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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當代文論建設面臨的困境
新時期以來，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革，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社會形態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化社會和后工業社會轉型，由此帶來的人民群眾生活方式和生活內容的深刻變化，反映在文學作品中也不同于以往的時代。有學者在論及當代文藝的切身處境時曾意味深長地指出，“在文學走向雜語和雜體的過程中，中心意識形態話語失去了權威性，民族語言失去了神圣性，審美話語不再雄踞于其他語言之上，藝術也不再有固定的法則，等級制語言關系在走向解體，生活與藝術既有的聯結和界限在斷裂。一切都在由中心走向邊緣?！碧幧碛诖朔N文化背景中的當代文藝理論，亦不可避免地發生一系列轉向：研究主體開始由意識形態變為形式結構進而到觀念解構，研究對象從單純的文學性、審美性演進到(大)文化性、社會性。哲學、美學、文化學、社會學、文學批評、文學理論等不同學科的互融互滲，使得當前的文論寫作呈現出不同于以往的言說品格一那種非獨斷的、非個體中心化的特征極為鮮明。
以上情勢，與中國當代文藝理論身處的全球化語境息息相關。新時期以來，大量西方文藝作品、文藝論著被源源不斷地輸入國內，從作家創作到文論建設，可以說都處于西方思想(潮)的深刻影響之下。當代作家余華曾坦言，“我們這一代作家開始寫作時，受影響最大的應該是翻譯小說，古典文學影響不大，現代文學則更小?！蓖萍爸廖恼擃I域，蔭蔽之風更甚。因而有偏激者稱，中國沒有文藝理論，通行的概念和范疇，沒有幾個不是洋化了的，2O世紀的文藝理論不過是西方文論罷了。
誠然，20世紀西方學者在文論領域成就卓越，委實不可小覷，學界也曾公認上個世紀為西方文論的世紀。因此，在過去的20多年里，即從上世紀8O年代開始，西方文論主潮便輪番進人中國當代文論的書寫中。在作家、作品、讀者與社會四個維度上，法國傳記批評、精神分析與后精神分析、原型批評、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現象學文論、解釋學文論、接受美學、西方批判理論、后現代、后殖民、新歷史、女權主義、文化研究、文化人類學、文化生態學等等都在文論界占據一席之地，學界不僅有多種譯著出版，同時也產生了相當規模的研究著作和論文。
先哲有言“過猶不及”，因理論缺失而導致的異域理論直線乃至長線輸入，造成了一個頗令學人尷尬的局面：長久以來，在中國當代文論界，處于學術前沿的往往不是本土原創性理論，而是西方新近盛行起何種主張，便譯介何種理論，舉凡弗洛伊德、榮格、拉康、什克洛夫斯基、韋勒克、沃倫、羅蘭·巴特、巴赫金、德里達、胡塞爾、伽達默爾、姚斯、馬爾庫塞、?？?、杰姆遜、哈貝馬斯、賽義德等等西方學者的身影隨處可見，充塞于各種譯著與專論之中，幾乎湮滅了傳統文論原本就極微細的聲音。
當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頻頻引進西方文論資源一方面表明了中國文論界革新與超越的愿望，但在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中國當代文論書寫者自身的文化弱勢心態與言說焦慮。上世紀8O年代初，國門大開，隨著經濟改革的風生水起，文化專制的堅冰開始裂破——學界引發了第二次大規模外國作品譯介熱(第一次是“五四”時期)。當時，不少文學理論工作者在反思同時，深感我國文學理論的落后，“文學理論落后于文學創造，這在各國的文學史上，都不少見，但像我國近半個世紀來的落后狀態，實屬罕見?！薄Ｒ虼?，在又一次的西學東漸之進程中，學者們面對大量西方文論典范，欣喜若狂，繼而不假思索的統統“拿來”，絲毫未考慮到可能產生的消極因素和負面影響?？梢哉f，是自身的匱乏導致了資源引進時的盲目和之后的“消化不良”。因為2O世紀文學理論復雜多樣，學派紛呈，分立于人本主義和科學主義二條主線之列，并由此形成迥然不同的文學理論。更為關鍵的是，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差異是一道永遠也無法填滿的鴻溝，再新穎再堅實的西方文論體系都不可能成為解讀中國文學的萬能鑰匙。忽略了本土文化問題，避而不談全球化與本土文化的內在沖突，一味追“新”逐“后”，理論跟風，話語模仿，在看似熱鬧的眾聲喧嘩里遮蔽了自身亟待解決的問題，無疑是不明智的。
是故，我們認為，只有在承認差異的前提下，發現差異價值，才能導向正途。因此，首先理應破除心理上的誤區，耐下性子總結本土經驗而不是一概“拿來”。種文化只有回歸到民族本位，才不至于患上“失語癥”。由此而論，當代文論建設者至少要有勇氣面對雙重壓力：一方面維系起本土文化命脈，傳承傳統文化精粹；另一方面重新接受一整套西化知識體系，在迥異的思維方法、敘述習慣之間找到合乎當代品格的言說風范。正視當代文論所經歷的種種曲折，堅持本土文化立場，在吸納他方文化先進成分的過程中發揮本土資源優勢，使中國文論改變單純受動方的位置，增強本土的、當前的問題意識，增添理論的原創度，在民族意識和全球視野中構建與西方文論的平等對話關系，才不失為長遠之計。雖然現有的龐大文論體系和紛繁的各派學說已經建構起一個漫無際涯的公共知識場，然而并沒有哪種權威話語能夠獨占唯一的合法地位。既有理論框架無法闡釋并窮盡紛雜的文學現象，文論寫作主體也不再可能尋求到唯一的“真知”，而是力圖創造從多種角度認識世界的可能性。在各方碰撞和交往中不斷吐故納新，實現傳統文論的現代性轉化實為當務之急。
2中國傳統文論的現代轉化問題
“當代文論建設到底如何進行?在我看來，我們還得在原有的文化、文學理論傳統的基礎上進行?！币庾R到全球化語境下中國文論的民族文化身份訴求之后，當代文論的書寫勢必轉向傳統文論領域尋找再生資源。當然，我們首先要了然于心的是，中國古代文論的價值與意義是否還依然熠熠生輝?那些蘊含著無數情思的妙悟是否仍具有理論的合法性?令人欣慰的是，答案是肯定的。中國傳統文論中那種開朗寬闊的包容心態、有無相生的辨證思維和流轉如意的審美境界都是當代文論建設不可多得的寶貴品質。然而，對比當下，我們看到的卻是傳統文論的邊緣化處境：一方面它是當代文論創生的資源之一，亟待開發；另一方面它在當代文論書寫中只是被零星引用，尚未內化為有機的組成。作個不恰切的比喻，宛若一個紈绔子弟擁有祖上廣漠田產，卻不思經營終日求乞般討生活。這樣的情形著實令人啞然，發人深思。
因而，如何有效地實現傳統文論的現代性轉化成了學界無法繞開的一個問題。那種試圖僅僅依靠傳統文論的既有概念和范疇來構建當代文論框架的想法已不切實際了，在全球化語境下，只有秉持雙向的開放心態，向中國傳統和西方新知同時敞開，才不致失于偏頗。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古代文論與西方文論恰恰呈現互補的狀態，那么為何不融會東方智者的禪心妙悟與西方哲士的新銳視角，在古老的概念范疇中注人現代新義，汲取異域有效理論內涵，揚棄艱澀的語言外殼，實現中西合璧、優勢互補?在這一點上，曾有學者提出通過中西互補來把“評點妙悟”式的古典形態轉換成“理論批評”的現代形態，也有學者提出詩學模式轉換，即“由傳統認識論詩學向語言論詩學轉換”。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然而，只有在對古代文論范疇進行原意闡釋、語義澄清之后，才能為其注入新意，所以原典?？?、版本考證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一環。對文論典籍的創造性詮釋是傳統文論轉換的重要步驟和基礎性工作。在現代詮釋的文本新解中，至為重要的是用現代眼光篩選與現代知識的闡釋。即在現代意識的統攝下重新估定古文論中有價值部分，加以現代化闡釋，達到與當代文論的溝通互證。在傳統的訓詁、考證的實證性研究之外，避免平行比較的牽強比附，既不固守中國傳統文論的本位，也不把西方新學說當作理論出發點。不惟古，不惟洋，在經由現代眼光打量之后，發掘二者的相通之處，以期實現平等的對話和交流。在對話、交流中，顯示雙方各自理論品格的高低上下，繼而確定各自在總體理論格局中所處的層次與地位。
勿需贅言，我們要做的不僅是讓中國傳統文論資源成為新的知識積累，讓其在獲得現代闡釋之后介入當代文論的書寫背景，更重要的是要使古代文論成為有效的精神資源，浸染文論寫作者的精神氣質。錢中文先生就認為，文學理論的創新，應該面向人的精神建設。中國傳統文論中所體現出的生命熱情、智性表述和知性體驗理應在當代文論書寫中被激活和蘇生。依照奧地利著名心理學家榮格的理論，每個民族的文化深層結構里，都蘊藏著一種集體無意識，這種集體無意識是來自個人經驗以外的，通過遺傳、繼承，以原型的方式成為第二精神系統的部分?？梢詳喽ǖ氖牵承┆毺氐奈幕洃?，只能是屬于一個民族的。
張少康先生指出，“在中國古代文論中貫穿始終的最突出思想就是：建立在‘仁政’和‘民本’思想上的、追求實現先進社會理想的奮斗精神，在受壓抑而理想得不到實現時的抗爭精神，也就是‘為民請命’，‘怨憤著書’和‘不平則鳴’的精神，它體現了我們中華民族堅毅不屈、頑強斗爭的性格和先進分子的高風亮節、錚錚鐵骨?！薄羞@些都是西方文論所不能提供的，它們是我們偉大民族的精神瑰寶，構成了我們這個民族區別于他者的標識符和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深厚基石。
另外，中國古文論話語系統屬于文人修辭，清麗曉暢，不僅具有理論思維層面上的意義，本身也蘊含豐富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旨。一些代表性著作如《詩品》、《滄浪詩話》、《人間詞話》等在藝術性和審美價值上，幾可等同于文論作品本身，魚躍鳶飛，羚羊掛角，詩意禪心，可意會而不可言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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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中學課本對通假字一般以“通”來表明，如《勾踐滅吳》“三年釋其政”，課本的注釋是“‘政’通‘征’，征稅”。但有的古今字則也用“通”來說明，如《燭之武退秦師》“失其所與，不知”———“知”通“智”。古今字則有的加以說明，如《論語十則》“不亦說乎”課文的注釋為“說，‘悅’的古字，愉快”。但更多的時候并不注明，例如高中第一冊《燭之武退秦師》“共其乏困”———“共”同“供”，供給；“秦伯說，與鄭人盟”———“說”同“悅”?！豆篡`滅吳》“令壯者無取老婦”———“取”同“娶”。師范院校古代漢語教學則要系統講授相關知識，要求嚴格區分通假字、古今字、異體字。因此，在古漢語教學中一方面應該講清古今字與通假字、異體字的區別，同時也應講清中學課本這樣處理的原因所在。這樣既可以讓學生很好地掌握古代漢語相關知識，又可以使他們明白中學文言文教學因為教學對象、教學要求的不同，不能照搬大學古代漢語課程中的相關術語。中學文言文有不少詞類活用的典型用例，但一般只是隨文注釋，并未明確說明是哪一種類型的詞類活用。我們在講授古漢語常識之詞類的活用時，就可以舉這些例子，并且要讓學生知道中學文言文為什么這樣注釋。例如，中學《寓言兩則》（《韓非子》、《淮南子•人間訓》片段）對“智子疑鄰”的解釋是：智，聰明，這里的意思是“以……為聰明”。《狼》中對“犬坐于前”的解釋：像狗似的蹲坐在前面?！洞蟮乐幸病穼Α肮嗜瞬华氂H其親，不獨子其子”的解釋：親，用如動詞，以……為親；下文“子其子”中的第一個“子”也是動詞?！哆^秦論》“甕牖繩樞”———以破甕作窗戶，以草繩系戶樞。等等。中學教材并沒有細致分析這些詞原來是什么，又活用為哪類，更沒有作進一步的理論概括（中學無此必要）。而大學古代漢語的學習則應使學生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以這樣的例子來加以說明，并且加以理論概括，不僅可以幫助學生掌握相關理論知識，還可以深化學生對中學教材的認識。又如《木蘭詩》中的句子：“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床”、“當窗理云鬢，對鏡帖花黃”，以上句子課文并未注釋，然而課文練“翻譯下列句子，注意上下句的意思是互相交錯、補充的”，其實已暗含“互文”的特點。雖然王力版、郭錫良版古漢語教材均未選入《木蘭詩》，但我們在講授古代漢語關于修辭方式的相關內容時，可以舉這個例子，結合相關知識，使得學生深入理解“相互交錯、補充”的內在含義。再如：中學課文《莊子•秋水》對“望洋向若”中“望洋”的解釋是“仰視的樣子”，而郭錫良《古代漢語》“望洋：疊韻連綿詞，仰視的樣子”；“少仲尼之聞”中學課文的解釋“少，動詞，小看”，而郭錫良《古代漢語》注釋為“少，形容詞用作意動，覺得……少”［6］624。通過這樣的對比，結合系統性教學，就能使學生知其然且能知其所以然。
