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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其目的是為了維護本國利益（如保持本國國際貿易競爭力、維護本國經濟內外部平衡等）。當全球市場對人民幣升值預期高漲之時，2014年以來我國人民幣匯率（美元兌人民幣）從1月份的1∶6.0665下降到了10月份的1∶6.1168，這是自2005年以來人民幣的首次大幅貶值，也預示著人民幣單邊升值走勢結束。縱觀整體，人民幣匯率走低的主要原因有兩方面。第一，人口老齡化現狀催生經濟狀況。我國已經開始步入老齡化社會，從而導致國內真實儲蓄率邊際遞減。第二，涌入中國熱錢過多，對外部融資的依賴強度增大。國外熱錢涌入中國主要是對人民幣抱持升值預期。一旦貶值苗頭出現，熱錢會迅速撤離，從而影響整個國內經濟走勢。雖然本次人民幣匯率短期回落，但是也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我國經濟利好走勢中的發展隱患。例如，2013年外資銀行在華債權共計1萬億美元，該數據和我國經濟發展現狀折射出兩個信號：其一，目前涌入我國的熱錢更多是國內經濟實體的隱性外債；其二，我國信貸增長和經濟穩定增長過分依賴熱錢。由此可見，如果人民幣貶值不可控，資金外流現象將會一發不可收拾，國內的公司債和地方債也會迎來兌付高峰，信用違約問題將會把我國經濟推向一個更加難以控制的局面。
（二）貨幣政策調節無法得到預期效果人民幣
在國際市場的大量流通會影響我國央行貨幣政策實施的有效性。從經濟學角度上來講，央行上調基準利率實施緊縮的貨幣政策，主要是為了收緊市場，減少人民幣在市場上的流動。但是這樣也會直接導致為了追求更高回報，全球人民幣流入中國，從而導致貨幣供應量增加，預期效果勢必會大打折扣。除此之外，央行在管理和監控海外人民幣流通過程中問題很多，如販毒、走私等利用人民幣工具的非法活動等，不僅會阻撓我國相關部門對洗錢活動的追查，更會增加我國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
二、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對策及前景
（一）維護金融安全
穩定我國宏觀經濟人民幣想要變成國際貨幣，最根本的就是人民幣自身的保值性，這就需要我國整個宏觀經濟大環境穩定。第一，加強金融監管，進一步推進金融監管體制改革。需要全面考慮金融監管和貨幣政策、銀行、證券與保險監管之間的關系，對于實際中分業經營一定程度上已經被打破的情況，在現行分業監管框架下強化央行的協調職責和主導作用，理順央行與其他金融監管機構的分工協作關系。需要注意的是，要能夠在現有監督機制的基礎上，逐步融合功能性監督的理念，尤其是針對創新性金融業務，必須要強化監督管理能力，甚至在未來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考慮建立金融風險監督委員會，并實現金融業統一化、規范化監管。第二，謹慎推動金融自由化。我國人民幣匯率單邊升值神話已經打破，要充分重視人民幣升值預期逆轉、國際資金外逃引發嚴重流動性不足、金融危機或者經濟衰退的可能性。尤其在金融開放方面，資本項目開放不宜過快，延緩經濟泡沫生成和破滅的速度，減輕經濟發展的沖擊，以防范人民幣出現強烈貶值的預期。第三，控制通貨膨脹的幅度。通貨膨脹幅度過高會不斷侵蝕人們的個人收入、惡化我國的投資環境，并將社會財富更多地轉移到壟斷集團的手中，破壞經濟穩健發展的基礎，從而使人民幣貶值或者產生貶值預期，進而影響社會資源的合理化配置，引發金融動蕩。
（二）實現人民幣升值或貶值可控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需要繼續吸引外部融資，這就要實現人民幣升值或貶值可控，以避免人民幣匯率的邊際利差過低，減少資金外流風險產生。第一，提高對經濟減速的容忍度。推動利匯率市場化改革，讓人民幣利匯率真正發揮杠桿作用，實現資金的效益最大化。第二，均衡發展跨境人民幣業務。目前人民幣跨境結算的區域主要集中在東南亞地區，在歐盟、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比例并不高。由此可見，人民幣結算的國際輻射比較有限，需要有關部門積極拓展空白市場，逐步實現人民幣結算范圍的擴大化、全球化。第三，改善境外人民幣回流機制。央行應與相關部門協調（發改委、商務部、證交所、商業銀行等）共同維護資金池運行，設定資金池蓄存量限額，建立并完善人民幣回流統計監測體系，實現我國央行與國外央行的信息交換機制建設，將回流人民幣資金作為變量予以高度關注。
篇2
我們運用貿易特化系數(TSC,Trade Specialization Coefficient)這一指標來衡量和分析中國對外貿易結構的變動趨勢。本文中的對外貿易結構指的是對外貿易的商品結構,即各類進出口商品占全部貿易額的比例。貿易特化系數是一國某種/類貿易產品的凈出口額與其進出口總額之比,其計算公式為:TSC=(XM)/(X+M),-11。
一般說來,當TSC指標值越接近一1時,表明貿易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比較優勢越低,當TSC指標值越接近1時,則表明貿易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比較優勢越高,當TSC指標值接近零時,貿易產品的競爭優勢則比較均衡。如果一個地區的高級貿易部門的貿易特化系數呈上升趨勢,而低級貿易部門的貿易特化系數呈下降趨勢,那么可以認為該地區貿易結構呈優化趨勢。
研究表明,我國貿易結構總體上呈現不斷優化的趨勢,全部進出口商品的TSC從1996年的0.04上升到2008年的0.12,累計增加了0.08,特別是工業制品貿易特化系數大幅上升, TSC從1996年的0.06上升到2008年的0.27,累計增加了0.21,顯示出工業制品競爭優勢出現了較大的改觀,對整體貿易結構貢獻較大。同時,工業品自身的貿易結構也顯著改善,勞動密集型商品的貿易特化系數穩中有升,1996-2008年間TSC累計增加了0.13,保持了較高的競爭力。而隨著我國科學技術水平的顯著上升,資本技術密集型商品競爭力不斷增強,1996-2008年間TSC累計增加了0.4,對我國貿易結構的改善貢獻不斷加大。
二、我國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變動分析
有效匯率分為名義有效匯率和實際有效匯率,它的變動反映出一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價格競爭力的變化。一國的名義有效匯率是指,以一國對外貿易伙伴國與該國的貿易額在該國對外貿易總額中的比重為權數,將各貿易伙伴國的名義匯率進行加權平均而得到的匯率指數;實際有效匯率是指名義有效匯率扣除通貨膨脹的影響后所得的匯率指數。實際有效匯率的上升表明匯率升值,匯率變動對一國產品的對外價格競爭力產生不利影響,反之則表示匯率貶值,匯率變動對一國產品的對外價格競爭力產生有利影響。本文所使用的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數據來自國際清算銀行(BIS)的月度有效匯率指數,并通過幾何平均加權法計算年度指數。研究表明,我國人民幣有效匯率呈上升態勢,而且波動幅度較大,實際有效匯率指數和名義有效匯率指數走勢基本相似,特別是自2005年匯率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升值趨勢明顯,升值幅度不斷加大,2008年比2005年升值了22.56%,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傾向日益顯著,匯率波動和走勢更多地體現各種市場因素的綜合作用。
三、匯率變動對我國貿易結構影響的實證分析
篇3
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經濟低迷、蕭條，許多西方國家面臨著通貨緊縮的巨大壓力。與一些發達國家情況正好相反的是，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國際收支的雙順差和不斷增加的巨額外匯儲備成為推動人民幣升值的直接原因。以美國和日本為首的西方國家認為中國的出口商以“不公平的低價”搶奪世界市場，因此要逼迫人民幣升值，并進而將這一經濟問題轉變為政治責難，向中國施加壓力。在國內外復雜的經濟與政治形式下，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主要來自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外因
1.日本叫囂。2002年12月2日，日本副財相黑田東彥及其副手河合正弘在英國《金融時報上》發表署名為《全球性通貨再膨脹正當其時》的文章；2002年2月22日，日本財務大臣鹽川正十郎在OECD七國集團會議上向其他六國提交通過提案，要求逼迫人民幣升值，這是該組織自成立以來第一次公開討論成員國以外的經濟問題。2003年3月2日，《日本經濟新聞》發表文章稱“中國向亞洲國際輸出了通貨緊縮”。日本政府認為中國向全球特別是亞洲國家輸出了通貨緊縮，這是日本要求人民幣升值的主要原因。由于中國出口急劇增長，國內物價水平下降，以及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導致國際市場上廉價商品的供應能力大大增加，導致日本國內物價下跌，同時日本總需求的不足，引起物價的進一步下降，從而發生通貨緊縮的危險，中國正在向保口日本在內的全世界輸出通貨緊縮。日本政府認為，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有責任為穩定世界經濟作出貢獻，也符合起自身利益，如果中國政府不能嚴格限制出口，那么為了扭轉國內通貨緊縮局勢，應該采取擴張型的貨幣政策，或者是讓人民幣升值。
2.美國施壓。2003年6月起，人民幣升值的主要外部壓力從日本轉向了美國。2003年6月合7月美國財政部長JohnSnow和美聯儲主席AlanGreenspan先后公開發表談話，希望人民幣選擇更具彈性的匯率制度，認為盯住匯率制度最終會損害到中國經濟。隨后美國的商務部長、勞動部長也發表了類似的觀點。此外，美國的一些利益集團，以健全美元聯盟為代表，在要求人民幣重估方面表現最為積極，美國方面有關情緒隨著斯諾9月的訪華而達到，這次訪問也被稱為“匯率之行”。美國方面希望人民幣升值的主要理由是中國的貨幣操縱造成了美國嚴重的制造業失業問題。他們認為，中國、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為了獲得巨大的出口競爭優勢，故意操縱貨幣的匯率，尤其是中國人民幣存在著嚴重的低估現象。正是這一現象使美國的制造業發展出現萎縮，企業大量倒閉，帶來了嚴重的失業現象，到2003年6月美國的失業率已經達到了6.4％，其中90％的失業使制造業的失業，而且美國兌中國的貿易赤字在過去紀念里也大幅增加，中國由此累積了巨額的外匯儲備，到2004年底已經達到了6099億美元。所以說，中國需要為美國的經濟下滑和失業增多負責，美國政府必須給中國政府施加更大的壓力，來督促人民幣升值。
（二）內因
1.實際有效匯率。據IMF估算,2002年人民幣相對于其他主要貿易伙伴的名義有效匯率下降了6%,而根據胡祖六(2003)的測算,從2002年2月美元從其匯率的最高點貶值到2003年6月,人民幣的實際有效匯率已經下降了11%。自1994年中國實施匯率制度重大改革以來,根據國際組織的測算結果,人民幣一直存在低估的問題。1980至1997年我國GDP年均增長率達9.98%,1998至2004年,盡管先后受到了東南亞金融危機、美日歐三大經濟體同時陷于衰退及非典的影響,但中國經濟仍然保持著7%到9%的高速增長。這無論是與同期發達國家比較,還是同發展中國家相比,都是領先的。中國經濟的穩定快速增長與世界經濟的低迷形成鮮明對比。這就表明人民幣有升值的趨勢。
2.購買力平價。“購買力平價”理論是一種重要的匯率決定理論。該理論認為,購買力平價(PPP),指一定時期內兩種貨幣的匯率是由兩種貨幣在本國國內所能購買的商品與勞務的數量來決定的。也就是說本國貨幣與外國貨幣的交換,實質上是本國貨幣和外國貨幣購買力的交換,長期均衡匯率是由本國貨幣與外國貨幣的購買力對比決定的。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的《人類發展報告》顯示,2005年中國人均GDP按名義匯率計算為1352美元,但若按購買力平價方法折算則為5791美元,即名義匯率比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民幣匯率低估4.06倍。一般來說,購買力平價的計算僅涉及到可貿易商品,并且沒有考慮產品和服務質量的差異,因而容易高估發展中國家的幣值。但是,人民幣幣值即使沒有UNDP估算的那樣高,也不至于像現行的匯率那樣低。
