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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置功能
中國有句俗話說的好，“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這里的水可以看成是資金，資金的逐利性使資金總是尋找價值洼地，以便獲得高額利潤。所以說資金總是“流向”那些最有發展潛力，最能為投資者帶來最大利益的產業和行業。以貨幣資金為交易對象的金融市場在利率機制的引導下，在交易者的互相競爭中很好的放大了資金的這一特點，金融市場的配置功能使有限的資金在利益的驅使下被最大限度的合理利用。大家都知道美國的硅谷已成為世界各國高科技聚集區的代名詞，很多年輕有為的創業者們在這里留下了自己的身影，但是如果沒有美國的風險投資者們對于這些中小企業的資金支持，僅僅靠著創業者的一腔熱血與熱情，是締造不了硅谷神話的，正是由于風險投資者們大膽的對于未來的投資才換回了一個又一個創業奇跡。中國百度的創始人李彥宏就是在風險投資的幫助下才得以實現自己的創業夢想，2005年8月百度已經成功在納斯達克股票交易所上市。
（三）調節功能
調節功能。首先，金融市場具有直接調節作用。在金融市場大量的交易中，投資者為了確保獲得高額的回報，在進行交易之前，一定會利用一切信息對投資對象進行客觀的分析，從而做出投資決策，只有符合市場需要、效益高的投資對象，才能獲得投資者的青睞。而且，投資對象在獲得資本后，只有保持較高的經濟效益和較好的發展勢頭，才能繼續生存并進一步擴張。否則，它的證券價格就會下跌，繼續在金融市場上籌資就會面臨困難，發展就會受到后續資本供應的抑制。一個成熟的金融市場總是能夠通過證券價格的上升與下跌準確反映出企業的盈虧狀況，進一步引導投資者的資金流向效益好、有增長潛力的微觀經濟部門，因此，金融市場通過其特有的引導資本形成及合理配置資源的機制首先對微觀經濟主體產生影響，進而形成一種對宏觀經濟的自發調節機制。例如，2011年，中國的雙匯集團因為“瘦肉精”事件一度成為關注的焦點，其違背社會道德的做法，也在金融市場上得到了體現，其股票價格連續兩天跌停，使雙匯集團的形象受到了嚴重的影響，也逼迫雙匯集團不得不立即采取行動進行挽救。其次，金融市場的存在及發展，為各國政府實施對本國宏觀經濟的間接調控提供了條件。當一國經濟出現過熱或者過冷的現象時，中央銀行就要通過實施貨幣政策來對本國經濟的發展進行影響，主要依靠存款準備金、公開市場業務、再貼現和利率等政策工具進行宏觀經濟調控。這些政策都必須要借助于金融市場才能發揮效果，只有通過金融市場的傳導才能對各微觀利益主體產生影響。此外，財政政策的實施也越來越離不開金融市場，政府通過國債的發行及運用等方式對各經濟主體的行為加以引導和調節，并提供中央銀行進行公開市場操作的手段，也對宏觀經濟活動產生著巨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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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規金融對貨幣政策實施效果的影響
評價一個階段的貨幣政策實施效果通常通過統計數據指標來反應，如貨幣乘數、貨幣流通速度、存貸款流量、利率變化等。由于非正規金融游離于監管之外，其發揮的作用往往被忽略掉，影響了對貨幣政策效果的正確評價。一是對利率的影響。正規金融機構利率由國家確定，而非正規金融的借貸利率是根據資金的供求關系決定。非正規金融信貸大部分都是在資金需求緊張、迫切而銀行無法解決的情況下發生的，是一個賣方市場，在供求極不平衡的情況下，利率水平遠比銀行同期利率高，那么單憑正規金融機構利率并不能真正全面反映我國金融運行情況，從而對貨幣政策的全面實施也造成相當大的阻力。
二是對貨幣流通速度測算的影響。評價貨幣政策是否有效的一個重要因素是貨幣流通速度，如果政策制定者未能有效預測或在估算其變動幅度時出現小的差錯，都可能使貨幣政策效果受到嚴重影響，甚至有可能使本來正確的政策起到反作用。隨著經濟發展，各種非正規金融機構不斷涌現，一些非存款金融機構也具有了一定的貨幣創造能力，從而使得以商業銀行為中心設計的貨幣控制方法顯得力不從心。現實中，大多數非正規金融交易是以現金方式進行的，大規模的現金交易勢必會導致統計過程中的現金漏損率的增加，從而影響貨幣乘數和貨幣流通速度的測算。非正規金融的現金交易并未被納入到官方統計范疇內，也很難被準確計量，這都增加了中央銀行的貨幣流通量控制難度和貨幣政策的制定難度，從而影響了貨幣政策的全面實施與綜合評價。
三是對融資總量與投資方向的影響。非正規金融體系資金融通過程中的顯著特征是高利率，民間的閑置資金和正規金融體系中相當一部分的沉淀資金被高利率吸引到非正規金融中去，從而導致資金從正規金融機構流出，這些脫離了政府監管的資金與民間資金匯集在一起，形成了規模龐大的隱形融資市場。由于非正規金融體系中的信貸活動未被納入國家統計和監管范疇，大量的民間資金游離于金融體系之外，使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信用總量被隱性放大，國家對全社會資金供給結構和總量無法準確把握，從而影響國家對區域經濟和宏觀經濟運行狀態的正確判斷。
非正規金融對金融秩序穩定性的影響
貨幣政策效果的衡量集中于正規金融市場，而對于非正規金融而言，雖然“非正規”不等同于“非法”，但對其監管缺失和定位不清晰使其往往容易誘發非法集資、非法放貸等非法金融活動，不利于金融市場和社會的穩定。民間借貸存在較大的自發性和分散性，不利于國家在資金上進行宏觀控制，不利于信貸結構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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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外貿出口現狀
(一)我國外貿依存度高。外貿依存度,也叫對外貿易系數或貿易密度,最普遍的計算方法是進出口總額/GDP,它是衡量一個經濟體對外開放程度大小的指標之一。商務部鐘山指出,當一國從封閉經濟走向開放經濟時,外貿依存度則會提高。一般說來,外貿依存度越高,意味著參與國際競爭和國際分工的能力越強,外貿依存度越低,意味著參與國際競爭和國際分工的能力越弱。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外貿進出口迅速增長,高于同期GDP增速。1978～2008年我國外貿年平均增速比GDP年平均增速高8.15個百分點。1980～2008年世界平均外貿依存度由34.87%提高到53.3%,我國外貿依存度也從12.5%提高到57.3%。
2001～2008年我國外貿年均增速比世界貿易年均增速高11.1個百分點,外貿依存度相應上升了20.7個百分點。我國的外貿依存度在2009年有所下降,這是由于金融危機對于中下層消費者的影響較大,對我國的商品出口影響較大,我國進出口總額比上年下降了13.9%。(表1)
(二)貿易保護主義復蘇。全球性金融危機的蔓延,使美國、歐盟、日本等經濟體為了刺激本國經濟,開始實行貿易保護。據WTO秘書處數據顯示,2008年全球新發起反傾銷調查208起、反補貼調查14起,2008年全球新發起反傾銷、反補貼調查數量分別增長28%和27%,我國分別遭遇73起和10起,占總數的35%和71%。我國已連續14年成為遭遇反傾銷調查最多的成員,連續3年成為遭遇反補貼調查最多的成員。
美國對我國實施了嚴厲的貿易限制措施,如2009年9月11日的輪胎特保案,10月7日的無縫鋼管雙反調查,10月27日對我國鋼產品實施懲罰性關稅,11月3日對我國金屬絲網托盤實施懲罰性關稅,11月5日對我國油井管征反傾銷關稅,11月6日對我國銅版紙等征雙反關稅,12月30日批準對我國鋼管征高額關稅,2010年2月6日決定對我國大陸產禮物盒和包裝絲帶征高額反傾銷稅。2010年7月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發起的“337”調查中,有5起涉及在華企業,占案件總數的55.6%。歐盟不僅使用“雙反”大棒,同時開始嘗試將多種貿易措施疊加使用,采用更加嚴厲的手段扼制或阻止他國產業對當地市場的占領,如近期歐盟對我國出口的“無線數據卡”擬采用反傾銷、反補貼及一般保障措施并用的保護手段。日本經產省的消息顯示,日本放寬了申請反傾銷調查的條件,同時對反傾銷調查作出肯定性裁定的幾率已上升到70%～80%,并擬效仿美國在政府部門設立專門窗口接待企業的調查申請。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我國外貿出口的形勢不容樂觀,我國作為最先走出世界金融危機的國家,正在成為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的眾矢之的。
(三)出口產品附加值低。我國相當一部分的出口企業只是一些國際大企業的加工廠、組裝廠,在生產過程中,沒有形成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在產品出口中,更多的是憑借低價來獲取訂單,生產的產品附加值很低。金融危機到來以后,國外的采購人員開始尋找價格更低的產品,一旦發現,就會縮減訂單,極大地影響了我國產品的出口。同時,在我國出口的產品中,自有品牌比例很低。根據商務部統計,2008年我國所有出口產品中擁有自主品牌的企業不足20%,自主品牌的產品甚至還不足10%。自有品牌的缺乏和品牌建設的不足也是我國出口商品附加值低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我國外貿出口對策
(一)提高產品附加值,開拓新興市場。美國財政部駐中國經濟與金融特使杜大偉指出,中國應該讓自己的產業鏈進行升級,這樣才能使美國今后從中國進口更多的經過精密制造的產品。因此,對于我國企業來說,要想改變現階段面臨的出口不利情況,要在企業經營管理中加強產品的技術升級,進行產品創新,同時利用金融危機帶來的特殊時機,打造企業的自有品牌,進行適當的品牌營銷,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對于我國出口企業來講,在進行技術改造的過程中,可以適當引進外資,通過和外資企業的合作,學習外資企業在質量管理和品牌運作上的經驗,同時實現出口企業的技術升級。同時,我國出口企業還應積極開拓新興市場,出口企業可以通過參加一些國際性的展會和博覽會來推銷本企業的產品,同時充分利用電子商務開拓網絡銷售渠道,根據金融危機對各國的影響來調整出口格局,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逐步降低對單一市場的依賴程度,減少企業的經營風險。
(二)積極應訴雙反,提高企業應訴能力。在全球性金融危機后期,為了防止出口轉移對本國市場的影響,當一國針對某項產品采取貿易措施之時,其他國家的“聯動”反應正在變得越來越迅速而頻繁,典型案例發生在2009年輪胎案、鋼鐵案及今年的鋁材案等。當我國某一產業出口受到一國制裁,很可能面臨全球出口市場的貿易保護打擊,出口企業事先的全球聯動應對戰略已顯得越來越重要。同時,我國企業要充分利用WTO的爭端解決機制,爭取在WTO框架下解決雙方的貿易爭端,對于違反WTO規則損害我國外貿利益的成員國可以采取“反向報復”,即停止履行對該成員方在WTO項下的義務來迫使對方履行WTO裁決。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8月15日就中國非公路輪胎反傾銷反補貼案肯定性損害終裁公告,裁定中方輸美涉案產品對美國內產業構成實質損害。在政府支持及行業協會、企業的共同努力下,此案獲得了比較低的傾銷稅率,補貼稅率未出現兩位數的懲罰性高關稅。從這個案子可以看到,只要涉及的企業能積極應訴,在統一的組織下還是可以在面對雙反調查時獲得比較好的結果。面對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出口企業在平時要注意規范企業的財務制度,完善財務信息,為以后的應訴做好準備。出口企業一旦面臨雙反調查,要積極應訴,尋找專業律師,同時與國外律師事務所建立合作,在決定應訴后全力以赴,對于人力、物力、財力的耗費要做好準備,最好與同行業的企業進行抱團應訴,降低應訴成本。
