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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行為經濟學分析:道德行為經濟學
一、道德行為分析
（一）道德行為對社會交易成本的影響
交易成本是處理人與人之間的交易關系所需要的成本，是在與人有關的交易活動中的費用，因而道德的規則也必然在這種活動制約中發揮作用，道德行為會在總體上減少交易磨擦、降低交易費用，反之則增加交易費用。
一個缺乏道德規范的社會，會引發大量的交易成本。譬如，缺乏道德約束的盜竊行為，雖然它只是財富在不同物主之間的轉移，一般不導致社會總財富的減少，但它卻產生社會防盜問題。為了防止和懲罰盜竊，就要建立防盜設施，設置保衛部門以及事后破獲盜竊案件，這些都會引起有限的社會資源的占用。社會為防止盜竊行為而引起的支出，就是盜竊這種不道德行為引發的交易成本。盜竊行為越猖獗，社會交易成本越高。沒有盜竊行為，這部分資源就會被節約下來。又如商業欺詐這種不道德行為，也會引發社會資源的浪費性使用。人們為防止被騙，就要花費人力、物力、財力，去了解交易對象的信譽，鑒定商品的真偽與質量，簽訂更加詳細的交易合同，在被騙之后去打官司等等。如果有良好的商業道德，這方面的費用就可以大大減少。所以，一個道德水準很低的社會，也就是一個交易成本很高、社會資源浪費性使用較多的社會；而一個道德狀況良好的社會，則可大量節約交易成本，使有限社會資源獲得節約而用于可以增進社會福利的其它方面。
（二）道德的公共物品性和搭便車
在經濟理論中，通常把經濟活動所提供的產品分為私人物品（如一般商品）和公共物品兩部分。公共物品是指能夠同時供許多人享用的物品，并且供給它的成本與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隨著享用它的人數規模的變化而變化。據此，道德也同樣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也是一種公共物品。
道德作為一種公共物品的消費具有非排他性的特點。這種非排他性使得公共物品的生產者很難通過市場機制收回其成本。在公共物品領域存在“搭便車”行為。“搭便車”者，是指沒有參加該產品的生產，或雖參加但不承擔相應成本，卻能從中獲益的人。“搭便車”者生產成本的降低是建立在他人成本提高的基礎上的。道德亦如此，誰都希望社會道德狀況優良，享有一個好的道德環境，但“搭便車”者卻不想對這一良好的道德環境盡必要的道德義務、付出必要的道德代價。因而“搭便車”者眾多和“搭便車”現象泛化必然會破壞整個社會的道德秩序。首先，人們在提供道德產品，為全社會創造良好的道德環境的同時，大量的“搭便車”者免費使用，使道德產品的提供者處于尷尬的境地，導致誰提供誰虧損，所以“搭便車”者使道德建設和道德實踐中的創新激勵機制軟弱。其次，“搭便車”使人們獲得的與其所付出的不一致，那些敗德者比守德者獲得更多的收入，這就必然刺激在道德領域的機會主義行為盛行。，由于道德公共產品的免費消費導致人們可以不計成本去消費公共物品，并且由此助長機會主義。這一機會主義在道德領域的一個典型表現就是“誰都想從守德中得到好處，誰都不愿為守德支出費用和代價”。當主體自己的權益受到侵害時，該主體強烈要求一個好的道德環境；而當主體有機會侵犯他人利益，則將所有的道德規范拋于腦后，競相敗德。久而久之，道德環境只會越來越壞，最終導致一種道德的無序狀態或無道德狀態。
（三）道德行為的收益外溢和成本內化
一般來說，任何一個道德行為，其道德的私人收益和道德的外在收益之間以及道德的私人成本與道德的外在成本之間有一個此消彼長的關系，道德的私人收益越小其外在收益越大，道德的私人成本極大可能道德的外在成本極小。按照對道德的公共物品性及其外部效應的分析，這主要是由于道德行為的收益外溢和成本內化所致。
道德行為幾乎毫無例外的有一個共同點：行為者付出的代價（成本）極大，有的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而他們的所得（收益）較小，甚至是負收益。但從其行為對社會的道德收益和道德成本來說，則是
另一番景象，正是由于他們的行為促進了良好的社會道德環境生成，給社會帶來了正的道德收益，減少了社會付出的道德成本。換句話說，他們的個人收益極小，而外部收益和社會收益極大，大部分個人收益外溢為社會收益，給社會帶來了外部正效應；他們的個人代價（成本）極大，而外部成本和社會成本會減少，大部分外部成本內化到行為主體的個人成本里去了。
由上觀之，一個道德行為，或一種符合社會規范的行為的個人成本如果太大，個人收益太小，甚至是負收益，作為一個理性的行為主體就會在成本和收益之間進行算計。一段時間以來，我們的社會在為缺少見義勇為的英雄、世風日下而痛心疾首，然而卻很少有人去探究其背后的原因。無論是見義勇為，還是仗義疏財、樂善好施、對道德的遵守，都不是沒有成本的。而當人們付出這樣的成本的時候，他實際上是在生產著一種公共物品，這種公共物品就是壞人受到懲罰，正義得到伸張，社會秩序得到維護，道德環境得以好轉。這種公共物品是可以使每個人受惠的，即每個人都是這種公共物品的消費者，而且其它的消費者都不用為此支付成本。為這種公共物品的生產支付成本的，只是那些見義勇為的英雄以及那些道德行為者。對于那些見義勇為的英雄和那些道德行為者來說，如果在代價（成本）與收益的理性選擇中找不到這樣做的充分根據，這樣的情形就可能出現：幾乎每個人都愿意社會道德秩序處于良好的狀態，但愿意為此而付出代價（成本）的人將越來越少。
這就提出一個問題，在一個社會中，如何使愿意幫助別人的人，愿意遵守社會公德的人，愿意仗義疏財、樂善好施的道德行為者，有見義勇為沖動的人，在一般條件下，不至于為自己的行為付出太大的代價。而這個條件是需要社會來創造的。如果社會不能提供這樣一種條件，即使在某種特殊的情況下會出現幾個足以感人的英雄，但它無法使大多數人都能夠普遍這樣做。其實，現實之所以出現道德冷漠的現象，也正是人們經歷了許多教訓（成本與收益失衡）的結果。如果缺少基本的秩序保障，一個人因做好事卻遭流言蜚語，一個人救了他人卻被被救者反污為肇事者，一個人因制止流氓滋事反被流氓毆打，可能意味著生命危險，甚至連醫藥費都無處報銷，這就足以讓許多人望而卻步。在經歷了許多這樣的事情之后，再面臨類似的事情，通過理性思考，人們就必然會形成一種預期，即如果自己出面干預，是要承受很大的代價的，可能“得不償失”。
