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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論國際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中印關系
摘 要：中印作為世界上較大的兩個發展中國家，在雙邊關系上經歷了曲折的發展歷程。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加強中印合作是雙方的必然選擇。因此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中印關系中的政治經濟互動。
關鍵詞：國際政治經濟學;中印關系;政治;經濟
2007年12月5日，加拿大《環球郵報》提到：中國和印度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對雙胞胎巨人，兩個國家要是聯合起來，其力量是不可想象的，但是這兩個國家如何聯合，怎樣才能實現聯合是人們關注的一個焦點。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卡恩在其《中印將如何重塑未來》中提到，雖然兩國經濟近年都在飛速發展，但中印是很難成為同伴的。兩國發展道路是那么不一樣。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印度是世界上較大的民主國家，但是兩國的不同又給雙方提供了很大的合作空間。在新形式下，我們應該如何來分析中印關系呢？本文試圖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中印關系對兩國合作所產生的影響。既然要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中印關系對兩國合作的影響，我們就必須了解什么是國際政治經濟學，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又具有什么樣的特色。
1 為何要選擇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視角
國際政治經濟學(IPE)又稱世界政治經濟學、全球政治經濟學、相互依存政治經濟學，是20世紀以來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重要分支學科。國際政治經濟學通過政治經濟學的思路研究國際關系問題。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受經濟衰退的影響，美國所倡導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西方國家面臨巨大的經濟壓力，同時石油輸出國組織使用石油作為武器，反對不公平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和美國的霸權，歐盟和日本的日益崛起對美國的霸權地位形成挑戰，面對這些變化，國際關系學者已經不能用單純的國際政治分析法和國際經濟分析法來做出解釋。
國際政治經濟學主要有兩條發展脈絡，一條是關于國際體系層次上政治因素與經濟因素的相互關系。 在政治因素與經濟因素的相互關系問題上，主要有羅伯特?吉爾平等人的霸權穩定論以及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的相互依存論。霸權穩定論認為在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需要有一個霸權國家來維持國際政治和經濟的穩定，如果沒有霸權國家的存在，國際社會將處于無規則的混亂狀態。霸權國利用自己強大的經濟實力來建立起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維持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穩定。如二戰后建立起來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性組織都是在美國的倡導下建立起來的，同時又被美國所控制，為其在世界范圍內實現金融主導權起到了極大的作用。而相互依存論則認為西方國家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已經形成相互依存的關系，在經濟上已經表現出敏感性和脆弱性，比如70年代石油輸出國組織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石油禁運；國際政治由高級政治向低級政治過渡；在經濟相互依存的情況下，各國已經不能夠閉關鎖國，而是要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只有實現國際合作，才能在國際政治經濟事物中獲取較大的利益。