(三)慎重對待人民幣升值。美國眾議院在2010年9月29日通過《匯率改革促進公平貿易法案》,該法案旨在對所謂低估本幣匯率的國家征收特別關稅,主要是針對中國的人民幣匯率問題。雖然法案要最終生效還需參議院通過,并送交奧巴馬簽署,但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人民幣面臨的升值壓力,在今年上半年進行的人民幣匯率壓力測試表明,對于出口企業人民幣升值3%,出口企業利潤將下降30%～50%,因此對于國際上對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我國政府應根據我國經濟發展的現狀采取相應的匯率政策,為我國出口企業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政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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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詩歌在體式方面基本上沿襲舊體,而在詩歌意象營構方面卻出現較為明顯的新變。究其原因,是文人心態隨著社會發展而出現了變化,導致詩歌意象打破清代中葉的板滯局面。近代詩歌意象最動人之處,正在于詩人逐漸掙脫傳統倫理的束縛,把孕育于時代巨變土壤中的自我感悟和困惑之意熔鑄到富有近代特征之物中,近代詩歌意象成為尋繹近代文人心態的一個個生動具體的實例。
一、近代文人的人格理想
近代第一位大詩人龔自珍,把自己的人格理想加以物化:“怨去吹簫,狂來說劍,兩樣消魂味”,“來何洶涌須揮劍,去尚纏綿可付簫”,“一簫一劍平生意,負盡狂名十五年”。這樣的“簫”、“劍”意象組合在其詩中可找到多處，令人聯想到幽怨纏綿的柔情及凌厲豪狂的勇氣，把這兩個意象鏈接起來,以“簫”象征豐富細膩的內心感情,以及抒發感情的外在形式,如詩、詞等；以“劍”代表改革社會的雄心壯志,以及實現改革的具體行動,如針砭時弊的文章、改革朝政的方略等。這樣的意象鏈接, 塑造了一個完整的“ 龔自珍”:敢哭敢笑,敢愛敢恨,敢怒敢罵,他既有慷慨議論天下事的社會承當精神和直言無忌的社會批判姿態,也有真率、深沉、細膩的個人感情。近代詩人喜愛龔自珍的很多,尤其是南社諸人,他們不僅用“簫劍”和弦來吟詠龔自珍,還用“簫劍”意象和弦來稱頌同志、表述自我人格理想。
“簫心”含有恣心、尊重個性的時代進步意識,“劍氣”是以天下為己任的用世之志的傳統人格追求。“簫”、“劍” 合一表明詩人不打算壓抑自我感情使之納入社會的道德規范,也沒有因為尊重個人情感而舍棄社會責任。 這種雙重的人生期許突破了中國傳統士人的“克己復禮”、“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理想人格范式,既是對傳統人格精華的繼承,更重要的是啟蒙時期尊重自我的進步思想的體現。在清代末期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中,進步中國人正是以“ 劍態” 表現了對祖國民族命運的關注和承當勇氣, 主要由知識分子掀起的戊戌維新、 等一系列政治變革, 可以看到他們不再是匍匐山呼的臣子, 而成為敢于挺身議政的國民,更成為鐵血救國的革命者。
二、近代文人的求知與圖強
19世紀后期,“火輪”、“汽船”作為科技新事的指代物而出現在詩歌里。張維屏、袁昶、陳寶琛、秋瑾、劉光第等都有以輪船意象贊嘆科技新事的詩歌。以“輪船”等科技新事營造詩歌意象最具代表性的是19世紀末葉倡導“詩界革命”的新派詩人。20世紀初,康有為、梁啟超等流亡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再一次成為近代文人接受海外新事物的代表人物。他們詩中也大量出現“輪船”意象,往往成為先進科技的代名詞。例如,康為發出“巍巍睹巨艦”的贊嘆,以“飛輪浩浩”描寫乘船渡大西洋近北極之所見,以“巨艦”表達流亡海外眼界始開的經歷和感受。還運用“輪船”意象描述國外的先進科技:用“汽船鐵軌自飛馳”描寫瓦特推進科技發展的功績,用“汽船翻浪穿湖邊,鐵軌穴隧上山顛”描寫瑞士交通發達,用“百年之間新世變,汽船鐵軌通重譯”形容英國近百年的富強,用“巨浪走大艘”烘托耶穌誕生標志著文明新興。梁啟超用“輪船鐵路電線瞬千里”形容時代變化.讓我們看到19世紀后期先進中國人努力追求認知世界的心態。長期閉關自鎖,夜郎自大,壓抑了中國人認識世界的熱情。一旦國門被打開,“中華以外天”原來是這樣多姿多彩,于是尚奇熱情重新被喚起。
我們可以看到近代文人逐步擺脫古代士子過于重視人格修為、追求人品完美、注重道德臧否的尚虛傾向,轉而追求積極的人生。認知世界真貌,求取治國良方,完善知識結構, 實踐改革方略,逐步取代以封建倫理塑造完美人格的自我要求。詩人們常以放眼世界、認識世界而自詡和自期,這是前后進步文人的典型心態。近代人禮贊科技的內在驅動力是圖強御侮。19世紀中葉,被迫向西方睜開眼睛以后,中國人才感到天朝大國的優勢已去,古老的東方已經落后,而先進的西方卻欺負落后的東方。師夷長技、富國強兵的強烈愿望使認知世界成為近代中國人的獨特心態。從詩歌意象角度考察,我們注意到,一些西方社會科學新理念成為近代后期詩人的常用意象。可見近代進步文人不但對科技新事產生興趣,而且對西方社會科學新理念勇于接受。他們開始以平等、民主觀念來思考社會發展趨勢, 沖破了千百年來以整頓社會等級秩序為目標的改革模式。
三、近代文人的開放與執著
中國古典詩歌中,“山”的意象遠比“海”的意象出現得多而且內涵豐富。與海的寬闊無垠、動蕩多變的象征相比,山的穩固沉實、堅定執著的喻意更能與古代中國人的思想意識相契合。寄寓在“山”意象上的內涵有君王社稷至高無上的崇,有倫理支柱不可動搖的牢固,有仁人志士堅定不移的意志,也有文人雅士閑適隱逸的情趣。“山”意象熔鑄了中國封建文化的輝煌。到了近代,“山”、“海”意象的內涵出現了微妙的變化。時期的詩歌,出現“海患”、“海氛”等意象,傳達出近代人因祖國領土受侵犯而產生的危機意識。這類“海”意象的內涵基本上與自古以來以山河為搖籃的中國傳統文化對“海”的感受相一致,卻把古代人對海的潛在畏懼變為對海外侵略者的實實在在憂憤,畢竟傳導出中國人開始打破固步自封,被迫面對海門以外世界的心態,響起了必須變法圖強的時代前奏。19世紀后期,人們用“海”意象呼喚認識海外新世界，把古代中國人寄托在海洋上的虛渺遐想變成了明確迫切的認知世界的要求。黃遵憲晚年以“飽看環瀛跨海歸”詩句總結自己遍游海外的一生。不僅足跡跨越瀛海,更難得的是詩人眼界和思維也跨越了瀛海。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近代文人的筆下出現了“太平洋”意象,最有代表性的是梁啟超的《二十世紀太平洋歌》,詩營構的“太平洋”意象,氣勢恢弘磅礴，既象征了世界各國交流的迅速和競爭的激烈,象征了新世紀人們所必需的開闊眼界和進取精神, 梁啟超通過“太平洋”意象表達了步入新世紀的深沉思考,以“太平洋”為旗幟呼喚“國魂”。“太平洋”意象一時涌現詩壇,如康有為詩中有“湯湯太平洋,橫海誰拿攫。我手攜地球,問天天驚愕”之句,豪氣逼人。同時,我們還注意到“山”“海”意象和弦在近代詩歌中大量現。
中國古代詩歌中常有“山”與“水”的意象組合,如“高山流水”意象和弦往往表達對傳統美德的景仰。“山海”意象和弦流露的是近代文人的開放意識和守成觀念。近代詩人筆下的“山”超越了傳統文化中“山”的意象內涵，消減了其中的尊卑等級的封建意識, 而濃化了對祖國、民族的摯愛；淡化了閑適悠然的隱逸情懷,而強化了堅定不撓的志和信念。
【參考文獻】
篇5
本文結合歐洲近代化啟動時期的歷史背景,分析了歐洲近代化啟動時期的文化根基:哲學 文化、宗教文化、自然科學、文學、馬克思文化,以此探討了歐洲近代化啟動時期的文化根基對西方文化的重要作用。
關鍵詞:歐洲近代化 哲學文化 科學文化
一、歐洲近代化啟動時期的文化根基
(一)宗教文化
中世紀的西歐,天主教會是最有勢力的封建主集團,也是封建主階級進行精神統治的有力工具。因此,西歐早期資產階級的反封建斗爭,往往采取反對天主教神學的興盛。15、16世紀,天主教會成了西歐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天主教會擁有天主教世界地產的三分之一,英語論文并在領地上享受政治、經濟特權。它采取各種手段搜刮錢財,如征收什一稅、特赦稅等。為了維護封建統治,它宣揚天主教神學,給封建制度披上了神圣的外衣。中世紀的西方各國,幾乎人人都是天主教徒,因此人們從生到死都和天主交互發生密切的關系,他們的思想和行動都受到天主教會的嚴密控制。
篇6
無論是傳統商業銀行，還是從事金融業務的互聯網企業，抑或是跨領域的金融服務提供者，都是在經營風險。沒有風險，就沒有收益，二者總是相伴相生。特別是在行業融合與博弈成為新常態的“長尾時代”，在利率市場化的大背景下，風險識別、計量、監測和控制水平的高低，決定著企業的生死存亡。僅以風險定價為例，風險經營能力強的金融企業，在準確識別和計量潛在客戶風險水平的高低的基礎上，能夠給“好”客戶提供更為優惠的服務價格；而風險經營能力較差的金融企業，由于對客戶風險識別不清、計量不準，只能給客戶提供一個偏向于平均水平的價格，而這對真正的“好”客戶來講，反而得不到其應得的優惠條件。因此，在充分競爭的市場條件下，“好”客戶會流動到風險經營能力強的金融企業，因為其為同等服務付出的成本更低；“差”客戶則會選擇風險經營能力差的金融企業。這就是所謂的“逆向選擇”。因此，在互聯網金融時代，風險管理能力依然是金融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不可否認，互聯網大數據將給金融企業帶來很多思想理念和技術手段方面的變革。長尾時代，風險管理的方法需要主動應變，傳統商業銀行要向互聯網企業積極學習和借鑒，更好地適應新時代，更加深入地了解位于“長尾”部位的新客戶，并為其提供更加卓越的金融服務體驗。但同時，傳統銀行業的風險管理理念不能丟棄，其思想精髓是經過長期實踐和驗證總結出來的方法體系，在互聯網金融時代，不僅需要堅守，而且需要進一步發揚光大。
三、大數據：機會與陷阱僅一步之遙
互聯網和大數據革命性地降低了批量獲取尾部客戶的成本，使長尾時代的到來成為了可能。談到大數據，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商業智能和無限商機，但實際應用中，要對其持有客觀和理性的態度，技術方面更要謹防“大數據陷阱”。大數據分析和挖掘算法可以幫助金融企業找出很多潛藏在數據里的“規律”，但這只是商業智能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值得引起高度關注的是，數據量大不一定就是好事。一方面，當數據量從幾十條變為幾百條、幾千條、上萬條甚至更大時，很多微弱相關的變量會在大數據里變得顯著相關，很多實際并無關聯的變量會呈現相關的表象。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加甄別地盲從于數據挖掘的結論，往往造成模型運行中的偏差，或加速模型本身區分能力的退化。這方面的案例很多，基本都是過度挖掘的結果。另一方面，大數據不僅僅是“大”，更要求“全”，即不同領域、不同來源的數據需要進行整合匯集，這也意味著數據種類和形態變得更為多樣和復雜。然而，數據“全”是一把雙刃劍，既賦予了數據挖掘無盡的想象空間，也帶來了數據質量的良莠不齊。特別是互聯網“全民造數”時代，數據應用者必須審慎區分數據的真實性和可靠性，即哪些屬于客戶真實的交易數據，哪些則可能屬于客戶在好奇心理驅動下的“試試看”行為。因此，數據挖掘要謹防“偽規律”。防范大數據滑入“陷阱”要做到三個尊重。一是尊重數據質量，在充分了解數據來源、意義和規則的基礎上，做好數據質量的甄別、糾正和取舍；二是尊重小數據時代的統計分析規范，如合理抽樣、充分驗證等，并在必要的情況下，進行嚴格的實驗設計，以確定因果關系的存在性；三是尊重相關領域專業知識和專家經驗，不能唯數據或唯挖掘，而是要在數據分析和應用的全流程引入專業經驗，并對模型規則進行合理的經濟學解釋。
