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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美國的對華貿易限制制約了其比較優勢的發揮。在美國可以自由進口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同時，美國卻對其國內企業向中國出口技術密集型產品設置了諸多限制。這種貿易的不對稱無疑是導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一個重要原因。另外兩國居民的需求結構也存在著巨大差異。在人們的收入水平很低時，人們的絕大多數支出都將集中在食品等必需品上，即此時的恩格爾系數非常高。而當收入水平比較高時，除了購買生活必需品還可以購買高端產品來提高其福利水平。而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美國一般是高技術高檔產品。顯然，不管人們的收入水平高低生活必需品都是必須購買的，這就導致美國會大量進口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而由于中國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較低，對美國生產的高端產品的需求卻非常低。這種由于收入水平的巨大差異而導致的兩國對貿易產品需求的不對稱是造成美對華貿易逆差的長期因素。
(2)美國國內政治因素的影響。美國總統大選每四年舉行一次，自冷戰結束以來的歷次美國總統大選中，美國對華政策都是兩黨總統候選人相互攻擊的重要議題，這也是贏得選舉最方便的武器之一。20世紀90年代至今已經舉行的美國總統大選共有三次，從這一時期的情況看，每逢大選臨近，兩黨總統候選人就會對中美貿易摩擦的各種問題顯示強硬立場，發表頗具貿易保護色彩的言論，這幾乎成為一種規律性的現象。
(3)世界經濟不景氣導致美國出口的下滑。美國的統計數據表明，美國貿易逆差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國出口貿易額的下滑，而不是進口貿易的激增。據美國全國制造商協會透露，在過去兩年中，美國制造業的出口貿易額減少了850億美元，主要原因在于海外需求的疲軟。相反，中國對美國的進口卻在增加。
(4)中美兩國彼此對外直接投資(FDI)比例極不對稱。中美兩國間的巨額貿易順差，在很大程度上與兩國之間的接投資結構相關。美國近年來對華直接投資額均在40億～50億美元以上。美國對我國的直接投資代替了前者對后者的出口，中國吸引的美國直接投資又促進了前者對后者的出口。因此，如果中國具有同美國同樣發達的對外直接投資的能力，直接在美國設廠，生產美國原本要從中國進口的商品，那么雙方的貿易差額將會大幅度下降，貿易摩擦的幾率也會隨之降低。因此，中國資本國際化程度應大大提升。
(5)中國出口商品結構低下，出口市場范圍狹小?，F階段我國處于國際分工價值鏈條上的低端，具有競爭力的產業主要為勞動密集型和附加值較低的一些加工工業。由于缺乏技術含量和自主品牌，許多產品在消耗了大量資源出口后換回的只是少量的經濟利益，甚至還不斷地被指責為低價傾銷。我國向美國出口的商品主要為紡織品、服裝、鞋類等。這些價格競爭力較強的商品一旦大量出口極易引起美國的警惕，導致我國出口產品遭遇種種限制(6)中國企業自身和政府部門一些做法也有不當之處。中國企業有“薄利多銷”的傳統，再加上中國長期對外貿企業進行出口補貼，導致不少外貿企業為完成出口指標對出口產品定價過低，因而經常被控傾銷。甚至還有企業為了換取出口補貼和出口退稅無利也要銷售，造成不規范的定價行為，結果為美國指責中國破壞公平競爭和公平貿易的準則提供了口實。另外，中國國內存在的地方保護主義阻礙了中國政府全面履行世貿組織協議的進程。3促進中美貿易的相關對策
(1)早日爭取“市場經濟國家”地位。對中美雙方來說，“非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它代表著美國對中國經濟性質的理解以及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所取得成績的認可度。因此，中國應在政治層面上對美國等采取歧視性措施的主要成員施加壓力，使其早日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
(2)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完善市場經濟運作方式，使中國最終成為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從而縮小中國與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體制差異。這種差異的縮小可以使得信任程度增加和縮小美國對中國出口技術產品的控制范圍，使中美貿易實現平衡，從而使中美貿易在進出口平衡的基礎上實現健康發展。
(3)改變中美兩國相互依賴的不對稱性，由外貿拉動向內需拉動過渡。在經濟全球化的大環境下，中美兩國經濟相互聯系、彼此依賴的程度達到前所未有的狀況，但這種依存是不對稱的。因此，從長遠發展戰略來看，我國應將宏觀調控的著眼點更多地放在擴大內需上。我國擁有13億人口，國內市場十分龐大，而且經濟發展處于快速發展階段，潛在的市場需求是其他國家不可比擬的。在現階段，擴大內需應將滿足內需作為前提，滿足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民眾包括貧困群體的要求。
(4)建立完善的預警機制解決貿易摩擦。有效的反傾銷預警機制包括三個部分：市場預警，政策預警和政企溝通。一個完善的預警機制，需要加強三個主體的作用：①政府，政府有關部門要跟蹤一些產品的進出口貿易，尤其是進口與出口激增，進口與出口價格急速變化的產品駐國外新聞記者也應具備極強的經濟意識，及時跟蹤和報導國外反傾銷或限制進口的動向性信息，特別是對中國的主要貿易伙伴國的一切限制進口措施要進行詳細報道。②建立對政府有影響力的全國性行業協會組織，以發揮其協調，談判和行業約束及服務的功能行業協會，積極主動地應對，指導、協調涉案國內企業參與應訴，力爭取得對我有利的結果。③國內企業不但要學會規則解決國際貿易摩擦，更要學會如何避免摩擦。我國應借鑒國外成熟的貿易救濟機制，進一步完善我國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及技術性貿易壁壘的法規，建立符合國際慣例的貿易救濟體系，健全應對貿易摩擦的快速反應機制
(5)慎重應對人民幣匯率升值壓力與匯率機制問題。增加反映市場供求變化的靈活性是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方向，也是更好地發揮匯率在國際收支調節中的作用，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必然要求。但是，人民幣匯率制度調整必須慎重，應選擇就業壓力較小、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外匯市場相對平穩的時機改革。增加外匯市場的交易主體、增加外匯交易工具、培育企業和金融機構的匯率風險意識等，為人民幣匯率制度的調整積極創造條件。
篇2
中美自建交以來，雙邊貿易高速發展，優勢互補明顯，貿易結構日趨多元化。貿易的飛速增長為兩國人民帶來了實惠，給兩國關系的發展提供了動力，但貿易摩擦也在增加。2001年底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以來，中美貿易出現了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確立問題、反傾銷問題、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人民幣匯率、紡織品配額問題以及貿易發展不平衡問題等。例如，2002年美國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實施鋼鐵保障行動；2003年美國對華紡織品實施特別保障；2004年，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對中國彩電和寢室木家具征收反傾銷稅，美國商務部還明令禁止美國進口中國購物袋，美國主要紡織品服裝協會和工會要求推遲取消紡織品配額。
2中美貿易現狀原因分析
(1)美國的對華貿易限制制約了其比較優勢的發揮。在美國可以自由進口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同時，美國卻對其國內企業向中國出口技術密集型產品設置了諸多限制。這種貿易的不對稱無疑是導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一個重要原因。另外兩國居民的需求結構也存在著巨大差異。在人們的收入水平很低時，人們的絕大多數支出都將集中在食品等必需品上，即此時的恩格爾系數非常高。而當收入水平比較高時，除了購買生活必需品還可以購買高端產品來提高其福利水平。而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美國一般是高技術高檔產品。顯然，不管人們的收入水平高低生活必需品都是必須購買的，這就導致美國會大量進口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而由于中國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較低，對美國生產的高端產品的需求卻非常低。這種由于收入水平的巨大差異而導致的兩國對貿易產品需求的不對稱是造成美對華貿易逆差的長期因素。
(2)美國國內政治因素的影響。美國總統大選每四年舉行一次，自冷戰結束以來的歷次美國總統大選中，美國對華政策都是兩黨總統候選人相互攻擊的重要議題，這也是贏得選舉最方便的武器之一。20世紀90年代至今已經舉行的美國總統大選共有三次，從這一時期的情況看，每逢大選臨近，兩黨總統候選人就會對中美貿易摩擦的各種問題顯示強硬立場，發表頗具貿易保護色彩的言論，這幾乎成為一種規律性的現象。
(3)世界經濟不景氣導致美國出口的下滑。美國的統計數據表明，美國貿易逆差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國出口貿易額的下滑，而不是進口貿易的激增。據美國全國制造商協會透露，在過去兩年中，美國制造業的出口貿易額減少了850億美元，主要原因在于海外需求的疲軟。相反，中國對美國的進口卻在增加。
(4)中美兩國彼此對外直接投資(FDI)比例極不對稱。中美兩國間的巨額貿易順差，在很大程度上與兩國之間的接投資結構相關。美國近年來對華直接投資額均在40億～50億美元以上。美國對我國的直接投資代替了前者對后者的出口，中國吸引的美國直接投資又促進了前者對后者的出口。因此，如果中國具有同美國同樣發達的對外直接投資的能力，直接在美國設廠，生產美國原本要從中國進口的商品，那么雙方的貿易差額將會大幅度下降，貿易摩擦的幾率也會隨之降低。因此，中國資本國際化程度應大大提升。
(5)中國出口商品結構低下，出口市場范圍狹小?，F階段我國處于國際分工價值鏈條上的低端，具有競爭力的產業主要為勞動密集型和附加值較低的一些加工工業。由于缺乏技術含量和自主品牌，許多產品在消耗了大量資源出口后換回的只是少量的經濟利益，甚至還不斷地被指責為低價傾銷。我國向美國出口的商品主要為紡織品、服裝、鞋類等。這些價格競爭力較強的商品一旦大量出口極易引起美國的警惕，導致我國出口產品遭遇種種限制。
(6)中國企業自身和政府部門一些做法也有不當之處。中國企業有“薄利多銷”的傳統，再加上中國長期對外貿企業進行出口補貼，導致不少外貿企業為完成出口指標對出口產品定價過低，因而經常被控傾銷。甚至還有企業為了換取出口補貼和出口退稅無利也要銷售，造成不規范的定價行為，結果為美國指責中國破壞公平競爭和公平貿易的準則提供了口實。另外，中國國內存在的地方保護主義阻礙了中國政府全面履行世貿組織協議的進程。3促進中美貿易的相關對策
(1)早日爭取“市場經濟國家”地位。對中美雙方來說，“非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它代表著美國對中國經濟性質的理解以及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所取得成績的認可度。因此，中國應在政治層面上對美國等采取歧視性措施的主要成員施加壓力，使其早日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
(2)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完善市場經濟運作方式，使中國最終成為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從而縮小中國與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體制差異。這種差異的縮小可以使得信任程度增加和縮小美國對中國出口技術產品的控制范圍，使中美貿易實現平衡，從而使中美貿易在進出口平衡的基礎上實現健康發展。
(3)改變中美兩國相互依賴的不對稱性，由外貿拉動向內需拉動過渡。在經濟全球化的大環境下，中美兩國經濟相互聯系、彼此依賴的程度達到前所未有的狀況，但這種依存是不對稱的。因此，從長遠發展戰略來看，我國應將宏觀調控的著眼點更多地放在擴大內需上。我國擁有13億人口，國內市場十分龐大，而且經濟發展處于快速發展階段，潛在的市場需求是其他國家不可比擬的。在現階段，擴大內需應將滿足內需作為前提，滿足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民眾包括貧困群體的要求。
(4)建立完善的預警機制解決貿易摩擦。有效的反傾銷預警機制包括三個部分：市場預警，政策預警和政企溝通。一個完善的預警機制，需要加強三個主體的作用：①政府，政府有關部門要跟蹤一些產品的進出口貿易，尤其是進口與出口激增，進口與出口價格急速變化的產品駐國外新聞記者也應具備極強的經濟意識，及時跟蹤和報導國外反傾銷或限制進口的動向性信息，特別是對中國的主要貿易伙伴國的一切限制進口措施要進行詳細報道。②建立對政府有影響力的全國性行業協會組織，以發揮其協調，談判和行業約束及服務的功能行業協會，積極主動地應對，指導、協調涉案國內企業參與應訴，力爭取得對我有利的結果。③國內企業不但要學會規則解決國際貿易摩擦，更要學會如何避免摩擦。我國應借鑒國外成熟的貿易救濟機制，進一步完善我國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及技術性貿易壁壘的法規，建立符合國際慣例的貿易救濟體系，健全應對貿易摩擦的快速反應機制
(5)慎重應對人民幣匯率升值壓力與匯率機制問題。增加反映市場供求變化的靈活性是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方向，也是更好地發揮匯率在國際收支調節中的作用，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必然要求。但是，人民幣匯率制度調整必須慎重，應選擇就業壓力較小、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外匯市場相對平穩的時機改革。增加外匯市場的交易主體、增加外匯交易工具、培育企業和金融機構的匯率風險意識等，為人民幣匯率制度的調整積極創造條件。
參考文獻
[1]劉佳.新貿易保護主義下的中美貿易摩擦分析[J].重慶科技學院學報，2007，(4).
[2]李麗.中美貿易摩擦的政治經濟分析[J].世界經濟研究，2005，(1).
