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論：我們為您整理了13篇人文教育范文，供您借鑒以豐富您的創作。它們是您寫作時的寶貴資源，期望它們能夠激發您的創作靈感，讓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一
北宋以降，書院逐漸發展成為傳承、創新和普及儒家學說的重要機構，在中國傳統社會的文化發展中擔當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可以說，書院是儒家文化傳播、創新和普及最有力的推動者，也是儒家精神的有力踐履者。
儒學是以人為本位的學說，主要表現為在對人的價值和人格肯定的同時，也強調人應該具備社會責任心，并認為這二者之間存在前后依存的關系，即中國傳統思想中的“內圣外王之道”，通過“正心”、“誠意”、“修身”、“格物”、“致知”提高自身的道德修養，達到“內圣”的境界。在此基礎上，儒家學者通過自身的努力實現“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社會責任，即所謂的“外王”。這種由內圣走向外王的思想，即是儒家人文精神的主要內涵。換言之，儒家人文精神包含著兩個相互關聯的層面：其一，士人通過忠實踐履儒家的道德規范，并將其內化為自身人格、價值的追求方面，使個體道德達到完善的境界。其二，儒家人文精神的理想在于將儒家的道德要求付諸實踐，最終實現“天下大同”的理想。儒家將這種人文精神滲透到教育的各個環節，使中國古代教育呈現出典型的人文特色。書院教育不僅將以道德養成為核心的人文教育擺在首要位置，而且按照儒家的理想來設計人才培養模式，使其人文精神得到貫徹落實。
作為宋代儒學的集大成者，朱熹一生創建、修復并講學于多所書院，在長期的書院教學生涯中，朱熹將培養書院生徒的道德品質作為首要任務，他在《白鹿書院揭示》中指出：“熹竊觀古昔圣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在朱熹的設想中，道德養成被視為人才模式的核心，他說：“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彝而為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務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他的這一人才模式的基本內涵與儒家道德所信奉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是完全吻合的，道德培養被提高到首要地位。
不惟朱熹如此，幾乎所有的書院大師都強調儒家人文精神在教育活動中的絕對地位。長期主講南宋長沙岳麓、城南二書院的著名學者張拭則認為書院應該“傳道而濟斯民”，將以儒家道德為核心的“道”作為教學的主要內容。明代心學的代表人物王陽明的為學之路雖然與朱、張二人明顯不同，但在書院人才培養模式的選擇上，卻是與二人一致的，對書院人才培養的首要標準也是“明人倫”。在(增修萬松書院記)中他指出：“今書院之設……士之來集于此者……而進取之心，自吾所汲汲，非有待于人從而趨之也。是必有進于是者矣。是固期我以古圣賢之學也。”而“古圣賢之學明倫而已。”所謂“明倫”就是要精通儒家的倫理道德，并將其內化為信念，進而外化為行為準則。此外，王陽明還將書院的道德教育與自己的學術主張結合起來，認為書院教育應啟發良知、培養圣人，即所謂的“致良知”。
盡管明清代大多數書院是以培養科舉人才為主要任務，但書院仍然重視人文精神的灌輸，強調良好的道德素養和扎實的儒學功底是科舉應試的前提條件。道光中葉，主講廬州涇川書院的著名漢學家胡培暈認為：“國家設立書院造就人才，原欲其講明修己治人之道，備他日任使，非徒以膏火月廩周其空乏，亦并非望其博取科第為一身之榮已也。”許完寅認為當時書院教學的主要弊端是“聚諸生課文詞，為科舉而已”。盡管他也承認“當今之世，士之起于鄉也以科舉，勢不得不專于文詞”，但他還是認為片面追求科舉文詞會妨礙道德水平的提高，他說：“然而循習之深，則得于心者亦不自知其所至，其有道德而能文詞者如彼也，其文詞當于理而進于道者又如此也。夫何有今昔之異哉?”因此，他要求桐鄉書院的生徒通過潛心學習儒家經典，提高自身的道德修養，他說：“吾愿吾鄉之士，講習于其中，無誘乎功名名利而存茍簡之心，相與究孔孟之遺，為修己治人之大，勇于自立，而以積久持之，待其學之成履之為德性，發之為文章，舉而用之為豐功偉業，斯所謂人材于此出，斯所謂造士于此始矣。”嵩陽書院的執掌者耿介也認為從事舉業的生徒要重視“有本之學”的學習，他說：“今日論學，不必煩為之辭，即于舉業加一行字，使修其辭為有德之言見諸用，為有本之學。”
雖然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書院對人文教育的重視程度不盡相同，甚至淪為科舉附庸的書院對人文教育相當不重視，但人文教育貫穿于書院千余年的發展始終，成為其區別于中國古代其他教育機構的顯著特征。
二
由于人文教育在要求生徒掌握儒家經典知識的同時，更重要的是將儒家人文精神內化為道德品格，因此不但要求書院重視教學環節的人文精神培養，而且將人文教育滲透到其活動的每一個環節之中，既體現在學規之類的制度化文件中，也從書院內部環境的創設、祭祀等方面鮮明地體現出來。
學規是規定書院的辦學宗旨、辦學目的、教學內容及其學習方法等方面內容的制度性文件，書院的人文教育也在學規中得到充分的表現。在中國書院發展史上，朱熹所制定的《白鹿書院揭示》是最有代表性、影響最大的書院學規，不僅為歷代書院所采用，而且還成為南宋中后期以來官辦教育機構的規范性文件之一。《白鹿書院揭示》將儒家的道德規范作為書院辦學指導方針，首先就提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為獲得這些道德規范，《揭示》認為掌握儒家經書是關鍵，朱熹說：“圣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而問辨之。”為此，他提出了“為學之序”：“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從這個“為學之序”來看，朱熹要求生徒學習儒家經典的最終落腳點就在于篤行上，即將道德規范轉化為行為實踐。在朱熹看來，行為實踐更多地會表現在日常行為中，他說：“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以至于處事接物，亦各有要。”為此，《白鹿書院揭示》對生徒的日常行為規范也有相當嚴格的規定，在修身方面，要求生徒“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在處事方面，要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在接物方面，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為達到學規中的各項要求，朱熹強調自我主觀努力的作用，他說：“則夫規矩禁防，豈待他人設之后有持循哉?”與此同時，他認為學規還有警示作用，對于生徒的道德教育必須具有一定的強制性，指示生徒嚴格遵守這一學規，“諸君其相于講明遵守而責之于身焉……其有不然，而或出于禁防之外，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白鹿書院揭示》不但規定了人文教育在書院教育中的地位，而且還提出了具體的實施辦法。
