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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應文字流暢,語言準確,層次清晰,論點清楚,論據準確,論證完整、嚴密,有獨立的觀點和見解。
應具備學術性、科學性和一定的創造性。理科各院系要根據本學科特點做出具體要求。
畢業論文內容要理論聯系實際,涉及到他人的觀點、統計數據或計算公式的要有出處(引注),涉及的計算內容的數據要求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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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的財政政策，其主要政治經濟目標就是：社會穩定、經濟增長、物價平穩和充分就業。長期以來，在政府執行的財政政策能不能產生有效的政策效果的問題上，不同的經濟流派對此的看法存在很大的分歧。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凱恩斯的需求管理財政政策又被很多國家作為增加國內總需求、刺激經濟增長的最主要的政策工具。我國真正意義上借鑒西方的財政政策來調控宏觀經濟，是1998年開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在我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非常時期，為的是拉動經濟增長、增加就業、刺激消費、克服亞洲金融危機。自我國積極財政政策執行以來，國內理論界對其效應進行了很多分析，歸納起來有三種觀點：效果顯著論、效果一般論、效果無效論。多數學者的觀點是積極財政政策在拉動經濟增長方面作用明顯，實現了國民經濟的穩定增長（據統計，到2002年為止，我國共發行長期建設國債6600億元，帶動投資3.2萬億元，拉動經濟平均每年增長1.5-2個百分點），其他如拉動民間投資與消費等方面不盡人意。筆者對其持相近觀點，并認為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許多可能影響財政政策效果的舊有制度，包括政治、經濟、文化體制，在向新制度變遷過程中，必然會導致政府財政政策傳導機制的梗塞，甚至出現政策的作用機制發揮失靈。怎樣才能在轉軌時期低成本高效益地運用好西方的財政政策，從而達到國家宏觀調控目標？通過對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效果分析，尋找出部分目標效果不佳的深層次原因，以便能在目前進行的中性財政政策實施中有所借鑒，便是本文的宗旨。
二、財政政策效應的認識
財政政策作為政府調控宏觀經濟的手段，總體來說其政策目標與其他宏觀經濟政策目標是一致的，但在不同的經濟背景下，財政政策的類型和目標是不同的。財政政策的總體效應則是財政政策實施效果與預期的政策目標的比較，看其結果怎么樣。但在對政策效應具體分析時，必須重視政策成本這一指標，因為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財政支出和稅收兩大手段來進行的，政策的實施勢必會影響財政收入和國家債務水平。以日本為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為克服經濟衰退執行了以擴大政府公共支出為主要手段的財政政策，盡管政策效應拉動了經濟增長，但政府持續性的擴大公共支出幾乎沒有增加任何產出，對經濟穩定所起的作用極小，而且還導致公共債務的大幅增長，使政府背上沉重的債務負擔。這一點上，我國許多地方為片面追求所謂的GDP高增長，不惜大量舉債搞市政工程或建設項目，不考慮項目的經濟效益，最后形成財政風險，與其頗為相似。事實證明，只有財政政策的凈收益大于成本，才能說財政政策效應良好。
三、影響我國財政政策效應的制度安排
在市場機制成熟的國家，財政政策效應受制度的影響較少，但作為市場經濟體制正在逐步完善有著長期計劃經濟烙印的中國，財政政策的制度安排背景明顯不同于成熟市場，在這里一些西方理論甚至失靈。如西方經濟理論認為實行積極財政政策，大量的發行國債，會使利率上升，產生投資擠出效應，事實上我國的積極財政政策在利率不斷下降的同時，卻擴大了社會投資需求，引導了企業投資。以1999年為例，國家用90億的國債資金作為計改貸款貼息，帶動銀行貸款和企業配套資金1800億，形成20倍的資金規模。同樣減稅政策，在我國以流轉稅為主體的制度安排下，其政策效應也會大打折扣。可見，在制度變遷中的今天，很多過去制定的、且與經濟社會不相適應的制度繼續在發揮作用，這種滯后，將對財政政策的效果產生重大影響。具體來說，影響財政政策的制度安排有：
1.民間投資領域的制度安排。包括行業的進入與退出制度、直接和間接融資制度、稅收制度等。
2.就業領域制度。包括社會保障制度、就業培訓制度、失業再就業制度、優惠招收下崗人員的工商稅收制度、就業觀念等。
3.教育領域制度。包括教育收費制度、教育產業化制度等。
4.住房領域制度。包括福利分配制度、貨幣補貼制度、取消實物分房制度等。
5.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城鄉分割制度、一體化制度等。
6.各經濟行為主體與政府的制度安排。新制度經濟學派和公共選擇學派的研究表明：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容易形成各種利益主體，而利益主體的行動又會影響政府的外在的制度安排。從制度變遷角度看，制度由內在制度和外在制度主導，前者包括習慣、習俗、倫理道德、傳統等，后者包括正式制度，按政治程序規定而來，作為制度制定和供給的主體，其經濟人行為，容易被微觀經濟行為主體的影響，出臺有失社會公平與效率的制度。
7.所有制結構制度。包括對國有企業給予特殊的優惠政策等。
8.其他可能影響財政政策的政治、經濟制度。
四、對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應分析
我國近幾年進行的積極財政政策，其手段是以發行國債增加政府支出為主、結構性減稅（費）為輔的，其主要目標是拉動經濟增長、刺激消費、擴大內需、帶動民間投資、提高就業水平同時維護社會穩定。關于積極財政政策整體效果的研究，國內經濟界已經有許多文獻，不管是效果顯著派、還是低效、無效派，但是通過政策的實踐看，中央的相機決策的財政政策，應該是果斷、科學的出手，有力地促進了宏觀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徹底擺脫了亞洲金融危機、避免了國內的經濟衰退。當然，在我國經濟處于制度變遷的特殊時代，財政政策的效應不可能是各個方面都十分理想，如果要說失誤，政策的最不成功之處，也是筆者最大的擔憂在于：積極財政政策是以犧牲環保、過度開采資源為高代價，經濟增長明顯存在短期行為，基礎牢固性值得商榷，扣出環保、資源因素，或者投資成本（包括高額的國債還本付息代價），財政政策凈收益恐怕在1%上下。
為了更加理性地總結其成敗，這里再就效果不明顯的三個分項目標做一分析：
1.民間投資帶動效應
我國政府為了能夠刺激國內民間投資，從積極財政政策開始執行至轉型，主要采取了擴大公共支出的手段，期望對民間投資起到帶動作用。從理論上講，在不存在制度約束和障礙的前提下，政府的公共支出會產生一定的乘數效應，決定乘數效應大小的關鍵因素是邊際消費傾向，邊際消費傾向越大，投資乘數就越大，因此而新增的國民收入就越多，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所起的作用越明顯。同樣，乘數產生的另一個原因是通過政府的投資可以帶動民間投資，從而使社會投資總量不斷遞增。就公共支出而言，理論上也有兩種方式：一是靠政府發行公債直接擴大投資規模；二是政府應用杠桿支出方式，以少量的公共支出來帶動或刺激民間的投資支出。這兩種方式都被我國采用。由于政府直接投資屬于國有單位的投資，其對國有單位的投資快速增長作用十分明顯，對非國有單位的投資增長作用不顯著。根據《2001年中國統計年鑒》，按所有制結構對我國的投資結構進行比較，以開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1998年為界限，可以發現1998年之前的三年，國有單位的固定資產年平均投資增長率為10.97%，而個體經濟為20.7%，其他經濟成分為19.33%；1998年之后的三年，國有單位的固定資產年平均投資增長率為13.13%，而個體經濟為10.47%，其他經濟成分為11.2%.產生這種狀況的原因在于制度的約束。在經濟轉型時期，中國的所有制結構雖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與此相適應的制度安排尚在建立，制度變遷是一個緩慢的過程，舊的國有企業的特權制度仍然繼續產生作用，并對民間投資行為的擴張起到限制作用。大致來說，影響民間投資的制度安排主要有：
（1）行業準入的制度限制。這些行業包括公用事業、郵電通訊、金融保險、石油開采等。民間投資希望進入這些行業，但種種條件限制制約了其投資。據《浙江省民間投資狀況分析》報告指出：市場準入的制度限制是影響民間投資的第一個因素，部門保護主義使“系統外”的企業很難參與公共建設。國家原計委研究所也指出：民間投資在30個產業領域存在著不同程度的“限進”。民間投資不足，制度的制約確實影響很大。
（2）融資制度的偏好。我國現有的直接融資制度和間接融資制度，歷史上基本是為國有企業服務。信貸政策存在非國有企業歧視，中小企業貸款難的問題多年來得不到有效解決。浙江的地下錢莊的貸款利息長期大大高于國家銀行的利率，但生意一直興旺。貸款制度的歧視對民間資本大規模擴張起到了限制作用。許多民間資本逐步退出了實業投資，進入投機領域，如近年流行的溫州炒房團。
因此，筆者認為我國的積極財政政策對啟動民間投資效果不理想，政府完全依賴持續、大量的發公債來進行公共支出，支出項目的過于單一集中在基礎設施建設，其后果是強勁拉動了生產資料的價格上漲，進而形成局部投資過熱。
2.提高就業效應