2 中印關系的發展歷程和現狀
現代國際關系意義上的中印關系可以分為5個階段。及時階段為從1950年兩國建交至1958年,中印兩國建立了友好合作關系，政治上，兩國不僅在國際問題上相互配合與支持，共同倡導了現在對處理國家間關系有重要指導意義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而且高層之間的對話與互訪也較為頻繁。經貿合作方面，兩國互助互惠，共建美好家園。但是從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各政治力量發生了分化組合。中印關系也進入了倒退期和破裂期。中蘇關系的破裂和蘇聯尋求印度作為新的同盟國，這些變化的產生使印度領導者對國際形勢進行了錯誤的判斷，印度在西藏問題和中印邊界問題上開始咄咄逼人，最終導致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的爆發，雙方關系降到歷史低點。政治上的對峙，也使兩國頻繁的經貿往來中斷長達14年之久。中印關系發展的第三階段是從1976年開始到1988年，這一階段為兩國關系的緩和時期。在政治關系上。兩國雖然恢復了外交關系，但總體層面上官方的正式接觸并不多，反而是民間交往十分積極，而且印度國內的反華情緒仍然十分嚴重，但是經貿合作方面，兩國開始了緩和的進程。中印雙方的商團代表開始互訪，兩國也就進一步擴大雙方經貿合作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會談，并在多個方面展開了合作。1988年12月，印度總理拉?甘地訪問中國，開啟了兩國較高層領導頻繁互訪的友好開端，也使中印關系迎來了嶄新的時期。在拉?甘地訪華期間，兩國簽署了經濟、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合作協定，這些協定有力地推動了兩國在各個領域的交流與合作，為兩國關系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隨后李鵬總理和拉奧總理進行了互訪，1996年主席對印度進行訪問，在訪問期間兩國就雙邊經貿合作，科技文化交流與合作達成了協議，并就中印兩國的邊界問題展開了廣泛的討論，并簽訂了《關于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軍事領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協定》，使雙邊關系有了很大的進步。在經濟層面上，兩國的經貿合作勢頭不減，進入了穩步快速發展的時期，雙方在各個經濟領域都開展了合作。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雙邊貿易額的年增長率一般均為兩位數，1990年貿易額2.6億多，增幅近80％以上。
從整個中印關系的發展歷程我們不難看出，政治和經濟的互動作用十分明顯。中印經貿關系在20世紀60年代被中斷也是因為兩國政治上的對立沖突，而兩國對外關系的恢復，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兩國經貿合作的必然要求。印度政府也一直利用政治和經濟這兩個因素來調節與中國的關系，對印度政府來說，1962年的邊界戰爭打破了印度的大國夢，因此對于他們來說，中國永遠是他們心中的痛，但是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蓬勃發展，積極發展與西方國家的經貿合作，作為中國較大的鄰邦，印度必須抓住與中國合作的機會，才能夠使印度更加強大。因此，一方面印度要積極促進與中國的經貿合作，另一方面又擔心中國從合作中獲得更多的利益，變得更加強大。于是，印度在與中國經貿合作中，總是設立各種壁壘，以限制中國企業在印度的發展，以保護本國企業。從中印這幾年的貿易額就可以看出來，在2002年前，中印貿易基本上上是中國處于優勢地位，但2002年后，印度在中國出口印度方面增加了貿易壁壘，而中國為了加強與印度的經貿關系，又大量從印度進口，直接導致印度出口中國的增長，在中印貿易中處于優勢地位。顯然印度的政府的這種做法必然會對雙邊關系產生一定的影響，對于中印雙方來說，如何利用政治與經濟的互補性來發展兩國關系是至關重要的。
3 對中印關系發展的建議
加強中印關系，不僅對中印雙方有著重大的意義，對整個世界來說都具有積極意義。因此，我們需要從一下幾個方面來加強中印關系。
首先，加深了解、促進互信。兩國政府要繼續推動高層領導的互訪，建立高層對話機制，雙方應加強區域性合作，建立區域合作制度，將中國和印度納入到地區合作制度當中。對于雙方仍然存在的邊界問題等歷史性問題，應采取靈活有效的方式加以解決。