篇3
二、實證結果分析
本文構建了三個引力模型分別為影響中國對美國農產品出口的引力模型、影響美國對中國農產品出口的引力模型和影響中美兩國農產品出口總額的引力模型，采用了1994-2012年的年度數據，進行OLS回歸分析。
篇4
1、二戰以前美國的貿易政策和立法
美國貿易政策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貿易政策的法制化和程序化,這體現在美國國內眾多的貿易立法及其發展演變上。美國早期的貿易立法基本上是圍繞著關稅政策來制定的。本世紀30年代對于世界經濟和美國經濟來說是一個災難性的年代,遍及世界各國的經濟大蕭條和貿易戰成為那個時代的特征。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法》制定了美國歷史上最高的一般關稅水平,標志著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最高點。1934年美國出臺了《對等貿易協議法》,它成為美國貿易政策史上的轉折點。該法案旨在降低關稅稅率以及通過雙邊談判和協定來降低對美國產品的歧視,以此擴大美國產品的海外市場,通過出口的增加帶動美國經濟走出蕭條。該法案標志著通過協議進行關稅減讓的時代的開始。這種通過雙邊談判和簽署貿易協定來解決貿易爭端和推進貿易自由化的作法在1946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簽署之后擴展為多邊主義。除了規定有關關稅減讓談判的事宜,美國的貿易立法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減少貿易自由化對國內工業的嚴重沖擊和負面影響,依法對因進口而造成的損害提供某種形式的幫助。美國根據國際國內經貿形勢的不斷變化而不斷修改和補充其貿易法規。
2、二戰以來美國的貿易立法
(1)《1962年貿易擴大法案》
二戰后,特別是從50年代末60年代初起,來自國外的越來越強大的競爭沖擊了美國國內的部分工業。1962年,出于保護國內工業和減少競爭壓力的考慮,美國出臺了《貿易擴大法案》,推出“貿易調整援助計劃”(TradeAdjustmentAssistanceProgram簡稱TAA),為受到沖擊的行業的工人提供正常失業福利之外的的調整津貼、援助和再培訓機會,以幫助他們轉移至新興的、更具競爭力的行業,對受到外國競爭威脅的公司提供技術援助、貸款和貸款保證以及稅收優惠來減少產業調整中的損耗。TAA計劃還授權美國總統對外國在農產品貿易中的不公平作法采取行動,這也就是1974年貿易法核心思想的前身。1962年貿易法規定,只有那些遭受“重大損害”并且損害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美國的關稅減讓而導致進口增加的行業才可以援引該立法得到補償。美國專門研究貿易政策的學者德爾塔在對反貼補和反傾銷案例進行統計分析之后得出結論說,由于1962年貿易法的授權條款和《貿易調整援助計劃》將受益的標準訂得很高,使受到沖擊的部門和公司很難獲準接受有關的補償。
(2)1974年貿易補救法案的201條款和301條款
70年代以來,美國國會一步步放松了進口補救的標準,更加滿足了受沖擊行業和公司的要求。1974年貿易法的201條款是《關貿總協定》第XIX條款即保障條款的對應條款,它規定對美國廠商因關稅減讓和進口激增而遭受的損害進行補償,或者阻止這種損害的發生。該法案第一次授權私人企業可以就國外產業的非公平競爭行為直接向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提出上訴。如果達到預定的標準,ITC會向美國總統提出建議,總統則有權下令提供包括關稅、配額或其它進口限制在內的臨時性補償措施。1974年貿易法將1962年法案中規定的“嚴重損害”的標準降低為僅僅要求證明進口是“嚴重損害”的“重要原因”,或者是嚴重損害威脅的重要原因(而不是主要原因),而且,這種損害也不必源于美國的關稅減讓。此外,TAA計劃的標準也有所降低,這些法律規定的變化使得遭受進口沖擊的工人、公司和行業組織更容易獲得法定的調整援助。
301條款是美國向所謂“不公平貿易”進攻,迫使其它國家對美國開放國內市場的主要武器,1974年立法將301條款的有關權力由總統轉至美國貿易代表(USTR)。后者在接到私人部門的投訴后,負責進行調查并向總統提出建議以便總統采取行動(征收額外關稅或者實施其它進口限制),針對其它國家所謂“不公正”、“不合理”或“歧視性”的貿易作法進行反擊,以保證實現美國各項貿易協定項下的權利。這些由美國單方面定義的‘不公正’、‘不合理’或‘歧視性’的貿易作法以及美國提出的貿易報復和制裁措施常常會招至貿易對方的譴責和批評。
(3)1979年有關反貼補和反傾銷的貿易立法
東京回合之后,美國國會通過了1979年《貿易協議法》,將美國在多邊談判中的承諾法律化。東京回合上所通過的關于貼補和反貼補以及反傾銷的準則,要求對承諾遵守國家的產品反傾銷案例進行“嚴重性損害”的調查。然而,這些多邊的規定和標準在美國1979年的立法中得以放寬,比如該法案縮短了對所有的反貼補訴案的時間限制,并且將不公平貿易補償法的執行責任由財政部部長轉交給商業部部長。這些措施旨在加強反貼補及反傾銷立法的實施和執行,為申訴的美國企業和公司提供更加有效的幫助。貿易補償法標準的放松、規定調查時間的縮短和貿易執法機制的強化,導致70年代以來美國不公平貿易訴訟案件的數量迅速增加。相對于保障條款和貿易調整計劃而言,反傾銷和反貼補立法成為各個工業部門尋求進口保護的“通?！钡摹暗谝贿x擇”。
(4)80年代貿易立法及301條款的各種變形——超級301條款和特別301條款
進入80年代,美國進一步強化了貿易立法的301條款,以便更好地為美國的商業利益服務。1984年的《貿易和關稅法案》要求美國貿易代表每年提供一份《全國貿易評估報告》,對重要的國外貿易障礙及其對美國的影響進行量化分析。該法案還授權美國貿易代表可以主動發起301條款的調查,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加強對付貿易壁壘的打擊力度。1988年的《綜合貿易與競爭法》中的301條款要求美國貿易代表每年提交關于外國貿易壁壘的報告,列出所謂“重點國家”和“重點貿易作法”,并將此作為同其它國家進行貿易談判的主要目標。它強調了美國的所謂的公平貿易規則,加強了對國外“不公平貿易”的進攻和報復性,是強化了的301條款,因而被稱為“超級301條款”。
特別301條款作為301條款的另一發展,是用于加強美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利益,促進國外知識產權方面的立法。該條款特別創立了“觀察國”、“重點觀察國”和“重點國家”名單,加強對知識產權保護不力國家的政策威懾,促進美國維護其知識產權領域的利益。中國曾幾次被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列為特別301條款的“重點觀察國”和“重點國家”,并以法定調查和貿易制裁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
(5)赫爾姆斯—伯頓法和達—馬托法案
1996年美國出臺的旨在制裁古巴、伊朗和利比亞的赫爾姆斯—伯頓法和達—馬托法案,引起了國際社會的軒然大波,遭到世界其它國家的一致譴責和反對,就連美國的老朋友英國也站到了它的對立面。1996年6月4日,與古巴、伊朗和利比亞年貿易額為18億美元的歐盟,正式就赫—伯法向美國提出抗議,就連被美國認為最保險的第26屆美洲國家組織大會,也譴責美國“執行損害其它國家的法律”。10月16日,歐盟把這個問題提交到世界貿易組織。后者警告美國不要采取單方面的措施。1996年11月12日,聯合國大會以137票對3票通過了反赫—伯法的決議。赫—伯法一出臺就非議紛紛,結果克林頓政府不得不宣布推遲6個月生效,同年10月16日又決定將赫—伯法第三條推遲到1997年2月執行。美國還曾表示,達—馬托法的實施也可以考慮靈活地進行。
二、美國貿易立法與對外貿易政策的演變
戰后美國的貿易立法的演變過程集中體現了其貿易政策的發展變化,也是對國際政治經濟環境變化的適應和調整。美國經濟實力的相對衰退和競爭者的興起是美國貿易政策的轉變的根本性原因。美國經濟實力的相對衰落不僅表現在其對外貿易在世界總額中的份額下降,也反映在美國同其主要貿易對手的人均收入差距和技術水平的縮小上。70年代世界經濟的“滯漲”嚴重打擊了美國的制造業,使得貿易問題異常突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和浮動匯率制的實施,更增大了美元匯率的波動和經濟活動的風險,美元從1981年到1985年期間升值了40%以上。美國同期商品貿易逆差由2.8億美元增至122.22億美元。美元突然大幅度的升值是當時美國貿易差額惡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它對美國貿易政策的變化起到了很重要的推波助瀾的作用,美國相對實力的衰落和歐洲、日本的興起推動了世界經濟向經濟多元化格局的演變,冷戰的結束更加速了這一趨勢。冷戰后的世界經濟是以各國為爭取在未來世界經濟中的份額而進行日益激烈的經濟和技術競爭為特征的。美日歐這三大經濟集團為了加強各自的經濟實力和建立自己的勢力范圍,紛紛參與到地區經濟一體化和地區經濟貿易安排當中,廣大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崛起和地位的上升也加劇了世界經濟競爭的激烈程度。為了適應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維護美國經濟利益,美國不斷地調整其外貿政策和貿易立法。
1、貿易政策范圍的日益廣泛,與其它國內經濟政策的關聯性增強
70年代以前,美國的貿易政策主要針對關稅和較為明顯的非關稅措施(如數量限制)。隨著關貿總協定主持的多邊貿易談判的成功進行,各國的關稅水平大大降低,美國的貿易政策也從單一考慮關稅措施逐漸擴展為包括政府采購、衛生和技術標準、政府補貼等相當廣泛的領域。從行業政策來看,美國的貿易政策在70年代以前主要是針對傳統的制造業如紡織業、鋼鐵工業和化學工業等。近年來,美國的貿易政策也開始更多地針對計算機、半導體和通訊等新興產業和高技術產業中存在的貿易問題和爭端,加強政府部門的監督和管理。同時,貿易政策的觸角也從制造業開始伸向服務貿易、有貿易關聯性的知識產權問題和對外直接投資。1984年通過的綜合貿易法案號召不發達國家杜絕侵權和仿造行為,放寬對美國企業投資的限制,并將301條款的適用范圍由商品貿易擴大到服務貿易與投資問題,貿易政策范圍的擴展在1988年的《綜合貿易與競爭法案》中反映得更為充分,它涉及國際金融政策、外國賄賂作法、技術競爭力、教育以及培訓等諸多方面。這個法案的名稱使用“綜合”一詞,其原因顯而易見,加之該法案長達一千多頁的文本,其政策范圍的廣泛性可見一斑。
2、貿易政策基礎觀念由“自由貿易”轉向“自由和公平貿易”,更強調對等觀念
戰后的幾十年中,美國一直宣揚其追求“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的立場。然而,70年代以來,美國自由貿易的目標卻逐漸地被一種“自由和公平貿易”的論調所代替,1985年里根政府的“貿易政策行動計劃”標志著美國政府由主張自由的多邊貿易轉向主張“自由的”和“公平的”貿易,其重點則是所謂公平貿易。70年代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改變了美國人對自由貿易的看法及處理貿易關系的方法。美國人開始抱怨美國市場的開放程度遠遠高于其它國家,要求貿易對手國單方面進行貿易減讓以“擺平競爭基礎”的呼聲越來越高。由于美國對所謂的國外“不公平貿易作法”越來越難以容忍,貿易當局開始積極行動。他們更多地利用態度強硬的雙邊談判和單邊的貿易制裁和威脅以迫使談判對手作出讓步。例如,日本和東南亞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60年代以來經濟有了飛速發展,美國認為,這些國際市場上的新的競爭者一方面十分積極地為其出口擴展創造條件,他們在美國市場上的份額迅速提高;另一方面這些國家卻不愿意開放極其封閉的國內市場,亞洲國家不同于美國的商業做法和市場結構在美國看來更是無形的貿易障礙,嚴重阻礙了美國企業的進入。美國特別強調指出,這種所謂在其它國家貿易自由化的進程中“免費搭車”的做法使得美國的生產廠商在國際競爭中處于不利的地位。
“不公平貿易”論調同美國的對等觀念的轉變密切相關。最早的“對等”觀念(Re-ciprocity)出現在1934年的《對等貿易法案》中,它強調對等的關稅減讓即在雙邊貿易談判中等幅的關稅減讓,并鼓勵以經過談判協商的同等的步伐來推進貿易自由化。然而,近年來美國國內不公平貿易論調的興起扭曲了貿易對等原則。原來意指在具體貿易談判中各方減讓程度的對等性越來越多地被應用到整個市場狀況的均衡方面。這種新的對等觀念的產生將美國其國內的市場開放以及其程度完全建立在其它國家能否為美國的商品和服務提供令其滿意的市場準入的基礎上。而且美國通常把雙邊貿易是否平衡作為美國是否享受公平的市場準入的判斷尺碼。3、貿易政策的重點由注重限制進口轉變為加強政府在出口拓展方面的作用
美國傳統的貿易管理是注重對進口貿易的管理,主要是通過對國外進口商品的實施關稅和非關稅措施來保護國內的產業部門。六七十年代以來,美國貿易政策的側重點開始由進口管理轉向加強對國外所謂不公平貿易作法的重視和對策研究,美國政府也開始更多地出面,更加積極地為美國公司的出口掃清障礙,打開封閉的國外市場。
六七十年代興起的“自愿出口限制計劃”在80年代以后逐漸喪失了存在的基礎,由“自愿進口擴展計劃”取而代之。很明顯,后者的進攻目標轉向打開對方緊閉的市場大門,美國這種貿易策略主要是用來對付外國所謂的“結構性貿易障礙”,抵消它們對美國出口的不利影響。它的1988年貿易法主要內容涉及放松出口管制貸款條件以幫助美國的高技術產業、促進政府行政部門更積極地為出口創造良好條件、擴大“不公平”貿易做法的定義范圍等等,克林頓上臺后,美國政府及外交官員對涉外合同予以大力支持,多次通過美國駐外使館建立的經援機構來為中小企業提供技術支持;他們還減少了對與安全有關的出口的控制,尤其是在高技術方面的出口管制。此外,美國政府機構還修改相應的財政規定,與進出口銀行和其它金融機構一起為美國的出口提供優惠貸款。
4、美國貿易強硬化、法律保護主義和貿易立法治外法權主義
近年來,美國越來越多地依靠直接的行政手段來管理貿易事務,處理對外經貿關系,并且顯示出更強的主動性和進攻姿態,美國單方面定義所謂的不公平貿易做法,其中的許多做法在關貿總協定中都沒有明確規定。它還單方面決定貿易對手國是否存在不公平做法,在它認為必要時并不提交進行多邊仲裁,而是要求對方同美國的貿易代表直接進行談判來解決問題。這種做法被其貿易對手稱為“侵略性的單邊主義”(AggressiveUni-lateralism),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貿易法的301條款及其各種變形,它們是美國“侵略性的單邊主義”政策的核心所在,同時也是遭受國外抨擊和譴責的主要目標之一。超級和特別301條款的出臺與實施使80年代美國反貼補稅和反傾銷稅的征收迅速增加,嚴重損害了其它國家的貿易利益和出口產業。他們紛紛指責美國貿易政策和立法的變化,指出其實質是貿易保護主義在新形勢下的發展和表現,是“過程保護主義”或者“法律保護主義”。
