國的債券市場。這里指的不是國債，而是公司債券市場，次級房地產貸款實際上是公司債。中國的公司債券市場現在怎么樣？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可是，成熟國家的公司債市場規模往往是數倍、數十倍大于股票市場。公司債市場是發達國家應該有的最基本的市場，但我們中國沒有。我們有國債市場，但沒有公司債市場，更不用說債券評級、打包等配套措施了。

第二，金融市場里一個很重要的價格是利率，目前利率自由化情況怎么樣呢？雖然貸款利率有一些上浮的空間，但存款利率還是綁得很死。作為世界上第二經濟大國，我們連基本的存貸利率都還沒有自由化。而利率自由化是金融最基本的特征，當然，利率不能夠地確定，跟債券市場不完善有很大關系，公司債券的價格隱含了利率。利率尚未自由化是中國金融市場的很大問題。

第三，匯率問題。從2005年7月人民幣匯率改革到今天，在不到兩年半的時間內，人民幣匯率升值了12%，這個速度是快還是慢？大陸官員認為這個速度已經算是挺快的了，而在臺灣省，從1986年到1988年，三年時間內臺幣升值了30%，事后學界都在罵臺灣當局，認為它的匯率升值太慢。

第四，對于資本進出的管制，國家現在管制非常緊，即使有黑市，還有私下管道，但從國家的態度看，資本的管制還是非常進。港股直通車也沒有放開。總的所來，在過去30年，中國已經變成“世界工廠”，變成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于此同時，金融方面的表現不是很好，金融發展尚不能配合實體經濟。也許再過15年、20年以后，中國的經濟總量和美國一樣強大，但20年以后，我們的金融是能否會有進步，基本的公司債市場能否建立起來，真正發揮融資作用，都是值得思考和重視的問題。

（三）中國的金融創新與發展

然而對于中國國內的金融發展與創新，我們通常擔心新產品的風險無法控制。人們往往會因為對新產品的風險不了解，而限制它的出臺，不去進行嘗試。雖然看上去發生金融危機的風險比較小，但另一方面的代價也是很大的。這個代價是，投資者和企業的金融需求滿足不了，這對整個經濟的發展是有害的。從這個角度看，美國的次貸危機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么可怕。當次貸危機過去以后，美國金融監管當局會重新認識到金融衍生工具、資產證券化工具的好的一面和壞的一面，會出臺一些新的監管政策來限制壞的一面，發展好的一面，這本身也是資本市場、金融市場學習的過程。像美國這樣成熟的資本市場，也有一個學習的過程。對于我們中國來說。這個學習的過程會更長。我們不能為了防范金融風險而過分強調資產的安全，試圖在試點推進過程中把所以風險都置于我們可控制的范圍內。事實上，有些東西如果不實踐，永遠不知道風險有多大。這是次級房地產貸款危機對國內金融市場的一點啟示。在市場經濟環境下，有各式各樣的金融創新，每天都有創新，想不出問題，是不現實的。關鍵是，當出現問題或者即將出現問題的時候，金融監管單位要有能力處理。入股我們打算事先計劃好，把所有的風險都能控制住，再去開放金融市場，這是不會有長足有利發展的。公務員之家

因此，次貸危機對中國金融創新的啟示，還需要強調以下幾點：

及時，要充分的盡職調查，參與放寬的機構、打包的機構、評級的機構是否盡職？評級機構是否進行了認真的評價？對于各類參與創新的機構是否有足夠的制約機制？

第二，要充分披露信息。實際上，即使有些貸款人是沒有還款能力的，也有人愿意貸款給他們，有的貸款目的是捐贈性的，就是為了救助沒有房子住的窮人。即使窮人沒有還款能力，還是要貸的，只是需要披露信息，需要有人告訴他，哪些人是這種人。如果貸款人本來是還不起債的，就不能讓本來不想捐贈的那些投資者買這些產品。這是信息不對稱問題，投資方和發行方的交易是信息不對稱的。只有在對信息和了解的基礎上，才能進行風險的判斷和定價。信息披露不充分，是引起風險的第二大問題。

第三，是監管。在金融市場上，絕不能認為走向市場化就不要監管。認為市場能自己監管，這是空話，就像足球場一定要有裁判一樣，監管的能力、監管的到位程度、監管的覆蓋面，是金融創新的三個條件。

第四，在創新復雜產品的過程中，徐呀考慮如何是原始的信息不損失、不遺漏。在中國搞金融創新，業務創新要做，這是目標，同時，監管和協調更要做好。還要強調的是，中國是出口導向型國家，中國當前經濟增長中，有60%以上是靠進出口拉動，因此說中國是貿易大國是正確的。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也穩固的確立。然而再看其金融市場的發展，跟不上中國當前經濟的發展節奏。在中國，可以這樣理解，中國的經濟發展可以比作高級小汽車，而金融的發展狀況只能用拖拉機來形容，如果讓轎車和拖拉機共同工作來實現經濟的飛躍，顯然拖拉機不僅起不到積極的作用，還會嚴重影響轎車的先進。因此我們必須敢于去搞金融創新，不去懼怕問題與風險，并且配合以有效的金融監管機制，那么就會很有效的緩解經濟發展與金融發展不對稱的矛盾。

三、結束語

可以這樣說，應對危機的具體方法可以有成千上萬種,但是我認為無論什么情況下，保持清醒的頭腦和一貫的自主做法最為關鍵。只有靠自己的思索和努力，才會獲取成功，對于個人是這樣，對于一個民族更是如此。中國面對次貸危機，面對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只有保持冷靜，認清事物，采取有效的改革創新措施，不斷改善和完善自身，才能保持有利地位，實現真正的崛起！

創新中國論文:深圳國際賽:創新中國高爾夫賽事模式

2014年已入尾聲，環顧過去的一年，中國高爾夫整體在期盼和驚喜中一路走來，從整個選手表現，賽事整體運營，高爾夫市場擴容，再到職業經理人發展，本土品牌賽事的構建，乃至青少年選手基礎建立和基層高爾夫的普及，都在整年中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伴隨著一系列利好消息之余，這途中還夾帶著許許多多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同時，2015年的4月19日，首屆歐巡-深圳國際賽將正式在深圳正中球會拉開帷幕，關于“中國高爾夫崛起”和“城市化賽事職業名片”以及”球會自主世界賽事品牌”的相關議題如今被擺上了業內討論的圓桌。費海龍，作為這位坐鎮深圳正中高爾夫球會的整體布局者，在無數個日與夜里，對未來和現下的前景展開了長久的反思與討論，并在長達接受采訪的1小時里，為我們呈現了有關全新歐巡品牌賽事的構建與職業化進展的思路。

繁榮市場的必然產物

2014年4月22日，第20屆沃爾沃中國公開賽在深圳正中高爾夫球會舉辦，作為歷史悠久的世界性品牌賽事，沃爾沃中國公開賽并不是及時個進駐到中國國內的專業系列賽事，特別是在進入21世紀開始，越來越多的世界性品牌賽事機構熱衷于在中國市場這塊尚待開墾的土地上尋求國外所沒有的驚喜與機遇。世界兩大頂級巡回賽事――歐巡賽與美巡賽，在中國持續吸引關注，沃爾沃中國公開賽、BMW大師賽以及匯豐冠軍賽的火爆球市展現了中國高爾夫市場的活力。尤其是匯豐冠軍賽于近年升級為美巡賽事，并且以850萬美元創造了中國高爾夫的單項賽事總獎金記錄，而其他高額獎金賽事更是不計其數，這些巨大利益輸入的背后，投資方對中國市場的信心不言而喻。由此可見，中國高爾夫市場的巨大潛力得到了眾多品牌球星和賽事機構的認可，而每年的大型高爾夫球博覽會，也從側面證明了中國市場在諸如圣安德魯斯皇家古老高爾夫協會等業內品牌心中具備了一定的地位。

高爾夫球不單止是一項運動，對旅游，環境，就業，招商引資，房地產等方面都具有積極性影響。而事實上，舉辦世界性賽事，歷來是高爾夫產業鏈中集中展示的一個商業契機，通過大量的品牌展示和大量的媒體介入，自主性更高的品牌賽事給予了承辦球會足夠多的操作空間和信任，而這種在舉辦過程中展示出來的特殊面貌將足以引起眾多人群的興趣。并且這在協助承辦球會提高知名度上，更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因此，深圳正中高爾夫球會在成功承辦第20屆沃爾沃中國公開賽后，再次奏起舉辦“歐巡-深圳國際賽”的號角，意圖打造出國內球會與歐巡首個純凈的專業性無冠名的世界性專業賽事新品牌。眾所周知，中國高爾夫市場繁榮的投資景象除了給予相關機構通行的便利外，也帶來了越加激烈的競爭前景，作為全新的一屆歐巡正式賽事起始性的賽事，“歐巡-深圳國際賽”是深圳正中高爾夫球會本年度的努力的縮影，也有充當當地政府代言名片的趨勢。

自10月23日召開新聞會以來，業內對于”深圳國際賽”的反響巨大，但是也同樣存在著爭議，從過去的兩個月得知，坊間一直流傳著“深圳國際賽”250萬美金的總獎金額度比起匯豐冠軍賽850萬美金不免相形見絀的說法，有對于此，費海龍認為，任何事情都非一朝一夕的時間可以達成，羅馬更非一日建成，在面對現下的質疑與討論，這位具有開放思維的高爾夫人認為品牌的構建需要時間來建立根基，而事物的好壞則是要公開面眾才能淬煉真諦。以匯豐冠軍賽為例，這項在世界享譽盛名的賽事早已成功融入上海，并儼然與這座城市一同構成了一個家喻戶曉的名片。匯豐冠軍賽歷經十年，從觀眾緊密度維持、草坪養護、賽事運營、設備更新、旅游普及等方面累積了長久而有效的經驗。同時，值得一提的是，該項賽事擁有匯豐銀行的冠名背景，屬于以企業為主導的大型賽事，而深圳國際賽，則是首個以球會直面賽事機構和一體化經營與打造的賽事品牌，首次以城市定義歐巡賽事，沒有任何冠名背景，純凈而又具有當地特色，以上，都是深圳正中高爾夫球會渴望展現出的一種新面貌。在談到獎金池方面的差距，費海龍以舉辦時間，投放預算，資金分流等層面作出了詳細的答復。匯豐冠軍賽通過十年的磨礪，走出了一條屬于其本身的道路，在資金分流上顯得更游刃有余，從大局上也更容易讓市場提高信心。“在這850萬美元里面，據我所知應該是不包含邀請球星的費用。同時匯豐冠軍賽也沒有邀請球星的預算。”費海龍如是說。“我們虛心地學習成功的賽事案例，在其中加入我們的元素和想法，一步一個腳印，即是對于深圳國際賽處于成長期最實在的定義。”

時 尚與商務的雙重底蘊

誠然，深圳正中高爾夫球會歷來對球員效應較為注重，在不久前的沃爾沃中國公開賽上，當時紅極一時的瑞典天王亨里克?斯滕森、“萌系”星人杜夫納，超級球星保爾特等更是沃爾沃中國公開賽上的座上賓客。因此，費海龍相信，在不久的將來，綜合了整個正中高爾夫球會和深圳城市文化元素的深圳國際賽將會呈現出與別不同的一面，競爭能夠帶來動力，而針對時下個鐘業內賽事的良性競爭，無可厚非會成為深圳國際賽的強心針和催化劑。

在深圳國際賽的新聞會上，正中高爾夫球會為深圳國際賽賦予了“城市、國際、開放、商務、時尚”眾多內涵和賽事特色，意圖打造別致的賽事體驗，在縱觀整個高爾夫球賽事歷史中，時尚元素是一門非常新穎的衍生品。對于深圳而言，時尚象征著一個創意城市的崛起，囊括了一個城市的創新行業的巨集。深圳作為中國的經濟開放特區，憑借高度的包容性和開放性，這座屹立在南中國海岸的移民城市煥發出區別于廣州，北京，上海三大城市的另類格局。“深圳，之于中國就是中國的美國，具有高度的包容性和開放性，作為移民城市，這里匯聚了全國和世界各地的元素和思維。深圳擁有自己的屬性，擁有自己獨特的屬性，而拼搏精神和機會主義則是這塊土地上的通行準則。”費海龍認為，“深圳國際賽落戶于此，作為及時個以球會與歐巡賽事委員會簽約打造的世界性歐巡正賽，這是其一的大優勢，而同時，如何把深圳市的人文精神，賦予深圳國際賽更多的有意義，有內涵的定義，如果把深圳整個城市與深圳國際賽有機地、成熟的結合起來，將是我們現下整個球會和執行方的首要目標。”

深圳以移民城市的典范之名聞名全國，同時，中興、華為、騰訊、平安集團等世界行業巨頭企業紛紛在此奠定了整個王國的根基，而這些繁榮而又讓人值得思索的景象背后，在費海龍眼里都是值得去分析和探索的，在了解了整個中國高爾夫市場的宏觀格局后，正中球會一舉斥資上億人民幣巨款，意圖打造高爾夫人眼中具有操作性和利好預見性的高球盛事，而深圳市作為臨近香港特區的特大城市，憑借優異的地理位置和開放角度，成功助力眾有志之士成就了人生的輝煌，時尚與商務的氣息籠罩在大鵬灣的上空，而能夠讓更多的高爾夫人了解與貼近深圳的本質，如何在本次賽事中，引入更多的新穎品牌機構，讓更多不同階層的觀眾與人群，都能夠在整個深圳國際賽的賽程中獲得自己的所需和快樂，則是這次深圳國際賽中非常重要的一環。而以上這些，都詮釋了深圳國際賽時尚的一面。作為全國客流量較大的公務機交通樞紐，深圳更一步步成為了全國私人游艇交易、私人飛機交易、奢侈品珠寶交易的重要集散地，“大部分的時尚產業都在深圳落戶生根，大多數的時尚產業都在這里找到了屬于自己的位置并且與這座城市建立了一條不可崩離的生存紐帶，我們所謂的時尚，指的是將城市特征融匯貫通，讓人耳目一新，敢于創新。”費海龍解釋道。“除此之外，而商務、高端、純會員作為我們正中高爾夫球會一直以來的定位，表明了企業家是我們球會的主要服務對象。深圳市是一座充滿著商務的氣息的城市，我們的定位將影響整個深圳國際賽的定位，而整個深圳市的定位也在回饋著我們，企業家在深圳市能夠獲得更多的商業機遇，這也是一直深圳市發展至今能有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無 冠名的創新模式

隨著中國高爾夫產業的不斷發展，當下這項運動無疑正處于向健康化發展的路途中，市場潛力巨大以及運動水平漸長讓高爾夫運動在中國越來越呈現正能量的形象。作為一項古老的運動，歷來世界性賽事皆有由大型知名企業和球會冠名的歷史傳統，而深圳國際賽采用無冠名的方式推出市場，從側面反映了正中高爾夫的大心臟，也進一步印證了其一再強調的創新精神。作為一個首創將城市與高爾夫賽相結合的新穎辦賽理念，如何突破出資方不冠名的宣傳瓶頸，這關乎到整個賽事的可持續發展和球會的運營順利與否。“關于深圳國際賽的戰略已經確定，這場賽事將以深圳市命名，不會出現冠名贊助商。但是深圳正中在贊助商的問題上呈開放態度，歡迎有興趣的國際國內企業一起辦賽。”采用不冠名的模式承辦賽事，這在國內外都屬于較為大膽的做法，因為不冠名象征主動放棄一部分的前置宣傳效應，而正中球會在不冠名的前提下，還將每年斥巨額資金為深圳國際賽的成長鋪路，其決心和引起的連鎖反應一度成為了業界議論的熱門話題。費海龍認為，一個城市的成功模式，得益于政府策劃法規和利好條款的支援，也得益于城市內部的力量構建出牢不可破的生態圈。而為城市代言，將世界性賽事打造為一個城市名片，將深圳市的形象包裝為一個高爾夫球盛事，同樣值得正中人多費思量。不冠名有利有弊，在短期效益上，投資方會忌憚無冠名的做法，更容易被引申到慈善賽事模式上，而實際的深圳國際賽則以歐巡正賽面目示人，創新的做法承擔著必要的風險。與具有企業冠名的賽事模式不同的是，正中球會出于對往昔和未來兩種市場環境回饋的初衷，踏出了承辦不冠名國際性大賽的及時步。而對于此，深圳政府對于發起者提供了完善的配合和信任，而依靠自律與公開，正中球會進一步獲得相關部門和投資方的高度肯定。在表面上，正中球會的深圳國際賽是一級正式歐巡正賽，為中國球手和中國高爾夫球發展進一步貢獻了自身的力量，在中高協里，相關的創新模式多次被提及和得到肯定。而在更深一層的意義里，深圳國際賽為中國高爾夫再次奉獻了一個高爾夫球盛宴，和全年齡段觀眾都能樂在其中的歡樂嘉年華，而每年舉辦一次的系統時間，也將富有人文色彩的高爾夫情懷烙印到深圳市原本早已繽紛多彩的城市名片上。

“我們希望能夠循序漸進地打造屬于我們的品牌國際賽事，當然，我們也希望能夠和國內外各大品牌共同參與到這當中去。我們要打造具娛樂性，最專業，最多元化的高爾夫球賽事，而不單止是遵循傳統踏在前人的腳印上，我們嘗試加入我們的構想，讓深圳國際賽不單只是一個國際高爾夫球比賽，更是一個全世界觀眾都能從中得到歡樂的盛典。而這些都是我們接下來的首要工作。”費海龍對不冠名的模式充滿了信心。同時，低調做人，高調做事，一直以來都是中國社會的傳統哲學思維，作為一家國內著名的球會，在本次賽事模式上，也在處處彰顯這一特點。“不放空話，不定假大空的目標，比如我們一開始獎金就是證明，我們希望能夠低調、努力、盡心盡力地打造出我們想要的，大眾想要看到的賽事，無冠名的做法也證明了我們沒必要去搶風頭，我們不會把深圳國際賽命名為正中深圳國際賽，因為這不符合我們的文化，我認為低調，認真地去完成我們夙愿，就已經足夠。”

無 冠名的創新模式

相比起一眾球會承辦的專業賽事而言，我國的高爾夫球事業發展卻依然在怪圈中尋覓真實的答案。我們知道，借助高爾夫項目進入奧運會的契機，中國傳統綜合性體育運動會全運會中也出現了高爾夫的身影。2013年全國共有23支男隊以及17支女隊參加全運會高爾夫預賽階段的比賽，但全運會中的高爾夫賽事并沒有個人賽，而是以不常見的團隊賽事呈現。有評論指出，這種忽略高爾夫運動中主流的個人賽，而片面注重團隊賽的比賽形式，在賽事操作上不僅業余，更收效甚微。而不同于以上國內高爾夫迅速而又灰霾的大環境，具有國際性質的賽事往往更具有操作性。中國高爾夫產業正向著未來而又樂觀的前景發展，緊隨著潮流而發生改變的，是在世界高爾夫中具有影響力的人物也在與中國的關系越加密切。比如，在2013年10月28日海口舉辦的“世界及時挑戰賽”中，泰格?伍茲與羅里?麥克羅伊在進行天王山的對決，這種品牌球星的效應賺足了眼球。此外，2013年3月，高球名宿尼克?費度為費度亞洲杯的舉辦來到了深圳，而在第20屆沃爾沃中國公開賽上，當紅炸子雞亨里克?斯滕森等一眾品牌也相繼來到深圳正中球會。而其他有關的品牌蒞臨中國的新聞和賽事更是不計其數。相比之下，拼球星質量仿佛成為業界內部的重要議題和不成文的內部競爭，如果說業余球手關天郎代表了中國新晉的高爾夫力量，那么如何在自身的賽事中選取正確的邀請對象，也成為了側面反映球會軟實力的重要參考指標。

在第20屆沃爾沃中國公開賽中，紅極半邊天的亨里克?斯滕森、PGA冠軍杜夫納、英國球星伊恩?保爾特皆有出席參賽，強大的明星陣容被一度傳為佳話。有見及此，費海龍補充說：“對于在深圳國際賽我們很有信心必定能吸引到更多的品牌球星到場參賽，而作為商業機密，目前我心中的預想人選不方便透露，但我們相信，屆時各位都會得到一個滿意的答案。”

在采訪的過程中，這位正中高爾夫球會的掌坨人一再為我們就深圳國際賽的藍圖作出了許許多多細節上的釋疑，雄厚的底蘊和充足的信心讓正中球會對深圳國際賽的舉辦抱著非常樂觀的態度。在如今中國高爾夫產業發展日趨蓬勃，高爾夫愛好者群體大幅增長的利好前景下，“恪守傳統，自律自治”成為業內共識，倡導自覺維護和尊重高爾夫傳統，積極倡導高爾夫運動“誠實、守信、公平、自律”的核心理念和“正直、尊重、堅持、負責”的價值觀作為行業的崇高追求。以上，無不都是正中球會在本次深圳國際賽中堅守的行為底線。弘揚高爾夫文化，宣傳高爾夫精神，培育高貴的道德情操與高尚的文化精神，也將被寫入賽事的守則中。而“商務，時尚，城市，國際，開放”五大元素將會和“努力樹立健康、文明、積極、向上的高爾夫運動形象”的保障更加相得益彰。在未來不到半年的時間里，費海龍將要面對更多的挑戰和考驗，相信，在成功者輝煌的鎂光燈下，他將嘗試在過去一年的經驗中咀嚼所得，謀劃成功的過程;在未來的格局，光明的前景似乎即將到來，但途中所遇到的重重關卡，還將繼續需要一眾行內人士的努力，尋求解決之道。

創新中國論文:新中國60年價格宏觀調控演進軌跡及路徑創新

摘要：價格宏觀調控關系到社會安定團結，是一個重大的政治經濟學問題。新中國60年我國保持了物價水平的基本穩定，在于我國的價格宏觀調控在理論、原則、目標、模式、手段、績效等七個方面進行了演進。適應了經濟體制轉換和經濟發展階段發展的要求。新中國60年的價格宏觀調控實踐也充分說明了必須在政府職能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經濟結構轉變與優化、推進民生類價格體制改革和構建廣義價格調控宏觀體系四個方面進行路徑創新才能保持價格水平的基本穩定。

關鍵詞：價格宏觀調控；60年演進；政治經濟學、價格水平

新中國成立60年來經歷了不同的經濟體制階段，價格宏觀調控隨著經濟體制的轉軌與經濟發展的階段性變化也經歷了巨大的演進，通過梳理這些演進的軌跡與特征，更好的為提高價格宏觀調控水平積累經驗和教訓，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一、新中國60年價格宏觀調控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建國初，在1949年-1950年4月的短短一年時間里我國就經歷了四次與資本家的物價穩定斗爭，并且取得了勝利，這幾次物價穩定的斗爭是經濟戰役的重大勝利，結束了舊中國的惡性通貨膨脹歷史。物價穩定的斗爭和舊中國的惡性通貨膨脹歷史，讓我們深刻的明白，物價能否穩定直接關系到政權的穩固與社會的安定團結，它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更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