其次，積極擴大中印經貿合作的范圍和力度。要積極推動貿易的多樣化，加強在重點領域的合作，特別是信息技術、能源資源、基礎設施、科技、農業等各具優勢，互補性強的領域。兩國政府應該著眼大局，加強磋商和對話，妥善處理經貿合作中出現的問題。同時，采取積極措施，努力消除貿易投資障礙，促進貿易和投資便利化，共同創造有利于擴大兩國經貿合作的環境。中印應積極探討貿易自由化。中印經濟互補性強，經貿合作潛力巨大，具備建立自由貿易關系的基本條件。中印通過建立自由貿易區，把兩國經貿關系提升到新水平，同時將對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產生推動作用。
總之，我們應認識到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印關系已經不單單是政治問題或者經濟問題，而是政治與經濟的統一和綜合。政治上的友好為中印的經貿發展提供了前提，但是經貿合作的加強又促進了政治關系的改善。要鞏固中印關系，我們應積極加強兩國經貿合作的相互依存。因此，作為東亞區域大國的中國與作為南亞區域大國的印度，兩國間不斷推進的多方面合作將使得兩國間關系逐步加深。中印兩國國家間關系的改善大大有利于兩國人民和亞洲區域的和平與發展。
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貿易區域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
內容摘要：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的國際政治經濟學(IPE)，不僅極大地改變了國際政治學的視角，在世界經濟學領域也產生了重要影響。21世紀以來，美國成為自由貿易區積極倡導者與執行者，本文試從國際政治經濟學角度分析目前美國雙邊貿易蓬勃發展的動因及中美區域合作前景問題。
關鍵詞：國際政治經濟學 區域主義 自由貿易協定
美國在區域貿易方面進展
2000年以來，美國對區域內及雙邊自由貿易合作（FTA）表現出越來越濃厚的興趣。除北美自由貿易區外，美國積極與多國協議及簽署FTA，組建自由貿易區。在美洲地區，美國已經與智利、巴拿馬、秘魯、哥倫比亞等國簽署了自由貿易協議，與厄瓜多爾、烏拉圭的談判仍在進行中。在亞洲，2003年美國與新加坡簽署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成為美國同東亞國家簽署的及時個自由貿易協定。而后又與韓國簽署了協議，與東盟其他國家的談判或是因為政局動蕩或是因為立場不明確而中斷。2003年布什總統發表了10年內建立“美國―中東自由貿易區”的構想，其目標就是要推動北非和中東的自由貿易的擴大和經濟體制的改革，在十年內建立中東自由貿易區。目前已經生效的雙邊協議的對象是：以色列、巴林、約旦、阿曼。美巴協議是與海灣國家簽署的及時個貿易協定。但美國和海合會的談判因美巴協議的過早締結所生產的政治影響導致美國與海合會其他五國的談判陷入僵局。當然，布什眼中的宏偉構想也包括非洲。目前美國已經與埃及、摩洛哥簽署雙邊協議，美國―南部非洲關稅同盟FTA的談判還未有結果。2008年，美國和格魯吉亞討論簽署FTA的可能性，美國與烏克蘭簽署貿易與投資合作協議等一系列談判都在進行中。
美國推進FTA的戰略動因
首先，隨著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全球雙邊FTA的數量迅速增長。目前世貿組織150多個成員中的絕大多數都參加了一個或一個以上的雙邊FTA。美國是一個習慣用自己的聲音說話的國家，追逐貿易體系的領導權一貫是美國所熱衷的。美國政府認識到，全球雙邊FTA發展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重大趨勢，如果美國被排斥在多數雙邊FTA之外，就失去制定規則的機會，將對美國利益帶來嚴重的負面作用，影響其對國際經濟事務的領導地位。
第二，世貿組織曠日持久的多哈回合談判進展緩慢，一些議題的磋商在短期內很難達成共識。美國在多邊貿易體制中提出或支持的一些議題，如人權、環境、勞工標準等，受到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反對。美國對此表示十分不滿，希望通過雙邊FTA迫使有關國家在一些重要議題上做出讓步，盡早達成協定，由此彌補多邊談判的不足。
第三，更好地實現美國外交政策目標。美國希望更多的國家支持其打擊恐怖主義、消除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孤立和打擊“無賴國家”等外交努力。締結FTA將有助于美國強化與這些國家的經濟聯合，鞏固和擴大美國的戰略同盟，從而有利于實現美國的外交政策目標。
