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論：我們為您整理了1篇區域金融研究范文，供您借鑒以豐富您的創作。它們是您寫作時的寶貴資源，期望它們能夠激發您的創作靈感，讓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區域金融研究:區域金融管理現狀研究論文
近年來，隨著中央銀行及其他金融監管機構縱向新體制的建立和工農中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垂直管理體制的強化，地方尤其是縣域金融方面出現了兩個越來越明顯并密切相關的問題：一是由于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機構撤并、權力上收導致地方金融服務越來越薄弱：二是在中央銀行地方分支行徹底垂直領導并定位于金融監管后，地方金融發展和金融服務越來越不被重視。這種格局客觀上將地方推到了一個無所適從、難以作為的尷尬境地，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對地方區域范圍內經濟社會發展負責，但面對地方經濟遭受信貸服務有效供給不足的困擾卻無能為力、愛莫能助，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雖然對地方金融問題缺乏發言權、更沒有決策權，卻不得不為確保一方金融安全承擔“義不容辭”的責任。如果只從縱向金融體制的角度來看，這僅僅是處于最底層、最末端的一個小問題，但由于地方在國民經濟活動中擔當極其重要的角色，即使是最基層的縣域范圍，也分布著全國絕大部分的人口、農業生產和相當部分的中小企業，因此，從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角度來看，則是一個不能不引起重視并及時加以解決的大問題。前一時期，隨著上海、北京等在全國具有舉足輕重地位和巨大示范效應的直轄市設立金融辦公室，地方金融管理問題終于引起了上海各界的正面關注，地方金融管理機構終于從幕后走向了前臺，地方金融辦公室之所以設立后面所依據的邏輯，以及導致其邏輯的現行金融管理體制所存在的又一種內在缺陷等深層次問題開始引起人們的思考，應該說這是一個令人可喜的勢頭。但近來關于銀行管理體制的傳言中關于地方政府金融辦公室又可能成為銀行監管分支機構的說法，似乎又要使問題復雜化，甚至由此導入另一個與初衷背道而馳的軌跡，因此，有必要對這一問題再次進行深入思考。
一、地方政府的金融管理職能
地方范圍內的金融體制和金融活動，必須有相應的政府機構來管理，這一點沒有成為也不應該成為問題，真正的問題是管理哪些事項，并應該由誰管理。在我國，與金融有關的工作事項可以歸結為三個方面，一是金融監管，二是貨幣政策，三是金融改革與發展。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在我們這樣的發展中和轉軌中國家，金融發展甚至比金融改革和金融監管更加重要并更具有根本意義，不能不引起有關方面的足夠重視。從層次分布來看，貨幣政策主要任務分布在中央一級，金融監管和金融改革與發展在中央與地方的分布則基本是均衡的。毫無疑問，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是既是貨幣政策當局也是金融監管當局的中央銀行及其分支行的主要職能，與金融監管關系比較密切的金融體制改革也理所當然地進入其職能范圍、由其管理和協調，但金融發展問題究竟由哪個機構負責，實際上一直沒有明確的界定。
與金融發展關系比較密切的機構，主要是中央銀行及其分支行和各級政府負責發展計劃的部門。中央銀行明確的職能是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金融發展雖然應該是份內工作，客觀地講，上上下下的確也做了不少的工作，但重要性排位顯然比較靠后，加上金融發展牽扯的面比較廣，比金融監管等更加具有宏觀性和綜合性，中央銀行也難以全部承擔，因此，既不是中央銀行的重要工作更不是主要工作。各級政府的發展計劃管理部門，作為對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尤其是在計劃和規劃方面負有責任的宏觀經濟管理和綜合管理部門，有能力也有責任對金融發展負有部分重要責任，但鑒于金融工作的特殊性，實際上并沒有得到明確的授權。以致無論是在國家的十五計劃還是中央銀行的十五計劃都沒有關于金融發展規劃的論述，金融發展尤其是地方金融發展實際上成了一個“被遺忘”的角落。
金融發展沒有明確負責機構，一個直接的后果是導致金融改革與發展缺乏明確的目標和指向，一方面全國的金融發展處于不自覺狀態，另一方面金融機構各自為“戰”，自行發展，甚至背離整體發展的理想方向和目標。由于工農中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缺乏金融發展整體規劃的嚴重性，而在四大銀行相繼撤并“淡出”的地方尤其是縣市一級，金融發展規劃的缺乏導致了地方性中小金融機構發展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金融服務供給不足、中小企業和縣域經濟融資難不可避免。可以說，地方金融發展尤其是不發達的中西部地區的縣域金融發展成了一個“被遺忘的角落”中最被遺忘的角點，重視金融發展尤其是包括縣域范圍的地方金融發展問題勢在必行、刻不容緩。鑒于地方尤其是縣域范圍內貨幣政策的任務比較輕，金融監管已有明確負責機構并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因此，地方金融管理的主要任務應該是金融發展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金融改革。與此同時，地方金融管理機構還應該在與金融發展密切相關的信用體系建立健全方面發揮應有的作用，歸納起來，地方金融管理職能可以劃分為以下四個大的方面：
1、制定地方金融發展總體規劃。制定地方金融發展規劃應該是地方金融管理的首要職能。根據地方經濟發展的需要，尤其是個人和企業對金融服務需求的規模、特征以及增長趨勢的分析預測，參照千人和千企業平均擁有的金融機構數量和結構及其與全國和當地平均水平的比較，制定地方金融發展的總體規劃，包括5年和10年發展計劃。
2、指導地方性金融機構改革與發展。根據全國金融改革的精神和方向，負責地方范圍內金融機構的體制改革與發展方面的重大決策問題。包括以政府和所有者雙重身份，負責地方政府全資或部分出資的金融機構發展和改革方面的重大決策，負責新的地方性金融機構的組建的指導和協調等工作。