美國為了維護其經濟利益,以強大的政治經濟實力為后盾,動輒抬出國內貿易立法,宣布對所謂國外不公平貿易做法進行單方面的報復和制裁,其實質是大國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在貿易領域里的典型表現,美國這種貿易法的治外法權主義不僅違反了國際法的有關準則,也是對多邊貿易體制基本原則的嚴重破壞。它惡化了國際貿易環境,增加了貿易環境中人為的不穩定因素,不利于多邊貿易體制取得進展,而且美國的單邊主義和301條款的濫用很容易激發各國之間的貿易大戰,不利于國際經濟的發展。作為美國“治外法權主義”典范的赫爾姆斯—伯頓法和達馬托法一出臺就遭到了包括歐盟在內的各國一致的強烈反應和抨擊。西方新聞機構評價說,美國可能是繼德國的“法西斯主義”、南非的“種族隔離”之后本世紀受譴責最多的國家。1996年,不僅聯合國、美洲國家組織、歐盟、里約集團、南方共同市場等國際組織對美國的貿易沙文主義加以公開抨擊,就連美國的主要貿易伙伴、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另外兩個成員國加拿大和墨西哥也加入了指責美國貿易做法的行列。在冷戰之后的新經濟形勢下,各國都在努力發展民族經濟,加強本國的國際競爭力,美國越來越難以行使其個人意志。美國的這兩項法律只不過起到了一個稻草人的作用而已。
三、從美國貿易政策與立法的演變看中美貿易爭端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與美國的經貿關系得到了迅速發展,中國已成為美國的第五大貿易伙伴,美國也成為僅次于日本的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但是,由于中美兩國在社會制度、意識形態、風土人情和價值觀念上都存在著重大差異,兩國經貿關系的發展也就不可避免地會存在這樣或那樣的磨擦。近年來,兩國在諸如紡織品貿易、市場準入問題、反傾銷問題、知識產權問題、對華最惠國待遇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等問題上都發生過糾紛。加深對美國貿易政策和立法的演變歷程及其經濟背景的理解,有助于正確認識中美貿易關系和糾紛,為改善兩國經貿關系、發展我國的對外貿易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1、正確看待中美貿易爭端
(1)中美市場準入爭端
市場準入問題是中美貿易的本質問題,也是中國加入多邊貿易體系的核心問題。美國經濟實力的相對衰落和國際競爭日趨激烈是導致該問題出現的根本原因。近幾十年來,亞太地區特別是中國的經濟貿易飛速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具發展潛力和活力的地區之一。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有著巨大的潛在市場,這對美國拓展出口意義重大。因此,美國近年來把很大的精力放在打開中國市場,為美國公司占領中國市場創造良好的條件。美國多次指責中國對美國產品封閉市場,批評中國的貿易制度和貿易中存在的許多“障礙”和“壁壘”,如繁瑣和復雜的進口管理和許可證制度、進口限額管理的不公開、貿易管理和法規透明度不夠等。此外,美國還指責中國對服務行業過度保護,特別是在美國特別具有競爭力的金融、保險和會計師事務所、運輸等領域中國的開放度太低。美國在市場準入方面做文章,并頻繁地向中國施加壓力,充分體現了美國貿易政策及策略由追求競賽規則的公平合理轉為追求競賽結果的對等性,由單純限制進口轉變為限制進口與積極擴大出口相結合,通過增加出口,改善貿易狀況,帶動國內經濟的發展和解決失業問題。
(2)中國加入世界貿易體系與美國的阻撓
我國根據通行的國際標準和自己的國情,堅持以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加入多邊貿易體制,這是我國的一個根本立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改革外貿管理體制和開放市場方面有了很大的進展,進口關稅水平大大降低。而美國無視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和已取得的成績,以成熟發達國家市場開放標準和經貿管理的做法來要求中國,要求中國承擔與自己的國力和發展水平不相適應的過高的義務和責任。美國還抬出其國內的貿易立法單方面給我國施加壓力,以貿易制裁和報復主義的措施相威脅,力求迫使中國作出更多的開放和自由化的減讓,擴大美國從中國發展中所獲取的份額。
(3)中美知識產權爭端
中美近年來在知識產權領域屢有爭端。早在1989年和1990年美國就根據美國特殊301條款,把中國列入“重點觀察國家”名單。1991年4月26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又以中國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沒有采取有效措施為由將中國列為特殊301條款“重點國家”之一,并以價值28億美元的貿易制裁和對中國某些出口產品征收高額進口關稅相威脅,要求中國與之簽訂旨在制止對計算機軟件和音響制品的盜版行為的貿易協定。此后,美國又于1994年和1996年多次在知識產權問題上做文章,并以高額的貿易制裁相威脅。美國的做法其實質是將知識產權同貿易利益、經濟實力掛鉤,利用貿易問題和貿易手段外交手段將一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政策和法規強加于其它國家,其實質是一種美國利益至上的帶有保護主義色彩的貿易政策。從表現上來看特殊301條款執行一套嚴格的程序,但是它的實際執行往往取決于美國當年的貿易狀況和對因貿易伙伴對知識產權保護不力而損害的美國利益進行的判斷。對此,美國貿易代表有較大的自由裁定權。
2、采取正確的策略對付美國的貿易政策和貿易立法
(1)堅持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增強我國的整體經濟實力和經濟技術競爭力,這是提高我國的政治經濟地位,加強同貿易對手談判和協商中的力量,以便更好地維護我國經濟利益。只有經濟強大了,外國才會以更加平等的態度來處理雙邊的經貿磨擦。
(2)進一步改革我國的貿易管理體制,積極向國際標準靠攏。改善進口管理體制,增強貿易政策的透明度,促進貿易自由化是國際貿易發展的大勢所趨。當前,我們應該加強對國際經貿管理和規則的學習,認真地分析和研究我國現行的貿易制度和貿易管理模式,對于那些已經過時的和不符合我國經濟發展的要求的做法要下決心進行改革和創新,對于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可以做到的我們應該有計劃、有步驟的逐步實現,然而,對于危害我國基本經濟利益和屬于原則性和立場性的要求和做法我們要堅決頂住壓力,維護我國基本的經濟利益。
篇5
去年,作為促進中美兩國經貿往來的重要舉措之一,通用汽車公司6月17日在華盛頓簽署一項總價值約達10億美元的對華出口協議,將通過通用汽車(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和上海通用汽車有限公司,自今年起至2010年間向中國出口整車、零部件和相關設備器械,其中整車出口將包括凱迪拉克品牌等。這項協議的簽訂將有助于凱迪拉克等通用汽車在華主要品牌的進一步發展,更好地推動通用汽車在中國這一增長最為迅速的汽車市場的全力拓展。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出席了協議簽署儀式。
作為全球汽車工業的領導者,通用汽車一直都在致力于營造、維護良好的中美經貿關系。今年又恰逢通用汽車成立100周年,通用汽車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瓦格納表示,全球汽車產業正面臨兩大轉變,其中之一就是新興市場的興起。沒有一個新興市場能像中國這樣對全球汽車產業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瓦格納進一步表示,隨著中國汽車擁有量的不斷增長,中國豪華車細分市場逐漸呈現出發展潛力。該協議的簽訂,也充分彰顯了通用汽車未來在中國汽車市場繼續保持領先地位的決心。過去11年中通用汽車在華合資企業已從北美進口價值超過42億美元的汽車、零部件、設備和機械,為中美雙邊貿易做出積極貢獻。同時,該協議的簽署也再次例證通用汽車“立足中國、攜手中國、用心中國”的在華業務發展戰略創造了多方共贏的結果。
日前克萊斯勒公司與中國進口汽車貿易有限公司在美國華盛頓簽署大宗汽車進口協議,今明兩年內,克萊斯勒公司將向中國市場出口銷售價值超過4億美元的Jeep品牌汽車。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商務部有關領導出席了簽約儀式?？巳R斯勒有限責任公司高級副總裁兼亞太業務首席執行官墨斐表示,這次交易表明了克萊斯勒對于Jeep品牌在中國獲得長遠發展和成功的信心。根據協議,中進汽貿將以中國市場總商身份負責銷售Jeep品牌車型。
為順應國內消費市場趨勢,克萊斯勒公司從2007年起引入原裝進口的Jeep品牌車型替代本地化生產的車型。在1年時間里,已先后引進Jeep指揮官、大切諾基、指南者和牧馬人等4款車型。除克萊斯勒品牌外,還增加PT漫步者和克萊斯勒大捷龍兩款產品,全新進口Jeep品牌和全球暢銷的道奇品牌也先后進入中國。今年,克萊斯勒加快在中國市場的步伐,僅上半年就已引入4款全新產品,包括道奇品牌的兩款進口車型道奇鋒哲和道奇酷搏,以及Jeep品牌在全球的代表性越野產品Jeep牧馬人四門款和兩門款。
二、中美汽車貿易營銷策略
1.充分發揮政府的作用
作為政府,特別是對外貿易的主管部門,除在我國與國外發生貿易摩擦時積極加強國家之間的貿易談判和貿易協調外,更重要的是建立統一、透明的涉外經濟法律體系,整頓外貿秩序,加強進出口公平貿易工作,建立貿易摩擦的預警機制。
我國政府要加大對外交涉力度,讓更多的國家了解中國,爭取更多的國家承認我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為我國企業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國際環境,要充分利用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維護我國的正當權益。政府應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符合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和國際慣例的涉外經濟法律體系。我國應根據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要求和承諾,結合國情完善有關方面的立法,與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和國際慣例接軌,實現統一和透明。我國已依入世時的承諾調整了整車和零部件的關稅,若此次世界貿易組織上訴后維持原裁定,則須盡快修改《管理辦法》使其不違背世界貿易組織原則;進而言之,我國政府更應吸取此次教訓,適當、適時、主動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相關規則調整我國貿易政策。政府要強化公平貿易工作,建立起符合國際慣例的貿易救助機制。公平貿易工作通過出口應對和進口調查防范等手段,在應對貿易摩擦、保護國內產業和市場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培育專業化團隊
學會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正確運用相關規則,維護自身利益。盡管世貿規則并不是完美無缺,也處于不斷完善過程中,但其爭端解決機制,畢竟是一個為所有世貿成員所認可的貿易機制,可以說是一個為成員國、包括我國在內所承認的較為公平的貿易規則,在將來的貿易活動中,我們要善于運用相關規則,維護自身利益。
3.加強自律和內部協調指導,避免惡性競爭
綜觀我企業開拓海外市場的教訓,經常出現“冷”時無人開拓,“熱”時蜂擁而至的局面,甚至為搶奪市場,不惜競相壓降,不僅擾亂了正常的市場秩序,降低了自身利潤空間,而且還為進口國采取貿易保護措施提供了口實。因此,為了保證長遠發展,我國汽車出口企業應該自律,同時,我國內主管部門和行業組織應發揮自身作用和職能,加強對車輛出口的監管和調控,做好企業協調工作,避免自我無序競爭局面。
4.提高產品競爭力
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我國的汽車工業已經成為拉動我國國民經濟高速發展的支柱性產業。通過擴大投資和加強研發力度、科技創新和引進技術,大量具有高科技含量和自主知識產權的汽車產品不斷涌現,不僅滿足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也在不斷地走進國際市場,包括進入美國市場。對此,一方面應不斷加大研發力度,提高產品檔次,提供符合當今汽車技術水平發展方向的中、高端產品;另一方面也要加大對外宣傳力度,宣揚我國汽車工業的悠久歷史、雄厚現狀以及所具備的長遠發展潛力,宣揚我國通過競爭所涌現出來的一批優秀汽車品牌所具備的比較優勢和我國這些汽車產品對美國社會經濟發展所具有的現實的促進作用。
三、結語
在汽車貿易服務方面,我國將給予全面的貿易權和分銷權。不通過中間商直接進口和出口的權利和通過市場營銷的權利,批發和零售、售后服務、儲運物流——與分銷有關的整個服務領域。有關金融服務方面,主要是汽車消費信貸、融資的問題。在各個地理區域內,外國銀行將享有與我國銀行同等的經營權利。在五年內,地域和客戶方面的限制也將完全取消。允許外國汽車制造商在我國設立的分銷體系經營母公司的產品。
參考文獻:
篇6
數據來源及分析方法 為保持數據的-致性，本文所用數據全部來自WTO 2000-2006年度的《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WTO每年的年度《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中的貿易商品是在SITC分類基礎上重新分為四大類給出統計數據的，并且每一大類項下的部分子類商品也給出了具體的統計數據。因此本文在分析中美兩國間比較優勢-與貿易互補性時也是以這四大類及其子類商品為比較對象進行的。 本文將從貿易結合度、顯示性比較優勢和出口產品相似度等三個方面比較分析中美貿易的相關及互補性。 中美貿易互補性分析 1.中美貿易結合度 貿易結合度指數是一國對某一國的出門占該國出口總額的比重與該國的進口總額占世界進口總額的比重之比，其常用來衡量貿易聯系的緊密程度，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TCDab表示a國對b國的貿易結合度，Xab表示a國對b國的出口額，Xa表示a國出口總額，Wb表示b國進口總額，Mw表示世界進口總額。如果TCDab數值小于1，表明兩國在貿易方面聯系松散;如果等于1，則為平均水平;如果大于1，則貿易聯系緊密。
中國對美國的貿易結合度指數很高，美國對中國的貿易結合度與中國對美國的貿易結合度有著相似的變動趨勢。1999-2001年中國對美國貿易結合度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同期美國進口總額占世界進口總額的比重下降，1999年為17.56%，2001年降為13.77%，而同期中國對美出口額占中國總出口額的比重維持在40%左右;這期間美國對中國貿易結合度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美國對中國的出口額占美國總出口額的比重持續上升，由1999年的28.01%上升到2001年的35.96%。2001-2005年中國對美貿易結合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對美國出口額占中國總出口額的比重持續下降，2001-2005年分別為38.43%、38.45%、34.77%、33.13%和31.95%;同期美國對中國貿易結合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美國對中國的出口額占美國總出口額的比重增長的速度小于中國進口總額占世界進口總額比重增長的速度。數據表明，中美兩國的貿易結合度很大，美國消費市場對中國的商品需求旺盛，而美國對中國的貿易結合度相對較小，則說明中國對美國的商品需求相對較小，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國限制對中國高技術產品的出口。盡管如此，兩國在貿易方面的聯系還是非常緊密的。
