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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到1990年12月,FASB了一份討論備忘錄——《現值會計計量》(PresentValueBasedMeasurementsinAccounting),確定了該項目的三個階段:
a、決定項目欲達到的程度和目的;
b、識別哪些領域需要制定新的強制性會計文告;
c、制定新的FASB財務會計概念公告。
FASB在1990年12月到1999年12月間共了32份財務會計準則公告,其中15份涉及確認和計量問題,11份涉及現值技術的應用。在這個過程中,委員會逐漸認識到過去的FASB第5輯概念公告《企業財務報表項目的確認和計量》并沒有回答使用現值進行會計計量的條件和方法等方面的問題。
第5輯概念公告提出了5類可以在財務報表中使用的計量屬性,它們是:歷史成本(歷史收入)、現行成本、現行市價、可實現(結清)凈值、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或折現值)。其中現行成本、現行市價和可實現凈值3種屬性主要用于初次確認時的計量和以后各期的新起點計量;歷史成本計量屬性主要用于初次確認和以后各期的攤銷或分配;而現值計量屬性主要是作為一種攤銷方法,在某項資產或負債得到確認并按照歷史成本、現行成本或現行市價進行了計量之后使用。
1996年2月,FASB在1990年討論備忘錄的基礎上了一份題為《以現值為基礎的計量:對討論意見和技術問題的一個分析》(TheFASBProjectonPresentValueBasedMeasurements,anAnalysisofDeliberationsandTechniques)的特別報告,分析了使用期望現金流量法(ExpectedCashFlowApproach)計算現值時面臨的一些技術問題和利用利息法進行攤銷時所帶來的一些問題。
1997年6月,FASB了一份財務會計概念公告的征求意見稿——《在會計計量中使用現金流量信息》(UsingCashFlowInformationinAccountingMeasurements)。經過廣泛地征求意見和辯論,FASB在1999年3月了第二份征求意見稿——《在會計計量中使用現金流量信息和現值》(UsingCashFlowInformationandPresentValueinAccountingMeasurements)。第二稿與第一稿相比,在一些重大問題和立場上都做出了修正,包括會計計量中使用現值技術的目的和企業資信狀況在負債計量中的作用等。
除美國外,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也在積極地考慮現金流量信息和現值技術在會計計量中的應用問題。例如1997年4月,英國會計準則委員會(UKASB)發表了一個工作稿——《財務報告中的折現》(DiscountinginFinancialReporting)。“G4+l”集團(指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的準則制定機構和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的一個工作小組就現值問題也進行了多次討論。在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準備、或有負債和或有資產》中,現值技術得到了更廣泛的應用。1998年,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把現值計量納入工作計劃,目前還擬單獨就“新現”制定一項會計準則。不過,在這個過程中,只有FASB才把現值在會計計量中的目標和理論基礎上升到概念框架的高度,并進行了長達10年的探索和研究。
今年2月,FASB正式發表第七輯財務會計概念公告《在會計計量中使用現金流量信息和現值》,其結論適用于那些以未來現金流量為基礎對資產和負債進行初始確認時的計量、新起點計量和后續的攤配技術;顯然,對于那些以實際收到或支付的現金或其他資產的可觀察市價為基礎的會計計量,應以現金、資產或市場觀察值為基礎,而不是對未來現金流量的估計。這輯公告可以被看作是原先第5輯公告在會計計量問題上的補充和完善,不對第5輯公告構成否定和替代關系。
二、現全流量、現值和公允價值
會計師在進行會計計量時,必須解決計量目的和計量屬性的選擇問題。按照傳統的會計慣例,會計計量通常是采用某種可觀察的由市場決定的金額,比如實際收到或支付的現金、現行成本或現行市價。但當會計師無法獲得這種可觀察的市場金額的信息時,只能轉而使用未來現金流量的估計值來計量某項資產或負債。由于未來現金流量通常發生在未來的較長或較短、單個或多個的期間里,那么計量時應該對這些現金流量進行折現處理還是只做簡單的算術加總?第7輯概念公告認為,在會計計量中使用現值的目的是為了盡可能地捕捉和反映各種不同類型的未來現金流量之間的經濟差異。在不使用現值計量的情況下,投資者看不出明天的1000元現金流量和10年后的1000元現金流量之間有什么重要區別。由于現值計量能夠區分出那些容易被人誤認為相似的不同的現金流量,所以與未折現的現金流量相比,以未來預計現金流量的現值為基礎的會計計量能夠提供與決策更相關的信息。
從數學上講,任何一種現金流量和利率的結合都可以用來計算現值。然而,現值本身不是會計計量的目的。僅僅使用某個隨意的利率對一系列現金流量進行折現,得到的現值只能為財務報表的使用者提供非常有限甚至是誤導的信息。為了使財務報告能夠提供具有決策相關性的信息,現值必須能夠反映被計量資產或負債的某些可觀察的計量屬性。第7輯公告把這種屬性稱為公允價值,它是指在當前的非強迫或非清算的交易中,自愿雙方之間進行資產(或負債)的買賣(或發生與清償)的價格。