3、推動地方信用體系的建立健全。信用體系建設是金融體系的一個重要的輔助性的基礎設施建設，推動地方信用體系建立健全理所當然是地方金融管理的職能。包括地方范圍內的信用評價體系的建立，地方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的建立健全，都應該納入地方金融管理機構的職責范圍。
4、配合、協調中央駐地金融監管機構工作。為了搞好金融監管并處理好金融監管與金融發展的關系，地方金融管理機構要通過聯席會議等形式，作好與中央駐地金融監管機構的溝通與協調工作，配合金融監管機構作好工作，形成合力，共同確保一方金融安全。
二、地方金融辦公室的定位與走向
地方金融辦公室的成立實際上早已鑄就于垂直化金融管理體制的建立，對垂直體制在解決一些問題的同時導致新問題出現的這種按下葫蘆漂起勺現象的逐步發現和認識，促使一些地方政府從一兩年前開始設立自己的金融管理機構，近來具有舉足輕重地位和巨大示范效應的直轄市金融辦公室的設立，使得地方金融管理問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其可能引起或存在的問題也隨之被揭示，而對地方金融管理機構下一步走向的推測更使這一問題備受關注。
1、關于地方金融辦公室的名稱與職能定位。最近一個時期以來，為了促進駐地金融機構改進服務、填補地方金融管理的空白，一些地方政府成立了獨立或掛靠于經濟綜合管理部門的金融辦公室（也有與地方黨委的金融工作委員會一套人馬、兩塊牌子運作的），總體來看，應該說這是十分必要和及時的有力舉措。因為，中央銀行分支行主要關心的是金融監管和貨幣政策、雖然也為地方金融發展做了不少工作，但畢竟不是其法定和主要任務，在金融發展與金融監管、金融風險防范之間難以兼顧和平衡，尤其是當金融發展與金融監管出現明顯的矛盾時，必然自覺不自覺地向金融監管方面傾斜，無意或善意地忽略了地方金融發展，這正是近年來地方金融發展相對于國有商業銀行改革和金融創新大大滯后的原因。所以，地方金融管理職能不能由中央銀行分支行來兼職行使，有必要由地方政府成立專門的機構來負責。實際上，真正的問題不是要不要成立地方金融辦公室，而是應該賦予地方金融辦公室什么樣的職能？就現實情況而言，目前與金融相關的地方政府機構，有些名為金融服務辦公室，但實際上沒有明確的職能和有效的管理手段；有些名為金融研究辦公室，還不是名正言順的地方金融管理機構；有些是地方金融安全辦公室，協調有關金融安全工作；有些類似于聯席會議機構，主要是溝通協調不同金融監管機構和駐地金融機構。總體來看，名稱不統一，也不規范，更與預期的職能定位不符；職能不明確，也不，更不盡合理。名稱、職能尤其是職能有必要進行統一規范。我們認為，可正名為地方金融管理辦公室為宜，其職能可明確界定為制定地方金融發展總體規劃、指導地方性金融機構改革與發展、推動地方信用體系的建立健全工作、配合協調駐地金融監管機構工作等幾個主要方面，以便名正言順、理直氣壯地推動不能再忽視的重要工作，履行不可或缺的職責。超級秘書網
2、關于地方金融辦公室的走向。近來在關于設立銀行監管機構的傳聞與討論中，地方金融辦公室被有意無意地涉及其中，有媒體認為，各地政府迅速成立金融辦的司馬昭之心是使“金融辦”成為擬議中的“銀監會”的派出機構，以期得回以往失去的金融控制權；即便并非如此，地方政府紛紛推出金融辦也是令人不安心的。就個別情形而言，不能排除“金融辦”希望成為“銀監會”派出機構的主觀意圖和現實可能性，但并非所有的金融辦都希望如此，即使金融辦真的成了所謂“銀監會”的派出機構，地方政府能否如愿以償得回以往失去的金融控制權恐怕還是一個大大的問號。因為，“金融辦”既然成為了“銀監會”的派出機構，恐怕就不再聽命于地方政府而只能或主要聽命于“銀監會”了，地方政府也就難以收回以往失去的金融控制權了，這一點已經有前面的地方證管辦成功收編為證監會派出機構為例。因此，即使有些金融辦或地方黨委金融工作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希望借此機會納入正規的垂直管理體系，以增加機構的穩定性、性甚至工作的優越感，恐怕也很難說所有或大多數地方政府迅速成立金融辦有什么司馬昭之心，不必為此而過分擔心。相反，真正令人擔心的倒不是一旦金融辦成為“銀監會”派出機構后地方政府對金融機構的控制權，而是地方好不容易開始的糾偏努力又將前功盡棄、回到起點，地方金融發展等對于地方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的問題又將處于無人問津、停滯不前的狀態，地方金融服務的改進又將處于聽天由命的境地！據此，我們主張，地方金融辦的未來應該是地方金融發展的規劃、管理和金融監管機構而不應該是“銀監會”的派出機構，“銀監會”的派出機構應該順理成章地從中央銀行的分支行或金融監管辦公室產生，而不能也不必收編地方的金融辦公室。希望地方金融辦的紛紛設立能夠是借十六大的強勁東風，加快金融管理體制向良性發展和地方金融發展走向正規的良好開始！
區域金融研究:研究區域金融流動思考
摘要：研究區域金融，必須考察貨幣資金在區域之間的流動。貨幣資金區域流動的非均衡性直接制約著區域資本的形成、積累的穩定性和持續性，進而影響著區域金融穩定、經濟增長乃至整體宏觀經濟增長。我國東中西部三大經濟地帶發展不平衡，長期以來一直是中西部地區資金流向東部地區，近年來盡管有一些東部資金往西部流動的跡象，但仍然沒有改變金融資源分配的“東高、中中、西低”的狀況。對此結合我國現實情況作初步評析。
一、貨幣資金區域流動的表現
1從存貸款變動看區域間資金流動。
從銀行系統角度看，區際貨幣資金的流動可以表現在區域資金吸納和運用能力的差異上。而區域資金吸納能力可以通過區域金融機構各項存款變動情況來分析，區域資金運用能力可以通過區域金融機構貸款變動情況加以衡量。
從表1可以看出，在存款資金的分布上，東部地區占全國的一半以上，且比重逐步上升，2003年高達6479%，而中西部地區占全國的比重在2000年后卻逐步下降，其相對差異東部對西部由1999年的379倍提高到2003年的402倍，東部對中部由1999年的316倍提高到2003年的339倍。存款的增長速度方面，雖然東部地區2003年有所下降，但是仍然高于中西部地區的存款增速。在貸款資金的分布上（表2），東部地區的優勢依然比較明顯，占全國的比重基本維持在一半以上，且逐年上升，相比較而言中西部地區的貸款比重卻逐年下降。應當說，這種情況是與東中西部的經濟發展現狀相適應的。銀行體系的資金流動能夠反映在存貸款增速的不同及其差額中。從增速上看，2000年至2002年，東部地區的存款增速大于貸款增速，但在2003年，東部地區的存款增速大幅度減少至2083%，甚至低于貸款增長速度2283%的水平，而中西部的貸款增長速度則大幅上升。由于各地區企業在本地區的商業銀行貸款一般直接轉化為該賬戶的存款，這對銀行來說，存款與貸款的變化就具有同步性。因此，東部地區存款增幅小于貸款增幅的現象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東部資金向西部流動的趨勢。此外，從銀行系統存差的角度看，2000年以后三大地區銀行系統都是存差，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2003年存差增長率分別為4146%、2242%，高于東部地區1571%的水平。而2000年以前，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大部分都表現為貸差。中西部地區貸差轉變為存差的情況也表明我國東部地區資金向中西部轉移，中西部地區吸納資金的能力在提高。