3.國際收支。“國際收支決定論”認為,一國的國際收支狀況是影響匯率最直接的因素之一。當一國有較大的國際收支逆差時,對外匯的需求大于外匯的供給,本幣對外貶值;反之則會造成本幣升值。從國際收支狀況看,我國的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收支從1994年人民幣匯率并軌以來一直維持較大的順差。特別是近幾年,我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資本流入國,每年FDI高達500億美元左右。這種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的狀況使得我國近年來的外匯儲備節節上升,已經超過了滿足正常支付所需的儲備水平。所以,根據國際收支狀況,人民幣也會產生升值趨勢。
二、人民幣升值對我國經濟的綜合影響
（一）對外貿的影響。人們普遍認為,人民幣升值會擴大進口,限制出口,不利于國際貿易收支。因為人民幣升值以后,等量人民幣與從前相比,可兌換更多的外幣。對進口商來說,購買等量的進口商品需要支付的人民幣較以往更少,因此有擴大進口的需求。但對出口商而言,若商品以原先的價格在國際市場上出售,所得到的外匯換得的人民幣要比從前少,利潤將會減少;若以略高的價格出售以保證利潤,則減弱了出口產品的競爭力,無論哪種情況,都不利于出口商,因而出口將受限制。長期以往,即會出現貿易逆差。但事實上,由于近年來我國積極鼓勵加工貿易的發展,加工貿易已逐漸超過一般貿易,成為我國主要的貿易方式。加工貿易的特點是“大進大出”——增加出口的同時增加進口,人民幣升值雖然會有損最終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但卻能提高進口原材料的購買力,由此可從一定程度上彌補人民幣升值對出口的不利因素。此外,出口彈性系數也改變了本幣升值給我國貿易收支帶來的影響。在目前的學術研究中,多數學者認同我國出口商品的需求價格彈性遠小于1,即我們出口商品價格提高的幅度會超過出口商品數量減少的幅度,因此,雖然出口產品的數量有所減少,但價格上的彌補使得出口的總額反而會提高。由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的04、05、06的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顯示:近三年來,我國的貿易收支,無論是進口還是出口,規模都在擴大,而出口規模擴大的幅度大于進口,我國一直處于貿易順差狀況,且順差額不斷增大。由此推斷,人民幣升值短期內并不會改變我國貿易順差的現狀,更不會造成我國嚴重的貿易逆差。
（二）對就業的影響。人民幣升值對居民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物價與就業的影響上。從短期來看,人民幣升值后,我國商品出口競爭力減弱,出口產品的數量有所減少,在各出口企業生產能力不變的情況下,原本打算出口的產品囤積到國內市場,由此出現國內市場上,商品供大于求、物價下降的局面。此外,人民幣升值也直接反應為購買進口商品的價格下跌,鑒于此,國內同類或相似商品為增加自身的競爭力也調整價格,致使國內商品價格下跌。所以,人民幣升值會使得國內的商品物價下降,進一步還可能導致潛在的通貨緊縮效應。從長期看來,我國對進口需求的增加導致國際市場上供求關系的改變,使得國際市場的價格提高,從而又帶動了我國國內物價上漲。目前,受市場供給、國際價格等其他方面因素的影響,我國的物價一直處于溫和上漲狀態,因此出現通貨緊縮效應的可能性不大。在就業方面,人民幣升值后,一方面,勞務輸出減少,國內勞動力資源增多。另一方面,短期內,國內市場商品供大于求,企業為爭取優勢,可能裁員、縮小企業規模以保持競爭力,因此,國內就業形勢嚴峻,尤其是對勞動密集型產業,失業形勢較為嚴峻。所幸,目前我國人民幣升值的幅度不大,就業形勢總體良好,城鎮失業水平控制在4.6%之內。
（三）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人民幣升值將增加外商的投資成本。外商投資企業投資是以貨幣、實物及其它無形資產等形式投資的。人民幣的升值,以美元為股本金的外商投資企業,兌換人民幣的能力會減少,也就是外商投資的成本會隨著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投資的競爭力。但是,外商投資成本的增加,對于特定的項目來講,原來額定的投資規模所需的資金將不足,如果繼續實施該項目,會促使外商增資,擴大其投資規模。人民幣的升值會加速企業利潤分配和再投資,不利于現有外企發展。人民幣的升值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民幣的國際競爭力,因此外商將會加速企業利潤分配,提高可分配利潤的匯出比例,據被調查的外商投資企業反映,自7月21日人民幣升值2%后,將利潤及時匯出,要比升值前多獲得2%的外幣。同時促使外商決策、實施新的投資方案,不利于現有外商投資企業擴大生產規模。邯鄲轄區8-12月利潤再投資10621萬元人民幣,占全年再投資的79%,而去年同期為零。如河北文豐鋼鐵有限公司,是2002年注冊成立的外商合資企業,該公司的外方柬埔寨榮豐投資有限公司,在2005年10月12日將2003年和2004年利潤所得9900萬元人民幣,再投資到唐山中厚板材有限公司。因此，人民幣的升值會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外商的直接投資。
三、對策與建議
從短期來看，為了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可以考慮采取以下有效政策：進一步提高企業和個人持匯量；適當增加進口；適當下調存款利率；同國際社會多溝通交流以達成共識。從長遠來看，逐步放松資本項目外匯管制，建立一個符合我國國情的、有效的、靈活的匯率形成機制，最終實現包括資本項目可兌換在內的人民幣自由兌換，是我國外匯制度的長遠目標。但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應從中國實際出發，根據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客觀要求來安排，循序漸進。
首先，需要完善人民幣完全自由兌換所需要的市場條件和制度安排。胡祖六博士主張要使人民幣逐步向有彈性的匯率制度過渡，銀行利率和貨幣體系應該分開，利率市場化；要加快銀行的改革步伐，提高銀行自身內部的風險管理能力；進一步進行金融改革，加強監管；大力發展金融外匯市場，進一步理順供求關系，穩步推進人民幣比可兌換進程，不斷提高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程度。同時，著力培育人民幣遠期和期貨交易市場，大力發展匯率風險規避工具，增加企業應對外匯波動的手段。
其次，人民幣不可能直接選擇完全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可以考慮先逐步擴大匯率的浮動幅度，根據出口、國際資本的流動形勢，采取更具靈活性的調整措施。但需要保持相對平穩的貨幣政策，使相應的靈活性建立在整體平穩的基礎上。
最后，要加強同國際社會的進一步合作。在世界經濟、金融日益融合的今天，一國的匯率政策不再是孤立作用的，而是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各國之間的匯率政策就像是一場博弈，如果各國相互之間能進行良性協商，各國的利益才有最大化的可能。只有增加區域內和區域間的多邊合作，才能增強防范金融風險的能力，才能在世界貨幣體系的演變中更好地發揮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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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在人民幣匯率的討論中，人民幣均衡匯率水平一直是焦點話題之一。它是人民幣匯率水平被高估還是低估，低估多少的論證基礎，也是支持升值和反對升值論的論證基礎。國內不少學者試圖運用多種方法建立實證模型，來建立人民幣均衡匯率和實際匯率的判斷基礎。張斌認為均衡匯率水平是同時滿足了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時的匯率水平。他用非貿易品供給和需求均衡的方程以及中長期自主性國際收支均衡作為外部均衡，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人民幣均衡匯率模型。他的研究結果支持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自2002年以來被低估，并認為中長期內人民幣升值在所難免（張斌2003）。秦宛順等人運用中國貿易條件、貿易差額和外匯儲備變化等因素驗證了中國人民幣實際匯率有升值壓力。他們建議，在保持名義匯率基本穩定的前提下，應允許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有一定幅度升值（秦宛順等，2004）。但是也有學者持人民幣不存在被低估的結論，認為東南亞金融危機以來，人民幣實際上升值，中國出口主要依靠退稅維持增長，到2002年，這一數額已高達2000多億元，成為沉重的財政負擔。這實際上意味著，如果沒有這些出口退稅，中國相當一部分出口企業早已處于嚴重虧損甚至倒閉境地，據此，人民幣就應當貶值（王國剛，2003）。
在探索人民幣均衡匯率水平的討論中，也有人試圖通過購買力平價來判斷名義人民幣匯率的低估。由于簡單的購買力平價模型直接比較兩國的物價水平，而物價水平受該國人均收入水平及物價體系的影響頗大，難以簡單用來作為均衡匯率的依據。“有人試圖建立多國模型（張曉樸，2003），也有人試圖將其他因素作為修正系數用來修正購買力平價模型，如用貨幣需求模型加以修正，并以此作為理論上人民幣的均衡匯率水平（惠曉峰等，1999）。不過，也有學者認為發達國家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匯率理論，多數對人民幣用不上。由于中國與美國的經濟發展程度、經濟結構和消費結構差異甚大，無法找到適合兩國籃子的商品，從而按一價定律計算出平價。加上兩國的稅收、價格、福利、補貼政策差異很大，因此，計算人民幣對美元的絕對購買力平價，會有許多數值，從1美元等于0.5元人民幣到5元，難以令人信服，不能作為衡量人民幣匯率的依據。中國與美國的物價指數可比性不強，各有大量”非貿易品“對匯率無直接影響。因此，相對購買力平價也不能作為匯率中、短期調整的依據。（陳建梁，2000）
筆者認為，在缺乏一個有效率的外匯市場的條件下，我們無法準確評估由所謂均衡匯率所決定的名義匯率的高或低。盡管理論模型有其指導價值，但我國目前存在的外匯市場是在資本項目未開放條件下建立的市場，甚至經常項目的外匯收支也仍然存在較多的限制條件，因此，這些理論模型的運用存在著先天的不足。在資本流動對匯率影響越來越大的今天，僅靠經常項目的收支狀況來判斷一國貨幣匯率水平是否低估顯然是非常片面的。而根據外匯儲備的增減狀況來判斷匯率水平的高低，也同樣存在明顯的偏差。比如，外匯儲備第一大國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日元對美元大幅度升值后，國際收支仍然長期保持順差，外匯儲備仍然不斷增加。日元由]美元兌換260日元升至110日元，很難再認為日元仍然繼續被低估。（o因此，依據國際收支狀況和外匯儲備的增減來判斷貨幣匯率的高低，說服力也不夠。所以，在目前的市場條件下，筆者只贊成現行人民幣匯率水平是否對我國經濟發展有利的判斷標準，而不贊成高估低估之說。
二、兩極化和中間匯率之爭
在人民幣匯率的討論中，國際匯率體系的發展趨勢也是人民幣匯率是否應該繼續維持釘住美元的國際宏觀背景，常常被一些分析所引證。—些國外學者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對國際匯率進行了考察，尤其是對危機國家匯率制度的改變考察后認為，各國的匯率制度有向兩極發展的趨勢，即要么實行貨幣局一類的固定匯率制，要么放棄釘住而改為浮動匯率制。持這一觀點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艾肯格林等（EichengreenandHausmann，1999）、費雪（Fischer，2001）和愛德華茲（Edwards，2001）等人。國內學者在論證人民幣應該放棄僵滯型的釘住美元，實行有管理的浮動時，或多或少都受匯率制度“兩極化”的影響。如王學武（2000）丁建平（2002）等人都認為人民幣匯率的改革應考慮這一國際匯率制度發展趨勢。
但是，國際學術界對匯率兩極論遠非持該觀點的人所宜稱的那樣是一個共識，對兩極論表示懷疑的也大有人在。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的研究就證明兩極論缺乏實證根據。據卡沃等人（CalvoandReinhart，2002）的研究，很多名義上實行了浮動或管理浮動的國家，實際上并未真正實行浮動，它們仍然在不同程度上釘住美元或歐元，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具有“害怕浮動”的傾向。最近羅高夫等人（Rogoff等，2003）的研究也證明匯率兩極化判斷并無根據，處于中間的匯率制度，即保持穩定又有一定彈性的匯率制度仍有很強的生命力，而且對發展中國家有利。國內認為兩極匯率不適合中國學者也不在少數。張斌認為，中國匯率制度選擇的多重目標決定了中國經濟在轉軌時期采取相對靈活的中間匯率制度。同時，客觀的經濟條件也不允許中國采取完全浮動或者是嚴格固定匯率制度（張斌，1999）。張靜等人的研究也認為世界上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實行的是中間匯率制度，在中國目前的經濟條件下，選擇一種適宜的中間匯率制度是最符合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張靜、汪壽陽，2004）。