近年來,FASB已經把公允價值作為大多數會計計量的目的,包括初始確認時的計量和以后期間所進行的新起點計量。“雖然1984年的第5輯概念公告沒有明確使用公允價值這個術語,但公告所界定的一些計量屬性在實質上和公允價值是一致的。例如在初始確認時,只要沒有相反的證據,支付或收到的現金或其等價物的數額(歷史成本或收入)通常被假設為公允價值的近似數;現行成本和現行市價也都在公允價值的定義之內;只有可實現凈值和現值,該照第5輯概念公告的定義,不符合公允價值的定義。
公告指出,在初次確認和新起點計量中使用現值的唯一目的是估計公允價值。換言之,現值計量應該能捕捉到形成市場價格(如果有的話)即公允價值的各種要素,這些能夠捕捉到不同資產(即不同類型的未來現金)的經濟差異的要素包括五個方面:(1)對未來現金流量的估計,或者在更復雜的情況下,是對一系列在不同時點發生的未來現金流量的估計;(2)對這些現金流量的金額和時點的各種可能變動的預期;(3)用無風險利率表示的貨幣時間價值;(4)內含于資產或負債價格中的不確定性;(5)其他難以識別的因素,例如變現困難和市場的不完善。
一個不應忽視的問題是,企業管理當局對未來現金流量現值的最優估計與其公允價值并不一定是相同的。這是因為企業管理當局進行預期的基點與真實市場(如果有的話)中的其他市場交易人是不完全一致的,換言之,特定的企業相對其他交易人常常具有特定的比較優勢或比較劣勢,這種比較優勢或比較劣勢的存在,會導致企業管理當局對未來現金流量現值的最優估計與其公允價值產生差異。比如企業管理當局對該項資產(或負債)的使用(或清償)具有同其他市場交易人不同的打算和意圖,或者管理當局具有不同的風險管理策略,或者掌握某些特定的信息、商業秘密和程序,能夠在未來實現與其他市場交易人預期所不同的現金流量,等等。顯然,在這些情況下,如果企業使用公允價值來計量資產或負債,那么它的比較優勢和比較劣勢可以在資產實現或債務清償時體現在企業盈利之中。反之,如果企業使用非公允價值的計量屬性,那么它的比較優勢和劣勢將直接體現在資產或債務的初始確認之中。
有人認為,用企業管理當局對未來現金流量的最優估計而不是公允價值計量資產和負債,更符合財務報告的第二目標(即提供對估計現金流量前景有用的信息)。他們的理由是管理當局對最可能的未來現金流入(出)量的估計比公允價值更有助于投資者預測未來現金流量。然而,持這種主張的人沒有看到,由企業管理當局做出的最優估計并沒有傳遞有關未來現金流量在不確定性方面的信息,而這正是財務報告的第二目標中非常關鍵的一個因素。這種計量排除了不確定性、市場參與者承擔不確定性的價格(風險收益)以及市場參與者用來評價未來現金流量的假設。
作為一種價格的公允價值,它為現金流量和利率在現值計量的過程中提供了一個意義明晰的目標。相反,其他所有可供選擇的計量屬性在估計現金流量和利率方面都或多或少地存在隨意和武斷的因素。例如,有些人可能認為資產盈利率對債務的成本累計計量是合適的,另外一些人則可能主張使用增量借款利率或內含利率。到底孰是孰非,我們很難找到一個理論基礎來判斷。支持這些備選方案的人常常以企業管理當局打算如何使用一項資產或處置一項負債的意圖為基礎來判斷一種計量目標的可接受性。然而,一個單位在現行交易中必須按照市場價格來取得一項資產或結算一項負債,而不論其管理當局的意圖和期望如何。
當然,采用公允價值作為現值計量的目標并不排斥使用建立在管理當局的期望基礎之上的那些信息和假設。從實務操作的角度看,企業在會計計量中使用現金流量時通常并不清楚其他市場參與者在評估該資產或負債所使用的假設。在這種情況下,只要沒有相反的證據表明其他市場參與者會采用相反的假設,那么采用企業自己對未來現金流量的假設進行估計就與公允價值不相矛盾。但如果有這類證據存在,那么企業應該調整自己的假設以便與市場保持一致。
三、現值的計算方法——傳統法與期望現金流量法
(一)總的指導原則
第7輯概念公告對比了兩種計算現值的方法——傳統法(TraditionalApproach)和期望現金流量法(ExpectedCashNowApproach)。這兩種方法在不同的環境下,都可以用來估計一項資產或負債的公允價值。公告認為,無論是哪種方法,在具體應用時都應該遵循以下4條指導原則:
(l)在可能的程度內,對未來現金流量和利率的估計應該反映對有關未來事項和不確定性的假設,這些假設是市場參與者在決定是否通過公允的現金交易來獲取一項資產或一組資產時必須要考慮的。
(2)用來折現現金流量的利率所內含的各種假設應該與估計現金流量時所內含的假設相一致。否則,一些假設的影響將會被重復考慮或者被忽略掉。例如,12%的利率可以被用于貸款時的合同約定現金流量(ContractualCashFlows),它反映了這筆貸款未來特有的違約風險;但同樣的12%不能用來對這些預期現金流量進行折現,因為這些約定現金流量中已經包含了未來違約相對應的風險溢酬。
(3)現金流量和利率的估計不應受主觀偏見和其他與被估資產和負債無關的因素的干擾。例如,如果故意低估凈現金流量,以增強某項資產未來表面的獲利能力,就會使計量產生偏差。
(4)現金流量和利率的估計應該反映可能結果的范圍,而不僅僅是一個單一的最可能、最悲觀或最樂觀的金額。
(二)現值計算的傳統法和期望現金流量法
現值計量始于一系列的未來現金流量,但現有的會計準則在對現金流量詳細說明時采用了各種不同的方法。有些現值計量使用合同約定的現金流量,在合同約定的現金流量不能獲得時,有些便采用最可能金額或最優估計現金流量。
用傳統法計算現值時,通常只使用單一的一組估計現金流量和“與風險成正比”的單一利率。顯然傳統法總是假設一個單一的利率就能夠反映對未來現金流量和相應風險溢酬的預期。第7輯概念公告希望會計師能在某些計量上繼續使用傳統法,因為在有的場合,傳統法簡便易行,況且對那些只具有合同約定現金流量(ContractualCashFlows)的資產和負債,傳統法和那些市場參與者對資產和負債的表述是一致的,其最終結果并無區別。
但是,傳統法的關鍵在于選擇一個恰當的利率,而要選擇這樣一個“與風險成正比”的利率至少需要同時識別、比較和分析兩個東西,一是待計量的資產或負債,二是市場中存在的、具有相應可觀察利率和相似的未來現金流量特征的另一項參照性資產或負債。所以傳統法對一些比較復雜的計量問題束手無策,比如某項非金融資產或負債并沒有市場價格,在市場上也找不到類似的參照物。
