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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易經》、《黃帝內經》為中醫學的形成奠定哲學基礎
中醫學的形成不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是有理論準備和積淀的。學術界普遍認為，春秋時期的扁鵲秦越人所提出的“信巫不信醫”為“六不治”之一，標志巫醫相混的時代結束，不科學的巫術開始從醫學剝離出去。古人還認為疾病產生于人類“逐欲之道方滋，而五味或爽，時昧甘辛之節;六氣斯，易愆寒燠之宜。”于是“飲食伺釁，成腸胃之眚，風濕候隙，遘手足之災”[1]。還認為“暨炎暉紀物，識藥石之功;云瑞名官，窮診候之術”[1]，才有了中醫中藥。“釋縛脫艱，全真導氣，拯黎元于仁壽，濟羸劣以獲安者，非三圣道，則不能致之矣”[2]，即只有伏羲、神農、黃帝的書才能救助病人，而且許多醫學史書籍也都普遍認為“醫之始，本岐黃。靈樞作，素問詳。難經出，更洋洋”[3]。而《黃帝內經》問世前，醫學理論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哪些人充當醫生，許多文獻所談都過于粗疏。筆者認為在這個時期奠定中國醫學的哲學基礎主要是來自于“六經”之一的《易經》，其充當醫生的人也多來自于早期“儒”的社會職業之中。
“六經”之一的《易經》不僅奠定了中醫學的哲學內容，如陰陽學說、天人合一的理論等，而且在思維模式、方法上也奠定了中醫學的基礎。而后者比前者在支配這一醫學的行為上則更為重要。例如：在思維模式上，《易經》提出了"形而上為之道，形而下為之器"的道器論，在由“器”(物)升華為“道”(意)的過程中，《易經》主張要經過“觀物取像”、“立像盡意”、“以像喻意”的過程，這里的“像”應該是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一個特色之處，作為哲學體系，在取譬中，它也成為醫學的思維模式。在方法上，取像類比是典型的《易經》，也是中醫學被廣泛應用的方法。“天人合一”原本是中國先民的重要思維方式，并被《易經》中的每一卦相包含。在中醫學形成的過程中，吸納了這一重大命題，以人取譬于自然，因此就有了“天有陰陽，人有十二節;天有寒暑，人有虛實”的對應關系[4]。古人把物質世界的陰陽五行學說運用到醫學的領域，借以說明人體的生理功能、病理變化，并指導著臨床的診斷和治療，成為中醫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2精氣學說、陰陽學說和五行學說是中醫學理論體系形成最有影響的哲學思想和方法
精氣學說，是古代先哲們探求宇宙本原和闡釋宇宙變化的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精氣學說認為，精氣(氣)是宇宙萬物的共同本原，精氣自身的運動變化，推動和調控著宇宙萬物的發生、發展和變化。此學說作為一種思維方法滲透到中醫學中，促使中醫學建立了精為人體生命的產生本原，氣為推動和調控生命活動的動力的精氣理論，并對中醫學的整體觀念、藏象經絡理論、病因病機理論、養生防治理論的構建具有方法學方面的重要意義。
陰陽學說，是建立在唯物論基石之上的樸素的辨證法思想，是古人認識宇宙本原和闡釋宇宙變化的一種宇宙觀和方法論。陰陽學說以“一分為二”的觀點，來說明相對事物或一事物的兩個方面存在著相互對立、制約、排斥、互根、互用、互藏、交感、消長、轉化、自和等運動規律和形式，宇宙萬物之間存在著普遍的聯系，世界本身就是陰陽對立統一的結果。中醫學將陰陽學說用于解釋人體，認為人體是由各種既對立制約又協調統一的組織結構、生理機能所構成的有機整體，“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學說幫助中醫學構筑了獨特的醫學理論體系，并貫穿于其中的各個方面，指導著歷代醫家的理論思維和臨床實踐。
五行學說，既是古代樸素的唯物辨證的宇宙觀和方法論，又是一種原始而質樸的系統論。五行學說認為，宇宙萬物可在不同層次上分為木、火、土、金、水5類，整個宇宙是由此5類不同層次的事物和現象之間的生克制化運動所構成的整體。中醫學以五行學說解釋人體，將人體的五臟、六腑、五體、五官、五志等分歸于五行之中，構筑以五臟為中心的5個生理病理系統，并以五行的生克規律闡釋此5個生理病理系統的相互關系。五行學說幫助中醫學建立了人體是一個有機整體和人與自然環境息息相關的整體思想，構筑了人體臟腑經絡的系統模型，并用于解釋疾病的病理傳變和指導對疾病的診斷和防治。
精氣、陰陽、五行諸學說，雖是我國古代富含唯物辨證法的哲學思想，對中醫學理論體系的形成確實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歷史的限制，仍存在著較多的局限性。人體的生命活動是非常復雜的，尚有許多深層次的規律和機制需要去探索、去揭示，用古代哲學的精氣、陰陽、五行諸學說尚不能全面和從深層次來闡釋人體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規律和機制。因此，我們對精氣、陰陽和五行諸哲學思想的研究，不能僅停留在原始樸素的階段，應該結合現代自然辨證法的研究成果，提高一個層次;對人體復雜的生命過程的研究，也不能僅用古代哲學思想和方法來闡釋，而應該在中醫學整體思想的指導下，一方面吸收中國古代人文學科的精華，一方面運用現代科學的研究方法和手段，進行細微層次的研究，以逐漸揭示人體生命活動的本質和規律。
3天人相應、心身統一、臨床診治整體觀與氣血變化恒動觀是哲學思想的具體應用
3.1天人相應整體觀人與自然界有著相類相通的關系;人與天地相參,與自然界息息相通,生命的根本在于人之陰陽與天之陰陽的相通相應：“生之本,本于陰陽”(《素問》)。自然界陰陽五形之氣的運動,貫通于人的生命活動之中：“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于天氣”(《素問》)。
3.2心身統一整體觀人的生理功能具有整體性,人體的各種臟器,并不是雜亂無章的堆砌而是相互協調、相互聯系地維持著生命活動;生理與心理是一個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統一體,生理狀態決定著心理狀態：“黃帝曰:人之居處、動靜、勇怯,脈亦為之變乎?歧伯對曰:凡人之驚恐恚勞動靜,皆為變也”(《素問》)。心理狀態影響著人的生理狀態和病理狀態：“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素問》)。
3.3臨床診治整體觀《內經》在對病因、病機、局部病變和整體狀況的關系、各種治療方法的關系等方面的論述,鮮明地表達了整體思維的特征。如認為局部病變是臟腑病變的整體反映,因此在診治局部病癥時,要：“謹守病機,各司其屬”(《素問》);強調將各種治病方法綜合起來,根據具體情況,隨機應變,靈活運用,使病人得到適宜治療：“古圣人雜合以治,各得其所宜”(《素問》)。
3.4疾病轉化恒動觀《內經》借用哲學“恒動觀”的概念﹑原理，認識人體生命過程的永恒運動及其伴隨發生的物質、能量和信息轉換過程。它認為世界是運動的，生命在于運動。事物與現象運動的化與變，以及事物和現象量與質的狀態為基本內容。正如《素問·六微旨大論篇》曰：“夫物之生從于化，物之極由乎變，變化之相搏，成敗之所由也……成敗倚伏生乎動，動而不已則變作矣。”《素問·靈蘭秘典論篇》在論述臟腑功能之后總結謂：“恍惚之數，生之毫厘，毫厘之數，起于度量，千之萬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此外《素問·上古天真論篇》、《靈樞·天年》篇關于人體生長發育的論述，《素問·熱論篇》關于熱病傳變過程的記載，都是以恒動觀為思想基礎的。
4傳統醫學哲學思想的現實人文意義
醫學人文精神是醫學哲學研究的重要內容。《易經》、《黃帝內經》闡述了醫學人文觀念、醫生思維素質和醫學職業品格等方面寶貴思想。為醫學人文思想教育提供具體要求。
4.1醫學人文觀念第一,以生命為本的醫學本質觀。《內經》指出：“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于人”(《素問》),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醫家當以病人的生命為本。因此，在為病人診治的時候，如同面臨萬丈深淵，極其謹慎;同時要象手擒猛虎一般堅定有力,全神貫注,決無分心：“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于眾物”(《素問》)。第二,以人文關懷為本的醫學目的觀。《內經》認為,醫學的目的不僅是療病救傷,更重要的是對人的關愛：“使百姓無病,上下和親,德澤下流,子孫無憂,傳于后世,無有終時”(《內經·靈樞》)。《內經》認為,醫者應關愛病人的生命,對病人滿懷同情和仁愛之心,以尊重和珍愛病人的生命為出發點考慮問題：“人之情,莫不惡死而樂生。告之以其敗,語之以其善,導之以其所便,開之以其所苦。雖有無道之人,惡有不聽者乎?”(《靈樞》)
4.2醫者思維素質第一,完善的知識結構。《內經》從整體論的觀點和醫學的復雜性出發,對醫者的知識結構有著獨特的見解:醫者不僅要具有醫學知識,而且應該“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內經·素問》),這樣的醫者,《內經》稱之為“上工”。第二,主觀與客觀相一致。醫者的診斷屬于主觀認識,病人病情屬于客觀事實。《內經》認為病人的病情是第一性的,“病為本”,醫者的診斷是第二性的,“工為標”。醫者的主觀與客觀相一致,才能作出正確的診斷;而主觀背離客觀,治療就將失敗。第三,理論聯系實際。《內經》認為,理論聯系實際的醫者才能掌握醫學的規律而不迷惑;對事物的要領了解極其透徹,才是所謂明事達理的人。
4.3醫生的職業品格第一,接診療病有方。《內經》認為,醫生是一個特殊的職業,需要從業者具有特殊的職業品格。在接診的時候,醫生應該注意起坐有常,舉止得體,思維敏捷,頭腦清醒：“是以診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轉神明,必清必凈”。《內經》要求醫者診病時要具有高度負責的精神,全面觀察,全面分析：“故診之,或視息視意,故不失條理,道甚明察,故能長久;不知此道,失經絕理,亡言妄期,此謂失道”(《素問》),《內經》對“粗工嘻嘻,以為可知,言熱未已,寒病復始”(《素問》)的不良職業作風予以了嚴肅的批評。第二,醫患交往有禮。《內經》對醫患交往的的方法和禮節作了首創性的闡述,首先提出“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的醫患交往的一般禮節,突出強調了“臨病人問所便”的重要性(《靈樞》)。超級秘書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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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人體的整體性、人體與自然的和諧統一是古代東西方醫學思想的共同特征，古代醫生在治病過程中并不囿于有病部位的治療，而駐張機體的整體髓復。中國傳統醫學"天人合一，，的思想和整體觀念，更是集中地反映了這一點。中醫學非常重視人體本身的統一性、完整性及其與自然界的相互關系。一是認為人體與自然界是密不可分的，自然界的變化隨時影響著人體，人類在能動地適應自然和改造自然的過程中維持著正常的生命活動。二是認為人體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構獻體的各個誠部分之間在結構上不可分割，在功會吐相互協調、互為補充，在病理上則相互m這里當然也包含著人體與情志、人體臟器與情志之間的關系。情志，即“七情’、“五志”古人認為，人有五臟化五氣，喜、怒、悲、憂、恐，叫作五志。七情即喜、怒、憂、思、悲、恐、驚。情志的改變可能使人發病，祖國醫學早在2000多年前《黃帝內經》一書中就有詳細記載。情志的變化也和臟腑密切關聯，中醫認為一定的臟腑由一定的情志所主。它們的關系是，心主喜、肝主怒、脾主思、肺主憂、腎主恐。過喜則傷心;過怒則傷肝;過思則傷脾;過憂則傷肺;過恐則傷腎。人又是一個有機整體，且五臟六腑相互縣、相互影響，故某1情志對某一臟的影響也不是絕對的，或者可以這樣說，以本臟為主，同時也可能傷及他臟。因此，如果病人軀本上有不適，往往會導致精神上的問題，而精神上的問題往往會導致疾病的產生或加重，從而使人遭受軀體和精神上的雙重折磨。這種機體自身整體性和環境統一性的思想貫穿于中醫的生理、病理、診法、辨證、治療等整個理論體系之中。所以，治病不僅應當注意有病部位，而且也應當關注整體上的反映，包括情志對臟腑，乃至對整個人體的影響，并注意對整體上的(包括對情志上的)調節。因為醫生通過舒緩病人的精神壓力和對其精神情志上的調節，將有益于疾病的治療和康復。所以在竭力為病人尋求治療和緩解疾病措施的同時，更注重X對待病人的態度和行為方式，通過對病人的同情、關心、安慰等人文關懷，給予病人情感的關照和疾病的治療。