與《白鹿書院揭示》強調主觀自覺性不同，在同為南宋著名學者的呂祖謙為麗澤書院制定的《規約》中，則強調外部力量的強制性在人文教育實施過程中的作用。在道德教育方面，《規約》主張建立書院與社會的互動關系，將社會輿論作為人文教育的重要手段。他認為生徒違反道德準則之后，要先對其進行勸勉。如果勸勉無效，則要對其進行嚴厲的譴責。如果譴責仍然無效，則需要公之于眾，借助社會輿論的力量來促使其悔過。對于那些屢教不改的生徒，書院應當開除其學籍。為使人文教育落到實處，《規約》要求生徒使用日記簿，將每天所學的內容和疑問記錄下來，“肄業當常有，日紀所習于簿，多寡隨意。如遇有干輟業，亦書于簿”。等到生徒聚會探討學術時，各自提出自己有關于經書的疑問，互相商榷。對懶惰不愿意寫日記的生徒，應當“共擯之”。我們認為朱熹和呂祖謙的學規在開展人文教育方面，各有特點，朱熹重視生徒的道德自覺性的培養，而呂祖謙則重視輿論的監督與強制作用。
盡管實施人文教育的方式不盡相同，但書院利用學規開展以儒家道德倫理為核心的人文教育的傳統為后世所繼承，只是在不同的時候和不同的書院根據實際情況補充一些大同小異的條目而已，使書院的人文教育在強調道德自覺和輿論強制方面走了調和的路線。
清代岳麓書院山長王文清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制定的《岳麓書院學規》，現仍刊在岳麓書院講堂東墻之上。這一學規延續了書院重視人文教育的傳統，從孝、忠、莊、儉、和、悌、義等方面對生徒作出了嚴格的要求，學規的前半部分為：“時常省問父母，朔望恭(謁)圣賢；氣習各矯偏處，舉止整齊嚴肅；服食宜從儉素，外事毫不可干；行坐必依齒序，痛戒訐短毀長；損友必須拒絕，不可閑談廢時。”不但保持了歷代學規對儒家倫理道德進行嚴格要求的傳統，它還將儒家道德倫理規范貫穿于日常行為中，力圖使生徒養成良好的素養和人格形象。因此，這一學規使書院的人文教育更加易于落實，也使得書院人文教育效果更易于考核。
除學規之外，書院人文教育實施的方式還有很多，如書院內部環節的創設與祭祀是最為典型的。書院建筑的總體布局是遵循儒家綱常倫理的，內部環境的布置也時刻彰顯出道德教育的重要性，采取類似潛在課程的方式實施人文教育。如岳麓書院講堂的布置就十分具有代表性，講堂東、西兩墻上嵌有朱熹手書的“忠、孝、廉、節”和清代山長歐陽正煥手書的“整、齊、嚴、肅”八個大字，集中體現了岳麓書院的院風和人文教育傳統。這種布置使書院生徒置身于濃厚的儒家倫理道德氛圍之中，時刻警醒他們保持對儒家倫理道德的體悟和追求。
書院祭祀也是實施人文教育的重要途徑之一。書院祭祀是中國古代廟學體制的延伸，并結合書院的需要形成了自身的特點。除與官學同樣將孔子等先圣、先師、先賢作為祭祀對象之外，書院還供奉本院學派的創始人或代表人物以及與本院息息相關的人物，其目的在于一方面彰顯本院的學派學風和旨趣，另一方面意在將這些人樹立為本院生徒，甚至成為書院所在地的道德和學術的榜樣。通過開展祭祀禮儀，向生徒與地方民眾傳達書院的道德與學術追求，使生徒與地方民眾受到儒家人文精神的浸染。
這些實施人文教化的方式多是重在對于人文教育的第一個層面——完善自我道德修養的要求，而對于第二個層面——治國、平天下的方面則顯得相對忽略。這與儒家認為道德修養是承擔社會責任的基礎的思想是一致的，加之書院作為教育機構，強調個體道德教育亦在情理之中。
三
盡管如此，書院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對生徒參與社會政治的實際運作也是相當重視的，這使得書院人文教育的內涵進一步拓展。書院不是修道院，不以培養清心寡欲的儒學教徒為目標；書院亦不是純粹的文官訓練營，不以培養追名逐利為終生目標的勢利之徒為任務。書院教育應該通過完善生徒道德，進而實現全社會道德的完善，以此充分體現出儒家所要求的人文精神。
為此，書院學者們往往將這種人文追求與社會政治、日常人倫結合在一起。而在傳統中國的政治體制下，科舉是幾乎將儒家經典知識權力化的唯一制度，也是士人將文化話語權轉化為政治話語權的必經之途，書院與社會政治的結合往往表現為對科舉仕進的追求。因而，為實現個體道德完善與“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大多數書院都將道德教育與應試教育統一起來，目的在于培養“德業”與“舉業”并重的人才。書院大師們認為士人必須在研習儒家經典的基礎上，將儒家思想內化為良好的道德修養和崇高的品格，而不是片面追求科舉之學，即所謂立志。朱熹說：“若高見遠識之士，讀圣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利害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明代王陽明的高足王畿亦持基本相同的觀點，認為“舉業”與“德業”并不是對立的雙方，二者是相互促進的，他說：“是非舉業能累人，人自累于舉業耳。舉業、德業原非兩事……其于舉業不惟無妨，且位有助；不惟有助，即舉業為德業，不離日用證圣功，合一之道也。”
此外，不少書院的創建者或修復者則進一步認為生徒努力學習“有本之學”，不僅能提高自身素質，而且還能提高科舉及第的機率。廣西洛江書院要求生徒全面研習《易》、《書》、《詩》、《禮》、《春秋》等儒家經典，將學習心得付諸實踐。這樣不但自然會形成觀察社會的獨特視角，而且還能在場屋競爭中穩操勝券。饒拱辰創建巴東信陵書院以后，反對書院生徒“惟是習文藝、取科第為富貴資”，注重在講明義理和提高自身修養上下工夫，使自己成為學問淹通、修身慎行的君子，這樣能使“其文藝必能卓然自樹立于流俗之外”，在科場競爭中脫穎而出的機率自然也更大，即使“不得科第，亦能為鄉黨所倚賴而矜式”。
篇2
二
人文素養，就是做人的基本修養，主要體現在一個人對自己、他人和社會的認識、態度和行為準則中。人文素養是由人文知識、人文態度和人文精神構成的，人文知識和人文態度是人文素養的基礎，人文精神是人文素養的核心和靈魂，人文素養的最高形態是人文精神，人文素養主要通過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人格特征、審美情趣等體現出來。人文素養不直接體現為能力，而是以人為對象，以人為中心的精神，其核心內容是對人類生存意義和價值的關懷。
華中師范大學胡曉明教授認為：“人文素養是對看不見的事物想像與感受的能力、對精神財富的儲存能力、強大的邏輯思維能力、精細的藝術鑒賞能力、批判能力與對文化基本價值的守護能力。”胡教授的觀點，全面、準確地界定了人文素養的基本內涵。中央電視臺資深節目主持人王利芬說得更簡潔，她說：“跟具有人文素養的人打交道，你付出的心理成本會小許多。從大的方面來說，會構成一種人文精神的提升，人文素養是社會文明水準提升的一個基石。”
三
所謂人文精神主要指人格、情感、意志、性格、心理品質等，是指一種超越動物性感望和工具性功利的精神價值，它決定著人們的人生觀、價值觀、利益觀，決定著社會的價值取向和倫理取向。
按照著名學者周國平的觀點，人文精神的基本內涵可以確定為三個層次：一是人性，是對人的幸福和尊嚴的追求，是廣義的人道主義精神；二是理性，是對真理的追求，是廣義的科學精神；三是超越性，是對生活意義的追求，是廣義的宗教精神。因此，人文精神就是關心人，尤其是關心人的精神生活，尊重人的價值，尤其是尊重人作為精神存在的價值。
周國平說：“人身上有三樣東西是最寶貴的、最有價值的，哪三樣呢？就是生命、頭腦和靈魂。”展開來說，人文精神就表現為三個尊重：尊重生命的價值，尊重頭腦的價值，尊重靈魂的價值。尊重生命是人道主義，尊重頭腦是科學精神，尊重靈魂是廣義的宗教精神。對于個人來說，就是要有自己的人格，有真正屬于自己的頭腦和靈魂，在對世界的看法和對人生的態度上自己做主、自己負責；對于社會來說，就是要為此創造一個相宜的環境。
篇3
在語文教學改革中進行人文教育，從以人為本的角度出發，教師在傳授語文知識，提高學生語文能力的同時，能夠關注到學生的價值觀以及對生活的態度。將人文教育的精髓貫穿于課堂中，師生共同營造和諧的課堂氛圍，充分展現出人文氣息濃厚的教學過程。［3］這樣，既能提高教師自身的人文素養，也促使學生注重人文知識。
(二)有利于教師改變學生觀
人文教育，教師必須將人文精神發揮出，以學生的角度出發，必須認識到學生是一個有獨特思維活動的人，一個具有獨特的情感體驗的人。學生在語文教學中，獨特的情感體驗必須受到尊重，由此，學生倍受鼓勵，積極投入到教學活動中。在高職語文教學過程中，注重人文精神，能使教師全面掌握學生的發展。在強調專業學科的同時，也能關注到學生的人文素養方面。
(三)有利于教師更新知識觀