為了解決傳統法遇到的問題,FASB在第7輯概念公告中提出期望現金流量法是一種更有效的現值計量方法(當然首先要符合成本收益原則)。與傳統法不同的是,期望現金流量法考慮了所有可能的現金流量的期望值而不是只尋找一個最可能的現金流量。例如,一項現金流量有100元、200元和300元等三種可能,其概率分別是10%、60%和30%,那么期望值則為220元。同樣道理,這種方法還可用于現金流量的時點也具有不確定性的場合,這些都是傳統法難以恰當解決的問題。可見,期望現金流量法的優點在于它把計量的重心直接放在了對現金流量的分析和計量時所采用的各種假設上。
以前現值技術在會計計量中的應用范圍非常有限,傳統法所固有的局限難辭其咎,因為未來現金流量的金額和時點通常都是不確定的,很少是那種合同約定現金流量。由于期望現金流量法能有效地處理未來現金流量在金額、時點等方面的不確定性,所以在第7輯概念公告中得到FASB的推薦。實際上,在目前的會計實務中我們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期望現金流量法的思想痕跡,例如對退休金和其他退休后福利的計量、對某些保險責任的計量、對長期資產減損的計量、對一些金融工具公允價值的估計等等。
不過也有人并不認為期望現金流量法能夠如實反映未來現金流量的真實情況。例如有一項資產或負債可能產生兩種未來現金流量:90%的概率是10元,10%的概率是1000元。這時的期望現金流量為109元,顯然不能恰當地代表最終可能收入或支付的金額。
面對這樣的詰難,FASB的辯解是:在會計計量中使用現值技術的目的是估計公允價值,雖然前面例子中的10元是最可能發生的金額(90%的概率),但它不可能是該資產或負債的公允價值,因為它沒有反映出未來現金流量的不確定性;相反,市場交易人會認為公允價值應該更接近109元而不是10元或1000元,沒有人會在市場上以10元的價格出賣這項資產,也沒有人愿意以1000元的價格購買這項資產。
四、現值在負債計量中的應用
第7輯財務會計概念公告對現值在債務計量中的應用也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前面提及的資產計量中的基本概念和原則對債務的計量同樣適用。不過,有時候債務計量會遇到一些與資產計量不同的問題,需要采用不同的技術和方法才能夠找到債務的公允價值。當我們使用現值技術估計一項債務的公允價值時,可以把它轉換為對一項資產的估計,我們在當前取得該資產可用于清償債務或者向資信狀況相當的另一實體讓渡該債務。
為了估計企業應付票據或應付債券的公允價值,會計師們通常需要估計出這樣一個價格,在這一價格水平上,其他實體愿意將該企業的負債作為其資產。這樣,問題就變得和資產計量沒有什么原則性的區別了。比如,來自一筆貸款的收入就是貸款人將借款人未來現金流量的許諾作為一項資產而付出的代價。同樣,應付債券的公允價值就是該證券在市場上作為一項資產交易的價格。
使用現值技術對債務進行計量時,一個頗有爭議的問題是是否要反映企業資信狀況的變化。FASB認為,對一項負債最具相關性特征的計量應該反映出企業資信狀況的變化,因為把企業的該項負債作為資產的債權人在決定它愿意支付的價格時必然會考慮該企業的資信狀況。當企業為獲取現金而借債時,我們很容易觀察到企業的資信狀況對債務價值的影響程度。例如兩個企業都承諾在5年后償還500元,那么資信狀況好的企業現在就可獲得374元(利率為6%),而資信狀況差的企業現在只能獲得284元(利率為12%)。兩個企業都是以公允價值作為債務初始確認的計量基礎,那么它們的債務價值分別是374元和284元,其差額反映了兩個債務人不同的資信狀況對它們的債務價值的影響程度。
如上所述,企業資信狀況對其負債計量的影響通常在利率的調整上反映出來,這一點和傳統法下對資產計量中的風險和不確定性的處理是完全相同的,它尤其適用于產生合同約定現金流量的負債的計量。不過,如果要反映資信狀況對其他類型負債的公允價值計量的影響時,期望現金流量法更為有效。具體來說,企業的一項負債意味著該企業必然發生向外的現金流出,從概率的角度看,這筆現金流出是一個隨機變量,它有一個可能的取值范圍。如果流出金額很小,違約的概率也很小,如果流出金額很高,違約的概率也就大。顯然在這種情況下使用期望現金流量法計量負債的現值(公允價值),更能反映出企業資信狀況對債務價值的影響。
盡管企業的資信狀況的作用已經明顯地體現在其借款利率或借款金額之中,也體現在其他企業買賣該企業貸款所愿支付的價格之中,但仍然有人質疑,企業的財務報表是否應該反映其資信狀況的影響和變化情況?他們認為負債計量的目的不同于資產計量的目的,負債計量的重心應放在企業的義務上,這樣才能更好服務于報表使用者。按照這些人提出的計量方法,兩個擁有同樣償還義務擔資信狀況相差甚遠的企業的財務報表將報告出相同金額的債務現值。事實上,已經有一些會計公告采納了這種方法,如第78號財務會計準則公告《雇主對養老金的會計處理》和第106號準則公告《雇主對退休后養老金之外其他福利的會計處理》。
這些持反對意見的人也存在理論和邏輯上的漏洞。FASB在概念公告中為堅持公允價值的計量目的而辯解道:我們很難找到一個令人信服的理論基礎來證明,對于一些負債(如現金貸款)的初始計量應包括企業資信狀況的影響,而另外一些負債(如擔保負債或一些類似項目)的初始計量卻可以對此置之不理。同樣,我們也沒有理由要求在初始計量或新起點計量時,負債的帳面數應反映其他因素而不反映其市場上的公允價值。沒有理論可以說明,初始確認時的計量屬性不能用于以后的新起點計量。
還有人認為,企業資信狀況變化的信息對財務報表的使用者的決策不相關。在他們看來,在新起點計量中反映企業資信狀況的變化會產生令人混淆的結果。如果債務計量中包括了資信狀況的變化,在新起點計量法下,資信狀況的惡化必然引起負債價值的下降,而負債價值的下降意味著所有者權益的上升,這個結果顯然違反常理——怎么一件壞事(資信狀況惡化)反而導致一個好的結果(所有者權益增加)?
