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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將促使廣西旅游業改變管理模式和競爭方式。經濟的全球化已使旅游市場規模和容量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在這一趨勢下，傳統的“金字塔”式的旅游企業管理方式已被新的知識型的、適應于信息時代的“網絡型”的知識管理所代替。所謂旅游企業的知識管理，是指建立在旅游業良好的信息化、網絡化基礎上，為旅游企業實現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共享尋找新途徑，運用集體的智慧提高企業應變和創新能力的管理過程。知識管理重視知識資本的管理和運營，突出人力資源的開發和旅游知識創新，這是一種比較科學與完善的旅游管理。在這種全新的管理之下，旅游業的競爭方式也由傳統的以資源、客源為主的競爭轉化為以知識、技術、信息為主的競爭，旅游業也將以提供更優質的服務來贏得消費者，其結果是旅游業的經濟效益及服務功能得到全面提高，旅游資源的價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實現。
廣西旅游產業的發展有很多有利的條件，如有壯麗多姿的自然景觀；有生動多彩的民族風情文化；有悠久的歷史文化積淀；有分布合理的旅游景點景區。這些年來，廣西旅游業的發展總的發展勢頭是好的，但與世界經濟和科技革命發展要求仍有較大的差距。也就是說，在科技革命深入發展的大趨勢和良好的機遇中，廣西的旅游業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如有相當部分的旅游企業缺乏有知識價值的旅游資源觀，旅游資源開發粗放；一些地區旅游生態環境繼續惡化，環境質量下降；旅游業創新能力欠缺，旅游產品處于初級品開發，缺乏知識含量；一些旅游企業的管理手段落后，缺乏高素質的管理、經營的服務人才等等，諸如此類問題的存在嚴重地影響了廣西旅游業的快速發展。為了使廣西的旅游業適應國內外經濟發展的要求，必須采取創新的對策和措施：
(一)實施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戰略。從廣西旅游業今后的發展要求及國際旅游業發展的趨勢來看，廣西的旅游業仍需在更大的范圍內對外開放，在更深的的程度上與國際市場形成對接，全面參與競爭。因此，廣西旅游業要依托本地的資源優勢，利用新的科學技術手段，吸引國際經濟團體、企業家積極參與廣西旅游資源的開發。其實，廣西在客觀上已具備了這樣的條件，即一年一度的中國一東盟博覽會的效應，廣西的知名度已大大提升，中國一東盟博覽會不僅把東南亞各國有名的企業、投資商吸引到廣西，而且還能把世界上更多國家的企業和投資商吸引到廣西，這無疑為廣西提供了一個走向世界的機會。廣西旅游業的前途在于開發，而旅游是以促進人的流動為基礎而發展起來的產業，隨著廣西旅游業的發展，必然會促進橫向的經濟聯合和對外開放的發展。
(二)實施爭創旅游名牌的戰略。廣西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造就了廣西良好的旅游環境，無論是享譽國內外的桂林山水還是北海銀灘、德天瀑布等，對國內外的游客來說，特別是對國外的游客來說都會成為很好的賣點，尤其是今后每年都在廣西舉辦中國一東盟博覽會，游客必然會大增。廣西與東盟國家有地緣、親緣、人緣、史緣、人緣等密切關系。東盟國家人口有5億之多，其中祖籍廣西的就有近百萬，東盟各國的廣西籍華僑華人們保留著廣西人的生活習慣、思維方式以及祖籍地的血緣關系，地域、風俗接近，文化傳統相似，旅游客源流向周期短，廣西必須牢牢抓住如此巨大的旅游市場和商機。廣西不僅要實現亞洲最佳乃至世界著名的休閑、度假等旅游勝地的目標，還要有若干個在亞洲乃至世界一流的旅游名牌產品來支撐。為此，廣西必須對現有的旅游資源和產品進行整頓、提高，鼓勵開發新的旅游產品，鼓勵出精品、創品牌，建設起一批有特色、有吸引力的旅游景點，形成一批具有國內、國際競爭力的旅游產品。如廣西北海銀灘完全可以通過加大投資建立起風光迷人、多姿多彩的海濱公園，使其成為“東方的夏威夷”。