傳統的語文教學只停留在工具性層面，只要求掌握系統性的知識，灌輸死記硬背知識的方法。從而忽略在獲取知識的同時，采用的學習方法、知識內容本身承載的情感態度和塑造出的價值觀。在高職語文教學改革中，倡導人文教育，這是一個引導師生全面來了解這個公共科目，讓學生學會將個人的情感體驗與所學知識聯系，使得身心健康發展。
二、人文教育中高職語文教學改革的建議
(一)更新語文教育理念，重視人文性教育
高職語文教學的目的很明確，就是培養大學生的人文素養，為學生的職業發展做好基本的鋪墊。因此高職語文必須抓好基礎性的知識，將人文與實用這兩個理念結合在一起。而當前的教育理念，則是過于注重技能教育，忽略高職語文這門基礎課。［4］但是社會對高職畢業的學生的表現反饋信息來分析，高職學生的語言運用能力是相當欠缺的。為此，高職語文教育理念得改革，將人文性教育作為教學的終極目標。語文教師不再單純傳授知識，得培養學生的良好品格，學會做人等。
(二)整改教學方式，聯系學生實際
每個學習階段的學生對語文課程都有期待的，高職的學生也不例外，活躍的課堂氛圍，更容易接受新知識，再運用靈活多變的教學方式，既能展示教師的教學能力，也能拓展學生的視野，掌握學習方法。高職院校安排的語文課時并不多，教師必須整改傳統的教學方式，以學生為主，減少講解課文的時間，注重學生獨立自主學習，樂于思考，積極主動投入到言語實踐過程中。
篇4
與《白鹿書院揭示》強調主觀自覺性不同，在同為南宋著名學者的呂祖謙為麗澤書院制定的《規約》中，則強調外部力量的強制性在人文教育實施過程中的作用。在道德教育方面，《規約》主張建立書院與社會的互動關系，將社會輿論作為人文教育的重要手段。他認為生徒違反道德準則之后，要先對其進行勸勉。如果勸勉無效，則要對其進行嚴厲的譴責。如果譴責仍然無效，則需要公之于眾，借助社會輿論的力量來促使其悔過。對于那些屢教不改的生徒，書院應當開除其學籍。為使人文教育落到實處，《規約》要求生徒使用日記簿，將每天所學的內容和疑問記錄下來，“肄業當常有，日紀所習于簿，多寡隨意。如遇有干輟業，亦書于簿”。等到生徒聚會探討學術時，各自提出自己有關于經書的疑問，互相商榷。對懶惰不愿意寫日記的生徒，應當“共擯之”。我們認為朱熹和呂祖謙的學規在開展人文教育方面，各有特點，朱熹重視生徒的道德自覺性的培養，而呂祖謙則重視輿論的監督與強制作用。
盡管實施人文教育的方式不盡相同，但書院利用學規開展以儒家道德倫理為核心的人文教育的傳統為后世所繼承，只是在不同的時候和不同的書院根據實際情況補充一些大同小異的條目而已，使書院的人文教育在強調道德自覺和輿論強制方面走了調和的路線。
清代岳麓書院山長王文清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制定的《岳麓書院學規》，現仍刊在岳麓書院講堂東墻之上。這一學規延續了書院重視人文教育的傳統，從孝、忠、莊、儉、和、悌、義等方面對生徒作出了嚴格的要求，學規的前半部分為：“時常省問父母，朔望恭(謁)圣賢；氣習各矯偏處，舉止整齊嚴肅；服食宜從儉素，外事毫不可干；行坐必依齒序，痛戒訐短毀長；損友必須拒絕，不可閑談廢時。”不但保持了歷代學規對儒家倫理道德進行嚴格要求的傳統，它還將儒家道德倫理規范貫穿于日常行為中，力圖使生徒養成良好的素養和人格形象。因此，這一學規使書院的人文教育更加易于落實，也使得書院人文教育效果更易于考核。
除學規之外，書院人文教育實施的方式還有很多，如書院內部環節的創設與祭祀是最為典型的。書院建筑的總體布局是遵循儒家綱常倫理的，內部環境的布置也時刻彰顯出道德教育的重要性，采取類似潛在課程的方式實施人文教育。如岳麓書院講堂的布置就十分具有代表性，講堂東、西兩墻上嵌有朱熹手書的“忠、孝、廉、節”和清代山長歐陽正煥手書的“整、齊、嚴、肅”八個大字，集中體現了岳麓書院的院風和人文教育傳統。這種布置使書院生徒置身于濃厚的儒家倫理道德氛圍之中，時刻警醒他們保持對儒家倫理道德的體悟和追求。
書院祭祀也是實施人文教育的重要途徑之一。書院祭祀是中國古代廟學體制的延伸，并結合書院的需要形成了自身的特點。除與官學同樣將孔子等先圣、先師、先賢作為祭祀對象之外，書院還供奉本院學派的創始人或代表人物以及與本院息息相關的人物，其目的在于一方面彰顯本院的學派學風和旨趣，另一方面意在將這些人樹立為本院生徒，甚至成為書院所在地的道德和學術的榜樣。通過開展祭祀禮儀，向生徒與地方民眾傳達書院的道德與學術追求，使生徒與地方民眾受到儒家人文精神的浸染。
這些實施人文教化的方式多是重在對于人文教育的第一個層面——完善自我道德修養的要求，而對于第二個層面——治國、平天下的方面則顯得相對忽略。這與儒家認為道德修養是承擔社會責任的基礎的思想是一致的，加之書院作為教育機構，強調個體道德教育亦在情理之中。
二
北宋以降，書院逐漸發展成為傳承、創新和普及儒家學說的重要機構，在中國傳統社會的文化發展中擔當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可以說，書院是儒家文化傳播、創新和普及最有力的推動者，也是儒家精神的有力踐履者。
儒學是以人為本位的學說，主要表現為在對人的價值和人格肯定的同時，也強調人應該具備社會責任心，并認為這二者之間存在前后依存的關系，即中國傳統思想中的“內圣外王之道”，通過“正心”、“誠意”、“修身”、“格物”、“致知”提高自身的道德修養，達到“內圣”的境界。在此基礎上，儒家學者通過自身的努力實現“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社會責任，即所謂的“外王”。這種由內圣走向外王的思想，即是儒家人文精神的主要內涵。換言之，儒家人文精神包含著兩個相互關聯的層面：其一，士人通過忠實踐履儒家的道德規范，并將其內化為自身人格、價值的追求方面，使個體道德達到完善的境界。其二，儒家人文精神的理想在于將儒家的道德要求付諸實踐，最終實現“天下大同”的理想。儒家將這種人文精神滲透到教育的各個環節，使中國古代教育呈現出典型的人文特色。書院教育不僅將以道德養成為核心的人文教育擺在首要位置，而且按照儒家的理想來設計人才培養模式，使其人文精神得到貫徹落實。
作為宋代儒學的集大成者，朱熹一生創建、修復并講學于多所書院，在長期的書院教學生涯中，朱熹將培養書院生徒的道德品質作為首要任務，他在《白鹿書院揭示》中指出：“熹竊觀古昔圣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在朱熹的設想中，道德養成被視為人才模式的核心，他說：“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彝而為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務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他的這一人才模式的基本內涵與儒家道德所信奉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是完全吻合的，道德培養被提高到首要地位。
不惟朱熹如此，幾乎所有的書院大師都強調儒家人文精神在教育活動中的絕對地位。長期主講南宋長沙岳麓、城南二書院的著名學者張拭則認為書院應該“傳道而濟斯民”，將以儒家道德為核心的“道”作為教學的主要內容。明代心學的代表人物王陽明的為學之路雖然與朱、張二人明顯不同，但在書院人才培養模式的選擇上，卻是與二人一致的，對書院人才培養的首要標準也是“明人倫”。在(增修萬松書院記)中他指出：“今書院之設……士之來集于此者……而進取之心，自吾所汲汲，非有待于人從而趨之也。是必有進于是者矣。是固期我以古圣賢之學也。”而“古圣賢之學明倫而已。”所謂“明倫”就是要精通儒家的倫理道德，并將其內化為信念，進而外化為行為準則。此外，王陽明還將書院的道德教育與自己的學術主張結合起來，認為書院教育應啟發良知、培養圣人，即所謂的“致良知”。