二、敗德行為分析
（一）敗德成本與敗德收益
人們在追求利益實現的活動中，總是力圖以最有效的行為方式實現其利益，即以最小的行為耗費（成本）取得自己所需的資源，獲得利益的較大實現。所以決定選擇取向的根本，在于預期中的行為結果在收益上大于實施行為支付的成本。理性的道德主體同樣是利益較大化的追求者，他們在作出一定的行為之前，也要對各種可選的行為方式的成本和收益的大小進行預測和比較，從中選擇能給自己帶來較大利益的行為。
敗德行為的成本包括實施行為過程中所做出的物質和精神耗費以及由實施行為所引起的社會給予的輿論譴責以至法律制裁等等。
敗德收益是指敗德者通過敗德行為所獲得的利益和某種滿足。對敗德者而言，敗德收益按其內容、性質，大體可分為財產性收益和精神性收益。前者是指因敗德而獲得的可直接或間接計價的利益，即可用貨幣計量單位加以最終衡量、測定的利益。后者是指因敗德而獲得的精神性利益，它具體可表現為敗德者的情感得到的滿足或發泄等等。
其他條件不變時，敗德行為的成本和收益及其與敗德行為的發生之間的關系有一個確定不移的變化軌跡，即在一定范圍內，私人成本越高，私人利益越低，敗德行為發生的概率也就越低。敗德行為的發生率與敗德行為的私人成本成反比例關系，同其私人收益成正比例關系。
對于敗德行為的分析具有重要的意義。其一，有助于我們了解敗德者的敗德決策。敗德主體之所以必然作出某種敗德行為決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降低其敗德成本，最有效地使其所追求的敗德收益得以實現。只有當他預期敗德收益大于或等于其敗德成本時，才有可能最終實施該行為，并且隨著這種敗德收益越大，其決定實施行為的堅定性越強，因而實施敗德的可能性也越大；其二，有利于我們確定對敗德者實行懲處的低限度。由于最終是否實施敗德行為的主要原因在于對敗德收益的預期水平。因此，要有效地預防和懲處敗德行為者，對其懲罰量的低水平必須高于其敗德收益，只有這樣，才能使其產生“得不償失”之感，使其不愿再敗德，同時也會使社會上其他的、潛在的敗德者受到威懾，在理性的權衡中放棄實施敗德行為。當然，上述論證具有相對性。因為在現實生活中，由于敗德的懲處機制和制度不健全，的確存在著那些不計成本的“死皮賴臉”者和不計后果的“鋌而走險”者，這類人以“蹂躪道德”為樂趣和本能，他們可能不會去進行敗德成本與收益的算計，尤其可能以賭徒的僥幸心態低估預期懲處成本。
（二）經濟分析：敗德行為可以解釋但不能容忍
正如前面分析，理性的經濟人追求個人利益的較大化，從經濟人的角度，敗德行為主體所實施的敗德行為同樣是為了追求自身收益較大化，因而對敗德行為我們可以在經濟學意義上作出解釋并給予一定理解。
但“可以解釋并理解”的東西是否可以毫無限制地讓其發展呢？非也。經濟分析特有的價值判斷標準包括“帕累托”、效率和公平等。我們把敗德行為放在經濟學的價值判斷體系內作如下檢測。
首先，假定敗德行為發生之前的經濟系統處于帕累托狀態。當敗德者實施敗德行為時，他所得到的敗德收益實質上是其它受害者的一種福利的凈損失，表明凈福利從一般人手中轉移到敗德人手中，社會總福利并沒有增加。敗德者的境遇的改進是以受害者的福利受到損失為前提的，這顯然違背了帕累托這一假設前提。
其次，經濟學認為，外部負效應會損害效率。從整體來看，敗德沒有增加社會總福利
水平。從個體來看，敗德者的私人成本很小甚至沒有，收益卻極大。但是，敗德行為具有強烈的“示范”效應，一旦某位敗德者的敗德活動“成功”，獲得了可觀的收益，就會帶動更多原本清白的人加入敗德者的行列，敗德行為發生的頻率就會逐漸加快，就象瘟疫一樣，具有很強的傳染性。如果說小范圍的敗德行為猶可容忍的話，那么敗德行為在社會范圍內大面積發生時，社會就不得不為此支付高額的追加成本。由此可見，敗德行為帶來的社會成本遠大于私人成本，具有典型的外部經濟負效應的特征，從而引發社會資源配置的無效率。
再次，如果整個社會“人人都能敗德”且“人人都敗德”，從理論上講，這是公平的。但實際上人非機器，畢竟有差別，只能是少數敗德者憑借敗德行為率先走上“富裕之路”，而絕大多數人仍然固守原狀，甚至因受敗德之害而狀態惡化，這就導致了機會的不平等和結果的不平等。這既是不公平的，也是無效率的。
以上分析表明，由于敗德者也是理性經濟人，他們的敗德為行為恰恰符合經濟人對“主體利益較大化”的追求，因此是可以解釋并理解的。但由于敗德行為客觀上破壞了經濟系統既定的帕累托狀態，違背了效率與公平原則，而這與經濟學分析的價值判斷標準背道而馳，因而敗德行為又是不可容忍的。
三、道德建設與制度安排
（一）經濟分析的意旨：內化道德行為收益和敗德成本
通過前面分析可證，道德行為具有道德收益外溢（外部正效應）的特點，敗德行為具有敗德成本外溢（外部負效應）的特點。但對道德進行經濟分析必須找到一種方法，該方法能夠激勵道德主體踐履道德行為，警醒敗德者減少實施和不實施敗德行為，從而推動整個社會的道德進步。
這里首先可以借鑒科斯的交易成本學說。科斯在《社會成本問題》一文中對人們常識行為或者說對人們約定俗成的價值觀進行了發人深省的修正。（注：參見科斯《社會成本問題》，見《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頁。）科斯認為，當人們在面對A損害B（或外部負效應）這類問題時，往往是考慮如何阻止A，實際上這些被認為“天經地義”的辦法都不盡如人意，因為其結果盡管可能使B免遭損失，卻有可能使A也遭受損失。要使當事人所遭受的損失都盡可能地小，正確的思考邏輯應該是我們應允許A損害B，還是允許B損害A，換言之，就是A是否有權損害B，或B是否有權要求A提供賠償。科斯的結論是，如果市場交易是有費用的，在產權已明確界定的情況下，相互作用的各方就會通過合約找尋到費用較低的制度安排。科斯的思想精髓在于，人們可以通過界定產權，使交易成本內在化，從而使價值損失在整個社會范圍內被減少到最小程度。