2.從回購、同業拆借市場看區域間資金流動。
銀行間的回購市場和同業拆借市場的交易也可以反映出區域間資金流動。按部門提供的數據，計算2000年至2005年4月各地區凈拆出拆入的資金額，如表6、表7。
從表6和表7可以看出，2000年至2005年，東部地區都作為資金凈融出方，中西部地區基本上都為資金凈融入方，尤其在2001年和2003年，回購市場和拆借市場資金量都有一個較大的提升。但是由此并不能簡單得出東部資金往西部流動這樣一個結論。因為作為回購市場和拆借市場的主要資金融出方，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總行是位于北京，北京的資金融出量肯定占有較大的比例。從人民銀行總行公布的《2004年中國區域金融運行報告》中我們也能夠看到，北京和上海這兩座東部城市是主要的資金凈融出地區。所以，從銀行間市場的資金交易情況，我們能夠大致看出區域資金的流向，是從“上”到“下”、從東到西。當然，也能大致判斷中西部地區對資金的需求趨勢。
3從資本市場看區域間資金流動。
資本市場籌資情況同樣可以反映資金在不同區域中的流動。我國資本市場建立的時間較晚，發展不完善，證券市場融資的區域結構極不均衡，東高西低的格局十分明顯。2000年到2003年，東、中、西部及東北地區分別從資本市場上直接融資20589億元、56495億元、50794億元和24611億元。東部地區的融資總額分別是中、西、東北部地區的364、405和837倍。這說明資金是通過資本市場從中西部流向東部地區的，這種資本分布的局面，必然引起資本配置效率的損失，不利于總體經濟增長。
4從外商直接投資看區域間資金流動。
外商直接投資也是資金流動的直接表現，只是這種資金流動是增量上的流動，而不是既定存量下的區域資金流動。東部地區作為改革開放的窗口，對外資的利用有區位優勢，從而使東部地區積累了大量的資本，為后續發展打下堅實的資金基礎。不用置疑，我國外資在全國的空間分布表現出了向東部地區傾斜的現象，中西部地區實際利用的外資比例很少。截至2000年底,東部地區占據了全國外資利用總額的8143%，中部占據了733%，西部為459%，東北地區為665%。但到了2004年底，這種格局出現變化，一方面東部地區實際利用外資比重降到了7715%，顯示出輕微的降低趨勢，西部地區實際利用外資比重也在緩慢下降，但是中部和東北地區，從2000年到2004年利用外資占比是逐年上升的，尤其是東北地區增長速度很快。這體現出資金往中部地區和東北地區流動的跡象。
5從固定資產投資看區域間資金流動。
固定資產的投資主體包括國家、企業和個人等。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國家基本建設及貸款投資總量的50％以上是在東部地區完成的，中、西部地區不足20％，這是國家采取了政府投資傾斜政策和吸引外部投資的優惠政策的結果。從2000年至2004年的數據來看，雖然中間有一定的波動，但2004年相對于2000年來說，中西部地區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所占比例是上升的，而東部地區和東北地區相對來說有較小幅度的下降。這體現了中西部地區自身經濟基礎和外部環境的逐步健全，造成一定的資本流入。
綜合以上資金流動的表現，我們認為，當前資金流入東部地區仍然占較大比例，其中包括中西部的資金流入和外資流入。但已出現了東部資金向中西部擴散的跡象。
具體說來，資金流入東部地區主要有以下渠道：及時，資本市場籌資推動的資金流入。在西部地區，由于企業的經濟效益普遍很差，選擇能夠上市標準的企業很困難，而東部地區由于經濟發達，企業具有很強的活力，因此，由券商推薦的上市公司及上市的基金較多。在一級市場上，會導致全國資金向東部地區流入。第二，外商直接投資導致的資金流入。由于東部地區的區位優勢及經濟開放程度，東部地區外資投入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仍將占相當大的比例。第三，銀行系統資金調度的資金東流。自1998年取消貸款限額控制以后，各國有商業銀行對東部地區分支機構實施全額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對西部地區實行新增額度的資產負債比例管理，這種管理體制會導致資金東流。此外，商業銀行實施不同的存款利率，鼓勵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分行上存存款，然后將其運用到經濟發達地區較高收益率的貸款項目上。應該說，銀行系統的資金調度也在相當大程度上加劇了全社會資金配置的不平衡。第四，區域金融機構的成立也是資金東流的表現之一。改革后所創建的新興商業銀行和其他非銀行金融機構體現了按經濟合理性原則配置分支機構和市場非均衡性區域發展的特點，這不僅體現在地方區域性
金融機構如深圳發展銀行、上海浦東發展銀行等，而且新成立的全國性商業銀行和金融機構如交通銀行、中信實業銀行、中國光大銀行等分支機構也是按經濟發展程度和市場化要求設置,這從增量的意義上改變了原有的均衡性區域結構。對于全國性商業銀行,其資金來源于全國，卻集中投向了東部地區；對于區域性商業銀行，其吸收存款和發放貸款基本上在本區域內。第五，商品交易導致的資金東流。中西部地區由于產業門類齊全，許多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都要向東部地區購入，通過這種購買渠道，資金流入東部地區。但這部分資金流動主要表現為地區銀行存款的變動，從銀行的存款余額上不容易表現出來。資金向中西部地區擴散也有幾個渠道：及時，我國東部地區資金和部分外資在尋求低成本生產要素的情況下開始向中西部投資。這些投資主要集中于中西部優勢的資源性以及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因而帶來資本的流動。第二，對西部支持的政策性貸款以及國債投入等資金流入，這是全國資金向中西部地區的流入。第三，中西部勞務輸出所形成的回流資金，具體表現為東部資金向中西部的流入。隨著西部投資環境的完善和西部大開發政策的逐步深入，及時和第二個渠道的資金流入有逐漸擴大的趨勢。
