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芻議新聞少數民族新聞傳播:芻議提升少數民族新聞傳播效果的對策
【摘 要】即使中國少數民族區域新聞傳播行業有了不小的進步，但其全局水準依舊和沿海地區有很大差異。分析少數民族地域網絡媒體走向的境況能夠得出，縱觀當下時代的進步、技術的發展，與我國整體構建小康生活的全部計劃，對中國少數民族區域新聞傳播行業而言，起到了一個相當不錯的推助作用。最近幾年，我國更加擴大提升少數民族地域的新聞傳播行業。我國宏偉的策略計劃向少數民族區域的貿易進步和新聞傳播行業的進步給予了很多機會。所以，少數民族區域務必要把握時機，以思想、體系等為著入點，保持連續創新，加強地域新聞傳播行業的進步。
【關鍵詞】少數民族；新聞傳播；效果
一、更新發展理念
現實表明，當下社會，唯有服從新聞傳播規章制度，依據當下傳播思想的需要去實施新聞傳播，才會從根本上增強新聞傳播的品質與水準，增強新聞傳媒的可信度與作用力，從而推動新聞傳播行業良好的進步。中國少數民族區域新聞傳播行業是在新中國成立之時一同創辦與成長起來的，它稱得上是社會公共行業的構成因素，我國在策略與貿易上均向其表示了極大的鼓勵。這種做法極大地推動了民族區域新聞傳播行業的進步，但也導致了民族區域部分新聞傳媒“坐享其成”的倚賴觀念。于此期間，部分民族區域的新聞團體并未有效地管理新聞媒介思想方式的性質與知識企業性質的聯系，在其成長的同時只求穩定，而革新觀念不足，造成新聞和信息樣式死板、實質簡單，不能符合民族區域中人們對新聞和信息復雜化的要求，也不符合當下社會對新聞和信息復雜化的要求。
二、優化管理機制
對少數民族地域新聞傳播行業而言，創辦完備的、滿足目前傳播規章制度的媒介治理系統，是推動其良好有秩進步的關鍵緣由。于媒介信息裝備領域，應區別民族區域的人們所有的資源需要，整理歸納新聞傳播信息；在人事部門領域中，應創辦更加科學完備的成績考察系統，指引及支持大部分高品質的新聞和傳播賢人奉獻在少數民族區域的新聞傳播行業中。應經由體制的改革去激起媒體的動力，增強媒體質量，擴大延伸傳媒的成長布局。在以網絡為代表的數字媒體科技的促進中，所有新型的媒體形式與傳播方式接踵而至，這對中國少數民族區域新聞傳媒的規劃是一項嚴酷的考驗。當下，中國部分少數民族區域在傳媒規劃系統上還無法追趕上科技進步的步伐，內部管理化、事物機構化的開展不能提高新聞從業者的積極性。所以，加強提高經管系統的能力，激起傳媒進步的主動性，提高傳媒進步的活躍性，是民族區域黨與政府以及其新聞傳媒規劃治理者應當解決的問題。
三、完善傳播體系
當下，中國少數民族區域新聞傳播行業數字型規劃處于平穩實施的過程中，而區域進展不平衡，部分民族區域的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媒介仍處于分散銜接的處境中，網絡媒體的創辦仍在實施，還沒達到科學、合理、圓滿的當代傳媒系統。因此，應創辦涵蓋固有傳媒、城市傳媒與互聯網傳媒的全領域新聞傳播系統，在此系統里，所有新聞傳媒互幫互助、達到相得益彰的效果。其固有主導傳媒需要有統領與引導的功能。中國少數民族區域的新聞傳播行業應該持續提高信息歸納能力，以主動推動固有傳媒的持續進步為前提，發奮推動網絡媒體的成長，利用網絡媒體跨時空傳播的能量，創辦與促進合理、高效的當代傳媒系統，還應把握新聞傳播的自助權與傳媒語言的統領權，達到“以我為主”的主動傳播形式，圓滿完成新聞與信息傳播的宗旨。
四、增強傳播效果
當下，中國少數民族區域不少新聞傳媒忽略了它身為大眾傳媒中新聞傳播的本質作用，造成消息報道不夠及時、資源含量不足、報道實質比較單一等問題。除此，部分新聞媒體依然無法建立受眾本位的思想，就像在部分少數民族語言傳媒的成長中，缺乏當地化、特征化的表達，甚至其中的少數媒體已成為漢語媒介的解釋版，這便干擾了少數民族人民認同的程度，造成了傳播成效遠遠不夠，傳播宗旨達不到的現象。想要提高傳播成效，本著為受眾服務的思想尤為關鍵。在傳媒物質的制造領域中，新聞媒體需要安身在當地化與民族化之上，應該注重興建區域化、民族化較強的節目和欄目，精益求精，打造品牌，化被動為主動。于此期間，也應加強建立包含民族特征的消息資料，如民族教育、民族知識、民族貿易資源、民族區域旅行等，使少數民族知識的社會弘揚力與作用力得到加強與延伸。
芻議新聞少數民族新聞傳播:少數民族語言大眾傳播媒介: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的核心范疇
摘 要：在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中，少數民族語言大眾傳播媒介無疑是其核心范疇之一，但卻并沒有受到學界的應有關注。本文試圖簡要闡述少數民族語言大眾傳播媒介的學術地位和研究中面臨的挑戰，進一步明確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的范疇，把握學術研究的特質。
關鍵詞：民族語言 大眾媒介 核心范疇
在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中，少數民族語言大眾傳播媒介（簡稱“民族語言媒介”）毫無疑問是核心范疇，但卻常常被“回避”。
一、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應聚焦何處？
現在已經很少有人懷疑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的必要性和價值了，但就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本身而言，卻顯得有些“目光渙散”，延攬的對象過多，并且與多個學科研究發生重疊，研究的指向比較模糊。
少數民族語言大眾傳播媒介應該是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的主要范疇。在中國的民族地區，由于文化的多樣性，信息傳播方式也呈現多樣化的色彩。但在國家民族區域自治的背景下，民族地區的社會發展與國家的穩定和國家的國際形象關系密切，大眾傳播媒介作為主流傳播平臺，其引導力、影響力毫無疑問居于主導地位。基于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研究正處于成長期的文化現實，以及大眾傳播媒介在少數民族社會發展中的突出地位，學術界理所當然地應該把少數民族大眾傳播媒介納入自己關注的主要范疇。
根據統計，在中國的55個少數民族中，滿族、回族已經使用漢語，其余53個民族都有自己的語言，其中有13個少數民族使用文字――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朝鮮文、壯文、哈薩克文、錫伯文、傣文、烏孜別克文、柯爾克孜文、塔塔爾文、俄羅斯文、彝文、納西文、苗文、景頗文、僳僳文、拉祜文、佤文等①，同時基本擁有自己的民族語言媒介，分布在少數民族地區，構成了中國民族語言媒介體系。而在國家媒介體系中，也設置了主要少數民族語言媒介。
民族語言媒介的文化特質日漸凸顯。在少數民族地區媒介體系中，由于文化的交融，民族地區媒介正表現出與非民族地區媒介的更大趨同性，傳統媒體同樣面臨挑戰，新媒體的傳播力急劇提升，但民族語言媒介的受眾范圍、傳播方式、傳播效果卻發生重大爭議，特別是在現代傳播背景下，民族語言媒介存在的必要性、媒介價值和未來命運格外令人焦慮，成為民族新聞傳播難以回避的難題。在很大程度上，關于少數民族語言媒介的研究，成為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的較大挑戰，因而也成為核心命題。
二、為什么民族語言媒介是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的核心命題？
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涉及很多層面，但直面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現實，就可以發現，民族語言媒介成為具民族特色但同時也是較大的現實難題，足可以列入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的核心命題。
