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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研究:電子政府與宏觀經濟調控
1999年開始，我國的“政府上網工程”的實施，標志著電子政務在中國的啟動。電子政務在西方發達國家已進入相對成熟階段。而我國從2000年開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24所高校才獲準試辦公共管理碩士（MPA）教育。
一、電子政府與辦公自動化
電子政府的辦公自動化的表述，可以用Webnomics也可以用Cyberhomics等；總之中國政府在入世一年，政府使用Internet Economy使電子政務更加方便了群眾，政府政策的透明度增加了，無疑使群眾解決實際問題更加快捷。
黨的十六大確定的“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其中共產黨代表的文化，而電子政府與經濟全球化接軌，是文化地部分。當然電子政府的網絡成本增加了，但人力的節約從總體來說，符合網絡經濟的要求。
政府是國家行政機關，是國家機構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階級專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各國政府的組織形式和名稱有所不同，但都與其政權性質相適應。按照管轄范圍不同，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分。中央政府為較高國家行政機關，統一領導地方各級政府的工作。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統一領導下，管理所轄行政區域內的行政工作。我國的中央人民政府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它是較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構。
政府是金字塔型的行政組織結構，塔頂是國務院，而中間層次是各省、自治區，起著上傳下達，充當信息驛站的作用；這是計劃經濟體制下，對政府組織結構的理解。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把過去承攬的大部分社會事務交還給社會。政府便可以集中精力抓宏觀的、長遠的、重要的事情了。在政府職能的轉變過程中，電子政務使電子政府增加了信息、管理、服務、溝通等功能的互聯網上的遷移。電子政府使政府部門辦公自動化、網絡化、電子化，信息共享的機關職能由虛擬走向務實，實現政府機關間及政府與社會各界之間的溝通。我國的電子政府仍然是人民政府，依據人民的需求，提供個性的服務選擇。
如果電子政府不能與人民辦實事，如同玩起滑稽的、與愛犬轉圈卻永遠咬不到自己尾巴的相映成趣的逆向游戲。
電子政府仍然需要大量的熟悉電子政務的人才，而人才的培養，通過MPA是各國的培養辦法。中國的MPA要學習西方的信息技術，同時要與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結合起來。
二、經濟全球化與宏觀經濟調控
一百多年社會主義的發展有過曲折與反復，蘇東社會主義的解體，說明經濟全球化與西方推行的和平演變是同步進行的。在國際政治經濟形勢復雜的關鍵時候，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在同志的領導下，近十三年來，在宏觀經濟調控方面，高舉鄧小平理論的旗幟，特別是在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考驗中，中國經濟增加10%左右，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得到了鞏固，也鍛煉了一批經濟人才和中青年領導骨干。
當代和未來的電子政府，是要使國家政務融合到一體化的全球活動的地球村中去。因此，電子政府將電子政務作為社會信息網絡化的宏觀手段。
電子政務的內容包括電子政府的內涵、系統、安全防范以及與傳統政府的區別，對社會變革的影響，面臨的問題與對策、發展前景與展望等。
電子政務是用互聯網的手段，來完成政府的行政工作。然而電子與夸克等一樣，是肉眼看不見的客觀存在，但通過直接經驗可以判斷政府行政工作的文件在互聯網上的傳輸，一旦文件成為電子郵件，發出去后，對方是否收件，可以通過電話聯系，沒有收到可以再發，一旦網絡出了問題，互聯網的通訊將被中斷。然而，一些哲學家在承認電子、夸克等實體存在的同時，卻否認香腸、牛奶之類物質的存在。中山大學哲學系翟振明教授的論文《實在論的崩潰——從虛擬實在談起》，刊登在中山大學哲學文庫的網站上，成了原創性的靶子論文。
對實在論（realism）的討論，牽動過一大批古今中外的哲學家，如貝克萊、休謨、羅素、穆爾、胡塞爾、梅洛——龐蒂、帕特南等。
以上是粗略梳理一下實在論與反實在論的斗爭。電子政務長遠效率與效率、經濟效益與政治效益、封閉與開放，官僚行政與民主行政等的爭論，遠遠沒有哲學界爭論的激烈。正因為哲學的爭論，語言不夠流暢、通俗，普及起來有一定的難度；然而，生活中哲學，將賦予MPA的教育對象巨大的任務，不僅要完成電子政府所有的工作，而且要通過政府公務員的工作，吸引對現代政府管理的關心。
然而哲學上實在論與反實在論的爭論，感興趣的人士越來越多，與中山大學哲學系高稿酬懸賞萬字評論有關。筆者也是參與評論的稿約者之一，觀點是支持翟振明教授，在哲學上的，與時俱進。西方哲學界對這個問題的爭論，被我國哲學家從語言角度分析，劃分成“真值實在論”和“指稱實在論”兩種，有哲學上的創新思維；當然，最終尋求的答案，要待專家評選后揭曉。
三、電子政府開啟社會之鎖只是一種手段
社會問題的政府行為，大量是微觀問題，隨著電子政務的實施，政府上網工程的順利進行，政府管理者的政治業務素質也會在實踐中得到提高。面對國有企業的轉制；社會福利力度的加大，收入分配的公平、公正、公開，政府公務員由管理控制的“主人”轉變為以服務形式的“公仆”身份來滿足社會需求，是公務員生存的社會選擇。公務員由追求自我利益轉向追求社會利益，體現了政府的經濟有效效用函數在實際工作中的應用。從關注政府工作效率轉變到關注公眾利益的實現，是動態進化博奕在電子政府中的務實。電子政府由過去“替民作主”轉變到“由民作主”，是一種互動行為選擇的轉軌。
電子政務的最終歸宿，是實現政府對公眾的要求進行快捷有效地回應，更直接、更有效地為人民服務。隨著政府尋租行為的減少，理想政府前景，與MPA教育一起發展，全國的地方政府上網工程，隨著經濟學利他行為的實現，地方政府的財源將得到增加。