筆者認為，匯率制度選擇兩極化即便曾在東南亞金融危機后出現過，也是一種暫時的現象，它并不是一種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受金融危機沖擊之后實行了有管理的浮動并不能證明兩極化的觀點，因為他們當中有很多又在金融形勢穩定后回歸到事實上的釘住匯率制或爬行釘住。固定匯率制國家增多是參加區域貨幣聯盟的國家增加了，他們由于無法單獨維持匯率穩定才加入了區域貨幣聯盟。根據IMF的最新統計，在187個成員中，實行獨立浮動為40個，有管理浮動的為43個，參加貨幣聯盟為40個、實行貨幣局制度為8個，傳統釘住匯率制的為40個，實行水平區間釘住、爬行釘住、爬行區間的各為5個。也就是說，如果將獨立浮動和貨幣聯盟以及貨幣局看作是兩極的話，那么多數國家仍處于中間地帶。另據羅高夫等人（Rogoff，2003）的研究，在實踐中真正實行釘住或有限彈性匯率制度的國家約占成員國總數60%，實行管理浮動或浮動的只有40%.在發達國家中，由于歐元區國家被算作實行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的比重只有40%.發展中國家中實行浮動匯率制的只有30%，約70%實行的是釘住或有限的彈性匯率制度。只有新興工業化國家相反，約60%選擇了浮動或管理浮動制。而且，近兩年有不少經歷危機沖擊后實行了浮動匯率制的發展中國家又回歸到了相對穩定的釘住匯率制。因此，兩極化匯率制度并不能作為國際匯率制度發展的新特征，筆者倒是認為兼顧匯率穩定和靈活性才是全球匯率體系發展的新特征。不同程度穩定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中間匯率制度，如水平區間釘住、爬行釘住、爬行區間等仍將具有生命力。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也應該是在保持穩定的同時，逐漸增加靈活性，而不是簡單地向浮動匯率過渡。
三、浮動和釘住，孰優孰劣
在有關人民幣匯率的討論中，除了人民幣需要不需要升值的爭論外，人民幣是否應該浮動恐怕是爭論得的最多的問題之一。教科書上對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制的優缺點有著全面的分析論證，但匯率制度的選擇歸根到底是在靈活性和穩定性之間作選擇，浮動匯率提供了宏觀調節上的靈活性，可以使貨幣當局調節外部經濟失衡的成本降低，享有較大的國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固定匯率則提供了穩定的微觀國際金融環境，使企業等經濟主體從事國際經濟活動的成本降低，有利于開展國際經濟活動。各類教科書上關于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優缺點的分析都可以歸結到上述這個根本性的孰優孰劣的判斷上。這樣，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只有少數發達國家實行的是浮動匯率制，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選擇了釘住或爬行釘住等變相的固定匯率制。
發展中國家為什么傾向于實行穩定的匯率制度？筆者認為，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微觀經濟主體通常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不強，缺乏應對匯率風險的能力；發展中國家政府為了保證國際貿易和投資的順利發展，就有必要通過固定匯率制為企業提供穩定的金融環境，降低他們的交易成本。當然，這樣做也有成本，即當外部經濟活動失衡時，實行固定匯率制的國家要付出比較高的調節成本，如果調節不當或嚴重滯后，可能會引發危機。但是，只要匯率穩定所產生的收益足夠大，這種調節成本和風險并不能讓其放棄穩定的釘住匯率制。另外，多數發展中國家宏觀經濟狀況都不夠穩定，浮動匯率制使它們的貨幣對外價值處于不斷的波動之中，這比較容易引起貨幣替換，嚴重的還會出現事實上的美元化現象。這也是多數國家在政治上難以接受的。
雖然中國的宏觀經濟環境與很多發展中國家不一樣，但企業缺乏應對匯率波動的意識和能力是一種客觀存在。當然浮動匯率論會爭論說，如果不創造客觀環境來培育企業的這種意識和能力，情況永遠也不會改變。所以，筆者認為應該逐漸地改變匯率干預的僵滯狀況，但過渡到浮動匯率制需要有一個比較長的過程。
基于這樣的前提，人民幣匯率制度不宜迅速地過渡到管理浮動，而是應該選擇爬行釘住或區間內的爬行釘住。從目前世界上各國所實行的匯率種類看，爬行釘住是僅次于傳統釘住的穩定型匯率制度，但靈活性又比傳統釘住制要高。管理浮動是僅次于單獨浮動的浮動匯率制，屬于非穩定性的匯率制度。當然，管理力度可以因管理當局的選擇而變化，但這一制度一般不對市場上發生的主要動蕩進行干預，這顯然與人民幣需要保持基本穩定的目標不符。
也有不少學者提議人民幣實行一攬子貨幣釘住（卜永祥，2003），這在理論上應該是正確的，它能夠滿足人民幣匯率保持基本穩定的要求。但是，在實踐中，釘住的貨幣籃子的確定和權重的選擇都會使釘住的水平發生很大的波動，而這種波動對經濟的影響并不能保證都是積極的。另外，釘住一攬子貨幣的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的波動是被動的，受籃子內貨幣匯率波動的影響。當籃子內貨幣之間匯率發生較大幅度變動時，人民幣釘住一攬子貨幣的匯率波動幅度要大于爬行波動的幅度，這在人民幣由剛性釘住向有一定彈性釘住的制度過渡時，也不是一種較理想的狀態。筆者認為，釘住一攬子貨幣制度應該成為爬行釘住制實行了一段時間以后的第二過渡階段。
也有學者建議人民幣實行匯率目標區制度（李揚，2003），這與爬行釘住的建議比較接近。但是，如果目標區確定的不合適，在短期內匯率有可能一下子就達到目標區的上下限，并在以后的較長時間內在這個新的上限或下限上形成事實上的新釘住匯率，除非過了不久，又得重新確定新的目標區。所以筆者認為，在匯率變動的壓力積聚了較長的時間或比較大以后，由釘住匯率制過渡到稍有彈性的爬行釘住比較合適。如果在爬行的基礎上再確定一個爬行的區間，應該也是比較好的選擇，但它與一般所說的匯率目標區已經有了較大的區別。一般意義上的匯率目標區是讓匯率在目標區內浮動，達到上下限后再干預，它在短期內浮動的幅度比爬行浮動要大的多。
爬行釘住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它可以使貨幣管理當局比較靈活地確定爬行的幅度和干預的力度，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同時也向經濟主體傳遞可接受的匯率變動信息，使經濟主體逐漸樹立匯率波動的風險意識，并采取措施來管理匯率風險，為今后逐步擴大匯率的市場程度奠定基礎。考慮到我國利率市場化的改革還在進行中，伴隨著資本市場開放程度的擴大，利率平價機制對匯率的影響會逐漸顯現，爬行釘住也可以比較好地適應這一轉軌所帶來的影響。因為市場化程度不高的利率水平難免會與國際利率水平發生差異，資本市場的逐漸放松管制會使套利行為逐漸增加，如果匯率剛性釘住，套利的風險極低，爬行釘住可以增加套利的成本，對套利產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同時又會避免因套利產生的匯率大幅度波動。
當然，對爬行的區間應該設定多大，每日、每周、以及月度年度可以波動的幅度以多大為宜，這都需要根據一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和經濟發展目標采調整和確定，以不引起經濟震蕩和不影響對外經濟活動為宜。
有不少贊成浮動匯率的觀點都會提到匯率僵滯會導致投機者的沖擊，進而引發金融危機，而浮動匯率可以有效地避免由投機沖擊引發的貨幣危機。筆者認為，發展中國家貨幣匯率的穩定對其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匯率穩定作為政策目標并無過錯。一些國家之所以發生金融危機，是在匯率穩定的機制上出了問題。但這并不證明浮動匯率制是發展中國家的必然選擇，因為匯率的頻繁波動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同樣要付出高昂的代價，如進出口受抑、經濟活動受干擾、乃至出現貨幣替代現象等。伴隨著資本市場的開放，發展中國家穩定匯率的機制需要改善，外匯市場干預必須與整個貨幣政策更緊密地相聯系，利率和通貨膨脹率將變得更敏感，需與外部保持相對的均衡。正是基于這樣的一種分析，筆者建議，貨幣當局在選擇匯率制度以及調整匯率水平時，必須注意匯率政策與其他政策的協調，注意國內經濟均衡與外部均衡的關系。
四、“三元悖論”與匯率穩定
贊成人民幣迅速過度到浮動匯率的一個理論根據是西方經濟學理論所推導的在匯率穩定、資本自由流動和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大三角之間只能選取兩者的結論。由于克魯格曼在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基礎上比較系統地論述過三者之間的關系，并提出了“Trilemma”概念，故也被成為“蒙代爾—克魯格曼三元悖論”。它使得不少學者相信資本項目開放以后，只能放棄匯率穩定而采取浮動匯率制。因為人民幣的自由兌換和資本項目的開放已經被明確地定為我國金融開放目標之一。就目前而言，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是建立在我國資本項目尚未開放的基礎上的。
筆者認為，上述理論的前提是資本項目開放后資本完全自由流動，不再受政府控制。但是資本市場的開放不等于資本流動的完全自由化，有管理和有規則的開放，抑制投機資本的流動，適當管制居民的外匯資本交易可以與人民幣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并行不悖。拉美和東亞國家的實踐已經證明，缺乏有效的監管和失當的自由化，會給國際投機者提供興風作浪的機會，放大金融體系內原有的風險，而外部投機者所引發的羊群效應擴展至國內投資者，將會使資本市場出現嚴重扭曲并導致難以控制的金融危機。因此對國際投機性資本流動進行控制并不意味著否定資本市場開放，適當管制居民的外匯資本交易也不影響資本市場開放所帶來的積極效應。資本市場開放后仍然可以而且應該進行適當的資本流動管理，而且，如果獨立的貨幣政策并不意味著脫離世界經濟周期和國際市場的行情去設立政策目標，那么在這個大三角之間尋求一種新的均衡就不是不可能的。
事實上，對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在金融市場越來越一體化的今天，即使資本市場不開放，國內的貨幣政策的制定也必須考慮國際金融市場的影響。如果國內利率水平長期過分偏離國際水平，隱型的套利資本流動同樣會對國內貨幣政策的產生沖擊，使政策效率下降。現實生活中，一個開放型的發展中國家的貨幣政策也只具有相對的獨立性，當大規模短期資金在一國流進流出時，即使實行浮動匯率制，該國的貨幣政策效率也會因受到沖擊而下降。比如，當該國提高利率以抑制經濟過熱，防止通過膨脹時，國際短期資金會因為利率的差異而大量流人，雖然利率平價的作用會使該國貨幣的即期匯率上升，遠期匯率下降，從而抑制套利資金的過分流人，但是流人的外資將會大大降低該國貨幣政策效率是勿庸置疑的。因此，絕對意義上的貨幣獨立性實際上已經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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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以來，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貨幣升值發生在日本和德國。我試圖通過對這兩個國家的貨幣升值背景的考察，反觀我國的人民幣目前所處的狀況，即人民幣升值的時機是否成熟。
二、二戰后日元升值的背景
我們將二戰后日元的升值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71年2月從1美元對360日元升值為308日元；第二階段為1973年2月到1985年9月逐步升值為1美元兌240-250日元；第三個階段為1985年“廣場協議”迄今，日元升值為1美元對90—140日元。
1.日元第一次升值的原因和發生過程。二戰后，日本的產業發展、經濟振興以及“國際貿易立國”是在長達20多年的鎖定日元低匯率的背景下實現的。1949年，為控制持續不斷的通貨膨脹，改革當時存在的多重匯率，日本在美國占領當局的幫助下制定了“道奇計劃”和“經濟安定九原則”，將美元與日元的匯率鎖定為1：360.正是這個固定匯率的實施，使日本產業獲得了重返國際市場的機會。以此為開端，日本國民經濟的外貿依存度從1946年至1950年的12.3％迅速提高為1956年至1960年的23.4％。進入20世紀60年代后，日本的出口產業更是迅速發展，出口貿易急劇增長。20世紀60年代前期日本出口指數的年均增長率為17.9％，后期為15.1％，幾乎為同期世界貿易增長速度的兩倍。正是從那時起，日本的貿易出現順差，長期資本收支中資本輸出也明顯增加，日本成了資本輸出國，日元也開始走向硬貨幣。