1.民族語言媒介是民族的文化權利。在國家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中，少數民族的語言權利得到明確保障，使用自己的母語進行傳播是其文化權利的應有之義。
2.民族語言媒介是國家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體現。在國家的治國方略中，民族區域自治是基本國策。它對各民族使用自己的語言創辦文化傳播機構，包括新聞出版媒介的權利給予法律中保障。
3.民族語言媒介具民族傳播特色。在少數民族新聞傳播中，沒有哪一種媒介能夠如民族語言媒介這樣最典型地體現出民族傳播的特色和不可替代的優勢。民族語言媒介用民族母語傳播，使這種傳播可以實現傳者和受眾之間的“無縫對接”，其中沒有任何文化隔膜，即使不識字的民族受眾，也可以通過民族語言的聲畫傳播實現信息的溝通;民族語言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載體，它的語言表達方式就是民族傳播的方式，同時在傳播內容上自然就會容納更多的民族文化因素;在中國的文化語境下，民族語言媒介又必然與國家通用語言的漢語構成奇異的“民漢雙語”傳播格局，形象地體現中華民族多位一體的現實，構成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基本特性;在民族文化的沐浴下，民族語言媒介能夠真實展示民族的傳播心智，塑造本民族最合適的傳播模型，實現最直接的傳播。在民族語言媒介身上，民族傳播的基本特質展示無遺。
4.最能體現民族傳播面臨的挑戰。在習慣思維下，民族語言媒介僅僅是一種國家政治的符號而已，其存在本身就已經足夠了，并不具備或者沒有人去追究它是否真正具有信息傳播的功能。因此，對于民族語言媒介的興衰并不關心，似乎存在合理，消失也在心理邏輯的許可之內。這是一個天大的誤解。民族語言媒介固然受到國家政策的庇護，但更重要的是服從于傳播的需要。只要你真正走進民族社會的基層，就會感受到民族媒介存在的必要性。當然，民族語言媒介在復雜的文化護環境中，也遭遇嚴重挑戰，主要包括受眾教育水平、城鄉分割、媒介形態變遷諸方面，成為民族新聞傳播事業中最突出的問題。如果不能解決民族語言媒介的問題，實際上就不能解決整個民族新聞傳播的問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民族語言媒介面臨的挑戰
根據調研和觀察，民族語言媒介面臨多重挑戰。
1.語言的困惑。雖然國家極力推行基礎教育普及，但實際效果卻大打折扣，農牧區民眾文盲不少，識字水平有限，就直接限制與平面媒體接觸效果，即使面對新媒體，也會制約信息接收效果。在跨文化交流背景下，國家在民族地區推行的雙語教學政策面臨復雜困難，語言“空殼化”現象逐漸嚴重――口語與書面語分離，能說不能寫的情況蔓延，這也限制了與民族語言媒介的接觸;在開放和信息環境下，面對現實需要的選擇，民族語言使用的場合、時間、語言習慣等逐漸萎縮，使用范圍越來越局限于農牧區，對民族語言媒介構成了最嚴重最直接的挑戰;作為歷史產物，民族語言在一定成程度上難以適應現代科技，這種語言不適應性造成傳播障礙。語言的困惑實際就是受眾的困惑。
2.機制的困惑。對漢語媒體依賴嚴重，媒體獨立運作能力不足。在雙語傳播體制下，民族語言媒介一般與漢語媒體同體共生，遂設立民族語言編輯部，與漢語編輯部同屬一個媒介行政體，但因為民族語言編輯部專業人員缺乏，故自采稿件有限，翻譯就成為慣常手段，民族語言媒體的傳播策略、傳播指向和傳播優勢就不能充分展示。民族語言媒體到底應該是獨立的媒體還是漢語版的翻版？雙語傳播的一致性和區別性如何把握？民族語言媒介的自有優勢何在？
3.區域的困惑。在少數民族地區，雙語或多語媒介受眾的區域分割越來越明顯，大體的走向就是民族語言媒體更集中于農牧區，而漢語媒體則集中于城鎮。但問題是存在著雙語或多語“雜居”的區域，那么在這個區域，雙語與或語與媒介的受眾到底是誰呢？如果在農牧區是民族語言媒介占主體，那么漢語媒介能否進入受眾的視野？如果在城鎮是漢語媒體為主體，那么民族語言媒介是否還有人接觸？難道雙語或多語各自“割據一方”就是合理的傳播現實？雙語或多語傳播能否實現全區域融合，而融合的結果是否必然就是民族語言媒介的退出？一切有待現實的回答。
4.內容的困惑。處于雙語傳播媒介保持宣傳政策一致的考慮，以及民族語言媒介本身傳播機制的缺陷（如民族語言記者、編輯的匱乏等），民族語言媒介最容易成為漢語媒介的翻譯版，更多的變動也許僅僅在于因為拼音文字與漢語方塊文字版面容量的差異而造成的內容容量的精簡，整體內容并無多大區別。民族語言媒介到底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媒體，還是漢語版的異性“雙胞胎”，人們還是支持及時選擇。因為如果作為獨立媒體，她就會具有自己的傳播設計和策略，更方便于發揮自己的傳播技術優勢，更能適應自己獨特的受眾，更容易形成自己的傳播地位和特色，但實際上很難實現。
5.功能的困惑。對于民族語言傳播媒介的功能，如果沒有基本的了解，最容易將其視作國家民族政策的符號，似乎并無實質的意義。假如僅僅是站在民族地區城鎮的背景上觀察，也許看到的更多是被疏遠甚至拋棄的民族語言媒介，更容易得出民族語言媒介等于“政治符號”的結論。民族語言媒介于是就成為基本不具備傳播價值的政治滋生物，僅僅是國家政策的象征而已。人們會質詢：作為媒介的信息傳播、文化傳播以及娛樂的功能，是否存在？沒有真正受眾的媒介有無繼續存在的意義？
6.人才的困惑。按照常理，國家在民族地區積極推行的雙語教育，能夠為民族語言媒介提供充足的民族園傳播人才，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民族語言媒介恰恰缺乏能夠駕馭民族語言的專業人才，特別缺乏能夠熟練使用民族語言進行采訪、寫作、編輯的新聞傳播專業人才。那么，大批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少數民族大學生、研究生為何不把民族語言媒介作為自己建功立業的及時選擇？主要是民族語言媒介的局限性影響了他們的選擇，包括經濟效益、事業前景和成就感等。高等教育尚不能提供具備完整民族語言媒介素養的專業人才，進入民族語言媒介的更多是民族語言、歷史、文學等專業的畢業生，新聞傳播學院系幾乎沒有民族、漢語兼備的雙語傳播人才專業。供職于民族語言媒介的人員更多地是具備民族語言和文化的素養，但卻未必擁有新聞傳播的專業素養，民族傳播能力并不完整。
7.前景的困惑。對于民族語言媒介的未來，是一個敏感而難以討論的話題。從國家民族政策和國家發展戰略而言，民族語言媒介無疑要一直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它的生命力不僅應該源自于國家力量的賦予，更源于民族受眾的需要，民族語言媒介理應是富于現代色彩、全媒介融合的信息傳播媒介、民族文化傳承載體。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在全球一體化的大背景下，文化融合的速度和廣度加快、加大，少數民族語言不得不接受文化融合帶來的巨大挑戰，嚴格而言，文化的選擇是一個“自然”過程，并不能被人為阻滯或扭轉，語言種類的“簡化”是必然趨勢，人類更趨于在更大范圍使用更一致的傳播符號，以適應交際的需要，部分民族語言的“被融合”甚至消融在所難免，民族語言媒介的“精簡”也在邏輯之中，人么總會想象民族語言媒介的明天和生命周期，但現在難道會有明了的結論嗎？
四、民族語言媒介為什么在研究中被“疏忽”？
不管人們是否明晰地意識到民族語言媒介在少數民族新聞傳播播中的重要地位，但人們總是自覺不自覺地在回避民族語言媒介的研究，使相關研究總是很難實現跨越。