第四，近年來，世界經濟陷入低迷，多數發達國家經濟下滑。金融危機后，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加劇、就業率持續下降，社會環境不穩定。這些狀況與美國倡導的貿易自由化背道而馳。美國政府認為，如果不能持續地推進貿易自由化，貿易保護主義勢力就會獲得力量，使美國經濟失去動力。美國政府積極推動雙邊FTA，有助于營造自由貿易的環境，有效促進美國經濟貿易發展，高就業、增強社會穩定性，也更加有利于與歐盟的進一步競爭。
美國FTA談判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
（一）霸權衰落學說的解釋
隨著戰后國際政治經濟的發展。以美國為中心的“霸權合作機制”正在衰落，世界進入了一個“霸權后合作”的新時代。這個新時代的特征就是國家間在經濟領域，特別是貿易、貨幣、金融領域的合作和對抗交織在一起，而合作將是其最主要的趨勢。國家間經濟上的合作將影響乃至重新塑造世界政治經濟的結構，使之比過去更具有“非零和博弈”的特性。基歐漢認為美國國力下降的情況下，要維持戰后建立的國際體系關鍵是國際合作，也是要通過主要西方發達國家的合作與對美協調把這一體系維持下去，讓大家共同受益。他對后霸權合作的形式也作了分析，其中之一便是合作，即雖然彼此關系不和諧，并有利益沖突，但是通過政策協調和談判也能開展合作，采取一致行動。
當代全球國際體系中的公共產品大部分是協調產生的（霸權衰落之后）。當非霸權國意識到沒有的（或力量）能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的時候，一般會選擇相互進行談判、簽訂條約、召開會議來創制新的公共產品，從而彌補它在霸權衰落后的不足，美國自20世紀90年代締結北美自由貿易區就是它霸權衰弱集中的體現。目前區域化組織的發展正是說明了現在維持秩序的主權不是一國而是多國，由于不存在一個具有壓倒一切優勢的國家，所以所有的事都要協商解決，與此相應，國際公共商品的提供也是大家共同出錢出人。外交也因此稱為實質性的，其結果也變得不可預測，后霸權體制表面上看來爭吵激烈，但是由于通過協調，各方利益已經一致，出現了結構性的穩定。
（二）中心-外圍學說的解釋
該學說主要以拉美國家經濟發展經驗為依據，旨在說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遲緩的原因，強調發展中國家在同發達國家的交往中處于不利地位。該學說認為，整個國際貿易體制是一種不平等的體制，其表現形式就是“中心-外圍”結構，即擁有強大經濟實力的發達國家處于整個世界經濟的中心地位，而廣大弱小的發展中國家則處于外圍地位。在這種國際貿易體制下，只有發達國家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來發展經濟，并通過國際貿易與發展中國家保持經濟交往，從中獲得巨大利益。發展中國家由于在經濟上處于依附地位，其發展是以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和擴張為條件的。根據依附理論，一個國家是否處于從屬地位，好的衡量辦法就是看貿易在其經濟中的重要性、性質和外國投資水平。如果一個國家的國民收入或國民生產總值中的很大一部分來自出口，如果出口集中在一種或兩種商品上，如果經濟中的要害部門為外國公司所控制，就可以說該國處于高度依附狀態。阿明認為無論是進口替代戰略或是出口導向戰略，都只能開創一個以“新的國際分工為特點的帝國主義剝削新階段”，因此他提出外圍國家的根本出路在于減少推遲或切斷同中心國家的經濟聯系，打破中心國家所強加的不平等國際分工，實現經濟上的自力更生。
墨西哥在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后農牧業遭受了沉重打擊，墨西哥農牧業在國內生產總值所占的比例不斷降低。墨西哥具有比較優勢的蔬菜水果出口增長下降，而美國卻增長了數倍。墨西哥于2003年已經解除了20種農牧產品的保護性關稅，與此同時美國農牧業主每年享受800億美元的農業補貼，而墨西哥農民享受的補貼僅為美國的四十分之一。這實際上是一種“非零和”競爭，發展中國家自覺不自覺地陷入發達國家設下的圈套中，這種境況是由中心-外圍這種特殊地位決定的。
（三）復合相互依存理論的解釋
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Robert Keohane & Joseph Nye）在《權力與相互依賴》一書中指出：“不應把相互依賴的定義僅限于相互間的均勻依賴，在行為體相互交往中，最有可能為行為者提供影響力的是依賴關系中的不對稱狀況。依賴性較少的行為體，可能把相互依賴關系作為某一問題上討價還價的籌碼或影響其他問題的手段”。在現實中，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平衡，不同國家之間在依賴關系上往往是不對等的。