三、應明確高校古代漢語教材語法體系與中學語法體系的區別
古代漢語教學，少不了一些語法術語。然而，由于古代漢語教材語法體系與中學語法體系不同，這既給學生帶來不小的困惑，也給古漢語教師帶來難題。例如：高中課文《師說》的注釋：“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者，助詞，用在主語之后表示判斷；“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之，結構助詞，無實在意義。這里的“者”、“之”的說明均不同于古代漢語課本。雖然王力、郭錫良兩種版本均未選《師說》，但在通論及文選中郭錫良等把“者”看作代詞，“者”在主語的后面復指，引出謂語；“之”郭本看作連詞，王力則看作介詞。對這類現象，在古漢語教學時不能回避，相反，應明確指出這是因為語法體系的不同造成的，告訴學生這是人們對同一現象的不同認識。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語法體系的不同固然需要指出，且可以略加介紹，但不需要詳談，更不必深入研究，以免增加學生負擔。此外，在對師范生講授古代漢語語法知識時，除了盡量多舉中學教材中出現的例子外，對中學教材中出現但沒有講明的語法術語，也應予以明確說明。這顯然有助于學生系統深刻地掌握相關語法知識。例如：高中語文第二冊《師說》的注釋：“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所以，用來……的，……的憑借，跟現代漢語中表因果關系的“所以”不同。在古漢語教學時，除明確講明古代漢語“所以”的兩種主要用法外，還應指出：古漢語“所以”是代詞加介詞構成，而現代漢語的“所以”則已經發展成為一個連詞，不再是代詞加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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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文學創作是和創作主體密不可分的，它集中表現了創作主體對客觀世界的審美體驗和認識。從古至今，創作主體在整個文學創作活動中的地位都是不容忽視的，特別是古代文論始終將對創作主體的研究置于重要位置，深入探討創作主體的德才和學識、情操和稟賦等各個因素之間的相互關系及這些因素與作家創作的關聯性與復雜性。本文集中探討的是中國古代創作主體的人品與文品的具體關系。“文德說”是中國古代作家論中的一個很有影響的命題。它的實質是說創作主體的道德修養決定文學創作成就的高低，這在文學史上確是一種帶有普遍性的文學現象，先秦開始一直為歷代文論家所重視并且不斷地加以發揮，“德”與“文”的關系隨著其內涵的發展也是在不斷地演變?！拔牡抡f”就其源，起自先秦時期的言、德之論，它最早出自《周易·小畜》：“君子以懿文德”。這里的“文德”，不是專門針對文人而言的，不專指作者，而泛指一種美德?！抖Y記·表記》中說“君子恥有辭而無其德，有其德而無其行?！?/p>
這既表明了德行第一、言辭第二的思想，又強調了德、行、言必須統一。雖然“文德說”在先秦并不專指文學，卻對后世文學主體論的“德”與“文”的關系發生了直接的影響。漢代王充在《論衡》的《佚文》等篇中明確地提出了“文德”的概念，他說：“《易》日：‘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秩眨骸^乎天文，觀乎人文?！搜蕴烊艘晕臑橛^，大人君子以文為操也?！薄耙晕臑椴佟保褪且远Y樂規定的文飾為儀表，而這種禮樂規定的文飾是合乎道德規范的。在《書解》篇中又說到“人無文德不為圣賢”。這里將道德和文章看成一體，當然這一命題也引起了后世批評家們的爭議。然而我們必須承認文人的感情意念通過文辭都充分表露出來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繼承“文德”之論的文論家頗多。魏文帝曹丕在《與吳質書》中提出的“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成了一個時期評論文人無德或少德的理論依據。
劉勰的《文心雕龍》除了有很多篇目論及文德之外，還有專篇論及文人品德，其論文人德行的專文是《程器》篇，借用《尚書·周書》上的比喻，說明人材要“貴器用而兼文采”，不能象近代詞人那樣“務華棄實”，本末倒置，強調文人要注重品德的修養。南朝梁代文學家蕭統對于陶淵明的評價算是真知灼見，準確地論述了文與德的關系。陶淵明不僅詩品高潔，人品也一直為后世的人稱道，特別是他不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令人敬仰。因此蕭統不僅為他編文集，而且在序言中高度評價了陶淵明的文品和人品，這也是歷史上最早的高度評價陶淵明詩品和人品的論文。唐宋時期，古文運動興起，主張“文以明道”、“文以載道”，強調政治教化的功能，因此對作家道德修養的要求更為強化。唐代的韓柳及其門人對于“文德“作了更深一層的論述。韓愈在《答李翊書》中從古文運動的角度，闡述了學習古文須以“立行”為本，而以“立言”為表。他以自己的親身經歷現身說法，說明只有“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進入了“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的境界，達到了“取于心而注于手”的熟練程度，并且還要再修養若干時日，“然后浩乎其沛然矣”，才能寫出出色的文章。明清時代，文論家繼承并發展了韓愈等的觀點，尤以宋濂為稱首，其《文原》上下篇提出了文章的寫作要崇實務本，合義理、事功、文章為一體的主張，認為文章的成敗高下不能僅僅從文字上去下功夫、而要從根本上著手，十分強調道德修養的重要性。
縱向觀察，中國古代文論家都把“文德”說作為中國古代文學主體論的重要內容，認為文品是人品的反映，只要道德修養好的人才能創作出優秀的文學作品，因此對于進行文學創作的主體而言必須要加強自身的道德修養，這樣對于“文品”的提高也有積極的意義。中國古代文論中所出現的“文品”、“賦品”、“詩品”、“詩格”等概念，實質都是與“人品”對應而言的，以“立德”為創作主體的首要條件，古代文學創作中對創作主體德行的重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文論對主體性的深刻認識，對自身人格及創作的關系的認識。文學創作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評價它的作用和價值，既不能采取絕對肯定的態度，也不能采取簡單的否定態度，而只能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文學創作的成敗顯然是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但是畢竟會有一個主導因素制約著，創作主體的品格是絕不容忽視的，主體的品格在很大程度上預先規定了作品審美價值的高低，創作主體借其創作表達自己的情感、表現自己的審美情趣，因此表現主體的情志、個性、理想，始終是文學創作的基本特點之一。所以古代主體論對作家品格的重視，成為一個良好的導向，這使得作家不斷地修身養性、加強道德修養，表現自己高尚的情操，這對社會風氣的加強、文學的發展都是有積極作用的。但是過分強調“立德”的作用，而忽視創作中的特殊性，這將無疑會阻礙文學的發展，如果完全用“德”、“人品”來衡量一個人的創作成績，這也是極不公允的。因此我們必須強調創作主體既要重視道德修養，又要不斷在實際中開闊自己的學識視野、豐富自己的人生經歷、堅持不斷創作、重視創作中的文辭表達，只有將這幾者緊密結合，才有好的文章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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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論、考相結合。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藝學的發展面臨轉型的問題。人們提出諸如語言學轉向、主體性轉向、文化學轉向等諸多觀念，體現了當代文藝學研究在困境中尋求突破的努力姿態。其實，無論怎么轉向，都離不開對歷史文本正確解讀。因此，對中國古代文論來說，應該向文獻學轉向可能更為合適。中國古代文論雖有形而上精神之追求，承載著中國傳統文化之精神，卻具有很強的實踐性，是對文學創作活動進行總結而形成理論體系。中國古人追求天人合一、泯滅物我的審美心態，以及觀物取象、立象盡意的致思方式，反映在中國古代文論上就是詩性話語這一特征。隨意性的、體悟式的意象批評到處可見，這使得中國古代文論話語不像西方文論那樣思辨嚴密、概念明確，往往難以確解。因此對古代文學作品和理論文本進行歷史還原，最大程度地接近文本本真是研究古代文論不可或缺的功夫。著者即是如此，或側重于“史”，或立足于“論”，或致力于“考”，并力求做到史、論、考相結合。著者尤精于考，每立一說必考之有據，而不是一味追求理論自身的邏輯性，自足性。這使得本書立論尤為平實，公允。如在《司空圖“味外之旨”說新論》一文中，著者對古典詩學中的“味”、“韻”、“境”等范疇，既從“史”的角度進行梳理，探其流變，又作“論”的剖析，尋其真義，并對“味外之旨”說與禪學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詳細的考證。大致說來，著者精于考證有兩種方式，一是直接以考證為主的研究，如《司空圖家世、信仰及著述問題綜考》、《司空表圣詩集輯佚考述》等；二是寓考于論，考論結合。前者自不待言，自是精于考證。后者又有兩種情況，一是論中帶考，析論之中，凡所征引，務求真解。如《〈樂記〉“遺音遺味”說及其審美觀念之發展》一文，先就《樂記》編撰問題進行一番考證，既為論題“遺音遺味”說奠定可靠的文獻基礎，又解決了其淵源問題。在探討《文心雕龍》中的儒學思想時，對其古文學派的立場及其對今文學派的統攝與汲取，既對《文心雕龍》本身之觀點進行辨析，又考征他說予以支撐。二是注中有考，以考證釋。注釋是對論證進行進一步的補充和說明，其本身就是論證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著者極其注重注釋的嚴謹和規范，并常加按語予以辨析。例如，著者在指出“玄言詩的首要意義就在于，它是后代詩人妙悟自然，尋覓本體意義的山水詩的先聲”后，所加注釋就引《世說新語》之《文學》第85則劉注引檀道鸞《續晉陽秋》評孫綽、許詢詩，以及評價東晉玄言詩之說對此作進一步說明，并結合《文心雕龍》相關篇目加以辨析，認為：“檀道鸞只是說玄言詩風，‘謝混始改’，但開始逐步向山水詩寫作過渡。就此而言，也可以轉而說是玄言詩孕育了山水、田園詩?！盵2]95這種注中考的方式，既強化了論證的力度，也強化了研究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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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強烈的問題意識