四、金融企業踐行全面風險管理的理念
對于金融企業來講，互聯網金融時代依然要面對信用、市場、流動性、操作、科技、戰略、聲譽等常規風險，與過去相比，雖無本質區別，卻有量的差異。要求金融企業建立健全風險管理相關的規章制度、組織架構、操作流程、系統工具、企業文化和人員隊伍。重點包括下列幾個方面：一是客戶選擇與風險偏好管理，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并把風險與收益的最優平衡作為經營管理的最終目標；二是信息對稱與“全流程”管理，確保在業務的完整生命周期內充分了解客戶的風險狀況并采取相應的風險緩釋措施；三是數據應用與風險計量能力，將專家經驗與基于大數據的風險分析進行有效結合，精準計算和預測客戶風險；四是資本約束與風險文化建設，按照巴塞爾協議的基本理念和方法體系，完善與各類風險相對應的資產管理，并建立與之相對應的風險文化體系，確保各項風險管理工作在前、中、后臺得到有效落實。以渤海銀行為例，其開業之初即構建了全面、垂直、獨立的風險管理模式，并在經營管理實踐中按照巴塞新資本協議的要求和理念逐步完善了適應本土管理實際的全面風險管理組織架構、風險偏好政策和風險管理流程，對于所面臨的每一種主要風險，均通過“四眼原則、雙線報告”建立矩陣式風險報告體系和風險管理的“三道防線”。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不斷加大研究和開發力度，持續提高風險分析、信息管理、計量工具、系統等量化風險管理基礎能力，持續推進風險管理的精細化、專業化品質提升；業務發展方面，不以放松風險管理為代價換取短期發展，不脫離風險管理實際盲目擴張，資產質量始終保持同業領先水平。專業人才培養方面，以“鍛煉和培養一支職業操守好、專業水平高的風險管理隊伍”為目標，注重開辟立足長效的風險管理人員培養機制，開展深入、立體、全方位、滲透式的風險管理培訓。文化建設方面，注重在風險管理實踐中培養和塑造獨具特色的風險文化，提煉出以“專業、責任、規范、創新”為基礎的風險文化理念，并力求使之成為凝聚力量、規范行為、推動持續穩健發展的“無形之手”。上述措施無疑將為渤海銀行在互聯網時代的“藍海”航行保駕護航。
五、監管與創新間的辯證平衡
篇7
2007年3月國務院發出《關于加快發展服務業的若干意見》(下簡稱《意見》)以來，特別是2008年12月國務院審議通過《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下簡稱《綱要》)后，構建現代產業體系就已經成為廣東特別是珠江三角洲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首要任務。
現代產業體系以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低能耗、可持續發展的產業群為核心，以技術、人力資源、知識、資本等為支撐。其基本特征是產業發展以內生增長為動力，現代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業成為產業競爭力的基礎(劉志彪，2007)。可見，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對構建廣東的現代產業體系，提高其經濟國際競爭力、產業競爭力和自主創新能力有著重要意義。為此，國內外眾多學者近年來對廣東發展現代服務業的相關課題進行了大量有價值的研究：一方面，李江帆、邵學言等一批廣東學者對廣東發展現代服務業的相關問題進行了長期持續的研究，成果豐碩；另一方面，鑒于發展現代服務業在廣東社會經濟發展進程中的重要性日益顯現，大量學者加強了對這一課題的研究：鄭京淑等(2009)厘清了現代服務業的范疇和內涵，陳文芳等(2009)對廣東發展現代服務業的現狀進行了詳實的分析，肖紅、劉梅生、劉云生等(2009)分別對廣東發展旅游業、現代物流業以及金融業等進行了充分的研究。
國內學者洪銀興(1997)在研究國際貿易的比較利益理論后認為，一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最主要的是產業競爭力；在經濟全球化時代，貿易競爭力成為衡量該國(地區)產業國際競爭力及產業發展水平的主要指標。由此，本文利用相關統計數據，從實證角度對廣東服務貿易發展現狀及其競爭力等進行比較分析，剖析出廣東現代服務業發展的現實水平、存在問題和制約因素，并在此基礎上就如何創新思路和路徑發展廣東現代服務業提出政策建議。
二、廣東服務貿易競爭力水平
改革開放30年，廣東積極依靠比鄰港澳的地緣優勢，積極發展外向型經濟，經濟社會發展成就舉世矚目：2009年廣東地區生產總值39082億元，人均生產總值40748元，廣東形成了以加工制造業和第三產業為主的經濟結構，產業國際競爭力得到顯著提升，已成為中國內地的第一經濟和外貿大省。
(一)廣東服務貿易發展現狀
1.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
世界經濟的發展歷程表明，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過程是價值創造由制造環節向服務環節不斷拓展的過程。廣東經過3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按照錢納里工業化階段理論，目前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而珠三角已進人工業化中后期階段。但就目前的相關數據表明，廣東服務業的發展與世界經濟服務化趨勢仍然相悖，第三產業比重與人均GDP發展態勢并不一致(如圖1)。
就產業發展狀況來看，如圖1所示，廣東三次產業結構1978～1985年表現為“二一三”結構，此后除了在2001～2002年經濟結構出現兩年短暫“三二一”與經濟服務化趨勢同步的特征外，其它年份的三次產業的比重均為“二三一”結構狀況。2009年廣東三次產業比明顯比2008年有改善(2008年的三次產業結構為5.5:51.6:42.9；2009年為5.1:49.3:45.6)，但是總體仍呈現“二三一”結構特征；就產業貢獻率視角，多年來第三產業對廣東經濟的拉動作用均低于第二產業，第二產業在廣東國民經濟中占絕對重要地位，2008年廣東三次產業對GDP的貢獻率分別為1.9：58.0：40.1。為了應對美國爆發的金融危機，2009年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拉動內需的政策和措施，服務業的作用明顯提升，三次產業對GDP的貢獻率調整為2.5：48.4：49.1。
2.服務貿易發展現狀。
從表1可以看出，一方面，近年來廣東的服務貿易發展迅速。2001～2006年廣東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由48.7億美元增加到188.6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達26.8％，高于同期全省貨物貿易年均24.5％的增長率。2007年，廣東服務貿易加速發展，進出口總額比2006年增長21818億美元，增幅達116％；受多重因素疊加影響，2008年廣東服務貿易增速趨緩，比2007年只增長約20億美元，其中出口額為252.1億美元，增幅僅為12.2％，遠低于2007年水平，僅占全省外貿出口總額比重的5.9％；進口則出現4.2％的負增長，進口額由2007年的182.8億美元下降至2008年的175.2億美元。
另一方面，廣東服務貿易的規模小。通過表2的比較分析發現，廣東在服務貿易方面不僅與美英等服務貿易強國存在較大差距，而且與新加坡、韓國等經濟體差距也不可小視。首先，廣東服務貿易的規模明顯不如貿易規模相近的新加坡和韓國等。2001年廣東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僅為新加坡的10.4％。此后雖然廣東的服務貿易發展較快，但到2007年也僅有407億美元，約為新加坡2001年的水平。其次，新加坡服務貿易在其對外貿易中占比遠高于廣東，2007年的比重達到24.0％，是廣東的4倍。
與此同時，廣東的服務貿易項目集中度高。按《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涉及的12個服務大類，廣東雖然均實現了進出口實績，但從表3中可以看出，廣東的服務貿易主要集中于其他商業服務、運輸和咨詢等3個項目。2006年這3個項目進出口額合計達154.3億美元，占全省服務貿易總額的81-8％。其中，出口額合計占全省服務貿易出口總額的90.9％，進口額合計占比為65.2％。
(二)廣東服務貿易競爭力水平
貿易競爭力指數(TC指數)是對國際競爭力分析時比較常用的測度指標之一，目前已成為衡量一國(地區)產品貿易競爭力狀況的重要指標。其計算公式為：TC=(Xi-Mi)／(Xi+Mi)，其中xi為一國i產品出口額，Mi為該國i產品進口額。TCEI－1，11，值越大，貿易競爭力越強；TC=-I，i產品完全處于逆差，越接近于-1表示i產品競爭力越薄弱；TC=I，i產品完全處于順差，越接近于1則表示i產品競爭力越大；其值越接近于0表示競爭力越接近于平均水平。
表3、表4分別給出T2006年廣東服務貿易細類項目的TC指數及與世界部分國家和地區競爭力指數的對比情況。表3、表4表明，一方面，廣東服務貿易僅在其他商業服務貿易上具有較強競爭力，2006年TC指數達到0.74，遠遠高出英美等發達國家水平；計算機和信息服務的TC指數為0.43，具有一定的競爭力，高出新加坡、韓國、香港等，與英美處于同一水平；在中國具有優勢的交通服務領域，廣東同樣保持著一定優勢，僅次于香港；咨詢等行業競爭力很弱，持有微弱順差；在辦稅服務、金融服務、保險服務、旅游服務等現代服務業領域則沒有競爭優勢；專利使用費和特許費行業TC指數低-0.95，具有明顯劣勢。
另一方面，廣東現代服務業的競爭力與新加坡等國家(地區)相比有明顯的差距。具體而言，新加坡服務貿易優勢項目主要集中于金融服務、建筑服務、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其他商業服務等4個領域，而在交通服務、旅游服務、保險服務等其他7個行業競爭力較弱。新加坡現代服務業中的金融服務最具競爭力，2008年TC指數達到0.59；其次是建筑服務，2006年以來TC指數平均水平維持在0.461)2上；接下來依次是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其TC指數為0.35；韓國服務貿易優勢項目主要集中在建筑服務和金融服務上，其TC指數都在0.60以上；香港的金融服務也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
從以上的分析表明，第一，廣東服務貿易發展明顯滯后于貨物貿易，廣東服務貿易額占總對外貿易額的比重明顯低于新加坡等國家(地區)的20％左右水平。第二，廣東服務貿易整體競爭力與新加坡、英國等仍有較大差距。廣東服務貿易主要集中在商業服務和運輸等傳統服務業領域，現代服務業所占的比重小，競爭力較低。新加坡和韓國等國家(地區)服務貿易優勢項目主要集中在金融服務、建筑服務等現代服務業行業。
三、制約廣東現代服務業發展的因素
現代服務業對成本比較不敏感而對技術知識高度敏感，其基本特征是產業發展主要依賴于技術、知識和人力資本的投入(劉志彪，2007)。因此，本文從科技人力、研發(R＆D)經費以及大中型企業的科研投入等方面剖析制約廣東現代服務業發展的因素。
1.科技人力投入。
表5數據顯示，2008年廣東R＆D人員達到177500全時當量，遠高于國內其他各省區水平，甚至超過了臺灣同期水平(135568全時當量)；但與韓國等其他國家相比，人力投入還不及其2005年水平(215300全時當量)。
