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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當代人的審美觀,幾乎是所有求變畫家所希望接近的。我們不能忽視甚至反對藝術發展過程中要必然地符合規律地出現藝術的當代的一面。一個文化的特殊性格,不通過比較就很難突出它應該突出的東西。藝術的當代形式時代對藝術的要求,是藝術家歷史使命感在藝術中的表現,是時代生活與社會審美心理的體現。經驗告訴我們,對外來文化不應該是移植,而是以我們的思想去感應,中國畫必須保持自己藝術的獨立性。我深信,中國傳統主體觀念將在接受現代文化觀念的洗禮中,必將完成一次大的新陳代謝。三、中西方美學價值的正確認識
藝術發展史告訴我們,偉大的藝術作品總是能表現出深刻的哲學觀念。各個時代的真正偉大的藝術,它往往既是民族,但又不會囿于地域、民族的狹窄界限,總會在審美的深層上通向人類。從比較研究的結果來看,中國藝術是人格理想的一種體現,保持和諧是中國畫的根本。從本質上講,中西方藝術不存在高低優劣,而只有差別。人們應站在人類文明和歷史發展的高度對包括傳統本身及其影響在內的問題進行反思。中華民族完全能夠用自己的理想和實踐,吸取世界文化中的精華,注入現代藝術以新鮮血液,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當代美術。
由于幾十年來的歷史布滿了深陷的斷層,因此造成了不同年齡段的畫家在知識結構上的巨大差異。這種差異直接導致了各種“代溝”,人們很難使用雙方認可的概念和術語進行對話。在對前人作品的領悟,也因缺乏對構成元素的敏感和對知識結構、心理結構的適當組織,所以對深層表現內容的感受以及對形式構成深入感受之間產生脫離的現象,更多的人只能對形式構成有一定的敏感,而不能進入深層的表現內容,所以空洞的藝術表現成為通病。投入自然、投入生活成為當代畫家迫切的需要,我們的前人正是看到永恒和自然界充滿生機活意,大化流行,處處都在宣暢一種活躍創造的盎然生意,就是因為這種宇宙充滿機趣,才促使我們的先人奮起效法,生生不息,創造出輝煌的藝術成就來。
從理論這個角度來看,理論的正確引導比較薄弱。因為藝術的奧秘可能并不是由藝術家本人可以洞察和解說的。相反理論家以其高度敏銳的理論審察力和深刻的反思,在美學和繪畫之間找出一種類似的西方藝術心理學這樣的學問,既不是偏重于純粹抽象的哲學思考,也不只完成一個沒有意義的形式,找出這種中間橋梁才能對繪畫創作真正產生實質性的引導作用。
綜合上面的分析,當代中國畫的發展,應采取吞兩極而取中,內研傳統,心師造化,妙合當代,不斷更新和完善自身的中國畫創作語境,創作出更多富有時代美感的、健康的中國畫作品,促使一個多元化局面的形成。驚人的昨天已經逝去,輝煌的明天必將來臨,中國畫的“路”一定會越走越寬。
【摘要】通過對當前中國畫若干問題的分析,提出了對中國畫文化標準、當代中國畫的發展,應重新反思、定位和自我修復的論點。期許不斷更新和完善自身的中國畫創作語境,創作出更多富有時代美感的、健康的中國畫作品,促使一個多元化局面的形成。
【關鍵詞】當代中國畫文化思潮多元化創作語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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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觀意象變形。它不是依物或者依情變形，而是依據主觀意象的發揮，它并不注重物象的形態和結構，藝術家可以根據自己的想象對物象加以歪曲改變，這種變形多用于寓意和象征的藝術處理，藝術家所表現的主要不是物象的外貌形態，而是畫家自我情感的表白和發泄。
4.抽象變形。抽象變形分局部和全面抽象兩種，這種抽象變形，大多都是由物象的引發而出現的，因此，抽象并不一定完全與物象無緣。藝術家采用平面構成立體構成來表達自己內心的意念和情感，有時把客觀物象用非具象的寫意手法來表達。這種抽象變形的手法，在現代美術設計中采用的非常普遍，而且被越來越多的人們所接受。二、裝飾變形的幾種形式
1.平面變形。首先把物象從三度空間移到二度空間里，這是個創造性地魔變的過程，很多裝飾變形首先從這里開始，平面化本身就意味著變形，一般采用把物象展開，壓平，用線在平面上展示出物象的平面結構和景象效果。
2.立體變形。立體變形雖然自西方立體派繪畫產生之后才明確提出來的，但在中國傳統藝術和民間藝術中早已出現過。這在民間剪紙、民間玩具、木版年畫、皮影的造型中都可以找到。立體變形是透過幾何學的基本形態來分析分解對象，并把獲得要素構成新的空間，通過縮短及透視，將表現的物象變形，
3.夸張變形。夸張變形是裝飾藝術的造型基礎之一，是創造形式美的一種手段，夸張變形要有藝術獨創，要有豐富的想象力和藝術的敏感，古人說：“情動形移”，變形是主觀情緒的熱烈抒發，是情緒影響視覺的結果，想象力與變形關系十分密切，變形就是想象力作為一種創造性認識的結果。缺乏想象力的變形是空洞的變形，因此，夸張變形既要有情又要有理。
夸張變形必須要有根據，根據就是畫家對物象的結構、特征、動態、習性等認識，凡是生動有感染力的夸張變形，都基于這個根據。夸張變形不是無目的的亂變，而是有意識的藝術夸張，如形體夸張、動態夸張、力量夸張、神態性格的夸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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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管理機制，構筑中國建企參與國際競爭新優勢
建立科學的管理體系，有利于建筑企業的發展。管理體系的有效性為建筑企業合理利用各種資源，參與市場競爭提供了有利的保證。中國建筑業應把提高競爭力的重心放在管理體系的建立方面，進一步轉換企業的內部機制，強化企業自我發展、自我約束機制，增強企業內部凝聚力，加強三項制度改革，建立適應“WTO”要求的管理體系。當前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促進了國際間的經濟聯系和合作，經濟競爭也出現了新態勢。經濟全球化對中國企業，特別是建筑企業的影響將十分明顯。經濟全球化是一柄雙刃刀，它既有利于國際范圍內建筑業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從而有利于建筑企業利潤的提高；又將使發展中國家和經濟弱勢國家的建筑業，在競爭中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在國際上，體現建筑業水平的國際認證，主要包括：ISO9000質量體系認證，ISO14001環境管理體系認證，OHSMS職業健康安全管理體系認證。目前，在國際市場上，一方面越來越多的環保項目應運而生，如污水處理、危險品廢物處理。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項目要求承包商必須通過ISO14001環境管理體系認證，文明施工，減少過去施工工地塵土飛揚的現象并盡量減少噪音污染，同時，在使用的建材方面要符合環保要求，不能對環境和人體健康產生不利影響。中國建筑業應抓緊三大國際標準認證，并建立有效的管理機制，從而提高與國內外同行競爭的能力。
建立信息網絡，及時了解國際建筑市場的發展動態
21世紀是信息時代，將會有更多的建筑工程信息，通過各種渠道廣為傳播。中國建筑業應當及時捕捉和掌握國際承包市場的信息，制定相應對策。建筑企業應及時有效的得到第一手信息。同時，信息要有覆蓋面，這就需要建立自身的信息網絡，要通過海外機制和以世界各地的承包商、商、供應商及駐外使館、經商處等為中心，建立國際信息網絡，同時不斷拓展信息渠道，以便及時準確反映世界建筑市場情況，增加進入國際建筑市場的機會，為中國建筑業開拓國際工程承包和勞務合作創造條件。企業要高度重視國內外的信息，及時撲捉信息、獲取信息、分析信息、利用信息，進行快速科學的經營決策。切實加強建筑企業信息化建設，加快計算機技術和網絡技術的推廣應用，提高管理效率。
強化科技創新，大力提高中國建企的國際競爭能力
科技創新在企業的競爭中處于十分重要的位置。2004年中國建筑業的從業人員約3600萬人，是美國建筑從業人員的4.5倍，而中國建筑業總產值卻只相當于美國正常年份建筑業總產值20%，中國建筑業勞動生產率相當于日本建筑業的1.25%.我國2004年勞動生產率約28200元/人。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建筑業雖已具備一定的國際競爭能力，但與國外一流建筑企業相比還有較大差距，尚不具備與之抗衡的能力。中國建筑業應加大建筑科技資金投入的力度，提高建筑管理的科技含量，提高勞動生產率。中國建筑企業要適應國際工程項目功能新、體量大、施工難度大的新趨勢，大力加快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新設備的推廣應用，及建設部推廣十項新技術的應用，提高建筑施工技術科學含量。加大建筑企業科技投入，加快設備更新步伐，采用國內外新機械、新設備，淘汰落后的建筑機械設備，減低勞動強度，提高生產率，不斷提高建筑隊伍的技術裝備水平和施工能力。要有計劃地推進建筑工業化，制定標準，合理布局，使構件、配件生產標準化、通用化，建筑制品生產專業化、商業化。有條件的建筑企業應建立自己的科研開發中心。建筑企業應大力推廣運用現代化的管理方法和手段，特別是計算機技術和網絡技術，在收集市場信息，投標報價、施工設計、企業管理、經營決策等方面應普及應用計算機，提高經營決策質量，降低管理成本，國內少數特大集團已開始嘗試建立（博士后流動站），以期更好地實施科技創新戰略，增強企業的國內國際競爭力。
構筑人才優勢，建立以人為本的國際化人資體制
隨著建筑市場的日趨國際化，國外科學的人力資源管理模式將沖擊國內的人才管理模式。許多國際跨國建筑集團將進入中國建筑市場，而這些建筑集團推行的是“本地化”策略，即建筑原料采購供應本地化和人才本地化。特別是后者，不僅使外方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本地人的優勢，也為中國建筑人才提供了充分發揮個人才智的契機和舞臺。而外企豐厚的薪金、良好的福利，較好的發展前途深深吸引了大批國內優秀的建筑人才。因此，對中國建筑業來說，加強用人機制改革已迫在眉睫。中國建筑企業應舍得投入，一方面在學校和社會上招聘一些人才，另一方面對一些有發展潛力的員工進行在職培訓，包括送到國內外高等院校和國際著名建筑企業培訓。有的企業可能認為企業培養人才，一旦成材，就會出現流失的現象，得不償失。不可否認這種現象是普遍存在的，但是企業不能因噎廢食，放棄對人才的培養。中國建筑企業應當創造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機制和環境，通過人才隊伍建設，提高企業競爭力。尊重人才，關心人才，用好人才，這應成為中國建筑業“以人為本”管理理念的根本出發點和最終歸宿。
實施靈活策略，不斷加速中國建筑企業國際化進程
中國建筑企業要想在國際建筑市場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須準確定位，合理制定和實施發展戰略、技術創新戰略和市場開發戰略，并根據建筑市場的不斷變化適時進行調整。中國建筑業應加強與國外著名建筑企業的合作。目前，運用“優勢聯合”，這是近幾年大型國際工程中常用的方式。舉世聞名的英吉利海峽第一條海底隧道工程，參加競爭的承包商，有的是西方發達國家建筑公司之間聯合，也有西方國家建筑企業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建筑公司的聯合，以及第三世界國家的建筑公司的聯合。其目的是發揮資金、技術、勞動力等方面的優勢，以期在競爭中獲勝。中國建筑業應根據本身特點，適應潮流，加強聯合，在聯合中壯大自己，發展自己。中國建筑業為了國內和國際建筑市場競爭的需要，在抓好對外承包勞務這個主業的同時，應走經貿結合，承包勞務與境內興辦實體相結合，對外承包勞務與海外投資相結合的道路，不斷拓寬業務范圍，增強綜合實力，提高效益。中國建筑企業應立足發展大局，接受世貿組織的基本原則和有關協定與協議，改變被動狀態，主動出擊，積極參與世貿組織活動，在參與多邊貿易基礎上，積極與世貿組織成員國的建筑企業進行合作，提高企業競爭力，加速國際化進程。
加大結構調整，加快實施國際集約化發展戰略