林田在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中，具有非常強烈的問題意識。吉川幸次郎在京都大學文學部的最后一次講課中說：“我覺得有兩件事感到慚愧：一是通過講課，我提出了一些問題，有些總是靠自己的能力去解決，有很多問題只是提出之后擱置起來，沒有解決。”[2]54張哲俊教授在評論吉川幸次郎時認為：“這當然是吉川自己一種謙虛的說法，但從中也可以看出吉川正是以問題意識研究學術的。吉川問題入手的研究方法分為兩個步驟：一是提出問題，二是解決問題。解決了問題是學術水平的標志，其實問題的提出本身也是學術水平的標志?！盵2]55
林田慎之助和吉川幸次郎一樣，在學術研究中具有非常強烈的問題意識。提出問題并試圖解決問題，是林田慎之助進行論文寫作的前提和核心之所在。寫作《中國中世文學評論史》即是如此。前面提到，林田寫此書的目的就在于克服以往中國古代文論史寫作中的缺陷。當時中日學術界對中國古代文論史的寫作上所存在的缺陷就是問題，林田敏銳地發現了這一問題，并以此作為突破口，試圖通過自己的重新寫作解決這一問題?！吨袊惺牢膶W評論史》出版之后，在日本引起的強烈反響即證明了林田解決此問題的能力。
林田慎之助不僅在整部《中國中世文學評論史》的寫作目的上，表現出了強烈的問題意識，在具體的寫作中，同樣是問題意識鮮明。比如，在《裴子野考證――關于的寫作年代及其復古文學論》一文中，林田慎之助針對《雕蟲論》寫作年代所產生的爭議，進行了仔細辨析和嚴格考證，最后得出了其寫作年代應該在齊代末年這一頗有說服力的結論。在《文學原理論的若干問題――關于劉勰的美學思想》一文中，林田慎之助的問題點在于如何給劉勰的思想進行評價，以及如何對《正緯》、《辨騷》進行定位。在《漢魏六朝文學理論中的“情”與“志”問題》一文中，林田慎之助把目光集中在對漢魏六朝時期“情”、“志”這兩個核心概念的辨析上，以及這一時期“情”與“志”之間的復雜關系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梢哉f，林田慎之助所寫的每一個章節，都會提出并解決不少問題。事實上，他是懷著論文寫作的思路去進行文論史寫作的?！吨袊惺牢膶W評論史》的不少章節就是林田此前已經發表過的有分量的文章。他有意識地分節寫作，最后匯聚成書，如此方法下寫出來的著作便具有了如同論文一般的嚴謹性和精煉性。問題先行，不發空洞言論，不拖泥帶水，可讀性極強。
二、原典實證法
“原典實證法”是“實證主義學派”（又稱“京都學派”、“關西學派”）漢學研究中的重要方法。之所以用“原典實證法”來形容林田慎之助的研究方法，正是因為林田慎之助和“京都學派”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其所師承的兩位導師青木正兒和目加田誠均是京都學派的重要代表，青木正兒尤甚。嚴紹先生在論及“實證主義學派”的研究方法時稱：“實證主義學派，從其名稱上便可以窺見這一學派在對中國文化的研究中，強調確實的事實。注重文獻的考定，推行原典的研究?！盵3]252又說：“實證主義學派一方面推崇注重確實事實的治學方法……但另一方面，他們也十分重視‘獨斷’之學，從哲學范疇出發，擺脫繁瑣之弊，從文明的批評與社會改造的見地出發，表明獨立的見解?！盵3]253青木正兒的學術研究方法正是實證主義學派中的真實反映。青木一方面進行實證主義研究，在中國文學、南畫、戲曲、音樂等領域中縱橫馳騁；一方面又把目光投向當代中國的文化運動，為此發表了一系列的見解。
作為青木正兒的學生，在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上，林田慎之助可謂是得老師之真傳。最為典型的證據就是林田慎之助所作的《裴子野考證――關于的寫作年代及其復古文學論》一文，其中對裴子野《雕蟲論》的寫作年代的考證可謂是精細至極。
三、綜合研究法
這里所使用的“綜合研究法”主要是指林田慎之助所采取的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相結合的研究方法。
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相結合的方法，指的是在研究的過程中，不僅關注文學文本、文論文本，還重視對影響文學觀念變遷的社會思潮等外部環境的研究。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相結合，才能更好地把握文學史、文論史的發展變化規律。林田慎之助正是如此，他的研究以文學、文論文本為中心，但從來不忽視對影響文學、文論發展變化的外部環境的關照。林田慎之助研究的重點集中在漢魏六朝，這一時期正是風云變幻的時期。鈴木虎雄的“魏代文學自覺”說早已深入人心，文學上的自覺，反映在文論上，自然也有“詩緣情”等重情理論的提出。而這一切的變化都離不開魏晉時期政治上的變化，更離不開由此而產生的思想界的動蕩與爭鳴。林田慎之助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并沒有沉浸在文學自給自足的窠臼里，恰恰相反，魏晉玄學的發展，漢代經學的衰微，儒、釋、道三者之間的復雜關系，都是他考察的重點。而這些外部研究對內部研究產生了哪些影響等問題也是林田慎之助試圖解決的。比如，在研究兩漢魏晉時期的辭賦論時，林田慎之助以賦的功能作為依據，把這一時期的辭賦家劃分為兩大系譜。在論及提倡賦之諷諫意義這一系譜時，林田分析了此種辭賦論形成的原因。他認為：“從西漢末到東漢，儒教作為維持現實政治和秩序的理論，獲得了統一支配的地位。而經學的規范又束縛了人們的思想，這些都是宣帝、揚雄、班固等人辭賦論形成的原因。此外，漢代毛詩學派的《詩經》觀，也對這一時期的文學思想產生了非常濃厚的影響。”[4]64林田的這段話正是他中國古代文論研究中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相結合方法的例證。
此外，林田在研究中不僅立足于文學、文論，還旁涉了美學等方面的內容?？梢哉f，他的研究視角是非常廣泛的。比如，在研究蕭綱的“放蕩論”理論體系時，他試圖把握這種文學理論背后所蘊含的美意識。從前面介紹林田慎之助論證《雕蟲論》寫作年代的思路時也可以看到，他在論證的過程中使用了《宋略》等大量的歷史文獻。這固然和中國古代文史哲不分的現實狀況有關，但是對歷史文獻的重視，對實證精神的發揚，也正體現了林田慎之助以史證文、文史互證的研究立場。這種思路下所進行的研究，其研究結論的可靠性也大大提高了。
四、平行比較法
林田慎之助對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并不是死板僵硬的，其研究方法上也呈現出多樣化的一面。也許，他并不是自覺地運用比較文學的方法去研究，但就是這種不自覺地對比較文學方法的運用，其結果往往是令人欣喜的。在林田慎之助對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中，其所運用的比較文學的方法主要是局部地平行比較。需要指出的是，他不僅關注中日學術界的研究成果，也對西方學術界的研究動態有所了解，表現出了開闊的學術視野。比如，在《南朝放蕩文學論的美意識》一文中，林田慎之助在論述如何正確地研究和解釋蕭綱“放蕩論”的“放蕩”之義時，舉出了英國的心理學者藹理斯、周作人、王瑤等人的研究方法以示對照。藹理斯的《凱莎諾伐論》中有“藝術正是情緒的操練”的觀點。林田慎之助對三者的研究方法進行比較后認為：“無論是周作人一方所采用的文章心理分析學理論，還是王瑤一方對文學直接反映現實這一文學理論的機械運用，都是非常粗糙的方法。”[4]368其中，周作人的方法即采用了藹理斯的心理分析方法。林田慎之助在對中國文學評論的歷史進行總體論述時，同樣把中國文學評論置于整個世界的范圍內進行關照。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林田慎之助在總論中敘述中國六朝文論時，選取了19世紀的法國文論以資對照。他認為，在六朝之前，中國的文論受到儒家意識形態的影響，而之后的六朝，則逐步走向自覺。關于這一點，林田認為和法國17世紀的情況很相似。的確，法國17世紀的前半葉，正是君主專制逐步建立和鞏固的時期。這一時期的文論被后來的研究者稱為“新古典主義”文論，主要代表是布瓦洛的《詩的藝術》。他所倡導的理論原則主要有理性的原則、道德的原則、古典的原則、自然的原則等。在布瓦洛的新古典主義理論中，尊重理性、模仿自然、服從古代、重視道德是必不可少的?？梢?，對道德觀的重視和對古代經典的尊崇等方面和儒家思想的束縛是有相似之處的。此外，林田還提出了另外的問題：中國文論呈蓬勃發展之勢的時間，與西方相比早了很多年，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中國現代文論的發展緩慢？對于這一問題，林田雖然沒有給出答案，但問題的提出本身就值得思考?？梢钥吹?，這個問題的提出同樣是建立在中國和西方比較的基礎之上的。
五、鮮明的反儒傾向
以《中國中世文學評論史》為例，林田慎之助自覺地以是否受到儒家思想的束縛作為判斷文論家思想傾向進步與否的重要原因。比如，在研究《文心雕龍》之“道”時，對劉勰之“道”是否與儒家思想有關這一問題進行了細致的研究。此外，林田慎之助還以此為標準對六朝的文論進行歸類?？梢哉f，他對六朝文論中“情”、“志”關系的變遷、對漢魏辭賦論兩大系譜的歸納都是以儒家思想的束縛與否作為分水嶺的。也因此，林田常常把漢代的大部分文論以及六朝受儒家思想影響較深的文論稱為“古典”或者“傳統”的文論觀，而把注重文學本身審美性、表現出文學自覺意識的文論稱為“進步”、“自覺”或者“自律”的文論觀。對于“古典”、“傳統”的文學觀，林田有時不帶任何感彩，有時會譏諷為“陳腐”，而對于另外一種，林田慎之助往往是褒揚之情溢于字里行間的。
林田慎之助的這種鮮明的反儒傾向自然和他本人的學術立場和審美傾向有關，但是受其導師青木正兒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青木正兒曾在《吳虞的儒教破壞論》一文中說：“儒教是前世時代的遺物，它曾使中國衰敝，到現在，它已經沒有前途?！庇衷?922年1月27日給吳虞的信中說：“我們不信堯舜，況崇拜孔丘乎？……我們同志并不曾抱懷孔教的迷信，我們都愛學術的真理?！盵5]467
事實上，青木正兒的反儒傾向并不是個案，而是一個群體的特點。其原因與日本明治維新之后的文學改良運動有著很深的關聯，也就是說，文學改良運動促進了西方文學觀念的傳入，也沖擊了日本的傳統文學。在明治維新之前，江戶末期，文學已經呈現出頹廢之勢，文學作品大多是迎合讀者的庸俗趣味而創作的，是只供讀者消遣的。而明治維新之后，江戶殘余的游戲文學逐漸被拋棄，新的文學因素也開始出現。有學者認為：“同啟蒙時期相適應的這種文學改良，以模仿西歐的詩，創作新體詩開始，擴展到改良小說，改良文體，改良戲曲，甚至改良短歌、俳句?！盵6]234在自覺努力學習西方文學的前提下，文學改良運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就小說而言，以二葉亭四迷的《浮云》為起點，日本誕生了真正意義上的近代文學。而作為小說理論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坪內逍遙的《小說神髓》在文學史上也是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的。“在這部書里作者排斥游戲小說的勸善懲惡主義，提倡把小說從封建文學觀點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盵6]236《小說神髓》確定了明治之后小說發展的方向：“他從藝術中排除了道德觀念、功利主義，而提出這樣的論點，即世態、人情的寫實乃是小說創作的目的?！盵7]17可以看到，對于小說的改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摒棄了勸善懲惡的因素，而勸善懲惡恰恰是受儒家思想影響的結果。此外，文體的改良本身，也意味著對西方文學觀念的吸收和借鑒。新體詩，也即是用當代日語寫作的歐化詩型，對于日本近代文學而言，是一個嶄新的文體。
