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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利益多樣化的分配帶來社會階層的新分化，出身低卻有能力有才華的人有了改變自己社會階層的機會，實現向上流動，而出身高卻沒有能力的人，則會被市場淘汰，社會階層的流動性明顯變強。然而我們發現當今中國，“富二代”“官二代”“星二代”不斷高走，而絕大多數出身低的青年仍處在希望與忍受交雜并存階段，真正成功逆襲的人寥寥無幾，社會階層流動性變緩，究其原因，不只有青年階層擁有的“人脈資源”的不平等，更有戶籍制度、家庭教育等先賦性資源以及外部教育資源等后致性資源的不平等，中下層青年很難躍升到上階層，社會階層流動性變緩，滋生中下等階層不公平的心態，不利于社會和諧穩定。因此，本文將從資源角度對當代中國青年的階層流動性變緩趨勢進行探析。
一、階層和階層流動性
階層是一個社會化概念，指人們根據經濟、政治、社會地位等因素劃分為不同的層次；階層是一個復雜化的概念，是社會各種評判標準綜合劃分的結果。階層結構是指在一個社會內部，社會階層總會布局成一定的結構關系，而社會流動性即社會成員可以改變其在社會結構中所處位置，資源自由流動的社會，其階層流動性也強。
二、當代青年間階層流動性變緩現象
階層間流動困難是一個歷史問題，在傳統社會中，青年階層的固化主要表現為身份固化，出身寒門的子弟，改變自己身份的機會只有科舉、參軍等稀缺的方式，與那些出生豪門就可以坐擁高位的富家子弟們比，甚為艱難。當代，在改革開放前，計劃體制下單一的所有制結構帶來單一的利益格局，我國的社會結構是由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知識分子階層組成的，三者內部沒有明顯的分化，階層分化趨勢近乎中斷。改革開放初期，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中國的建立，單一的利益格局被打破，社會流動機制實現了從國家選擇到社會自發選擇、從一元模式到多元模式的轉變，在這種選擇機制下，發展機會和上升空間得以向所有青年敞開，不論是寒門子弟還是擁有一定資源優勢的豪門子女，都可以憑借自身的知識和智慧來改變命運。此時，資源的分配相對平等，先賦性資源影響小，人的主觀能動性獲得的資源空間很大，階層流動性強。然而，隨著經濟建設的推進，市場經濟的弊端開始顯現，壟斷權力開始和市場經濟相結合，出現了權錢交易、權權交易的黑色地帶，既得利益集團形成，階層世襲的利益機制初露端倪，市場的壟斷帶來各種社會資源的壟斷，社會中出現了諸多阻礙社會階層自由流動的消極因素，階層流動放緩。進入21世紀，上流階層的代際繼承性愈發明顯，而“無關系、無權勢、無背景”的90后，一些人可以通過自身的實力改變現狀，但大多數的人仍因為從小受到教育的平凡化、缺乏競爭力和人脈，而難以向上流動，社會階層流動性變緩。
三、資源的不平等造成青年的階層流動性變緩
當代青年階層流動性變緩的原因有很多，最關鍵的一點是資源的不平等。社會當中決定個人地位的資源有兩個，一是青年階層相對于父輩而言的先賦性資源，包括人脈資源、戶籍制度、家庭教育等，另一個是青年階層相對于個人奮斗而言的后致性資源，主要是社會教育資源等，這兩類資源在青年間分配的不平等阻礙了階層社會流動。
（一）先賦性資源
首先，人脈資源不平等阻礙了青年社會階層的流動。受“子承父業”觀念的影響，子女繼承父輩的事業，被認為是家族的榮耀，這種觀念在上等階層中表現的最明顯，父輩們積累的人脈資源，讓子代在求職晉升等關鍵性人生時期得以順遂，從而先行占據資源，最終“繼承”了其父輩的階層，阻礙了其他階層群體的流入，這種“潛規則”的運作對于其他階層群體是不公平的。人脈資源背后反映的是權力資源，由于民主法治的制約不夠完善，加之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熟人社會，那些社會資本匱乏的階層處于劣勢地位，缺乏人脈資源，其二代子女就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與通道。其次，戶籍制度對青年階層的流動也有阻礙作用。戶籍制度對人進行身份上的分類，由此引起了身份歧視現象，這對進城務工青年非常嚴重，實踐研究[]表明：當前勞動力市場上仍存在就業的戶籍歧視，主要表現為對勞動者職業選擇的區域歧視、社會保險的城鄉歧視和區域歧視。在城市很多地位較高的職業，是以“有當地城市戶口”為招聘條件的，進城的青年農民只能從事聲望、地位、權力都很低的職業，沒有機會實現身份上的躍遷，更缺少跳入上升階層的機會，這種由戶籍制度帶來的資源不平等阻礙了青年階層社會流動。“人脈”資源和戶籍制度這兩種先賦性資源是在某種意義上通過“潛規則”來阻止階層流動的，而另一部分則是通過家庭教育資源不平等使得青年階層能力分化，而加劇了社會階層的固化。