目前，國際建筑業宏觀環境呈現出新特點，其中很重要的方面是世界范圍內的結構調整和產業重組規模空前。中國建筑企業應加大結構調整的力度，既要面向國內外市場需求，又要充分發揮本地優勢，堅持市場導向和發揮區域優勢緊密結合的原則。以市場為中心，充分發揮市場的引導作用，不斷調整結構模式，不斷優化資源配置。認真研究國內外建筑市場發展規律，挖掘建筑市場發展潛力，找準建筑業結構調整的切入點。區域優勢的發揮，必須以建筑市場為向導，把區域優勢充分發揮起來，提高中國建筑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這樣通過加快中國建筑企業結構調整，推進跨行業、跨地區、跨企業的資產重組和強強結合，形成一批具有綜合總承包能力、融資能力強的大型、特大型建筑企業集團，提高國內外建筑市場的競爭力，加快建設部出臺的建筑企業綜合總包、專業分包、勞務分包三個層次的結構體系的實施步伐。中國建筑業應加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積極發展多元化產權結構的混合經濟，提高體制創新和機制創新能力，增強建筑企業的發展后勁。當然，中小型建筑企業要在“小而精”、“小而強”的道路上，在專業分包和勞務分包上下功夫，這不僅是市場的需要，而且也是今后很多中小型建筑企業在激烈競爭的市場上得以生存的良好選擇。中國建筑業應抓住當前的良好時機，通過“激勵機制”規范經營成果的利益分配；通過“監督機制”監控中國建筑企業管理者行為；通過“制約機制”實施有效的控制。通過“三大機制”的運用，不斷優化結構布局，不斷提高管理水平，加快集約化進程。
加強經營開拓，努力提高國際建筑市場的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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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學科定位出發
此觀點論者認為，文化現代化就是“文化學”的建設。代表人物是中山大學的李宗桂教授。他論述到，“文化現代化有其特定的價值指向和精神追求，這是包蘊并體現著現代科學民主精神、公平正義精神、效率意識、契約精神、公民意識、法制精神，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文化學建設和文化現代化，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問題。”他指出，文化研究在中國經歷了基礎性研究和應用性研究兩個階段，中國目前正處在文化產業化、經濟文化、網絡文化、社區文化等文化研究的應用性階段。雖然以文化命名的研究機構幾乎在所有大學成立，但文化學作為一級學科的正式出場還是任重道遠的事業。對建立文化學一級學科的孜孜以求和殷殷關切，正是文化現代化課題中的應有之義。
無可厚非，建立文化學(或文化學科)一級學科正像建設人文學(人文學科)、人類學、民族學等學科一樣，是人類追求作為“證明了的真的信念”的知識的確定性的邏輯使然。但如果把文化現代化僅僅限制在一門學科建設上來，把文化等同于知識，無異于瞎人摸象。而事實上，文化現代化無論從邏輯架構還是本真內涵上，要遠遠大于文化學學科的定位。
二、圍繞“文化自覺”展開
自從北京大學的先生在1997年率先提出“文化自覺”概念以來，國內學界圍繞“文化自覺”對文化現代化作了大量深人地研究并取得不少成果。費氏認為:“文化自覺就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對其發展歷程和未來有充分的認識”。所謂“自知之明”，“也就是既要認識自己的文化，又要認識其他的文化”，從而真正達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境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劉奔教授追隨“文化自覺”思想，指出要達到“文化自覺”，應以中國像聞一多、馮契等學者為榜樣，堅持唯物史觀的實踐動態觀。很顯然，劉奔教授是從人文知識分子的現代化層面上立言的。黑龍江大學的衣俊卿教授則站在時代精神高度，以生存論人學眼光撲捉到文化自覺與文化焦慮的內在矛盾:“當人類自覺地從文化的角度來審視自己的生存時，意味著人對自我的認識開始從外在的、人之外的眼界向人內在的、自我生成的眼界回歸。而這是歷史精神的了不起的飛躍。這樣一來，文化的自覺就成為我們理解20世紀人類精神狀況和歷史的深層內涵的核心問題。”“當然，文化的自覺不僅僅是一個平和的理論推演的問題，而首先是20世紀現實的、焦點性的生存問題。在某種意義上，文化的自覺和文化的焦慮是同一個歷史進程和思想歷程。”
“文化自覺”的深人展開和研究，對于文化現代化在“準意識”形態層面的推進從而達致人們的“心靈覺知”很有建樹，然而，其對屬于當代文化“軟實力”(包括游戲技術、動漫產業等這些軟技術)的文化競爭力與文化影響力思考不夠，或者說，文化自覺沒有真正與市場經濟發生互動(因為文化本身也是一種商品)，其結果必然是“啟蒙的自我循環”與“防御性現代化”。這也可以說是文化自覺的真正盲點。
三、從價值或倫理視角契入
此一派學者主要圍繞“普世價值”或“普世倫理”與“核心價值”展開對話的。根據論者對普世價值或普世倫理是否存在的回應，又派生出兩種不同的聲音:以劉奔教授和沈湘平博士(北師大)等為代表的反方與以趙敦華教授(北大)、萬俊人教授(清華)和尹樹廣教授(黑大)等為代表的正方。反方基于“全球化興西方化”信念和對“政治陷阱”的強調，認為普世價值是一種在國際范圍流行的很有政治欺騙性的資產階級思潮，其哲學基礎是抽象的人道主義和人性論。被這種思潮搞昏了頭腦，就會把實際上有鮮明階級性和特定政治內容的虛假的“普世價值”，誤信為是各不同國家、民族、階級階層都理應接受和遵循的“全人類共同價值”。而正方雖在達致普世價值的路徑上似有差異，但最終的落腳點還是對于普世價值與全球倫理的堅守。譬如趙敦華教授〕提出“六項可能性條件”來達致普遍倫理(普世倫理);尹樹廣教授困則堅持“生活世界”是普遍共識的來源，從“生活世界”中尋求共識的價值維度。至于“核心價值”則主要體現在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討論中。
從文化現代化著眼，可以斷言，堅守普世價值或全球倫理，是大視野下以認可人們平等的道德價值、能動的主體及其自主發展的可能空間為標尺，是“文化整體性”意義上的生態本位、生存木位、公共本位和實踐人類學本位基礎上的“需要”表達和“選擇”表征;質疑普世價值或全球倫理，則是以“意識形態”為標尺對古今中西文化的權衡、取舍與定奪。而“核心價值”的言說邏輯則基于認可地服從，內在地指向民族文化認同。“這樣一來，作為哲學研究者的我們就會在現實層次和學術層次上，分別面對著兩個既相互對立、又相輔相成的方面—處在現實層次之上是分別代表‘先進文化’和‘落后文化’的國家和民族(它們分別主張‘全球化’和‘地方化’);而處在學術層次之上的，則是分別主張‘文化普遍主義’和‘文化特殊主義’(‘普遍倫理’和‘特殊倫理，’)的學術思想派別”。
如果說爭論與分歧可以暫且“懸擱”，那么，普世價值與核心價值的關系卻必須得以澄明，而旁涉這一關系的篇什卻是寥寥無幾。進一步，社群文化對普世文化的挑戰、取代，大有東風壓倒西風的征兆，從而使這一問題更加撲朔迷離。事實上，以上所有對話都是文化現代化層面上的“同構對應”關系，不足之處在于缺乏真正的學術自覺、話語雜亂、實際可操作性不及。
四、取“文化認同”視角
在肯定本質上屬于“斯芬克斯之謎”的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與“身份”“同一律”邏輯一致的基礎上，崔新建教授[‘J(北師大)指出，文化認同作為一個問題受到人們關注，是伴隨現代性及其引發的文化危機而出現的。他的結論是:現代性昭示了文化認同的真正根源。而韓震教授 (北師大)則認為:文化認同是冷戰結束后意識形態的新形式;現代性和全球化一方面使不同文化相遇從而使文化認同成了個問題，另一方面，各民族經濟的快速發展又促使民族文化認同問題不斷滋生和衍化出新的對抗因子。他預言到，全球化和現代性越是深人，民族問題、文化問題越是彰顯。至于周憲教授(南京大學)對文化認同的反思，則完全從美學和文藝學角度著眼的。
以文化認同視角切人文化現代化之言說，確實觸及到文化機理的要害和文化現代化的最大現實癥結，給人們以驚醒。但是，文化認同自身的局限可能導致人們特別是普通民眾的“文化中心主義”心態孽生。文化認同向心力過度增強之際，文化的生態平衡勢必遭到破壞。
五、尋求新的文化研究方法論
趙汀陽教授 (社科院)把目前為止，人類對文化研究的模式劃分為三類:人類學模式、跨文化模式、文化批判。人類學模式主要是對“其它”(非“他者”)文化的描述，是其它生活“樣法”的出場。但是，“自我”文化與“他者”文化間的矛盾如何解決?文化會完全脫離開政治嗎?文化現代化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如何“嫁接”等等，成了人類學模式無能為力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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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商務談判中的文化因素
國際商務談判是指處于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商務活動的當事人，為滿足各自需要，通過信息交流與磋商爭取達到意見一致的行為和過程。談判主體屬于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或地區，談判者代表了不同國家或地區的利益。同時，它還具有跨文化性。來自不同國家或地區的談判者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談判者各方的價值觀、思維方式、行為方式、交往模式、語言以及風俗習慣等各不相同，這些文化因素對國際商務談判的成功與否都將產生直接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講，國際商務談判正確的名稱應為跨文化商務談判,這種談判極少因技術或專業原因而失敗。在跨文化商務談判中,東西方民族常常會因為文化積淀、認知方式以及思維方式的不同而遭遇文化沖突。所以大多失敗是由于對外國文化缺乏了解和沒有順應國際經濟交往中的規則。既然跨文化交際在國際商務談判中起著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化呢？
文化是社會群體的都有特征。文化既包括心理要素，即群體成員共享的價值觀和規范，也包括社會結構要素：作為社會交往背景的經濟、社會、政治和宗教體制。文化價值觀把注意力導向較重要或較不重要的問題，影響著談判者的策略。文化體制保持并提升價值觀和規范。文化價值觀、規范和意識形態是詮釋所處處境（這是談判，所以我應該……）和他人行為（她威脅我，所以我應該……）的共同標準。
國際間的經濟交流首先意味著來自不同文化的成員為了某一共同的商務目的相匯于一個對其中一方來說是陌生的、具有文化特性的交際環境。來自不同文化和經歷過不同社會化過程的交際雙方為了某一經濟事務進行磋商、洽談時，他們各自的行為準則通常會出現交疊現象。在這種文化交疊情境中的交流與溝通，雙方的言行不僅受到各種文化所特有的行為模式的制約，而且交際雙方也是相互影響、較量、協同和構建的互動過程。
談判的實質既可以是所取價值，也可以是創造價值。這樣，就存在兩種談判結果：分配性與整合性協議。最成功的跨文化談判產生的結果，其所達成的協議一般既是一份整合性又是分配性的協議，這份協議把增加了的資源總量分配給談判雙方。所以，跨文化談判不僅是價值索取型談判，還可以是價值創造型談判。這取決于跨文化談判者對文化的關切、處理以及對跨文化談判策略的運用。
二、國際商務談判中跨文化范疇探析
每一位談判者都有利益和優先事項，而且每一位談判者都有策略。利益是構成談判者立場基礎的需要或原因。優先事項反映各種利益或立場的相對重要性。談判策略是為達到談判目標而選定的一組綜合的行為手段。談判者的利益、優先事項以及策略的使用都受到文化的影響。
1.利益
首先，利益文化范疇涉及利益與優先事項。利益是要求被提處理和被拒絕的原因它使雙方在爭端問題的立場下潛在的需要和利害關系。
文化影響自身利益與其它利益沖突時的相關重要性。世界上的人們所關心的是實現他們的目標，受到其他人的尊重，實現他們所在的社會群體的目標，以及在那些群體中反映為正面的行為方式。在個人主義文化中，自身利益通常優先于集體利益。在集體主義文化中，集體利益通常優先于自身利益。當然，來自于集體主義文化的人有自身利益，來自個人主義文化的人也有集體利益；只是說在他們自己的文化里，價值、規范和制度在文化上暗示著一致的行為。當爭端的一方來自集體主義文化，而另一方來自個人主義文化時，自身利益和集體利益有機會被互相替代。但也有可能遭受挫折和誤解，因為自身利益相對于集體利益的主要側重的差異會導致不同的結果。當與來自集體主義文化爭端方談判時不要低估了集體利益的重要性，當與來自個人主義文化的爭端方談判時不要低估個人利益的重要性。