社會和諧的核心是利益和諧，價格又是各方利益的交匯點，與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休戚相關。價格是利益分配的調節器，不僅僅是資源配置的基礎工具、調節經濟運行的重要杠桿，更是社會穩定的重要“閥門”。因而價格宏觀調控能否很好的保持物價水平的基本穩定直接牽涉人民群眾的利益，關系國民經濟的發展，影響和諧社會的構建。

正是我國對價格宏觀調控一直以來的高度重視，新中國60年取得了物價穩定的巨大成就。據統計，1953―1978年，中國經濟增長年均實際增長率達到了6.1％，同期的物價水平的上漲率為1.1％，而1979―2008年，經濟增長年均實際增長率達到了9.9％，同期的物價水平的上漲率為5.7％。雖然我國的價格總水平存在幾次嚴重的價格上漲，但結合經濟增長率一起考查，總體上基本保持了穩定，取得了物價穩定的巨大成就。

二、新中國60年價格宏觀調控的演進軌跡

新中國60年經歷了不同經濟體制之間的轉變，1949―1957年，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市場調節機制為主的經濟體制；1957―1978年，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1978―1992年，經濟體制為行政調控與計劃調控為主、市場調控為輔的二元經濟體制，1992年后，市場調控為主、行政調控與計劃調控為輔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由于在不同的商品生產發展階段，不同的社會經濟條件下，價格宏觀調控的作用機制、運行機制、調控體系、方法、手段和途徑等方面均存在較大的差異，因此我國的價格宏觀調控也就具有鮮明的歷史演進軌跡特征。

1，價格宏觀調控的理論演進：從管制價格論向有限調控論演進。

宏觀調控一詞在計劃經濟時代好像沒有，張宇(1992)等就認為，物價水平的波動與控制(宏觀價格)的核心問題的真正出現是在我國只是經濟體制改革以后的事情，或者只是在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物價總水平的控制才成為宏觀經濟管理的一個重要指標。同時根據劉瑞(2006)的考證，宏觀調控這一提法的形成經歷了從“宏觀調節”到“宏觀控制”再到“宏觀調控”的過程。陳學彬(1995)認為這是不正確的，穩定價格總水平在傳統計劃經濟與現

代市場經濟的根本差別，在于實現這一目標的方法、手段和途徑上，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宏觀價格穩定的目標是通過對微觀價格的直接控制來實現的，宏觀價格調控與微觀價格調控混同，但并不等于沒有宏觀價格調控，因而計劃經濟體制下有價格的宏觀調控本質，但沒有用宏觀調控這個詞罷了。同時一般人都認為改革開放前我國一直是計劃價格管理體制，實際上，由于我國在1956年才基本建立了社會主義社會，1949―1952年是新民民主主義社會，1953―1957年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同時也是“一五”計劃時期，才開始形成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在1949―1952年的穩定物價的調控手段主要還是經濟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遵循了價值規律的要求，也是運用了價格宏觀調控的方式的。所以新中國成立以來就一直存在價格宏觀調控的思想與行動。

價格宏觀調控是國家為了達到一定目的而對價格形成機制和運行過程及其影響因素進行的調節和控制。從西方經濟學的發展演進脈絡看，價格宏觀調控的理論經歷了從主張自由放任的自由價格論到主張國家對價格進行控制的管制價格論再到主張國家對價格適度調控的有限調控論的演進發展。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對價格進行管制，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政府定價占據絕大部份，當時的經濟思想認為國家實行計劃經濟才能避免資本主義經濟的弊端，社會主義經濟實踐的發展演進到使人們逐步認識到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市場經濟也有缺陷，要實行有限的宏觀調控。因而從主張國家對價格進行控制的管制價格論到主張國家對價格適度調控的有限調控論的演進。

2，價格宏觀調控方式：從“三大平衡”向“社會總供求平衡”演進。

1957年陳云同志所作的《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的報告里明確提出了“三大平衡”理論，即財政收支平衡、信貸平衡、物資供需平衡，以及它們之間統一、協調的綜合平衡。由于計劃時代的物價水平波動主要原因是由于商品短缺所致，在這種短缺經濟下對穩定物價水平的解決依靠陳云同志的“三大平衡”理論，即通過調整農輕重的比例關系，壓縮基本建設投資，通過增加物資供應，緩解社會購買力和商品供應之間的矛盾，控制財政赤字和加強信貸約束來實現的。

改革后，我國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從封閉走向開放，參與了國際化的進程，國際市場價格變動對國內影響日益加深，因而計劃經濟時代的“三大平衡”理論也從“三平衡”到了“四平衡”(物質、財政、信貸與對外收支平衡)。由于市場經濟時代是總需求不足與結構性失衡與同時存在，穩定物價在計劃經濟時代主要是供給管理政策，而在市場經濟時代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政策綜合使用。同時從物價水平波動的經濟規律可以知道，社會總供求的失衡是物價波動的基本原因，因此國家要穩定物價水平就必須堅持保持社會總供求的總量與結構平衡的基本原則。

3，價格宏觀調控目標的演進。

(1)從定性向定性與定量的綜合演進。舊中國和國民黨時期通貨膨脹的歷史讓老百姓對物價波動極其敏感，所以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對物價水平保持 機關監督轉換為以法律手段為主的社會監督。但是，價格宏觀調控并不等于不需要集中了，在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產品還是需要價格管理的集中，因此是從過度集中轉向分權與集中協調演進。

7，價格宏觀調控績效的演進：從經濟“大起大落”向經濟平穩增長演進

經濟績效如以經濟增長的穩定性為標準，計劃經濟時期的經濟增長是一種古典型增長(古典型增長指在經濟周期的下降階段，國民經濟產出總量下降，即出現負增長)，即是一種大起大落的增長模式，經濟穩定性弱；而市場經濟體制的經濟增長是一種增長型發展，(增長型發展指增長率不會下滑到負值的周期，在經濟周期的下降階段，如果國民經濟產出總量并不下降，而是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減緩，則為增長型發展)經濟穩定性增強。但是，如果以物價水平的波動為標準的話，由于計劃時期的手段是行政手段，行政手段的特點是立竿見影，控制力強，沒有時滯，因此價格總水平基本保持了穩定，價格上漲的幅度與速度有限；而市場經濟體制下主要運行經濟參數的間接調控，具有時滯、對微觀價格的控制力下降。在物價水平波動方面，價格宏觀調控績效上，計劃價格宏觀調控比市場價格調控的績效似乎更好。這里一個重要的區別在于，計劃時期的價格水平是被控制的，因而價格水平的上漲不是通過價格來表現而是通過短缺經濟時代的實物配給制和排隊購買來表現的，是一種效率的損失，價格控制一放開，價格上漲就出現了就是很好的證明，因此價格宏觀調控的經濟效率績效即以價格信號引導經濟的均衡發展和生產率的提高上，60年的價格宏觀調控的經驗告訴我們，市場價格調控顯然比計劃價格調控遠為優越。

三、建構和完善價格宏觀調控的創新路徑

1，政府職能與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價格宏觀調控之略。

新中國60年的物價水平波動的歷史告訴我們，通貨膨脹與經濟高速增長并存，在國家追求高速發展的時期也伴隨著通貨膨脹。我國一直以來在實現國強民富的目標下，有追求高速度經濟增長的愿望和傾向，但在追求高速度時，必然存在資源、環境等約束，推動物價水平的上升；特別是當前地方政府在政治晉升的壓力下，以經濟增長速度為考核指標的環境中，有追求高速度的內在傾向，它會導致物價水平的波動。因此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合理確定經濟增長的目標，把經濟增長目標確定在實現經濟長期協調可持續發展目標上。同時要健全和完善干部績效考核機制，從以經濟增長指標為主轉變到以社會經濟效益指標為主的考核機制上來。

同時新中國60年的物價水平波動的一大原因是投資的高速增長與波動，因此穩定物價就必須控制和壓縮投資規模。要保持價格總水平的穩定，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過去的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長方式，轉變到通過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的素質來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徹底改變投資驅動型發展模式，走消費驅動型、內需和外需協調發展的模式。其中，推進資源價格改革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前提。總之一句話，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物價穩定的基本方針，是新中國60年發展的經驗總結，也是和諧社會構建的基石。

2，經濟結構轉換與優化：價格宏觀調控之基。

新中國60年的物價水平波動的主要原因是經濟結構失衡，主要表現為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失衡。當前我國農業、能源、交通運輸和原材料工業等基礎產業與加工工業之間發展不平衡，“重重工業、輕輕工業”的發展模式，供給不足的矛盾仍是價格總水平波動的主要原因，這其中我國的農業基礎性地位不牢固導致價格水平的波動尤為突出。因為在一個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的大國，農業是整個國民經濟的基礎。新中國60年的歷次通脹都伴隨著糧食價格的大幅上漲，如在1994年中國高通貨膨脹啟動因素中，首當其沖就是農產品價格，1994年農產品上升對零售物價變動的影響達70％；1995年上半年食品價格上漲33％。從構成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八大類商品看，食品價格上漲對居民消費物價上漲貢獻度高達80％。2007年到2008年中期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漲的80％以上的貢獻也來自食品類產品。同時我國長期存在的城市偏向型體制，工農產品之間的剪刀差，城市與農村之間長期不合理的比價關系，都嚴重制約了“三農”問題的解決從而進一步影響了農業的發展，影響了物價水平的穩定。當前和諧社會中的一個重要不和諧的因素是城鄉居民收入之間的差距擴大，農業地位依然薄弱，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農村穩定存在隱患，因此要加大對“三農”的支持力度，確實落實各項支農惠農政策；建立農產品的價格調節基金和專項補貼基金，完善對農產品提供者和農村居民的補貼政策，推進農村的綜合改革，真正提高農產品生產能力和效率，為和諧社會的物價穩定環境打下堅實的基礎。因此價格宏觀調控的基礎在于實現經濟結構轉換，切實轉變不合理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實現產業間和內部的優化升級，才能夠破除價格水平結構性波動的障礙，保持價格水平的基本穩定。

3，推進民生類價格改革與規制：價格宏觀調控之本。

自古以來“民生無小事”，新中國60年來穩定物價的歷史進程告訴我們老百姓生活必需品即基本民生類價格穩定，整個物價水平才能穩定，社會才能安定團結。物價水平的波動深刻影響到人民群眾生活的方方面面，物價上漲幅度過大會直接影響到大多數群眾，特別是中低收入者和困難家庭的日常生活。當社會上居民收入分配狀況處于比較公平的狀態時，大多數人對價格變動的感覺和接受程度類似居民對價格上漲的承受力差別不大。但當社會上居民收入分配狀況差距比較大時，人們對價格變動的感覺和接受程度就會有較大差異。由于不同的社會階層對價格上漲的承受能力差別大，因而價格上漲的總體影響相對更大，民眾反應相對更強烈，更容易引起社會問題。特別當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共服務等基本民生類價格矛盾(如水、電、房價、教育收費、醫療藥品和服務價格等)明顯影響了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制約著構建和諧社會的建設。由于公共服務類行業往往具有壟斷性特點，所以一要厘清行政性壟斷和真正的自然壟斷的差別，盡可能打破壟斷，引入競爭，二要對真正的自然壟斷行業進行政府價格規制。要從和諧社會建設的高度，保持公共服務類價格水平的基本穩定，維護社會的安定團結。

4，構建廣義價格宏觀調控體系：價格宏觀調控之術。

廣義價格宏觀調控，是一國政府為創造有利于市場價格機制正常運行的客觀環境和彌補市場價格機制缺陷，減少經濟震動和降低運行成本，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兼顧公平與效率關系，而采用經濟、法律和行政的宏觀調控手段和措施，通過直接和間接的各種途徑，對宏觀價格和微觀價格，物質商品價格、服務商品價格和要素商品價格的形成與運行過程及其相關因素進行必要而適當的宏觀管理、控制和調節(陳學彬，1995)。新中國60年來物價水平保持穩定的經驗說明，為和諧社會提供良好的價格環境，就必須提高駕馭宏觀環境的能力，及時預測物價水平的波動，加強價格調控監管，構建一個完善的價格宏觀調控體系，為維護物價穩定與和諧社會的建設提供技術支撐，即構建廣義價格宏觀調控體系。由于市場調節具有自身的弱點，限制著價格機制的正常運行，價格調控調控是克服市場價格機制局限性的必然要求，隨著價格體制改革的推進，資源類價格、壟斷性價格和要素價格體制機制的改革成為新一階段改革的重點，因而如何構建一個廣義價格宏觀調控體系關系到未來政府駕馭價格總水平波動的調控能力，具有重要的意義。廣義價格宏觀調控是一個有機體系，包括調控的思想、目標、內容、手段以及管理體制等一系列子系統的。廣義價格宏觀調控從新中國60年列歷次通貨膨脹和緊縮的治理來看，要取得較好的穩定物價績效須采用組合搭配的政策手段，這就充分說明，大力提升價格宏觀調控理論研究為穩定物價提供理論武器，統籌協調宏觀政策目標之間的矛盾與沖突，完善價格宏觀調控政策手段之間的搭配，構筑一個多方位的價格監督預警系統，推進價格管理體制的改革與完善，確實提高價格宏觀調控的能力和水平，是為建設和諧社會提供穩定物價環境的強大技術保障，保持價格總水平基本穩定，對和諧社會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創新中國論文:是規模還是創新中國PC市場踏進兩極時代

與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即將爆發的暑促更像一場陣營涇渭分明的生死之戰。

遵循慣例，每年的6月中旬，國內外各大PC廠商都將養精蓄銳，圖謀接下來的暑促搏殺，今年跡象卻一反往常。從市場表現來看，大部分PC廠商均已“刀出鞘、箭上弦”。據業界分析人士預測，今年的暑促大戰將比往常提前10天左右。

經歷了2004年下半年的行業大洗牌，暑促大戰中駁火的兩大陣營意味著國內PC市場的分化。就此而言，PC陣營兩分法帶來的影響遠為暑促時間的提前更為深遠。

在促銷策略上做文章，通過賦予產品的個性特色從而帶動消費，將成為各個廠商今年暑促的出發點。縱觀近半年的市場表現，在以聯想、戴爾和惠普等為代表的主打價格規模戰的及時陣營，和以TCL、方正、同方為代表的倡導客戶需求價值的第二陣營之間，旗幟鮮明的兩種市場戰略已將2005年的PC市場帶入空前的大格局。

硝煙彌漫的暑促

在及時陣營中，最搶眼的是戴爾和聯想。戴爾的降價“組合拳”令國內市場震驚，這家美國公司先后推出了2999元的PC和3999元的17寸液晶PC，剛完成收購業務的聯想更是對暑促醞釀著一場排山倒海般的規模戰。

聯想、戴爾之間的巨人之戰讓薄利的PC行業“雪上加霜”，這對弱小廠商而言更是生死考驗。但第二陣營的成員也沒有“閑著”，他們正謀劃另一場風暴――-方正在自TCL推出女性PC后，大力推出“鼠米”電腦。與此同時，同方推出“火影”及寬帶娛樂電腦，而TCL內部人士則透露“將有更出人意料的動作”。

業內專家認為，及時陣營的規模化戰略于2004年下半年開始，把PC行業推向更為慘烈的競爭局勢，一方面表現為愈演愈烈的價格戰導致全行業遭受比去年更為嚴重的虧損，另一方面則是大量中小品牌的PC廠商在競爭中一夜“蒸發”。聯想集團中國區市場部一高層人士告訴《IT時代周刊》：“整體利潤的不斷稀釋，使整個行業掙扎于盈虧邊緣。大廠商尚且過著緊日子，中小廠商的苦境就更不可想象了。”

本指望價格戰能博得市場的擴容，但事與愿違，在沒有理性的競爭環境下，整個行業不可避免地走向萎縮。聯想的高層人士指出，經過多年培育，消費者的消費心理已經逐步成熟，沖動消費的現象越來越少，傳統意義上暑期集中購買、突擊采購的消費模式也將逐漸淡出。他說：“隨著消費者的成熟，價格杠桿作用正在減弱。按以往的理解，暑促就是‘價格戰’的代名詞，消費者就是沖著降價理由去購機。現在，舊有消費觀念已經發生改變。消費者都不盲目，不會因為暑促買產品，一定要有需求才來消費。”

聯想方面的觀點代表了大多PC廠商的共識，這也是暑促越來越難做的原因之一。TCL數碼電子事業本部副總經理周春平指出：“因此，從PC產品的本質上講，較大的問題不是價格，不是技術，而是消費者的真正需求。”

兩大陣營駁火

目前，PC產品同質化現象非常嚴重，很難用單獨的產品來清晰劃分消費群，加上利潤空間嚴重偏低，第二陣營的廠商在規模、成本均處于劣勢的情況下，尤其不愿意陷入惡性價格競爭的泥潭，壓縮利潤空間，他們必須另尋解決之道，而第二陣營的代表――TCL、方正、同方等廠商的前期動作已初現端倪。

據了解，自TCL今年2月推出女性PC之后，方正和同方也先后分別推出了針對兒童市場的“鼠米”電腦和針對游戲市場的“火影”電腦，試圖在差異化細分市場中尋求突破點。

第二陣營廠商在建立個性化產品的戰略上不謀而合，這與戴爾、聯想等熱衷于發動價格戰、規模戰的作法相比，其手法和切入點更加鮮明。

事實上，在PC廠商們處于行業價格漩渦而不斷尋求突破的時候，細分市場策略和差異化創新產品已然成為2005年發展的“主旋律”。在圍剿與突圍的陣局中，PC產業格局已經明顯裂變。從市場反饋的信息來看，由于TCL、方正和清華同方等3大廠商的示范效應，七喜、宏圖三胞等其他三線PC廠商也將囤積重兵進軍細分市場。

中小企業的加盟，使得第二陣營的勢力正逐漸膨脹。周春平告訴《IT時代周刊》，細分市場無疑已經成為PC發展的主方向，很多廠商都正在或者準備進入細分市場。而方正科技總裁祁東風也認為，差異化將是第二陣營企業和其他中小型PC廠商“延年益壽”的重要手段。他說：“未來PC市場只會剩下6家企業，每個企業都會活在一條比較個性化的道路上。”

然而，在及時陣營廠商占據大量市場份額的情況下，第二陣營有多大的市場空間值得細化創新，這也是借此次暑促求解的懸疑之一。周春平指出，19世紀末20世紀初意大利經濟學家巴萊多提出的“二八定律”正適合于目前國內PC市場，他認為，傳統的PC產品市場容量占到整個市場的80%，剩下20%是差異化產品的市場份額，然而，20%差異化PC產品所獲得的利潤卻與80%的普及化PC產品持平或者更多。

對于這一點，或許將聯想和TCL放在一起比較則更具實質意義。有數據顯示，2004年，國內PC廠商中僅有TCL與聯想的利潤率超過10%，他們暫時擺脫了價格戰。

易觀咨詢PC事業部高級分析師江崇王對此分析后認為，聯想是憑借多年在PC行業發展的深厚根基，以大規模的作戰方式來擁有成本優勢，借此占據市場主流地位；而TCL則由于在歷時7年的探索與布局中把握了行業的發展規律，先人一步在細分市場牢牢占據相應的市場份額。

因此，對于主張細分化價值創新的第二陣營廠商而言，只要能充分把握行業規律，從客戶化價值的根本需求出發，就擁有與及時陣營抗衡的市場空間。

差異化和細分戰略是未來的方向，而規模化和價格戰略則是現在PC市場的主流，這兩大陣營的交鋒將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多方位展開，PC市場的對決也將出現從來沒有的精彩。

未來發展何去何從

雖然競爭態勢已然明朗，兩大陣營的市場策略之爭一定是未來中國PC市場的主要特征，但雙方孰優孰劣依舊是個謎。

江崇王告訴本刊記者，聯想、戴爾主打規模化的價格競爭策略，是源其自身的資源優勢，尤其是前者在整合IBM之后，更擁有其他廠商所不能比擬的產能實力。而惠普中國公司高級副總裁陳漢錢認為，惠普要在PC上盈利，首先生產規模要上去，盡可能找開低端市場，但在現階段不會考慮其他產品策略。

第二陣營不得不承認巨頭企業的優勢無與倫比，但他們對這種做法的長期后果深表擔憂。“從整個PC產業未來發展來看，規模化效應誘發價格競爭的策略只會將產業發展空間愈加壓縮，最終走向全盤崩潰。”周春平說。同時，對行業競爭熟稔的江崇王也告訴本刊記者，規模戰在企業層面只能解暫時之虞。

此前不久，一直在致力于掌握PC行業發展規律的TCL數碼電子事業本部總裁楊偉強指出，中國企業已經從中國制造到了中國設計的時代。可見，設計創新永遠是PC發展的主題。

“就整個PC行業的發展而言，規模化的發展思路依然未能從本質上擺脫同質化的競爭形態，PC產業目前更需要的是能夠使全行業突圍價格戰的發展模式。”江崇王也認為第二陣營企業主倡的細分化市場的價值創新戰略，從某種意義上講不僅為自己帶來了新的市場空間，更為廠商脫離價格競爭提供了發展方向。

此外，本刊記者從渠道獲悉，英特爾某高層曾對TCL的作法表示嘉許：他們在細分市場領域的成功是PC發展史上的一個經典案例，其始終主張以客戶化價值為中心的戰略思想打破了PC行業的傳統運營模式，為處于困境中的PC產業指明了發展方向。

“如果中小廠商都能尋找到客戶需求價值的利潤點，在細分市場取得突破，將有可能使PC市場重煥生機。”周春平說，“隨著他們在細分市場的不斷探索與創新，在各自的優勢上劃分市場蛋糕只是指日可待的事。”

PC產業發展至今，誰將成為市場老大已不重要，關鍵是眾廠商在細分市場上的探索，已經徹底突破了以往在價格競爭里打轉的思維窠臼，他們不但將闖出一條適合各自發展的模式，同時也為PC產業的健康長遠發展指明了方向。

事實證明，PC廠商只要回歸到客戶應用，貼近用戶，就必將擁有廣褒的市場價值空間。業界博學人士甚至認為，以TCL為首的第二陣營未來可能將爆發難以預料的市場效能。

創新中國論文:創新中國品牌 參與國際競爭

品牌競爭是當今國際經濟社會競爭的焦點。我國是一個經濟大國，但目前還不是品牌強國。為改變這種狀況，在世界經濟全球化和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日益國際化的背景下，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時刻，研究品牌經濟問題、發展中國品牌，對于建設創新型國家，提高國家和地區、行業、企業的競爭力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歷史影響。

抓住戰略發展機遇，大力發展品牌經濟

品牌競爭是當今國際經濟社會競爭的焦點。品牌經濟的內涵是以商標價值的創造、確權、培育、保護、管理和運用為企業戰略的經濟運行方式，它是以品牌為核心，整合各種經濟要素，帶動經濟整體運營的一種市場經濟高級階段形態。實施商標戰略是發展品牌經濟的核心和關鍵，是企業實現跨越式發展，永葆基業長青的必由之路。品牌，是國家綜合國力和經濟實力的集體體現，是企業核心競爭力和競爭優勢。

品牌經濟是世界留給中國發展的一次機遇。“十二五”期間，是經濟全球趨勢深入發展時期，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生產要素流動和產業轉移加快，我國與世界經濟的相互聯系和影響日益加深。因此，對品牌的創造 、占有和運用，已經成為我國參與國際競爭取得優勢的關鍵因素。