我們把科斯的理論借用到對道德分析的領域，盡管行為主體會理性地將約束成本支出維持在邊際成本支出與邊際收益相等的臨界點上，但經濟分析則更希望找到一種制度，這種制度如同企業組織內化了交易成本一樣，能夠內化道德收益和敗德成本。這種制度能清楚地界定彼此的利益邊界。如果這種制度找到了，或許經濟學分析道德的任務就大功告成了。
（二）制度環境與行為選擇
以科斯等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認為，在既定的制度下面，“每個人不過是一只拴在樹上的狗”。（注：轉引自《中國經濟日報》1998年5月7日。）制度就是拴著狗的繩子的長度，正如繩子的長度決定了狗活動的范圍一樣，制度決定了人的活動在操作層面的選擇集。在既定的制度下，人的行為選擇也總會達到制度允許的邊界范圍，使自己的效用較大化。
制度告訴并強制規定人們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在制度規定的范圍內，人的活動具有選擇自由，超出這一范圍就要受到懲罰。盡管制度是后天的，依生產方式、交往方式的變化而變化，但對特定時代的人來說，卻是他們一出生就面對的、既定的，因而是無法選擇的。人們只能在它提供的范圍內或設計的框架中活動，不能脫離它、跨過它。正如狗活動的范圍取決于繩子的長度一樣，個人行為選擇所達到的滿足程度則取決于制度。在現有條件下，制度設置更合理一些，制度建設更好一些，在制度的允許范圍之內，人們追求和達到效應的較大化是無可厚非的。
在科斯、布坎南、諾思等新制度經濟學家看來，任何一個與社會相悖的現象出現，其終極原因都應該從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中去尋找，而不應該僅僅從個人行為中去尋找。個人行為也是由制度所決定的，行為的無序與錯亂，其本身也反映出制度的不健全。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也說，“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3頁。）良好的制度規范會鼓勵人們自覺地“抑惡從善”，而不良的社會制度則為“從惡”提供方便，甚至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行善”的愿望和動機。如果出現一、二樁敗德的事件，我們可以歸結為這樣那樣的主觀偶然原因。一旦生活中充溢著形形色色的敗德行為，我們就不得不更深一層次地追問制度原因，是制度允許敗德者這樣做。民眾的道德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為其所提供的社會結構方式，以及社會宏觀手段的內容和方式。這不僅需要有善的價值引導與精神塑造，更需要有合理的社會結構與恰當的社會行為規范作保障，這就是制度。只有當社會能為其成員提供如黑格爾所說的“活的善”的社會倫理和制度規范安排，且有恰當的保障手段引導民眾向善的方向發展時，其成員才能表現出普遍的德行狀態，并穩定地向擁有優美靈魂的德性過渡。由此可見，道德建設從制度建設入手是當務之急。
我們寧愿相信制度，不可太相信人們的德性和善。
（三）制度安排：道德演變的大趨勢
通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一個社會中人們的道德處于一種什么樣的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為此而做的制度安排。因此，道德建設最主要的不在于宣傳和號召，而在于制度建設。在經濟社會的轉軌時期，尤其如此。作為道德規
范，將在越來越高的程度上趨向制度化，這已是道德演變的大勢所趨。道德規范的制度安排主要有如下內涵：
首先，一切道德規范的確定和實施，都將同最基本的社會經濟、政治制度結合起來考慮。人們將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社會的經濟政治制度，尤其是社會財富的分配、占有等方面的基本制度，決不是同社會的正義和道德不相關的，而是直接決定了整個社會的正義和道德水平、程度。社會制度安排不能僅僅考慮社會生產效率的增長，而且要考慮到社會成員權利和義務的對等性，考慮到社會成員之間平等合作，考慮到社會發展的政治目標、經濟目標和倫理道德目標的一致性。我們決不能在經濟目標上強調利益至上甚至利己至上，而在倫理道德目標上又一味地強調大公無私、利他、利人。這勢必引起社會成員思想和行動上的無序和混亂。
其次，整個社會要通過各種制度安排，有效地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與秩序。社會應當為公民提供公正的生存環境，應當建立起公正的社會秩序，使社會的善指向德福一致，成為人們謀取現實利益的有效途徑與方法。如果說個人負有支持制度的義務，那么制度必須首先是正義或接近正義的。如果不能通過制度安排維護社會的公平與正義，一些人可以通過不道德的甚至是不合法的手段獲得可觀的收益，道德便處于相當尷尬的境地。因為社會不公平恰恰是引發不道德甚至故意反道德的原因之一，在實際社會生活中，有些不道德行為和故意反道德行為就是由這樣的不公平引起的。道德有賴于體現公平與正義的社會秩序的支撐。
第三，一切道德規范都將盡可能成為一種可以操作的“制度”，都要能夠落到實處，而不再是一種空洞的“理想”或“應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道德規范將越來越接近于法律。過去我們談道德建設，常較多地從思想意識和信仰層面出發，忽視了道德在規范層面上的機制性特征；往往過于強調道德自律性的一面，忽視了道德他律性的一面。這樣，道德往往只表現為一種軟約束，缺乏社會強制力。這是當前道德失范的原因之一。必須加強道德的制度化建設，增強其硬約束力。操作中的指導原則應定位于使道德價值具體化，道德要求規范化，增強其可操作性，同時建立道德執法監督機制。制訂或確認道德行為準則，并附以監督社會成員遵守這些準則的事后懲罰措施，包括物質和精神的雙重懲罰；在保留道德形式的基礎上，把一些帶有普遍性的道德規范上升為法律規范，使道德價值得到道德規范與法律規范的雙重確認，增強其硬約束力，發揮道德與法律的互補作用。