綜上所述，通過對林田慎之助研究中國古代文論之特點的分析，可以看到，林田慎之助在研究中所體現出來的強烈的問題意識以及所采取的綜合研究法、平行比較法等研究方法，具有鮮明的個人色彩。而其在研究中所呈現出的反儒傾向等，則展現了同時代日本漢學家的群體特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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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t 學習和研究古代文學,首先要過的是文字關。因為古代文學作品都是用古代漢語寫成的,只有多方面掌握古代語言的文字、聲韻、語法等知識,能夠自如地閱讀古文,才能真正讀懂作品內容。以廣為流傳的唐代詩人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為例,(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與君離別意,同是宦游人。海內存知已,天涯若比鄰。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如果不明白其中的“城闕”“三秦”“五津”“宦游”“比鄰”“歧路”“兒女”等字詞的意思,是無法理解這首詩表現的內容的。
閱讀能力還包括對作品內涵的領會能力。譬如有時須了解作者的 背景與寫作動機,用中國古代傳統的說法是“知人論世”,也就是作者因何要寫這首詩?這就需要許多歷史、傳記、文化背景、創作情況資料方面的積累,下許多考證的功夫。
t 以李商隱的《錦瑟》為例,(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歷代評論家都有感于它的難解,它難解在什么地方呢?不在它的字、詞、句意,而在于它的背景與動機。關于此詩有多種說法:有人認為這是詩人追懷他死去的妻子王氏,是一首悼亡詩(見《玉溪生詩箋注》);有人說這是一首描寫音樂的詠物詩(見《緗素雜記》);有人說這是李商隱晚年追敘生平,自傷身世之辭(見《玉溪生詩箋注》)。持這些說法中的任何一種,從詩的字句都分析不出來,都要有材料為依據,要有考據查證的功夫,如果不了解牛李黨爭、義山與王茂元之女的婚姻、王氏的夭亡、王義山自己仕途的坎坷,無法做出悼亡、感遇的推測;如不知舊版李商隱詩集以此詩為首,也很難判定其為詩序、詩論;至于王氏是否精通音律與偏愛錦瑟,這就更需要過硬的材料了。由此可見,閱讀能力的提高必須以擴大知識領域為基礎。
t 研究要精,閱讀則要博。讀書的面不妨寬一些,古今中外文史哲,都應涉獵,這樣才能有利于一個人的文化素質的提高。
t 在這方面,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為我們樹立了榜樣。他是20世紀最杰出的歷史學家和文學史家,很少有人能得到他在學術界的權威地位那樣一致的承認。陳寅恪先生治學的范圍非常廣,除隋唐史外,他還研究魏晉南北朝史、蒙古史、西域民族史;除歷史學外,他還研究佛學、文學、語言學等,并在如此眾多的治學領域里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僅就治學工具——語言的掌握,他不僅超過了乾嘉巨子錢大昕,而且比王國維有過之而無不及。據同時代人回憶,他在歐美除了學習歐洲一般語言外,還學習梵文、巴利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波斯文、土耳其文,回國后又學習滿文。因此,在占有資料方面,很少有學者能與他相比。
t2、閱讀層次:
t 讀書可以分幾個層次,就古代文學研究而言,閱讀主要分為讀文學史、讀作品選和讀學術經典三個層次。
t (1)讀文學史。中國古代文學遺產非常豐富,一個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全部熟悉。如游國恩、王起等人編寫,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文學史》等一類的著作系統地介紹了中國古代文學作品及其發展的歷史,有助于讀者了解中國古代文學的大概面目,對于一般水平的人來說,讀一種或幾種公認寫得比較好的文學史很必要。
t (2)讀作品選。為什么要讀作品呢?因為整部文學史就是由許多時代的無數作家一起創作出來的,一個時代的文學現象是由當時許多作家一起創作所形成的,一個作家的成就也就表現在其平生遺留下來的作品上。所以無論是對一個作家或一個時代以至相續幾個時代文學的研究,都必須立足于作品的研究。
t 文學作品是作家的精神產物,優秀的文學作品凝結著作家高尚純美的感情,并以優美獨特的手法表達出來,有著深厚雋永的藝術魅力,影響著讀者的精神境界。俗話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詠?！比缪芯克卧~,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胡云翼選注的《宋詞選》多為詞人的代表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詞的豐富多彩,而且注釋通俗完備,評析精當,是一個影響較大的宋詞選本。但如果是研究一個作家一個詩人,就應該盡可能讀完他的全部作品。
t (3)讀古代典籍。中國古代典籍浩如煙海,首先應有個大致的了解。中國古代圖書自唐以來一直分為經史子集四部,古典文學屬于集部,但若要深入學習古典文學,對于經史子三部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典籍都應了解甚至熟悉,這是研究古代文學基本功的一部分,不能忽視。
經部,收錄的是儒家經典。主要包括十三經、古樂、文字等方面書籍,以及解釋經書的著作,儒家經典了"十三經"為代表,包括《周易》《尚書》《詩經》《禮》《春秋》,后《禮》分為《周禮》《儀禮》《禮記》三種,《春秋》分為《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谷梁傳》三種,加上《論語》《孟子》《孝經》《爾雅》成十三經。
t 史部,主要是各種體式的史書,如紀傳體、編年體、紀事本末體、別史、雜史等。研究古代文學,應注意其歷史背景,一定要讀有關的史書。比如研究先秦兩漢文學,要用心讀《史記》《漢書》;研究唐代文學,要讀新舊《唐書》等等。史部還包括地理著作、政書、目錄書等。
子部,收集先秦以來諸子百家及釋道宗教的著作。此部范圍廣,收書也比較復雜,有哲學書,也包括算術、天文、生物、醫學、農學、軍事、藝術、宗教的著作,也包括筆記小說和類書。子部中也有一些帶有迷信色彩的書籍,如相宅、相墓、占卜、命書、相書等及其有關書籍。儒家思想,主要見于《五經》《四書》;道家之書以《老子》《莊子》最為重要性,儒道之外,法家的《韓非子》集法家思想之大成,文辭優美,應加以注意;小說家中的《世說新語》記載魏晉名士言行,雋永有味,對后世影響很大,也應閱讀。
集部,收歷代詩文集、文學評論及詞曲方面的著作。一人著作的集子稱別集,多人著作合編一起的集子稱為總集。別集,如李白的《李太白全集》:白居易的《白氏長慶集》、韓愈的《韓昌黎集》等。總集,如《昭明文選》、《全唐詩》等。文學評論,如《文心雕龍》、《滄浪詩話》。
t
t二、收集材料的注意事項:
t 1、廣搜博采,多多益善。大量有系統地閱讀有關文獻,可以借助于目錄學,如根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書目答問補正》等書的指引,一部部地查找。一定要寬泛一些,以免顧此失彼。
t 2、透徹理解,發現問題。重要的材料是一字一句地讀,反復讀,方能獲得透徹的了解并從中發現問題。要有敏銳的觀察力,注意于古人行文的細小處發現并獲得對問題具有關鍵作用的材料。搜集材料,要有耐心和恒心,注意積累,在閱讀過程中要花工夫記下有價值的材料和心得體會。
t 3、避免先入為主。應該做到一切從材料出發,而不是根據已有的觀點來對材料進行取舍。例如要研究一位詩人,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先讀他的作品集,讀他的有關資料,了解前人對他的研究狀況。在這一過程中,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即你所發現的有些問題前人已經研究過了,那么這樣的問題就不再有研究的必要;但也會出現以下幾種情況:一種是有些方面你認為值得研究但是別人尚未涉及的,另一種是有些問題別人雖然研究過,但你自己的體會有所不同,或者別人的結論與你所掌握的材料有矛盾,或者你所掌握的材料正好可以對前人的某一觀點做補充,那么,這些獨到的體會都將是適合你研究的課題。這樣確定下來的選題比先主觀地選個題目,然后很辛苦地往下做要容易得多,寫起來也不會泛泛而論和流于一般化。
t 4、充分利用現代化的資料檢索工具。研究古代文學過去主要靠背誦,現在背誦當然不能荒廢,便在已經發展到信息時代的今天像舊時讀私塾那樣用很多時間背誦不僅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因而可以運用網絡,但要注意披沙淘金,如學術期刊網等。
t三、古代文學的研究方法:
t 研究方法說得通俗一點就是一種具體的操作手段,手段是否有效,如果撇開研究者本身的因素,主要看它能否與處理的對象相應,研究方法應該是根據研究對象而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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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觀；古代文論；研究現狀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文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有力載體之一，這已間接說明，傳統文化對古代文論的全面滲入和影響。因此從文化學角度來研究中國古代文論也的確是一個勢在必行的選擇，并不是照搬西學的盲目跟風。但是從目前學界的研究現狀來看，由于“文化”概念的極大涵蓋力，這樣的研究還顯得遠遠不夠。無論是對個案的研究還是在整體性的研究都還有向文化更廣闊領域擴展的必要。而從中國古代文化中較為重要的古今觀念角度來審視古代文論的研究目前則顯得更為欠缺。
一
雖然西方學者非常注意對觀念進行研究，但是因為古今問題主要還是一個中國化的問題，故而西學視野中的古今觀研究基本還是一片空白。西方文化主要把古今概念視為純粹的時間觀念來進行科學的考察，譬如英國菲利普?費爾南多-阿梅斯托《改變世界的觀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一書就是如此。鑒于此類著述與中國古代文論古今觀研究的關系不多，于此本文不作過多引述。但是毫無疑問的是，在古今觀念研究的問題上，西人的科學體系及其觀念也或多或少地阻礙了我們對傳統文化中古今觀念的認識和探索。