1.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民族語言的障礙。對民族語言媒介研究的基礎，就是要掌握民族語言，起碼能夠看懂或者聽懂民族語言媒介多傳達的信息。這種現狀就給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的學者提出期待，必須學習民族語言。語言是進入文化的及時道大門，掌握民族語言也是進入民族語言媒介研究的基本前提。而身處民族院校的學者們，實際具有學習民族語言的最便利條件。在群眾路線教育活動中，西藏自治區專門發出文件，要求國家工作人員必須學習雙語（漢族學習藏語，藏族學習漢語），西藏民族學院各基層單位為此邀請藏族學生擔任教師，在教師中每周開展藏語學習。
2. 少數民族學者“缺席”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方陣。雖然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研究正在勃興，但她的研究陣容還并不強大。人們會發現，在這個本應該擁有最多少數民族學者的文化方陣中，卻恰恰最缺少少數民族研究者，或者是缺少掌握少數民族語言的非少數民族學者。這種缺席，使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特別是民族語言媒介的研究缺乏民族語言的支撐，缺少民族文化的基礎，不能直接了解民族語言媒介，只能通過間接的方式來把握，不能保障地理解，學術研究的基礎就不牢固。我們并不認同“掌握民族語言是研究民族新聞傳播的準入證”的說法，但民族語言修養缺乏確是當前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的一大軟肋。
3.對民族語言媒介的文化價值把握不足。思維的惰性會使我們把民族語言媒介等同于國家政治，將其僅僅是看作為沒有實質意義的政治符號。但實際上，民族語言媒介具有多層的含義：它不僅是傳播信息、傳承民族文化的平臺，同時具有保障民族話語權力、展示民族生存狀態和增強少數民族凝聚力、影響力的使命，而在國家層面上，民族語言媒介還具有國家形象對外傳播的歷史責任。當然，不論給民族語言媒介賦予多少文化角色，其基本的媒介角色卻不能被忽視。只有突破政治視角的局限和成見，認可其媒介本質屬性，才能對民族語言媒介的文化價值有基本的把握。
4.缺少在文化融合背景上面對民族語言媒介的學術勇氣。關于民族媒介的研究，是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中的主要難題之一。有一個擔憂就是：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研究依然沿用傳統的漢族主體民族新聞傳播模式，以非主流文化的眼光看待民族語言媒介，不能評估民族語言媒介的傳播意義和文化價值。在一個開放的多民族國度，國家既以立法的形式保障民族的文化權利，同時又力圖推進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塑造中華文化的當代形象，于是民族文化個性和文化融合就成為一種復雜的關聯。如何在文化融合的大趨勢下審視民族語言媒介的“前世今生”，眺望民族語言媒介的未來命運，就成為極大的難題。但因為涉及國家民族政策、民族文化、民族關系等敏感話題，民族語言媒介就被有意“疏忽”，轉而關注比較“保險”的話題，在學術的邊緣優雅“散步”，使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研究很難觸及關鍵范疇，限制了自己的學術視野和境界，不利于樹立研究的獨立性。
面對民族語言媒介的生存現狀和研究現實，筆者建議學界要明確“少數民族新聞傳播媒介”與“少數民族語言媒介”之間概念的區別，清醒認識到民族語言大眾傳播媒介在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中“核心范疇”的學術地位，梳理民族語言媒介的歷史和現狀，分別建立不同民族語種的媒介研究中心，有效推進民族語言媒介的專業教育和人才培養，拓展民族語言新媒體傳播領域，直面民族語言媒介發展中的困惑和挑戰，由此思考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特質，推動民族地區社會發展，致力于構建中國特色的“中華傳播學”。
芻議新聞少數民族新聞傳播:提升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的現實話語權
摘 要：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影響力有限的關鍵因素之一，是缺少現實話語權。要超越少數民族新聞傳播歷史研究的眼界，具有爭取現實話語權的抱負和決心，以大眾傳播媒介為主要關注對象，直面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現實，實現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對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現實的話語權。
關鍵詞：少數民族新聞傳播 大眾媒介 現實話語權
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研究，當前進入了發展的關鍵階段。一方面，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研究正在成為一種學術共識，逐漸進入主流研究的視野，成為新聞傳播研究領域正在崛起的文化現象。但是在另一方面，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研究依然未能真正進入主流研究，學術的影響力較為有限。究其原因，有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范疇模糊，以及研究方法、研究梯隊等方面的局限，更為重要的是，缺少對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現實話語權的把握，即對少數民族新聞傳播事業的引導力、影響力較為有限。
一、少數民族新聞傳播史研究：成就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開辟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現實研究的新視角
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的興起，首先源于少數民族新聞傳播歷史的研究。以白潤生教授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在中國新聞傳播史研究領域另辟蹊徑，揭開了新聞歷史研究新的一幕。這種研究的路徑，既符合新聞傳播研究的一般規律，也奠定了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的扎實基礎。嗣后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的興起，也是以少數民族新聞傳播歷史的研究為發端。歷史的研究對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整體研究發揮了“開山”之功。
歷史的研究其實也是現實研究的一種方式。任何歷史的梳理和思辨，絕不僅僅限于對歷史本身的責任，即不以還原歷史本來面目為較高目標。歷史的真正價值，應該在于對現實的啟示。在少數民族新聞傳播歷史的發展軌跡中，不僅展示著歷史本身的樣子，更是積淀著少數民族新聞傳播歷史發展的規律和特點。在歷史所固有的傳承秉性下，這些特點在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現實中，將會依然保持頑強的慣性（延續性）。因此，研究少數民族新聞傳播歷史，就是在研究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現實。這應該成為歷史研究的一個支撐點。