第四，通過制度安排保障具體的道德行為獲得較大收益，敗德行為付出極大的成本（代價），使道德收益和敗德成本內化或部分內化。不能使違反道德的行為成為一種有利可圖的行為，更不能使遵從和弘揚道德者總是成為事實上的吃虧者。社會應當努力構建起依靠賞罰嚴明的機制調節分配的公正的社會結構，在宏觀上創造“老實人不吃虧”的合乎人性生長的良好環境，保障德行是社會的普通通行證，從而使民眾通過生活體悟到，德行既是美好的，也是有用的，進一步引導民眾成為社會生活的自在自為的主人。在一個社會中，當違反道德的行為往往能夠帶來利益的時候，就會產生有害的誤導。
第五，通過相應的社會組織和機構建立利益制約機制，為人民進行善惡選擇提供制度保障。利益制約機制的建立一方面是使利益關系處于規范和調節之中，保障合理、正當的利益的實現與履行。同時，對于利益失衡進行制約和監督。另一方面，對于社會和人民群眾倡導的善行給予保護和獎勵，對于違害社會發展和人民利益的惡行進行相應的懲罰。善行得不到相應的獎勵，惡行得不到應有的懲罰，這就為其他社會成員在沖突中選擇善行帶來阻礙，使社會正氣得不到弘揚。一個社會出現善惡沖突與斗爭，出現一定的不公現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對惡現象沒有強有力的制約機制和懲罰機制，而使善不能戰勝惡以致無法遏止惡現象的蔓延。因此，一個社會建立起有效的揚善懲惡的機制，不僅可以為解決善惡沖突提供保障，而且會在很大程度上促進社會風氣的好轉。
有了這樣的制度安排，人們做出某一行為之前，才會在社會利益、他人利益、個人利益之間，以及個人利益的成本和收益之間作出平衡和比較，能夠合理地界定彼此的利益邊界，小心地進行合作、交換和博弈。有了這樣的制度安排，才能使道德行為主體在成本和收益之間找到平衡點而實踐其道德行為，使敗德行為主體在成本和收益之間找不到均衡點而放棄其敗德行為。
【內容提要】本文主要運用經濟學尤其是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對人的道德行為進行經濟分析。通過對道德行為經濟分析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論述，對道德行為和敗德行為進行經濟分析，從市場經濟的理性經濟人角度，認為道德行為或敗德行為是主體從自身利益出發而做出的，從經濟學角度可以予以分析和理解，但對敗德行為不能容忍，必須通過制度和制度安排來規范和約束人的行為，使人在制度允許的范圍內活動。
道德行為經濟學分析:安全道德行為經濟學起點和管理框架
追求滿足程度的較大化是人們行為的出發點和歸宿。在安全生產中，該目標的實現方式隨機制的不同而轉移。所以，促使員工做出安全道德的選擇，不是要求他們放棄自己的利益或不再追求滿足程度的較大化。而在于規范和完善安全系統的運轉機制，使員工實現自我利益的方式與企業、社會的要求相一致，并升華為一種崇高感情的滿足。SA8000標準給我們提供了相應的機制與運行模式。
員工的安全道德是社會公德、職業道德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一個與安全生產緊密關聯的重要問題。以人為本，關愛生命、注重安全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可為什么長期以來，還有很多人只是單純追究技術問題，不愿把事故同道德問題聯系起來？可以肯定，安全是道德問題的具體體現，強烈的責任心是以一定的安全道德為基礎的，不解決安全道德文化建設問題，責任心、勞動紀律、工藝規程等就無法增強；報喜不報憂、弄虛作假等形式主義的東西就難以糾正，習慣性違章等惡性行為就無法根除。其根源就是忽略了安全道德行為的經濟分析和沒有相應的對策。
安全生產道德起點的概述
道德的概述
人們所崇尚的道德是人類基于生存、發展本能的需要，共同生活、行為所產生的一種系列性、非強制的社會準則和規范。這種行為規范，雖不同于制度，但都具有經濟的效用性。換句話說，將自己滿足的方式，轉移到促進他人和社會的軌道就是高尚與道德的體現。但其內涵不僅僅是對群體利益的維護也是對個人利益的維護。沒有對他人和社會利益的維護，道德將失去最基本的特征，而沒有對個人利益的維護，則不僅培養不起崇高的道德感情，甚至已有的道德感情也會崩潰，失去持久的動力。對他人危難的冷漠和無動于衷，肯定導致社會及其全體成員利益的損失。應該承認，道德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又是一種價值體系。人們通過價值評價、價值選擇、自愿選擇某一道德行為是人類特有的一種意識行為。
安全道德起點
員工安全道德的起點是與經濟學效用性起點一致的，即追求滿足是員工行為的本質動力，其滿足程度就指員工在安全生產中，對薪金，勞保、福利、工作環境的期望值與實際結果比較后，對企業、對自己所從事工作的一種滿足程度。
員工內心的只能意會的道德法則，似乎很神秘。但作為企業只有增加對員工的安全道德起點的分析，才能清晰明了。例如：對習慣性違章的心理分析可知，不管是僥幸、取巧、逞能、無知，還是好奇、冒險、麻痹、從眾以及逆反心理所造成的事故，基本都是追求一時滿足的結果，而安全文明施工狀態的惡化、習慣性違章的反彈，以及大小事故頻發的根本原因，也在于安全機制內部責權利的失衡，但道德與經濟的一致性，決定了員工會在各種目標中遵紀守法，挑選安全生產以實現滿足的較大化，并能升華為崇高的感情體驗。可以肯定，和諧、安定與文明的工作環境，會提升員工的道德水平，從而心情舒暢、緊張有序地主動做好安全工作，所以，必須深入了解影響員工滿足度的多方面因素。
根據有關文獻可將員工滿意度分成5個部分17個維度：
1.對工作回報的滿意度：①對安全工作的認同度；②安全工作的成就度；③薪酬公平度；④晉升機會度；⑤培訓機會度。
2.對安全工作本身的滿意程度：①安全工作的適合度；②安全工作的勝任度；③責權明確度；④工作挑戰度。