目前，國內學界對中國文化觀念的研究也取得不少實績。有張岱年等人的《中國觀念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翟華和張代芹合著的《觀念世界探幽》（山東文藝出版社，1989年）。兩本著作對中國人的觀念世界進行了初步的探究，《中國觀念史》對中國文化中有關的文化觀念予以個體式的討論；《觀念世界探幽》則從橫向上具體對價值觀、審美觀、道德觀、知識觀、時間觀進行較為細致的分析。文崇一和蕭新煌主編的《中國人：觀念與行為》（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一書收集了大量從人類文化學角度考察觀念形態的論文，該書中楊國樞的論文《中國人與自然、他人、自我的關系》對文化的層次及其關系有深入的分析。文章指出只有從主觀文化（主要是指思想、態度、觀念）的角度出發才能了解物質文化與完成文化（文學、藝術、制度）的精髓。另外金觀濤的專著《觀念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更是對觀念問題研究進行了整合和總結，但他多關注的還是政治性或與其相關的觀念。而學界真正對中國觀念理論進行研究的則是張連海的《觀念論》（吉林大學出版社，2008年），這是學界第一部以中國文化為研究對象而建構起來的觀念理論研究著作，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觀念研究無疑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
但是對于古今觀念的研究，以上著作都較少涉及。目前真正討論文化中的古今觀念的論文有3篇。分別是晉文《漢代的古今觀及其理論建構》（《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01年第6期）、楊春燕《從看劉勰的古今觀》（《長沙鐵道學院學報》，2003年第4期）、李修貴《淺談的古今觀》（《滄?！?，2010年第2期）。 以上三篇論文分別從人們對待古今的態度、對古今關系的認識這兩方面對古今觀進行了個案式的研究。論者注意到了傳統文化中一直存在的古今問題及人們在這個問題上所形成的觀念。所以這些研究在開拓文化研究新領域上有著一定的貢獻，但是因為目前這些研究往往都是以個案為例，就容易造成研究的偏差，導致目前對古今觀的研究還顯得很不全面，所以有必要在研究個案的同時結合整體性的研究，即把古今觀的研究放在社會歷史文化大背景下來進行考察。
二
學界對古今觀念的研究論文本來就少，從這一角度來考察文學和文論的研究就更少了。最早把古今問題納入文論研究的是羅根澤先生。他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一書中就把“貴古賤今”和“貴今賤古”視為是文學批評的兩種錯誤意識。他的著作中就有很多章節注意從古今的視角來討論文論。由此說明，文論與古今問題的密切關系在文學批評史學科創立的早期就已經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可惜這一方面的研究后繼者沒有再往前繼續推進。近來的著作中，郭英德等人撰寫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史》（中華書局，1995年）一書對古今問題也頗有涉及。論者對漢代人如何認識文學發展中的古今關系作了一個粗概的梳理。文章注意到了漢代尊經復古和變古貴今的兩種不同傾向，并在此基礎上指出了此種古今認識對后世文學的深遠影響。雖然這部分內容的討論還顯得比較粗略，并且主要討論的是漢代的古今觀與文學觀念，但是這也為探討古今觀與文論的深層關系提供了文學史層面上的具體體現和經典個案。此外，劉文忠《正變?通變?新變》（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5年）一書雖然是探討文論家在看待文學變化問題上所形成的文論范疇，但是實質上也較多牽涉到古今問題，故而實際上也揭示了歷代文論家對繼承和創新問題的基本看法。但是該書的主要論述部分還是集中在南朝及其后的文論思想，對之前的文論談得比較粗略。而劉紹瑾的《復古與復元古》（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則對儒家的復古與道家的復元古思想進行了文化探源式的深入剖析。更為可貴的是該書還從中西比較詩學的角度對中國復古文學思想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探究。但是劉著僅僅從復古的方面來談文論思想則容易忽略文論思想中的適時性與當下性的一面，并且僅僅以儒道兩家來觀照中國傳統文論中的“文化復古”的思路也限制了著者的研究視域。黨圣元《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古代文論的現代遭際》（山東教育出版社，2009）則把中國傳統文論放在了全球文化格局的當下態勢中來進行關照。該書認為古今關系是中國文論中的核心問題之一因而需引起研究者的關注。此書對傳統文論發展觀的闡述相當深刻，著者的古今意識也相當突出，但書中對文論古今問題的闡述僅限于宏觀上的理論考察與梳理，對中國古代文論古今觀的具體內容則較少論及。
另外，注意到文化中的古今問題對文論的影響的研究還有胡大雷的《傳統文論的魅力、模式與智慧》（鳳凰出版社，2005年）一書。論者把古今問題視為傳統文論的問題之一，認為它是文學批評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產物。文章對整個古代文論中的古今之爭進行了粗略的梳理，進而說明了文論中古今問題的持續存在。但是對于文論中為何有這樣的古今認識，這種古今認識在文論史中是如何變化并體現時代文化對它產生的影響，文章都沒有進一步探討。徐和勇的碩士學位論文《魏晉南北朝書論中的“古今觀”研究》（首都師范大學，2009年）對古今觀與文論關系的討論更為具體一些。論文旨在研究古今觀念變化產生的結果對書法發展起到的影響作用，但論文僅限于對呈現在書論內容中的古今觀念的考察，這本來就有可能篡改了古今觀的歷史原貌，另外論者對古今觀的理解也被局限在了古今關系上。
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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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一、中國傳統文學觀的影響
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可謂源遠流長?！霸娧灾尽必灤┝宋覈糯麄€詩文理論，我國古代的文學理論，一向主張詩以言情。如《詩大序》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陸機《文賦》說:“詩緣情而綺靡。”嚴羽《滄浪詩話•詩辯》篇說:“詩者，吟詠情性也?！蔽覈糯L期以來詩歌創作以抒情為主，敘事詩不發達，因此影響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主情一直是中國詩歌理論的主流:《毛詩序》講“在心為志，發言為詩”以及詩歌的“吟詠性情”，無論是“志”還是“情”都不屬敘事。西晉陸機有“詩緣情而綺靡”，唐代有“詩者，苗言，根情，華聲，實義”之說，晚唐司空圖提出“味外之旨，韻外之致”。宋代詩歌總體來說是重理尚法，以議論為詩，也沒有把現實生活當作詩歌內容來詠唱，嚴羽又說“羚羊掛角，無跡可求”。后來的“四靈派”、“江湖詩派”，明代公安三袁的“獨抒性靈”一直到清代的“格調派”、“肌理派”等等?？偠灾?，上述諸多詩學理論都沒有把目光投向現實生活，而是投向心靈，把“情”和“志”以及人生體驗作為詩歌所要表達的對象，或把精力用在技巧上而忽視詩歌內容。很少把現世生活和現實事件作為詩歌要表達的對象，這顯然影響敘事詩的發展。另一方面，詩歌五言、七言以及格律押韻等這些形式上的要求也限制了詩歌的敘事。詩歌從一開始就注重章句的整齊，以便歌、舞、樂的配合協調。從詩經的四言詩到漢魏六朝的五言詩、七言詩，最終發展為唐代的五、一七言格律詩。格律詩篇有定句，句有定字，對仗和押韻有嚴格的要求，這種詩體是極其不便敘事的，因而影響敘事詩的發展。除了敘事詩不發達影響人物形象的塑造外，我們還必須注意到不同時代的文學價值觀是不同的，人們的審美評價標準也是不同的。唐以前人們主要從政治美刺角度去認識文學的功用，由此界定文學。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對文學辭章之美、個性情感之美，開始有所認識，如以有韻、無韻區分文、筆;唐以后人們開始把文章之用從政治美刺轉向道義，提出“文以載道”。在駢體文昌盛的南北朝，文人把駢體文學崇尚的騙偶、辭藻、聲韻、用典等語言文辭之美，作為作品最重要、最普遍的藝術特征來看待。唐代詩文創作涌現出一部分文人主張寫散體文，詩歌領域一部分人提倡寫古體詩，推崇建安風骨。但從總體上看，還是駢體文學占據優勢地位，并反映到理論批評方面?！杜f唐書•文苑傳序》鮮明地表現了編者擁護駢體文學的立場和態度。我國古代詩歌創作以抒情詩為主，敘事詩不發達。古代詩論中的一些重要概念，諸如比興、意境、星期、韻味、神韻等，大抵都是從抒情或情景交融的角度探討的，很少涉及到人物形象。古代戲曲、小說到元明清才進入繁榮時期，在此之前詩文一直在文壇占據統治地位，比較通俗的敘事作品(志怪、傳奇、變文等)，往往受文人的輕視和排斥。
二、中國傳統史學觀的影響
從先秦到唐代，中國古代敘事作品除了上古文學中的神話、寓言故事、志怪小說外，主要是依附著歷史寫作發展起來的歷史敘事方式?！妒酚洝返燃o傳體史書中的人物傳記部分就是這種歷史敘事的典型。近年有學者通過中西文論的比較，認為中國古代詩文理論中的“詩性敘事和敘事詩論最初是寄生在歷史敘事和敘事史學中的”。并認為:“中國的敘事詩論是從詩之外的小說戲劇等寫作經驗中生長出來的，而小說戲劇的母胎更像是史傳而非詩歌。因此，以小說戲劇論的樣式而出現的中國敘事詩論的形成史就是既依存又艱難偏離史傳敘事理論的歷史?！雹酃糯恼摰臄⑹聜鹘y從《尚書》和《左傳》開始，《尚書》是最早的歷史文獻匯編《左傳》則是被譽為“敘事之最”的第一部完整的編年史。二者構成中國史官文化的敘事之源，劉知幾《史通•敘事》討論史官文化的敘事傳統及敘事原則，就是從《尚書》和《左傳》開始談起的。劉知己指出:“史之為務，必藉于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④“以文敘事”，即中國文化“文史不分”的傳統。“史”之敘事必須借助于“文”，而“文”之批評和理論又常常寄生于“史”。就后者而言，《史記》有文學家列傳及其“太史公曰”，《漢書》有《藝文志》，《后漢書》有《文苑傳》，《隋書》有《經籍志》和《文學傳》……歷史敘事與文學(理論)敘事纏雜交錯，難解難分。在古代中國，“史”的敘事者，同時也是“文”(文學和文論)的敘事者，如司馬遷、班固、沈約、劉知己、歐陽修、司馬光、馮夢龍、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章學誠等。他們或者在自己的史書中討論文學理論問題，如《史記》之《太史公自序》、《屈原傳》等;或者在史書之外另有文學理論的專門著述，如班固之《離騷序》、《兩都賦序》等;或者其著作兼有史學(理論)與文學(理論)的雙重性質，如劉知幾《史通》、章學誠《文史通義》等。中國傳統的史學觀，使“史傳文學”更好地承擔了人物形象塑造這一重任?！拔覀兛疾?、衡量古代詩文的藝術價值，應當實事求是地結合作品的實際情況，結合它們在藝術表現上的民族特色和歷史傳統，而不是套用國外的理論(如形象性、典型性)，這樣才能取得比較客觀中肯的評價。”⑤我國古代文論注重語言和修辭具有較強的詩性特征，從而忽視了人物形象的塑造。這是和我國的傳統哲學觀、文學館、史學觀密不可分的，只有在特定的文學背景下才能更好地理解與之相適應的文學樣式。同時我們也不能忽略我國古代文論詩性特征的內在矛盾。我們評價判斷一種文學理論的根本尺度在于此種文論對文學現象解答的深刻性和對后世文學的指導性，而中國傳統詩文理論“以詩論詩”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批評本體(文論)與批評對象(文學)的界線。古代文論如何更好地適應當今社會的發展，如何成功“轉型”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作者：肖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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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塑造典型形象
