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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隨著環境問題逐漸凸顯，物流產業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如何推動物流過程節約成本，降低能耗已成為業界亟待思考的問題，發展生態綠色物流則是我國物流產業發展的必然趨勢。基于此，近年來我國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予以支持，例如2020年3月，國家發改委司法部印發《關于加快建立綠色生產和消費法規政策體系的意見》，提出要“完善綠色物流建設支持政策。加快建立健全快遞、電子商務、外賣等領域綠色包裝的法律、標準、政策體系”；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公布《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明確提出要“加快發展綠色物流，整合運輸資源，提高利用效率”。因此，如何在保護生態環境的基礎上，實現物流經濟的快速發展已成為當下物流產業研究重點。本文將以物流產業生態化演變為研究主體，對影響其生態化演變的驅動性因素進行深入分析，旨在豐富產業生態化研究內涵，為緩解我國物流產業發展與生態保護之間矛盾，促進物流產業生態化轉型，促進綠色經濟發展提供理論參考。
二、研究基礎
物流產業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隨著“互聯網+”、電子商務、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興技術和商業模式的快速發展，我國物流業迎來了重要的發展契機，營業總額不斷攀升。隨著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居民購買於少臣博士生（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工業經濟系北京100000）內容摘要：物流產業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然而，隨著產業規模快速擴張，其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在此背景下，推動物流產業生態化發展無疑是緩解經濟與環境之間矛盾，提升物流資源利用率，保障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舉措。因此，本文以物流產業生態化演變為研究主體，通過構建空間杜賓模型，對物流產業生態化演變的驅動因素進行深入分析，旨在為各地區調整物流產業發展要素，促進物流產業生態化轉型提供參考依據。結果表明：在眾多驅動因素中，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政府調控、環境規制、技術創新對物流產業生態化演變起到了顯著的正向推動作用。同時，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科技創新水平表現出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前者可顯著降低鄰近區域的物流產業生態化水平，后者則可顯著提高鄰近區域的物流產業生態化水平。力逐漸增強，企業間貨物交易總量逐年提高，加之政府對物流基礎設施的投入不斷增多，互聯網、人工智能等高新技術不斷融入，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我國物流產業的發展。然而，不可忽視的是物流運輸、物流包裝等環節對生態環境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據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2021年全年我國物流業總收入11.9萬億元，同比增長15.1%。而產業生態化是一個產業發展形成的高級形態，有利于產業保持高效、可持續性地健康發展。對于物流產業而言，生態化演變過程可以理解為物流企業在其所處的生態環境內，利用有限的環境承載能力，不斷提升資源利用水平，創建更加符合經濟生態規律，更加適應經濟生態要求的產業生態與環境生態之間物質、能量均衡發展的現代產業生態體系。
由上述定義可以得知，物流產業的生態化模式不同于簡單的產業生態模仿，而是將物流產業與生態環境保護進行高效整合，實現兩者間的良性互動，進而在互動過程中互融共生，實現可持續性、低污染性、資源高效利用的發展模式。對于物流產業而言，受各地區物流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境、人力資源、文化教育等因素差異的影響，各地區間物流產業生態化水平具有顯著的差異性。目前學者普遍認為產業生態化區域性差異是由多種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響導致。主要因素包括：區域內的資源稟賦、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管理水平、資源環境治理能力、技術創新水平差異、環境政策水平差異等。研究設計