大力發展品牌經濟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途徑和手段，是企業提高綜合競爭力的必然，也是一項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是我國全社會面臨的重要課題，結合我國實際情況來看，要重點做好以下工作：及時，我國必須著力完善“政府掛帥、工商牽頭、部門聯動、企業主體”的工作機制，形成良好的品牌發展氛圍，多方位推進商標戰略的實施。第二，我國必須大力推進產業品牌建設，落實好傳統產業升級、新興產業倍增、服務業提速計劃，大品牌規范，加快品牌培育，著力增強我國品牌競爭力，努力打造國際知名品牌。第三，我國不斷完善扶持政策，健全保護體系，充分發揮廣大企事業的主體作用，提高企事業的創牌、育牌、護牌能力，挺進國際市場需要“中國制造”的品牌[1]。

發展品牌經濟“是制造大國”到“制造強國”的必經之路

品牌方面，美國、意大利、法國等國家的一批國際品牌憑借強大的品牌優勢一直牢牢占據著世界服裝市場的高端，獲取高額附加值，耐克比雙星的球鞋成本只高幾美分，價格卻是雙星的五倍，中國服裝產業目前世界性知名品牌尚不多。另一方面，中國紡織服裝每年創造的出口額非常可觀，但多數企業卻仍停留在替國際知名品牌做加工的階段，自有品牌幾乎走不出去，即使具有出口能力的面料企業或服裝品牌企業，價格也非常低廉，走低端路線。另外，雖然對于勞動密集型的紡織服裝產業而言，傳統的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以及中國已經形成的配套產業鏈的優勢還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存在，但隨著中國制造業的崛起，中國在加工制造領域日漸成熟，不斷向品牌進軍。在這樣的狀況下，要實現中國由“服裝大國”向“服裝強國”的轉變，中國服裝業從“制造”到“創造”的轉變就勢在必行。這是中國一個戰略決策。首先，由中國制造轉變成中國創造，中國將在國際經濟格局中獲得更大收益，這是根本的意義所在。其次，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的過程，是我國的戰略目標。因為，實現中國服裝產業的升級、在國際服裝產業格局中獲得更大的收益和話語權，這一直是中國服裝產業奮斗的目標。

目前，國際經濟和研究表明，新興市場的企業實現升級和創新的路徑是由簡單的委托代工制造（OEM）到自主研發設計（ODM），并最終建立自主品牌（OBM）。

我國制造業在融入世界產業鏈的過程中，經歷了學習和模仿的階段，但是目前除了個別實力雄厚的大企業能夠與跨國公司進行直接競爭外，大多數企業處在起步階段，只能根據自身的特點與優勢，采取簡單的委托代工制造（OEM）。由于品牌管理能力弱，導致經營落后，技術開發能力低，無力參與國際競爭。OEM企業處在價值鏈的低端，企業只能獲得微薄加工費，利潤空間越來越小，無法達到以市場換技術的設想。我國制造業的水平仍然難以達到世界發達國家的市場要求，即使有了技術也換不來品牌，難以進入發達國家高端市場。如何擺脫OEM的內在劣勢，實現企業及產業的升級是當前我國在大部分制造企業面臨的較大問題[1]。我國雖算是“制造大國”，但稱不上“制造強國”。打破這種局面，中國必須以高端制造業發展，加強立國之本。

品牌提升，壯大企業保持競爭優勢的重大戰略

品牌經濟的理論眾多，能夠成功運用于品牌經營的則不多見。因此，品牌經濟涉及商標多個層面，普及商標的法律知識，詮釋商標的經濟學意義，提高廣大企業的商標意識，通過實施商標戰略，實現企業品牌提升乃是發展品牌經濟的當務之急。有鑒于此，揭示了企業品牌創建與提升的基本理論。

對于具有發展潛力的出口產品企業實施重點幫扶，提供多方位的信息、技術支持，積極創造條件幫助其提高自主創新能力，這樣才能創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品牌。具體來說：一是，我國要充分發揮制造業既有優勢，形成以高端制造業為產業集群的企業國際競爭優勢，以戰略性新興產業引領制造業水平的不斷提升，積極打造“國際先進高端制造業基地”。二是我國保持實體經濟與總體經濟的相對結構平衡，實現高端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雙輪驅動”共同發展，從而獲得更大的發展。三是我國要充分發揮企業作為創新主體的作用，引導企業創新力度，鼓勵企業積極與高等院校以及科研機構合作，借助全國乃至全球性的創新資源，提高產品技術含量和附加值。

“中國制造”向“中國智造” 轉變，提升國際競爭力

隨著“十二五”規劃的部署，“高端制造業”受到重視，從“中國制造”向“中國智造”勢在必行。當前，發展高端制造業不僅是振興中國制造業的契機，更是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智造” 轉變的主要動力。戰略性新興產業和“中國制造”的耦合，主要表現在要素流動、結構銜接和布局交叉上。要素流動包括產品、技術和資本三個方面：產品方面，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傳統制造業的產品替代與互補并存；技術方面，戰略性新興產業中的高新技術向傳統制造業傳統擴散、滲透；資本方面，傳統制造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培育投入進行積累。

產業結構的銜接包括橫向和縱向兩個方面。橫向銜接指戰略性新興產業對傳統制造業鏈的延伸，縱向銜接指新興產業與傳統制造業在發展時間順序上先后承接，并促進其優化升級。布局交叉是指：一方面戰略性新興產業會在傳統制造業領域聚集人才、資本，并在此基礎上進行發展，另一方面隨著要素稟賦的動態調整，戰略性新興產業與傳統制造的區域布局會出現相互轉移。

戰略性新興產業引領“中國制造”轉型升級的路徑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我國將實現跨越式的產業新生，即為迅速改變長期在低位徘徊的局面，從某些戰略性新興產業技術環節上選擇技術跨越，直接發展具有自身知識產權的高端產品。二是我國將是信息化、低碳化的產業延伸。三是應用相關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先進技術、設備和產品對“中國制造”進行信息化、低碳化改造。

戰略性新興產業與“中國制造”的產業融合表現為相互滲透、相互交叉，最終融為一體，形成新產業的動態發展。在產業融合的過程中，應根據我國不同經濟區的發展特點，建立戰略性新興產業與傳統制造業集聚的產業群落，并在其中形成價值鏈各環節的互動效應，以謀取整體增值效應的較大化[2]。

（作者單位：無錫出入境檢驗檢疫局）

創新中國論文:新中國科技創新實效分析

1新中國科技創新政策的文本分析

簡單說來，所謂科技創新政策，即政府為促進科技創新而采取的各種直接與間接的措施。就新中國科技發展而言，在及至1996年前的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實際上并未制定出獨立的科技創新政策，在某種程度上一直是對以往科技政策與實踐的延續，通過加強對科技政策、產業政策和經濟政策等的協調來促進科技創新活動的。具體是:

(1)科技創新發展目標:從常規變化模式到范式轉換—平衡模式。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科技發展政策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其創新發展目標模式上的變化。依據托馬斯?庫恩的科學進步模式理論，政策變化大致有兩種基本模式:一是常規變化模式，即政策在保持基本方向或目標的前提下發展演化，或新舊政策之間保持較大程度上的連續性;二是范式轉換—平衡模式，即政策連續過程出現中斷或飛躍，新政策取代舊政策［1］。從政策文本上來看，以1996年為分界線，我國科技創新發展目標變化正好經歷了這樣兩種模式。

1)1949年至1995年的常規變化模式:引進創新。在這一科技的歷史發展時期，因為我國的國情決定了我國科技發展政策必須是在學習外國的基礎上進行趕超和創新，所以是時我國的科技創新發展目標雖幾經變化，但總體而言，還都是在保持基本方向不變前提下的發展變化。具體提法主要經歷了以下幾次轉換:新中國成立初期，在科技基礎薄弱、科技發展任務緊迫的情況下，采借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成為解決我國科技現代化發展中矛盾的選擇。1950年6月14日，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在其《關于中國科學院基本任務的指示》中確立的科學研究方向之一是:“根據近代科學研究發展的趨勢，吸收國際進步科學的經驗，從事有計劃的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以期趕上國際學術水平”。可以說，這既是新中國在成立初期對科學發展的最初部署和政策探索，也是其對科技創新發展之路的最初把握。1958年初至1960年末，在“躍進”的口號下，我國科技事業也被帶入了“”的快車道，形成了世界上絕無僅有的大規模的“群眾性科技網絡”。1958年5月，劉少奇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工作報告中，要求“在盡可能地采用世界上近期的技術成就的同時，在全國的城市和農村廣泛開展改良工具和革新技術的群眾運動”。是時，黨和政府為多快好省地發展我國的科技事業，在引進創新的科技發展道路上采取了不切實際的超常躍進政策。1961年至1966年，科技領域根據中央“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制定并實施了《科研工作十四條》及若干政策條例，對科技界“左”的思想進行了有力的糾正，科技政策由此逐步走上了符合我國國情的軌道。在糾“左”的同時，同志對科技發展中的引進創新問題作了進一步的闡述，明確指出:“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2］這在一定程度上為我國科技發展中的引進創新指明了正確的方向。“”爆發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科技領域的趕超政策一度排斥了此前學習外國的正確做法，將學習外國科技錯誤斥之為“洋奴哲學”、“爬行主義”。此間，這種科技排外政策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糾正，但“左”的科技政策事實上成了“”中黨的科技政策的主流，最終使得我國科技政策中的引進創新發生了重大的扭曲。也正由于此，我國科技發展基本被隔離于世界科技發展的潮流之外，趕超政策演變成了空洞的政治口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的科技政策重新回到了正確的軌道。1981年4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其轉發的《關于我國科學技術發展方針的匯報提綱》中，強調“在今后一個時期里，重點應當放在學習、消化、吸收國外先進的、對我國適用的技術成果上”;與之同時，又指出“學習外國同自己的研究和創新必須結合起來，否則就談不上真正的消化吸收。”可以說，這是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政府及時次比較系統和比較完整地闡明科技引進和科技創新的關系。

2)1996年至今的范式轉換—平衡模式:從引進創新到自主創新。1996年至2005年為范式轉換階段，積極探索科技自主創新。1996年3月，國家經貿委和國家科委分別著手實施技術創新工程，加速形成有利于自主創新的技術進步機制。1998年6月9日，國務院通過了中國科學院關于開展知識創新工程試點工作的匯報提綱，決定由中國科學院先行啟動《知識創新工程》，作為國家創新體系的試點。1999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又頒布實施了《關于加強技術創新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的決定》，要求把自主研究開發與引進、消化吸收國外先進技術相結合，防止低水平重復，實現在較高水平上的技術跨越，形成更多的自主知識產權，增強持續創新的能力。2006年至今，為范式平衡階段，形成了較為穩定的鼓勵自主創新的機制。2006年1月9日，同志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黨中央、國務院作出的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決策，是事關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重大戰略決策。建設創新型國家，核心就是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發展科學技術的戰略基點，走出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推動科學技術的跨越式發展”。為此，2006年2月9日，國務院在其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簡稱《綱要》)中，確定了“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的科技工作指導方針，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擺在了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此后，為切實貫徹《綱要》的目標，國家又先后出臺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措施，強化知識產權戰略和技術標準目標，激勵企業走出一條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自主創新之路。

(2)科技創新發展方式:內涵式發展為主，形成科技創新的整體合力。從科技政策文本上來看，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科技創新一直主張走內涵式發展的道路，注重發揮企業、國家科研機構和大學在科技創新中的核心作用，通過激發全社會的創新活力，進而形成我國科技創新的整體合力。1956年，同志在代表黨中央所做的《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中，提出了我國趕超世界先進科學水平的主要途徑，具體包括:派人去蘇聯學習，聘請蘇聯專家，向外國專家學習;集中最的科學力量和大學畢業生到科研方面;把科學院作為“火車頭”，同時加強高校的科研力量;政府各部門加強科研工作;重視應用;等等。這些具體的科技政策體現了建國之初黨對科技創新內涵式發展的戰略追求。在“”的高潮中，黨對科技發展貫徹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提倡專家和群眾相結合、土洋結合，用群眾運動的方式大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及至1964年，又提出科技發展必須做到三方面的結合，即“學習外國必須同獨創精神相結合。采取新技術必須同群眾性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相結合。必須實行科學研究、教學同生產相結合”［3］，力圖通過開展轟轟烈烈的群眾性革命運動來實現對世界先進技術的趕超。“”時期，在極“左”思潮的支配下，宣揚開門搞科研，堅持科研要以工人、農民為主體，實行兩個“三結合”，即工農群眾、革命領導干部和科學技術人員三結合，科研、生產和使用三結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迎來了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歷史的新時期。1980年，鄧小平同志在聽取國家科委的工作匯報時，明確提出必須把經濟、社會發展計劃和科技發展計劃結合起來，克服它們之間相互脫節的毛病［4］。在這一講話精神指導下，國家將全國科技工作部署為直接為振興國民經濟服務、跟蹤和發展高新技術及其產業和加強基礎研究與應用基礎研究三個層次。1995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其的《關于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中提出我國科技工作的基本方針是:“堅持科學技術是及時生產力的思想，經濟建設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科學技術工作必須面向經濟發展，努力攀登科學技術高峰。”這一方針深化了我國科技創新內涵式發展的理論。及至新的世紀，同志在2006年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的講話中又指出:“要繼續推進科技體制改革，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充分發揮市場在科技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充分發揮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主體作用，充分發揮國家科研機構的骨干和引領作用，充分發揮大學的基礎和生力軍作用，進一步形成科技創新的整體合力，為建設創新型國家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政府及時次對我國科技創新內涵式發展進行的系統闡述。

2新中國科技創新政策的實施效果評析

科技創新是一個國家科技事業發展的關鍵，是保持一個國家科技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源泉。在我國科技創新政策的制定、貫徹和落實過程中，只有兼顧好科技創新發展的速度、質量和效益三者之間的平衡，處理好科技發展與經濟建設之間的關系，才能走出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科技創新發展之路;否則，我國科技創新發展之路就會出現曲折。這已為新中國科技創新政策實施的歷史所應證。科技政策的作用通常是通過價值導向、相關政策滲透或直接的政策指向來實現的。新中國在計劃經濟時代，科技領域貫徹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戰略方針，旨在通過高度集中的國家計劃實施科技的“趕超”戰略，即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趕上乃至超過發達國家的先進科技水平。對于這一包含科技創新內容的科技政策的得失，用辯證法一分為二的觀點來看或許是比較恰當的。客觀講，基于當時的國際環境和中國的科技現實狀況，這樣一個科技“趕超”戰略的形成和實施，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因為在科技資源少、國力有限和國際封鎖的特定歷史條件下，優先發展國防工業、重工業及尖端技術的科技發展戰略，使我國在很短的時間內便取得了許多令人矚目的重大成就，從而為此后我國的科技創新奠定了基礎。以“一五”期間為例，在蘇聯援建我國156項重點工程的同時，我國還從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引進了5000多項科學技術成就，并積極與蘇聯科研技術部門合作，共同進行了122項重大科學技術研究。至此，我國一系列新興技術從無到有地發展起來，極大地縮短了與世界科技先進水平的差距，開始走上現代化的道路。在國內局勢發生變化尤其是中蘇關系惡化后，作為一種回應，我國在科技引進創新的發展道路上開始提倡“自力更生”的科技發展戰略，并由此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科學研究成果和技術發明，如“兩彈”的研制、衛星上天、人工合成牛胰島素結晶、陸相成油理論等。“兩彈一星”的研制成功，不僅提高了我國的國際地位，而且以局部領域的優勢帶動了我國高技術產業的建立和發展。

但毋庸諱言，就總體而言，因是時我國科技發展的主要目標是“集中力量辦大事”，其最終的科技創新績效是差強人意的。這集中反映在造成了科技與經濟的嚴重脫節，出現了發展中的“兩張皮”的現象，極大地束縛了科學技術作為“及時生產力”的發揮［5］。是時，由于黨和政府的科技創新政策還比較模糊，且多屬微觀的管理，沒有一套具體而又完整系統的科技創新政策，政策執行過程中存在著明顯的偏差，以致我國科技創新的成果不僅比較零散，而且創造性的研究工作也比較少，尤其是十年的發生，背離了科學精神，使我國與世界科技水平的差距進一步拉大，科技人才出現了斷層，中國科技事業的發展遭到嚴重的挫折。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的召開，標志著中國科學技術事業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發展時期。我國政府通過深化經濟體制、科技體制和教育體制的配套改革推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倡導自主研究開發與引進、消化吸收國外先進技術相結合，形成了一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具有競爭優勢的高新技術企業。《八年科學計劃》實施的結果是，1980年至1985年，重大科研成果有37722項，平均每年6287項，其中有些已接近或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甚至有些還處于經驗豐富地位。“863”計劃的實施，則把我國推到了世界高科技競爭的起跑線上。據有關資料顯示，該計劃實施“10年來，在前5個領域共取得研究成果1200多項，其中540多項達到國際水平，567項獲國家或部委級獎勵，獲獎率是45．6%，獲國內外專利244項。對36項關鍵技術的評估分析，60%已進入或接近國際先進水平，11%達到或保持了國際經驗豐富水平，縮小了同國外先進水平的差距”［6］，即取得了一大批具有世界水平的創新成果，突破并掌握了一批關鍵技術，極大地推動了我國高技術及其產業的發展。1998年洛桑國際管理開發研究院公布的《國際競爭力報告》顯示，中國科技競爭力已從1997年的第20位上升到第13位。據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2011年12月2日在北京的中國科技論文統計結果顯示:2001年至2011年(截至2011年11月1日)我國科技人員共83.63萬篇，排在世界第2位，比2010年統計時上升2位;論文共被引用519.14萬次，排在世界第7位，比2010年統計時上升1位;2010年，中國在頂尖學術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數量大幅上升到5203篇，排在世界第2位。

在推動科技創新的同時，20世紀80年代以來，促進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化的“火炬計劃”的實施也成效顯著。在1995—2006年間，中國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從1.78%增加到4.77%，而占制造業增加值的比重則從6.2%增加到13.9%，增加幅度都超過了1倍，年平均增長率都接近于20%，高新技術產業已經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產業。這些數據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經過多年的市場化改革，科技與經濟的結合變得更加緊密，科技創新已經成為推動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源泉。但與之同時，我們也應看到，我國這一時期的科技創新政策在具體實施中也暴露出了一些不足之處。以《八年科學計劃》為例，因其規劃指標過高，研究項目設置側重于在科技前沿做出有國際水平的獨創成就，對學習、消化吸收國外業已成熟的技術重視不夠。為更加切合實際，我國政府在1982年不得不作出必要的調整，確定在第六個五年計劃期間完成38項重點攻關項目。引進技術進行消化吸收創新是技術進步的一個捷徑，但我國長期以來重引進、輕消化吸收再創新，關鍵技術自給率低，以技術創新為核心競爭力的企業還比較少。根據2004年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顯示，我國用于引進技術的資金和對引進技術進行消化吸收再創新的資金投入比例只有1∶0.07。我國這點用于消化吸收的費用，只能用來解釋圖紙以及對引進技術的效果做點驗證，保障引進的設備可以使用，不可能做到吃透、消化，更不可能創新，以致陷入了引進、落后、再引進、再落后的惡性循環，長期以來形不成有自主產權的技術和產品，自然也就缺乏核心競爭力。有研究報告認為，2004年中國科技創新能力在世界49個主要國家(占世界GDP總額的92%)中位居第28位，處于中等水平［7］。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專利申請量和授予量雖已大幅度增加，但卻是以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為主，對技術發展具有核心作用的發明專利明顯不足。我國的科技論文數量雖不斷攀升，已經位居世界前列，但引用率低。在1995年至2004年間，我國科學論文被引頻次排在世界第14位，篇均被引頻次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從研發強度來看，雖然經過多年的市場化改革，科技與經濟的結合變得更加緊密，科技已成為推動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源泉，但投資不足的問題仍很嚴重。2006年，中國的研發強度，即R＆D經費支出占GDP的比重只有1.62%，與《綱要》中設定的2.5%的目標還有相當大的差距。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在我國的大中型企業里，2003年技術開發投入只占銷售比例的0.75%，2/3的企業沒有自己的科研開發機構，3/4的企業沒有科研開發活動。

3新中國科技創新政策推進的路徑選擇

科技創新是一項具有長期性、復雜性和艱巨性的系統工程。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科技創新的發展緊緊依托科技創新政策而不斷向前推進。通過上述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科技創新政策的文本與實施效果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國科技的創新能力與經濟發展水平仍然極不相稱，科技創新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已成為不爭的事實。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的科技資源相對來說還是比較稀缺的，而為了實現經濟趕超的目標，建設一個高效的科技創新體系就顯得非常重要。當前，我國科技創新的發展不僅對科技創新政策內容(科技創新政策客體)，而且對科技創新政策主體和科技創新決策過程都有著深切的創新訴求。一是從科技創新政策主體角度來看，應改變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單向度的中央政府選擇模式，實現科技創新政策活動主體的多元化。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央政府機構掌握和支配著所有科技創新資源和要素，各微觀主體嚴格隸屬于各級政府和主管部門，并因缺乏對各種科技創新資源和要素的支配權失去了創新的自由度，最終釀成、延展成所謂科技創新的行政極權模式。在這種科技創新行政極權的政策選擇模式中，科技的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產生了嚴重的裂變，認為科技創新行政極權的政策選擇高于科技創新的自身邏輯性，即以行政計劃取代科技創新的內在邏輯與發展規律，否認科技研究者的自主性和自由性，國家要素成為科技發展的剛性，科技研究喪失殆盡了其應有的發展彈性。這種單向度的中央政府選擇模式的深層究因，主要在于其受制于計劃經濟的束縛，并認為市場處于失靈狀態。在這種科技創新政策單向度的中央政府選擇模式下，其利益博弈的結果是，中央政府作為宏觀管理者，在保障科技發展滿足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的需要、考慮我國科學技術力量的現狀及其可能的發展速度的同時，力圖實現科技事業質量、結構和效益的協同發展。至于作為科技事業發展相關利益者的地方政府和企業、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由于缺乏影響科技創新政策制定的途徑，只能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在自身權力范圍內確保自我利益的較大化，最終自然導致相對較差的科技創新績效。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及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和發展，客觀上要求科技體制也相應進行改革。隨著我國科技體制改革由1978年以來的試點和自發探索過渡到政府推動下的展開，政府管理科技的權力在不斷進行解構和重組，“自下而上”的科技創新政策要求日益增多，科技創新政策活動的主體也由此走向多元化。因此，今后我國科技創新政策推進的路徑之一，就是改變單向度的中央政府選擇模式，實現科技創新政策活動主體的多元化。通過分權改革、下放權利，使得各級政府和企業、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等與科技創新利益相關者都能通過多種途徑直接或間接地參與科技創新政策的制定、執行、評估和監控，只有這樣才能使不同權力主體之間的權力博弈趨向平衡，最終實現科技創新政策的有效性。二是從科技創新政策客體角度來看，應從注重單項科技創新轉變為更加強調各種技術的集成創新，突出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的科技創新發展模式。當今世界科技發展呈現出的態勢是:你不上，別人就上了。正因如此，世界各主要國家幾乎都把促進科技創新作為國家科技發展的基本戰略，中國科技發展同樣也面臨著自主創新方面的巨大壓力。歸結起來，我國科技自主創新可分為三個層面或三種類型:以獲取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為訴求的原始創新;將多種相關技術有機融合，形成新產品、新產業的集成創新;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8］。新中國成立以來，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發展時期，我國包含科技創新內容在內的科技發展規劃比較注重單項技術創新，而忽視集成技術創新，特別是無形的綜合型集成技術創新。這雖是科技創新的必經階段，但單項技術的研究創新由于缺乏優化組合與集成，事實上很難形成有市場競爭力的產品或產業，往往成果鑒定驗收后就被束之高閣。這是因為技術本身固有的承接特性和關聯特性，使得單項技術的研究創新難以形成力量，如果通過整合形成一個核心能力，則會產生更大的效果。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真正的核心技術是市場換不來、花錢買不到的，要提高中國科技的國際競爭力，科技創新能力是決定性因素。我國要實現從科技大國向科技強國的重大轉變，提高科技自主創新能力也是必然的選擇。至于是以原始創新、集成創新還是以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作為工作重點，要根據國家、區域、行業或企業的具體科技生態環境而定，不能一刀切，即必須堅持從實際出發，注重發揮比較優勢，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產學研相結合的科技自主創新之路。三是從科技創新政策的決策過程來看，應去除經驗決策的主觀隨意性，切實加強科技宏觀管理的統籌協調，進一步提高科技創新政策的科學化水平。