實現充分就業是積極財政政策的目標之一，2003年初中央政府更是將增加就業作為首要目標。應用積極財政政策增加就業的理論依據是通過政府的大規模公共投資，一方面直接增加新的就業機會，另一方面帶動民間投資、刺激消費，進而創造就業機會。由于我國城市相當部分失業是制度造成的自愿失業，比如不愿到二級勞動力市場就業，不愿從事低層次的勞動等。而積極財政政策新創造的就業機會主要集中在建筑業、服務業等勞動密集型行業，在城市失業人口不愿去的背景下，來自農村的失業大軍成為了填補對象。同時，國有企業在此期間進行的“減員增效”，也加大了城市失業數量。
3.刺激消費效應
從我國制度安排上分析，城鄉分割的制度安排對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長和消費能力的提高形成了嚴重制約，尤其是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缺乏，嚴重制約了農村的消費能力，儲蓄養老、防病等消費預期的不確定性，導致其消費緊縮；高校教育的高收費制度、甚至中小學的不斷增長的收費制度，大大降低了居民的消費預期；近幾年房地產價格嚴重脫離居民實際消費水平的連續高漲，更使人們的收入消費支出力下降。據“中國白領階層過著藍領生活”的調查報告，年收入5萬元左右的江浙城市居民，根本不敢消費，未來十幾年的收入大多付于房款，生活十分節儉。我國土地供應及城市安居房建設制度的脫離實際，影響了居民的收入支配能力、制約了他們在其他領域的消費，也形成了經濟中的局部過熱現象。以筆者分析，國家通過給公務員漲工資等提高居民收入的手段，是希望以此增加消費，進而促進企業效益的提高、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但社會保障、教育收費、住房分配市場化帶來的管理失控等制度安排存在缺陷，使我國的積極財政政策對消費的刺激作用有限，行業冷熱不均，多數行業依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居民的整體消費意愿不高，儲蓄仍然為居民首選。
可見，財政政策的效果好壞，必須重視政策實施的制度約束。
五、對中性財政政策的幾點建議
基于積極財政政策的目標基本實現，在經濟出現局部過熱的情況下，及時淡出擴張的政策，對宏觀經濟進行鞏固、調整，很有必要，因為任何政策都有強大的慣性，存在時滯效應。在實行6年的積極財政政策后，轉入針對局部過熱、以“有保有壓”為特征的中性財政政策，著重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增長質量，是當前財政政策的取向。以筆者的認識，中性的財政政策要達到良好的效果，應從有關影響政策效應的制度安排上進行與之相適應的改革，在政策手段上多運用稅收的方式，具體而言：
一是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公共衛生體系、義務教育制度。
二是運用稅收手段對企業科技創新、環保、循環經濟等項目加大稅收扶植力度；對資源浪費、環境污染、低層次重復建設等項目的企業進行重稅。
三是放開針對限制民間資本進入的領域，積極鼓勵民間資本進行高科技、環保、旅游等行業的投資。
四是及時推出物業稅、加大地方政府的經濟適用房的規模，切實控制房地產的投機，減輕居民的支出壓力，穩定社會，提高其他領域的消費。
五是進一步推進農村稅費改革和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完善糧食直接補貼政策，穩定糧食最低收購政策、堅決控制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的上漲，繼續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
六是轉變城市居民就業觀念、通過培訓、發展第三產業、繼續引導民資、吸引外資投資實業，努力降低失業人口率，創造和諧的社會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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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入世后對入世協議的逐步落實，我國保險市場將進一步開放，保險規制也面臨著許多新的挑戰。
1．外國保險公司大量涌入，再保險市場在開放中面臨著最大挑戰。具有雄厚資金實力，先進保險技術和豐富管理經驗的外國保險公司與不成熟的中資保險公司同臺競爭，這無疑會給中資保險公司帶來競爭壓力，并壓縮中資保險業的生存和發展空間，保險市場份額將被重新分割。特別是再保險市場，根據前對外經濟與貿易合作部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服務具體承諾減讓表》來看，我國的再保險市場將面臨百分之百的開放，直面國外保險公司的競爭。
2．保險費率趨向市場化，使保險定價越來越細，不良風險獲得保險保障的困難越來越大。在一個自由競爭的保險市場上，保險公司所采用的費率結構必須與投保人的風險水平相適應，至少應該接近于其他保險公司所采用的費率結構，這就要求保險公司根據不同的風險分級變量自由定價，否則會失去競爭機會。開放保險市場所帶來的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就是不同風險之間價格差異的擴大，保險公司將通過越來越多的風險分級變量把投保人根據其風險水平分成許多不同的費率組別，自由定價的政策將迫使保險公司充分利用有關保單持有人相關統計信息來確定保單價格，從而使保險市場價格趨于敏感性和多樣化。
3．經營費用和人傭金將大幅下降。在所有實施壟斷經營、價格控制、卡特爾或缺乏真正競爭的國家，保險公司由于缺乏競爭壓力，其經營效率普遍較低，如經營管理費用過高，支付給人的傭金遠遠超出必要的水平，而這些經營費用水平在完全市場化的競爭中是不可能維持的。隨著我國加入WTO，保險市場不斷開放，國內保險公司為了參與競爭，搶占市場，必定采取低費率政策，從而導致承保利潤下降，無力支付高額的費用和傭金。因此，削減經營費用、降低人傭金將成為保險公司重要的競爭手段。這必將對目前我國保險經營方式和保險市場利益格局產生巨大的沖擊。
4．保險監管機構壓力增大，監管體系將與國際慣例接軌。外資保險公司的進入，使我國保險市場上競爭主體不斷增加，成份愈加復雜，這將給我國的保險監管帶來新的挑戰。根據WTO確立的國民待遇原則，在對保險市場競爭的規制上，內資與外資保險機構在市場準入和退出、業務范圍、經營規則和法律責任等方面應一視同仁，這就要求保險監管應盡快通過體制和模式的創新以與國際慣例接軌。
二、現行保險市場競爭規制與WTO法律制度之間的差距
我國保險競爭規制模式在基本精神、基本原則和相關規定等方面，雖然正在努力與WTO法律制度但仍有不符之處，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過于強調保險市場的安全和秩序，疏忽其他同樣重要的價值目標——自主、效益、公平競爭。盡管WTO法律制度在金融服務問題上給自由化以相對的保留，但是自由化始終是金融服務協議的基本目標。然而，我國現有的保險競爭規制模式在價值目標上，強調國家的管制利益，疏忽了市場主體自益的維護；強調行政性的強制監管，相對忽視保險業的自律和保險公司的內控。
其二，將內資保險與外資保險、外國保險區別對待。為強化外資保險公司的競業監管，我國制訂了《外資保險公司管理條例》等專門性規章。這些法規和規章表明，我國在針對保險市場主體的立法上試圖做到內外有別。其實，《保險法》和其他相關法律的規定也體現了內外資保險公司差別待遇。如《保險法》第7條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法人和其他組織需要辦理境內保險的，應當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保險公司投保。”《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規定：“合資企業和各項保險應向中國的保險公司投保。”
其三，在保險法制的公開與創制方面，透明度尚有很大差距。透明度原則是世貿組織的重要原則。這不僅是一項程序性原則，也是一項實體性原則，它體現在世貿組織上主要協定、協議中。《服務貿易總協定》第6、第7條對成員方國內法規創制提出了原則性要求，即對于成員方已經承諾開放的服務部門，其國內法律法規的制定必須遵循合理、客觀和公正、統一的原則。統一性要求在成員領土范圍內管理貿易的有關法規不應有差別待遇，即中央政府統一頒布有關政策法規，地方政府頒布的有關上述事項的法規不應與中央政府有任何抵觸。但是，中央政府授權的特別行政區地方政府除外。公正性和合理性要求成員對法規的實施實現非歧視原則。
透明度原則要求法律、法規、規章的制定、修改、廢止必須及時地公開和通報，并應將有關法令、規章或行政指令等迅速地報告給服務貿易理事會，還應建立相應的機構和機制來確保這種公開和通報的全面與及時。我國現有保險法制的公開，雖有了一定的機制，但是仍然缺乏嚴格的執行和監督規程。特別是監管當局針對具體問題所做出的、實際具有法律效力的應對性答復和解釋，往往缺乏嚴格的程序規范，其透明度難以保證。根據WTO法律制度的要求，任何成員方認為其他成員方所制定的政策、措施和法規將影響協議的實施的，有權向服務貿易理事會報告。這意味著如果我們不迅速改變保險立法的缺乏透明度和統一性的狀況，我國將可能面臨眾多來自WTO成員方保險公司的，從而在國際保險合作和競爭中陷入被動局面。
事實上，我國的保險競爭規制制度也缺乏透明度。政府對保險業進行規制的內容、措施、手段和程序缺乏透明度。誠然，在我國現有條件下，要確保透明度原則在保險市場競爭規制的實踐中得到實現，還有一定困難。原因主要在于：首先，我國的信息公開制度雖然開始建立并受到普遍關注，但由于認識的偏差、物質基礎的缺乏及體制的障礙，我國的信息公開，無論從內容、范圍還是從形式和程度上都還遠不能滿足WTO的需求，甚至被認為是貿易上缺乏透明度的國家。其次，部門立法制約了國家法律體系的科學和統一。我國的保險法制的草擬和創制者大多是由政府職能部門——中國保監會來充任。由于政府職能部門存在著明顯的行政目標、法律、法規和規章的草擬創制必然會滲透其主體利益色彩。這勢必會影響保險法制的合理、公正和統一，從而在實質上違背透明度原則。
三、完善我國保險市場競爭規制的對策
1．確立保險競爭規制的市場化理念