公告認為,企業資信狀況的變化反映的是兩類權益人(股東和債權人)對企業資產索取權的相對變化。企業資信狀況惡化,債權人索取權的公允價值就會下降,按理說股東對企業資產的剩余索取權價值就會上升。但不一定,因為股東剩余索取權價值本應增加的金額很可能被資信地位下降引致的損失抵消掉。所以借款人資信的變化必然改變股東的權益價值,反之亦然。
公告還認為,如果在負債計量中不反映企業資信狀況的變化,那么就難以反映不同債務之間的經濟差異。比如一個企業有兩筆債務,一筆是在企業資信狀況很好的時候發生的,所以利率很低,另一筆是在現在已經惡化了的資信狀況下發生的,利率也較高。現在要對這兩筆負債按照公允價值做新起點計量,如果公允價值中不考慮企業資信地位的變化,那么我們就難以看出這兩筆負債之間的差異。
五、現值技術與會計攤配——利息法
第7輯概念公告專門討論了現值技術在會計攤配程序中的應用。大多數會計師熟悉的是溢價或折價攤銷時使用的利息法,實際上這類技術在會計中有廣泛的應用,FASB的好幾個項目都對攤配中的利息法進行了研究。
新起點計量與會計攤配的區別在于,前者是在當前所有的信息和假設基礎上全面充分地反映一項資產或負債的3種變化:(1)資產的物理損耗(或負債的減少);(2)一些估計的變更;(3)由于價格變動導致的持有利得或損失。后者可以反映第五種變化,部分地反映第2種變化,不能反映第3種變化。
從原則上看,所有會計攤配的目的都是報告資產和負債在某段時間內的價值、效用和實質等方面發生的變化。從程度上看,會計攤配試圖把資產或負債的這些變化與真實世界中的某種可觀察現象聯系起來。利息法的實質就是把某項資產或負債報告金額的變化和一組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的變化聯系在一起。
然而,從嚴格意義上講,各種攤配方法都只是用于反映——而不是對資產或負債的計量。并沒有一個得到普遍認同的理論來指導不同攤配方法的選擇,只能隨具體情況而定。FASB認為,如果資產或負債具有以下一種或幾種特征,使用利息法作為攤配程序可以為報表使用者提供更相關的信息:
(1)該項資產或負債的交易通常被認為是一種借貸行為;
(2)相似的資產或負債也是采用利息法進行攤銷的;
(3)該項資產或負債存在一系列關系密切的特定的現金流量;
(4)對該項資產或負債的初始確認是以現值為基礎的。
在大多數情況下,利息法的使用都是以合同約定現金流量為基礎并假設一個不變的實際利率。第7輯概念公告認為,利息法的使用應包括對估計未來現金流量的變化進行適時調整的機制,因為實際發生的現金流量往往與原先估計的金額和時點都存在差異。如果在攤配中忽略這些差異,難免在財務報表中出現現金流量形態和攤銷形態不相匹配的尷尬。對最初的現金流量金額和時點的估計發生了變化,應該在攤配的利息法或新起點計量中及時反映出來。在利息法中反應估計現金流量變化的方法有三種選擇:
(1)未來法(ProspectiveApproach):這種方法根據帳面金額和未來期間現金流量計算出一個新的實際利率。
(2)補正法(Catch-upApproach):根據修正后的估計現金流量和原來的實際利率(折現率)調整帳面金額至現值。
(3)追溯法(RetrospectiveApproach):根據最初的帳面金額、到目前為止的實際現金流量和估計的今后現金流量重新計算出一個新的實際利率。再根據這個新的實際利率和修正后的未來現金流量估計值把現在的帳面金額調整至現值。
FASB推薦第2種方法,因為它滿足利息法“把某項資產或負債報告金額的變化和一組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的變化聯系在一起”的內在要求,而且執行成本不高。在補正法下,只要估計現金流量不變,資產或負債的帳面金額就等于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按照初始實際利率折現后的現值。第1種未來法不能反映出估計現金流量的變化,其信息也缺乏決策相關性,用這種方法推導出的新的實際利率與初始確認時的利率、現在市場利率都缺乏關聯,資產負債表中的帳面余額除了表示它是一個“未攤銷金額”外別無它用。第3種方法雖然已經被一些會計公告使用,而且一些人也認為它是三種方法中最精確和最全面的方法,但由于使用這種方法需要非常詳細的關于過去現金流量的記錄,執行成本很高,不一定符合成本收益原則,所以在第7輯概念公告中沒有把它作為推薦方案。
六、簡短的結論和評價
FASB最新發表的這輯概念公告對以未來現金流量為基礎的會計計量提供了一個理論框架,包括(a)確定在會計計量中使用現值的目的;(b)為現值的使用,尤其是在未來現金流量的金額或者時點以及兩者同時具有不確定性的情況下使用現值技術提供一般性的原則。它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觀點和結論,諸如在會計計量中使用現值的目的是為了盡可能地反應各種未來現金流量之間的經濟差異以便為報表使用者提供更相關的信息;為了在財務報告中提供相關信息,現值必須能夠體現資產或負債的某些可觀察的計量屬性(公允價值),公允價值是現值計量的唯一目的,但它并不排斥建立在企業管理當局預期基礎之上的那些信息和假設;使用現值的會計計量應該反映出各種估計現金流量具有內在不確定性這一特征;期望現金流量法比傳統法能更好地捕捉不同現金流量之間在數額和時點等方面的不確定程度;對負債的現值計量與資產的現值計量雖然在一些具體技術上不盡相同,但它們的計量目的是一樣的,而且在負債公允價值的計量時應該考慮企業資信狀況的變化;作為一種具有良好特性的攤配程序,利息法的實質就是把某項資產或負債報告金額的變化和一組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的變化聯系在一起;如果估計現金流量的時點或數額發生變化,而該事項又不適用于新起點計量,那么在采用利率法進行攤銷時應采用補正法,即把帳面金額調整為修正后的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按照初始實際利率折現后的現值;等等。適用于新起點計量,那么在采用利率法進行攤銷時應采用補正法,即把帳面金額調整為修正后的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按照初始實際利率折現后的現值;等等。
篇2
工程變更雖然有它的申報、審核、審批程序,而工程計量也是有它的一套計量規則,但是歸結到一點,工程變更、計量都是以各自不同的運作方式,以其嚴密審慎態度,對建設項目實施有效的監控,盡管采取的手段不同,而目的則完全是一致的。
對此,筆者將對兩者在工程建設中所處的特殊位置和作用以及相互間的緊密的內在關系進行一番分析,理順變更計量當事人各方的職責和義務,為業主切實把好工程投資項目關。
二、變更計量實施操作的內在關系分析
工程變更計量實施操作的內在關系,可以從以下三點來加以論述。
1.工程變更與計量似乎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仔細分析確實隱含著密不可分的關系。首先,工程變更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現,而它都是要受計量規范所制約。比如,對某項變更,變更數量就必須準確,而工程數量不準確,則計量這一關就通不過。計量根據核實數量,有權作出修改。通常所說,設計數量(包括變更設計數量)并非是最終決算數量,而實際數量才是最終決算依據。然而,后者只能由計量工作來完成。由此又可看出,兩者既是相互依賴,又是相互制約,相輔相成的。