(三)實施旅游產品綜合開發的創新戰略。廣西的旅游資源豐富，廣西旅游產業的發展有許多得天獨厚的條件，但總體來說，廣西的旅游產業創新能力不足，具體表現為，一方面，旅游產品仍處于初級品開發階段，缺乏知識含量，許多地區的旅游業僅僅停留在以天然風光滿足游客觀光游覽的需求上，未能開發出具有綜合性特征的旅游產品與項目，即奇異獨特的自然景觀與特定的人文景觀融為一體，使人們在一次特定的旅游過程中獲得知識性、娛樂性、享受性等為一體的多重滿足的旅游地及旅游項目。如游客到桂林、陽朔、樂業天坑等景點旅游僅一天的時間就足夠了，如果政府能對一些旅游景點、景區進行
綜合設計，多增加一些文化和知識的含量，游客就會在此地逗留更長的時間。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的南寧國際民歌藝術節、柳州的奇石節就是旅游與文化、知識聯姻的典型。通過知識與文化的包裝，可以使旅游業從低級到高級，從粗俗到高雅，從原始到現代化。更重要的是游客從旅游中得到了欣賞，得到了啟迪，得到了享受，達到了旅游的最高境界和目的，這應該是廣西旅游業創新發展的趨勢。另一方面，廣西的旅游商品大多仍停留在初級品的開發上，而且這些初級品老化單一，品種偏少。一些地區的旅游商品生產企業生產的主要產品僅有旅游紀念品、珍珠、陶瓷、牛角雕等，而一些老牌的旅游產品缺乏高品位、文化含量高的新產品去替代，顯得旅游產品的后續力不足，嚴重地影響了廣西的旅游市場的吸引力。因此，廣西旅游業需要下大力氣實現商品的創新策略，利用旅游業有很強的產業效應的特點，對旅游產品進行綜合利用、開發，促使旅游商品由初級品向高級品轉化，從而推動廣西旅游業向更高層次發展。
(四)實施旅游企業知識管理的戰略。當代信息科技特別是國際互聯網的蓬勃發展，把全球商業帶進了“電子商務”時代。電腦和網絡已成為最一般的管理系統，旅游業本身及旅游業的各個部門間，國內和國際間基本已實現互聯，這樣旅游業的管理手段和設施不可避免的要與各種網絡聯系到一起。近年來，在國際旅游業中，通過網上旅游銷售、網絡預定來推銷自己產品的旅游接待，向國際旅游市場提供有關旅游信息等已成趨勢，前景非常看好。但由于種種條件的限制，廣西旅游業的管理手段與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仍有差距，一些地區旅游業管理的手段十分落后，目前要在全廣西建立起一個能為公開交流提供完善的基礎設施的旅游信息網絡還有一定的困難。但加快旅游信息網絡的建設，實施旅游業的知識管理，這是推進廣西旅游業發展的必由之路。
(五)實施旅游產品的市場營銷戰略。旅游市場不僅是旅游產品交易的場所，更是包括購買旅游產品的消費者(旅游者及旅行商)及生產者、銷售者之間的經濟聯系。旅游產品的市場營銷包括市場調查、預測、規劃、宣傳、銷售等一系經營活動的有機結合。因此，要求旅游行業充分掌握廣西旅游市場的動向及發展趨勢，了解市場信息，制定經營戰略。要按照市場經濟發展的規律制訂相應的價格，要充分考慮旅游產品的成本價、競爭對手的同類產品及消費者的購買能力和產品主要面對的消費群體，按照市場發展變化的規律制訂出合理的旅游發展營銷規劃。同時要加大旅游產品市場的宣傳力度，利用廣告、宣傳品、各種招商洽談會、新聞會等形式，介紹廣西旅游產品的質量、優點、價格，吸引人們對廣西旅游產品的關注與興趣，從而擴大廣西的旅游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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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規避型金融創新的經濟學與法學理論基礎
“創新”（Innovation）這一概念，最早是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Joseph·Alois·Schumpeter，1883——1950）于1912年出版《經濟發展理論》（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一書中首先提出。熊彼特觀點，所謂創新，就是建立一種新生產函數，即企業家將一種從來沒有過的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到社會生產體系的活動，“新組合”包涵以下內容：⑴引進新產品；⑵引用新技術；⑶開辟新市場；⑷控制原材料供應新來源；⑸實現企業的新組合。