電子政務是一把開啟社會之鎖的金鑰匙。然而政府行為有大量的以法為基礎的、穩定的、富有彈性的工作。在這些工作中，以中央政府為主導，中央與地方政府各司其職并功能互補的運行狀態在電子政務實施手段的促進下，達到理想狀態。
從哲學上對實在論與反實在論的爭論中，來談論中央與地方政府職能劃分。結論應該是：中央政府必須地代表全局的利益，這種利益不是虛幻的，而是具體可依的。劃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要通過立法化，以保障中央政府的主導地位。
研究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關系，是老一輩革命家同志所研究的“十大關系”之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矛盾和摩擦，在我黨和中央政府三代領導人那兒處理得十分好。他們重視生活中的哲學在政府工作中的運用，隨著電子政府職能的發展，電子政務的工作成績，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將沿著黨的十六大指引的方向，快步前進。
四、入世后轉變政府職能需要行政管理高效，協調運轉
中國加入WTO后，政府職能要迅速轉變，“全能政府”的形象要改革。政府作為公共權力的執掌機構，它的維持經費來源國民的稅收，它的發展需要一定的才力支持，因為它要維持其組織機構的運轉，給政府工作人員加薪，負責大量社會外部管理，都需要經費。
我國是發展中國家，但經濟總量在全球排第7位，是世界第十大貿易國。中國入世，對美國來說，可逐步解決對華貿易巨額的赤字問題。
全權主義模式強調和關注的面向主要是國家正式制度、正式組織及其對整個社會的有效控制過程，因而正式的制度與程序、上層精英及官方意識形成的描述，就成為其分配與解釋問題的途徑（dHalpern,1993）。顯然，全權主義模式的著眼點主要集中于國家一維。
“全能政府”受“全權主義”理論影響。其實，有效的政府能力有利于社會整合和對社會資源的提取，從而達到社會的即定目標，促進社會進步。
我國政府處理“”邪教及時、正確。幾名“”癡迷者在天安門廣場制造自焚事件，再次證明了“”邪教本質。各國政府對待邪教，都是嚴厲打擊的。法國邪教團體眾多，信徒至少50萬，法國反邪教部際委員會，1999年9月通過馬賽法院審理邪教傷人致殘的案件，受到美國國務院同年的所謂《人權報告》的指責。打擊邪教是各國政府對公民人身權力的保護，形形色色邪教的本質，是威脅人身健康，影響社會穩定。
當今社會，如果沒有政府的作用，要形成錯綜復雜的經濟與社會網絡是不可想象的。個人福利不僅依靠市場交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還依靠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產品和服務。
公共經濟最重要的目標，牽涉到政府立法和管理的各種形式，包括一些自我決策的活動。但對穩定社會來說，分配和配置是宏觀經濟的重要內容。
回憶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東亞政府過度擴張導致社會對政府的依賴，社會防風險的機制喪失。正如美國經濟學家和行政管理學家C、V布朗所說：“東亞發展的資金獲得方式是高負債的經濟發展模式，這種發展模式在它高速成長時期潛伏和積累了嚴重的金融問題，繁榮時期必然地遞延著在某一個時間上將發生的金融動蕩”。
東南亞的那場金融危機，使社會自身發展動力機制喪失，使某些國家的政府在政治統治。經濟調控，社會管理方面“疲軟”“乏力”。這些經驗教訓給我們以深刻的啟示。
入世后，我國政府的需要高效，協調運轉的行政管理。而這處決于國家公務員的素質。公務員作為一種職業，是以行使國家行政權力、執行國家公務為專門業務并為一定階段或人民的“公共利益”服務的。但是，它同時又是公務員謀生的手段，廣大公務員總是要通過其職業活動謀取自身乃至家庭的生活資料。入世后，對公務員要求更高，監管的力度加大，這都是應該的。
我國建國以來，特別是1978年以前，選擇優先發展重工業、使農業、服務業和輕工業長期停滯，社會福利水平提高很少；“三線”工業分布分散，地理位置偏僻，失去了規模經濟優勢和區位經濟優勢。這都是失敗的記錄。
1989年《國務院關于當前產業政策若干要點的決定》明確規定，嚴格限制高耗電產品，主要是空調器、冷熱風機、電吹風的生產。但這一產業政策并沒有抑制住近幾年該類產品的生產、經營大戰。
國家公務員代表人民行使國家行政權力，其本質是人民的“公共權”。這種權力，首先要促進改革向縱深發展。但是改革的難點之一，加入WTO可以使國外企業和國內非國有企業參與競爭。在公平競爭的促動下，我國物流業無論在資本結構、服務產品結構和區域結構的調整方面，會有一個革命性的飛躍。加入WTO后中國物流業的管理辦法和競爭規則會借鑒WTO的基本原則和國外先進辦法。
政府采購制度將促進中國法治的進步。西方的政府，采用政府采購制度，為一定階級服務，并有先進的物流管理與之配套。入世后，我國要學習西方先進的物流經驗，使政府采購制度，不斷在實踐中完善。我國公務員職業行為方向是“為人民服務”，但個別人違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原則，謀取私利，侵犯和損害群眾利益。在避免以權謀私，避免自身的行政行為損害人員利益的同時，要同一切背叛和危害人民利益的行為作斗爭。公務員的職業道德教育，是樹立大公無私、廉潔奉公、胸懷改革大志，實事求是，不弄虛作假、欺上瞞下；不固執已見，專橫跋扈，文過飾非、諉罪于人。
五、依法行政、從嚴治政，推進政府工作法制化
歐盟從1998年起不再給中國普惠制待遇，中國有七大類，占稅則分類近41%的產品不再享受關稅優惠待遇；對我大宗出口產品征收30~60%的反傾銷稅，有的甚至超過；對我優勢產品如絲綢實行歧視性數量限制。發達國家在加強貿易保護的過程中，對我的非關稅壁壘，包括質量標準壁壘，環境無害化壁壘，反傾銷壁壘、知識產權壁壘等有所加強。入世后，在我國經濟發展帶來機遇的同時，我國將大幅度降低關稅稅率，取消大部分非關稅壁壘，外國產品和企業更多進入國內市場，沖擊我國部分行業，競爭局面會更加嚴峻和激烈。
一般來說，與公共資本（包括物質資本的人力資本）形成有關的公共支出對私人投資的影響可能有兩個方面：一是積極的促進作用，即所謂的“擠入效用”或“拉動效應”；另一個是對私人投資的消極性縮減作用，即所謂的“擠出效應”或“排擠效應”。
公共需求與公共供給之間的關系是公共行政的基本關系。公共供給必須與公共需求相平衡；公共需求決定了政府的職能、活動范圍與活動方式。政府的公共供給包括法律體系、公民權利保護、社會保險與社會福利政策；國防、外交、國家安全、環保、航天科技等公共服務。所以公共行政法制包括行政法制化、行政訴訟、行政復議、行政賠償與行政救濟等。研究政府公共產品提供涉及法制問題與法制保障。社會公共需求是指社會成員在社會生產與生活中的共同需要，例如下水道系統，供水供氣系統、鐵路運輸系統、公路交通系統、郵政服務系統等的混合公共服務需要等。