利益解釋了為什么一個問題相對比另一個問題重要，或者為什么采取這種立場。但是談判對手的利益往往很難猜測。解決爭端的談判者必須準備好兩種策略來發現利益所在，直接信息策略——提出問題，以相應的方式來回答這些問題；間接信息策略——提出問題的解決提議，來自高語境文化的談判者可能會對直接問題感覺不適，因而提出建議來發現利益所在會比較好些。當了解了利益，除了放棄低優先級利益來得到高優先級利益外，可以達成許多類型的一致，直到利益所在能夠導向無先例的解決方法、限定期限的實驗，或者發現雙方同意進行更有效處理的基本問題。
2.權利
權利是公正、合約、法律或先例的標準。爭端方用各種權利的標準來證明所提出和拒絕要求的正當性。
有些權利等標準是外在的，比如法律和經雙方就具體條款進行談判達成的合約。其他權利的標準是隱含的，比如在規范情況下對地位或年齡的尊重，以及公平的標準，比如公正和平等。外在的標準是成文的，由警察、法庭等社會機構執行的。隱含的標準融入在社會團體的文化中，由社會認同或社會排斥來加強。
以公平標準為例，作為提出要求、拒絕要求和解決爭端的正當理由，公平的基本原則擴展到跨文化領域，因為價值和規范只能擴展到社會團體的邊界。不同的文化特征似乎適應了不同的公平標準，使人們很難知道何種權利標準在哪種文化里最為接受。
所以，使用權利標準解決爭端的成功關鍵是，要么提出爭端另一方同意認為公平的標準，要么提供新的可靠的信息使提出的標準看上去公平，沒有新的可靠的信息，論據不太可能有效。
3.權力
權力是一種能力，借此你可以從爭端中得到你想要的——你的要求被承認或者你的拒絕得到支持。判斷在跨文化談判中誰更有權力是復雜的，因為權力是一種通過文化進行的認知。
權力是對受控新的估計或判斷。來自平等主義文化的爭端者與來自等級主義文化的爭端者相比，較少注重地位和權威觀念。他們可能更愿意打破地位的界限來提出要求，而這種界限讓來自等級文化的爭端者會因為失敗、報復或者讓當事人丟面子而產生恐懼；當來自等級主義文化的人在失去地位的情況下提出要求時，他們可能求助于同情心，提醒地位比較高的對方來負責關心地位比較低的提出要求者。當來自平等注意文化的西方人或其他爭端者在失去權力的情況下提出要求時，他們經常避免談及權力而更多地側重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談判路徑的選擇，不同談判者運用權力影響談判的結果有重要且微妙的文化差別。三、國際商務談判中跨文化的策略
在國際商務談判中處理跨文化問題，需要在是否調整你的策略以利于對方或堅持己見中做出決定。有時候沒有選擇的機會，而有時維持你所偏好的策略會使你在談判中處于不利的地位。本文提供三種文化相連的談判策略類型：
1.“獨斷的個人主義者”
“獨斷的個人主義者”樹立高目標，一直被促使尋求信息，他們樂意權衡利弊，而不會為哪一方更具影響力而分心。以色列人主要使用這種策略，而不去管談判桌上另一方的文化。以色利人特別依賴尋求信息的提議，這些提議能促使他們達成一致，同時能分配價值。以色列人的個人主義和實用主義的另一個標志是他們運用權變協議，這樣可以使買賣方在他們未來不同的觀點上達成協議。
這種策略有一個潛在下降趨勢。雖然來自其他文化的談判者意識到與以色列人共事很有收獲，但他們還是會有壓抑的感覺，即便這種壓抑是值得的。使用這個策略的談判者目光短淺，不打算建立長期合作關系，于是限制了他們未來的選擇范圍。
2.“合作的實用主義者”
“合作的實用主義者”關心他自己和對方的目標，通過提問題和回答問題來建立相互信任，并間接處理影響力問題。德國談判者是這個方法的忠實擁護者。他們運用這個策略去談判整合性協議，實現分配性談判結果。
這個策略的潛在的缺點是一個合作的實用主義者也許會被獨斷的個人主義者所利用。然而，合作的實用主義策略的核心——信任，難以贏得卻很容易失去。只要合作的實用主義者掌握得住雙方關系中的信任度，沒有得到對方回應的信息，他就不應該泄露自己信息，他也不會被利用，但如果他不能使用感覺順手的直接信息共享策略，他也許在談判中不能達成整合性協議。
3.“間接策略使用者”
間接策略使用者也許依賴對權力的不確定性來激發間接信息搜尋。日本談判者就使用這個談判藝術，他們把直接使用影響力與間接信息搜尋結合起來。在他們的文化中，這個模式很奏效，但跨文化則會出現問題。間接信息共享對于認可直接策略文化的談判者來說，也許太微不足道。如果談判者來自于不認可直接影響力的國家，那么使用直接影響力也許會導致螺旋沖突，不能達成最佳協議。
三種模式的共同點是目的明確、對信息的渴望、使用一個策略便利地尋求信息，以及知道如何駕馭影響力，三種不同的是談判者如何使用每一個不同的模式來樹立目標，尋求信息和使用影響力。
四、結語
由于國際商務談判的談判者代表了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利益，有著不同的社會文化和經濟政治背景，人們的價值觀、思維方式、行為方式、語言及風俗習慣各不相同，從而使影響談判的因素更加復雜，談判的難度更加大。在實際談判過程中，對手的情況千變萬化，作風各異，有熱情洋溢者，也有沉默寡言者；有果敢決斷者，也有多疑多虛者；有善意合作者，也有故意尋釁者；有謙謙君子，也有傲慢自大盛氣凌人的自命不凡者。凡此種種表現，都與一定的社會文化。經濟政治有關。不同表現反映了不同談判者有不同的價值觀和不同的思維方式。因此，談判者必須有廣博的知識和高超的談判技巧，不僅能在談判桌上因人而異，運用自如，而且要在談判前注意資料的準備、信息的收集，使談判按預定的方案順利地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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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茶文化是人們在對茶的認識、應用過程中有關物質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它的形成和發展，一方面融匯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豐富知識，人們進一步認識了茶性，了解了自然；另一方面又融匯了儒、佛、道諸家深刻的哲理，人們通過飲茶，明心凈性，增強修養，提高審美情趣，完善人生價值取向，形成了高雅的精神文化。飲茶作為人的生理需要和生活方式轉化為生活情趣與精神追求，不僅體現出人與人、人與茶及人與自然的關系，而且也完美地展現了人的人生價值觀。
中國茶文化的人生價值觀，包括人生的目的，怎樣做人以及怎樣實現個人價值等方面的看法。這種價值觀，是人們通過茶事活動，在認識自然、了解社會的生產與生活中所形成的觀點和態度。它既反映出了人的本質，又揭示出了人與自然、與社會諸方面的關系。具體地說，包括了人與自我的關系，與他人的關系，與民族和國家的關系，與自然環境的關系。中國茶文化的人生價值觀的思想，與生產生活實踐相依托，與自然環境相結合，與人文和歷史相伴隨，貫穿于茶文化發展的歷程，形成中國茶文化博大精深的思想內涵，分析和研究中國茶文化關于人的人生價值的思想，對我們進一步了解茶文化的歷史，理解茶文化的精髓，發揚光大中國茶道精神，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國茶文化的人生價值觀與茶文化精神是一致的。就其要義來講，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重德——擺正人與自我關系的準則
重德，是中國茶文化人生價值觀中最基本的內容。講究茶德，塑造高尚人格，完善自我，實現自身的人生價值，是歷代茶人崇尚和追求的目標，也是茶文化的核心內涵。而茶德的樹立，既是茶的自然特性的顯現，又是茶人精神的流露，同時又是茶人所確立的道德標準和行為規范。
首先，茶性蘊含著茶德。茶品即人品。茶品是指人們在對茶的認識中提煉出來的象征性品貌，陸羽在《茶經》一之源開宗明義地指出：“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茶被稱為嘉木，是因為茶的生長、體型、特色和內質等具有剛強、質樸、清純和幽靜的本性。茶樹生長在山野的爛石、礫壤或黃土中，仍不失堅強、幽深；茶葉凝聚陽光雨露的精華，其“性潔不可污”；茶湯晶瑩清澈，清香怡人，給人以智慧和幽雅的韻致。茶性與茶品相聯系，無喧囂之形，也無激揚之態，茶性與茶品這些自然的本質特征滲透到人們生活領域，表現在人對生活的一種理解，一種靜觀，一種品鑒，一種回味；延伸到人們的精神世界里，則是一種境界，一種理念，一種智慧，一種品格。因此，重德觀念的形成，源于茶的自然本性。
其次，茶德是茶道的靈魂。在茶文化發展的歷史上，人們對茶德早已確認，并崇尚備至。陸羽在《茶經》提出的“精行儉德”，說明茶的美好品質應與品德美好之人相配，這是最早確立的茶德標準，也是中國茶道的精神所在。到了后來，唐代劉貞亮對茶德的闡述則更為具體：以茶散悶氣，以茶驅睡氣，以茶養生氣，以茶除癘氣，以茶利禮仁，以茶表敬意，以茶養身體，以茶可雅行，以茶可行道。在當代，王澤農，莊晚芳等茶學專家，對茶德都作了深刻的注解。王澤農先生認為，茶道的本質精髓應該是“德”，德是天地的屬性，天性、人性、茶性乃共性所在也。莊晚芳先生提出了“廉美和敬”為核心內容的茶德，他認為“廉儉”可以“育德”，以一杯清茶來推行清廉與勤儉，培養良好的道德品質。由此可見，茶德的樹立和推崇，不僅為中國茶道形成奠定了基礎、豐富了內容，而且也為茶人實現自我人生價值明確了方向。
第三，茶道孕育了茶人精神。如前所述，中國茶道，很大程度上是在樹立茶德的基礎上創立的。盡管目前人們對茶道的論述，各執己見。但是，有一點是相同的：茶道講求的是精神內涵。中國茶文化繼承了儒、佛、道的精義，把飲茶等茶事活動融入哲理、倫理、道德，通過茶的品飲來修身養性，陶冶情操，品味人生，參禪悟道，達到精神上的洗禮和人格上的澡雪，這就是飲茶的最高境界——茶道。中國茶道孕育了茶人精神，茶人精神推動了茶道的發展。被人們尊為茶圣的陸羽，幼為棄兒，長于佛門，一生不仕，致力于茶事研究，他常腳著芒鞋，獨行野中，采茶覓泉，品茶鑒水，以自己的親身實踐和對理想的追求，寫下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學專著——《茶經》，為推動人類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建設作出了杰出的貢獻。而陸羽的一生，不羨官爵，不慕名利，甘愿荒餐野宿，櫛風沐雨，始終生活在人民大眾之中，他這種犧牲自我，造福人類的奉獻精神，以及勇于吃苦、善于創新的探索精神，既是茶人精神的充分體現，也是中國茶道關于人的人生價值思想的完美表達。
二、尚和——協調人與他人關系的宗旨
茶道中“和”的基本涵義包括和諧、和敬、和美、平和等等，其中主要是和諧。通過以“和”為本質的茶事活動，創造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茶文化關于“和”的內涵既包含儒、佛、道的哲學思想，又包括人們認識事物的態度和方法，同時也是評價人倫關系和人際行為的價值尺度。
第一，“和”是中國茶文化哲學思想的核心。茶道是在吸收儒、釋、道三教哲學思想的基礎上形成的。雖然三教對“和”的闡釋各不相同，但“和”則是三教共通的哲學思想理念。儒家推崇的是中庸之道，《中庸》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也，天下之大本也，和者也，天下之大道也。”指出了“和”與“中”的關系，“和”包含中，“持中”就能“和”。因而儒家提倡在人與自我的關系上必須節制而不放縱；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表現為親和自然，保護自然；在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上倡導“禮之用、和為貴”。佛教中的“和”提倡“父子兄弟夫婦、家室內外親屬，當相敬愛，無相憎嫉”，并強調“言色相和”，這是一種舍棄根本的“和”。特別是在茶道中的“茶禪一味”強調，人如果要脫離苦海，就須六根清凈，明心見性。禪茶是僧侶們通過品茶品味人生，這是“和”的另一種表現形式。道家追求“天人合一”，“致清導和”“物我兩忘”的境界，這種“和”表達了人們崇尚自然、熱愛生命、追求真善美的理念。總之，儒、釋、道三家關于“和”的哲學思想貫穿于茶道之中，既是自然規律與人文精神的契合，也是茶的本性的體現，同時也是特定時代的文人雅士人生價值追求的目標，如儒家基于治世的機緣，佛家則是緣于淡泊出世的操節，道家又賴于尊人貴生的精神等。