所謂市場化理念，就是對以市場作為優化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手段的一種信仰、期待和追求。市場化理念應該是保險市場競爭規制基本價值體現。因為：①市場化理念是競爭規制的重要理論基礎。從法律的角度來看，市場競爭規制強調的是通過法律手段來約束和規范市場主體行為；從經濟角度分析，它主要通過對該行為的鼓勵、限制或懲罰給競爭者以壓力，達到優化資源配置的目的。雖然這種壓力的形成也依賴于直接的行政約束，但更多的或主要的通過市場的力量問接作用于市場主體，在這里，市場仍在資源配置中發揮著基礎性作用。這也是市場規制與市場管制的實質區別所在。②市場化理念是WTO法律制度的靈魂。WTO所架構的是一種以市場為價值取向的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市場經濟中的市場應當是完整的、開放的，市場機制是完善的，市場監管是有效的，市場運行是規范的，這就要求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必須有限度。這是WTO法律制度的一個基本前提。實際上，自80年代以來，包括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在內的非市場經濟國采取了市場經濟制度或進行了以市場經濟為走向的改革。各國經濟的市場化使作為“經濟聯合國”的WTO的產生和發揮作用有了一個更加廣泛的基本制度基礎。要在我國保險競爭規制中貫徹市場化理念，必須對我國現行保險市場規制模式進行全面改革和創新，包括：規制主體要從政府他律一元規制主體到除政府以外的包括保險行業協會、保險中介機構等多方參與的他律性和自律性相結合的多元規制主體的轉變；規制手段要完成從政府行政審批、行政檢查、行政處罰等單一行政規制手段到對市場主體的市場行為進行合法性、合規性審查的法律規制手段為主的轉變；規制的目標上要從保證保險市場的穩定和安全、控制保險風險為唯一目標的安全規制到安全優先、兼顧效率的規制的轉變；規制的時問上要完成從事前上報審批的事前規制和向事前報批、事中監督和事后評價和懲處的全過程規制轉變；規制的內容要從以條款和費率監管為中心到以償付能力為中心的轉變。
2．借鑒保險競爭規制的國際經驗
保險市場的國際化決定了保險競爭的國際化，這就要求我國應開展和加強保險競爭規制領域的國際合作。WTO要求成員方在制度變革上應能逐漸地接受金融自由化理念。我國應在維護國內保險市場秩序的同時，要大膽地為保險法制的國際化創造條件，為我國保險市場早日真正地融入國際保險市場提供法律保障。
3．進一步完善保險市場規制的法律體系
為適應WTO法律制度的要求，必須立足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保險業發展的實際，順應世界保險業競爭發展的趨勢，加快完善我國的保險市場規制法律體系，建立有效的保險規制的各項法律制度，以規范我國保險市場競爭，促進我國保險業的健康發展。
第一，在遵循WTO國民待遇原則的同時，充分利用國際法律資源，保護我國民族保險業。一方面，我們按照WTO的要求，抓緊修改現行保險法律法規，廢除對外資保險公司的歧視性待遇規定(如經營許可證審批的條件過于嚴格、程序過于繁瑣，經營地域和展業范圍的限制等)和超國民待遇規定(如稅收優惠和保險資金運用渠道優惠等)，以創造一個內外資保險公司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另一方面，要遵守國際義務的前提下，要充分利用《服務貿易總協定》和其他相關國際法律給與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待遇和保護性條款，以及我國在與WTO其他成員方談判中所爭取到的一些權利，通過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對尚屬于幼稚行業的我國民族保險業給予適當的保護，使我國的保險開放能夠積極而又穩妥地推進。
第二，進一步完善我國保險監管法律體系，構建一個以保監會為核心、保險行業自律為補充、保險公司自控為基礎、其他相關部門(如其他金融監管機構、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相配合的保險市場規制的多元立體網絡結構。在目前我國金融業分業經營、分業監管體制還不可能改變的情況下，尤其要在法律上明確保監會在保險競爭規制中的職責權限，加強保監會與其他政府部門之間的相互配合。同時，要積極開展調查研究，為我國實行金融混業經營、統一監管體制，做好必要的立法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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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文藝觀中，一直存在著對“文”的追求和對“質”的追求兩種理念。由此古代的文學作品上表現形式也體現出了不同理念下各自的特點和形態。這就要求我們必需對古代“文”與“質”的文學觀進行一下探索分析，從而更好的把握這兩種形式對今天文學作品現實意義所產生的影響。
“文”在《說文》中解釋為，錯畫也，象交文。故以有紋理之意，《易·系辭》下中有其旨遠。其辭“文”之詞，便有華麗之意。《孟子·萬章》上也提及“文”這一說，這里除了指偏于形式方面的事物外，還含有美、譽、漂亮等意思。從《說文》中對“文”的解釋到作品中“文”的體現，我們可以知道在古代文學當中，“文”是表現文學作品的華麗秀美，詞藻豐富。
“質”，《說文》中解釋為以物相贅也。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所提到“若仆大質已虧缺矣”的質，便是樸實，與文相反的意思。由此可以看出在古代文學當中，“質”趨向表現為作品語言的質樸，形式簡潔。在思想上，“質”更是體現載道與教化相結合的社會功用方面的意義。
同時，也正是在這兩種不同的創作觀念中產生了重文與重質這兩種文學傾向。
一、從“文質相合”到“質樸之詞”
早在春秋時代的孔子便在《論語·雍也》中提出，“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的“文質”說觀點，他認為“文章的內容勝于詞彩，則過于質樸。文章的詞彩勝于內容，則過于虛飾，浮夸，而不實在。只有外在與內在相伴，才稱的上合適。”這也就成為了早期“文質相合”的理論觀。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之下，魏時的曹丕也在《典論·論文》中提出了“文以載道”的觀點。因為在魏晉前期，普遍的士人還都用作品表現民生，諷喻社會，他們是借助文章的諷喻來達到對自己理想世界的追求。這也就為“重質輕文”的理論建立了文學基礎。
漢朝王充在《論衡·超奇》中就體現出了“質”勝“文”的觀點，“有根株于樹下，有榮葉于上，有實核于內，有皮殼于外，文墨辭說，士之菜葉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在表里，自相副稱”。雖然他也把“文”與“質”看成是相互依賴的，但在這段話中，王充認為起著主導和決定性作用的仍然是“質”——內容。其載道的政治教化意義。若不顧及文章的內容而一味追求形式，文藝作品無論其辭藻多么華美都是“有皮殼于外”。所以注意內容的同時也不應忽略文章的詞彩。
從孔子“文質”，曹丕的“載道”，再到王充《論衡》中所提出的理論觀點，可以看出他們在重視文學的教化功能的同時，并沒有忽略文的存在，他們把文學的政治功效與文學的審美功效結合在一起，使得文章在外在形式。語言華麗的基礎上更好的表現文章的本質內容。
而墨子的文章則是脫離了文的華茂。體現出一種質樸與實際效用的文學觀念。正如墨子在《非樂上》中所說的，“華文章之色，以為不美也”。這里的意思說出了墨子對言辭富麗的文章，雖然大多數人都認為美。而他則認為這并不是屬于真正的美的文章。
重質輕文除了受到文學自身的影響之外，也受到政治基礎對其的影響。從孔子時期，到魏晉前期，再到漢朝的前期，以曹丕，王充為代表“重質”的這些人。可以看出，他們并不是把文學單一的看成一種具備審美功效的東西，實際上他們是把文學作品看成是一種載體。因為在他們所生存的那個時代下，文學必有著它現實的政治意義，這使得它所承載的意義要遠遠高于文學作品本身的意義。這種高于文學本身的意義，便是作家對社會的關注，對政治的關注，對人自身的內在思想的關注。也正是在這種時代下使得文學作品的本身審美價值成為了第二位。而教化，關注實際和關注人自身就成為了其主要內容，這也就形成他們文學作品理論中的主要內容。
“文”以載道的觀念，便作為了文學作品的重要發展方向，逐漸忽視了文學作品審美功能，使得文藝觀從“文質相合”而走到了“質樸之詞”，“文”以載道的觀念更注意了文學作品內容的政治教化作用。
二、從“文辭秀麗”到“靡靡之音”
而與之相反，重文輕質的文學風格也作為一種理論觀，存在于古代文學觀中。他們以文學的審美功能，為其基點，減弱了文學的教化功能，他們更注意文學的語言特點，文學作品的形式特點，而其內容卻很空泛，對社會現實的諷喻意義也在減弱。
(一)“質”的教化功用的淡失
就如漢代的大賦，在形式上更加注重言語的華美，結構的宏大。一句“可其少進也，浩浩皚皚，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而云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就是其漢大賦語言和結構的代表形式。劉勰評其為“腴辭云構，夸麗風駭”。班固《漢書藝文志》評其為：“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云，競為侈麗宏衍文詞，沒有諷喻之義。”其后文學作品的形式更是有騷體賦，“九體”“七體”賦都相繼的出現更增加了文學作品的文學藝術樣式，再語言上和文學作品的形式上更是把“文”的這種審美功能表現出來。
直到后來的梁陳為代表的宮廷詩，也更加注重文學的審美功效，而其對文學作品的教化功能則徹底的失去。在文學作品的內容上，他們更多是對女性和對宮室、器物以及服飾等方面的審美關照，通過艷麗的辭藻和聲色來推動形式。這時的文學作品更注重語言的形式美和音樂美，他們忽視了文藝作品的政治教化意義，而更加注意了文學的娛樂性，審美功能。
轉貼于
