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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類社會文明在持續前進的同時，也面臨著各種突發事件帶來的挑戰。突發事件是指在不可預測的情況下突然發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嚴重社會危害，需要采取應急處置措施予以應對的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和社會安全事件[1]。新冠疫情的暴發不斷沖擊著我國公共衛生體系，形成了形式各異、種類繁多的突發事件檔案，突發事件檔案不僅是我國在突發事件過程中直接形成的原始記錄，更是我國今后應對突發事件作出決策的科學依據，因此，學術界也開始關注對突發事件檔案的研究。李茂福等人說明了突發事件下檔案的憑證、查考價值[2]。邱志鵬等人介紹了重大突發事件檔案應急管理的內涵是涉及多個主客體、有計劃、有組織、持續動態的管理過程[3]。王運彬等指出，公共服務集成視域下檔案部門參與協同合作還存在協同機制實施困難、服務類型單一、與其他單位博弈困難的問題[4]。韓瑞鵬等指出，要從協同治理主體構成、組織機構、運作模式等方面協同管理疫情檔案[5]。張艷欣等提出，要利用新媒體拓寬突發事件檔案收集渠道，加強應急信息溝通[6]。朱伶杰等指出，要搭建突發事件檔案共享平臺來積極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7]。目前，學界對于突發事件檔案收集管理策略的研究較多，但是對社會記憶視角下突發事件檔案的收集管理研究較少。基于此，文章以社會記憶視角研究突發事件檔案資源建設的策略，以期為我國檔案部門突發事件檔案資源建設能力的提升提供參考。
二、突發事件檔案的重要價值
一是突發事件檔案具有重要的保存價值。突發事件檔案作為突發事件的原始記錄和原始憑證，客觀地記錄著我國突發事件的形成、過程、結果，反映了一定時期內我國應對突發事件的成功經驗以及失敗教訓。突發事件檔案還是突發事件中直接形成的第一手資料，我國檔案部門可以對突發事件檔案進行關聯知識挖掘，進行科學研究，還可以利用突發事件檔案進行大眾的宣傳教育，讓大眾更了解國家歷史文化。二是對未來突發事件的應對具有重要的查考價值。突發事件的不確定性、復雜性、高復合性以及頻發性日益凸顯，為應對突發事件帶來的危機，2020年11月26日國家檔案局局務會議審議通過了《重大活動和突發事件檔案管理辦法》，強調要加強對突發事件檔案的科學收集管理與利用，以便于更好地為政府應對突發事件提供服務[8]。突發事件檔案能夠為政府部門決策提供過往的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為政府部門預警、科學決策提供支持。三是對構建社會記憶、形成身份認同具有重要意義。群眾作為突發事件的見證者、親歷者，能第一時間直觀地體會到突發事件給生活帶來的影響，突發事件檔案作為社會記憶的載體，能夠縮小群眾與檔案的距離，激發群眾的身份認同感，引起社會群眾的情感共鳴。突發事件檔案在具有群眾基礎的條件下，也能夠構建起更具有民族認同感的社會記憶，加強社會凝聚力。
三、我國突發事件檔案資源建設現狀分析
1.我國突發事件檔案資源建設取得的成就。突發事件對我國檔案部門來說是一次又一次嚴峻的大考，但我國各省檔案館作為突發事件收集管理的主體，在突發事件檔案收集管理工作中為抗疫斗爭過程與經驗的記錄和傳承作出了突出貢獻。以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為例，各省檔案館開展了一系列收集抗疫檔案工作。如截至2021年9月，福建省通過依法征收和自愿捐贈兩種途徑累計依法征收疫情防控文書檔案9.36萬件，照片、錄音錄像等1.74萬件；通過自愿捐贈征集文書檔案2447件，照片、錄音錄像等3.68萬件，實物1537件[9]。截至2020年10月，云南省檔案局館已征集到照片2萬余張，視頻300余部；“請戰書”、醫療隊隊旗、隊徽、防護服、榮譽證書、紀念冊、個人日記等實物檔案380余件；篆刻作品55件；并赴16家醫療衛生派出單位，歷時90余天拍攝采集485名援鄂、援外醫務工作者口述歷史[10]。收集的抗疫檔案形式多樣，有文字檔案如文書、“請戰書”等，也有實物檔案如榮譽證書、紀念冊、個人日記等，還有音像檔案等，豐富了抗疫檔案的形式，充分展示了我國人民偉大的抗疫精神。
2.我國突發事件檔案資源建設存在的問題。新冠疫情暴發后，我國對突發事件檔案資源建設工作越來越重視，各省市檔案部門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當前突發事件檔案工作仍存在收集難度大、多元主體間協調合作不足、公眾參與度不高的問題。