無論是古代詩歌還是其他的文學作品，大多都通過塑造典型形象來反映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當時的生活狀態，如陶淵明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生動形象地表達了作者對田園生活的向往和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其次，通過意境的構建來渲染氣氛，將所要表達的典型形象賦予藝術性和代表性的涵義，深刻具體，比如杜甫的“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通過自我的形象塑造將自身的那顆憂國憂民的愛國熱心盡情顯露，也讓后人對他的報國壯志所折服。
（三）增強語言效果
在古代詩歌中，大量的詩人都善于運用優美的語言表達，通過唯美的畫面展示出豐富的內容主題，通過語言效果的增強，讓意境變得形神兼備、五彩繽紛，在一些詩歌中，恰當的語言表現會讓同一事物產生不同的藝術效果。
二、現代文學的創新
與古代詩歌相對應的是現代文學，大致是從“”開始產生，并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得到廣泛的推崇。雖然在形式上，現代文學在很多角度都延續了古代詩歌的表達方式和類型結構，然而糾其本體來看，現代文學與古代詩歌是大不相同的，在社會主義現代化社會中，現代文學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更多的時代特征，如小說、新詩雜文、散文詩歌，新的文學題材不斷產生，并加強了抒情、議論、描寫、敘事等多種方式的完善，在敘述手段方面也是更加多種多樣。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火車、輪船、汽車、飛機等交通工具大量普及，并進入人們的生活中，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等通訊工具迅速產生，使世界開始形成一個有機整體，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為我國的現代文學提供了更多的機遇，我國的現代文學正在以一定的發展速度向世界范圍內融合，通過體現現代思想的白話文和科學民主思想的帶動和支持，現代文學正在積極地“走出去”，向更廣闊的舞臺發展?？v觀我國現代文學的發展過程，其風格的演變在很大程度上還要依賴國外的先進文化傳播，如鑒真東渡、鄭和下西洋等也都為我國學習西方先進的文化經驗奠定了基礎?，F代文學作品已經從不同的題材和不同的分析角度體現出了獨特的文化傳承內涵，在作品的情感坐標和價值取向上都讓廣大讀者產生了共鳴，一些現代文學作品甚至可以直接通過發表途徑來影響國家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可謂我國的現代文學的地位和影響是多么的不可估量。
三、古代詩歌在現代文學中的應用
（一）古詩的思想發祥性代表
古詩的產生從某種意義上能代表我國古代文化的發祥地，無論人們追求的或憎惡的是什么，總是可以通過某篇章或某一類型的詩歌得到恰當的體現，如《詩經》，作為我國第一部詩歌總結，收集了從西周到春秋時期五百多年的詩歌共305篇，在詩歌中的絕大多數篇章都是記錄了作者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對美人的審美欣賞，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等經典語句，無一不顯示出作者所處社會的和平與美好。而《離騷》詩中卻形象闡釋了作者對小人的厭惡，對社會惡劣環境的不滿，比如在看到秋天花落之時會讓人情不自禁聯想到生命的脆弱。杜甫的“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八月里秋深，屋外狂風怒號，狂風卷走了我屋頂上好幾層茅草，這首詩創作于唐肅宗上元二年，當時杜甫已經處于晚年，報國無門的那種悲涼的心境通過詩中進行流露彰顯，表現除了深深的憂國憂民的情感。通過他的詩，很容易引發人們的深思，吸引人們探究杜甫的生活現狀，也進一步現實出了古詩的思想發祥性，這一點對現代文學作品的研究和創作有很大的作用，當前有大量的人都將屈原、杜甫或其他的古代著名詩人作為論點進行分析，融入現代人們的思想和價值觀念，讓人們領悟到我國古代的思想文化及其發祥地。現代文學作品的很多境界都是從古代詩歌中的詩境和思想中吸收進來的，由于古代詩歌層次鮮明、內容大方，且作者在寫作時大多善于結合自身的處境和經歷，能將生活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面展現在世人面前，讓現代學者不斷領悟不斷當時的思想和文化發源，也為歷史文化的傳播和現代化推行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二）寫作方法的運用
在古代詩歌的寫作中，十分注重虛實結合，無論是對人或事物形象的刻畫還是對情感的表達，都是本著“虛中有實，實中有虛”的原則，給人以無限遐想，且這種寫作方式融入了藝術化的表現手法，如擬人、排比、形象比較等，有時還會采用留白的方式讓讀者自行理解，這些寫作方式都沿用到了現代的文學作品當中。古代詩人注重寓情于景，經常是在欣賞到優美的景象或飲酒之后有感而發，如“詩仙”李白，他一生創作990多首詩，其中絕大多數都是酒后所作，他的詩歌內容豐富、形式多樣、辭采高華，一個主要的特點是自由奔放，不受詩歌格律形式的束縛，盡情抒發自己的內心，靈活采用樂府詩和古風體的形式創作了大量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的文學作品，如我們熟知的《將進酒》，李白借酒消愁，并通過詩歌發泄出了自己的憤懣不平，對功名利祿的不屑一顧和對美好生活的無比向往；《夢游天姥吟留別》一詩顯示出了他奇特的想象力，善于運用比喻和夸張的修辭手法，將人間的事物、天上的星辰自由發揮并淋漓盡致地運用到了詩歌中，形象鮮明，引人深思。不僅如此，我國古代大量的詩歌創作者都注重寫作方法的運用，不同的詩人有著自身獨特的寫作特點，但是大體都是采用特定的修辭手法，如比喻、通感等，為詩句本身賦予了形象化的表達，讓詩歌滲透到生活中，讓大自然為之敞開懷抱。古代詩歌大多強調對仗工整，而現代詩歌也是在這一結構的基礎上加入了線索并立，讓議論文的寫作更加注重起承轉合，通過古代詩歌想象力的指導為現代文學作品增添了新的韻味，也為現代文學藝術的傳承和發展打開了大門。
（三）主題思想上的應用
藝術作品的創作都是來源于個人的思想主體，無論是古代詩歌還是現代文學，在創作上都是為了體現一定的主題、反映一定的社會問題，在古代詩歌當中，詩人大多善于用簡短的語言來表達問題所在，通過詩歌主題展現出作者對美好事物的贊美、對現實社會中不良現象的抨擊、對英雄事跡的歌頌之情等，通過這些主題思想，讀者很容易了解到作者的寫作目的，即作者為什么要寫這篇詩歌或作品？他想表達一種怎樣的主題？通過作品可以顯示出作者對生活怎樣的期待等等，這也是古代詩歌對現代文學的應用方式之一，現如今，眾多散文家家、小說家、暢銷書作家絡繹不絕，在現代文學史上創造了卓越的成就，如魯迅、老舍、沈從文、余光中、莫言等，都為我國現代文學的發展增添了璀璨的光芒。拿魯迅、聞一多這類愛國主義作家來說，他們的主題思想很多時候就來源于杜甫、陸游、屈原等愛國詩人的靈感和創作方式，汪曾祺、林清玄等近代文學家筆下的傳統民俗特征也都是借鑒了陶淵明、歐陽修等人的主題形式。以現代詩歌為例，雖然在創作手法和藝術形式上相比古代詩歌有了很大的變化，但都是對作者真情實感的形象刻畫，顯示出了我國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和人民對精神生活的追求?！对娊洝肥俏覈谝徊吭姼杩偧ㄟ^現實主義的內容主體顯示出了勞苦百姓生活的貧困，以及對統治者濫征苛捐雜稅的不滿，這一思想對現代文學的影響力是十分顯著的，魯迅的大量作品都采用了這種語言風格，成為一種主流的現代文學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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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古代文學教學團隊承擔了青島大學校級教學研究項目“中國古代文學系列課程建設研究與實踐”。課題組從已經開設的十幾門課程中，選擇了上述5門課程，并把這些課程的優化作為課題研究的主要內容，對5門課程進行了重新整合，其目的是使課程能夠形成一個相互照應、相互補充的體系，更好地發揮其整體優勢。第一輪的整合優化工作主要依照如下的基本思路展開：一是重點選取了詩詞、樂府詩（配樂演唱的歌辭）名篇，小說名著《紅樓夢》，并從魏晉文化和佛教的視角切入，對相關作品進行導讀。二是選擇這5個專題，既與主講教師個人的研究專長有關，也考慮到5個專題之間的密切聯系。如唐詩中有不少名篇本身就是樂府詩，宋詞原本可歌，與樂府詩有很多共性；樂府詩主要集中在漢魏至唐代；《紅樓夢》與佛教關系密切；《紅樓夢》中的詩詞與唐詩宋詞有繼承關系，唐詩宋詞名篇明顯受到魏晉文化的影響，其中也不乏佛教禪宗的內容等等。因此，5門課程在知識和理論上，具有很強的關聯性，在課程平臺建設方面，有很多相互交叉的東西可以共享。三是建設5門課程整體設計、相互補充的課程平臺。經過努力，我們現在已初步建成5門課程共同組成的聯合課程網站。學生既可以登錄任意一門課程的網站，又可以從該課程網站進入到聯合網站，或進入5門課程中的其他任何一個課程網站，實現了課程網站之間的貫通。整合優化也對各門課程的一些具體內容作了必要的調整和修改。
我們不僅充分考慮了各門課程之間的互補和呼應，如原“唐詩宋詞名篇導讀”中涉及到的樂府詩全部放在“樂府詩導讀”中來講，“佛教與中國古代文學”中涉及《紅樓夢》的內容，則轉入“《紅樓夢》導讀”；同時，也根據個人科研的重點和特長，對各門課程的組成成員做了相應調整。至于不同課程在平臺建設、課件制作、教學方法等方面的相互借鑒和學習，也是整合優化中考慮的重要內容。這使得每一門課程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進一步的優化和提升。從而收到了如下幾方面的良好效果：一是5門課程的網絡平臺，各自匯集了某一方面較豐富的古代文學知識和資料，并且都可以向選修其中任何一門課程的學生開放，為學生的學習提供了更廣闊的知識、資料庫；二是課程的聯合建設，帶來了主講教師、教學內容、知識體系、教學思想及方法等方面的重組和變化，這對于課程的互相促進、教學效果的同步提高，均具有明顯的推動作用；三是聯合課程組的主講教師，在形成優勢課程群的同時，也凝煉了學術方向，對教學和科研團隊的優化整合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有效地提高了教學效果。在上述工作的基礎上，我們又進行了第二輪的課程整合，把已經開設的11門課程也納入到精品課程群的建設范圍中。2013年，“《老子》導讀”、“《金瓶梅》導讀”、“《聊齋志異》導讀”、“中國古文名篇導讀”、“道教與中國古代文學導讀”等5門課程被批準為青島大學校級精品課程。至此，中國古代文學導讀精品課程群達到10門。另有“中國神話與詩歌導讀”、“《詩經》《楚辭》導讀”、“《論語》導讀”、“中國詩學導讀”、“元明清戲曲導讀”、“《文心雕龍》導讀”等6門課程，也正在根據課程群建設的整體思路進行全面整合。課程群建設的目標是建成涵蓋文、史、哲、文論、藝術、宗教等多領域的16-20門系列課程。
三、課程的內容、特色與地位