2000年以來，廣東R&D人力投入力度不斷增強，“十五”期間R&D人員數平均增長11.4％，雖比同期香港增速低，但遠高于同期臺灣水平。但廣東人口基數大，因而R＆D人力的投入強度相對不足，2006年每千從業人員中的R＆D人員只有2.8全時當量，相當于韓國的30％，臺灣的18.7％，新加坡的22.8％，差距較明顯(陳宇山等，2008)。總之，目前廣東科技人力投入增速快，總量超過臺灣，在國內具有比較優勢；但強度偏弱，與亞洲“四小龍”及其他發達國家相比差距較大。
2.研發(R&D)經費投入。從表4的數據可知，2008年廣東R&D經費投人總量雖遠超香港、上海等地區，但與臺灣仍存在一定差距，不到其60％。而研發投入強度(R&D經費／GDP)也與國內外各經濟體差距明顯，2008年R&D經費支出占GDP比例為1.15％，不僅低于上海1.32％、臺灣2.62％的水平，而且與日本3，40％(2006年)、新加坡2，39％(2006年)水平差距甚大。就世界發達國家(地區)的發展經驗看，R＆D投入強度在1％～2％之間的時期是快速增長期，韓國在這段時間花了約為10年左右。而廣東在2000～2008年間的R&D投入強度均處于1％～1.2％之間，上升趨勢不明顯，2008年1.15％的R&D投入強度離2％還有較大差距，要實現10年跨越1％～2％的投人強度區間難度很大(陳宇山等，2008)。可見，廣東研發(R&D)投人水平低，不僅與“四小龍”等新型工業化國家差距明顯，而且與內地的上海等省份也存在一定差距。
3.大中型企業的科研投入。
大中型企業的科研水平和投入產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該經濟體自主創新力和科技競爭力水平，同時也決定著其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軌跡。表6的數據表明，目前廣東大中型企業新產品開發項目數、產值和銷售收入遠高于內地各省市，但是產出績效與其他各省市存在一定差距。據表6數據分析，2008年廣東大中型企業開發新產品投入經費達到4818.9億美元，雖遠高于中西部省份四川和湖北，但與長三角地區省份江蘇相比仍有差距。而且就新產品產值與開發經費之比而言，廣東不僅遠落后于北京、上海等大都市，而且落后于中西部的四川和湖北等省份。
4.專利產出水平。
從表7的數據表明，目前廣東專利產出水平提速，產量上雖已超過新加坡、韓國等，不斷逼近臺灣，但產出績效遠不如韓國、臺灣和香港。在本地專利方面，2005年廣東發明專利申請量只有韓國的1／10；發明專利授權量是臺灣的1／5，僅為韓國的1／28。2008年廣東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均遠遠超過新加坡、香港等，分別達到28099件和7604件，但產出績效遠低于韓國和香港。
就國際專利而言，基數小、增速快，但產出水平仍落后于“四小龍”的任何一個經濟體。一方面，2007年廣東獲USPTO(美國專利局)授權專利數達到535件，創歷史新高；但仍與韓國、臺灣相比差距甚大，僅為其7.2％和6.9％。另一方面，2000～2007年獲得美國專利授權數年均增長幅度達到58.8％，8年間增長了25倍；隨著專利基數變大，增速正逐步放緩，在一段時間內與“四小龍”差距仍將存在。
科技人力及研發(R＆D)投入等不足是造成廣東現代服務業的科技含量低、發展層次低、競爭力較低的客觀原因，也將成為制約廣東現代服務業發展的主要因素。
四、基本結論與路徑選擇
廣東是中國內地經濟及對外貿易第一大省，目前已經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雖然在改革開放和產業結構升級的過程中，服務業獲得極大發展，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得到了較大提升，但是，通過對廣東服務貿易結構及其競爭力比較分析發現，廣東的現代服務業發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具體而言：一是三次產業的比重仍然為“二三一”結構，服務業發展與世界經濟服務化趨勢仍然相悖；二是廣東的服務貿易規模小、服務貿易發展明顯滯后貨物貿易；三是廣東服務貿易主要集中在商業服務和運輸等傳統服務業領域，金融服務等現代服務業在服務貿易中所占的比重小；四是廣東服務貿易競爭力較強的細類項目主要集中在商業服務和運輸等傳統領域，金融及建筑服務等現代服務業的競爭力較低。綜上的分析表明，廣東現代服務業的科技含量低、發展層次低、競爭力較低、基礎薄弱、對國民經濟貢獻力度小。究其原因，是廣東在科技人力及研發(R＆D)投入等方面明顯不足。科技人力投人、研發經費投入、大中型企業的科研投入以及專利產出水平等方面，不僅不如新加坡、韓國、臺灣和香港等經濟體，而且有些方面甚至還比不上湖北、四川等內地中部地區的省市。
當今社會專業化分工日益深化、經濟全球化趨勢不斷增強，經濟服務化成為世界經濟發展趨勢，現代服務業日漸突起且越來越成為全球價值鏈中的主要增值點和盈利點，因而也成為國際產業競爭的焦點(高傳勝等，2008)。鑒于發展現代服務業的重要性，本文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對廣東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提升產業競爭力提出以下見解：
(一)堅持以政府為主導企業為主體
廣東發展現代服務業要以提高增長質量和效益為核心。一是堅持市場導向與政府推動相結合。在遵循產業發展規律，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的基礎上，要充分發揮政府的組織協調、規劃和指導作用。二是堅持以企業為主體，這是推進廣東現代服務業發展的關鍵。三是堅持科學規劃合理布局。現代服務業具有在中心城市高度集聚的特性，其產業集聚帶來的互補、共享等外部經濟效益十分顯著。要根據城市發展規劃和產業發展規劃，著力推進資源在空間的集聚，形成若干個現代服務業的產業集聚帶和集聚區。
(二)突出重點分類發展廣東要充分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有選擇、有重點、分層次地推進現代服務業重點領域改革與發展。目前把金融業、文化創意產業、軟件產業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加以發展，成為發展現代服務貿易的突破口。如廣州，應優先發展體現都市功能、具有巨大產業潛力的商務中介服務業和信息服務業，大力發展文化創意產業、軟件產業及數字內容產業等，把廣州建設成為“中國南方文化創意中心”；深圳則要充分發揮CEPA所賦予香港金融中介在內地金融改革、重組和發展中的作用，加快發展與城市服務功能高度相關的金融業，目前可以集中人力、物力把“深港金融共同市場”作為發展的突破口。
(三)創新投入要多元化
集政府財政、創新型企業、現代科研院所、高等學校、科技中介服務機構以及各類基金之人力、物力、財力，建立多元化發展現代服務業的投入創新體系。有重點有選擇地培育各層次、多產業、全社會的自主創新力和自我管理能力，形成健康、優質、高效、可持續的區域自主創新格局，共同推進現代服務業的發展。
(四)加強政府與跨國公司合作
把廣東優化為跨國公司的國外發展服務業基地。發展金融、現代物流、旅游等現代服務業，政府要充分利用外資，與有資金技術的大的跨國公司合作，把廣東優化為為跨國公司的國外發展服務業基地，成為他們整個國際生產線中的一個環節和國際服務網絡的一部分。這樣把他們的經濟利益與他們在廣東的效益聯系起來，他們才有動力不斷提供最新的技術、最新的管理方式，現代服務業發展才能跟得上全球產業更新發展的潮流。
(五)在CEPA框架下搭建粵港澳發展現代服務業新平臺
香港是自由貿易港，是亞洲重要的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和信息中心；澳門是亞洲的會展和娛樂中心。它們的經濟發展市場化、國際化、專業化程度高，目前已經具有發展現代服務業的雄厚實力和優勢條件。加強粵港澳經濟合作，就是要充分發揮港澳的優勢，加快建設廣東的現代服務業體系。如目前要充分利用港澳發展會展經濟的優勢和經驗，依托琶洲會展中心及白云國際會議中心，打造廣州廣交會、深圳高交會等知名品牌，建設永不落幕的“華南現代會展之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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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公元960年，北宋建立。此后，宋為統一北方與遼之間在河北地區頻發戰爭，對當地政治、經濟及人民生活造成巨大破壞。公元1004年，宋、遼締結澶淵之盟，約定以白溝河（今大清河一線）為界，雙方罷兵求和，從此進入和平相持時期。這種穩定的環境有利于河北經濟文化的發展和人們安定生活。但另一方面，河北也進入一個南北分裂的時代，中南部地區屬宋，北部地區屬遼。這種情況直到公元1127年，金滅北宋后，河北全境統一屬金。
宋代的地方行政建制主要設路、府、州、縣等，河北主要分為兩路：河北東路、河北西路。河北東路所轄地區主要有：大名府、開德府、河間府，以及滄州、冀州、霸州、德州等11州。河北西路所轄地區主要有：真定府、中山府、信德府、慶源府，以及相州、衛州、州、深州等9州。上述兩路基本包括了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南的全部地區。
遼代行政建制設五京道，道以下設府、州、縣。其中南京道的全部及部分中京道、西京道所轄地域，相當于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北的全部地區。
金代的行政建制基本因循宋，今河北省地域大致相當于金代的河北東路、西路以及中都路、大名府路所轄范圍。
宋遼對峙與金統一河北，對河北這一時期物質文化的發展與面貌均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河北此一階段的古文化遺存，呈現出宋的中原文化傳統與遼、金的北方文化因素互相融合的獨特特點。
河北多年的文物考古工作發現了大量的宋遼金時期的文化遺存，出土了豐富的各類文物。已發現的宋代遺址約260多處，其中城址13處；遼金時期遺址約1600處，其中城址61處；另外還有大量墓葬。
二、宋代考古
北宋遺址以城址和瓷窯址最為重要，考古發掘工作亦主要針對此兩項內容開展。比較重要的城址有大名故城、巨鹿故城等。始建于五代，宋代立為北京的宋代著名城市大名府故城址，平面呈長方形，南北長約7500米，東西寬約6000米。城垣夯土筑成，殘高1~8米。城內發現宋代灰陶和白瓷、黑瓷殘器片，另外還發現有石雕佛像殘件。位于今巨鹿縣境內的宋代巨鹿故城址，平面呈長方形，南北長約712米，東西寬約300米。城垣遺跡已湮沒于地下，文化層距今地表約3米深。1915年和1920年間，城址出土了大量宋代文物，其中有碗、盤、盆、罐、瓶等瓷器和絹畫等。北宋普通中小型聚落遺址發掘的很少，遺跡主要是簡單的房址、水井、灰坑等，出土遺物以泥質陶器和白釉、黑釉粗瓷器為主，器型主要是碗、盤、罐、甕等。
定窯、磁州窯和井陘窯遺址是河北北宋至金時期三大重要瓷窯址。定窯乃宋代著名瓷窯，其創燒于唐代，至元代漸衰落。核心窯址位于曲陽縣澗磁村附近，發掘出的遺跡有窯爐和瓷器作坊遺址。出土的瓷器尤以白瓷器最為著名，即聞名于世的定窯白瓷，種類主要有碗、盤、碟、瓶、壺、盒和枕等，胎質細膩，釉色潤澤，裝飾技法主要有刻花、劃花和印花等，圖案以花卉和動物形象為主，有的瓷器上題款有“官”、“尚食局”、“尚藥局”等，多與宮廷和官府有關[1]。
磁州窯興盛于北宋和金代，是宋元時期北方著名的民間窯場，包括磁縣觀臺鎮和邯鄲彭城鎮兩個窯址群，遺跡發現有窯爐、石碾槽、作坊及原料堆等。瓷器產品以白釉器為主，次為黑釉、綠釉、黃釉器等，器型種類有碗、盤、罐、瓶、壺、枕和建筑構件等。裝飾技法極為豐富，有劃花、印花、剔花等，其中尤以白地黑花的裝飾最具風格[2]。1989年調查新發現的井陘瓷窯遺址群，是隋代至元代燒制白瓷器為主的瓷窯群，產品表現出一些獨特的地方特色，以白瓷為主，其次有黑釉、醬釉、綠釉和黃釉器[3]。