歷史研究的重要意義，還在于逐步厘清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的范疇和基本概念。在少數民族新聞傳播歷史研究之初，總會面臨何為“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最基本概念之問。如果不能基本解決，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研究就會“茫然不知所措”。在學界奉獻出包括《中國少數民族新聞傳播通史》在內的一系列傳播史成果之后，關于“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最基本概念就有了最初的輪廓。這使新聞傳播史的研究，同時催生并演變成新聞傳播理論的研究。目前，關于“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最基本概念依然存在很大爭議或朦朧之處。對此概念詮釋的層次會有多個版本，但是，筆者覺得最核心的范疇是“少數民族語言媒介”。也許這可稱為是“狹義”的定義。在當前的學術習慣中，“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內涵較為廣泛，既包括少數民族語言媒介，也包括少數民族地區和針對少數民族地區的新聞傳播事業。這就意味著，很多漢語媒介也被納入其中（漢語媒介當然是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平臺，但并非最典型的少數民族新聞傳播形態）。這就極易造成研究范疇的泛化，不利于凸顯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獨特價值。
少數民族語言媒介的研究，應該成為少數民族新聞傳播史研究的核心。這不僅是因為少數民族語言媒介是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代表作，而且其中最真實地體現了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歷史和現實狀態。從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的“發凡起例”而言，少數民族語言媒介應當是最直接的關注面。從最嚴格的邏輯判斷，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即是少數民族語言媒介研究。少數民族語言媒介的歷史，就是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歷史。特別是在地球村信息傳播時代，少數民族語言媒介的歷史演變和現實狀況，更加值得深思。它曾經在傳播史上扮演過重要的角色，但正面臨嚴峻的現實挑戰。少數民族語言媒介的歷史存在，如果是一種必然，那么，在各民族融合日益深刻的今天，它的存在是一種內在邏輯，還僅僅是國家民族政策的外在符號？它的傳播到底具有多大的效果？它會擁有明天嗎？撰寫一部“少數民族語言媒介史”，在比較嚴格的意義上完成少數民族新聞傳播歷史的還原，既是一種歷史姿態，更是現實的需求。
在少數民族新聞傳播歷史的研究中，的梳理應逐漸向專項研究過渡。按照一般的邏輯，只有在地方傳播史、媒介史、個案研究等基礎研究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成就“通史”。但在實際研究中，卻往往是先有“通史”，才有地方史和媒介史的拓展。這種研究模型，可能容易捕捉新聞傳播史的經典歷史“鏡頭”，具有全域眼光，但也會使歷史的認識和判斷失之偏頗。要開展少數民族地方新聞傳播史的編撰。要集中研究少數民族語言媒介，并促成少數民族語言媒介史的完成。要集中研究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媒介個案。要挖掘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理念、思想、編輯方針等傳播的特殊性，最終實現由新聞傳播歷史向新聞傳播理論的推進。
二、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爭取現實話語權
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影響力有限的最關鍵之處，在于這些研究尚未取得對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現實的話語權。
歷史的研究不僅是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的“開山鼻祖”，而且在目前的研究成果系列中占據了主要份量。在很大程度上，這種歷史的研究與現實之間自然會保持較大的距離。就總體格局而言，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研究對于現實問題的開拓遠遠落后于對歷史的關照。
對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現實研究的嚴重缺乏，可能還來源于一種深刻的心理障礙：對民族問題敏感性的“懼怕”。民族問題對國家發展、穩定的重要性、特殊性不言而喻，在民族問題上秉持國家認同、民族認同的必要性亦無需多加論證，關于民族問題研究的嚴肅性、嚴謹性，也是學術研究的自在規范。但是，這并不能成為疏忽或回避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現實問題研究的理由。白潤生先生在中國新聞史學會少數民族新聞傳播史研究委員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2011年12月3日）中就直接批評了這種心態：“我還要指出，有少數同志存有畏難情緒，他們怕犯錯誤。有人說民族、宗教問題都是敏感問題，不敢觸及這方面問題，怕違反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又怕研究成果沒有地方發表，因為有些報社、期刊社、出版社的負責人怕因一篇文章的發表，一部書的出版丟了烏紗帽，很不值得。的確，研究少數民族新聞傳播學需要較高的政策水平和理論水平，尤其是要認真學習民族理論、民族政策，并要有民族學、民俗學等方面的知識，但這并不意味著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是個禁區。我認為，研究無禁區，可是要做出研究結論，特別是出版發表的時候，要、慎重、嚴謹，反對片面、極端、草率，真正使研究成果有益于學術，也有益于國家和社會。”這里的問題，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不敢研究，怕有風險；一是擔心研究成果不能發表，勞而無功。白先生已經非常清楚地說明研究“無禁區”，只要“有益于學術，也有益于國家和社會”，就是學術成就。也許回避的理由是民族問題的所謂“敏感性”。實際上，“敏感”問題也往往是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關鍵問題。如果連面對這些現實問題的自信都不具備，何來學術研究的創新與突破，并對傳播的現實給予引導呢？而對于成果的發表，實際上，涉及民族問題的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恰恰因為具有跨學科的優勢，兼具多學科特點，其發表的平臺和媒介反而要比單個學科的成果發表途徑更加廣泛些。