①熊彼特認為創新是理解資本主義體系以及發展的核心概念，創新是經濟發展的過程，也是經濟發展的原因，更是經濟發展的本質。上述創新理論，在上世紀50年代引起廣泛的重視，并首先應用于工業領域，技術創新成為一個流行詞語。發韌于70年代西方經濟發達國家的金融創新浪潮，促使傳統金融業發生深刻變革，金融創新（FinancialInnovation）的概念應運而生，面對眼花繚亂的新的金融工具、金融方式、金融技術、金融機構、金融市場及金融衍生產品，西方學者從不同角度探求金融創新原始動力，形成諸學派的創新誘因理論，而西爾柏（W·L·Silber）的約束誘導金融創新理論、希克斯（J·R·Hicks）和涅漢斯（J·Niehans）的交易成本創新理論、戴維斯（S·Davies）和塞拉（R·Silla）的制度學派創新理論以及凱恩（E·J·Kane）的規避型創新理論影響較大。②
上述創新理論都不同程度觸及金融監管與金融創新的互動性，凱恩理論認為當外在市場力量和市場機制與機構內在要求相結合，尋求回避各種金融控制和規章制度時就會產生金融創新。政府管制是有形的手，規避則是無形的手，許多形式的政府管制與控制實質上等于隱形稅收，阻礙金融業從事已有的盈利性活動和利用管制外的利潤機會，因此金融機構通過創新來逃避政府管制。金融機構對各種規章的適應能力較強，因為需求增長會促進貨幣供給，擴大貨幣供給的過程可以采取許多“替代品”的形式完成，但是當金融創新危及到金融穩定和貨幣政策不能按預定目標實施時，政府又會加強管制。同時，不同于傳統工具的替代品又會為規避而不斷生成，這樣管制又將導致新一輪創新。管制與規避引起創新不斷地交替過程，凱恩稱之為“管制辯證法”（RegulationDialectic）。
法律學者對“法律規避”問題，基于不同的法系理念而持有不一致的態度，普通法系賦予規避者較大的自由空間，“非法律明文禁止的都是允許的”，因此英、美等國是金融創新的主要策源地；相反，大陸法系僅在國際私法以及稅法的避稅問題上進行探討，而且相當學者認為法律規避是一種法律欺詐，所謂“欺詐使一切歸于無效”，對之持否定觀點。在我國“依法治國，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漸成共識下，法律規避問題似乎不合適宜，僅有朱蘇力學者從民間法與國家法沖突③，以及法律規避在社會轉型階段的制度創新作用的角度④給予肯定性的論證，筆者認為金融領域的法律規避型創新具有以下合理性：
（一）法律規避型創新是對法律弊端的調適。任何法律不應以“良法”或“惡法”作以簡單評價，因為法律利弊可視為一枚銅板的兩面，所謂“有光的地方，就有陰影”。法律存在且不限于以下缺陷：⑴守成傾向，即法律是一種不可朝令夕改的規則體系；⑵法律規范框架中固有的剛性因素，法律具有地一致性與普遍性使解決個別案件面臨困難；⑶規范的控制和約束的擴張性。⑤寬容對待法律規避創新是矯正法律自身負面影響有效途徑之一:例如，法律規避型創新是在發展變化客觀環境中對穩定的法律制度的新解釋或修正,使之在動與靜、保守與變革、僵化與無常的彼此力量之間謀求和諧統一；法律規避型創新給予資質相異的個體在法律的原則性下進行不同回應，獲取適己所需自由空間；法律規避型創新是對法律控制的反作用，法律的約束限制愈大，個體進行法律規避創新的動機也愈強，總之法律不能盡善盡美的客觀存在，是規避型創新存在的合理依據之一。（二）法律規避型創新促使金融監管優化。凱恩理論認為金融監管當局和金融機構好似蹺蹺板做游戲的兩方，它們不斷彼此適應和作用。管制的理由不外公共產品、外部性、信息偏在等市場失靈，然而管制固化形成特定利益集團，也不可避免引致管制失靈，既限制競爭、減損效率和剝削消費者選擇機會等，而規避監管則可以打破舊利益分配格局，從而拋棄原管制不合理部分，繼承其合理成分，增添新內容產生新管制，再管制實質上是對原管制的否定之否定。該認識也適用于金融領域，我國金融監管內容強調合規性，即金融業務經營是否符合政策和法律法規，但在金融市場逐漸開放，金融業務日趨復雜，競爭日趨激烈的形勢下，勢必向風險性監管轉變，即觀察金融機構的經營管理及其業務活動是否在合理風險范圍之內，確認經營風險所在，并督促金融機構控制風險。風險性監管為金融機構實施規避型創新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也將與之相適應的不斷完善。