2.中美比較優勢(Reve 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RCA)和貿易互補性指數 RCA指數表達了一國總出口中某類商品的出U所占的比例相對于世界貿易總額中該商品貿易所占比例的大小，計算公式為： 其中，RCAxik代表i國在k類商品上的顯性比較優勢，Xik為i國k類商品的出口額，Xi表示所有商品的出口總額，W表示所有商品的世界出門總額。如果RCAxik大于1，表明i國在k類商品的出口上相對集中，由此可推斷該國在這類產品上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當RCAxik小于1時，表明i國在眾類產品的生產上不具比較優勢。
作者就此在顯性比較優勢指數的基礎上參考了于津平(2003)提出的貿易互補性指數，并進一步測量了中美在不同貿易品上的互補性指數和加權平均后得到中美間貿易互補性指數，以便從實證方面分析中美間貿易的互補性，計算公式有： 式中RCAmik代表j國在k類商品上的顯性比較劣勢，其數值越大，表明劣勢越明顯。Mjk表示j國k類產品的進口額，Mj表示該國所有產品的進口額。Cijk代表i國與j國在k類產品上的貿易互補性指數，Cij代表i國與j國的綜合貿易互補性指數，它是所有產品的貿易互補性指數的加權平均值，加權系數為世界貿易中各類產品的貿易比重。參考于津平的定義，貿易互補性指數越大，說明i國與j國出口產品與進口產品之間的吻合度越大，兩國間的貿易互補性越強。根據作者計算，表2和表3分別給出了中國出口和美國進口以及美國進口和中國出口的四大類共28項分類產品1999-2005年的比較優勢指數、比較劣勢指數值、貿易互補性指數以及綜合貿易互補指數，其中部分僅給出了2004-2005年的比較優勢指數值。
中美貿易顯示出以下特點： (1)中美貿易的比較優勢指數。①從大類上看，中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是制成品，1999--2005年的RCA均大于1。美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是農產品和制成品，其中制成品BCA數值1999-2005年也均大于1，農產品RCA2000年前小于1，2001-2005年大于1，表明中國“入世”后美國加大對中國農產品出口，2001年后才顯現比較優勢。②從子類產品看，盡管中國的農產品總體上不具比較優勢，但魚類產品卻具有比較優勢，2004和2005年比較優勢數值分別高達1.42和1.34。③1999-2005年中國在化工產品上的BCA均小于1，而同期美國化工產品RCA數值大于1且呈上升趨勢，2005年達1.22。屬于化工產品類中的醫藥產品的中國的BCA值更是很低，而美國的醫藥產品RCA遠高于中國，2011年和2005年分別為1.06和0.95。④在其他半制成品類上，中國具有比較優勢，美國不具有比較優勢：⑤在機械運輸設備上中國也只在2002年后才具比較優勢，美國的RCA值一直在1.24左右波動。⑥在辦公和通訊設備上，兩國的RCA均大于1，但在子類商品通訊設備、集成電路和電子元件類產品上，則具有明顯的互補性。⑦在汽車類產品上，盡管兩國的RCA均小于1，但中國的RCA非常小，而美國的RCA一直呈上升趨勢，2005年達1.06，已表現出比較優勢。⑧在紡織品和成衣類產品上，中國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
在對制成品子類分析的基礎廠，盡 管兩國在制成品上均表現出比較優勢，但具體體現比較優勢的較為明細的分類產品是互補的，因此中美在制成品類上仍具有互補性，我們認為這是中美兩國資源狀況和在國際分工中所處的地位決定的。中國的勞動力價格低廉，美國勞動力價格遠高于中國，因此很多美國企業在中國投資設廠以降低成本，使這些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很大的競爭優勢，導致了中國出口的大幅增加，因此這些產品用量化的RCA體現的指數值就大于1。
由于企業生產基地向中國轉移，美國國內生產減少，需要進口，因此在這些產品上用量化的RCA體現的指數值就小于1，這就是我們觀察到的大多數中國制成品分類產品RCA大于1，而美國的小于1的原因。但是由于有些制成品的生產本身技術要求很高，對勞動者的素質和技能要求也很高，同時由于美國國內技術管制和貿易的限制，這些產品只能在美國生產，中國對該類產品的需求只能靠進口，因此美國在這些產品上的RCA值大于1B寸，中國在該類產品上的RCA值小于1。 需要說明的是，分析中強調中美貿易的互補性，并不否認中美貿易的競爭性，這在表中制成品部分子類產品上有所體現，如電子數據處理和辦公設備，2004-2005年RCA均大于1，表明在該類產品上中美兩國均具優勢，并且中美貿易互補性大于競爭性。 根據分類產品1999-2005年的比較優勢指數，進一步觀察發現部分分類產品的RCA值處于較為穩定的變動趨勢范圍內，這預示中美兩國在部分分類產品上的比較優勢也在變動中。
中國在RCA上有上升趨勢的有制成品、機械和運輸設備、子類辦公和通訊設備、汽車類、其他類機械和運輸設備、紡織品和其他消費品，中國的汽車類產品RCA盡管很低但在不斷的上升之中;RCA有下降趨勢的有農產品、食物類、礦石和其他礦物質產品、染料、有色金屬、鋼鐵類產品、化工產品、成衣和其他消費品，農產品因不具比較優勢，其RCA一直處于下降中，這表明中國的農產品整體上在國際貿易中處于不利的地位，且有惡化的趨勢;礦產品的RCA很低且有下降趨勢是與中國實際相符的，中國本身就是能源與礦產需求和進口大國，大量的不斷增加的進口使RCA低且不斷下降。而美國，僅有辦公和通訊設備和成衣的RCA下降，其他類產品無論RCA是否大于1均呈上升趨勢，這表明未來美國不僅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更具優勢，而且越來越多的產品也會表現出比較優勢。
(2)中美貿易互補性指數。從中國出口美國進口看，中美貿易商品的綜合互補性指數平均值為2.48，且一直呈上升趨勢，2005年高達2.51，高于平均值。從美國出口中國進口看，中美貿易商品的綜合互補性指數平均值高達2.79，也一直呈上升趨勢，2005年最高達3.11。比較中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互補性指數，如楊希燕(2005)測算的2003年中國出口俄國進口的中俄綜合貿易互補性指數為1.04，俄國出口中國進口時僅為0.90;于津平(2003)測算的無論是中國出口還是進口，中國與東亞國家的貿易互補性指數很低，其測算的中國出口時中口貿易互補性指數最高值為1985年的1.37，1997年又降到1.08，相對于筆者計算的中美貿易互補性指數都很小。
因此，無論是從中國出口美國進口還是美國出口中國進口分析，1999-2005年中美貿易商品的互補性指數很高，充分說明了中美貿易具有很強的互補性。于津平在構造貿易互補性指數時指出，如果兩國間的貿易以產業間貿易為主，該互補性指數就大;如果以產業內貿易為主，該互補性指數就小。因此我們認為，從總體上看，中美兩國間主要是以產業間貿易為主。
3.中國與美國出口產品相似度指數(Similitude Index) 為更深入揭示中美貿易的互補性，可使用出口產品相似度(Finger and Kreinin，1979)來衡量中國和美國在世界市場上出口產品的相似性程度，其計算公式為： 式中：SI(ab，n)表示a國和b國出口到n市場(可以是第三國或世界市場)的產品相似度指數，代表a國出口到n市場中第k種商品所占的份額，則代表b國出口到 n市場中的第k種商品所占的份額。
該指數的變動范圍在0-100之間。如果a國和b國出口到第三市場的商品分布完全相同，則該指數為100，即對于每一種商品，都有若完全不相似，則該指數為0，即對于每一種商品k，部滿足：若，則必有或者，則必有。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該指數隨著時間的推移上升，則表明兩國的出口結構趨于收斂，同時也意味著這兩個國家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會更加激烈;相反，如果該指數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下降，則意味著兩國在第三市場上的專業分工程度正在上升，兩個國家的貿易關系是互補的。 根據產品相似度指數計算公式，利用2000-2006年WTO的《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數據，計算得出表4中美1999-2005年各類產品相似度指數值。
中美間的出口產品相似度指數值較高，都在60以上，表明中美向世界市場出口的商品分布的確存有很大的相似性。但筆者認為這并不表明中美在出口產品上就一定存在很強的競爭性。正如前文分析，由于中國廉價勞動力使很多跨國公司將生產基地轉移中國生產，轉移到中國生產的這些產品往往是轉出國國內不生產的，即使生產也是具有異質性的高端產品，因此盡管在國際貿易商品分類上歸于一類，但實際上具有很大的互補性?，F在很多產品生產過程中的環節已被標準化和程序化，而在中國的生產只是對零部件的組裝或簡單的加工后又出口，實質上處于一個產業鏈的底端?；谶@樣的分析，我們認為，中國與美國出口產品盡管相似度高，但競爭性不強。
中美兩國產品相似度經歷了一個先升后降的過程，對于這個變動的原因，我們認為有兩個解釋：1999-2000年間，由于中國尚未“入世”，較高的關稅抬高了中國出口商品的世界市場價格，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國勞動力的優勢，得益于此，美國不具有勞動力優勢的產品仍能在國內生產并在世界市場上同中國競爭，因此這個時期的中美出口產品相似度會升高。2001年中國“入世”后，關稅的不斷降低和出口管制及配額的取消，中國出口產品的勞動力優勢徹底“顯現”，與此同時，“入世”為眾多跨國公司向中國轉移生產提供便利的機會，那些未轉移到中國進行生產的企業實際上生產的不是依靠勞動力優勢為目的的產品，其本身和需要依靠中國勞動力成本優勢的產品就具有很高的異質性和滿足不同消費需求的互補性，這自然使得中美兩國出口產品相似度降低?；谶@樣的分析，我們預測，未來中美兩國出口產品的相似度仍會走低，而出口產品相似度隨時間的推移降低，本身就意味著兩國在第三市場上的專業分工程度正在上升，兩個國家的貿易關系是互補的。 結論和啟示 基于對中美貿易結合度、貿易產品比較優勢、貿易互補性指數和出口產品相似度的實證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1)中美有很強的貿易互補性。通過對各種測度指數時間變動趨勢的進一步觀察，發現中美兩國間的貿易互補性還將加強，表現為：其一，中國對美國貿易結合度穩中有升，盡管由于統計口徑不同會導致美國對中國貿易結合度下降，但其數值仍大于1，且只在一定范圍內浮動但未見下降趨勢;其二，中美具有顯性比較優勢的商品雷同性很小，且具體商品的比較優勢指數或比較劣勢指數在時間變動趨勢上具有異方向性;
篇7
為了分析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向美國出口額的影響，本文首先利用計量經濟學方法分析兩者的關系。上搜集了2005年1月至2006年12月中國對美國的出口總額（單位：千美元），從中國人民銀行網站上搜集了同時段各月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取一美元折合人民幣（平均數）。對兩個時間序列分別取對數，然后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見表1。結果顯示，不能拒絕兩者分別不是對方的格蘭杰原因的虛擬假設。因此，從實證方面來看，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向美國的出口額影響不大。
（二）基于美國出口政策的分析
按照國際經濟學理論，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匯率下降，本國貨幣升值，那么外國出口商品以本國貨幣標示的價格就會降低，從而外國出口商品的價格競爭力提高，本國從外國的進口量增加，進口額增加。人民幣升值，可以使美國商品在中國市場變得更便宜，從而增加中國對美國的進口。但是，由于比較優勢的作用，我國從美國進口的商品主要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商品，美國出于政治戰略的考慮，對我國從其企業進口該類產品設置了諸多限制。因此，人民幣升值不會使我國從美國的進口有很大幅度的增加，從而對我國從美國的進口額不會產生很大影響。
三、人民幣升值對中美貿易結構的影響
中美貿易是典型的互補型貿易，但是，在這種互補型貿易中，我國處于不平等地位。宗毅君（2006）計算了1990～2005年的中美相互貿易結合度。結果表明：美國對中國各年的貿易結合度都小于1，即貿易聯系較松散；而除1990年外，各年中國對美國的貿易結合度都大于2，即貿易關聯較緊密。由此可見，中美兩國在中美貿易中所處的地位不平等。
其主要原因，一是因為我國出口市場集中于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市場，二是因為我國出口到美國的是附加值較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從美國進口的卻是附加值較高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尤其是高科技產品。而這兩個原因又同我國目前的比較優勢和貿易形式相關。由于我國技術水平不高，但勞動力、土地等要素價格低廉，我國出口企業長期以來是依賴勞動力成本低帶來的價格優勢在美國市場競爭，出口的產品大多是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不高。又由于我國的出口貿易形式是以加工貿易為主，在相當數量的高技術產品出口中，我國企業僅僅扮演了裝配工廠的角色。即使是在一般貿易出口領域，有些高科技產品如電視機、手機等的確是中國生產，但這些產品的核心部件卻全部是中國從國外進口的。因此，我國產品在美國市場上主要通過低價大量銷售保證利潤，由此引起了美國市場上同業惡性價格競爭的情況時有發生，嚴重影響了中國產品在美國市場上的形象。
人民幣適度升值，將導致出口產品的美元價格上升，勢必擠壓出口企業的利潤空間。這樣可以最有效率地把那些技術含量與附加值低的、經營管理不善的、成本高且效益低的企業和產品排擠出海外市場，還可以迫使優勢企業積極改善經營管理，力爭在技術、品牌和營銷策略等方面取勝，依靠科技進步、品牌設計和產品質量獲取競爭優勢。同時，人民幣升值會降低先進設備的進口成本，從而有利于促進我國出口生產部門的技術進步與出口結構升級。另外，人民幣升值降低了我國企業海外投資的成本，有利于企業走出國門，進行產業轉移和技術學習，從而促使國內產業結構和出口貿易結構升級。
另外，從我國對美國的進口貿易結構來看，人民幣升值會使美國的出口產品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降低，只要美國對華出口限制政策有所松動，我國就會加大對美國高科技產品的進口力度。