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研究要具有直接面對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現實難題的勇氣和能力。如果追溯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的起源，就會發現，正是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巨大特殊性，才激發了學術研究的動力。這種特殊性，不僅取決于少數民族地區特殊的社會、經濟、地理和文化環境，而且取決于中國實行的少數民族區域自治國策。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在國家整體戰略的重要性，決定了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突出的政治色彩和傳播內容的嚴謹性；少數民族語言被作為民族地區的通用語言，由此造就了漢語和少數民族語言的雙語或多語傳播模型；少數民族文化和歷史形態的特殊性，同時會形成傳播方式的明顯差異；由于面對的實際問題不同，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功能也與內地有較大區分。這些特殊性，就很難用傳統的新聞傳播理論進行詮釋，也很難加以引導。這正是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誕生的土壤。如果沒有面對這些特殊性的勇氣和能力，那就失去了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存在的必要性。
實現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的現實話語權，就要直面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重大課題和現實難題展開研究。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研究，最直接的意義，就在于對少數民族新聞傳播規律的揭示和發展的指導。但是，受各種文化心理障礙的局限，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實際與現實脫節。在很多重大傳播議題上，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缺乏直面現實的勇氣和思想力度。比如：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主流媒體輿論引導；少數民族語言媒介生存與發展；漢語和少數民族語言雙語傳播體制；民族地區對外傳播；少數民族文化傳播；民族地區城鎮與農牧區傳播的不平衡；少數民族地區媒介經營和產業化；少數民族新聞傳播教育等。
在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重大事件面前，新聞傳播學者應具有最敏銳的思想觸角，并做出最及時的學術應對。在西藏“3?14事件”突發后，這個事件就立即演變成重大傳播課題。新聞傳播學者不僅要對相關傳播做出積極評價，而且要最早覺悟其對中國國家形象傳播的重大價值，提出具有前瞻性的傳播策略應對。但整個新聞傳播界特別是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領域，卻對此應對遲緩，不能夠及時發現傳播缺陷，未能提供傳播應對策略，錯失國家對外傳播戰略機遇。這種學術研究上的滯后，拉大了學術與現實的距離感，降低了學術研究的現實影響力，使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的價值大大降低。令人遺憾的是，這種學術滯后并不局限于西藏“3?14事件”發生后的表現，它是整個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生態的真實寫照。
能否贏得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現實話語權，關鍵在于對主流媒體輿論引導和傳播能力的研究。我們可能會激烈地批評少數民族地區媒體或針對少數民族地區傳播的媒體的傳播方式，但卻不能忽視這些主流媒體在少數民族地區的主體影響力。在各種復雜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少數民族地區主流媒體的傳播方式不免僵硬，口號式傳播語言盛行，應對突發事件的機制、能力嚴重不足，對外傳播則習慣于套用國內傳播模式，城鄉傳播嚴重不平衡，這些因素都會導致主流媒體傳播能力的不足。而在特殊機制的保護下，少數民族地區的主流媒體并無經營和生計之憂，媒體創新動力缺失，客觀上強化了已有傳播傳統的慣性，實際削弱了主流媒體的引導能力。任何激烈的指責并無意義，重要的是，需要以主流媒體為主要研究對象，深入研究在現實背景上提升主流媒體輿論引導和傳播能力的策略、方式，解析矛盾，尋找途徑，設計策略，改進方式。
三、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現實問題研究：以大眾傳播媒介為主要關注對象
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研究，涉及的領域非常廣泛。但是在當前情境下，筆者覺得最重要的還是對少數民族新聞傳播媒介的研究，包括少數民族語言媒介、少數民族地區新聞傳播媒介和以少數民族地區為傳播對象的媒介。
在對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的整體狀況略作觀察，就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關于少數民族地區大眾傳媒，特別是主流媒體的研究并不多。部分學者可能會覺得，如果以少數民族地區大眾傳播媒介作為研究對象，不會具有很大的“投入產出比”，而且具有較大的風險性。他們會認為，在現行的新聞傳播體制下，大眾傳播媒介不可能有重大改觀，傳統的傳播或宣傳方式不會得到改變，比較生硬的宣傳模式依然具有強大的慣性和市場，任何試圖改變這種狀況的努力將會以失望告終，研究的前景一點也不樂觀。這種判斷和邏輯，從表面看似乎很合理，但實際上是一種嚴重的誤判。國家實施的嚴謹的民族宣傳政策，并不包含保護僵硬傳播模式的必然邏輯。 目前的民族新聞傳播，特別是輿論引導中的被動、口號標簽化等落后方式，正是由于尚未找到國家傳播戰略、政策與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現實之間的良好結合點所致，這正是給予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研究一個重大的歷史機遇和責任。少數民族新聞傳播學者應該清醒地意識到這種機遇，并能夠抓住機遇，開創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的新天地。
我們會并不困難地發現，中國少數民族新聞傳播中的問題，主要集中于大眾傳播媒介。在少數民族地區，大眾傳播媒介所承擔的傳播責任十分復雜和特殊。它們當然肩負著傳播國家民族政策、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重大使命，但問題就在于如何使這種傳播與民族地區的社會、歷史和文化相適應，并能獲得良好的傳播效果。少數民族地區的大眾傳播媒介，實際上并沒有根本解決這個問題。傳播往往變成簡單的宣傳，政策圖解成為基本的宣傳格式，直白的口號代替了“事實”的客觀敘述，媒體不太會用生動的事實宣傳重大政治和社會、民生命題。于是，如何用先進的傳播方式傳達國家民族政策等重大議題，成為少數民族地區大眾媒介不可回避的難題。在少數民族地區，由于多民族存在，大眾媒介就面臨跨文化傳播的直接挑戰，特別是語言文字的復雜選擇。媒介到底應該用哪種語言文字滿足不同受眾的需要呢？用母語與受眾對應的方式進行傳播，是最簡單的選擇。但在創建了一批少數民族語言媒介后，卻又面臨受眾分化和萎縮，媒介自身不具備經營能力的難題。在民族融合的大趨勢下，少數民族語言媒介的未來更加具有不確定性。在輿論引導方面，少數民族地區的媒介謹慎有余，主動性不足，在面對重大社會事件（亦即重大新聞事件）面前，缺乏主動的應對姿態和技巧，錯失傳播良機，往往造成傳播特別是對外傳播的被動局面。而在輿論引導方式上，對國家層面的媒體和傳播策略過度依賴，更多地是“照貓畫虎”，亦步亦趨，缺少立足于當地文化和社會背景之上的民族特色傳播。這些狀況，實際上集中顯示出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關鍵問題，并在大眾傳播媒介身上表現得最為典型。