第二，“和”是人們認識茶性、了解自然的態度和方法。茶，得天地之精華，鐘山川之靈秀，具有“清和”的本性，這一點，已被人們在長期的社會生產生活實踐中所認識。陸羽在《茶經》中關于煮茶風爐的制作所提出的“坎上巽下離于中”與“體均五行去百疾”，是依據“天人合一”、“陰陽調和”的哲學思想提出來的。陸羽把茶性與自然規律結合起來，表達了“和”的思想與方法。煮茶時，風爐置在地上，為土；爐內燃燒木炭，為木、為火；爐上安鍋，為金；鍋內有煮茶之水，為水。煮茶實際上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達到平衡的過程，煮出的茶湯有利于人的身體健康。另外陸羽還對采茶的時間、煮茶的火候、茶湯的濃淡、水質的優劣、茶具的精簡以及品茶環境的自然等論述，無一不體現出“和美”的自然法則。
第三，“和”是規范人倫關系和人際關系的價值尺度。中國茶文化對于“和”精神，主要表現在客來敬茶，以禮待人，和誠處世，互敬互重，互助互勉等。通過飲茶、敬茶，形成了茶禮、茶藝、茶會、茶宴、茶俗以及茶文學等多種茶的表現形式，而實質內容則是以茶示禮、以茶聯誼、以茶傳情，而達到的目的則是以茶健身，以茶養性，以茶表德。
客來敬茶，以茶示禮，既是一種風俗，也是一種禮節。人們通過敬茶、飲茶、溝通思想，交流感情，創造和諧氣氛，增進彼此之間的友情。這種習俗和禮節在人們生活中積淀，凝煉和闡發，成為中華民族獨特的處世觀念和行為規范。體現在人倫關系與人際行為上，就是以和諧、和睦、和平為基本原則，來達到社會秩序的穩定與平衡。如在人際關系的處理上，誠信、寬厚、仁愛待人是為了“和”；遇到矛盾時，求大同、存小異，這是一種“和”；在激烈的競爭中，堅持平等、公開、公正的原則，也是一種“和”；對待紛繁、浮躁的世俗生活，要求平心靜氣，則是另一種“和”。
總之，茶文化崇尚以“和”為目標的價值取向，對于建立團結和睦、和誠相處、和諧一致的人倫和人際關系，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崇儉——處理個人與民族及國家關系的基礎
崇儉，就是倡導勤儉、樸實、清廉的個人思想品德與社會道德風尚。以茶崇儉、以儉育德，既是中國茶道精神的精義，也是茶文化關于人的人生價值的重要思想內容。
茶在守操、養廉、雅志、勵節等方面的作用被歷代茶人所崇尚。陸羽在《茶經》中追述了自神農至唐代諸多有關飲茶的名人軼事，其中不乏以茶崇儉的例子。如齊國的宰相晏嬰以茶為廉，他吃的是糙米飯，除少量葷菜，只有茶而已。晉代的陸納以茶待客，反對鋪張，不讓他人沾污了自己儉樸的清名。桓溫以茶示儉，宴客只用七盤茶和果來招待。齊武帝在遺詔中說他死后，只要供上茶與餅果，而不用犧牲，并要求天下人無論貴賤，都按照這種方式去做。如果說這些以茶崇儉的例子只是對廉儉之風的追求，那么陸羽崇儉的思想，則更多地表達了自己匡時濟世的政治向往和憂國憂民的赤誠之心。
陸羽對煮茶的鍋，要求用生鐵制成，如果用瓷、石則不耐用，如果用銀制，則“涉于侈麗”，這種觀念仍然是崇儉。而他在風爐上鑄上“伊公羹、陸氏茶”和“圣唐滅胡明年鑄”的字樣，是陸羽用自己的茶比伊尹治理國家所調之羹，來說明修身、養性、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至于風爐的鑄造時間，標明是在唐代平息安史之亂第二年鑄造的，表明了陸羽對國家興亡的關注，同時也寄托了茶人積極入世，以身許國的高尚情懷。
陸羽一生勤奮好學，儉樸處世，他不求仕進，不成家，卻成就了《茶經》。他雖身為閑云野鶴的隱士，但卻處江湖之遠亦憂其民。在安史之亂時，他寫的《四悲詩》，就是對人民的痛苦有所感觸，用悲憤的淚水寫成的。
以茶崇儉，以儉育德，茶是人們寄托感情的媒介，也是歷代茶人愛國憂民的情結的載體。“啜苦勵志，咽甘報國”代表了茶人以愛國主義為人生價值的崇高品格。
四、貴真——溝通人與自然關系的要求
貴真，就是講求人與自然的親和，追求真善美的統一。這既是中國茶道的核心內容，也是傳統茶文化的魅力所在，同時也是茶人對人生價值的最終追求。
真，是道家哲學思想的主要內容。莊子曾經說：“真者所以受于天，自然不可易，圣人法天貴真，不拘于俗”。解釋了真的本質，即“真”與“天”、“自然”是一致的，是不可改變的。所謂“天道自然”，“天人合一”，是古代先哲們解釋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基本觀念。中國傳統茶文化講究的真，包括了茶的自然本性之真、品茶的環境之真和人的性情之真。
第一，茶的自然本性之真。茶葉是天涵地載人育的靈芽，其天然性質為清純、淡雅、質樸。陸羽《茶經》指出，“茶之性儉”，“茶之為用，味至寒”。唐代裴汶在《茶述》中說：“其性精清，其味淡潔，其用滌煩，其功致和。”唐代詩人韋應物在《喜園中茶生》的詩中寫下：“潔性不可污，為飲滌煩塵”的名句。由此可見，人們對茶的發現、利用和享受，既有感觀上的真香、真味，也有精神上的真性、真趣。茶，由最初的藥用到生活中的享用，由提神醒腦的天然功用到致清導和的精神作用，由自然的茶品到社會的人品，這種漸進的認識、升化過程，不僅表現出了人對自然的認識歷程，而且也反映出了人與自然高度契合、和諧統一的過程，同時也彰顯出人類對真善美的追求過程。
篇7
篇8
勿庸置疑，我國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對商業銀行、投資者、貸款者來說具有很大的積極意義。從學術界到政府有關部門對盡快發行MBS的呼聲也很高，工商銀行、建設銀行等機構都對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進行了研究并且提出了一些研究方案，但證券化的實施卻依然是“猶抱琵琶半遮面”，始終“呼之不出”。筆者認為，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具體操作方案之所以遲遲未見推出，是因為目前我國實現抵押貸款證券化還存在很多障礙。
一、目前我國住房抵押貸款一級市場發育不成熟
1.一級市場規模太小。截至到2001年末，我國四家國有商業銀行發放個人住房貸款余額為5072億元，雖然比年初增加了1994億元，增幅達65%，但個人住房貸款余額占各項貸款余額的比重為2%.占GDP的比重為5.2%.從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情況來看，1999年底，住房抵押貸款余額占GDP的比重，英國為56%、美國為54%、日本為33%、香港地區為31%，可以看出，我國目前住房抵押貸款的規模還很小。而創立MBS市場時，需要將抵押貸款債權構建成標準化的資產池，如果沒有相當規模的貸款積累，就無法找出足夠多在還款期限、利率標準、房產性質、違約率等方面相同的債權，當然就無法實施“打包”“重組”等標準化操作，發行MBS的資產池也就無法建立。
2.一級市場貸款條件不統一。住房抵押貸款在全國剛剛興起，雖然1997年我國出臺了一部《個人住房擔保貸款管理試行辦法》，但它對具體的實施細則并未明確規定，還沒有形成全國統一的住房抵押貸款體系。各地、各銀行之間的情況不同，在貸款標準、貸款格式、發放程序、信息管理等方面有很大差異，貸款條件的不統一，也使得構建標準化的資產池步履艱難。
二、商業銀行壓力和動力不足
1.目前我國住房抵押貸款在銀行資產中所占份額較低，還沒有對銀行資產的流動性造成威脅。國外銀行之所以實行抵押貸款證券化，主要是為了解決資金流動性不足帶來的資金結構不匹配及防范流動性風險。根據國際經驗，住房貸款占全部貸款比例達到30%左右時，可能給銀行帶來流動性威脅，商業銀行就會提出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的要求。可是，我國目前住房抵押貸款的規模還很小，僅占總貸款余額的2%左右。從整體上來講，我國商業銀行存款的總量大于貸款，有大量的閑置資金，并且我國居民的儲蓄總量屢創新高，目前商業銀行發放住房抵押貸款的資金非常充足。所以盡管個人住房抵押貸款的數量增加很快，但還沒有給銀行造成流動性的威脅。
2.目前住房抵押貸款的違約率較低，還沒有對銀行資產的安全性造成威脅。我國銀行資產的質量很差，其中不良資產所占比例至少在25%以上，而1999年美國花旗銀行的不良資產率僅為0.6%.在我國銀行目前的資產中，住房抵押貸款一直是國有商業銀行的少有的優質資產。雖然利率的波動、就業收入的增減、借款人的健康狀況、房地產價格的震蕩等因素也會使住房抵押貸款存在一些安全性風險，但目前它的違約率卻很低，其不良資產率僅為0.23%.另外，隨著個人住房抵押貸款在銀行總資產中比重的不斷增加，商業銀行不良資產所占的比例也會逐步下降，將使商業銀行的資產質量得到明顯的改善。
因此，商業銀行不愿把自己的優質資產出售給其他投資者，當然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的腳步也就無法前行。
3.實行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會使銀行的收益率降低。如果將住房抵押貸款的債權出售，原本由銀行一家獨享的貸款收益就要大部分隨著債權而轉移給投資者，進行證券化操作的特別機構也需要從中獲得證券發行的手續費和管理費。一盤美餐被多方分食，那么銀行就只能通過發放和回收住房抵押貸款取得一些中間的服務費用，不能像現在這樣獲得由于存貸利息差帶來的明顯的收益。所以，目前商業銀行要求實行抵押貸款證券化的意愿不強烈。
三、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不夠完善
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是一項程序性強，涉及多方經濟利益的工程，只有完善的法律、法規才能確保它的有效運行。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我國先后頒布和修改了二系列經濟法律、法規，以維持經濟秩序。但由于我國抵押貸款市場起步較晚，相關的法律建設還很不完善，尤其是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的政策法規還未出臺，對于證券化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尚無明確的法律依據。現行某些法律法規與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的某些操作手續還有許多相違背的地方，這些都極大限制了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的發展。因此在法律上亟待解決以下幾個問題：
1.住房抵押貸款證券的潛在投資者很多，尤其是一些機構投資者將是購買住房抵押貸款證券的主力軍，但在我國目前法律環境下，一些擁有長期資金的投資者卻不能進入證券市場。在穩定金融秩序的前提下，應該制定相關的法律，允許其中一部分進入MBS投資領域。
2.當商業銀行或發行住房抵押貸款證券的公司破產時，需要進行破產隔離操作，并且需要一個信托公司介入，但在目前我國還沒有《信托法》對此項內容做出規定。
3.住房抵押貸款的債權轉讓是該資產證券化的一個重要環節，但是現行法律規定，該債權轉移時，必須抵押人到場同意才能完成，而實行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涉及的抵押人數目龐大，不可能要求其一一到場，所以，現行的法律法規必須調整。
4.在實行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的過程中需要涉及到很多中介機構，如資信評估機構、房地產評估機構、擔保與保險機構、公證機構等的參與。這些中介機構彼此之間關系的協調，職責的分配等問題，目前還沒有法律做出明確的規定，而這些中介機構的共同配合對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市場健康有序的發展將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篇9
推廣普通話工作以測試形式出現，雖已有十四年了，但仍處于實踐探索階段，如何有效地貫徹執行《普通話水平測試實施綱要》，也還沒有現成的模式和經驗作為參考。筆者作為一名從事普通話教學和測試工作十多年的測試員，在實踐中不斷探索方法和積累經驗，形成了一個相對成熟的工作思路，要在高校推進PSC工作，關鍵是要在長期的理論研究、教學實踐和測試工作中，逐步構建起一個集普通話教學、培訓、測試為一體的科學體系，即：準確定位PSC的性質是前提；加強普通話口語教學是基礎；強化測前培訓是保障；確保測試質量是關鍵，同時要在工作中探索出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積累豐富的經驗，逐步使PSC工作走向科學化、規范化、制度化。
一、準確定位測試性質是前提
目前，PSC處于實踐探索階段，準確定位PSC的地位和性質，便成為首要解決的問題。