四、人民幣升值對中美雙邊貿易條件的影響
中美雙邊的商品價格貿易條件為我國向美國出口商品的價格指數與我國從美國進口商品的價格指數之比。在人民幣升值的情況下，我國出口商可以選擇出口商品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不變，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上升，市場份額減小或者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不變，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下降，利潤下降；而美國出口商可以選擇出口商品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不變，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下降，市場份額擴大或者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不變，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上升，利潤增加。中美出口商面臨人民幣升值會選擇哪種價格調整的方式，取決于出口商品的價格彈性、市場競爭狀況以及中美雙方的貿易政策等。我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大多是需求價格彈性較小的商品，并且在美國市場上，我國的產品質量要優于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的產品，因此，在人民幣適度升值的情況下，我國出口商可能會提高出口商品的以美元標示的價格，因為這樣并不會使我國在美國市場上的份額大幅度萎縮。而美國出口到我國的商品大多是需求價格彈性較大的商品，且在我國市場上，美國廠商要面臨歐日等廠商的競爭，因此，美國出口商會選擇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不變，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下降來擴大市場份額。綜合這兩方面，人民幣升值會使我國出口商品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上升，而美國出口商品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不變，我國對美國的價格貿易條件得到改善。
另外，從長期來看，人民幣升值可改善我國對美國的雙要素貿易條件。雙要素貿易條件為商品價格貿易條件乘以我國出口品的勞動生產率指數與美國生產我國進口品的勞動生產率指數的比率。人民幣升值能促使我國出口企業提高勞動生產率，加快技術進步，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以保持競爭優勢，從而有利于改善我國對美國的雙要素貿易條件。
五、幾點結論和建議
1.本文分析了人民幣升值對中美貿易的影響，分析的前提是人民幣適度升值。小幅度的人民幣升值對中美進出口額的影響不大，從而對中美貿易收支的影響不大，并且適度的人民幣升值有利于改善我國出口貿易結構、價格貿易條件和中美雙要素貿易條件。這會使我國在中美貿易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得到提升。
2.由于人民幣升值對我國貿易收支的影響不大，而我國國際收支順差的剛性和良好的經濟增長態勢又對人民幣升值形成壓力。從長期來看，這樣會造成人民幣的惡性盤升。如果這種盤升是大幅度、快速式的，將不僅對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帶來消極影響，而且會超過我國經濟的消化能力，給宏觀經濟帶來不穩定因素。因此，我國政府要積極采取措施，使人民幣升值堅持小幅度、漸進式的原則，而我國企業也應采取措施來應對外匯風險。
3.宏觀上，我國政府應采取措施來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包括：逐步取消出口退稅，緩解經常項目順差的壓力；大力發展內需，減小外貿依存度；擴大對美國的進口，實行以出口帶動進口，以進口促進出口的貿易政策；加大“走出去”戰略的發展力度，緩解資本項目持續保持高額順差的壓力；加快建設人民幣遠期外匯市場以及加大對企業匯率風險的宣傳，提高金融衍生品的使用效率；在以一籃子貨幣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提高“微幅、雙向、穩重爬升”的調控藝術，適當放大浮動區間，配合其他政策，通過市場機制實現匯率水平向均衡水平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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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是人們對自己創造性的智力勞動成果所享有的民事權利，它賦予創造者于一定期間內對其智力成果享有
排他性的使用權。知識產權是一種無形產權，通常包括著作權(或版權)、商標權、專利權，其對象是人的心智，是人的智力的創造，屬于“智力成果權”，它是在科學、技術、文化、藝術等領域從事一切智力活動而創造的精神財富依法所享有的權利。
在改革開放前的幾十年里，中國的知識產權問題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1978年以后，特別是中國自1986年開始復關談判以后，中國將知識產權保護作為改革開放政策和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到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成為WTO的第143個成員時，中國知識產權制度基本上已經全面與世界接軌。
1790年美國制定了第一個專利法，美國充分認識到知識產權制度對于保護一定程度上的壟斷和對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都是有好處的，而且重視知識、重視人才，是美國一直以來遵循的原則，當美國開發西部時，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更是大量收羅專業人才。專業知識人員的集中，成果的法律保護就自然地成為了歷史的客觀必然。美國從自由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階段，逐漸形成了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制度，將知識產權制度與市場經濟秩序、貿易綜合考慮。
由于中美兩國在歷史文化、經濟結構、法律制度、經濟發展水平、國家實力等方面的不同，知識產權制度也必然存在著重大的差異。然而美國常常以人權問題干涉中國的內政，以知識產權問題威脅或遏制中國的對外貿易和經濟發展，以所謂的觀念自由來企圖“西化”中國。因此在知識產權保護問題方面，中美在貿易上經常發生爭端。
二、中美貿易摩擦中知識產權糾紛的現狀及癥結
商務部的一項調查顯示，我國每年約有70％左右的出口企業遭遇到國外技術型貿易壁壘的限制，在這些技術壁壘中，多與知識產權有關。
1.升級的貿易摩擦中知識產權問題成為焦點
自1989年以來，中美之間的知識產權爭端就始終是熱點問題。在這段時間里，中美巨額貿易逆差、人民幣匯率、紡織品設限等熱點問題已被炒得沸沸揚揚，但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波特曼認為，中美貿易摩擦首要解決的應該是知識產權問題。實際上，中美兩國近年來就保護知識產權問題進行過激烈的交鋒，雙方為解決這一問題作了巨大的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隨著國際貿易形勢的變化和美國貿易政策的調整，知識產權問題目前再次成為中美雙方貿易關系中需要通過磋商來加以解決的又一重大問題。
在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分工中，真正有意義的是知識產權。發達國家通過對知識產權的壟斷和控制，可以輕易地源源不斷地從中獲取利益。同時，美國以其自己的思維方式推行的“非專屬管轄”主張，即不考慮行為發生地、被指控方的國籍或與國家執行司法權有關的情況，僅以有無知識產權侵權行為作為采取行動的依據，這就給其無限的進行干預的權力。在這樣的背景下，中美兩個貿易大國在今后的經貿交流中，知識產權糾紛的升級是可以預見的。
2.引發知識產權糾紛的癥結所在
知識產權保護是中美貿易中存在糾紛最多的問題之一，也是美國政府最為關注的領域之一。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雖已取得相當大的成就。然而，不可否認仍然存在一些弊?。?/p>
（1)知識產權保護意識不夠
首先，知識產權所有人對自己的成果缺少保護意識，具體表現在取得知識產權的意識淡薄，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不太熟悉，知識產權的維權意識不夠。知識產權權利人匱乏對自主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某種程度上縱容了盜版行為的猖獗。
其次，企業的保護意識不夠。對社會各界，特別是對廣大企業的知識產權法制教育遠遠不夠，相當多的人對知識產權不了解或了解甚少。因此，在我國有關部門依法嚴厲打擊侵權假冒產品時，社會上有人對此反應冷淡，照樣買便宜的盜版CD，照樣復制和使用盜版軟件，打擊侵權行為若不與法制教育結合起來，其打擊行動往往收效不大。因此，對公眾進行知識產權教育，尤其是專利意識教育，顯得格外重要。（2)執行力度不夠
缺乏有效的執行力度已經成為中美知識產權糾紛角力的焦點之一。美國國會和美國公眾認為，中國知識產權保護不力已經嚴重影響到美國知識產品的出口，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已迫在眉睫，美國商業軟件聯盟預計中國的軟件盜版率高達90%。當然這個數字對我們來說有失偏頗，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國在執法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亟待解決。
另一方面，我國的法律體系還不健全，知識產權的立法條目存有漏洞，有些方面根本沒有涉及到。因而使執法者無據可依，在量刑上很大程度地帶有個人主觀性，標準不一，造成執法上的混亂現象。這種情況，也為侵權者鉆法律空子，找關系、托人情開了綠燈。立法是執法的基礎，但是，由于中國的法律體系本身還不夠完備，立法與司法之間還沒有同步，加上人們對知識產權保護的意識不可能在朝夕之間得到強化，因此，實際的知識產權保護還停留在較低的水平。
（3)權利人市場行為不合理
權利人的市場行為無疑也是產生糾紛的一個重要誘因。知識產權可以促進競爭，但同時也易于被濫用。此外，知識產權的專有權還可能與市場支配力結合在一起，被用以限制競爭。這時，知識產權權利人的行為如果不受到制約，受損害的除了其他經營者，還有廣大消費者。這種行為還會減低壟斷者創新的積極性，與知識產權鼓勵創新的初衷相悖。在這種情況下，通過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權利人的行為進行制約就成為必要。
三、中國應對知識產權糾紛的對策思路
1．要加大知識產權宣傳工作和專利保護的力度，提高全社會知識產權保護意識
保護知識產權是每個公民的義務，在全社會形成良好的法治環境，是制止侵權行為的先決條件。對公眾特別是對企業進行知識產權教育，尤其是專利意識教育，顯得格外重要。保護知識產權我們應該增強三種意識：知識產權的市場意識、知識產權的產業化意識、知識產權的維權意識。
另外要加強社會輿論的監督作用，發揮大眾傳媒的宣傳能力。增強公眾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為全面做好知識產權執法保護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2.建章立制迫在眉睫，將知識產權保護提升到戰略高度，制定相應的宏觀指導政策，加大執法力度
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和執法力度有關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問題，一是立法，二是執法。在完善知識產權立法方面：加緊相關配套法律的修改，完善。其他相關的配套法規的修改、制定，也要相應進行，并爭取盡快出臺;在加強執法力度方面：知識產權司法部門和行政執法部門應再強化，不斷提高法官和行政執法隊伍的素質和業務水平，更好的公正執法。同時，各執法部門還注意加強相互間的協調配合，最大限度地減少轉軌過程中因專利保護不充分、不及時而造成的高新技術的流失。
3.規范權力人市場行為
中國現行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與TRIPS協議存在的一個明顯差距，就是限制知識產權濫用的法律規范不夠完善。今后我國知識產權立法應注意擴大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要修訂有關知識產權的法律，提高權利限制制度的可操作性，加強防止權利濫用的措施，同時盡快出臺反壟斷法，在其中適當加入反知識產權壟斷的內容。
知識產權立法的本意是通過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利益，從而激勵競爭。而反過來，如果權利人濫用這種權利，就會造成技術壟斷。國際上，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發達國家，都在反壟斷法、專利法等立法中采取了對付濫用知識產權的措施。這些措施對于保護公平競爭和促進科技進步起到了積極作用，值得我們學習借鑒。因此我們要修訂有關知識產權的法律，提高權利限制制度的可操作性，加強防止權利濫用的措施，擴大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盡快出臺《反壟斷法》，在其中適當加入反知識產權壟斷的內容。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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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二、運用GTAP模型對美國征收碳關稅的情景模擬
﹙一﹚數據處理及模擬方案設定GTAP模型是根據新古典經濟理論設計的多國多部門應用一般均衡模型，在此模型架構中進行政策情景模擬時，可以同時探討政策調整對各國各部門生產、進出口、GDP、貿易平衡、貿易條件及社會福利水平的變化。因此本文采用最新的GTAPVersion8.1數據庫及RUNGTAP3.62軟件對美國向中國征收碳關稅進行情景模擬。1.區域及行業劃分由于GTAP模型要使用上述隱含碳排放量分析結果，本文首先對GTAPVersion8.1數據庫中包含的134個地區和57個行業部門進行分類匯總。對地區的分類主要依據地緣政治及其與中國貿易關系的密切程度進行劃分，對行業部門的劃分與上述隱含碳計算的行業劃分保持一致。根據模擬需要，運用GTAPAgg8軟件將上述國家和行業部門分別劃分為9個區域、17個行業部門。具體分類情況見表3和表4。2.模擬方案設定雖然美國《清潔能源安全法案》提出將對未達到碳排放標準的外國產品征收懲罰性關稅，但具體的關稅稅率并未明確規定?，F有的研究基本假設計稅標準為每噸碳10−70美元之間，因此本文選取三檔征收標準———20、40、60美元/噸，即模擬征收低/中/高額碳關稅的政策影響。關于稅率計算采取目前普遍認同的方法，由于GTAP模型中，關稅的沖擊以百分比來表示，故稅率計算結果也采取百分制形式。