“知識改變命運”不是空想，但能否改變命運根本上取決于其個人是否有超乎常人的競爭力，家庭的培養，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子輩未來的能力。首先是基因的強大作用，研究資料表明，決定人性格的70%來自于遺傳父母，而30%是外部環境的影響；其次是家庭教育環境的熏陶，生物學著作《自私的基因》中就有此表述，人在某種意義上是“父母遺傳的基因的工具”，再加上父母由于職業而表現的職業習慣、思維方式以及父母朋友圈的影響，子輩們從小進入的階層就與父母高度相似。因此，上層青年階層出現了明顯的“世襲化”，從小就接受了“精英化”的培養，他們有廣闊的視野，有和自己同階層的交際圈，其整體素質和能力為他們日后鋪平了道路。而社會中層青年，他們可能是中產階級的子女，主要通過考試來提升自己的階層，在求職上獲得敲門磚，這一方面涌現的人才確實不少，但是他們普遍存在著后力不足、沒有超前意識、缺乏創新精神等讓他們真正躋身更高精人才行列的素質；就是下層青年階層的“邊緣化”，他們缺失機會，隨著上層青年對就業、創業、商業機會的壟斷，缺乏先天優勢和后天優勢的他們，努力無功，求路無果。在這種情況下，高精端市場會理性客觀地選擇精英，選擇上流青年階層，而低端消費市場則留給了中低階層，各階層間知識水平、能力素養、財富積累的差距越來越大，社會階層分化嚴重，流動變難。由此可見，青年階層流動性變緩部分是市場理性選擇的結果，即上等階層子輩們由于從小受到的精英化家庭教育，確實擁有著更強的競爭力；而中低階層的青年，由于從小接受教育的層次低、缺少國際化視野、缺少核心競爭力，在競爭中缺乏優勢，難以流入上等階層。
（二）后致性資源
后致性資源是指后代在缺乏優越的家庭背景的情況下，可以通過自身努力改變自身命運。然而在現代社會中，后致性資源受限制的情況越來越明顯，由于先賦性資源所導致的代際復制越來越嚴重，加之一些制度性和體制性的限制，外部資源分配并不是很均等，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制度和政策安排有意無意地形成漏洞或偏向，會被一部分社會成員利用為向上流動的階梯，同時會削弱甚至剝奪其他社會成員的流動機會。后致性資源不平等中最重要的是外部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公，我國目前已經普及了九年義務教育，這對于所有青年尤其是下層青年來講，是接受教育的好機會。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我國目前仍存在著宏觀上的區域之間、城鄉之間教育資源分配的不公，上等階層與下等階層之間的分配不公。目前隨著精英教育大眾化，非成績因素比重越來越大，對下等階層而言，他們無法承受高昂的學費，無法接受精英教育，輸在了起跑線上，未來能力不足的他們，難以從事高水平的工作，難以接觸到高端階層，外部資源教育分配的不合理阻礙了青年階層流動。因此，一切不平等都是資源的不平等，擁有了較多社會資源的人更容易讓自己的社會競爭力變強，并在其家族內產生循環作用；而即使中下階層的青年能抓住市場經濟帶來的一些機會，但由于在人脈上、教育資源匱乏帶來的觀念習慣等劣勢，進一步晉升的空間仍然有限。
四、總結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市場導向為機制，帶來了價值導向的經濟鏈條，給社會注入了源源不斷的生命力和活力，讓有能力有資源的人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青年階層的流動性明顯增強。然而當下我們卻發現，青年階層由于人脈資源、戶籍制度、家庭教育資源等先致性資源和外部教育資源等后致性資源的不平等，流動又受到了阻礙。對于通過“潛規則”性質來運作的人脈資源，我們可以通過對人脈背后的權力進行制衡，構建一整套切實可行的制度管理體系，來加以規避。而戶籍制度是通過與福利掛鉤來帶來階層資源不平等的，因此我國應減少戶籍相關的社會福利，逐步將能夠和戶籍制度脫鉤的社會福利從中剝離出來，這能夠為戶籍改革帶來巨大推動力。對于家庭教育資源，外部教育資源這兩種對青年階層自身素質和能力直接產生重大影響的資源，是需要我們更加以重視的，因為市場會選擇有價值的人，教育資源的不平等讓中下階層的青年無法適應新時代高端的要求，即使沒有“潛規則”的人脈資源和戶籍制度，中低階層的人也很難有機會流入上流階層，階層間難以流動，因此我們要在繼續建立健全促進機會公平的保障機制，促進教育資源的平等分配，充分利用網絡新媒體等工具，傳遞新型教育理念，促進中低階層的父輩們調整教育方式，發揮教育資源在促進社會階層流動上的積極作用，促進青年階層的流動，推進社會各階層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