以謝眺，王融為永明體的代表人物，更是把文學作品的審美性與娛樂性放在了首位。其文章的風格也不再著眼于對人的教化作用而是更加追求文章的形式與語言的新奇，音韻的和諧。使文學作品真正成為了游戲性活動，加大了其審美的功用。“游人欲騁望，積步上高臺”。“潮落猶如蓋，云昏不作峰”。由此可以看出，其注意了音節的頓挫，但同時過分追求詞彩的華美，未免產生劉勰所說的“文貴形似”。直到蕭綱入住東宮時，這種宮體詩真正的發展到了極端，這種體式也是繼承了永明體的形式風格，在此基礎上繼續發展，更注重辭藻，對偶與聲律，其內容上也是以女人，景物為其創作源泉，徹底的顛覆了文學的教化公用，其內容徹底的從反映現實關注社會，走向了單一追求審美性與音樂性的方向上。劉勰的《文心雕龍》中所說，“麗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以窮力而追新”。顏之推也說“去圣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這就充分說明了，永明時期的官體詩人對文學作品娛樂性與審美功能的注重。
從這些發展中，我們可以看出+在這種文學觀念下，已經完全把文學作品當成一種具有審美價值的藝術作品，其形式，語言，都給人呈現的是一種美感。它所注重的不再是對社會有多大的教化作用，而是注重文學作品的審美價值與娛樂價值，這就使文學從政治上剝離出來。展現出一種單純的藝術樣式。這種文學與政治相分離的現象，也許正是與當時社會，政治的松懈、糜爛的上層生活，對文學提出了新的要求，才會產生這種新的審美需求。但也正是這種對文學藝術美的追求，對審美價值的追求，才會對后來的文學觀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二)物的描寫細致及擴大文詞的豐富性
從后梁的宮廷詩到以后的謝眺，王融他們在內容上不再是對家國社稷的關心，而是轉移到了，或是宮廷、或是美女、或是山水園林上來，要不就是抒發自己個人的離情別意上來，這與重質輕文理念下的“家國”的內容為主要表現方式形成強烈的對比。由于他們在文學作品中“質”的內容上的局限，也必然促使著他們對所描寫事物更加細致入微，想出那些“重質輕文”下不可能出現對物的細致描寫的詞語，這使得詞語的豐富性得到了更加廣闊的發展，同時也增強了作品的新鮮性。對那些曾不能用言詞形容的物品，出現了新的詞語對其形容，這樣描寫事物的復雜性也得到了解決。
而對這種山水或器物，宮廷美女的描寫，也促使他們對美進行了重新的價值評判，追求一種全新的審美方式，他們把這種美的景色與其音韻相結合，促進了四聲音律的出現，有助于語言的發展。對后代文學的言語美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但不管怎么說在“文”與“質”的關系上，它們還是相互依存的。梁朝的劉勰在其《文心雕龍》中提及道“文”與“質”：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同犬羊，犀有皮，而色資丹漆，質褥、文也。這些都是劉勰運用比喻，指出了文藝作品中的這種關系。同時中國古典文學也正是在“重質輕文”和“重文輕質”的影響下出現了不同時期下的不同文學樣式。
三、中古文學與西方古典時期文學中“文”與“質”比較
篇5
1.設置疑問，有效激發學生學習興趣
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一定要依據學生實際發展狀況設置疑問教學形式，這樣就能夠有效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促使學生能夠積極進行思考。并且教師還能夠依照學生思考狀況，積極引導他們，這樣就能夠促使學生更好地進行學習活動。
2.運用較好教學方式激發學生學習興趣
教師在進行課堂教學的時候，不僅要有效使用語言教學，還需要適當增添身體語言輔助教學。積極運用親切語言、適當的教學手勢等等，促使教學活動能夠保持在較好節奏，促使教學活動能夠順利進行下去，繼而有效激發學生的政治學習興趣，促使學生能夠在輕松活潑的氛圍中獲取知識學習。
三、面向全體學生，積極輔導后進生學習
想要有效實施素質教育，教師在教學的時候就需要積極轉變教學思想，努力為國家培養出合格發展人才，并且需要面對全體學生，要對所有學生負責，不能讓一個學生落伍。不僅要培養出成績較好的學生與成績中等的學生，更加需要重視后進生的轉化，并且這也是現代素質教育的重點環節。后進生轉化是一項較為艱苦的工作，教師需要對后進生熱心、耐心，要保護他們的自尊心，有效激勵他們。教師首先要端正教育思想，不能夠歧視這些學生，用愛心去關愛他們，幫助他們樹立學習信心。在政治學習課堂環境中，多表揚他們，對他們進行肯定，耐心教導他們，只有這樣才能夠促使他們的成績不斷提高。
篇6
財政撥款是預算單位在前一個月按照批復的部門預算資金使用計劃，向財政國庫支付執行機構申請次月的月度用款限額，財政國庫執行機構將批準的限額通知銀行和預算單位。由銀行從“零余額帳戶”給開戶單位打出銀行蓋章的“財政授權支付額度通知書”，預算單位據此做帳務處理：
借：零余額帳戶用款額度1000000元
貸：教育經費撥款—財政授權支付1000000元
預算單位在本月批準的限額內使用額度時，要在國庫網上打出財政授權支付憑證和單位開據的銀行轉帳支票或電匯單一同到銀行辦理結算業務：
借：教育事業支出—XX100000元
貸：零余額用款額度100000元
在實際工作中，有些單位不在銀行開據“零余額用款額度通知書”就做帳，這是不正確的。“零余額帳戶”與其它銀行帳戶最大的區別是：不允許該帳戶有余額，銀行每天業務終了需報省人民銀行，由省人民銀行和財政廳國庫處統一結算，再由省人民銀行給各銀行返還代墊資金。
某預算單位在使用“國庫授權支付額度”過程中，曾丟失授權額度。年底決算出納對銀行帳時，因不了解“零余額帳戶”的特殊性，認為銀行存款都是用余額對帳，年底銀行和預算單位存款余額都是零就對上帳了。3月份有經辦單位稱去年轉帳支票未拿，后用銀行對帳單和單位發生額一筆筆對賬后，確實沒有開出支票，但經國庫網上查實，此筆業務財政授權支出指令上年早已開出，授權指令還在銀行（因這一期間出納換崗造成）。經與財政廳國庫處發生額一筆筆核實此筆款，只用了額度國庫沒有顯示銀行資金劃出，確實錢還在國庫。當時上年財務決算工作已經徹底結束，主管部門也已結帳。因國庫集中支付年終與各預算單位、上下級之間賬務必須一致，還不應有未達賬項，造成用款額度丟失。
那么，單位欠經辦人上年資金應怎樣作帳務處理呢？
某單位作以下帳務處理：
摘要：購設備
借：專用基金—修購基金50000元
貸：銀行存款—XX50000元
上年度已作賬摘要：購設備
借：教育事業支出—設備購置費50000元
固定資產—一般設備50000元
貸：固定基金50000元
零余額用款額度50000元
跨年度帳務處理，此做法欠妥；“高等學校會計制度”中，對修購基金有名確的表述，修購基金的來源，是按事業收入和經營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的，提取時在修繕費和設備購置費中各列支50％。如果該項經濟業務跨年度再用修購基金購置設備，必須再入固定資產，必然造成重復支出和重復入固定資產。鑒于以上意外原因的發生，根據《高等學校會計制度》規定，年終結帳后如果發生以前年度會計事項的調整和變更，應直接通過事業基金科目進行調整，并在會計報表附加上加以說明。
借：事業基金―般基金50000元
貸：銀行存款—XX50000元
那么，對于只用了計劃，實質上未從國庫拿錢，這樣的事例我們除了應加強國庫集中支付改革工作的宣傳力度和業務知識培訓工作外，還應對國庫集中支付制度不斷加以完善，來避免和堵絕此類事情的發生，如年終增設未達賬項或在國庫軟件上增加功能等等，盡量減少基層預算單位不必要的經濟損失。
總的來說，財政國庫集中支付制度非常適應我國經濟形勢發展的需要，它體現了發展先進生產力的要求，是對現行制度的創新，是加強財政資金使用監督、防范腐敗行為發生的得力措施，它從根本上體現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目前國庫授權集中支付制度正在改革過程中，通過大家共同努力，國庫授權集中支付工作會做的越來越好，爭取早日實現財政管理和財政資金規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參考文獻：
篇7
第四：付款時要嚴格履行合同條款。這是政府采購與國庫集中支付最容易脫節的環節，所以采購雙方當事人制定的權利與義務必須按合同條款嚴格執行。國庫集中支付部門要及時劃撥賬款，招標文件中列明的合同條款和中標供應商投標文件中相關應標內容，做到公平合理，權利義務對稱，為保證合同的履行，應設定履約保證金。理論上說，利潤的取得在于合同的準確履行，履約到位就必須按合同條款進行付款。然而實際操作中，也有許多無奈如合同簽訂時采購人的壓價行為；名義上的財政付款其實受制于采購人的賬面金額情況，采購人甚至以資金到位作為欺騙中標人的手段，或故意拖延付款，挪用采購資金；采購預算未形成，政府采購資金審核不嚴，采購計劃零亂，未設政府采購賬戶，拖延付款或不能付款將會給中標人造成較大的經濟損失，反復討要面臨的又是相互推諉。為了得到貸款，供應商往往要占用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如果拖延付款或不能付款將會使中標人造成較大的經濟損失，這樣供應商的正當權益得不到保障。
第五：采購中心要同國庫集中支付相協作做好后續服務，建立健全對采購人的考核體系，價格信息等資料。采購中心要在招標結束后，在七日內將采購結果報送財政國庫集中支付部門備案，采購結果應標明最終采購金額及成交供應商，然后在國庫集中支付的監督人，采購人與供應商鑒定供貨合同。采購人還應將采購結果通過不同的方式公示，將中標結果分別在當地的政府網站上，采購中心公示欄上，國庫集中支付公示欄上，采購人公示欄上公示，金額較小的可在采購人單位的公告欄上公示。財政部門建立對供應商的考核體系，應根據實際需要如價格信息資料報送是否及時準確，有無拖延遲報，弄虛作假現象設立考核內容；根據投標時承諾的折扣率是否執行設立報價考核體系；檢查所供貨物是否存在以次充好，出現質量問題設立貨物質量考核體系；根據服務承諾是否按期不折不扣兌現等設立服務承諾考核體系。
總之，政府采購事業是一項陽光的事業，同時也是一項新鮮的事物，許多方面制度法規還不完善，實際操作中也有許多不盡人意的地方，有待修正的東西還很多。所以采購中心應明確采購人與供應商的權利與義務，正確處理兩者之間的關系，把政府采購與國庫集中支付有機的結合起來，促進政府采購事業和諧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張通.認真落實采購政策，深化政府采購制度改革.中國財政，2008，（2）.
