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地理論文實用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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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熵理論綜述。

1.國內外研究綜述。

德國物理學家克勞修斯于1865年在《熱之唯動說》一書中首次定義了一個新的物理量———熵。這標志著熵概念的正式誕生，但此時的熵理論的研究還局限于熱力學領域。20世紀50年代隨著信息論在美國的出現，熵理論以“信息熵”的形式蔓延到非熱力學領域。經過麥克斯韋、波爾茲曼、杰尼斯、維納、普利高津等人的努力研究，熵的泛化應用迅速在經濟、城市規劃、決策分析、人工智能與哲學方面展開。1923年科學家普蘭克首次將“熵”引入中國，隨后我國涌現出了許多熵理論的研究學者，很多學者開始嘗試著把這概念用在管理學的研究中，也有很多學者將熵應用在企業的知識管理、品牌擴散和企業效益評價等領域中，但是將熵應用在競爭態勢和戰略分析中的并不多見。我們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嘗試用熵理論來分析直國的快遞市場的競爭態勢。

2.熵思想概述。

熵是一個廣延量，是微觀態數大小，分子運動混亂程度的度量，這就是熵的統計意義，從通俗的意義上來理解，熵的含義就是一個系統的混亂程度。對于任何一個系統的熵都遵循以下原理：

（1）基熵原理；（2）熵增原理與最大熵原理；（3）測準原理。

二、基于基熵原理的市場競爭主體能力與分析。

任何系統都有個基熵，而每一個企業都有自己獨特的能力域。這里的能力域不僅僅是企業的業務領域和范圍，還包括一個企業未來的發展潛力和核心的競爭能力所在。由于每一類企業在發展歷程和能力的積累有所不同，因此每一個企業的核心業務領域有所不同。在這種快遞業重新洗牌的過程中，各種不同的競爭努力都在大舉攻城略地。根據它在經營能力和業務范圍上的不同，我們將它們劃分為不同的能力域。

1.現有市場主題的能力域。

在我國的快遞市場中，競爭主體有以下三類：外貿快遞企業、中國郵政和國內其他快遞企業。外貿快遞企業主要是以DHL，TNT，UPS，FEDXE四大巨頭為代表的跨國性快遞企業。部分是跟隨著他們的客戶來到中國，主要是將中國的貨物運往海外，并將海外的商品運抵中國。在中國境內現有的快遞企業中，中國郵政無論從歷史規模還是影響力方面都是當之無愧的龍頭。中國郵政在國內快遞中建立了318個城市快遞郵件的查詢和跟蹤系統，占有國內快遞業務的70%左右的市場份額，占據了絕對領先的地位。而在國際快遞市場上，中國郵政大概僅僅占據了22%的市場份額。不僅如此，在服務的質量和業務類型方面中國郵政主要承攬文件類和一般商品類快遞，而對于精細快遞和特殊要求的快遞大部分由外資企業來承攬。

在我國的快遞市場上，除了中國郵政之外，一些由傳統的運輸業或者全儲企業轉型而來的國有物流企業如中鐵快運、中外運還有民航快遞等也是值得關注的國有快遞企業。它們因為擁有巨大網絡優勢，在我國的區域快遞市場上也擁有很大的市場份額。但是這些快遞企業是從傳統的物流企業轉型而來的，所以在管理水平方面還有待加強。民營快遞每年的業務量以60%—120%的速度遞增，一大批中型民營快遞企業如東方萬幫、宅急送、申通、大田等都逐步發展壯大起來。目前我國從事快遞業的民營企業上萬家，從業人員已達百萬之眾，主要分布在以上海、廣州、深圳、北京為核心的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環渤海經濟圈，業務也主要集中在同城快遞領域。

2.快遞企業能力域分析。

這是兩個不同的主體的業務交叉領域，其中中國郵政和外資快遞企業的競爭主要發生在海外網絡的快遞競爭中，而民營企業通過價格的競爭在城際快遞中和中國郵政展開了激烈的競爭。中國快遞企業和外資企業的交叉業務領域相比較少，主要在國內的區域間的快遞業務。這部分是這三種市場主體都很關心和重視的領域，在高端的快遞業市場服務領域中，三家都不惜花費，奪取市場。

三、基于熵增原理和最大熵原理的市場競爭策略分析。

根據熵增原理和最大熵原理，要想保持物流市場競爭的有序和高效性，就要一方面通過在各自獨特的細分市場中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能力，另一方面在交叉的細分市場中減少熵增，實現有序的、高效健康的市場發展模式。所以我們建議我國的快遞企業應當采取合縱連橫的市場策略。

四、基于測不準原則的快遞企業服務創新管理。

面對復雜多變、競爭激烈、發展迅速的市場環境，快遞企業求生存與發展，僅僅靠對現有業務的有效管理是遠遠不夠的，要想獲得長期的競爭優勢，實現持續健康的發展，必須牢牢抓住“服務創新”這根生命線。服務創新能夠提高企業經營效率，創造當期利潤，更重要的是它能夠培育企業的核心能力，從而贏得未來的競爭。

首先，要建立服務創新的企業文化。建立以客戶為導向的服務理念，能夠激發人員主動去探求和發現現有服務中的真空地帶和能夠改進的方向。

其次，要建立鼓勵創新的企業制度。無論任何一種創新總是要充滿風險的，同時創新就是一種對傳統的挑戰，總是要面臨很多阻力和困擾。所以需要從公司的制度層面對于勇于創新的人進行相應的保護和支持。

最后，要建立良好的組織結構促進創新的發生機率。組織結構是企業中人和人交往的基本框架，扁平化的、團隊式的工作方式更加能夠促進創新的發生。

隨著中國快遞業市場的不斷發展和成熟，市場中的競爭也變得日益激烈。通過在熵視角下對于我國快遞業市場的分析可以看出，在現有的市場競爭狀態下，我國的企業能夠通過合縱連橫和服務創新來提升自己的競爭力，突出重圍。

參考文獻：

［1］任亞飛。民營快遞業的發展及其戰略選擇［J］。中國儲運，2006，（4）：79-81.

［2］紫營輝。中國快遞業高局：四方勢力利益博弈再度升級［J］。北方經濟，2006，（2）：55.

篇2

《中國文法要略》（以下簡稱《要略》）成書于上世紀四十年代，是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中國文法革新運動后出現的一部漢語語法學力作。它打破了模仿西洋文法的舊框框，致力于探索漢語語法結構的特點及規律，在中國語法學界產生了巨大影響。它的問世，在我國語言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是革新探索時期漢語語法研究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

本文擬用歷史的眼光，從學術角度全面、客觀、公正地評價其歷史地位、價值，努力擺脫偏見，對其成功之處進行充分肯定。

一、“動詞中心”說和動詞“向”的提出

所謂“動詞中心”是指在進行語法分析時以動詞為中心的一種觀點和方法。這種語法分析方法己成為當代多數語言研究者的共識?！兑浴房梢哉f是提出“動詞中心”理論的先聲之作?！兑浴钒褑尉浞譃樗姆N：敘事句、表態句、判斷句、有無句。其中敘事句是“最常用的一種”。對于敘事句，《要略》指出，“這類句子的中心是一個動詞”。又說，“拿敘事句來說，既是敘述一件事情，句子的重心就在那個動詞上，此外凡動作之所由起，所于止，以及所關涉的各方面，都是補充這個動詞把句子的意義說明白，都可以稱為‘補詞’”。這些看法，可概括為“動詞中心”說。

基于這一觀點，敘事句的基本格式為“起詞（動作起點）—動詞—止詞（動作止點）”，指出，起詞和止詞“這兩個名稱都是跟著動詞來的，沒有動作，就無所謂起和止?！敝?，《要略》著重討論了兩個方面：（1）是否凡是敘事句都有起、動、止這三個成分；（2）這三個成分的次序是否都是“起—動—止”。通過詳盡描寫，《要略》勾勒了敘事句，即動詞謂語句的句型系統。

關于動詞“向”的概念，《要略》指出：有些句子只有“起”是因為許多動作只和一個人或物發生關系，所以有起詞而無止詞?！袄缢牧鳎ǖ拈_和謝，以及行、止、坐、臥、來、去等等動作都是只有一個方向，沒有兩個方向的；說得更確切些，這些動作都是停留在起詞身上，不投射到外面去的。”動詞的“向”或“配價”的研究是現今語法界的熱點問題。1978年熙先生在《“的”字結構和判斷句》中引入了國外關于動詞“價”的理論。經過許多學者多年的研究，這一理論漸趨成熟，也己成為語言學界普遍接受。但是，在追尋這一理論源頭時，所關注的主要是國外語言學界。也有學者認為：“80年代初我國漢語語法學界興起的關于動詞‘向’的研究熱，是舶來品和本土根的接通或殊途同歸的結果”，“中國傳統語法有一條粗壯的根，這就是重視語義分析和主張‘動詞中心’說”。它的突出代表可以溯源到呂叔湘的《中國文法要略》等著作。

二、轉換分析法的運用

熙先生在《漢語語法叢書》序中說：“《要略》應該說是研究漢語句法結構變換關系的先驅?！痹谏暇怼霸~句論”里分別討論了句子和詞組、句子和句子之間的變換關系。尤其是句子和詞組之間的變換關系，其中有些觀察是相當深入的。《要略》發展了傳統的轉換分析法，廣泛地使用轉換分析法來論證漢語的基本句型。

《要略》認為“大概說來，相同的幾個概念，可以配合成句子，也可以配合成詞組；所以一句現成的句子大概可以改換成一個詞組，大多數的詞組也可以改換成句子。”《要略》設專章來討論句子與詞組的變換，從結構類型和語義性質上討論了句子和詞組的種種變換關系，指出哪類句子可以變換成詞組，哪些句子不能變換，說明變換的條件和規則以及不能變換的理由。如書中指出，敘事句一般都能轉化為名詞性詞組，而存在句、領屬句和判斷句則不能轉換成名詞性詞組。還指出，帶指人的“補詞”的敘事句轉換成詞組時必須補一個代詞復指成分“他”（你送花給一個人你送花給他的人）。

變換分析是一種有極大潛力的方法，可以揭示隱性關系。漢語是一種非形態語言，句子的各成分之間的關系往往是隱含的，缺乏顯露在外的形式標志。根據這種特點，變換分析法便成為非常有用的分析手段。通過變換可以把隱含的關系顯露出來，以便清楚地觀察語句構造的類型和特點。例如：

水流流著的水/流水

她質問她的質問

星月光明星月的光明

老牛拉車老牛拉的車

以上各例，從顯性角度看，都是“附加關系”，但從隱性角度看，它們又有不同的語義關系：①是動作和系事，②是動作和施事，③是事物和狀態，④是動作和受事。可見，運用變換能夠使我們顯性結構，看到其隱藏于內的種種語義關系，從而揭示句法和語義間的聯系。

三、完整的“表達論”體系

呂叔湘在《重印題記》（1982年）中提到：“語法書可以有兩種寫法：或者從聽和讀的人的角度出發，以語法形式（結構，語序，虛詞等）為綱，說明所表達的語法意義；或者從說和寫的人的角度出發，以語法意義（各種范疇，各種關系）為綱，說明所賴以表達的語法形式。”前者是“從外到內”，后者是“從內到外”?！兑浴返谝淮螌嵺`了對漢語語法“從內到外”的系統描寫。

《要略》的“表達論”部分占全書篇幅的三分之二，材料豐富、分析細致。根據漢語自身的特點，“表達論”設立了多種“范疇”和“關系”。如“范疇”下設：數量、指稱、方所、時間、正反、虛實、傳信、行動、感情等?！瓣P系”下設：離合·向背、異同·高下、同時·先后、釋因·紀效、假設·推論、擒縱·襯托。并從邏輯的角度（即以語義為綱），把各類范疇、各類關系聯系起來使整個“表達論”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兑浴返恼摗瓣P系”部分可以說是表達論的精華。這部分把表面上似乎不同的各種關系，用意念上的聯系、程度的差異、著重點的不同幾條線索串連起來，構成了一個邏輯上有密切聯系的整體。

這是漢語語法學史上第一個完整的表達論體系。它以很強的實用性和體系的完整性，為《要略》也為漢語語法學史增輝不少，給今后的語法研究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思路。

四、對比研究的提倡

篇3

對《水經注》的研究一直是學術界研究的熱點，自九零年以來出版的《水經注》新版本及研究專著有14部，發表的相關論文近190篇，研究涉及到地理學、歷史學、文學、考據學等多個學科，還包括對《水經注》版本、《水經注》體例、歷代酈學家治酈過程、回歸原典等問題的探討，其中既有集大成的研究成果也有零散的查漏補缺。筆者現茲及所見，擇要作一綜述。

一、《水經注》版本與專著

近二十年來研究《水經注》的專著，最應介紹的就是陳橋驛的著作。陳先生出身酈學世家，從事《水經注》校釋工作也已四十多年，《水經注校釋》是他畢生研究酈學厚積薄發的成果。該書以武英殿本為底本，參校各種《水經注》版本33種，地方志120余種，其他文獻近300種，其中包括殘宋本《水經注》等一批不易獲見的珍本或孤本，可以說是“《水經注》眾多校釋版本中繼往開來、承先啟后之作”［1］，該書問世后，在學界引起巨大的反響，評論文章也不斷問世。周筱云在《酈學研究的新成果――評陳橋驛〈水經注校釋〉》（《浙江學報》，1999年06期）中高度贊揚了《水經注校釋》在版本校勘、歷史地理學上的成績，及在校記中對地名差異的重視和每卷卷末的《釋》，同時也指出該書沒有索引極大程度上降低了實用價值?！端涀⑿ＷC》則繼承了《水經注校釋》的優良學術品質，并增補了近代酈學研究成果及中外學術成果，是研究《水經注》不可多得的佳本。當然，任何一部著作，都不可能是完美無缺的，《水經注校證》也不例外。宋震昊《陳橋驛〈水經注校證〉校點商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0年4月）擇出該書標點錯誤二十余條，頗有補益之效。王先謙先生的《合校水經注》則是便于一般讀者使用的版本，該書影印光緒十八年思賢講舍原刻本《合校水經注》，彌補了1985年巴蜀書社以新化三味書室的翻刻本為底本，而沒有采用王氏原本的遺憾。但其沒有對校像殘宋本和《永樂大典》本等早期傳本，頗以為憾。

《酈道元評傳》、《水經注研究四集》、《酈學札記》、《水經注圖》、《水經注論叢》等則是陳橋驛先生近二十年來的《水經注》研究專著，分別從不同側面記述了作者的酈學成果?！夺B道元評傳》從酈道元所處時代及其家世出發，在《水經注》中尋索酈氏業績，同時也闡發了《水經注》中的愛國主義情懷。該書末附有按筆畫編排的索引，使得查找極為便利。《酈學札記》則匯集了陳先生多年的酈學心得。《水經注圖》分為圖本和文本兩冊，?？弊⑨?，深入淺出，精思密致，經緯厘然。《水經注論叢》則精選了以往四集酈學論文中側重版本知識和酈學家兩方面的部分成果結集出版。此外陳先生還有一些版本方面的論文問世，如《〈水經注〉版本和?？钡难芯俊罚ê贾輲煼秾W校學報，2000年01期）使讀者對《水經注》各版本的源流以及校勘成果有了清楚的認識。

此外，《水經注全譯》、《水經注選譯》、《水經注選評》使得《水經注》的可讀性大大增強，起到了普及讀物的作用?！端涀⑥r桑輯要》、《圖解水經注》、《〈水經注〉與北魏史學》則從農桑、地理、史學的不同的角度對《水經注》進行了解讀。

二、考證與詮釋

因為時代、版本、傳抄等因素的影響，加上《水經注》原書引用前代的典籍數量巨大，稍有不慎，就會發生差錯。陳橋驛《〈水經注〉之誤》（《中國地名》，2001年04期）從河流水道方面列舉了《水經注》中以黃河河源錯誤為代表的河流記載之誤，并闡述了產生這些錯誤的原因。金文明《〈水經注〉標點差錯舉偶》（《編輯學刊》，2001年03期）、王浩《三版〈水經注〉標點商兌》（《文教資料》，1996年05期）、以及前文提到的宋震昊《陳橋驛〈水經注校證〉校點商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0年04期）對不同版本中存在的標點問題及錯誤予以分析考證。王勇《〈水經注疏〉校讀札記（一）》（《中國典籍與文化》，2007年02期）、嘉昆《楊守敬〈水經注疏〉糾謬一則》（《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9年04期）分別糾正了《水經注》中有關文字和澧水縣的錯誤。楊世燦《楊守敬〈水經注疏〉稿本辨偽》（《三峽大學學報》，1995年04期）對諸稿本源流及關系進行了清理，并在此基礎上澄清了酈學研究中所謂“謄清正本”之訛。

關于《水經注》中河流的考證也一直是學術的熱點。鮑善淳《〈水經注〉“亂流”考釋》（《古漢語研究》，2001年03期）、劉茂真《〈水經注〉記述西江水系一些河流的源頭和流向有謬誤》（《廣西地方志》，2002年04期）、朱圣鐘《〈水經注〉所載土家族地區若干歷史水文地理問題考釋》（《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02年06期）、張曉東《〈水經注〉所載漕運史與運河史資料及問題考述》（《重慶社會科學》，2007年06期）、朱士光《論〈水經注〉對（溱）水之誤注兼論〈水經注〉研究的幾個問題》（《史學集刊》，2009年01期）、羅平《〈水經注〉中的白渠水即今洼陽河》（《文物春秋》，2004年01期）等文章通過史料的考證，指出了《水經注》中詞匯、水文記載等的相關問題或存在的謬誤。

三、歷史地理學研究

《水經注》是一部包羅廣泛的歷史名著，也是一部以水道為綱的地理著作，它對歷史人文地理及歷史自然地理的記載歷來受到酈學家的重視。劉不朽《〈水經注?三峽〉之歷史地理、人文地理價值》（《中國三峽建設》，2004年05期）、梁中效《〈水經注〉中的三國經濟地理》（《漢中師范學院學報》，1997年第1期）、劉景純《〈水經注〉流域地理的發現與撰述》（《西夏研究》，2011年02期）、汪一鳴《〈水經注〉黃河銀川平原段若干歷史地理問題討論》（《寧夏社會科學》，2009年3月）、劉景純的《〈水經注?漳水〉記載的區域山水地理》（《陜西師范大學繼續教育學報》，2001年第9期）等文章分別從不同流域、不同時間、不同角度論證了《水經注》中所蘊含的豐富的地理、歷史價值，一些文章頗有見地，如《〈水經注〉黃河銀川平原段若干地理問題討論》討論了五個歷史地理問題，其中重點探討了黃河銀川平原段不同時期的古河道位置，指出所謂“東枝”實為人工灌渠。

劉景純《〈水經注〉祠廟研究》（《中國歷史地理叢刊》，2000年04期）則對《水經注》所載近二百個詞廟作了研究，從而對《古漢語常用字字典》的祠廟解釋作了進一步說明。陳隆文《〈水經注〉與祖國江河的生態危機》（《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2010年02期），徐中原、王鳳《酈道元〈水經注〉生態思想管窺》（《江南大學學報》，2010年04期）均從生態的角度出發，探討了《水經注》中表達的生態保護思想及今日的河流生態危機。

四、語言及文學價值

范文瀾先生說“《水經注》不僅是水道變遷、地理沿革的重要記錄，就是敘事寫物，文章也極精美，讀來沒有枯燥繁雜的感覺”［2］對水經注的文學價值作了很高的評價。

王東的《〈水經注〉詞語拾零》（《古漢語研究》，2005年02期）、《〈水經注〉詞匯性質淺論》（《唐都學刊》，2006年09期）、《試論〈水經注〉在中古漢語詞匯史研究上的語料價值》（《燕山大學學報》2010年03期）幾篇論文從漢語詞匯史研究的角度研究了《水經注》中的詞匯系統，為我們了解南北朝時期北方語言特色提供了重要參考。方向東教授的《〈水經注〉詞語舉隅》（《語文研究》，2002年04期）、鮑善淳《〈水經注〉詞語札記》（《古漢語研究》，2003年02期）則就《水經注》中幾個多次出現而又意義較為特殊的詞語作出深層次的考釋，補充修訂大型辭書及現有校注本中存在的一些疏誤。

羅明月與王東的《〈水經注〉地名反映的詞匯現象》（《學術探索》，2006年03期）、趙永慧《〈水經注〉地名詞語淺析》（《渤海大學學報》，2011年03期）、劉建《〈水經注〉復音形容詞研究》（《重慶師范大學優秀碩士論文》，2011年）等分別從《水經注》中的地名詞語、方位詞、復音形容詞入手，歸納中古時期漢語詞匯發展的諸多特點。同時也有一些學者注意到了句式的語法特征，如劉光明《〈水經注〉“是”字判斷句考察》（《池州學院學報》，2010年02期）、張延俊《〈水經注〉引文被動式語料研究》（《信陽師范學院學報》，2009年11期）就是這方面的代表。

陳橋驛《〈水經注〉和它的文學價值》（《古典文學知識》，1994年03期）、錢光華《〈水經注〉的文學價值》（《治淮》1997年12期）、張濤、羅明月《〈水經注〉的語言藝術》（《南都學壇》，2006年11期）、黃華南《〈水經注〉山水景物描寫的特點》（《韶關學院學報》，2006年07期）、張鵬飛《片言只字妙絕古今――〈水經注〉山水文學價值探析》（《船山學刊》，2010年03期）均高度贊揚了《水經注》的文學價值。高建新《論〈水經注〉對中國山水文學的獨特貢獻》（《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2006年03期）則站在歷史的高度，頌揚了《水經注》人文景觀與自然景觀緊密結合的寫作觀，并認為其直接導啟了柳宗元和徐霞客的山水游記。

五、概述類

對于“酈學”這樣一門宏博之學，做總體研究確屬不易，即或做一全面介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陳橋驛《〈水經注〉概論》（《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2010年02期）則憑借深厚的酈學功底，深入簡出地介紹了《水經注》的撰述與流傳、酈學的形成等情況?！夺B學札記二》（《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年02期）則通過對《水經注》若干名本?？贝螖怠ⅰ端涀⑹琛烦醺?、《水經注圖》、方志等七個不同方面展開對《水經注》的論述。

酈學的不斷發展，研究資料的不斷涌現，也促使一些綜述文章的出現。陳橋驛《民國以來研究〈水經注〉之總成績》（《中華文史論叢》53輯，1995年）賡續汪辟疆《明清兩代整理〈水經注〉之總成績》，全面總結了民國以來八十余年酈學的成就，堪稱經典之作。郗志群《最近十年來〈水經注〉研究概述》（《中國史研究動態》，1996年05期）、徐中原《二十世紀以來〈水經注〉研究綜述》（《湖南文理學院學報》，2008年09期）等文章則關注了不同時期的酈學研究。

六、其它

近二十年來研究《水經注》的文章專著層出不窮，數量大、范圍廣，上文提到的五個方面并不能將其全部囊括其中，仍有一些文章從新角度闡釋《水經注》中所蘊含的價值。

張鵬飛《〈水經注〉引〈詩〉考》（《文史博覽》，2006年09期）對酈道元引《詩》的獨到之處作了闡述和討論。鐘少華《電腦與考據學與〈水經注〉》（《博覽群書》，2009年08期）論述了電腦考據帶給《水經注》的便利與變革。李艷鳳、王嘉川《回歸原典：學術批評的必要與必須――由〈水經注〉引發的一場學術爭論》（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06年09期）以《水經注》“萬城”之說而引發的千年聚訟為例，嚴肅指出回歸原典，重讀原典的必要與必須。嚴燕子的《〈水經注〉案與現代思想史上兩條道路的爭論――重訂〈水經注〉案的學術動機再探》（《湘潮》2009年03期）是對晚年重新考證趙戴相襲案的學術動機的探討。

基于以上介紹，筆者認為近二十年來《水經注》研究的成果是比較豐碩的，在許多重要問題上提出了新穎而富有啟發性的見解。版本與專著方面，盡管由于歷代學者的努力，已難以出現集大成之作，但仍有《水經注校釋》、《水經注校證》這樣的優秀作品問世，不能不說是酈學界的一大喜事。考證與詮釋、歷史地理學研究、語言及文學價值、概論等方面的文章也層出不窮，有不少的考證文章來論述《水經注》存在的問題，非常值得提倡?！端涀ⅰ吩谡Z言及文學價值、編目特點、回歸原典等方面的研究基本是零散的查漏補缺。除此以外，《水經注》的生態意識也引起了一些專家的重視，這對我們今天的生態保護、可持續發展都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這些表明，《水經注》研究正日趨完善，其空白與疏漏也在不斷減少。然而，如果從更為深刻而立體的層面對《水經注》進行闡釋，那么將會有更加廣闊的空間值得我們的去開拓。

篇4

自然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本條件，其變遷必然會對人類社會經濟產生影響。在自然環境諸要素中，與唐宋之際經濟格局變遷關系至為密切的三方面當是氣候變遷、森林植被變遷和水系變遷。

關于氣候變遷。氣候對人類生存狀況的影響重大而深遠．特別是氣溫升降和干濕狀況的變化對于人類經濟行為的選擇之影響尤為突出．竺可楨《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東方雜志》22：3．1925．2)為研究歷史時期氣溫變遷的較早成果。1972年．竺氏又在《考古學報》第1期發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認為唐宋之際正處于物候時期由第三個溫暖期(公元600年到1000年)向第三個寒冷期(公元1000年到1200年)轉變的階段，年平均氣溫持續下降，致使生物分布亦出現較：丈變化。張家誠等《我國氣候變遷的初步探討》(《科學通報》19：4，1974)、任振球《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的異常期及其天文成因》(《農業考古》1986．1)等文，又做進一步申論．龔高法等《歷史時期我國氣候帶的變遷及生物分布界限的推移》(《歷史地理》第5輯．1987)認為，隋唐溫暖時期，亞熱帶北界位置較之現代北移1個多緯度；而宋代寒冷時期，亞熱帶北界位置較之現在則南移1個緯度以上。

也有部分學者從區域研究角度對竺氏觀點作局部的修正和補充。張天麟《長江三角洲歷史時期氣候的初步研究》(《華東師大學報》1982．4)認為，長江三角洲在公元500年至850年處于暖期，公元850年至1200年處于冷期。王開發等《根據孢粉組合推斷上海西部三千年來的植被、氣候變化》(《歷史地理》第6輯，1988)認為上海西部在公元550年至1100年期間氣溫處于上升階段。李一蘇《江西唐代以來的冷暖振動》(《農業考古》1990．1)認為，北宋初期的江西繼唐代之后更加溫暖。盛福堯《初探河南省歷史時期的寒暖》(《歷史地理》第7輯，1990)推斷河南省在隋唐時期以暖為主．自9世紀起轉寒；五代至宋初，暖情占優勢，溫度有所回升；11世紀寒情顯著．滿志敏《唐代氣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氣候冷暖特征的研究》、《黃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葉的氣候冷暖狀況》(分見《歷史地理》第8輯，1990；第11輯，1993)指出，唐代氣候以8世紀中葉為界可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氣候冷暖的總體特征與現代相近，后期氣候明顯轉寒．氣候帶要比現代南退1個緯度。而在五代北宋之際至元中葉．包括黃淮海平原在內的我國東部地區大部分時間都有偏暖的跡象．陳家其《江蘇近二千年來氣候變化研究》(《地理科學》1998．3)指出唐代中期以前很少有冷冬記載．何業恒《近五千年來華南氣候冷暖的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9．1)認為，唐至北宋，華南氣溫較高，北宋末年氣溫逐漸降低．程遂營《唐宋開封的氣候和自然災害》(《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2．1)認為，在公元1000年以前，北宋東京仍處于隋唐以來的第三個溫暖期；但到了公元1000年以后，頻繁的雪災預示著寒冷氣候的到來．