首先，要確認PSC的地位和特點。PSC具有法定地位，我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都明文規定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這一基本語言政策為PSC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與保障，確保了測試的政府行為，具有國家法規的尊嚴性、強制性與嚴肅性。PSC是在綜合吸取測試學與語言學理論的基礎上，著重“測查應試人的普通話規范程度、熟練程度，認定其普通話水平等級”。PSC具有教育測量特性，“屬于目前比較通行的標準參照性或者說達標性測試范圍”。PSC本質上是一門學科，學術性強，知識體系完整，能力訓練要求高，這項工作來自語言統一的必然要求。PSC以推廣普通話為目的，并服務于推廣普通話工作，是國家新的推廣普通話方針“積極普及，逐步提高”的應用與體現，并已成為全國性推廣普通話工作中一個關鍵性和不可缺少的環節。PSC將推廣普通話工作提高了一個層次，改變了過去“標準模糊、界定困難”的評價狀態，使得推廣普通話工作具有科學、規范、易于操作的新特點。
其次，要正確定位PSC與高校普通話口語課程教學之間的關系。高校普通話口語教學的主要任務是培養學生準確應用口頭語言表達的能力以及規范的口語交際能力。目前，口語教學的重要性日趨顯現。但傳統的不重視口語能力的教學方法與昔日模糊的“開口就好”的評價理論，對于參與言語活動的一系列心理過程無法定量、定性辨析的弊端，也隨著社會進步而日漸與現代口語教學要求發生矛盾與沖突。PSC正是出于解決這一突出矛盾的目的，正確引導、評價、推動口語課的教學與科研，以適應推廣普通話工作發展的新時期、新階段的要求，順應信息高速公路建設及現代高科技發展的潮流。PSC的口語特性、教育測量特征及語言學科的屬性都恰如其分地解決了當前口語教學的種種弊端。PSC寓測于教，寓測于學。基于這種特性，對PSC工作地位的確認必須高屋建瓴，統攝全局。
二、加強普通話口語教學是基礎
高校要把普通話口語課程納人教學計劃，作為全校學生的一門必修課程。要清楚地認識到PSC和教學的正確關系，PSC只是一種監督和檢驗普通話口語教學的手段。在普通話課程建設上始終強調增加投入力度，提高教學水平，力求讓學生自如、自覺地運用普通話，而不是簡單地設置成應試性的測前培訓課。只有扎實搞好普通話課程的教學和科研工作，才能在確保PSC質量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學生的普通話口語表達能力。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加強普通話口語教學：
1．多學科相融的原則
普通話口語教學是一門多科性的邊緣學科，與許多學科都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系，諸如：語言學、口才學、交際學、教育學、美學、倫理學、邏輯學等，這些學科的研究成果豐富了普通話口語的理論建設，而口語課的大量實踐經驗，又促進了這些學科的發展。在教學中加強這些學科與口語課的聯系，走多學科融合之路，能更好地共同擔負培養大學生口語表達能力的重任。
2．循序漸進的原則
口語訓練不可急于求成，要采取由易到難由低到高、由簡單到復雜、由分析到綜合的“階梯式”訓練方法，按照聽說能力的培養、形成以及提高的不同階段，循序漸進地進行科學化、層次化、序列化的訓練。
第一階段：聽說能力的培養階段。這是口語訓練的初級階段，訓練的內容是：(1)以方言辨正為重點的普通話語音訓練；(2)發聲技能訓練；(3)朗讀技巧訓練；(4)態勢語訓練。
第二階段：聽說能力的形成和提高階段。這一階段的訓練內容是：(1)演講；(2)辯論(3)情景會話等一般交際口語訓練；(4)職業口語訓練。
3．精講多練的原則
提高口語水平關鍵在于多說多練，口語教學要做到“精講多練”：
合理分配講與練的時間。在口語教學中可采用“三三制”的時間分配方法：理論指導+教師示范+多媒體教學占三分之一時間；學生訓練+師生評議占三分之二時間。
課上導練與課下自練相結合。僅靠有限的課堂訓練是不夠的，要將課上導練與課下自練相結合。
積極參加口語實踐。鼓勵學生參加各種口語表達能力比賽，諸如：故事會、朗誦比賽、演講比賽、辯論賽、主持人大賽等，比賽成績在課程考核中占一定的分值。
4．因材施教的原則
化整為零，實行分組、分層式教學。針對課時少、班級大、學生多、普通話水平參差不齊的教學現狀，可采用分組、分層式教學。
分門別類，確定不同的訓練重點。對不同層次的學生提出不同的要求，根據每組同學的情況確定不同的訓練重點和難點。
個性化訓練。在訓練中要注意照顧學生的個性差異，避免一個模子、一種風格、一味求同。
根據不同的方言特點確定訓練重點。根據不同方言的語音錯誤與缺陷，來確定訓練的難點和重點。在進行方言辨正時，把同一方言區的學生劃分為一組，指出存在的相同問題。
三、強化測前培訓是保障
I．高度重視測前培訓工作
PSC要遵守“以訓保測、以測促訓”的原則，對考生進行測前培訓。一方面，由經驗豐富的測試員對考生進行針對性的強化訓練，介紹普通話水平測試的程序、等級、評分標準、正誤界定、測試內容及應試技巧等。另一方面，可以安排推廣普通話的輔導員到各班去督促、輔導訓練。同時，還可以充分利用學校現有的資源進行測前訓練，如利用校園廣播臺、調頻電臺、網絡電視等在考前滾動播放訓練內容，創造一個普通話聽、說、讀、練的良好環境。
2．探索行之有效的培訓方法
測前培訓幫助考生熟悉測試程序，強化針對性訓練，掌握應試技巧，有利于正常發揮，取得較好的測試成績。筆者在實踐中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培訓方法。
(1)確定努力方向和訓練重點
教師可幫助考生根據自己現有的實際水平確定不同的努力方向和訓練重點。如果考生平時就能夠自然流暢地使用普通話進行朗讀和自由交談，聲、韻、調、詞匯和語法基本準確，確定的目標可以是努力進入一級乙等。首先要明確可能出現的錯誤類型，把訓練重點放在糾正語音錯誤上，在朗讀練習中要找準重音，正確使用停連不錯讀漏讀。在說話練習中語言自如流暢，不出現或少出現語音、詞匯、語法的失誤。
如果考生平時能說比較標準的普通話，但聲、韻、調不夠準確，在朗讀和自由交談時，有方言語調和使用方言詞匯、方言語法的情況，確定的目標可以是進入二級。考生要針對自己出現的問題，從詞表人手，重點練習聲、韻、調，準確掌握語流音變規律，認真辨正方言詞匯和語法，糾正交談中的方言語調，提高認讀的準確率和自由表達的流暢度。
如果考生平時基本不講普通話或講普通話時基本不準，聲、韻、調的錯誤和缺陷較多，詞匯和語法也存在不少問題。這部分考生必須先系統學習普通話語音的基礎知識，然后再閱讀詞表通過練讀朗讀材料，以讀帶說，盡量在有文字憑借材料的測試部分少丟分。
(2)把普通話語音作為訓練的重點
因為語音“是評定應試人員普通話水平的主要依據，因此在測試內容中，語音的比重明顯大于詞匯和語法”。從《普通話水平測試大綱》可以看出，在四項測試內容里，第一、二項讀單音節字和多音節詞部分是純粹考察語音標準程度的，占總分的3O；在第三項朗讀中，語音考察也是重點，占總分的25；第四項說話中語音面貌占了總分的2O。在全部考察內容里，語音總共占了759／6。因此，要把訓練重點放在語音辨正上。
(3)糾正方言語調，改善語音面貌
多數考生在有文字憑借的測試項中能夠做到語音準確，語調自然，失分比較少，但在說話測試項中卻暴露出濃郁的方言語調。測前培訓要側重有效地糾正方言語調，首先，要善于運用普通話進行思維，在日常生活中多說多練，養成良好的語言習慣。其次，要強化聲調訓練，讀準四類調值，避免由于語調變化而使聲調發生變化的現象。另外，聲韻調的發音部位、發音方法要正確，糾正語音錯誤，克服語音缺陷，把朗讀中的一些良好的語音習慣，如停連恰當、重音準確、語言運用妥當等技能轉移到說話項中，確保語音標準，自然流暢。
(4)恰當控制語速，準確把握時間
在PSC的評分標準中，都有限時這一項。如果語速過快(超過270個音節／分鐘)，字詞發音不到位，就可能造成語音缺陷；如果語速過慢(低于150個音節／分鐘)，影響正常表達，也不能全面真實地反映考生的普通話水平。準確把握好時間，一是要控制好語速。在備考時，先測出自己的語速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要及時糾正。可以跟讀新聞播音，調節詞語之間的疏密度，控制好段落之間的空歇。還可以加強唇舌鍛煉，多讀些短詩或繞口令，使自己口齒清晰，唇舌靈活，語速適當。二是要做到臨場不急不慌，從容應戰。測出自己的語速后，就可以做到心中有數了。一般講，3分鐘的說話時間大約能講500個音節，至少應準備800～i000字左右的說話材料。
(5)克服心理障礙，增強臨場發揮能力
PSC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也是心理素質的檢測。怯場現象的發生，一方面是由于考生的心理素質缺少鍛煉；另一方面是精神壓力太大所導致。克服怯場現象，一是要對PSC有正確的認識，如果此次測試成績不夠理想，還可以在3個月后申請復測，爭取進入更高的等級。二是要在平時加強鍛煉，增強自己面對眾人說話的勇氣和膽量，逐步培養良好的心理素質和應試能力。三是要坦然自信、舒緩松弛地參加測試，沉著冷靜從容不迫，才有可能發揮出最佳水平。
四、確保測試質量是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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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個企業來講，籌資是其進行一系列生產經營活動的先決條件。企業的籌資方式一般分為負債籌資和權益籌資兩種，但無論是哪種籌資方式，都存在著一定的資金成本。籌資決策的目標不僅要求籌集到足夠數額的資金，而且要使資金成本達到最低。企業的資本結構是由籌資方式決定的，不同的籌資方式，形成不同的稅前、稅后資金成本。現代企業的籌資方式主要有:向銀行借款、向非金融機構或企業借款、企業內部集資、企業自我積累、向社會發行債券和股票等。企業的籌資渠道也是多種多樣，如吸收直接投資、發行股票、利用留存收益、向銀行借款、商業信用、發行債券、融資租賃等。由于我國稅法對不同籌資方式取得的資金成本的列支方式不同，這便為企業籌資決策中的稅收籌劃提供了可能。
1企業籌資過程中稅收籌劃的主要方式
(1)資本結構是由籌資方式決定的,不同的籌資方式,形成不同的稅前,稅后資金成本.企業的籌資活動,總是以提高經濟利益為出發點的。籌集資金是企業運動的起點，是決定資金運動規模和生產經營發展程度的重要環節。經營管理者趨于回避風險，初始投入的資金多由自我積累的方式提供的。這樣，企業的財務風險和融資成本會降低。但從納稅籌劃的角度來看，企業內部集資和企業間拆借資金方式效果最佳，向金融機構借款次之，自我積累最差。從稅收籌劃角度來看可以選擇內部集資和企業間拆借資金籌集。這是因為采用企業之間的相互融資及結算中形成這種籌資方式的企業，一般相互間是有一定關聯的，因而各方必然要從各自利益的角度出發，來分攤投資而帶來的利潤，使稅收負擔達到最少。從而為企業尋求降低融資成本和實現納稅籌劃提供了較為廣闊的動作空間。向金融機構貸款的效果雖不及前兩種方式，但企業仍可利用良好的銀企關系尋求一定規模的稅負減輕。我國稅法規定：企業納稅人在生產，經營期間，向金融機構借款的利息支出，按照實際發生數扣除；向非金融機構的借款利息支出，不高于按同類同期貸款利率計算以內的部分，準予先扣除。因此企業償還利息后，應納稅所得將有所降低，而且在企業的投資生產后，出資機構實際上也需要承擔一定稅收，從而使企業實際稅負降低。(2)借款費用的納稅籌劃。按現行《企業會計制度》規定，企業的借款費用如果是在籌建期間發生的，應當根據其發生額先計入長期待攤費用，然后在開始生產經營當月一次性計入當期損益；如果該借款費用屬于在生產經營期間、為生產經營而發生的，應當根據其發生額全部費用化，計入財務費用。其中，與購建固定資產有關的，在資產尚未達到預計可使用狀態之前，應計入所購建固定資產的價值。眾所周知，財務費用可以直接沖抵當期損益，而長期待攤費用和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價值則需分期攤銷，逐步沖減當期損益。因此，為了實現納稅籌劃，企業應盡可能加大借款費用支出計入財務費用的份額，縮短籌建期和資產的購建周期。
(3)發行債券，可選擇折價，溢價的攤銷方法進行納稅籌劃。發行債券也是企業常用的籌資方式。在債券各期的攤銷的計算中，常用直線法和實際利率法。實際利率法與直線法的主要區別在于，直線法下，每期利息費用固定不變，債券的賬面價值，在折價攤銷時逐期增加，在溢價攤銷時逐漸減少；而在實際利率法下，每期利息費用和債券賬面價值都在不斷變化，在折價時會逐期增加，在溢價時會逐期減少。正是這種差異，為所得稅的納稅籌劃提供了可能性。在折價發行的前提下采用實際利率法，在溢價發行的前提下，采用直線法進行核算。雖然說最后的攤銷總額一定，但籌劃之后卻可達到延期納稅的目的。“延期納稅有利于資金周轉，節省利息支出，以及由于通貨膨脹影響，延期以后繳納的稅款市值減少，從而降低實際納稅額。”