北宋墓葬的發掘以井陘柿莊墓群較為著名。共發掘墓葬14座，形制以帶墓道單室仿木構磚室墓為主，其中尤以6號墓的“搗練圖”壁畫最為完整精美。該墓地的年代，發掘報告認為是北宋末至金初，近年有人認為應晚至元代[4]。
北宋與遼對峙存在，位于兩國交界地帶的河北中部地區留下了不少軍事性遺跡，如永清、雄縣境內的北宋地道遺址，屬抗遼的軍事防御設施遺跡。地道距地表約4米，洞高約1.5米，寬約1米，一般系用灰磚壘砌而成，磚長30厘米，寬15厘米，厚7厘米。洞內發現有燈龕、通氣孔等設施。出土遺物有黑釉的瓷碗、罐等瓷器或瓷器殘片。這些地道遺存為研究宋與遼金的戰爭及軍事防御設施提供了資料[5]。
從北宋開始，中國建筑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北宋時期建筑遺存在河北有著較好的保存。正定隆興寺是現存規模較大、較為完整地保存了宋代布局規劃的寺院，為國內罕有的宋代建筑群，現存有4座宋代原構木結構建筑，其中摩尼殿的平面布局與殿頂形式常見于宋畫，而實物罕見，故在中國古代建筑史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河北宋塔在全國占有突出地位。于宋至和二年（1055年）建成的定州開元寺塔，高84米，為全國古塔之最。另一處著名的宋塔是高達63.9米的景縣開福寺塔，也為國內少見的高塔。金代重修的正定廣惠寺華塔，一層塔身四隅附建四座單層小塔，主塔上部滿飾各類壁塑，為國內佛塔罕見形式。臨城普利寺塔為宋代少見的方形磚塔，塔身一級滿嵌磚雕坐佛，各層斗拱形制各異，極具裝飾性。刻于北宋大觀二年（1108年）的趙州大觀圣作之碑，在國內同類遺存中形體最高大，保存最好。建于北宋景5年（1038年）的趙州陀羅尼經幢，幢高16余米，為國內現存形體最高大的經幢，造型華麗，雕刻精美，為宋代典型代表作品。另外，北宋佛寺遺址的重要發現有定州靜志寺真身舍利塔和凈眾院舍利塔的塔基，其地宮中出土了大量珍貴文物[6]。
三、遼金考古
遼金時期的遺址集中分布在北部的張家口、承德一帶，多為內涵簡單、文化層較薄的一般性遺址，出土遺物主要是陶器和瓷器殘片。發現的城址依大小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小型城堡址，一般平面近方形，邊長50~100米，城垣夯土筑成；二是較大型城址，城垣邊長一般在500米以上，如沽源小宏城、九連城等，其年代下限均延續到元代。九連城城址平面長方形，南北長920米，東西寬760米，城垣外側建有獨特的半圓形馬面，直徑20米，間距80~100米。
河北北部地區遼代墓葬發現很多，其中以宣化下八里張氏家族墓群的發掘收獲最為卓著，是遼代考古的重大成果之一。該墓群屬漢人家族墓地，時代集中在遼代末年大安和天慶年間。墓葬形制多為帶墓道的仿木構穹隆頂單室或雙室磚室墓，墓室平面有圓形、六角形和方形等。墓內均有色彩艷麗的壁畫，內容以表現墓主人生前的生活情形為主，如出行、散樂、侍吏等，特別是還發現了“茶道”和“備經”等壁畫新題材。隨葬品除陶瓷器、銅器外，引人矚目的還有許多保存較為完整的木制家具桌椅、衣架等。葬式為特殊的骨灰葬，并“以草為骨”或“以木為骨”制成人體偶像。張文藻等人的木棺上還有用梵文和漢文墨書的佛經，反映了佛教的葬制[7]。
金代墓葬重要的有高碑店金皇統三年（1143年）時立愛墓、興隆金天德二年（1150年）契丹人墓等[8]。興隆金墓出土的契丹文墓志是重要的契丹文資料，對研究契丹文字的起源和結構具有重要的意義。金代佛寺遺址的重要發現有固安于沿村寶嚴寺塔基地宮，出土了許多精美的金銀器[9]。契丹人的墓葬重要的有平泉遼統和二十七年（1009年）耶律加乙里妃墓、重熙十五年（1046年）秦晉國大長公主墓等，出土的墓志銘補正了文獻記載的不足[10]。
長城在金代有著奇特的發展。金長城又稱金界壕、壕塹，與前代長城不同，它掘土為壕塹，掘出的土在壕內側夯筑為墻，重要地段雙壕雙墻并列。墻體外側筑望臺（馬面），內側建戍堡、關城，防御體系比前代長城更為嚴密。金長城有主線和多條支線，河北境內的金長城屬南線，位于康保、豐寧、圍場境內，總長約216公里。長城由外壕、墻體、望臺（馬面）構成，墻體夯筑跡象不明顯，坍塌嚴重，殘高不足1米，望臺間距200~300米。許多地段已被夷平，有些成為鄉間大車道。
來自東北地區的遼金兩族在汲取漢文化基礎上，也創造了具有民族融合風格的各種建筑作品。河北境內保存有不少質量上乘的遼金時期建筑遺存。高碑店開善寺大殿，為國內現存不足十座的遼代木構建筑中經后代修繕改造最少、保存原貌最好的一座。建于遼應歷十六年（956年）的淶源閣院寺文殊殿，保留的遼代壁畫及部分彩畫彌足珍貴。河北北部遼塔的代表作品有涿州云居寺塔和智度寺塔、淶水慶化寺華塔、易縣圣塔院塔、淶水鎮江塔等。金代塔的代表作品有正定臨濟寺澄靈塔、昌黎源影寺塔、易縣雙塔庵雙塔等。金代重要經幢有盧龍陀羅尼經幢，高11米，雕刻精細華美，為金代石刻精品。
四、河北宋遼金考古的重要性
河北地區宋遼金考古的重要性不僅僅表現在有多種多樣的突出發現方面，更為重要的是這些發現對于研究這一時期的歷史具有特別的價值與意義。其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河北特殊的地理位置是研究中原宋代文化與北方遼金文化之間互相交流與碰撞的最佳區域。兩種不同系統文化之間的關系研究是考古學研究的重要領域，而兩種文化對峙的前沿地域則是研究這種關系的最重要環節。因此，河北在宋代與遼金考古學文化比較研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特別重要的意義。
其次，河北是研究宋代考古的重要地域。宋代的政治經濟中心在今河南（下轉39頁）（上接25頁）地區，而與之毗鄰的河北則是宋代抗擊北遼的前沿重要區域，因此將大名府升為“北門鎖鑰”之北京，成為陪都。這種特殊的政治因素為河北地區文化的發展提供了特殊的條件，因此也成為宋代考古的特殊地域。
第三，河北是研究遼金考古的重要地域。遼代升幽州為南京，又稱燕京，為遼之陪都，成為遼代的重要區域。金代遷都燕京，稱中都，河北地區成為京畿重地。因此，河北地區自然成為遼金考古的重要地域。
總之，河北特殊的地理區域以及豐富的考古發現，使其在中國宋遼金考古領域占據了特別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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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孟繁峰：《井陘窯金代印花模子的相關問題》，《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
［4］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北井陘縣柿莊宋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62年2期；b.徐蘋芳：《看〈河北古代墓葬壁畫精粹展〉札記》，《文物》1996年9期。
［5］a.峰峰礦區文物保管所：《河北邯鄲市峰峰礦區宋代地道清理報告》，《考古》1990年8期；b.夏清海：《河北省雄縣祁崗村發現古代地道》，《文物》1984年6期；c.廊坊市文物管理處：《永清縣古地道調查與試掘簡報》，《文物春秋》2000年3期。
［6］定縣博物館：《河北定縣發現兩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8期。
［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遼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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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互聯網金融概述
互聯網金融主要依托于網絡、支付、云計算等互聯網工具為手段或渠道平臺，在業務形態和運作模式等方面區別于現實環境中的銀行、信托、保險、證券等傳統金融領域的新金融模式和現象。目前，互聯網金融模式主要有P2P小額信貸模式、第三方支付平臺、基于大數據分析的金融服務平臺模式、金融理財產品網站等。從互聯網金融性質來看，它并不是互聯網與金融業的簡單融合，而是互聯網精神與傳統金融行業結合所創造的新興領域，其不同與傳統金融之處，在與互聯網金融的業務運行、交易方式等都是基于互聯網實現的。總的來說，互聯網金融是新興領域，有多種運作模式，是在互聯網渠道上實現貨幣流通與資金融通，使傳統商業銀行與現代金融服務在互聯網上得以實現。
二、互聯網金融對商業銀行的影響
(一)商業銀行的金融中介角色被弱化
互聯網金融具有多種功能與作用，在其迅速發展的過程中，逐漸替代了商業銀行的一些功能，使得商業銀行的金融中介角色大大弱化。例如，第三方支付平臺支付寶、余額寶等在互聯網技術的支持下，可以快速的實現貨幣支付，使人們無需到商業銀行排隊辦理。此種便捷、快速的支付方式受到了廣大客戶的青睞。P2P網貸平臺的運作，使資金供需雙方在了解彼此信息的情況下，快速借貸、多種方式還貸，使得企業或個人融資更加便利、安全。
(二)商業銀行經營服務模式面臨有力挑戰
從互聯網金融角度出發來分析商業銀行經營服務模式逐漸顯示出弊端。因為傳統商業銀行經營服務模式主要采用柜臺服務的方式，客戶來到商業銀行是開展經營服務模式的首要條件。而互聯網金融的運行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完成，這給客戶帶來很大便利。所以，互聯網金融的替代作用逐漸凸顯，使商業銀行經營服務模式面臨有力挑戰。
三、互聯網金融時代商業銀行的創新發展
互聯網金融的崛起，使傳統商業銀行倍感壓力，唯有創新可使商業銀行在互聯網金融時代突圍，那么，如何在互聯網金融時代下創新商業銀行呢？筆者建議是：
(一)開拓網絡運營渠道
互聯網金融時代背景下，商業銀行創新發展，首先要做的就是開拓網絡運營渠道。通過此種方式的創新，商業銀行在從事線下金融活動的同時，進行線上金融活動。基于此，商業銀行應當在網絡環境中開辟網上商城、融資平臺、金融服務平臺等，打開網絡運營渠道，進行網絡金融活動。
(二)創新大數據產品組合
互聯網金融時代中，商業銀行必然要在充分認識大數據的顛覆性影響的基礎上與互聯網金融產生聯系，而創新大數據產品組合就是實現與互聯網金融聯系的有效措施。當然，商業銀行要想創造大數據產品組合，應當注意加強以下幾方面：其一、商業銀行應未雨綢繆，早做布局，從管理體系建設、具體運用模式方面不斷探索，抓緊解決內部數據挖掘分析，加快人才隊伍建設和技術成果轉化，通過大數據高效應用，加速推進轉型升級和可持續發展。其二、商業銀行應加強與外部資源的合作，如與電商核心企業合作，掌握供應商在支付物流等環節的數據，整合外部數據，對產業鏈上下游進行融資。也可基于重構信息和數據傳遞機制，創新適合客戶需要的大數據產品組合，如訂單+應收賬款轉化融資。
(三)加大個人財務管理力度
互聯網金融時代中創新發展商業銀行，應當注意加大個人財務管理力度。在線上支付寶、理財通、網易現金寶等互聯網理財業務大放異彩的情況下，商業銀行作為線下金融服務主力，應當注意做好與線上互聯網理財業務的合作，同時優化現有銀行業務，使商業銀行線上、線下業務發展良好。而要想達到這一目的，就需要商業銀行結合線上、線下業務運行特點，合理設置個人財務管理，使其可以有效監督、控制業務運用，為促進商業銀行良好發展奠定基礎。
四、結束語
基于以上內容分析，互聯網金融的日益興起，給傳統金融業務帶來深層次影響。對此，商業銀行可采用開拓網絡運營渠道、創新大數據產品組合、加大個人財務管理力度等措施，提升可持續發展能力。
作者:武國榮 劉超 單位:內蒙古銀行包頭分行 中國銀行包頭分行
參考文獻：