從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我國科技創新政策的決策過程帶有很強的經驗決策的痕跡。新中國成立之初，在學習蘇聯先進技術的過程中，有過于依賴蘇聯和排斥西方科學的傾向;在具體實踐中，我們因照搬蘇聯科學的體制甚至蘇聯的科學思想，不僅帶來不能選擇其他國家的更有利于中國發展的技術，造成引進的技術來源相對單一，而且在相當程度上忽視了提高自主開發創新和自力更生的能力，這為后來中國科技發展出現曲折埋下了隱患。雖然從深層次看，這是由于受到當時冷戰國際大環境的影響，只有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愿意對華提供科學技術幫助，“一邊倒”實際反映出的是我國政府一種不得已的無奈選擇，但這一政策的出臺明顯受到了意識形態價值評判的驅動，存在著“以美劃線”的偏差，對加強與資本主義國家科技交流與合作的必要性認識不足，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抱著的態度。如此，這樣的決策過程就難免顯得主觀隨意性有余而科學性不足。另外，我國科技創新政策應是一個統一的整體，新的科技創新政策與舊的科技創新政策之間應是既相互聯系又相互補充的關系。然而，我國在目前科技創新政策的決策過程中，對這種政策間的關聯性還認識不足，如:一方面，在建設創新型國家政策中，大力鼓勵企業成為科技創新的主體;另一方面，國家又缺乏鼓勵企業增加技術開發投入的有效政策，中小企業的創新活動尤其難以得到金融支持。這一政策內容的不協調在建設創新型國家政策的決策過程中并未引起應有的重視，甚至在政策實施多年后，由此而引出企業科技創新發展實踐中各種矛盾和問題時，仍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從本質上說，科技創新政策是黨和政府為促進我國科技事業的發展，對科技創新進行宏觀管理的工具和手段。“長期以來，由于傳統體制的影響，我國科技資源配置上的部門分割、行業分割和條塊分割，缺乏圍繞國家目標形成分工合作的科技創新機制，創新活動實現國家層次上的統籌協調比較困難，造成了資源浪費和低水平重復。”［9］要跳出這種怪圈，就得改變科技創新政策的決策方式，進一步完善科技咨詢和決策機制，推進科技管理與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綜上所述，針對我國科技創新政策發展所面臨的國內外科技生態環境，國際化、市場化和現代化將是大勢所趨，我國的科技創新政策只有不斷創新，才能有效應對這些趨勢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

作者：朱正奎工作單位：江蘇理工學院

創新中國論文:新中國司法機制創新思索

在新中國成立六十余年，尤其是改革開放三十余年的過程中，我國司法制度發展迅速，取得巨大的成績。但是，我國司法制度在發展的過程中，由于缺乏經驗，大量借鑒外國的司法制度方面的經驗，甚至大量移植外國法律，缺乏傳統上的法制經驗，顯得有些不成熟，亟待改革和完善，并朝著社會主義建設大方向逐漸發展。

一、新中國司法制度存在的問題

（一）司法獨立性較弱

1、黨委干預司法。我國是共產黨執政的國家，黨的領導是國家的根本，司法工作受黨的領導和監督。我國各級都設有黨委，黨委中又設有政法委，負責協調所管區域內重大案件。在很多地方，長期以來是政法委主任兼任公安局局長二者合一的局面。各級政法委的權力很大，在實際中，政法委對司法工作并不只是方針、政策上的政治領導，很多地方的政法委是在進行實質上的干預，由黨內及時書記或是政法委書記說了算，從而產生了黨委對司法工作的干預以及地方保護主義的產生。

2、行政干預司法。中國的司法機關是法院和檢察院，負責審判和檢查工作，從表面上看，司法和行政好像是分開的，但是仔細分析一下中國的政治體制，就可以看出司法權和行政權其實并不分離。近年來，各種濫用權力的案件不斷發生，刑訊逼供現象屢見不鮮，從佘祥林案，到聶樹斌案，再到趙作海案，都表明了刑訊逼供的悲劇，給國家司法工作帶來嚴重的挑戰。行政權力過于寬泛，給我國司法工作帶來了較大的干預，嚴重影響司法的獨立。

（二）司法監督不力

1、司法機關對其他部門的監督不力。我國的政體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權力機關是立法機關，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實行民主集中制。各級司法機關對立法機關負責，受其監督，卻不能反向監督。法院不能審查法律是否違憲，只有司法解釋權，即在法律適用中對法律進行司法解釋，范圍有限，通常是在個案中得以實現。

2、司法機關內部監督不力。我國司法機關是法院和檢察院，法院負責審判，檢查院負責檢查司法機關的審判活動，同時行使職務犯罪的偵查和審查工作，但是，在程序上往往比較復雜。檢查機關行使檢察權，要通過上級檢察機關，而不能直接對同級機關提起審判監督程序，這在程序上較為復雜。

（三）司法效率不高

1、司法隊伍素質不強。由于我國改革開放時間不長，司法隊伍還有待于加強，檢察官、法官、律師的學歷要求并不高，加上重資歷、輕能力的思想還很嚴重，使得很多年輕但實力強的司法人員處處受制，無法發揮巨大作用。司法腐敗現象時有發生，主要原因是司法人員思想觀念不強，官本位思想嚴重，缺乏為人民服務的公仆觀念。

2、司法程序復雜，辦事效率不高。在中國，存在著打官司難的問題，尤其是對普通民眾來說，尤其不愿意被牽入官司，民眾維權難的重要原因就是司法程序復雜，一個案件往往要幾個月才能結束，給當事人帶來了許多困難。司法機關工作人員在辦事的過程中，拖拉之風盛行，對于事關普通民眾的事件，往往經過當事人幾番催促才給辦理，就像醫院做手術一樣，總要病人等待，不顧病人的疼痛。事關司法方面的事情，許多程序性時間由司法局管理，而許多人不知道，為了辦理一件事情，往往來回奔波，這也是中國許多民眾對國家機關不滿的原因。

二、新中國司法制度改革的措施和建議。

（一）增強司法獨立性我國憲法明確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這是法院審判獨立的憲法保障，是司法獨立的重要內容。法院要獨立，應該完

全地獨立，而不僅僅只是司法程序上的獨立，要保障法院的所有利益都與行政機關無關，收回行政機關管理法院的人事權和財政權，只有財政和人事得以真正獨立，法院才不會受制于人，行政機關的一把手才不能濫用權利干預法院活動。司法活動既要獨立，又要嚴格受到監督，要建立長效監督機制，而不能在案件發生時才設立專案組或調查組進行調查和監督。

（二）完善司法監督機制

1、完善對司法機關的監督。司法監督機制不僅僅包括對司法機關的監督，還包括司法機關對其他機關的監督。司法機關受權力機關即立法機關的監督，對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負責。權力機關對司法機關的監督既要得力，又要合適，不能干預司法活動。對于基層法院院長的人事任免權，應該統一，如統一由省級權力機關行使，杜絕基層法院被政府機關綁架，只對同級政府服務。

2、提高司法機關對行政機關的監督。司法機關對行政機關的監督，主要體現在檢察院的檢查權上，檢察院有權對職務犯罪行使管轄權。職務犯罪典型案件主要有貪污、行賄受賄、職務侵占、濫用職權等等案件，而這些案件的發生概率是比較高的，但是檢察機關由于其本身的消極性，無法像行政機關那樣主動行使職權。提高檢查機關的檢查力度，建立一種能夠主動糾錯的機制，而且要保障檢察機關可以進行有限的主動審查。法院行使審判權的過程中，要完善其監督機制，防止行政權干預司法權的發生，影響司法公正。

（三）提高司法隊伍素質。

1、完善司法培訓機制,提高司法官的素質。我國的司法隊伍成員主要有法官、檢察官、律師、公證員等，尤其是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如檢察機關、法官等的培訓一定要加強，不能讓法律素質低下，法律修養淺薄的人員身居要職。對在職的法官、檢察官要實行業務培訓，建立培訓和交流機制，如行政機關的培訓制度一樣。司法培訓機制不僅要對業務進行指導，更要加大思想教育、國情教育，讓一些高高在上的法官、檢察官深入基層，了解基層民眾的生活狀況，進行基層司法調研，而不是整天研究空洞理論，而不注重實際。同時提倡法官、檢察官的職業化，精英化。

2、完善司法考試制度。司法考試制度需要繼續深化，朝著科學的方向前進，除了筆試，還應該完善面試制度，增強實習制度，現行實習制度并不，許多人僅僅只是走個形式，并沒有真正實習，卻取得了實習機構的鑒定書，走上了法律工作崗位，這不利于司法隊伍素質的提升。所以，司法考試制度是發現和吸收司法人才的良好機制，必須完善和加強。

創新中國論文:創新中國特色海洋綜合管理體系

摘要：21世紀是海洋的世紀，海洋是人類未來發展的希望，在比較分析美國和我國沿海先進海洋管理政策和做法的基礎上，提出我國現代海洋管理政策創新的內容、目標和功能，以及我國未來海洋管理政策創新總趨勢。分析研究我國海洋管理體制存在的問題與不足，闡述新世紀拓展我國海洋管理內容、完善海洋綜合管理體制的必然性。

關鍵詞： 海洋綜合管理 體系創新 陸海統籌 集成管理

從20世紀30年代以來，各國對海洋管理基本概念的理解經歷了80多年的實踐與理論探索。回顧國內外海洋綜合管理實踐與理論，我們不得不把目光移到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早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在豐富的海洋管理實踐中提出了最初的海洋管理理論。1972年美國頒布了《海岸帶管理法》，標志著海洋管理已成為國家實踐活動的重要內容。隨后各國不斷加以豐富，相繼提出了海洋管理法規、條例和政策。1993年，《世界海岸大會宣言》指出，沿海國家實F可持續發展的一項重要手段，是對海岸帶實施綜合管理，也是解決海岸區域的有效對策。

1.中美海洋管理范圍、類型與手段比較

在阿姆斯特朗和賴納合作完成的《美國海洋管理》一書中，海洋管理被看作是將某一海域的海洋資源、海況及人類活動加以統籌考慮的特定空間的管理活動。隨著海洋科技尤其是海洋高新技術產業的迅猛發展，人們對海洋開發利用實踐活動不斷加強，海洋管理的內容有了很大的擴展。如美國對自然區域海洋管理范圍的理解，經歷了包括自然部分、管理部分、管轄部分三大范圍不斷深化的過程，其中最基本的是自然部分，即表層水、水體、海床、底土；又如從海洋管理層次與類型對海洋管理的理解不斷拓展，將海洋管理明晰為領海、毗連區、專屬經濟區、大陸架、用于國際航行的海峽、群島水域管理等等，以此為依據分別制定了一系列區域性海洋法律制度。

在我國，海洋管理范圍有哪些？海洋管理的類型有哪些？海洋管理的手段有哪些？同樣困惑著我國海洋實際部門和學術界。盡管我們經過了30多年海洋管理實踐與理論的不斷探索，并已初步形成自己的海洋管理體系，但還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

鹿守本1998年認為，在開發、利用、保護、權益、研究海洋事業等活動所發生的指揮、協調、控制及執行實施總體過程中產生的行政與非行政的一般職能，就是海洋管理。管華詩、王曙光2003年主張，海洋管理是指政府以及海洋開發主體對海洋資源、海洋環境、海洋開發利用活動、海洋權益等進行的調查、決策、計劃、組織、協調和控制工作。

與美國相比，我國海洋管理所包括的范圍、類型和手段有較大差別。一方面，是由于中美兩國歷史發展階段、經濟社會基礎、政治經濟體制等有較大差別，另一方面，主要是海洋技術、海洋管理權限、海洋管理機制等有較大差別。

2.傳統與現代海洋管理內容、對象、方法和特征比較

現代海洋管理與傳統海洋管理相比較，兩者之間有哪些不同內容？目前海洋管理部門和理論界尚無定論，主要反映在海洋管理的具體內容上有不同見解。

傳統海洋管理，是指國家海洋行政機構對海洋的管理，是單純的行政管理。隨著時展，人類社會開發利用和保護海洋的程度與規模不斷擴大，人們對海洋的依賴日益增加，而且由于海洋生態系統的特殊性、海洋比陸地有更多的不可抗力，決定了海洋管理的復雜性、多樣性和系統性。近百年海洋環境日益惡化，生態資源逐步枯竭、海洋災害發生頻率不斷增加等現象足以說明，現代海洋管理必須突破傳統海洋管理的局限，有更高的要求和標準。

海洋綜合管理是一個系統工程，牽涉到各涉海部門的利益調整，不僅需要理論與實踐的深化完善，而且急需培養一批熟悉海洋綜合管理的人才隊伍。海洋綜合管理人才隊伍是海洋管理的核心，關系到我國海洋強國戰略和“一帶一路”建設的成敗。只有造就一批政治素質高、政策性強、業務知識面寬、具有國際視野、熟悉海洋管理規律、具有戰略頭腦、開拓進取、善于解決實踐中所遇到的各種問題的海洋綜合管理人才隊伍，才能適應21世紀中國海洋事業迅猛發展的需要，使我國由海洋大國變成海洋強國。

3.我國海洋綜合管理體系創新的主要內容

現代海洋管理的實踐和理論不斷拓展，客觀上要求我國海洋綜合管理的內容不斷拓展和創新。將海洋權益管理、海洋戰略管理、海洋資源管理、海洋環境管理、海洋人力資源管理、海洋科技管理、海洋信息管理、海洋安全管理、陸海統籌管理、海洋區域管理、海洋管理組織等，作為創新與完善我國海洋綜合管理體系的主要內容。

3.1 海洋權益管理

海洋權的產生與發展，在全球沿海各國和地區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演進過程。工業化、全球化以來，海洋權益的內容不斷豐富，海洋權益管理不斷加強。隨著國際海洋法的不斷豐富，國際海洋法規和現代海洋權益制度不斷完善。中國海洋法制建設水平亟須提高，在國際舞臺上發出越來大的聲音。在海洋權益的維權管理及海洋權益法制管理方面，沿海各國和地區對海洋維權管理的原則越來越明晰。海洋執法在維護所管轄海域海洋權益，海洋司法在解決國際海事糾紛和海上劃界爭議等方面的重要性越來越明顯。全球在管轄海域外的海洋權益上，盡管存在不少分歧，但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國際公約繼續發揮作用。

3.2海洋戰略管理

海洋戰略及其管理決定了一國和地區海洋管理的頂層設計水平，也決定了海洋管理的基本走向。不同社會環境、政治制度和經濟基礎等，產生不同類型的海洋戰略及其管理模式。海洋戰略管理體系，由海洋經濟戰略、海洋政治戰略、海洋軍事戰略、海洋社會戰略、海洋文化戰略、海洋科技戰略、海洋生態戰略、海洋環境保護戰略、海洋安全戰略等內容構成。我國海洋戰略管理必須改變長期存在的重陸地、輕海洋，重近海、輕遠洋的傳統觀念，樹立海洋可持續發展戰略管理、海洋強國戰略管理、陸海統籌戰略管理、海洋安全戰略管理、“一帶一路”戰略管理等觀念并付諸實施，形成全球視野的海洋戰略管理體系。

3.3 海洋資源管理

科學界定海洋資源管理的分類方法，認識海洋資源管理的本質和特性，選擇科學合理的開發模式和海洋資源管理制度。

3.4 海洋環境管理

科學界定海洋環境管理的原則和任務，分析海洋環境污染行為。在比較中外海洋環境管理實踐活動基礎上，加強各級政府在海洋環境保護、海洋環境監測、海洋環保國際合作、海洋自然保護區建設等方面的管理。

3.5 海洋人力資源管理

分析海洋人力資源海洋產業管理。明確海洋產業管理的形式、分類及其演進階段，加強海洋產業組織管理、產業規模管理的職能、內容、途徑，克服管理中存在的問題，提升我國海洋人力資源管理水平。

3.6海洋科技管理

明確海洋科技管理的原則、特性，分析影響海洋科技產業化的因素，完善海洋科技研發與應用、組織管理、應用管理，提出海洋科技產業化管理內容與方式，加速海洋科技產業化。

3.7 海洋信息管理

明確海洋信息管理戰略在海洋信息用戶培育與管理、海洋信息管理在海洋開發事業中的作用；分析制約我國海洋信息管理的相關因素、問題及解決措施，明確海洋管理信息系統建立的技術基礎與實現途徑。

3.8海洋安全管理

認識國家海洋權益安全管理的價值，分析我國海洋權益安全和海洋權益安全管理現狀，從國家海洋經濟安全管理、政治軍事安全管理、生態環境安全管理、社會安全管理等角度，完善海洋安全支撐理論、海洋強國目標取向和海洋安全推進策略等。

3.9 陸海統籌管理

明確陸海統籌管理的地位、背景、價值、必然性與相關理論，陸海統籌創建海域經濟帶的時代背景、全程路線圖解、戰略價值認定、綜合優勢支撐用現存難點，制定陸海統籌管理的內容、陸海兩域規劃銜接、陸海兩域資源配置、陸海兩域產業結構整合、陸海兩域科技研發、陸海兩域基礎設施建設、陸海兩域交通網絡完善、陸海兩域環境整治、陸海兩域金融市場和對外開放體系建設等規劃及對策。

3.10 海洋區域管理

提出海洋區域管理的原則、目標、任務，明確海岸帶、海島和海域使用管理的目標、任務、原則、手段，分析世界發達國家及地區的海岸帶、海島和海域使用管理經驗對我國的借鑒作用；拓展大陸架以外公海、兩極等的外海管理，明確內海與外海管理的目標與任務、外海管理的主要措施，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運用于外海管理。

3.11海洋管理組織

分析海洋管理組織的屬性、海洋管理組織結構基礎、類型、設計、差異等，認識全球海洋管理沖突，海洋管理組織在國際關系協調中的作用，海洋管理溝通機制和談判過程和海洋管理組織變革管理。

在回顧我國海洋管理體制改革主要歷程，分析我國海洋管理體制創新的難點問題和國際海洋管理體制創新趨勢基礎上，研究我國現代海洋管理體制創新的目的、原則和模式，提出我國海洋管理體制創新的總體要求、思路和未來趨勢。

創新中國論文:肩負歷史使命,堅持問題導向,創新中國理論

在2016年5月17日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是針對當前中國和世界的真實問題所呈現的深邃思考，也是基于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實際與突出問題所提出的頂層方案，對推動新時期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促進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為中華民族乃至于全人類貢獻更多的思想智慧，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是當前和今后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指南和遵循。

一、偉大時代的綱領性文獻

在這個重要講話中，著眼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出發，深入分析了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面臨的新機遇新挑戰新形勢新任務，科學回答了事關我國偉大社會發展實踐及哲學社會科學長遠發展的一系列根本性問題，對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作出了重大部署。

講話科學概括了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指出，哲學社會科學是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動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其發展水平反映了一個民族的思維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質，體現了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一個沒有發達的自然科學的國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個沒有繁榮的哲學社會科學的國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需要不斷在實踐和理論上進行探索、用發展著的理論指導發展著的實踐。在這個過程中，哲學社會科學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講話明確指出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方向。在講話中提出了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號召，提出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并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在講話中，指出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必須把握3個主要方面。一是體現繼承性、民族性。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種資源，尤其是馬克思主義資源、中華傳統文化資源及國外哲學社會科學資源。哲學社會科學的現實形態，就是古往今來各種知識、觀念、理論、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結果。二是體現原創性、時代性。要以我國實際為研究起點，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理論觀點，構建具有自身特質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優勢。三是體現系統性、專業性。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應該涵蓋各個領域與各個學科，不斷推進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和創新，努力構建一個多方位、全領域、全要素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

講話深刻論述了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認識論和方法論。首先是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指導地位。在我國，不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哲學社會科學就會失去靈魂、迷失方向，最終也不能發揮應有作用。對馬克思主義要真學真懂真信，就要始終清晰地認識到為什么人的問題，就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研究導向，力戒教條主義的態度，堅持問題導向。

二、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歷史使命

正如所指出的，歷史表明，社會大變革的時代，一定是哲學社會科學大發展的時代。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必將給理論創造、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也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我們不能辜負了這個時代。一切有理想、有抱負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都應該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按照的要求，做先進思想的倡導者、學術研究的開拓者、社會風尚的引領者、黨執政的堅定支持者，積極為黨和人民述學立論、建言獻策，擔負起歷史賦予的光榮使命。

清醒認識當前社會發展新形勢下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任務。我國正處在社會發展轉型期、經濟結構調整換擋期、社會矛盾多發期，思想多樣多元多變，觀點交流交融交鋒，面對社會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日趨活躍、主流和非主流同時并存、社會思潮紛紜激蕩的新形勢，如何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如何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增強文化軟實力、提高我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迫切需要哲學社會科學更好發揮作用。

正確把握我國社會發展新機遇新形勢新挑戰新要求。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國際環境深刻變化日趨復雜。如何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如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迫切需要哲學社會科學更好發揮作用。面對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各種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不斷呈現、各類風險和挑戰不斷增多的新形勢，如何提高改革決策水平、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迫切需要哲學社會科學更好發揮作用。面對從嚴治黨進入重要階段、黨面臨的風險和考驗集中顯現的新形勢，如何不斷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增強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使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迫切需要哲學社會科學更好發揮作用。

認真解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客觀存在的現實問題。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迅速，成就顯著，但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一是在建設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社會上也存在一些模糊甚至錯誤的認識。實際工作中，在有的領域中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空泛化、標簽化，在一些學科中“失語”、教材中“失蹤”、論壇上“失聲”。二是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戰略還不十分明確，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水平總體不高，學術原創能力還不強；哲學社會科學訓練培養教育體系不健全，學術評價體系不夠科學，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還不完善；人才隊伍總體素質亟待提高，學風方面問題還比較突出，等等。總的來看，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還處于有數量缺質量、有專家缺大師的狀況，作用沒有充分發揮出來。