也是在這期間，日本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在1951—1955年、1956-1960年、1961—1965年和1966-1970年四個區間內，日本的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分別達到8.2％、8.7％、9.7％和12.2％。
與此同時，日本在日元1971年2月第一次升值時已形成了比較雄厚的、外向型的產業基礎。由于受惠于長達20余年的1美元兌360日元的固定匯率，日本出口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大為提高。1961—1965年和1966-1970年，日本出口總額的年均增長速度分別為17.9％和15.1％。1971年時，日本普通鋼、熱軋薄板和冷軋鋼板的成本分別只相當于美國同期成本的56％、70％和68％。1970年，日本的汽車產量與1960年相比增長了10倍以上，并成長為世界第三大汽車出口國。鋼鐵與汽車兩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水平標志著日本工業化階段發展任務已經基本完成。正是在這樣的產業背景下，迫于當時美國的“新經濟政策”，日本才于1971年12月將美元與日元的匯率從1美元兌360日元調整為1美元兌308日元。
2.日元第二次升值的原因。日元的這個低幣值的固定匯率一直實行到1973年2月。1973年2月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了浮動匯率制，即匯率完全由市場供求狀況決定，由于日元供不應求，因此從1973年2月直到1985年9月日元逐步升值為1美元兌240—250日元。由于日本政府從20世紀70年代初期開始，進一步加快了產業結構的“高加工度化”、“高開放度化”的進程，日元的升值并未阻擋日本產品的強大出口趨勢，尤其是在汽車等產業領域日本成為美國的強大競爭對手。1975年，日本躍居汽車出口·的世界第一大國，出口量達268萬輛。1980年，日本向美出口汽車和從美國進口汽車的數量分別是394.7萬輛和1.05萬輛，呈現出極為懸殊的比例。1981年，日本盡管實行對歐美市場的“自主限制”，汽車出口仍達605萬輛；同年排世界汽車出口第二位的聯邦德國僅出口215萬輛，而一向號稱汽車大國的美國當年僅出口69萬輛。正是這樣一個嚴重不均衡的市場格局引發了此后長達數年的日美汽車貿易摩擦。在這一過程中，日本政府采取了“口惠實不至”的對外貿易政策以給本國產業發展爭取更大的時間余地。1980年5月，日美雙方達成鼓勵日本汽車企業到美國投資設廠的協議。但這個軟弱的協議對企業幾乎沒有形成什么約束力，日本汽車廠家也沒有多少到美國投資設廠的積極性。1981年以后，日美間幾乎每年都就日本“自主限制”的問題進行談判。但日美汽車貿易的嚴重不平衡狀況并沒有得到根本的扭轉，美國對日的貿易赤字不斷擴大，非凡是日本的汽車產品大舉占領美國市場，使兩國的貿易矛盾終于激化。年復一年的拖延終于讓美國人失去了耐心，并最終通過國家合作迫使日元再次升值。
3.日元的第三次升值。1985年，為了遏制日本出口導向的外貿政策在全球刮起的廉價日貨出口狂潮，美國聯合法、德、英等國的財政首腦在紐約廣場飯店與日本簽署了“廣場協議”。其主要內容為，將美元對世界其他主要貨幣的比率在兩年內貶值30％，從而逼迫日元升值。此后，從1985年到1996年的10年間，日元兌美元比率由250：1升至87：1，升值近3倍。廣場協議，后來被眾多學者公認為引發日本經濟衰退至今的罪魁禍首之一。
三、戰后西德馬克持續升值的背景
從1951年起，西德國際收支盈余達到8億馬克。從1950年到1957年，德國出口翻了兩番。1959年末，德國超過英國成為美國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出口國，從1957年開始，與貿易無關的資本流入額不斷增加。西德貿易呈現持續順差的局面，市場上產生了馬克匯價過低的說法。到了20世紀50年代后期，發展到了要求馬克升值。西德雖然擔心馬克升值會對出口造成不良影響，但仍然采取了變更平價的方針。馬克升值的基本原因是西德的物價上漲率比其他國家低，因而國際競爭力強，貿易收支長期順差。1961年，馬克升值5％，以恢復國際收支平衡和減輕通貨膨脹造成的壓力。1962年的貿易順差比前一年減少了40％。與1950—1960的10年相比，出口僅增長3.5％，進口卻增長了11.6％。物價上漲沒有完全遏制，但沒有貨幣升值，物價漲幅會更大。到了20世紀60年代后半期，西德的貿易收支順差再次顯示出擴大的傾向，人們對馬克即將再次升值的期待增強。1967年德國政府拒絕再次實行貨幣升值，相反1968年5-6月、1969年5月和1969年8月三次投機造成的危機卻使政府下決心將貨幣貶值。隨后法國法郎的貶值掀起了新一輪的投機，為了支持美元，德意志聯邦銀行在兩周內買進了10億美元。1969年10月24日，馬克升值成為現實，升幅為9.29％。69億美元離開了德國。當時銀根忽然收緊，然而貿易局勢并未扭轉，這次升值使德國的貿易伙伴受益。1970年美元危·機又引起了對德國馬克的投機活動。1971年，在華盛頓協議簽訂后，德國馬克升值約5％。從1973年起，投機活動重新出現。盡管美元于1973年2月貶值10％，但仍未重新獲得信任。僅在3月3日這一天，德意志聯邦銀行就不得不買進20多億美元。3月12日，德國馬克相對非凡提款權升值3％。6月29日，德國馬克不得不再次對非凡提款權升值5.5％。由于此后馬克的匯價持續看漲，到了史密森氏會議時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所以在這次貨幣匯價調整時，馬克升值了14.3％。
四、人民幣有升值的必要嗎？
2002年末以來，日本官方及公眾媒體又提出一種“中國”的新說法，指責中國“輸出通貨緊縮”，要求人民幣升值。
2002年12月4日，日本副財相黑田東彥在英國的《金融》上發表文章，稱“中國應承擔起將人民幣升值的責任”。2003年1月28日，日本《讀賣新聞》發表文章，指責中國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日本國內的通貨緊縮。或許巧合或許有意，幾乎同一時間的2002年12月2日，美國《商業周刊》放言：“中國的通貨緊縮正在危及全球經濟。”隨后不久，路透社援引美國前白宮首席經濟顧問言論稱，美國政府希望努力說服中國將人民幣升值。
日本《讀賣新聞》2003年7月8日道，在7月6日閉幕的亞歐財長會議上，歐洲各國相繼提出了人民幣升值的要求；日本也指出，人民幣比值低是出現國際通貨緊縮的主要原因。在美國，廉價的中國產品使國內制造業感到了壓力，導致產業界產生了危機感。為此，美國政府內部開始出現了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2002年，美國對華貿易赤字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中國連續3年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赤字國。對此，美國最大的制造業者團體全國制造商協會認為，中國外匯儲備增加是因為中國政府把人民幣比價控制在低水平上，并多次干預市場所致。
1.國外指責人民幣應該升值的“依據”何在？
一是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那么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是如何形成的？2002年，中國外匯儲備超過3000億美元。但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鐘偉認為，此信號傳達的人民幣升值壓力是虛增的壓力，很大程度上是目前強制結售匯制度的產物。1995年之前，中國的外匯儲備分為政府、企業和民間三塊。而在實施強制結售匯制度后，企業不得持有超過外匯賬戶上限的外匯，銀行不得持有超過外匯結算周轉頭寸上限的外匯，甚至連外國直接投資也必須由央行通過人民幣的外匯占款發行的方式全部吃進，本應并存的政府、企業和個人三塊“蓄水池”的儲備，基本都注入到了官方儲備。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全球資本為了在中國獲得可觀的收益，大量流人中國，這也是導致中國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是中國的巨額貿易順差。那么它又是如何出現的？我們應該看到中國出口競爭力強勁并非由于人民幣幣值過低所致，而主要是由貿易領域的改革、有活力的私人公司的出現、豐富的勞動力及海外企業的生產環節的外購引起的。不容忽視的原因還有中國作為世界的一個工廠，其生產成本只有美國生產成本的1／35和中國臺灣生產成本的1／10.就拿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出現的原因來說，最大原因是那些對美國出口的公司如今都遷往中國生產。華盛頓國際經濟研究所的馬克—諾蘭所做的一項調查顯示，1997年中國對美出口貿易順差中的75％是這種“遷移效應”產生的結果。這種狀況在玩具和鞋類等勞動密集型產品中尤為突出。此外，向美國出口的許多比較先進的產品僅僅是在中國裝配而成的。例如，2002年美國從中國進口了價值132億美元有“中國制造”的電腦配件，在4年中增長了78億美元。然而，這些配件中的一些先進的部件是從中國臺灣地區、日本和美國進口的。工廠遷移效應和出口品加工往往扭曲了中國對美國公司和就業構成的競爭威脅。正如美國聯邦儲備銀行最近的一份告中指出，中國對美貿易中大規模順差的出現并非因為中國封閉市場，而主要是因為中國已成為一個主要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全球生產基地。告還指出，大多數來自中國的進口產品并未代替美國國內產品，而是代替了從其他亞洲國家進口的產品；日本貿易振興會的調查也顯示，日本進駐中國的制造業企業中的51％的企業將其70％以上的產品出口。通常日本企業會向中國出口原料，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在當地生產并將產品出口到日本。
美國摩根士丹利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更是通過有說服力的數據證實了這一點。他認為，中國的出口動力更多地來自西方跨國公司有意識的外購策略，而不是中國本地公司的迅速發展。中國日益強大的出口機器上到處都有美國、歐洲和日本流下的印跡。過去10年的大部分時間里，情況一直如此。從1994年到2003年年中，中國的出口額增長了兩倍，從1210億美元上升到3654億美元。而“外企”——全球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分支機構以及中國與工業國家公司合伙開辦的合資企業——在這個累計增長額中占了整整65％。這恐怕不能證實中國在從其他國家手里搶奪市場份額。應該說，這是工業國家的高成本生產商在競爭中求生存的副產品。
三是人民幣幣值過低影響世界經濟，并向世界輸出了通貨緊縮。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鐘偉認為，目前的日本輿論顯然夸大了中國目前的產業基礎及國際競爭力。先看鋼鐵，2002年中國的鋼鐵業面臨的現實形勢是，為了應對美國“201條款”和外部傾銷不得不對進口產品加征“反傾銷非凡關稅”。這顯然意味著，中國鋼鐵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地位與日本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相比尚相差甚遠。再看汽車，雖然2002年中國汽車產業的產量和銷量都實現了36％的年增長速度，但總規模也才不過310萬輛左右，同年美國在不景氣狀態下的汽車銷量仍達1100萬輛，而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6倍。目前全世界的汽車產量約為5400萬輛，中國產量所占比重不過5.74％。事實是，目前中國的產業基礎與日本相比，別說1985年“廣場協議”時的水平，連1971年日元第一次升值時的水平也尚未達到。
篇6