2醫學人文精神是臨床醫學發展至今的應有之義醫學的目的是診斷、治療、預防和控制疾病，維持人的身體及心理健康。要實現這一點，就不僅要在個體、系統、器官、組織、細胞、分子等微觀層面上，而且要從家庭、社會、生物界、地球等宏觀環境上，去揭示和把握生命、健康、疾病、衰老、死亡等基本現象的本質和相互聯系。臨床醫學的目的和對象具有人文取向性，因此，臨床醫學將不可避免地包含著哲學的精神思維、文學的心靈情感、經濟學的利益權衡、法學的權利維護和倫理學的道德培養等人文社會科學內容。醫學的對象是人，是社會的人。因此，這就決定了醫生不但要了解疾病，了解健康，了解患病的人，了解和認識社會，而且要做到正確了解疾病(醫學知識)、人(人文知識)、社會(社會知識)之間的關系，這既是醫學社會性、藝術性、知識性的體現，更是完整地把握疾病的必然要求。因此，重技術輕人文既不利于整體把握病情，也不利于對患者的治療。所謂“見病不見人”是醫之大忌。遺憾的是，長期以來，在西方醫學技術的影響下，我國醫學界重技術輕人文的現象日益嚴重。此種現象集中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技術化，把病人只看作疾病的載體、醫療技術施與的對象，醫患之間很少交流，對病人的體驗毫不關心。二是商業化，把病人只看作消費的主體，導致醫學邊界無限擴張，醫療腐敗現象屢見不鮮。這也從反面告訴我們:必須十分重視醫學人文精神在醫療衛生活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否則付出的代價將是沉重的。
目前，醫學的發展己使醫學人文精神的傳統在臨床醫學中由迷失到被急切地呼喚到回歸。一是醫學發展使醫學人文精神的傳統在臨床醫學中產生迷失和斷裂。20世紀，醫學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現代化醫院里裝備了各種診斷儀器和設備:從X射線、心電圖、電鏡、內窺鏡、示蹤儀、超聲診斷儀，到自動生化分析儀、CT掃描、正電子攝影(PET)、核磁共振成象(MRI)。憑借這些儀器設備，醫生們能準確、動態、自動地診斷、分析疾病原因和機體的功能變化。腎透析機、心肺機、起搏器、人工臟器等在臨床治療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化學藥物、器官移植、生殖技術、介入性治療等提供了多種有效治療手段。不斷涌現的現代化診斷、治療技術，將醫生的注意力吸引到尋找致病原因、分析數據、發現細胞或分子的結構和功能變化上。而為了更準確、有效地診治疾病，按疾病的不同位置或類型分類的臨床專科和亞專科也紛紛建立，使病人越來越被簡化為因機體的某一部位損傷或功能失常需要修理和更換零件的生命機器。醫學專業化的發展同樣也導致了醫療保健程序的分解，病人被分解為病因、病原、癥狀、體征等單個的詞素，病人受疾病的痛苦也紛紛被轉化為檢驗單上的數值和各類影像圖片。這樣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作為一個病人為病所代替，作為一個病人的整體，在現代醫學診療過程中被逐漸消解了。醫學中傳統的人文精神在現代科學技術洪流的沖刷下發生了迷失和斷裂，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而更為嚴重的是由于技術上出現的至善主義，使醫學發生了異化現象。這就是診斷治療的機械化、自動化、計算機化使醫生遠離病人的非技術接觸，導致醫療程序的非人格化、裝配線化、超市化。不斷更新的診療技術導致醫生花費更多的時間研究技術、追逐結果，而不是在病人床邊聆聽病人的陳述和増加與病人交談，醫生更加愿意關注的是軀體問題而不是病人的情感。疾病被看作是細胞或分子結構和功能的異常，死亡被看作是分子的瓦解。在提高效率的名義下，給予個體病人的時間被壓縮到最少。面對候診室外排滿的病人，醫務人員精疲力竭，即使主觀上有強烈愿望也沒有多少時間給患者以人文關懷。隨著醫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形成的“技術至善論”又將人們鎖定在醫學的幻想中：即人類可以消除一切病痛、人的所有器官都象機器的零件一樣損壞后可以更換。但在具體的醫療實踐中卻出現了醫學發展本身未料到的后果：出現了以藥物保障健康的現代迷信;醫源性和藥源性疾病的増加;臨床醫學昂貴的治療挽救了某些危重病人的生命，但并不能根本解決其健康問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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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臨床醫學中滲透人文精神的必要性
人文精神的本質是是一種精神文化，主要是注重人類運用知識時的一種精神境界、道德良知以及社會責任感，同時人文精神也是保障社會健康全面發展的一項重要因素。
1.1加強人文精神滲透是臨床醫學本文的應有之義 臨床醫學在社會發展中不僅僅是一門自然科學，它同時也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一種結合。在我國的古代中將醫學稱之為"仁術"，而醫生則被稱之為"仁愛之士"[1]，由此可以了解道醫生是科學技術與人文精神的一種結合體。隨著社會的發展，如今的醫學模式已經有純粹的生物模式逐漸向"生理-心理-社會"的模式進行轉變，如此醫學就成為了一種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的雙重科學體系。從我國古代哲人對醫學的論述以如今醫學模式的轉變，我們都可以發現在臨床醫學中加強人文精神滲透的重要性。
1.2加強人文精神滲透是高等院校臨床醫學生培養目標的需要 隨著我國社會的進步，如今的臨床醫學教育目標主要包括一些這幾個方面的內容，這同時也是現代臨床醫學生應該具備的基本素質。首先是在臨床醫學中，必須要讓醫學科學、人文科學以及社會科學結合起來，形成一種三維知識結構，要讓學生能夠獨立的獲取知識[2]。其次要求學生能夠綜合運用各種知識與技術，能夠通過各種技巧解決問題。最后是要求學生必須有從事社會工作的能力，同時要具備良好的精神品質與道德品質。從這些教學目標與要求中，可以發現人文精神是一個合格優秀的臨床醫學畢業生必須具備的一種素質，同時也就為臨床醫學中加強人文精神的滲透提供了必要性與可能性。
1.3在臨床醫學中韓加強人文精神的滲透是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當代臨床醫學所處的社會、經濟以及文化環境都發生的了很大的變化，這些變化會對傳統的臨床醫學觀念會產生很大的沖擊，并且會逐漸的改變現代臨床醫學中相關醫務人員的行為與觀念。因此在時展的過程中，必須要在臨床醫學中加強人文精神的滲透，才能夠培養出品學兼優的醫務人員，這樣才能夠保證人們的生命質量，從而促進社會的發展。
2臨床醫學要重視與彰顯人文精神
臨床醫學技術在造福人類的同時，如果要是沒有控制好，同時也會給人類帶來巨大的災難。比如現代醫學中出現了克隆人與人工大腦等相關的臨床醫學技術，這些技術多人類社會會造成怎樣的影響都是無法預料。面對這樣的一種情況，一方面表示人類需要大力發展醫學技術以保證人類自身的健康，而在這個過程中，就必須要突破傳統觀念，需要有一個新的價值觀與道德觀。同時另一個方面就是人類必須要警惕新型醫學技術可能會帶來的不利影響，這就需要以人為精神來保證醫學技術應用的正當性。隨著現代醫學模式的確立，人們已經逐漸的認識到醫學技術與人文社會科學之間的聯系，并且更加明確醫學技術與人文關懷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因此臨床醫學必須要重視與彰顯人文精神，這樣才能夠為人文精神在臨床醫學中的滲透提供條件。
2.1學習先進文化，樹立先進理念 醫院是臨床醫學的重要載體與平臺，因此醫院必須要將人文科學教育納入到職工素質的培訓計劃中，要將人文社會科學作為職工的一個考核內容之一。通過在培訓中加強人文社會科學學習、在職工中普及與深化人文知識，之間培訓醫務人員的人文素養。同時醫院的醫務人員也要主動積極的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質，從而形成以人為本、對患者高度負責的一種理念。
2.2管理者要做好表率作用 醫院的管理者除了要具備良好的管理技能之外，也必須要具備較高的人文修養，這樣才能夠成為醫院人精神與人文關懷的模范實踐者。醫院的管理者在制定各項規章制度、管理體制以及措施辦法的過程中，要在沒有環節中將人文精神與人文關懷體現出來，這樣不僅能夠加強醫院的凝聚力，讓醫院形成一種團隊精神，以此來充分的調動每一位職工的積極性，同時也能夠將醫院的人文精神充分的彰顯出來。
3在臨床醫學中加強人文精神滲透的嘗試
隨著現代醫學的發展，人們已經逐漸的認識到在現代醫學中滲透人文精神重要性。我國的社會科學院邱仁宗教授已經指出："在現代醫學中，只有加強人文精神的滲透，讓人文精神回到醫學中去，才能夠讓現代醫學恢復到"仁術"，而不是只以賺錢為目的[3]。"因此在現代臨床醫學教育中，加強人文精神的滲透，讓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結合起來，對于現代臨床醫學的發展非常重要。在臨床醫學中加強人文精神滲透中，本次研究主要從以下這幾個方面進行了嘗試。
3.1樹立醫學人文精神理念，提升教師的人文素養 要想在臨床醫學中滲透人文精神，最有效的方法是在醫學專業課的教學中就開始滲透人文精神，這樣才能夠培養出真正具有人文精神的臨床醫務人員。而在臨床醫學教育中，最重要的是教師必須要先具備人文素養，這樣才能夠在學生中弘揚人文精神理念。我國的劉德培院士早已經指出，在臨床醫學教育中，不僅要讓學生學會治病，更要讓學生學會關愛與尊重患者。而在臨床醫學教育中樹立關愛與尊重患者的理念，其目的是要讓學生在今后的工作中將這種理念付諸行動。但是在我國長期的臨床教育中，臨床醫學教育的教師通常指重視自己的專業素養，總是覺得人物素養與與自己關系不大，因此在教育中并沒有將人文精神滲透到教育中去。
臨床醫學中，教師的人文素養是臨床醫學中能否順利滲透人文精神的關鍵。因此臨床醫學的教師應該要積極了解相應的人文知識，同時要積極的參與各種人文知識的講座，收集與人文精神有關的素材來提高自身的人文素養。這樣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就能夠自覺主動的滲透人文精神，從而培養學生的人文情懷，在教學中逐漸引導學生成為高尚醫德與醫務技術兼具的醫務人員，通過相關的實踐證明，這種方法在臨床醫學中滲透人文精神能夠起到很好的效果。