二、影響資金流動的因素分析
1資金報酬率。
現代比較利益理論的代表俄林認為，地區間要素供給差異及其價格差異，是造成要素流動的原因。從根本上說，對要素流動的刺激來源于地區間要素價格的差異。對作為要素的資金來說，在假定資金成本不變的基礎上，這一要素價格差異主要反映在不同區域的資金報酬率上。由于區域比較優勢和規模經濟效益的存在，不同區域的資金報酬率并不相同，因此出現了資金為尋求更高的利潤在區域間流動，這動若是由發達區域流向落后區域，被稱為擴散效應，它將縮小區域差異，反之則稱為回流效應，它將加劇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從理論上說，在經濟發展的起步階段，由于發達區域的比較優勢強，經濟增長速度快，因而回流資金要超過擴散資金，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后，發達區域的經濟趨于成熟，區域間的差距非常明顯，這時，由于發達地區的發展受資源、市場的限制，繼續投資將遇到規模不經濟的問題，這時發達地區將開始向落后地區投資，以利用當地的資源、勞動力優勢，此時資金流動以擴散型為主，區域經濟發展差距將趨于縮小，最終達到平均。因此，我國早期資金往東部流動與現期向中西部流動的趨勢從根本上說，都是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不同資金報酬率在起決定作用。
2地區經濟發展程度。
地區經濟發展程度和市場化改革進程的區域差異也是造成資金流動的根本原因。地區經濟發展的表現是微觀經濟部門生產效率的提高，市場環境的完善，技術的進步和創新的增加，這不僅能加強區域內資金的積累，同時能有力地吸引外部資金的流入。前文所述的幾個資金流入的渠道，如商品交易、外資引入、資本市場籌資等，都是建立在東部地區較好的經濟發展程度的基礎上。另外，我們從東部的發展狀況可以看出，資金流動與經濟增長是呈循環互動關系的，東部地區堅實的經濟基礎和良好的發展環境以及較高的投資收益率吸引資金流向該地區，資金流動的增加進一步促進了該地區的經濟增長，由此形成良性循環。而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內外部環境相對薄弱，再加上資金的規模效應不足，造成中西部地區在經濟發展中面臨著資金短缺的困難。因此，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由經濟發展程度的差異決定，中西部資金往東部流動是不可避免的，各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都遭遇過這種區域發展差異及資金流向的情況。
3貨幣化程度。
所謂貨幣化，是指非貨幣化經濟向貨幣化經濟轉化的過程，這一過程包括量和質兩個方面的規定。從量上看，貨幣化是指在一國全部總產品中，通過貨幣進行交換的產品所占的比重擴大。從質上看，貨幣化是指貨幣功能的深化。就經濟貨幣化與資金流動的關系而言，貨幣化為資金流量的擴大奠定了必要的價值前提，這就意味著越來越多的經濟資源配置要通過貨幣與資金運動的形式加以實現。同時，地區經濟貨幣化程度的差異會引起資金在不同區域之間的流動，而且這種資金流動主要發生在貨幣化水平差異較大的地區之間和貨幣化程度都比較高的地區之間，而在貨幣化程度都比較低的地區之間，資金相互流動的量是很小的。
現實地看，東部地區的貨幣化程度較高，不僅表現在量的方面，更表現在質的方面。由于東部發達地區在經濟的貨幣化進程方面進步較快，市場發育程度較高，以此推動了經濟結構的調整，進而相應推動了金融結構的調整。這時候的貨幣已經不是單純意義上的經濟核算工具，而是具有資產的功能，對資本的形成和積累會產生很大的影響，貨幣的功能會得到充分發揮。隨著貨幣化的推進，大量實物資本開始取得相應的金融資產形式，特別是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多樣化的金融工具出現，為資金的跨地區流動提供了便捷的媒介和渠道。東部沿海地區較高的貨幣化水平和眾多的盈利機會，使得中西部地區的大量資金被吸引到沿海發達地區。
4地區金融發展水平。
經濟較發達的東部地區從市場化改革之初就努力構造金融活動與運行的市場經濟基礎，經濟結構調整步伐較快，市場發育程度較高，擁有相當程度的創新金融工具，金融機構和企業有很強的拓展融資渠道的意識與能力，加上其自身利用金融資源的成本消化能力不斷增強，效率不斷提高，從而使該地區形成了較強的資本積聚能力。而金融市場上的證券交易所、法人股市場和各種非銀行金融機構在東部地區的積聚分布，也為金融資源的流動提供了強大的信息和技術上的支持。反觀中西部地區，由于市場化的進程滯后，改革的動力不足，使得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投資主體對融資成本的承受能力都比較弱，對金融資源潛在的需求未能轉化為現實的需求。因此資金從中西部市場轉移到東部地區是有其必然性的，如果地區金融發展水平得不到提高，即使有資金流入，西部地區較低的金融發展也難以將資金留住并難以使其轉化為經濟增長的動力。
5政策傾斜的地區差異。
在中國經濟改革進程中，東部地區往往通過試點等政策優惠享受到比中西部地區更多的發展機遇，這也是形成地區差異的一個主要因素。在實施東部提前發展的戰略之后，政府又提出了西部大開發和振興東北、中部崛起的戰略，這種地區傾斜政策帶來大量的財政資金注入該地區，通過加強中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改善投資環境，興建一些大型項目等，吸引其他區域的資金流入。政策支持與資金流動有著密切的關系。但光靠政策支持促使資金流入是不夠的，中西部地區需要慎重考慮的問題是怎樣將資金留在區域內，讓它充分發揮作用。
區域金融研究:區域金融支持研究
技術進步率的區域比較