努力促進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對人類文明作出更大貢獻。我們一直講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論自信，而在這個重要講話中，旗幟鮮明地提出了第四個自信，也即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一個拋棄了或者背叛了自己歷史文化的民族，不僅不可能發展起來，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場歷史悲劇。中華民族有著深厚文化傳統，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體系，體現了中國人幾千年來積累的知識智慧和理性思辨。這是我國的獨特優勢。因此，我們要加強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把跨越時空、超越國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要推動中華文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激活其生命力，讓中華文明同各國人民創造的多彩文明一道，為人類提供正確精神指引。要圍繞我國和世界發展面臨的重大問題，著力提出能夠體現中國立場、中國智慧、中國價值的理念、主張、方案。我們不僅要讓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國”，還要讓世界知道“學術中的中國”、“理論中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中的中國”，讓世界知道“發展中的中國”、“開放中的中國”、“為人類文明作貢獻的中國”。

三、加強和改善黨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的領導

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一方面要求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認識到自己肩負的光榮使命，另一方面也對如何加強和改善黨對社會科學工作的領導提出理論要求、指明了方向。

努力營造團結激勵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良好氛圍。指出，要認真貫徹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思想上主動引導、工作上創造條件、生活上關心照顧，多為他們辦實事、做好事、解難事。比如，在科研機構和高校管理上，要去行政化、官僚化，確立起以學生和教研人員的主體地位，使他們成為單位事務的參與者、貢獻者而不是旁觀者、批評者甚至抱怨者；在人事制度上，應該盡可能去科層化，化繁為簡，簡化繁雜手續，簡化人事關系，為他們的發展提供更好空間，為他們建立起團結和諧的人際關系提供良好氛圍。在對知識分子的管理上，要算調動起他們科研積極性、增強他們對黨執政的支持和擁護、鼓勵他們創新理論和話語體系的政治“大賬”，而不能算斤斤計較、繁文縟法，在日常管理中心層層設限、過度管理的行政“小賬”。

建立和完善尊重科研規律的科研管理制度。一是要真正重視和發揮哲學社會科學在治國理政中的重要作用。我們黨一直有重視哲學社會科學的傳統，但在某些地方和部門，也存在著領導拍腦門決策，然后讓學者進行學術包裝和背書的現象，這不僅不是對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視，反而會破壞學風、歪曲學術。二是科研管理制度要重科研而不是重管理，現在不少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片面重視數字化、數量化和指標化考核，片面重視境外引證指數與評價體系，在學科設置、課題設置、課題發包、資源分配等問題上，過于行政化和長官意志，甚至存在腐敗現象，必須得到解決。應該相信知識分子，加強同行評價，加強學風建設，允許試錯，允許坐冷板凳，允許十年磨一劍，改變浮華浮躁的學風。三是嚴格處理學術不端行為，樹立起良好的學風和學術職業倫理。

建立和完善以科研為中心、符合法治精神的科研經費管理制度。科研經費大多來自于財政經費，必須嚴格監管，但這個監管必須科學、規范，以服務科研活動為中心，以促進科研活動為目的，而不能違反科研規律，層層設限，反而成為科研活動的阻力。一是要符合科研規律，真正以科研為中心。科研是探索性活動，在調研活動、研究結構上都具有不確定性，不可能在科研活動開展之前就編制出細碎無比的經費預算，即便編制出來了預算，也只能是“編的”，實際上導致科研不誠信行為，甚至“逼良為娼”。應該允許科研人員在合理的范圍內自主支配科研經費。二是要完善采購制度。當前在許多科研機構和高校，科研設備采購被納入到政府采購。本來這是為了規范采購行為，但實際上導致從提交采購申請到設備到位，往往曠日歷時，而且到位的設備還不一定符合需要。三是依法管理橫向課題經費，橫向課題經費往往來自非政府機構，并非財政經費，在合同法上屬于普通的承攬合同。但在實踐中，往往橫向課題也管理過于嚴格，不僅違反合同法，而且大大壓抑了學者的工作熱情。因此，應該依法管理橫向課題，一方面承認橫向課題研究成果的公益性質，而不僅僅是研究人員的私人行為；另一方面，承認研究人員的智力投入，允許他們按照合同法的規定獲取適當回報。

我們所進行的是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現成的教科書。這就需要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科學探索，大膽創新，從我國改革發展的實踐中挖掘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構建新理論，加強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經驗的系統總結，加強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以及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等領域的分析研究，加強對黨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研究闡釋，提煉出有學理性的新理論，概括出有規律性的新實踐。為此，需要加強和改善黨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的領導，使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能更好地投入到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思想和智慧的光榮歷史使命之中！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

創新中國論文: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軍事指導理論創新與發展的歷史經驗

[摘 要]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各個歷史時期，黨中央、中央軍委在指導軍事實踐中不斷創新與發展軍事指導理論，取得了系統性的歷史經驗。黨的軍事指導理論創新與發展的外部動力是把握時代主題，科學判斷戰爭與和平形勢，應時提出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基本依據是適時確立和調整軍事戰略方針;根本目標是提升軍隊戰斗力和國防威懾力;政治方向是堅持黨對軍隊的領導，永葆人民軍隊的性質與宗旨;內在動力是著眼歷史使命，解決重大現實問題。

[關鍵詞] 黨的軍事指導理論 創新與發展 歷史經驗

黨的軍事指導理論，集中反映了黨對軍事問題的總體看法和基本認識，是黨指導軍事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是國防和軍隊建設的行動指南。一個政黨、一支軍隊要立于不敗之地，始終走在時代前列，一刻也離不開科學理論的指引。新中國成立以來，黨中央、中央軍委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指導國防和軍隊建設及軍事斗爭實踐，科學把握世界軍事發展趨勢，根據發展變化的國情軍情在實踐中不斷創新與發展軍事指導理論――軍事思想、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關于國防和軍隊建設重要論述等，這些軍事指導理論都極大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寶庫，對中國軍事實踐發揮了重大的指導作用。新世紀新階段，在實現強軍目標的戰略背景下，研究黨的軍事指導理論創新與發展的歷史經驗，從中汲取智慧，對于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創新與發展軍事指導理論，構建信息化條件下新型軍事科學體系，積極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具有重大意義。

一、把握時代主題，科學判斷戰爭與和平形勢，應時提出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是黨的軍事指導理論創新與發展的外部動力

時代主題以及與此緊密相關的戰爭與和平形勢，從根本上決定著國家安全與發展的戰略全局，把握時代主題、科學判斷戰爭與和平形勢，是黨確立國防和軍隊建設的指導思想，是指導國防和軍隊建設的重要前提。指出：“科學判斷國內外形勢，歷來是我們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前提。”[1]P1087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在定位時代主題、判斷戰爭與和平形勢的基礎上，主動適應時代特點、反映時代要求，為解決時代所提出的新的軍事問題適時提出了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為黨的軍事指導理論的創新與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外部動力。

在新中國成立后的較長一段時間里，我們黨對戰爭與和平的形勢有一個基本判斷，這就是世界大戰不可避免，而且日益迫近。這構成了那個時期國防和軍隊建設指導思想的基本前提，戰爭準備被擺到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位置，國防和軍隊建設處于臨戰準備狀態。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前期，由于國家安全形勢日趨嚴峻，黨中央、中央軍委從最壞的可能出發，對戰爭威脅的判斷不斷加重，從認為“發生局部戰爭的可能性大”“有可能演變成大規模戰爭”，到提出“要準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2]P23，以此為依據籌劃部署國防建設。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同志通過對戰爭與和平這兩種力量矛盾運動的辯證考察和對國際形勢的科學判斷，創造性地提出：當前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長超過了戰爭力量的增長，科學技術和經濟發展成為制約戰爭、防止戰爭以至消除戰爭的重要因素。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科學地回答和解決了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我國進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條件下，如何走中國特色精兵之路，建設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的重大課題。它對國防和軍隊建設方針原則做出了科學回答，不斷以新的實踐經驗豐富發展了黨的軍事指導理論的寶庫。在繼承這一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要以和平方式來解決國家間的分歧，以和平、平等和協商的方式來解決爭端，使“遏制戰爭、維護和平”的戰略思想更具有現實意義。進入新世紀新階段，提出“和平、發展、合作”，構建和諧世界的新理念，在“和平、發展”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合作”思想。這種“合作”思想是摒棄西方殖民道路、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新思想，是遏制戰爭、維護世界和平的新思想，是建設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的新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戰爭觀的重大創新。

二、適時確立和調整軍事戰略方針，是黨的軍事指導理論創新與發展的基本依據

軍事戰略方針是國家軍事政策的集中體現，是指導國防和軍隊建設、開展軍事斗爭以及進行軍事斗爭準備的依據和綱領。[3]P274“為了掌握戰略主動，我們必須確立正確的軍事戰略方針。”[4]P282新中國成立以來，著眼國家安全和發展大局，根據國際形勢變化，結合軍事斗爭的任務和要求，我們黨確立并適時調整軍事戰略方針，以其為統攬和依據，創新和發展軍事指導理論，有效地指導了我國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及軍事斗爭實踐，維護了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

制定軍事戰略方針，歷來是黨的領導核心和軍隊較高統帥深刻思考、精心運籌的重大問題。積極防御的戰略思想，是由在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提出來的。新中國成立后，我們仍然實行積極防御，但情況有很大不同。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國際國內政治、經濟、軍事、科技等各方面情況的變化，及時把握現代戰爭的特點和軍隊建設的需要，為軍事戰略方針增添新的內容。為了保衛國防，準備和實施反侵略戰爭，提出積極防御的軍事戰略方針，并指導抗美援朝戰爭取得了重大勝利。1956年3月，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正式確定將積極防御作為保衛祖國的軍事戰略方針。此后，隨著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盡管積極防御軍事戰略方針的具體提法和內容有所不同，如作戰對象、設防方向、作戰形式和戰場建設等方面有所變化，但總的戰略指導思想和根本原則沒有變，人民解放軍重大軍事行動和軍事建設都遵循了積極防御的戰略方針。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不僅重新確立了“積極防御”的軍事戰略方針，而且結合新的形勢賦予了“積極防御”軍事戰略方針新的時代內涵，進一步充實和完善了新時期的軍事戰略方針，強調用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來統攬國防和軍隊建設的全局，使我國國防和軍隊建設、軍事斗爭準備取得了重大發展。鄧小平從國家性質、國家利益和國家發展狀況出發，明確提出未來反侵略戰爭的戰略方針是積極防御，是堅持人民戰爭、立足以劣勢裝備打敗優勢裝備的敵人。依據信息化戰爭的發展趨勢，提出要把軍事斗爭準備的基點放在打贏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上，以軍事斗爭準備牽引軍隊現代化建設。強調，要以增強打贏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能力為核心，不斷提高應對多種安全威脅、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的能力，確保在各種復雜形勢下能夠有效應對危機、維護和平、遏制戰爭、打贏戰爭。

三、提升軍隊戰斗力和國防威懾力，是黨的軍事指導理論創新與發展的根本目標

軍隊戰斗力和國防威懾力是國防和軍隊建設及軍事斗爭實踐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提升軍隊戰斗力和國防威懾力的最終目標是為了在未來的軍事較量中戰勝對手或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六十多年的軍事實踐已經證明，黨的軍事指導理論的創新與發展，只有以軍隊戰斗力和國防威懾力的提高為根本目標，才能實現軍事指導理論對軍事實踐的強有力指導，才能充分體現軍事指導理論的活力與生命力。

新中國成立后，提出建設一支強大的國防軍的總目標，指出“我們將不但有一個強大的陸軍，而且有一個強大的空軍和一個強大的海軍”[5]P4。以此為指導，黨中央、中央軍委提出了一系列具體的國防建設舉措。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國防科技和武器裝備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戰略武器、常規武器和國防工業建設發展上都取得重大突破。1954年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干部會議明確提出：“現代化軍隊建設中長期的經常的中心工作是訓練部隊，特別是訓練干部。”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全軍練兵積極性大大提高。國防建設的快速發展和軍事訓練的大力開展，都大大提高了國防威懾力和軍隊戰斗力，成功捍衛了國家主權與安全。改革開放以來，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立足打贏戰爭，探索加強軍事斗爭準備，提高軍隊戰斗力和國防威懾力。鄧小平主持中央軍委工作期間，明確提出“軍隊要提高戰斗力”，堅持把訓練提高到戰略地位。1975年，鄧小平又指出，大仗五年內打不起來，軍隊“要把訓練放在戰略問題的一個重要位置上”[6]P21。繼承和發展了鄧小平關于加強軍隊質量建設、努力提高軍隊戰斗力的思想，進一步提出“加強質量建設的關鍵，是實施科技強軍戰略，提高軍隊現代化建設的各個方面的科學技術含量，增強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防衛作戰能力”[7]P276。這一思想帶動了其他軍事實踐指導理論的創新與發展。進入21世紀新階段，指出，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要“以提高信息化條件下的威懾和實戰能力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8]P203，積極推進機械化條件下軍事訓練向信息化條件下軍事訓練轉變。從國家安全和發展形勢對國防和軍隊建設的新要求出發，明確提出了以推動國防和軍隊建設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戰斗力生成模式為主線的重大戰略思想，大大推進了黨的軍事理論的創新與發展。

四、堅持黨對軍隊的領導，永葆人民軍隊的性質與宗旨，是黨的軍事指導理論創新與發展的政治方向

政治方向，從根本上制約著軍隊的生存與發展。黨對軍隊的領導，決定著我軍建設與發展的政治方向，是永葆人民軍隊的性質和宗旨的根本保障。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軍事實踐中，始終堅持黨對軍隊的領導這一政治方向，保障了軍事理論對軍事實踐的正確導向，保障了軍隊的高度穩定與集中統一，確保了無產階級政權、黨的執政地位和國家的繁榮富強。

“黨指揮槍”是在建軍之初就確立的根本原則，他指出：“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允許槍指揮黨。”[9]P547新中國成立后，人民解放軍成為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較高指揮權屬于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黨對軍隊領導的原則和制度得到鞏固和加強。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軍隊建設進入新的歷史階段。鄧小平反復強調，軍隊任何時候都要聽黨的話，要始終不渝地堅持自己的性質，“這個性質是，黨的軍隊，人民的軍隊，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他還指出：我們國家所以穩定，軍隊沒有脫離黨領導的軌道，這很重要。[4]P488改革開放后，面對敵對勢力“西化”“分化”的新挑戰，面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給部隊建設帶來深刻影響的新情況，鄧小平進一步提出，軍隊要始終不渝地堅持“黨的軍隊、人民的軍隊、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的性質。把黨的領導稱為人民解放軍的“軍魂”，并提出“打得贏、不變質”兩大歷史性課題。堅持黨對軍隊的領導，加強思想政治建設，使人民解放軍經受住各種嚴峻考驗，包括經受住國際上蘇東劇變、國內政治風波、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考驗，始終保持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保持人民軍隊的性質和宗旨，保持部隊的高度穩定和集中統一。把我軍優良傳統概括為“聽黨指揮、服務人民、英勇善戰”，多次強調堅持黨對軍隊的領導是我軍建設和發展的首要問題，這個問題要始終關注、抓住不放。六十多年來，黨在軍事指導理論創新與發展過程中，始終貫徹黨對軍隊的領導這一根本原則，保持人民軍隊的性質與宗旨不變色，并以創新的軍事指導理論武裝全軍，不斷加深和鞏固聽黨指揮、服務人民的思想基礎，確保了軍隊建設的正確方向。

五、著眼歷史使命，解決重大現實問題，是黨的軍事指導理論創新與發展的內在動力

軍隊的歷史使命問題，是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的重要內容。新中國成立六十多年來，黨根據不同時期的歷史任務調整，賦予人民軍隊歷史使命的新內涵，都是對黨關于我軍歷史使命思想的豐富和發展，反映了國防和軍隊建設實踐對黨的軍事指導理論創新的時代要求。黨在軍事實踐中始終以軍隊歷史使命為牽引，以解決重大現實問題為突破口，堅持理論與實踐的辯證統一，實現軍事理論與軍事實踐的互動與發展，形成了黨的軍事指導理論創新與發展的內在動力。

新中國成立后，“鞏固國防，保衛領土主權完整，反對任何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是我軍的神圣職責。人民解放軍先后進行了內陸剿匪、解放沿海島嶼和邊境自衛還擊作戰，維護了國家的安全和獨立。全軍響應“建立強大的國防軍”的號召，大力加強軍隊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不斷提高部隊的軍政素質和技術裝備水平，做好反侵略戰爭的準備。這一時期，在履行使命任務中軍事思想得到創新與發展。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同志強調軍隊要擔當起保衛社會主義祖國、保衛“四化”建設，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的光榮使命，并鄭重地指出：“我軍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堅強柱石，肩負著保衛社會主義祖國、保衛四化建設的光榮使命。因此，必須把我軍建設成為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6]P395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軍隊建設的指導思想也隨之實現了戰略性轉變;但是對于人民軍隊來說，根本職能仍然沒有變。圍繞使命任務，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在軍事實踐中得到進一步創新與發展。20世紀90年代，指出：“我國已經裁軍百萬，今后軍隊要努力適應現代戰爭的需要，注重質量建設，增強戰斗力，更好地擔負起保衛國家領土、領空、領海主權和海洋權益，維護祖國統一和安全的神圣使命。”這“四個保衛”“兩個維護”是對我軍歷史使命的繼承和發展，是著眼新的歷史條件對我軍歷史使命的新的科學概括，是新時期黨和國家賦予我軍的歷史性任務。21世紀新階段，根據黨的三大歷史任務，提出了“三個提供，一個發揮”這一新的歷史使命，以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為根本著眼點，進一步拓寬了我國安全戰略和軍事戰略視野，明確了新形勢下軍隊建設的發展方向、奮斗目標和指導原則。這都為黨的軍事指導理論創新與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內在動力。

創新中國論文:創新中國夢引領下的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徑

內容摘要：“中國夢”是當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主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價值目標的總和。在“中國夢”的引領下創新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徑，需要在深入領會中國夢的科學內涵和現實意義的基礎上，探討工作開展的思路和方法，不斷探索創新，以目標為導向，從需求出發，以主題實踐活動為載體，運用新媒體，將中國夢“內化”為理想信念和個人追求，實現從思想到行為的躍升。

關鍵詞：中國夢 思想政治教育 創新路徑

一.中國夢對開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現實意義

中國夢的本質，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是“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中國夢凝聚了我國幾代領導人的心血，表現了中華民族的共同利益，是所有中華兒女的期盼，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中國夢的實現直接影響到了整個中華民族的復興，其表達的價值觀和大學生的個人理想有著深刻的契合性。當代大學生是最有朝氣、最富有夢想的未來的人才支柱，與中華民族的振興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提高大學生“中國夢”的理想信念教育，利用“中國夢”去引導大學生理想信念的教育、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升學生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領悟和實踐，在中國夢的引領下增強大學生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是非常重要的。

中國夢的提出及其所體現的理想追求，對于當代大學生的價值觀形成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實踐價值。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我國現代化建設的腳步不斷加快，西方文化思想潮流和價值觀念的沖擊，使得許多大學生自身需求意識在逐漸增強，但是國家意識方面卻出現一定程度的淡化現象;隨著經濟發展、時代進步;面對個人發展的壓力，部分學生會因此出現精神缺乏寄托、沒有前進的方向、沒有動力和夢想。正處于價值觀和人生觀的形成時期的大學生們，雖然思想觀念已經基本成型，但仍然不夠成熟，所以，要通過中國夢教育來對大學生進行引導，實現對大學生價值觀的引領，使大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對拜金主義、利己主義和個人主義進行有效的抵御，增強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中國夢作為大學生的理想和目標，有利于在價值觀上激勵大學生追求真理、探索科學，在學校內形成優良的學風。

二.大學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問題分析

（一）道德教育、心理教育缺位

1.道德教育缺位。由于我們國家在社會中承擔倫理道德社會化功能的結構的專化程度不高，長期以來，這種功能是由思想政治教育來承擔的。而在高校里更是如此，大學生的思想品德的培養主要是通過思想教育來進行的。但是很多高校并沒有真正重視道德教育，往往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前面，道德教育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2.心理教育缺位。很多高校在思政教育過程中沒有注重對于學生心里教育進行過多的干預和調試。在現實中，很多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政教育不屬于同一個工作范疇，存在嚴重的脫鉤現象。心理健康教育更多是由輔導員和專門的心理健康咨詢機構負責，很多學校開展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平均每學期只有一場專題講座，參與者多數為輔導員或者個別學生代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并沒有落實在實處，與思政教師也相距甚遠。

（二）社會化教育、生活化教育缺失

1.社會化教育缺失。作者通過對很多高校的調查發現，現有的思政教育體系不能很好的將教育對象，也就是我們所指的大學生，設置在一定的社會化環境中，而是一味的放在學校，進行單純的政治教育，出現了與社會實際相脫離的現實問題。有的學校雖然存在派學生代表外出參觀等等形式，但是這種形式往往起不到真正的學生心靈深處的感觸教育，不利于學生認知自我、認知他人、認知社會。

2.生活化教育缺失。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種趨勢。但有很多大學當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凌駕于社會生活之上，導致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的缺失。通過作者調查結果顯示，很多大學生認為思政教育內容脫離大學生的實際，政治色彩濃厚，與現實生活存在較大差距。

（三）思想政治工作缺乏整體規劃、網格式布局、多層聯動和梯次推進

思想政治工作的整體規劃，不能簡單局限于“兩課”教師和“黨務”干部，應針對全校各部門及所有任課教師、學生干部在內，體現思想政治工作的整體目標、步驟、要求、途徑，使思想政治工作呈網格式布局、多層聯動、梯次推進，那樣思想政治工作的整體效應才會大大增強。從而促進學校穩定和思想統一，并在解決具體問題和施教上呈現主動性和強大效力，避免思想政治工作僅為“兩課”的事、黨務者的工作，使整個思想政治工作陷入被動、單薄、弱化的局面。

（四）思想政治工作缺乏整體上的齊抓共管、有序遞進和持續發展

現在的思想政治工作中總有空泛無力的感覺，往往只是隨形勢呈“被動式”發展，具體操作時往往緊一陣、松一程，顧此失彼，導致效應鏈常常斷裂。造成此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政策面、環境面、技術面，更有施教人員的素質面等;此外現在的大學生思想活動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明顯增強，其生活背景、接受信息、意識潮流影響也呈復雜的動態變化之中。因此大環境稍寬松一些，思想政治工作就會松懈下來;情形一緊張，又得急匆匆地狠抓一陣;在解決針對性問題時，又容易“一刀切”，既缺乏整體解決方案，又缺乏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加之，學生的互動和主動參與不到位，就很難使思想政治工作呈整體上的齊抓共管、有序遞進和持續發展。