盡管明清代大多數書院是以培養科舉人才為主要任務，但書院仍然重視人文精神的灌輸，強調良好的道德素養和扎實的儒學功底是科舉應試的前提條件。道光中葉，主講廬州涇川書院的著名漢學家胡培暈認為：“國家設立書院造就人才，原欲其講明修己治人之道，備他日任使，非徒以膏火月廩周其空乏，亦并非望其博取科第為一身之榮已也。”許完寅認為當時書院教學的主要弊端是“聚諸生課文詞，為科舉而已”。盡管他也承認“當今之世，士之起于鄉也以科舉，勢不得不專于文詞”，但他還是認為片面追求科舉文詞會妨礙道德水平的提高，他說：“然而循習之深，則得于心者亦不自知其所至，其有道德而能文詞者如彼也，其文詞當于理而進于道者又如此也。夫何有今昔之異哉?”因此，他要求桐鄉書院的生徒通過潛心學習儒家經典，提高自身的道德修養，他說：“吾愿吾鄉之士，講習于其中，無誘乎功名名利而存茍簡之心，相與究孔孟之遺，為修己治人之大，勇于自立，而以積久持之，待其學之成履之為德性，發之為文章，舉而用之為豐功偉業，斯所謂人材于此出，斯所謂造士于此始矣。”嵩陽書院的執掌者耿介也認為從事舉業的生徒要重視“有本之學”的學習，他說：“今日論學，不必煩為之辭，即于舉業加一行字，使修其辭為有德之言見諸用，為有本之學。”
雖然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書院對人文教育的重視程度不盡相同，甚至淪為科舉附庸的書院對人文教育相當不重視，但人文教育貫穿于書院千余年的發展始終，成為其區別于中國古代其他教育機構的顯著特征。
三
盡管如此，書院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對生徒參與社會政治的實際運作也是相當重視的，這使得書院人文教育的內涵進一步拓展。書院不是修道院，不以培養清心寡欲的儒學教徒為目標；書院亦不是純粹的文官訓練營，不以培養追名逐利為終生目標的勢利之徒為任務。書院教育應該通過完善生徒道德，進而實現全社會道德的完善，以此充分體現出儒家所要求的人文精神。
為此，書院學者們往往將這種人文追求與社會政治、日常人倫結合在一起。而在傳統中國的政治體制下，科舉是幾乎將儒家經典知識權力化的唯一制度，也是士人將文化話語權轉化為政治話語權的必經之途，書院與社會政治的結合往往表現為對科舉仕進的追求。因而，為實現個體道德完善與“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大多數書院都將道德教育與應試教育統一起來，目的在于培養“德業”與“舉業”并重的人才。書院大師們認為士人必須在研習儒家經典的基礎上，將儒家思想內化為良好的道德修養和崇高的品格，而不是片面追求科舉之學，即所謂立志。朱熹說：“若高見遠識之士，讀圣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利害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明代王陽明的高足王畿亦持基本相同的觀點，認為“舉業”與“德業”并不是對立的雙方，二者是相互促進的，他說：“是非舉業能累人，人自累于舉業耳。舉業、德業原非兩事……其于舉業不惟無妨，且位有助；不惟有助，即舉業為德業，不離日用證圣功，合一之道也。”
此外，不少書院的創建者或修復者則進一步認為生徒努力學習“有本之學”，不僅能提高自身素質，而且還能提高科舉及第的機率。廣西洛江書院要求生徒全面研習《易》、《書》、《詩》、《禮》、《春秋》等儒家經典，將學習心得付諸實踐。這樣不但自然會形成觀察社會的獨特視角，而且還能在場屋競爭中穩操勝券。饒拱辰創建巴東信陵書院以后，反對書院生徒“惟是習文藝、取科第為富貴資”，注重在講明義理和提高自身修養上下工夫，使自己成為學問淹通、修身慎行的君子，這樣能使“其文藝必能卓然自樹立于流俗之外”，在科場競爭中脫穎而出的機率自然也更大，即使“不得科第，亦能為鄉黨所倚賴而矜式”。
書院教育的這種轉變，使得科舉應試知識與人文教育結合在一起，成為實施人文教育的主要資源了。乾隆五年(1740年)制定的臺灣(海東書院學規)云：“‘六經’為學問根源。士不通經，則不明理。而史以記事。歷代興衰治亂之跡柢，亦胥在焉。舍經史而不務，雖誦時文千百篇，不足濟事。”以科舉考試所必須掌握的基本知識與人文教育結合起來，將人文教育寓于科舉應試教育之中，應該說這是書院科舉化背景下，書院人文教育的一種自我調適，以適應生徒普遍讀書應舉的要求。
正因為如此，在明清社會科舉化的背景下，書院依然能在人才培養方面獨樹一幟，不僅造就了諸多學術人才，也培養了一批德才兼備的治術之才，正如邵廷采所言：“自帖括義興，學校之設名存實微，若夫求論幾深，征核日用，動靜有養，德藝不遺，其人其學多出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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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語文活動課中的因材施教余地更大。它可以讓廣大的學生找到合適自己學習語文的活動，有特長但考試成績不理想的學生可以在語文活動中找到充分發揮才能的標志，使他們對自己的能力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找到自己在班上的位置，讓他們對學生更有信心。通過語文活動課，讓學生對語文課產生了更多的興趣，也全面地培養了各方面的能力。詩歌朗誦、辦報、刊物、演課本劇、采訪、調查等均可。在《畫蛇添足》《禿鷹之死》等文章教學時，讓學生自編自演課本劇，充分發揮想象力和創造力，對課文進行再創造，不僅加深了對課文的理解，而且在實踐中鍛煉了全面的語文能力。
二、要充分利用教材的精神對學生進行人文教育
“我們的精神是同等的，就如同你跟我，經過墳墓，將同樣的站在上帝面前。”當這樣的語言回蕩在耳邊時，敢于斗爭，敢于爭取自由平等地位的簡?愛赫然出現在我們面前，她的人格美強烈的震撼著我們，由此可見作者運用語言的美。
語文教學的最終目的是讓受教育者牢固掌握并熟練運用漢語言，受到文學的熏陶，以養成健全的人格。語文教學在很大程度上利用教材中的文學資源來培養學生。我們可以充分利用客觀的教材，讓學生感受偉人的人格美。如魯迅在危難之際仍關系進步青年阿累；居里夫人對科學研究的癡迷。頑強的意志、不慕虛榮、甘于寧靜、淡泊名利的品格；凡?高為藝術傾注的狂熱激情、忘我追求等一系列事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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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當代人性化發展的大趨勢下，一方面學校體育以增進人的健康和娛樂為目的，以人體運動為基本手段，給人又生命感悟的豐富的身體活動和審美體驗活動，是生命活動的戰線和人的本質力量的凸顯。另一方面，體育以一種以尋求人的生命本質為基礎，以尊重人的生命尊嚴和價值為前提，以人的生命的整體性、和諧性為目的的理想觀念，是一種體現以人為本的思想觀念和精神追求。它具有整體健康性、精神生成性、身體體驗性、游戲自足性、自由愉悅性的特征。
二、人文教育和體育教育
1.人文示范
示范在教育教學中的作用不言而喻，著名教育家烏申斯基曾說過：“教師個人的范例,對于青年人的心靈，是任何東西都不可能代替的最有用的陽光。”所以，對學生進行人文教育在教學中教師要創造人文示范。人文教育的本質方式就是浸潤，就是潤物細無聲，就是“穆如春風”、耳濡目染、率先垂范、躬行實踐，所以教師本身就應該是人文教育的典范，教師的衣著、教學語言、示范，這些言傳身教的“活教材”都能成為滲透人文教育的教學內容。首先教師應具有責任意識與職業理想，有責任意識才能把教育當作自己的事來做，才能主動去做，而職業理想是一個人的目標，有了這兩點教師才能全身心的投入去做；其次，教師明確自己的教學觀與學生的發展觀，從傳統的“知識、技能本位”轉向“育人為本”，樹立以人為本的教學觀，讓課堂充滿生命的互動，樹立以人為本的教育觀，提升教學人文品位。教師具備這兩點是做好教師的最基本品質，這樣教師才有慈母般的愛生之心，才有執著的敬業精神與高尚的人格品質。那么，教師在實施教學任務時才能真正發揮教師的示范作用，學生也能感受到教師身上的強烈的人文氣息，這種感悟到的東西比教師的說教效果更有效。