3.2在臨床教學中融入醫德教育，增強學生的社會責任感 在臨床醫學滲透人文精神的過程中，醫德的培養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通過在臨床醫學中融入醫德也能夠有效的完精滲透。同時醫德也是對于整個醫療衛生事業也有很重要的意義，因此在臨床醫學教育的過程中，必須要將醫德教學始終貫穿于整個臨床教學。比如在臨床醫學中講到抗細菌感染與細菌耐藥性的內容是，可以引導學生思考我國目前正廣泛濫用抗生素的現象，同時在講一些烈性傳染病的病原體時，可以介紹一些相關病原體被一些當成了生物武器，從而給人類到來了巨大的危害[4]。在臨床醫學教育的過程中，通過不斷的為學生灌輸這些人文精神，就能夠逐漸的引導學生反思自己應該要怎樣做才能夠為人類作出貢獻，從而在最大程度上激發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在這個過程中，就能夠逐漸的在臨床醫學中滲透人文精神。而且在臨床醫學教育中就開始滲透人文精神，能夠在我國逐漸培養出具有人文精神的臨床醫學人才，讓人文精神能夠真正的滲透到臨床醫學中，并起到最好的效果。
4結論
臨床醫學對我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時也是我國國民生命健康的保障，臨床醫學更是合乎生命、關愛生命以及尊重生命的一門科學。要想在臨床醫學中真正的將人文精神滲透進去，不僅要在醫院中注重與彰顯人文精神，更需要在臨床醫學教育中加強人文精神的滲透，這樣才能夠促進醫學中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相互結合，最終保障我國國民的生命健康。通過本文的相關研究分析，可以了解到在臨床醫學中滲透人文精神的重要性，同時本文還提出了相關的滲透嘗試，最后希望在我國的臨床醫學中能夠加強人文精神的滲透，使我國的臨床醫學取得更大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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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課堂教學方法是按照先行教學計劃和規定時間，由一名教師對眾多學生面對面講授某學科知識，而這不利于發揮學生主動性和自覺性，影響了教學效果。PBL（Problem-basedlearning）教學是一種以問題為導向的教學方法。PBL醫學教學以問題為基礎，以醫學生為主體，以小組討論為形式，在指導教師參與下，圍繞某一醫學專題或具體病例的診治進行討論研究。1969年，美國神經病學教授Barrows在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首先將PBL教學法引入醫學教育領域。PBL教學法逐漸受到各國關注，已成為我國醫學教育改革的熱點。在基礎醫學專業神經生物學教學中使用PBL教學法，如在講授帕金森病時，概念以常規方法進行教授，發病機理和治療方法以PBL教學法進行教授。首先指導學生針對這一疾病進行相關資料查詢，安排學生匯總帕金森病的流行病學、發病機理、臨床癥狀和治療等資料，然后分組討論，教師最后進行總結和提煉。分析近年來學生期末考試成績，筆者發現PBL教學法極大地提高了課堂教學效果和學生考試成績。
3注重雙語教學
在基礎醫學專業神經生物學教學中采用規范的雙語教學，可為學生打下扎實的專業外語基礎。調查顯示，多數學生及教師認為雙語教學有助于提高其專業英語能力，也有利于提高整體外語水平。由于基礎醫學專業學生將來主要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查閱文獻和參加國際交流需要良好的外語能力，雙語教學已是大勢所趨。神經生物學涉及大量學科知識，內容繁雜。因此，神經生物學雙語教學對教師和學生都是極大的挑戰。教師不僅要掌握大量的專業詞匯，而且還要發音正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雙語教學的準確性。雙語教學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循序漸進。在教學中，中英文教學比例要適當，開始授課時，可先學習關鍵名詞的專業英語，再學普通名詞，讓學生慢慢適應雙語教學。對于重點內容，采取英文講解、中文總結的方式，強化學生記憶，鞏固學生對知識的掌握。
4提高課件制作質量
多媒體課件是現代化教育技術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使抽象難懂的醫學知識直觀而形象。針對基礎醫學專業學生，課件中新的概念和名詞后要加注英文，通過中英文對照，增加學生專業英語詞匯量。課件文字盡量做到言簡意賅，避免教學內容枯燥空洞。在圖片的選擇上，遵循直觀易懂和動漫通俗的原則，努力將復雜問題簡單化、抽象問題直觀化、整體問題分解化和靜止知識動態化。在課件中插入相關視頻，展示文、圖、聲、像并茂的特點，多層次、多角度地呈現教學內容。在講解突觸傳遞時，可利用動畫演示突觸前膜釋放神經遞質，從而引起突觸后電位的過程，使枯燥的知識變得生動有趣；在講解帕金森病時，通過視頻播放帕金森病人和帕金森動物模型大鼠發病時的行為表現，使學生對該疾病有直觀認識；在講解大腦中樞神經系統腦室分布圖時，可通過多媒體課件展示大腦不同斷面圖片以及三維立體腦旋轉圖，將抽象難懂的知識形象化，便于學生理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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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學的人文意義
當今社會存在著一種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對立起來的傾向:似乎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精神,弘揚科學精神,不僅無助于人文精神的發展,反而對人文精神是一種遏止或損害。孟建偉認為:“狹隘的科學觀和文化觀是導致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分離和對立的重要根源,一旦我們超越狹隘的科學觀和文化觀,便不難發現,科學精神本身就是一種人文精神,或者更確切的說,是人文精神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方面,狹隘的科學觀一是從功利主義科學觀理解科學,將科學理解為人類征服自然、獲取物質利益的一種手段,片面的把科學精神視為工具理性;二是從實證主義科學觀對科學所作的“客觀主義”的理解以及關于認識(科學)世界和體驗(人文)世界的截然劃分,否認了兩者的關聯。另一方面,狹隘的現代西方人本主義的文化觀和現代新儒家的文化觀都給人們帶來一種錯誤的觀念,即把人文精神看作是一種與科學精神相對立的“文人精神”,或者說是“人文學科的精神”或“人文文化的精神”,從而進一步加深了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對立,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對立。可以說從這種狹隘科學觀和文化觀角度對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錯誤理解似乎已成為社會主流觀念。
科學對真理的追求并為之奮斗包含著極為豐富的精神內涵,除了自由探索的精神、勇于批判的精神、大膽創新的精神和嚴謹求實的精神以外,還有毫無私利的精神、為真理獻身的精神等。這些精神具有很強的人文意義,并永遠激勵著人類向著真善美的最高境界奮勇前進。還有,促進人類智力的發展,永遠向著“更快、更高、更強”的方向邁進,也是人類最崇高的理想之一,這是科學作為一項智力活動所體現的最根本的文化精神。代表現代體育的奧林匹克運動與這樣的現代科學活動是一致的、相似的。3
2. 科學精神與科學技術
科學技術并不等同于科學精神。科學技術里的“科學”特指的是自然科學,而自然科學是通過觀察、實驗等方式探究自然現象,發現自然規律,以便人類能夠按照這些規律去改造自然。“科學”還是理論狀態的東西,它通常要通過“技術”去改造自然。所謂“技術”是實踐狀態的東西,實際上就是科學的應用,但技術一經產生就會擁有越來越強大的力量。一般說來,科學技術是中性的東西,在不同的價值觀下呈現出不同的意義。因此,科技的濫用就是技術在體育領域中的強勢表現,當技術的這股強大勢力淹沒了體育科學活動中的人所體現的精神,以及體育科學文化形成過程中的人類精神追求,使人們忘記了體育是為了人類的全面發展的真正目的。導致體育產生異化的主要原因是對科學精神的誤解。因而,大力倡導和弘揚正確的科學精神才是發展科學技術,并為科學技術發展提供良好的社會文化氛圍。
3.正確認識體育的科學精神
通過以上分析,如果我們依然將體育的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視為兩種事物,簡單的提倡重視人文精神或是兩者融合發展,也許改良的效果依然難見。因為這始終是建立在兩種事物、兩種論點上的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主觀意識上就對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是對立的觀念。因此,應該理解為人類所從事的體育科學活動所體現的精神,或者說是人類所創造的體育科學文化所體現的精神是體育的科學精神。這種精神體現的是人(運動員或體育參與者)的精神,而不是無人無關的體育科學技術所具有的那種工具精神。
弘揚蘊涵人文意義的科學精神對于體育的發展具有以下三個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是引導人們正確使用科技手段,促進體育活動持續、健康向前發展,避免濫用科技導致體育產生的異化問題。二是在體育發展進程中,正確對待體育同政治、經濟、外交等社會各領域的關系。三是弘揚蘊涵人文意義的科學精神是當前我國實現體育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融合的理想途徑。蘊涵人文意義的科學精神使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得到有機統一,對科學技術的運用有了符合道德規范的價值導向。
將不畏艱難、堅忍不拔、探求真理的科學精神和為人類自由和解放而奮斗、為人類服務、造福于人類的崇高精神,以及從“更快、更高、更強”向著“更干凈、更人性、更團結”轉變的奧運精神真正融會在體育精神中,體育才能實現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最高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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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是人類文明整體的兩翼
人類的行為既要合目的性又要合規律性，人文為其合目的性提供基礎，而科學則為其合規律性提供基礎，兩者互補才是行為合理性的保證。然而，科技的迅速發展給人類帶來巨大財富的同時，也給人類社會造成了許多道德、倫理、貧富、環境等問題。于是，歷史上的科學主義者和人文主義者以形而上學的態度各執一端，認為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是完全不同的，因而也是分離的。科學主義者和人文主義者的這種局限性，雖然歷經批判在理論上呈衰微趨勢，但事實上的分離不僅是存在的，而且呈擴大的趨勢。