三.以中國夢為依托，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與創新性

（一）凸顯心理健康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全過程中的前提地位

心理健康狀況良好是學生學習、生活順利開展的重要保障。面對日益激烈的競爭和嚴峻的就業形勢，面對多元的價值取向和復雜的思潮，大學生的心理問題越來越多。面對新時期學生中出現的新的心理問題，高校在今后的工作有必要做到，及時、開好一組課程普及心理健康知識。一是根據大學生心理發展的特點，可以設計一組心理健康教育系列選修課程。通過課程和講座的開設促進思想政治教育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發揮的積極作用。二是介紹增進心理健康的方法和途徑;三是有效地宣傳普及心理健康知識，幫助大學生培養良好的心理品質;四是解析心理現象，幫助大學生解決常見心理問題。第二、建設全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網絡與檔案。一是建立校園三級心理健康與危機干預體系，建立健全學生心理檔案。二是通過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普查和調查，了解學生心理健康狀況;三是加強心理咨詢與心理輔導工作，做到及早發現，及時治療。同時，還要時刻關注思想政治教育中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確保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與大學生心理健康工作的與時俱進。

（二）凸顯社會化、生活化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歸屬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社會化、生活化是向人的生活世界的理性回歸，離開了社會生活基礎，思想政治教育將走向虛無。在今后的思想政治教育中，要以中國夢為主題，以人為本，將大學生的個人成長和中國夢的實現有機結合起來，讓學生在現實生活中學會生存、學會做人、學會做事、學會學習、學會生活，提高學生的的使命意識和社會責任心，提高他們的生活質量和精神境界。另外，可以讓大學生通過多種渠道深入社會、了解社會、認識社會，通過自己的親身體驗總結提煉“中國夢”的工作任務與實質，推進“中國夢”的進一步深化。

因而，高校要通過思想政治教育培養出健康的、高素質的、發展的人才，就必須以道德教育為基礎、心理健康教育為前提、社會化生活化教育為歸宿，進一步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促進高校學生健康成長。

（三）充分利用現代管理方法和科學技術，增強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

現代管理科學已有系統的科學方法和應用心理學方法，可充分發揮高校這方面的優勢。要關注網絡的利用和引導，據調查97%的大學生都會上網，80%以上的大學生對網絡又很感興趣;還可充分利用校電視臺、廣播站、校報，院刊開設一些訪談、辯論、名家論壇、科技動態，及報道一些先進事跡、成功者足跡等，從多方面實現思想政治工作的綜合效應;還可針對師生開展心理障礙診斷，使思想政治工作在潛、顯的層面上都獲得發展。

（四）建立思想政治工作創新機制，營造筑夢圓夢的文化氛圍

1.建立網絡實踐平臺，開展網上實踐活動。依托網絡陣地建立思政教育新平臺，始終確保掌握輿論陣地主動權，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通過制作視頻、動畫、圖片等形式在網絡平臺上展現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這樣有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也適應當前形勢下新媒體發展的總趨勢;有利于構筑網絡思想文化陣地，傳遞網絡文化正能量。

2.善用手機媒體，做好教育、管理和服務。由于現代在的大學生都有手機，絕大部分學生的手機都可以上網，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必要結合網絡文化發展建設需要，大膽創新活動形式，通過當前學生使用手機的新趨勢豐富教學內容、轉變教育形式;靈活運用新媒體傳播途徑，正確引導大學生中國夢的總構架。

在“中國夢”的引領下創新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徑，重在實現學生對“中國夢”的認知內化。在此過程中，創新和拓展路徑選擇是實現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與時俱進的重要保障。

（作者單位：武漢交通職業學院）

創新中國論文:關于創新中國中小企業擔保體系的思考

摘 要：通過三個方面來論述如何創新中國中小企業的擔保體系，首先，概述中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建設現狀以及困境，其次，借鑒國外有關中小企業擔保體系的建設，吸取其有益經驗，，從政府和金融機構兩個方面提出創新中國中小企業擔保體系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中小企業；擔保；創新

中小企業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目前遇到的問題主要是融資難，而上溯至商業銀行會發現其對中小企業“惜貸”原因在于：對風險和貸款成本等方面的考量，當然缺乏信用也是重要的原因。一方面，從金融機構角度來說，需要大力創新擔保產品，通過與相關擔保機構的合作以及風險承擔，積極滿足中小企業融資需求；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大力創新相關的擔保運作機制，以及構建了融資性擔保機構風險預警指標體系，做到降低風險或者提前發現風險，支持金融機構對中小企業的擔保和貸款。

一、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建設綜述

中國中小企業擔保的運作創始于1992年，經過十余年的發展，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目前已形成了“一體兩翼四層”的總體框架，主要包括政策性信用擔保、互助擔保和商業擔保等三種類型。總體框架中的“一體”主要指模式主體，也就是狹義的信用擔保，主要指城市信用擔保、省級信用再擔保以及信用保險所組成的全國性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總體，其方式主要是多元化的資金來源、市場化的運作、企業化的管理模式、針對績優者的幫扶。總體框架中的“兩翼”主要指商業化擔保和民間互助擔保，也涵蓋農業擔保機構。總體框架中的“四層”主要指中央、省、地市、縣等四級有政府背景的擔保公司，這里面，基層擔保公司掌管轄區內受保企業的擔保業務，省級及以上擔保公司主要承擔再擔保的義務。近年來，中國中小企業信用發展速度很快，截至2012年末，全國融資性擔保行業共有法人機構8 590家，其中，國有控股1 907家，占22.2%；民營及外資控股6 683家，占77.8%。融資擔保仍有待于進一步發展，在保余額與GDP的比重略低，據統計，2012年末，在保余額21 704億元，占當年GDP的4.18%，而2009年韓日兩國的該比例分別是6.4%、6%。融資擔保在中小微企業貸款中占比仍偏低。2012年末，中小企業融資性擔保貸款余額為11 445億元；2012年，銀行業對小微企業貸款余額為14.8萬億元，不考慮中小企業和小微企業的口徑差異，融資擔保的小微企業貸款占銀行業的7.73%。而韓國的中小企業貸款中由信用保障機構擔保的比例2009年就已達24.3%。

目前中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存在的問題是：及時，擔保機構的總體結構擺布不盡合理。現在，政策性擔保機構在中國中小企業擔保體系中所占比重較大，可是相比之下，互助性和商業性擔保機構的比重顯得較低；第二，中小企業實力較弱。從中小企業自身發展情況看，技術水平較低，經營管理不規范，經營效益較為低下，難以提供足額的擔保抵押品是中小企業貸款難的最主要原因；第三，政府部門幫扶力度略顯不足。目前情況是政府部門不僅對其進行一定的行政干預，而且注入信用擔保機構的資金規模略少；第四，金融機構普遍不愿意對中小企業貸款。因為中國缺乏明確的制度規范，再加之擔保機構的實力較弱，在與銀行的交往中往往處于劣勢，銀行和中小企業擔保機構的權利與義務不對等。所以，一旦涉及分擔風險時，銀行卻能只享受權利而少承擔或不愿承擔義務；第五，信用評價環境的缺乏。中小企業融資的外部信用環境較差，需要進一步完善中小企業的信用評級制度；第六，法律法規存在著不健全的現象。《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小企業促進法》等關于中小企業的專門法律條文中，只是將其中的“指導性意見”直接引用，一方面不具備法律規范的特點，另一方面，也沒有明確的權利和義務規定，還缺乏嚴格的懲罰措施，可操作性不強，而且立法層次相對較低。

二、國外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借鑒

1.在資金來源方面。在美國，美國小企業管理局主要掌管中小企業的擔保，聯邦財政向其提供運營資金，因此補貼資金的來源主要是每年的國會預算撥款，國會通過確定補貼率來控制補貼金額，當然也會考慮小企業管理局的收支狀況。在日本，政府財政會給日本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注入資金。主要是通過撥款形式，同時輔之多元化的資金注入。在韓國，政府和相關金融機構一并出資注入信用擔保基金。一般來說，政府和相關金融機構提供開始的啟動資本，政府占改啟動資本額的 50%以上，但還是需要國會批準，然后對政府制定的信用擔保業務資金預算后進行撥款。

2.在管理體制方面。國際上比較成功的主要有兩種類型：分散型和集中型。日本是分散型的典型國家，日本的中央政府部門設有中小企業信用保險公庫和信用保障協會，此外在地方上設有信用保障協會等機構，為地方信用保障協會提供再擔保主要是信用金庫，通過這一機制，形成了擔保與再擔保相結合的雙重擔保體制。美國和韓國是集中型的代表國家，他們主要是由中央政府設立的擔保機構對各地分支機構實行統一領導和管理。

3.在規避和分散風險機制方面。在美國，其金融體系已經形成了一套較為完善的規避和分散風險機制，信用擔保體系也不例外，該機制首先設立了嚴格的擔保分擔比例，從而分散和降低風險。擔保機構不一定進行全額擔保，貸款規模和期限擔保是關注重點，主要是根據兩者的一定比例，既而分散擔保機構和銀行之間的風險。美國中小企業信貸保障計劃的擔保金額一般不超過75%～80%。日本建立損失補償金補助制度，主要是保障信用保障制度的正常運作。日本還制定了《中小企業信用保險公庫法》，該法保障保險公庫僅賠付信用保障協會70%～80%的保險金，假如出現代位清償，信用保障協會將負擔20%～30%的保障責任。

4.在擔保機構與銀行共擔擔保比例方面。國外的擔保機構根據貸款期限和規模，與銀行分別負擔一定比例的風險，而不是全部承擔風險。在美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的擔保金額一般不超過貸款的75%～80%；在日本，中小企業擔保協會的擔保金額不超過貸款的 70%～80%；在韓國，韓國信用擔保基金的擔保金額不超過貸款的70%～80%。

三、創新中國中小企業擔保體系的政策建議

1.從政府角度。（1）盡快完善信用擔保網絡和再擔保公司運作的業務發展模式。一是要盡快建立省、市兩級的再擔保機構。進一步建立和健全省、市兩級的再擔保機構。組建再擔保機構是省級發展重點，發展擔保機構和組建再擔保機構并重是市級發展重點。二是多層次多渠道地促進擔保機構發展。可借鑒日本的模式建設各地區擔保再擔保體系，日本的信用擔保體系由兩個層次組成：一層是信用擔保機構（也稱為：中小企業信用保障協會）；另一層是信用再擔保機構（也稱為：中小企業信用保險公庫）。日本為保障信用保障協會的安全而設立了信用保險公庫這一再擔保機構，日本財政支持信用保障協會為中小企業貸款提供擔保。依據日本法律，信用保障協會的擔保業務會自動成為再擔保對象。如果信用保障協會出現了決策失誤，則其將為自己的錯誤承擔20%～30%的損失。三是進一步完善再擔保公司運作的業務發展模式。市場化運作和專業保障已成為各地再擔保公司的業務定位原則，這對于實現政府政策目標和公司可持續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各地再擔保公司需要突破思路，不能僅僅把再擔保機構作為增信服務的定位，從金融和產業發展的角度，可以嘗試建立“增加信用―增加價值―分散風險―嚴格監督―技術援助”的業務模式，多方面運用各種金融工具，比如信托、擔保、投資、資產管理等工具，充分發揮其融通效應，為中小企業提供多選擇的金融套餐服務。（2）建立風險激勵和補償機制。一是實行優惠的稅收政策。對不同層次的擔保機構進行分類稅收優惠和減免，實質是按照風險類別補償相應的擔保風險。根據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對被國家發改委批準并公布的非營利性中小企業信用擔保、再擔保機構，如果其從事擔保業務，那么這些機構所獲得的收益，可以三年內對其營業稅進行免征，但目前這項政策由于針對的范圍和年限有限，很少有機構收益，建議國家要適當擴大和延長政策享受范圍和年限。二是建立風險補償基金。考慮到擔保業是高風險行業，發生代償的可能性較大，如果僅僅讓其僅靠保費收入，擔保機構不可能彌補代償損失，建議各省財政要從預算中安排一定的專項資金，建立信用擔保風險補償基金，該基金主要用于補助擔保機構的代償損失。三是實行獎勵制度。對國家和各省重點支持行業內的中小企業進行擔保的相關擔保機構，國家和各省可以適當給予獎勵，同時省級中小企業信用擔保主管部門要強化風險實時監控，避免為爭取獎勵而不顧及風險的情況發生，抓好對擔保機構的考核工作。（3）建立和完善信用擔保支持體系。一是要積極開展中小企業資信評級。這一點可以借鑒現在國有商業銀行企業信用等級評定標準，建議由央行牽頭，制定一套資信評估體系和一個信息共享平臺，主要針對中小企業實際發展，同時可以嘗試積極引入包括大公在內的國內外第三方評級機構，積極開展中小企業信用等級評定，加強信息溝通，信息共享平臺主要在金融、財政、中小企業管理部門之間共享。二是要適時啟動信用擔保機構資信評級。在資信評級政策制定過程中，加強中央與省一級機構的信息溝通，避免中央與各地評價標準的差異較大，建議由央行牽頭，聯合制定有關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和再擔保機構資信評級標準和實施細則，同時開展擔保機構和再擔保機構的資信評級，評級結果在限定的范圍內實行共享。三是要盡快建立中小企業風險數據庫。目前的大數據技術對金融部門的業務風險有一定的防控作用，根據各地情況，先行建立包括中小企業基本情況、資信狀況及擔保再擔保機構資信狀況等在內的中小企業風險數據庫，然后再視情況實施全國聯網工作，實現實施金融和財政等部門之間聯網，從而最終消除金融機構對中小企業信用較低的顧慮，敢于對中小企業貸款。

2.從金融機構角度。（1）進一步提高人員素質，培育信用擔保方面的專才。目前存在一種普遍現象，就是缺乏高素質的信用擔保人員，建議：一方面，建立和健全擔保人才的培養機制，努力培養一批高水平、高素質的專業擔保人才，可建議國家和各省根據情況，在部分掌管的高校內設置相關的專業，或由擔保機構與國內外有關學校聯合辦學等形式培養專業的擔保人才，不斷滿足各地信用擔保的發展對人才的需要；另一方面，各省可以鼓勵一些擔保行業協會組織和開展必要的擔保業務培訓，甚至從國家層面可以引入擔保行業從業人員資格的考試。（2）加強信用擔保機構與之間的合作。一方面，信用擔保機構要積極與合作銀行進行溝通和協商，各地金融辦可以設立相應的協商平臺，從而通過協商和談判，明確擔保范圍、擔保責任形式、擔保資金放大倍數、責任分擔比例、評估審查、違約責任、代償條件等相關內容。另一方面，鼓勵中小銀行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擔保。要充分發揮中小型銀行在中小企業擔保中的積極作用，中小企業是中小型銀行重要的目標客戶，要充分發揮其熟悉中小企業經營狀況的優勢，積極參與到信用擔保業務中。（3）創新相關金融產品。近年來，民間借貸與互聯網技術相結合的 P2P 借貸成為了解決中小企業及個人融資困境的金融創新。P2P 借貸主要是指借貸雙方直接通過互聯網平臺進行對接，形成借貸關系，貸款人通過網絡平臺將資金貸給借款人，借款人到期向其支付一定的利息，但是存在一定風險。建議政府部門可以鼓勵集合再擔保（類似于保險中的再保險的形式）化解相關風險，集合再擔保可以將幾家實力雄厚的擔保公司集合在一起組成統一擔保人，對承接原擔保業務的擔保公司進行擔保，繼而化解一定的信用風險。（4）鼓勵發行擔保債務憑證等新型金融產品。擔保債務憑證（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簡稱CDO）是新型的金融產品，它主要是一種由金融機構發起，然后由其將自身擁有現金流量的資產變為一個資產池，然后將資產進行包裝及分割，通過相應的評級機構對其評級，從而將其轉給特別目的的機構（Special Purpose Vehicle，簡稱 SPV），SPV以受讓的一系列信貸資產為基礎，該資產組合中產生的現金流是關鍵的保障，通過它可以向投資者發行正規評級機構評級的證券。這是一種相當復雜的投資組合包，它并非簡單出售資產，重要的是其在轉移資產（或其風險）的同時設置了風險分擔機制，通過一定的打包處理，再就可以按不同評級水平進行銷售。目前國內已有的較標準的CDO產品（比如05開元、06開元、07工元、07浦元和興元）。因為該產品尚處于研發初期，需要一定的時間讓大眾去認同之，同時考慮到風險，對其范圍和數量都被嚴格控制，建議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下，可以開展擔保債務憑證的擴大試點。

創新中國論文:創新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

【摘要】中國政治思想史對于政治學學科發展與建設之貢獻何在？應從以下幾方面來檢視：中國人是在何種背景下進入政治議題的；中國人理解政治議題的方式是怎樣的；中國人是怎樣言說政治議題的；中國人是如何處理政治議題的；中國人是如何評估政治議題解決之效果的。

【關鍵詞】思想史 偏見 經典 學科交融

無論是將中國政治思想史定位于歷史學學科還是政治學學科，我們都面臨一個重要的價值追問：為什么要研究它？這個問題從根本上就是要搞清楚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到底有何功用。說到“功用”，就不得不考慮判斷何以有“功用”的標準。這些標準大致可以從“學術”與“世俗”兩個維度來思考。關于“世俗”的維度，取決于每一個時代所面臨的急切之關懷。比如說，如果關注的中心是經濟建設，人們可能就期望從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獲得有助于經濟建設的經驗。那么，我們就應仔細地考察一下歷代王朝是如何認識與發展國計民生的。此種從“世俗”的維度來期許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之價值，有時候卻是無助的，比如，意欲從“為民做主”的政治傳統中去吸納推進當代中國政治民主化進程的正面經驗。其實，正是我們懷著各種“世俗”的目的來要求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反而使它失去其學科的自主性與本色。也就是說，“世俗”的維度擠壓乃至于歪曲了“學術”的維度。因此，作為學科意義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它在學科建設中的地位和貢獻，才是我們關照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及時前提。

如果強調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政治學學科屬性的話，那么它對于政治學學科發展與建設之貢獻何在？應從以下幾方面來檢視：一是中國人是在何種背景下進入“政治”議題的；二是中國人理解“政治”議題的方式是怎樣的；三是中國人是怎樣言說“政治”議題的；四是中國人是如何處理“政治”議題的；五是中國人是如何評估“政治”議題解決之效果的。對上述五個方面予以系統考察之后，我們就會明晰地看出，生活在東亞大陸之上的中國人是如何認識與對待“政治”的。因此，它對于政治學科發展與建設的貢獻就在于呈現一種“政治”的發展的歷時性“傳統”，在于提供反觀當代中國人理解與解決政治問題的民族性與時代性特點，在于使我們在歷史比較的視野之下如何從中國政治傳統之“根”來接續與轉化，而不是在“以史為鑒”的宏大原則之下，從現代人的焦慮與困惑出發去無限地苛責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基于此，為了切實發揮其在學科中的更大貢獻，就十分有必要不斷創新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

懸置先在之偏見

長期以來，現代中國人對待包括中國政治思想史在內的傳統文化，常常以判官者自居。一是被歷史進步主義所主導，在古與今、傳統與現代之間做出涇渭分明的價值判斷。“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李白：《把酒問月》）現代人既然無法仰望“古時月”，無法回到古代，又怎能斷然以為“古時月”不如“今月”呢？即便是同一輪月，今人又何以能深刻體察古人賞月時之心境呢？遑論去對他們的觀感做高下之審判！孟子說：“仁者愛人。”（《孟子?離婁下》）韓愈說：“博愛之謂仁。”（《韓昌黎集?原道》）這些思想即便放在當今，也很難說它是過時的。由此可見，中國古人之所思所想，未必不具有超越時空之意義。二是被社會發展的階段遞進論所主導，認為封建王朝時期的政論家之論著，總是出于捍衛“封建統治”之目的立論，具有無法洗刷的“階級”烙印。賈誼所著《過秦論》認為秦朝之所以短命，在于沒有順應時勢而實施仁義之方。如果暫時拋開維護封建王朝統治的既定立場，賈誼實質上提出了有關治國安民之道中如何平衡文和武的重大問題。文和武之平衡問題，實際上是任何階級性質的國家在運轉時都無法回避的。三是用“精華”與“糟粕”之非此即彼二分法剪裁源遠流長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如同很難簡單地把人群區分為好人與壞人、人民與敵人一樣，我們是無法清楚界定內涵豐富、表現多樣的中國政治思想中哪些一定是“精華”，哪些一定是“糟粕”。如果認定孔子是鄙視社會下層人士的，那么《論語》一書中有關“小人”的諸多議論，就極易被劃入“糟粕”之列。我們每個人的存在都不是一塊“白板”，帶有先在或歷史的印記，使我們難免以“偏見”來認識既往與現實。即便如此，我們也可以將那些“偏見”暫時“懸置”（而非泯滅）起來，以一個正常的社會人的角色來應對時勢，提出問題，思考如何解決問題，這樣就會心平氣和地品讀中國古人傳承給我們的思想寶藏了。

溫習存續之經典

中國古人治學曾經提出過兩種路徑：“六經注我”與“我注六經”。這兩種路徑涉及如何處理“我”與“六經”的關系：到底孰是“主”孰是“從”的問題。“六經注我”走的是闡發“義理”的路子，“我注六經”走的是開掘“考據”的路子。兩種路子都面臨一個無法繞開的客觀存在即“六經”。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自然也離不開對“六經”或者說“經典”的解讀。仔細研讀經典是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必修課。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內容之所以在不斷更新，主要就是因為這些經典是常讀常新。如果把歷代學人對《老子》一書的注解與闡釋做一歷時性勾勒的話，我們就能清楚地發現中國人的認識與理解的變化。溫習存續既久的經典，有助于我們更為地把握古人之思想。不少的論著都認為孔子有愚民之思想傾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論語?泰伯》）就是鐵證。一旦我們結合《論語》中其他言論，比如“有教無類”、“誨人不倦”（《論語?述而》），就會對這種說法表示疑慮。我們是否應該進行如下之思考：“不可使知”的“知”究竟指的是什么？在一個社會中，是否有一些東西確實是“不可使知”的？在孔子的時代，“民”究竟處于何種地位以至于“不可使知”？而“可使知之”的又是哪些人、哪些“知”？假若孔子真是主張愚民的話，他為何又要開設私人學校，廣招弟子以至于三千之眾呢？理解孔子的思想，《論語》是最為重要的經典。但是，我們也不要忽視了《孔子家語》一書。該書即使未必全部，但是它也反映的是中國古人之所思所想。要廣泛研究那些流傳下來即便是偽造的經典，因為它們確實在中國歷史上“存在”過。

注重學科之交融

中國古人是很難說有“學科”意識的，他們把一切可供研究的事物歸之于“學”的范圍。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論語?為政》）他所“學”的范圍就相當廣泛，禮、樂、射、御、書、數都要通習。中國人有學科分科之自主意識，應是近代以后的事情，尤其是嚴復翻譯西方的八大名著之后。從政治學學科的角度來研究中國思想之流變，我們形成了中國政治思想史。同理，從哲學、倫理學、經濟學、社會學、法學、文學、美學、軍事學、人口學、地理學等來研究中國思想之發展，就可以形成相應的思想史。這樣的話，我們研究思想史實際上就有多學科的視角了。每一種學科都在自己的學科“一隅”之中觀照思想，都有自己的學科“偏見”。如果我們從學科交融互證的思路來研究中國思想，就會起到“舉一反三”的效果。依照學科交融互證的思路，我們再反觀中國政治思想史，就會覺得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應秉持開放包容的立場，我們對歷史上的某些政論家就不至于僅僅從“政治”的角度來“俘獲”他了。就《孟子》一書來說，王霸之辨可以從政治學角度來解讀，也可以從國際關系的角度思考。性善說是典型的哲學命題，但也可以從政治倫理學的角度來分析。治亂循環說既是社會發展史的命題，又是政治發展與變革要關注的重大難題。當我們強調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研究《孟子》時，還應持有哲學、倫理學、經濟學、社會學、法學、文學等學科的眼光，這樣才不至于對其有極度偏狹的理解。