案例:發行票面利率為10%，5年期的總面額為800，000萬元的公司公司債券，債券利息在每年6月30日和12月31日支付，發行時市場利率為8%。
①債券的發行價格：
800000×DF0.04,10+(800000/5)×ADF0.01,10=540448+324436=864884元；
②采用直線法攤銷債券溢價：
每半年溢價攤銷額=（864884-800000）/10=6488元；
③采用實際利率法攤銷債券溢價；
④在溢價發行時，采用實際利率攤銷法可以遞延稅款幾千萬元，如果把它折算成現值，則這兩者間有更大的差異。
2企業籌資稅收籌劃存在的風險及其防范
(1)財務風險。企業為了更好地發展,會擴大籌資規模,而且從稅收籌劃收益角度來看。企業籌集的債務資本額越大，則稅收籌劃的空間越大，可能獲取的籌劃收益也就越多，但由此帶來的財務風險也相應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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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一般是由內部自下而上自發的漸變過程，是由資本主義私有制和自由市場相結合的結果，資產階級在現代化進程中起主導作用。俄國的現代化則是在1853～1856年克里米亞戰爭中被英法兩個資本主義國家打敗后通過1861年廢除農奴制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啟動的，沙皇政府在現代化進程中扮演主角。由于市場發育不足，俄國的現代化帶有國家行為和趕超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特點。但是，沙皇是貴族地主階級利益的代表，改革不得不照顧貴族地主的利益，所以俄國的現代化一開始就處于無法克服的矛盾之中。
在俄國的現代化過程中，農奴制始終是主要的障礙機制。當14～15世紀農奴制在西歐各國消失時，農奴制卻悄悄地在中東歐國家興起。俄國是農奴制延續時間最長、表現形式最為野蠻的國家。1807年，拿破侖在華沙公國(1815年后稱波蘭王國)頒布憲法，廢除農奴制，農民獲得了人身自由。同年，普魯士政府廢除農奴制。1848年，奧地利政府廢除農奴制。唯獨俄國的農奴制延續到1861年。在農民獲得人身自由和份地時，農民卻被迫交納遠遠高于當時土地的市場價格的高額贖金。對于農民來說，支付贖金是一場掠奪，它奪走了農民多年積累的資金，阻礙了農業經濟按市場原則改組的過程，使俄國農村長期處于貧困狀態。這種掠奪農民的暴行在易北河以東的農奴制國家和地區的確是罕見的。1861年改革不僅沒有廢除中世紀的村社組織，反而加強了村社的經濟職能。農民贖買份地，地主不是同農民而是同村社簽訂契約。村社限制農民離開農村，遏制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農民獲得的份地通常低于改革前擁有土地的數量，地主占去了一部分農民的好地。俄國農民的不自由和任人宰割的狀況在歐洲是獨一無二的。
在改革后的40年里，由于人口自然增長率提高，農民的份地不斷減少，從1861年的4.8俄畝(1俄畝等于1.09公頃)減少到1905年的2.6俄畝。農民缺乏土地的現象日益嚴重。農民小生產者的地位限制了他們與市場的結合，妨礙了國內市場的擴大。
1861年改革保留了大量農奴制殘余。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是農奴制殘余的主要表現。根據1900年的資料，在私人所有的土地中，貴族占有79.8%，而農民只占有5.5%，商人和市民占有12.8%；20世紀初，擁有500俄畝以上大地產的地主占有很大比重，甚至形成了擁有5萬俄畝的土地寡頭集團。155個大地主的土地面積達1620萬俄畝，幾乎占全國私有土地的20%。[2](p494)由于農民缺乏土地，農村存在著大量剩余勞動力，地主可以通過工役制繼續奴役農民，他們讓農民用自己的農具和耕畜為其耕種土地。工役制妨礙了地主用先進農具和雇傭勞動者按資本主義方式經營農業。根據列寧的統計，在歐俄43個省中，有19個省的地主經濟資本主義制度已占優勢，這主要是波羅的海和西部各省；有17個省的地主經濟工役制度占優勢，這主要是黑土省；還有7個省是混合經濟占優勢。
俄國的工業革命和工業化幾乎是同步發生的，它涵蓋了19世紀50～90年代。改革后的20年是工業革命進程的擴展或粗放階段。工業革命從紡織業開始，然后擴散到食品業和機器制造業、五金加工業。莫斯科是紡織工業的中心，彼得堡是機器制造工業和五金加工業的中心。國家全力扶植重工業的發展，而由市場推動輕工業的發展。由于缺乏資金和技術，不得不大量吸收外國資本，進口外國機器。與此同時，俄國大量出口谷物。俄國與資本主義世界市場逐漸融于一體。從19世紀80年代起，工業革命進入集約和結束階段。90年代，俄國工業進入快速發展時期。現代資本主義冶金、燃料工業基地和石油工業基地在頓涅茨和巴庫建立。工業生產年均增長9%。從1893年至1900年，共修筑了2.2萬俄里鐵路，比前20年修筑的總和還多。到1901年，全國鐵路增至5.6萬俄里，形成了完整的鐵路交通網。在國民經濟總額中，工業生產總額和農業生產總額持平。城市化程度達到15%。俄國艱難地由農業國向工業—農業國轉變。但是，俄國遠未達到現代化的目標。
19世紀90年代的工業高漲為1900～1903年的工業危機所打斷。發生危機的重要原因是農業落后和國內市場狹窄。在危機之后，俄國進入了戰爭和革命的年代，經濟長期蕭條。從1910年起，又進入經濟高漲時期。1910～1913年，工業生產增長45%，年均增長11%。[3](p22)其中輕工業增長32%，重工業增長67%。[4](p7)工業生產廣泛采用電力和內燃機，俄國工業的生產技術現代化達到新的高度。這次工業高漲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打斷。
俄國工業化的設計師是謝爾蓋·維特(1849～1915年)。他在1893年制定了《工商業發展綱要》，提出了加速工業發展戰略，即以國家干預為主導，以財政穩定為杠桿，以保護關稅、出口糧食、引進外資、征收重稅為手段，以縮小與西歐國家間的經濟與技術差距為目標的發展戰略。但是這種戰略是建立在剝奪農民基礎上的一種犧牲農業來換取快速工業化的發展戰略。重工業的發展和鐵路的建筑是在與農業市場幾乎完全脫鉤的情況下進行的。在快速工業化的背景下，農業的落后狀況進一步惡化了。工業化和落后農業之間的矛盾，實質上是資本主義現代化工業與農奴制殘余和中世紀村社的矛盾。隨著1900～1903年經濟危機的到來，維持的工業化政策受到批評，1903年他被免去財政大臣職務。
為了改變農業的落后狀態，實現農業現代化，1906年升任大臣會議主席的彼得·斯托雷平(1862～1911年)著手實行。斯托雷平改革的基本思想是消滅村社，扶植富農經濟，擴大土地私有制，保衛地主土地所有制，使農業適應資本主義的發展。為此，他擬訂了1906年11月9日法令和1906年3月4日土地規劃條例，該法令和條例經國家杜馬、國務會議審議通過和尼古拉二世批準后成為1910年6月14日法律和1911年5月29日法律。
斯托雷平的實施情況如下：截止1916年1月1日，共有2478224戶(占村社農戶的22%)和15919208俄畝的耕地(占村社耕地的14%)脫離了村社。一共建立了154萬個獨立田莊和獨家農場(占全體農戶的12.5%)，擁有耕地1510萬俄畝(占全部份地的11%)。[5](p199,p250～251)斯托雷平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谷物的收獲量從1909年起(除1911年外)呈上升趨勢。1913年達54億普特。1909～1913年，全俄谷物年均總產量為50億普特，人均谷物產量500千克。地主和富農的谷物產量占一半，其余一半由中農和貧農生產。谷物的商品率為26%。[5](p440)所以，革命前的俄國農業，自然經濟還占優勢。斯托雷平摧毀村社的目的沒有達到，還有近90%的農民仍在村社生活。改革沒有觸動半農奴制的地主土地所有制，農民繼續為土地而斗爭。農民和地主的矛盾仍然是俄國農村的主要矛盾。與此同時，俄國農村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反對農村資產階級的斗爭正在展開。
三
專制制度是俄國現代化的第二個障礙機制。俄國現代化進程是由專制國家來推動的。維特的工業化方針也是借助專制國家的作用來強制推行的。但是隨著工業化、現代化的推進和資產階級的成長以及資本主義企業自主精神、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機制的發育，又使專制制度面臨挑戰。專制制度和資產階級的沖突不可避免。
俄國專制制度具有根深蒂固的傳統。早在基輔羅斯時期，就接受拜占廷帝國的政治傳統。眾所周知，拜占廷帝國是君主專制國家，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集政治、經濟、軍事和宗教權力于一身。13～15世紀，東北羅斯遭受韃靼蒙古統治達240年。15世紀末建立的莫斯科中央集權國家，深深打上了亞洲專制主義的烙印。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1533～1584年)自稱沙皇，享有拜占廷皇帝的權威。沙皇專制制度代表貴族地主階級的利益，這個階級屬性在300多年的歷史中不曾有任何改變。沙皇俄國是歐洲獨一無二的專制集權國家。彼得大帝(1682～1725年)實行改革，把俄國引向西方，開始了俄國的西化進程。葉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年)的“開明專制”，大量引入法國啟蒙文化。但是，彼得大帝和葉卡捷琳娜二世沒有實行全盤西化政策，而是把農奴制度和專制制度發展到頂峰。
19世紀60～70年代的“大改革”，標志著俄國由封建君主制向資產階級君主制的轉變。但是，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比經濟的現代化更為滯后。“大改革”竟沒有把建立俄國式的代議機構即國家杜馬提上議事日程。在各地建立的地方自治會議、地方自治局和城市杜馬，卻成為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大學校，在這所大學校里，培育了一批立憲主義者。1905年革命才迫使沙皇政府真正走上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的軌道。《10月17日宣言》賦予人民有人身不可侵犯的權利及信仰、言論、集會和結社的自由，賦予國家杜馬以立法職能，使它同國務會議一起成為國家的最高立法機關。被拖延100年的國家杜馬終于召開。1905年的《10月17日宣言》和1906年的新版《國家根本法》是俄國政治現代化和國家法制化的轉折點。但是，沙皇仍有任命官吏、解散杜馬的權力。沙皇專制制度仍是舊生產力的代表，是資本主義發展和政治現代化不可逾越的障礙機制。
四
東正教是俄羅斯傳統文化的核心，因其對皇權的依附性和保守性，成為統治階級維護農奴制度和專制制度的精神支柱，是俄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第三個障礙機制。
當基輔大公弗拉基米爾在988年從拜占廷接受基督教時，羅斯被納入統一的歐洲文明之中。1054年，基督教發生東西教會分裂，歐洲文明分為以使用拉丁字母為主的西方羅馬天主教文明和以使用希臘文字為主的拜占廷東正教文明兩部分。16世紀，宗教改革運動在歐洲興起，新教從天主教脫穎而出。隨著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莫斯科逐漸取代君士坦丁堡的位置，成為東正教的中心。1510年由普斯科夫修道院院長費洛菲向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1505～1533年)提出的“莫斯科—第三羅馬”的理論成為東正教會的意識形態。西方天主教—新教文明同東正教文明從此長期處于對抗狀態。
天主教—新教國家實行二元領導，教會和國家是平等的伙伴關系。東正教國家則實行政教合一，皇權凌駕于教權。教會靠國家和地主賜予的地產維持生活。俄國東正教會適應國家的需要，向廣大教徒灌輸虔信上帝、忠于沙皇、服從地主的思想，成為沙皇政府統治人民的馴服工具。東正教會還因其墨守陳規而成為沙皇政府反對改革、鎮壓革命的重要力量。東正教會的依附性和保守性逐漸削弱了它在人民群眾中的影響。反官方教會的舊禮儀派和各種教派紛紛崛起，無神論思想在群眾中廣泛傳播。東正教官方教會隨著沙皇政權的衰落而衰落。