﹙二﹚實證模擬結果及分析利用RUNGTAP3.62軟件分別對上述三個碳關稅征收方案進行情景模擬，并選取Gragg求解方法來提高模擬結果的精確度。在模擬結果的眾多變量中，本文主要關注美國對中國征收碳關稅后，分別對兩國的商品銷售價格、國內產出、GDP、社會福利、貿易平衡、貿易條件的變化，以及中國對美國和其他貿易伙伴出口量的變化，以此得出對各自經濟效應的影響。表6列出了不同碳關稅征收方案下，中美兩國國內商品銷售價格及各行業產出的變化率。與對一般商品課稅效果相同，在美國對中國高碳排放工業制成品征收碳關稅之后，這些部門對美出口會受到限制，導致國內產出量下降，部分產品不得已轉為內銷，直接造成中國國內市場供給增加，均衡價格下降，范圍在0.19%−0.48%之間，隨著碳關稅稅率的提高，國內市場價格下降幅度更大。與中國情況相反，美國由于碳關稅的征收導致其國內征稅產品均衡價格的上漲，而由于價格上漲帶來的超額利潤使得其國內廠商生產更多產品用于國內銷售。碳關稅作為一種附加的額外成本，直接帶來出口價格的上漲，不可避免地導致中國產品國際競爭力下降，貿易條件惡化，相應地對貿易平衡產生負面的影響，使中國出口企業利潤被美國瓜分。通過征稅，美國貿易條件得到改善，貿易平衡相應增加，通過碳關稅的征收使本國從中獲利。但與其他行業不同的是，即使被征收碳關稅，機械設備制造業的國內產出依舊小幅增長，原因正如前文分析中美貿易現狀時所述，由于該行業占中國對美出口額的46%以上，短期內中國為滿足其進口的強依賴性，國內產出因此并未下降。表8顯示了美國征收碳關稅后對中國GDP及社會福利的影響。顯而易見，碳關稅的征收對兩者均產生了較為嚴重的負面沖擊，國內GDP下降0.30%−0.61%不等，而社會福利也因此減少31.80億−64.73億美元。而美國雖然由于國內生產增加等因素的影響，GDP有所增長，但增長幅度十分有限，最高也只有0.07%。但隨著碳關稅稅率的提高，對其社會福利也會造成不利的影響，高額碳關稅政策也會導致其國內福利惡化。因此，由模擬結果可見，高額碳關稅政策均會造成兩國福利的凈損失。最后，分析在不同碳關稅征收模擬方案下對中國出口量的影響。如表9所示，中國被征收碳關稅的行業，出口變化率普遍為負數，即對美出口量下降，且隨著稅率的提高，出口量下降比例遞增，受影響最大的三個行業是化學工業、非金屬產品制造業以及其他制造業，下降百分比均維持在兩位數。未受明顯沖擊且保持小幅增長的依然是機械設備制造業，原因此處不再贅述?？梢姡S著對最大貿易伙伴出口量的下降，中國相關行業無疑會受到極大的沖擊，由此會導致貿易轉移的出現，正如模擬結果所顯示，中國對其他貿易伙伴，如歐盟、東盟、亞洲發達地區的出口量均出現不同程度的上漲。
三、結論及政策啟示
綜上所述，本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結論：碳關稅政策將導致中國高碳排放行業產品的國際均衡市場價格上升，對美出口量下降；同時，該類產品國內供給量增加，銷售價格下降。對中國貿易平衡造成顯著的負面沖擊，貿易條件隨之惡化，中國出口商品國際競爭力減弱，GDP減少，社會福利存在凈損失。就美國而言，碳關稅直接造成其國內銷售價格上升，進口量減少，國內生產增加。貿易平衡增加，貿易條件改善但幅度有限，并且隨著碳關稅稅率的逐步提高，也將造成社會福利的凈損失。由此可見，碳關稅作為一種試圖用貿易手段來解決環境問題的政策，總體來說弊大于利。因此，我們必須未雨綢繆，爭取先動優勢，從以下兩個方面規避被實施碳關稅政策后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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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民幣升值對中美貿易結構的影響
目前，中國對美國的貿易結構以工業制成品和中間品為主，機電類產品占比較高。表2列示了主要年份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各類產品占比和中國對美進口各類產品占比變動?？梢钥吹阶?000年以來，中國對美出口結構不斷攀升，以工業制成品占比基本達到95%以上，其中機械及運輸設備、雜項制品是中國對美出口的主要產品類別。而在進口方面來看，非食用原料、化學品及有關產品、機械運輸設備等占比較高。充分反映出中國與美國雙邊產業內貿易占比較高的特征。中美雙邊的這一貿易結構特征，主要源自于國際分工中中國處于制成品分工貿易鏈條的低端，憑借廉價的勞動力、較低的環境規制等成本優勢，大力發展加工貿易，一方面從美國進口大量中間產品，另一方面又將加工制成品出口至美國，僅有的部分高技術、深加工產品的出口往往也存在加工過程短暫，增值不高的問題，真正體現技術水平和要素的高新技術設備和中間投入品等生產要素要從美國進口，加工收益近80%屬于美國產值的轉移。根據商務部2010年的統計資料，中國工業制成品出口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制造業的國內增加值含量低，每1000美元出口帶來的增加值不足550美元，例如，一部iPhone手機的裝配生產及出口過程中，中國獲得的附加值不足4%。因此，人民幣適度升值，將導致出口產品的美元價格上升，可以把那些“三低”產品（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低利潤）淘汰出國際市場，同時還迫使這些出口企業積極采取措施進一步改善經營模式，依靠科技變革使得產品獲得高附加值從而取得海外市場的競爭優勢。同時，人民幣升值降低了中國從海外市場獲取資源技術的進口成本額，從而有利于促進中國出口生產部門的出口結構升級。
（三）人民幣升值對中美雙邊貿易條件的影響
貿易條件的改善意味著等量的本國出口商品可以換回更多的外國進口商品，而貿易條件的惡化，則正好相反，等量的本國出口商品換回的外國進口商品數量將減少。長期以來，中國出口到美國市場的商品大多是需求價格彈性較低的商品，并且在美國市場上中國的產品質量要優于如墨西哥等其他發展中國家生產的商品。因此，在人民幣適度升值的情況下，中國出口商品以美元標示的價格會提高，但卻不會使中國出口商品在美國市場上的份額遭受大幅度的萎縮。美國出口到中國的大多是需求彈性較大的商品，且在中國市場上美國廠商要面臨歐元區國家、日本等相同經濟發展水平國家廠商的競爭。人民幣升值后，以美元標示的進口商品價格將降低，進口量將增加。同時，美國廠商為了鞏固中國市場的占有份額，會增加出口量。綜合來看，人民幣匯率升值會適度縮小中美兩國的貿易差，并促進中國出口企業提高勞動生產率、加快技術進步、降低企業生產成本以保持競爭優勢，從而有利于改善中國的貿易條件，提高國民的福利水平。根據聯合國商品貿易數據庫的統計數據，本文計算了中美兩國1997—2012年SITC分類下第七類“機械及運輸設備”中機電類產品的價格貿易條件，如圖1所示。由圖1可見，以機電產品為例，中國貿易條件自1997年以來在波動中提高。1997—2003年間，中國貿易條件有惡化的趨勢。2004年后，特別是2005年匯改以來，中國貿易條件出現了明顯的提高，2008年機電類產品貿易條件提高至185%。受金融危機影響，2009年機電類產品的價格貿易條件出現了下滑，但最近幾年再度上升。人民幣匯率升值對中國大部分商品貿易條件的改善有積極的意義。
二、中美貿易失衡的根本原因
由以上的分析可見，人民幣匯率變動并不是造成中美貿易失衡的根本原因，單純依靠人民幣匯率的升值不會從根本上解決中美貿易失衡。導致中美貿易失衡的原因有多個方面。第一，從國民收入恒等式的角度看：開放條件下的四部門經濟中，儲蓄（S）與投資（I）的差額應等于出口（X）與進口（M）的差額，即S-I=X-M。如果一國的儲蓄大于投資，出口必然大于進口，從而出現貿易順差，但當儲蓄小于投資時，出口也就必然小于進口，從而出現逆差。長期以來，美國的儲蓄相對于投資過小。美國自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私人儲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逐年降低，而政府儲蓄則基本為負，其投資率則不斷提高，由此形成了嚴重的儲蓄投資缺口，在經常項目上必然反映為逆差的逐步擴大，形成貿易失衡。而中國的情形正好與美國相反，盡管出于驅動經濟增長的需要，投資率居高不下，但受經濟轉型、消費習慣等因素影響，居民的儲蓄率也始終較高，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統計數據，2013年居民儲蓄率超過50%，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儲蓄率超過投資率，在經常項目上就會表現為貿易順差。第二，從勞動生產率上來看：中美兩國勞動生產率增長率的差距是造成失衡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意味著單位產品生產成本和價格的降低，同時也會導致實際匯率升值，促進出口增加。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憑借規模龐大的具有一定知識水平和勞動技能的勞動者實現了制造業的大發展，帶動了制成品出口規模的不斷擴張，勞動力素質的逐步提高和“干中學”效應的發揮使制造業勞動力生產率的增長率不斷提高。美國的情形正好和中國相反，其國內中低技能勞動力稀缺，制造業勞動生產率已達到較高水平，制造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有限。這樣在中美兩國貿易中，中國產品的競爭力較高，中國對美國的出口自然就大于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從而形成兩國的貿易失衡。第三，從兩國的分工結構來看:在垂直專業化分工中，美國處于分工鏈條的頂端，從事制造業的研發、設計、營銷和售后等高附加值的生產活動，而將低附加值的加工和裝配等制造環節外包至中國，兩國垂直專業化分工過程中中間產品的頻繁往來虛增了中國的出口，擴大了中美兩國統計意義上的貿易失衡。
三、人民幣升值對中國貿易發展的不利影響
長期以來，美國是中國的第一大出口國和前五大進口國，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在對中國對外貿易失衡產生一定的調節作用的同時，也會對雙邊貿易的發展帶來一定的沖擊。第一，人民幣匯率升值將降低對美出口總量，使主要依賴美國市場的企業受損。人民幣升值后，根據“J曲線”效應，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出口量受到影響，企業的利潤也下降了。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對人民幣升值的施壓幅度放緩，但其國內開始重新高度重視制造業的發展，提出“再工業化戰略”，一些高端制造業工序向本國轉移，進一步加劇了中國出口貿易的下滑，使中國依賴美國市場的企業利潤空間大幅縮水。第二，人民幣升值將會使中國企業和產業的壯大升級受到一定的負面影響，從而影響到海外市場綜合競爭力。中國目前的紡織業、紡織服裝、服飾業，各類電子計算機、通信、機械設備制造業將受到較大的影響。究其原因，這些出口企業的優勢主要來源于國內市場的廉價勞動力資源，以產品的低附加值來開發海外市場，因此人民幣升值會導致這些“三低”(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和低利潤)的出口企業在國際市場逐漸失去以前的價格競爭優勢。第三，人民幣的不斷升值會加大國內就業壓力。當前，中國的比較優勢仍主要集中于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和部分的資本密集型產業，人民幣升值后，盡管中美失衡問題未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但是人民幣升值也意味著中國的勞動力和資本成本將上升，削弱中國在國際市場上的傳統競爭優勢，導致可以吸納眾多勞動力的加工型出口企業利潤下降，這些企業投資轉向技術或資本密集型產業后，必然會使許多素質較低的就業者面臨失業危機。而且人民幣升值將導致進口增加進而對部分國內產業造成沖擊，并且會抑制或打擊出口，使中國的工作崗位減少，最終影響到就業。
篇11
“輪胎特保案”的國際法依據及其本質
2001年我國剛邁入wto時。由于特殊的歷史環境,wto給出的中國人會協議中有一項條件,使得我國在對外貿易中始終有所顧忌。它便是“特別保障措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議定書》、《中國加入工作組報告書》等法律性文件中均有規定,是wto成員對新加入成員施加的一種過渡性約束措施。
特別保障措施比一般的wto反傾銷條款運用起來門檻要低。因為。實施反傾銷措施要求進口國舉證進口產品對市場造成實質傷害,并且此傷害直接是由于出口國出口產品價格低于同類競爭國造成的,一般來說,反傾銷舉證難度較高,歷時較長,并且出口國有聽證申辯的權利。而特別保障措施的實施標準相對較低,以本次“輪胎特保案”為例,美國行業或工會只需向美國政府機構遞交申訴,并由美國政府單方面作出這些進口輪胎對美國國內輪胎相關產業造成或者威脅造成市場擾亂的判決即可實施特別保障措施.一般而言,特別保障條例針對的可能是對外貿易具有攻擊性的國家;但它更多的是針對新加入時被定性為非市場經濟的國家。
在美國,貿易法案第421款是wto特保措施的本土化,它被稱為“針對中國的特別保護條款”,其中規定只要從中國進口產品導致或可能導致生產類似產品或直接與之競爭的產品的國內廠家的市場擾亂。就可以采取加征關稅或限制進口。這樣一來,美國政府的舉證責任很輕,不需要一些“駭人聽聞”的數據就可以任意制裁某件來自中國的產品。
分析特別保障措施條款我們可以得知,這項措施具有相當大的歷史局限性。首先,它具有明顯的單向性和歧視性。一般的保障措施只針對公平貿易條件下所有國家的同類進口產品,必須無歧視地對所有的成員方都同樣適用,而特保措施均為wto其他成員方針對中國的產品單向援引實施的限制措施。其次,它實施的條件具有模糊性和低標準。特保措施中的一些涉及實施條件的關鍵概念,如“市場擾亂”、“重大貿易轉移”、“重要原因”、“實質損害”由于缺乏嚴格的界定,隱藏著大量可以質疑的模糊空間,從而導致實踐操作上的任意性。
篇12
相比1970年的不足710億美元增長了45倍，目前世界服務貿易出口額已占世界貿易總出口額的1/5。同時，面對此次金融危機對全球貿易的影響，服務貿易占比較大的國家在后危機時代較快地出現了復蘇勢頭，其恢復速度快于依賴貨物貿易的國家。由此可見，服務貿易成為世界貿易的主流趨勢已是世界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
一、中美服務貿易比較
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大服務貿易出口國，服務業高度發達。2009年，其服務貿易出口額已占世界服務貿易總出口額的15.4%，表現出其在國際服務貿易中的強勁優勢地位。另外，中國服務貿易也一直保持持續穩定發展勢頭，服務業產值占GDP比重年均增長0.6%，但由于中國服務業及服務貿易發展起步較晚，服務產品競爭力較弱，在與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的雙邊服務貿易中一直處于失衡狀態，中國服務貿易無論是在整體服務貿易水平還是在部門結構等方面與美國相比都存在較大差距。