2.營造人文環境
教學環境包括自然環境，教學環境，社會環境，人際環境；在學校體育課堂教學環境中,其要素應該是學校體育文化、教學內容、身體活動、教師、學生、場地、器材等,它們相互作用構成學校體育的教學環境。體育課程是一種“活動課程”,與其它“非活動課程”的教學在課堂教學上有明顯不同的運作形式。體育教學課堂不同于一般文化課的非活動教學課堂,教學場所相對寬闊開放,場景豐富,師生沐浴在自然的陽光、空氣之中,即便是場館,也有豐富的色彩、聲音、器材擺放的和諧環境；教師、學生、器材、教材、教師輸出信息,學生接受信息,教師的示范,手把手地教,教學效果直觀,學生之間的互相練習,情感的交流等,體現著體育老師與學生的貼近,體現著與環境諸因素的相互融合,構成了和諧的畫卷,這一景象正是體育教育切入人文教育思想的優勢之所在。另外，教師在具體的實施中要營造出和諧的人文環境，如自然環境中的溫度、光線、色彩等；社會環境中的情感培養與審美教育；教學環境中的場地器材與班級人數等；還有人際環境中的生生關系與師生關系；營造出和諧的人文環境學生才能在人文教育的課堂中健康的成長。
3.開展人文實踐
人文教育是實踐課程，不是靠說教所能做到的，它需要學生在實踐中感悟與體驗。那就需要教師在教育教學中利用各種實踐的活動對學生進行人文教育。人文教育應該貫穿與教學的全過程，體育運動是一種社會現象,一種特殊的社會交往活動，讓學生在體育活動中認識體育的本質,打開一個認識人生、認識社會的窗口,培養人的競爭意識、拼搏進取的人格精神。在體育教學中,根據不同的體育項目,讓學生體驗體育運動中的不同角色,學習體育角色的技能,體會體育角色的責任,實踐角色與同伴、與全隊、與對手的各種關系,在體育的交往中學會尊重、學會合作,培養學生的團隊精神和集體榮譽感,從而發展自身的社會認知能力。這是一個現代人應具備的重要素質和人格品質。
4.傳授人文知識
學校教育是一種堅持從無到有、從少到多的知識積累的過程，積累的過程是灌輸性的，通過灌輸把它送入人的主觀世界里去，使人慢慢地豐富起來，那就需要長期的熏陶和教育，所以在課堂中滲透人文知識的教育對學生的人文教育是很有必要的。人文知識是人類總體知識構成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以語言(符號)的方式對人文世界的把握、體驗、解釋和表達。它是人文素質中最基本的內容和層次，是生精神的首要入徑。人文知識的內容較為廣泛，在體育教學中提倡教師結合教學內容對學生進行人文知識的傳授，如奧運知識、相關項目的知識等，如一位老師在教學中發現兩位同學因為一些小事而發生爭執，以致矛盾激化，他就利用“911”事件對學生進行和平、團結的教育。教育學生提高社會責任感，樹立群體意識，培養學生遵紀守法、團結合作的思想品德和良好的教育作風。同學之間不要因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就發生矛盾，產生不和，甚至動起手來。應采取一種寬容的態度，理解對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過后兩位同學都認識到了自己的不足，并握手言和，彼此消除了隔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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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實踐活動包括研究性的學習活動、勞動實踐活動和服務性的社區活動，這些都與人文教育有著密切的關系。教師可以有意識地整合綜合實踐活動中的人文教育資源，從而更自然的在學生實踐活動中滲透人文教育，對于提高小學生的人文素養可以起到不可忽視的促進作用。實踐活動使學生走出課堂，深入生活中去體驗和調查，通過親身感受更理解接受人文教育的重要性，使學生能夠自覺地規范自己的言行，有昨于培養良好的社會責任感、安全意識、合作意識和團隊精神，在接受人文教育的同時還能夠培養小學生的愛國熱情，幫助其逐漸形成熱愛祖國、熱愛家鄉、服務祖國、服務家鄉、建設祖國、建設家鄉的思想。
三、通過日常行為教育滲透人文教育
人文教育可以直接影響小學生的日常行為、日常生活和日常習慣，也能夠反映出學生的人文素養。教師和家長要以身作則，通過日常行為來感染學生，并適時地滲透人文教育。教師可以針對某種行為組織學生對其進行討論，通過正確引導滲透倫理道德教育、關愛、見義勇為的教育，以培養學生的愛心和同情心，達到對小學生滲透人文教育的目的。
四、在常規紀律教育中滲透人文教育，幫助學生形成正確的人文習慣
常規紀律教育又包括生活規范教育、普法教育、禮儀教育、紀律教育等多方面內容，它一直貫穿著學生生活的始終，而且是學生生活中的一項重要的教育內容。它即能夠體現學生實際的人文素養水平，也突出了人文教育培養目標。在常規紀律教育中滲透人文教育，可以體現出常規紀律教育的人文性特點，也能夠更科學、規范地實現人文教育的目標。在學習學校規章、制度、紀律的同時，有針對性地滲透人文教育，可以幫助學生養成良好的生活規范，進而形成正確的人文習慣。讓學生在感受學校紀律性的同時也感受到學校的人文氣息。在普法教育中滲透公民道德教育，有利于提高學生的法制素養。通過有針對性滲透人文教育，最終達到提高學生文明禮儀水平的目的。
五、通過專題教育滲透人文教育
學校經常會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結合學生的核心工作、政治經濟發展形勢、教育需求開展一些專題性教育，如有關五四青年節、植樹節、國慶節、六一兒童節等專題教育。這些專題教育有較強的針對性和目標性，所以通過專題教育滲透人文教育可以獲得更好的教育效果。在專題性教育中滲透人文教育內容，同時還要在專題后的實際行動中有有意識地安排人文教育實踐內容，以突出人文教育的竄性，以獲得階段性的突出效果。除此之外，還可以通過體育、游戲活動滲透人文教育，讓學生在輕松、愉悅的環境中去感受人文氣息，以達到更好的人文教育效果。通過家庭、學校、社會全方位地滲透人文教育，可以為學生構建一個良好的人文教育氛圍。另外，還可以通過課外輔導、課外閱讀，讓學生自覺地接受人文教育，更能夠體現人文教育的個性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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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醫學教育的學制差異與社會需求
不同層次學制的醫學教育相對應的是不同層次的人才需求，與此對應的是區域政治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帶來的人力資源承載的差異。人對生命健康追求的目標是相同的，但地區經濟對醫藥衛生事業投入和居民的醫藥需求支付能力卻存在較大差別，這種社會經濟支付能力的差異直接影響區域的衛生人力資源承載。通過對區域衛生人力資源需求和承載力把握，不難發現，目前我國醫學教育的學制層次差異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將仍然存在。醫學教育本應當是精英式的教育，在招生、培養和社會定位上都應當是遵從于精英化的職業目標[4]。現實的人才需求的層次差異是不同層次醫學教育并存的現實基礎，與此同時，社會對不同層次醫學畢業生執業能力存有差異的包容性，對他們的職業道德和人文執業能力卻不存在差異化要求。因此，即使在差異化、不同層次的醫學教育中，職業道德教育和人文教育都有著幾近相似的培養目的———具有人文關懷能力的醫生。相近的目的，不同的學制和教育理念，這要求我們在醫學教育中應正視學制差異對于醫學人文教育的影響。因而，針對不同學制下醫學生選擇合適的醫學人文教育模式顯得尤為必要。
二、教育者對學生培養目標心理定位的影響