[2]耿虹.不斷創新監督方式開創財政監督工作新局面.中國財政，2008，（4）.
篇8
即使是元雜劇的主要構成成分是詩性的(曲),勾連整合這些唱段的框架仍然是一個故事。敘事作品除了要有頭有尾,敘述方式也很重要。事實上,近年來,人們對敘事方式日益重視,不僅有關敘事學的著作日見增加,而且1990年代以來馬爾克斯、博爾赫斯等拉美作家的作品之所以受許多讀者的歡迎,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其作品的敘事給人帶來了一種特殊的美感。
此外,盡管中國傳統戲劇屬于“戲劇”,但戲劇內部的差別很大。初略劃分一下,可以說,有以古希臘悲劇為代表的強調劇情的戲劇,也有以意大利歌劇為代表的更強調抒情的戲劇。中國傳統戲劇內部自然也有這種差別。但總的說來,中國傳統戲劇,特別是元雜劇,是從詩詞曲發展過來的,似乎更側重于抒情,而不是講故事。很多學者也因此往往稱之為“戲曲”而不是“戲劇”,因為它“將歌曲置于故事情節、戲劇沖突之上”,是一種“曲本位”。也有學者指出,很多元雜劇則非常缺乏戲劇成分,甚至認為元雜劇嚴格說來尚“未成熟”。因此,欣賞中國傳統戲劇,在很大程度上,故事只是一個背景,觀眾欣賞更多的是演員的“念、打、作、唱”。許多如今保留下來的元雜劇劇本僅僅是唱詞的集合,沒有對白,沒有對舞臺表演動作的提示。即使那些比較“完整”地保留下來的劇本,其中的對白、動作指示和提示也非常簡單,只有諸如“科”這樣的提示;但據學者研究,這些元素以及其他過場交代、動作提示都是后代人加上去的。⑥劇本中的唱詞也與傳統的詩詞歌賦非常類似,有很強的抒情性和主觀性。上述分析表明,中國傳統戲劇的側重點不是敘事。
不側重敘事,自然傳統戲劇也就談不上關注故事的結構和敘事方式了。不關注卻不是沒有。“元雜劇一般一本只有四折,篇幅較為短小,不可能安排復雜曲折的情節,而且劇作起、承、轉、合的情節發展過程也常有互相雷同或互相蹈襲之處,劇作的第四折更往往有“強弩之末”的缺陷。只是“元雜劇作品大多設置一人一事、一線到底的情節結構主線,造成集中、緊湊、簡煉、清楚的藝術效果。”只是按照今天的敘事作品或戲劇結構標準,中國傳統戲劇的結構看來很有問題。
篇9
2.誠信道德缺失。
有些學生在求職簡歷中弄虛作假，偽造榮譽證書、等級證書、學歷證書，虛報成績，盲目簽約，隨意毀約。有些學生畢業后不及時償還國家助學貸款。
3.不遵守校規校紀。
有些學生不注意文明自律，面臨就業，開始放松對自身的要求。有些學生以求職應聘為名隨意曠課、遲到，有的宿舍衛生臟亂差，有些學生吸煙喝酒等現象嚴重。
4.心情浮燥、焦慮。
有些學生不能以積極的心態面對就業前的學習生活，學習的積極性、主動性下降。忙于求職應聘，不能合理安排求職應聘與上課學習的時間，導致其畢業前掛科，影響了畢業和就業。以上情形極大影響了大學生的良好形象，以及用人單位對大學生的評價。
二、大學生就業中加強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徑
1.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大學生就業工作
加強大學生在就業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最根本的是要引導大學生學習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引領當代大學生成長成才的根本指針，它為當代大學生加強自身修養、錘煉優良品德、成長為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發展動力，明確了基本途徑。高校應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大學生就業指導工作，教育大學生在求職就業中，要將個人需要與社會需要統一起來，將個人理想與社會理想統一起來，為實現偉大的“中國夢”而奮斗。
2.充分發揮思想政治課在加強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渠道、主陣地作用
高職高專院校思想政治課是和教育部規定的思想政治理論教育核心課程，是大學生的必修課。其教學任務是幫助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和法治觀，為就業后更好的工作打下扎實的思想道德基礎與法律基礎。為指導好大學生就業，思想政治課應加強對學生理想信念教育，愛國主義教育，人生觀、價值觀的教育。尤其是要加強職業道德教育，將愛崗敬業、誠實守信、辦事公道、服務群眾、奉獻社會的觀念滲透到教學中去。
3.專業課教師在教學中要滲透思想政治理論，培育學生職業理想
專業課教師在傳授專業知識的同時，要有意識地滲透思想政治理論。要全面客觀介紹本專業特點、專業發展前景、社會需求及時代需要，激發學生熱愛所學專業，教育學生將自身的職業理想與祖國的前途命運和時代需要緊密聯系起來，將個人理想與社會理想統一起來，增強學生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專業課教學還要加強實踐教學環節，多渠道為學生搭建課內外實踐平臺，建立長期穩定的實習和就業基地。積極組織學生開展校內實訓、校外頂崗實習、社會實踐等活動，培養學生吃苦耐勞、艱苦奮斗的精神。讓學生充分了解基層、了解西部、了解企事業單位、了解社會的發展現狀，從而樹立到基層、到西部、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業的決心。
4.將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職業生涯規劃課程中，確定科學合理的職業目標
應教育學生在確立職業目標時，做到兩個符合。一是要符合自身情況，二是要符合社會需要。學生首先要做好自我評估，充分認識自己和了解自己，從而對個人的職業生涯目標做出合理的抉擇。其次，還要充分了解社會，評估周邊各種社會環境因素對自己職業生涯發展的影響。以便做出科學合理的規劃。
5.校團委要指導與就業有關的社團活動，廣泛深入開展就業主題教育活動
各社團可通過演講賽、辯論賽、知識競賽、大學生創業設計大賽，職業生涯規劃設計大賽、模擬招聘會、講座、報告會等形式，開展世情、國情和社情的教育，大力宣傳就業政策，引導學生正確看待就業形勢，調整就業預期及就業心態。
6.高校輔導員應積極開展就業指導工作
高校輔導員是開展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學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組織者、實施者和指導者，是大學生健康成長的指導者和引路人。輔導員可通過主題班會、主題團日活動、一對一咨詢等形式，幫助學生解決就業中的心理困惑及實際困難。通過解讀就業政策及法規，引導學生樹立投身基層、西部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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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規制的必要性
有線數字電視的政府規制，即政府運用法律或行政手段對有線數字電視進行管理和控制，以克服或彌補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上的失靈，保證市場利益的合理分配。規制的內容主要有內容、市場和技術等幾個層面。在此我們重點討論有線數字電視的市場規制，即政府對有線數字電視的市場進入，市場結構，市場行為，費率和技術標準等的規制，不包括政府對內容的規制。
政府對有線數字電視進行規制，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1.有線電視的自然壟斷屬性要求政府規制
有線電視被公認為具有很強的自然壟斷屬性。自然壟斷產業需要巨大投資，且需要通過較長周期才能逐漸獲得回報，沉淀成本大，對企業的經濟實力要求高，但一旦運營，容易取得規模經濟效益。有線數字電視的整體平移，規模大，資金消耗大，這就要求政府對有線數字電視的市場進入制定管制政策，以保證自然壟斷產業的規模經濟；有線數字電視的自然壟斷屬性容易帶來另一個后果，即生產的低效率和分配的低效率。壟斷企業可能憑借其壟斷地位制定高于平均成本的壟斷高價。這就要求政府出臺有利于市場競爭的政策，放松市場進入的門檻。在產業發展的不同階段，政府應采取積極的措施，在規模經濟和市場競爭之間取得平衡。美國有線電視發展的政府規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1992年的美國有線電視法盡管在法律上禁止某一地區有線電視的特許約定，但并不禁止或者說默認某一地區事實上的壟斷。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和增加市場競爭的力度，美國在1996年的《電信法》中打破了電信和有線電視的界線，允許電信業進入有線市場，刺激了有線電視市場的有效競爭。
2.新型的媒介業務要求政府規制
每一種新的媒介產業或新的媒介業務的出現，都必將對原有市場結構產生影響，給市場帶來新的問題。這就需要政府和市場的共同參與，以確保媒介市場有序、良性地運行。美國有線電視才興起的時候，與無線電視競爭，產生了許多矛盾，曾困擾著有線電視的發展。美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如Must-CarryRule（有線電視系統有責任傳輸當地無線電視臺的信號），較好地調節了二者的矛盾和平衡二者的利益，保證了有線電視的發展。
中國有線數字電視的開展，將導致原有市場資源的重新配置，勢必對原有媒介市場產生一定影響，這就要求政府能發揮全盤宏觀調控的作用，來預防或彌補市場的失靈；
有線數字電視的興起，并不僅僅對市場結構產生影響，還在雙向互動的平臺上提供許多新的業務：如數字電視付費節目，影視作品的點播，游戲，股票交易，數據庫等信息服務。這些新的服務的出現，需要政府針對種種市場行為出臺相應的規制措施，來確保其發揮良好的市場效應和社會效應。