將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現實問題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大眾傳播媒介之內，具有學術研究的合理邏輯。任何研究都應具有明晰的研究范疇。特別是在某個研究領域的學術初創時期，相對集中的研究范疇是保障學術研究正確方向和路徑的前提。如果將研究范疇無限擴大，看似學術天地廣闊，實際上是在消磨研究的個性，終會墜入到似是而非，不能把自己與其他研究相區別，從而失去自我的境地。對于少數民族地區大眾傳播媒介的關注，應該是少數新聞傳播研究的及時階梯，也是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首先必須面對的難題。假如是繞過這個難題，漫無邊際地游弋于文化的傳播原野，固然會有收獲，但總歸是難以實現研究的直接突破，還有可能將自己與“文化研究”混同起來，終究難以脫穎而出。
四、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研究，只有直面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現實，才能擁有現實話語權，并實現學術研究的真正自立
毫無疑問，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研究，不能僅僅停留于歷史研究的光環之下，不能俯就于文化研究和民族學（人類學）巨大的翅翼，不能回避大眾傳播媒介的種種困惑和矛盾，而要直面現實，直面大眾媒介，保持與現實的“血脈暢通”，逐漸擁有話語權。
要與少數民族地區主流媒體保持直接的聯系。在前面我們已經討論過，少數民族地區主流媒體集中反映出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主要優勢和主要問題。直面大眾傳媒，就是直面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復雜現實。這種關聯，不僅是將大眾傳媒作為研究對象，而且還要提供理論思路和傳播策略，發揮學術研究的引導功能。
要敢于面對少數民族地區的重大傳播議題。少數民族地區的確聚集著很多重大社會、民族問題，并有可能突發為重大社會事件，對國家形象產生重大影響。類似于西藏“3?14事件”和新疆“7?5事件”這樣的大的激烈社會震蕩，往往也是新聞傳播的歷史機遇。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不僅要率先反應，而且還要深刻應對。要有在即時應對中捕捉話語權的勇氣和智慧，也要保持對少數民族地區重大事件的輿論引導。重大傳播事件應該被作為傳播的典型案例，進行完整研究和解讀，以此尋找少數民族新聞傳播和輿論引導的特殊規律、對策。要在重大傳播事件的背景上，分析不同民族地區新聞傳播的特殊性，提供輿論引導的策略，引進符合民族地區特點的傳播手段，加強民族地區輿論引導的先進性，并由此構建系統的輿論引導機制。要擯棄保守的信息封鎖模式，確立開放而積極的傳播策略，使大眾傳播媒介在民族地區重大事件傳播中處于主動態勢，從而把握輿論引導的主動權。
要不斷提煉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特殊理論命題和規律。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的興起，主要取決于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特殊性。但是，這種特殊性并不構成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的學術價值本身。一種學術研究角度的存在，僅僅是開辟了學術研究的空間和可能性，并不會必然保障學術研究的價值存在。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特殊理論命題和規律，往往體現在國家政策和一般傳播原理之間的融合深度上。政治的要求和傳播的機制之間，總是會發生錯位。大眾媒介所承擔的重大政治責任，就非常強調媒介的宣傳功能，并由此帶來宣傳手法的多重慣性。而傳播的固有規律則強調信息的傳播，重視客觀性，注重傳播手法的多樣化。雖然政治性并不會必然導致傳播的口號化，但當政治性與傳播規律發生沖突的時候，傳播就會變成為以觀念灌輸為主的宣傳，與傳播的本質漸行漸遠。這些問題顯而易見，無法回避，關鍵并不在是否看到這些問題，而是如何在政治原則和傳播并行之間尋找平衡。這種“平衡”就是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真正規律所在。僅僅是捍衛政治原則或傳播秉性的作法，絲毫不具有現實的意義。
以少數民族語言媒介為核心關注對象。少數民族語言媒介最集中地體現著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優勢和難題，因而也成為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核心選題。對少數民族語言媒介的關注和研究，絕不能僅僅作為一種學術的外在象征符號，它存在的本身，就是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直接標志。如果離開對少數民族語言媒介的深入研究，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研究就顯得非常“輕浮”，失去根本。要吸納更多的少數民族學者從事母語媒體的研究。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學者，應具有駕馭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基本能力或“支撐能力”（例如：在研究團隊中擁有掌握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成員）。要研究少數民族語言媒介的歷史和現狀，摸清家底，但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他們的傳播優勢和難點，探究傳播的規律，尋找解決難題的方法，并對未來發展進行戰略設計。應集全國之力，編著“中國少數民族語言媒介史”，由此構成最嚴格的“少數民族新聞傳播史”，從而建立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的基礎。要形成以民族語言為區別的跨區域（如藏語、蒙古語媒介就涉及）研究陣容，在各自的語言范疇中形成完整的成果。
【作者簡介】周德倉 西藏民族學院新聞傳播學院教授、院長，西藏自治區享受政府特殊津貼專家，“西藏新聞傳播與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西藏新聞傳播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少數民族新聞傳播史。主要著作：《西藏新聞傳播史》《中國藏語報刊史》。
芻議新聞少數民族新聞傳播:致力區域傳播和語言媒介研究工程建設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學派”