培養目標是教育者對培養對象的心理定位最為直觀的體現，也是制定相應教學計劃、課程體系的核心依據。不同學制醫學教育之間最為表象的差異是對學生培養目標的差異，這種定位是社會對醫學高等教育要求的具體化實現。如協和八年制臨床醫學培養目標是“具有滿足21世紀醫學科技競爭和社會需要的基本素質和較大的發展潛力，足以參與國際競爭的高層次醫學人才”，而同期的廈門醫高專三年制臨床醫學培養目標則是“培養具有從事基層醫療、預防、保健工作的執業能力，畢業后能夠勝任基層醫療衛生工作崗位需要的高素質應用型衛生技術人才”。在總體目標的差異性影響下，醫學教育呈現的狀態是專科層次為“本科壓縮型”課程體系、長學制則是“本科強化型”課程體系，缺乏結合培養目標的課程體系建設，將影響醫學院校的人才培養質量，在短學制醫學教育中尤為明顯。教育者對醫學生培養目標的心理定位也因培養目標的不同而產生較大差異，在長學制高層次醫學生培養中教育者會強化人文教育，而短學制低層次醫學生培養中教育者存在不同程度的弱化人文教育。眾多醫藥院校的人才培養目標顯示出：長學制的醫學生培養目標中包含有“廣泛的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和“系統的臨床知識”，短學制則僅僅包含執業能力的要求，未涉及到人文素質的目標。因此，學制差異下教育者對醫學生的人文教育要求也存在明顯差異，這種差異直接影響到對醫學生人文教育的源動力。
三、醫學生的職業道德自我認知的影響
培養目標是教育者對受教育者心理定位的外化體現，醫學生的自我職業道德認知水平也影響著醫學人文教育。學制不同的醫學生職業道德素質的認知水平也存在明顯的差異，這種差異呈現的趨勢與醫學人文教育的投入并非完全相對應。根據文獻數據分析，短學制臨床醫學專業學生的自我職業道德素質認知水平整體偏低，學生對醫學的認知流于職業社會地位高、收入高等外在形式，對醫學的治病救人、救死扶傷本質認識存在嚴重不足[5]；五年制臨床醫學專業學生的自我職業道德認知水平較高，整體上醫學的本質和醫生的職業道德認同程度較高，超過三分之二醫學生選擇學醫的價值取向是因醫學本身的社會價值，而非外在動因[6]；長學制的醫學專業學生對自我職業道德認知水平則低于五年制本科、高于短學制專科學生，呈現居中的態勢，對自我職業道德的傾向性選擇中，近半數的選擇呈現的是多元化趨勢[7]。相較于醫學人文教育的投入所呈現的結果差別，結合學生的綜合素質，我們可以得出短學制的醫學生對專業認同更傾向于作為社會生存的技能，未能將醫學視為與生命休戚相關的學科；五年制醫學生的專業認同度和社會接受度高，更容易將專業作為人生的理想和事業發展的基石，自我職業道德認識水平較高；長學制醫學生的自主思想較重，在專業認同的基礎上更在意自我的發展和成就，自我職業道德認識水平居中。不同學制的差異化職業道德自我認知需要在教育中針對不同群體采取差異化的教育培養方式。
四、修業年限差異對課程設置體系的影響
醫學是一門實踐性科學，醫學生在校修業實踐中實踐教學時間一般不少于總學時的20%，部分長學制占比高達50%。醫學類專業課程體系安排通常包含有基礎通識課程、專業基礎課程、專業課程和臨床實踐教學課程。四種課程體系構建成為醫學教育的主體部分，但學制不同，四種課程體系所占比重和學時數量存在明顯差異。高等醫學教育的目標如前文所述，是以培養合格的臨床醫務工作者為目標。學制的長短并未對畢業生是否能從事臨床工作產生直接影響，所以學校教育承擔的基礎任務是相同的。醫學院校的專業基礎課程、專業課程和臨床實踐教學課程有著統一的要求，各個層次的醫學教育變化的依據主要為根據理論課修業年限和臨床實踐教學年限的時間分配而施行具體的課程體系和難易程度規劃。總的來說，中短學制的醫學教育臨床實踐教學時間分配一般為12個月或以下，長學制的臨床實踐教學時間通常在24-42個月不等。短學制醫學教育受修業時間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課程配置僅僅是滿足專業教育基本要求，部分院校根據自身能力開設醫學人文類選修課程[8]；五年制的本科教育在基礎通識課程的基礎上，初步實現有方向性的理論教學與社會實踐相結合的醫學人文課程體系教育模式[9]；長學制則會根據學生的具體情況制定個性培養計劃，以及依靠師資力量增加或增設部分相關課程體系，提升學生綜合實力。其中綜合類院校中，可供醫學生選擇的醫學人文教育課程體系更為豐富。學制差異與教育層次的差異，學生的知識基礎和主動學習積極性的落差，讓醫學人文教育的課程體系對學生的人文素質培養產生的影響更為明顯。
五、學制差異下的醫學人文教育思考
醫學人文教育是醫學教育中價值教育的核心所在，是教育醫學生們在以后的工作中如何施展自身高超醫技的價值觀和方法論，也是推動醫學生自身素質建設的必由路徑。基于不同學制醫學教育中的人文素質教育比較所呈現出的特征主要為：
1.醫學人文教育在不同學制下的變化并無思想觀念的變化。從三年制到八年制的各種層次醫學教育都在不同程度上重視醫學人文教育，但是這種重視還停留在一個較低的水平，呈現出較為粗放的以課程多少和課程深度衡量醫學人文教育的投入。固然課程多少是醫學人文教育的標志之一，卻不是醫學人文教育的核心所在。醫學人文教育應當傳達的是一種信念、一種價值觀，關于治病救人的信念和正確認識醫學與人的價值觀。雖然隨著學制的增長，課程體系也變得更為充實，但仍未有效的將醫學人文教育定義為一種價值教育。
2.醫學人文教育的效果并未與投入呈現出正相關。學制差異帶來的不僅僅是醫學專業技術的能力差異，同時也存在醫學價值教育的不足和對如何做好醫生的方法論的學習不足。長學制醫學教育所面臨的高投入低產出的效果也是目前醫學人文教育應當深入思考的。醫學作為與人類生命休戚相關的科學，其從業人員也應當具有善待生命的仁愛之心。這要求現代醫生培養體系中要訓練學生的不僅是臨床的技能，還包含有如何做好醫生的價值觀念。短學制醫學教育中存在學生先天認識不足和后天培養投入有限的問題，不僅是依靠人文教育投入增多就可以實現效果轉變的，而應當從最基本的價值教育方法中去改變。長學制醫學生中存在的問題更是反映出單純依靠投入不能解決問題，對醫學生實施價值觀教育更需要觀念的改變。
3.醫學人文教育需要觀念思路、課程體系與學生情況相適應。高等醫學教育是培養醫務人員的重要途徑，有著工業社會標準化的人才培養標準，是現代社會對健康需求產業化之后的質量保障體系的構建。不同學制的存在是高等醫學教育向社會經濟發展不足的妥協，高等醫學教育卻并未因為這種妥協而降低對健康服務的追求。任何層次的醫學教育在宏觀上都為學生構建起完整的醫學知識和臨床技能學習訓練體系，力求他們能夠在畢業后成為造福一方的合格醫務工作者，即無論何種學制醫學教育都應將人文價值作為教育的目標，這是不同學制之間醫學人文教育的共性，而特性在于針對不同學生群體應采取區別的方式方法達到培養目標。醫學人文教育在不同學制的高等醫學教育中并不具有現實可復制性，推進人文教育是實現基于醫學人文價值和生命健康追求的共同價值觀教育。在不同學制中應當借鑒的是醫學人文教育教學的理念和核心精神，各個層次的高等醫學教育中應當結合學生的特性推進人文教育。
作者:葉子輝 蔡勝 單位:杭州醫學院 安徽醫科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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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問題，首先是教育者的問題［3］。想要加強護生的人文修養，教師應以身作則。首先從思想上重視人文教育，堅信人文教育與科學教育相融合才能培育出合格的護理人才，堅信人文教育不能僅限于形式和口號，需要在實際行動中去給學生滲透。作為護理專業的教師，筆者深知自己的知識體系亟待完善，閱讀深度亟待提高。在工作之余我堅持閱讀人文書籍，學習護理及護理相關的理論知識，時刻關注社會醫療熱點問題，通過多種途徑盡可能客觀全面地認識某一問題，并及時與同事進行探討和交流，端正自己的認知。與此同時，筆者將自己的感受與認知通過微信朋友圈進行分享，使群內的學生可以第一時間了解筆者的狀態和對某一事物的認識，學生會就同一個問題進行思索，從而正確引導了學生的認知。由于微信具有消息迅捷性的特點［9］，使使用者無論在哪里都可以第一時間通過手機將自己的心得和感受出去，這樣學生們可以隨時隨地與老師進行溝通。同時，微信傳播具有平等性，通過這樣的方式借助微信進行網絡人文教育可以很好地實現實時互動，增加師生之間的信任度從而提高教育效果［9］。