3.有線電視的國家產權要求政府規制
根據《有線電視管理規定》，我國的有線電視臺由政府或機關、部隊、團體、企業事業單位設立，個人不得申請設立有線電視臺，且不得與境外機構或個人合資、合股設立有線電視臺和建設、經營有線電視網。盡管我國媒介遵從市場規律，按照產業方式運作，追求市場效益，仍然是公共資源，需要求得市場效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這就需要政府在市場機制失靈出現惡性競爭和壟斷時利用法律和行政手段進行規制，在保證社會效益的前提下收獲最大的市場效益。
二、我國有線數字電視政府規制現狀
我國有線數字電視的政府規制主要涉及到有線電視的一系列法規和新出臺的有線數字電視法規。
1990年11月2日，國務院批準了《有線電視管理暫行辦法》，于11月16日施行。我國有線電視事業由此走上了政府規制的軌道。廣播電影電視部先后出臺了一系列關于有線電視的行政法規和技術規劃、標準，如《〈有線電視管理暫行辦法〉實施細則》、《有線電視系統技術維護運行管理暫行規定》等。1994年2月3日，廣播電影電視部了《有線電視管理規定》，將有線電視臺分為行政區域性有線電視臺和非行政區域性有線電視臺。1999年11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資訊產業部和國家廣電總局的《關于加強廣播電視有線網路建設管理的意見》（簡稱「82號文件）。2003年12月1日起實施了國家廣電總局頒發的《廣播電視有線數字付費頻道業務管理暫行辦法》（試行），2005年1月開始執行由國家發展改革委和國家廣電總局的《有線電視基本收視維護費管理暫行辦法》。此外，國家廣電總局了《有線數字電視頻道配置指導性意見》（暫行）等四項行業技術要求。
總的說來，我國有線電視和有線數字電視的規制在不斷發展，但還存在著一些弊端：
1.規制的權威性不足
縱觀我國的有線電視規制，主要以行政手段進行，由國家廣電總局和其他管理部門頒發，而不是通過立法。這些條例的出臺往往缺乏謹慎的考慮和長遠的目標，經常更改，帶有強烈的行政色彩。這就導致對有線電視乃至有線數字電視的規制缺乏足夠的權威性和穩定性。比如2003年12月1日施行的《廣播電視有線數字付費頻道業務管理暫行辦法》中第四章第三十五條關于有線數字電視的費率規定為：“付費頻道的收費標準，由付費頻道集成運營機構與付費頻道開辦機構、付費頻道用戶接入運營機構等相關運營機構按照國家有關物價管理的規定，共同協商確定，并報相關物價主管部門備案”。在一年后的《有線電視基本收視維護費管理暫行辦法》第三條中重新規定：“有線電視基本收視維護費實行政府定價，收費標準由價格主管部門制定”，第十二條規定“制定或調整有線電視基本收視維護費收費標準應執行《政府價格決策聽證辦法》和《政府制定價格行為規則（試行）》有關規定”。雖然這一規制的更改避免了付費頻道集成運營機構與付費頻道開辦機構、付費頻道用戶接入運營機構因利益分配的分歧導致的拖延，之后在全國范圍內更舉行了一系列政府舉辦的價格聽證會，收到了較好的效果，但也暴露出我國有線數字電視規制不夠科學和權威，給有線數字電視的推廣帶來了一定損失。
2.有線數字電視的規制缺失
在我國的有線電視規制中，存在著管制太籠統的問題，尤其是對有線數字電視這一新興的電視業務，還缺乏細致的規定和相應的管理。比如2005年1月開始執行的由國家發展改革委和國家廣電總局的《有線電視基本收視維護費管理暫行辦法》，沒有具體規定有線數字電視的基本收視維護費的構成，太過籠統。實際上有線數字電視的費用中應包含安裝費、維護費以及頻道節目費用。長期以來我國有線電視收取的費用主要是較為低廉的安裝維護費，基本上不含節目費用。而有線數字電視的推行，意味著開始收取付費節目費用，目前尚沒有法規對有線數字電視費用的構成以及不同費用的征收進行相應的規制；另外對有線數字電視的其他環節如全面實行有線數字電視后的多余頻道如何處理分配也缺乏相應的規則。
三、我國有線數字電視規制的完善
目前我國各省市有線數字電視的推廣正在全面展開，亟需完善現有的政府規制，以促使有線數字電視良性發展。《廣播電視有線數字付費頻道業務管理暫行辦法》第一章總則規定“開展付費頻道業務，應根據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要求，遵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和廣播電視發展規律，按照產業方式運作，培育市場運營主體，實行成本核算，自負盈虧。”這實質上為我國有線數字電視的規制指明了方向，即政府在確保媒介所有權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對市場的結構、市場行為等方面進行規制以促進有線電視市場的有效競爭。
1.對市場結構的規制
一個合理的市場結構有利于形成有效競爭的市場。我國的有線與無線在2001年已經合并，加上其他行業不能進入，實際上沒有形成有效競爭的市場結構。但我們看到政府在“十一五”規劃中已經決定“加強寬帶通信網、數字電視網和下一代互聯網等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推進‘三網融合’。”“三網合一”意味著有線電視進入門檻的放松，電信可以進入有線電視，有利于形成有效競爭。因此，政府應有前瞻的眼光，對有線（數字）電視的市場結構進行立法，對市場準入的條件以及實施時間進行明確規制，使得有線數字電視市場形成合理結構。
2.對有線數字電視費用的規制
有線數字電視的費用是有線數字電視發展的重要因素。收取多少費用，怎樣征收費用都應該有明確的政府規制。我國數字電視的推廣一開始就以有線電視為切入點，征收的數字付費頻道的費用對于長期以來只交納基本的安裝維護費的廣大用戶來說是個不小的負擔。因此，除了“內容為王”，以豐富的內容來吸引受眾外，還應該制定合理的收費，才能真正促進有線數字電視的推廣。我國可以借鑒美國有線電視分級收費的方式，為受眾提供可供選擇的服務等級，收取從低到高的費用。在美國，1992年《有線電視法》依據不同的服務等級建立起相應的費率管制。基本服務級由政府參照FCC制定的規則進行管制，高級服務級由FCC制定規則并管理，按頻道收費和計次收費不受管制。這樣基本可以保證收費的合理。
對有線數字電視的營運資金扶持的政策規制由于有線數字電視承擔了一定的公益的任務并且具有正外部性，政府理應有一定的財政扶持；再加上有線數字電視的整體轉換需要大量的資金，運營商需承擔很大的風險和壓力。事實上目前有線數字電視推廣的不如人意跟資金的緊缺有很大關系。因此，如何降低運營商的風險，保證足夠的資金，政府應盡快出臺相關的優惠扶持政策。具體來說一方面通過政府對有線數字電視事業進行補貼，另一方面降低貸款利息，以減輕運營商在機頂盒及其它環節上的巨大開支。2004年，國家廣電總局與國家開發銀行簽了戰略合作協議，由國家開發銀行放貸扶持試點城市有線數字電視轉換，目前也有個別省市政府出臺了對有線數字電視的資金扶持政策，但力度仍然不夠，仍缺乏一個國家的統一政策規制。
事實上，有線數字電視的發展還有多方面的規制要完善，如實行數字電視后多余頻道的分配原則，服務的規范細則和懲罰的條例，以及技術標準的統一等，政府都應有一個清晰的思路，并盡量通過立法的手段加以規制。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有線數字電視是一個發展中的事業，需要政府在制定法規進行規制時有前瞻的眼光和不斷調整的策略，在不同時期有針對性地進行管理，促進我國有線數字電視市場形成有效有序的競爭，做到社會效益與市場效益的雙豐收。
篇11
一、行政規范文件的概念確立
(一)對抽象行政行為的理論反思
我國行政法學一般從整體上將行政行為分抽象行政行為和具體行政行為。其中，抽象行政行為從動態看是指行政主體針對不特定的人和事制定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行為規則的行為；從靜態看是指行政主體針對不特定的人和事制作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行為規范，包括行政法規、行政規章和其他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等。并且在應用中往往不加區分，將靜態意義的抽象行政行為等同于動態意義的抽象行政行為。
然而，這種劃分卻在理論上和司法實踐產生了尷尬，隨著這兩種行政行為逐步納人司法審查，他們的劃分也將沒有任何實踐意義。第一，二者的劃分在法理邏輯上難以自圓其說，且給司法實踐帶來了諸多負面效應。第二，一旦行政規范文件納人行政訴訟范圍接受司法審查，二者劃分的實踐意義便會不復存在。第三，從一定意義說，制定行政法規、行政規章和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等所謂的抽象行政行為也是具體的行政活動，他有具體的制定機關、具體的制定程序、具體的成文文件和具體明確的約束力。如果行政主體應進行行政立法等活動而不為，就構成行政不作為，也會侵害到行政相對人合法權。因此，制定行政法規、行政規章和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等的行政行為，從應然角度講也具有可訴性，應當納人司法審查范圍。
(二)行政規范的確立
首先，關于“行政規范性文件”。有的學者將行政立法以外的行政規則稱為行政規范文件，認為行政規范文件是指各級各類國家行政機關為實施法律、執行政策，在法定權限內制定的除行政法規和規章以外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命令及行政執行措施等。有的學者認為抽象行政行為是一個學理概念，是指行政機關針對非特定主體制定對后發生法律效力并具有反復適用效力的規范性文件的行為。其次，關于“行政規范”。有的學者認為行政規范是指行政機關制定的所有規范性文件，包括行政法規、行政規章和和行政規定。行政規定是指行政機關的行政法規、規章以外的所有規范性文件，包括各種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決議、規定、規則、命令、公告、通告等。有的學者認為所謂行政規范是指各級各類國家行政機關為實施法律和執行政策，在法定權限內制定的除行政法規和規章以外的具有普遍約束力和規范體式的決定、命令等總稱。