依法行政是要求政府通過市場和社會給社會成員滿足需求的平等享用公共供給的權利，例如企業產品的質量標準、衛生標準、安全標準等政府管制的公共服務。另外，現代社會還要求政府維護公共秩序、市場經濟秩序、建立社會保障與救濟體系、給護公民人權、自由等權利。通過政府工作，提供公共資源與公共財產，滿足公民的需求，對城鎮來說，就是增加城鎮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
在進一步提高機關公務員工資的同時，現階段要把增加城鎮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作為城鎮反貧困和縮小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徑。對于因企業破產、倒閉、經營效率低下等原因而失業、下崗的職工，以及因其他原因陷入貧困的階層，一方面要開拓就業領域，創造就業機會，大力實施再就業工程，為其提供穩定的就業和收入來源：另一方面，要不斷擴大低收入保障制度和失業保險基金等的社會覆蓋面，并逐步提高發放標準，以提高城鎮低收入階層和貧困人口的收入水平，保障其基本生活需要。
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超過貧困線后，人們的消費模式發生變化，對政府提供公共服務提出更高要求，在高等教育、健康設施、停車場，高速公路和空間探索等方面的公共需求將大量增加。
竺乾威主編的《公共行政學》認為：“公共行政的客體是社會公共事務”。而這一種事務將國家安全放在首位。
布什政府上臺不久，決定把戰略重點從歐洲轉移到亞太，予頭指向中國，加強中國周邊的兵力兵器部署、不惜代價擴大亞太的軍事基地，不斷加大亞太的軍事演習，以所謂“中國封銷臺灣海狹”制訂軍事戰略；美國電子情報偵察機在中國海南島海域上空撞毀我軍用飛機，致使我飛行員王偉遇難。
英國C、V布朗認為，政府穩定的職能，是制度使經濟活動中市場的供給和需求統一⑥。
當代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問題是需求與供給之間的關系。在經濟發展初期階段，政府需要提供社會基礎設施與人力資本投資；經濟進入成熟期，公共支出的主要對象又從提供社會基礎設施，轉向提供教育、衛生和福利、社會保障和收入再分配。
入世后，中國政府面對的挑戰較大，用WTO的法律框架體系來約束參加政府的行政職能和行政程序是一種體制性的挑戰。
英克爾期通過對6個國家的深入研究發現，隨著時代的推移，人們的價值觀念與社會國民收入的相關性正愈益顯著。他的成果表明，1950年人們的價值觀念與1958年人均國民收入的相關系數為0.43，與1965年人均國民收入的相關系數為0.71。結論是，1950年人們的價值觀念影響著以后8年到15年的社會國民收入的增長。
因此，實現現代化管理，最為關鍵的是要實現人的觀念的現代化。鄧小平在我國改革的實踐中，始終如一地倡導解放思想，轉變觀念，把解放思想，轉變觀念看成是改革的最重要內容，同時也把它看成是改革的巨大動力。WTO的法委，要求我國改革，處理政企關系，不能沿用國有資產投入。運作的辦法，而是用財稅返回及貼息的辦法；在處理市場運行環境和市場秩序監管關系上，WTO是貨物貿易、服務貿易、知識產權、貿易爭端等多款；在現代管理方面，政府服務安全和社會經濟穩定以外國的貿易優惠政府重要得多；在政府管理能力和人力結構上，WTO使外資企業和非公有企業依法對政府反控制能力增強，政府管理的難度加大。
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研究: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實證分析
內容提要 1998年以來，我國政府為促進國民經濟快速增長，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同時也存在許多問題。為緩解利益矛盾，保持社會穩定，宏觀經濟調控政策重點取向應是解決擴大就業、縮小貧富差距、發展資本市場、促進居民儲蓄向消費和證券投資方面轉化等問題。
關鍵詞 宏觀調控 貨幣政策 財政政策
一、積極財政政策與穩健貨幣政策執行情況
積極財政政策實施5年多來，累計增發國債8000億元，所籌集的資金主要用于農田水利和生態環境建設、鐵路、公路、電信和一些重點機場建設，城市環保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電網改造和建設，經濟適用住宅建設，國家儲備糧庫建設，重點行業技術改造、重大項目裝備國產化和高新技術產業化建設及科教設施等方面建設，支持西部開發項目建設；在增發國債的同時，調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城鄉居民收入，以刺激消費需求。重點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包括適當提高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失業保險金、城鎮居民低生活費，提高機關事業單位職工收入，提高離退休人員的待遇；調整部分稅收政策，支持外貿出口。
穩健貨幣政策主要包括三方面內容：
(1)保持貨幣供應量適度增長。1998年1月中國人民銀行取消了對商業銀行貸款限額控制，使商業銀行可按信貸原則自主發放貸款；1998年和1999年先后兩次下調了法定存款準備金率7個百分點，1996年6月以來連續7次降息，存款平均利率累計下調5.73個百分點，貸款平均利率累計下調6.42個百分點。
(2)調整信貸政策。1998年以來我國對信貸政策進行了一系列調整，如為國債項目配套貸款，鼓勵銀行發展消費信貸，對個人住房貸款利率在按同檔次固定資產貸款減檔執行的基礎上又下調了10%；推行適合我國農村實際的小額農戶信用貸款和聯保貸款，推行出口退稅賬戶托管貸款；開展證券公司股票質押貸款等。
(3)加強金融監管，降低金融風險。1998年中國人民銀行支持和配合財政部發行2700億元特別國債，補充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資本金，1999年組建信達、長城、東方、華融等四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收購從四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剝離的1.3l萬億元不良資產。2002年開始實行貸款質量五級分類制度、審計會計制度和信息公開披露制度。