1．技術進步率變化的時間趨勢分析。為了研究資源富集區與資源貧乏區兩個區域技術進步率的動態變化，探尋變化的根源，本文運用Malmquist指數測算了兩個區域的技術進步率，并根據西部大開發的實施時間，將整個時期分為1990—1999年和2000—2010年兩個階段進行考察，測算結果如表1所示。表1顯示，1990—2010年我國資源富集區與非資源富集區的技術進步率分別為1．031和1．50，即兩個地區的技術進步率年均分別提高3．1％和5％。分時段來看，西部大開發前，資源富集區的技術進步率為1．049，平均每年增長4．9％，而非資源富集區的技術進步率為1．082，平均每年增長8．2％；西部大開發之后，資源富集區的技術進步率為1．014，呈現出了明顯的下降趨勢，年均技術進步率比西部大開發前減少3．5％；非資源富集區的技術進步率為1．021，也呈現出明顯的下降趨勢，年均技術進步率比西部大開發前減少6。l％，但仍高于資源富集區，具有顯著優勢。西部大開發之后，國家加大了對西部地區的能源開發力度，由于能源行業自身具有高額的行業利潤，對技術進步及技術更新速度的需求偏低，因此在資源富集區高份額的能源工業會間接抑制需要不斷進行技術更新與生產高附加值產品的制造業的發展，從而制約了區域經濟發展中技術進步的速度。表1反映出西部大開發之后資源富集區的年均技術進步率已低于西部大開發之前，可見西部大開發促進了該區域能源產業的大力發展，但其技術進步的速度卻趨緩。非資源富集區不同于資源富集區單一的產業結構，制造業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推動了當地經濟增長。西部大開發后，由于國家西能東送等宏觀政策的傾斜，西部能源富集區向東部非資源富集區的能源輸出量非常巨大，對非資源富集區的經濟增長產生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充裕的能源流入也間接抑制了該區域的技術進步，延緩了該區域技術進步與技術升級的速度，因此相對于西部大開發之前，其年均技術進步率也出現了下降。總體來看，由于要素稟賦不同，資源富集區與非資源富集區的產業結構不同，造成了兩個地區的技術進步率存在較大差異，非資源富集區的技術進步率要高于資源富集區。
2．分地區的技術進步率。表2是本文測算出的12個省份技術進步率的排名結果，從中可見，不同地區的技術進步率存在著較大的差距。整體來看，資源貧乏區的技術進步率基本排在資源富集區之前，上海與浙江分居前兩位，技術進步率的年均增速分別為7．2％與6．7％，江蘇、廣東、福建分列第五至七位，年均技術進步率增速分別為5．4％、5．4％和3．5％，優勢顯著。能源富集區各省排名整體靠后，其中內蒙古和新疆排名較前，分列第三、四位，其原因在于當地自身基礎條件較差，技術進步的空間巨大，容易形成后發優勢。
計量模型和變量定義
為了進一步判斷金融支持對技術進步率的作用，本文通過改進檢驗資源詛咒的截面數據模型¨，建立了如下面板數據模型。其中，TECHCH為技術進步率；lnGP為滯后一期的人均GDP自然對數；SXP為能源依賴度，反應不同區域的資源稟賦條件，本文借鑒奧蒂(Auty)的做法，并參考當前我國資源依賴指標使用的度量方法構建了資源依賴指數，即采礦業固定資產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的比例與采礦業職工收入占職工總收入的比例的平均值；Loan為金融支持度，本文借鑒金(King)等所采用的金融深化指標]，以金融機構貸款余額占GDP的比重來表示；控制變量E代表產業結構，要素稟賦不同的區域其產業結構的特征具有明顯的差異，在此用制造業總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來表示；控制變量E代表人力資本投入水平，人力資本是實現持續性創新的基本條件，本文使用九年義務教育人口(普通中等學校在校生與小學在校生之和)與當地總人口的比重來表示；控制變量代表技術創新投入，即各省R&D的研發投入(由于數據統計不全，這里使用R&D內部支出)占各省財政支出的比重來表示；i對應于各城市截面單位，t代表年份，‰一為待估參數，為隨機擾動項。數據選取1990—2010年間12個省份的面板數據，數據來源于相關年份的《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國勞動統計年鑒》、《中國固定資產統計年鑒》與《中國財政統計年鑒》。
實證結果及討論
1．整體回歸分析。本文采用廣義最小二乘法(FGLS)與固定效應模型(FE)進行了回歸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從中可見，能源依賴度SXP對技術進步在不同地區呈現出明顯的差異，在資源富集區為一1．358，并在10％的水平上顯著，呈現負相關關系，說明該區域經濟對能源的過度依賴形成了對創新行為的擠出效應，從而抑制了技術的進步；非資源富集區為2．071，但顯著度不高，說明該區域經濟對能源的依賴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技術的進步，但關系并不顯著。從金融支持度Loan來看，資源富集區與非資源富集區的技術進步率與金融支持率均呈正相關關系，系數分別為0．625和0．944，分別在5％和1％的水平上通過檢驗。可見金融支持對技術進步產生了積極的作用，但不同地區存在較大的差異，資源富集區明顯低于非資源富集區。據相關統計，西部地區石油和天然氣的探明儲量分別占全國的41％和65％，因此資源富集區豐富的自然資源為其帶來了巨大的發展動力，因自然資源所形成的先天資源稟賦優勢產生了以能源產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其稟賦特性決定了該產業具有超額利潤，所以采掘業部門的急劇膨脹導致了傳統制造業部門的萎縮，過多的初級產品擠出了具有技術含量和高附加值的產品，出現了對創新的擠出效應，因此金融支持的作用對技術進步是有限的，反而進一步加劇了當地經濟對于能源行業的依賴程度，固化了原有的產業結構。而非資源富集區明顯不具備先天的資源稟賦優勢，但卻擁有發達的市場和較好的工業基礎，制造業部門發展迅速并在產業結構中占據高額比重，隨著產業鏈的不斷延伸，行業利潤平均化，只有通過技術的不斷更新才是獲取更高行業利潤的途徑，因此金融體系對于資金的合理配置有效地推動了該區域技術進步的速度，從而實現其獲取高額利潤的目的。在其他控制變量中，產業結構與技術進步率的關系在不同地區差異巨大，資源富集區的系數為0．478，在10％的水平上顯著，非資源富集區為19．738，在5％的水平上顯著，說明由于地區間要素稟賦的不同造成了產業結構具有明顯的差異，資源富集區形成了以能源產業為豐導的產業結構，間接導致對高技能勞動力和先進技術有較強需求的制造業的衰退，對技術進步形成擠出效應，非資源富集區中制造業總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份額較大，其發展帶動了相關產業技術更新的速度。人力資本投入水平、技術創新投入與技術進步率之間的關系在資源富集區均為負相關，在非資源富集區均為正相關，表明在資源富集區存在大量的人才流失、教育水平過低和科研技術轉化低效等問題。