3.工作空間度：①對工作場所的文明條件和所處地區環境的滿意程度；②安全設施的完善程度；③福利滿意度；④工作休息制度。
4.對安全工作協作的滿意程度：①合作融洽度（指領導的信任、支持、關心、指導，同事之間合適的心理距離，融洽的程度，下級領會意圖完成任務的情況，以及上下級的有效溝通和相互尊重）；②安全信息的明確度。
5.對企業的滿意程度：①對企業的認知度（即員工對企業的歷史狀況、企業文化、經營戰略、組織政策的理解和認同程度）；②決策參與程度。
道德感情
道德表述的是合理性的問題，并且是人們追求較大滿足方式感情積累的必然結果。但不是一成不變的，這種感情會隨著人們在不同經濟體制下，實現滿足較大化方式的變化而轉移。對安全生產來說，合理的機制可以提升員工的安全道德水平與情感，并使之得到升華；不合理的機制會挫傷員工的安全道德素養。所以，在安全管理中，要注重感情投入，真心實意地關心每一位職工的工作與生活，了解他們的思想動態，激發他們的工作熱情，打破傳統的管理模式，消除他們對安全管理罰款的模糊認識，建立相互溝通的橋梁，創造良好的工作氛圍。
道德與經濟的一致性，表現為道德行為與社會（他人）利益、個人利益和個人感情滿足三者同方向的變動。如果三者的變動不一致，個人的道德感情就會受到損害，社會的道德水平也會下降。社會管理的一個重要責任就是要從制度的構建上，確保三者的同方向變動。所以，提高員工安全道德的出路不在于改變人的本性，而在于改變有關的安全運行機制，使其更加符合人的本性，使其獲得的表現形式。
利益互動的道德要求
市場經濟中的搏弈可以提升社會道德水平，同樣企業與員工之間相互制衡的利益關系，只要符合安全道德要求就能滿足他們各自的利益。例如：交換目標（工資、獎金以及員工獲得心理滿足的各種因素）是企業和員工之間的利益互動關系，也是員工的滿足目標。嚴厲的獎懲是保障安全管理體系正常運轉的手段，但各交換群體和個人都有自己的交換目標及排序。企業組織的交換目標，表現為資源利用率和安全效益的較大化，難免和員工的交換目標及排序不一致。所造成的對立和偏差會導致員工在安全生產中盲目的自我調節，以致習慣性違章、誤操作和惡性事故反彈。
在安全管理過程中，管理人員要特別強調尊重人、關心人、以人為本，并采取必要切實的措施保障員工的利益，使員工有歸屬感，形成共同的價值觀。例如，在火電工程文明施工中為保障電建施工安全，首先要為職工創造一個良好、舒適的生活環境，諸如獨身公寓設施和管理的標準化、設立洗衣房定期為員工免費清洗工作服和床單被罩；管理好員工食堂的飲食、衛生與營養調劑；創建良好的生活、休息環境，包括廁所、生活排水溝的清洗與保潔等。還要保障《安全生產法》中明確的從業人員的八項權利：知情權、建議權、批評權、拒絕權、避險權、求償權、防護權和教培權。
員工追求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相關。要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就必須深入理解他們，按照需求層次論的要求，根據安全生產的特點，采取不同方法去激勵、關愛他們。這種以親情關愛員工，滿足其生活需求的理念，是一種大安全觀。因為員工追求和滿足程度必然向高層次的安全生產的滿足轉移。這是一種事業的追求，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表明，人們首先要滿足生存的需要，然后才要求滿足有利于他們所屬的群體和社會發展的需求。因為群體是個體的擴展和延伸，需求的滿足也必須按照這個順序。只有這樣，員工才能不把安全工作看作是領導的事，而當作自己分內的事，看作是自己應盡的權力和義務，從而才能強化“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和“我不害人、人不害我”的行為規范，提高安全系統的性。
員工滿足函數及其管理框架
人不是簡單地為本能驅使，在各種目標之間做出合理的選擇，以實現滿足的較大化。如果把這些目標作為自變量，就能建立一個效用函數，這個效用函數可以反映這些變量與安全生產滿足程度之間的關系：
U=f（v，w，x，y，z，…）
在這個函數式中，U表示人實現安全效益的滿足程度，v，w，x，y，z等分別代表生存、財富、榮譽、道德、事業等。在安全生產中，員工必須遵守剛性化的法規、程序和規范，具體行為卻取決于意識、觀念、性格、習慣等諸多個性化的因素，具有離散性、發散性的特點。但都沒有脫離道德與經濟的一致性和效用函數自變量對滿足程度的影響。
雖然人都是理性的，知道自己真正利益的所在，并能以恰當的方式實現自己的利益。可往往也是非理性或非理性的，很可能為眼前較小的短期滿足或快樂放棄他們較大的、長期快樂。這是習慣性違章的根源，只能說明他們素質差、缺乏自我約束能力。圖一時效應，不遵守工藝規程，偷工減料、留下隱患傷及他人。選擇目標的失衡，使個人擔負不起使他人幸福，使自己也幸福的責任，說明低層次需求缺位或斷層的可能性很大，追求目標不高。
低層次需求沒有得到滿足之前，就追求高層次的需求，只能是不穩定的。一旦員工意識到低層次需求的重要性，很可能會不顧外界壓力，悄悄地回到低層次需求上來，甚至可能放棄高層次的需求。這種錯誤或不當的“利己”方式常造成重大責任事故，應引起高度的警戒。所以，在安全管理中，將嚴、細、實與“情”有機結合在一起，就能把安全隱患消除在萌芽狀態。因為沒有道德的約束，員工就可能想方設法不被安全法抓住，而不是自覺遵守法律的約束；沒有法律的保護，沒有違法者受制裁的示范效應，勢必削弱員工遵守道德的自覺性。
企業也應意識到自己所承擔的社會義務和道德責任，科學規范自己的組織行為。在企業管理中，員工滿意度的提升有賴于人力資源管理的整個過程，所以企業應根據自身安全機制的特點，以及影響員工滿足程度的主要方面，確定提升員工滿意度的方式與辦法，從而使員工始終處于激活狀態。這就要將均衡原則充分貫徹和體現在所有管理原則和制度上，以便確保那些做出安全道德選擇的人都能得到足夠的補償，并讓背離安全道德要求的人都付出相應的代價。參考國內外管理案例，針對傳統直線職能制的組織在知識資源利用方面的問題，員工滿足度的管理框架可以用如下方式構建：