回應當下之問題

從“世俗”的標準看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有何“功用”，實質上就是要激發我們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時應保有強烈的問題意識。所謂“問題意識”，并不是苛求從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去索求解決當今中國改革與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問題的現成答案，而是從“人情”之喜怒哀樂、“人欲”之衣食住行等方面入手，考察一下中國古人是如何應對這些問題的。如果我們不否認同古人一樣有“人情”與“人欲”的話，就可以從他們的認識與解決之道中獲取一定的歷史啟示。中國歷代的統治者只有充分考慮人的基本欲求，從而制定相應的措施，才可能使社會得以正常運行，也才可能使一姓之統治得以延續，這就是韓非子說的：“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韓非子?八經》）古今之中國人皆面臨一些相同或相似的問題，這些問題在不同時期存在的形態和嚴重程度未必一樣，解決這些問題的方式方法也就具有鮮明的時代性、權宜性乃至于地緣性，當今中國在向“歷史”尋求答案時就一定還要慎思明辨。總之，我們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之時，常常以問題意識相刺激，進而不斷提醒我們：歷史不過是古代之現實，思想恰是對現實的抽象反思。

（本文系2014年西南政法大學科研資助（引進人才）項目“近代中國人構建現代國家實現民族復興的路徑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責編/張曉

創新中國論文:創新中國郵政賀卡業務的發展路徑研究

摘要：文章介紹了賀卡在我國的演變歷史及郵政賀卡業務的發展歷程，分析了目前郵政賀卡業務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并從社會資源、兌獎方式、互動性等方面探討了促進郵政賀卡業務發展的有效途徑。

關鍵詞：賀卡；設計；制作；兌獎；互動；社會資源

1 中國傳統賀年文化習俗

賀卡作為傳統的情感溝通與祝福方式已經有上千年的歷史，方寸之間承載中國傳統文化，薄薄卡紙描繪人間百態，賀卡已成為弘揚書信文化和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

賀卡在我國的使用由來已久，在古代，上層士大夫有用名帖互相問候的習俗。宋人周輝在《清波雜志》中說：“宋元佑年間，新年賀節，往往使用傭仆持名刺代往。”當時士大夫交游廣，若四處登門問候，必然耗費時間、精力，因此有些朋友不會親自前往，而是派仆人拿一種用梅花箋紙裁成的二寸寬、三寸長，上面寫有受賀人姓名、住址和恭賀話語的卡片前往代為拜年。明代人以投謁代替拜年；明朝杰出畫家，詩人文征明在《賀年》詩中描述：“不求見面惟通謁，名紙朝來滿蔽廬；我亦隨人投數紙，世憎嫌簡不嫌虛。”這里所言的“名刺”和“名謁”即為現今賀卡的起源。

2 郵政賀卡業務的發展現狀

新中周成立后，自1981年12月20日原郵電部為祝福新年專門發行賀年郵資明信片——1982年（狗年）發行中國郵政賀年明信片以來，中國郵政賀卡已經走過了28年的發展歷程。2006年下半年，為適應市場需要，當時的國家郵政局放開對郵政賀卡印制數量3000份起印的限制，規定郵政賀卡100枚起印，郵政賀卡開始大量走入商務辦公場所，步入高速發展的時代。廣西賀州市郵政函件局的賀卡收入從2006年的24萬元，以每年40%以上的增速發展到現在的185萬元。客戶已經從當初的純通信行業涵蓋到現在的各個行業，從高端的政府部門到小商小販。賀卡種類也從當初清一色的1.8元/枚普通型賀卡發展到現在5.5元/枚為主的賀卡，甚至150元/套的幸運泰康卡，不僅單價翻了3番，功能也從情感溝通到傳媒信息。賀卡發展到現階段要想實現再次飛越，的確困難重重，但是郵政人仍需繼續努力，因為賀卡業務對整個郵政集團函件業務的發展舉足輕重。3郵政賀卡業務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3.1 設計難度越來越大

郵政企業一直在盡較大努力滿足社會的用郵需求，各局都在設計上加大投入力度，專門配備了設計人員，但是賀卡設計仍存在較大問題。首先是設計要求越來越高，客戶都想標新立異，但設計素材比較缺乏；其次是客戶多人把關難以掌握。賀卡在設計制作過程中要經過各級領導的層層審核，很難做到讓所有領導都滿意，這種現象比較普遍。

3.2 賀卡印刷、運輸存在瓶頸

賀卡印制雖然有了較大改觀，但是與客戶期望值還存在較大差距。一般情況下，從報審至交貨周期為15天，但是進入印制高峰期后很難掌握印刷進程。運輸方面，往往在年前20天會出現物流不暢的情況，難以實現賀卡優先速遞的要求。這種情況每年都有發生，影響很壞。

3.3 使用范圍有限，文化氛圍不濃

賀卡功能主要是傳遞祝福和宣傳媒體，目前政府機關、企業單位的賀卡商務往來已經很普遍，但是中小企業、普通百姓的使用量較少，特別是私人家庭寄遞的更少，賀卡要實現第二次量的飛躍必須在該領域實現突破。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人收到賀卡后只是看看封面是誰寄的，對于里面是什么賀詞、有什么東西卻很少關注。賀卡的問候、祝福功能沒有發揮出來，文化氛圍變得越來越淡。

3.4 賀卡制作繁瑣復雜

因為賀卡制作每年都集中在11月之后，各單位年底工作特別多，沒有時間找資料、提建議、修改稿件。除此之外，賀卡制作好后，還需擬定、核準收寄人員名址信息，然后書寫信封、內件，如果交由郵政部門負責打印，非手寫賀卡傳遞情感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只有商業促銷、宣傳賀卡才適合批量打印，即數據庫營銷。

4 促進郵政賀卡業務發展的有效途徑

4.1 引入社會資源

為了更好地發展賀卡業務，應落實集團公司關于引入社會資源發展函件的重大舉措。目前的情況是有較大意愿，但是缺乏抓手，操作性不強，要引入社會資源必須研究其可行性以及社會資源可參與的領域。在生產過程中，可從以下幾方面進行嘗試。

4.1.1 放開賀卡內件制作

賀卡設計、印制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主要集中在賀卡內件制作上。如果施行卡、封分離，引入社會資源參與到內卡的設計制作上，不僅能夠大大減輕設計壓力，還能減輕印刷壓力。郵政企業只需做好份內工作，為客戶設計制作好信封的同時規范好內卡即可。社會資源可以較好地滿足客戶對內卡的多種需求，而且客戶也愿意為此支付費用，可實現三方共贏。

4.1.2 專項管理賀年郵票

把賀卡的設計制作全部交給社會資源后，郵政只需規范信封、內件制作，并公布制作工藝及相關要求。客戶委托社會資源做好賀卡后經過收寄環節時，由郵政人員貼上帶有兌獎號碼的專用郵票發往前程。這不僅能夠落實集團公司關于引入社會資源造信的要求，還能保障社會資源的利潤空間。

4.2 賀卡創新、改進

賀卡業務的每次創新都帶來了函件業務的飛越發展，但是隨著社會的進步，客戶對函件業務提出了更多要求和建議。客戶的需求是郵政不斷進步的基礎和推動力，郵政有必要對自身產品進行優化、創新和改進，以滿足客戶的各種需求。

4.2.1 兌獎方式創新

郵政賀卡開獎方式已延續多年，但至今仍有不少客戶對賀卡的開獎并不了解。客戶收到賀卡后通常要保管一段時間才能兌獎，若突破這種方式，變為即刮型開獎，中獎信息印在信封內部，這樣可以調動用戶開拆的積極性，促進用戶開拆。

4.2.2 獎品方式創新

郵政賀卡獎項多年來一直遵循一等獎5 000元、二等獎500元、三等獎粱平木版年畫小版張1張或普通型DIY明信片3枚或照片型DIY明信片2枚以及中郵人壽保險公司提供的《中郵祿祿通郵保交通意外傷害保險》。比較有吸引力的是一、二等獎，但是一、二等獎畢竟名額設置有限，影響力小。建議參照飲料市場，郵政企業與飲料企業達成協議，推行刮開有獎，紀念獎品針對春節可以是一瓶果汁、一聽涼茶或是一袋50元以內的大禮包；二等獎品可設小家電等日常生活用品，如200元以內的高壓鍋、電飯鍋等；一等獎現金888元。獎品費用可按賀卡總收入的3%計提，同時把代’辦費下降3個點，這樣做的優勢是開獎、中獎即時、直接、面廣，有利于促進賀卡走人尋常百姓家。

4.2.3 產品創新

產品創新要遵循低成本、高效益、易接受、好推廣的原則。目前郵政賀卡中常見的低檔產品已經廣為客戶接受，而15元時尚型賀卡、幸運封、幸運泰康卡還沒有被客戶認可接受。究其原因：賀卡C5型有吉祥草、如意豆、水晶貼、光電、刺繡、影視等種類，但是市場接受度并不高。15元單價與5.5元/枚的普通型賀卡沒能拉開差距，加之客戶是否使用品質賀卡的決定因素是美觀、大方，然而15元賀卡并不能滿足此需求。而30元的幸運封原16開版面還能為客戶所接受，但現在275×165的版面顯得小氣，且內卡中的郵票發行量大，缺乏收藏價值，此外幸運封內卡樣式不可更改，進一步限制了幸運封的發展。原16開版幸運封應當保留，現有幸運封撤換內卡后改為普通賀卡定價12元/枚，逐步把高端客戶引導到12元檔次上來。幸運泰康卡是在幸運封的基礎上放人一份人身意外保單，這種做法創意很好，但是沒有為客戶增加附加值，客戶到市場上買一份相同的保險再買一份幸運封只需不到100元，而郵政銷售價格明顯高于此，因此市場接受度不高。

4.2.4 增加互動性

賀卡在尋常百姓家使用量少或客戶收到賀卡后開拆率不高等問題，除了兌獎概率小、難保管之外，主要與賀卡的互動性差有關。為增加賀卡的互動性，應組織策劃開展參與性強、容易評比的活動。賀州市郵政局曾嘗試過增設地方獎，但是由于開獎方式、抽獎方式、宣傳力度、缺乏聯動性等原因，沒有成功。筆者認為應全國聯動開展諸如收到最多祝福的人征集活動，每個地市評選一名，以省（區）為單位組織并對外界廣為宣傳。這種方式只需對方把收到的賀卡拿到郵政前臺辦理登記即可，操作簡單方便，全國聯動大造聲勢，可逐步解決賀卡互動性差的問題。

創新中國論文:創新中國農村廉政文化建設的制度探析

摘 要：近年來，中國反腐倡廉力度加大，農村以反腐倡廉為核心的廉政文化建設取得一定成效。但受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以及制度因素制約，農村廉政文化建設形式單一、制度缺失、理論研究匱乏、宣傳和引導不夠。因此，完善中國農村廉政文化制度建設，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農村；廉政文化；制度；創新

十八大報告指出，“反對腐敗、建設廉潔政治，是黨一貫堅持的鮮明政治立場，是人民關注的重大政治問題”。反腐敗斗爭是嚴肅的政治斗爭，也是文化與道德的較量。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文化斗爭，必須有廉政文化的有力支持。農村是廉政文化建設的重要陣地，廉政文化建設的成敗對于推進國家各項政策的施行、農村黨風廉政建設工作、農村基層民主建設，乃至于農村經濟繁榮發展的方方面面起著決定性作用。

一、廉政文化的內涵

廉政文化可以概括為：以廉政為基本要求，以思想觀念、價值取向、行為規范為主要內容，以廉潔大眾化為目標而形成的文化總和。是先進文化與和諧文化的重要內容，是反腐倡廉建設的高級階段，是“傳統廉政文化”與“現代廉政文化”的集合體，“崇高價值理想”、“合理價值取向”與“科學價值評價”的統一體以及“行為模式”、“行為準則”同“行為規范”的綜合體。

農村廉政文化是廉政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社會主義廉政文化與農村的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廉政文化與農村的風俗習慣、生活方式、行為規范、價值觀念等各個方面有機結合的統一體。廉政文化進農村不僅是要對農村黨員、干部、群眾進行廉政教育，更關鍵的是要在農村樹立廉政理念、營造廉政環境，增強廣大農村群眾參與反腐斗爭的意識，促進廣大農村黨員干部廉潔奉公，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新農村奠定堅實的基礎[1]。

二、中國農村廉政文化建設存在的問題和成因分析

（一）中國農村廉政文化建設存在的問題

首先，廉政文化建設脫離實際。理論聯系實際是我黨踐行的光榮傳統，中國農村廉政文化建設已凸顯脫離實際的缺陷，在建設過程中盲目樹立大目標、大理想，嚴重脫離農村生產和生活的現實。只是形式上的開大會作報告，會后不深入實施，達不到廉政宣傳的效果。其次，廉政文化宣傳形式略顯單一。現階段，農村傳統的廉政宣傳形式與載體的靈活性不夠，針對性不強，內容呆板，套路陳舊，多為寫標語和開大會、看宣傳片等空洞的說教方法，嚴重脫離農村群眾生活實際，因此村民參與度不高。，廉政制度缺失。農村廉政制度的合理完善是廉政文化建設在農村順利開展的智力支持。目前，中國農村廉政制度薄弱，廉政文化建設缺乏必要的制度支撐，難以開展。部分現行的廉政制度可行性差、配套性弱，脫離農村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實際要求，形同虛設。

（二）制約中國農村廉政文化建設的成因分析

制約中國農村廉政文化建設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具體主要可以分為政治因素、經濟因素、社會文化因素和制度因素。

首先，制度建設是中國廉政文化建設的最重要的一塊“短板”。農村社會控制弱化和監管分配制度存在缺陷，部分鄉鎮部門缺乏系統、有效的檢查考核機制；村級管理不健全，財務管理制度混亂，干部選用制度不嚴格，民主監督力度相應地被削弱，廉政宣傳制度不完善進而難以實施等。其次，經濟利益是誘發農村腐敗的根本原因，也是農村廉政文化建設相對缺失的關鍵性因素。隨著國家對三農問題關注力度的不斷加大，各種惠農政策不斷出臺，相繼取消了農業稅、牧業稅和農業特產稅等稅種，致使鄉鎮財政失去了大部分經濟來源，以權謀私、權錢交易、公款私用等貪污腐敗現象難免出現，為廉政文化在農村的建設造成阻力。再次，農村腐敗文化有著一定的市場和頑強的生命力，具體表現為：首先，一些村民認為腐敗是現實生活的正常現象，在自身利益受損時敢怒不敢言，怕“官官相護”，又怕打擊報復。其次，腐敗干部的存在，使清廉干被孤立、排斥，甚至遭到打擊，致使農村廉政文化建設的開展舉步維艱。，中國農村廉政制度缺失，社會控制弱化，監管分配制度存在缺陷，部分鄉鎮部門沒有建立起系統、有效的檢查考核機制；村級管理不健全，財務管理制度混亂，干部選用制度不嚴格，民主監督力度相應地被削弱，廉政宣傳制度不完善進而難以實施等。

推進農村廉政文化建設必須以科學發展觀把握大局，適應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需要，通過制度改革和創新，建立健全廉政的基本制度，加強相關配套制度建設。

三、完善中國農村廉政文化制度建設的路徑選擇

（一）嚴格村干部任用制度

村干部是農村各項工作得以順利進行的帶頭實施者，村干部隊伍建設是農村廉政文化建設的重點。要與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倡廉建設結合起來，力求建立一支工作機制好、小康建設業績好、農民群眾反映好的干部隊伍。

1.細化資格準入制度。建立一整套干部選拔、人事管理運行機制，要把好領導干部任命的選拔關。堅持和完善村民直接選舉村委會成員的制度，重點解決選舉中宗族勢力干擾等侵犯村民民主權力的問題。各村黨委、政府要抓住機遇，任用的返鄉農民工和響應號召到農村基層服務的大學生，改變農村、農民的精神文化面貌。

2.推廣村干部廉政教育制度。加強針對農村基層干部的思想政治和廉政道德教育，提高覺悟，增強拒腐防變的能力。推廣思想政治教育，提高黨員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質；推廣廉政道德教育，樹立一種自我約束的道德規范，利用正反兩方面的典型，使村干部在對比中明辨是非，自覺抵腐敗文化的腐蝕。思想政治和廉政道德教育并重，使村干部保持政治上的堅定性和道德上的純潔性。

3.創建基層干部述職述廉制度。結合領導干部的年度考核，定期開展述職述廉工作。針對一整年的工作情況，村“兩委”班子成員結合黨務公開、村務公開，在黨員大會及村民代表大會上進行述職述廉，接受評議和質詢。并認真開展農村基層干部任前廉政談話以及誡勉談話，進一步加強對農村基層干部的勤廉考核。

（二）創新村級管理制度

當前，中國農村正處于由傳統逐步向現代轉型的變革時期，各種利益矛盾和沖突問題交錯頻繁發生，要健全農村廉政文化制度建設，就要創新村級管理制度，維持農村可持續科學發展。

1.健全民主議事和民主決策制度。堅持“一事一議”，鄉鎮黨委、政府對需要決策和處理的事項，要經過黨委會、政府辦公會研究決定，人事任免、大額財務支出等重大事項必須經過班子成員集體討論決定。健全村民會議、村代表會議、村民質詢聽證會等民主議事制度，凡涉及村民利益的重要事項必須經由村民按規定程序集體討論決定。

2.落實村務公開制度。村級組織要把支農惠農政策、新農村建設的各項資金及其使用情況、村集體財務收支情況、村集體財產處置情況、“一事一議”情況，以及村民關心的其他事項，全部納入村務公開內容。村務公開工作要逐步從書面公告向村民質詢會等形式深化，并堅決防止不公開、不及時公開和假公開等問題。

3.改革財政管理體制。改革村級財政管理體制，村財務開支要由經辦人簽字、會計審計、村民委員會主任審批等一系列審查后入賬。成立村財務核算中心，加強財務審計，對村里亂開支要堅決予以抵制。落實“一卡通”制度，改變過去由村干部發放現金的做法，為農村廉政文化建設打下財政制度基礎。

（三）加強廉政監督制度

廉政文化建設制度是保障，監督是關鍵。鄧小平同志強調，“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條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2]，通過完善制度來加強對權力主體和權力運行的監督，制約貪污腐敗形成。加強廉政文化建設，必須將監督制度從黨內到黨外，從干部到群眾進行科學合理的革新。

1.開展黨內監督機制。加強紀檢隊伍建設，強化村干部的監督意識。要求各級干部克服不想監督、不敢監督、不能監督的不負責心。強化基層組織內部監督，嚴格執行民主集中制。推進鄉黨委負責的農村基層廉政建設責任體制，建立并完善縣、鄉、村三級互動體系，針對群眾反映強烈的熱點問題加強監督，重振廉政的雄風。

2.落實法律法規監督機制。隨著廉政問題關注度的日益加大，國家出臺多部相關法律法規。如2010年印發《中國共產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2012年印發《農村基層干部廉潔履行職責若干規定（試行）》。但針對農村地區廉政建設的條文內容籠統，自由裁量范圍較大。因此，在嚴格執行國家相關法律法規的同時，廣大農村急需配套性好、可操作性強的村務管理辦法和規章制度。

3.鼓勵社會監督機制。充分利用已初步形成的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為主要內容的新型民主管理體制，進一步完善村民自治機制。針對村務，要形成事先聽意見、事中共商議、事后有監督的村級事務管理方式。對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項讓群眾自己協商、自己議定、自己管理。鼓勵群眾監督干部，在農村形成良好的民主氛圍，促進鄉風廉政[3]。

創新中國論文:試論轉變發展方式與創新中國社會工作的路徑選擇

摘要： 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要轉變發展方式，加快推進社會體制改革。推動社會發展方式轉變是深化社會體制改革的內源動力和主要目標。文章首先從發展方式的概念切入，從四個方面界定了發展方式的內涵，從五個維度對發展方式進行了分類，追溯了我國發展方式的歷史沿革，系統歸納了新中國建立以來在不同發展階段受不同發展觀影響所形成的三種主要發展方式，并揭示了發展方式變革與我國現代化歷史進程的密切關系，深入論述了當前中國社會發展方式轉變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在此基礎上闡述了社會工作對促進社會發展方式轉變的積極作用。中國社會工作在推進經濟社會發展方式轉變的同時，還面臨著自身發展方式轉變的重任。其發展方式轉變的路徑和目標是實現外延擴展與內涵提升相統一的科學發展，既要保障數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空間的拓展與外部需求的滿足，也要實現結構的優化、質量的提高、實力的增強和內部需求的擴張。

關鍵詞： 發展方式；社會體制；社會工作

在當代中國，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本質要求就是堅持科學發展。實現科學發展，必須有相應的發展方式與之對應。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要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深化行政體制改革，深入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和政社分開，加快推進社會體制改革，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戰略要求并根據經濟社會發展形勢變化做出了加快轉變發展方式的新的戰略決策。從立足于提高增長質量和效益，到深化重要領域體制改革，再到加快形成新的發展方式，是一個內在邏輯嚴密的完整體系。發展方式是一種動力機制的塑造和利益分配體制的安排。好的體制和機制，就會有好的發展方式；反過來，體制機制不順，發展方式也很難合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體制狀況影響利益分配格局，利益分配格局引導經濟社會行為，經濟社會行為決定發展方式取舍。因此，實現社會體制機制上的重大突破，是為了實現社會發展方式的根本性轉變，促進經濟社會協同發展。中國當前處在經濟發展、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選擇什么樣的發展方式，走什么樣的發展路徑是發展的關鍵所在。