（三）法律規避型創新提升銀行業的經營競爭力。在我國舊體制下銀行業務可以用存、貸、轉予以簡單概括，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深入，證券、保險、信托等逐步構成對銀行業的全面挑戰，這也與世界金融業發展趨勢是相符的，商業銀行只有不斷發展新業務，開辟新增長點，才能立于不敗，其過程中也必然伴隨突破舊框架束縛的法律規避性創新，我國《商業銀行法》第四條規定商業銀行自主經營、自擔風險、自負盈虧和自我約束，商業銀行應以市場為中心，在經濟利益內在驅動下，在競爭中求得生存發展，以法律規避型創新的方式不斷在更高層次實現盈利性、安全性、流動性的平衡。在此應強調，帳外經營，變相拆借資金等違規活動絕不是法律規避型創新，不突破法律秩序性要求是其底線，實現商業銀行在法律框架下利潤最大化追求是其內容。
二、美國銀行業的法律規避型創新實踐
美國銀行業在世界金融體系中占據重要地位，在過去四十余年的競爭中，進行了金融工具、金融技術、金融體制等大規模創新，其中某些創新成果現在或將來會被我國商業銀行廣泛應用，因此針對美國若干案例的剖析，可加深對法律規避型創新的認識與理解。
美國金融從自由走向全面管制是以經濟大蕭條時期（1929—1933）為分水嶺，盡管1864年《國民銀行法》（TheNationalBankAct）以及1913年《聯邦儲備法》（TheFederalReserveAct）授予了聯邦政府一定的監管職責，但截至20年代后期美國金融制度基本上是自由競爭而不受管制，因此不存在規避監管的金融創新動機與實踐。1929年一直牛氣沖天的華爾街股市暴跌，并引出全球范圍的多米諾骨牌效應，至1933年美國已有9000家銀行破產，整個金融業癱瘓。檢討經驗教訓，人們普遍認為華爾街應對這場災難負責，于是以《1933銀行法》（TheBankActOf1933）為代表限制銀行經營法律相繼出臺，到70年代構成全面監管法律體系，相應地法律規避型創新隨之出現，形成金融自由化的浪潮，80年代后至今美國順應潮流又放松監管，筆者在此僅從以下三方面對美國金融監管與規避型創新之間博奕進行擇要分析：
（一）對利率限制的規避型創新。《1933銀行法》授權美聯儲理事會對其會員銀行利息率制定最高限，并規定商業銀行不準對活期存款支付利息，其后《聯邦儲備系統Q條例》（RegulationQ）進一步予以明確，1935年立法將Q條例擴大到非會員銀行機構，1966年通過利率管制法進一步將該限制擴大到所有金融儲蓄機構。⑥由于1933—1978年間利率較低，存款人的機會成本小，銀行等存款機構仍保持較穩定資金來源。但70年代末名義利率大幅度上升，以致商業銀行和儲蓄機構存款大量流失，即“脫媒”（disintermediation）。同時一些投資銀行設計了能提供安全和高收益的投資以及享有開支票便利的貨幣市場共同基金（MoneyMarketMutualFunds，MMMFs），引發銀行業危機，為了爭取存款，存款機構創設種種規避管制的方法：例如商業銀行通過銀行持股公司大量發行商業票據（CommercialPaper，CP）；商業銀行發行具有固定期限和一定利率，并且可以在二級市場流通的存款證（CertificateOfDeposit，CDs）；儲蓄機構開發一種創新工具——可轉讓支付命令（theNegotiableOrderofWithdraw，NOW）帳戶以及類似的超級可轉讓支付命令（SuperNows）；存款機構在電話轉帳服務基礎上開辦將活期帳戶與儲蓄帳戶相結和的，針對個人的自動轉帳帳戶（AutomaticTransferServiceAccount，Ats）與針對工商企業的SweepAccount；此外與MMMFs性質類似并與其直接競爭的貨幣市場存款帳戶（MoneyMarketDepositAccount，MMDAs）等，大量規避利率管制的金融創新由量變積累到質變，1980年國會通過《對存款機構放寬管制與貨幣控制法》，從而開始分階段取消Q條例對活期存款和儲蓄存款利率限制，1986年3月存款利率的最高限制解除。（二）對分業經營的規避型創新。