2．分時段回歸分析。同樣基于西部大開發的實施，本文將面板數據分為1990—1999年與2000—2010年兩個階段進行檢驗，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從中可見，資源富集區的能源依賴度SXP與技術進步率在西部大開發前后均呈現負相關關系，負效應在不斷加強，大開發前，資源富集區能源的開發對于該區域技術的進步產生了明顯的抑制性，大開發后，能源開發成為國家重要的戰略性工程，“西氣東輸”等能源項目的實施更加大了對西部地區能源開發的強度，進一步形成了對能源產業的依賴，強化了對技術創新的擠出效應。非資源富集區能源依賴度SXP與技術進步率在西部大開發前后都呈現正相關關系，增幅巨大，大開發前二者關系并不顯著，大開發后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西部的能源在國家的政策導向下向非資源富集區的輸入，不僅彌補了該區域的資源劣勢，而且在合理的產業結構下有效地補充了該區域經濟發展的能源缺口，從而推動了當地主導產業的發展，促進了技術進步。金融支持Loan與技術進步率的關系差異較大。資源富集區在西部大開發前為0．277，金融支持對于技術進步產生了積極作用，大開發后為一1．619，變為了負作用，其原因在于大開發加強了資源富集區的能源開發力度，不僅滿足了本區域的使用需求，而且還滿足了非資源富集區包括能源在內的初級產品的需求，能源初級產品的需求和價格的快速提高，促使金融支持對其的投入不斷增加，推動了富集區能源初級產品的生產與加工的進一步繁榮，最終加劇了對技術進步的抑制作用。在非資源富集區，金融支持在大開發后對技術進步的促進作用增強，主要是由于在大開發彌補了該區域資源劣勢的基礎上，金融支持擴大了制造業的發展規模，為了獲取更高的行業利潤，企業提高了技術進步的速度。需要指出，除了資源稟賦差異造成的不同，金融發展階段的差異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金融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的，因此其發展水平與實體經濟的發展程度是相匹配的，由于非資源富集區實體經濟的發展水平遠高于資源富集區，因此金融發展水平在兩個地區存在差異，對技術進步的作用也有所不同。對于產業結構與技術進步率的關系，資源富集區在大開發前后由正變負，非資源富集區在大開發后有了明顯加強，原因同前文所述。人力資本投入是技術進步的關鍵性因素，人力資本投入與技術進步率的關系，資源富集區在大開發前后由正變負，主要是由于大開發后國家對能源初級產品的需求不斷加大，而初級產業部門的擴張不需要高技能勞動力，因此該區域高技能勞動力難以達到相應的收入水平導致其大量外流，而大量低文化水平勞動力進入了能源初級部門，使得該區域缺乏對于勞動力培訓與教育的動力，延緩了人力資本積累的速度，同時導致了包括制造業在內的以高技能勞動力為重要生產要素的其他工業部門的萎縮，遏制了技術的進步；非資源富集區在大開發前后均為正，且增速明顯，原因在于大開發間接影響了資源富集區高級勞動力的外溢，而提高了非資源富集區人力資本的積累，促進了技術進步。科技創新是一個國家和地區競爭力的主要源泉，科技創新投入與技術進步率的關系，資源富集區在西部大開發前后均為負，且關系不顯著，說明大開發后能源行業的發展吸引著潛在創新者和企業家去從事初級產品的生產，擠出了技術創新，導致資金從R&D部門流向初級產業部門；非資源富集區則由負變正，說明科技轉化能力與高新技術產品研發能力有了大幅提高，拉大了兩個區域的技術進步差異。
本文作者：薛晴1常建新2作者單位：1西安交通大學2西北大學
區域金融研究:金融資源配置非均衡區域差異研究
提要:研究表明，金融資源配置非均衡在一定程度加大各省區之間的差距。本文從省級角度出發，通過對我國31個省份2009～2014年金融資源配置狀況通過統計指標進行分析，得出各省區在金融資源規模和結構方面存在差異，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差異不顯著，然后探討我國各省區金融資源配置非均衡的原因，對如何協調金融資源提出政策建議。
關鍵詞:金融資源配置；區域差異；貸款余額；保費收入；上市公司
金融資源是現代經濟發展的核心要素，在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特別是在區域發展中，已經成為決定區域核心競爭力的關鍵因素。在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世界第二的喜人成績下，我國區域金融業發展呈現出明顯的非均衡性現象受到廣大學者的關注。中國經濟學家白欽先率先提出金融資源概念及金融資源理論。在金融資源配置非均衡原因方面的研究文獻主要有李興江、趙峰（2003）發現我國區域金融發展呈現顯著的非均衡特征，是由于我國改革發展中造成的區域差異使得金融資源配置在空間上呈現非均衡特點；金融發展政策環境的矛盾性使金融區域發展呈現梯度格局。丁文麗（2006）認為，區域金融發展非均衡特性是由區域經濟非均衡引起的，這種差異性直接造成金融資源在空間上的配置失效，并呈現空間分布的非均衡。楊東亮、陳守東、趙曉力（2008）認為，影響我國區域金融非均衡發展的主要原因是來自政府出臺的金融支持優惠政策和地方財政實力、對外開放程度、“馬太效應”、區域性信貸規模的差異和證券類金融市場的空間分布差異等。安燁、劉力臻、周蓉蓉（2010）指出，造成國內金融區域差異的深層原因包括政府制定的非均衡發展戰略成為區域金融非均衡發展的根源；“一刀切”的金融調控政策沒有考慮到區域消化政策的差異性，導致進一步擴大金融差距。累積因果效應使區域金融差距不斷擴大。王佳（2012）通過對安徽省17個地市的金融資源分布和結構進行比較，并運用SPSS軟件對17個地市的金融資源配置效率進行因子分析，發現安徽省金融資源配置存在明顯的非均衡性。進一步分析造成這種非均衡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經濟初始條件差異、政府干預及政策因素、金融生態環境地區差異、金融組織體系安排不合理等。羅玉冰（2016）對金融資源配置賦予新的界定和內涵，并從金融發展水平、金融結構、金融效率、普惠金融四個維度對2000～2013年中國金融資源配置狀況進行動態與系統分析。本文在上述文獻基礎上，從省際角度分析我國金融資源配置區域差異現狀及原因，并提出政策建議。
一、指標選取與數據選擇
本文從省際角度出發，對我國31個省2009～2014年的金融統計數據進行整理，從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三個方面去分析各省區的發展現狀；選取貸款余額占總貸款余額的比值來衡量金融資源在地區間的分布情況；選取社會融資規模中間接融資和直接融資的占比來分析各省份金融融資的結構情況；選取貸款余額與地區生產總值之比來衡量金融資源在各省份的產出效率。
二、數據統計與差異比較