全球化時代，西方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由于兩者之間在實力上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因而它們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必然不會是平等的，西方發達國家在這種相互依存關系中往往占據了較大的主動性，它們對于發展中國家的依賴性，相對于發展中國家對他們的依賴性而言要小得多。相互依存并不意味著互利，沒有任何東西來保障雙方“相互依存”是以互利互惠為特征的，收益與代價的付出取決于行為體的價值與關系的性質。如果有朝一日美國-中東自由貿易區成立，那么這種不對稱的依賴關系將更加明顯，中東國家在與美國實力的較量中必將是付出代價更多的一方。
中美雙邊自由貿易區前景
近年來中國在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步伐不斷加快，2001年的曼谷協議，2002年我國與東盟簽署“10+1”合作框架協議，2003年內地與香港簽署CEPA。2009年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式啟動：中國與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菲律賓、文萊6個東盟老成員國之間93%的貿易商品關稅降為零，與柬埔寨、老撾、緬甸、越南4個東盟新成員將在5年后實施零關稅。針對中國的舉動，美國在亞洲采取的是“迂回”戰略，避開中國，愈來愈多地與我國貿易競爭對手締結自由貿易協議。它先是推出包括“亞太自由貿易區”在內的各種旨在應對與消解東亞地區的泛亞太區域合作倡議，奧巴馬上任后為進一步加強與東南亞重要伙伴的雙邊關系，高調加入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經濟主權上的“不甘落后”促使美國緊緊關注著中國的發展動向。
從當前的貿易合作動機來看，政治利益發揮著主要作用。目前政治利益上的障礙是美國權衡選擇雙邊貿易協定對象的一個因素。經濟上的弱國，但是政治上可成為其同盟的國家。雖然中美經濟各領域關系在不斷加強，但不能指望美國與中國在短期內達成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中美的雙邊關系遠沒有改善到可以互為伙伴，即使是伙伴，也是所謂的“戰略協作伙伴”，美國根本上是把中國、歐洲看作是競爭對手，在這方面美國選擇的是對抗而非聯合。不過政治利益最終會讓位于經濟利益。政治利益的基礎是經濟利益，任何政治推動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都不可能偏離促進貿易增長和經濟收益的初衷，反過來，政治上的支持又可以大大加速這一進程。從美國FTA談判的對象來看，“從政治障礙最少的地方開始建立自由貿易區”是一條尚佳的原則。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歐共體得到啟發，英國出于政治原因不愿意參加由德法主導的歐洲經濟共同體。于1960年聯合歐洲七國成立了歐洲自由貿易聯盟，但成立一年不久就立刻申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決定英國戰略的關鍵因素是經濟利益。英國對歐共體的信賴程度遠高于歐洲自由聯盟，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的雙重作用，解釋了為何在經濟利益上相近或有條件加入歐共體的英國在一開始時拒絕加入，卻由在經濟聯系和經濟利益上關系不大的國家組成了歐自聯。同時經濟利益的根本決定性作用又促成了英國在歐自聯成立一年后申請加入歐共體的現實。
美國與英國的情況不同，英國與德國處于同一洲，它只能選擇合作。而美國與中國更大程度上是對抗，在中長期內，中美建立雙邊自由貿易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盡管2010年，中美雙邊貿易已超過3000億，中國是美國及時大債券持有國，但因為中國、美國都是兩個具有有政治影響的國家，中美兩國在經貿領域摩擦不斷：2009年金融危機促使美國經濟形勢惡化，美國再一次掀起了貿易保護主義浪潮；2010年“輪胎特保案”尚未平息，對華反傾銷便持續上演；2011年，美國參議院又拋出人民幣匯率法案，通過干涉人民幣匯率改革來達到轉移本國政治危機的目的，一系列經濟問題的背后掩藏著美國的政治意圖。作為全球經濟、政治利益的守衛者，美國寧愿付出更多的經濟代價，也不愿意付出政治利益。因此，隨著中國的崛起，中美雙方未來政治利益交集在縮小，政治障礙使得美國不會相信中國。從而可以斷定，在爭奪亞洲的競爭中，中國會努力完成使命，而美國也不會袖手旁觀，沒有硝煙的競爭正在激烈地進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