總體說來，竺可楨關于唐宋之際氣候變遷的論斷，迄今仍為學界的主流觀點，并為眾多歷史地理教科書所采納，如王育民《中國歷史地理概論(上、下)》(人民教育，1987；1988)，張步天《中國歷史地理(上、下)》(湖南大學．1987；1988)，史念海《中國歷史地理綱要(上、下)》(山西人民．1991)，鄒逸麟《中國歷史地理概述》(福建人民．1993)，張全明、張翼之《中國歷史地理論綱》(華中師范大學．1995)等。

關于干濕狀況．竺可楨《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前揭)根據對比中國歷代旱災和雨災的統計資料，認為唐代旱災相對較少。徐近之《黃淮平原氣候歷史記載的初步整理》(《地理學報》1955．2)認為長江流域一般較黃河流域濕潤．黃河中游早多于澇。1977年，鄭斯中等《我國東南地區近兩千年氣候濕潤狀況的變化》(《氣候變遷和超長期預報文集》，科學)指出，自公元初以來，我國東部地區存在著水災相對減少而旱災相對增加的趨勢，公元1000年以前早期持續時間短，濕潤期持續時間長．其后則恰恰相反。王鄉、王松梅《近五千年我國中原氣候在降水量方面的變化》(《中國科學》B輯，1987,1)指出，公元630年到834年這200多年是中原地區近3000年來歷時最長的多雨期．張步天《中國歷史地理(下)》(前揭)認為，東部地區的干濕狀況大致與氣溫對應，唐中期至北宋中葉為最長濕期．持續約240年(811年-1050年)。而且淮河以北地區旱多于撈，淮河以南地區則相反．劉俊文《唐代水災史論》(《北大學報》1983．2)根據唐代降水旱情的統計分析，認為氣候特征以溫濕為主。

關于森林植被。史念海《歷史時期黃河中游的森林》(《河三集·二集》，三聯．1981)認為，唐宋時期黃河中游的森林地區繼續縮?。降厣质艿絿乐仄茐?，丘陵地區的森林也有變化。宋代的破壞更遠較隋唐時期劇烈，所破壞的地區也更為廣泛。林鴻榮《歷史時期四川森林的變遷(續)》(《農業考古》]985．2)指出，唐宋時期四川森林的變遷進入漸變時期，表現為盆地、丘陵的原始森林基本消失．偏遠山區森林受到一定程度摧殘，部分地區手工業的發展也使林區受到破壞。張靖濤《甘肅森林的歷史變遷》(《農業考古》1986．2)指出．唐宋時期森林采伐的規模很大，時為農耕區的黃土高原上的森林日益遭到嚴重破壞．隴南山地森林覆蓋率仍然較高．李繼華《山東森林的歷史演變》(《農業考古》1987．1)認為唐宋時期山東森林日益減少。朱士光《歷史時期我國東北地區的植被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2．4)認為唐宋時期該地區森林未受明顯破壞。植被方面。朱士光《歷史時期農業生態環境變遷初探》(《地理學與國土研究》1990．2)認為，黃土高原上植被的嚴重破壞是唐宋以來的事．其后果是助長或促進了鄂爾多斯高原和河套西部的三個沙漠的形成與發展．史念?！稓v史時期森林變遷的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8．3)和《論歷史時期我國植被的分布及其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1．2)兩文，認為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珠江流域及東北地區的森林植被的減少大多始于唐宋之際。趙永復《歷史時期黃淮平原南部的地理環境變遷》(《歷史地理研究》第2輯，1991)指出，唐宋以后，隨本地區植被的銳減．湖澤陂塘逐漸淤成一片平陸。水早災害加重．鄒逸麟《前揭書》認為，唐宋之際華北平原的次生草地和灌木叢漸為大片栽培植被替代，黃河中游地區植被破壞嚴重，太行山區森林至北宋已為童山．秦嶺大巴山區森林仍然茂密。林鴻榮《隋唐五代森林述略》(《農業考古》1995．1)指出，唐代北方森林面積進一步縮小，不少林區殘敗，生態后果遠遠高于南方．而南方自然條件優越，生態環境良好．程民生《宋代林業簡論》(《農業考古》1995．1)指出．宋代的天然林帶主要分布于山區．如南方的四川、湖南、江東和兩廣、福建北部，北方則主要集中于秦嶺山脈和京西路的部分地區以及太行山區．

關于水系和湖泊。唐宋之際東部平原水系變遷較大，而尤以黃河中下游水系和長江中下游水系變遷對經濟格局影響至為明顯。鄭肇經{中國水利史)(商務，1．939)較早涉足水系變遷問題。岑仲勉《黃河變遷史》(人民，1957)為探討黃河變遷的最早專著。譚其驤《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后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學術月刊》1962．2)認為．安史亂后，由于生態環境的惡化，黃河下游河患增多．五代以降，河患更是愈演愈烈．史念?！队蓺v史時期黃河的變遷探討今后治河的方略》(《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1．1)指出．唐代后期黃河中下游河道泥沙大量增多．宋代淤泥更為嚴重，河道頻繁改易．張含英《歷代治河方略探討》(水利．1982)介紹了黃河下游在北宋初至中葉前后的五次改道情況．周魁一《隋唐五代時期黃河的一些情況》(見《黃河史論叢》．復旦大學，1986)認為．唐末下游河道漸趨淤高，曾于河口段改道，五代時期53年內決溢19次，11世紀初又出現了懸河現象。鄒逸麟(前揭)認為至唐末以前黃河下游河道相對穩定．此后黃河下游進入變遷紊亂時期．湖泊方面，鄒逸麟《歷史時期華北大平原湖沼變遷述略》(《歷史地理》第5輯，1987)認為，從6世紀至]o世紀，華北大平原上的湖沼雖有一部分消失或縮小，但整個湖招的布局似無根本性的變化。北宋時期，由于主要河流頻繁改道，華北大平原湖沼逐漸發生了較大的變遷．部分湖泊開始淤廢。

關于長江中下游水系的變遷．王育民、張步天、鄒逸麟(前揭)在學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分別進行了概述。他們認為，唐宋時代云夢澤已淤成平陸；下荊江統一河床形成，河床不斷淤積．逐步深化為河曲，北宋河患始見頻仍；洞庭湖進一步下沉，湖面向西部擴展；鄱陽湖因彭蠡澤迅速向東南方向擴展，迫近鄱陽縣城。太湖平原湖泊廣布，太湖水系中之太湖至北宋復歸淤淺．泛濫時有發生，而吳淞江雖在人宋以后漸淤，但經北宋中葉整治，情形有所改觀．李文瀾《唐代長江中游水患與生態環境諸問題的歷史啟示》(《江漢論壇》1999．1)認為唐代是長江中游水患頻率最低的歷史時期．湖泊方面，張修桂《洞庭湖演變的歷史過程》(《歷史地理》創刊號，1982年)認為，唐宋時期洞庭湖仍處于沉降擴展之中．譚其驤、張修桂《鄱陽湖演變的歷史過程》(《復旦學報》1982．2)指出，唐末五代至北宋初期大體奠定了鄱陽湖未來的范圍和形態．

二，農牧業經濟板塊錯動研究

在自然環境諸要素中，氣候變遷是影響我國北部農牧業經濟板塊發生錯動的重要原因之一。張家誠《氣候變化對中國農業生產影響的初探》(《地理學報》1982．2)認為，若其他條件不變，年均氣溫下降1℃，糧食單位產量即會較常年下降10%；年均降水量下降100毫米，糧食產量也會下降10％。程洪《新史學一一來自自然科學的挑戰》(《晉陽學刊》1982．6)認為，若其他因素不變，某地區平均氣溫降低1℃，相當于將該地區向高緯度推進200到300公里；若年降水量減少100毫米．我國北方農業區則將向南退縮100到500公里。龔高法等《氣候寒暖變化及其對農業生產的影響》(《紀念科學家竺可楨論文集》，科學普及，1982)認為，唐五代溫暖濕潤期農作物的生長期比現在長10天以上．翁經方等《中國歷史上民族遷徙的氣候背景》(《華東師大學報》1987．4)認為，如果年平均氣溫下降2℃，生物的分布區域就要向南移緯度2‘至40C，反之亦然．倪根全《論氣候變遷對中國古代北方農業經濟的影響》(《農業考古》1988．1)認為，歷史時期氣候變冷變干造成我國北方濕潤區和半濕潤區由北向南退縮，農業地區隨之不斷南退。

關于唐宋之際的農牧業分布，史念?！饵S土高原及其農林牧分布地區的變遷》(《歷史地理》創刊號，1982)指出．隴東、陜北和晉西北地區，從隋唐開始逐漸由牧區轉變為農區，農牧區之間的界限則處在變動之中。趙永復《歷史時期河西走廊的農牧業變遷》(《歷史地理》第4輯．1986)認為，河西走廊自唐安史亂后至北宋，處于畜牧業生產占優勢的歷史時期。史念海《隋唐時期黃河上中游的農牧業地區》(《唐史論叢》第2輯，陜西人民，1987)指出，唐初牧馬地原在隴右，鄂爾多斯高原也在唐初開始成為游牧區．河隴各地在吐蕃占領時，也均為牧場．唐后期馬政漸趨廢弛，原牧馬區仍為半農半牧區。史念海《唐代河北道北部農牧地區的分布》(《唐史論叢》第3輯，陜西人民．1987)說，“燕山以南，在唐代已經都成為農耕地區，司馬遷所規定的碣石龍門間的農牧地區分界線，這時應北移到燕山之上”?！把嗌奖钡纳８珊又杏魏托?、白狼河流域。就是當時的媯州和營州。仍當是半農半牧地區”。韓茂莉《唐宋牧馬業地理分布論析》(《中國歷史地理論叢》，987．2)和《宋代農業地理》(山西古籍，1993)指出，唐后期牧馬區由前期的集中于隴右、關內、河東三道，轉向河淮一帶分散。而且牧馬區域穩定程度漸差．人宋以來，河牧監內移，良田被占，河北路農耕地僅為該地區總土地面積的十分之四．河東路山區及澤、潞、遼等州軍，農牧混雜。陜西路地處農耕區西界，西、北兩面均為半農半牧區．程民生《宋代畜牧業略述》(《河北學刊》1990．4)指出，因失去北方及西北牧場．宋代畜牧業總量較唐代為小，但在其他地域畜牧業的發展卻超過唐代。杜瑜《甘肅、寧夏黃土高原歷史時期農牧業發展研究》(《黃河流域地理環境演變與水沙運行規律研究文集》第五集，海洋，1993)認為，自唐宋時期開始，該地區由以往的半農半牧狀態向農業地區轉化。雍際春《宋代以前隴中黃土高原農牧業的分布及其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5．2)認為．中唐以后，隴中牧業衰退，農業也呈不平衡發展。唐代后期肇始的濫墾之風更使草原牧場加速退化。張澤咸認為，西域在吐蕃占領期間，畜牧業有顯著振興，農業亦未見衰落；歸義軍時代河西農業仍稱發達(分見《漢唐間西域地區的農牧生產述略》?！短蒲芯俊匪?，1998；《漢唐間河西走廊地區農牧生產述略》，《中國史研究》1998．1)．史念海《隋唐時期農牧地區的變遷及其對王朝盛衰的影響》(見《唐代歷史地理研究》，中國社科．1999)認為，唐代農牧業界線為農耕區與半農半牧區的界線．較漢代有所北移．東段北移到燕山山脈以上，西南端達至隴山之西，東北端伸向遼水下游．而半農半牧區的界線則由陰山山脈西達居延海，東達燕山山脈．葛金芳《中國經濟通史(第五卷)》(湖南人民，2002)指出．宋遼夏金時期的農牧分界線由從外長城(即秦漢所建長城)退縮到內長城(即明代長城)一線，即從位于東北方向的碣石向西南蜿蜒伸到龍門一線．此線以西以北，大片農田化為牧地，除燕云一帶的部分地區外，多以畜牧業為主。就是此線以東以南的農耕區中．草場牧監也為數不少．

研究唐宋之際北部中國的農牧業分布情況．尚須關注遼和西夏轄區。契丹(遼朝)南境之南京道(治今北京)、西京道(治今山西大同)地處今河北北部和山西北部，屬華北大平原的北半部。陳述《契丹社會經濟史稿》(三聯，1963)認為。契丹北境草原以牧業居多，分布著“插花田”；而毗鄰漢區的南部地帶定居放牧的成分也逐漸增加，燕山以南則是傳統農耕區．鄒逸麟《遼代西遼河流域的農業開發》(《遼金史論集》第2輯．書目文獻，1987)認為．自10世紀始．西遼河流域分布著墨點農家村莊．遼代以后．該地成為半農半牧區，或稱農牧交錯區。林榮貴《遼朝經營與開發北疆》(中國社科．1988)指出，北部、西北地區和潢河(西拉木倫河)流域一帶為傳統畜牧業區；潢河與土河(老哈河)匯流處及其周圍地區．分布著零星的墾殖點；在上京道的東部、南部和中部還分布著一些草原式的“插花田”．由于在草原地區開辟農業區，又在農業地區開辟牧場或放牧點．故遼代農牧業的總體發展方向是，農業生產向北拓展，畜牧業生產向南推進。顏亞玉《契丹統治下的燕云農業經濟》(《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9．3)指出，唐末至五代初該地區農業經濟堪稱發達，其后又有起伏，但仍以增長為主。鄭川水等《歷史時期遼河流域的開發與地理環境關系》(《歷史地理》第10輯．1992)認為．在10世紀初遼河中下游平原重新出現點線分布的農田與居民點。漆俠、喬幼梅《遼夏金經濟史》(河北大學，1994)指出，契丹人所在的草原地區以畜牧業為主，穿插一點農業；大定府以南奚人居住的部分草原和燕山山區．畜牧業與農業相間．燕山以南至白溝以北．西達東北．東至遼東．則以農業為主，雜以部分畜牧業和果樹業。鄧輝《遼代燕北地區農牧業的空間分布特點》(《歷史地理》第14輯．1998)認為．遼代燕山以北到大興安嶺東南麓．是一個非常寬闊的農牧交錯地帶，農業集中于赤峰市以南的中京地區，赤峰以北的上京地區則以游牧為主．農業區的北界大約位于隆化縣北到赤峰市一帶，再向東穿過奈曼、庫倫二旗南部的黃土臺地北緣。韓茂莉《遼金農業地理》(中國社科，1999)指出契丹立國之前以畜牧業為主，還未形成固定的農業墾殖區，漢城主要分布于西拉木倫河、大凌河、灤河流域。遼建立后，主要農業區分布于西拉木倫河流域、醫巫閶山北端以及中京周圍，遼東、燕云地區亦以農業生產為主，畜牧業區以北疆和東北疆最為廣泛，半農半牧區的典型區域為河東、代北一帶。

西夏轄區在今甘肅、寧夏一帶。江一鳴《歷史時期寧夏地區農林牧分布及其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988．3)研究了寧夏地區或農或牧的變遷過程。漆俠、喬幼梅(前揭)認為，除夏州一帶的毛烏素沙漠地區外，西夏境內皆適宜畜牧業．農業區集中于靈州、橫山天都山一帶的片段土地．以及河西走廊。韓茂莉《西夏農業區域的形成及其發展》(《歷史地理》第l0輯．1992)指出，西夏農耕業最為成熟與穩固的地區是銀川平原及宋、夏交界處的丘陵山地，河西走廊附近的農業亦有一定發展，但不占重要地位。杜建錄《西夏經濟史》(中國社科，2002)認為，西夏的農業區為興靈平原和內蒙古河套平原，荒漠與半荒漠牧區由鄂爾多斯與阿拉善兩大高原組成，農牧相間的半農半牧生態區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與宋夏沿邊山界．

三、經濟重心南移研究

唐宋經濟重心南移問題的提出。始見于張家駒《中國社會中心的轉移》(《食貨》2：11，1935)，其后張氏又相繼發表《宋室南渡前夕的中國南方社會》(《食貨》4：1，1936)和《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上)》(商務，1942)重申自己的觀點。半個多世紀以來．學術界就此進行了激烈的討論，焦點主要集中于對經濟重心的理解、南移完成的時間、南移的判定標準，以及南移的具體內容等方面．

在對經濟重心的理解上，韓國磐《隋唐五代史綱》(人民．1977)提出安史亂后唐代財賦重心在江南的說法．冀胡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科，1981)提出基本經濟區的概念，認為隋唐時期，長江流域取代黃河流域．已取得了基本經濟區的地位。袁莢光、李曉路《唐代財政重心的南移與兩稅法的產生》(《北京師院學報》1985．3)提出財政重心的說法，但認為唐代后期財政重心的南移并不等同于經濟重心的南移。鄭學檬《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若干問題探討》(《光明日報》1988．6．15；《農業考古》1991．3)贊同．財賦重心”的提法．趙德馨《我們想寫一部怎樣的<中國經濟通史<》(《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7．3)，則區分了．經濟重心地區”與．經濟中心地區”的不同，認為．經濟重心地區”是指經濟較其他地區發達、財富較其他地區多的地區，是經濟發展、財富分布不平衡的結果。

在南移時間的看法上．學界存有較大分歧。依各家意見提出的先后次序而盲，第一種是“南宋說”．張家駒(前揭文)認為，中唐以后．南方社會的發達已漸漸超過北方。及至宋代．東南已完全成為國家根本。而南宋時代更為中國社會經濟中心轉變的最大關鍵．其所撰《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1957)再次強調，宋王朝的南渡標志著南方經濟的空前發展．這一時期是我國歷史上經濟重心完成南移行程的時代。鄭學檬《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岳麓，1996)認為．經濟重心南移至北宋后期已接近完成．至南宋則全面實現。第二種是．隋代說”。全漢升《唐宋帝國與運河》(重慶商務，1944)認為，中古之經濟重心在隋代業已南移．第三種是“晚唐五代說．，韓國磐《五代時南中國的經濟發展及其限度》(《廈門大學學報》1956．1)認為，五代時南中國的農業、手工業、商業的發展均較北方發達．曹爾琴《唐代經濟重心的轉移》(《歷史地理》第2輯，1982)認為．唐代后期經濟重心從我國北方轉向南方。童超《東晉南朝時期的移民浪潮與土地開發》(《歷史研究》1987．4)認為。經濟重心南移始于東晉南朝，終于唐五代。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武漢大學，1992)認為，安史亂后．經濟重心加速向南方傾斜．終南移于長江流域。翁俊雄《唐代區域經濟研究》(首都師大，2001)認為唐代后期經濟的總體水平大大超過唐前期。尤其是長江流域。寧可主編《隋唐五代經濟卷》(經濟日報，2000)指出。大體上從安史亂后，南方經濟發展的水平超過北方，全國的經濟重心轉移到南方。第四種是“宋代說”，李劍農《宋元明經濟史稿》(三聯，1957)說，“宋以后之經濟重心遂移于東南”。漆俠《宋代經濟史(上、下)》(上海人民．1987，1988)認為宋代經濟水平整體上是“北不如南．西不如東”。葛金芳《宋遼夏金經濟研析》(武漢，1991年)根據《元豐九域志》的統計數據，認為北宋熙豐年間(1068年-1085年)耕地和勞動力資源重心的南移過程已經完成．近在《中國經濟通史(第五卷)》(前揭)中又重申了這個觀點．但程民生《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3)認為，北宋時我國的經濟重心似仍在北方。程撰《宋代糧食生產的地域差異》(《歷史研究》1991．2)中甚至認為宋代“北方地位比南方有過之而無不及”。稍后又在專著《宋代地域經濟》(河南大學，1992)中說，”宋代南北經濟各有特色。經濟重心從發展趨勢上看正在南移，但從歷史現狀上看還未完成．．五是“六朝說．．羅宗真《六朝時期全國經濟重心的南移》(《江海學刊》1984．3)為其代表。

在經濟重心南移完成的判斷標準上．學界認識有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多數學者是從人口分布人手，易曼暉《唐代的人口》(《食貨》3：6．1936)指出，天寶以后，北方南徙人口大抵集中于江南道．黃盛璋《唐代的戶口與分布》(《歷史研究》1980．6)認為，安史亂后人口比重發生變化，黃河中下游讓位于長江中下游，汴河兩岸讓位于漢江襄鄂等州，沿海港市戶口猛增．林立平《唐后期的人口南遷及其影響》(《江漢論壇》1983．9)認為，經過安史之亂的人口南遷．江南人口密度已居各道之冠．我國古代的人口分布重心也由此基本上從黃河流域轉向了江南．胡煥庸《中國人口地理(上)》(華東師大，1984)指出，安史亂后．人口分布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南方遠遠超過北方。胡道修《開皇天寶之間人口的分布與變遷》(《中國史研究》1984．4)亦認為安史之亂是南北人口升降的主要轉折點．費省《論唐代的人口分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8．2)認為．元和時期的淮河以南及江南地區為大面積的人口密集區．人口占全國三分之一。凍國棟《唐代人口問題研究》(武大，1993)指出，安史亂后人口南遷與經濟重心南移同時發生，黃河中下游地區失去了傳統的人口重心地位。翁俊雄《唐后期政區與人口》(首都師大，1999)指出，安史亂后，長江流域民戶日趨增多．宋史領域，胡道修《宋代人口的分布與變遷》(《宋遼金史論叢》第2輯，中華，1991)認為宋初人口分布的最大特點為北方人口的減少和南方人口的增加。人口增加之區主要分布在東南、江淮一帶，這是南方經濟的發展、中國經濟重心南移的表現。吳松弟《中國人口史(第三卷)》(復旦大學，2000)指出，遼宋初期無疑是南北人口分布的一個轉折點，此前北方人口占優，此后南方人口逐漸確立了絕對優勢，并一直維持到明清時期。

后來漸涉農田水利、蠶絲紡織、自然生產力和城市分布等諸多方面。論者們普遍認為，南方水利事業在中唐以后的大規模興修，是促使南方經濟趕超北方經濟的重要原因之一．鄒逸麟《從唐代水利建設看與當時社會經濟有關的兩個問題》(《歷史教學問題》1959．3)指出．在唐前期138興修的163項水利建設中，北方五道有101項，占全數三分之二．唐后期101項工程中，南方五道就有76項，以江南道為最多，竟占49項．因此安史亂后，是我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局面的初步形成期，至于其鞏固與發展．則在10世紀以后的宋代。闡明同一主旨的成果極多．其中頗具代表性的有：李燦文《唐代水利事業與南北經濟重心的轉移》(《新亞書院歷史系系刊》4．1978)．黃耀能《隋唐時代農業水利事業經營的歷史意義》(《中山學術文化集刊》30．1983)．周魁一《中國古代的農田水利(續)》(《農業考古》1986．2)，楊蔭樓《秦漢隋唐間我國水利事業的發展趨勢與經濟區域重心的轉移》(《中國農史》1989．2)，鈕海燕《唐代水利發展的因素及其影響》(《歷史地理》第10輯．1992)，屈弓《關于唐代水利工程的統計》(《西南師大學報》1994．1)等．

紡織業方面，孫運郅從絲織業角度考察，認為絲織業中心的南移完成于唐宋之交(《絲綢之路和我國絲織業中心的遷移》?！度A東師大學報》1981．1)．黃世瑞《我國歷史上蠶業中心南移問題的探討》(《農業考古》]985．2；1986．1)認為我國蠶業中心的南移開始于唐末五代．完成于南宋．陶緒《論宋代私營絲織業的生產形態及地理分布》(《中國經擠史研究》1990．2)認為宋代南方私營絲織業的發展速度高于北方．邢鐵《我國古代絲織業重心南移的原因分析》(《中國經濟史研究》1991．2)認為，在兩宋三百年間絲織業的生產重心尚未轉移．鄒逸麟亦指出，唐宋以后我國絲織業南盛北衰的局面逐漸形成(《有關我國歷史上蠶桑業的幾個歷史地理問題》，《選堂文史論苑》，上海古籍．1994)．

董咸明從自然生產力角度探討，認為唐代北方自然災害遠較南方頻繁．對經濟的破壞程度遠遠大于南方(《唐代自然生產力與經濟重心南移》，《云南社會科學》1985．6)。鄭學檬、陳衍德《略論唐宋時期自然環境的變化對經濟重心南移的影響》(《廈門大學學報》1991．4)認為南方經濟超過北方是自然環境的優劣互為逆轉的結果。

林立平從城市分布角度加以闡述．認為唐宋之際的中國都城已由長安而洛陽而開封地向東遷徙，中國城市分布重心也從黃河流域移到了長江下游的江淮及太湖區域，也表明全國的經濟重心已移到長江下游地區(《試論唐宋之際城市分布重心的南移》，《暨南學報》1989．2)．近有鄭學檬(前揭)將經濟重心完成南移的判斷標準歸納為三個方面：第一，經濟重心所在地區生產發展的廣度和深度超過其它地區．表現為人口眾多．勞力充足；主要生產部門的產量與質量名列前茅；商品經濟發達。第二，經濟重心所在地區生產發展具有持久性和穩定性．不只是在一個較短的時期居優勢地位．而是有持續占優勢的趨勢．就是其優勢為后世所繼承。第三，新的經濟中心取代了舊的經濟中心后．封建政府在經濟上倚重新的經濟中心，并在政治上有所反映。

四，交通網絡變遷研究

唐宋交通網絡由國內陸路、水路和通向域外路線三方面組成．目前最具代表性的著述．仍是嚴耕望《唐代的交通與都市》(《大陸雜志》8：4，1954)、《隋唐五代人文地理(上、下)》(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4)、《唐代交通圖考》(《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3，1985．1986)，和青山定雄《唐宋朝代的交通和地志圖研究》(吉川弘文館，1963)，兩人對復原唐代、宋代的交通路線貢獻尤巨．日野開三郎對《五代時期南北中國的陸上交通道路》(《日野開三郎東洋史學論集》12．三一書房．1989)作過研究．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叢考》(中華，1997)中也有六篇關于唐宋交通道路的考證文章．