[1]巴曙松,諶鵬.互動與融合：互聯網金融時代的競爭新格局[J].中國農村金融.20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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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允許信貸資金入市有利于減少銀行資產業務風險。我國之所以禁止銀行信貸資金進入股票市場，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出于對銀行信貸資金安全性的考慮。我們一直認為，股票市場風險很大，而銀行信貸資金的絕大部分是來自各項存款，特別是來自居民的儲蓄存款，如果允許信貸資金入市，則一旦運用銀行貸款進行的股票投資失敗，不僅會使銀行形成大量不良資產，而且也會損害存款人的利益。應當說，上述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問題在于對商業銀行而言信貸資金入市的風險有沒有想象的那么大？答案應當是否定的。而且從另一個角度來分析，允許信貸資金入市還有利于銀行減少資產業務風險。一是因為過去信貸資金入市的風險主要源于信貸資金流入股市的盲目性和無序性，而如果允許信貸資金進入股市，變銀行貸款流入股市的各種暗道為明道，就可實現信貸資金向股票市場的規范和有序流動，并使銀行可以對信貸資金流入股市的時間、規模、途徑和方式等進行有效監控，這相對于過去的那種信貸資金向股市的盲目流動而言，不是加大了銀行的風險，而是減少了銀行的風險。二是因為股票市場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具有較高的流動性，即投資者可以將持有的股票隨時在股票市場上賣掉，換取現金。既然如此，與工商企業的設備貸款相比，銀行以股票為對象所發放的貸款也具有較高的流動性。換言之，銀行對股票市場主體貸款的風險并不高于一般工商企業貸款。如果考慮到銀行可以要求借款人提供股票作為質押品、而股票的流動性又遠高于其他抵押物的情況，則允許信貸資金入市就更有利于增強銀行資產的流動性，從而更有利于降低銀行的風險。三是因為允許信貸資金入市，并不意味著銀行可以不加選擇地對股票市場主體發放貸款，相反，如同對一般工商企業貸款一樣，銀行可以在貸款對象、貸款時機、貸款方式、貸款數量和貸款期限等方面進行嚴格論證和自主選擇，從而把貸款風險控制在最小限度以內。可見，對信貸資金入市的風險應當辯證地看待。在很大程度上，允許信貸資金入市實際上是減少銀行風險的一種有效措施。
對我國證券市場而言，信貸資金入市的必要性也是顯而易見的。第一，允許信貸資金入市有利于提高我國證券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證券市場作為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配置的重要場所，其資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取決于市場的規模和交易的活躍程度，而要擴大市場的規模，并保持市場交易的活躍，其前提條件又是必須維持一定的市場資金存量和流量。允許信貸資金入市的意義正在于可以為我國證券市場提供增量資金來源，從而可以對提高我國證券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產生重要影響。特別是在我國目前股市低迷、股票市場融資功能削弱，而以商業銀行為主體的貨幣市場又資金過剩的情況下，允許信貸資金入市更可以改變兩個市場的不均衡狀況，從而對提高我國金融市場的整體運行效率發揮特殊作用。第二，允許信貸資金入市有利于減輕股市波動，促進我國股票市場的規范運行。如前所述，在信貸資金流人股市問題上，我國一直存在著現實狀況與法律規定悖逆的不正常現象。由于大量銀行貸款暗中無序流入股市，監管部門又要依法對信貸資金入市予以查禁，因此，在這種監管者與被監管者的博弈過程中，必然會出現股市的劇烈波動。當監管者放松監管或監管不力時，大量信貸資金就會通過各種渠道進入股市，在市場上興風作浪，推動股票價格的猛烈上漲。而當監管部門加大對違規資金的查處力度時，原來流人股市的信貸資金又會大量從市場撒出，從而導致股價的劇烈下跌。這種現象已經為2000年以來我國股票市場運行的實踐所證實。允許信貸資金入市則可在一定程度上解決這一問題。因為，允許信貸資金入市后，銀行貸款流人股市的渠道和方式得以透明化和規范化，信貸資金向股市的流動成為公開、合法、有序和可以由銀行加以控制的流動，原來信貸資金向股市的非規范和無序性流動將不存在，這就可以避免由信貸資金的流出流人所引發的股市過度波動，有利于股票市場的平穩運行。第三，允許信貸資金入市有利于監管當局對股市進行宏觀調控。目前我國股票市場的運行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依靠政策來調節，即當股市過度高漲時，有關部門就會推出“利空”政策，以此阻止股市的過度繁榮；而當股市長期低迷時，有關部門又會拋出“利好”政策或措施，以求刺激股票價格的回升。這種主要依靠政策進行調節的方法不僅不利于市場機制作用的發揮，而且也使股市的宏觀調節缺乏經常性和連續性。因此，筆者認為，為了保證我國股票市場的平穩運行，當務之急是建立起經常性的、依靠經濟手段對股票市場進行宏觀調控的機制，而這一機制的核心就是在允許信貸資金入市的前提下建立股票信用交易制度。因為，建立股票信用交易制度后，中央銀行便擁有了調整保證金比率這一調控股市的有效手段，它可以根據股票市場的運行狀況，通過及時調高或調低保證金比率來有效控制銀行貸款流入股票市場的數量，防止股票價格的過度波動，這對股票市場的長期穩定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信貸資金入市無論對商業銀行還是對我國證券市場的平穩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既然如此，我們就應該尋求信貸資金入市的合理而又安全的渠道，以便降低信貸資金入市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在我國目前的金融分業經營條件下，由于銀行不能直接進行股票的買賣，因此信貸資金入市只能采取間接方式。具體說，可供選擇的信貸資金入市途徑有以下幾種
1.允許符合條件的證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進入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1999年中國人民銀行先后下發了《證券公司進入銀行間同業市場管理規定》和《基金管理公司進入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管理規定》，這為銀行信貸資金通過證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間接入市提供了一條合法的通道。此后，中國人民銀行又相繼批準了多家證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進入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通過交易主體的相互交叉，使兩個市場達到了一定程度的相互滲透。實踐證明，這條通道的打開，不僅使商業銀行的資金運用效率得以提高，而且使券商和基金管理公司的資金實力得以增強，各項業務的開展更加順利。同時，這一舉措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資本市場的運行效率，增強了資本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為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當然，同業拆借由于具有期限短的特點，因此這種方式只能解決證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的短期融資需求。
2.對券商實施股票質押貸款。2000年中國人民銀行和中國證監會聯合了《證券公司股票質押貸款管理辦法》，允許符合條件的證券公司以自營的股票和證券投資基金券作抵押向商業銀行貸款，從而為證券公司自營業務提供了新的融資渠道。信貸資金通過這種方式入市，無論對券商還是對商業銀行都十分有益。對券商而言，股票質押貸款可在較大程度上滿足其相對長期的資金需求，適應了其資產結構調整的需要，增強了券商的經營靈活性與資產的流動性，使一批符合條件的綜合類券商在競爭能力、經營實力和抗風險能力等方面得到不斷增強。對商業銀行而言，在整個金融系統穩健運行的條件下，股票質押貸款業務的開展則可以推動商業銀行資產負債結構的調整和金融服務的創新，給商業銀行相對充裕的資金找到新的運用渠道，從而增強銀行資金的流動性，提高銀行資金運用的效率。此外，由于證券公司的社會信譽一般要高于普通工商企業，作為抵押品的股票又具有較強的流動性，因此，商業銀行通過這種方式將信貸資金間接投入股票市場，其風險比之一般工商企業貸款的風險要小得多。
3.推出除券商之外的股票質押貸款，即開辦個人股票質押貸款和企業股票質押貸款。如果個人和一般企業可以通過股票質押獲得資金，則其一部分可用于住房、汽車等大宗消費，以及用于實業或不動產投資；另一部分資金將進入證券市場，這種乘數和放大效應將大大增加證券市場的資金供給量，推動證券市場的發展，鼓舞新老投資者的信心，也為城鄉居民儲蓄存款流入市場開辟新的途徑。同時，由于能夠用于質押的股票一般均業績優良、成長性較好，因此，全面開放股票質押貸款后將在一定程度上引導市場的理性投資。而券商通過為個人股票質押貸款提供中介服務，也可以獲得新的利潤來源；此外，如果能使在本公司開戶的投資者用其所持股票進行質押獲得貸款，也將大大增強券商對客戶的吸引力。對于商業銀行而言，對個人和企業開辦股票質押貸款業務，可以為其資金提供更為寬闊的運用途徑，從而可以更有效地緩解目前信貸資金運用效率低和大量閑置的問題，增強銀行的盈利能力。特別應當指出的是，與銀行的其他信貸業務相比，股票質押貸款具有很強的變現性，這對于注重資產流動性的商業銀行來講，無疑具有莫大的吸引力。銀行將會由此進入新的領域，拓展新的生存空間，分享資本市場發展的成果，獲取資本運作的收益。對中央銀行來說，則可以通過對股票質押比率、貸款利率、貸款期限等關鍵性指標的調整，來有效調控通過這個渠道流人股票市場的信貸資金數量，最終實現調節市場運行、分流儲蓄、緩解通貨緊縮的目的。
4.商業銀行為券商提供除自營之外的其他業務貸款，如投資銀行業務貸款等。就性質而言，證券公司是企業，而且屬于資本密集型的金融企業。作為企業，證券公司與一般工商企業只有業務類型和經營范圍的區別，而不存在企業本質的不同。所以，證券公司應該與一般工商企業一樣成為商業銀行的貸款對象。如券商開展企業重組并購等投行業務時需要大量資金，如果可以向商業銀行申請專項貸款，就可以緩解券商資金實力不足的問題，有利于券商業務的開展。
5.建立股票信用交易制度，開辦股票信用交易。這也是實現信貸資金間接入市的可行方式。所謂股票信用交易又叫保證金交易或墊頭交易，它是指股票交易者按照確定的比例，將一部分價款或一定數量的股票交付給經紀人，不足部分由該經紀人向銀行貸款墊付而進行的一種股票交易方式。股票信用交易具有以下幾個特征：一是借錢買股票和借股票賣股票；二是存在經紀人與股票交易者以及經紀人與銀行之間的雙重信用；三是存在雙重利息支付，即投資人要對經紀人的墊付款項（或代墊的股票）支付利息，經紀人也要對銀行的貸款支付利息，前者高于后者的差額構成經紀人的收益；四是其交割方式仍以現貨交易為原則；五是股票信用交易的保證金比例由中央銀行制定，中央銀行可以根據股票市場的運行狀況，通過調整保證金比例來調節銀行資金流入股票市場的數量，從而起到調控股票市場運行，防止股票價格過度波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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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是信息化時代．而語言是信息化社會的重要工具，在圍際交流中．英語已逐漸成為廣泛應削的工作語言。為此．2001年至20o7年間．教育部m臺眾多文件強調了雙語教學的重要性．提m了高等院校廣泛推廣雙語教學的要求。所謂雙語教學，是指以母語和一門外語兩種語言作為教學用語的教學模式。在我國雙語教學的具體定位是漢語和英語。目前，世界上的權威醫學期刊和書籍基本上都以英文m版，而計算機檢索數據庫也以英文形式展現和推廣。運用英語這門丁具可迅速直接地和各國進行醫學信息交流。醫學教學人員外語水平的高低，直接決定了我國醫學事業的長足發展。在當今世界，生命科學和醫學飛速發展．知識更新和信息交流頻繁，推進雙語教學改革是深化教育教學改革的必然趨向．是培養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高級醫學人才的重要舉措。醫學生在學習臨床醫學時普遍感到難學、難記，同時雙語教學還對醫學生的英語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故我們認真分析了以下的影響醫學雙語教學質量的因素并嘗試尋求有效的解決方法。