可見，有的將行政規性范文件范圍界定為行政法規、行政規章和其他規范性文件，有的將行政規范性文件界定為除行政法規、行政規章以外的規范性文件。至于行政規范，雖然不統一，但筆者贊同“行政規范是指行政機關制定的所有規范性文件”的觀點。筆者認為，用“行政規范”替代“抽象行政行為”更合適，將“行政規范”作為行政法規、行政規章和行政規定三者的共同上位概念。理由：一是可避免因“規范性”而帶來的混亂局面；二是行政法規、行政規章和行政規定都是一種規范，都具有法律效力，只是效力位階不同而已；三是“行政規范”的概念簡單明了，也完全能夠包括行政法規、行政規章和和行政規定之內容，也不會引起概念歧義；四是從法治行政應然要求來看，有必要對包括行政法規在內的所有行政規范加以司法監督，但從法制現狀及行政法規在執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看，全部納人行政訴訟范圍不太現實，但從發展來看，用“行政規范”概念可為將來全部納人行政訴訟范圍留下理論空間。
二、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重新建構
關于受案范圍，肯定概括加否定列舉的立法模式是目前很多國家普遍采取的一種模式，而我國受案范圍的確定標準卻十分混亂。為此，采取肯定概括和否定列舉方式規定行政訴訟受案范圍已成必然趨勢。
首先，以肯定概括方式規定受案范圍。將《行訴法》第2條改為：“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和行政規范侵犯其合法權益而提訟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本法另有規定的除外。”理由：一是，確立了“受理為原則，不受理為例外”的原則，符合國際普遍做法。二是，從“公民有權提訟”到“人民法院應當受理”的變化，既體現了對公民訴權的保障，又凸顯了人民法院保障公民訴權的法定義務。三是，將行政機關制定行政規范的行政行為、傳統的具體行政行為以及行政規范均明確納人了受案范圍，實現了司法權對行政權比較全面的司法審查。四是，較大范圍地拓寬了對公民訴權的保護范圍，強化了對行政權力的制約力度。
其次，以否定列舉方式規定排除的受案范圍。從應然角度講，行政規范均應納人行政訴訟受案范接受司法審查。按照依法行政原則，行政機關制定的行政法規、行政規章和行政規定等行政規范都不能與法律相抵觸，否則是無效的。但是，考慮到政治體制改革須穩步推進的要求，所有行政規范現在全部納人司法審查不合適宜，應暫時將國務院的行政規范排除在受案范圍之外，關于行政規范的排除可做這樣的規定：“國務院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的法規、措施、決定、命令等行政規范。”
三、行政訴訟和管轄制度的改造
行政與管轄制度關系到行政規范文件之訴進人訴訟程序的由誰啟動、何種條件啟動、何種方式啟動以及由哪個法院一審管轄等問題，是整個行政訴訟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以保障公民訴權實現和維護法律優先為原則建構制度
按照不告不理司法原則，法院不能主動受理案件，是訴訟活動的起點，因行政規范而的訴訟活動也不能例外。但由于違法行政規范的影響廣泛性、侵害當事人權利的間接性，糾正行政規范違法的公益性等特征，需要對行政規范的做出合理的制度設計。首先，原告范圍應擴大到人民檢察院。按照《憲法》規定，人民檢察院是專門的法律監督機關。人民檢察院有權以訴訟方式對違法的行政規范進行法律監督，以履行自己的維護憲法和法律權威的職責。人民檢察院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因為違反法律的行政規范也就是對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侵犯，人民檢察院有權依法代表國家、代表社會提訟。其次，單獨就行政規范的，誰誰被告；附帶某一具體案件的，以行政規范機關為共同被告。單就某一具體案件，雖然可能涉及到行政規范，但當事人并未對行政規范的機關的，則該機關不為被告，但應當列為第三人。雖然涉行政規范訴訟有其特殊性，仍要遵循被告確定的“誰行為誰被告、誰主體誰被告”一般規則，但要尊重原告的選擇權，未被的不做被告。第三，關于行政規范訴訟的直接或附帶方式應允許原告行使選擇權，并且直接的應免繳訴訟費用，附帶的應減少訴訟費用，以鼓勵社會共同維護法律權威和行使社會監督權。第四，關于條件的設置應堅持既能保障當事人充分行使訴權，又要防止當事人濫用訴權的原則。涉行政規范訴訟，除滿足一般條件外，還要提出行政規范所違反的或抵觸的法律、行政法規文本，但是否實質違反可不予要求，即對該條件只能做程序審查，不能做實質審查。
(二)以保障司法獨立和實現公正審判為原則建構管轄制度
行政規范具有不同于一般行政行為的特點。一是影響大。行政規范往往是針對普遍對象作出，適用效力具有反復性，適用范圍具有廣泛性，一旦違法，將會給眾多人造成損失，因而其產生的社會、政治等影響要遠遠大于其他行政行為。二是涉及利益復雜。行政規范大多涉及到重大行政管理事項，事關某一地區或全國范圍內的公共利益，甚至常常產生部門利益、地方利益傾向，地方利益保護、部門利益保護等問題，其涉及的利益要遠比其他行政行為復雜。三是涉及的依據更復雜。一個行政規范的出臺往往涉及到法律問題、政策問題及其上位有關行政規范等情況，問題復雜，處理起來難度往往非常大。將如此復雜的行政規范訴訟交給本已十分脆弱的人民法院行政庭進行處理，很難保障行政訴權和公正審判的實現。所以，改革現行法院體制和管轄制度，顯得十分必要。
行政規范訴訟應是行政訴訟類型的主要組成部分，就行政規范訴訟所引發的改革應放在整體行政訴訟體制中考慮和建構，而且須符合憲法要求、中國國情和能解決中國問題。有些專家學者就我國行政訴訟管轄制度的改革設計了三個方案。，一是在現有體制基礎上，提高行政案件審級，擴大地域管轄中的選擇范圍。二是取消基層法院對行政案件的管轄權，中級法院管轄第一審行政案件，中級、高級和最高人民法院設巡回法庭審查行政案件。三是取消各級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設相對獨立的行政專門法院管轄行政案件。行政法院系統由高等行政法院、上訴行政法院和行政法院組成，與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相對分離。各級行政法院財政支出單列，由國家統一撥付。
根據《憲法》第一百二十四條和《人民法院組織法》第二十九條規定，筆者認為，第三種方案是可行的，但需注意三點：一是要以專門法院的方式設置我國行政法院系統，并受最高人民法院監督審判工作；二是最低級別的行政法院應設置在現行中級法院所在地；三是行政規范之訴不能由巡回行政法庭進行審理，只能由有關行政法院直接審理。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地方干預的慣性影響。需要強調的是，體制到位情況下，人的因素就顯得至關重要，因此，法官的素質和依法獨立審判意識的培養也必須跟進；同時，還應科學完善和強化法官責任追究制，防止法官枉法裁判和濫用行政審判權。
四、裁判與執行制度的完善
現行行政訴訟的裁判與執行制度是建立在傳統具體行政行為之訴基礎之上的，當行政規范被納人司法審查之后，必然要對現行裁判與執行制度進行研究和完善。
(一)裁判制度的完善
行政訴訟裁判是指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對所涉及的實體問題及程序問題所作的處理，包括行政判決，行政裁定和決定。人民法院的《若干解釋》規定，現行政訴訟制度共有十種裁判形式：撤銷判決、維持判決、履行判決、變更判決、賠償判決、確認判決、駁回訴訟請求判決以及駁回裁定、不予受理裁定和準予撤訴裁定。這些裁判類型的理論基礎是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或違法。當行政規范文件被接受司法審查后，一般會有全部違法、部分違法、已被廢止或已過有效期限三種情況。顯然，現行十種裁判不能適應或涵蓋這些情況。因此，筆者建議針對行政規范被司法審查后可能出現的三種情況作出宣告判決。宣告判決，即經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行政規范部分或全部違法，已被廢止或已過有效期限，從而宣告該行政規范全部違法、某部分違法、已被廢止或已過有效期限，并責令相應機關按判決要求進行處理的判決形式。增加宣告判決而不能適用撤消判決和變更判決的理由有：一是從《憲法》和《立法法》規定來看，人民法院無權對行政規范行使撤銷權和變更權，如果法院行使撤銷權和變更權，明顯與憲法相抵觸；二是從《憲法》第一百二十六條和《人民法院組織法》第二十九條來看人民法院有權對行政規范獨立行使審判權，并且行政法院(專門法院)的宣告權可由全國人民常委會在對《人民法院組織法》修改時做出專門規定或在修改《行政訴訟法》時做出規定。宣告判決已經生效，則相應的行政規范將喪失法律拘束力，并由相關行政機關向社會公告。需強調的是，宣告判決可視具體情況與賠償判決、確認判決、撤銷判決等裁判形式一并做出。
(二)訴訟執行制度的完善
按照現行行政訴訟執行制度，對行政機關的執行措施有強制劃撥、罰款、司法建議和追究有關人員刑事責任。
這些措施看似完備卻缺乏應有的強制性，司法權對強大的可為所欲為的行政權的無奈，倒充滿行政訴訟執行制度的字里行間。如行政機關應當歸還罰款或應當給付賠償金而就是不歸還，就是不賠付，法院只能無奈地通知銀行劃撥；對于在規定期限內就是不履行行政職權，最終的對行政機關罰款也只能落實到無奈的劃撥手段；司法建議更是無關痛癢，因為中國的“官官相護”現象十分嚴重；到最嚴厲的刑事措施時，卻設置種種苛苛而又模糊不清的條件，如“拒不履行”、“情節嚴重”等等。固然，“執行難”有種種原因，但制度設計的不科學、不嚴謹、不詳備、不到位，則使得“難”之有理，其危害性更大。