2.工程計量則是對工程變更實施操作的一種引導。這也是不難理解的。試舉兩例說明,以三凱線擋土墻漿砌數量為例,擋土墻工程量清單中,以“m3”為計量單位。內容包括挖基土石方、實體漿砌及墻背回填等,單價反映的是一種綜合單價。而擋墻加深加厚所引起的變更,則只能以漿砌“m3”來作為單位變更依據,則不能將其各個分項工程來進行分解。又如涵洞工程,不管是蓋板涵、砼洪涵等等的不同的結構形式,工程量清單中均以“m”為計量單位,內容包括了:挖基土石方、基礎漿砌(或基礎砼)、臺身砼、鋼筋砼蓋板、砼拱圈等,在涵洞工程變更中,不管涵洞結構形式及孔徑大小如何,變更單位也只能以“m”作為單位,同樣不能將其肢解。還有其它工程項目,也都如此,故不一一列舉。
通過以上兩例足以說明,工程變更單位必須依照計量單位及內容來行事,而決不能擺脫計量規則的約束。
3.工程計量亦需以工程變更為基礎。這也是不矛盾的。眾所周知,在新工地進場開始,即首先得進行“0”號變更臺帳的建立,“0”號臺帳是對工程設計數量進行完善的一種手段,本身也含有“變更”之意,這是整個工程建設項目工程預算的基礎。據此列出工程細目相應的工程量清單,經承包人申報、監理審核、業主審批后,則以此作為計量的依據。同時又從另外的一種角度進一步說明,不管什么項目,凡在工程量清單以內的,都不屬于變更,凡是在工程量清單項目以外的新增工程項目(包括缺項單價項目)均屬工程設計變更,這也是對工程何為變更項目的一種明確的界定。而工程變更計量兩者一直是緊密相連的。
三、工程變更與計量的異同點
1.工程變更的完整性與一次性。一份工程變更,可以一次完成。某個部位的變更只能一次完成而不能在此部位進行重復變更。(除非不可抗力的因素以外)。
2.工程計量的連續性和準確性。有個別重大變更工程量之大、項目之多、工序復雜、金額巨大,施工期限也長,如果待其工程竣工驗收合格后再給其一次性計量完成,那顯然是不可能的。只有根據施工順序,施工項目,分項逐次核實計量,需要多次計量才能完成。
3.變更計量的同一性和統一性:
變更計量兩者的目的,都是為了更好的控制工程投資,合理的運用變更資金完善工程在建項目的實施。
變更計量的統一性。變更以工程量清單細目為準,變更設計中必須依據工程量清單對號入座,而變更項目沒有的,則仍以工程量清單中的章節順序排列,新增項目工程量清單中則冠以“B”字開頭,即表示變更設計之意思,即此達到一定程度的統一。
4.變更計量相互間的互補性及兩者結合的完整性
從深層分析,工程變更計量確實隱含很強的互補性,從實施操作方法來看,從施工單位申報的方案報告及監理認可后所產生的完善變更,雖然通過了監理的層層審核,但多數工程項目數據確實可以作為計量實施,但也確實存在少數數據與現場核實不符。一句話,變更計量實施操作方法的共同點則是:力求清楚、完整、準確、有序。這是絕對不能含糊的。
四、變更計量幾個問題的探討
1.變更計量同屬于新、改建工程項目中實施操作的兩個概念,但仔細分析則有很多相近或相同之處,相近相同之處,變更計量的基點都必須是要求工程項目數據真實可靠,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而真正實施操作,變更數量確實起具體施工的主導作用,但具體操作中又受到了客觀條件所限或客觀情況不符而作適當調整。
2.計量單位必須統一。在實施操作中,有些變更與計量單位確實不相吻合。如某邊坡防護中的施工錨桿,不管其錨桿直徑大小,全部以“m”為單位,而有的則以“kg”為單位,具體操作很不方便。變更估算金額本應以“元”為計量單位,而有的則也在小數點后保留三位,這顯然是不符合計量規則的。
3.擬采用的工程量清單中的計量方法,仍需進一步細化。某擋土墻因山體滑坡,首先將得進行坍方清理,接著進行挖基并進行擋墻砌筑,擋墻砌筑完畢,則墻背形成很大的空缺,需要進行大量的土石方回填夯實,按照工程量清單規定,這是不能計量的。在正常施工條件下,不計墻背回填,可以接受。在不可抗力的自然因素條件下所產生的墻背超填而不計入到變更工程量的范疇,確實有失“公正”“公平”。
五、結束語
篇3
0引言
國際科學史權威刊物ISIS是由科學家薩頓1912年在比利時創刊。1913年三月出版第一卷至今,已出版103卷。薩頓作為《ISIS》第一任主編,對《ISIS》具有巨大的貢獻。薩頓在《ISIS》的首卷第一期《ISIS之目的》一文中明確指出:“《ISIS》是哲學與科學的哲學雜志;是歷史與科學的歷史雜志;是社會學與科學的社會學雜志。”[1]
很顯然,ISIS是集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于一身,熔科學史認識論、方法論和價值論于一爐,是一份綜合性很強、內容豐富、水平很高的國際科學史權威刊物,被譽為百科全書式的雜志[2]。本文主要選取ISIS(1913-2012)的研究論文作為研究對象進行計量研究。
1 ISIS研究論文的內容計量分析
根據ISIS的目錄,本文主要選取研究論文按學科和斷代進行計量統計。按學科可分為數學科學、物理學、生物學、地球科學、醫學、技術、其他;本文以十年為時間單位并將分類的研究論文數占總研究論文數的20%作為劃分熱點的標準對ISIS研究論文進行計量統計,詳見表1。
按斷代分為古希臘時期、中世紀時期、16世紀~21世紀和其他。詳見表2。
從表一數據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ISIS(1913-2012)研究論文的領域統計分類所占比例分別為數學8%,物理科學28%,生物科學9%,地理科學4%,醫學7%,技術4%,其他40%,總計1794篇。
很顯然,在1913-2012年這100年中物理科學的比重平均超過20%,一直是科學史研究的熱點,這與物理科學是自然科學的研究熱點關系密切相關。數學在1913-1922十年中,比重超過20%,可以稱為是階段研究熱點。其他類所占比例遠遠超過20%,這是由于其中包括科學社會學和人類學視角受到更多的關注。
從表2ISIS研究論文的內容斷代中得出古希臘和中世紀的比例呈下降趨勢,而19和20世紀呈逐漸遞增趨勢,這說明這兩個時間是研究熱點。其他類仍占有最多比重,這是由于20世紀以來科學社會和人類學普遍受到關注。
從圖表的數據顯示上看,現代科學史研究趨勢已超越古代科學史。從而反映出科學史的發展趨勢已從近代科學的源頭希臘科學向“現代性”型的科學通史轉化。不同的科學觀導致科學史的關注度不同,從而導致科學史的發展趨勢出現變化。20世紀以來80年代以來,科學史的發展趨勢已從科學思想史向科學社會史發生轉變,科學社會史成為科學史的新的研究熱點,備受關注。科學史的發展跡象也從實證角度向科學事實發生著更深層次的變化。
2結論
從上面對研究論文的計量研究判斷出這一時間科學史的研究熱點。依據圖一,就ISIS而言物理科學都是這一時間段的研究熱點,這說明物理科學就是科學史研究的熱點。生物科學和醫學都在呈上升趨勢,這說明他們有望成為科學史的新的研究熱點。依據圖二,我們得出19世紀,20世紀的研究占一半以上,這說明科學史的研究已接近現代研究,而不是以古代和中世紀為主。
通過分析100年來科學史權威刊物ISIS在研究論文方面的統計數據,大體反映了百年來世界科學史研究發展的基本趨勢。從科學史內在邏輯看,表現為從物理科學研究一枝獨秀到多門學科并舉;從科學史發展的社會與境看,交叉學科關注度的增加,反映了科學社會化程度的提高,對科學史的綜合研究已經成了當代科學史的一門顯學。正如袁江洋研究員所說,科學史正面臨著一場新的綜合。
參考文獻
[1]G.Sarton.Historie de la Science.ISIS,1913,1:4-5.