1.變量的選取與模型的建立.利用上述人民幣境外估計量的結果，再加入上文提到的幾個主要人民幣國際化外貿微觀基礎的影響因素，可以建立人民幣國際化外貿微觀基礎的模型。被解釋變量由人民幣境外流通量MF衡量，解釋變量中貿易總量由進出口總額T衡量；異質化商品比例用工業制成品與初級產品的比例T21=T2/T1衡量，其中T2表示工業制成品數量、T1表示初級產品數量；匯率波動風險由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E衡量；通貨膨脹率由以1978年為基期的商品零售價格指數IR表示；市場份額由歷年中國出口總額與世界出口總額的比例MS表示；而上文沒有提到的國內經濟實力也是影響貨幣國際化的重要因素，本文將其涉獵其中，用國內生產總值GDP來表示。由此人民幣國際化外貿微觀基礎的模型形式如下：2.實證分析.2.1方程的建立.本文運用Eviews7操作向后篩選法，即將解釋變量不斷被剔出回歸方程的變量篩選方法，依次剔出最不顯著的變量，直到再也沒有可剔除的變量為止。通過檢驗，從結果可以得出，經過變量篩選得到的最優方程包括GDP、T、E和IR。從結果中初步判斷GDP與人民幣境外流通量是正相關關系；貿易總量與被解釋變量是負相關關系，這與經濟意義相悖，所以將T剔除；實際有效匯率指數與被解釋變量是負相關關系；最后通脹率與人民幣境外流通量是負相關關系。最后，人民幣國際化外貿微觀基礎的方程為：2.2協整分析與格蘭杰因果分析.各變量不是平穩序列，但是殘差序列為平穩序列，它們的某種線性組合可能是平穩的，存在協整關系，即方程體系存在長期穩定關系。建立內生變量為MF、GDP、IR和E，外生變量為C的VAR模型，確定最大滯后階數為3。在滯后3階下做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表明，在滯后三期中，GDP和IR是MF的格蘭杰原因，而E不是MF的格蘭杰原因，說明國內生產總值對人民幣國際化有較強影響，低通貨膨脹率對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同樣有較強影響，但是匯率的變動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影響并不強。同時，幾個變量間也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GDP是IR的格蘭杰原因，E是GDP的格蘭杰原因，IR也是E的格蘭杰原因，說明國內生產總值在滯后3階對通貨膨脹率有較大影響，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對國內生產總值有很多的影響，而通貨膨脹率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有較大影響。三者呈現循環解釋關系，也就是說三個變量關系十分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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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的理論依據
匯率制度選擇理論指出，在固定匯率制度、自由資本流動和獨立貨幣政策之間存在三難選擇。①如要想選擇獨立貨幣政策和固定匯率制度的政策組合就必須放棄資本自由流動，實行資本管制。這是我國改革開放前選擇的一種政策組合，在當今世界經濟一體化和金融自由化背景下，我國再選擇這種政策組合已不合時宜。要想選擇固定匯率制度和資本自由流動的政策組合就必須放棄獨立的貨幣政策。20世紀90年生的一系列貨幣金融危機說明，這種政策組合的危害決非貨幣政策無效這樣一個溫和的負面影響，固定匯率制度在開放的資本賬戶下往往伴隨著貨幣沖擊和貨幣危機，從而給經濟帶來巨大的動蕩，使經濟時時處于不穩定的威脅之中，從長期來看，我國也不宜選擇這種政策組合。要想選擇獨立貨幣政策和自由資本流動的政策組合就必須放棄固定匯率制度，實行浮動匯率制度，這是我國應當選擇的一種政策組合。這種政策組合符合我國的實際，我國是一個經濟大國，保持獨立的貨幣政策必然是我國的現實選擇；另外，在世界經濟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我國開放資本賬戶，實現資本自由流動也是大勢所趨。據此，從長期來看，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長期目標應是浮動匯率制度。
但從國際金融經驗來看，匯率急劇變動和不穩定往往伴隨著金融市場的不發達和微觀經濟主體的不完善。②當前我國金融市場尚欠成熟和完善，人們對金融避險工具的認識還需要有一個過程，金融監管也比較薄弱。正處于改革過程中的國有企業仍面臨著諸多困難，還沒有建立起完善的現代企業制度，還缺乏防范匯率風險的意識。可見，目前我國尚不具備實施浮動匯率制度所需要的條件和環境，如果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可能會導致人民幣匯率頻繁波動，不僅無助于金融部門和金融市場的建設和發展，而且還將大大增加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成本。為此，我國采取了較為緩和的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另外，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由于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和美元的相對穩定性，美元確實在世界范圍內起到了各國貨幣標尺的作用。但是近些年來，美元的穩定性逐漸減弱，同時歐元正在成為一種新的代表性國際貨幣。因此，我國政府根據整個國際經濟形勢和美元地位的變化，放棄了釘住美元匯率制度，選擇采用了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這可以削弱長期以來美元對人民幣匯率的過度影響，更好地保持人民幣有效匯率的相對穩定性。
二、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的特點
從匯率形成機制來看，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不同于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制度和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
在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制度下，外匯市場上美元對人民幣供求變化并不影響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在釘住美元匯率制度下，外匯市場上美元的供給大于需求，美元對人民幣的匯率會下跌，人民銀行就會買進美元賣出人民幣，從而使美元對人民幣匯率保持不變。反之，人民銀行會賣出美元買入人民幣，以使美元對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另外，在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制度下，美元對非美元貨幣匯率的變化也不影響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人民幣對非美元貨幣的匯率是由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和美元對非美元貨幣的匯率套算而得。如果美元對非美元貨幣升值，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仍會維持不變，而對非美元貨幣會升值；反之，如果美元對非美元貨幣貶值，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同樣會維持不變，而對非美元貨幣會貶值。
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是使人民幣相對于幾種貨幣(或一籃子貨幣)的加權平均匯率保持不變的一種匯率制度。為更好地理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的內涵，我們假設人民幣貨幣籃中只有美元和英鎊兩種貨幣，W＄。為貨幣籃中美元的數量，W￡為貨幣籃中英鎊的數量，ER/＄和ER/￡分別表示人民幣對美元和英鎊的匯率，人民幣與美元和英鎊的加權平均匯率為ER，則：
ER＝W＄·ER/＄＋W￡·ER/￡
(1)
其中，ER是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的價格。所謂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是指保持ER不變，即ER為常數E③。
從公式(1)可以看出，與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制度不同，在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盡管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同外匯市場上美元對人民幣的供求關系同樣無關，但籃子中美元對非美元貨幣匯率的變動，不僅會引起人民幣對非美元貨幣匯率的波動，而且會引起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波動。例如，在上述以美元和英鎊構成的虛擬貨幣籃中，由于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的價格釘住不變，因此，當美元對英鎊升值時，人民幣對英鎊匯率會升值，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則會貶值；當美元對英鎊貶值時，人民幣對英鎊匯率會貶值，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則會升值。可見，在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美元對人民幣匯率升值或貶值的可能性皆有。
與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相比，在人
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不僅受貨幣籃中美元對非美元貨幣匯率變動的影響，而且與外匯市場上美元對人民幣的供求有關。例如，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下，當美元對其他貨幣升值時，人民幣對美元應該貶值。但在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考慮到外匯市場上存在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的壓力，人民銀行可能不是根據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的要求，通過干預外匯市場，使人民幣對美元貶值。相反，人民銀行可能不干預外匯市場或僅進行小幅度的干預，而聽任人民幣在市場供求作用下升值。“參考”意味著人民銀行有了決定匯率水平的較大靈活性
三、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的作用
(一)有助于穩定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
對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產生影響的是實際有效匯率。人民幣釘住單一美元匯率制度，盡管可以穩定人民幣對美元的雙邊名義匯率，但在美元對世界主要貨幣之間的匯率發生較大波動時，由于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保持不變，因此，美元對非美元貨幣匯率的波動完全由人民幣對非美元貨幣匯率波動吸收，從而可能會導致人民幣對非美元貨幣匯率的大幅波動，進而引起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的較大不穩定。因此，在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制度下，人民幣對美元雙邊名義匯率的穩定，不僅不能穩定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反而可能會造成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的更大不穩定。
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是一種比較穩定的匯率制度，因為人民幣對貨幣籃中任何一種貨幣雙邊匯率的變動，經過權數(小于1)化后傳導給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價格的影響大大縮小了。例如，在上述以美元和英鎊構成的虛擬貨幣籃中，如果美元在貨幣籃中的權重是50％，那么美元對人民幣匯率變動10％，只對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價格影響5％。此外，由于貨幣籃中各種貨幣的雙邊匯率的變動，向上的變動與向下的變動對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價格的影響可能會相互抵消，從而使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價格相對穩定。可見，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可以有效克服釘住單一美元的弊端，保持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的相對穩定性。