（一）各省區發展現狀分析
1、銀行業。本文從各省區金融機構數量和資產總額兩個方面比較各省份金融資源在銀行業分布差異。（1）各省份金融機構數量比較。2009～2014年，江蘇、山東、河南、廣東、四川的金融機構數量都超過10，000家，河北2013年超過10，000家，浙江2010年超過10，000家。2009～2014年海南、西藏、寧夏、青海的金融機構數量在全國一直處于最少，到2014年也沒有超過2，000家。（2）各省份金融資源總額。各個省份在金融資源總量方面存在巨大的差異，截至2014年，廣東的金融資源總量達到175，296億元，而西藏只有3，311億元。2009～2014年，北京、上海、江蘇、浙江、廣東的金融資產總額每年都超過5萬億元，2011年山東超過5萬億元，遼寧2013年超過5萬億元，河北、福建、河南2014年超過5萬億元。2009～2014年，海南、西藏、青海、寧夏的金融資產總額低于1萬億元，貴州、甘肅2009年和2010年低于1萬億元，2011年開始超過1萬億元，貴州2014年達到20，186億元，甘肅2014年達到19，140億元。新疆2009年低于1萬億元，2014年達到21，982億元。
2、證券業。本文從各地區上市公司數（家）和股票市價總值兩個方面比較各省份金融資源在證券業的分布差異。（1）各省份上市公司數（家）比較。2009～2014年上市公司數量最多的是廣東，2009～2011年上市公司數量最少的是西藏，2012～2014年上市公司數量最少的是青海。廣東、上海、山東、浙江、江蘇、北京2009～2011年的上市公司數都超過100家，2012～2014年以后年份全部超過200家，四川2011年超過100家，河南2012年超過100家；貴州、西藏、甘肅、青海、寧夏2009～2014年上市公司數量不超過26家，海南2009年和2010年也少于26家，2014年達到29家，內蒙古2009年也少于26家，2014年達到33家。云南、江西、新疆、陜西、重慶、海南、廣西上市公司數量也相對較少。（2）各省份股票市價總值比較。北京2009～2014年的股票市價總值一直超過10萬億元，在31個省份中以優勢排名及時，西藏、寧夏2009～2014年股票市價總值低，低于1，000億元。北京、上海、廣東2009～2014年股票市價總值都在1萬億元以上，江蘇、浙江2010年之后也達到1萬億元以上，山東只有2010年和2014年超過1萬億元，其他年份低于1萬億元，福建2014年超過1萬億元；海南、甘肅、廣西2009～2013年股票市價總值在1，000億元～2，000億元之間，2014年在2，000億元～3，000億元之間，2009年重慶、江西、黑龍江在1，000億元～2，000億元之間，黑龍江2011～2013年在1，000億元～2，000億元之間，吉林2013年在1，000億元～2，000億元之間。青海2012～2014年股票市價總值小于1，000億元。可以看出，廣東、上海、浙江、江蘇、北京等省份上市公司數量、股票市價總值在全國所有省份中是較高的，在這些省份資金充足，市場占有率高，證券機構向社會提高的金融產品和服務能夠滿足投資者的需求。這些省區較完善的證券市場，一方面極大地提高了東部各省區資本市場使用效率、擴大了融資能力；另一方面加劇了這些省區與其他各省區在金融資源配置上的非均衡性。而貴州、西藏、甘肅、青海、寧夏等省份上市公司數量和股票市價總值在全國是低的，這些省份資金短缺，融資能力不強，導致了這些省份的資金外流，加劇了與其他省份在金融資源配置上的非均衡性。
3、保險業。本文從保費收入方面比較各省區保險業的差異。保險公司的保費收入是指區域內所有保險公司依據保險合同而向投保人收取的保險費總和。由于保費收入是保險公司最主要的資金來源，也是保險公司履行保險義務的資金保障，區域內保險公司的保費收入反映了該省份保險業發展的總體水平。廣東、江蘇2009～2014年保費收入一直較高，西藏2009～2014年保費收入一直低；北京、山西、上海、江蘇、山東、廣東2009～2014年保費收入在600億元以上，浙江、河南、四川2010年之后超過600億元，遼寧只在2013年超過600億元；海南、西藏、青海、寧夏、貴州、甘肅2009～2014年保費收入小于210億元，廣西、新疆2009年和2010年也小于210億元，天津、內蒙古、吉林、江西、云南2009年也小于210億元。
（二）各省區金融資源規模比較。本文選取貸款余額占總貸款的比值（用百分比表示）來衡量金融資源在各地區的分布情況。哪個省份的比值越大說明金融資源集中在哪個省份。廣東占比在2009～2014年都是較高的，有個別省份占比是0（四舍五入造成，實際數值接近0）。廣東、浙江、江蘇、北京、山東、上海2009～2014年占比一直高于6%，五省占比加總在50%左右，說明金融資源主要集中在這五個省份。西藏、青海、新疆、寧夏、甘肅、海南2009～2014年占比都不超過1%，五省占比加總在4%左右，說明金融資源在這五個省份很少。貴州2009～2013年占比都是1%，2014年占比達到2%。其他省份占比在2%～5%，金融資源規模相對比較合理。
（三）各省區金融資源結構比較。本文從融資結構方面來說明金融資源配置結構的差異。間接融資是指通過金融中介機構來實現資金盈余部門和資金短缺部門之間的資金融資行為。間接融資包括人民幣貸款、外幣貸款、委托貸款、信托貸款、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等。直接融資是指沒有金融中介機構參與的借貸雙方直接在金融市場上進行融資的行為。直接融資包括企業債券融資、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等。本文將各省市的直接融資占社會總融資規模的比重與全國水平進行比較發現，2009～2014年北京、山西、遼寧、浙江、河北、廣東、安徽等省份直接融資比例在全國排名靠前，而且這些省份融資結構較合理，融資渠道廣泛。2009～2014年寧夏、青海、寧夏、廣西、貴州等省份排名靠后，而且這些省份融資結構單一，主要以人民幣貸款為主。