當然，東正教在歷史上也發揮過積極作用。每當國難臨頭、外敵入侵，東正教會表現出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在14～15世紀擺脫韃靼蒙古統治、爭取民族獨立和統一的斗爭中，在17世紀初的“混亂年代”反對波蘭和瑞典武裝干涉的斗爭中，在1812年反對拿破侖入侵的戰爭中，在1941～1945年反對法西斯德國的衛國戰爭中都發揮了宣傳、動員和組織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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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當今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都在不同程度地關注“公共文化服務”，有關學者對相關問題進行了有意義的實踐和探討，取得了許多有價值的成果。然而，由于公共文化服務是一個重大而嶄新的課題，公共文化服務問題在我們國家特殊的歷史語境中，既是一個迫切的現實問題，更是一個復雜的理論問題。
一、當前存在的問題
國內學術界對公共文化服務的理論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在當前的公共文化服務理論構建中，還存在一些問題。
（一）地方性的個案研究較多，系統性的宏觀理論研究較少
在中央的號召以及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有關學者針對本地區公共文化服務建設中取得的經驗或出現的問題對公共文化服務提出了自己的觀點。王京生以深圳公共文化服務建設實踐為依據，指出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的根本目的在于實現公民的文化權利，主要內容是滿足公民文化權利多層次的要求[1]。蒯大申在上海公共文化服務建設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提出公共文化服務的構建需要正確認識的指導和整個制度的支撐[2]。此外，在專家學者的探討基礎上，一些關于公共文化的研討會相繼展開，一些總結地方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經驗的研究論集也紛紛出版，如李景源、張曉明主編的《浙江經驗與中國發展：文化卷》，主要介紹浙江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的實踐和經驗[3]。
從以上研究成果來看，目前國內公共文化服務的理論研究還處于地域性的經驗總結階段，并沒有形成整體性的適合中國國情的公共文化服務的系統理論。現階段，雖然也出現過一些關于公共文化服務的綜述性的研究，然而，在學術界出現的一些研究成果多是對某一地區或某一領域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的情況介紹或經驗總結，或是針對某地區在公共文化服務建設實踐中出現的具體問題的反思。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地方性的個案研究較多，系統性的宏觀理論研究較少現象，一方面是因為公共文化服務的研究在我國剛剛起步，研究者沒有現成的適合本國本地區的本土理論基礎，只能在實踐中摸索；另一方面，國內缺乏專業的公共文化研究人員，目前國內相關公共文化服務的理論研究者多來自于文化理論學者、公共管理學者以及各政府部門和文化事業單位的管理者，受其學科和原來研究背景的限制，對公共文化服務理論的全盤把握能力較弱。因此，目前在公共文化服務理論的研究領域，還缺少站在系統性高度的公共文化服務理論研究的文章，沒有出現適合中國國情的、可供政府實施的可操作方案。
（二）國內公共文化服務理論的研究水平明顯落后于公共文化服務的建設實踐
雖然國內公共文化服務的建設仍存在一些問題，如公共文化財政總體投入規模不足、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存在結構上的缺陷、現行財政體制的調解機制和轉移支付能力較差等，但是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近年來公共文化服務的建設實踐仍然發展較快。
與公共文化服務建設實踐相對應，在理論研究領域，相關學者對公共文化的研究仍處于依托實踐的經驗式的總結和問題反思階段。如徐軼尊的《北京公共文化服務發展戰略與首都文化品味》一文在考察了北京公共文化服務的發展現狀和存在問題之后，提出發展北京公共文化服務的三大建議[4]；陳堅良在《和諧社會視野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構建》一文中關注到了少數民族地區的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的問題[5]。
公共文化服務是一項理論與實踐并進的研究課題，但目前的發展程度來看，國內公共文化服務的理論研究落后于實踐的發展，大多理論研究是對實踐中細枝末節的修補，而沒有真正起到理論的宏觀指導和事先預見作用。
（三）西方成熟文化理論與中國公共文化建設實踐的初級階段存在某種程度的不對稱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西方國家政府開始加大對文化藝術的扶持力度，支持文化參與的機制蔚然成風，相關研究文化的理論紛紛出現，在半個世紀的發展中經歷了一個馬鞍形的變化。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為其創立和興盛期，這一時期，新興的文化理論備受青睞，成為西方社會政治分析的主要方法之一。進入70年代以后，它遭到了來自不同方向的攻訐和批判，人們指責它保守、僵化，低估了社會結構和權力結構的作用，不具有解釋力和預見性等等。在這些批判聲中，許多學者放棄了文化研究，文化理論幾近被廢棄。進入80年代，文化研究出現新的轉機。進入90年代又進一步繁榮起來。發展到今天，西方的公共文化已經初步完成建設過程，進入管理階段。
然而，中國的公共文化服務從實踐到理論研究都是剛剛起步，各方面發展還很不完善，加之中國長期處于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之下，有著特殊的歷史文化背景，所以，這些相對成熟的文化理論是不能直接拿來指導中國公共文化服務建設實踐的。如果不從國內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的具體情況出發，盲目將這些較為成熟的理論套用到實際建設中，不僅會出現一些“小腳套大鞋”的難以解決的問題，甚至會將中國的公共文化建設引入歧途。
二、解決問題的方法
針對當前中國公共文化服務理論研究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本文認為在今后的研究中，要著重從兩個方面入手：本土化研究，系統性研究。
（一）本土化研究
對公共文化服務理論的研究，國外學者涉及的時間比較早，成果比較豐富。中國學者在進入21世紀之后才逐漸關注該問題，對公共文化服務的研究尚處于對西方公共文化相關理論的翻譯和介紹性研究的階段，還沒有形成適合本國實踐發展的理論體系。
雖然國外較成熟的公共文化服務理論對中國公共文化研究具有一定的啟發和借鑒作用，但是由于中國特殊的國情，我們不能生搬硬套。在今后的研究中，我們應該從中國社會的價值緯度、中國的社會制度和中國國民的行為方式等方面進行全方位的研究，要立足于中國社會的公共文化服務建設實踐，加大本土化研究的力度，尋求適合中國公共文化建設實踐的指導理論。
（二）系統性研究
公共文化服務理論是一項綜合性很強的理論，牽涉諸如文化管理、公共經濟學、文化哲學、文化政策學、文化社會學、政府結構功能轉型等理論。因此，在具體研究的過程中，需要研究者具有宏觀把握的視角，做跨學科、寬范圍的研究。同時，還需要微觀的具體分析為基礎，從公共文化服務理論自身學科內部各環節及其聯系著手，分析公共文化服務理論的每一個細節，構建起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
總之，對公共文化服務理論的建構不僅要加強公共文化服務理論與其他學科之間的系統聯系，而且要加強其自身學科內部的系統性研究，將公共文化理論的建構與整個社會主義文化體制改革聯系在一起，將微觀的詳細分析與宏觀的大視角相結合，構建符合中國國情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務理論體系。
三、結語
在公共文化服務建設初期出現一些問題是在所難免的，但也是值得相關學者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注意的。面對這些問題，在今后的研究中，相關公共文化服務的理論研究者應進一步綜合各學科理論成果，整合理論界和實務界的資源，推動理論結合現實，更加注重本土化研究和系統性研究，不斷創造有中國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務理論體系，最終走出有中國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務創新實踐之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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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Research on the the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of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Wu Jing1，Fan Xiaoman2
1.College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117
2.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 Beijing 100000
Abstract Since the communication into our country， the traditional empirical propagation theory America always occupy the mainstream position of China's communication layout， and to European critical communication theory of attention is relatively small，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s European communication theories important theory school after school after one of frank， the unique communication thought. Study angle and research method， investigate characterization spread through the school， see the school three synthesizer， Holzer Molly and John Fiske's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originality， instance theory thought the important school in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contribution in the macro perspective， and in order to get a glimpse of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inking of the scene.