與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相比，在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由于允許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價格可以在一定范圍內浮動，進而引起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會有適度波動。但與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制度相比，正是由于在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限定了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價格的浮動范圍，從而使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的波幅會較小。由于實際有效匯率是名義有效匯率扣除物價因素后的有效匯率，因此，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保持相對穩定亦有助于穩定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可見，與人民幣釘住單一美元?[率制度相比，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有助于穩定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和實際有效匯率，從而有助于促進我國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健康發展。
(二)可以有效配置資源
微觀經濟學最重要的一個理論就是均衡價格是對供需雙方最有利的價格。盡管單純從供應方看價格愈高愈好，單純從需求方看價格越低越好；但是從整個經濟來看，一定是供需均衡的價格最好，因為它能最優配置資源。人民幣匯率也是一種價格，從全球的角度來看，也是均衡匯率最佳。人民幣匯率低估或高估(相對于均衡匯率)都不利于我國經濟及世界經濟的發展。
一般認為，人民幣匯率低估(相對于均衡匯率)會促進出口，但人民幣匯率低估也會提高進口成本，從而不利于進口。我國經濟的發展需要進口大量外國先進技術和設備，人民幣匯率長期低估，也會對經濟增長產生消極影響。人民幣匯率低估盡管有助于出口，但人民幣匯率長期低估，可能會扭曲價格機制，使人民幣匯率喪失在資源配中的積極作用，造成資源浪費。另外，人民幣匯率長期低估，會減少貿易伙伴國的市場占有份額，引起貿易伙伴國的報復，這不僅會抵消人民幣匯率低估的積極效應，而且還會損害國際協調機制的建立，從而可能會對我國經濟及世界經濟帶來新的問題。
同樣，人民幣匯率高估對貿易雙方國家也都是不利的。首先，人民幣匯率高估會抑制出口。其次，人民幣匯率高估盡管有助于降低進口成本，促進進口，但人民幣匯率長期高估也會扭曲價格機制，從而降低外匯資源的使用效率，造成外匯資源的浪費。另外，如果我國出口產品是貿易伙伴國消費者歡迎的商品，那么人民幣匯率高估也會損害貿易伙伴國消費者的利益。如果人民幣匯率長期過度高估嚴重影響了我國經濟的發展，需求大幅下降，那么貿易伙伴國對我國的出口不僅不會增加，反而會下降。
可見，人民幣匯率是把雙刃劍，人民幣匯率低估或高估對我國和貿易伙伴國經濟都會產生不利影響。同時，人民幣均衡匯率也是一個雙贏的匯率，對我國和貿易伙伴國經濟都會產生積極的作用。
(三)有助于增強貨幣政策獨立性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如果實行釘住單一貨幣匯率制度，則本國貨幣政策將依附于釘住貨幣國的貨幣政策。當釘住貨幣國提高利率時，本國中央銀行就必須提高利率，否則就會產生套利，資金就會外流，本幣就會貶值，為維持釘住匯率制度央行就需要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即拋出外幣，回購本幣，這會減少貨幣供應量，最終會導致本國利率上升；反之，當釘住貨幣國降低利率時，本國中央銀行也必須降低利率，否則投機資金就會大量流入境內，沖擊國內金融市場，本幣升值的壓力就會增大，為維持釘住匯率制度央行就需要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即拋出本幣，購買外幣，這會增加貨幣供應量，最終會導致本國利率下降。同樣，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如果我國繼續實行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那么當美國調整貨幣政策時，我國貨幣政策也必須作出一致的調整，否則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制度將難以為繼。
在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人民幣匯率是一種加權平均匯率，它具有較好的穩定性。與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制度相比，在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即使我國貨幣政策與美國貨幣政策出現了偏離，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價格仍會保持相對穩定，從而減輕了人民銀行干預外匯市場的負擔，增強了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與人民幣釘住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相比，在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由于允許以人民幣表示的一籃子貨幣價格可以在一定范圍內浮動，從而使我國貨幣政策獲得了較大的獨立性。
(四)會增加市場預期的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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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目前的發展來看，我國的外匯市場上可以進行即期交易的幣種主要有美元、日元、港元以及歐元，我國的遠期外匯市場處于起步階段，參與的人數較少，沒有很好的流動性，這就增加了外匯風險，而且中央銀行也很難進行干預，所以，為了規避匯率風險，應該增加外匯的交易品種，完善外匯的期貨和遠期市場。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金融機構要求更加完善的交易工具，但是，從目前的發展來看，國內的外匯市場上的交易工具還比較缺乏，尤其是遠期交易手段，這就不難解釋為何外匯交易較為冷清的原因了。因此，為了滿足金融機構的要求，形成較為完善的匯率制度，為入市者提供有力的避險工具是非常必要的，而外匯遠期交易有著良好的發展基礎，這對于完善外匯市場的發展是十分有利的。
三、加快匯率市場化改革
匯率政策要想發揮其有效的作用就應該有一個靈活的匯率體制與其相適應，利率體制要與匯率政策要相互配合，只有這樣，才能發揮匯率制度的積極作用。因此，要對利率進行市場化改革。僵化的利率政策不能有效的環節通貨膨脹的壓力以及由于貨幣的供應問題所產生的壓力。經過調查研究發現，隨著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人民幣匯率匯率受到經常項目的影響逐漸變小，而資本項目對匯率的影響作用則不斷加強，所以說，匯率政策的實施離不開市場化的利率政策的支持。
四、逐步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
從人民幣匯率制度的變革中我們可以看出他的漸進變化，正逐步向更有彈性的匯率制度轉變，同時，它也要求資本項目也應該更加開放，因為資本項目的開放程度受到匯率制度的影響。只有在一個較為健康、成熟的金融市場上資本項目的開放才有了保證，而成熟的金融市場就包括外匯市場。匯率制度與外匯市場的發展是相互作用的。開放的資本項目促進外匯制度的不斷完善，資本項目的開放不僅包括了對匯兌限制的限制，而且也包括對交易限制的放松，因此，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外匯制度的改革與資本項目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交叉的，加快資本項目的開放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對外匯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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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民幣名義匯率與不同類型企業出口貿易間的回歸分析為進一步說明線性相關程度，建立下的回歸模型：Y=α+βXY表示出口額，X表示人民幣匯率；即分析各變量的變動間的關系。2010-2012年人民幣匯率的月變情況如表3所示。對國有企業出口額度與人民幣匯率間的關系通過SPSS17進行分析。通過SPSS17分析得出的回歸結果如下：T檢驗的ρ值為0.018，小于0.05，可以認為X與Y之間存在線性關系。回歸方程為：Y=724.01-78.077X，從得出的回歸結果分析表明人民幣匯率的變動與國有企業出口額之間存在相關性，但相關程度不明顯。對外商獨資企業出口額與人民幣匯率的關系進行研究，通過SPSS分析得出的回歸。通過SPSS17分析得出的回歸結果如下：T檢驗的ρ值為0.000小于0.05，可以認為X與Y之間存在線性關系。回歸方程為：Y=2955.105-331.533X，從得出的回歸結果分析表明人民幣匯率變動與外商投資企業出口額之間存在相關性，即人民幣每升值1個單位，外貿出口額增加331.533億美元。繼續對其他企業出口額度與人民幣匯率間的關系通過SPSS進行分析，相關數據如表8所示。通過SPSS17分析得出的回歸結果如下：T檢驗的ρ值為0.000小于0.05，可以認為X與Y之間存在線性關系。回歸方程為：Y=3691.038-487.159X，從得出的回歸結果分析表明人民幣匯率的變動與外商投資企業出口額之間存在相關性，即人民幣每升值1個單位，外貿出口額增加487.159億美元。
（三）人民幣匯率與不同類型企業出口貿易額增長率關系的分析從以上實證分析結果來看，人民幣匯率升值使得出口貿易額也呈現增加趨勢，這種結論與彈性分析理論“若本幣匯率上升，即本幣對外的比值上升不利于出口”結果不一致，為深層次分析人民幣匯率升值與不同類型企業出口貿易額的關系，本文分析了人民幣匯率升值與我國出口貿易額增長率的關系。在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情況下，出口貿易額增長速度呈現總體下降趨勢，說明人民幣升值后，盡管出口貿易額短期內呈現增長趨勢，但從未來一段時間看，人民幣升值必將對我國出口貿易起到負面影響。結論通過構建計量經濟學模型，以人民幣匯率和進出口貿易統計數據為基礎進行研究，結果表明人民幣匯率升值短期內尚未對出口貿易造成顯著的不利影響，但面對人民幣匯率不斷升值的態勢，從長期來看我國的出口貿易增長一定會受到抑制，但人民幣匯率升值對于不同類型企業影響程度不同，受影響程度從小到大依次為國有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其他企業。第一，國有企業受人民幣匯率升值影響最小。一是國有企業制度機制完善，對外部發生的變化防御能力強，同時享受財政補助，受外部沖擊較小。二是國有企業的出口產品技術含量較高，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價格的相對波動對市場份額的影響較弱。第二，外商投資企業及其他企業受影響較大。一是企業喪失自身的價格優勢，削弱了國際競爭力。人民幣升值導致出口商品外幣價格的上升，由于外商投資企業及其他企業大多以勞動密集型加工產品為主，產品技術含量低，利潤空間極小，導致原本附加值較低的產品受到更大的抑制。二是在現有的匯率條件下，企業缺乏匯率風險管理意識，導致人才匱乏，企業對未來匯率走向預測難度加大，加大企業風險。三是企業生產的產品品種單一，導致客戶群過于單一，往往只有一兩個客戶，客戶群不穩定，一旦匯率波動，企業不堪一擊。四是外商投資企業通常是跨國經營，匯率結算比較頻繁，提高了匯率變動導致的結算風險，匯率持續升值給外商獨資企業帶來的負面影響相對較大。
二、人民幣匯率升值背景下的出口企業發展建議