先看陸路。白壽彝《中國交通史》(商務，1937)列舉出唐代以長安為中心向四周展開的六條陸路交通干線．在所開鑿的新道中．又以大庾嶺山路為最重要。宋代陸路干線改以開封為中心。陳偉明《唐五代嶺南道交通路線述略》、《宋代嶺南交通路線變化考略》(分見《學術研究》1987．1；1989．3)認為，唐代以廣州為中心向四方延伸的各條交通路線中．北路較南路發達，西路較東路發達。宋代嶺南交通基本格局除沿襲唐代，但其功能開始由唐代的政治型、軍事型向經濟型轉變，嶺南道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動脈．李孝聰《公元十一十二世紀華北平原北部亞區交通與城市地理的研究》(《歷史地理》第9輯，1990)認為．宋遼驛道的開辟，使得大名府、澄州、澶州為代表的一批地方中心城市地位的上升．宋遼邊界形成了一條新的城市帶。蔡良軍《唐宋嶺南聯系內地交通線路的變遷與該地區經濟重心的轉移》(《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2．3)敘述了唐宋時期嶺南以廣州為中心聯系內地的三條道路，即桂州路、郴州路和大庾嶺路，認為自唐代完成對大庾新路的開鑿后，該路成為人嶺南的最佳線路，嶺南交通重心亦因此東移至郴州路和大庾嶺路．韓茂莉《宋代嶺南地區農業地理初探》(《歷史地理》第l1輯，1993)指出，宋代由內地進入兩廣的道路自西向東主要有三條．湘桂道(水路)、騎田道、大庾道，而以后者路途較為通暢。張澤咸《唐代工商業》(中國社科，1995)指出，安史亂后西線中的荊襄段因汴水通航受阻而變得格外重要。曹家齊《唐宋時期南方地區交通研究》(《宋史研究通訊》2002．2)指出，唐代南北交通干線主要有兩條．一為長安東南行至嶺南道；一為洛陽東南行至汴州．經運河至福建、嶺南道．宋代人閩路進一步開辟，幾條南北干線之間聯系進一步加強，杭州與淮西地區聯系進一步密切。

再看水路。白壽彝(前揭)指出唐代的運河較江河等水道所居地位要高，唐代中葉后大運河南段地位更見重要．北宋汴河(通濟渠)在交通上居于睥睨一切的地位。而在唐宋之際，所開浚的河渠中作用較大的還有嘉陵江、新源水、蔡河、廣濟河、金水河、荊南漕河、深州新河等．但地位均無法與運河相比。全漢升《唐宋帝國與運河》(前揭)認為．運河聯結著北方的軍事政治重心和南方的經濟重心。導致唐宋帝國的經濟地理發生劇烈變動．李劍農指出，安史亂后．除江淮汴道地位見重外．由湘、贛二水人江，溝通江以南與嶺表，又顧流人揚州．經汴淮以達于河，由湘出者至鄂州人漢、漢沔經陸路至長安。此亦有唐一代內河南北交通之要道．就沿海航線而言，唐代海舶，由交廣北航經泉州．北以江都為終點；揚子江口以北至白河口之線．幾無定泊之港。然在宋時，已由交廣閩浙江淮擴至密州(《魏晉南北朝隋唐經濟史稿》，《宋元明經濟史稿》，前揭)?！堕L江水利史略》(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長江水利史略》編寫組，水利電力，1979)指出．北宋時期，與長江干流密切相關的運河有三個系統：其一為江北運河，聯系黃河、長江的汴運潁運等；其二為江南運河，聯系江浙；其三為荊襄運河，聯系長江、漢水。馮漢鏞《宋代國內海道考》(《文史》26．1986)，對宋代沿海各地，包括長江口外、錢塘江口外、閩江口、珠江口外、黃淮以北的海道，進行了詳細考察．王興淮《我國歷史上的江漢運河》(《中國水運史研究》?？?，1987)指出，北宋是江漢運河曾經發揮過積極作用的歷史時期之一．王力平《唐肅、代、德時期的南路運輸》(見《古代長江中游的經濟開發》，武漢，1988)認為，中晚唐水陸交通中。穿過秦嶺．經漢、沔水系，溝通關中地區與江漢流域以及整個東南地區水陸聯系的南路，肅、代、德時期運輸非?；钴S．承平之際即告蕭條．王力平《唐后期淮潁(蔡)水運的利用與影響》(《河北學刊》1991．2)說，“北宋的惠民河與唐時的淮穎(蔡)水運相比，已不再是臨時性、替代性的運道，而成為了固定運輸線．”張澤咸(前揭)認為，有唐一代，珠江、長江、淮河、黃河等都有商船通行，沿海自南海至渤海的海上交通亦有發展．

域外交通又分陸、海兩路。白壽彝(前揭)較早據《新唐書·地理志》列舉唐代通四夷的七條重要道路，除登州海行人高麗渤道、廣州通海夷道外，其余五條為陸路，自唐天寶亂后，西域交通漸形衰落，雖北宋盛時也不能完全恢復。烏廷玉《隋唐時期的國際貿易》(《歷史教學》1957．2)、陳守忠《北宋通西域四條道路的探索》(《西北師院學報》1988．1)分別考察了隋唐和北宋的通西域道路。藍勇《唐宋南方陸上“絲綢之路．的轉輸貿易》(《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4)認為，南方陸路主要有川滇道、邕州道、滇緬印道．

港口與海上交通．開創者當屬桑原騭藏《蒲壽庚考》(陳裕青譯．中華．1929)和《唐宋貿易港研究》(楊煉譯，商務．1935)．兩書據伊本．胡爾達茲比《道程及郡國志》記載，指出交州、廣州、泉州、揚州為唐宋四大貿易港．此外潮州、福州、溫州、明州、松江亦為沿海貿易港。白壽彝(前揭)指出，隋唐宋時代的域外交通，較前為特別進展并歷時最久的，是南海上的交通。烏廷玉(前揭文)認為．唐代從廣州出發可至大食波斯及南洋諸國；對日本的商路則有兩條，一為北路，即由登州出海；一為南路．從明州出發．兩宋海外貿易路線經馮承鈞(《諸蕃志校注》，中華．1956)、蘇繼頃(《島夷志略校釋》．中華，1981)和章巽(《我國古代的海上交通》．商務．1986)等諸多先生的持續努力，現已清楚有四條航線。東海起航線是從明、杭等州出發東渡高麗、日本；南海起航線是從廣、泉等州出發．有三條．一是經三佛齊(今蘇門答臘)轉航閹婆(今爪哇)、渤泥(今加里曼丹)、麻逸(今菲律賓群島)等地．二是經蘭無里(今印尼亞齊)再橫渡印度洋去阿拉伯半島上的大食諸國．三是從蘭無里出發橫渡細蘭海到故臨(今印度奎隆)．在此換乘小船，沿近海西北向駛入波斯港、亞丁灣。與此同時，也有更多的沿海港口被發掘出來。陳高華、吳泰《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天津人民．1981)指出，宋代東海航路中有登州、密州、明州、杭州、華亭、溫州等港；南海航路中的廣州、雷州、徐聞、瓊州等港；介于東海和南海航路間的有泉州、福州、漳州等港。章巽(前揭)指出，北宋時期，長江口以北的通、楚、海諸州．以及長江口以南的越、臺、福、漳、潮、雷、瓊諸州，也都是通航的海港。沿渤海灣的登州、萊州、滄州、平州、都里鎮諸地，亦有海舶往來．關履權《宋代廣州的海外貿易》(廣東人民．1987)認為，廣州是唐代最為繁榮的貿易港，宋代與之通商的海外國家較唐代為多．海外貿易也超過了唐代．蔣致潔《唐宋之際絲路貿易與海路貿易的消長變化》(《社會科學戰線》1993．5)認為，自唐宋以降，在中國古代對外貿易中．陸路(絲路貿易)地位日趨下降。海路貿易逐漸占據優勢．基本上處于主導、支配地位。陸韌《宋代廣西海外貿易興起初探》(《海交史研究》1997．1)認為，宋代廣西海港得到了極好的發展機遇。一躍成為西南地區貿易重地和出海門戶。黃純艷《宋代海外貿易》(社會科學文獻，2003)認為，宋代貿易港較唐代有明顯增長，北自京東路．南至海南島．港口以十數．形成多層次結構，大致可分為廣南、福建、兩浙三個相對而言自成體系的區域．

五、區域經濟研究

此項研究源起于20世紀30年代的《食貨》雜志．進入80年代后，關注者益多。漆俠對兩宋區域經濟的研究堪稱詳盡具體．他認為從整體看是“北不如南．西不如東”(《宋代經濟史(下)》．上海人民。1988)。葛金芳在《中國經濟通史(第五卷)》(前揭)中．從動態角度將其發展趨勢概括為“東強西弱．南升北降”，并將各區域經濟的特色歸納為：中原經濟頑強發展、一波三折，東南經濟蓬勃興起、后來居上．西川經濟不平衡發展，中南經濟困頓停滯，廣南經濟地曠人稀、起點過低。

中原經濟區。該區位于黃河中下游地區，唐代大體包括關內、河東、河北、河南四道，以及山南道北部地區．宋代則為京畿、河北、京東、河東、陜西、京西北路六路．學界普遍認為，關中地區自唐中葉后經濟發展遭受重創，人宋以后漸次恢復。楊德泉《北宋關中社會經濟試探》(《宋史研究論文集》，浙江人民．1987)指出，從農業和手工業看，較之唐代．宋代陜西經濟地位明顯低落。韓茂莉《北宋黃河中下游地區農業生產的地域特征》(《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9．1)認為，中原地區以河南的經濟發展水平為高；陜西則次之．雖本地農業區僅限于關中，但仍能達到較高水平；河東略有余糧；唯河北一路糧食最為短缺。程民生《論宋代河北路經濟》(《河北大學學報》]990．3)認為．宋代河北路經濟仍然發達，實力雄厚．邢鐵《宋代河北的絲織業》(《河北學刊》1990．5)認為河北的絲織業仍較發達，絲織業的重心似仍在北方．程民生《論宋代陜西路經濟》(《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4．1)認為宋代陜西的經濟發展屈從于國防利益，但手工業門類齊全．商業也異?；钴S．

東南經濟區。該區泛指長江下游地區，尤其以太湖流域為重心．在唐代大致為淮南、江南道東部地區．宋代大致為淮南東西路、江南東西路和福建沿海地區。該區在兩宋時期發展迅速，故成果較多．陶希圣《五代的都市與商業》(《食貨》1：10，1935)指出，五代時，各地商業繁榮．都市繁盛。尤以淮河以南最足稱道．楊章宏《歷史時期寧紹地區的土地開發及利用》(《歷史地理》第3輯．1983)認為，唐后期，該地區已成為全國最富庶的地區之一。至宋代，更成為全國的糧食基地之一。方如金分析了《北宋兩浙社會經濟的發展及其原因》(《漸江師范學院學報》1984．1)．彭友良《兩宋時代福建農業經濟的發展》(《農業考古》1985．1)指出兩宋時代福楚農業經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表現為土地的墾辟，耕地迅速增加；水利的開發和興修；各種物產豐富；對外貿易的崛起。梁加龍《宋代江西蠶業發展初探》(《農業考古》1985．2)．文士丹、吳旭霞《試論北宋時期江西農業經濟發展》(《農業考古》1988．1)和吳旭霞《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江西社會科學》1990．6)等．分別從不同角度探討了江西的經濟發展。謝元魯《論“揚一益二”》(《唐史論叢》第3輯．陜西人民，1987年)認為．揚州在唐以后的衰落不過是東南地區內部中心城市轉移的一種表現．杜瑜《歷史地理變遷與揚州城市興盛的關系》(《平準學刊》第4輯上．光明日報．1989)指出．唐代后期江淮地區經濟的迅速發展，為揚州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揚州亦因其優越的地理條件很快發展為全國最大經濟都市。楊希義《唐代絲綢織染業述論》(《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l990．3)指出江南地區的絲織業到唐代后期已超過北方．林汀水《兩宋期間福建的礦冶業》(《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2．1)認為福建的礦冶業初興于唐代．至宋極盛．成為全國重要的礦區之一，出產金、銀、鋼、鐵、水銀、錫和礬等礦。方亞光《論唐代江蘇地區的經濟實力》(《中國史研究》1993．1)認為，唐代中葉以后，從生產工具水平、手工業技術、商品經濟發展程度而盲，該地區均處于全國領先地位．韓茂莉論述了《宋代東南丘陵地區的農業開發》(《農業考古》1993．3)。方健《唐宋茶產地和產量考》(《中國經濟史研究》1993．2)認為，若從唐宋茶的產量而言，江南路居首位，次則四川，荊湖第三，兩浙第四，淮南13山場至北宋盛極，福建茶產量雖遜于以上各路．但以品質優良著稱．兩廣產量甚微．周生春《論宋代太湖地區農業的發展》(《中國史研究》1993．3)認為北宋崇寧以后太湖地區農業發展達到北宋后期最高水平．龍登高《宋代東南市場研究》(云南大學，1994年)通過分析和比較，認為宋代的經濟與市場發展程度最高的地區在東南的兩浙、福建、江東、江西四路。鄭學檬《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前揭)指出．太湖地區自晚唐五代以來，農業經濟的發展最為突出；手工業以制茶、制鹽、紡織、竹編、葦編、瓷器、釀酒、造紙、藥材等為主．水平較高。江西經濟開發自五代始大大加速，有特色的產品主要是稻米、豬、牛、禽、魚等副食品資源、木材、礦產、蔬果、烏血等經濟林等等；手工業品則以瓷器最出名。宋代福建農業發展最快的地區是沿海平原，在許多方面與兩浙有共同之處，它也代表當時中國農業經濟的水平。而從總體來看，五代時期南北方農業經濟發展不平衡．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農業經濟無論在深度和廣度上，都超過了北方，但本地區內部亦不平衡。方健《兩宋蘇州經濟考略》(《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8．4)一文，認為宋代蘇州經濟居當時全國的領先地位，與中唐以來經濟重心南移的趨勢相一致．周懷宇《論隋唐五代淮河流域城市的發展》(《安徽大學學報》2001．3)認為，隋唐五代是淮河流域城市發展史上的一個快速成長期，揚州、開封為兩大龍頭城市，而沿運河相繼涌現出的新城市中較為突出的有宋、楚、泗、壽、潁、濠、宿、廬等州．陳國燦《宋代江南城市研究》(中華，2002)認為．北宋時期，兩浙路的城鎮發展最為顯著，已達到乃至超過了北方發達地區的水平；江南東路次之．接近北方發達地區的水平；江南西路雖較宋代以前有顯著的發展，但由于起點較低，直到北宋中后期，仍與兩浙、江東地區有相當大的差距．葛金芳《兩宋東南沿海地區海洋發展路向論略》(《湖北大學學報》2003．3)認為，人宋以后，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海外貿易的興盛，促使東南沿海地區開放型市場崛起，進而在本地區出現海洋發展路向，其具體表征有五：其一．東南沿海眾多外貿港口，從南到北連成一片；其二，海外貿易范圍大為擴展，構成當日世界性貿易圈的兩大軸心之一；其三．進出口商品中，分別以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為主；其四，中外商人隊伍壯大，出海經商風氣盛行；其五，對域外世界的認識遠較漢唐豐寓詳贍。此前，也有專文討論福建地區的海外貿易問?，如林汀水《略談泉州港興衰的主要原因》(《廈門大學學報》1984．1)，韓振華《五代福建對外貿易》(《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6．3)．胡滄澤《宋代福建海外貿易的興起及其對社會生活的影響》(《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5．1)．廖大珂《唐代福州的對外交通和貿易》(《海交史研究》1994．2)等．

西川經濟區。該區大致指唐代的劍南道，北宋的成都府和梓州、利州、羹州這四路．關于唐宋時期四川經濟的發展．先后有兩部專著予以討論，賈大泉《宋代四川經濟述論》(四川省社會科學院．1985)認為，自10世紀后期至北宋中葉，本地經濟發展迅猛，在全國占有重要地位。李敬洵《唐代四川經濟》(四川省社會科學院。1988)指出中唐以后四川成為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兩個地區之一。賈大泉《宋代四川的紡織業》、《宋代農村商品生產》、《宋代四川城市經濟的發展》(分見《宋史研究論文集》1982年年會會刊．河南人民，1984；《西南師范學院學報》1985．1；《四川師范大學學報》1986．2)認為，宋代本地的紡織業在前代的基礎上又有長足發展，農村地區的商品化生產的專業分工現象極為普遍．在蠶桑紡織業、茶葉種植業、甘蔗種植業和制糖業、藥材種植業、釀酒業、井鹽業、水果生產方面均有體現，從而促進了本地區商品經濟的日趨活躍。城市經濟的發展貌似繁榮。但在封建勢力的干擾和戰爭的沖擊下，很難持續．謝元魯《宋代成都經濟特點試探》(《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3．3)、《論“揚一益二”》(前揭)認為，宋代成都的經濟十分繁榮．在全國占有重要地位．韓茂莉《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中國史研究》1992．4)認為．川峽四路的農業生產發展很不平街，川西成都平原是全國農業生產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川東地區卻仍然較為落后．林文勛《宋代四川與中原內地的貿易》(《宋代經濟史研究》，云南大學．1994)認為．時至宋代，四川地區已發展成為我國西部區域的經濟中心區．

中南經濟區．該區大致措庸代山甫道南部和江南道西部一帶，宋代的京西南路和荊湖南北路。鄭學檬《試論唐五代長江中游經濟發晨的動向》(見《古代長江中游的經濟開發》，武漢。1988)指出，唐五代長江中游(今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地區經濟發展加速．使地區聯系日趨緊密，由此江南經濟正在向超過北方的方向發展。韓茂莉《宋代荊湖地區農業生產述論》(《歷史地理》第12輯．1995)認為，宋代荊湖南、北路尚未得到全面開發．尚未處于粗放經營階段。楊果《宋代兩湖平原地理研究》(湖北人民，2001)認為．兩宋時期是兩湖平原市鎮在空間上迅速擴展的一個重要時期，其中值得特別注意的又是縣以下鎮、市的擴展．

廣南經擠區．該區大致指唐代的嶺南道，北宋的廣南東西二路．徐俊鳴《古代廣州及其附近地區的手工業》(《歷史地理》創刊號，1982)認為，唐宋時期本地區手工業較為發達．諸如造船、紡織、食品加工、陶瓷、制紙、礦冶等均帶有濃厚的地方特色。陳偉明《宋代嶺南主棱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中國農史》1990．1)認為宋代嶺南地區初步形成了獨立的農業生產區。關履權《宋代廣東歷史發晨趨向與農業商品化》(《廣東社會科學》1991．1)認為工商業和海外貿易對廣東歷史發展起了催化劑作用．韓茂莉《宋代嶺南地區農業地理初探》(《歷史地理》第11輯．1993)分析了宋代嶺南地區的人口構成及其分布，認為蠻人集中分布的廣西和海南島生產方式還很落后．指出宋代內地移民是嶺南地區重要的農業生產勞動力。內地移民集中的南嶺南坡地帶，以及珠江三角洲，是嶺南農業開發程度較高的地區．也是嶺南最重要的農業經濟區．但與內地相比．嶺南大多地區的生產方式仍很落后．

筆者自知，對于學界在長達近一個世紀的時段中所做的有關唐宋經濟格局研究的成果，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在此文中一一盡述的．因取舍眼光和目的所限．即使部分較為重要的成果，間或亦有遺漏．在對經濟格局的研究成果進行了上述梳理后．筆者認為要使此課題的研究進一步走向深入，還須從如下幾方面著手：

第一，確立貫遇研究的思路，打破朝代分野．即以唐宋變革期學說為指導．改變過去以朝代為中心的敘述模式，將晚唐至宋的經濟格局變動視作整體予以考察，關注趨勢的演變特征，以期反映出其時經濟格局變動的總體面貌。

篇5

1.歷史地理學的涵義

歷史地理學是研究歷史時期的地理環境及其演變規律的一門學科，既具有地理學科的特點，又具有歷史學科的特征，歷史地理學是地理學的一門分支學科。

2.歷史地理學的重要地位

歷史地理學和地理學科一樣，在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和綜合能力方面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歷史地理學在很多省份的高考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在高考文科綜合中，歷史地理知識的份量也較大。文科綜合地理試卷中滲透的歷史地理知識主要有：中國季風氣候與歷代水利建設；經濟結構戰略調整；黃河流域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與經濟發展；長江流域經濟發展；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發展；維護祖國統一，反對外來勢力侵略等。尤其是氣候與歷史、地理環境與人類文明等內容都是重點考查的歷史地理知識。

例1：當時(北宋)經汴河運往東京的稻米主要產自( )

A.華北平原 B.漢中平原 C、.太湖平原 D.江漢平原

分析：本題的題干是歷史知識而選項是明顯的地理術語，同時題干又強調了“水路”運輸，所以學生既要根據一定的歷史事實(如京杭運河連通淮河與長江、宋代太湖流域的稻米產量最高)，又要熟悉地理因素中的河網水系(汴河經運河與淮河、長江聯連，又經運河中的江南河與太湖流域聯通) ，才能正確得出正確選項為 C。

例2：北宋后，黃河多次泛濫，汴河河道淤淺，漸至涸廢。試分析黃河該河段(黃河中游地區)經常泛濫的原因( )。

分析：本題設問在歷史教材中是沒有絲毫講述的，但如用歷史地理知識或方法進行分析，就不難得出正確的結論：黃河流經黃土高原后，挾大量的泥沙，進入中游，由于水勢減緩，泥沙淤積，形成“地上河”；且黃河所經地區，降水集中，多有暴雨，易成泛濫。古今黃河流經地區的地理環境的主體沒有什么大的變化，現代的原因也應是古代的原因，所以這一原因也正是北宋后黃河該河段經常泛濫的原因。

例3：宋代海上(貿易)往來大多是三、四月從日本駛往中國的江浙沿海，五、六月從江浙沿海駛向日本。這樣選擇航行的時間主要是為了( )

A.避開倭寇的活動 B.遵守朝廷有關海禁的規定

C.利用海洋回流 D.利用季風

分析：該題題干是典型的歷史情景，而備選項則是以歷史情景與地理情景相混雜或單一的地理情景方式來迷惑考生，是一種較好的史地綜合題。由于時間季節的變化，區域地理自然現象的特性也隨之而變，人類的社會活動就是根據這些特性的變化，或躲避或利用。因此，宋代海上貿易的往返時間正是利用了區域地理因素中，處于溫帶和亞熱帶季風氣候中的東亞地區，隨季節變化而風向變化的自然規律，以便于以風力作為動力的帆船航行來選擇時間的。故正確答案為D。

分析現有教材，歷史地理知識在中學地理教材中非常欠缺。所以，文科綜合考試地理科的復習，不但要引導考生關注現實的發展，也要從歷史地理知識中吸取營養，從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為現實發展提供借鑒。不僅在文科綜合中如此，在一些地理單科試題中，也出現了相關的歷史地理知識。因此，無論從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還是從在高考中取得優異的成績來看，在中學地理教材中增添相關的歷史地理知識內容都是必須的。

二、在中學地理教學中滲透歷史地理知識

（一）挖掘地理教材中的歷史知識，建立史理知識的有機聯系

1.在學習我國六大古都的地理知識中滲入其悠久的歷史

六大古都至少都已有二千年以上的歷史。北京始于西周薊城、春秋時代即成為燕國的國都，以后成為金、元、明、清各朝代的首都。西安始于西周的鎬京，以后成為秦、漢、隋、唐各朝首都。洛陽始建于西周初期，自東周以來，先后有東漢、曹魏 、西晉、北魏、隋（煬帝）、唐（武后）以及五代的后梁、后唐、后周等九個朝代在這里建都。開封在戰國時代是魏國的國都，以后又成為五代的后梁、后晉、后漢、后周、北宋、金等朝代的首都。南京始于戰國金陵邑 ，以后成為六朝（三國吳、東晉、南朝的宋、齊、梁、陳）首都，此外，明朝初年、和中華民國也定都于此。杭州始于秦錢唐縣，到五代成為吳越國的國都，以后又成為南宋的首都。

2.在講解中國地理中滲透歷史地理知識

如講到黃河流域的城市西安時，可介紹西安坐落在號稱“八百里秦川”的關中平原上，平原周圍群山環繞，形勢險要；河水（黃河）的支流渭水（渭河）橫貫關中平原，且流經西安城北，為西安提供了灌溉和舟楫之利，并通過河水、渭水向長安城北運送漕糧。因此西安成為中國歷史上重要的古都之一，現在又成為西北地區經濟發展最快的城市之一。

3.在地理教學中增加一些與時俱進的話題

如環境與發展的關系問題，如何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保護人類賴以存在的自然和生態環境。又如可持續發展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在可持續發展教育方面歷史地理學等人文學科具有獨特的優勢，諸如歷史上黃河的決溢改道、經濟中心的南移、古都名城的興廢等等案例，均可成為揭示人地關系的極好例證，都可成為中學地理教學中進行環保教育的良好素材。

（二）在地理教學中注意運用歷史地圖

歷史教學地圖以簡明的、特定的地圖語言再現歷史，其載負的圖形信息能收到文字表達難以實現的直觀效果，與課本緊密結合，是取得最優教學效果的重要工具之一。歷史地圖的重點不在于表現靜態的地理學信息，而在于表現動態的、發展的歷史學信息。在地理地圖教學中，教師可配合歷史地圖，設計有情有味的讀圖活動，以激發學生的讀圖興趣。如講到我國的行政區劃時，可結合地名的由來講授歷史上我國政區的演變，使學生能理解政區演變與自然環境、政治制度、經濟發展和文化發展密切相關。再如講授鄱陽湖與洞庭湖時，可運用它們的變遷圖，通過湖泊面積的對比使學生了解人類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從而更好地理解洪澇災害的原因。總之，讓歷史地理地圖走進地理課堂，符合時代的要求及考試方式的改革，不僅可活躍課堂氣氛，激發學生學習興趣，提高課堂教學效果，而且是歷史地理學滲透進中學地理課的有效途徑。

三、史地結合教學對地理教師提出了更高要求

教師是課堂的設計者和指揮者，是學生智慧的啟迪者和挖掘者，更是學生心靈的塑造者和培養者。在中學地理教學中滲透歷史地理知識，對地理教師的自身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要提高對跨學科教學的認識

歷史學科與地理學科雖分屬社會學科、自然學科，但它們間的聯系十分廣泛。地理學科引導學生認識今天的地理現象，著重探索地理現象的現狀和特點。而今天的地理實際上是過去地理的延續，了解歷史上的地理情況，有助于探究地理現象演變的過程和規律，有助于人類更好地協調與自然的關系。因此，地理教師要盡可能在教學中有效利用歷史地理知識。

2.要努力學習一些交叉學科的知識

由于中學教材中歷史地理學知識還不成體系，文字與地圖尚沒很好的配合，加上相關教師中大多數缺少歷史地理知識的系統學習，在教學中很難做到得心應手。所以要求教師必須勤奮學習，廣泛涉獵，善于積累，努力了解一些基本的歷史地理知識。要在教學實踐中，掌握一些學科交叉的知識，了解其發展趨勢，要從整體上把握地理學科與相關學科間的指示交叉點，并且能夠融會貫通。

3.要處理好教學內容的主次關系

雖然歷史地理知識在地理教學中有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教師在補充、充實教學內容時，必須擺正教學內容的主次關系。必須從教學目的出發，緊扣教材，突出重點，突破難點；必須有科學依據，史料真實，觀點正確；地理教師要把握好歷史地理知識滲透的合適時機和恰當的數量，千萬不要喧賓奪主。

4.要進行一些邊緣學科的教學法研究

教師不僅要有豐富的學科知識，具有廣闊的文化視野和深厚的文化底蘊，更要搞一些學術研究和教育科學研究，撰寫發表一些教學法研究論文，為成為學者型教師打下堅實的基礎。為此，教師要關注國際、國內的時事動態，了解社會熱點問題，以充實教材相關內容，豐富教學；要掌握先進的教育理論和現代化教學手段；要研究文科綜合能力培養的方法，尋求教學的最佳方案，實現知識和能力、方法和過程、情感態度價值觀的三維教學目標，促進全體學生的全面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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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生態史學的本土淵源