Key words The British School of cultural studies； critical communication theory； Holzer； Molly； John Fiske
自傳播學在20世紀80年代引入我國以來，我國傳播學版圖一直被美國的經驗主義傳播理論盤踞，而對歐陸傳播批判學派的引入相對較少，對傳播批判學派理論的關注遠不及對美國傳播經驗主義理論。在西方傳播學界，來自歐陸的傳播批判學派與美國傳統經驗學派，作為傳播領域里風格迥異的兩大雙峰，[1]相互補充和共同建構了傳播學的場域，傳播批判學派作為傳播學場域中的重要理論巨陣之一，迫切需要中國傳播學界的
重視。
1 英國文化研究學派發展概述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來自歐陸批判學派的一個分支英國文化研究學派發軔于英國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故此英國文化研究學派又稱伯明翰文化研究學派。1964年英國文化研究學派正式成立，其代表人有查理?霍加特、雷蒙?威廉斯、E.P湯姆森、霍爾、莫利及費斯克等。該學派作為歐陸批判學派的一支強有力的隊伍，其跨學科的性質使其研究視域廣泛，主要涉及后殖民主義為中心議題的種族研究、女性主義理論及性別研究、對全球經濟、政治及文化等等。該學派在大眾傳播領域的建樹獨具一格，它超越了號稱傳播批判學派源頭的法蘭克福學派的傳播論說，在哲學觀點上超越結構主義的研究路徑，走向后結構主義的研究范式，具體主義表現為超越的經濟決定論，主張上層建筑即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社會建構作用。英國文化研究學派的傳播理論眾多，本文僅以三個傳播理論的集大成者霍爾、莫利、費斯克及其他們的理論貢獻為線索，并以此來窺見該學派的大眾傳播思想。
2 霍爾的“編碼/解碼理論”
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前，有相當一段時間，英國文化研究學派內部存在的“文化主義”和“結構主義”之爭，兩分天下的局面使該學派的研究一度陷入困
境， [6]直到70年代中期，葛蘭西“文化霸權”理論解救了文化研究領域“結構主義”和“文化主義”非此即彼的選擇，認為大眾文化并非是完全“自治”的文化也非完全“管制”的文化，而是視大眾文化為兩者之間“談判”的場域，這種“談判”充滿了妥協、斗爭、協商和迂回。英國文化研究在葛蘭西范式的轉向下，由霍爾對其“文化霸權理論”進行創見性的應用。
霍爾提出的“編碼解碼”理論通常被認為是葛蘭西“文化霸權”理論的創見性應用，如圖1所示，霍爾認為，在傳播過程中，首先由傳播者在自身知識架構、社會（生產）關系等因素的影響下對原始信息進行編碼，所生產出來的充滿意義的信息文本，此時意義文本是開放的，并不是直接傳遞給受眾，而是要經過受眾的解碼來獲取意義，霍爾認為受眾的解碼同樣受到解碼者自身身份、知識結構和社會關系的因素影響，進而霍爾提出了解碼者的三種解碼方式：主導―霸權型解碼方式、協調型解碼方式和對抗型解碼方式[7]，三種解碼方式表明了文本信息的不同解讀方式，主導―霸權型解碼方式表示解碼者按照編碼者的意愿進行解碼、協調性解碼方式表示解碼者在解讀編碼信息文本時是存有部分性的否認和部分性的接受，而對抗型解碼方式表示解碼者完全違背編碼者的意愿，持徹底否定的態度。
圖1 霍爾的“編碼解碼”理論模型
由圖1可知，霍爾認為傳播過程并不是線性的傳播方式，傳播的兩端即傳者和受者是擁有不同的符碼，并非是對等的關系，霍爾主要考察傳播兩端的權力較量，將傳播過程視為一個權力斗爭的場域，在這一場域中，強化的傳播過程中的內在張力，即階級和社會關系在傳播過程中的重要作用，顯然在“編碼解碼”理論中，傳播領域中的意識形態性被給予強調，權力壓制和反壓制成為了主要話題，傳者受者之間符碼的不對等在這里理論模型中顯而易見。霍爾理論也因此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不但超越了當時非常流行的傳播有限效果論，還帶來了受眾研究的新范式，隨后英國文化學派的代表人莫利和費斯克各自在不同程度上發展了編碼解碼理論。
3 莫利的“話語理論”和“受眾民族志”
英國文化研究學派的另一巨蔣莫利發展了霍爾的“編碼解碼”理論，在莫利的研究工作中，首先對霍爾理論進行驗證，對英國BBC晚間新聞節目《全國新聞》進行受眾民族志研究，驗證了霍爾的理論假設，證明了受眾的不同解碼形式，但在研究中，莫利發現，受眾的實際解碼比霍爾的三種解碼方式更為復雜，而且不同的階級由可能會擁有相同的解碼方式，莫利發現，霍爾過于強調傳播過程中的階級性和意識形態性，進而莫利在福柯的“話語即權利”思想下，提出了“話語”理論，認為話語并不等同于意識形態，不僅僅是利益集團的表現，話語是思考或談論一個問題的方式，也是社會立場的表現方式，因此，莫利認為，傳播過程中，需要把社會位置與話語位置聯接，然后才會構成特定的解碼方式，他不再把階級因素當做決定解碼的核心因素。[8]從莫利的“話語”理論出發看待大眾文化場域中的權力張力關系，在某種程度可以說，莫利超越了霍爾。
在驗證霍爾理論中，莫利不但繼承了文化研究學派符號學的研究傳統，還納入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這改觀了文化研究學派的結構主義范式對受眾積極性的忽視，[9]莫利運用民族志對受眾進行研究，被認為是最成功的在媒介受眾研究中運用了民族志方法的研究。[10]莫利民族志受眾研究之前，實證主義取向一直統治者傳播效果研究，而莫利對傳播理論的最大的貢獻就在于對受眾進行民族志研究，突破了傳播的受眾量化研究范式，量化研究范式傳播的研究將受眾從社會環境和生活情境中抽離出來，對受眾進行問卷調查，收集結果進行分析統和得出結論，而民族志受眾反對這種實證主義取向的研究范式，主張把受眾置于生活情境、社會環境、性別中進行研究，通過長期個案跟蹤家庭中的媒介受眾者，通過訪談等方法深描受眾內心真實的想法和反饋，在研究結論中總結和發現問題。莫利的受眾研究被成為新受眾研究，他重新估量了文本研究方法，不是實證主義研究方法，也不是法蘭克福學派純碎的定性分析傳統，而是開創了用民族志方法獲取受眾接受行為的真實情形，同時將受眾置于不同社會地位和話語地位上對于其能動性的強調。[11]開創了傳播學界民族志研究的先河，民族志研究方法成為了今日傳播學界的三大研究方法
之一。
4 費斯克的“大眾文化觀”和“積極受眾
理論”
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英國文化研究學派逐漸脫離了馬克思的主要參考體系，也逐漸拋棄了“阿爾都塞意識形態”理論和葛蘭西“文化霸權”理論，80年代中期受到后現代哲學思潮的影響文化研究更為多樣化，后現代思潮為受眾研究提供了更充分的現象空間，從“宏大敘事”轉到了“個別命題”，從“文本”轉到了“解讀”，從“意識形態和霸權”轉向了“從屬者的日常生活實踐。有學者把這種轉向概括為從“結構”向“實踐”的興趣運動，對宏大敘事的揚棄和對日常瑣碎生活的關注，從整體性的結構和權力到日常生活的實踐。[12]那么這一時期英國文化研究學派的集大成者費斯克的傳播研究重點從“文本的生產”轉向“后現代的消費“，避開了“政治批判”而著重于“大眾的微觀的抵制”，從而走向了“語符民主之路”。[13]我們主要對費斯克的“大眾文化觀”和“積極受眾理論”進行簡要的介紹。
費斯克的大眾文化觀繼承了葛蘭西的文化研究的路線，認為大眾文化是一種日常生活的權力場域，費斯克的大眾文化觀表現為三個方面，其一，“權且利用”的大眾文化，其二，“日常生活”的大眾文化，其三，“微觀政治”的大眾文化。首先，“權且利用”的大眾文化。傳統文本分析認為讀者會從頭到尾閱讀全部的文本，但事實上并非如此，費斯克認為，文本就像一個“菜單”或“超市”，大眾在其中獲取自己想要看的東西，創作自己的“菜肴”，費斯克通過“權且利用”強調的不是文本的內在意義，而是強調使用本文的受眾對大眾文化的實踐能動性，大眾的“權且利用”能夠創造出自己的意義和。其次，“日常生活”的大眾文化。費斯克認為，大眾文化文本只有進入到大眾的日常生活中被閱讀時，才能夠被激活，大眾更關注的是大眾文化文本是否貼近他們的日常生活經驗和感受。最后，大眾文化是“微觀政治”的文化。費斯克繼承了英國文化研究學派政治性的視角，并認為社會的變遷有兩種表現形式，一種是激進的，一種是微觀的。激進意味著要通過“革命”的方式奪取政權，而微觀的并不是要以革命的方式爭奪政權，而是漸進的、持續而緩慢的過程，它的目的是不斷擴張至下而上的權力生存空間，它是微觀的政治而不是宏觀的政治。因此費斯克認為大眾文化的政治就是日常生活的政治，大眾文化是循序漸進的，聯系著這些結構內部，朝向無權者的權力重新分配，它并不試圖改變支配集團的體制，而是試圖擴展自下而上的力量得以運作的空間。
如果說莫利基本遵循了霍爾的初衷，那么費斯克在霍爾理論路線的基礎之上則邁了更大一步，他在繼承英國文化研究學派的前期成果，發展了積極的受眾學說，將受眾的能動性前所未有的放大，走向了“符號民主”之路。費斯克提出了受眾的“游牧式主體”概念解構先前的傳播場域的結構主義，通過對“大眾層理”的分析提出了“游牧式主體”的概念來闡釋受眾的主動性，所謂“大眾層理”的意思是認為大眾并非存在于既定的階層和擁有固定的社會身份，比如一個博士有可能同時是一個母親、一個教師、一個新聞工作者，大眾的社會身份和階層是多維的和流動的，在不同的層理中隨時進行轉換，受眾主體的多元性和流變性解構了受眾研究內部的“邏各斯中心”即“傳者中心主義”。費斯在受眾的主動性研究中借用羅蘭巴特“理論”，提出“受眾”理論。“受眾”理論意在表明即使大眾的日常生活的一切都被意識形態充斥，由于身體是獨立于思想的，那么費斯克認為身體也依然成為作為最后一個抵制意識形態的據點，因此，身體的狂歡和被費斯克看做大眾對意識形態抵制的一場盛宴。盡管費斯克的“受眾”理論備受爭議，但他對傳播受眾的研究的積極轉向依然得到了高度認可，他的最大理論貢獻在于把受眾的主動性提高到了一個前所未有有的位置，有學者指出他把大眾的位置無限度的放大，過于極端甚至走向了“民粹主義”，但我們仍然需要看到他在受眾研究領域的巨大貢獻。
5 結論
綜上所述，全文從宏觀層面分析了英國文化學派的傳播學審思路徑、研究方法和立場，同時在微觀層面上分別對該學派的三個巨匠霍爾、莫利、費斯克的傳播學理論進行概述，通過整體考察這一學派的傳播學思想，并對其理論意義和貢獻進行總結分析，以此來觀望該學派的傳播學的思想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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