1.服務貿易發展水平比較
（1）美國服務貿易發展持續穩定，國民經濟貢獻度較高
服務業對美國的GDP及就業影響較大，以2005年為例，服務業產值占美國GDP的70.93%，當年從事服務業的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72.47%。自1984年開始，美國服務業產值占當年GDP比重就已超過60%，可見，伴隨美國服務業發展，其服務貿易在美國對外貿易中的重要性也日益顯著。
美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由1997年的4220.2億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8799.4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達到8.3%。其中，美國服務貿易出口占世界服務貿易出口比重，在1997—2003年間平均維持在28%左右，2004年達到30%并維持了4年，由于經濟緩慢復蘇，2009年小幅上升，達到33%。就服務貿易出口額總體而言，美國呈現上升態勢，僅2009年有小幅下降。其中，美國服務貿易出口額由1997年的2560.9億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5091.8億美元，13年間擴大了1.99倍。2009年服務貿易出口占世界服務貿易出口比重達到15.4%，世界排名第一位。美國服務貿易進口占世界服務貿易進口比重，在1997—2008年間平均維持在16%左右，僅1997年、2005年和2006年在16%以下，其余均大于16%，2009年明顯提高達到19.2%。美國服務貿易進口額與其出口額類似，總體呈現上升趨勢。其中，美國服務貿易進口額由1997年的1659.3億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3707.6億美元，13年間擴大了2.23倍。2009年服務貿易進口雖有小幅下降，但其占世界服務貿易進口比重達到11.9%，世界排名第一位。
（2）中國服務貿易增長速度較快，國民經濟貢獻度較低
作為第三產業的服務業對中國的GDP及就業影響較小，以2009年為例，服務業產值占中國GDP的42.6%，當年從事服務業的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33.2%。中國經濟結構中，由于第一、二產業占較大比重，第三產業比重較小，致使中國服務貿易雖然增長速度較快，但其對國民經濟貢獻度較低。
中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由1997年的522.3億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2868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達到34.5%，是美國年均增長率的4倍多。其中，中國服務貿易出口占世界服務貿易出口比重，在1997—2002年間平均維持在10%以上，2003年下降為9.57%并保持到2004年，2005年和2006年再次下降，降為8.7%左右，2007—2009年又小幅上升并維持在9%左右。就中國服務貿易出口額而言，呈現總體上升的趨勢，僅有2009年相比2008年下降12.11%。其中，中國服務貿易出口額由1997年的245.0億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1286億美元，13年間擴大了5.25倍。2009年服務貿易出口占世界服務貿易出口比重為3.88%，世界排名第五位。然而，中國2009年服務貿易出口額僅是美國的1/4。中國服務貿易進口占世界服務貿易進口比重，在1997—2007年間由16.30%下降至11.91%，2008—2009年稍有上升維持在12%以上。中國服務貿易進口額與出口額類似，總體呈現上升趨勢。其中，中國服務貿易進口額由1997年的277.3億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1582億美元，13年間擴大了5.7倍。雖然2009年在世界服務貿易進口前十位國家中，中國是惟一與2008年相比沒有出現下降的經濟體（德國和英國進口額分別為2550億美元和1600億美元排名第二、三位，美德英進口額同比均出現10%左右的降幅），占世界服務貿易進口比重為5%，世界排名第四位，但服務貿易總量只占到美國的1/3。
2.服務貿易結構比較
（1）美國服務貿易順差持續增加，各部門發展比較平衡
美國服務貿易自1971年起持續保持順差狀態。其中，1986年服務貿易順差僅103億美元，1997年則達到較高歷史水平，增至902億美元，10年間增長了7倍左右。2007年服務貿易順差突破千億美元，為1296億美元，其中，服務貿易出口5048億美元，進口1296億美元。2008年和2009年美國服務貿易順差持續增加，2009年服務貿易順差額相比2008年雖下降了4%，仍達到1384.2億美元。
2007年，美國服務貿易出口結構中，出口比重超過10%的部門分別是旅游、其他商業服務、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運輸和金融服務，其出口額各自分別占服務貿易出口總額的24.17%、17.63%、16.75%、15.65%和11.82%。同時，政府服務、個人文化和娛樂服務、計算機和信息服務、保險、通訊、建筑服務分別占比4.15%、3.18%、2.58%、2.09%、1.75%和0.24%，合計在15%以下。2007年，美國服務貿易進口結構中，進口比重超過10%的部門分別是運輸、旅游、其他商業服務和保險服務，其進口額分別占服務貿易進口總額的25.27%、21.62%、13.91%和11.31%。同時，政府服務、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金融服務、計算機和信息服務以及通訊服務分別占比9.64%、6.62%、5.01%、3.92%和2.09%，而個人文化和娛樂服務以及建筑服務比重較小，分別是0.45%和0.16%。綜合美國服務行業進出口所占比重，各個服務部門發展符合美國經濟特點，沒有出現比重極大的部門，即部門間發展未表現出嚴重失衡現象。同時，以資本、技術密集型為主的新興服務部門出口占出口總額比重突出，在美國服務貿易出口結構中處于主體地位。
（2）中國服務貿易逆差持續擴大，各部門發展有所失衡
中國服務貿易在1984—1995年間保持小額順差，1995年開始出現逆差，后進入持續逆差狀態，并且自2002年開始逆差規模逐年擴大，特別是加入WTO后，服務貿易逆差更加顯著。其中，2004年服務貿易逆差額達到最高值95.5億美元，2004年以后服務貿易逆差呈現小幅縮小之勢。但2008年和2009年中國服務貿易逆差規模進一步擴大，分別達到115.6億美元和296億美元，2008年服務貿易逆差額比2007年增長51.9%，2009年比2008年增長56.1%。2009年中國服務貿易主要逆差行業為運輸、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保險和旅游，逆差額分別是230、106、97和40億美元。
中國服務貿易出口結構中，旅游服務貿易占比第一，2000年達到53.34%，自2004年之后呈現遞減趨勢。運輸服務貿易占比第二，且在2000—2008年間占比逐年上升［1］。而資本、技術密集型的通信、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計算機和信息服務、金融服務貿易占比最小?？梢?，中國一直以傳統服務貿易為主，資本、技術、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發展水平與傳統服務貿易相比差距較大。盡管如此，中國傳統服務貿易所占比重呈現逐年縮減趨勢，如旅游服務部門，而資本、技術和知識密集型服務部門占比逐年遞增，尤其是咨詢服務，2008年占中國服務貿易出口額12.33%。2008年，中國服務貿易進口結構中，進口比重超過10%的部門是運輸、旅游和其他商業服務，分別是31.67%、22.75%和14.55%，合計70%左右。同時，咨詢、保險與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分別占比8.52%、8.02%和6.49%，而建筑與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分別占比2.75%和1.99%。通訊、金融、個人文化和娛樂服務以及政府服務占比較小，合計為2%以下。綜合中國服務行業進出口占比，部分行業占比極大，中國服務部門出口出現嚴重不平衡現象。
3.服務貿易地理方向比較
（1）美國服務貿易地理方向多元，涵蓋多個經濟體類型
英國、加拿大、日本、德國、墨西哥、愛爾蘭、法國、瑞士、中國和荷蘭是2008年美國前十大服務出口市場，占美國服務出口總額的55.19%。在前十大出口市場中，歐盟成員國占據五席，包括英國、德國、愛爾蘭、法國和荷蘭，合計占美國服務出口總額的27.77%。英國、德國、日本、加拿大、百慕大、法國、墨西哥、瑞士、印度和愛爾蘭是2008年美國前十大服務進口來源地，占美國服務總進口額的56.29%。在前十大進口市場中，歐盟成員國占據四席，包括英國、德國、法國和愛爾蘭，合計占美國服務進口總額的26.45%。事實上，歐盟、加拿大、日本、墨西哥和瑞士分別是美國前五大服務貿易伙伴。
歐盟是美國服務出口最大的目標市場，2008年，歐盟27國進口美國服務項目占全美服務出口總額的37.3%。同時，歐盟也是美國服務進口的最大來源國，從歐盟進口服務的增長率也高于從其他國家的進口增長率。就地區性而言，西歐和中歐國家是美國服務貿易的主要伙伴，交易多集中于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及通訊服務。加拿大和日本是美國服務第二和第三大出口市場，分別占比8.71%和7.84%。加拿大與美國無論是地理位置、生活方式還是經濟環境都有極大相似之處，因而加拿大不僅是美國服務輸出的主要接受國，還是美國服務進口的主要來源地，這在運輸、旅游和其他商業服務方面體現尤為顯著。近年來，伴隨著美國日益重視亞洲和環太平洋服務市場的拓展，韓國從1987年開始逐步成為美國生產出口的最大國家，同時，新加坡、中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等服務市場增速很快。據WTO統計，2008年美國與中國雙邊服務貿易額為260億美元，同比增長13.1%，占美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的2.7%。其中，美國對中國服務出口160.9億美元，同比增長13.3%；進口99.2億美元，同比增長12.8%。美國對中國服務貿易順差額為61.7億美元，同比增長14%。
綜合看來，歐盟、加拿大、日本、瑞士、墨西哥和中國等國家在美國十大服務出口目標國之列，也是美國十大服務進口來源國的一部分?？梢姡绹召Q易市場以發達國家為主，同時也包括墨西哥和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呈現出市場多元化特點。
（2）中國服務貿易地理方向集中，側重發達國家和地區
2008年，香港地區、美國、歐盟、日本和東盟是中國前五大服務出口市場。香港地區、歐盟、美國、日本和東盟是中國前五大服務進口來源地。中國服務貿易進出口市場集中在香港及發達國家和地區，近年來東盟各國市場在中國服務貿易中的地位才有所提升。
香港地區由于地理位置、政治、經濟因素等特點，一直是中國服務出口主要目標市場，在旅游、運輸、建筑服務和咨詢服務方面體現尤其明顯。在旅游服務方面，中國旅游市場主要集中在香港地區、中國臺灣、日本和韓國等亞洲國家和地區，占比60%左右，其中香港地區是旅游服務中的最大進出口市場。在運輸服務方面，香港地區也是中國第一大出口市場，占中國運輸服務出口總額的33%。在建筑服務方面，香港地區不僅是中國第一大出口市場，也是中國第二大進口來源地，僅次于東盟。此外，香港地區是中國咨詢服務第一大出口市場，在咨詢服務進口方面，香港地區和歐盟占據中國咨詢服務市場50%的份額。近年來，伴隨著東盟的日益強大以及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東盟不僅逐步成為中國貨物貿易的主要市場，而且逐步成為中國服務貿易的重要伙伴，其中，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和越南等服務市場增速較快。與此同時，伴隨中國經濟增長，歐盟逐步超越美國成為中國服務貿易重要合作伙伴，在建筑、保險、咨詢和計算機及信息服務方面貿易聯系日益緊密。
4.服務貿易體制法規比較
（1）美國服務貿易管理體制完善，相關法律法規較健全
美國服務業長期保持的比較優勢和服務貿易的快速發展與美國重視服務貿易發展密不可分，表現為美國完善的服務貿易管理體制、健全的法律法規。鑒于國際服務貿易與貨物貿易的差異，不能通過關稅措施對服務貿易實施保護，所以一國服務貿易管理體制和相關法律規范對該國服務貿易發展意義重大。
在服務貿易管理制度方面，美國服務貿易管理機構主要是商務部和貿易代表辦公室［2］。其中，商務部負責服務貿易的具體管理工作，如統計服務貿易數據、制定服務貿易政策等，貿易代表辦公室則具體參與和負責服務貿易領域的國際談判和協調等事務。這種管理體制的主要特點是：第一，強大的談判能力不僅能將有利于美國自身的貿易政策貫徹到世界服務貿易體系中，還能加強美國對服務貿易的執行與監督能力。第二，實現貿易促進和貿易救濟相結合，在積極促進和擴大服務出口的同時，能夠快速針對服務進口及國外服務企業對國內服務業帶來的損害采取多種救濟措施。
在服務貿易法律法規方面，美國服務貿易法律法規以國會和聯邦政府行政命令為主［3］，包括了對外貿易綜合法案中的部分條款、對各個服務部門立法的相關條款和針對部分行業專門規定的市場準入制度等，但是各州也會單獨對服務貿易立法，如保險業和專業服務業的市場準入條件和限制法令就是由美國各州各自制定的［4］。此外，美國各州也會依據自身優勢行業制定服務貿易支持政策，如針對證券交易、企業產權等方面分別制定了《證券交易法》、《商標法》等。
（2）中國服務貿易管理體制不順，相關法律法規不健全
中國服務貿易整體水平處于世界中下游水平，究其原因是中國經濟結構存在失衡，配套的立法工作沒有快速、全面展開，導致中國還未形成具有國際比較優勢的服務行業。所以，改革中國服務貿易管理體制，健全服務貿易相關法律法規對中國服務貿易未來發展具有深遠意義。
在服務貿易管理制度方面，中國服務貿易相關戰略和政策主要由商務部通過服務貿易司具體制定和協調，隸屬于商務部的服務貿易司還承擔第三產業利用外資、雙邊及多邊國際談判等事務。但在實際中，以上大部分工作是由中央其它部委及地方政府執行。這種管理體制存在諸多缺陷，主要表現為：第一，服務貿易整體缺乏統一的管理部門，各有關職能部門相互之間銜接不到位，降低了服務貿易管理效率，不利于中國服務貿易與國際市場接軌。第二，多頭管理現象導致中國對服務業的劃分標準、統計口徑等缺乏統一性，這與世界發達經濟體間缺乏一致性，在貿易往來中易引發摩擦［5］。
在服務貿易法律法規方面，中國服務貿易立法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為核心，以國家頒布的外資法為重要組成部分，以各部分制定的具體規定為支撐，具體規范中國服務市場。一直以來，中國服務貿易相關法律法規的制定相比中國發展速度嚴重滯后。中國雖然在近幾年先后頒布了《商業銀行法》、《保險法》、《廣告法》、《海商法》和《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等服務貿易相關法律法規，但互聯網通訊、電子商務等許多領域仍缺乏強有力的法律支持。此外，在已經制定的法律法規之間，仍然存在有漏洞、有矛盾的現象，這嚴重削弱了中國服務貿易相關法律法規的權威性和執行力。