（一）調整出口商品結構，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出口企業帶來的最大弊端就是降低了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縮小了企業的利潤空間，甚至導致企業虧損、破產。為提高競爭能力，出口企業應提高自主創新能力，開發并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創造出有國際影響力的本土產品。同時要重點關注產品的質量，使出口產品從價格優勢轉移到產品質量、品牌效應等非價格優勢上，只有這樣，才能保障我國出口產品的國際地位，才能保障我國出口企業的利潤穩中有升。
（二）積極開拓多元化市場，由外向型向內需型轉變人民幣升值將導致通貨緊縮，經濟增長速度降低，對出口企業的融資和國內需求都將產生負面影響，而人民幣升值從長期來看，必將使我國出口規模收縮。我國出口企業應積極調整戰略結構，在積極發展對外貿易的同時，也要努力開拓國內市場，刺激國內需求，降低對外貿出口的依賴，以彌補人民幣升值對出口抑制的損失。我國作為一個新興的世界最大經濟體，單純的外向型發展戰略，過度的依賴國際市場，勢必在國際市場的處于被動地位，因此我國相關部門應建立完善能擴大內需的政策，幫助出口企業抵御人民幣升值帶來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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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美貿易差額統剖析
中美兩國統計數字差別如此之大主要有二個方面的原因：(1)、美國統計時將中國通過香港部分轉口貿易重復計算在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方面.(2)、美國貿易數據的收集過程存在很多問題。而中國由于＿直有出口退稅的政策，并實行嚴格的外匯管理，中國的進出口數字是比較準確的，而美國由于規定對幾千美元小額的數據不納入統計資料，因此，這一部分也造成無法統計進去。
1999年6月7日出版的美國《商業周刊》報道說：“據美國商務部自己的估計，美國每年有10%的商品出口沒有向該部報告，如果把所有的出口都計算在內，1998年美國的外貿逆差只有1010億美元，而不是政府統計顯示的1690億美元的創記錄水平”。
2、中美貿易逆差是什么原因造成
(1)、美國政府對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管制政策，是中美貿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美國總是從安全的角度來考慮中美貿易問題，1979年以來，美國對中國﹁直實行出口管制政策，美國不能以犧牲美國對安全的考慮而換取對中國出口貿易的增長，但卻轉過身來對日益增長的中美貿易逆差感到不滿，這其實對中國很不公平。
(2)、美國在華投資的跨國公司是貿易差額的又一個重要原因。中國盡管對美國存在偏高貿易順差，但這些貿易順差的很大一部分來自美國在中國的跨國公司，根據中國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進出口額中的56%是由外資企業實現的，中國正成為美國的跨國公司削減生產成本、增加利潤的主要渠道之一。
(3)、美國的貿易統計報告并沒有將跨國公司匯回美國國內的投資收益計算在內。根據中美商會及其在上海的姊妹商會9月26日聯合公布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在長達4年的調查期內，美國公司去年的盈利狀況最佳。在中國開展業務的美國公司中，有254家接受了這次調查，其中75%的公司實現盈利，并有10%的公司利潤非常豐厚，還有44%的公司回答2002年收入大幅增長。另外，調查還出人意料地發現，在競爭如此激烈的中國市場，美國公司2002年所獲得的利潤率居然高于他們在全球的利潤率，而這些美國公司匯回美國國內的收益并未被統計在內。因此，如果包括這一部分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基本不存在。
3、撩開美國對外貿易赤字的面紗
美國的進口大量來自本國公司在國外設立的生產線，換言之，美國跨國公司從海外子公司輸入貨物，現實的貿易許多都是公司與公司，而非國家與國家之單證貿易。據美國《巴隆氏》金融周刊數據顯示：這類海外子公司1996年的銷售額達2萬億美元，在當地市場的銷售額占65%，其余35%則輸往美國，而這35%在美國外貿統計時均被視為對美貿易逆差。
英國經濟學家朱利葉斯就曾經對美國貿易收支統計中，如果加上其海外子公司在當地重復計算，那么，1986年美國的貿易收支就從1440億美元的逆差變為570億美元的盈余了。另據美國商務部統計，1995年美國跨國公司子公司的銷售額超過2.1億美元，加上同年商品服務出口額7940億美元，幾乎達3萬億美元，而外國對美國出口及外國公司在美國的子公司的內部銷售額合計為2.4萬億美元，今天的美國就不是世界最大的貿易逆差國，而是世界上少數幾個大貿易順差國之一了。
美國向國外的出口額和美國跨國公司在國外市場上的銷售，兩者之和2002年達3萬億美元。同期，美國的進口額和外國跨國公司在美國市場上的銷售，兩者之和為2.4萬億美元，因而造成了美國對世界各國的貿易總盈余6000億美元，這就是分析美國對外貿易赤字時所應全面把握問題的實質所在。
4、美國貿易赤字的真正原因
(1)20世紀70年代，因兩次石油危機導致世界石油價格兩次大幅上漲，加上來自日本及發展中國家強勁的經濟競爭力和美元匯率之強勢，這些都使得美國商品、勞務的貿易赤字在1987年達到1520億美元的高峰。
(2)美國惡化的低儲蓄率，美國必須從國際金融市場上籌措建設資金，即融通資金以進行大量投資建設。但世界各國要能貸款給美國，它們必須通過國際貿易盈余（貿易順差）來創匯，以積累資金供“美國需求”之用，即美國的貿易赤字反應了美國國內低儲蓄率與高投資率之間的“缺口”及其解決辦法，或者說，美國的巨額貿易赤字是其為長期低儲蓄率所付出的必要代價。
(3)美國跨國公司在美國進口貿易中所扮演的“自己人”角色，即部分貿易赤字實際上是“商品回流”。
二、人民幣匯率并非是美國制造業失業率增加的原因
1、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制造業就業人數下降是全球化趨勢
制造業是美國主要的物質生產部門。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制造業的比重不斷下降，然而，比重的下降并不意味著制造業產量的縮減，1997年制造業生產的產品大約為1960年的16倍，正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利用較少的勞動資源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成為可能。
調查研究發現，美國的制造業工人并非最大受害者，從1995年至2002年，美國大約削減了200萬個制造業崗位，降幅為11%，但同期的巴西制造業人數減少了20%；日本減少了16%；中國減少了15%。制造業人數下降的原因在全世界都大同小異：科技進步和競爭壓力使工廠的生產效率不斷提高，能夠在減少工人數量的同時提高產量，雖然制造業就業人數下降許多，但全球的工業產值卻增長了30%。
中國從1995年至2002年，制造業人數從9800萬人降至8300萬人，降幅達15%，超過美國的11%，這些都是客觀統計數據。
因此，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制造業就業人數下降是全球化趨勢。
2、美國的一輪商業周期結束是失業率增高的又一重要原因
不斷創造新的工作機會一直是20世紀90年代美國經濟的最突出特色之一。90年代美國就業增長了16%，每年平均增長率為1.5%，是工業化國家中就業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但是隨著美國一輪經濟周期的結束，情況發生了變化，2003年美國的失業率為6%，其它工業化國家如法國為9%；德國在10%以上；世界上經濟最自由的香港地區的失業率也已超過8%，而發展中國家的顯性失業率與隱性失業率之和就可能更高了。因此，各國政府都面臨著不斷創造就業機會以解決龐大的失業人口的嚴重問題。
3、9·11恐怖襲擊也是造成美國制造業失業率增高的重要原因
9.11之后，美國的各個行業都受到了創傷，航空業無疑是受恐怖事件打擊最嚴重的行業。美洲航空公司裁員和聯合航空公司裁員2萬人的消息則像瘟疫一樣傳染了整個航空業，一時間裁員風盛行。
僅在2000年第四季度，加州失業率就較一年前增加了14%，達到15.5萬人。印第安納、密蘇里、賓夕法尼亞及威斯康星州的裁員人數緊隨其后，分別達到了8.1萬、6.4萬、5萬和4.6萬人。
從行業來看，傳統的制造業和高科技業是這次裁員潮的“重災區”，這兩個行業的工作在經濟下滑沖擊下成了名副其實的“玻璃飯碗”。按照美國勞工部的統計，2000年全年美國的裁員人數增加了17%，達到184萬人，制造業就占全部裁員人數的42%。
因此，當前的人民幣匯率和中國的匯率機制，并不是影響美國制造業失業率增高的原因。把美國制造業失業率增高的原因，說成是因人民幣匯率所造成的理由是極不公正和客觀的，也是對國際社會極不負責任的一種表現。
三、人民幣匯率制度選擇及其對策建議
從中短期看，固定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不能改變
從長期看，根據國際經驗，一個開放的經濟、貿易大國，最佳的匯率制度應該選擇浮動匯率制度，以動態變化的匯率來適應快速變化的國際貿易和投資環境的變化。但是，當前中國的國情仍然不能這么做。
其一，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由農村釋放出來的多余勞動力就業問題是目前中國經濟最大矛盾之一。如果中國現在讓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人民幣升值的可能性最大，并且升值將導致中國產品出口價格大幅提高，中國產品將失去價格競爭力，中國不僅無法成為“世界工廠”，連目前取得的良好的制造業發展態勢也將出現衰退制造業衰退的第一個直接影響就是失業率上升，很可能引發系列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
其二、美國是世界最強大的經濟大國，其GDP將近占世界總量的三分之一。全世界的貨幣除了美元之外，基本上都很容易被它國操縱或被國際炒家狙擊，而美元卻從未發生過，人民幣固定釘住美元后，可使人民幣匯率更趨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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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中國經濟一直保持高速發展的態勢，07年更是如此。各行各業都出現了投資的熱潮，并且表現尤為突出的是房地產和股市這兩大行業。隨著經濟長期過熱的發展，必然會出現經濟“泡沫”，自從股市進入牛市以來，經濟中的“泡沫”不斷膨脹，趨勢增強。07年底，隨著股市由牛市逐漸過渡為熊市，資本市場上資金的供給已經大量減少，虛假繁榮實質性的問題逐漸浮出水面。加之08年年初的罕見雪災對全國南方地區造成大面積的重創，國內生活必需品的物價上漲速度加快，國內通貨膨脹率同時也持續走高。另一方面，美國經濟進入疲軟發展階段，經濟的不景氣直接導致了美元，這一國際強勢貨幣不斷走軟，相對中國07年以來的發展速度來說更是如此。基于經濟上的重大壓力，美國呼吁人民幣升值的聲音就更大了。而其他的一些發達國家因中國長期以來出口的廉價商品直接導致國內企業競爭力不斷減弱和失去市場份額而表示出強烈的不滿。以美國，日本帶頭的國家聯合起來對人民幣施加壓力，強烈要求人民幣升值以減少中國長期以來對外貿易的順差，借此方法來減緩國內經濟發展的尖銳矛盾。在內外因素的雙重壓力之下，人民幣在對美元的匯率上出現了大幅度的攀升，并且速度不斷加快。
二環境現狀分析
1人民幣對外升值。
匯率即國與國之間貨幣折算的比率。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至06年以來就一直走低，從07年1月份的7.8到現在跌破7為止，下降了近11個百分點，這在人民幣升值的歷史上屬于比較快的速度。一方面，中國在出口貿易上一直處于順差，國際上給人民幣施加壓力。另一方面，美元的走軟是造成人民幣升值的一個相對原因。中國至05年以來實行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而在這之中儲備的大部分貨幣是美元。所以美元的任何情況的變化都會在相當程度上對人民幣造成影響。但僅僅從美元的走軟這一固定標準來說明人民幣幣值的絕對上漲是不夠的，畢竟一國貨幣在現在的社會經濟條件下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再加之任何因素對人民幣的實際情況所造成的影響都有一定程度的滯后性。對于人民幣而言，導致其升值的主導因素既有國內的又有國外的。之所以說只從對美元的匯率來說明人民幣升值是不客觀的，是因為從其他國際貨幣來說也存在著其他貨幣對美元匯率下降的情形，比如歐元。歐元對美元來說是在不斷在升值。而人民幣對歐元來說卻是在貶值。在從匯率看人民幣升值的問題上，任何一國匯率對人民幣的實際購買力的說明只有參考的價值。盡管人民幣在直觀的匯率表中對美元的匯率上升了很多。實際上，人民幣的有效匯率升值只有5%—10%①。