1影響醫學雙語教學質量的因素
1．1教學對象
實施雙語教學的關鍵因素是學生的承受能力本科學生在校期間必須通過國家英語四級考試，整體英語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為開設雙語課奠定了基礎。南于學生英語水平差距很大，不少學生的聽力水平和詞匯量遠遠達不到要求。再加上國內英語教學多年來注重語法學習．故“啞巴英語”的現實狀況沒有明顯改觀。學生的聽說能力不高，增加了雙語授課的難度，妨礙了雙語授課目標的實現。假如教學中英語使用的比例過大，超出學生的承受能力，學生的課堂注重力勢必被分散。語言學習和專業知識學習的雙重負擔將導致不佳的學習效果。因此，選擇合適的教學對象是雙語教學成功實施的關鍵。
1．2教材和教學手段
在雙語教學中，選用合適的教材是推進雙語教學的重要方面。目前。國內沒有統一的醫學雙語教材，多數教師根據自己的喜好選用教材，一些教材可能過于偏重理論、缺乏案例．使學生感覺枯燥乏味，而另一些則可能和探究者的探究方向有關，具有很大的傾向性，不適于教學中使用。雙語課程是在醫學生修完了大學英語基礎階段課程之后開設的，課文有了相當的難度，比較難理解，而多媒體在一定程度上能簡化課文的難度。
1．3教師
師資新問題是醫學雙語教學的關鍵。好醫生不一定是好教師。一方面，臨床教學醫師同時肩負著醫療和育人的雙重職能。然而當前大多數教學醫師教學意識淡薄，參和教學T作的積極性不高，對臨床教學量的多少及教學效果并不注重。另一方面，英語閱讀水平高不一定能夠進行英語授課，多數授課醫師英語口語水平不高。實施雙語教學，不僅要求教師要有較高的專業水平。還要求教師有較高的英語水平。從目前我國的實際情況看，總體上醫學教師匱乏，能完全勝任雙語教學的更少。多數教學醫師難以清楚地用英語表達專業內容，或者照本宣科。更難做到用英語和學生交流，因此教學效果較差。
2提高醫學雙語教學質量的辦法
2．1選擇合適的教學對象
選擇英語基礎較好的年級、專業嘗試開展雙語教學，一旦發現新問題，及時改進，探索更有效的雙語教學模式，然后逐步將雙語教學擴展到所有年級和專業，覆蓋全體學生。據調查，哈爾濱醫科大學已經開始在醫學教育中推行雙語教學。該院以英語基礎相對較好的國際護理專業的學生作為目標人群，課堂中英語使用率達到75％左右。調查顯示95％以上的學生對這種英文和中文穿插授課表示滿足。
2．2選擇合適的雙語教材和教學手段
一方面。相比較國內并不成熟的醫學雙語教材，外國原版教材實用性強，教材中配以大量案例通過對案例的分析．能提高學生分析新問題、解決新問題的能力，也能提高學生的英語整體水平。有必要組織一批資深的醫學雙語教學專家，認真編寫醫學雙語教學系列教材和輔導資料。另一方面，充分運用現代教育技術手段，將授課內容做成Powerpoin的形式或其他多媒體形式。對于專業詞匯和名詞概念，輔以中英文對照注釋，有利于學生對專業知識和英語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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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協整檢驗盡管水平時間序列LGDP和LCREDIT非平穩，但是根據單位根檢驗結果，二者之間可能存在長期均衡關系，故采用E-G兩步法對其進行協整檢驗。首先，建立LGDP和LCREDIT的回歸模型：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樣本容量為31，D.W.的臨界值dL=1.36，dU=1.50，因為D.W.=0.569722＜dL，所以模型（1）存在一階正自相關。如果仍利用上述模型（1）進行回歸分析，將導致模型參數估計不再有效、參數的顯著性檢驗失去意義和模型預測精度下降等問題。因此，考慮在模型（1）中引入適當的滯后階數來消除自相關。模型（2）D.W.=1.608251介于（dU=1.50，4~dU=2.50）之間，表明已不再存在自相關。此時LGDP和LCREDIT之間協整關系的存在與否，取決于殘差序列是否平穩。對模型（2）殘差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殘差序列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原假設，表明殘差序列為平穩序列，LGDP和LCREDIT之間存在協整關系。
1.4誤差修正模型協整檢驗的結果表明，天津地區銀行信貸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為進一步了解銀行信貸和經濟增長之間的短期關系，需要建立誤差修正模型。為檢驗模型設定的合理性，對誤差修正模型進行平穩性檢驗如表4所示。表4的檢驗結果表明，誤差修正模型的殘差序列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原假設，殘差序列為白噪聲過程，模型設定比較合理。
1.5結論分析模型（2）回歸結果顯示，從長期來看，天津地區銀行信貸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比較低，當期銀行信貸余額對當期經濟增長的影響系數只有0.096739，而上期銀行信貸余額對當期經濟增長的影響相對較高，達到0.211804。綜合來看，天津地區經濟增長關于銀行信貸的長期彈性為-0.3434，表明當期銀行信貸增長一個百分點，會導致經濟增長下降0.3434個百分點，這反映出當期增加的銀行信貸并沒有轉化成現實的資本和生產力，新增銀行信貸的資本轉化率和利用率都比較低，銀行信貸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明顯滯后。另外，上期接GDP對于當期GDP的影響系數達到1.002628，說明經濟增長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慣性，上一年的經濟增長情況會影響到下一年經濟增長的預期，進而影響期初的投資計劃，使得經濟增長維持某種趨勢。由模型（3）可知，誤差修正項系數為-1.164278，相對較大，反映了銀行信貸與經濟增長長期均衡對短期波動的調整力度。此外，天津經濟增長關于銀行信貸的短期彈性為0.063727，并且系數沒有通過t檢驗，表明短期內，銀行信貸增長對產出增長的影響不顯著，銀行信貸形成投資，進而拉動經濟增長，存在滯后性。導致上述結果的原因可能在于天津地區的金融抑制。近年來，雖然我國金融領域的市場化改革在不斷推進，但是金融抑制的現象還是很突出。在金融體系中，國有銀行占主體，國有銀行的上市并沒有改變國有股權處于支配地位的事實。在這種以國家為后盾的銀行發展模式下，國家維持對銀行較強的控制力度，在信貸的投放數量和投放方向上進行比較嚴格的調控，再加上過高的金融領域準入制度，使得在信貸領域缺乏有效的競爭機制，進而導致銀行信貸投放效率低下。
利率市場化進程過慢，使得利率等金融變量無法發揮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在一定程度的管制利率下，利率變化受政府嚴格控制，無法通過自由浮動來反映市場資金供求變化，從而對商業銀行的經營活動也就不能產生約束機制。銀行利潤來源過度依賴存貸利差，穩定的存貸利差也使得銀行缺乏創新動力，經營效率偏低。此外，我國的金融抑制使得直接融資市場不發達，如債券市場，仍然以國債為主要發行對象，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很難發行債券融資。股票市場也同樣如此，股市投機氣氛嚴重，中小企業上市融資困難，侵害個人投資者利益的事件時有發生。直接融資渠道的不暢，導致銀行信貸成為企業獲取資金的主要渠道。在信貸市場上，國有企業和廣大中小企業也處于相互割裂的地位。國有銀行偏好于向大中型國有企業提供信貸，由于獲取資金的成本低廉，再加上國有的性質，使得國有企業信貸資金的資本轉化率和使用效率都很低，從而使得國有商業銀行徹底淪為政策性銀行，形成大量不良資產，成為國有企業信貸資金的最后償債人。而廣大急需資金、資金使用效率相對較高的中小企業在信貸市場，由于缺乏有效擔保抵押，導致無法從銀行獲得貸款。總之，金融抑制導致信貸市場存在逆向選擇，利率等金融變量無法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從而使得信貸資金投放缺乏效率，導致銀行信貸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不明顯。
2對策建議
2.1深化金融改革，放松金融管制經濟發展和金融發展相輔相成。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金融領域的改革必然要跟上。深化金融改革，國家要適當放松相關金融領域的管制，加快利率市場化的進程，放寬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的限制條件，打破金融壟斷，努力實現用市場化的手段來管理和調控金融活動。
2.2推進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強化市場約束機制造成銀行信貸效率低下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我國國有銀行的市場化改革不夠徹底。國有大型銀行上市后，并沒有真正地實現市場化經營。國有銀行在信貸投放中，比較偏好大中型國有企業，較少去考慮信貸資源是否得到最佳配置。銀企雙方都為國有，使得信貸投放并未實現真正的市場化，真正急需資金的中小企業卻無法從銀行獲得信貸。部分國有企業在獲得資金后，并沒有將資金進行合理運用，投資效益不高，這些都是直接導致銀行信貸效率不高的原因。因此，必須從源頭上進一步推進國有商業銀行的市場化改革，強化銀行在信貸活動中的市場化約束機制，提高信貸投放的效率。同時，要加大銀行創新的力度，改變目前銀行利潤過度依賴存貸利差的現狀，實現銀行利潤來源的多樣化。
2.3建立多層次完善的資本市場體系在金融抑制條件下，銀行信貸成為稀缺資源。急需資金的中小企業之所以無法得到銀行信貸，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缺乏完善的資本市場體系和有效的金融服務體系。要大力推動資本市場的建設，擴大直接融資的比重，豐富市場交易的品種，降低進入市場的準入條件，實現金融市場參與主體的多元化。同時，完善市場的監管體系，切實保障市場投資者的利益，引導投資者進行理性投資。