摘 要：面對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的戰略需要，作者提出實施“少數族區域傳播和少數民族語言媒介研究工程”的設想，簡要分析了少數民族地區新聞傳播研究對構建“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學派”的必要性和現實需要，并就實施這項工程提出建議。
關鍵詞：少數民族 區域傳播 語言媒介 研究學派
在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逐漸進入主流的時候，學術爭議也在增大，顯示該研究該領域的基礎比較薄弱，其中就包括地方少數民族新聞傳播歷史、現狀和特質的研究還不到位，尚未形成體系，缺乏流派化個性。筆者認為，應把對少數民族地方新聞傳播的研究作為少數民族新聞傳播學科建設的奠基工程給予重視，積極實施少數民族區域傳播和少數民族語言媒介研究工程，致力于建設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學派”。
歷史的研究無疑走在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的最前列，并形成了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通史”，取得了體系化成果。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關于歷史的研究就已經結束，所有問題獲得答案。實際上，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歷史雖然不過百年，但其中的歷史內涵和題目并不單純和透明化。對于這一點，少數民族新聞傳播史專家白潤生先生也不回避。白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就舉例說明歷史的研究依然充滿“懸案”：關于《嬰報》是否是中國最早的少數民族文字報刊，就有學者認為1895-1897年在俄羅斯赤塔市出版的《東陲生活》（也稱《東方邊疆生活》）為最早。而有的學者還經過考證，判斷《嬰報》的文字并非規范的蒙古文字，因而并不能稱為蒙古文報紙，所謂最早的少數民族文字報刊的邏輯基礎便不存在。另有一例，關于最早的少數民族新聞傳播教育，就有3種說法：一是1956年拉薩薩木汝林卡的新聞培訓班，一是1953年內蒙古蒙文專科學校創辦的新聞編輯科，一是1939年在新疆日報社舉辦的新聞技術訓練班①。這就證明：即使“短暫”的歷史，也不必然是毫無爭議、清晰透明的歷史，依然需要通過學術研究進行拓展和深化。而少數民族新聞傳播歷史研究的深入進展，亟需在地方歷史的研究方面取得成果。
關于少數民族新聞傳播規律和特點的研究，更是充滿盲點，缺乏邏輯體系和深度，成為該研究領域的軟肋，甚至在學界造成了這樣的誤解：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就是沉浸于歷史的學問。歷史研究實際是現實研究的奠基工程，但絕不是研究的歸宿。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學科價值，在根本意義上取決于它對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現實、未來的關注度和影響力。現在嚴重缺乏的依然是學理的研究、傳播方式和規律的研究、傳播效果的研究、對外傳播的研究等等。這些方面的成果多少年來“猶抱琵琶半遮面”，非常難產，固然有學理基礎薄弱的羈絆，但最關鍵的是缺乏現實的扎實根基：僅僅憑借對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狀況浮光掠影的印象，顯然不能觸及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本質規律和不可替代的傳播特質。如果把我們的眼光朝下，緊緊盯住少數民族地區新聞傳播的實際，高度關注少數民族語言媒介的構架和難題，把各個少數民族地區的新聞傳播特點、困難、發展趨勢研究清楚，并能夠抽象出可以感受出來的特質，甚至形成不同的流派，那就不僅僅是少數民族地區新聞傳播研究的成果，更是整個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的根本性進步，少數民族新聞傳播在學科上的建設將不再會是一種模糊的目標，而是可以觸摸的期望了。
由少數民族地方新聞傳播的研究起步，構筑中國少數民族新聞傳播學科的大廈的堅實基礎，實際上已經在不同視角中展開，但缺陷明顯。它向我們提供了研究的正確方向。在已有的少數民族地方新聞傳播研究成果中，可知關于新疆、內蒙古、西藏等地區和民族新聞傳播史的研究輪廓初成，但很多少數民族地區，包括少數民族自治區、自治州，西部、中部和東北部的少數民族聚居區，還沒有誕生自己的地方新聞傳播史。以媒體從業者、大學新聞傳播學者和研究生為主體的研究群體，在少數民族地區新聞傳播業務、傳播方式、傳播效果、傳播政策、對外傳播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進展。但像周建明《新疆新聞發展戰略研究》（新華出版社2007年）、牛麗紅《新聞報道中西北民族問題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這樣的區域新聞傳播專著并不多見，整體研究比較碎片化。特別是如新疆、云南地區那樣規范的傳播效果研究更是匱乏，它會使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研究更多帶有宏觀推衍、高高在上的空洞感。憑借“少數民族地區信息傳播與社會發展論壇”機制和平臺，中國人民大學鄭保衛教授發起編撰《中國少民族地區新聞傳播發展報告（1949-2010）》（人民日報出版社，2011年）②，就匯集了北京、西藏、新疆、內蒙古、寧夏、廣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四川、貴州、云南、甘肅、青海等14個少數民族地區或有少數民族聚居區的省市，意在梳理各地方新聞傳播的歷史、現狀和傳播特點，包括設置“大事記”等。它及時次提供了一部少數民族地方新聞傳播事業發展的非官方“藍皮書”，具有直接的文獻和參考價值。作為其中的編輯者，筆者深知它還不能稱得上是最完整、最滿意的“藍皮書”：中國中部的少數民族地區如湖南、湖北因故未能躋身其中；有些地方的新聞傳播的特點和規律并未概括得很；而有些地方的特點卻未被真正發掘出來。在少數民族語言媒介的研究方面，維吾爾文字媒介、藏語媒介、蒙文媒介、朝鮮文媒介等的研究已經有較為完整的成果，而更多較小民族的語言媒介的研究還屬空白，傳統媒體如報刊的研究較多，但新媒體的研究則為鮮見。
最為關鍵的是，少數民族地方新聞傳播的研究，要在不同地區、不同語言媒介的完整而深入的考察中，把握它們不同的區域特色和特殊傳播品質。少數民族地方或區域新聞傳播研究的重要性和最關鍵的意義，就在于它們的特殊性。這些各個地區新聞傳播的差異、區別，實際凝聚著各個少數民族地區新聞傳播的獨特傳播品，蘊含著傳播的獨有價值。在全國少數民族自治區中，其新聞傳播的特質已經有醒目的體現。比如在西藏自治區，藏族人口占到總人口的90%以上，是以藏族為主體民族的民族自治區地方，由此形成的藏漢雙語傳播機制，大概是少數民族自治區最完善、最明晰的民文――漢文雙語傳播機制，構成了西藏新聞傳播最突出的特征。而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由于多民族及語言文字的存在，就形成了最多語種的雙語傳播機制：《新疆日報》使用的語言文字達到4種（漢文、維吾爾文、蒙古文、哈薩克文），而新疆人民廣播電臺使用漢語、維吾爾語、蒙古語、哈薩克語、柯爾克孜語等5種語言進行廣播。在廣西壯族自治區，其與東南亞國家毗鄰的區位優勢，使其“東盟傳播”成為它的傳播增長點和研究優勢。內蒙古自治區在蒙古語言傳播媒介發展的歷史和傳播成熟度方面占有優勢。而寧夏回族自治區由于缺少少數民族語言傳播媒介，故在哪些方面體現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特質，尚在思考中。全國還有不少省市，特別是青海、云南、四川、甘肅、遼寧等地方，設立有民族自治州、縣，它們的新聞傳播事業也具有獨特性。不過，關于少數民族地方新聞傳播的研究，更多地是在梳理和記錄，深入研究其傳播特性和規律的并不多。而這些規律，正是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特性的基礎，同時最有可能構成中國新聞傳播本土化的重要因素。