現實生活中，一方面，經濟社會的發展過分追求科學技術的進步對GDP的貢獻率，社會對掌握一技之長的勞動者的需求經久不衰，而培養勞動者的高等乃至中等、高中教育又分為文、理等學科，學生們為了就業謀生往往又存在著重理工、輕人文的功利化傾向。另一方面，人文素質教育被邊緣化，從幼兒園到大學的教育，對智力開發、專業知識的灌輸趨之若鶩，而對于詩書禮樂、傳統經典、人文關懷、如何做人之類的人文教育實際上不夠重視，特別是理工科類院校，不僅人文類必修課程開得少、不系統，即便是不得不開的思想政治理論課，課時上也常常打折扣。如此培養出來的人才是不全面的。
造成這種人的發展不平衡和不協調狀況的根源是文化教育中的科學和人文兩者長期的分離。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實質上分離的現象還有理論支撐而加劇分離傾向。實踐證明，這種“互相包含、難分彼此”的統一論，更加劇了人文素質教育的邊緣化。所以，越是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越要提倡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融合與協調，由此，才能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推動人類文明的協調發展。
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統一是具體人的精神世界的統一
實現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統一，要從“培養什么樣的人，怎樣培育人”的高度出發，在教育實踐中確實把人文素質教育擺在更加重要的地位，把科技教育與人文教育統一起來，使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在具體的受教育者的精神世界統一起來。
知識經濟的綜合性，要求現代教育必須是文化科學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和能力培育為主要內容的綜合性教育，必然要求科技教育與人文教育的統一。為了適應知識經濟的時代要求，不僅需要我們普及科學技術知識，特別是高新科學技術知識，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素質，而且要培養和造就一大批真正能站在世界科學技術前沿的科學家、發明家、學術帶頭人和工程技術方面的拔尖人才，以帶動和促進全民族科學技術水平與創新能力的提高。
但是，知識經濟所要求的知識結構不僅僅是科學技術知識，還應當包括人文知識，即哲學、歷史、文學、藝術等人文科學知識。實踐證明：成功的科學家、藝術家，他們往往既有扎實的專業知識，又有深厚的人文底蘊。所以，要把素質教育貫穿于從幼兒園到大學教育的全過程，使受教育者具有厚實的科學和人文的知識結構，同時受到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熏陶，從而在具體人的精神世界實現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融合統一。
通過科技教育與人文教育的統一，推動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在具體人的精神世界相統一的表現形式是多方面的。可以是基本原理或觀念層次上的相互啟發，也可以是方法層次上的互相借用。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在具體人的精神世界相統一的表現形式的最高層次是學科上的整合與重構。也就是說，在知識經濟時代，各門學科都必須兼具科技與人文的豐富內涵， 任何單一學科發展都有礙于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具體的統一。比如醫學，它的形式是理學和工學，但它的本質是人學，在學科整合上必須突出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又比如建筑學，它是集力學、數學、材料學、地質學、美學等學科在內的一門綜合性學科，只有具備了建筑學與美學的設計師和建筑師才能設計和建造既堅固耐用，又美觀漂亮；既有實用價值，又有觀賞價值的建筑物。通過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協作進步，推動了在某個具體的人身上那種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統一，教育所培養出來的人，才能既有人文方面的精神，又有科學方面的精神，同時，具有良好的科學與人文素質，使得人們在對待科學技術問題時，既能夠遵循著科學精神，又能夠顧慮著人類社會發展的問題，實現著用一種人文的精神來觀察和正確處理科學技術的自身與科學技術的廣泛應用形成的各類社會問題；在處理各類人文問題時，不只遵循著人文精神，也遵循科學精神的指引，使人文精神體現更多科學精神，能夠在正確地把握和理解人與社會發展規律的基礎上，處理好“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系。
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相統一的時代價值
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相統一，有利于轉變教育觀念，培養全面發展的人。教育的應用價值在于使人成其為人，教育的發展在于通過改變人的命運進而改變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但傳統的教育觀受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兩大教育思潮的影響根深蒂固，破壞了教育目標的整體性，使受教育者的個性發生扭曲，割裂了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的關系。造成了教育上的不協調，也使受教育者個人的發展不完善。在現實教育實踐中，上述兩種教育觀的歷史影響依稀可見，尤以科學主義的教育觀根深蒂固。雖然也有不少人只關注心靈、情感、人格以及個性的發展，對科學知識一知半解，沒有真才實學。但主要的傾向是不少人只重視學習應用性、技術性的專業，而輕視基礎理論和人文學科，不注重實際能力的培訓，從而出現了智商高而德行低、學歷高而修養差、知識多而能力差的現象。“知書”而“不識禮”，遇到困難和挫折，心理脆弱，逃避現實，容易走向極端。這說明，如果教育只講科學不講人文，或是只講人文而不講科學，培養出來的往往是“單向度的人”。克服這種狀況的根本出路就是改變教育理念，通過加強科技與人文的教育，實現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在具體人的精神世界的統一，才能構建一個完整的現代人的精神世界，實現人的全面發展。
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相統一，有利于提高科技工作者的社會責任感，使科學技術的發展更有利于造福人類社會。美國著名物理學家戴森在他的著作《宇宙波瀾》中有一個鮮明觀點：科學與道德主要之點是科學要充滿人文關懷。楊振寧博士也認為，科學家每一個人的活動都聽命于某一種心情，這就是科學家的社會責任。他說：如果我們退一步問，我們所鉆研的這些問題的深遠意義是什么？每一項研究結果的長遠價值是什么？那么，我相信基本的、最終的價值判斷標準就不會取決于為了科學的科學，而是取決于科學是否對人類有益。這是關于科技工作者社會責任感的典型詮釋。特別是當今科學研究對象已不僅僅是天然的自然，而是越來越成為人化的自然、社會化的自然。這種變化在性質上主要恢復和保持人的整體性，消除科技對人類社會以及自然環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面對這種變化，如果科學工作者沒有人文關懷和人文精神的指導，就很難樹立高尚的社會責任感。這種情況在生物學、醫療、心理學、生態環境科學研究中表現的尤為突出。特別是醫學的研究對象是活生生的人，最需要人文精神、人文關懷，但據南方醫科大學鄭木民校長主持的一項科研課題的調研顯示，90%的醫患糾紛是醫務人員缺乏人文素養、人文關懷造成的，純技術的因素只占10%，這反映出加強對醫生人文素質教育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相統一，有利于落實科學發展觀，使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又好又快發展。堅持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現代化的關鍵是人的現代化。為確保現代化的快速實現，國家提出了“科教興國”的重大戰略。首要關注點是處理好人的素質問題。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融合統一的首要價值，就是體現了科學發展觀的核心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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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理論體系中原本沒有建立起獨立的精神醫學理論,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精神醫學。但從現存各類史料中可以知道中國古代不僅存在許多關于精神疾病的記載,而且對精神疾病也有著較為系統的認識,只是這種認識不同于西方和現代醫學。中醫精神醫學的基本觀點確立于《內經》時期,“五臟藏神”和“七情致病”是其理論的核心內容。《內經》強調整體觀念,建立了唯物的形神一體觀,認為精神活動與五臟功能密切相關,將神志活動歸屬于五臟,將“心”確立為精神活動的主體。《內經》還確立了以氣血為生理基礎的唯物論,《靈樞·平人絕谷》篇曰:“血脈和利,精神乃居。”此后,中醫對精神疾病的治療無不以陰陽五行等理論、學說來辨證論治,判斷氣血、臟腑的病理變化對形與神的影響。
2傳統文化對中國人心理的影響
人的心理具有生物與社會雙重特性,精神疾病不僅是生物學上的異常表現,而且是其所處時代與環境的社會文化的折射,患者的感知、行為、幻覺、妄想與民族文化、社會風俗、等社會因素關系密切[1]。文化甚至是形成人心理的決定性條件,在相同的環境中受相同文化影響的社會成員有著某種共同的心理特征,形成了獨特的民族心理。哲學是文化傳統之源泉和靈魂,其思想能最集中地表現出各民族文化特征。儒道釋思想滲透進中華民族的意識形態領域之中,成為中國人自覺或不自覺中理解世界、處理社會矛盾的方式方法。中國文化中的哲學思想不僅給出了對人內心生活的理論說明,而且給出了提升精神境界的修養方式[2]。在這種哲學思想指引下,中國人對挫折、逆境有著天然的承受力和消化力。但文化本身也可以成為應激源,導致各種心理障礙,譬如儒學中一些壓抑、束縛人性及苛求完美的東西又是導致精神疾病的病因。本文僅討論儒道佛對心理世界的積極影響。
3中國古代哲學對精神醫學體系的兩點影響