二、積極財政政策與穩健貨幣政策的積極作用
1.國債投資，加快了基礎設施建設及企業技術進步，改善了生態環境
1998年一2002年，我國共發行長期建設國債6600億。在國債資金支持下，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對大江、大河、大湖進行了大規模的堤防工程建設和水毀工程修復，改善了交通運輸條件。2001年，我國政府以西部開發為重點，集中財力支持西氣東輸、西電東送、南水北調、青藏鐵路建設等重大項目。在1999年增發的600億國債資金中，有90億元專門用于符合產業結構方向的重點行業和重點企業進行系統的技術改造。政府將發行國債所籌集的資金的一部分用于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環境改善效果明顯。
2.調整部分稅收政策，促進了出口增長，減輕了農民負擔，為擴大消費創造條件由于先后三次提高出口退稅率，綜合退稅率由8.2%提高到15.2%，五年累計退稅4000多億元；同時對生產企業自營出口實行免、抵、退稅辦法。
2000年起農民稅費改革在安徽等地試點，2002年擴大到2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試點地區農民負擔平均減輕30%。停征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完成了車輛購置的費改稅，取消了200多項收費項目，規范收費制度的同時，為擴大投資與消費創造條件。
3.改善了金融環境，抑制了金融風險
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的實施改善了我國的金融環境。從2000年開始，四家國有獨資銀行不良貸款增幅下降。與此同時，加大了金融監管力度，進一步整頓金融機構和非銀行金融機構，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金融風險。
4.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為擴大消費需求創造了條件
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提高了人民群眾實際生活水平和購買能力，為擴大消費需求創造了條件。從1998年開始，中國人民銀行制定了一系列發展消費信貸政策，2002年底，消費信貸余額達1.07萬億元，促進了消費增長。
5.降低利率，增加貨幣供應量，抑制了通貨緊縮
2002年末流通中現金Mo的余額為1.73萬億元，同比增長10.1%，增幅比上年末提高3個百分點，全年現金累計投放1589億元，比2001年多投放553億元。高出的幅度較大，這表明目前的貨幣供應量增長較大，對通貨緊縮產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三、積極財政政策與穩健貨幣政策實施中的問題
1.積極財政政策實施使政府赤字和債務膨脹
積極財政政策實施以來，我國財政赤字逐年上升，如果擴張性財政政策繼續實施，財政赤字將繼續上升。2001年和2002年，債務余額又持續增加，如果把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欠發工資、養老保險欠賬等也計算到政府債務中，政府的債務規模更加龐大。
2.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抑制了商業銀行對企業部門的貨幣投放
我國政府為啟動內需而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銀行市場風險約束加大和我國現行的金融管理體制決定了銀行資產運用結構向政府部門傾斜。從而使銀行惜貸現象持續，抑制了商業銀行對企業部門的貨幣投放，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得不到解決，不利于企業的發展，對國民經濟將產生不利的影響。
3.積極財政政策難以帶動民間投資
由于我國投資增長主要依賴于政府增發國債和由國債投資的貸款所拉動，市場機制的內在驅動因素較少，在國內企業面臨“相對過剩”的市場環境下，由于缺乏新的經濟增長點，實際利率和貸款利率較高，而價格又較低，因而投資回報不足以抵償企業的投資成本，社會對投資前景預期較差，企業缺乏投資動力，社會投資增長相對緩慢。
4.增加收入及降低利率沒能有效地刺激城鄉居民消費需求我們將全國城鄉儲蓄存款余額作為被解釋變量，分別把農村家庭人均純收入、利率及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利率作為解釋變量，利用1990年一2001年時間序列數據建立回歸模型，通過檢驗知利率對全國城鄉儲蓄存款余額影響不顯著，從模型中剔除。利用廣義差分法消除自相關，得如下兩個回歸方程：
其中CHX代表全國城鄉儲蓄存款余額，CHSH代表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NSH代表農村家庭人均純收入。
居民收入增加，沒有明顯地帶動消費增長，相反卻下降了。
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與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家庭人均純收入、GDP、M0、M1、M2之間的相關系數很小，說明提高收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加大貨幣投放都未對擴大消費起到明顯作用。
四、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重點取向
1.加強國債管理，化解財政風險
由于國債具有流動性強、信譽高、不征利息稅等特點，對投資者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因此，可以適當降低國債利率，減輕還債壓力，同時降低發行費用，從而化解財政風險。從財政風險及其他國債投資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看，國債投資應該加強管理，同時應逐步減弱力度，但并不意味著財政職能的削弱，因為財政的職能包括很多方面。
2.促進居民儲蓄向消費和投資方面轉化