基于大蕭條是商業銀行在證券市場投機而引起的認識，《1933銀行法》第16、20、21和31條確立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分業經營的原則，規定投資銀行不再接受存款或設立收存款的分支機構，商業銀行除可以進行政府債券投資以及用自有資金和盈余的10%購買等級較高股票和債券外，不能經營長期的證券投資，不得證券發行、包銷、分銷和經紀等業務，這些條款被單獨稱為《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或稱“格拉斯——斯蒂格爾墻”（Glass—SteggallWall）。⑦70年代開始，人們開始對銀證分業經營進行反思，認識到其實質是由政府支持的金融服務業市場分割協議，而且金融自由化浪潮對銀行業務發生地顯著影響以及來自外國銀行從事綜合經營的挑戰，促使美國金融業競相采用創新手段規避管制，進行證券、保險、信托和銀行的交叉經營，其內容即包括投資銀行通過以上介紹的MMMFs進入商業銀行業務領域的金融工具創新，也有銀行持股公司形式的金融機構創新。銀行持股公司是指這樣一類公司，它們直接或間接擁有、控制一家或多家銀行25%以上的投票權或控制該銀行董事會選舉并對銀行經營決策施加決定性影響，根據《銀行持股公司法》銀行持股公司獲準在其他行業設立與銀行業務有“密切聯系”的子公司，如財務公司、信用卡公司、證券信托公司等。雖然法律上持股公司擁有銀行，但實際上持股公司是由銀行建立，并受銀行操縱的一種組織，僅為滿足《格拉斯—斯蒂格爾法》規定的設立“防火墻”（Firewall），規避法律的銀行持股公司逐漸成為美國銀行業主要組織形式，幾乎所有大銀行都歸屬銀行持股公司，格拉斯——斯蒂格爾墻搖搖欲墜，1999年國會通過《金融現代化法案》結束了1933年銀行法和1956銀行持股公司關于分業經營的限制。
（三）規避銀行業務地域限制的創新。1927年《麥克菲登法》（McfaddenAct）限制銀行跨行設立分支機構，形成美國特色的單一銀行制，其結果正如美國紐約克肯塞咨詢公司金融分析家洛威爾·希萊思所說：“美國銀行在全球金融巨人中只是侏儒，雖然我們有最大的金融經濟，但我們只有最小的銀行。”因此美國銀行業為突破地域限制，形成多種金融創新，最有趣的是圍繞自動柜員機（ATM）以及銷售終端（POS）的法律爭議，貨幣監理署和法院先后判定ATM和POS機不是《麥克菲登法》第36條下的分支機構。⑧于是銀行業通過ATM的設立實質跨區域經營的分支機構，增強銀行競爭力，也削弱了限制設立分支機構的法律效果，并且利用1956年、1966年《銀行持股法》對銀行的定義，設立多種經營形式的機構，例如非銀行持股公司的分支機構、貨款洽談處、非銀行的銀行、國際銀行業務分支機構、信用卡業務、對失敗機構的跨行業兼并和存款人等打破跨行設立分支機構，80年代的立法盡管尚未明確解除跨州設立分支機構限制，但實際上有關規定在執行中已經放棄，1994法律取消關于跨州設立分支行的限制。
三、我國商業銀行法律規避型創新分析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銀行法律體系雖然剛剛建立，但迅速發展地經濟現實以及WTO競爭環境作用，使某些法律規范形成制度障礙，壓抑了商業銀行的進一步發展，正如上述理論與實踐證明規避型創新必然會產生。但與各國商業銀行內在驅動型創新不同，我國創新類型是政府指導，即在政府推動或引導下，商業銀行規避銀行法若干不適形成的金融創新，筆者在此對近期爭議較大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和金融集團兩種規避性創新進行深度分析：
㈠資產管理公司（AssetManagementCorporation，AMC），從1999年4月至今信達、長城、華融、東方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先后成立，對此金融界、法律界給予廣泛的關注，尤其“債轉股”政策爭議較大，一些學者擔憂這會成為國有企業的“免費午餐”。筆者認為AMC實際是在銀行法律體系下商業銀行債務重組手段的規避型創新，我國國有銀行不良貸款比例過高，據估計約25%，各別商業銀行更高，在世界銀行業中不良貸款比例排名居于前列，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但政策性和歷史性的因素是主要的，因此政府有責任在加入WTO之前降低其不良貸款比例，以增強其競爭力，化解金融風險。