①必須注重員工的渴望，尊重與重視其需求。這就是“以人為本”的關心與信任，管理者要經常深入現場，了解員工的工作狀況，與員工平等地交流、溝通，從而使其自覺地把本職的安全工作做好。所以，要創造相互尊重的理念與機制。
②公平可以使員工踏實地工作，誠信是每個員工對企業的基本要求。公平競爭的氛圍能極大地增強員工的競爭意識與組織的活力，提升員工滿足程度。所以要建立公平競爭的平臺。
③和諧、創新的環境氛圍有利于提高員工的滿足度，是安全生產發展的前提，所以要營造和諧的工作環境、人際關系。
④員工的需求與發展離不開企業的繁榮，企業的發展也離不開員工的發展，所以要關心、培訓員工，支持員工在技術和能力方面尋求發展的需求，提供多種類型的培訓并鼓勵員工積極參加。
⑤建立有效的溝通機制，既能消除安全隱患、又能提高員工的滿足程度。
⑥為員工提供機會展示自己的技術和能力。有一定的自由度，并能提供信息反饋的工作也會使員工感到滿足，所以，要為員工提供有適度的挑戰性的工作。
⑦加強企業以人為本的安全文化道德建設。
⑧強調安全法規、制度、標準的嚴肅性、性和普適性。將同樣的標準運用于所有的人，就能確立和維護社會的價值體系，最終有利于企業安全道德水平的提高。
總之，要不斷完善和創新安全機制，使員工的安全道德行為既能滿足社會、企業，他人以及道德實踐者本人的利益，又能使他獲得崇高的滿足。施工企業應清除殘存的計劃經濟色彩，改革直線職能制的組織形式，轉變疏遠、刻板和不平等的工作關系，淡化計劃經濟下的“無我”道德標準的宣傳。“安全生產、人人有分、責任同擔、利益共享”作為一個新的安全道德行為管理理念，可能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安全道德的需求與SA8000標準的實施
我國的安全生產狀況明顯比西方發達國家落后，就是同東南亞發展中國家相比也有較大距離，我國的安全生產狀況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直接影響了我國的國際形象與對外貿易，甚至使我國在國際交往中處于被動。因此無論從保護勞動者的安全與健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運行機制和可持續發展的角度，還是順應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保障國際經濟活動的順利進行，都要注重安全生產、強調對職工的勞動保護。隨著我國安全管理水平的提高，安全文化建設的不斷推進，以及管理理念的日夜更新，我國應盡早推行與國際接軌的安全生產體系。
時代創造了機遇，它使我國經濟融入國際經濟發展大潮之中，但也對我國勞動力市場提出了尖銳的問題：一方面，發達國家提出的所謂“勞工標準”的問題，把發展中國家的勞動標準和勞工狀況與國際貿易掛鉤，實行其“綠色”的貿易保護主義；另一方面，我國一些地方和企業，用廉價勞動力降低成本，這是他們提高競爭力的重要因素。如何使企業意識到自己應承擔的社會義務和道德責任？國家正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來解決這一問題，這也是SA8000標準進入中國的社會背景。
SA8000標準是根據國際勞工組織公約、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及世界人權宣言制定的，其主要內容包括童工、強迫勞動、安全衛生、結社自由和集體談判權、歧視、懲罰性措施、工作時間、工作報酬及管理體系等9個要素。隨著對這一國際性標準的了解，社會各界逐步達成一種共識：SA8000的實施對加強企業人性化管理、保障企業勞動者的權利、維護正常的經濟秩序起到推動作用。
以犧牲勞動者的權益獲得企業的發展的作法必定缺少合理性和正當性，由此忽視安全、造成傷亡悲劇就不足為怪。中國企業聯合協會、中國企業家協會2003年的全國千戶企業管理調查研究報告指出：我國企業管理存在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大多數企業在發展的同時兼顧員工自身發展不夠。只有15.98%的企業有員工職業發展計劃并能按計劃正常執行，有42.21%的企業有與經營戰略相結合的人力資源規劃，并能按照規劃正常實施。企業經營管理中仍以企業目標為重，考慮個人目標較少，或兩者兼顧不夠。這現象應當引起管理者的充分警覺和高度重視，因為企業家與一般員工利益的一致性體現了企業利益與社會總體利益的一致性，保障勞動者的權益是企業發展的必要條件，它的社會責任不再是一種道德的呼吁，而是一種與利益掛鉤的市場機遇。“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員工安全道德行為是安全體系運轉方式在觀念形式上的反映，培育和維持良好的安全道德，不僅需要各級主管部門的大力宣傳和倡導，更需要的是經濟體制的轉軌。只有宣傳的安全道德能夠被安全機制的運行所證實，才能成為員工普遍自覺的行為方式。SA8000標準給我們提供了良好的機制與起點，可以說是人類文明發展到現階段的共同價值理念，應該引起各級管理人員的足夠的重視。
道德行為經濟學分析:商業道德行為缺失的經濟學分析
摘要：信息不對稱理論下，商業道德缺乏的表現形式有：商業欺詐、商業賄賂和道德風險等。當前我國的商業道德缺失已超越通常所理解的道德范疇，須以制度約束力加以矯正。這就需要政府、行業協會、企業和消費者等多方協調，齊抓共管，綜合治理商業道德缺失的社會現象。
關鍵詞：信息不對稱；商業道德；商業欺詐；道德風險
商業道德是人的道德、社會的道德在經濟管理領域的體現，但目前商業道德問題層出不窮，道德的嚴重缺失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高度警惕。在商業活動中，賣方首先是作為經濟人滿足其生存的需要，企業產品的銷量只有超過盈虧平衡點，才能彌補其固定成本，才可能產生利潤，維持其繼續參與社會經濟活動，因而企業必然會追求自己的效用較大化。同時，作為交易主體的企業也同個人一樣具有機會主義的傾向。信息不對稱從客觀上給賣方提供了一種不正當牟利的機會，當利用這種機會為自身謀利所冒的風險很小，而自己的商業倫理道德水平又達不到自律要求時，便會不顧公平交易、等價交換的原則，利用信息不對稱，非法或違規操作獲利，損害對方利益。本文據此從信息不對稱的角度來具體分析商業道德缺失的原因。