在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研究逐漸深入的時候，學者們很自然地就關注它的學科建設問題。這種關注必將有助于提升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的境界，只是在一定文化發展時期內，實現的可能性可能不大。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的狀況，包括基本概念、基本范疇、研究領域、研究水準等，距學科建設的目標距離還很大。在2012年第四屆“中國少數民族地區信息傳播與社會發展論壇”上，來自美國的華裔學者賈文山先生就提出，促成和構建少數民族民族新聞傳播“研究學派（流派）”的意見，令人眼前一亮。它的合理性就在于看到了這個領域研究的特殊性和研究的前景，云集各路學者，從不同層面和視角展開研究，在五彩紛紜的學術語境中，展示不同的研究成果，而又不會拘泥于學科建設的條條框框，特別適合尚處于“奠基期”中的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的實際。如果真正有志于建設少數民族新聞傳播“流派”，它的著力點也許并不要急于在宏觀上建立多么龐大的體系，而正在于從少數民族地區和少數民族語言媒介的研究入手，扎扎實實地勾勒各個地方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歷史軌跡和傳播個性，描繪出中國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地域、民族圖譜，為提煉中國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特質提供素材和基礎。
少數民族地方新聞傳播的研究，并不意味著研究視野和方法的狹隘。我們總有宏觀研究和思考的習慣，認為這樣就能夠把握研究的方向和本質。但實際上，如果沒有能夠做到扎實的基礎研究，所謂“宏觀”就極有可能演化成空洞。在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研究的當前語境下，最需要的是奠定研究的基礎，其中之一就是少數民族地方新聞傳播的研究。這種判斷的根據，主要是各少數民族地區、各少數民族語言媒介的巨大區別性。如果不能夠將各民族地區和各民族新聞傳播的特質歸納和概括起來，從中抽象出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共性，那么，要實現少數民族新聞傳播整體研究目標，顯然是空中樓閣。由此可以預測，少數民族地區新聞傳播的研究，不僅是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的基礎，而且是有效的突破點。我們需要宏觀的關照，但更需要中觀的把握。如果宏觀的研究是整體建筑的頂層設計，中觀的研究則是建筑的構架。
根據這種設計，西藏民族學院新聞傳播學院就明確致力于建設西藏新聞傳播研究中心。“西藏新聞傳播”是我們學術中心的不二主題，是學科建設的基石。“西藏新聞傳播”主要是地域新聞傳播的概念，但也包括跨地域的一個少數民族（藏族）新聞傳播的概念。在學科建設中，我們設計并開始實施“西藏新聞傳播書系”工程，首批包括三冊“西藏新聞傳播史”、“西藏新聞傳播概論”、“西藏新聞傳播實務”的編撰。它們的基本范疇就是“西藏”，而不是較大范圍的“少數民族”，以突顯地域特色，做出自己的品牌。在碩士點建設中，我們整合全校資源，在“新聞與傳播”一級學科下設6個方向，其中二級學科“新聞學”下設3個方向：西藏（藏語）新聞傳播史論研究；藏區傳統編輯出版文化研究；西藏文化產業與媒介品牌研究；二級學科“傳播學”下設3個方向：西藏文化傳播研究；傳媒與西藏形象建構研究；藏學文獻信息開發與傳播研究，并由此組建學科團隊。在學校2012年啟動的民族學博士點申報中，新聞傳播學院以自己的研究特色，在其中設立“西藏民族文化與傳播”方向，力爭有所作為。所有專業教師的學術研究，都要在這個坐標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持續努力。在省部級以上課題的申報中，我們無一例外地以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特別是以西藏新聞傳播為視角，取得了重大進展：從2005年至今，共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8項，教育部項目3項，國家民委項目4項，西藏自治區人文社科專項基金項目和人文社科項目5項，已經構成了西藏新聞傳播研究的基本陣容。我們利用西藏所屬民族院校的獨特優勢，先后構建了多層次西藏新聞傳播研究平臺：“西藏新聞傳播與社會發展研究所”（與中國人民大學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共建，2010）、西藏新聞傳播研究中心（西藏自治區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西藏經濟與文化發展研究基地”下設，2011）、西藏對外傳播研究平臺（西藏自治區2011“西藏文化傳承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下設，2012）、少數民族地區信息傳播與社會發展論壇副秘書長單位（2010）、中國新聞史學會少數民族新聞傳播史研究委員會副會長單位（2012）、陜西省新聞傳播學會副會長單位（2012）、陜西省咸陽市新聞學會長單位（2012）等，為西藏新聞傳播研究創造了條件。
對于少數民族地方新聞傳播的研究，筆者有如下建議：
1. 從學會研究戰略規劃的角度，積極支持少數民族地區新聞傳播的區域和民族界別傳播研究。學會應對“區域研究”進行調研和梳理，掌握基本狀況，提出研究指導策略，激勵和扶植這項研究。
2.民族大學（學院）新聞傳播院系應突出區域和民族本色，成為當地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中心、信息中心，占據學術研究的制高點。民族大學應把本地區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研究作為研究的主要支撐點，逐漸凝聚特色，構建研究團隊，形成學科優勢。即使非民族大學的中西部大學的新聞院系，也可以利用本地區少數民族分布密集的特點，將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研究列為學科建設支點之一。
3.建設區域傳播研究中心（平臺）。在區域特點接近的地方，可以共建研究平臺。如建立少數民族語言媒介研究中心：藏語傳媒研究中心（全國已形成“藏語傳媒協作會議”，最近的第十三屆會議在甘肅甘南進行）、蒙古語傳媒研究中心、維吾爾語傳媒研究中心、朝鮮語傳媒研究中心等；建立少數民族地區新聞傳播研究中心：全國五大民族自治區地區應率先建立自己的研究中心，其他民族區域的研究中心也應逐步建立起來。
4.編撰少數民族地方新聞傳播史和不同民族語言媒介史。尚屬空白的民族地區應編寫本地區新聞傳播史，整體把握新聞傳播的歷史和傳播規律，奠定研究基礎。有語言文字的少數民族，應編寫自己的民族語言媒介史，從核心范疇思考少數民族新聞傳播的特點。
5.編制少數民族地區新聞傳播年度報告。民族大學新聞院系應是編制報告的主體，它同時也應成為少數民族地區新聞傳播研究的慣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