5門省級精品課程都是《中國文學史》基礎課的延伸，也是我們在長期講授的過程中，逐漸發掘、精心選出的5個專題。其中，唐詩宋詞被稱為“一代之文學”，以短小精粹、情韻并茂的優勢，長期流傳，膾炙人口；樂府詩本是配樂、配舞的歌辭，是表演藝術的一種，與一般徒詩相比，其特點極為明顯；《紅樓夢》則是中國古典白話章回小說的代表，自誕生數百年來，“紅學”早已成為顯學，學界向有“開口不談紅樓夢，縱讀詩書也枉然”的說法；魏晉時期是我國文化、學術思想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當時的文人和文學也以其獨特鮮明的個性，吸引了后代學者和讀者的注意，20世紀初葉以來，以魯迅為代表的一大批學者，對這個時期的文化和文學都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因而這一時期的文化至今仍具有獨特的魅力；佛教自傳入中國之后，廣泛影響到中國的文人和文學創作，荷蘭學者許理和就曾寫過《佛教征服中國》的名著。因此，5門課程講授的文學與文化專題，在中國文學史和文化史上，均具有突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從總體上說，系列課程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選取中國文化和文學史上的典型個案，立足社會、文化、宗教發展來分析名篇名著，通過名篇名著的重點導讀，帶出文化及典章制度的講解；二是每門課程均有長期的科研作支撐，課程內容都與作者已完成或者正在進行的科研項目有密切的關系，在教學與科研良性互動方面有鮮明的特色。就現有5門課程的具體情況而言，也是各有其特點的。總體來看，這5門課大致又可以分為兩類?，F對各門課程的特點分別舉例簡要說明如下：“唐詩宋詞名篇導讀”、“《紅樓夢》導讀”和“魏晉文化與文學導讀”是第一類。這3門課都是以廣泛流行的名篇、名著，或學術界特別關注、一般讀者也很感興趣的魏晉文學和文化為講授對象。這些課程所涉及的文學作品，深受學生喜愛，很多高校也都開設了類似的課程。但我們的這幾門課程都是建立在長期科研工作的基礎上，因此我們的講授思路和內容，在眾多的同類課程中，仍有自己鮮明的特點。以“唐詩宋詞名篇導讀”為例。該課程立足中國詩詞發展過程，以題材和主題分類選講的方式，選取10類典型的詩詞，重點從人與人，人與社會、歷史、政治以及人與宇宙自然的關系入手，對唐詩宋詞名篇進行導讀。每類詩詞的導讀，都從兩方面展開：一是對每一類詩詞從先秦到宋詞的發展簡史，作出提綱挈領的描述，把握該類詩詞類型化特點；二是在第一方面的基礎上，對代表性的名篇進行細致深入的分析，討論該類詩詞獨特的藝術美與題材、主題及文化之間的特定關系。導讀特別注意把詩學理論與具體作品緊密結合，深入淺出，力求講出我們長期研讀和講授唐詩、宋詞的真切體會，達到將知識、審美與思想融為一體的教學目的。
該課程的特點有三：
1.在按題材和主題對唐詩宋詞分類講解的大前提下，注意從文化發生、發展的角度，發掘詩詞類型與民族文化之間的特殊關系，對詩詞類型化的共性特點作出文化學的解釋。
2.注重在同類詩詞發展歷史中，把握詩詞名篇在藝術創造上的獨特魅力，從名篇講解入手，把文學史、詩人生平、詩學理論及其他相關知識融為一體，力求對學生學習、理解、分析詩詞起到示范作用，使學生能在深入淺出的詩詞藝術分析中提高文化素養。
3.多年來，課程組主持完成的一批科研項目和成果，如“賦比興與中國詩學研究”、“魏晉南北朝歌詩研究”、“中國早期文化與詩歌研究”等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唐詩宋詞名篇導讀》、《唐宋元詩詞曲名篇解讀》、《二十世紀以來先秦至唐代詩歌研究》、《周漢詩學與文學思想研究》等專著，都與本課程有密切關系。因此，課程能立足學術前沿，在教學與科研相互促進方面做了很好的嘗試，形成了鮮明的特色?！啊都t樓夢》導讀”側重于小說悲劇意蘊、哲學深度和文化內涵的挖掘；“魏晉文化與文學導讀”從哲學、宗教、政治制度、社會現象、民間習俗、文人生活方式與文學之間的關系等多角度入手，對魏晉文化與文學進行導讀，也都有自己的特點?！胺鸾膛c中國古代文學導讀”、“樂府詩導讀”是第二類課程。這兩門課程所涉及的內容，有一定的難度，開設這類課程的學校也不是很多。而我們的這兩門課開設時間較早，系統性、前沿性也比較強?！胺鸾膛c中國古代文學導讀”，在介紹佛教文學起源、種類的基礎上，對佛教基本教義、佛教在印度的發展、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與演變、佛典翻譯文學、釋氏輔教傳說、僧人贊佛詩頌、文人護法文學等進行系統的講解；并以謝靈運、王維、柳宗元、白居易、蘇軾、李贄、袁宏道等涉佛較深的著名文人為例，對中國古代文人創作的與佛教有關的文學作品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從一個特殊的側面闡述了佛教與中國文人和文學的關系。這樣的課程內容，截至目前為止，在全國高校中還不多見。
這門課也具有如下三個突出的特點：
1.把對印度佛教和中國佛教基本知識的系統介紹作為課程的重點。因為只有深刻地了解佛教知識、體會佛教的精神，才能明白佛教對于中國文學的影響，讀懂與佛教有關的文學作品，而這在一般文學史中是不講的。
2.從佛教與中國文學的典型個案，包括佛典翻譯文學、釋氏佛教文學、僧人贊佛詩頌、文人的佛教文學作品等四大方面切入，并展開深入的分析討論，對佛教與中國文學進行深入細致的講解。既把佛教基本知識作為理解與佛教相關的文學作品的前提，同時也通過文學作品的深入解讀，反過來使學生對佛教知識、教義及對中國文學、文化的影響獲得更為感性的認識。
3.所講授的內容與主講教師的科研緊密結合。幾位主講教師從事佛教文學研究多年，先后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印佛教文學研究”、山東省社科項目“明代心學、禪學與文學研究”、山東省教育廳項目“林兆恩與《三教開迷歸正演義》研究”，出版《晚明狂禪思潮與文學思想研究》、《宋明心學與禪學研究》等著作；在《文學遺產》等重要刊物上發表《詩法禪機，悟同而道別———謝榛與佛教》等論文，很好地保證了該課程內容的前沿性。“樂府詩導讀”則緊緊抓住詩歌與音樂的關系，在強調表演性、歌唱性的前提下，講解樂府歌詩。其思路與以往把樂府詩等同于一般徒詩的做法有很大不同。我們已完成的“魏晉南北朝歌詩研究”等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和已出版的《魏晉南北朝樂府制度與歌詩研究》等專著，均與課程密切相關。需要說明，本系列課程是《中國文學史》基礎課的重要分支，而后者在2005年就通過了山東省省級精品課程的評審，其建設的經驗對于本系列導讀課程的建設也是極為重要的。同時，在由筆者主持完成并獲2005年山東省省級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的“漢語言文學試點（本科）專業改革”省級教學改革項目（2002－2005）及我校漢語言文學省級品牌專業（2007）和國家級特色專業（2009）等教學項目中，本系列課程組的成員也都是主力，這為本課程的建設積累了有益的經驗，也使本課程在長期建設及教學、科研的結合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本科教學中占有一定地位，受到學生的普遍歡迎。
四、教學方法和手段的改進
本課程涉及文學、文化、歷史、哲學、宗教、音樂等多學科的專業知識，以及詩、文、樂府、小說等多種文體。在教學方法上，每門課程雖有各自的特點，但5門課程也有不少共性，這是課程本身的特點決定的，也是我們在對課程群進行整合優化的過程中比較一致的體會。
其中，最重要的主要有以下三點：
1.重視文學作品與具體的歷史文化語境，文學作品與宗教、藝術，文學作品與文學理論之間的有機聯系，把立足文學史和文化史闡發文學作品的藝術魅力作為最基本的方法和原則。
2.強調主講教師必須以科研為基礎，不斷為教學增加新鮮內容，將最前沿的學術研究成果融入課堂教學活動，提高授課質量。為此，我們已經根據教學需求，制定了相關的科研規劃與教材寫作計劃。隨著科研工作的深入，講授內容將會不斷更新，始終切近和追蹤學術前沿。
3.把培養學生理解、閱讀和欣賞文學作品的能力作為重點，通過理論講授、范例解讀﹑個案分析、課堂討論﹑學生登臺主講、名篇背誦、課外閱讀等多種方式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引導學生發現問題、思考問題，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最大限度地讓學生參與學習的全過程。
在教學手段方面，則尤其重視三點：
1.建設互動的課程教學平臺，使課下閱讀、討論、答疑和在教學平臺上提交作業、相互交流等學習方式，與課堂講授有機地結合起來。每門課的課程網站都有豐富的教學資源，不僅為學生課后的擴展閱讀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也使得師生交流的時間在課堂之外獲得了有效的延伸。
2.高度重視多媒體課件在教學中的作用。本課程除了文字表述之外，還使用了大量非文字的教學資料，如圖片、音樂、繪畫、影像等。主講教師將這些內容制成課件，通過課堂上的使用，顯現出良好的教學效果，受到學生的普遍歡迎。
3.通過課程網平臺交流、答疑，課后閱讀，及在考查、考試中突出文學經典閱讀的比重，實現從課堂導讀到學生自己閱讀的擴展延伸，培養和提高學生讀書的興趣和能力。五、幾點理論思考本課程群建設的實踐工作，既是在特定的理論前提下完成的，同時也引導我們對課程群建設進行更深入的理論思考。其中，有些問題是我們在教學實踐和研究工作中思考較多，或是有一定疑惑的。這里僅就其中最突出的三個問題稍作梳理，供同仁批評，也希望能得到方家知音的指教，使相關的理論思考進一步深化。
其一，高等學校傳統人文學科教學體系與教學創新的矛盾問題。隨著國家重視創新之指導思想的日漸深入人心，高校人文學科的創新也被頻繁地提出來，與之相關的教學體系、課程設置等，則常常受到政策指揮棒的干預，尤其是在總體課程設置變化和學時數的雙重限制下，不得不經常作出調整。有時候這種調整對原有教學傳統的沖擊非常大，以至于一些實行多年的好的教學傳統不得不放棄。但實際上，人文學科，尤其是傳統人文學科的課程，其內容與理工科課程有著很大的不同，特別是像中國古代文學這樣的課程，所講授的作家、作品的具體內容及其所包涵的文化精神大都已基本定型，不同的只是根據材料和觀念的變化對之進行重新的解讀，而這種解讀一般來說不會對原有教學體系和課程產生顛覆性的影響。因此，與中國古代文學系列導讀課程相類似的大學人文素質教育課程比較而言，更需要的恐怕是在相對穩定的教學體系下，不斷深化教學內容，改進教學方法。對于整體教學體系的大調整，則需要特別謹慎。即使不得不調整，也必須充分吸納已有教學傳統中的合理成分，而不可一味追求創新。
其二，人文素質教學與學生經典閱讀的結合問題。在人文學科的學習和教學中，閱讀傳統經典，“尚友古人”，與歷代各領域、各學科一流的名人對話，是極為重要的。但是，就近年來各種有關讀書的調查報告以及我們對大學生經典閱讀的了解來看，目前大學生閱讀經典的現狀并不樂觀。很多學生一年里讀書的數量非常有限，即使憑自己的興趣選修人文學科經典相關課程的學生，也很難系統地閱讀最重要的經典著作。這一點我們在課程群建設過程中也有非常深切的體會，所以經典閱讀實際上成了大學人文素質教育的一大瓶頸。在經典閱讀方面有了突破，則學生的欣賞、寫作和思維能力，都將得到有效的提升，“腹有詩書氣自華”也就不再僅僅是一句空話。但問題是現行教學評價體系對此缺少應有的重視，這使得經典閱讀在教學中不易落實。因此，要解決人文素質教學與學生經典閱讀的結合問題，使學生人文素質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教學評價體系是一個無法繞開的環節。如果缺了這個環節，課程教學的質量肯定會受到直接的影響。