從世界范圍來說，生態環境史研究大約興起于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國學者開始進行這方面的專門研究稍晚一些，80年代初開始出現在題目上標注“生態環境”一詞的史學論文，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別是最近幾年來逐漸成為熱門課題，一些學者相繼呼吁建立中國環境史學，筆者甚為贊同，但更愿意稱之為“中國生態史學”。

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國外環境史學的影響，這一點毋須諱言。近三十余年來，歐美國家的環境史研究不斷發展，新論迭出，漸成熱門之學，并且有的外國學者還致力于研究中國歷史上的環境問題[2]，令國內學者聞風聳動。不過，根據筆者的觀察，直至今日，除臺灣學者之外，國內對西方環境史學的了解仍然很少，有關方面的理論方法尚處于初步引進的階段[3]。也就是說，迄今為止，國內的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在思想理論和技術方法上并未受到歐美環境史學的顯著影響，而主要是依憑本國的學術基礎。換言之，由于“歐風美雨”的刺激，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在較短時間里快速興起，以致最近若干年來標榜“環境史”或“生態史”的研究課題日益增多，但無論就問題意識還是就理論方法來說，它都具有不可否認的“本土性”[4]，可從上個世紀中國史學自身發展的脈絡中找出它的學術淵源和軌跡。只不過早先的相關研究是在不同學科中分頭進行的，顯得非常零散，也沒有明確打出“生態史”或者“環境史”的旗號。筆者以為：構建中國生態史學，固須積極引進和學習國外相關理論和方法，對國內學者所作的前期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績進行一番認真清理亦是十分必要的。唯有如此，中國生態史學方能建立在更加堅實的學術基礎之上，更好地結合本國實際開展研究工作，并免受“邯鄲學步”之譏。為此，筆者先對大陸學者以往的相關研究作一個簡要的評述。

1.考古學和古生物學者的相關研究

在中國學術界，最早關注歷史生態環境的是考古學和古生物學家?？脊艑W向以歷史早期的物質文化遺存為主要研究對象，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出土文化遺存時，除了關心人體骨骸、人造事物（如器具、建筑、墓葬、手工業場所等）之外，也注意動物骨骸、植物籽?；蚝藲さ取３鐾羷游锕呛?、植物籽粒和核殼，指示著遠古時代各地動植物種類的構成乃至整個生態系統的構造。上個世紀前期，當考古學家在殷墟遺址中清理出大象的遺骨和古文字學家從甲骨文中發現“獲象”、“來象”之類的記載時，學者逐漸認識到這種動物曾在華北地區棲息，也很自然地想象當地古今生態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隨著其它多種喜溫動植物遺存（如犀牛和竹鼠的遺骸、水蕨孢子等）亦在華北各地不斷出土，學者做出了遠古中國氣候和動植物構成與現代迥然不同的判斷[5]。

上世紀末期以來，日益嚴重的生態環境危機受到社會的普遍關切，考古學者也深受震撼，在國外考古學的影響下，大陸和臺灣都有一批學者積極著手建立中國的環境（生態）考古學，試圖對遠古人類聚落的生態環境進行某種程度的重建，并考察特定區域的生態環境因素對遠古社會組織、經濟生產和生活方式的影響。與此同時，古生物學家也不再孤立地認識某些野生動植物，而是逐漸采用生態變遷的大視野，根據動物和植物考古資料，考察某個區域動植物區系和物種構成和特定動植物種類分布區域的歷史變化及其原因。應該說，考古學和古生物學家所開展的工作是非常有意義的，至少為我們長時段地考察中國生態環境變遷提供了豐富的和古今對比強烈的歷史信息。

2.歷史地理學和氣候史學者的相關研究

歷史地理學以自然和社會現象的歷史空間分布為主要研究內容，致力于探討人地關系演變的過程和規律，與生態環境史研究有著天然的密切聯系。由于特殊的專業優勢，歷史地理學者具有令人贊嘆的廣闊思維空間，他們不僅注意到了歷史上的森林破壞、河湖變遷、沙漠擴張和一些珍稀野生動植物分布區域的歷史變化，也注意到了歷史上聚落、城市及經濟產業的分布與生態環境的關系。雖然他們的思想框架和研究方法是歷史地理學的，但前輩學者如史念海、譚其驤、侯仁之、文煥然、何業恒等人的不少論著實堪稱生態史研究的經典。

氣候史方面，早在民國時期，竺可楨就已注意到中國歷史上氣候的冷暖變遷問題。1972年，他在早年研究的基礎上，發表了題為《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4]的著名論文，對中國東部氣候的周期性寒暖波動進行了系統論述，成為學者引用頻率最高的史學論文。繼他之后，有一批學者先后在這方面開展了系統的研究，出版了數量可觀的論著[5]。

從最近10多年的成果來看，歷史地理學者顯然不再滿足于考察和描繪某些自然和社會文化現象的歷史空間分布，而是日益關注自然現象與社會文化現象之間的彼此聯系，在人口與環境、經濟生產和生活方式與環境、社會變動與氣候變遷、疾疫和災害與環境、民俗與環境等諸多方面，都進行了卓有成績的探討；一些研究其實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歷史地理學課題了[6]。假如它們仍然必須被稱為歷史地理學的話，那么只能說生態史學和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本來即有很大的重疊，兩者間的界線事實上非常模糊，幾乎無法斷然劃清。直到目前，我們所進行的許多生態史課題，往往是由歷史地理學者提出并率先開展研究的。如果說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主要是從歷史地理學中生長出來的，也不算言過其實。我們要想特別標立一種與歷史地理學相區別的生態史學，必須從學理上進行認真辨別，對兩者的理論方法和學術指向做出必要的判分[7]。

3.農牧林業史學者的研究

農業、牧業和林業的本質，是充分利用各種自然條件如水、土、光、熱和物種資源，干預動植物的生命過程，促進那些經濟動物和經濟植物的再生產，獲得以衣食原料為主的各種產品。任何一個類型的農牧林業生產都不可能離開特定的生態環境，它們的歷史發展，與生態環境變遷有著不可分割的密切聯系，因此農牧林業史家比較早地關注到歷史生態環境問題，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我國農牧林業史家關注生態環境，大約是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開始的[8]。在此之前，個別學者已發表過若干相關論文，如雷海宗先生在1950年代曾發表《古今華北的氣候與農事》[9]，根據古書記載概述華北氣候的變遷及其對農業生產的影響。但并未形成一種群體性的學術傾向。20世紀80年代前后，東西方農業科學界都在反思“石油農業”和過量使用化肥、農藥對農業生態系統的危害，提倡所謂“有機農業”（后來又提出“生態農業”，再往后則是“可持續農業”；日本則有人基于道家思想提倡所謂“自然農法”），不少中外農學家稱贊中國傳統農業技術方法的合理性和優越性，使中國農史學家受到了鼓舞，于是有人開始論說傳統農作方式對維持生態平衡的積極作用，比如重視水土保持和積肥施肥、實行作物輪作間作套種、種植與飼養相結合、采用生物防治等等，對促進有機物質循環和保持農業生態平衡的作用和意義，試圖闡發傳統農學的現代價值，其中江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塘”、“蔗基魚塘”生態農業模式被賦予了典范意義。農田水利作為農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向來受到重視，有大量的論著發表，學者很早就關注農田水利建設對水資源調配的重要作用，及其對農業生態環境正反兩方面的影響。與考古學家和歷史地理學家相比，農牧林業史家對歷史生態問題的論說顯得更加專業，這一方面由于他們具備良好的自然科學特別是生物學基礎，另一方面則由于他們一開始就注重對生態學（特別是農業生態學）理論方法的運用。

90年代以后，農牧林業史家的研究思路漸趨開闊，對于中國歷史上農牧林業與生態環境的關系，漸漸不再只是強調好的一面，而是開始反思傳統的農業資源開發利用方式的弊病及其所造成的生態惡果，例如關于黃土高原過度開墾所造成的嚴重后果、宋代以后長江中下游的圍湖造田和明清以來山區墾殖對生態環境的破壞等問題，均取得了不少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一批學者從農業史和經濟史入手探討中國歷史上的“天人關系”，也取得了相當可喜的成績[10]。盡管農林牧業史學者的研究范圍大抵局限于對產業內部歷史問題的探討，但由于中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大國，直到上個世紀才開始走上工業化道路，此前人類活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其實也主要表現在農牧林業生產方面，離開了這些方面的基礎研究，想要真正認清中國生態環境變遷的歷史，殆無可能。事實上，自譚其驤、史念海以來，歷史地理學家探討中國古代生態環境問題，亦主要從農、林、牧業入手。

由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在中國，與生態環境史有關的學術研究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前期，并且已經取得了不少成績，為進一步考察中國生態環境變遷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也為我們著手建立中國生態史學積累了較為豐富的學術資源。

然而，已有的研究尚不足以構成中國生態史學。首先，以往相關探討大抵只是考古學、古生物學、歷史地理學和農牧林業史等學科研究的外向拓展和延伸，而非以系統繪制中國歷史生態環境圖像為學術指歸。研究者對生態歷史問題的考察仍是立足于各自不同的專業，并沒有凸現出全面認識中國歷史生態環境、最終對之進行某種程度的系統重建的意向，更沒有從開始生態環境出發對社會歷史運動進行系統解釋的努力，這就造成相關研究與主流史學之間存在相當大的隔膜，其成果也未能很好地被一般史學著述所吸收；其次，盡管以往已經探討了許多重要論題，在研究思路和技術方法上也作了諸多有益的探索，為中國生態史學的建立準備了一些重要的構件。但是，這些論題、思路和技術方法顯得相當零碎和分散，彼此之間互不關聯，尚不足以構成學術界域分明、結構層次清晰并具有內在整體性和統一性的生態史學框架；其三，由于“自然”與“社會”二元分立的思想觀念根深蒂固，以往對生態環境史研究的理解和定位存在著不容回避的嚴重偏差：人們普遍將它視為社會歷史之外的另一學術領域。傳統史學一向重人事、輕自然，對自然的歷史用力甚少，對許多問題的認識幾乎是一片空白，生態環境史研究者立志加以填補，這是可以理解的。但矯枉未免過正，早先的生態環境史研究明顯偏重對自然層面的考察，社會層面的問題則被嚴重忽視了，從而造成了新的偏頗，以致許多人以為生態環境史的研究目標只是考察古今自然環境之變；其四、與以上幾個方面相聯系，盡管越來越多的學者逐漸認識到了開展環境史研究的必要性，實際介入這一領域者亦已不可謂少，但極少有人對這一新研究進行學理上的論說。迄今為止，國內的生態環境史研究仍局限于具體問題的探研，附屬在不同的相關學科之下，如果上升到“專門之學”這個層次加以考量，則仍存在著嚴重的學科理論缺失。正因為如此，在一些人的眼里，生態環境史研究只不過是探討一些邊邊角角的歷史問題，算不上什么專門的學問，至多只能充當歷史著述的“緣飾”和“花邊”，難登史學的大雅之堂。這種狀況必須改變。

[1] “生態史”又稱“環境史”，中外學者都往往混用，但“環境史”的叫法更加流行。個人認為：這一研究的基本理論框架應是生態學，因此更愿采用“生態史”一詞。另外，“環境史”仍有將社會文化與生態環境人為分割的嫌疑，而在我所主張的生態史學中，兩者是一個彼此影響、相互作用、協同演變的整體，人類（社會、文化）系統應被視為地球生態大系統的一部分。

[2]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澳大利亞著名中國經濟史和環境史家Mark Elvin (伊懋可)，他在多年前即開始了系統的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其中包括對洱海、巢湖、杭州灣、近代結核病與環境等問題的專門研究。伊氏曾與臺灣學者劉翠溶合作主編會議論文集——《積漸所止：中國環境史論文集》（上、下冊），由臺灣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2000年出版中文版，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英文版（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與中文版所收論文略有不同），在中西方學術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最近，伊懋可又以《大象的退卻：中國環境史》（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為題，對中國環境史的一系列問題進行了系統論述。

[3] 近年來，一些研究外國史的學者如侯文蕙、、包茂宏、梅雪芹、高國榮等做了不少這方面的譯介工作，提供了相當豐富的學術信息，令人欽佩。

[4] 筆者這里使用“本土性”一詞意在說明：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的問題意識和研究方法，主要并非導源于近30年來在國外興起的環境史學，而是基于本國學者在相關領域的前期研究。請切勿作過分寬泛的理解。

[5] 例如關于遠古動物，徐中舒早在1930年就發表了題為《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的長文[1]（pp.51~71)，根據殷墟出土甲骨卜辭中“獲象”、“來象”之文，參以其它文獻記載和出土實物，對商代河南產象及象之南遷事實進行了論述。其后，德日進、楊鐘健、劉東生等人又先后，對殷墟出土哺乳動物群進行了系統研究[2][3]。這些均可視為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的先聲。

[6] 例如青年歷史地理學者王建革關于華北平原和內蒙古草原生態、經濟與社會史研究的系列論文，其實更多地采用了生態學而非歷史地理學的理論方法，與傳統的歷史地理學研究大異其趣，可為顯著的例證。

[7] 關于環境史學與歷史地理學的關系，同行學者時有議論，但對兩者究竟如何判分，并未形成成熟的意見。個人認為：環境史（生態史）的理論基礎是生態學，它的主要著眼點是“生命系統”，重在考察生物（特別是人類）與環境、生物與生物之間的歷史關系；歷史地理學雖然一向強調人地關系，但其理論基礎是地理學，主要著眼點是“空間構造”和“空間運動”。因此，歷史地理學并不能包辦環境史學的研究工作。

[8] 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開始，《中國農史》、《農史研究》和《農業考古》等幾家農業史刊物，均陸續刊載有題目上出現“生態”一詞的論文。在同一時期的農業史著作中，更時常見有“生態農業”、“生態平衡”、“生態破壞”等詞句，有關論述也不斷增多。

[9] 該文收入氏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

[10]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中國農業史研究中，“風土”和天、地、人“三才”觀一直是學者關注的重要課題，先后有不少論著發表。1999年12月，中國農業歷史學會、中國經濟史學會古代史分會和《中國經濟史研究》編輯部聯合召開了“中國經濟史上的天人關系” 學術討論會，分別從天人哲學、農林牧業生產實踐、資源保護等多方面探討人類經濟活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會議論文由李根蟠、原宗子和曹幸穗等結集為《中國經濟史上的天人關系》，由中國農業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 二、作為一個獨立學科的中國生態史學

誠然，從不同學科出發考察歷史生態環境的具體問題，是非常有意義、也是十分必要的，但相關研究必須加以有機整合。若欲改變目前的“零打碎敲”局面，開展全面系統的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以獲得對環境歷史變遷的貫通認識，并由此取得對社會歷史的更加透徹的理解，就必須建立一種專門之學——生態史學，使之成為中國史學中的一個獨立分支學科。

毫無疑問，生態環境史研究要想提升為一個專門獨立的史學分支，必須具備獨特的思想框架和理論方法。然而，完成生態史學框架體系的構建工作，恐怕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西方學者已就“什么是環境史”、“環境史主要研究什么”這些基本問題討論了數十年，并提出了多種定義和構想，但各家的意見并不是很一致的；國內雖也有個別學者提出了一些設想[1]，但事實上還沒有人真正著手進行這方面的努力。在此，筆者也只能提出自己的一點粗淺見解。

我們認為：生態史學作為一個新的史學分支，其新穎和獨特之處，不僅僅在于它的研究對象，更重要的是它的思想理論和方法，首先（應當）體現在它將現代生態學理論方法應用于歷史研究，以生態學以及它的分支學科——人類生態學（生態人類學）、人口生態學、社會生態學和文化生態學等，作為觀察和解釋歷史的思想導引和分析工具。簡要地說，生態史學是運用生態學理論方法來處理史料、解釋歷史現象和歷史運動（既包括自然現象和自然運動，也包括社會現象和社會運動）的一種新史學。它的基本學術指向是采用廣泛聯系、彼此作用、互相反饋和協同演化的生態系統思想，陳述和剖析人類社會與生態環境互動變遷的歷史經驗事實，并就如何協調人類與環境之間的關系發表自己的觀點和看法。

與一般的歷史研究不同，生態史學的觀察視野不局限于社會和人事，而是將目光較多地投向人類的生物屬性和與人類社會活動發生過種種聯系的那些自然事物和現象；但生態史學又非寬泛意義上的自然史研究，它事實上只著眼于自然界（特別是地球生物圈）中與人類活動發生過關聯的那些方面。也就是說，生態史學的學科特點表現在研究對象上，是它立足于自然生態與社會文化的中間界面開展學術探討，對于這個中間界面，我們或許可以借用“天人之際”一詞加以概括。[2]在生態史學者看來，社會文化與生態環境乃是一個彼此影響、互動作用、協同演變的統一整體，自然環境和人類活動彼此施加于對方的歷史作用，人們對這種彼此作用的認識和反應，以及這些認識和反應的道德、價值、符號、組織、制度和各種行為體現，都是生態史研究者理應探討的內容。了解生態環境的歷史面貌和變遷過程，固然是生態史學的一個重要目標，但考察生態環境及其變遷作用下的社會文化運動亦應作為它的基本任務之一，而正確認識兩者之間的歷史互動關系和過程，則是這一新興學科的最高追求[3]。

很顯然，生態史學雖然看起來應當集中考察歷史“自然”問題（這既是先前的研究所造成的錯覺，也是一種矯枉過正的結果），事實上卻堅決反對將社會和文化排除在觀察視野之外。不過，生態史學者之關注社會和文化，與一般歷史學者關注社會和文化相比，在視角上有較大區別——生態史學強調人類的生物屬性，以及社會現象與環境因素的歷史關聯，文化則被視為人類這種特殊生物同周遭環境（在這里，“環境”既包括自然環境，也包括社會環境）打交道的方式和方法體系。也許可以不甚恰當地說，生態史學在一定程度上有意將人類還原為一種動物——同其它動物一樣需要空氣、食物、水和各種其它資源，人類的繁衍方式、人口密度、生命維持體系和社會組織形式等等，同樣深受特定生態條件的影響和制約。所不同的是，人類具有創造、學習和傳承文化的能力，在應對環境的過程中，構建了復雜的工具、技術、組織、規范、價值觀念和意義象征體系，而一般動物只是渾渾噩噩的寄居者；人類依靠其所創造的文化而生存，一般動物只是憑著本能而已。

在生態史學看來：人類的任何一種社會歷史活動，都是在一定的空間中進行的，離不開特定的環境條件，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種種生態因素的影響，如將生態環境排除在觀察視野之外，就難以全面揭示人類社會發展的真正秘密。因此，具體（而非抽象）、實證（而非玄學化）地考察生態環境因素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影響，理應成為歷史學的一項重要任務。

與一般歷史學相比，生態史學不但有其特定的觀察視野和理論方法，而且具有獨特的社會歷史觀。它特別強調：無論文明怎樣發達、社會如何進步，人類始終都是動物界中的一員，人類的歷史始終都是地球生物圈中生命系統流轉的一部分。正如其它物種因生態環境的區域差異和時代變遷不斷發生變化一樣，人類社會和文化亦因所處環境的地域和時代不同而千差萬別。因此，社會和文化的許多歷史變異和差別，不但需從其自身的發生、演化過程中尋找答案，而且應從其所處的生態環境中求索根源。生態史學將告訴我們：在不同的時代和區域，社會文化如何受到各種生態環境因素的影響，并且在這些影響之下不斷發展演變？

另一方面，與自然史研究不同，生態史學雖然重視考察各種歷史自然現象，但時空界域圈定在人類誕生以來、與人類活動發生了關聯的那些部分。而在這一時空界域內的生態環境變遷，并不是一個純粹的自然過程，人類的各種活動及其方式和結果，都是生態環境變遷的重要影響因子和表現。隨著人類實踐能力的不斷增強，人類活動在生態變遷中所發揮的作用也越來越大。生態史研究的另一重要目標，就是要弄清生態環境在歷史上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人類在其中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從一定的意義上說，它事實上想要搞清楚：由人類活動所造成的“第二自然”是如何逐步形成、并且不斷發生改變的？這些改變又如何對社會產生反饋作用，影響人類的繼續生存和發展？

要之，在生態史學的思想框架中，環境是有人類的環境，人類活動是生態環境變遷的重要促發和推動因素；社會是一定生態條件下的社會，許多生態因素都是社會歷史運動的重要參與要素——從總體上說，人類社會文化系統是地球生態大系統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雖然在具體研究實踐中，我們既可側重探討人類活動影響下的環境變遷，亦可側重考察環境影響下的社會文化發展——這兩個側重構成生態史學研究的兩種學術指向，但兩者事實上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如果割裂了兩者之間的聯系，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生態史學。

根據以上想法，我們對自己所設想的中國生態史學的基本框架作如下幾點歸納：

一、生態史學作為一種新史學，并非刻意拋棄傳統的史學理論、方法和命題，而是要在歷史觀察中引入生態學的理論方法，強化對生態環境與人類活動相互關系的歷史探討；

二、生態史學擯棄“人類中心主義”，人類及其社會和文化的歷史被視為地球大生態系統演變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但也不是簡單地主張“生態中心主義”，雖然生態史學的一個重要目標是對生態環境的歷史進行系統描述和某種程度的“重建”，但人類活動及其方式和成果仍然被放置在關鍵的位置。因此，生態史學的歷史觀既非“文化決定論”，亦非“環境決定論”，而是“人類——環境互動論”；

三、生態史學從社會文化和生態環境的中間界面尋找和選擇論題，它的基本內容（根據側重點不同）包括兩大方面：一是歷史時期的生態環境面貌及其在人為作用下所發生的種種變遷；二是在人類（社會文化）的歷史發展進程中，生態環境及其諸要素所發揮的重要影響和作用[4]；

四、生態史學研究的最終目標，是探索人類與其所處環境之間的歷史互動關系與過程，系統地描繪社會文化與生態環境彼此影響、相互作用和協同變遷的歷史圖式。

顯而易見，生態史學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跨學科研究，它所要考察的，不僅僅是社會現象和文化現象，也不僅僅是自然現象和環境因素，并且也不是兩者的簡單堆砌和相加，而是自然和社會兩大領域眾多現象和因素之間的有機、互動的歷史關系與過程。

毫無疑問，開展生態史學研究是一項極為艱巨的工作，研究者需要具備復雜、綜合和廣泛聯系的思想方法，需要具備廣博的知識——最好兼受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個方面的訓練，并且需要具備超越于兩個學科領域之上的進行綜合、整體思辨的能力。由于以往學科劃分和教學方式的局限，一般中國學者在知識結構和思維訓練上都存在不可忽視的缺陷和不足。正因為如此，盡管目前生態環境史研究越來越熱門，已經觸及了非常廣泛的問題，但就所見的成果來看，多數論著的學術水平并不很高，總體上說，研究深度仍未超出1993年香港“中國生態環境歷史學術討論會”的會議論文[5]。我們注意到：一般歷史學者的相關論著中時或出現一些常識性的錯誤，而由具備不同自然科學背景的學者所進行的研究，又往往局限于各自的專業領域，彼此之間缺少必要的聯結和貫通，未能有機地整合起來形成系統的歷史認識。要想很好地開展這一研究，不僅需要有豐富的知識貯備、系統的理論方法訓練，而且要求不同專業領域的學者密切交流、通力協作。

[1] 例如，包茂宏在《環境史：歷史、理論和方法》一文（載《史學理論研究》2000年第4期）曾就此提出了若干值得重視的設想。

[2] 之所以特別指出“借用”，是因為筆者并不認為“天人之際”的歷史含義并非今天所說的“人類與自然之間”。一些學者將“天”理解為“自然”，將“天人之際”、“天人合一”解釋為“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人類與自然環境的統一”是很不恰當的。但從歷史文獻中，我們一時還找不到一個更簡約的詞匯來表達這種關系，只好暫且借用。

[3]景愛《環境史：定義、內容與方法》[6]一文認為：環境史是研究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史，研究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歷史過程。顯然，在景先生看來，環境史所關注的“環境”并非寬泛意義上的“自然”，而是與人類發生了關系的自然環境。在這一點上，我們的觀點是一致的。不過，雖然他所主張的環境史研究強調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但觀察的重點仍在于“環境”，而筆者所主張的生態史學是從生態學立場出發的，更強調人類與環境的整體性和統一性，不僅為了理解環境的歷史，同時更是為了理解人類和社會的歷史。

[4]景愛認為環境史研究應主要圍繞三個方面進行：第一，要研究自然環境的初始狀態；第二要研究人類對自然環境的影響；第三，要研究探索人類開發利用自然的新途徑[6]。梅雪芹在吸收西方學者觀點的基礎上，將環境史研究分為四個層次：一是探討自然生態系統的歷史，二是探討社會經濟領域和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三是研究一個社會和國家的環境政治和政策，四是研究關于人類的環境意識，即人類概述周圍的世界及其自然資源的思想史[7]（pp.10~11）。盡管他們都強調人類與環境的相互影響，但基本學術指向仍是理解“環境”，仍不能包容我們所設想的生態史學。

[5] 這次會議的絕大多數論文均收入前揭伊懋可、劉翠溶主編論文集。其中中文版除《序》和《導論》之外，設立了《比較的觀點》、《對自然環境的詮解》、《人類的聚落》、《邊疆地區》、《水文與水利》、《氣候》、《疾病》、《環境的形象-官方的心態》、《環境的形象-文學的和通俗的感受》和《環境與近代經濟發展-臺灣和日本》等欄目，一些論文視角之新穎、論說之深入十分值得贊嘆。 三、中國生態史學研究的兩種理路

如上所言，我們所主張的生態史學，將社會文化與生態環境視為統一的整體，致力于探索兩者之間的歷史互動關系與過程，它所研究的是“天人之際”的歷史問題。這就決定了它既不能像傳統史學那樣只重視歷史上的社會和人事，曾被嚴重忽視的自然歷史變動將被當作重點突破的對象；亦不能像先前的相關研究那樣只對自然層面的問題情有獨鐘，眾多的社會歷史問題同樣需要認真加以考察，傳統史學所探討的諸多重要問題，仍將成為生態史學的重要論題，只是采用了新的思想方法，變換了論說的角度。換句話說，生態史學研究的對象，既包括自然歷史現象和問題，也包括社會現象和問題，橫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領域，是一種典型的交叉學科。

與多數成熟的史學分支相比，生態史學具有顯著的“邊緣學科”性質。然而，在這里，“邊緣”意指它的思想空間是在多個多科領域的聯結和交匯部分，而不是說它應該被定位在歷史學科的邊緣位置——盡管它目前仍然多少有些尷尬地被視為一種邊角的學問。事實上，只要稍微回顧一下學術史，我們不難發現：一種學術究竟屬于“主流”還是“邊緣”，未必就是命定的，而是既取決于相關成果的積累，更取決于不同時期的學術興奮點——而學術的興奮點總是與人類社會的現實問題密切關聯。隨著歷史條件和社會情境的改變，曾經的主流學術可能被邊緣化，邊緣學術亦可能向中心位移而成為顯學。筆者大膽預測：生態環境史研究將逐漸登上中國史學的大堂正殿[1]。