[2]G.Sarton.Le but d’ISIS.ISIS,1913,1:1.
篇4
首次使用“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術語的是前蘇聯經濟學家。蘇聯在1928年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后,其經濟增長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經濟增長水平的記錄,此后,經濟增長率開始下降,表現出惡化趨勢,令人不解的是,其經濟增長的惡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投資率的情況下發生的。這就不得不使蘇聯的經濟學家對其經濟“增長方式”展開了研究。當時,他們根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長方式分為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依靠投入實現產出量增長的“粗放增長”,另一種是依靠提高效率實現產出量增長的“集約增長”。并且指出,蘇聯過去的高速度增長是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傾全力動員資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結果,然而由于資源的有限性,隨著可動員的資源的日益減少,在忽視提高要素生產率的情況下,必然導致經濟增長水平的下滑(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概念于60年代從蘇聯傳入我國(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國經濟學界盡管沒有使用經濟增長方式的概念,但對經濟增長過程中出現的種種低效率,高浪費現象進行過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別在1979—1980年我國對經濟增長方式問題展開了全面深入的討論(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廣泛使用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概念是在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之后。
二、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定義
從經濟增長方式概念形成的淵源看,經濟增長方式是經濟增長過程中對生產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雖然國外學者不常使用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概念,但對推動經濟增長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實質上也是對經濟增長方式的研究。關于這一點,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曾作過比較,就我國學者們而言,盡管對粗放和集約型增長方式概念的解釋不盡相同,但經濟增長方式的含義是明確的。因此,經濟增長方式就是指一國總體實現經濟的長期增長所依靠的因素構成,其中增長因素包括土地、勞動、資本、技術進步、經營管理、資源配置、規模經濟等。通常把土地、勞動、資本的投入稱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總和稱為綜合要素生產率。進一步地,根據要素投入與綜合要素生產率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長方式劃分為粗放型經濟增長和集約型經濟增長,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經濟增長稱為粗放型經濟增長,主要由綜合要素生產率提高所引起的經濟增長稱為集約型經濟增長。為了能定量反映經濟增長的粗放程度或集約程度,筆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謂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長率的貢獻率與經濟增長率的比值(注:對于一國總體來說,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慮要素投入的增長率時,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響。),用公式表示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勞動的貢獻份額;
(1-α)表示資本的貢獻份額;
L''''表示勞動投入增長率;
K''''表示資本投入增長率;
Y''''表示經濟增長率。
當δ≥0.5或δ<0且Y''''<0時,增長方式為粗放型;
當0≤δ<0.5時,增長方式為集約型。
對于粗放型增長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劃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類型:當0.5≤δ<0.7時,為低度粗放型;
第二類型,當0.7≤δ<0.8時,為中度粗放型;
第三類型,當0.8≤δ<1時,為高度粗放型;
第四類型,當δ≥1或δ<0且Y''''<0時,為超高度粗放型。
三點說明:
1.經濟增長方式、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的關系。
經濟增長是指一國或一個地區在一定時期內人均實際產出量的增加和實際生產能力的增加。經濟增長特指更多的產出,而經濟發展不僅指更多的產出,還包括隨著產出的增長而出現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的變化,經濟增長是一個數量概念,而經濟發展是一個既包含數量又包含質量的概念,所以經濟發展包含經濟增長。從經濟增長方式的定義可知,經濟增長方式是獲得經濟增長的手段、途徑和方式。
2.經濟效率與經濟效益的關系。
經濟效率是指資源的優化配置。具體講包含二層含義:其一是指全社會以優化的資源配置獲得較好的經濟增長;其二是指生產單位如何把得到的資源在時間和空間上有效地組合起來,以最少的資源耗費創造最多的產出。經濟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綜合要素生產率來度量。所謂經濟效益,則是指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由經濟效率所引起的相應的收益或收入。那種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經濟效率是經濟效益的實質,經濟效率高意味著經濟效益好;反之,經濟效率低則意味著經濟效益差。
3.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明確三個層次的問題:第一,經濟增長方式的內涵;第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標志;第三,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程度。關于第一個問題,學術界的認識比較多,而第二、三個問題則涉獵的比較少。本文旨在通過對粗放度指標的劃分,擬解決第二、三個問題。
δ=0.5作為劃分粗放和集約經濟增長方式的標志。當δ<0.5時,經濟增長為集約型,當δ≥0.5時,經濟增長為粗放型,這與我國經濟理論界對粗放與集約型經濟增長的解釋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又細分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為了便于研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程度。
三、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測算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所采用的模型為:Y''''=A''''+αL''''+(1-α)K'''',這是由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求導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經濟增長率,A''''代表綜合要素生產率增長率,K''''代表資本要素投入增長率,α為勞動產出彈性系數,αL''''為勞動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α)K''''為資本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為:
δ=αL''''+(1-α)K''''/Y''''
2.研究對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經濟增長方式,按三種不同的時期來測算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計劃期,三是按改革時期。需要說明的是,改革時期從1979年算起,由于資料所限,我們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為止。
3.對統計指標的說明。
(1)經濟增長率指標Y''''。我們均采用國民收入增長率指標。
(2)勞動要素投入L。以歷年全社會勞動者人數計算各時期勞動投入量增長率,而舍象掉象勞動質量、勞動強度的大小和勞動時間的變化情況。
(3)資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中的K值應為直接和間接構成生產能力的資本總存量,它包括直接生產和提供各種物質產品及勞務的各種固定資產和流動資產,也包括為生產過程服務的各種服務及福利設施的資產。關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關數據(注:參見張軍擴:《“七五”期間經濟效益的綜合分析》,《經濟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體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資本總量;再估算各年的凈投資額(以積累額代替)并扣除價格指數;然后根據投資轉化為資本的時滯系數計算各年的新增資本數量;最后,用上年的資本總量加上當年新增資本,得出各年的資本總量。