首先，應加強社會保障體制建設，調整財政支出結構，提高各級政府預算中社會保障支出比例。其次，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通過利率市場化改革，可以優化金融資源配置。可進一步加大對中小企業貸款利率的浮動幅度，這樣既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又可緩解中小企業貸款難的問題。
3.發展資本市場，拓寬企業融資渠道
解決體制和結構障礙，加大對全社會企業和民間投資的組織、引導、協調等，可以充分調動和吸納社會資金參與社會基礎設施、高新技術產業等方面的投資，為非國有經濟投資的增長創造適宜的政策環境。作為企業，應從產品質量、營銷等方面下功夫，提高盈利能力，從而提高自身的信譽，成為銀行爭取貸款的客戶，解決企業的融資問題。
4.轉變政府投資方向，加強對第三產業的投入，緩解就業壓力
應用描述經濟增長的計量經濟模型，可給出1978年以來不同階段、不同產業就業彈性的最小二乘估計值(見表1)。
取不同時間段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研究，結果基本一致，即第三產業就業彈性較大。這說明第三產業是吸納勞動力最多的產業，因此財政政策應對第三產業加大支持力度，第三產業應在現有的基礎上發展新型服務業，如社區服務、家政服務、物業管理、信息咨詢等，這些部門具有見效快、費用低、容易創造就業崗位等優點。此外，應對農業產業化給予支持，減緩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其他產業流動。
5.完善收入分配政策，縮小貧富差距
目前，城鄉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很大，地區收入分配的差距也很大，形成這種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收入結構不合理和收入分配不規范。要調解收入分配，財政政策是主要手段，因收入分配與財政收支有特定聯系。改革個人所得稅稅制，在適度提高起點的同時，減少級次、擴大級距并降低稅率，對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在3000—5000元之間的低收入及中等偏下收入者采取低稅率政策，征收遺產稅及贈予稅等，可在某種程度上縮小貧富差距。有必要加大轉移支付力度，支持西部大開發，縮小地區間發展差距，促進地區間均衡發展。
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研究:關于貨幣政策在我國宏觀經濟調控中的應用研究
【摘 要】在市場機制的長期作用下，我國的經濟增長模式偏向出口。出口作為拉動一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高度依賴出口打破了原有經濟結構的平衡，其弊端終究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展露無余。本文結合中國當前宏觀經濟狀況，提出若干針對貨幣政策的建議，并簡要探討了運用貨幣政策這一宏觀經濟調控工具對改變中國經濟窘境，實現經濟增長路線回歸正常運行軌跡的重要作用。
【關鍵詞】宏觀調控；貨幣政策；調控工具
一、我國宏觀經濟面臨的窘境
1.經濟結構中需求結構失衡
投資、消費和出口是促進一國經濟增長的三大動力，三者間的結構比例合理與否關乎國民經濟能否保持持續穩定的發展。目前，我國仍停留在以政府和國有資產投資為主要視角，以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為重點的經濟低齡化階段，需求結構中投資需求在總體份額中依然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相對而言，消費需求的彈性較弱，其對GDP的拉動幅度遠不及投資需求所產生的經濟帶動效應。但需求結構嚴重失衡是市場機制與政府宏觀調控長期作用的結果，短期內難以加以平衡與改變，使得需求結構的調整成為一大難題。
2.巨大的國際收支雙順差
（1）外匯儲備脫離規模。2012年是我國自1999年持續保持雙順差以來首次實現貿易結構的“一順一逆”。但好景不長，2013年我國對外貿易結構再次陷入嚴重的雙順差泥淖，終使2012年的“一順一逆”成為曇花一現。長期的國際收支雙順差導致我國的外匯儲備遠遠超過市場所需要的儲備量，有限的資源難以得到高效的配置，進而造成大額的外匯浪費；相應地，外匯儲備失控的波及范圍并不僅僅局限于外匯資源的閑置，其對央行以貨幣政策調控宏觀經濟的職能的發揮同樣形成了不可低估的阻力，甚至對整個國民經濟的增長都形成巨大的負擔。
（2）貨幣升值預期持續走高。我國國民經濟總量的迅猛增長以及我國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升值壓力一度形成了人民幣升值不足的預期，由此引發各路國外資本紛紛涌入中國資本市場，企圖分刮人民幣升值所造就的大蛋糕。而反觀消費者的投機行為也是導致大量貨幣流入資本市場的重要原因。這些因素混雜便形成了一條惡性循環鏈，引起國內經濟增長速率過高，偏離穩步發展的軌跡，一旦資本撤離中國市場，便會極大可能地造成我國資本市場的癱瘓，加速經濟泡沫的破裂，不利于我國國民經濟的長期穩定的發展。
（3）貨幣流動性過剩。我國國際收支雙順差作為通貨膨脹的一大誘因，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國內物價的漲勢；市場上資金過多、儲蓄利率過高、外貿順差增長迅速都是造成流動性過剩的重要因素。
二、應對經濟危機的貨幣政策工具
1.公開業務
公開市場業務是指中央銀行通過買賣有價證券來調整貨幣供應量的行為，其主要涵蓋回購、現券交易、發行銀行票據及吞吐基礎貨幣等形式。數據顯示，2003年以來，央行通過公開業務操作回籠幣值高達2000億元，在相當程度上實現了資金流動的有效控制。可見，央行通過合理運用公開業務這一手段，對降低貨幣供應量，為國家經濟政策目標的完成具有重大的參考借鑒意義。
2.存款儲蓄準備金率
存款儲蓄準備金率制度是中央銀行為協調金融市場的運行狀況，促進國內貨幣幣值的穩定的一項措施，其主要通過影響金融機構的資金供應能力來間接調控貨幣的供應量，實現銀行、企業、股市等機構之間穩定和諧的發展。存款準備金制度從成立至今，累計調整了三十次有余，從2007年到現在就調整了將近二十次，而其中調整幅度較高的一次是由2011年4月的20.5%上調到6月份的21.5%。
3.利率政策
利率政策作為貨幣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在經濟調控上將逐漸由直接調控向間接調控轉變。央行主要通過利率政策來對市場利率的水平和結構加以調整，使得利率逐漸成為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杠桿。為進一步推動并深化利率的市場化改革，央行自2013年起開放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管制，使得利率的市場化實現成為可能。