3.1中國古代哲學語境下的“心主神明”論中國哲學中的心有多重意義,或以心為思維器官,或指思想、性情、本性。而西方人所謂之心,與靈魂離為兩物,只指肉體心之一種機能而言。西方人認為超肉體者只有靈魂,中國人所謂之心,則已包容西方人靈魂觀念之一部分。中國人舍棄人的靈魂而直言心,便舍棄了人生之前世與來生,而就此現實世界,從人類心理之本原與終極的大同處來建立一切人生觀與宇宙觀[3]。戰國時期的哲學家模擬社會政治禮制秩序建構了“心主神明”的特殊理論,《荀子》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這一觀點被中醫學吸納并發展,如《靈樞·邪客》云:“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類經·藏象類》中說:“心為一身之主,稟虛靈而含造化,具一理而應萬機,臟腑百骸,唯所是命,聰明智慧,莫不由是,故曰神明出焉”。
3.2中國哲學一元人生觀對心身觀的影響東方人認為心身不對立,對世界并無精神界與物質界之分。中國的人生觀是“人心”本位的一元人生觀。心雖為人身肉體之一機能,而其境界則可以超乎肉體。中醫理論認為心與身是相互影響的,是統一的,從未對精神疾病與軀體疾病進行嚴格區分,自《黃帝內經》以降的中國古代醫學,其生理上的五臟五志說、病理上的內傷七情說等都表現了心身一元觀。這種相沿至今的中醫學的心身理論,并沒有經過二元的分裂,而是由對早期心身樸素同一的認識直接深化而來,因而也就不可能完成對心身混沌同一的徹底分化[4]。中國古代哲學及醫學傳統中始終貫穿著形神合一、形質神用的心身一元論思想,沒有以二元論的思想把生理同心理的東西區別開來。而西方人對世界和人生的認識總體說是二元的,即認為在肉體生命之外另有一個靈魂生命,因此有所謂精神世界與物質世界之分別。盡管古典二元論帶有貶低肉體、抬高心靈的錯誤傾向,但卻因為有了二元分立的思想基礎,才有了對精神疾病與軀體疾病明確的區別對待,于是西方漸漸產生了現代心理學和精神醫學,而中醫對心理及精神疾病始終沒有產生區別于臟腑病證的系統認識。
4儒道釋—安撫心靈的良藥
傳統文化的主干儒、道、釋學說中蘊藏著豐富的調節心身的方法。馮友蘭認為中國哲學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為根本任務,在《三松堂自序》中將其稱之為“意義”哲學。儒家通過發揮個人主體性來正面應對心理沖突或困惑,用“命”來化解重大挫折和不利的人生境遇;道家采用退讓、棄智守樸來處理遇到的困境;佛教則把生存困惑化解為其他方面,以超脫輪回來解決人的困境和問題[5]。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銘》中有句詩說得好:“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釋道治其心。”
4.1儒家的修身正心之道和諧的人際關系是社會人保持心態平和、避免心理沖突的必要條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即是人與人和諧相處的關鍵原則。儒家提倡的中庸是一種在嚴酷現實中的安身立命之道,要求把握住自己的內心世界,使心理平衡、適中,做人不狂不狷,處事無過亦無不及,態度溫而不厲,情緒樂而不,哀而不傷。儒家還賦予“心”以倫理和道德的色彩,孔子把心看作主體的道德修養,說:“欲先修其身者,先正其心”。“盡心知性”是儒家的重要修養方法。孟子的“存心、養性”、《大學》的“正心”、《中庸》的“慎獨”以及宋明時期理學家們的“懲忿窒欲”等,無不強調在道德修養過程中對情感的調節[6]。理學思想被宋以后醫家用以討論養生學,朱丹溪主張養生要正心、收心、養心。張介賓認為養生必寡欲保精,才能氣盛神全。李認為“心靜則萬病息,心動則萬病生,延年不老,心靜而已”。這些養生法則往往與養德并論,可見中國古代醫學中之倫理色調,正如《醫源》所說:“如能清心寡欲,則情不妄發,致中致和,不但可卻病延年,而圣賢正心,誠意,修身俟命亦在于此。”
4.2道家的修心養性之術道家崇尚幽居的田園生活,以求拋棄一切俗念和爭執,超曠出世、知足保和等思想提供了在命運多舛的現實中自我調節的方法。林語堂說過:“道家學說給中國人心靈一條安全的退路”“,是用來慰藉中國人受傷心靈的止痛藥膏”。“利而不害,為而不爭;少思寡欲,知足知止;知和處下,以柔克剛;清靜無為,順其自然”是道家的養生處世之道[7]。不爭就要知足,莊子反對心為物役,《金丹大要》也提出寡欲的養心之術:“夫圣人之養心,莫善于寡欲。”道家追求心靈的安靜、祥和,《莊子·天道》說過:“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道家哲學提倡的“清靜無為,順其自然”力圖把情感從現實束縛中解放出來,使人超脫世俗之糾纏。《素問·上古天真論》中說:“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道教醫家孫思邈在《千金要方·卷三十七·道林養性》中指出:“多思則神殆,多念則志散,多欲則志昏……多愁則心攝,多樂則意溢,多喜則志錯昏亂”,均是對道家追求心靈寧靜的踐行。極私多欲會給人造成精神壓力與軀體勞累,使人的精神高度緊張,甚者導致精神崩潰,而儒道思想倡導的清心寡欲就是保持平穩的心態,使內心不受外界干擾的精神疾病防范術。
4.3禪宗對塵世困惑的超越禪學是一門修身養性、立身處世的人生藝術,它始終不渝追求完整的個性化人格,可以說是一門近乎心理分析和治療的學問[8]。禪學是生命哲學、心靈超越法。精神病學者貝諾瓦說:“禪非宗教,而是一種為實踐而成立的睿智,一種當代文明可用作范例,以擺脫焦慮而達到和諧平靜生活的體系。”佛教思想及修持方法的心理治療作用主要有破我執,除妄念,破法執,空世界。我執即對我的執著,佛教認為我執是萬惡之本,痛苦之源。只有破除我執,人才能消除煩惱,達到解脫。佛教宣揚“三界唯心”,“一切皆空”。佛教認為,只有認識空性,達成空觀,才不會產生種種貪愛執著情感,才能超越生死輪回,得到解脫[9]。禪宗亦重視心的修持,提出“平常心是道”和“明心見性”的心性修養命題。佛家教人們面對大千世界,做到心凈、心空、目空一切,從而得到心靈的平靜。解脫與超越是禪學的最高境界和終極果報。佛教認為苦是人生的本質,人的生命過程就是苦,生存就是苦。因此,佛教的人生理想就在于斷除現實生活中的種種痛苦,以求得解脫,即所謂成佛。盡管它是虛妄的,但填補了人們的精神空虛,構筑了對來世的企盼。《冷廬醫話·卷一·慎疾》記載了一個以佛家“靜”、“空”治愈心病的例子:“真空寺僧能治鄺子元心疾,令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余,諸病如失。……觀此知保身卻病之方,莫要于怡養性真,慎調飲食,不得僅乞靈于藥餌也。”
5小結
中醫學將神志活動歸屬于五臟,將“心”確立為精神活動的主體。受心身一元哲學觀的影響,“心身合一”及“形神合一”論成為中醫心理學的核心思想。打著中國傳統文化烙印的“心”的概念在中醫心理學和精神醫學中幾乎無處不在,深深影響著中國人的生存觀和疾病觀。中醫養生學即強調養心、養性、修身,在臨床治療上也體現了以心治身和身心兼治的思想。中國傳統文化對國民的心靈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形成了中華民族特有的思維模式和處事方式。中國本土傳統心理學以其特有的內省方式來引導人的內心生活,促進人的心靈成長,提升人的心靈境界。心理治療的目的是改變患者的認知和生活態度,而傳統文化強調的內省即指出了個體內求超越的心靈發展道路及個體與世界相和諧的心理生活道路[10]。楊德森等創立的精神超脫心理治療即以道家處世養生原則為指導思想,日本森田正馬受中國禪宗文化理論影響,開創了“順其自然,為所當為”的治療方法。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模塑下的本土心理學在現代有著重要的應用價值,中醫精神醫學雖然先天薄弱,但其對疾病的認識和治療有著鮮明的特殊性,其與文化的相關性也值得人們去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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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1.3建立和諧醫患關系的需要患者一旦在醫院掛號或入住病房后，即與醫院形成了一種信托關系，醫院方有責任和義務為患者提供優質的醫療服務以維護患者的健康、促進患者的康復。在現今市場經濟條件下，一部分醫務人員受利益的驅使，醫德素養有所下降，逐漸背離了“醫者仁心”的初衷；加之先進的電子化的醫療設備和系統的使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醫患交流變得程式化、簡單化。醫學倫理專家寧麗紅等[2]認為以上因素容易導致醫務人員人文精神缺失，從而影響良好醫患關系的建立。醫療活動中對患者實施有效的溝通、給予患者必要的情感支持和人文關愛是保證醫療質量的基礎，對建立和諧的醫患關系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2醫學教育中加強醫學人文精神教育的對策
2.1重視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文精髓在醫學教育中的繼承和發展中國傳統文化中，無論是道家、儒家、佛家、墨家思想中都有許多關于慈愛護生、天人相應的思想，“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與天地相參，與日月相應”這些樸素的思想都蘊含著豐富的人文哲理；我國傳統醫學中“醫乃仁術”、“醫者，意也；善于用意，即為良醫”、“仁愛救人”、“濟世活人”的思想處處閃現著充分尊重人是完整的、身心統一的個體等人文精神的光輝。醫學活動與人的生命、健康以及家庭的和睦、甚至社會的安定息息相關，醫學生應對生命充滿敬畏，在踏入醫學院校大門的那一刻，就應該牢固樹立“生命至上”的理念。醫學院校要與時俱進，尋求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文精神與醫學教育的契合點，并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文精神進行創新性的發展、利用和升華，鼓勵醫學院校學生閱讀中國的傳統文化書籍，學習我國歷代優秀醫者大愛為懷的品德，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指導下，逐步樹立醫學生仁愛的思想，促進醫學生良好人文素養的建立和提升。
2.2樹立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并肩發展的現代醫學教育觀醫學科學專業知識和社會倫理人文知識是醫學教育體系兩大重要組成部分，醫學專業知識旨在探索預防和治療疾病技能的規律；人文知識專注于滿足個體尊嚴、價值、發展、完善。醫務工作者面對的服務對象是具有生物學特征和社會學特征的人，醫學教育需要培養出能服務于人、解除人類病痛、具有高度的職業道德素養和人文關懷能力的醫療專業工作者，基于此，醫學教育較之于其他高等教育應更注重職業道德和人文精神的培養。醫學人文精神的培養是醫學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醫學教育需要樹立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并重的教育理念，杜絕醫學教育的功利化和醫學人文教育被忽視、削弱的傾向，使醫學生不僅具有學習醫學專業知識的能力，更具有體驗、領悟和實踐醫學人文精神的能力，促進積極向上的、以患者為中心的醫學生價值體系的建立和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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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1009-0118（2012）08-0039-01