其三，課程建設與學科建設的相互促進問題。在高校里，這是個常識問題，似乎不值得特別提出來。然而在實際的教學工作中，課程建設與學科建設常常有一定的距離，甚至成為兩條道上跑的馬車。在中國古代文學導讀系列課程的建設中，我們對此有了更深切的體會。由于導讀系列課程的選定，首先是以課程內容在中國文學和文化史上的典型性和代表性為標準，同時也充分考慮到了主講教師在科研方面的積累和優勢，所以，就這一系列課程而言，課程建設與學科建設的關系是更為緊密的。如“魏晉文化與文學導讀”的主講教師，其學術研究的重點之一也是魏晉文化與文學，近年其出版的《魏晉五言詩研究》，主持的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研究項目“漢魏六朝詩體研究”（2011-2013），都與課程有直接關系；又如“《紅樓夢》導讀”的主講教師，其主持完成的山東省社科規劃項目“《紅樓夢》與中國詩性精神研究”（2007-2012）、出版的《花魂詩魄女兒心：林黛玉新論》及發表的一批學術論文，也都與課程密切相關。其他課程也大多具備這樣的特點。因此，這一系列課程的建設較好地做到了與學科建設的深度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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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應對策略
2.1激發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我國著名的教育專家龐維國曾說過：“自主學習是建立在自我意識發展基礎上的‘能學’；建立在學生具有內在學習動機基礎上的‘想學’；建立在學生掌握了一定學習策略上的‘會學’；建立在意志努力基礎上的‘堅持學’”。由此可見，學習并不是簡單的信息的輸入、存儲和輸出的過程，它必定是學生主動參與，外化和內化相結合的過程。高職高專學生學習情緒化較強，對理論強的課程興趣往往不大，長期以來，古代文學課堂上老師滔滔不絕，學生埋頭筆記，從思想內容到藝術特點，從文學史到作品選的教學模式，在今天的高專的課堂上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在教學的組織過程當中，拉近古代文學課程與學生實際生活的距離，增強教學的生動性，提高學生的參與的積極性，從而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這個過程實際上就是幫助學生完成自主學習中“想學”的環節。古代文學在語文教育專業的全部課程中由于時間久遠，文字障礙多、識記信息量大，一直是學生學習的過程中感到困難較多的課程。因此在課程開設之前，幫助學生正視困難、樹立學習的信心、興趣是尤為重要的。以《詩經》的學習為例，在學習的過程中主要采用兩種辦法：一是帶學生走進《詩經》的時代，在課余時間利用網絡、圖書館等資源，了解周代的政治、歷史、文化的相關知識，利用晚自習的時間進行交流、分享；二是讓《詩經》走進我們的時代。大學階段，正是學生情竇初開的年紀，我們可以從《詩經》中的婚戀詩的學習入手，拉近學生與古代文學課程的距離，共同體會愛情追尋過程中的甜蜜與苦悶。有了感同身受的理解，學生會認識到拋開文字的障礙，古代文學中這些經典作品其實距離我們很近。在古代文學的學習過程中，經典作品的背誦是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但往往也是讓學生們頭痛不已的事情。在這個環節中，強迫性的記憶往往會讓學生們喪失學習的興趣?？梢宰寣W生利用網絡搜集經典作品的誦讀音頻，亦可將同學們中優秀的誦讀上傳至網絡，在閑散時間，利用電腦、手機、MP3等電子設備，反復聆聽，并可定期開展詩歌朗誦比賽。在這個過程中，通過誦讀激發學生對古代詩文學習的熱情，達到熟記的目的，同時又鍛煉口語表達能力，提升了自信。
2.2利用多媒體豐富教學內容，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生理學研究表明，視覺接受信號的能力要優于聽覺。教學過程中，利用多媒體教學設備，將視覺與聽覺結合在一起已成為現代課堂教學中教師們的共識。在古代文學課程中運用多媒體，一是可以補充大量的文字材料，擴大知識容量，節約板書時間，緩解課時壓力；二是通過圖片、音樂、視頻增加學生的感性認識，使枯燥的講授變得更加直觀、有趣。例如，在講莊子寓言時，可以將寓言做成動畫、漫畫；講唐代文學時，展示唐代的版圖、壁畫、書法、繪畫等來說明其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先進與發達；在講授《春江花月夜》、《紅樓夢》等作品的時候播放相關音樂作品，既能加深學生對作品的情感、意境的理解，又活躍課堂氣氛，培養了學生多樣的文化情趣。當然，多媒體技術只是教學的輔手段，是為教學目的服務的。在使用的過程中，一定要注意適度的原則，不可喧賓奪主。此外，還可以通過網絡打造“多媒體教學資源庫”，搜集網絡精品教學資源，如名家名作誦讀、《百家講壇》、愛課程網站中古代文學相關講座，建立網絡課堂，使學生在課余時間也能夠享受到優質的教學資源，把課堂學習延伸的課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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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常寶《先秦文體與語方式研究》（以下簡稱《先秦文體》）一書對文體含義的理解采用了郭英德的解釋，又在此基礎上對先秦文體的特征進行了說明。郭英德在其《中國古代文體學論稿》中指出，文體指的是文本的話語系統和結構體式，可分為體制、語體、體式和體性四個層次，包含了文章框架、語言修辭、語體風格、表現方式、表現對象和審美精神等內容。（前言第2頁）但過常寶所論之文本的“結構體式”主要是指“從載錄行為和話語方式角度可辨識的文本的結構或語氣等方面的特征”（緒言第4頁），對與時代審美風尚和作家個性氣質等因素有關的語體風格涉及較少。因為先秦文獻具有鮮明的文化特征，且先秦時文章體類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文體分類復雜交叉且具有多層級的特點，每一部或者一類文獻可自成一種文體，又可同時包含其他文體，故其在書中指稱研究對象時多用“文獻”而非“文體”，有效化解了分類的復雜性和相對性給論述帶來的障礙。其認為在先秦文獻中，文體形態并非個性化的體現，而是一種結構性的文化標志，是文本所代表的話語形式和此種話語形式在特定社會文化中發展演變的呈現。不同的文體標志也蘊含著特殊的文化功能，如《尚書》中周誥的功能即是總結前代歷史的經驗教訓，以突出敬德保民等治國思想。
基于研究對象鮮明的文化屬性，《先秦文體》一書沒有從文體形態或審美風格入手，而是著眼于不同的話語方式與文體之間的關系，對文獻產生的文化行為或職事進行了細致考察，力求再現作為規范性話語形式存在的文獻典籍背后隱含的行為方式。如其書中提到《春秋》的編訂和書寫原則不只是為了呈現史事，其表達重點在于《春秋》書法的價值暗示，史官通過價值暗示的話語行為來踐行符合理想的意識形態建設活動。又如其認為不同的話語方式并不是作者自由選擇的結果，即不同文體呈現出的語體風格與作者個性氣質并無必然關聯，他們選擇說什么和怎么說，都是一種目的明確的話語建構，而非出于自然，如先秦諸子散文表現出來的不同語體風格和表達方式即是以價值宣揚或爭奪話語權為目的的話語建構。此種將文體諸要素置于文化語境中加以考證與分析的研究可以被視為一個將抽象符號重新歷史化的過程。借文化分析來研究文體，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助于對語體風格的把握。從語言表達的一般規律來看，話語內容和表達的目的會對語體風格造成直接影響。而以文本形式呈現出來的話語內容和表達目的又是作為彼時行為方式的載體存在的，故而文化方式會影響語體風格。此法可視為對從文本入手研究語體風格的補充。
《先秦文體》的研究思路與郭英德對“作為文本方式的文體分類”與“作為行為方式的文體分類”之關系的理解是一致的。郭論認為前者是從后者之中派生而來，即不同類型的行為落實到語言文字上，造就了不同類型的文本，這些文本具有區別性的形態特征，以其形態特征為依據，區別類分，即有了作為文本方式的文體分類。（第24頁）既然作為文本方式的文體源于作為行為方式的文體，那對與特定文體相關的文化行為方式之研究，便有助于把握作為文本方式之文體。葉修成《西周禮制與〈尚書〉文體研究》一書也是此種思路，所用之法也主要是文化闡釋和歷史考證。其以《尚書》為主要研究對象，對“典”“謨”“訓”“誥”“誓”和“命”諸文體的文化內涵、文化功能和文化意義進行了考證，并以此為基礎分析了各文體的源流發展與文體形態，認為“《尚書》編纂成書的各種資料來源，應當為當時各種文化禮儀制度下的史官的載錄。而六體從作為行為方式的文體過渡到作為文本方式的文體，實際上，起根本作用的還是當時的各種文化禮制”（第25頁）。梅軍《殷商西周散文文體研究》一書方法和思路也與上述諸論著相類似，尤其注重歷史文化考證，在充分利用各類文獻之外還吸收了西方文體學的觀念和方法。其以功能為標準對殷商西周的散文文體進行分類，認為文體研究不只涉及文體要素及文體結構的自身屬性，還與民族文化的思維方式和心理機制等深層結構相關。文體是歷史性和穩定性的統一，既具有時代特色，又有其相對穩定的體制結構。穩定性保證了傳統的繼承，歷史性保證了發展和創新。
總的來講，各種文體的形成和發展皆與特定歷史時期的文化活動及社會意識形態的革新密切相關。歷史考證與文本分析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有利于在特定歷史語境中考察文體的演變過程及文化功能，把握文體與歷史的互動關系。對文獻資料落到實處、有理有據的分析有助于改善研究中妄加猜測、語焉不詳與證據不足等狀況。從文化學、思想史和意識形態等視角切入研究文體問題，亦可突破學科限制和固定思維的障礙，在把握研究對象特殊性的基礎上選擇合適有效的方法。但歷史文獻數量巨大、內容龐雜，加之部分真偽難辨、年代不明，處理起來有相當大的難度；且要在理論意識的指導下合理運用文獻，處理好共時描述和歷時比較的關系，若無扎實的功力，恐難以完成。
二、理論意識與文體研究
如果說上述專著皆偏重于文體史，研究者多為文獻學或古代文學出身；則賈奮然《文體觀念與文化意蘊：中國古代文體學美學論集》（以下簡稱《文體觀念》）與谷曙光《貫通與駕馭：宋代文體學述論》（以下簡稱《貫通與駕馭》）二書則較為重視文體學和文體學史諸問題的探討，研究者皆有文藝學的學科背景。《文體觀念》是作者關于中國古代文體學與美學研究的論文集，內容涉及文體學史、文體理論和審美形式等問題；《貫通與駕馭》是一部斷代文體學綜合研究專著，內容涉及兩宋時期的文體形態、文體流變、文體系統和文體理論等。本文開頭已提到，提到的著作中無論是歷史文獻色彩較濃的文體研究還是理論色彩較濃的文體研究，皆強調文化語境的重要性。此與童慶炳、李春青等學者所強調之文化詩學的研究路向存在一定程度的吻合。
李春青《詩與意識形態：西周至兩漢詩歌功能的演變與中國詩學觀念的生成》一書開篇即對文化詩學的研究方法進行了系統說明，認為此法入手之處在于重建文化語境，基本原則是尊重不同文類間的互文關系，基本闡釋策略是在文本、體驗與文化語境之間穿行。重建文化語境可以“通過對歷史的、哲學的、宗教的、民俗的等各類文化文本的深入分析，確定特定時期占主導地位文化觀念的基本價值取向，把握這個時期話語意義生成的基本模式―――各種有著不同方向的‘力’之間構成的關系樣式”（第7頁）。姚愛斌的《中國古代文體論思辨》中也對文體研究所需之“歷史語境意識”做了說明，即其不僅是指文化文本生成的魍忱史語境，還應包含研究者所處的現代歷史語境。也就是說利用文本重建的文化語境具有相對性，不僅與文本背后的文化邏輯與歷史規定性有關，也會受到研究者的思維方式、知識背景等個性因素的影響。而重建文化語境是為了給具體對象的研究提供歷史參照，為具體研究服務的。故而如何處理好不同類型文化文本之間力的關系、共時考察和歷時比較之間的關系、宏觀背景與微觀研究之間的關系，如何使重建文化語境的工作合理、有效地服務于具體研究，而不至于喧賓奪主等，皆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