2國內通貨現況。
CPI，居民消費指數，是反映與居民生活有關的商品及勞務價格統計出來的物價變動指標，通常作為觀察通貨膨脹水平的重要指標。影響通貨膨脹的成因主要由三個方面的指數，包括：居民消費指數、批發物價指數和國內生產總值沖減指數②。而在這三個因素之中，居民消費指數又是最重要和具有說服力的因素，因此本文重在分析第一個因素。從07年以來的CPI分析可知，07年全年CPI平均上漲4.8％，漲幅比上年提高3.3個百分點。08年一月CPI上漲7.1%，2月上漲8.7%，3月份也高達8.3%。同期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年存款利率經過數次加息，截至08年4月18日，年存款利息為4.14%③。通過08年第一季度的平均CPI和年存款利率的直接抵消可知目前中國國內貨幣的實際幣值在以將近3.9%的速度對內貶值。而實際上，銀行上調的存款利率是以上一季度或幾個季度總結出來的數據為依據的。這說明中央銀行上調利率的措施并不是隨時隨地地按照國內CPI的變化一而變化，并且所有的政策的制定都是以已經發生的數據為基礎，同時，這些政策無論是在制定還是在影響方面都具有滯后性。所以人民幣實際對內貶值的比率還會多出一部分。
通貨膨脹的原因分析
就具體的經濟情況而言，目前國內的通貨膨脹情況基本上屬于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包括：
1）生產資料的稀缺。08年初全國大范圍的雪災是造成資源嚴重稀缺的一個直接原因。一方面這次雪災造成雪災地區農產品大幅度減產，全國范圍內的農產品供不應求，直接推動生活必需品價格的上漲。另一方面，南方大范圍的基礎設施遭到破壞，用于修復這些工程所需要的鋼材、木材等生產原料的需求量大幅上漲，也拉動了第二產業生產成原料的緊張，由供求理論可知，企業的生產成本必然會隨著資源的緊張而上漲。再加上交通運輸的基本設施大面積癱瘓，在國內就出現了最需要物資的地方遲遲得不到供給的情況，在當地市場供給如此緊張的情況下，這些地區的通貨膨脹率就出現了暴漲的情況。而這一情況同時也就直接大幅度上拉了全國的平均通貨膨脹率。國際方面，世界出口大國，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在農作物方面的出口都大幅度的減少。這就造成了國際上基礎農產品的供給不足，同時也制約了中國市場對進口作物的需求，造成國內農產品稀缺，價格上漲。
2）國內貨幣流通量過剩。中國長期以來大量的外資涌入，尤其是在人民幣升值的過程中。中國是一個經濟正在高速發展的國家，引進外資無疑會帶來先進的管理理念和技術手段，而另一方面也會帶來大量資金的注入。在國內經濟發展的同時，整個市場上流動的貨幣量也大大增加。這的確促進了國內經濟的繁榮，但同時，社會生產力總的生產速度并沒有比貨幣增加的速度快。這就使得人民幣的總供給在一定程度上大于總需求，于是也造成了人民幣在有效市場上的流通量過大，直接導致對內貶值，通貨膨脹速度加快。
三結論
比較分析人民幣幣值的實際情況。
中國目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不夠發達。因此不足以用發達國家市場經濟發展的指標來衡量中國目前通貨膨脹的狀況。在國際上，6%以上的年通貨膨脹率已經普遍被認為是難以接受的范圍。中國07年最后一季的CPI為6.63%，08年第一季的CPI為8.03%。這雖然超過了國際上公認的難以忍受的界限，但中國國內的實際情況并未惡化得那么快。理論上而言，本國貨幣升值對國內通貨膨脹的現象會有一定程度的緩解。如果上升的這一部分幣值足以抵消國內的通貨膨脹率，則通貨膨脹不會對經濟造成很大的影響。據統計資料表明，人民幣的升值對抑制國內通貨膨脹壓力的實際貢獻，在半年內只有0.2—0.4個百分點（1）。如果說升值對抑制通貨的作用是滯后的，但近一年的時間過去了，人們并未看到經濟過熱能被市場的自動調節所壓制住的重大成果。如果說中國的市場經濟政府管制過多，那么政府制定和頒布的一系列打壓經濟過熱的措施都旨在降低通貨膨脹率，而并未對經濟的過熱起促進作用。根據經濟數據的比較分析可知，國內實際通貨膨脹率實際比調查的結果更高。人民幣升值對通貨膨脹率的抵消效果也不大，實際上人民幣實在貶值的。
四國家應采取的措施
經過以上的分析可知，中國目前處于市場經濟并不完善的時期，市場自我調節能力較差，同時，考慮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政府的確應該在政策方面適當的參與經濟的管理，以繼續壓制現階段的經濟出現過度的“泡沫”。
第一繼續實施從緊的貨幣政策，通過銀行和國債這兩大主要工具回收再市場上過度流通的貨幣。通過銀行提高再貼現率和存款準備金率都是國際上公認了的具有現實意義的措施，前者目的在于提高融資者的融資成本，進而從投資的源頭對貨幣總量進行調節；后者則作用于貨幣的乘數效應上，通過減少貨幣擴張的乘數來平衡貨幣的發行量和流通量的關系。通過發行國債，直接回籠流通中的貨幣量是效果最快的措施。
第二合理地運用稅收和價格控制手段。稅收的目的就是為了財富的再分配和引導社會向公平化發展。對金融行業的從緊稅收政策則有收縮和穩定投資過熱的作用。價格是直接反映出來的對商品價值的貨幣表示，合理的限制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對社會的穩定必然會有很大的促進作用，但同時也應該看到，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價格的變化也應該尊循市場客觀的發展規律。只有找到在政府引導和市場發展的過程之中的這個平衡點，經濟才能夠又好又穩定的發展。
第三對資本市場實行大力監督。尤其是外資大量進入和退出這一投機行為。引進外資無疑是一個國家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手段。國外資本對本國的經濟貢獻率不容忽視，無論在就業率方面或是在資金籌備方面的促進作用都是相當大的。中國目前處于高速發展階段，對外資的需求量很大。但需要注意的是國家不能過度依靠外來資本。尤其是關系到國家經濟命脈的行業，投機的外來資本在一定程度上會對某些行業帶來毀滅性的打擊。
但在這么多壓制經濟過熱政策的背后，政府部門也應該看到這所有的經濟政策都具有相當程度的滯后作用，并且一種措施的出臺會引起市場經濟關系一系列的連鎖反應。所以同時也要預見到通貨膨脹之后可能出現的通貨緊縮的情況并提前做好相應的準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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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殊不知這樣一個工作，最終探求到的仍然是一個相對價值。因為，獲得同樣的未來收益，但選擇的評價基準不同（折現率），股票價值迥異。
有意思的是，我們往往在股市低迷時，不自然地會去探求股市的絕對價值；而當股市非常活躍時，又渾然不知價值為何物，簡單進行相對比較后判斷是否被低估。于是，我們會大量聽到，所謂某類企業在國外市盈率如何，國內才如何，因此，必漲云云。
既然股票不存在所謂絕對價值，永遠生活在"參照系"中，那么，分析判斷股市的大體趨勢，更多時候需要研究股市的參照系變化情況。總體而言，股市參照系主要有三：一是國外資本如何在全球范圍內審視和定位中國經濟及各類資產，決定著國際資本投資國內的規模和趨勢。二是資本如何審視實物投資與金融資產投資的收益風險水平。當預期實物投資市場收益水平趨于下降，風險趨于上升時，資本往往需要向虛擬市場轉向。三是資本如何審視股票、債券等具體金融品種的預期收益風險水平，決定著資本在股票和債券之間的配置比例。
如上參照系幾乎都發出了利好股市的信號。簡單看來，人民幣升值吸引國際資本；國家宏觀調控及貸款利率的提高將弱化實物投資（主要是房地產）對資金的吸引力；利率上調趨勢的確立可能導致資本從債券市場析出。
行情推動力量是人民幣升值
筆者研究金融史發現，波瀾壯闊的牛市，往往產生于技術革命，或者因本幣升值等因素提振國民自信心、自豪感，并吸引國際資本之時。盡管我國"十一五"規劃中大力倡導自主創新，然而，技術創新斷非朝夕，缺乏創新土壤，就很難產生系統性的技術革命。換言之，技術革命很難在當前成為推升股市大牛市的基礎。
相反，人民幣長期升值趨勢則可能助推并演繹一輪比較大的牛市。以境外情況觀之，1985~1989年之間，亞太區貨幣大幅升值，股市相應狂飆，臺幣升值56%，股指上漲1380%；韓元升值22%，股指上漲626%；日元升值77%，股指上漲224%；新加坡元升值20%，股指上漲91%。
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本輪行情上漲的基本背景已經不是股改因素，也不是一般意義的估值因素。截至目前，G股、準G股無論數量，還是市值均已超過60%。而從企業效益對估值的影響看，全部A股2005年年報、2006年一季度季報顯示，上市公司平均凈利潤分別下降1.4%和13.2%；加權平均凈資產收益率分別下降7.8%和19%。
在筆者看來，本輪行情上漲的主因在人民幣升值。早期地產股、銀行股大幅上漲就是明證。從資金角度看，我們同樣可以發現，推動股指上漲的資金來源，顯然不是國內基金，也絕非券商，這些機構在本輪上漲之前并沒有足夠的閑余資金；真正的資金力量可能來源于國際資本，在這些資本的誘導下，國內私募資金、普通投資者，以及國內基金蜂擁而上。
人民幣升值壓力是持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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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貨幣供應量增加
首先，國際收支失衡、外匯儲備激增是造成貨幣供應量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眾所周知，我國國際收支長期存在“雙順差”，導致我國外匯儲備大量增加；而且我國已將經常項目強制結匯制改為意愿結匯制，在人民幣升值預期和本外幣正利差的情況下，企業和個人將外匯結匯的意愿有所增強，從銀行購買外匯的意愿總體下降。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的外匯占款逐年增加，由2001年12月17856.43億元增長到2013年12月為286303.83億元，漲幅達15%，所以我國被動地使貨幣供應量增加。其次，人民幣升值對通脹的推動作用是另一個原因。考慮到市場主體心理因素的影響，人們會對持續而明顯的人民幣升值作出繼續升值的預期，人民幣升值以及升值預期的強化將導致國際資本不斷涌入我國，從而人民幣貨幣供應量被動增加。最后，信貸膨脹導致貨幣供應量增加。據有關數據顯示,自雷曼倒閉以來,我國的信貸規模從9萬億美元升至23萬億美元,在短短5年中復制了整個美國的商業銀行系統的規模。信貸占GDP比值在5年間從75%上升至200%，而美國次貸危機及日本90年代初經濟泡沫破裂前該比值約為40%。信貸規模的急速膨脹轉變為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進而推動物價上漲。
2.2輸入型通貨膨脹
首先,美元貶值導致輸入型通貨膨脹。近幾年來，美國四次采取量化寬松政策，使美元因超發而逐漸貶值。眾所周知，目前，美元在國際上起著“世界貨幣”的作用，美元的貶值使得以美元標價的國際商品價格上漲，進而使我國的進口成本增加，引發輸入型通貨膨脹。其次，通過成本傳導途徑引發輸入型通貨膨脹。我國目前已成為第二大石油進口國，石油和鐵礦石的對外依存度均超過50%；據海關總署的統計資料顯示，“近年來中國大豆進口呈現逐年上升趨勢，2012年進口量相比2004年增長189%。2011年，國內大豆產量僅為1449萬噸，大豆對外依存度達到80%。”可見，我國是能源、原材料和大豆的進口大國，國際市場能源、原材料及主要糧食品種等大宗商品價格攀升，增加了我國進口這些商品的成本，這些增加的成本通過產業鏈的下延，最終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帶來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
2.3勞動力成本增加
CPI上行的推動因素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食品尤其是糧食的價格上漲，我們在開篇即提到了：從2006年起,食品價格指數逐年漲幅為2.3%、12.3%、14.3%、0.7%、7.2%、11.8%、4.8%，其中多次破“十”。而糧食價格上行的本質是勞動力成本的持續增加。2011年5月8日，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中國已經越過劉易斯拐點，同時，人口紅利窗口期也即將關閉。2004年以后出現的民工荒是農村勞動力有限供給的拐點。越過劉易斯拐點后，勞動力供求結構變化造成勞動力成本持續增加，最終推動物價上升，帶來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