三、針對我國貨幣政策現狀的建議
1.以消費需求來稀釋投資濃度，實現投資消費的合理配置
在投資過剩的背景下，通過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來擴大需求的方式往往是協調投資消費關系的有效途徑。而在消費需求結構的盲區，中低收入階層具有較強的潛在購買力。而利用貨幣政策工具促進內部需求的可行方式有二：一為采取較為消極的儲蓄利率政策，適當緩解居民的儲蓄動機，刺激消費需求的增長；二為實行信貸消費政策，為居民的消費提供必要的信貸支持。
2.平衡國際收支狀況，對進出口貿易進行結構性調整
要改變我國國際貿易雙順差的局面，最根本的任務是要加強進出口貿易額間的協整關系，實現進出口總額之間的長期均衡。同時嚴格限制外資在中國的投資結構和投資規模，從源頭上將我國外匯儲備穩固在有效范圍之內，防止人民幣的增值幅度脫離預期掌控，避免資源利用的非效率。同時適當降低貸款基準利率，有利于刺激項目建設貸款，實現外資的再投資與再利用，間接影響國際國內的貨幣供需，使貨幣保持適當的流動性，分散外匯的持有風險。
3.促進經濟轉型，加快產業結構調整
我國應該改變過度依賴出口這一經濟增長模式，實現進出口貿易的雙向平衡，同時繼續采取積極、穩健的貨幣政策，努力改善經濟運行過程中存在的非效率資源配置，加快經濟發展模式、要素及路徑的良性轉變。合理應用貨幣政策（利率工具、存款準備金工具）來調控就業結構、產出結構，營造良好的市場經濟環境。同時積極迎接新經濟的嚴峻挑戰，逐步向國際經濟一體化過渡。
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研究:淺談土地政策參與宏觀經濟調控
摘要：本文首先從土地政策具有的調節和控制功能對土地政策參與宏觀經濟調控的概念進行了界定，其次論述了土地政策參與宏觀經濟調控的四大理論基礎，提出在當前我國土地政策參與宏觀經濟調控中要重視土地的有效需求、加強土地儲備制度在調控中的基礎性作用以及正確界定政府在調控中的地位角色等要做好的幾個重點。
一、國家運用土地政策參與宏觀經濟調控的概念理解
土地政策作為調控的一種工具，構成了宏觀經濟調控系統的一個要素，所謂調控是指兩方面的含義，一方面土地政策具有的調節功能。這是因為單純依靠市場配置，會導致市場失敗，市場失敗的原因包括壟斷、外部性、公共產品和信息不對稱等[1]。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利用土地政策進行調節使之與市場配置相機協調，實現土地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的總量平衡以及各類用地結構之間的平衡。另一方面，土地政策具有的控制功能。土地資源是稀缺的，即土地供不應求，在此種情形下土地所有者就會形成壟斷[2]，因此，國家必須對土地進行調控管理，以便合理配置各個部門的土地資源。
目前，明確提出土地政策作為宏觀調控體系中的一個工具是首次，首先，土地作為國家重要的、不可再生的資源，土地的供應與需求對經濟的發展有顯著影響，成為能夠參與宏觀經濟調控的基礎，另外，我國土地實行公有制，這在客觀上使國家具備了調控的能力。
二、土地政策參與宏觀經濟調控的理論分析
土地政策作為政府進行宏觀經濟調控措施，是建立在一個理論框架或分析框架之內的：
生產要素理論
根據生產要素理論，對土地要素加以調節與控制，不僅會調節土地資源在各部門的分配與利用，并且會對生產或擴大再生產以及促進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產生重要影響作用[3]，而通過土地政策就可以實現對土地市場這一基本生產要素的供給與需求的調控，進而影響經濟發展中的各個方面，從而實現對宏觀經濟調控的參與。
地租理論
土地政策是土地收益分配的調節器，實質上通過地租理論來實現的，因為地租理論的核心是對土地與其他要素的收益分配及土地收益在不同主體之間的重新配置[3]，可以說，地租的作用，就在于保障平均利潤率規律對經濟的調節[4]，地租的合理分配也是有效調節資本在不同級差土地以及部門和產業之間的合理流動。但是由于市場機制的作用，常常會出現土地所有者拿的多了，用地者得不到平均利潤，影響土地使用者的競爭力和積極性；或者是土地所有者拿少了，用地者有超額利潤，就可能盲目投資、盲目擴張，這兩種情況都是市場機制沒有按照平均利潤率規律調節的。所以，必須通過土地政策的宏觀調控來協調土地收益在國家、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之間合理分配。
3.公共利益理論
在一定意義上說，土地政策參與宏觀經濟調控是國家政府向社會提供的一種特殊公共產品，盡管市場競爭機制可使成本最小化與效益較大化，但市場機制存在的缺陷導致市場失靈[1]，土地市場的失靈主要表現在：一是土地的稀缺性，土地產權擁有者很容易壟斷；二是土地利用造成的外部性；三是土地關系到糧食安全以及住房保障等公共產品。為了克服和糾正市場失敗，需要政府進行調控，而土地政策作為一種宏觀調控手段，能夠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增加社會福利。
丁伯根法則與蒙代爾法則
根據丁伯根法則，在政策手段選擇時，應做到政策工具變量數必須不少于政策目標的變量數。土地政策參與宏觀經濟調控，那么土地政策就是國家宏觀調控政策中的組成部分，要實現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目標，就需要有相應的土地政策工具。同時蒙代爾也指出，在政策工具對政策目標的影響實現中，只要了解政策工具對政策目標的相對效應就可以[3]，這樣把每一種政策工具都用于其影響力較大的政策目標，同樣可以用N個政策工具實現N個政策目標。這就是所謂的蒙代爾法則。所以，不論是丁伯根法則還是蒙代爾法則，都說明要實現相應數量的政策目標都需要有足夠的政策工具。
三、做好土地政策參與宏觀經濟調控的幾個重點
1.改變以需求為導向的供地方式為供給引導需求，同時要重視土地的有效需求。
控制固定資產投資的過快增長已經成為當前宏觀調控的重點。我國土地資源配置一直以被動式供地，雖然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但是在管理中也造成了土地利用的粗放，土地市場秩序紊亂、土地利用效益的低下等等，政府應該更加注重從市場供應方式和市場結構調整入手，加強對土地供應的宏觀管理，一方面，政府可以通過調節土地供應總量、安排不同的土地用途來抑制或鼓勵市場需求[5]，有效地引導投資、消費的方向和強度，實現經濟運行調控的目標。另一方面，通過適當地控制土地供應總量、盤活閑置土地、集約節約利用土地等手段調控市場經濟的發展，調節房地產開發的結構和房價。