當然，這仍需生態環境史學者做出持續不斷的努力，開展更扎實系統的研究并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還必須努力改變研究理路，具體來說，需要更多地關注人與社會的歷史，從生態史學的立場出發切入主流史學所長期關注的那些相關歷史命題，即在一定程度上向主流史學、特別是目前居于顯學地位的社會史研究靠攏。這不僅僅是一種爭取學術地位的“技巧”，同時也是推進社會歷史認識的需要——觀察社會歷史運動和解釋社會歷史現象，原本即是生態史學的“應有之義”，只是路徑和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回顧過去一個時期生態史和社會史研究的發展，我們不難注意到：不論從學術動機還是從實際研究情況來看，兩者之間都似乎少有瓜葛。直到最近10余年來，情況才發生了可喜的變化：這兩種分途發展的學術研究逐漸出現了互相交融、彼此會通的趨勢。這是一個非常值得重視和努力推進的學術走向，向來重人事、輕自然和將自然與社會相分離的史學傳統，將可能因此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應該說，互相溝通和彼此聯結乃是生態史和社會史研究不斷深入而產生的共同學術訴求。

試細言之。

按照先前的觀念，生態環境史研究的目標是認識自然環境、而非社會文化的歷史。如前所述，中國學者早先的相關研究，正集中于歷史上的氣候、森林、野生動物、沙漠化和水土流失、河流湖泊、海岸變遷和農業生態平衡等方面，研究者大多具有一定自然科學背景，如氣象學、地理學、農（牧、林）學、文水（水利）學等等[2]。歐美早期的生態史研究大抵也是如此，美國的生態環境史研究，雖然早期的研究已多與環保、邊疆和拓殖的歷史相聯系，但重點仍在于自然方面[3]，目前這一領域的權威雜志——《環境史》是由美國環境史學會與森林史學會合辦的。但是，隨著相關研究不斷深入，學者日益意識到：生態變遷并不是一個純粹的自然過程，至少自農業時代以來，生態環境的諸多變遷與種種人為因素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無視人類活動的影響，就無法理解生態環境的歷史變化。正因為如此，最近一個時期以來，關于生態環境的歷史著述愈來愈重視社會性因素的影響和作用。美國“進入90年代以后，環境史與社會史合流成為一種趨勢，性別、種族都被納入環境史的研究內容?！盵4]歐洲的環境史研究視野也在不斷擴展，從歐洲環境史學會網所刊1976-2004年間的相關論著目錄看，雖然近年的論著從數量上說仍以討論氣候、水源、森林、景觀、污染、災害疾病等問題者居多，但經濟、社會和文化與環境的歷史關系愈來愈受到重視[5]。在我國，關于近一萬年來（農業起源以來）生態環境變遷是否主要由于人類活動所致，學者尚有不同的看法，但生態破壞的社會原因日益受到重點關注卻是無可爭議的事實，譚其驤、史念海等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其實已經率先做了若干十分精湛的開創性研究[6]。

社會史研究致力于考察人類群體（即社會）發展的既往經歷，理所當然應以解釋社會歷史現象為鵠的。然而，單純從社會來解釋社會、或者僅將生態環境視為社會發展的“背景”，顯然無法對眾多社會歷史現象做出圓融的解釋[7]。從年鑒學派開始，法國的社會史家逐漸不再只是在理論上承認環境對社會的影響，而是將生態環境視為影響社會歷史進程的結構性要素，通過實證研究探索其影響的具體機制，成為社會歷史觀察的一個新視角，并對歐美社會史、文化史和經濟史研究的發展發揮了重要引導作用。最近若干年來，中國社會史研究者特別是地域社會史、災害疾病社會史和社會生活史研究者，也開始將生態環境作為能動因素納入各自研究思考的范圍[8]；在經濟史和文化史研究中，也出現了同樣的學術趨向。

雖然國內迄今仍無人對生態史和社會史研究相互結合的可能性與必要性作專門系統的探討，但在我們看來，這兩個看似互不相干的研究領域發生關聯，互相對話、借取和觀照，走向匯流融通，卻是一種必然的學術發展走向和趨勢。這既是兩者均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途徑，更是生態史學研究應取的理路。

站在目前主流史學的立場，人們也許會提出這樣的問題：生態史研究對于認識中國歷史究竟有何意義？最容易得到認同的回答是：有助于認識社會發展演變的自然背景。這樣的回答自然并沒有錯，但從生態史學的立場來看，則仍然是不全面的，甚至是很偏頗的。這是因為，在生態史學觀念中，生態環境不僅是社會發展演變的自然背景，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能動參與因素。對生態史研究進行合理的學術定位并與社會史研究真正有機地結合起來，完全可能為深化中國社會歷史認識做出更多貢獻，而不僅僅是為演繹社會歷史戲劇鋪設一個“自然的布景”。

筆者曾經指出：生態史與社會史研究互相滲透和結合，可能導致新的學科交叉，根據側重點不同，形成兩個學術分支：一是生態社會史，二是社會生態史[8]。前者的目標主要是了解自然生態環境的歷史變遷，但與某些生態史研究相比，它特別強調并具體論證生態變遷過程中人類活動和社會（及其文化）因素的影響；后者則試圖采用生態學理論來研究歷史上的社會，強調自然環境因素的能動作用和影響，以期更好地認識人類社會及其發展演變，目的在于理解社會的歷史運動。簡而言之，前者是研究人類活動作用下的生態環境的歷史，后者則是研究生態環境參與下的人類社會的歷史。

為了進一步闡明我們的想法，且將自人類誕生以來的歷史不恰當地濃縮為一個童話式的簡短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片茂密的叢林，林中有一個小村，村里居住著幾戶人家。村民們世世代代在這里勞作和生息……?！鄙鷳B社會史家主要講述這片叢林的故事，談論這片叢林曾經有多大，生長過哪些樹木，棲息過哪些動物？進一步，會談論這片叢林逐步縮小、或至消失的歷史過程及其社會原因，如由于村莊的人口不斷增長，需要開墾更多土地、搭建更多房屋、樵采更多燃料等等，樹木因此不斷遭到砍伐，叢林面積逐漸縮小，原先棲息在這片叢林中的許多動物，也因無處藏匿和覓食逐漸逃逸、終至絕跡……等等；社會生態史家則主要講述這個村莊中的人的故事，亦即描述由這幾戶人家所組成的社會的歷史，談論諸如村落社會結構、經濟狀況、生活習慣、婚姻風俗、文化娛樂、生老病死……等等問題。如果想把故事說得更加清晰和完整，就要進一步談論叢林和叢林中其它物種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對村民的謀生方式、利益分配、權力結構、生育死亡、安全保障、娛樂活動，乃至信息交流、觀念情感等各個方面曾經發揮過的作用和影響。很顯然，由于歷史關注的側重點不同，可能分別做出不同的歷史敘述。而歷史的真實情況是，叢林與村莊乃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彼此互為變化的因果，任一方面的變化都是促使另一方面發生改變的能動因素。

側重“自然”一面的生態社會史研究，基于這樣一個預設：人類活動、特別是經濟活動，至少從農業時代以來就是生態變遷的主因之一。因此，有關研究雖然著眼于生態環境變遷，但強調人類活動的影響，對生態變遷的討論不是從生態環境到生態環境，而是將人口、技術、生產與生活方式、風俗習慣乃至意識形態等等社會性因素，與水、土、光、熱、生物、礦物等自然因素，一同視為參與物質循環、能量流動、信息傳遞乃至整個生態系統演變的重要因子，在特定情況下，甚至視為比自然因素更加重要的歷史變量。沿著這種思路所展開的生態史研究，實際上差不多是考察人類改變生態環境的歷史。

社會生態史研究，則將人類社會視為地球生物圈內的一個特殊生命系統，它一方面承認人類與其它動物相比具有極為特殊的智能，即創造、傳播、積累和更新文化的能力，承認由于這種能力，人類社會具有高度的復雜性；另一方面，它同時認為：人類必須服從生態規律的最終支配，社會發展變遷的歷史過程，從根本上說，乃是人類不斷調整與生態環境關系(包括經過自己改造的生態環境)的過程——技術體系的進步、生業方式的改變、社會組織的變遷，乃至風俗習慣和思想觀念的嬗變，都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社會對生態變遷的適應性調整，或者間接地跟從于這些調整；經濟類型、社會結構、生活方式乃至精神風貌等等許多方面的地域差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態環境差異所造成的；生態環境的歷史變遷，同樣導致上述方面發生種種改變。正由于人類社會在地球生態大系統中與周圍環境存在著廣泛的物質、能量和信息交流，是其中的一個特殊生命系統，因此人類社會的歷史，也就存在著采用生態學理論方法加以認識的可能性。

社會生態史的主要研究對象，仍然是歷史上形形的社會現象、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和流轉不息的生命運動。但與一般的社會史研究相比，它更側重探討社會現象的生物性質和自然基礎，致力于尋找社會系統與生態系統、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社會因子與生態因子之間的歷史聯系。在這里，紛繁復雜的社會歷史現象，諸如衣、食、住、行、生產、消費、婚姻、生育、疾病、死亡、遷徙、社交、娛樂、戰爭等等，以及因之所產生的技術、組織、結構、制度、規范、習俗、思想意識，就不單純地被理解為“社會的”或者“文化的”，同時還被理解為“生物的”，是在特定“自然”和“生態”影響下產生、并反映特定自然生態環境的；家庭、宗族、村落、城邑等等，也就不應只是被理解為社會的單元或聚落，同時還是大小不同的生態單位或系統，可以采用生態學方法加以考察。要之，社會生態史學者承認文化因素的生衍變異和社會系統的發展演化具有自己的內在邏輯，但卻不認為它們是（至少不完全是）封閉、自限和自我決定的過程，而是與生態環境及其眾多因素彼此影響、協同演進的過程。

這樣一來，生態史學研究就有了兩個側重點不同的可取理路：即生態社會史和社會生態史研究。如果選取前者，即使在具體實踐中十分強調人類社會活動的影響作用，也仍然屬于社會史之外的另一學術領域，它的學術目標是系統地描繪生態環境及其變遷的歷史圖像，當然客觀上也可為講述人類社會的歷史故事增添一個“布景”和“底圖”；如果選取后一種理路，則不僅是生態史學研究的一部分，而且可以視為社會歷史觀察的一個新的思想框架。這種新的思想框架，將社會及其所處的環境視作一個有機、統一和整體的生命系統納入考察范圍，不僅考慮各種社會因素的相互作用，而且將各種生態因素視為重要的參與變量，從而呈顯出一種新的社會歷史觀，我們姑且稱之為“社會（文化）——生態史觀”。一旦采用了這種新的框架，史家對“叢林中的村落社會”的觀察，既可能提出許多新的問題，對一些老問題的認識也可能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而不僅僅是在敘述故事時簡單地添加一些在過去看來無關緊要的內容。生態史家有信心為社會歷史觀察提供新的視角、問題意識、解釋途徑乃至新的歷史觀念，并對推進中國社會歷史認識做出獨特的貢獻。

從生態史學的視角來觀察社會歷史可能會提出哪些新的論題，現在還難以預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必定會提出并討論許多從前不曾思考的歷史問題；以往曾經探討的不少論題，包括一些長期爭辯的重大問題，亦完全可以、而且應當重新研究，并可望做出新的解釋。事實上，已經有些學者開始了這方面的嘗試。比如關于歷史上中國南北文明進程的差異、胡漢民族的沖突與融合、周期性的社會動蕩、經濟重心的轉移、水利與專制政體的關系[9]等等，已陸續出現了一些結合生態環境而重作思考的新論。還有不少重大問題，例如中國“封建社會”何以長期延續、何以歷史上漢文化不斷成功地向南擴張卻難以向長城以北推進？……等等，亦都可從人類——環境的互動關系和過程中重新求索。微觀層面上的許多歷史問題，同樣可以采用這一思想框架加以考察。當我們全面考察某個地域社會的歷史時，決不能置當地的山川形勢、氣候、水文、土壤、生物（特別是經濟動、植物）構成乃至礦產資源于不顧，因為當地社會在生產模式、飲食結構、服飾式樣、居處方式、交通設施、疾病、災害以及娛樂、信仰、知識等眾多方面所呈現出來的地方特色，都毫無疑問是根植于其獨特的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舉例來說，一個地方的水資源環境，必然要影響當地的生產結構和生活習慣，迫使人們圍繞水源控制管理和水旱災害防治形成某些特殊的組織、制度和秩序，甚至進一步影響到當地民眾的心態，形成某些特殊巫術、禁忌和神靈信仰。如果不充分生態環境因素對社會文化發展的能動作用，許多宏觀和微觀層面的歷史現象都將無法得到合理圓融的解釋。

當然，筆者也曾指出：采用社會生態史的框架來認識社會，只是社會歷史觀察的一個特殊途徑，不能期望所有問題都能由此得到圓滿的回答。這是因為，社會生態史研究并不能完全取代一般的社會史研究，有些社會歷史問題并不在它的觀察范圍；更重要的是，現代生態學畢竟導源于生物學，而人類不僅具有生物屬性，同時還具有文化屬性（特別強調一點：文化具有自我演繹性），擁有復雜文化和思想情感的人類畢竟不同于其它動物，人類社會系統與其它生命系統的差距很大，其系統結構、系統功能與運行機制的復雜性遠遠超過其它任何生命系統，在觀察社會歷史問題方面，現有生態學理論方法的解釋力仍然有所不足，對于現代生態學概念、術語和技術方法在社會歷史研究中的適用程度，不能期望過高，更不能簡單機械地套用，而應在認真披揀、選擇和改造其適用部分的基礎上，努力構建符合中國歷史研究需要的新的理論方法體系[8]。如果將人類社會簡單類同于一般動物系統，而忽略它的特殊性和復雜性，所得出的結論將可能是十分荒謬可笑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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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景愛.環境史：定義、內容與方法[J].開封:史學月刊，2004，(3).

[7]梅雪芹.環境史學與環境問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王利華.社會生態史——一個新的研究框架[J].天津:社會史研究通訊（內部交流刊），2000，(3).

[1] 這一點可由《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中國史研究》、《史學月刊》、《歷史地理》和《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等權威學術期刊頻繁刊載有關方面的學術論文可以看出。

[2] 關于過去一個時期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的發展情況，張國旺:《近年來中國環境史研究綜述》（載《中國史研究動態》2003年第6期）、佳宏偉:《近十年來生態環境變遷史研究綜述》（載《史學月刊》2004年第6期）分別作了較系統的回顧；王子今:《中國生態史學的進步及其意義——以秦漢生態史研究為中心的考察》（載《歷史研究》2003年第1期）也提供了一些線索，可參閱。

[3]關于西方環境史學的發展，曾華壁《論環境史研究的源起、意義與迷思：以美國的論著為例之探討》（臺灣《臺大歷史學報》1999年第23期）、包茂宏《環境史：歷史、理論和方法》及《美國環境史研究的新進展》（載《中國學術》2002年第4期）和梅雪芹《20世紀晚期的環境史及其學術意義》（收入氏著《環境史學與環境問題》，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文分別有所介紹，可參閱。

[4]高國榮《美國環境史學研究綜述》（“中華文史網”2004年9月22日刊發）。對于這一轉變，包茂宏《美國環境史研究的新進展》一文也提供了不少信息。此外，J.R.McNeill“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載 History and Theory， Theme Issue 42，December 2003，5-42。茲據historyandtheory.org/McNeill.pdf）一文也有專門的論述。

[5] 由于筆者不懂英語以外的其它西方語言，以上印象只是根據 Europe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Eseh)網“Bibliography”英文部分得出的，讀者若欲了解詳細，請登錄 eseh.de/bibliography.html 。

[6] 例如譚其驤《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后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收入《長水集》下冊，人民出版社，1987年）、史念?！端逄茣r期重要的自然環境的變遷及其與人為作用的關系》（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均為經典之作。

篇7

《山海經》堪稱天下奇書。它是一部具有獨特風格的中華古代典籍，從此書內容涉及之廣泛，文化沉積之深厚，歷代學者研究成果之豐碩，以及當今《山海經》影響之不斷擴大等方面進行考察，可以說，把《山海經》稱之為世界文化寶庫中之瑰玉是當之無愧的。

一

20年紀以來，從事《山海經》研究的學者逐漸增多，成果迭出。據不完全統計，本世紀（截至各正式學刊發表論題含有“山海經”或其篇目名的學術論文就有172篇，其中外國學者6篇。至于論題未直接標明書名而涉及《山海經》研究的則更多。

專著的推出標志著《山海經》研究的深化。1980年和1985年，袁珂《山海經校注》、《山海經校譯》先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90年代出版的《山海經》研究專著則有徐顯之《山海經探原》（武漢出版社1991年出版）和扶永發《神州的發現》（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山海經校注》包括《山海經山經柬釋》和《山海經海經新釋》兩部份，后附“《山海經》敘錄”，全錄漢劉歆（秀）《上〈山海經〉表》、晉敦璞《注〈山海經〉敘》、舊本《山海經》目錄和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敘》，另附“所據版本及諸家舊經書目”與“引用書目”，書后另有《山海經》索引，由張明華編。袁珂《山海經校注》的主體部分是《山經柬釋》和《海經新釋》，后者完成于1963年，“著重對神話傳說部分的注釋，蒐羅豐富，征引詳博，頗有發明，其它部分也作了詮解和?？薄保ㄗⅲ骸丁瓷胶＝洝敌Ｗⅰ烦霭嬲f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渡浇浖磲尅吠瓿捎?0年代。袁氏在序中指出的“《山海經》匪特史地之權輿，乃亦神話之淵府”（注：《〈山海經〉校注》序。）是對《山海經》一書內容的概括，很有見地。

《山海經校譯》的最大成果在于?？狈矫?。作者認為“須首先整理出一個《山海經》的新校本來”（注：《〈山海經〉校譯》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該書校勘是從十個方面著手的，即錯、脫、衍、倒、經文入注、注入經文、脫簡和錯簡、它書竄入、篡改、其它。在校勘的基礎上，此書按郭璞注《山海經》18卷順序作了全譯。

《山海經》研究的地理學派、歷史學派和文學神話派發端甚早。地理學派認為《山海經》是一部主要記述地理事物的著作，歷史學派認為《山海經》是反映中國上古時代的史籍，文學神話派認為此書是神話匯集。本世紀中，由于不同學者對《山海經》性質的認定和研究側面各有不同，各學派的流派特征逐漸明朗。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從事自然科技史研究的學者也參加治《山海經》學人隊伍，他們的研究側重于《山海經》科學價值和經文破譯。近年來，各學派已在一些研究領域取得共識，形成了研究合力。

為適應《山海經》研究發展形勢，1983年12月在成都舉辦了“中國《山海經》學術討論會”，有10多個省區的60多位學者參加。這是第一次《山海經》專題研究會議，標志著《山海經》研究隊伍已經形成。

“中國《山海經》學術討論會”后，1986年1月，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了論文集《山海經新探》，該論文集共收論文27篇，“大致依照地理、民族、神話、科技、綜論的順序進行編排”，“各篇論文均從不同角度對《山海經》及其所反映的中國古史諸問題進行了探索，對于研究和了解我國上古的社會和自然狀況均有參考意義”（注：《〈山海經〉新探》前言，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版。）。

二

20世紀以來，《山海經》研究在本書性質、篇目、作者和成書年代、地理范圍等傳統論題上取得很大進展。

關于《山海經》的性質，學者的論點很不一致。30年代前，幾個主要論點先后提出。廖平《〈山海經〉為〈詩經〉舊傳考》（載《地學雜志》14卷第3期、第4期，1923年）認為《山海經》是《詩經》之傳注，這大概是本世紀最早涉足《山海經》性質討論的論文。著名的《山海經》研究日本學者小川琢治重提史地書說，他在《〈山海經〉的考證及補遺》（《支那歷史地理研究》，1928年）一文中指出：“《山海經》一書遠比一向認為金科玉律之地理書《禹貢》為可靠，其于中國歷史及地理之研究為唯一重要之典籍”。魯迅則提出巫書說，受到一些學者的贊同。

80年代以后，《山海經》性質的討論更為活躍。從歷史學角度研究《山海經》的學者主張《山海經》是一部“側重反映上古歷史的珍貴古籍，雖有許多神話傳說，但應與史實區分開來，通過此書可以看出人類社會由原始蒙昧向高級階段漸次前進的發展總過程”（注：段瑜：《中國〈山海經〉討論會爭議的問題》，《新華文摘》1985年第4期。）。胡欽甫《從〈山海經〉的神話中所得到的古史觀》（《中國文學季刊》1928年8月）、朱希祖《〈山海經〉內大荒海內二經古代帝世系傳說》（《民俗》第116期—118期，1933年5月）、鄧慕維《〈山海經〉古史考》（《勵學（山東大學）》第4期，1934年）和80年表的《〈山海經〉及其史料價值》（《北京社會科學》1988年第3期）等文都傾向于認定《山海經》為歷史書。

側重于探討《山海經》地理價值或認定其為地理書的學者仍占多數。主要論文有顧頡剛《〈五藏山經〉試探》（《史學論叢》第1期，1934年）、徐旭生《〈山海經〉的地理意義》（《地理知識》1955年第8期）、曹婉如《〈五藏山經〉和〈禹貢〉中的地理知識》（《科學史集刊》1958年第1期）、譚其驤《〈山經〉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中華文史論叢》第7輯，1978年）等。劉起釪認為，“保存了豐富的地理素材而附麗以高度神話的《山海經》，它開了幻想的一派”，但“不能把這一派這些著作認真當作嚴肅的地理書看待”（注：《〈禹貢〉作者》，《中國歷代地理學家評傳》，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頁。）。近年一些探討《山海經》地域范圍的學者大多也主張地理書說。

支持《山海經》巫書說的學者也不少，在1983年成都學術會議上，有些學者又提出了這一主張。僅1985年一年就發表了三篇明確主張巫書說的論文：翁銀陶《〈山海經〉性質考》（《福建師范大學學報》，1985年第4期）、袁珂《〈山海經〉蓋古之巫書試探》（《社會科學研究》1985年第6期）、孫致中《〈山海經〉的性質》（《貴州文史叢刊》，1985年第3期）。

關于《山海經》篇目與版本討論的論文也很多，主要有蔣經三《〈山海經〉篇目考》（《語歷所周刊百期紀念號》，1929年）、賀次君《〈山海經〉之版本及關于〈山海經〉之著述》（《禹貢》第1卷第10期，1934年）、周士琦《論元代曹善抄本〈山海經〉》（《歷史文獻集刊》第1集，1980年9月）等文，袁珂《〈山海經〉產生地域及篇目考》（《中華文史論叢》第7輯，1978年）也討論了《山海經》篇目。通過討論，目前對《山海經》篇目的認定已接近取得共識，至于《山海經》版本學探討尚處于初始階段。

關于《山海經》作者，論者的分歧很大。何觀洲主張鄒衍縣《山海經》的作者（《〈山海經〉在科學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時代考》，載《燕京學報》第7期，1930年）；顧頡剛等主張非一人之所作，作者為秦人（如顧頡剛《禹貢全文注釋》：“《禹貢》作者的籍貫同《山經》作者一樣，可能是秦國人。”）袁珂等主張《山海經》作者為楚人或楚地人（如袁珂《〈山海經〉寫作的時地及篇目考》）；呂子方、蒙文通等認為有巴蜀人的手筆（如呂子方《山海經雜記》等）。另外，衛聚賢主張“戰國中年”的“楚以南人所著”，并進而推演為墨子弟子隨巢子寫定；李行之認為《山海經》作者是楚國南部一位少數民族士人，其籍貫之地望為今湖南省常寧縣（《〈山海經〉作者考》，《求索》1989年第6期）；還有人主張《山海經》有北方齊國、燕國人的手筆。

討論《山海經》成書時代的論文很多，主要有何定生《〈山海經〉成書時代》（《語歷所周刊》第2卷第20期，1928年）、陸侃如《論〈山海經〉著作年代》（《新月》第1卷第5期，1928年）、蒙文通《略論〈山海經〉的寫作時代及其產生地域》（《中華文史論叢》第1輯，1962年）、翁銀陶《〈山海經〉作于楚懷王末年考》（《求索》1987年第5期）。通過論討，大多數學者認定的《山海經》成書時間在東周至漢代之間。不過，也有人認為“本書成書年代可上溯至夏商。”有的認為“《山海經》的相對年代以儒家所說堯舜時期較為準確，即夏代建立以前，約在公元前21世紀”（注：段瑜：《中國〈山海經〉討論會爭議的問題》，《新華文摘》1985年第4期。）。

《山海經》地理范圍的討論十分活躍，眾說迭起且相差驚人。大致說來，本世紀發表的論點可以歸納為三類：一是傳統的華夏說，二是局部小區說，三是世界圈說。

傳統的華夏說認為，《五藏山經》的地理范圍，“從所提到的山名來看，東邊達到東海之濱的會稽山，西邊提到了新疆的天山；從所描述的地理環境來看，北邊似乎越過了蒙古高原，到了西伯利亞，南邊似乎到了江南”（注：赫維人：《淺談〈五藏山經〉》，《云南師大學報》1985年第1期。）?！逗＝洝访枋龅牡乩矸秶鷦t可遠及朝鮮、日本、中南半島和阿富汗、俄羅斯等鄰國。持傳統觀點的學者對《山海經》的地理內容作了詳細的考訂，如譚其驤《〈山經〉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衛挺生《南山經地理考釋》等五篇（載《東方雜志》1969年至1973年）等就是如此。

有些學者認為《山海經》描述的地域范圍很小，只及中國境內某一局部地域。何幼琦《海經新探》（《歷史研究》1985年第2期）認為《海經》的山川疆域只在今山東省中南部以泰山為中心的地域。扶永發《神州的發現》一書認為，《山海經》記述的是云南西部東經101度以西，北緯23度以北縱谷地區的地理，書中的古昆侖山即今云南納溪河和毗雄河——苴力河以西、云縣縣城以北、高黎貢山以東、金沙江以南橫斷山脈地區。作者還利用地圖比例，換算出《山海經》里距為今日華里的3.4%左右（注：扶永發：《神州的發現》，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和局部小區說相反，有些學者認為《山海經》描述的地理事物遠及非洲、歐洲、大洋洲和美洲，不少國外學者也持這一觀點。

國人《山海經》地理范圍世界圈說可能發端于梁啟超、蘇雪林的中亞西亞說，本世紀70年代一些國外學者認定《山海經》某些部分相當準確地描寫了北美大陸，以及近年來在南美洲等地發現中華古文化遺物從而推論中國人最早到達美洲，這些事實支持并推動了世界圈說的提出。

梁啟超很早就曾提出“此經蓋我族在中亞細亞時相傳之神話，至戰國秦漢間始寫以華言”（注：梁啟超：《翻譯文學與佛典》，《佛教與中國文學》，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81年版。）。蘇雪林認為《山海經》所述海內外的海實際指黑海、里海、阿拉伯海、印度海、地中海，《山海經》“是兩河流域的地理書”，在戰國時由波斯學者攜來中國（注：《屈原與〈九歌〉》，《屈原評傳》1978年版第107頁。）。國外有的學者也主張世界圈說，如法國學者維寧認為《海外東經》、《大荒東經》所寫“好象都是圍繞著科羅拉多大峽谷的地區，但沒有計算里程”，“第四卷《東山經》的記述與北美洲、中美洲及墨西哥灣地區有關，有明確里數”（注：《無名的哥倫布或慧深與阿富汗族之佛教團于五世紀發見美洲之證據》。）。為世界圈說注入活力的還有考古發現。近幾年，在美洲發現了反映軒轅氏的虎皮畫和殷商文化遺跡乃至寫有漢字的實物。