（一）驅動因素選擇
物流產業生態化演化是自然、經濟、社會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發展變化過程受到了產業開發政策、政府監管、產業創新能力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在眾多驅動因素中，政府監管以及產業政策的制定是物流產業生態化的外在驅動因素；產業創新能力、產業研發投入等是內在驅動因素。基于上述分析，結合物流產業生態因素協同發展的客觀現實，本文最終選取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外商投資、政府調控、人口密度、環境規制、技術創新等變量。其中，經濟發展水平以人均GDP（ec）來衡量，產業結構以第三產業產值占地區生產總值（tn）來衡量，外商投資以外商投資總額（fi）來衡量，政府調控以人均固定資產投資（gv）來衡量，環境規制以污染排放合格率（ev）來衡量，技術創新通過科研投入（sc）來衡量。
（二）模型構建
考慮到傳統OLS回歸分析受限于各變量之間嚴格的獨立性，一旦變量間存在明顯的空間自相關現象，即在某一具體分布區域內具有潛在的相關關系時，OLS回歸分析得到的結果將失效。因此，本文借鑒相關學者的研究方法，對OLS回歸方法進行改進，采用了空間杜賓模型與普通面板數據模型相結合，構建形成了空間杜賓面板模型。
三、實證分析
本文將物流產業生態化水平作為因變量，將各種驅動因素作為自變量，采用STATA計量軟件對驅動因素與生態化水平間關系進行了回歸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基于表1中擬合優度檢驗、Sigma2、Log-likelihood三種視角的綜合考量，可知相比于個體固定效應、時間固定效應，雙固定效應具有更佳的擬合指數，因此本文選具有雙固定效應的空間杜賓面板模型描述物流產業的生態化演變過程。
首先，從雙固定效應回歸分析結果可知，空間自相關系數為正值，且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表明某一地區的物流產業生態化水平顯著受到其鄰近區域物流產業生態化水平的顯著正向影響，即物流產業生態化在臨近區域呈現出顯著相關性。事實上，物流產業的生態化過程嚴重依賴于各地區生產、金融等要素的聚集與擴散。對于處在產業生態中心區域的附近的地區而言，資金、人才、技術等重要的生產要素均依賴于中心區域的供給，自身物流產業的生態化演變受到了中心區域生態化演變的強力支持與推動。換言之，經濟中心區域對周邊鄰近區域的物流產業生態化演變過程起到了顯著的正向推動作用。物流產業生態化水平呈現出由中心區域向周圍逐漸遞減的擴散化趨勢。
另外，從發展程度看，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對地區物流產業生態化水平產生了顯著的促進作用。回歸分析結果表明，經濟發展水平的回歸系數為正值，且通過了5%水平的顯著性檢驗，表明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確實顯著正向提高了地區物流產業的生態化水平。盡管追求短期的經濟效益，大力發展經濟不可避免地會造成環境污染，進而對環境生態造成負面影響。但模型分析的結果表明，經濟水平的發展確實對產業環境生態化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這主要歸因于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環境治理等方面的便利性。隨著區域經濟水平的提高，財政收入隨之提高，將有利于提升環境治理、保護等方面的投入，并且引進先進的環境管理、治理、保護方面的技術與設備，進而提高生態環境保護和恢復效果。同時，從企業角度看，自身收入的提高也會促使其采用更加清潔的能源和更綠色、可回收性的先進技術，進而從根源上達到清潔、節能、減排、可回收的綠色生態目標，提升產業生態化效果。此外，從居民角度看，地區人均GDP指數的提高客觀反映了居民收入及生活質量的提升。隨著居民收入和生活品質的提升，其對周圍居住環境的品質的要求也隨之增加，進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進地區產業生態化進程。正如“環境庫茲涅茨假說”所提出的，經濟與生態環境間存在非線性關系。在經濟增長初期，通常會造成資源環境的破壞，而一旦某一地區經濟增長達到某一臨界點后，人們開始投入越來越多的資源到環境、生態保護當中，進而可以促進生態化水平的提高。由此可見，提升經濟水平是發展物流產業生態化演變的重要基礎，只有保障經濟和生態保護協調發展，才能可持續性地實現物流產業生態水平的平穩發展。產業結構也是地區物流產業生態化的重要影響因素。模型分析結果表明，產業結構的回歸系數為正值，且在1%水平下顯著，表明產業結構可顯著提升產業生態化程度。具體而言，第三產業在地區產業結構中比重的提高有利于推動物流產業生態化演變。相比傳統的農業、制造業，以現代服務業為代表的第三產業，對地區物質資源的依賴性明顯更低，其產業發展過程中對資源環境的破壞性更小。相反，部分第三產業的經濟發展嚴重依賴于地方生態環境建設，因此，會迫使地方政府提升資源環境的治理力度，進而提升產業生態化演變效果。盡管近年來我國第三產業占總產業的比重不斷提高，但是第二產業在總體產業中的占比依舊很高，以傳統采礦業、加工制造業為代表的高能耗企業在我國經濟中仍然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當下經濟仍然存在高能耗、高排放、高資源消耗的依賴性。這種粗放式的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是制約產業生態化進程的重要阻礙。應當加強產業結構轉型，引進先進技術，發展低碳、綠色、循環經濟，提高以技術、人力資源為主要投資的服務型經濟，從而提升物流產業地位，降低能源、資源消耗，進而促進物流產業生態化演變。政府調控對物流產業生態化具有重要意義。