二、后危機時代世界服務貿易發展趨勢
綜合以上比較分析可以看出，美國服務貿易的領先優勢來源于其服務業和服務貿易間已形成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態勢。具體而言，美國高度發達且結構合理的服務業為服務貿易的發展打下了良好基礎，并保證了美國服務貿易的全球持續領先地位。服務出口的不斷擴大吸引了國際更多資本和人才流入各個服務行業，這樣既有利于先進技術和各個生產要素有效結合，保證了服務業競爭優勢的最大發揮，也進一步推動了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伴隨著信息技術的提高，美國服務貿易在原來基礎上逐步趨向于服務貿易方式的網絡化、服務貿易內容的廣泛化和多元化以及服務貿易區域的國際化，服務質量進一步提高。簡言之，就是“國內經濟領先—服務業發達—服務貿易發展”的循環路線。當然，美國服務貿易和服務業的全球領先地位，與健全的服務貿易管理制度和完善的服務業立法是分不開的。
在此次金融危機中，全球服務貿易雖然有所波動，但就服務貿易本身而言，其受到世界和國家經濟的影響程度要遠遠小于貨物貿易，換言之，國際金融危機只是暫緩了各國服務業的發展，全球服務貿易蓬勃發展的趨勢沒有改變。后危機時代世界服務貿易將會呈現如下趨勢。
1.服務貿易結構更加平衡
國內外諸多學者研究表明，發展服務貿易可以搞活經濟，增強經濟的靈活性，這樣能有效應對外界沖擊，實現經濟結構的平衡發展。通過此次危機，各國充分認識到發展服務貿易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世界產業結構將繼續作用于服務貿易，驅動其快速發展。第一，隨著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加快，國際產業轉移的速度和規模將持續擴大。一是服務業較不發達的國家，其轉移重心將從制造業轉向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二是服務業發展有一定水平的國家，其服務業轉移重心更傾向于從勞動密集型轉向金融、保險和咨詢等資本技術密集型，這些服務業也會成為后危機時代全球產業轉移的重點領域。第二，伴隨著技術進步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際分工更加細化，許多原本依賴于制造業的服務行業逐步獨立出來，使世界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結構得到進一步完善。第三，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的召開標志著世界范圍內能源競爭加劇，環境問題日趨嚴峻，這給世界貿易發展帶來巨大挑戰。服務貿易自身低能耗、低污染、高附加值、高經濟貢獻度、吸納就業人數多的特點正好符合世界經濟持續發展的前提，是各國發展低碳經濟、綠色經濟的新動力。
因此，危機過后，伴隨著各國越來越重視資本、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的新興服務貿易，當前以貨物貿易及傳統服務貿易占較大比重的局面將得到明顯改善，全球服務貿易結構將更加平衡。
2.服務市場競爭更加激烈
此次危機中服務業和服務貿易對經濟的推動作用促使發展中國家將更加積極主動地制定支持服務業發展的宏觀政策，并逐步開放各自服務市場，涉及旅游、運輸、保險、咨詢、金融、計算機和信息等服務市場，吸引外國資本和國際人才注入本國服務業，通過提升行業資本構成和人力資本構成，全面融入到全球服務市場中。近年來，亞洲地區普遍的開放性政策為亞洲各國自身服務業及服務貿易發展帶來機會，推動亞洲地區逐步成為世界服務貿易的重要市場。后危機時代，無論是各國出于自身發展需要主動開放服務市場，還是外部因素作用被動開放服務市場，毋庸置疑的是世界各國服務業將更加開放，各國將逐步實現“服務業—服務貿易—國內經濟”三位一體的良性互動格局。
伴隨著服務出口市場和進口市場逐步開放，市場呈現多元化態勢，盡管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間服務業競爭力差距較大，但這種差距最終會越來越小。為了擴大服務市場份額，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參與到全球服務市場上，伴隨著服務提供者逐漸增多，出現同一市場存在多個服務提供者的局面，發達國家之間、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競爭將更加激烈。
3.服務貿易壁壘更加廣泛
當代國際貿易已經從原來傳統的貨物貿易拓展到了涵蓋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的更廣泛的領域。同時，伴隨著服務貿易在國際貿易中地位日益突出，服務貿易成為各國政府貿易保護的重點領域。第一，世界各國逐步開放相關服務業，服務業整體開放度不斷上升，伴隨全球服務業的發展，全球服務業各部門間融合度不斷提高，新的服務貿易摩擦應運而生，這些摩擦不僅來源于發達國家，也來源于發展中國家。第二，由于國際服務市場參與主體的多元化、服務需求的復雜化、服務范圍的廣泛化，世界服務市場競爭愈加激烈，各國出于自身的經濟利益，為保護本國銀行、保險、信息等敏感部門免受外來競爭紛紛設立貿易壁壘。第三，危機過后，在世界經濟從衰退走向緩慢復蘇的進程中，由于全球主要經濟體復蘇進程的差異性，部分國家為提高國內就業率和保護國內市場，貿易摩擦也從貨物貿易各項產品向服務貿易單個部門及整個行業擴散，這對未來產業遭受損害埋下隱患，由此進一步體現出服務貿易壁壘廣泛化的趨勢。
后危機時代，無論是世界服務業及服務貿易發展導致的服務貿易摩擦增多，還是由于各國政府為保護本國經濟和國內市場設立服務貿易壁壘，其涉及服務業內容將更加廣泛，服務貿易壁壘將更加普遍。
三、后危機時代中國服務貿易發展的對策
全球進入后危機時代，在世界服務貿易結構更加平衡、服務市場競爭更加激烈、服務貿易壁壘更加廣泛的背景下，中國應依據國情，加快國內相關服務業的發展，縮小中國服務貿易逆差，在提高服務業對國民經濟貢獻度的同時，健全服務貿易管理體制和相關法律法規，真正提升中國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整體競爭力。
1.加快國內服務業發展，強化微觀主體競爭能力
中國無論是服務業發展水平對服務貿易發展的推動力度，還是服務貿易發展對經濟拉動力度均不足，服務業國際競爭力無論是出口方面還是進口方面均較弱。因此，中國若想從根本上提高國內服務業競爭力，縮小與美國在服務業及服務貿易方面的差距，必須從提高微觀主體競爭力著手，在加大服務業科技研發及自主創新力度的同時，重點關注服務業人才培養。第一，加大服務業各部門技術投資，鼓勵自主創新。技術投資具體表現為相關技術基礎設施的建設，如經濟技術數據庫、信息共享系統等，為技術創新奠定良好基礎。此外，在引進先進技術過程中，服務業不能一味引進而不進行消化、吸收、再創新，要保證科學技術的優勢得到充分發揮。所以，結合中國自身經濟特點，在大力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基礎上實現有效的再創新，真正達到“科學技術—服務業—服務貿易”三者的循環效應。第二，注重服務業人才引進，加大人才培養力度。先進技術的引進必須與人力資本有機結合才能發揮出最大效應，才能促使中國服務業及服務貿易競爭優勢發揮出來。因此，一是針對中國現有服務人員進行多層次培訓，多渠道設立職業培訓機構。二是依據中國服務業從業人數特點及其分布狀況，有計劃、有目的地適時調整高等院校及職業類院校相應專業設置。三是加強國際間合作與交流，多渠道引進高級短缺人才。通過人才培訓、人才培育、人才引進等措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專業服務人才數量不足、質量不高的問題。
2.縮小國內服務貿易逆差，把握服務業開放速度
服務業拉動經濟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中國服務業只有個別部門如旅游、運輸、建筑等發展突出，大部分行業及部門拉動經濟發展的能力沒有得到充分發揮，這在信息技術、金融、保險和資訊類等新興服務業表現尤為明顯。所以，中國應以縮小服務貿易逆差為目的，積極擴大傳統服務貿易出口的同時，分層次、有重點地開放中國資本、技術、智力密集型服務業［6］，并控制服務業開放速度。第一，維持中國傳統服務貿易固有優勢，積極擴大勞動密集型服務貿易出口。一是加大傳統服務部門的營銷力度，提升傳統服務部門的競爭力，提高傳統服務部門對經濟的拉動能力。如將旅游和文化相結合，衍生出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旅游服務產品，借助中國豐富旅游資源，擴大旅游服務貿易出口。二是重點發展運輸服務貿易中的海運服務貿易。運輸服務貿易是中國服務貿易逆差最大來源，而海運服務貿易在運輸服務貿易中占比最大，2003年開始這一比重就已超過60%。伴隨著中國海運運力的快速上升，積極調整海運結構，加大海運領域國貨國運的比重，在遵循海運逐步自由化的原則下，政府通過引導海運企業聯合與重組，提升中國海運乃至運輸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第二，適度開放資本、技術、智力密集型服務業，掌握服務業各部門開放速度。一是適度開放資本密集型行業，在開放的同時，完善這些行業的競爭機制，提高其在市場機制下承受考驗的能力。同時，通過采用和引進國際標準，促進國內智力、技術密集型服務業相關標準的規范化。二是關注經濟安全。服務業掌控大量資金、技術、信息的流進流出，影響著國內市場的穩定。如果本國服務業尚未具備國際競爭能力，過快開放可能對經濟造成嚴重影響。同時，在服務業開放的問題上，做到履行承諾但不做出超承諾的讓渡。
3.拓展服務貿易地理方向，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中國服務貿易無論是出口市場，還是進口來源地都以發達國家和地區為主，呈現市場單一化特點，這對后危機時代服務貿易尋求大發展極為不利。一旦貿易伙伴中個別區域經濟遭受嚴重沖擊，中國服務貿易及相關服務業必定受到牽連，這將阻礙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因此，我們應加快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和簽訂的進程，有效擴大市場半徑，并拓展中國服務貿易地理方向，有效地分散服務貿易市場過于集中和單一的風險。第一，對于已經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應強化其所涉及的服務貿易領域的合作。如在中國與新加坡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新加坡政府自由貿易協定》中，主要服務合作領域包括醫療、教育和會計等服務業，因此中國要根據自由貿易協定側重點的不同，合理利用區域貿易合作機制，有效促進中國衛生醫療、教育和財務會計等服務業的發展。第二，對于正在談判的自由貿易協定，包括中國與海合會、澳大利亞、冰島和挪威等，一是在談判進程中，加強并拓展服務業合作領域，保障雙方在部分服務貿易領域做出重要承諾。二是積極推進談判進程，爭取早日實現自由貿易區對服務貿易的促進作用，使雙邊服務貿易額迅速增長，實現其對經濟的推動作用。第三，對于那些尚未與中國建立優惠制度安排的國家，在條件成熟時積極啟動自由貿易區的談判，如在金融、保險、咨詢等資本密集型服務業中日本和韓國與中國有諸多合作，且日韓雙方在以上領域具有國際領先優勢。所以，中國在積極啟動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談判的基礎上，需重點關注日韓具有優勢而中國缺乏競爭力的相關資本密集型服務業的發展。
4.健全服務貿易法律法規，完善服務貿易救濟制度
中國服務貿易管理體制存在諸多缺陷，法律法規的制定也并不符合GATS要求。因此，制定和完善既符合中國實際又不違背服務貿易總協定的法律法規是中國服務貿易發展的當務之急。就服務貿易制定統一的法律法規和政策而言，實現服務貿易管理體制和相關法律法規的配套性，同時，在貿易救濟政策制定方面，經過全球經濟危機后，更應受到中國政府的重視。第一，從中國國內經濟和就業增長出發，優先制定那些有利于環境、信息、能源、衛生醫療、交通物流及金融、保險等服務業的法律法規，以提高這些代表新經濟的服務部門的競爭力。無論是對現存法律法規進行修改完善，還是新制定相關政策，需要通過引入國際競爭政策推動這一進程。第二，完善現存服務貿易的預警機制、應對機制和爭端解決機制。一是針對服務貿易風險分布的主要行業，及時跟蹤國外相關產業及部門的政策變化，密切關注國外對中國某些行業進行知識產權調查的動向，迅速預警信息，實現預警信息從商務部到地方政府再到企業的順利傳遞，同時實現預警信息從地方向中央政府的有效反饋。二是針對國外對中國服務企業貿易救濟調查中的不合理、不公正做法，中國地方政府、服務企業應積極利用有關國家和地區的司法制度進行申訴。三是中國政府應積極爭取國際談判主動權，要求外國取消具有歧視性的服務貿易保護措施。同時，對國內不具有競爭優勢的服務業和敏感業制定具有保護性質的法律條款，達到保護國內服務業和就業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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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在國際貿易保護主義不斷升溫的情況下,近年以來中國遭遇的貿易摩擦案件數量和金額均創歷史最高。詳細內容請看下文淺談中國與美國貿易摩擦頻發的原因。
中國遭遇美國337調查6起,涉案總金額共約120億美元。除了貿易摩擦案件數量和金額均創歷史最高外,中國產品遭遇貿易摩擦的連鎖性突顯。鋁制品、輪胎、鋼鐵、鞋類、玩具、等中國傳統優勢出口產品頻繁出現一個產品在不同市場遭遇貿易救濟調查的現象,并且呈現出摩擦國別擴散和救濟措施疊加的趨勢。
美國在自由進口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同時,卻對其國內企業向中國出口技術密集型產品設置了相當多的限制。這種貿易的不對稱是導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一個重要原因。此外,兩國居民的需求結構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而美國是高技術產品。生活必需品是必須購買的,但高端產品卻不一定這是造成美對華貿易逆差的長期、重要的因素。而美國對華實行的歧視性貿易政策,也是重要原因。
美國的****勢力視中國為潛在的敵人,他們認為中國的強大必然撼動其世界霸主的地位。美國不愿看到中美經貿關系進一步發展,認為這樣是在為他們制造一個危險的敵人。他們提出了中國、遏制中國論,這些都不同程度地激化了中美貿易摩擦。
由于我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優勢主要體現在勞動力廉價的優勢上,因此,企業的生產運營主要依靠勞動力的大量投入來維持。但這類產品的國際供給彈性小,需求彈性相當大,國際競爭異常激烈。金融危機就給我們國家的制造產業提了一個醒:要想使企業做強做大,不能只做OEM,我們要加快推出自主品牌,加強自有技術的研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