《山海經》地理范圍世界圈說推出了不少論著。宮玉?！墩務勅绾谓议_〈山海經〉奧秘》（《長白論壇》1994年第3期）是這一主張的代表作，該文對《山海經》一些地名作了闡釋，地域涉及今歐洲、非洲、大洋洲、美洲等地。該文還認為，“整個世界只有一個大陸時，就是《海內經》時代”。此外，胡遠鵬《〈山海經〉揭開中國及世界文化之謎》（《淮陰師專學報》1995年第3期）朱兆明《〈山海經〉和中華文化圈》（《東北師范大學學報》1994年第5期）等文也表達了與宮文相同的觀點。焦國標《〈山海經〉空間之謎解析》（《信陽師范學院學報》1993年第2期）一文為《山海經》蘊涵的國外地理信息作出解釋，認為《山海經》是“我們民族自其初始至書成所有時代中保留于記憶里的經歷（歷史、地理、聞見、見解等）的殘存者，漫長時代中繁復的經歷代代相傳至《山海經》成書時的‘記憶’，必然有久遠和錯雜兩大特點”，該文認為《山海經》中的包括地理事物在內的“記憶”材料是先民東遷時帶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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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除了上述《山海經》性質、篇目、作者和成書時代、《山海經》的地理范圍等傳統論題外，本世紀《山海經》全方位研究還涉及到天文學、氣象學、氣候學、歷學、醫藥學、生物學、古人類學、考古學乃至音樂學等方面的新論題。

1905年，劉光漢在《〈山海經〉不可疑》（《國粹學報》第1卷第10期）一文中就指出此書的科學性。30年代，學者已開始探討《山海經》的科學價值。何觀洲《〈山海經〉在科學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時代考》（《燕京學報》第7期，1930年6月）、鄭德坤（《〈山海經在科學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時代考〉書后》（《燕京學報》第7期，1930年6月）等文涉及了《山海經》一書某些科學解釋問題，鐘敬文《〈山海經〉的醫藥學》則是從醫藥學角度探討《山海經》科學價值的論文。到了60年代，又有張貽俠《〈山海經〉——世界上最古老的礦產地質文獻》（《光明日報》1961年3月29日）和伊藜清司《〈山海經〉與鐵》（《社會經濟史的諸問題》，《森嘉兵衛教授退官紀念論文集》1969年6月）等。

80年代以后，探討《山海經》科學價值的論文題材逐漸廣闊，學者的注意力已涉及到天文學、氣象學、氣候學、歷學、生物學、古人類學、考古學、音樂學等各個方面。孫培良《〈山海經〉拾證》（《文史集林》1985年第4期）、尚志鈞《〈山海經〉榮草釋》（《中華文史論叢》第15輯，1980年3月）、蓋山林《陰山巖畫與〈山海經〉》（《內蒙古社會科學》1981年第3期）、全祖孟《〈山海經〉中的渾天說》（《歷史地理》第8輯，1990年）、陳國生、黃蔭歧《〈五藏山經〉記載的植物地理學》（《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5年第3期）、劉恭德《試論〈山海經〉與遠古氣候史關系的若干問題》（《大自然探索》1993年第4期）、謝因《〈山海經〉與現代科學》（《讀書》1981年第8期）、吉聯杭《〈山海經〉遠古音樂材料初探》（《中國音樂》1981年第2期）、王守春《〈山海經〉與古代新疆歷史地理相關問題的研究》（《西域研究》1997年第3期）等是這一類論文的代表。

篇8

北京師范大學成立的全國高校第一個研究所――古籍研究所，經過長時間的經營承擔起了《全元文》這套書的編輯重任，由李修生主編，在大規模文獻普查基礎上于1999年由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第一冊。歷時15載編纂成功，其中收錄了大量元人別集中的著作和散篇文章，匯集了諸多不易見的材料。《全元文》共61冊，1880卷，收文35000多篇，總字數約2800萬，涉及元代作者3200余人，是有元一代全部漢文文章的總匯，在收集過程中對誤收和漏收作了大量甄別工作，這是一個巨大的貢獻。

本文將以此書為基礎，對書中收錄的江西人物進行全面的統計與分析，以期從一個側面深入了解元代的江西文化。

二、《全元文》所收江西文人的地域分布

經過統計，《全元文》所收江西13路人數多寡依次為：吉安路（57人）、饒州路（48人）、撫州路（39人）、龍興路（36人）、信州路（19人）、臨江路（17人）、建昌路（10人）、江州路（9人）、瑞州路（7人）、南康路（4人）、袁州路（3人）、南安路（2人）、贛州路（1人），另有4位永豐人，不明是吉安之永豐，還是信州之永豐，還有3位只注明籍貫江西，具體地望不明。達到10人以上的單個州縣有：徽州路婺源州（27人）、饒州路鄱陽縣（24人）、吉安路廬陵縣（22人）、龍興路南昌縣（22人）、撫州路臨川縣（14人）和金溪（13人）以及吉安路吉水州（11人）。

三、元代江西文化地域差異分析

元明清時期，“運河──長江──贛江──北江――珠江則成為國內最為重要的南北通道。這條通道全長兩千多公里，貫穿北京、河北、山東、江蘇、安徽、江西、廣東七省市，在江西境內則占三分之一。”中國東南半壁賴以溝通江湖陸海，縱貫南北者殊此一途，從而形成了江西區域文化上的重要特點。這就很好地說明元代江西的文化必定在全國發揮著重大的影響。筆者從交通方面來詳細分析元代江西出現以上五個文化富集區的原因。

1.徽州路婺源州文化亞區

元代昌江和婺水是使用頻率較高的兩條水道，連接徽州與鄱陽湖。元人丁復有詩：“荒涼秋浦時時酒， 仿佛番江夜夜船?！?番江， 通“鄱江”， 即婺水， 今名樂安河， 由婺源流經饒州路治鄱陽入鄱陽湖， 是聯系婺源與龍興經濟中心區的重要交通線。昌江在鄱陽附近與婺水匯合后流入鄱陽湖， 是祁門茶等經濟作物與浮梁瓷器外銷的重要水上通道。位于婺水與昌江交匯處的鄱陽成為發達的商業中級市鎮。

2.饒州――信州文化亞區

饒州、信州兩路還是江西省通往江浙及福建地區的長廊。信江整個河段在元時都是可以通航的。元政府在信江沿線設有水驛， 由鄱陽湖溯信江水路， 經余干、安仁、貴溪、弋陽、信州（今上饒市）、沙溪抵玉山。由這可抵杭州， 往南可到武夷山， 至福建省境。信江邊的貴溪縣西南八十里的道教勝地龍虎山， 顯赫的宗教地位加上信江驛道的便捷交通，促進了當地經濟和文化的發展。

3.豫章文化亞區

治所龍興地處廣大贛江腹地與鄱陽湖的連接點，“南接五嶺， 北帶九江”、“襟帶江湖， 控引荊越”， 南北溝通珠江與長江兩大水系， 東西連接兩湖與浙閩兩大經濟區， 人稱“吳頭楚尾”。據載， 當時的龍興城“緣江而為城”，“受江右諸江之水， 而衍迤寬廣， 安而有容”。優越的商業交通中心地位使龍興城四方百貨云集， 商賈匯萃，“官鹽法茗有饒乏， 市利商功無算籌”， 商品交易量相當可觀?！案×海ń窠骶暗骆偅⒓ń窠骷?的瓷器， 袁州（今江西宜春） 的木材， 分寧（今江西修水） 的茶葉， 永豐（今江西永豐）、撫州（今江西撫州） 的棉產品”。所以南昌的文化依賴自身良好的交通優勢，相應地也很發達，從表一中可以看到南昌籍貫的人數達到22人，而龍興路共達到36人。

4.廬陵文化亞區和臨川文化亞區

臨川境內河流交錯，水系成網，10平方公里以上流域面積的河流就有467條。 本市河流均屬長江流域，有撫河、贛江、信河三大水系。撫河干流全長317公里，為全市最大河流，也是江西省第三大河流。本市流域面積為1.59萬平方公里，占全流域面積的91.9%。沿汝水（今撫江， 上游為盱江） 過撫州、建昌，在建昌、邵武交界處度杉關，可連接由邵武下汀州到潮州的驛道；也可由麻沙至建陽，上建溪，連接閩江干線。在贛東臨川、贛中吉安也相繼出現諸多“臨川才子”及著名文學家。

這兩個文化富集區的發展主要都是依靠贛江這條重要航道，撫河、贛江、信河航運網絡的構建，促進了廬陵地區和臨川地區的信息流、物資流、文化流的形成。對江西經濟文化的開發和發展關系甚巨。

本文通過對被收入《全元文》的江西文人地域分布做統計分析，可以了解江西文化與人才的歷史地域特征，對江西文化地域差異形成原因的探究，有助于進一步了解元代江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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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考慮到下個世紀初人口高峰到來時中國農業所面臨的壓力，耕地資源的變化無疑是影響中國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問題。

1耕地數量變化的總體趨勢

與淡水資源一樣，土地資源屬于典型的多功能性自然資源，隨著人口和經濟社會的發展，受到來自各方面需求的壓力不斷增大。特別是在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土地資源，尤其是耕地資源，在這種需求的壓力下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利用方式和質量的變化。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耕地資源變化總體趨勢表現為向其他利用方式的轉變，總面積持續減少。在“誰來養活中國”

的論爭和全球食物安全危機之背景下，耕地損失的問題引起了政府和社會各界廣泛的關注[2、3].我國政府為了遏制耕地持續減少的勢頭，提出了以行政區“耕地總量平衡”為目標的耕地保護政策。

對于我國耕地總量，一直缺乏權威的數據。比較長的時間序列數據是國家統計局的統計資料[4].根據統計局的資料，我國耕地面積在1957年達到高峰，其后經歷了一次大幅度的減少。第二次大的滑坡發生在1965～1977年；第三次1980～1988年；第四次從1992年持續至今。

改革開放以來耕地減少的速度是60年代至今最快的一段時間。根據原國家土地管理局和國家統計局的資料計算[5]，1978～1997年累計增加耕地1140萬hm2，累計減少1605萬hm2，兩者相抵，凈減少465萬hm2，占耕地總面積的3.5%，相當于整個江蘇省的耕地面積。這段時間平均每年凈減少耕地25萬hm2，而在此前的10年（1968～1978）間，平均每年凈減少16萬hm2，速度明顯加快。

在改革開放以來的20年間，耕地總量平衡中只有1979、1990、1995和1996年新增耕地面積超過了減少的耕地面積。但凈增面積有限，不超過10萬hm2.凈減少最快的是1984～1988年，年均減少55萬hm2，其中1985年是減少最多的一年，達100萬hm2.1993～1995三年也很突出，每年凈減少近40萬hm2.

如果僅從全國尺度考察耕地總量變化，會忽視一些重要的現象。從耕地面積變化的空間分布上看，凈減少最快的一是廣東、福建、上海、江蘇、浙江、山東、北京、天津及遼寧等沿海省份；二是陜西、湖北、四川、湖南、山西等中部省份。盡管從全國的趨勢看個別年份耕地面積是凈增加的，但這些自然條件較好的省份自1978年以來一直維持著凈減少的趨勢。

那些自然條件較差的邊遠省份，如內蒙古、黑龍江、新疆、云南、廣西、貴州、甘肅、寧夏等省，1988年以后耕地卻基本上是凈增加的。個別省份，如內蒙古和黑龍江等，增加的幅度還比較大。耕地面積變化的這種區域差異，說明在我國耕地總量的動態平衡中，生產力較低的耕地面積的增加，在數量上部分地抵消了優質良田的減少，因而掩蓋了問題的實質。

2耕地數量變化的構成和分布

1988年以來，原國家土地管理局每年公布耕地增減的統計資料，被認為是這方面比較權威的數據。根據該局1988～1995年的數據分析，8年中增加的耕地主要來源于荒地開墾，占76%；農業結構調整和復墾所占的比例較小，分別為13%和11%.在損失耕地的構成中，農業結構調整，包括轉變為果園、魚塘、林地及草地的耕地，占有最大的份額，為62%.其次為非農建設占地，占20%.自然災害損毀（風蝕、水蝕、沙壓、洪澇）的耕地面積占18%.

新開墾的耕地主要來于自然條件較為惡劣的東北、西北和西南地區。新疆、云南、黑龍江、內蒙古及廣西等省8年間荒地開墾面積最大，占全國開荒總面積的60%.有趣的是，這幾個省份也正是災害毀損耕地最為嚴重的地區。從結構調整占地的情況看，果園和魚塘占地問題較為嚴重的省份包括廣東、江蘇、遼，全國公務員共同天地寧、湖北及陜西等，主要是東部和中部地區；而退耕還林還草的耕地占總耕地面積最大的省份有內蒙古、陜西、新疆、和云南，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區。非農建設占地比較嚴重的地區明顯地分布在以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京津為中心的東部沿海地區，此外，湖北、河南及安徽等中部省份也比較嚴重。值得注意的是，在1988～1991年期間，沿海12個省份非農建設占地在全國此類占地中的比重維持在40%左右，而在此后的4年，比重上升到50%～55%.

中國近20年來耕地面積的變化及其政策啟示來自:免費

3增減耕地的質量差異

如果只從數量上比較耕地面積的增減，不能充分說明目前發生在我國的耕地問題的實質。

實際上，在我們這個有著幾千年農業文明而且人多地少的國度，尚存的可開墾宜農荒地資源已十分有限。因此，近年來新增加的耕地主要是生產力較低的邊際土地。這些耕地產量低而不穩，退耕的危險很大。此外，由于人口與耕地在空間分布上高度相關，損失的耕地，尤其是非農建設占用的耕地，主要是優質的農田。這些耕地往往含有很高的物化資本。從以上所述耕地面積變化的地理分布上，也可以看出這些問題。

為了說明近年來我國耕地變化造成的農業生產力的損失，我們按增、減耕地所在地區的糧食單位面積平均產量進行了大致的估算[6].1988～1995年間，我國新增加的耕地面積為39萬hm2/a，減少60萬hm2/a，比例為1∶1.54.按增減耕地所在省份和所發生的年份糧食平均產量水平估算，新增加耕地貢獻的糧食為143萬t/a，減少的耕地造成的糧食損失為236萬t/a，比例為1∶1.65.假如將空間尺度縮小到縣，這種估算就更加接近于實際情況。1980～1994年間，我國耕地凈增加縣份增加的耕地總計為10萬hm2/a，凈減少的縣份減少共44萬hm2/a，比例為1∶4.4.按增減耕地所在縣份1990年糧食平均產量水平估算，耕地凈增加縣份貢獻的糧食約424萬t/a，耕地凈減少縣份的糧食損失為3216萬t/a，比例為1∶7.6.實際上，采用所在地區平均產量水平來計算，多數情況下是過高地估計了新增耕地而過低地估計了損失的耕地的生產水平。但無論如何，這一估算說明，假如只是從總量增減平衡上來衡量我國的耕地問題，可能會舍本求末。

論文中國近20年來耕地面積的變化及其政策啟示來自

4耕地變化的驅動力分析

在改革開放后的20年中，我國耕地面積的變化與經濟波動有著較為密切的聯系（圖1）。

首先，從全國耕地總量的變化曲線上看，以固定資產投資大幅度提高為特征的經濟鼓動期都伴隨著新一輪的耕地總量滑坡，而經濟調整期則出現耕地損失減緩的勢頭。與固定資產投資關系最為密切的是非農建設占用耕地的情況。以這個時期中耕地減少幅度較大的1992～1995年為例，以省級數據計算的兩者的相關系數高達0.85.非農建設占地對固定資產投資較為敏感，某種程度上說明我國城鄉的建設用地效率低，不夠集約。如果把單位固定資產投資占用耕地的面積作為評價用地效率的指標，我們發現，用地效率較高的省份大都分布在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區，如京、津、滬、吉、粵、魯、閩等；城市化水平低的省份往往用地效率也低，如藏、皖、豫、黔、滇、桂、陜等（表1）。鄉鎮企業在空間布局上的分散是造成非農建設占地多的一個主要方面。全國鄉鎮企業集聚在城鎮的只占8%，其余分散在農村[7].以省級資料做比較，發現鄉鎮企業分散程度高的省份用地效率就低（表1）。

*資料來源：建設占地為1992～1995年數據，來源于文獻5；固定資產投資為1992～1995年數據，來源于文獻4；工業企業數和城市化程度為1995年數據，來源于文獻4.

在1988～1995年間，農業結構調整造成的耕地損失占總耕地損失的一半以上。這部分占地主要有兩種情況，一是退耕還林還草，二是開辟果園或開挖魚塘。前者主要是在政府有關環境和生態保護政策和十大防護林工程的指導和帶動下進行的；后者主要是農民在比較經濟效益的驅使下發生的①。1979～1996年，我國的果園面積增加了近4倍。從增長曲線上來看，與糧食產量的增長有密切的關系。果園面積的兩個快速擴大期（1985～1988年和1993～1996年）都是在糧食總產上了一個臺階之后。1985～1988年是果園面積擴大最快的時期，它是在1983年糧食產量達到一個高峰之后，農民人均占有糧食得到了迅速提高，人們開始尋找提高收入的新的土地經營方式。同時，我國3種主要糧食作物的單位面積產量也是在1984年前后達到歷史新高，為農業的多種經營提供了可能。

土地退化構成我國耕地損失的另一個重要的驅動因子。我國每年因災害毀損的耕地面積平均為4.5萬hm2左右，主要發生在東北、西北和西南各省。災損耕地嚴重的省份也是開荒面積最多的地區，兩者的相關系數為0.75.這些地區自然條件均較惡劣，環境十分脆弱。一般來講，受沙漠化威脅大的東北和西北地區，因災損而棄耕的面積較大；受水土流失威脅較大的西南地區，因災損而棄耕的面積相對較小，但造成的耕地生產力損失也是不可忽視的。

5政策啟示

根據以上分析，作者認為在我國目前耕地保護的政策和管理上，應強調以下幾點：

中國近20年來耕地面積的變化及其政策啟示（1）在耕地的保護上，數量和質量應并重。政府在有關政策的宣傳和掌握上，應盡快從行政區“耕地總量平衡”向“基本農田的有效保護”和“用途管制”轉移。從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片面強調總量平衡，不僅造成該保護的良田沒有保護好，還間接地鼓勵地方開墾那些不適宜耕種的土地，造成環境和生態的惡化；

篇10

一、中國地理學的開先河之作

1858年（咸豐三年），英國人慕維廉（W.Muirhead）所著《地理全志》由上海的江南制造總局出版。該書是中國最早的一部用中文所寫的地學文獻。慕維廉是英國傳教士，1846年來華，居住上海。他和洪仁軒有交往，曾到南京考察的政治、經濟、宗教。他的中文著述還有：《大英國志》、《天文地理》及《知識五門》?！兜乩砣尽酚伞皬V學會”發行，是適應維新運動而出版的科學著作。該書分上、下編，共十五卷，線裝木刻本。上編主要講地理，除總論外，分別論述亞西亞、歐羅巴、阿菲利加、亞墨利加、大洋群島等五個地域，“分文、質、政三等”論述。下編主要講地質，標題是：地質論、地勢論、水論、氣論、光論、草本總論、生物總論、地文論、地史論〔1〕。 將世界地理的知識介紹給了中國。之后，上海還陸續出版了《繪地法要》（著者不詳，金楷理、王德均譯，1875年江南制造總局出版）、《測地繪圖》（富路瑪著，傅蘭雅、徐壽譯，1876年江南制造總局出版）、《測候叢談》（著者不詳，金楷理、華衡芳譯，1876年江南制造總局出版）《測繪海圖全法》（華爾敦著，傅蘭雅、趙元益譯，1901年江南制造總局出版）等介紹西方地理學方法技術的著作以及《八省沿海圖》、《平園地球圖》（兩圖均為江南制造總局出版，年代不詳）等地圖。

1901年，在上海南洋中學任教的張相文編寫了《初等地理教科書》（二冊，上海南洋公學印，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初版）和《中等本國地理教科書》（四冊，上海蘭陵社印，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初版）。此兩書是我國最早的地理教科書，印行總數達二百萬部以上，為地理學知識在我國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貢獻〔2〕。

1908年，張相文著中國第一本自然地理學著作——《地文學》（地文學一詞來自日本，即自然地理學），由上海文明書局印發，至民國二年（1913年）已發行了第三版〔3〕。 作者鑒于當時一般的地文學著作不是譯自東洋就是西洋，故撰此書，“會萃各大家學說，博引旁搜，一切證例悉以中國之事實為本”，力求“親切詳瞻”〔4〕。 這在當時也是一個可貴的創舉。

張相文在《地文學》緒論中，一開始就說：“地文學者，地理學之精髓也。言地理必濟地文，其旨趣始深，乃不病於枯寂無味，而於他學科亦多互相關聯，如天文學、地質學、動植物學、人種學、氣象學、物理學、化學，莫不兼容并包，以為裨益人生之助?！谝越y合各科，而蘄進于實用，此地文學所以為最重要之學科也?！贝搜詴r至今日仍有參考價值。

《地文學》一書，篇幅不多，全書共197頁， 附中西對照表長達13頁，附彩色圖十余幅。該書的特點主要有：

（1）內容分星界、陸界、水界、氣界、生物界五編。

（2）“參酌東西各大家學說”。如講到太陽系的形成時， 介紹了康德及拉普拉斯的星云說。

（3）對于舊地學家迷惑不解地許多自然地理方面的事物， 均能科學地闡明其形成原因與發展規律。例如，在講到片麻巖的形成時說：“原始界（太古界）巖石，層理清晰，乍見兒如水成巖，而其成分則為結晶質；又與火成巖無異，是為化形巖（變質巖），大抵受地下之熱力與壓力，使最古之水成巖，悉數融解，再為凝結，逐變為片麻巖。”

（4）重視聯系中國實際?！芭e為例證，以本國為宗， 其為中國所無，或調查未晰，而于地文有切要之關系者，兼及他國”如講到地質時代各界、系地層時，就指出其在我國的分布，講到河口泥沙沉積時，則以崇明島為例而加以說明。

（5）“尤時時注意實用，如防霜、避電、培植森林、 改良土壤等，各舉其要，以為實地應用之資”。

二、活躍的地理學術組織及刊物

后，上海地理學的發展出現一段頗為繁榮的時期。除了繼續介紹國外地理學的知識和思想外，中國人自己的研究活動逐漸地活躍了起來，研究人員不斷增加，研究活動向有組織的方向發展。在這段時期先后出現“中華地學會”、“建國地學社”和“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三個地理學術組織，并發行了《地學季刊》和《地理之友》兩個地理學術刊物。

1.中華地學會及《地學季刊》

中華地學會于1931年1月成立，由葛綏成（中華書局編輯）、 盛敘功（暨南大學教授）、李長傅（東方輿地學社兼暨南大學南洋文化事業部編輯）、丁紹恒（大同大學教授）、劉虎如（商務印書館編輯）等人發起，先后參加會員約80人，其中大部分系上海方面的會員，外地會員約20余人，分布在江蘇、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福建、河南及遼寧等地。

該會成立后的主要工作是編輯出版《地學季刊》。1932年1 月創刊號出版，共刊載18篇文章，合計約20余萬字，由大東書局印行?！鞍l刊詞”稱：“地學之宗旨，在于研究人地相互關系，使吾人于世界各處之風土人情，能詳釋其因果，尋求其系統，以明今后應如何改造之途徑。……同仁有鑒于此，組織中華地學會，以期交換知識，發展地學。內而國計民生，外而國際概況，俾有真確之認識。期有裨益于中華之建設，固意中之事也”。至1934年底，《地學季刊》一卷四期出齊，共80余萬字，此時由于印刷困難，1935年2月2日舉行第三次年會，討論季刊的繼續出版工作，并修改會章，改選職員，聘請丁文江、王云五、何炳松、竺可楨、金兆梓、翁文灝、費伯鴻、舒新城、為名譽會員，選舉葛綏成、李長傅、盛敘功、丁紹恒、顧因明、董文、楚曾、洪懋熙、褚紹唐為執行委員、葛綏成為總務主任、李長傅為編輯主任、褚紹唐為干事?！兜貙W季刊》第二卷起改由學會自行印發，每期約15萬字，內容理論與實際并重，著重系統研究和現代趨向，至1936年底后又出版了四期，共約50余萬字，由上海中國科學公司總經售，各大城市均有特約代售處。

1937年抗戰開始，因會員分散，季刊無法繼續出刊，學會工作也告停止。至此，《地學季刊》共出刊了2卷8期，合計約130萬字， 刊載各類文章124篇（其中包括續載7篇，譯文24篇，如不計續載則為117 篇）。其類別為：1.介紹辯證唯物主義的地理學思想的論文6篇；2. 經濟地理及人文地理10篇；3.自然地理12篇；4.中國地理28篇；5.歷史地理（包括邊疆地理、地名學及地理學家）19篇；6.外國地理6篇；7. 地理教學9篇；8.游記及考察9篇；9.地方志17篇；10.書目及書刊評介3篇；11.國外地理動態及會務報告5篇。

三十年代的上海各種思潮都在此匯聚。當時上海地理學的領域中部分人士開始接受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并介紹新哲學觀點的地學刊物。這方面的文章計有楚圖南的“人文地理學的發達及其流派”、李長傅的“地理學研究的新階段”（2卷1期、2期）、“轉形期的地理學”（2卷4 期）等約10多篇。

楚圖南在“人文地理學的發達及其流派”一文最早介紹了新社會派的人文地理學的基本思想：“這個學派最先的淵源，當然要從嘉爾（即馬克思）算起，他的《資本論》的名著里已經提出了經濟怎樣為一切歷史建筑或社會建筑的基礎。由于經濟手段或經濟關系的變化，而歷史或社會也不能不隨之而變化。將這個原則應用于地理學上的問題，即人地相關的問題。于是發生了人類歷史的發展即人類文化的發展是自然契機（因素）規定了呢？還是社會契機（因素）規定了呢？據蒲列哈諾夫的意見，自然環境是最終的規定。但自然環境對于人類的影響，則以在自己的作用之下所發生的經濟關系為媒介而主要地影響人類，這便是這派人文地理學的最基本見解或根本原則。這個原則的最初應用，始于墨西尼可夫的《文明與歷史上的大河》，其方法和體系的大致規定，則始于威特福噶爾諸人的《地理學批判》?！崩铋L傅在該刊二卷中連續發表了四篇介紹辯證唯物主義地學觀的文章。他在“科學的地理學的新轉向”一文中批判了當時流行的人地關系論后指出：“人地關系的缺憾，據威特福噶爾之說，陷于速成推理法，把人與地的中間項的勞動過程漏掉了，其結論是任意規定，雖有時正確，但常常半正確，甚至完全錯誤。要救濟這缺憾只有利用辯證法的唯物論”。他又在“轉形期的地理學淺釋”一文中認為：“正確的地理方法應是辯證唯物論，它應用于社會科學即唯物史觀，應用于自然科學即自然辯證法。人對自然的活動不是個人的而是集體的，因此發生人對自然、人對人們二種活動……，自然以勞動過程為媒介，才能在人類之社會生活中發生作用。所以，一切人文地理學的現象，其主動力不在自然、不在人類，而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該文還引介威特福噶爾的圖式，說明在不同社會制度下，勞動力、勞動手段和勞動對象的不同特點由此形成不同類型的人地關系，這也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地理學的中心思想。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他們的文章不得不用隱晦的詞句論述，如資產階級為“布爾喬”，馬克思為“馬卡爾”、“嘉爾”等巧妙地躲避當時政府的審查。