2.4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提高信貸資金使用效率國有企業在我國經濟發展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是目前信貸市場上資金的主要使用者。提高信貸資金的使用效率，更好地發揮銀行信貸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就必須進一步深化國企改革。強化企業的市場意識，建立健全的企業經營監督約束機制，嚴格信貸資金的使用管理，對資金的使用嚴格考核，建立有效的責任追究機制，確保信貸資金的高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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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60年，北宋建立。此后，宋為統一北方與遼之間在河北地區頻發戰爭，對當地政治、經濟及人民生活造成巨大破壞。公元1004年，宋、遼締結澶淵之盟，約定以白溝河（今大清河一線）為界，雙方罷兵求和，從此進入和平相持時期。這種穩定的環境有利于河北經濟文化的發展和人們安定生活。但另一方面，河北也進入一個南北分裂的時代，中南部地區屬宋，北部地區屬遼。這種情況直到公元1127年，金滅北宋后，河北全境統一屬金。
宋代的地方行政建制主要設路、府、州、縣等，河北主要分為兩路：河北東路、河北西路。河北東路所轄地區主要有：大名府、開德府、河間府，以及滄州、冀州、霸州、德州等11州。河北西路所轄地區主要有：真定府、中山府、信德府、慶源府，以及相州、衛州、州、深州等9州。上述兩路基本包括了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南的全部地區。
遼代行政建制設五京道，道以下設府、州、縣。其中南京道的全部及部分中京道、西京道所轄地域，相當于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北的全部地區。
金代的行政建制基本因循宋，今河北省地域大致相當于金代的河北東路、西路以及中都路、大名府路所轄范圍。
宋遼對峙與金統一河北，對河北這一時期物質文化的發展與面貌均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河北此一階段的古文化遺存，呈現出宋的中原文化傳統與遼、金的北方文化因素互相融合的獨特特點。
河北多年的文物考古工作發現了大量的宋遼金時期的文化遺存，出土了豐富的各類文物。已發現的宋代遺址約260多處，其中城址13處；遼金時期遺址約1600處，其中城址61處；另外還有大量墓葬。
二、宋代考古
北宋遺址以城址和瓷窯址最為重要，考古發掘工作亦主要針對此兩項內容開展。比較重要的城址有大名故城、巨鹿故城等。始建于五代，宋代立為北京的宋代著名城市大名府故城址，平面呈長方形，南北長約7500米，東西寬約6000米。城垣夯土筑成，殘高1~8米。城內發現宋代灰陶和白瓷、黑瓷殘器片，另外還發現有石雕佛像殘件。位于今巨鹿縣境內的宋代巨鹿故城址，平面呈長方形，南北長約712米，東西寬約300米。城垣遺跡已湮沒于地下，文化層距今地表約3米深。1915年和1920年間，城址出土了大量宋代文物，其中有碗、盤、盆、罐、瓶等瓷器和絹畫等。北宋普通中小型聚落遺址發掘的很少，遺跡主要是簡單的房址、水井、灰坑等，出土遺物以泥質陶器和白釉、黑釉粗瓷器為主，器型主要是碗、盤、罐、甕等。
定窯、磁州窯和井陘窯遺址是河北北宋至金時期三大重要瓷窯址。定窯乃宋代著名瓷窯，其創燒于唐代，至元代漸衰落。核心窯址位于曲陽縣澗磁村附近，發掘出的遺跡有窯爐和瓷器作坊遺址。出土的瓷器尤以白瓷器最為著名，即聞名于世的定窯白瓷，種類主要有碗、盤、碟、瓶、壺、盒和枕等，胎質細膩，釉色潤澤，裝飾技法主要有刻花、劃花和印花等，圖案以花卉和動物形象為主，有的瓷器上題款有“官”、“尚食局”、“尚藥局”等，多與宮廷和官府有關[1]。
磁州窯興盛于北宋和金代，是宋元時期北方著名的民間窯場，包括磁縣觀臺鎮和邯鄲彭城鎮兩個窯址群，遺跡發現有窯爐、石碾槽、作坊及原料堆等。瓷器產品以白釉器為主，次為黑釉、綠釉、黃釉器等，器型種類有碗、盤、罐、瓶、壺、枕和建筑構件等。裝飾技法極為豐富，有劃花、印花、剔花等，其中尤以白地黑花的裝飾最具風格[2]。1989年調查新發現的井陘瓷窯遺址群，是隋代至元代燒制白瓷器為主的瓷窯群，產品表現出一些獨特的地方特色，以白瓷為主，其次有黑釉、醬釉、綠釉和黃釉器[3]。
北宋墓葬的發掘以井陘柿莊墓群較為著名。共發掘墓葬14座，形制以帶墓道單室仿木構磚室墓為主，其中尤以6號墓的“搗練圖”壁畫最為完整精美。該墓地的年代，發掘報告認為是北宋末至金初，近年有人認為應晚至元代[4]。
北宋與遼對峙存在，位于兩國交界地帶的河北中部地區留下了不少軍事性遺跡，如永清、雄縣境內的北宋地道遺址，屬抗遼的軍事防御設施遺跡。地道距地表約4米，洞高約1.5米，寬約1米，一般系用灰磚壘砌而成，磚長30厘米，寬15厘米，厚7厘米。洞內發現有燈龕、通氣孔等設施。出土遺物有黑釉的瓷碗、罐等瓷器或瓷器殘片。這些地道遺存為研究宋與遼金的戰爭及軍事防御設施提供了資料[5]。
從北宋開始，中國建筑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北宋時期建筑遺存在河北有著較好的保存。正定隆興寺是現存規模較大、較為完整地保存了宋代布局規劃的寺院，為國內罕有的宋代建筑群，現存有4座宋代原構木結構建筑，其中摩尼殿的平面布局與殿頂形式常見于宋畫，而實物罕見，故在中國古代建筑史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河北宋塔在全國占有突出地位。于宋至和二年（1055年）建成的定州開元寺塔，高84米，為全國古塔之最。另一處著名的宋塔是高達63.9米的景縣開福寺塔，也為國內少見的高塔。金代重修的正定廣惠寺華塔，一層塔身四隅附建四座單層小塔，主塔上部滿飾各類壁塑，為國內佛塔罕見形式。臨城普利寺塔為宋代少見的方形磚塔，塔身一級滿嵌磚雕坐佛，各層斗拱形制各異，極具裝飾性。刻于北宋大觀二年（1108年）的趙州大觀圣作之碑，在國內同類遺存中形體最高大，保存最好。建于北宋景5年（1038年）的趙州陀羅尼經幢，幢高16余米，為國內現存形體最高大的經幢，造型華麗，雕刻精美，為宋代典型代表作品。另外，北宋佛寺遺址的重要發現有定州靜志寺真身舍利塔和凈眾院舍利塔的塔基，其地宮中出土了大量珍貴文物[6]。
三、遼金考古
遼金時期的遺址集中分布在北部的張家口、承德一帶，多為內涵簡單、文化層較薄的一般性遺址，出土遺物主要是陶器和瓷器殘片。發現的城址依大小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小型城堡址，一般平面近方形，邊長50~100米，城垣夯土筑成；二是較大型城址，城垣邊長一般在500米以上，如沽源小宏城、九連城等，其年代下限均延續到元代。九連城城址平面長方形，南北長920米，東西寬760米，城垣外側建有獨特的半圓形馬面，直徑20米，間距80~100米。
河北北部地區遼代墓葬發現很多，其中以宣化下八里張氏家族墓群的發掘收獲最為卓著，是遼代考古的重大成果之一。該墓群屬漢人家族墓地，時代集中在遼代末年大安和天慶年間。墓葬形制多為帶墓道的仿木構穹隆頂單室或雙室磚室墓，墓室平面有圓形、六角形和方形等。墓內均有色彩艷麗的壁畫，內容以表現墓主人生前的生活情形為主，如出行、散樂、侍吏等，特別是還發現了“茶道”和“備經”等壁畫新題材。隨葬品除陶瓷器、銅器外，引人矚目的還有許多保存較為完整的木制家具桌椅、衣架等。葬式為特殊的骨灰葬，并“以草為骨”或“以木為骨”制成人體偶像。張文藻等人的木棺上還有用梵文和漢文墨書的佛經，反映了佛教的葬制[7]。
金代墓葬重要的有高碑店金皇統三年（1143年）時立愛墓、興隆金天德二年（1150年）契丹人墓等[8]。興隆金墓出土的契丹文墓志是重要的契丹文資料，對研究契丹文字的起源和結構具有重要的意義。金代佛寺遺址的重要發現有固安于沿村寶嚴寺塔基地宮，出土了許多精美的金銀器[9]。契丹人的墓葬重要的有平泉遼統和二十七年（1009年）耶律加乙里妃墓、重熙十五年（1046年）秦晉國大長公主墓等，出土的墓志銘補正了文獻記載的不足[10]。超級秘書網
長城在金代有著奇特的發展。金長城又稱金界壕、壕塹，與前代長城不同，它掘土為壕塹，掘出的土在壕內側夯筑為墻，重要地段雙壕雙墻并列。墻體外側筑望臺（馬面），內側建戍堡、關城，防御體系比前代長城更為嚴密。金長城有主線和多條支線，河北境內的金長城屬南線，位于康保、豐寧、圍場境內，總長約216公里。長城由外壕、墻體、望臺（馬面）構成，墻體夯筑跡象不明顯，坍塌嚴重，殘高不足1米，望臺間距200~300米。許多地段已被夷平，有些成為鄉間大車道。
來自東北地區的遼金兩族在汲取漢文化基礎上，也創造了具有民族融合風格的各種建筑作品。河北境內保存有不少質量上乘的遼金時期建筑遺存。高碑店開善寺大殿，為國內現存不足十座的遼代木構建筑中經后代修繕改造最少、保存原貌最好的一座。建于遼應歷十六年（956年）的淶源閣院寺文殊殿，保留的遼代壁畫及部分彩畫彌足珍貴。河北北部遼塔的代表作品有涿州云居寺塔和智度寺塔、淶水慶化寺華塔、易縣圣塔院塔、淶水鎮江塔等。金代塔的代表作品有正定臨濟寺澄靈塔、昌黎源影寺塔、易縣雙塔庵雙塔等。金代重要經幢有盧龍陀羅尼經幢，高11米，雕刻精細華美，為金代石刻精品。
四、河北宋遼金考古的重要性
河北地區宋遼金考古的重要性不僅僅表現在有多種多樣的突出發現方面，更為重要的是這些發現對于研究這一時期的歷史具有特別的價值與意義。其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河北特殊的地理位置是研究中原宋代文化與北方遼金文化之間互相交流與碰撞的最佳區域。兩種不同系統文化之間的關系研究是考古學研究的重要領域，而兩種文化對峙的前沿地域則是研究這種關系的最重要環節。因此，河北在宋代與遼金考古學文化比較研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特別重要的意義。
其次，河北是研究宋代考古的重要地域。宋代的政治經濟中心在今河南（下轉39頁）（上接25頁）地區，而與之毗鄰的河北則是宋代抗擊北遼的前沿重要區域，因此將大名府升為“北門鎖鑰”之北京，成為陪都。這種特殊的政治因素為河北地區文化的發展提供了特殊的條件，因此也成為宋代考古的特殊地域。
第三，河北是研究遼金考古的重要地域。遼代升幽州為南京，又稱燕京，為遼之陪都，成為遼代的重要區域。金代遷都燕京，稱中都，河北地區成為京畿重地。因此，河北地區自然成為遼金考古的重要地域。
總之，河北特殊的地理區域以及豐富的考古發現，使其在中國宋遼金考古領域占據了特別重要的位置。
參考文獻：
［1］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北曲陽澗磁村定窯遺址調查與試掘》，《考古》1965年8期。
［2］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觀臺窯址發掘報告》，《文物》1959年6期；b.李輝柄：《磁州窯遺址調查》，《文物》1964年8期；c.北京大學考古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觀臺磁州窯址》，文物出版社，1997年。
［3］孟繁峰：《井陘窯金代印花模子的相關問題》，《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
［4］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北井陘縣柿莊宋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62年2期；b.徐蘋芳：《看〈河北古代墓葬壁畫精粹展〉札記》，《文物》1996年9期。
［5］a.峰峰礦區文物保管所：《河北邯鄲市峰峰礦區宋代地道清理報告》，《考古》1990年8期；b.夏清海：《河北省雄縣祁崗村發現古代地道》，《文物》1984年6期；c.廊坊市文物管理處：《永清縣古地道調查與試掘簡報》，《文物春秋》2000年3期。
［6］定縣博物館：《河北定縣發現兩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8期。
［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遼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