3通過微信建立護理人文教育的“第三課堂”
3．1培養網絡讀書氛圍
根據護理人文教育的內容，護生除了在課堂上學習學校規定的人文課程之外，還需要閱讀許多人文書籍。例如：①文學類，各類名著包括我國傳統醫學名著、近現代著名小說、社交規則等；②歷史類，中國通史、世界簡史、醫學及護理學史等；③哲學類，西方哲學、中國哲學等；④藝術類，音樂欣賞、美術欣賞等。筆者在自己的班級內建立了微信群，定時將自己閱讀到的好文章、好書推薦到群里，與學生們共同學習；同時，也鼓勵群內的學生在課下多讀書、讀好書，踴躍地分享自己的好書和看書心得。在群內，我們可以保證每天都會有好書、好文章的推薦，也會針對書的內容進行深刻的探討。微信傳遞具有形式多樣性的特點，學生可以通過文字、圖片、語音、視頻等方式向外界傳遞信息［10］，將自己遇到的好書、好的語句，通過打字、截圖、或者語音的形式在群內交流，使得群內的讀書氛圍如火如荼。
3．2增設虛擬網絡講座
護理人文教育的重要途徑之一是舉辦人文講座，它被認為是第一課堂的補充和延伸，是人文教育的“第二課堂”。研究表明，定期或不定期的舉辦人文講座可以開拓學生的視野、傳播人文思想，有助于營造濃郁的人文氛圍［11］。筆者和學生定期在群內共同商榷推薦主題，進而推薦與該主題相關的評價較高的網絡公開課，如在“如何培養提高領導能力”這一主題上，推薦大家在自己時間方便的時候觀看百家講壇王立群老師講的《秦始皇》《漢武帝》；在“如何有效溝通”這一主題上，推薦大家觀看網易公開課哈爾濱醫科大學的《醫學溝通學》以及南京醫科大學的《醫患溝通的共知共享》；在“禮儀”這一主題上，推薦大家觀看百家講壇金正昆教授的《金正昆談禮儀》等。旨在為學生提供良好的信息平臺和渠道，師生共同進步。
3．3借助微信加強對學生的人文關懷
在大學，學生與老師交流的機會與時間相對中學較少，除了與教師在課堂上有交流外，在課下，有些學生怯怕與老師面對面交流。微信，轉變了老師與學生所扮演的角色。傳統的教育中學生作“傾聽者”，老師作“教育者”，而在微信平臺上，他們則變成了平等角色，教師只是學生的“引導者”和“指路人”［12］。因此，借助微信，教師可以積極地與學生進行互動，可以較好的進行溝通，建立民主平等、和諧融洽的新型師生關系。教師可以隨時隨地，甚至利用自己下班的時間與學生進行溝通，主動地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和生活狀況，關心學生的思想狀況，以平等的方式去引導學生，最終使護生感覺到教師的人文關懷和溫暖。讓護生處于一種良好的人文氛圍中，進而促進護生樹立正確的護理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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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人文教育除了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了人多方面和諧發展理論外，還是一個科學教育勃發的時代。近代人文主義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夸紐斯在其《大教學論》中提出“百科全書式”的學，“把一切知識教給一切的人”，體現在教學內上不僅要學習語法、倫理學、論辯術、修辭學，也學習物理、數學、天文、地理、植物學、自然科學等這不僅確立了世俗人文學科在教育的地位，②也確立了自然科學在教育中的地位。明近代教育中的科學教育，是作為人文教育內來看待而加以引進的。同時，也是人文主義教思想將教育引上了“科學”之路。
在中國“人文”一詞源自于《易傳》中詮釋《易·賁》卦辭的一則篆辭：“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與“文”合在一起，指一種真善美完整結合的狀態；指‘詩書禮樂之謂’，也就是人類為充實生活所創造與表現的文化產物及文物制度。”③‘‘人文”解釋道，上述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用現代術語來表述，則“天人合一”應為“人與自然的統一”，或者如恩格斯所說的“人與自然的一致”“自然界與精神的統一”。“以人為本”應為“人文主義無神論”。’“剛健自強”則應表述為“發揚主體能動性。”“以和為貴”，則應表述為“肯定多樣性的統一”。④實際上，古往今來，人們“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這不僅體現了中華民族文化的精髓，也囊括了中國傳統文化所具有的強烈倫理意識，以及自強、誠信、和諧、惻隱、忠恕，以天下為己任等積極的符合現代人文精神的人文思想。
在中國自從奴隸社會產生學校教育之始起，非常重視對人的品行的培養，其中禮、樂、射、御、書、數等內容，貫穿人文教育的始終。“六經”保存了中國古代重要的歷史、文學和文獻資料。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由于儒家思想占統治地位，加之自然科學發展緩慢，因而儒家學派的經典著作“五經”(《樂》經后來失傳，因而“六經“變成”五經“)和《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本經典著作(合稱“四書”)始終是官學和私學的主要教材。其他教材基本上是在其基礎上有所發展而已，如朱熹的《四書集注》以及蒙學讀物《三字經》《千字文》。
在長達幾百年的時期內，人文教育受到青睞是有其歷史原因的。首先，歐洲古典大學是在具有濃烈的人文社會環境中形成和確立的；其次，有關人的研究一直是西歐學術的傳統；第三，自然科學的發展較之人文科學相對滯后；最后，探求普遍知識是當時知識界以及握有政治權利的政治家的共同理想。可以說，這些大學在當初確立其教育宗旨時，就特別考慮到人性道德在社會中的主要影響作用，認為辦大學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從精神上找到根治人類道德淪喪對社會制度危害的解決方案。
參考文獻：
[1]扈中平，劉朝輝.《挑戰與應答20世紀的教育目的觀》[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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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憂慮不無道理。直面語文教育現實,將充滿人性之美和生活趣味的語文變成機械枯燥的應試訓練,是最大的問題。這種模式崇尚邏輯思維能力,卻忽略了情感、意志和審美情趣的介入;重視將一切語文知識加以解構和量化,卻忽略從文本和人本的整體角度培養學生的語文能力;重視語文學科知識的系統性,卻忽略其他人文和藝術學科乃至自然學科與語文學科的互補性。這使本來詩意的、審美的語文教學向“機械化”轉向,從而導致語文課的人文精神和審美趣味的缺乏,同時催發語文應試訓練的泛濫,使最具人文性、審美性、靈活性和創造性的語文教育變成了一種純技術性、近乎八股文式的機械訓練。
語文是其他學科的基礎,它在培養學生的人文精神和素養方面有著其他學科不可取代的優勢。它不僅能使學生熟練掌握語言文字,具有較強的聽說讀寫能力,而且也有利于學生理解、掌握其他學科知識,并促進學生個性、人格全面和諧地發展,使之具有較高的人文素養。
一、人文精神的重要性
人文精神是對人的終極關懷,體現了人類的道德情操、人格精神、心路歷程、生存狀態,關注的是人生的價值與意義、人與社會與自然之間的本質聯系、社會的終極目標、人類的安全、發展與命運等。