《地學季刊》中關于中國地理方面的文章，李長傅的“中國地理區域論”（1 卷1期和3期）兩篇文章是比較系統的中國地理的區劃研究。前文介紹了中國各種地理分區（如張其昀、翁文灝、香川干一、葛德石、博克斯頓、洛克斯比的分區和田中季作的東北分區等），并加以評論，最后提出作者的意見，分全國為25個地理區。后文分為緒論和本論兩段。緒論歷述地形區（野田勢次郎、史密斯、李長傅）、氣候區（竺可楨、甘德樓）、生物地理區（鄒樹文、錢崇澍）等部門分區及綜合分區（張其昀、葛德石、香川干一及李長傅等）。作者將全國分為北部、南部、東北及西北四大區，26個分區，并論述了各分區的特征。以上兩文是我國三十年代較系統的地理區劃研究論文。

李長傅的“中國湖泊的研究”（1卷4期）論述了湖泊的意義、分類、成因、變動與人生的關系及我國湖泊的分布等。此文亦為我國早期系統的全國湖泊研究論述。

褚紹唐的“中國都市的地理因素”（1卷2期）對我國205 個較大的城市，從地理位置、腹地條件、水運和氣候條件及經濟基礎分析了我國都市的地理因素，為我國較早研究都市地理因素的文章。

《地學季刊》在歷史地理方面主要有楚圖南的“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發展”（2卷3期）。該文討論了歷史地理學的定義、發展史略、研究的重要性、有關的科學、歷史地理學與唯物辯證法、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目的等。作者還提出了必需以唯物辯證法的方法來研究歷史地理，同時指出中國歷史地理學的最終目的不僅是說明歷代疆域沿革，最重要的是在中國這塊土地上，以歷史的地理因素或條件，來闡發中華民族、中國社會文化的發展的性質和發展的過程。

在地名學方面，葛綏成的“地名的研究”（2卷1期），論述了地名的意義、種類、構造、變化、同地異名及別稱、地名和國語、翻譯地名應注意的事項等等，是我國最早較系統的地名研究論述。李長傅的“揚子江名稱考”（1卷2期）指出在隋唐時即有揚子橋，揚子津之名，唐永淳元年（682年）曾在揚子橋設揚子縣， 揚子津揚子江之名已散于詩歌文章中。當時揚子江僅指揚州以南的大江。至1658年（順治十五年）馬尼刺大學教授D.F.Navarette始稱中國最有名的大河洋子江， 意為“大洋之子”（Son of Ocean），后又譯為揚子江，并謂此江發源于云南。至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國使者馬卡尼（Marcartney）至揚州，稱自此至揚子江巖約二英里，此后在國外的文獻中，遂多稱全江為揚子江。

關于地理景觀方面的論述，葛綏成的“景觀研究（1卷4期）論述了文化景觀、空中攝影、景觀綜合、景觀論等內容，主要根據日文材料，此文為我國介紹景觀論的早期論述。

轉貼于 此外，還有盛敘功譯介的日本黑正巖的“科學的經濟地理學”（ 1卷1期、2期），德國威特噶爾的“中國農地的灌溉問題”（2卷2期）和“中國治水事業與水利事業”、丁紹恒的“中俄界約桌原委與邊防之危機”（1卷1期）、葛綏成的“十年來的中國疆域和政治區劃的變遷”（2卷1、2期）、褚紹唐的“中國地圖史略”（1卷4期）、 楚圖南譯的“近代地理測量及繪圖學之發達”（2卷2期）、何錫昌的“自然科學體系所見地理學之地位及其本質”（1卷3期）、張淪波的“地理科學之解釋及其代表作”（1卷3期）、周宋康的“地理環境決定論”（2卷3期）、葛綏成譯Taylor.G的“環境和人種”（2卷 3、4期）等較重要的文章。以上說明，30年代上海中華地學會編輯的《地學季刊》站在時代的前列，起到了推動我國地理科學發展的作用。

2.建國地學社

建國地學社由盧材禾（社長、復旦大學教授）、樂漢英（上海藝術研究社出版部主任）、陳聞遠（南京朝報編輯）、盧毅（復旦大學教授）、黃望平（中華鐵工廠工程師）、莊國鈞（立達圖書公司經理）、王成祖（大夏大學文學院院長、圣約翰、東吳大學教授）、黃國璋（清華大學、中央大學、北平師范學院地理系主任）、陸承蔭（中華輿地學社繪圖組長）、蔣天任（蘇州中學講師）、申廣霆（暨南大學助教）12人發起。據他們向當時社會局申請備案〔5〕的理由稱：（1）集合地理學者，研究專科學術；（2）聯絡會員感情，增進工作效能；（3）協助政府推進地理教育，并研究地理建國方案，以為政府之參考；（4 ）促進國民理解地理建國之重要，以養成正確之國家觀與世界觀。他們準備做的工作有：（1 ）聘請專家編輯地理教材，地圖以及各種專門著作；（2 ）計劃制作地理模型、儀器、照片，以應一般教學與普及之需要；（3 ）對本國各區域作精密之實地調查（注重土地利用），出版報告；（4）舉行學術演講；（5）搜集地學資料，會員約30至50人。據筆者訪問當時活躍在上海地學界的現華東師大地理系褚紹唐教授和西歐北美地理研究所的錢今昔教授，該學會在上海雖未開展較有影響的活動，但當時的地理學工作者積極以地理學參加抗戰后國家重建的精神由此可見一斑。

3.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

1947年8月31日，中國地理學會在上海召集年會， 討論中學地理課程問題，因時間匆促，一時未能獲結果，乃推舉葛綏成、許逸超、褚紹唐三人負責召集上海中學地理教師作一討論。9月10日， 中學地理討論會在曉光中學開會，各大中學地理教師共二十九人出席，由葛綏成報告開會宗旨，許逸超講述地理學教育的趨勢。旋即討論地理教學實際問題，如教學時間問題、高中自然地理教學問題、高中本國地理區域問題、各省區域面積問題、外國地名譯音問題。討論結果由于問題頗大，需較長時間討論與研究，乃決定籌備上海地理教育研究會，推舉葛綏成、許逸超、王文元、邱祖謀、盧材禾、褚紹唐、陳爾壽、陳大森、朱jǐng＠①琳九人為籌略委員。10月5 日上海地理教育研究會在市立育才中學成立，到會會員四十七八，會上洪紱先生作了中國省區改造問題報告，最后逐條討論章程并選定第一屆理監事。推舉翁文灝為名譽理事長、王成祖為名譽副理事長、許逸超為理事長、葛綏成、盧材禾等14人為監事，褚紹唐為總干事、葛綏成為總編輯、洪紱、丁錫祉等11人為研究委員。該會成立后為了使外地同行加入便利而更名為“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同時在國內各重要城市均進行組織分會。武漢分會由鄒新垓主持；北平分會由王成祖、李良驥二人主持；東南分會由李式金（廈門大學）主持；南京分會由孫承烈（南京中國地理研究所）主持，西北分會由馮繩武（蘭州大學）主持；昆明分會由王立本主持，貴陽分會由王鐘山（貴陽師范學院）主持；臺灣分會由任德庚（臺北師范學院）主持。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已成一全國性的地理學術組織〔6〕。 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其旨趣擬本純學術之立場，探討新地學之真義，以效之方法，使達成教育之目的，并期待群策群力，搜輯地學之新資料，以謀有所貢獻于我國之地理教育”。〔7〕

中國地理教育研究會成立后，會務積極進行，1947年10月21日召開首界理監事會，并歡迎中央大學李旭旦教授由美國返國，開會時由李先生報告了美國地理教育狀況，并決定該會刊物名稱為《地理之友》，創刊號于1948年3月出版〔6〕。該研究會的主要活動是編輯出版《地理之友》。翁文灝在其發刊詞中稱：“地理研究對于國民思想，民族前途，以及人類文化等，都有莫大的關系?！覈茖W地理師資的缺乏，教材和教法的欠當，是人所共曉的事，以至三十年來的地理教育，始終在非驢非馬的狀態中?！a救之道不外兩點：一是普及地理教育灌輸正確觀念和知識；二是服務地理界的同志，要從今后下決心訓練自己，同時放棄一味室內埋首陳書的陋習，各就所在各地做實地考察。這樣時日一久，自有相當滿意的收獲。我希望‘地理之友’的同志，能負起這等使命！”

至1949年前，《地理之友》共出版兩期，第1 期文章有：許逸超“地理學的因素和原則”、洪紱“地理教育之目的”、葛綏成“記清代地圖學家鄒代鈞”、丁錫祉“地理基圖”、李震明“中國地形的區分”、楊景雄“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領土之變更”、馬湘泳“錢唐江下游地形實察與今后潮汐之影響”、李震明書評“南海諸島地理志略”、任德庚“新生的菲律賓共和國”、褚紹唐“修正高級中學課程標準草案意見書”、章生道“北行紀要”。第2 期文章有：劉恩蘭“我國疆土拓殖的地理背景”、王成祖“地理教材的適用”，劉德生“臺島地形隨筆”、盧材禾、秦華麟“臺北區域地理”、徐俊鳴“河南的地理形勢和軍略價值”、陳爾壽“當前我國水利建設的三大要務”、章生道“佘山地形考察”、唐永鑾“東北地理景觀”、秦華麟“〔新書介紹〕諶譯中國區域地理”、陳大森譯“剛果河之游”。許逸超在“地理學的因素和原則一文中認為研究地理的因素可分為兩組九個，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各占四個半因素。研究地理要根據因果原則、通論原則、分布原則。分布原則是地理學特有的原則?！暗孛嫔先魏维F象涉及到分布，就含有地理的意義?；鹕降脑蚝同F象，個別敘述，地質的意味很濃，但尋求火山的分布，并問為什么地球上的火山帶要環繞著太平洋沿岸，這就是地理了?！焙芎玫乇硎隽说乩韺W的特質。但文中也存在著當時地理學者將自然現象同人文現象簡單類比的問題，“至于我們中國，有人說是老而不死的一個國家；早晚能否大地回春很難推料。我們知道，這種由幼而壯而老而返老還童的輪回哲學，本是地形學的基本原則，今日人文地理的許多現象，也都可以引用了?！焙榧浽凇暗乩斫逃哪康摹币晃闹刑岢说乩淼膼蹏髁x教育功能，“地理學為中學初級教育重要之一門，應使學生認識中國大好河山，無盡之富源，與我刻苦耐勞之人民，從而引起愛國愛鄉之念。學地理始知中國之偉大，其在世界之使命，并藉以明晰中國文化之地理基礎，以冀從因襲的，傳統的文化根基上，創造一個有意識的，合理化的新文化。在物質方面，由目前在崩潰中的傳統的經濟重建科學的技術的經濟，……?！崩钫鹈髟凇爸袊匦蔚膮^分”一文中闡述了中國地形的要點、分布、界線、幾種特殊的地形（黃土、赭色砂巖、石灰巖地形、沙漠）和五大地形區（青藏高原、蒙新沙漠草原地域、北部地域、中部南部地域、東北地域）。王成祖在“地理教材的適用”一文中講述了區域的順序、位置的意義、地形氣候的比較、分布范圍的確定、統計數字的應用、時事發展的詮釋、風土人情的影證、風景區的描摹、圖解的補充、中外地理的差別十個地理教材適用的問題。陳爾壽在“當前我國水利建設的三大要務”一文中論述了當時我國黃泛區的復興問題，YVA （長江上游水利計劃）的夢想和南北兩大港口（北方塘沽港的繼續修筑和南方黃浦港的正式開辟）三大水利建設要務。在黃泛區的復興問題中提出“不僅是希望這個區域能夠恢復昔日的舊觀，并且可以將‘工業農’的理想在這里作為試驗，……”。它們反映了當時上海地理學和地理教育研究的水平。上海解放后，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繼編了一期《新地理之友》。1951年，上海地理學會成立，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逐并入其中，刊物停辦。

三、地理教育事業與地理學著作和地圖的出版

上海的地理教育在中國也是較早開始的。1870年，上海同文館開設了地理課〔8〕；1876年創辦的格致書院也開設有地理課〔8〕。1897年創辦的南洋公學也開設了地理課〔8〕，1899年至1903 年中國近代地學大師張相文在此教授國文與地理〔9〕。

1929年，大夏大學高等師范專科開設了史地組，后在文學院下設史地系。開設有人生地理、中國地理、外國地理、地理繪圖、地理教學法、自然地理等課程。主要任課教師有：葛綏成、李長傅、鄔翰芳、孟壽椿、王成祖等〔10〕。1931年，暨南大學史地系成立，先后開設了中國地理、歷史地理、地理學史、氣象學、地形學、經濟地理、人文地理、世界地理、政治地理、地圖學等課程。楚圖南、王庸、王勤＠②、王成祖、姚明輝、許逸超、盛敘功、洪紱、王文元、褚紹唐、葛綏成等先后在此開課〔11〕。復旦大學在抗戰期間成立了史地系，其設立的目的是：“養成能獨立研究史地之人材”；“培養中等學院史地課之良好師資”；“灌輸全校學生以史地知識”〔12〕。開的地理課程有：中國地理、氣候學、地圖學、經濟地理、地學概論、人文地理、亞洲地理、美洲地理、歐洲地理、政治地理。任美鍔、葉粟如、顧頡剛等曾在此任教。〔13〕

這一時期，上海憑借其雄厚的研究、出版力量，出版了許多地理學著述，它們中較有影響的有：葛綏成編著《世界文化地理》、《地理數學法》、《中國近代邊疆沿革考》、《地形學》等書；李長傅的《人文地理學》、《地理政治學》、《轉形期的地理學》、《南洋地理志略》等書；盛敘功的《農業地理》、《交通地理》；丁紹恒的《近代本國地理沿革志》；張資平的《地圖繪法和繪制》；楚圖南的《地理學發達史》等書。地圖出版在國內更是一枝獨秀，大量的地圖出版機構（如世界輿地學社、東方輿地學社、大眾輿地學社、中華輿地學社等）出版了大量的地圖。其中《申報地圖》為我國的地圖出版做出了重要貢獻?！渡陥蟮貓D》是上海《中華民國新地圖》和《中國分省新地圖》的習慣統稱，是上?！渡陥蟆窞閯摽苣甓?930年秋由丁文江、翁文灝、曾世英開始編繪的。它在地學上的貢獻主要是根據古今中外經緯測量成果，運用等高線，并采用分層設色法編繪，具有很強的科學性。它為我國地學所做的另一貢獻是為我國培植了地圖印刷力量。（原有人主張到日本小林又株式會社膠印廠印刷，印價較便宜，但丁文江等人最終確定在上海出版）。至1949年后，我國印刷質量較高的地圖大都由當時《申報地圖》培植起來的上海中華廠承印〔14〕。

解放前上海地學一百年的發展過程中，呈現出了從譯介到獨立研究不斷發展；研究力量從個體到形成組織；內容逐漸與中國國情相結合；地理教育較發達；地理出版興旺等特征。上海是我國近代地理學研究、教育和傳播的一個重要中心，為我國地理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參考文獻

〔1〕王子賢：《簡明地質學史》，河南科技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202至206頁。

〔 2〕林超：《中國現代地理學萌芽時期的張相文和中國地學會》， 會議資料，存河南大學地理系資料室。

〔3 〕張天麟：《張相文對中國地理學發展的貢獻——紀念“中國地學會”成立七十周年》，會議資料，存河南大學地理系資料室。作者為張相文堂兄弟。

〔4〕《地學雜志》創刊號：紹介圖書。

〔5〕上海市社會局第五科36組55號（上海檔案局全宗號6、目錄號5、案卷號1807，該資料現藏上海檔案館。）

〔6〕“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務概況”，《地理之友》1卷1期。

〔7〕“中華地理教育研究會緣起”，《地理之友》1卷1期。

〔8〕唐振唐：《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1頁。

〔9 〕張天麟：“張相文對中國地理學發展的貢獻——紀念‘中國地學會’成立七十周年”。

〔10〕《大夏大學年鑒》民國十八年，藏華東師大檔案館。

〔11〕據華東師大地理系褚紹唐教授和西歐北美地理研究所錢今昔教授回憶。

篇11

福建省泉州市惠安高級中學

貴州省赤水市第二小學

吉林省梅河口市第三中學

二、先進個人名單

一等獎

安徽 徐曉玲 福建 林秀欽 廣東 鄧紹宏 廣西 許媛 貴州 范本艷 河北 趙 欣 湖北 龔倫軍 云南 楊紅 浙江 范源清 顧俊芳

江蘇 周國偉 王建忠 孟 軍

二等獎

安徽 梁 好 福建 林 盛 廖友國 柯碧田 唐惠煌 莊春鳳 陳建杰

廣東 鄧 旭 廣西 許 媛 何 珍 馮 平 陳賀允

貴州 穆 菁 羅 艷 曾利和 河北 付會玉 趙 欣

河南 羅保愛 湖北 龔倫軍 方蓮英

湖南 王菊紅 吉林 蘇麗華 張 碩 李和義

江蘇 陳 楓 束麗文 謝鴻瑾 山東 黃艷艷 程顯龍 孫 娜

上海 劉金艷 四川 徐小瓊 梁 崗

天津 劉 越 浙江 吳樟英 王軍女

三等獎

福建 林 盛 肖婷婷 柯碧田 莊進平 楊蒼洲 王建鵬 陳佳民 陳姍菁

康麗芳 許長安

甘肅 劉曉峰 王紅萍 周根旺 廣東 陳少貞 鄧紹宏

廣西 許 媛 陳賀允 馮 平 何 珍 貴州 王高良 陳 英 羅利瓊

河北 郭海紅 秦 梅 史建勛 河南 朱 麗 莊鳳平 羅保愛

黑龍江 張雪梅 李翠敏 李 萍 湖北 萬 晶 王鳳英 張建新

湖南 黃明勛 吉林 李偉芳 王文娟

江蘇 張 珊 遼寧 趙艷英

山東 陳立功 四川 梁 崗 徐小瓊

云南 余曉潔 楊曉玉 重慶 盧 璐 唐 英

浙江 范源清 聞洪波 方祝發 宋偉仙 許偉澤

北京地區獲獎名單

一等獎

白 敬 畢小芊 柴振榮 陳麗輝 程 芬 崔長友 崔 琳 鄧麗群 范寶東 范秀清 馮 帆 高奇越 高 穎 龔學志 郭俊彬 韓沁彤 韓向華 郝梅梅 郝向榮 何麗芳 胡文杰 胡玉強 黃小梅 賈慧蓉 賈 婷 姜 畔 解 薇 康菁菁 亢學麗 李 超 李海燕 李海穎 李浩敬 李 婕 李 靜 李 磊 李 曉 李學會 李永輝 劉海娜 劉 靜 劉俊鳳 劉 凱 劉 麗 劉 沙 劉 舒 劉學惠 劉一成 樓 樺 馬文麗 潘雪飛 彭玉華 祁永博 秦山丹 任 薈 邵立平 沈景娟 宋 輝 宋子男 孫鐵民 孫 薇 孫雪梅 孫雪巍 孫 艷 孫治英 唐 燕 陶小蘇 田 虹 田 彤 佟會敏 王愛國 王長青 王東紅 王建富 王 晶 王 靜 王麗娜 王 楠 王榮海 王 瑞 王世華 王香玲 王曉菁 王曉菁 王曉靜 王曉瓊 王秀琴 王 艷 魏賀淼 魏 然 吳恭平 武 月 席蓉蓉 晏 潔 楊 洋 易 靜 尹紅芳 于淑敏 苑 靜 張貝迪 張慧萍 張景芳 張留英 張偉華 張曉軍 張彥華 張依雯 張玉梅 趙立伶 趙明勇 趙榮旺 趙鑫馨 趙 燕 朱 彤 莊春妹

二等獎

艾天燕 愛 丹 安晶卉 安欣穎 安雪飛 白鳳穩 白秀梅 白雪梅 鮑 瑋 薄淑紅 蔡明艷 曹冬生 陳彩霞 陳海芳 陳金成 陳 瑾 陳立娟 陳麗輝 陳麗娟 陳 雪 陳玉梅 程 旭 仇鳳霞 崔婷婷 代 瑩 鄧 晶 鄧科軍 狄永杰 丁 燕 董金鳳 董淑萍 竇長穎 杜艷艷 段海娟 方春梅 馮 琦 付海紅 高貴平 高海伶 高 靜 高 梅 郭春梅 郭海波 郭紅兵 郭新剛 郭迎濱 郭 穎 韓春霞 韓 鵬 韓曉慧 郝婉華 何 淼 何 偉 胡秀杰 胡 燕 黃 杰 黃小梅 黃秀英 黃 英 霍永躍 紀愛朋 賈娜娣 金 迎 康夢蘭 賴妙瓊 郎海英 雷米新 雷米新 李寶蘭 李赤瑜 李東穎 李 端 李方亮 李國青 李海波 李海霞 李 浩 李浩敬 李宏爽 李建敏 李金梅 李金榮 李 靜 李 黎 李 同 李雪玲 李雪梅 李雅娟 李 巖 李艷輝 李艷軍 李燕云 李一佳 李 影 李永蓮 李子路 厲江南 梁 好 梁秀敏 林翔宇 藺玉松 劉東芬 劉鳳艷 劉 福 劉洪發 劉鴻雁 劉 輝 劉建萍 劉進波 劉 軍 劉麗娜 劉 敏 劉 銘 劉守宏 劉 碩 劉艷萍 劉 穎 劉元元 劉 震 路鳳敏 路 寧 呂 媛 馬 芳 馬加良子 馬立紅 馬 薔 馬穩盼 馬穩盼 門衛華 孟祥陽 孟雪蓮 孟 灼 閔 敏 那 敏 牛衛忠 牛彥芳 牛 彥 龐 暉 祁金花 祁有娟 錢磊俊 邱立君 榮 旭 茹建偉 芮愛忠 沙 莎 邵立平 申秀紅 沈嘉煜 沈金瑞 沈景娟 石京麗 史天慧 舒 芳 宋麗榮 宋應富 宋正紅 蘇 晶 蘇 珂 蘇 娜 孫 浩 孫紅梅 孫樂芩 孫佩琴 孫 萍 孫婷婷 孫治英 孫 忠 譚 強 湯 平 唐鳳萍 田光華 田亞軍 脫國梅 萬 靜 王 哲 王彩蓮 王長青 王 超 王 琛 王翠菊 王桂鳳 王 涵 王好生 王會紅 王建華 王 建 王 靜 王 娟 王 蕾 王 麗 王麗娜 王連長 王琳娜 王 楠 王 琪 王 茜 王 清 王群英 王世強 王栓保 王 維 王香玲 王小平 王曉燕 王 新 王雪麗 王亞玫 王彥軍 王 英 王園園 王月青 王躍梅 王 蘊 魏秀娟 文春宇 吳 然 吳 雙 吳 思 吳雅麗 夏換龍 肖光耀 熊麗平 徐 靜 徐 平 徐學宏 徐峪森 徐志欽 薛長浩 閆立娟 閆艷華 晏玉香 楊 斌 楊海濤 楊 潔 楊 靜 楊麗蘋 楊 敏 楊 銘 楊松珍 楊小麗 楊秀艷 楊云華 姚靜薇 殷 毅 尤 飛 尤曉宏 于大哲 于 瀾 于麗萍 于姍姍 苑 靜 臧超英 曾 莉 張愛軍 張春梅 張改蓮 張海燕 張 健 張 杰 張金朋 張 昆 張莉萍 張 利 張 慶 張 蓉 張如燕 張升軍 張素艷 張 威 張文娜 張小剛 張曉紅 張亞坤 張 艷 張艷霞 張 燕 張倚天 張 穎 張 蕓 趙海娜 趙繼蓮 趙麗華 趙 瓊 趙 蕊 趙婉麗 趙萬超 趙雪嬌 趙 艷 趙艷梅 趙燕武 趙玉娟 趙云紅 鄭紅麗 鄭云杰 周 蕾 周蘇平 周衛東 周宗文 朱 紅 朱建玲 朱 莉 朱 迎

三等獎:(略)

關于獲獎名單的說明:

1.獲獎名單中省份、人名均按拼音順序排列。

篇12

一、商鞅的“重農”政策及成效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命商鞅為左庶長,開始推行“重農”政策。商鞅的“重農”政策大體有三個方面;一個是對農民的限制;第二個是對商人的限制;第三個是國家對糧食、鐵器等重要戰略物資進行壟斷經營。對農民的限制表現在嚴禁農民棄農經商還要對因懶惰務農導致的貧窮者,施予嚴懲。對商人的限制表現在,嚴禁商人從事影響國家戰略物資的買賣,如糧食,鐵器等等。商鞅曾下令“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還對商業活動征收重稅,據史料記載說“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此外“令商賈、技巧之人無繁”,即嚴格限制行商之人的數量和規模;國家參與對與國計民生相關的物資都嚴加控制,禁止私商經營。

此法對秦國產生了重要影響。對農民的限制,不但使秦國原有的農民被束縛在土地上,而且還用法律對農業生產進行嚴格要求,對棄農經商或因懶惰而使自己變窮者,一律變為奴隸。這種規定使農民專心于農業生產,這樣即會增加農民的數量也增加了國家的糧食儲備,有利于秦國的爭霸戰爭的需要。商鞅曾認為“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商鞅來自衛國,而當時衛國的工商業十分發達,所以在衛國的所見所聞使他十分明白人民從事商業的流動性,不利于國家的鞏固和爭霸戰爭地進行。尤其是在當時生產力水平很低的情況下,各國之間的爭霸戰爭打的是“兵源”和“糧草”。誰擁有雄厚的兵源和充足的糧草,誰就能傲視群雄,君臨天下。商鞅深知其中的道理,所以他告訴秦國的百姓說“……國待農戰而興,主待農戰而尊”,生活中只有兩件事,耕田和打仗,只有強大的農業才能支持不斷擴大的戰爭。從某種意義上講,耕戰策略最終成就了秦國統一天下的宏愿?！爸剞r”政策的實施的確讓秦國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于私斗,鄉邑大治”。糧食充裕,人口猛增,綜合國力迅速提升,使秦國在短時間內就發展成為七國中實力最強的一個,從此秦國發動了一系列吞并戰爭,僅僅用了大至十年時間,就滅掉了韓、趙、魏、楚、燕、齊,統一天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重農”政策在秦國統一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這一政策之所以在秦國得以成功推行,與秦國在政治上秦孝公的大力支持、經濟上發達的農業經濟、文化上悠久的農業文明等多方面因素是分不開的,但重要的是秦國優越的地理環境,為“重農”政策的實施提供了良好的客觀條件,這才是秦國選擇和推行“重農”政策的重要因素。