（1）突發事件檔案收集難度大。從數量上看，在突發事件面前，各級單位更多的關注點是突發事件本身，缺少對突發事件檔案收集的關注，如果當時不重視突發事件檔案收集工作，致使具有保存價值的突發事件檔案缺失，會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而且突發事件具有高破壞性，因此突發事件檔案很容易受到突發事件的影響從而遭到破壞甚至流失。從內容上看，我國突發事件檔案可以分為事前、事中、事后檔案。我國各省檔案館側重于事后檔案的收集與管理，對突發事件前中期的收集與管理較為缺乏。從種類上看，突發事件檔案雖然對文書、實物、音像等檔案進行了大量收集，但缺少對社交網絡媒體檔案的關注。以新冠疫情為例，群眾疫情期間居家隔離，不僅各類機構通過各類政務公眾號或政務微博發布了大量新聞，社會各界人士也在通過社交媒體積極記錄疫情期間的故事，但通過以上我國各省檔案館收集實踐工作來看，社交網絡媒體突發事件檔案的收集工作還不夠到位。從收集地點上看，突發事件具有不確定性，因此突發事件檔案形成地點較為分散，總體數量少，資源屬地分散保存[11]，因此突發事件檔案的收集是一個實時的、動態變化的過程，提高了對檔案部門應急響應及時高效的要求，加大了我國檔案部門實時收集歸檔的難度。
（2）多元主體間協調合作不足。首先是檔案部門缺乏與國家應急機關的協調聯動。突發事件從應急響應到應急處置整個過程涉及多方相關主體，因此突發事件檔案的收集工作涉及面廣、工作量大，僅僅依靠檔案部門進行收集，不僅耗時費力，而且很容易致使有價值的檔案流失。國外的多方協同合作模式多樣，有國家主導的合作，有跨行業跨機構的合作，相較而言，我國實踐還仍處于初級階段[12]。其次是檔案部門與公共文化服務機構間缺乏合作，檔案館、圖書館、博物館是社會記憶的重要保存機構，突發事件的處理需要提高各類資源的收集整合，以便于在突發事件發生時提供參考。但是在突發事件中，檔案館、圖書館、博物館館藏資源較為分散，三者間并未開展全方位合作，彼此缺少聯系，工作易交叉重復，還可能導致情報不全，不僅是對人力、物資等資源的浪費，還會造成突發事件檔案收集不全，各自優勢在突發事件中并未得到充分發揮。三是檔案部門缺乏與社會應急隊伍的合作。突發事件檔案的建設不僅需要政府各部門的協同聯動，更需要與社會力量結合起來。社會應急機構是突發事件的見證者、基層救援工作者，涉及各行各業，是應急工作中的一種重要力量。檔案部門忽視了社會應急機構的作用，沒有與社會應急機構形成合力，未充分引導社會力量參與檔案收集工作，致使基層突發事件檔案收集工作難度加大。而且社會應急機構參與檔案建設意識不足，檔案部門也沒有在社會應急機構間進行突發事件檔案重要性的宣傳教育，在應急工作中容易忽視檔案工作。
（3）公眾參與度不高。隨著檔案工作從封閉走向開放，公眾開始參與到檔案工作中來。一是公眾參與積極性不高。公眾具有突發事件的親歷者、受害者、幸存者的多重身份，對于突發事件有切身的感受與體會，但是在突發事件中，公眾比起記錄突發事件而言更關注自身的生命安全，對突發事件的記錄關注度不高。而且由于檔案部門缺少對公眾的宣傳教育，因此突發事件來臨時公眾不清楚哪些檔案應該向檔案部門提供，不了解突發事件檔案的重要性，不知道實時向檔案部門提供檔案資源的途徑，即使參與檔案建設也只是停留在資源提供的階段，并不能有效利用資源。
二是公眾參與途徑單一。公眾主要是通過檔案部門向社會發布公告、主動上門、接受郵寄和舉辦捐贈儀式的途徑參與檔案收集工作，突發事件檔案建設中對互聯網力量的利用不足，特別是在新冠疫情居家隔離時，社交網絡媒體如微博、微信等平臺信息以其傳播速度快、使用便捷的特點深入公眾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檔案部門沒有高效利用社交網絡媒體的特點引導公眾參與突發事件檔案建設，造成突發事件社交網絡媒體檔案的流失。
三是權責界定不清。近年來，公眾的私人存檔意識與存檔能力不斷提升[13]，公眾利用檔案構建社會記憶的訴求不斷增強，例如我國網民自發創建的2019nCovMemory網絡存檔項目[14]。然而我國對于公眾私人存檔的權利還未作出詳盡的規定，而且公眾對私人存檔的方式、范圍不了解，缺少私人存檔的意識和能力。另一方面，公眾作為突發事件檔案的主體，形成的文件數量、種類繁多，難以辨別真偽，加大了檔案部門在進行收集時的工作難度。
四、社會記憶視角下我國突發事件檔案資源建設優化策略