2.加強土地儲備制度在調控中的基礎性作用
政府通過土地儲備機構儲備的實物土地，可以及時對市場做出反應，這樣土地儲備制度在調控中發揮著基礎性的作用。目前，由于國有土地缺乏明確的產權代表，造成增量土地出讓主體的混亂。同時，存量劃撥土地使用者可以通過補辦出讓手續進入市場流轉以及土地隱形交易市場的存在，使得眾多劃撥土地使用者或其主管部門，也成為土地的供應者，等等這些造成了土地供給總量失控。所以，以儲備的手段，實現土地一級市場的壟斷，優化配置土地資源，是土地儲備的出發點和歸宿。但是，筆者認為目前我國土地儲備制度存在以下幾個問題亟待研究和解決：
①缺乏法律支撐。雖然我國各地已開展土地收購儲備工作，但全國尚未制定和頒布專門的法律法規。因此，必須盡快制定和頒布全國性的土地收購儲備專門法律，明確城市土地儲備機構的功能定位問題，將土地收購儲備納入法治軌道，保障政府依法行政。
②融資問題。土地收購儲備過程實質是資金循環的過程，如果沒有巨額資金的支持，土地收購儲備就難以有效運作。目前，我國解決資金制約的辦法主要是通過土地抵押從銀行獲得貸款支持，這不僅不能滿足需要，還有可能帶來銀行貸款的風險，所以開辟新的融資渠道是必然選擇。
③土地儲備中心的性質應盡快明確。性質不同，決策方式肯定不同。如果屬于盈利性質，就必然追求利益較大化，收儲哪些土地、儲備多長時間、開發成何種用途以及開發程度、上市方式(是招標還是拍賣)等就全由預期帶來的利益決定；如果屬于非盈利性質、注重社會性，就要視政府的目標而行。
④土地收儲的費用支付問題。現在都將其稱為收購價格，事實上城市土地屬于國家所有，所有用地行為都屬于租賃，用地者使用土地即使有所付出也屬于租金性質，因此收回用地者使用的土地肯定就不屬于購買，自然不存在購買價格；收購價格在農地征用環節倒是存在的，但也存在農地農用價格和農地非農用價格的問題。同時，價格與權屬之間的關系十分密切，用地者擁有的權力大小決定著收儲土地所付出的資金的多少。
⑤各級政府的收益分享及其實現形式。城市土地屬于國家所有已無爭議，而且也有明確的法律依據，但誰能代表國家擁有是存在爭議的，相應地，土地收益歸誰享有也不明確，但像目前各地操作的那樣歸城市享有肯定不行。到底如何分享，采取何種形式，是稅、是費還是租，應盡快明確并加以統一。3.正確界定政府在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中的角色。
土地政策參與宏觀經濟調控的主體一般來說是政府，但是政府究竟擔當什么樣的角色，就要看政府采取什么樣的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目前，參與宏觀調控的政策主要有土地供應政策、地價政策和土地稅收政策。在土地供應政策中，政府是一級土地市場的供應者，政府要做好的是，以中央政府為主的國家各級政府通過對全國或本轄區內的土地資源的供應總量和結構的干預，對一定范圍內宏觀經濟的總體運行進行引導和調節。在這里政府代表的是國家來供應土地，是作為管理者的身份對經濟的運行進行引導和調節。
其次是地價政策，政府通過對土地市場的價格水平進行管制和引導，影響土地的需求，達到實現宏觀調控的目的。在該政策中政府依然充當是管理者的身份代表國家行使管理，政府根據土地市場中的價格信號適時地做出調控判斷，或者對土地政策的執行與落實進行監督。當前的低地價政策不但表現在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中，就是市場配置較為充分的經營性用地價格也由于政府的干預而大多偏低。
另一個就是土地稅收政策。這是為了進一步發揮土地政策的宏觀調控效果，而在土地制度方面進一步完善的措施之一。在土地稅收政策中，政府是政策制定者，也是政策執行的監督者。在以上調控經濟的土地政策中，政府擔當的角色不一樣，對經濟的影響作用將是不一樣的，所以要正確界定政府角色，遏制地方上隨意的管理，增強政府的服務和監督功能，同時政府的角色應彌補市場的缺陷，達到使土地資源得到合理配置。
4.對土地政策參與宏觀經濟調控建立評價指標體系。
運用土地政策參與宏觀經濟調控的效果究竟如何，要建立一套科學的指標體系，使運用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的效果實現從定性到定量的評價。選取科學的評價指標體系應包括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宏觀層面包括國民經濟的總量、結構比例、增長速度等大的指標。微觀層面包括如土地年度供應總量、結構比例，主要是建設用地和耕地的比例。在選取以上兩個層面的指標后，針對不同的經濟區域，分別進行分析研究，建立數學模型定量化分析不同條件下，經濟增長速度與土地供應及投資強度之間的關系曲線，在此基礎上，結合不同區域的特點，運用數學方法計算出未來時間段內科學的土地投放指標，另外必須強調的一點是，運用數學方法進行分析時，不能建立在土地供應的平衡的條件之下，這里必須考慮我國不同地區的特點、土地的基本國情、土地自然供給的剛性、土地用途管制以及土地利用由粗放到集約的轉變趨勢等等因素進行綜合分析評價。
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研究:滯脹風險下我國宏觀經濟調控的政策選擇
摘 要：近期我國經濟呈增速趨緩、物價攀升的邊際滯脹態勢。阻礙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因素主要是人口紅利減少、儲蓄—投資轉化率低和制度不完善，引致我國通貨膨脹的因素主要是政府寬松的財政貨幣政策、企業成本上漲和公眾的高通脹預期。借鑒國內外有關滯脹治理的理論研究，我國應調整計劃生育政策，提高勞動的收入份額，增加教育、醫療衛生和社保投入，實行結構性減稅，完善科技投入體制，完善產權、戶籍、社保和行政法律制度，明確貨幣政策的幣值穩定目標，合理引導通脹預期。
關鍵詞：滯脹風險；邊際滯脹；滯脹治理；人口紅利；通貨膨脹；通脹預期；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結構性減稅