語文學科具有積淀豐厚的人文魅力,語文教學的人文化是義不容辭的,它可以貼近學生的心靈世界與情感世界。學生同文本真真切切地暢談,獲得的是青春激情的勃發和對生命的感悟。
中學語文應該貫徹愛的教育、善的教育、美的教育等價值內涵,豐富學生的情感,讓學生對人生有更豐富的體驗,了解什么是善,教會他們理解親人之愛、故鄉之愛,給他們對自由的渴望,對道德生活的向往;教會他們用勤勞的手段去獲得自己更加幸福的美好的生活信念;教會他們用同情、憐憫、愛的眼光看待世界,而不是相反,教會他們以斗的眼光、恨的情感。語文教師應該教學生以愛美的心,對自由、對幸福、對人生現代化的理解,把語文教育和文學教育打通。
我們現在的中學語文教育,似乎并不是一種人文教育,死的東西太多,活的東西太少,甚至把古文中許多美好的東西變成死記硬背的東西,這其實是一種悲哀。中學階段主要是讓學生對現代漢語言有理解的能力,欣賞的興趣,或者說有比較高雅的語言文學情趣,讓他們對語言作品的感受并不是僅僅限于情節,不僅僅是獵奇,要讓他們能夠欣賞豐富的人物形象、復雜的人物性格,進而欣賞其中的思想。
二、語文教育應重視審美教育
語文教育同時應該是文學審美教育。國外一些國家語文教學,小學1~3年級語言教育是沒有教材的,他們的老師選擇一些適合學生欣賞能力的童話、報道等材料,根本沒有語法分析、默寫生詞的說法,學校的語言老師要求他們的,就是在這些作品當中,學會欣賞文學的美,有語言感受力。我認為:中國的中學語文教育,可以借鑒海外的語言教學經驗。語文教育不應該是我們現在所強調的如何寫介紹信、報告,如何寫作文的教育學科,而是應該注重文學性教育理念的學科。作文,不應該是格式化的八股文,應該是學生文學藝術感受力發展到一定階段自然產生的對語言文字的敏感性的體現。
現在,寫作能力訓練在中小學語文教學中比重太過,我們不應該過多的灌輸給學生如何寫公文、新聞,如何寫記敘文、如何寫說明文等內容,這些內容應該放在高等教育中去解決,公文怎么寫可以放在大學文秘專業教,新聞怎么寫可以放在大學新聞系教。中小學語文教學應該把這些職能性的或技能性的要求剝離出去,語文教育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變成一種基礎素質教育、基礎知識教育,不要逼著學生去寫作。所以,我們現在要降低對中學生寫作能力的要求。語文教育是一種審美教育,應該把文學性、藝術性放在首位,把閱讀能力放在首位,現在我們的問題是我們教會了學生寫那些八股的作文,卻沒有教會學生真正的用自己的腦子讀文字作品,一個中學生如果他連魯迅的小說都看不懂、讀不順,能寫作文對他又有什么意義呢?語文教會中學生的應該是文學欣賞力,應該讓他們學會讀――閱讀理解能力。
三、語文教育應與情感教育相連
我相信一個學生的真正的語文水平的提高只能來自兩方面:閱讀量的積累;思想觀念的成型與個性化。所以我們的語文教育應該圍繞這兩方面做文章,而不是舍本求末。
當前,受應試教育的影響,人文教育在知識性、科學性教育的擠壓下,面臨危險的生存境遇。在這個知識化、經濟化發展迅猛的時代,包括文學藝術在內的人文學科越來越處于從屬的地位,人文學科也漸趨失去了對社會生活的評判權,人文科學本身的“情感和價值”的教育功能也就隨之弱化。這對人們樹立正確的社會價值觀是極為不利的。因此,“愛情如歌”進入中學語文教材,實則上就是為當前的教育補充進去“情感與人文”的元素,值得欣慰。
綜上所述,語文教育實質上是一種人文教育。語文教學生的是什么是善,什么是人性。給學生的范文應該是一些寫平民生活的優秀作品,要讓學生回歸到平民立場上去。不要讓那些寫英雄人物、寫歷史大開合的作品唱主角,這種范文常常會給學生一種錯覺:只有英雄才值得我們去抒寫,作為平凡善良的普通人,是不值一曬的。我們要把關心普通人生活的作品、寫日常生活的作品放到教材中去,寫一些真誠的善良的東西,要把對和平的追求,對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放進去。
我們要讓學生通過教育,了解到自己的人生與社會需要的切合點;通過教育,讓學生產生個性化的人生觀念,最后形成自我決斷、自我選擇、自我造就的信念和勇氣。教育的結果不是知識,不是道德,而是一種自我的能力,就是說,要讓學生用自己的腦子去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選擇自己的職業,選擇自己獨特人生道路。語文教育應該在這個過程中發揮獨特的作用。
充滿人文精神的語文教學,定能夠“喚醒沉睡的潛能,激活封存的記憶,開啟幽閉的心智,放飛囚禁的情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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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設人文課程
中華護理學會名譽理事長林菊英說:“比較而言,中國醫學院校的人文社會科學類課程顯然偏低了,已經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了,只有將人文、社會心理科學與醫學科學結合,重視學生人文精神的培養,才能培養出更多的高素質的護理人才”。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護理對象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這就要求護士的思維要向多元化發展,熟知不同文化行為、護患交往方式,所以護理教育在課程設置上要增加心理學、人類發展與哲學、溝通與交流、護理倫理學、人體美學、行為學等人文課程。如通過倫理學的學習,能夠提高護生的倫理道德修養,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增強道德責任感,理性地面對今后護理工作中出現的沖突和棘手事件,同時有助于護生懂得愛、體悟人生、有信仰、有追求、勇于奉獻。通過人體美學的學習,能夠使學生認識到健康與美是聯系到一起的。一方面人體的美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影響到心理健康;另一方面美感也是一種積極的心理狀態,而良好的心態又是一個人健康的重要條件。所以,應該教育我們的護生要有一雙發現美的眼睛,學會欣賞美、創造美,既能夠促進她們自身的身心健康,也能夠提高她們觀察人、認識人、理解人的能力,從而能夠更好的關懷人和照顧人。通過這些人文課程的學習,能夠使學生的理論人文知識大大提高。
(二)專業課教學中滲透人文思想
人文精神的培養不只是人文課程的責任,還要體現在基礎課和專業課的日常教學中。所以,我們還應該在基礎課和專業課中注意對學生人文精神的滲透,在平常的點滴教學中讓學生感受患者的需要,培養學生關愛生命、尊重生命的情感。我們以《基礎護理學》當中的“口腔護理”教學為例。小結:(1)操作前一定要充分評估病人病情,口腔情況,了解其習慣,為其選擇合適的漱口液。(2)整個操作過程中,動作應細致、熟練、輕巧,避免損傷病人,態度應嚴肅、認真、親切,隨時詢問病人的感受。(3)在操作中注意細節,如不濕床單、枕頭,操作時盡量不要在病人面部特別是眼前頻繁晃動,以免引起患者不適。在本次課的教學中,始終貫穿人文主線,應使學生認識到清潔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是維持和獲得健康的重要保證,同時也是病人維持自我形象保護自尊自信的重要保證。在臨床實踐中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為病人完成口腔護理,如協助不能下床的病人準備刷牙用物,在床邊完成刷牙;飯后,為病人遞上一杯漱口液;或者為失去生活自理的病人,以輕柔的手法將病人的口腔擦拭干凈;對沒有良好的口腔清潔習慣的病人應做好衛生宣教,做好口腔保健指導。這樣,病人從我們這里得到的就不僅僅是清潔舒適,更是一份關懷,一份體貼,體現了我們的人文關懷。
(三)教師的示范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