一、發展方式的概念界定

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更是中國的首要課題。發展方式決定發展結果，影響發展速度，關乎發展成敗。當前，我國正處于改革和發展的關鍵時期，加快轉變發展方式，建構新型社會運行體制是當前的重要任務，也是新中國繼建國前夕的基本政治制度選擇、改革開放之初的基本經濟制度選擇之后的第三次重大變革。黨的十八大重申堅持科學發展，再一次將轉變發展方式列為新一輪發展的主題，為發展內涵增添了新元素。發展方式涉及三大主題，即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全球問題的基本框架、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歷史已雄辯地證明，雖然社會發展存在著一般性規律，但卻沒有一個固定的發展模式。對于任何一個國家來說，根本不存在要不要發展的問題，而是如何選擇發展方式和道路的問題。對于發達國家來說，主要是如何克服發展代價以謀求更大發展的問題，而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則面臨社會整體發展的繁重任務。因此，發展的實質是發展方式的選擇和決策。（一）發展方式的內涵關于發展問題，法國發展哲學家弗朗索瓦·佩魯指出：“發展是整體的、綜合的、內生的。”[1]發展是整體的，重在突出發展方式的整體性，強調發展是人、社會與自然協調統一的過程；發展是綜合的，重在突出發展的一體化，強調發展方式是部門間、地區間和階層間的一致行動；發展是內生的，重在突出發展方式的內源性和互動性，強調發展方式是內部力量和資源的合理開發和利用，不能脫離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因此，發展方式的轉變不單是一種經濟、社會層面的追求，更是一種精神、文化層面的追求。從根本上說，發展方式轉變就是一種思維方式和行為路徑的轉變，是以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基礎和核心，涉及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領域的多方位轉型。發展方式，簡而言之就是指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發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就是發展的理念、體制和結構的總和。從發展方式的核心要素來看，人是核心，發展方式的轉變離不開“人”這個實踐主體價值目標的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從根本上講就是“人的轉變”。通過人的觀念轉變與素質提升，形成健康和健全的市場經濟觀念、現代民主法制觀念、社會權利責任意識、社會公正公平意識、社會公益志愿等意識和人類持續發展等理念，形成更高的科學技術和文化素質。就發展方式轉變的具體要素來看，主要是針對四大難題，突出四大內涵。

一是針對“發展目標失范”，轉變發展理念，突出發展方式的和諧性。發展目標體現了發展方式的成果，映射了發展方式背后的價值理念。推動發展方式轉變不是為發展而發展，也不是為轉變而轉變，而是為了統籌兼顧經濟發展成果與民生改善的關系，將發展成果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為了有更多的資源、更好的方式、更快的途徑、更優的效果去解決困難群眾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為了讓人民群眾能在更高的發展水平上獲取更公平的參與機會、選擇機會和發展機會。

二是針對“發展格局失衡”，轉變發展路徑，突出發展方式的均衡性。發展格局是體現發展方式科學性的重要指標，也是選擇發展路徑正確與否的有力佐證。只有走發展道路，才能均衡發展格局，才能使發展方式自身更加合理。通過發揮地區比較優勢，支持東部地區率先發展，促進中部地區崛起，推進西部大開發，促進區域均衡發展；通過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城鄉發展一體化，促進城鄉均衡發展；通過打破行業壟斷，突破行業壁壘，促進形成統一、開放、有序的市場格局。

三是針對“發展結構失調”，轉變發展動力，突出發展方式的協調性。發展結構是發展方式的內源動力，發展結構決定發展方式，發展方式反映發展結構。只有調整發展結構，才能為發展提供動力，也才能使發展方式更加協調。通過調整需求結構，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由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通過調整供給結構，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及時、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通過調整要素結構，推動經濟發展由主要依靠消耗物質資源向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驅動轉變。

四是針對“發展質量失控”，轉變發展支撐，突出發展方式的持續性。發展質量是發展方式的生命力所系，也是發展的有力支撐，直接關系發展方式的可持續性。既要向發展方式要數量、要規模，更要向發展方式要質量、要效益，通過低投入、低耗能、低排放、多產出、多循環、多環保，實現經濟發展同生態文明、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的有機統一，更加注重發展質量，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的較大化。（二）發展方式的外延發展方式是一個涉及發展各方面、各領域、各階段的系統工程。一是依發展取向可分為經濟型發展方式、社會型發展方式和自治型發展方式。國家、市場和社會代表不同的發展主體，國家主要指政府及其部門，市場主要指企業、公司，社會主要指社區、社會組織等。不同主體間的互動代表了發展方式的不同取向。國家和市場間的互動更多體現為經濟型發展方式，國家和社會間的互動更多體現為社會型發展方式，社會和市場間的互動更多體現為自治型發展方式。當前在我國，國家的角色應該更多從“經濟國家”角色轉變為“社會國家”角色，或者至少是“經濟—社會國家”的角色，在社會發展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2]

二是依發展手段可分為傳統型發展方式和現代型發展方式。傳統的發展方式以追求經濟增長為中心，采用的是單目標、單方向的“鏈狀”發展方式，廣泛被西方發達國家所運用；中國作為后發展國家，自然歷史條件加上文化傳統，決定了中國不可能走傳統發展方式的道路，而是要采用循環式、多方向的“網狀”發展方式，實現適度發展，走現代科學發展之路。

三是依發展模式可分為粗放型發展方式和集約型發展方式。大量浪費資源的消耗型生產方式、勞動密集型生產方式、出口依賴型和投資依賴型生產方式都屬于粗放型發展方式，節約型生產方式、技術密集型生產方式、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型生產方式都屬于集約型生產方式。

四是依發展性質看，可分為生存型發展方式和發展型發展方式。生存型發展方式主要是為了解決廣大成員的溫飽問題，發展型發展方式是為了更好保障人的發展權，促進人的自身發展。

五是依發展效果看，可分為普惠型發展方式和選擇型發展方式。堅持民生為重，提升教育、就業、收入、醫療、社保水平，實現“有感發展”的福利發展范式就是普惠型發展方式，弱化政府責任過分強調個人責任和市場機制的社會服務供應模式就是選擇型發展方式，也叫補缺型發展方式。

二、發展方式的歷史沿革

中國的發展方式問題歸根結底是社會主義發展方式問題，是在社會主義發展觀主導下的發展道路和方式的選擇與決策問題。新中國成立后，先后出現過三種占主導地位的發展觀，可以將其概括為傳統發展觀、經濟發展觀和科學發展觀，與這三種發展觀相適應的三種發展方式分別是“趕超式發展方式”“轉軌式發展方式”[3]和“均衡式發展方式”。（一）傳統發展觀主導下的“趕超式發展方式”階段這一階段自共和國建立伊始一直持續到改革開放前，以“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為核心，在經濟上靠著“突擊”手段在短期內實現工業化趕超發達國家，在政治上靠著政府主導自上而下推進經濟發展。由于缺乏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自發協調機制，出現了有增長無發展的局面。這種發展方式是一種可以接受但不可持續的發展方式。（二）經濟發展觀主導下的“轉軌式發展方式”階段這一階段自改革開放一直延續到21世紀初，以“現代化”和“體制改革”為核心，將“生產力標準”提高到治國理政的高度，將加快經濟發展作為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最基本標志，通過體制改革為經濟發展釋放動力并提供制度保障。這種經濟發展方式高度依賴投資和出口，高度依賴第二產業，高度依賴低成本資源和生產要素的高強度投入，導致服務業發展滯后，產業發展失衡和資源環境壓力加大，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嚴重脫節，影響了社會進步與人自身的發展。（三）科學發展觀主導下的“均衡式發展方式”階段這一階段將從現在持續到建成小康社會，以“又好又快”為核心，統籌考慮人口、資源、環境與發展之間的關系，更加注重發展的、質量和導向；更加強調經濟、政治和社會的持續發展；更加注重均衡發展進程中的各種矛盾，更加注重解決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和諧問題以及發展與代價之間的難題，更加注重促進共融共享，讓經濟發展成果惠及所有地區和人群，在可持續發展中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更加注重堅持社會公平正義和以人為本，使發展成果惠及全體社會成員。

從“趕超式發展方式”到“轉軌式發展方式”再到“均衡式發展方式”，不同歷史階段的發展方式轉變同我國現代化總體進程緊密相關，集中體現為兩次大的轉型與變革：及時次轉型與改革是以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為標志的經濟體制改革，主要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第二次轉型與改革是從當前到未來30年左右時間包括經濟體制、社會體制和政治體制在內的改革，以黨的十八大召開為標志，中國將多方位深化體制改革，轉變經濟和社會發展方式，實現公平和可持續發展。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要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從各層次各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實現國家各項工作法治化；加快完善文化管理體制和文化生產經營機制，形成有利于創新創造的文化發展環境；加快形成科學有效的社會管理體制，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健全基層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網絡，建立確保社會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的體制機制；加快建立生態文明制度，推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現代化建設新格局。由此可見，第二次轉型與改革，是經由發展方式變革解決發展體制的創新問題、實現由生產大國轉向消費大國、由生產型階段步入發展型階段目標的必然選擇；是克服增長主義弊端，走向公平與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是投資于人，形成內生增長動力的必然選擇；是使經濟發展成果惠及多數人，探索并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必然選擇。

三、當前發展方式轉變的現實需求

促進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是科學發展的重要內容。經濟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基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有助于社會發展，同樣社會發展方式的轉變也有助于推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影響和制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突出問題，從大背景看是社會范疇的問題，從深層次看是社會結構的調整和完善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依賴于改革路徑的創新，從經濟結構的改革擴展到社會結構的改變，從經濟發展上升到社會發展，從利益博弈跨越到價值博弈，使社會公正這一核心價值成為啟動效率的主要杠桿。轉變發展方式必須跳出單純從經濟途徑求解經濟發展的路子。實現社會關系的協調和結構的優化，為發展方式轉變奠定牢固的社會基礎，是當前我們面臨的重大戰略任務。社會發展方式轉變需要將社會發展與社會體制改革相結合，將增加投入與轉變機制相結合，推動社會服務與管理由政府單一供給向政府、市場、社會三元共擔轉變，由政府計劃供給向規劃引導和公眾需求主導結合轉變，促進社會擴張式發展與內涵式發展并行，提高全體居民的發展能力。換言之，經濟體制、行政體制、社會體制的改革深化是社會發展方式轉變的基礎和核心環節，也是社會發展方式轉變的先發信號。（一）經濟體制改革傳導并推動社會發展方式轉型我國的改革始于經濟體制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漸進式地推動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市場經濟體制，從根本上轉變了傳統的資源配置方式和經濟運行機制，帶動了社會結構轉變、社會運行機制轉軌、社會利益調整和社會觀念變化，加速了社會發展方式轉變。三大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激發社會服務與管理轉型。需求結構的調整刺激了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社區服務等公共服務消費，基本公共服務制度的完善又為內需提供了基礎保障；供給結構的調整促進了服務業市場準入的逐步放開，刺激了社會服務產業的興盛和擴大；要素結構的調整有賴于教育科技與社會服務的加速培育，有賴于人力資本的不斷開發和積累。通過社會服務與管理發展方式的轉變，為社會服務產業發展進一步開拓了空間，有助于進一步解決經濟發展同社會發展之間不和諧、不協調等問題，有助于推動社會發展方式的轉變。（二）行政體制改革引發并推動社會發展方式轉型我國的傳統社會服務與管理大部分由政府承擔。社會發展方式轉型與政府職能轉變密切相關。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公民參與意識和能力日益提升，迫切需要政府加大投入，創新體制、轉變機制，提供廣泛的參與渠道，形成多元供給主體，改善服務與管理結構，提高社會服務和管理質量與水平、滿足人民群眾千差萬別的有效需求。促進社會服務與管理轉型發展，需要政府在職能行使范圍上，由以往的統一規劃與管理轉變到充分發揮市場和社會的作用上，政府只能做市場和社會不會做、做不了也做不好的事，重在保障基本公共服務與管理供給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在職能行使方式上，需要由過去的以行政手段為主轉變為以法律、經濟手段為主，輔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在職能行使性質上，需要由過去的社會服從為主轉變為政府服務為主。通過行政體制改革，促進政府職能轉變，完成由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型，提升政府的社會發展職能[4]，使政府、市場和社會在市場經濟基礎上形成有序、有效的互動機制，使政府職能更加適應經濟與社會發展方式的協同轉變。（三）個體自由發展要求并推動社會發展方式轉型社會體制改革的核心目標是實現人的自由發展。發展方式轉變的核心目標是實現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社會體制改革與發展方式轉變都強調尊重人、關注人，以人的發展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以促進個體自由發展為價值追求。溫飽問題解決后，人們對自身發展的需求逐步成為及時需求，追求人的自身發展逐步成為發展的基本主題。包括社會服務與管理在內的基本公共服務與管理是提高人的能力及生活水平至關重要的條件。以適應社會公共需求轉型為出發點，以促進人的發展為立足點，加快社會發展方式轉型，構建適合我國特點的社會體制和發展方式，主動、積極地促進人的發展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歷史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首要任務。

四、社會工作對促進社會發展

方式轉變的功能作用社會工作是一種現代職業，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與程度的必然產物。經濟社會發展方式的協同轉變，既為社會工作發展提供了發展機遇和空間，也對社會工作提出了更高的發展要求和更艱巨的發展任務。社會工作者從事社會服務與管理項目的制定和實施，同時，社會服務與管理反過來為社會工作者提供了組織環境，使他們能夠應用獨特的實踐方法發揮專業作用。[5]在社會發展方式更加突出社會服務與管理發展的大背景下，社會工作作為社會服務與管理的專業化表現形式和依托載體，對于促進社會發展方式轉變具有深遠影響。換言之，在當代中國，社會工作在推動社會發展方式轉變的同時，也要加快推動自身發展方式轉變。通過內外同步轉型、同步并軌，真正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一）社會工作有助于平衡社會發展中“均”與“穩”的關系，契合社會發展方式轉變的基本原則從某種程度上說，社會發展是通過調動大量公共資源去處理公共問題的公共行動，核心是公共資源的分配，關鍵在分配的公平。俗話說，“不患貧而患不均”。過去為穩定而采取的安撫性手段和強制性措施是權宜之計，不能從根本上保障社會穩定的發展環境和良性的社會秩序。只有通過實現社會公平達至的社會穩定，才是治本良策。公平是社會發展方式轉變的根本原則。推動社會發展方式轉變，首先要推動“穩定優先”原則向“公平優先”原則過渡。社會工作從誕生之日起，就將促進和維護社會公平作為價值理念和專業使命，始終主張正確處理社會公平與社會穩定之間的關系，將社會公平置于社會穩定原則之上，通過立法倡導、政策創制、服務傳輸和道德實踐踐行社會公平宗旨。尤其在新時期利益矛盾日趨復雜化的情況下，社會工作始終堅持公平優先的發展原則，避免為解決眼前棘手問題片面追求穩定的應急做法，從源頭上協調社會利益，從本源上解決社會矛盾，從基礎上重構社會秩序，從根本上維護社會穩定，有助于真正實現“均”與“穩”在社會發展中的有機融合。（二）社會工作有助于平衡社會發展中“人”與“物”的關系，符合社會發展方式轉變的根本目標轉變社會發展方式的目標是為了深化社會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的最終目標是建立“自治社會體制”，實現“自由人聯合體”的社會理想，保障個體自由而的發展。[6]也就是說，社會發展方式轉變的首要和根本目標是為了實現人的自由發展，滿足人的需要，挖掘人的潛能。傳統的社會發展方式更多關注物質層面，更多集中社會基礎設施建設，對人本身的需要尤其是個性化的需求重視不足。隨著經濟社會轉型發展，“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理念不僅是客觀要求，更是廣大普通民眾的主體愿望。因此，推動社會發展方式轉變，就是要推動以物質為本向以人為本的目標轉化。社會工作作為社會發展和社會政策行動的有機組成部分，突出人本中心是其最顯著的專業特征和核心立場。社會工作專業機構及其人員在實施社會發展規劃，建構社會運行體系的行動中，圍繞個體、群體和社會需要展開服務，及時為邊緣群體、弱勢群體和特殊群體爭取政策支持、鏈接服務資源、創造發展機會，提高社會服務的可及性和可得性，為滿足個體基本需要提供了前提條件和獲取途徑，有助于真正實現“人”與“物”在社會發展中的有機統一。（三）社會工作有助于平衡社會發展中“公”與“私”的關系，融合社會發展方式轉變的運行機制在社會服務的生產和分配中，計劃和市場是兩種不同的調節機制。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社會發展更多依賴國家管控，國家是資源的所有者和分配者，在較大限度上保障了公共需求和公共利益；市場經濟體制時期，社會發展更多依賴于競爭機制，個體占有一定的社會資源和機會，可以憑借資源的占有情況滿足自身的需求。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日益提高，“計劃”與“市場”、“政府”與“社會”、“公域”和“私域”的界限日漸分明，以往以單一機制為主的發展方式已經遠遠不能滿足發展的實踐需要。推動社會發展方式轉變，有必要建立以國家或公共行動為主導，市場或社會機制為補充的運行模式。只有堅持公共服務與管理為主導，才能使社會發展實現應有的公共目標，保障社會效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防止出現兩極分化；只有適當引入市場機制，才能有效兼顧個體更多的自由選擇，提升生活質量，實現個體充分發展。在推動社會工作服務過程中，一方面要承接政府轉移的社會服務職能，為有需要人群提供普適性服務，促進人群福祉的整體提升；另一方面也要適度引入市場機制，提高社會工作服務機構的運行效率和服務質量，解決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新需要、新問題，為有需要人群提供個性化服務，不斷改善個體生活質量，真正實現“公”與“私”在社會發展中的有機融合。（四）社會工作有助于平衡社會發展中“官”與“民”的關系，整合社會發展方式轉變的基礎力量改革開放前，集體主義觀念和國家依賴思想繁盛，民間力量難以充分發育，難以實現社會參與；改革開放以來，民主參與意愿和個體權利訴求日益高漲，民眾參與意識日益加強，參與基礎日趨廣泛。依賴國家而忽略民間力量，或者一味強調私有化和民間化都不利于社會發展。社會發展方式轉變的依靠力量是建立在國家主導基礎上的民間資源和力量的廣泛參與，是制度化的政府與民間力量和資源的有效結合。社會工作在我國走的是政府強勢主導下的“自上而下”的發展道路，在調動社會發展資源、實施社會政策行動、把握社會發展規劃方面具有一定優勢；同時社會工作服務對象、服務機構和服務人員又廣布于基層，貼近廣大百姓，有著深厚的群眾基礎和基層支持。可以說，社會工作是政府主導下社會參與最直接的體現方式和發展途徑。推進社會工作，為廣大公眾、特別是困境中的人群實施差別化、人性化的專業社會工作服務與管理，有助于真正實現“官”與“民”在社會發展中的有效整合與互動。

五、當前中國社會工作發展的路徑選擇

當前中國的社會工作還處于起步階段。社會工作在推進經濟社會發展方式轉變的同時，還面臨著自身發展方式轉變的重任。中國社會工作發展方式轉變的目標是要實現社會工作的外延擴張與內涵提升相統一的科學發展，既有數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張、空間的拓展與外部需求的擴大，也有結構的優化、質量的提高、實力的增強與內部需求的擴大。中國社會工作發展方式的成功轉型，有賴于社會工作發展“四個并重”目標的實現。（一）社會工作制度環境的建構要堅持宏觀布局與微觀發展并重社會工作在我國不是內生的，而是從西方引進的。因此，社會工作發展路徑面臨的首要選擇便是如何實現本土“嫁接”的問題，即如何建立健全政策體系為社會工作營造制度環境的問題。社會工作制度體系建設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在宏觀層面，建立健全社會工作發展的支撐性政策，依靠政府主導推動，從頂層設計開始，圍繞社會工作制度建設的基礎性、根本性問題，制定好社會工作發展的法規、綜合性意見和長遠性規劃，為社會工作發展定向、定位、定量、定責，夯實社會工作發展的合法性基礎，為社會工作發展提供法律依據和制度保障。在中觀層面，建立健全社會工作發展的支持性政策，從行業領域著手，圍繞社會工作服務對象的普遍性、特殊性需求，制定好社會工作發展的專項政策、配套意見和具體措施，明確各環節、各地區和各部門推進社會工作的目標和任務，為社會工作深入推進提供發展方向和思路。在微觀層面，建立健全社會工作發展的專業性、規范性標準，從崗位職責切入，圍繞社會工作服務流程的關聯性、科學性以及程序的可重復性特點，制定社會工作發展的各類標準與規范，固化社會工作專業理念、價值和技巧，提升社會工作發展的專業化、職業化水平。（二）社會工作人才隊伍的打造要堅持數量擴張與質量提升并重社會工作是一種專業服務制度，社會工作的專業性和價值性靠社會工作專業人才傳遞和展現。因此，社會工作發展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采用什么樣的方式去打造一支現代化的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促進發展方式轉變，關鍵要重視“三大要素”，即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和管理創新驅動。這三大要素具體落實到社會工作發展方式轉變上，核心就是社會工作專業人才與專業機構的能力建設。通過加強能力建設，提升社會工作專業人才素質，推動社會工作服務和管理創新，實現社會工作人才由數量增長向數量和質量協調發展轉變。社會工作能力建設的關鍵在于配置能力[7]。對于社會工作管理人才而言，要通過實施社會工作管理人才綜合素質提升工程，創新管理人才培養、選拔、使用和流動機制，增強這類人才在制度建立與實施、資源鏈接與分配、項目設計與規劃等方面的行政配置能力；對于社會工作服務人才而言，要通過實施國家專業技術人才知識更新工程、社會工作服務人才職業能力建設工程和社會工作服務標準化建設示范工程等，增強這類人才在專業理念與價值、專業方法與手段、專業技術與流程等方面的實務配置能力；對于社會工作教育與研究人才而言，要通過實施社會工作教育與研究人才培養引進工程，增強這類人才在理論研究、實務總結、學術交流等方面的創新配置能力。（三）社會工作發展結構的均衡要堅持中心突進與邊緣推動并重社會工作發展格局不均衡是我國社會工作由試點探索向深入轉型發展面臨的重要問題，也是社會工作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目標。在總體布局上，要通過政策創制和人才培養，依托社會工作專業人才服務“三區”專項計劃和其他服務工程，將社會工作服務向邊遠貧困地區、邊疆民族地區和革命老區延伸，爭取盡早在全國范圍推開社會工作，實現社會工作服務全覆蓋；在輻射領域上，要在深入推進民政系統、民政領域社會工作發展的同時，加快推動老年服務、教育衛生、司法矯正、精神康復、人口計生等領域社會工作的發展；在分布結構上，要按照形成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發展格局的總體要求，在做好城市社會工作的同時加大農村社會工作建設力度，實現農村與城市社會工作同步推進、均衡發展，切實加快城鄉社會工作服務均等化步伐。（四）社會工作服務成效的改善要堅持公平追求與效率兼顧并重保障多數人共享社會發展成果、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是國家和政府的責任擔當，也是社會工作的專業使命。雖然我國社會工作發展之初走的是一條自上而下由政府主導的發展道路，但并不意味著社會工作只能或僅能由政府承擔。實踐證明，在社會工作發展初期，可以政府為主爭取社會工作發展的領域和空間，保障社會工作服務公平傳輸；從長遠來看，必須轉變政府職能，由社會組織和社區承擔更多的社會工作發展事務，逐步提升社會工作服務效率與效益。要以政府購買社會工作服務制度的建立為契機，引入競爭機制，采用市場化運作方式，確保服務效益較大化。為保障公平與效率的有機統一，一方面要加大事業單位崗位設置力度，另一方面要扶持民辦社會工作服務機構發展，為社會工作專業人才提供更多更廣的平臺，保障專業作用的發揮；一方面要強調社會工作專業化與職業化，另一方面要突出大眾化與時代化，充分發揮志愿服務力量對社會工作專業力量的補充作用，有效實現社會工作、社區與社會組織之間的良性互動。通過兼顧效率和公平，切實彰顯社會工作發展成效，激發社會工作發展活力，實現社會工作長遠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