(4)資本與勞動的產出彈性。所謂生產要素的產出彈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長1%所帶來的產出增長的百分比。西方經濟學家們認為直接估算產出彈性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在進行增長因素分析時,通常要作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以勞動與資本的收入份額來代表它們的產出彈性。然而既使要計算勞動與資本的收入份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內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國情況就更為復雜,首先,我國實行的并非市場經濟,不存在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統計資料,要全面計算勞動和資本的收入份額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長期以來經濟中存在著大量潛在勞動力的過剩現象,與資本要素投入增長的貢獻相比,勞動投入增長的貢獻十分有限。所以,我國經濟界通常把勞動的產出彈性取為0.2或0.3相應地資本的產出彈性取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表1
*注:不帶括號的數字為各要素對經濟增長所貢獻的百分點,括號內的數字為貢獻的百分點占經濟增長率的百分比率。
3.對我國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們分別計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據粗放度的五種類型作了統計整理,整理結果如下:
表2(單位:年)
*投資,其最高值也未超過32%。而美國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更新改造投資所占比重1947—1950年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機器設備投資中更新投資分別占51%和81%(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頁。)。實際上,我國還存在著以更新改造投資為名而進行的基本建設投資,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資為名完成的二百多億元投資中,新建項目占10.2%,擴建項目占38.5%,真正用于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頁。),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資中用于新建擴建的竟達70%以上(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頁。)。因此,我國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外延式擴大再生產。
2.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率。
表1可見,我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主要歸因于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資本要素起著重要作用,因此,我們用資本要素的產出系數即Y''''/K''''的比值來衡量投入與產出的效果。當資本投入的增長率K''''大于國民收入的增長率Y'''',即資本的產出系數Y''''/K''''<1時,經濟增長就表現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類型對應的資本產出系數值。顯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對應的資本產出系數值越小,也就是說越粗放,資本的投入產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體到我國能源與物質的消耗情況,如果僅就我國自身縱向進行對比,每萬元國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億元基本建設投資平均消耗的鋼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斷下降趨勢,改革開放以來,每億元國民生產總值主要生產資料平均消費量也呈下降態勢。但與世界其它國家相比,我國在能耗與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據世界銀行《1995年世界發展報告》資料:1993年,能耗產出率最高的是貝寧,每千克石油當量GDP產值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國為0.6美元,在全世界121個有資料可比的國家(地區)中居第113位。從不同收入國家看,低收入國家平均每千克石油當量GDP產值為0.9美元,中等收入國家為1.0美元,高收入國家為4.4美元,全世界平均為3.1美元。可見我國能源產出率不僅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另據有關方面作出的比較分析,我國鋼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強度分別為發達國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國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經濟的快速增長以及強烈波動。
關于經濟高速增長的數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與低速度的臨界值定為4%(注:劉彪、王東京:《經濟發展階段論》,《經濟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為6%,還有人認為3%以下為停滯,3—6%為低速增長,6—9%為中速增長,9—12%為高速增長,12%以上為超高速增長(注:趙磊:《對當前經濟高速增長的若干看法》,《經濟研究》1993年第1期。)。我國在1953—1993年間,國民收入的平均增長率為7.1%,改革前為6.0%,改革以來達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劃分標準,我國經濟已屬高速發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種劃分標準,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也可進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實物增長情況,1993年比1952年,人均糧食增長1.34倍,人均煤炭增長8.17倍,人均鋼增長32.07倍,人均發電量增長55.52倍,人均石油增長160.06倍(注: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96年第41頁有關數據計算而來。)。
我國在1980—1993年的人均國民收入增長率是低收入國家平均增長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國家的4倍,即使與發展速度比較快的韓國相比也高出0.2%,可見我國的粗放型增長是以其高速度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與國民收入增長率的關系方面,從我們分別計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長的年份中,國民收入的增長率在絕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樣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約型。如下表:
表5
*
國民收入增長率與粗放度之間存在著反向變動的關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國民收入增長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則國民收入增長率就越高。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在我國長期快速增長時期集約型所表現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進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動與經濟周期的波動情況,則不難看出:經濟增長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約型年份或粗放度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處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國粗放程度是兩頭多中間少,即超高與集約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這種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復出現必然使經濟增長大起大落。改革前國民收入增長率的波動幅度為53%,五個周期的振幅平均為23.4%(注:關于經濟周期的劃分參見劉樹成:《論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的新階段》,《經濟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來,粗放度的穩定性增強,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與集約型年份明顯減少,相應地,改革開放以來四個周期的平均振幅為9.9%,國民收入增長率的波動幅度也降為12.1%。因此,粗放度的穩定性是影響經濟增長穩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長表現為居民消費水平的緩慢提高。
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并不低,但人民的生活水平,社會福利狀況并沒有因此而相應地得到快速提高。居民消費水平的平均增長速度改革前的26年內只增長了2.2%,主要食品中的糧食,食用油人均消費量不僅沒有上升,而且有所下降,家禽的人均消費量基本上沒有變化;改革后的15年內居民消費水平增長了7.0%,除了人均糧食消費量受糧食需求的收入彈性低的影響而增長較慢外,其他主要食品都增長得非常快,少則翻一番,多則超過了兩番。這說明了經濟增長越粗放,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越緩慢。關于這一點,從我們模型本身也可以得到,粗放程度越高,要素投入增加就越快,資本積累速度也越快,過度積累必然會影響居民的消費,相應地減少綜合要素生產率的增長。