模型分析結果表明，政府調控回歸系數為正，且顯著性水平為1%，表明其可顯著提高產業生態化水平。事實上，對于第二產業占比較大，經濟建設呈現粗放性、高能耗、高污染發展現狀的地區而言，政府的宏觀調控是產業結構調整的根本手段。政府調控有利于優化資源配置，促進要素流通，保障優勢產業并逐漸淘汰掉落后過剩的低端產能，提升環境規則要求，進而提升生產的清潔性。由此可見，地方政府應當積極制定物流產業生態化的相關法規政策，通過環境規制的構建促進物流產業生態化水平的提高。
技術創新對物流產業生態化具有促進作用。技術創新的回歸系數為正，且顯著性水平達到1%，表明其可顯著正向提高物流產業生態化水平。事實上，技術革新是物流產業生態化演變的核心動力，一切經濟發展不可避免會造成資源環境壓力的增加。唯有從科技創新入手，實現物流行業的技術革新，才能從根源上減少物流服務過程中的污染現象，提升資源利用率，并且通過引進先進的污染治理技術，提高環境治理水平，從而從根本上推進物流產業生態化進程。隨后，本文將各個驅動因素對物流產業生態化演變過程的影響分解為直接、間接、總效應三類，結果如表2所示。直接效應指的是某地區特定因素對該地區生態化影響；間接因素是指某地區因素對其他地區生態化的影響，即空間溢出效應。經濟發展對物流產業生態化演變間接效應為負，且顯著水平為5%，表現出顯著的負面空間溢出效應，說明經濟發展對鄰近區域產業生態化具有顯著負面效應。這主要由于經濟發展對于人才、資金、技術具有聚攏效應，間接削弱了鄰近區域的生態化治理能力。另外，技術創新間接效應為正，且顯著性水平為5%，表明其具有顯著的正向空間溢出效應。事實上，技術創新具有擴散效應，可推動周邊區域共同實現產業升級，推動物流生態化演變。
綜上，本文基于產業生態化理論，采用空間杜賓模型對于物流產業生態化演化過程的驅動因素進行了深入探究。結果表明：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政府調控、環境規制、技術創新均為物流產業生態化演變的顯著正向驅動性因素。另外，從空間溢出效應角度看，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對鄰近區域具有顯著的負向空間溢出效應，、不利于鄰近區域物流產業生態化建設，科技創新水平對鄰近區域具有顯著的正向空間溢出效應，有利于鄰近區域的物流產業生態化演變的推進。
四、物流產業生態化發展策略
基于本文研究結論，對于物流產業生態化發展提出如下策略：
第一，我國應當做好整體與局部、現在與將來物流產業生態化建設的統籌工作。從空間相關性角度看，不同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政府調控、環境規制、技術創新均可顯著影響物流產業的生態化建設過程。因此，對于整個區域物流產業生態化建設這一系統工程，應當從整體和局部兩方面入手。一方面，應當將具體地區經濟、社會、技術、文化條件與資源環境稟賦緊密結合，努力構建與環境、社會基礎相適應的社會環境。另一方面，應從物流產業與生態環境二者發展的協調性角度出發，努力做好系統性與整體性的統一，制定適合當地物流產業發展的生態化戰略。同時，應當注意到物流產業生態化建設具有長期性，而生態演變過程本身就是一個長期、復雜、見效緩慢的工程。在實踐過程中，不應制定短期、迅速的考察指標，應當秉承科學生態治理的原則，積極引進先進技術與理念，制定長期動態的物流產業生態發展路徑，以保證生態治理的可持續性發展。
第二，我國應當積極推進物流產業生態化改造，努力發展綠色生態化產業。我國物流企業應當以綠色發展為創新發展的重要目標，不斷貫徹落實節能、減排、循環利用的綠色發展理念，科學確定物流產業布局，強化相關基礎設施建設；推進傳統產業與現代物流業、現代綠色科技之間完美融合，強化對可持續利用的清潔能源的開發與利用，注重降低單位標準服務的能耗，提高生產效率，提升產品附加值，從而獲取更高的經濟收益。同時，我國政府應當建設高標準的物流產業示范區，借此大力推廣先進、綠色的裝卸、包裝、倉儲與運輸技術；積極推進物流產業風能、太陽能、水電等清潔能源的開發與利用，極大程度地減少碳排放；發展生態物流業與生態電商、生態制造的深度融合，大力推進生態電商產業與生態制造業園區的相關物流基礎設施建設，培養或引進成熟的金融機構投資組建生態物流服務集群，促進區域制造業與物流業經濟協同、高效發展，降低工業生產與物流運輸對生態環境造成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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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於少臣 單位:中國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工業經濟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