在醫學教育中，片面追求科技理性的發展，壓抑了價值理性的發育，使得人類理性和人的發展日趨單一化，導致了醫學教育中人文精神的缺失。人的發展應是全面的，既包括滿足物質需要的科技理性的發展，也包括滿足精神需求的價值理性的張揚。在醫學教育中重視人文精神的培養可以樹立符合時代要求的“好醫生”的新標準，即“仁術”與“仁德”的統一。
一、在醫學教育中重視人文精神的培養，對轉變目前醫學教育中人文精神的缺失有著重要的作用
（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扭轉市場經濟初期條件下醫學領域道德滑坡局面
引入價值觀的建設和反思，就是要求醫學教育者從一開始參悟生命、了解人性、堅定醫療信仰和文化表達方式，分辨醫學領域中金錢需求與人格操守，澄清醫生的價值不會也不能完全體現于金錢的價值，從而全方位提高自身素質。在許多方面物欲橫流、道德淪喪的大環境中，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園，握住醫學真實的靈魂和方向。
（二）學生作為人文精神培育的主體對象，必須首先調整好他們的定位
不僅把學生看作人文精神培育的對象，也要把他們看作人文精神建設的主人，真正把參與人文精神建設作為自己成才的必修課。美國紐約大學制定的人文課程，基本上采用的教學方式就是體驗教育，經過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的，很值得我們借鑒。他們把學生確定的角色不僅僅是受教育者而且是教育者。作為受教育者，教師的言行舉止中體現出的人文精神給予他們感染，充分體驗教師在教學和醫療過程中人文品格的力量，讓他們在無意識中接受人文思想的熏陶。作為教育者，就是通過自己在體驗中得到的感受提升自己的人文品格，并用自己的行動感染周圍的人，這樣就形成一個良性的人文精神培育循環體系，形成良好的人文精神氛圍。
（三）病人的存在是醫學教育之所以進行的最根本的原因
醫學知識之所以有用，在于能解決威脅人類健康的難題，而知識轉化為技術后怎樣運用于患者，是人文精神得以體現的關鍵。醫學院全體師生都應該承擔起建設良好醫學院人文環境的重擔，在醫療實踐中處理好與病人的關系。醫生與患者之間是平等的關系，患者有選擇醫生醫院的權利，醫生在做出自己的決策、采取某項措施、決定實施某種手術時，一定要有病人的同意，或者可以推定病人以默認的方式認可。理想的醫患關系是以誠信為基礎，互相平等，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默契，使醫患關系成為一種良好的人際關系，在人道主義的旗幟下，醫生鉆研業務，有過硬的技術，對病人負責，盡到自己最大努力為病人服務。
二、醫學院學生人文精神培養措施
在實際教學中，醫學類學生不同程度的接受著人文教育，同時，我們也看到教師、學生的素質高低以及他們與病人之間的關系是人文課程得以建設好和發揮有效作用的關鍵。為更好的促進醫學院學生人文精神的培養，我們必須做到以下幾點：
（一）醫學院校中必須有一批德高望重的教師
這些教師既是具備科學精神的醫學專家又是具備良好人文精神的醫生。他們能利用自己的力量創造出新的東西，并在創造中不斷認識自己，不斷超越自己，超越人只占有和消費物質的層面，實現人性的精神性升華。只有這樣的老師在教學中才能夠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在潛移默化中征服學生和周圍環境中的人。目前我國醫學院校人文教師隊伍的整體素質還比較缺乏，有待進一步加強。
（二）培養醫生的醫德
技術不等于文化，掌握技術的人不一定人文修養就高。提高教師對醫學人文性的認識，可以增強職業道德教育的滲透力，使職業道德教育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職業道德教育離不開理想信念教育，但同樣需要有廣博的文化知識澆灌。只有把思想教育的引導和文化情感激發潛移默化地結合起來，才能切實提高醫生的人文修養，這是塑造優秀醫生的有效途徑。
（三）教師要不斷學習人文科學知識
譬如文學、藝術、倫理、歷史、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等，其中文學可以彌補醫生人生經歷的不足，藝術可以激發醫生的想象產生心境的和諧，心理撫慰和社會關懷不僅僅是珍重病人的生命，也是尊重病人的人格和尊嚴，哲學則為醫生分析問題提供智慧和方法。
（四）醫生在醫療實踐中自覺養關懷的習慣
醫生在診療活動中尊重患者的人格，使用得體的稱謂，注重醫患之間的順暢溝通與交流，關心患者疾苦，并適時對患者進行心理安慰，幫助患者克服自卑、消除顧慮、樹立戰勝疾病的信心與勇氣，以及在醫療實踐中遵循知情同意原則等，這些都體現了醫生高尚的人文修養。只有這樣的醫生，在醫療過程中才能既關心病人的生理疾病也關心病人的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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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不過當代的情形有所不同。歐美國家在經過20世紀中葉以來后現代主義與新歷史主義的輪番洗禮之后，歷史文本的真實性受到根本懷疑，在很大程度上被解構，這恰好歪打正著給文藝創作幫了大忙，使之從歷史真實的桎梏中解脫出來，獲得空前的創作自由。而在我國，還基本保持原有格局：一部分以歷史為幌子實際上高度“戲說”的文藝作品，因其荒誕不經，與史實相距甚遠，不至被誤讀為歷史文本，受到寬容而得以生存，如《封神榜》、《七俠五義》、《唐伯虎點秋香》、《戲說乾隆》等；而那些取材于歷史而創作態度又比較嚴肅的文藝作品，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郭沫若的歷史劇、電影《武訓傳》、的《》，到眼下的《孔子》和《三國》，因其承載歷史的傳統職能尚未成功卸載，其虛構權也就始終沒有獲得。這似乎已成為我們這塊東方國土的一個獨特文化現象。
雖說文學曾被歷史借用為傳播載體，從而形成文史不分的傳統，但早在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就區分過詩與史的界限：歷史記載已發生的事，詩歌描述可能發生的事。[6]19世紀初，法國作家斯達爾夫人將“literature”一詞第一次界定為“想象的作品”，這是西方真正現代意義上的“文學”（literature）概念。[7]到20世紀中期，韋勒克、沃倫更進一步闡明：文學藝術“處理的都是一個虛構的世界、想象的世界”，“小說中的陳述，即使是一本歷史小說，或者一本巴爾扎克的似乎記錄真事的小說，與歷史書或社會學書所載的同一事實之間仍有重大差別。”“‘虛構性’(fictonality)、‘創造性’(invention)或‘想象性’(imagination)是文學的突出特征”，并一錘定音下了斷語：“文學的核心性質——虛構性”。[8]可見，虛構作為文學存在的本質屬性，是不論何種題材與形式的文學作品都擁有的權利，而對歷史題材影視劇中存在虛構進行這樣或那樣的批評指責，都是無視文學藝術本質屬性、違背文學藝術規律的行為。
歷史題材影視劇虛構權的被限制以至被剝奪，無可避免會帶來一系列不良后果。最直接的便是對文學藝術本體的戕害：作家寫作的自由度沒有了，文藝作品失去了創造性和想象力，而缺乏創造性和想象力的文藝作品是沒有生命力的。四大古典名著有三部取材于歷史，我們假定抽取其中的虛構成分，使其完全忠于史實，那會出現什么樣的結果呢？一部對陳壽的《三國志》亦步亦趨的《三國演義》，還會有那么多人捧讀嗎？一部忠實于宋朝皇家正史的《水滸傳》，還會有梁山好漢笑傲神州的英雄史詩嗎？一部忠實記述玄奘西域取經歷程的《西游記》，能塑造出千古一絕的孫悟空形象嗎？結果只能是，名著魅力盡失，淪為毫無創造性的庸常之作。也許并非偶然，從近、現代文學史中，我們的確很難找到一部取材歷史的文學作品可與這幾部名著相比肩，這與歷史題材文學創作被戴上越來越沉重的鐐銬是否存在某種關聯呢？
篇11
[基金項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國學融入中醫學人文精神培育的研究”（JC1438）
古今中外，醫學是最具人文精神的一門科學。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建設和科技發展實現階段性的跨越，醫療機構有著過去無法提供的醫療技術服務，但在人文關懷方面卻飽受批評。中醫學是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人文精神博大精深，源遠流長，“醫乃仁術”四字足以彰顯中華傳統文化的人文精神底蘊。近年來，中醫學人文精神也在淡化。
一、中醫學人文精神淡化的成因
中醫學根植于我國傳統文化，其“以人為本”的貴生思想、“仁愛救人”的崇高品格、“濟世救人”的善行，“治未病”的養生術，是深受傳統文化影響的人文精神在醫學本身、醫者素質與行為的具體表現。[1]有觀點認為當前中醫學人文精神已“缺失”，我們認為是“淡化”，淡化的成因有下。
（一）社會轉型
中醫學人文精神的淡化，與當今的社會轉型有著極大的關系。我國經濟體制的變革引發人們思想觀念深刻變化。與過去相比，物質利益首位、功利主義至上、享樂主義盛行、社會責任感弱化。社會轉型期醫療機構的醫務人員，包括從事中醫工作的相關人員，在臨床實踐中，追求個人利益、部門利益、行業利益，忽略人文關懷，淡化了中醫學“天然”具有的人文屬性。同時，患者因社會變化觀念隨之改變，加上信息不對稱，在技術上和道德上對醫務人員有過高要求，醫方為自保，會弱化人文關懷。
（二）醫療衛生體制變遷
按說，中醫單憑“望聞問切”，就比較有人情味。然而，每次面對病人，既要檢驗醫生的專業技術，還要考核醫生的經濟核算能力，盡可能使自己和醫院的利益最大化。我國當初衛生體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和基本趨勢是政府逐步減少對醫療衛生支出，鼓勵醫療機構通過臨床醫療服務，自己掙錢養活自己。醫療機構則按國企改革方式，采取科室承包經營責任制和開單提成的做法，并對醫護人員實施激勵機制，導致醫療機構將經濟效益放在首位。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面對病人時，不再以病人為中心，把創收和效益放第一，必然淡化人文精神。
（三）技術導向
西醫傳進中國后，用西醫的科學標準來注釋中醫，認為中醫不科學，中醫地位日漸衰落。然而，中醫和中國傳統文化一樣，具有包容性。西方不承認中醫的科學性，但中醫漸漸接受了現代醫學的技術，在“望聞問切四字，誠為醫之綱領”之外，運用了多種技術。引進現代科學技術，對中醫的醫者行為和醫患關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不斷更新的診療技術導致醫生花費更多的時間在實驗室，而不是在病人床邊聆聽病人的陳述和與病人交談。[2]中醫的醫務人員大量運用技術，無形中會弱化中醫學天然具有的人文精神。
（四）教育缺失
“人文精神”不是與生俱來的，除了環境的熏陶、實踐，還需教育。首先，國學教育的缺失。國學本身就蘊含著深厚的人文精神，卻因近代東西文化碰撞中衰落，國學教育一度在我國各級教育退出，包括與國學無法切割的中醫學教育。其次，人文科學知識教育的缺失。現在許多高校注重人文素質教育，但開設的人文科課程比例太少。中醫院校在高等教育大環境下，也是如此。拿我們所在的院校為例，中醫學專業培養方案的學時分配中，學科基礎課和專業方向課占72%左右，通識課程占28%左右，人文科學課程又主要包含在通識課程的思想政治類課程中。
二、弘揚中醫學人文精神的意義
探究中醫學人文精神的淡化，是要弘揚中醫學人文精神。
（一）有益于醫者個人素質提升
弘揚中醫學人文精神，有益于醫者個人素質提升：一方面有利于提升醫者綜合素質，而綜合素質的提升有利于專業素質的發展；另一方面有利于醫者理性面對自身的內心世界，如何為人、做事、面對社會。人們普遍認為中醫學人文精神淡化，是醫患矛盾的原因之一，并因醫方的強勢地位，不太關注醫者自身的壓力、矛盾、困惑。實際上，每位醫療工作者除了是醫方的一員，面對患者，還要面對自身的工作、生活及其他。弘揚中醫學人文精神，醫者追求自身的全面發展，從中體驗到追求真善美的崇高境界，并從靈魂深處獲得幸福。