（四）各省區金融資源效率比較。本文用貸款產出比來評價各省區的金融資源配置效率。貸款產出比=各省區貸款余額/各省區地區生產總值。由于省份較多，數據較多，所以對貸款產出比進行劃分：貸款產出比值不超過1的省份定義為金融資源配置效率高的省份，貸款產出比值在1～1.5之間的省份定義為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中等的省份，貸款產出比值大于等于1.5的省份定義為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低的省份。2009～2014年北京、上海、浙江三個省份的貸款產出比值大于1.5，說明這三個省份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低；青海、寧夏2009～2012年比值在1～1.5之間，2013年和2014年比值超過1.5，說明這兩個省份金融資源配置效率變低；海南、甘肅、青海2009～2013年比值在1～1.5之間，2014年比值超過1.5，說明這四個省份的金融資源配置效率變低。河北、內蒙古、吉林、黑龍江、山東、河南、湖北、湖南2009～2014年比值一直小于1，說明金融資源配置效率高；江西、廣西2009～2013年比值小于1，2014年超過1，說明這兩個省份金融資源配置效率降低；安徽2009～2012年比值小于1，2013年和2014年比值超過1，說明安徽金融資源配置效率降低；新疆2009～2010年比值小于1，2011～2014年比值超過1，說明新疆金融資源配置效率降低；西藏2009～2012年比值小于1，2013年比值超過1，2014年比值超過1.5，說明西藏金融配置效率下降嚴重。其他省份2009～2014年貸款產出比值一直在1～1.5之間，說明金融資源配置效率處于中等水平，并且變化很小。
三、金融資源配置非均衡原因分析
（一）政策原因。政府前期推行的非均衡發展戰略效果顯現，支持沿海地區的經濟特區政策對省際差距開始產生重大影響。每個特區的建立，對其他地區而言就意味著喪失公平。沿海地區早期的“經濟特區”政策和其他優惠政策奠定了其先發優勢，訂單和市場份額又使其發展的速度日益加快，結果必然是沿海與內陸省份的經濟差距被逐步拉大。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市場機制的不斷完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作用越來越明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金融資源必然要在追逐自身利益較大化的前提下進行流動，由于沿海各省區金融體系更加完善，金融市場發育程度更高，社會信用程度更高，致使這種不均衡更加嚴重。
（二）金融發展水平的差異
1、銀行業。由上文銀行業差異比較可以看出，江蘇、浙江、河南、廣東、四川等省份金融數量、金融資產總額在全國所有省份中是較高的，在這些省份金融組織體系較完善，金融生態環境明顯優于其他省份。各個省份在金融生態環境方面的差異影響金融機構的信貸資源質量，進而影響金融資源的回報與收益。不良的金融生態環境，使得金融機構對該地區惜貸，從而導致金融資源從該地區流出。而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省份，由于市場參與主體對余融生態環境的認知度較高，法律環境較健全，更易吸引域外金融資源流入。這也使得上述省份與其他各省份在資源配置上的差距越來越大，加劇了各省份之間在金融資源配置上的非均衡性。
2、證券業。由上文證券業差異比較可以看出，廣東、上海、浙江、江蘇、北京等省份上市公司數量、股票市價總值在全國所有省份中是較高的，在這些省份資金充足，市場占有率高，證券機構向社會提供的金融產品和服務能夠滿足投資者的需求。這些省區較完善的證券市場一方面極大地提高了東部各省區資本市場使用效率、擴大了融資能力；另一方面加劇了這些省區與其他各省區在金融資源配置上的非均衡性。
3、保險業。由上文保險業差異比較可以看出，北京、山西、上海、江蘇、浙江、山東、河南、廣東、四川等省份保費收入在全國所有省份是較高的，在這些省份保險業比其他省份發達。這些省份較發達的保險產業能夠分散及降低風險，這與其他省份相比較，也加劇了各省份在金融資源配置上的非均衡性。
（三）金融創新能力的差異。綜合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的上述分析指標可以得出，江蘇、浙江、上海、北京、廣東等省份金融創新能力比其他省份都強，而相比較而言，甘肅、青海、西藏、寧夏等省份的金融創新能力較差。一個省份的金融創新能力，體現的是包括或受其影響的經濟、科技、文化、人才等要素在內的金融業整體實力。創新能力強，意味著具備更強的生存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這也是各個省份在金融資源配置方面存在不均衡的主要原因。
（四）融資結構的差異。由直接融資占社會融資規模的比重統計分析指標可以得出，北京、山西、遼寧、浙江、河北、廣東、安徽等省份融資結構較合理，而相對而言，寧夏、青海、寧夏、廣西、貴州等省份融資結構不太合理。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一）結論。由于國家20世紀末政策傾斜，加上這20多年金融發展的不平衡造成各個省份金融創新能力的差異，使得目前金融資源在各個省份間存在非均衡性，這對經濟發展乃至社會發展造成非常不利的影響，所以本文就此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
（二）政策建議
1、鼓勵落后省份積極引進外資，努力擴大金融資產總量。要想解決金融資源配置的非均衡性問題，最直接的就是拓寬金融資源來源渠道，努力擴大金融資源總量。政府應當鼓勵東部發達省份向中西部發達省份投資；適當降低欠發達地區金融機構準入門檻，大力發展地方性、社區性、民營性中小金融機構，盡快扭轉各區域金融機構數量相差懸殊的客觀局面。研究設立區域股權投資發展基金，利用股權投資方式吸引資金流入。
2、轉化政府角色，實行差異化金融調控政策。金融資源要想實現合理流動，應堅持以市場機制為主導、以政府調控為輔助的協調機制。所以，政府應合理開展行政管理的改革，使政府行為更能符合現代市場經濟的需求。
3、提升欠發達省份金融創新能力。積極培育區域性金融中心，形成增長極。不斷完善金融組織機構，提高金融業的競爭力，促進金融業服務水平和效率的提高。可以通過利用地方政府財政、國家開發銀行和其他商業銀行等資本，探索成立政策性較強的區域性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可以更好地運用社會資金，重點對區域內基礎設施建設、支柱產業發展等提供資金支持，切實解決地區金融弱化問題，進一步完善區域金融體系，從而推動金融與經濟更好地發展。
4、拓寬融資渠道。由于欠發達省份金融融資渠道單一，大部分融資需求都是通過銀行貸款間接融資方式實現，直接融資比例很小。而銀行貸款相對于其他融資方式來說，其形式不夠靈活，且審批環節復雜，審批較為嚴格，不能滿足地區經濟發展對資金的需求。因此，要增加直接融資的比例，加大區域金融市場的培育力度，完善區域金融體系，積極發展區域證券、票據、保險市場，增強融資靈活性和便利性。
作者: 張彥軍 單位:西北師范大學經濟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