二、秦國重農政策的地理因素分析

“重農”政策最早并不是產生在秦國,但是卻在秦國重大的成功,這主要得益于當時秦國優越的地理環境,這為“重農”政策的實施提供了良好的客觀條件,這決定了秦國要選擇“重農”政策而不是“重商”政策,因為要推行這一政策必須有地可分,有資源可用。下面筆者就從秦國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和該地域深厚的農業文化積淀這兩個方面來分析秦國選擇“重農”政策的原因。

(一)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

秦國是七國中唯一在地形上處在第二階梯的國家(大興安嶺、太行山脈、巫山、雪峰山是地勢二、三級階梯的分界線),其它六國均處在第三階梯。秦國境內擁有有當時重要的農業經濟區,如黃土高原、關中平原等適于耕種的地理單元,特別是關中地區平原廣闊,土壤肥沃,據史料記載“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渭 河水長期沖擊泛濫,逐漸形成了肥沃的平原,號稱“八百里秦川”。為了更好的實行“重農”政策,秦惠文王時發動了對巴蜀的千里用兵,其目的就是要奪取那里的產糧區,把那里變成秦國的天然糧倉和進攻勁敵楚國的跳板。另外秦境內也有面積廣大的丘陵和山地,例如“秦巴山地氣候溫暖濕潤,地勢高峻,垂直地帶性顯著也是我國東部山地垂直地帶譜系最完好的山地”。從整體地形上講,無論是中原的韓、趙、魏、東方的齊國、南邊的楚國還是北面的燕國,即使六國中有的擁有這些的地理類型,也遠不及秦國的豐厚。在這樣的地形條件下,農牧皆宜。司馬遷曾分析春秋四霸興起的原因說:“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擁雍州之地,四海迭興更為”。由此可見三晉之地受三條大河所阻,發展空間狹小,齊國三面環海,楚國地域廣闊但氣候濕熱,湖泊縱橫,再加上燕國位置靠北,氣溫低下,多山和沙漠,都不利于農業的發展,所以六國在地理方面與秦國相比,在發展農業上都沒有優勢。因此,秦國的地形優勢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秦國“重農”政策的選擇。

另外從氣候上講,戰國七雄大致處在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以北的地區。當時在這個范圍的南北兩面氣候不適于農業生產,南面高溫濕熱、北面寒冷,以當時的生產力水平來說還難以開發,秦時的關中地區可謂是天時地利。秦時的關中地區氣候溫暖濕潤,據研究,“當時的氣溫要比今天溫暖”。從“公元前770年到西漢,是中國歷史上第二個溫暖期,關中地區的平均溫度比現在還要高出1-2攝氏度,降水量也比現在大”。據史料上記載:“……渭川千畒竹”。這可以說明喜高溫、濕熱的竹子曾經能在關中平原生長,也可以側面反映出這一地區當時的氣候溫暖濕潤,非常適合農業生產。水資源是發展農業的必要條件之一,黃土高原和四川盆地是當時水資源十分充足的地區,在渭河、涇水的南北兩岸集中了大小數十條河流,有雍水、褒水、洛水、沛水、石川水、灞水、零水、戲水、馬連河、黑河等,水資源十分豐富,四川盆地更是河流縱橫、水網發達,很大程度上減少了農民對自然降雨的依賴,既提高了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也有便利的灌溉。還有秦國對國內的水力資源進行科學合理的開發,鄭國渠能灌溉農田4萬余傾,都江堰使蜀地沃野千里,水旱無災,對秦國農業的發展有很大的貢獻。

此外,秦國有面積廣大的丘陵和山地,森林、植被非常茂盛,“有戶、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除了渭河南面的秦嶺和北面的山地有茂密的樹木,即使是在關中平原上也有眾多的森林。物種繁雜眾多,有數不盡的林木、草場資源,這就為秦國的畜牧業發展提供了便利的條件,使農業生產和軍事上得到充足的耕牛和戰馬,而當時恰好是鐵器和耕牛的普遍應用被認為是生產力進步的標志。秦國境內還有豐富的礦藏資源,如玉石、銅、鐵、美玉等等。有“天府之國”之稱的四川盆地不但有肥沃的土地,礦產也十分豐富,據史料記載“地饒卮、姜、丹砂、銅、鐵、竹、木之器”。

秦國處在偏邦一隅的隴西一帶,地理位置相對偏僻。由于地處偏遠,與中原各國交往相對較少,遠離先進的中原文化,“秦國的經濟以農為主以牧為輔”,而商品經濟并不發達,與其它六國相比秦國的生產、生活都相對落后,但是這對于“重農”政策的實施來說是個有利的條件,因商品經濟的落后就意味著商人階層的力量不大,同時對秦國的政治、經濟的影響力也微乎其微,所以在推行“重農”政策的過程中的阻力就小。

秦國最初興起于陜西,后通過征戰逐漸興起于關中地區,北部是黃土高原,東面是函谷關,南面是四川盆地和成都平原,四面都是高原高山,基本處于我國的第二階梯,形成了一個獨立的實體這能使秦攻守自如,占盡了地利的優勢。如果國內的商人集團勾引外來勢力,或者消極抵抗,那么秦國可以關閉函谷關,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將反對勢力一舉殲滅。如果有外來勢力干涉變法,秦國只需要派兵把住函谷關口,外來勢力就很難插手。司馬遷也曾說過:秦孝公據“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君臣同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據四海、并吞八荒之心”。有如此優勢的戰略地形,六國別說干涉秦的改革,就是自保都是一種奢求?，F代地理軍事專家宋杰指出:“秦……有黃河以拒晉,有秦嶺、商洛以隔楚?！乩硇蝿堇谑仉U,退可以保國土不失,進則能蠶食諸侯,假以時日,遂愈戰愈強,得以傲視諸侯”?？v觀整個戰國時期的戰爭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秦與六國的征戰中,東方六國極少能攻入秦國國境之內。數次合縱的聯軍,除最后一次之外,其余都是僅僅到達函谷關便叩關而還。而秦國則是充分利用自己的地型上的優勢,攻城掠地,頻頻發動對六國的進攻,直到最終掃平六國統一天下。

秦國偏處一隅地理位置,使秦國的商品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商人階層的力量有限,還無力阻撓這一政策的推行。自成一體的獨特地理結構,它可以為秦國的國防安全提供保障,使其“重農”政策的實行有了安定的環境,避免國內或國外反對勢力的干涉,因此秦國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使“重農”政策在安全上有了保證。秦國擁有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國土面積廣大,土地肥沃,還有物產豐富的山地、水草風美的草原,農牧都可以發展。氣候溫暖濕潤,降雨充足,植被物種齊全,礦藏資源眾多。有這樣優越的自然環境與豐富的自然資源,綜上所述,可以看出秦國選擇“重農”政策從自然條件上將有很很大的優勢。

(二)深厚的農業文化積淀

秦人從很早的時候就已經在我國西部定居。在商代末期,他們就已經在西部逐漸發展壯大,據史料記載秦“在西戎,保西垂”。秦當時是處在偏邦一隅的隴西一帶的西部小國,建都西犬丘(今甘肅天水市西南),后來隨著實力增強逐漸向東發展,直到西周末年在周平王東遷洛邑中秦襄公護送有功,被封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后來經秦襄公、秦穆公、孝公和惠文王等歷代國君的征戰和擴張,到秦始皇即位時,秦國大致的版圖是“北抵秦昭襄王所修建的長城(由今甘肅臨洮經陜北吳旗、靖邊、神木等縣),南到巴、蜀與楚相接,東過嘉峪關與三晉為鄰,西及北西戎、胡林、樓煩諸部交界”,大概就是今天的陜西全部,甘肅東部,四川大部,河南的中西部,還有山西和湖南、湖北的部分地區,也就是占有黃土高原與四川盆地兩個地理單元之大部及其東緣部分區域。應該說,這一國土范圍,地域廣闊,地勢險固,而且地理環境優越,自然資源豐富,宜農宜林宜牧,對秦國“重農”政策提供了良好的物質基礎。

秦國立國的時間相對比較晚,而且國內氏族雜居十分雜亂,西方的戎族“自隴以西有綿諸、犬戎、翟、獂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吳氏、衍之戎”。秦國的先王為了擺脫戎族的威脅,擴大疆域不斷向西、向北發動擴張戰爭。歷經幾世征戰,“公元前5世紀中葉到公元前4世紀中葉綿諸、犬戎、翟、獂先后為秦所滅,其他戎族方國大都歸附于秦”。據史料記載:“西戎八國服于秦”。兩個民族也在戰爭的過程中逐漸融合,相互影響,所以到戰國初期,秦國仍是“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在生活習慣上,更是與中原各國存在著較大的差異,由于受戎文化的影響,還保持著與六國不同的少數民族風俗的獨立的社會結構,這樣使秦國內的氏族組織結構沒有受到較大的沖擊和影響,經商逐利的觀念還沒有形成風氣,仍以農耕思想為主。后來,商鞅根據秦國地廣人稀的國情,提出了“徠民”政策。這既可以增加農業勞動人口也可以加速秦國土地的開發利用,商鞅曾對秦孝公說:“秦之所與鄰者,三晉也。所欲用兵者,韓、魏也。彼土狹而民眾,其宅參居面并處,其寡萌賈息,民上無通名,下無田宅,此其土不足以生其民也”,他建議秦孝公利用秦國廣袤的土地和優厚的政策來吸引三晉之民,于是秦孝公即以賜其田宅三世不變和復及子孫的優厚政策引來三晉之民,一方面使秦國大量的荒蕪土地得以開辟為良田,提高了糧食產量。另一方面也使秦人有足夠的兵源,來應付外敵,收到強兵富國之效用。實行了吸引三晉之民的“徠民政策”,吸引大批有生產經驗的勞動力,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秦國土地的開發和農業的發展。

其實早在80萬年至75萬年前人類就開始在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藍田人、大荔人距今已有幾十萬年的歷史,母系氏族的半坡人、姜寨人在這里以堅硬的石器作為生產工具,創造了輝煌的原始農業文化,是我國最早的農業發源地之一。到新石器時代,這里的農業就已經很發達 了。1963年在位于中國西北部陜西省的藍田縣發現了藍田人遺址,出土的以三棱大尖狀器為特色的石器,被認為是藍田人文化的特征之一,此外還發現了用火的遺跡。由此可見,在這片土地上,早在舊石器時代就開始了原始的農業文明。到了周朝時期,進一步發揚重視農業的傳統,并吸收了商朝發展農業生產的經驗,使農業發展很快,成就也頗大,尤其是創造了“輪荒制”和“休閑制”。是我國農業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奠定了傳統農業的基礎。隨著生產力的進步,農業的不斷發展,此時全國形成了幾大區域經濟區。秦國版圖包括有大部分的“中部農業區”是指夏、商、周時期的文明中心區域,大體上“東及東夷分布區,西達秦隴,南抵漢水、淮水流域,北到晉北、陜北高原腳下”。該區的農業生產發展較快,最先步入文明社會。后來被秦國征服的巴蜀地區也是重要的農業區,很早就有“天府之國”的美稱。三星堆文化遺址存分布區出土石質等生產工具有斧、錛、鑿、鋤、鏟和少量銅農具。結合出土的大量陶制酒器和食器來看,農業生產以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說明以三星堆為代表的古蜀文明是一種農業文明。

秦國當時的疆域擁有渭河流域、關中平原和四川盆地,沃野千里,但是人口稀少。司馬遷曾指出:“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其意思是,關中的耕地占到當時全國總耕地面積的三分之一,人口占到全國總人口的十分之三,而其財富卻占全國總財富的十分之六。商鞅認為秦國的土地人口比例關系是“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谷土不能處二,田數不滿百萬,其藪澤、溪谷、名山、大川之才物寶,又不盡為用此人不稱土地也”。所以“重農抑商”政策在這樣的國情下推行就顯得十分容易,農民可以分到大量土地,既提高了勞動積極性,同時也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單位產量。而與之相比地處中原的韓、趙、魏的土地情況卻正好與之相反,這三國都是山地多,平地少,人口稠密,其民無地可耕。商鞅針對三晉的土地情況這樣說過:“彼土狹而民眾,其宅參居而并處,其寡蔭賈息民,民上無通名,下無田宅,而恃奸務末作以處,人之復陰陽澤水者過其半,此其土不足以生其民”。如果在這樣的地理條件下選擇“重農”政策,必將會民不聊生,造成內亂不止,局勢不穩,影響國家的安定發展,所以它允許國內民眾以行商謀出路,以解決因土地不足造成的困境。因此從它的國情來看,這樣的國家不具備選擇“重農”政策的自然條件。另一方面,秦國統治者重視農業的發展,采取了一系列的重農政策和豐富的農耕經驗來保護和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還立法保護農業,考古學家再進湖北夢縣的睡虎地秦墓中發現了一名叫喜的人所抄的1100多枚竹簡,為我們了解秦國的農業提供了線索,原文如下,“種:稻、麻畝用二斗大半斗,禾、麥一斗,黍、荅畝大半斗,叔(菽)畝半。利田疇,其有不盡此數者,可(也)其有本者,稱議種之”。這些法律條文清清楚楚的顯示了2000多年前,秦國是如何保護農業耕種的。其意思是播種時水稻種子每畝用二又三分之二斗,谷子和小麥用一斗,小豆用三分之二斗,大豆半斗,如土地肥沃,每畝播撒的種子可以適當減少。此外秦國還有對耕牛保護的法律,從這里可以看到秦國的所有的農戶播種莊稼的方法都是用國家用法律來保障,由此可見秦國對土地的管理竟然具體到如此地步。秦國有悠久的農業傳統、良好農業基礎加上有法律上的保障,對推行“重農”來說有了客觀上和法律上的保障。

牧業是農業的重要支撐,特別是在戰國時期耕牛的使用,被看作是生產力進步的標志,而秦國在畜牧業的發展上更是讓其它六國難以比及,秦的先人主要活動在渭水河上游一帶以游牧為主。“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由此可見秦人的祖先早就開始養牧的歷史,加上秦國境內有面積廣大的山地丘陵,這里氣候暖溫,雨水充沛,水草豐美。適合于畜牧業的發展,到了西周時期已經形成了以畜牧為主的西部經濟區,畜牧業的發展,為秦國的農業生產提供了充足的蓄力,有利于秦國農業的發展。

秦國的疆域廣闊擁有黃土高原、四川盆地、關中平原等重要的農業區。境內的民族主要是秦人和被征服戎族,他們相互雜居、融合,使傳統的農業文化保存較好,商品經濟思想對秦國的“重農”思想沖擊不大,后來從三晉吸引的“徠民”,給秦國的農業生產帶來充足的勞動力,秦國的農業歷史悠久,開發較早,農業經濟十分發達,畜牧業的發達,這些為“重農”政策的選擇和推行奠定了基礎。

三、地理因素與政策的選擇兩者之間的關系

影響一個國家制定政策的影響因素有很多,但是地理環境因素應該排在前列。一個國家,無論是大國還是小國,是強國還是富國,也無論采用何種政治制度,它的地理環境因素,首先影響了它的基本政策的制定。政治學中有一句話說得好,“你坐在那兒,決定你站在那兒”,一國政策的選擇也不例外。你擁有什么樣的地理環境因素,也同樣決定一個國家將選擇和制定什么樣的政策?！敖?、氣候、地理位置以及人文特征,這些自然環境因素對政策的制定和選擇所發揮的作用,以及由此而產生的關系模式構和關鍵性成分,地緣政治學用整體論的研究方法,其目的是把不同的現象結合起來,并把它看成一個整體而加以描述”。地理因素是制定適合國情政策的客觀依據而正確的政策又有助于地理因素的優勢充分發揮。秦國有廣袤肥沃的土地、溫暖濕潤的氣候等優越的自然環境因素,這些能為重農政策推行,提供了良好成長環境和生存空間,從另一個方面講,秦國采用適合國情的重農政策,充分發揮了秦國地理環境因素的優勢,短短數十年時間,秦國的綜合國力簡直可以用,擊水三千,扶搖直上來形容。兵強馬壯,糧草充足并且秦王嬴政最終完成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統一,創立了前無古人的千秋偉業。

結論

地理環境對政策的選擇和走向會有一定的影響作用,但不是決定作用,所以我們要避免陷入“地理環境決定論”的誤區。秦國選擇“重農”政策有著它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和深厚的農業文化積淀,這些因素能為“重農”政策的推行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發展空間。再加上秦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和商鞅、秦孝公等的努力,共同促使了“重農”政策在秦國推行并取得了成功,為秦國統一天下奠定了基礎。終于在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統一天下,結束了長期以來諸侯爭霸的局面,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由此可見,地理環境對一個國家的政策的選擇和制定有一定的制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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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一、寬口徑、厚基礎：模塊化的課程設置

我校歷史學門類由歷史教育、基地班、文化遺產與文化產業三個專業構成，以歷史教育專業學生為主，全部為免費師范生。三個專業的課程體系均由三大模塊構成，即通識類、專業必修類、專業選修類。通識類課程除、英語、高等數學、計算機、數據庫等基礎課外，還規定學生必須自主選修理科類、藝術類課程，提高學生的科學素質與藝術素質。專業必修類包括歷史學專業基礎課和教師教育課程，前者主要有中國通史（古代史、近現代史、當代史）、世界通史（古代中世紀史、近代史、現當代史）、中國歷史文選、歷史科學概論等。教師教育課程除教育學、心理學、歷史學科教學論外，我們還特意設置了教師口語、教師書法、現代教育技術、歷史教學技能訓練等課程，使學生掌握必備的技能與藝術。專業選修類則結合本院教師研究狀況，開設各種課程多達105門。這類課程旨在加深、拓寬學生已有歷史知識，注重學生研究能力的培養。在三大模塊中，歷史教育專業更加重視基礎課程，學分分布依次為47、67、34，共計148學分，學分分布比例分別為32.9%、44.7%和22.4%?；匕喔幼⒅嘏囵B學生更為寬闊的視野和較強的研究能力，其中，通識課、選修課的學分達到47和48，在總學分中的比例分別為34.8%和35.6%。相比之下，專業基礎課的學分及比例分別為40和29.6%。

為強化基礎教學，我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大力加強精品課程建設。近年來，我們圍繞歷史學人才培養模式改革，積極申報國家級精品課程，先后獲得“中國近代史”、“中國歷史文選”、“中國近代史綱要”、“中國古代史”等四門國家級精品課程，并由知名教授領銜組成強大的師資隊伍。如中國近代史教學團隊由馬敏、朱英、劉偉、彭南生等教授加盟，中國歷史文選以周國林、劉韶軍、董恩林、張固也等教授為主體組織教學力量。中國古代史教研室通過長期不懈的努力，在教學團隊、課程群、網絡教學資源、教學改革等方面取得了明顯進步，終于在2010年獲國家級精品課程立項建設。截至目前，中國近代史國家級精品課程已通過專家驗收，并被評定為優秀，其他精品課程建設扎實向前推進。除此之外，我院還有世界近代史等省級精品課程。

二是開發具有本校特點的系列化教材，在課堂教學中深受學生歡迎。近幾年來，我們先后組織編寫了《中國文化概論》、《中國近現代史》、《中國當代史》、《世界通史（古代中世紀卷）》、《世界通史（近代史）》、《世界通史（現代卷）》、《中國歷史地理學導論》、《文化學》等系列教材。這些教材不僅深受學生歡迎，而且產生了廣泛影響。有些教材被多所大學采用，如周國林主編的、由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歷史文選》，在“選目的新穎性”、“解題的立意”、“編排格式的講究”、“適當的圖文配合”以及“附錄的采用”等方面具有鮮明的特點。章開沅、朱英主編的《中國近現代史》2009年由河南大學出版社推出，該教材邀請了國內武漢大學、中山大學、湖南師大、南開大學、中山大學、北京師大、鄭州大學等多位從事中國近代史教學與研究的學者參與編寫。不僅突破了傳統的中國近、現代史分界線，將1840－1949年間的歷史作為一個整體，而且多有創新，如“注意歷史新知識的增補、傳授，也注意新理論、新觀點、新方法的介紹，史實的敘述盡是精練，減少篇幅，學術研究的介紹則加大篇幅，不僅向學生講授什么是近代史，同時也引導學生學習怎樣認識近代史?！蓖瑫r，每章正文后“列本章小結、學術綜述、參考書目和思考題，目的是開闊學生視野，促使學生將課內學習與課外學習有機結合，激發學生的思考與研究興趣。”該教材出版后，深受授課教師和學生的喜愛，“是反映史學發展趨勢和適合閱讀對象的成功之作”，已陸續被南開大學、中山大學等國內著名高校歷史專業作為教材使用。

三是堅持教授授課制。我院現有教授38人，是教師隊伍的主體，他們教學經驗豐富，學術造詣深厚，教學藝術高超，課堂深受學生的歡迎。但教授們課題多，科研壓力大，加之時下科研工作的量化考核機制，使得教授們給本科生上課的積極性不高。為了鼓勵教授上本科講臺，我們將教學與科研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在聘任制下，如果教授的本科生教學工作不達到一定的課時，將會影響其下一輪聘任，在年度考核中，如果教授沒有本科生教學課時工作量，則教學考核為不合格，進而影響其績效工資。這樣的制度設計旨在確保每位教授每一學年至少為本科生開設一門課程。

二、師為導、生為主：研討式的課堂教學

傳統教學突出“一言堂”或“滿堂灌”，不給學生思考的余地，久而久之，養成了學生學習上的惰性，形成上課做筆記、下課整理筆記、考試背筆記（有些懶惰的學生甚至省去了前兩個環節，只是到了考試的時候才匆忙復印同學的筆記）的學習模式。創新型人才不僅需要知識的積累，更需要寬廣的視野，發散性的思維，因此，傳統教學模式難以滿足創新型人才培養的需求。大學教學不再只是知識的傳授，而是一種能力的養成，研討式教學的特點旨在強調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教師授課的引導性，改變學生被動接受的角色。

為加強研討式教學，在“研教雙優”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實驗區內，我們鼓勵各專業、各課程積極探索，并采取課題立項形式加強研究，大膽實踐，及時進行理論總結、提煉與升華。如周國林主持的《教學與人文素質培養》、洪振強的《研教雙優教育模式下的課堂建設——以“中國現代史”課程為例》、江滿情的《課程探究式教學研究》、尤學工的《理論的位置——研究型教學探研》、吳琦的《學生學術前沿意識的培養與訓練——以為平臺的教學探索》、李曉明的《中國歷史文選與其他相關學科的溝通融合研究》、馬良懷的《授課實錄》、劉固盛的《課程教學改革與大學生人文精神培育》、魏文享的《方法與經驗：中國近代史教學中學生研究意識的培養路徑》、馮玉榮的《免費師范生歷史教育專業課程建設——以為例》、黃尚明的《文化遺產與文化產業專業實踐教學探討》、杜芳的《高師歷史專業師范生職業素養培養的實踐探索與創新研究》、張明生的《構建第二課堂，提升學生綜合素質》等。通過上述課題立項研究，教師們不僅提出了很多創見，如建議在院系網頁上開辟交流平臺，用于師生交流和在線答疑，根據學生興趣愛好，建立QQ群，交流學習心得體會等，而且在教學中付諸實踐，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近年來，研究型課堂實踐在實驗區內逐漸推廣，如中國古代史課堂“以問題為中心，注重專題討論”，如“從新儒學的復興和文化下移的角度、貴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轉變的角度、商業革命的角度、科技進步的角度探討轉型時期的社會問題”，并將學生分成若干個興趣小組，每一小組重點圍繞一兩個專題作主題發言，其他學生補充，主講教師點評。這種以“問題”為中心的教學方式，“充分調動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大大活躍了課堂氣氛和學生思維?！敝袊敶氛n程嘗試開展“輪流式”互動教學，依據基本內容及發展階段分為24～26個專題，開列相關論著目錄，每個專題的討論以一個學習小組為核心，輪流進行，各小組圍繞問題精心準備，重點發言，相互啟發，通過爭論，學生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提高了。世界近代史課堂長期堅持本科生的科研能力訓練，探索五步法，即布置、選題、輔導、寫作、交流、點評，“激發了大學生的未知欲與想象力，培養了他們的求異思維和探索精神，培養了學生的學習能力、創新能力、交流能力?！睂I選修課更多地采取了研討式的教學方式，在“宋史”課堂上，“形成‘對話式’、‘商討式’或‘答辯式’的教學氛圍，經常保持課堂中具有教與學的雙向交流”。通過研討式教學，建立起“師生參與互動—座談研討—科研實踐一體化的復合型的多樣化的教學模式”。這種教學模式就是把課堂教學與學生的課堂內外實踐、科學研究融為一體。

在“中國近代史研究專題”教學中，任課教師朱英教授充分運用現代網絡手段，在學院網站專業論壇.開設網絡論壇。由教師、助教擔任論壇版主，加強師生之間的聯絡和溝通。通過網絡論壇向學生提供必要的專業學習資料，并輔助課堂討論，網絡論壇有效地拓展了課堂，收效顯著。據悉，“在一個學期中，本論壇共發有近百個專題帖，跟帖也達到近五百個，點擊量更高達逾萬之數，很快就一舉超過在該網絡社區原已開設多年的眾多論壇，成為主題帖，跟帖數量、點擊次數最多的一個論壇?！毖杏懯浇虒W取得了明顯的效果，“中國近代史研究專題”的課堂討論使得學生“學習積極性變強”、“表達概括能力、文獻檢索能力以及分析能力提高顯著”、“專業認同感增強”、“發現問題、思考問題的能力增強”等。

多元化的考核是檢驗研究型課堂效果的有效手段，也是克服一張試卷論優劣的重要方式。研討式課程大多采取了多元化的考核。如在世界近代史課堂上，任課教師對學生成績的評價主要包括“學生的課堂參與程度、小組課題合作程度、課堂的語言表達以及課程論文的研究質量等方面”。中國古代史課程成績的評定“由討論、作業、論文撰寫、課題研究、社會調查、考試等多種檢測指標來決定”。

可見，研討式教學將學生的課前準備、課堂討論、課后論文有機地連為一個整體。在這個過程中，通過課前準備，學生提前進入角色，學術視野擴大了。發現問題的能力提高了，文獻檢索能力增強了，在課堂討論中，同學們的交流互動能力、語言表達能力、即興思維能力等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課后論文則是培養學生科研能力的一個關鍵環節，是學生選題、資料搜集、解讀與運用、寫作技巧與規范訓練的一種綜合實踐?？傊?。研討式教學的大力開展是研教雙優型人才培養模式的一個主要特色。

三、重藝術、強技能：課堂延伸與實踐教學

教學是一門藝術，涉及到課堂組織、演講技巧、板書設計、粉筆藝術等多個環節，優秀教師的課堂對學生來說是一種藝術的享受，往往能產生事半功倍的效果。要當好一名優秀的中學歷史教師，不僅既要擅長粉筆字、板書等傳統教學藝術，更要懂得計算機、多媒體、數據庫、網絡等現代教學技能。這是在長期的教學實踐中熏陶養成的，但大學階段教學藝術和技能的理論修養與必要的訓練對教師的成長十分重要。為了培養“重藝術、強技能”的中學歷史教師，一方面，我們在課程設置中將計算機基礎、高等數學、多媒體技術與應用等必備的現代教學技能作為通識必修課，將教師口語（普通話）、教師書法、歷史教學技能訓練、現代教育技術等作為專業必修課，強化學生在教學藝術與技能上的理論素養；另一方面，我們有效延伸課堂，通過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使勤動手、善動腦、敢開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