（二）有益于患方
弘揚中醫學人文精神，信奉“醫乃仁術”信念，讓患者在充滿仁愛之心的醫療環境中，有益于病情的恢復，甚至有利于患者家屬的身心健康。中國自古就把醫學定義為“仁術”，晉代楊泉在《論醫》中寫道，“夫醫者，非仁愛之士不可托也”。唐代名醫孫思邈在《大醫精誠》中提出：“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愿普救含靈之苦”，并要求醫者對病人要不分“貴賤貧富，長幼妍媸，怨親善友，華夷愚智”，做到“普固一等，皆如至親。”“仁愛救人”不僅是中國古代醫學崇尚的精神，也是中醫學人文精神的具體表現。
（三）有益于中醫藥事業發展
從事中醫的醫者，除了對專業技術精益求精，還需學習中醫藥文化，實踐中弘揚中醫學人文精神，推動中醫藥事業發展。張效霞先生曾指出：“研究中醫藥文化，就是以中國哲學、文學、史學為基礎，以中醫典籍、中醫名家、中醫文物、中醫史跡為對象，研究中醫理論與發展規律、中醫名家學術思想、中醫道德觀念、價值取向、行為規范以及名家風范……從而推動中醫藥事業的發展。”[3]
（四）有益于推進醫療衛生制度的改革
人文精神，應當是整個人類文化所體現的最根本的精神，它以崇高的價值理想為核心，以人本身的發展為終極目的。[4]弘揚中醫學人文精神，不僅僅指向醫方，還是全社會的。每個人、每個群體是被現行制度塑造的，又可以塑造制度。當今中國已不是傳統的農業社會，現代中國的健康事業需要中醫藥有新的運行模式，這就需要在推進我國醫療衛生制度的過程中，弘揚中醫學人文精神，合理配置衛生資源，真正實現對人的關愛和尊重，構建和諧社會。
三、扭轉中醫學人文精神淡化的途徑
中醫學人文精神的現實意義，倒逼中醫學人文精神淡化現狀的改變。
（一）拓展中醫學人文精神的內涵
中醫是我國傳統醫學，西醫進入中國后，才稱之為“中醫”。傳統的中醫學人文精神如前所述，“醫乃仁術”是其精髓，“以人為本”、“仁愛救人”、“濟世救人”、“治未病”是其具體表現。進入21世紀，如同傳承中國傳統文化一樣，發展中醫藥事業，也要拓展中醫學人文精神的內涵，在此基礎上，理順科技理性與價值理性的關系，融入科學精神和現代人文精神的核心理念。
（二）加大政府對中醫藥事業的扶持力度
2016年底，我國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法》，有利于保持和發揮中醫藥特色和優勢，對中醫藥事業的發展具有里程碑的意義。鑒于中醫藥的實際弱勢地位，還需各級政府在政策、制度、財政上的大力扶持，協同相關部門及行業支持中醫藥事業，不斷優化發展中醫藥的環境。
（三）倡導中醫學人文精神教育
首先，加強中醫學各層次的國學教育。因國學教育在中國的斷層，許多接受過高等教育的民眾，也未能接受簡單全面而系統的國學教育。中醫學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只有掌握國學精髓，才能更好地傳承中醫藥文化，中醫學人文精神。中醫院校的大學生、教師，醫者及相關人員，都需接受一定的國學教育。其次，中醫院校開設中醫學人文精神的相關課程。當前許多高校的通識課主要是思想政治課程，人文精神教育不完全等于思政教育，還要開設更多的人文類課程。再次，醫者繼續教育中要包含中醫學人文精神培育。醫者經常參加各種培訓，但主要是技能層面。要根據實際情況，將人文精神的不同內容融入繼續教育中。
（四）全面弘揚中醫學人文精神
篇12
meng jun
【abstract】in the history classroom instruction must insist humanism the basic spirit, the class changes now the core value is to the humanism basic spirit development. opens many yuan teaching resources, in can have the life-long significance again through these resources raise to the student, the valuable thing, this is the objective real historical manner, the analysis comparison power of thought that profits from the introspection the self-awareness, comprehensive clear humanities concern. the history is remaining which the humanity moved in the past, along its natural “situation”, the establishment history teaching “the scene”, let the student “experience personally” the study, student’s learning activity had “the practice” on the necessity the nature.
【key words】humanism spirit; course content humanities value pursue; scene; practice teaching
一部人類歷史，也就是一部人類文明進化和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歷史。青少年在學習過程中，通過了解人類文明發展的物質因素和精神因素，從中領悟人類文明的創造力及蘊含的價值取向，感受人文精神的熏陶，在汲取歷史知識的同時進行人格的塑造和培養。
1 歷史教學應該堅持人文主義精神的基本教學思想
1.1 當今的應試教育嚴重扼殺人性：當今的中學教學，唯分為高。分數是老師、學生的命根，分數影響學生升學，分數影響教學成績，分數影響教育干部的升遷，總之，分數成了中學教學的唯一宗旨，其毒害之重，范圍之廣，讓人觸目驚心。應試教育嚴重扼殺人性。就歷史課堂教學而言，可以用“四多四少”來概括。一是多見歷史概念，少見歷史細節。真是的歷史細節才有可能展出鮮活的歷史過程，鮮活的歷史過程才有可能沖擊學生的整個身心。二是多見歷史事件，少見歷史人物，要講歷史人物也只是“宿命”的符號。沒有歷史人物的“歷史”，怎沒可能“見賢而思奇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論語》），怎么能陶冶學生的“人性”呢？三是多見重復記憶，少見分析論證。在這樣的課堂上，歷史不再是一個復雜的、曲折的、立體的、螺旋的過程，只是一大堆單個的，支離破碎的“點”。現在的學生時代，可以毫不夸張的說，就是為考試比名次而活著的時代，這樣的時代怎么可能有自由燦爛的快樂的生活？四是多見教師，少見學生。課堂上絕大多數老師都是講到底，學生的“主體地位”就是聽老師講，至于教材的內容所內含的人文認識價值的東西，老師則大多視而不見。更有甚者，若某個學生因此而問詢之，有些老師含批評學生不知輕重緩急，不知用與無用的區別。當然，這樣的課堂教學不能怪老師，主要是我們時代的悲哀。
1.2 歷史教學應該踐行“人文主義”的基本精神：人文主義最基本的精神，就是以人，尤其是個人的興趣，價值觀和尊嚴作為出發點，將人的天性、快樂、幸福看的高于一切。
作為國家意志的我國本輪新課程改革的核心理念是“以學生的發展為本，發展學生的個性，促進學生和諧發展”，他最關鍵的幾個詞是“普及性，基礎性，發展性，創新精神，實踐能力，自主探究，合作學習生活課程”，這樣的理念，無疑是非常充分、十分豐滿，特別發展了人文主義基本精神于教育的體現和要求。
孔子認為，凡是人都“性相近，習相遠”（《論語》）因此，他挑戰“學在官府”。“學術官府”的歷史傳統，提出“有教無類”的主張，舉辦私學。在他的三千弟子中，今有據可查的絕大部分是出身“貧且賤”看。從“招生”的角度，說明孔子踐行著不分貴賤貧富，人人都可以受教育的人文觀。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他能因材施教，同樣的疑問或要求，對于不同的學生孔子的回答不同。
的教育思想，也是根植于“精神”的基礎之上。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勞動力是“體力與智力的總和”，“包括他們的肉體活動和精神活動”“每個人都無可爭辯地有權全面發展自己的才能”。《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要全面發展，必須體力與腦力協調發展，我們的教育應該使人的才能與品質都得到發展，就必須“培養社會的人的一切屬性”。這一關于人的全面發展、和諧發展的教育思想，后來被蘇聯大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發展為德、智、體、美、勞“五育”并舉，相互獨立，又相互聯系、依存、制約的全面、和諧的教育理論與實踐。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蘇霍姆林斯基認為，學生獲取知識是借助已有知識實現的，獲取知識要有學生自己的積極思考。要使學生在教學中富于積極性，教師就要把課上得生動有趣，就要尊重學生的自尊心，榮譽感，對于那些知識無動于衷的學生，老師要認真的、謹慎的研究具體情況，做到因材施教等等。
尊重學生的人格，發展學生的興趣愛好，根據學生的情況因材施教，這些“人文主義”的基本精神在教育中的基本要求，理應成為我們的教育教學的基本指導思想。
篇13
——One of the Arguments on the Cultural Spirit and Its Modern Value of I Ching Learning
Abstract: The thinking mode by adopting symbols is on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thinking modes. Taking its shape in I Ching， this thinking mode depends on symbols of matter in the course of thinking， takes imagination as a medium， to deduce an abstract conclusion by forced analogy. In essence， characteristic of obscurity and mutually complementing with the whole thinking mode， the thinking mode by symbols is a kind of logic to deduce a conclusion by forced analogy. Correlated to， but different from abstract thinking， thinking in images， thinking by insights， thinking by symbols exerts an indispensable function in the realm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literature， art and so on. Thinking mode by symbols is the extremely valuable part of the cultural spirit of I Ching Learning in modern thinking modes.