一、信息不對稱理論的經濟學意義
信息不對稱現象早在20世紀70年代便受到美國三位經濟學家喬治?阿克洛夫、邁克爾?斯賓塞以及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的關注和研究。他們分別就產品市場、勞動力市場、保險及資本市場等領域，深入探討了“信息不對稱”問題，并指出市場機制需要完善和設計，他們也因此于2001年共同獲得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
信息不對稱原理是微觀信息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內容。它指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各類人員對有關信息的了解是有差異的；掌握信息比較充分的人員較信息貧乏的人，往往處于比較有利的地位。交易雙方中賣方比買方更了解商品的各種信息；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可以通過向信息貧乏的一方傳遞信息而在市場中獲益；交易中擁有信息較少的一方會努力從另一方獲取信息。信息不對稱原理不僅說明了信息的重要性，更說明了市場中的人因獲得信息渠道不同、信息量的多寡而承擔不同的風險和收益。
二、信息不對稱理論下商業道德缺失的表現形式
(一)商業欺詐
近年來，商業欺詐的案例不絕于耳，從三鹿事件到達芬奇風波，從肯德基豆漿到味千拉面的骨湯，什么原因導致企業一次又一次地挑戰消費者脆弱的心理底線?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商業環境中天然的信息不對稱是較大的根源。商業交易的買賣雙方所掌握的信息的質量和數量都不同，即信息不對稱。這主要是由于買方和賣方在經濟活動中所處的地位不同，所接觸的信息不同，即所謂“從南京到北京，買的沒有賣的精”。作為商品賣方的商品生產者、經營者，對商品的性能、質量、成本、價格了解最多、具體和最真實；作為廠商或貿易商，擁有專門做調研和分析的團隊，對潛在市場的消費者有著較清晰的認知，判斷他們的決策過程和行為。而作為商品買方的顧客，通過廣告宣傳和介紹對商品只能有一個初步、表面、粗淺的了解，并且往往這些了解與實際商品有很大的區別。這就導致了交易過程中顧客的信息劣勢地位。
商業欺詐的存在有三個基本因素在起作用。一是客觀的信息不對稱；二是違規的成本很低；三是商業企業的自律性不強。這三者之間信息不對稱是根本原因，違規成本是客觀原因，自律性的提高是企業家素養原因。信息不對稱是其發生的必要條件。如果信息對稱，則不管商家如何做，消費者都清晰地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情，則不會發生欺詐行為。在客觀的信息不對稱存在的前提下，有兩個限制性原因最終導致了欺詐行為的發生，一個是外部原因，即違規成本過低，如果提高違規成本，則會很大程度上約束欺詐行為的發生；另一個是內部原因，即企業家道德水平，如果企業家道德水平提升，內部約束力就會起作用，從而降低欺詐行為的發生。當社會交易活動發生時，違規成本較低，企業家道德水平也較低，而客觀又存在信息不對稱的時候，很多企業就會利用自己的信息優勢來對消費者欺詐，從而獲得更多的剩余價值。
(二)商業賄賂
商業賄賂現在已成為了經濟體健康發展的毒瘤，而且屢禁不絕。商業賄賂行為從根本上扭曲了公平競爭的規則，使價值規律和競爭規律無法正常發揮作用，阻礙了市場機制的正常運轉，破壞了市場交易秩序，使誠信經營的企業淪為受害者，妨礙了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從其本源去分析，仍然在于交易過程中買賣雙方存在信息不對稱。首先是采購方掌握著大量的需求信息，包括明示和暗示的兩部分，而供貨商通過各種渠道去了解信息，然后去供應貨物，這時候就存在各供貨商之間所掌握的信息不均衡。這種不均衡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采購方和供應方掌握信息的不均衡；另一方面是供貨商之間所掌握的信息不均衡。可是每個供應商都希望自己能夠成為的勝利者，于是，有人采用了外部調研和分析的方式去獲取信息，另一部分人則采用商業賄賂從內部攻破，直接獲取企業采購信息。競爭的結果往往是實行商業賄賂的商家獲得的信息最符合企業需求，從而中標，而花費了大量時間、人力、財力的商業經營者卻得不到相應的收益，于是慢慢供應方就會適應市場的競爭狀態，商業賄賂成為一種普遍行為。
在商業賄賂發生的過程中，還存在采購方企業和采購人掌握信息的不均衡。一般來說，采購人直接接觸供貨方并更臨近需求一線，對需求和供給信息都了解得更充分，而企業的管理者則屬于信息缺少方，于是在監督方面，很難做到公平、公正、公開、透明，從而給商業賄賂的滋生提供了溫床。
(三)道德風險
道德風險主要發生在委托關系中。資本所有者受自身精力、時間、相關知識、管理能力的局限性的限制，不能獨立控制企業的經營活動，便將企業交給他人代為控制和經營，這就產生了委托一關系。作為委托人的投資者(一般是所有者或股東)將企業資產委托給高層管理人員(總經理、CEO和總裁)經營，委托人不直接經營管理企業，主要通過在董事會上聽取公司經營報告、財務報告及其他信息披露方式掌握有關信息。而作為人的企業高層管理人員直接經營管理企業，必然會接觸和掌握大量生產經營的真實信息，包括許多重要的關鍵的信息，從而形成方和委托方的信息不對稱。