債務重組是解決問題有效途徑，然而債務重組方式除核銷本金、豁免利息等債務減讓之外，諸如債權轉股化、資產清償債務以及證券化等都與《商業銀行法》規定第二條、第四十三條不符，第二條規定“商業銀行是指依照《公司法》設立吸收公共存款、發放貸款、辦理結算業務等企業法人”；第四十三條規定“商業銀行在中國境內不得向非銀行金融機構和企業投資”。而AMC業務上屬于金融企業，但無相應法律法規約束，可以自由接收、管理、處置國有銀行劃轉不良貸款。信達資產管理公司為例，其可以綜合運用出售、置換、資產重組、債轉股、證券化等方式對不良資產進行有效處置；對債務人可以提供管理、咨詢、收購兼并、分立重組、包裝上市等綜合服務，可以對確屬資不抵債需要關閉的企業申請破產清算，可以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向境外投資者出售債權和股權。這些債務重組手段和資本市場業務都是法律限制商業銀行運作的，而AMC則綜合運用，實現最大限度的回收資產，挽救損失。㈡金融集團，80年代我國金融體制改革初期，由于制度建設缺乏長期規劃，“摸著石頭過河”，以及體制轉軌時期利益分配格局形成中的金融機構和地方政府利益沖動，形成金融混業經營，例如：銀行辦信托、證券及保險；保險公司發行信用貸款，并設立證券營業機構；信托、投資公司超范圍回收存款，超比例發放貸款，辦理銀行業務；證券公司收取客戶交易保證金，代辦儲蓄，變相吸收存款，滲透進入銀行業務。1993年初商業銀行的大量資金直接或間接投入證券、信托和房地產領域，一方面造成股票市場和房地產虛假繁榮，另一方面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資產流動性和安全性受到威脅，影響金融系統的安全和穩定。因此1993年國務院《關于金融體制改革決定》規定銀行業與信托業、證券業、保險業“分業經營，分業管理”的原則，1995年《商業銀行法》第四十三條、《保險法》第六條、1998年《證券法》第六條進一步明確分業經營原則。1999美國《金融現代化法案》出臺，我國成為世界上僅有的法律規定嚴格分業經營、分業管理的國家，隨著金融業的發展，競爭加劇，尤其是進入WTO后與“金融大鱷”抗衡現實，要求商業銀行綜合化經營的呼吁高漲，盡管我國金融當局一再否認混業經營前景，但事實上政府始終默認規避分業經營的金融集團的創新形式，例如以信托公司名義注冊的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并列控制16個直屬子公司，10個地區子公司，7個海外子公司，3個香港上市公司以及4個下屬公司，涉及境內外銀行、證券、保險、信托、融資租賃、實業、房地產、旅游以及貿易等全方位行業；光大集團北京總部和香港總部各自獨立法人分別直接交叉控制境內外銀行、證券、信托、實業等涉及各行業的上市以及非上市19家子公司，間接控股孫公司幾十家之多；以保險公司名義注冊平安保險公司全資擁有平安信托投資公司，又以61%比例控股平安證券公司。⑨目前金融集團這種創新形式在WTO的沖擊下，又有新的發展，例如：二月份光大集團受讓上海財政局的申銀萬國證券股份，成為第一大股東，并正與外資保險接洽成立中外合資保險公司；已獲中央銀行批準，申報國務院的中信集團重組方案明確將成立三家附屬公司，即中信實業銀行、中信證券以及與保誠共同成立中外合資保險公司；眾多國有、私有企業已單獨或聯合控股銀行、證券等金融機構，山東電力集團的產業資本已成功控股英大信托投資公司、魯能金穗期貨公司、蔚深證券，并且是湘財證券第一大股東與華廈銀行第二大股東，這些都是證明金融集團作為分業經營法律限制的規避仍在一定期發揮著重要作用。
加入WTO，是中國的第二次開放，面對國際銀行業同行的挑戰，中國銀行業必須“創新圖存”，而創新內容除營銷方式、服務手段以及金融工具的創新之外，法律規避創新也是商業銀行的理性選擇。
【作者簡介】閆海，（1976-），西南政法大學碩士研究生E-MAILsea.yan@
①[美]J·A·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p73
②楊衛紅：商業銀行監管比較[M].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1998.pp206-209
③蘇力：法律規避和法律多元化[J].中外法學,1993年（6）.pp20—26
④蘇力：再論法律規避[J].中外法學,1996（4）.pp12—17