篇12
當今我國的國家安全面臨著各種挑戰，如何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保駕護航，履行多樣化的任務，這為我軍的歷史使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為軍校學員應該樹立牢固的歷史使命意識，加強學習、提升素質完成國家賦予各種任務所需的能力要求，必須要加強“中國夢”的教育引導。“中國人的個體夢并不排斥物質性追求，但它始終與中華民族的復興息息相關。”它使軍校學員有效的樹立社會責任感，明確履行使命必須自覺擔當時代賦予的神圣任務，自覺養成對自身負責與對社會負責相統一。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愿望第一次如此接近，作為軍校學員更應該對這來之不易的歷史機遇所蘊含的使命倍感珍惜。“中國夢”的實現不能坐等，夢想不可能自動轉化為現實，空談誤國、實干興邦，軍校學員應立足本職，以“中國夢”為契機，激發內在的使命意識，努力學習，為目標實現貢獻力量。“中國夢”是當前加強部隊院校思想政治建設全面發展的關鍵環節，必然為提升軍校學員的歷史使命意識提供堅定的精神動力。
三、“中國夢”是促進軍校學員全面發展的內在動力
在軍校學員的培養過程中樹立以人為本、全面發展的教育理念，應當喚起軍校學員學習發展的內在動力，將自身的發展和理想的實現與國家的繁榮富強有機的結合在一起，在提高軍校學員的科學文化素質的同時，提升思想道德修養，實現個人與國家共同發展的內在統一。“偉大的夢想必須落實到每個小小的夢想上，才能常開常新、永葆活力。”能否對個人與國家的利益統一，是影響軍校學員實際行動的重要方面。“中國夢”的提出即是對中國未來發展前景的深刻概括也是對社會發展趨勢的總結，它將人民群眾的個體追求與國家發展緊密結合形成共識，有助于消除當前價值多元化造成的價值取向沖突，有助于形成共謀發展的共識，成為社會和個人全面發展的內在動力。加強“中國夢”的教育引導，有利于軍校學員樹立正確的成才觀和人生理想，夯實軍校學員的堅定政治信仰和明確的發展方向，對于提高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至關重要。
篇13
首先，中國傳統文化構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文化語境。人總是存在于在一定的文化生態環境之中，當長期的社會發展過程把傳統文化內化為人的精神基因時，便賦予了個人主體以一定的思想、觀念和國民性。因此，人們在行動的時候都不可避免地帶著一定的性格傾向和的隱性文化素質。因此，中國傳統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隱性地支配著中國公民的行為方式和價值取向，這成為思想政治教育的歷史前提和現實基礎。對于中國的新時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來說，優秀傳統文化是用之不盡和取之不竭的源泉。作為一門培育四有新人、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的教育學科，思想政治教育能否真正發揮功效，必須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土壤，實現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有機融合。張祥浩教授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塑造人和培養人的功能，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它與馬列主義，與現代化并不沖突，而且可以相互融合。”[3]王東莉也主張，“思想政治教育的發展必須植根于中國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厚土壤中，對民族文化傳統進行創造性的價值吸收和開發利用，進行重新開掘、認識和評價，……使之成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先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4]在某種程度上，傳承了幾千年的傳統文化，已經構成了中國社會的文化背景，成為中國國情的基本組成部分。“以理論為指導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可能離開社會整體文化發展環境的制約，不可能游離社會文化發展的格局來進行封閉工的教育，而只能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積累上進行。”[5]
其次，中國傳統文化為思想政治課程教學提供了豐富的內容和素材。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優秀的文化內容，從而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極為豐富的教學素材。比如說，愛國主義教育是高校思想教育的重要目標。而中華民族無疑有著優秀的愛國主義傳統，“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天下為公”、“克己奉公”等精神，對于培養學生的愛國主義情操具有深刻的啟迪意義。因而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過程中不斷滲透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教育，就能不斷地培養大學生的愛國主義精神。再如，孝道教育歷來是對大學生進行中華傳統文化及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內容。在我國古代，有所謂“百善孝為先”的說法，它要求我們尊敬師長，孝敬父母，這是每一個中國人應有的品德，也是人之為人的本質所在。然而，當下社會出現了一些極為不好的現象和風氣，如不孝順父母，甚至辱罵父母、傷害父母等事情也時有發生，這些都是同中華民族傳統和美德相悖的。因此，在思想政治課程的教學過程中對學生進行傳統的孝道教育，是非常必要的。還有對學生進行誠信教育、自強教育等，都是培養“四有”新人以及現代化建設的現實需要，也都需要我們認真的進行傳統優秀文化的教育。
當然另外一方面，對于中國傳統文化中自身包涵的不好元素，在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過程中我們應去粗取精，去除糟粕。初文杰提出，“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以來的歷史積淀，難免會帶有時代的局限性。”[6]因此，在弘揚優秀傳統文化遺產的同時，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應當正視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局限性，避免其腐朽文化內容對學生思想的負面影響。比如說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的歷史進程中，整體主義原則是其最重要的道德準則。它崇尚封建統治集團的利益遠遠高于個人的利益，個人在國家整體利益面前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就是要求人們遵守三綱五常。總而言之，“新形勢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對影響人們思想建設的落后的傳統文化進行嚴肅認真的清算，批判和改進其中的不良傳統，開創新時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局面。”[7]
二、思政課程教學中傳統文化的傳播機制
歷史和傳統是文化的源泉，如果脫離了歷史與傳統，文化便失去了自己的根基。因此，繼承與創新是當代中國文化發展面臨的兩大難題，沒有繼承就會迷失方向，而沒有創新只會重蹈舊轍。“儒家文化之所以綿延數千年，是因為它擁有一套獨特的文化傳播機制，主要包括教育考試選拔機制、排斥異端邪說的抑制機制、以注經為主線的損益機制、儒道佛互補機制等等。”[8]因此加強中國傳統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傳播機制建設，就是一項重要的課題。
首先，加強頂層規章制度與原則的建設，規范作為指導思想的與傳統文化之間的關系，處理好“”與“思維借鑒”的文化選擇問題。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加強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必須以為指導，使傳統文化既能保持中華民族特色，又能彰顯時代精神。中央與地方政府，特別是各級教育行政主管部門應處理好“一元與多元”的協調關系，盡快頒布關于滲透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的政策文件，對優秀傳統文化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如何具體落實作出明確的規定，積極推動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進課堂、進人心。同時堅持“”與“思維借鑒”的原則對傳統文化的內容進行選擇，一方面，要繼承和發揚優秀的傳統文化;另一方面，對于與國家主導價值和核心價值體系完全對立的部分，如封建迷信、等級制度等，應堅決地予以抵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