Key words: I Ching; adopting symbols； thinking mode； deduction by forced analogy
一
取象思維方式是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之一，這種思維方式是從古至今普遍地被中國人自覺或不自覺運用著的又頗具神秘色彩的一種思維方法，它發展形成于《易經》，是易學文化精神在現代思維方式中極具價值的部分。對此，筆者討論如下：
取象思維方式本文界定為：在思維過程中離不開物象，以想象為媒介，直接比附推論出一個抽象的事理的思維方法。這種思維方法的核心是以具體事物為載體，靠想象去推知抽象事理，其本質是獨具中國特色的一種直接推論的邏輯方法。它起源于原始時代，發展形成于《易經》。
原始人處于人類文明的史前期，他們在長期的生存斗爭中，已經具備了原始的取象思維能力，其思維水平如同孩童一樣，頭腦中只是存有特定的實物的物象，所使用的詞都是他們所接觸的實物符號，在他們的語言中，沒有包括同一性質的物群的種屬詞匯，也沒有表示一般概念的語詞。例如，他們只有這個人、那個人的有所指的概念，而沒有“人”的一般概念；只有不同種的某一棵樹的概念，而沒有“樹”的一般概念。隨著思維的發展，他們逐漸地把某些專用名詞移用到相關的物類，表示物類的共同性質，由此產生了表達取象思維的用語。其特點是語言中尚沒有這個語詞，而找一個與之相近的、在某方面有關的實物表示出來。例如：“像石頭”表示“硬”、“像太陽”表示“熱”、“圓”等等。這里“硬的”、“熱的”、“圓的”等表示抽象的語詞，是從他們印象最深的石頭、太陽這些實物中抽取出來的，這是取象思維的初始階段。
取象思維的初始階段，就已表明人類思維已經進入到了簡單的比附推論的階段。比附推論是取象思維方式的本質特征。這種思維方式在《易經》中得到了發展、完善，使之逐步成為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之一。
《易經》中的卦象是其推測所占之事吉兇的主要依據。如乾為天，坤為地，震為雷，巽為風等等，并試圖以此表現出宇宙萬物的變化，進而揭示出事物的本質。卦爻辭也大多運用取象思維方式來闡釋抽象道理。如《困·六三》爻辭：“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兇。”這是說一個人被石頭絆了一跤，伸手又抓在蒺藜上面，回到家中，又不見了妻子，故筮遇此爻兇。這是把人處坎坷境地，又依靠壞人，必無好結果的抽象道理，寓于對具體事物的表述中，使人由具體的事象聯想到抽象的事理，而有所感悟。
又如《乾》卦寫龍隱龍現。《井》卦寫井谷射鮒。《大壯》卦寫羝羊觸藩等等。通過對“龍”等具體事物的描述，意在闡釋與之有一定相關的抽象事理，即不是為了說明“龍”等具
體事物本身，而是通過對這些具體事物的描述，啟發人們想象，去悟知出一個抽象的事理這種思維方式，就是取象思維方式。
取象思維的本質是一種比附推論的邏輯方法。所謂比附推論是指通過想象，由具體事物直接推知一個抽象事理的邏輯方法。除上述分析外，又如《易經·大過》九二爻辭：“枯楊生 ，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這里將自然界的枯楊生 ，與人間的老夫娶少女聯系起來，取其相似點，進行想象，然后比附推論出“無不利”的結論。意在告訴求卦者，所占問之事將大吉大利。《易經》設卦觀象，通過想象這一媒介，比附推論出“意”，象及卦爻辭是可見的，而“意”是不可見的，不好說清道明的，對那些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內容，人們只要運用取象思維方式便可得到，這正是“得意忘象”、“得意忘形”、“得魚忘筌”的思維秘密所在。所得的“意”便是事理，所忘的“象”、“形”便是所選取的具體事物，而其思維過程是比附推論，思維方式是取象思維。
取象思維方式的主要特征有二：一是與整體思維的互補，二是具有很大的模糊性。
取象思維與整體思維的互補，建構了《易經》的思維框架。《周易》古經，以它特有的表達形式，充分注意到了從整體的角度去認識和把握世界，把人和自然看作是一個互相對應的有機整體，八卦及六十四卦是構成這一整體的基本框架。在這里，人和自然是處在完全統一的結構之中的，這一整體觀與取象思維方式互相補充，也就是說，在取象思維過程中，有整體思維，而整體思維賴以形成的基礎又是取象之辭及卦象和卦的排列組合，而這當中也離不開取象思維。例如《乾》卦，以“龍”為具體取象物，通過龍的“潛”、“見”、“躍”、“飛”、“亢”等不同處境的描述，揭示了事物發生、發展和衰亡的全過程，這里取象思維和整體思維是互補的，缺一不可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所謂“得意忘象”是指“意”盡得而忘“象”；“得魚忘筌”是抓到“魚”而忘“筌”，盡得的要求就是全面、整體地去把握，可見，有而且只有整體思維的互補，才是提高運用取象思維所推知事理可靠程度的根本保證。
取象思維方式的模糊性，是指運用這種思維方式所推知的事理具有很大的歧義性，因為它不具備必要的敘述，以致于見仁見智，公說婆說，甚或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這種模糊性又是因為靠想象這一媒介而造成的。如上述“枯楊生*，”與“老夫得其女妻”之間的所謂聯系，完全是靠想象得來的，靠想象把自然界的反枯為榮現象和社會生活中的“老夫得其女妻”聯系起來，推論出“無不利”，其模糊性可謂大矣。
二
取象思維方式不同于抽象思維方式。因為抽象思維方式是按照概念、判斷、推理等思維形式逐級構建的，也就是在概念的基礎上構成判斷，在判斷的基礎上進行推理。由已知的東西出發推得新的知識，它具有間接性和概括性。如“金屬”、“銅”、“能導電”是三個概念，分別組成(1)金屬能導電，(2)銅是金屬，兩個判斷，再由這兩個判斷組成如下推理：
金屬能導電，
銅是金屬；
所以，銅能導電。
從中可見，抽象思維中前提真實，推理過程合乎規則，就能得出一個必然性的結論。上例的邏輯結構可概括為：“所有M是P，S是M；所以，S是P。”這里“M”一般指稱為“中項”。它在前提中至少要周延一次，這是抽象思維方式得出正確結論的一個必要條件。而這些內容，取象思維方式都不具有，這些是取象思維與抽象思維區別的根本所在。因為取象思維方式的所謂前提是一些具體事象，前提與結論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只能靠想象這一媒介去推知一個事理，沒有論證過程，所以結論不是必然的而是或然的，提高結論的真實性或可靠性，只能靠人們的想象力和悟性。如果說抽象思維方式能訓練人們思維的嚴密性，那么，取象思維方式卻只能提高人們的想象力，培養人們的悟性。
形象思維方式，又稱藝術思維，是文學藝術創作者從觀察生活，吸取創作材料到塑造藝術形象這整個創作過程中所進行的主要的思維活動和思維方式。形象思維要遵循認識的一般規律，也就是通過實踐由感性到理性，逐漸對事物本質進行認識。在這個過程中，形象思維不脫離具體的形象。但必須要舍棄那些純粹偶然的、次要的、表面的東西。作家、藝術家的思維是在對現實生活進行深入觀察、體驗、分析、研究之后，選取并憑借種種具體的感性材料，通過想象、聯想和幻想，伴隨著強烈的感情和鮮明的態度，運用集中概括的方法，塑造完整而富有意義的藝術形象，以表達自己的思想觀點。凡此種種，表明形象思維與取象思維的區別是明顯的。雖然它表面上與取象思維一樣，都有“具體的形象”，也都要“通過想象”等等，但本質上卻不同，主要在于形象思維是不脫離具體的形象，通過想象、聯想和幻想去塑造完整的藝術形象。例如魯迅在談自己創作“阿Q”這個藝術形象時說：“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在中國實在算一件難事，……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覺察，孤寂地姑且將這些寫出，作為在我的眼里所經過的中國的人生。”（金隱銘魯迅小說全編 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383）魯迅先生點明了《阿Q正傳》是“依了自己的覺察”寫出來的，目的是“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這些正如上述一樣，其創作過程運用的正是形象思維方式。從“阿Q”形象的塑造，可以看出魯迅先生對中國社會生活的熟悉程度、理解程度，以及魯迅先生所具有的豐富的藝術修養和創作經驗，所以他能夠舍棄那些純粹偶然的、次要的、表面的東西去塑造出“阿Q”這一完整的藝術形象。而取象思維則不然，它是建立在生活經驗及對具體的事物的感受而生發出來的一種思維活動方式，一種推論的邏輯方法，其“想象”的事物的兩端或有聯系，或無聯系，有的甚至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也就是說，取象思維方式重在通過具體事物，直接比附推論出一個抽象的事理，而形象思維方式主要是通過塑造藝術形象、達到對事物的本質的認識，二者的區別可見一斑。
取象思維方式與頓悟思維方式也有明顯的區別。頓悟思維又稱“靈感”，是指人們在認識某一事物或思考某一問題，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時候，由于某種偶然因素的啟發，答案突然在頭腦中產生，這個思維過程便是頓悟思維。例如阿基米德躺進浴盆的瞬間，看見水溢出水盆而頓悟出浮力原理等。頓悟思維方式的產生及完成過程，必須以思維者具有足夠的思考養料的儲備為前提，方可對某一問題在百思不得其解時而突然有所領悟，否則是“悟”不出什么東西的。
雖然取象思維方式與頓悟思維方式在進行思維活動時都要有想象，都要去悟知，但二者之間的區別主要在于頓悟思維方式的成功運用，能使思維者有所發明或創造，所以，有人將這種思維方式稱為創造型思維。其結果是令人“茅塞頓開”；而取象思維方式運用的結果，不會有什么發明創造，因為取象思維所比附推論出的事理已被事先定在了所取之象的框框之中，雖然它具有很大的模糊性，但仍然有一個范圍，只是人們對它理解的程度不同而已。例如對于“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這句詩，人們可以比附推論到愛情上去，也可直接用到從事教師等職業的人身上，去贊美那些敬業愛崗、勤奮努力的人們，其結果是讓人們心遇神悟，感到妙不可言，所以取象思維方式是一種“體悟”而不是“頓悟”。
取象思維方式與象征之間的關系比較特殊。象征是文藝創作的表現手法之一，指通過某一特定的具體形象，以表現與之相似或相近的概念、思想或感情。如魯迅先生的小說《藥》，結尾用夏瑜墳上的花圈象征革命者的前景和希望。又如楊朔的散文《白楊禮贊》中的“白楊”象征革命根據地的軍民等等。可見，象征一般說來，是在藝術創作中以某一特定的具體現象，表達作者的思想或感情，而“特定的具體形象”的本身，是一個具有特定的內涵和外延的東西，如上例中的“花圈”，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它的含義是特定的，再加上限定“墳上的花圈”，便啟發讀者聯想：這需要有人為紀念來送花圈到墳上，再由“夏瑜”的墳，想到革命者后繼有人，所以說：“夏瑜墳上的花圈”象征著“革命者的前景和希望”。這個解釋，說明象征要放到具體的作品中去，聯系作品的主題，讓讀者把握其象征手法。離開具體作品，單獨一個命題也可運用象征這個語詞，如“長城象征著中華民族”等等。這樣明說的“象征”沒有歧義，因而能得到人們的共識。象征雖然是一種藝術表現手法，但其發生的思維方式的支點，我們認為是取象思維方式。因為象征的過程中具有“具體物象”并“靠想象”、“比附推論”出一個結論來等要素，而這些恰是取象思維方式的主要特征，從這點出發，我們認為象征是取象思維方式的一種特殊的表現形式。
三
取象思維方式反映了中國人善于含蓄、委婉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及其對客觀事理闡釋的思維特點。這種思維方式，充溢著中國人對朦朦朧朧的美感的偏愛，在中國古代哲學、天文學、農學、醫學、建筑學、文學藝術等領域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甚至在今天仍然影響著接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的各民族人民的思維方式。這是易學文化精神及其在現代極具價值的重要部分。限于篇幅，本文僅舉古詩當中和現代語言中運用取象思維的例子，說明如下：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
三歲貫女，莫我肯顧。(《詩經·碩鼠》)
這首詩根據碩鼠不勞而獲的屬性，通過想象，以藝術形式比附推論出剝削者如同碩鼠，不勞而獲，貪得無厭的可鄙形象。
又如李商隱《無題》中的兩句詩：“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這是千百年來被人們公認的詠唱愛情的佳句。欣賞這句詩的難點在于“春蠶”、“蠟炬”、“吐絲”、“成灰”，與愛情的關系，可以說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但人們通過想象，能得出“到死絲方盡”，“成灰淚始干”似乎與愛情的生發、相戀時的情境，亦或某些心愿等等有相似的地方，讓人們比附推論出結論：我愛你到永遠。
取象思維方式在現代詩文中也多有運用，如大家熟知的：“濤聲依舊，不見當初的夜晚，……這張舊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這里的“舊船票”、“你的客船”所蘊含的深意，只能從取象思維方式這個角度去分析，去解讀，才可體悟出其妙來。
現代語言中的“腳上的泡是自己走出來的”，其中“腳上的泡”與“自己的過失”根本沒有必然的聯系，但靠想象，卻能比附推論出：“自己的過失是自己造成的”這一結論。這句話可用在責己、責他等場合，并顯得溫情、委婉、含蓄。其他如：
(1)黑貓、白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
(2)卸磨殺驢，過河拆橋。
(3)一針不縫，十針難補。
(4)燒香找不到廟門。
(5)不給馬吃草，卻讓馬兒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