⑤[美]E·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及其方法[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pp402—406
⑥俞喬、邢小林、曲和磊：商業銀行管理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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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高職院校創業教育的開展面向全部學生，促進了學生創業意識與能力的提升，但是由于社會需求的多元化和學生個體的差異化，使得每個學生不可能完全成為創業者。所以，在教學過程中，應對創業法律教育目標進行科學的確定，并對目標進行科學的分層，一般應將教學目標分成兩個層級，第一層級，應將其面向所有的學生，并利用創業法律教育課程的開展，為全體學生創業法律基本知識水平的提升奠定基礎；第二層級，主要是利用實踐活動中找尋具有創業意愿和創業特點的高職生，利用創業法律平臺和實踐對學生進行針對性和科學性的法律教育，從而更好地滿足不同層級學生的需求，確保有效資源得到最大化的配置。
1.2科學的進行創業法律教育課程的設置
對于全體學生的創業教育，在課程設置上，應以培養學生基本的創業法律知識和良好的法律意識，作為創業課程教學的核心內容之一，并在所開設的課程中增加法律方面的比重。若學生的創業特質較強，或者具有較強的創業意愿，并通過一定的培訓后，使其系統全面的掌握創業法律知識，選用具有較強實用性、基礎性的創業法律讀本，并從創業準備、經營到糾紛解決和企業社會責任等對教材的內容進行科學合理的選取，將其針對性和專業性體現出來，并以選修的方式促進學生法律知識與能力的提升，從而更好地促進學生創業精神和法律意識的有機結合和全面培養，使其創業過程中始終按照法律框架進行。
1.3注重知識傳授的同時加強實踐教學的改革
在日常教學中，教師不僅要注重基礎知識的傳授，還應加強實踐教學改革。剛入學的高職學生，應以基礎教學為主，著重培養學生的創業法律意識，經過基礎知識學習后，就應引導學生將所學的專業基礎知識應用于專業實踐教學之中，注重創業主體的培訓和實體經營的管理，并在整個創業實踐過程中注重法律知識的應用，以促進高職院校的創業法律教育得到有效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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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業的發展實踐證明，發展旅游業必須重視旅游文化的弘揚。旅游文化包含社會精神與物質的財富，包括了建設文化、環境文化、宗教文化、服務文化、產品文化、企業文化甚至是酒文化、飲食文化等等。而文藝演出則在旅游文化中扮演著媒介的作用，可以以各種文化形式作為內容，對外進行傳播，從而提高旅游業的整體實力。
那么，如何加強旅游景點的文化演出呢？
一是搞好規劃、科學定位。文藝演出節目的開發，在立項之前就要搞好規劃。在規劃中首先要想到文化含量比重，并用文化對節目進行定位，使節目的編排更加符合地方文特色。同時，要在游客觀看完節目后，進行及時回訪，征求游客對節目的意見和建議，并認真歸納總結，有針對性進行改進，真正使節目編排圍繞文化走，跟著需求走，以便取得游客在心理上和感觀上的認同。
二是整合資源、打造精品。要對現有的旅游景點文藝演出項目進行重新整合排隊，實施精品戰略，培育名牌節目。堅持突出地方特色和時代特色，給這些優勢節目賦予文化含量，并進行深度開發、包裝，使每個旅游景點都有自己一整套文藝演出節目體系。
三是突出特色、體現個性。旅游景點文藝要突出特色，做到人無我有，人有我獨。將具有地方特色的節目在地區范圍內的景點推廣開來，形成規模，打造地區優勢；結合各個景點的實際，編排符合景點特色的節目，使各個景點節目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使每個旅游景點都有自己獨到的文藝表演節目看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