此外，委托―雙方的關系也不對稱，企業高層管理者(人)對于企業的中層管理和員工而言即是職務上的領導，又在工作上直接管轄，工作上接觸多、交流多，并且直接掌管著各級人員的工作分配、績效考核和職位升遷，可謂生殺大權集于一身。員工自然會更看中“縣官不如現管”的企業實際管理人員。因此，人同企業的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和生產工人等員工的關系要比所有者同他們的關系密切得多。委托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和關系不對稱既緊密聯系，又有所區別。關系不對稱在一定程度上
加重了信息不對稱，強化了方信息優勢的地位。委托關系形成后，人接受委托，本應按照契約努力工作，認真負責，加強和改善企業經營管理，為企業的發展作出貢獻，維護和保障委托人的正當利益。但是，由于信息不對稱和關系不對稱，以及委托人和人之間的效用函數不一致，人有可能利用手中的剩余控制權追求更高的貨幣收益和非貨幣收益，從而導致“道德風險”的發生。人的商業敗德行為，輕則通過降低工作的努力程度來提高自己的效用水平，重則營私舞弊，損害企業的利益和所有者的利益。現代商業社會中很多傳統企業在進一步轉型聘用職業經理人時，都遇到了類似的事情，不聘用是等死，聘用往往是找死。
三、以制度約束力矯正商業道德缺失行為
如何減少或克服信息不對稱帶來的商業道德的缺失，這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由于我國當前的商業道德缺失問題已經超越了通常所理解的道德范疇，因此，僅靠道德的軟約束力量難以解決，需要政府、行業協會和企業自身多方協調，齊抓共管，來綜合治理商業敗德行為的發生。
(一)政府要制定市場底線規則、暢通透明信用體系，實現公平交易
道德的底線是法律，因此從國家的角度說，要通過完善立法，嚴格執法來規范商業行為，最終達到弘揚商業道德的目的。前文描述的一系列道德缺失導致的社會事件，一方面是企業道德的滑坡，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政府的不作為。食品安全標準更新不及時、相關監管法規不到位、執行力度差使食品安全問題泛濫的大潮失去了堤壩的約束，最終造成了災難。互聯網發展日新月異，而國內相關的監管法律法規并不健全，導致類似騰訊大戰360這樣的問題發生時，無法用法律去規范，最終受到傷害的只能是消費者。事實證明，前文所述案件之所以橫行，主要是因為相對于巨大的非法利益而言違法的成本太低，因此，完善立法，嚴格執法是約束商業道德缺失的一道堤壩。一定要增大企業為惡的成本，讓每一個道德缺失的商家血本無歸，才能達到震懾作用。
為了能夠讓消費者及時充分地獲取企業信息，政府應多渠道建立起高效透明的企業信用平臺。首先，政府機關要真實有效地反映企業的運營狀態，如工商機關、稅務機關、食品監管、質量監管機關等及時各種報告，讓消費者及時時間了解企業信息。建議在原有金融征信體系的基礎上，逐步完善中國企業信用制度，包括對信用記錄的征集、調查、評估等，讓每一位消費者都可以通過這樣的信息平臺充分了解相關企業信息。其次，要充分發揮社會監督的力量，通過各種傳統媒體、網絡媒體進行輿論監督，對于從事違法犯罪活動的企業要大膽進行曝光，使其為公眾所知，最終被消費者所唾棄。
(二)行業協會要充分發揮自身的信息溝通作用，促進行業自律
行業協會是企業和政府之間的橋梁與紐帶，它通過協助政府部門實施行業管理和維護企業合法權益，推動行業和企業的健康發展。行業協會具有多方參與、自治自律的特征和在交易中保持中立性、公正性、性的獨特優勢，它們大多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著監督和溝通的作用。
行業協會利用所掌握的信息資源，可以構造為成員企業共享的信息平臺，成員企業從中有選擇地獲取其他成員企業所提供的行業共享的信息，從而可提高信息的使用效率，降低企業的信息獲取成本。此外，行業協會還能制定各行業從業標準；協調企業與各利益相關者的關系與溝通等；促進行業自律，加強信用培訓，健全懲罰機制，確保行業良性健康發展。
(三)企業要加強自身信息披露，進行倫理資本經營
為了降低信息不對稱給企業帶來的負面影響，提高消費者對信息的辨別能力，誠實守信、合法經營的企業必須加強自身的信息披露，加大自己的宣傳力度，將自身的良好公共形象廣泛傳播，使企業以信譽度為基礎，將其知名度向美譽度轉化；同時企業可通過自身的品牌建設，將產品的屬性、利益、價值、文化、個性和使用者形象等信號傳遞給相關的消費群體，使之區別于其他企業的產品。
此外，企業還應該重視倫理資本建設，并將其視為重要資產來經營，在正確經營倫理觀念的指導下，將道德作為企業可持續發展的推動力。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企業應該不斷審視自身在倫理道德資本方面的欠缺、不足，理清思路，明確問題，提出對策，開展“道德改革運動”，樹立企業商業倫理經營觀念；自覺提高企業經營的倫理道德水平，制定企業道德規范；明確道德責任和部門，加強企業的內部道德監察工作。只有如此，一個道德狀況良好的企業才會在總體上減少交易磨擦，大量節約交易成本，促進企業提高經濟效率。
(四)消費者要積極搜集產品信息，形成品牌忠誠
消費者為了改變交易過程中由于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劣勢地位，應積極搜集產品信息，進而減少購買風險。比如利用比價網站的搜索功能，可以同時獲取不同商家對同一型號產品的不同價格。同時網站的站內搜索功使消費者還可以對自己感興趣的話題去尋找相關的文章，實現快速、便捷直觀地搜索到在線商品相關資訊。當單個消費者由于時間、精力、能力的限制，信息搜尋成本較高或效果不佳時，具有相同消費需求的消費者可以建立聯盟，提高信息搜尋的效率，同時也可以增加與企業討價還價的能力。
此外，對于易耗的、經常使用的、必要的生活用品，重復購買會大大降低購買產品的不確定性，形成品牌忠誠也能簡化消費者的購買決策程序；選擇正規渠道購買商品，這樣消費者的權益更容易得到法律的保護；在產品使用過程中如果發現質量問題，應及時向有關部門反映，也可通過媒體批露，以使消費者之間實現信息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