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波及全球，各國政府采取了種種政策措施挽救經濟。然而，由于各國經濟內部的結構性矛盾以及互聯網時代經濟開放所帶來的外部性，2010年以來全球經濟在通縮與通脹并存中搖擺復蘇（鄭良芳，2011），但美、歐債務危機使全球經濟復蘇前景變得更加黯淡（金三林，2012）。后危機時代我國的宏觀經濟形勢也是撲朔迷離，以至于學界難以作出一致的判斷。盡管經濟仍然保持9%以上的速度增長，但增速呈遞減趨勢；就業增長依然緩慢；物價水平卻一路上揚，大有不可遏制之勢。學者們在提出防通脹的同時，又擔心陷入增長停滯的兩難境地（劉瀾飚 等，2011；柳欣，2010）。現階段，我國社會經濟正值轉型的關鍵時期，對宏觀經濟走勢的把握，關系到未來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正確制定與有效實施。因此，深入研究我國宏觀經濟形勢，剖析未來阻礙經濟快速增長、引發通貨膨脹的因素，有針對性地提出宏觀調控的政策建議，意義十分重大。
本文對當前我國經濟面臨的滯脹風險進行了考察，通過引入社會總生產函數構造經濟增長影響因素的分析框架，運用貨幣經濟學理論分析引發我國通貨膨脹的成因，從勞動力與資本的數量增加和要素效率提高、制度優化、財政貨幣政策合理化等方面提出應對滯脹風險的政策建議。
二、我國面臨滯脹風險的現實考察
1.我國經濟面臨的滯脹風險
“滯脹”是指經濟停止增長且有通貨膨脹的經濟狀態。本文研究的滯脹是一種邊際滯脹，即經濟增速趨緩且通貨膨脹攀升的經濟狀態。盡管“滯脹”一度被認為在中國是最不可能出現的，因為它是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典型特征（尹碧波，2007），然而，從下面幾項指標來看，現階段我國經濟正面臨邊際滯脹的風險：
（1）GDP增速下滑，CPI持續高漲。2010年初我國GDP增速達到頂峰11.92%后一路下滑，到2011年末時僅為9.2%；物價指數則從危機時的低迷迅速回升，由2010年初時的2.2%持續上升到2011年第四季度的4.6%。
（2）宏觀經濟景氣指數不樂觀。雖然滯后指數仍在回升，但一致指數在震蕩中呈下降態勢，先行指數也持續下跌，到2011年末兩者僅為99.8%和100.2%，發出較強的經濟衰退信號。
（3）消費者信心指數下跌。在消費者預期指數和消費者滿意指數下跌的影響下，消費者信心指數從2010年初開始下滑，雖有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影響，卻仍然無法改變持續下滑的態勢。這表明消費者對收入預期、就業狀況、物價上漲等方面的滿意度下降，對未來經濟有擔憂，意味著消費需求可能進一步減少；研究表明，消費者信心指數與失業率有較強的負相關關系，消費者信心指數下滑說明失業狀況可能趨于嚴重。
（4）采購經理人指數和企業家信心指數下降。我國的采購經理人指數（PMI）由2010年初的55.8%下降到2011年末的50.3%，直逼制造業衰退的臨界點50%；企業家信心指數也由2010年初的79.5%下降到2011年末的68.4%，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業經營管理者對當前及未來經濟發展信心不足，預示投資需求不足，經濟增長受到影響。
2.導致我國經濟面臨滯脹風險的主要因素
從理論上講，若社會總生產函數為Y=F（K，L），勞動力、資本（假設土地總量不變）等要素投入數量和各要素生產效率將影響經濟增長。勞動力數量取決于人口的增長、人口年齡構成及就業狀況等，資本數量取決于資本存量、折舊率、社會總體儲蓄率、儲蓄—投資的轉化率等，勞動效率的高低由勞動者所接受的教育水平（即積累的人力資本）決定，資本效率的高低由生產技術水平決定；知識和技術通過提高勞動力和資本的生產效率來促進經濟增長，制度因素則通過影響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進而決定實際產出能否達到潛在產出水平。可見，適齡勞動人口數量和結構、失業率、勞動者的教育程度、資本投入數量和增長速度、生產技術水平、制度等都將影響經濟增長。
通貨膨脹是指價格水平持續上漲。根據貨幣經濟學理論，推動價格上漲的因素主要有：從供給角度來看主要是產品成本的上升；從需求角度來看主要是政策因素使貨幣供給過多，導致市場上流動性過剩；同時，公眾過高的通貨膨脹預期會對實際通貨膨脹產生放大的效果，從而加劇通貨膨脹的壓力。
現階段，導致我國經濟面臨滯脹風險的因素主要有：
（1）人口紅利逐漸消失，企業勞動力成本上升
“人口紅利”指一國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撫養比較低，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和高儲蓄率為經濟發展創造的有利條件（蔡昉，2010）。充足的“人口紅利”為我國經濟增長帶來了“黃金時期”，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年均增長速度達到10%。然而，據《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顯示，從1982年到2009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比例由50.2%上升到63.1%，撫養比例持續下降。世界銀行《2007年世界發展報告》也指出，由于生育率下降和老齡化加劇，我國的“人口紅利”將于2018年左右消失，未來五到十年內我國的經濟增長將受到勞動力資源的約束。此外，我國勞動力供求結構矛盾也日益突出。城鄉大量失業人口與沿海各地“招工難”、“用工荒”并存，勞動力市場價格看漲；產業結構升級伴隨著勞動力需求結構轉變，而勞動力供給轉變相對滯后；企業需要提高勞動力價格以招募日益稀缺的技術性人才，勞動者則因為日益增加的城市生活成本倒逼工資上漲。總之，勞動力供求的結構矛盾和泡沫經濟吞噬了一部分“人口紅利”，在一定程度上滯阻了經濟增長。
（2）儲蓄—投資轉化率、投資效率、資源能源的利用效率不高，經濟增長方式急需轉變
盡管城鄉居民的巨額儲蓄曾經為我國經濟高速增長提供了投資來源，然而，由于國民的高儲蓄、低消費，我國經濟步入惡性循環：低消費率—市場疲軟—投資利潤率下降—市場主導的投資減速—生產下降—失業增加—收入預期不好—低消費。為改變這種狀況，政府通過行政手段讓國有銀行以較低的利率貸款給國有企業，銀行的壞賬風險由中央政府和中央銀行承擔；但這種做法卻助長了國有企業投資的盲目性，造成了大量重復建設和嚴重的產能過剩（任志軍，2007）。可見，非市場方式的利益驅動最終只能是扭曲投資，降低投資效率；而解決的方法是促進經濟增長由投資推動向消費拉動轉變。另外，三十年多來經濟的高速增長，使我國面臨的資源耗竭、環境污染和生態惡化壓力日益嚴重，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急需向集約型轉變。然而目前我國企業自主創新能力有限，產品國際競爭力下降，產業結構優化受阻，這也將嚴重影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