1.豐富檔案收集途徑賦能突發事件檔案資源建設。首先要進一步提高對突發事件檔案資源建設工作的重視程度，實現對突發事件檔案的應收盡收、應歸盡歸[15]。但也要注意到，在突發事件面前難以對所有工作都做到細致入微，因此這里所說的應收盡收不是指一攬包收式的收集，而是收集具有保存價值的突發事件檔案，減少突發事件檔案的流失，做到以全景、全過程式的突發事件檔案作為突發事件最真實、最詳盡的記錄，體現特殊時期突發事件的各個環節。其次，豐富突發事件檔案的收集種類和內容，社交媒體平臺脆弱性以及網絡環境高度動態性導致信息數據快速消失，使得進行長期保存尤為迫切[16]，科技的日新月異也使得對科技檔案的實時收集顯得尤為必要。因此，不僅要對文字、音像、實物等檔案進行收集，還要重視對科技檔案、社交網絡媒體檔案等新形式檔案的收集。最后，各機構檔案部門間要做到及時對突發事件的應急響應。突發事件檔案的收集主要是在事后，各地檔案館對本地醫療隊伍、群眾或者是志愿者隊伍進行征集，缺少對跨地域檔案的實時聯動收集，各地方檔案部門要在應急響應下協同進行檔案資源的交互與信息溝通，做到實時對跨地域、跨檔案部門的檔案全面收集，對事前、事中、事后檔案的全程收集，客觀全面地反映突發事件的全貌，發揮突發事件檔案在各個階段的價值，使突發事件檔案成為構建特殊時期社會記憶的珍貴檔案資源。
2.吸納多元主體協同賦能突發事件檔案資源建設。突發事件檔案的形成主體涉及多個部門，因此僅靠檔案館的力量不足以保障檔案的收集工作全面高效進行。首先，檔案部門要加強與國家應急機關的協調聯動。檔案部門始終要做好與各政府部門協調配合的工作，統籌力量推動應急檔案收集管理工作的順利進行。對于影響全國的突發事件可以由國家檔案局進行牽頭，與各省市檔案館聯合開展工作，再由各地省市檔案館與當地應急救援部門、省衛健委等多個部門進行協同工作，密切跟進突發事件處置情況并做好對應的檔案記錄，對突發事件檔案進行全面收集。其次，檔案部門與公共文化服務機構間要加強合作。檔案館、圖書館、博物館之間要開展全方位、多層次的合作，三者間共建共享突發事件檔案資源，國外在突發事件檔案資源共享方面已經作出了一定的成績，如“9·11”數字檔案館與史密森尼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間的數字檔案資源共享，國會圖書館還將數字檔案館的檔案副本作為永久藏品[17]。而我國館際間的突發事件檔案資源的實踐還不夠深入，需要加強合作，利用各自的優勢對館藏資源進一步整合，促進館際間檔案資源的共享，還可以制訂統一的保存標準、格式以便于后續的檔案資源長期保存，留存突發事件社會記憶。最后，檔案部門要提高與社會應急隊伍的合作意識。突發事件下，社會應急隊伍所具備的人員、資源、技術等方面的力量日益凸顯，涉及多個行業，在不同的領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因此，檔案部門應重視與社會應急隊伍間的交流合作，合理利用社會隊伍的力量，深入基層收集不同視角下的突發事件檔案資源。
3.鼓勵公眾力量積極賦能突發事件檔案資源建設。以社會公眾為代表的參與型治理主體是檔案治理的社會力量[18]。為更好地引導公眾力量參與檔案建設，構建社會記憶，檔案部門首先要建立激勵機制，提高公眾參與突發事件檔案建設的積極性。檔案部門要改變“官本位”的傳統思想，加強對公眾的宣傳教育，以社交媒體平臺如微博、微信公眾號推送文章、視頻，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對公眾參與突發事件檔案進行宣傳教育，明確告知公眾突發事件檔案的重要性、收集種類、范圍、途徑等，激起公眾參與檔案建設的興趣，為構建特殊時期的突發事件檔案資源貢獻群眾的重要力量。其次，要拓寬參與渠道，使公眾參與突發事件檔案建設的途徑更多樣化、便捷化。將社交媒體平臺應用到檔案收集工作中來，一方面，檔案部門可以用互聯網對公眾上傳的各類文件進行甄別處理，提高檔案部門的收集效率；另一方面，檔案部門要充分利用電話、官方平臺、互聯網渠道向公眾征集突發事件檔案，特別是要注意對社交網絡媒體、網頁形式的突發檔案的收集，引導公眾通過多元化途徑實時、及時地向檔案部門捐獻有關突發事件的檔案。最后，要對公眾參與權責進行明確規定，將社會公眾對突發事件的記錄納入突發事件檔案的范圍，重視公眾主體在構建特殊時期社會記憶中的作用。突發事件下不同主體可以用不同視角對突發事件進行記錄，因此不僅要對各級黨政部門的文件進行歸檔，也要對公眾的記錄進行收集管理，以便于更完整、客觀地反映突發事件的全貌，構建具有公眾參與的社會記憶。
五、結語
近年來，突發事件頻發，形成了種類繁多、形式各異的突發事件檔案資源，對我國檔案部門的收集管理工作來說既是機遇也是挑戰。雖然我國檔案部門作出了一定的成績，但是目前還存在突發事件檔案收集難度大、多元主體間協調合作不足、公眾參與度不高的問題。我國可以借鑒國外檔案機構的先進經驗，并立足本國國情進行實踐，強化我國檔案部門的檔案收集管理能力，構建具有特色的社會記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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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占彩儷 單位:湖南省湘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