我國要素的過度投入通常表現為經濟過熱,雖然經濟過熱在不同經濟體制下,表現形式不同,但其本質卻是一致的。在計劃體制下,由于價格是政府統一制定的,即使經濟過熱也不會使價格上升,但卻會出現嚴重的物質短缺,這恰好說明了改革前居民消費水平的低下。改革后,隨著價格放開,過去潛在的,隱蔽性的通貨膨脹公開化,使物質短缺表現為價格的上升,即通貨膨脹,如果工資增長率低于通貨膨脹率,則通貨膨脹意味著居民實際消費水平的下降。
從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個年份屬超高度粗放型,8個年份屬于高度粗放型,6個年份屬于中度粗放型,2個年份屬于低度粗放型,12個年份屬集約型。粗放型增長的年份占整個年份數的70.7%,集約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國從總體上看屬于粗放型增長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個年份數的31.7%,集約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別只占整個年份數的19.5%、14.6%、4.9%,也說明粗放度的波動幅度比較大,集約型增長的穩定性較差。如果把改革時期與改革前作一比較,則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為改革以來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為12.5%;集約型年份由38.5%下降為13%。盡管改革以來粗放型增長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為81.3%,集約型增長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來的粗放度的波動幅度明顯減弱穩定性增強。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間的平均粗放度為0.92,屬于高度粗放型,此間國民收入的增長率達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來的增長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結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為1.05,屬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來的平均粗放度為0.80,屬高度粗放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來的9.3%;要素投入的貢獻率由104.6%下降為80.2%;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由-4.6%提高到19.8%。說明改革以來的平均粗放度減弱,要素投入的貢獻率降低,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提高,改革為經濟注入了活力,促進了經濟效率的提高。
按計劃期計算的粗放度有四種類型,分別是集約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復時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區間[0,0.5)之間,屬集約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高達68.8%,要素投入的貢獻只有31.2%,經濟效率高,效益比較好。“一五、三五、六五”時期的δ值在區間[0.5,0.7),屬于低度粗放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分別達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分別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長所帶動的增長成份比較低,由綜合要素生產率提高所帶動的增長成份比較高,因此,這三個時期的經濟效率比較高,經濟效益也比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時期的δ值在區間[0.8,1)內,屬于高度粗放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分別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卻分別高達97.5%、92.7%、94%,表明經濟增長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貢獻,經濟效率比較低,經濟效益比較差。“四五”時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時期的δ值小于零且國民收入為負增長,均屬于超高度粗放型,經濟效率很低,經濟效益最差。
綜上所述,盡管我國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時期表現出集約型增長方式,但從總體上看,我國屬于粗放型增長,要素的投入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較小,經濟效率低,經濟效益差。
四、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分析的結論
1.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外延式的擴大再生產。
通常把新建擴建項目視為外延擴大再生產,更新改造項目視為內含擴大再生產,因而我們用基本建設投資指標以及更新改造投資指標來反映外延和內涵的擴大再生產情況。表3是根據1953—1993年國有固定資產投資構成計算出的基本建設和更新改造投資占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從基本建設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擴大再生產的趨勢是不斷縮小,內涵擴大再生產的比例不斷增大。但從整個年份看,
篇5
通信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性、先導性、支柱性產業。通信業的發展帶動相關產業群發展,體現了信息經濟的發展趨勢,改變產業結構,使之更具活力;它還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改變就業結構和勞動力素質。
通信業已成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當前及未來社會生產和生活的重要支撐。在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的歷史性進程中,通信業的重要性只會加強,不會削弱。回顧改革開放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發現,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行業,通信業從弱小到強大、從落后到先進、從曾是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到成為國民經濟的先導產業,實現了質的飛躍。通信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不斷提高,對經濟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拉動作用。然而,通信業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如何?通信業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究竟有大?本文嘗試用計量經濟模型對此進行探討。
1計量模型分析
1.1理論模型
本文嘗試用菲德模型來分析通信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菲德模型是菲德(G.Feeler)于1983年提出的一個用于測算出口對經濟增長作用的兩部門模型。該模型把社會經濟活動分為出口和非出口兩個部門,由于出口部門面對的是國際市場,激烈的競爭促使它不斷提高其生產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非出口部門正好吸收這種由于生產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提高帶來的外溢效應,從而增強其自身實力。因此,出口對于GDP增長的貢獻可能要比出口本身增長所形成的GDP增量大。菲德的兩部門模型就是用來估計出口對于非出口部門外溢作用以及出口與非出口部門之間要素生產力差別的數學模型。
通信產業作為一個部門,與經濟中其他部門的聯系十分重要,任何希望估計通信產業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必須關注通信產業對非通信產業的外溢作用。鑒于通信產業對經濟增長的直接作用和外溢作用,將借鑒菲德提出的兩部門模型來測度通信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與菲德模型的思路相似,把通信產業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類同于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將國內部門劃分為通信產業部門和非通信產業部門。
模型建立如下:設各自的生產方程為:
P=f(Lp,Kp)(1)
N=g(Ln,Kn,P)(2)
其中P和N分別代表通信產業部門和非通信產業部門兩部門的產出量,L和K分別代表勞動力和資本兩大生產要素,下標代表部門。(2)式生產函數假設,通信產業的產出水平P將影響非通信產業部門的產出。
勞動力(L)與資本(K)總量可以表達為:
L=Lp+Ln(3)
K=Kp+Kn(4)
社會總產品(Y)就是兩部門產品之和,即:Y=P+N(5)
菲德模型將不同部門的勞動和資本邊際生產力的相互關系表達如下形式:
其中fl代表通信產業部門勞動力的邊際產出,fk代表通信產業部門資本的邊際產出,gl代表非通信產業部門勞動力的邊際產出,gk代表非通信產業部門資本的邊際產出,δ是兩個部門之間相對邊際生產力的差異,理論上可以大于、等于或小于零,正的δ意味著通信產業部門的相對邊際生產力高于非通信產業部門。
對(5)的兩邊求微分得:
dY=dN+dP=gkdKn+gldLn+gpdP+(1+δ)gkdKp+(1+δ)gldLp(7)
根據(3)、(4)、(5)、(6)、(7),可以推導出如下回歸方程:
(8)式中,α、β表示非通信產業部門資本和勞動力的邊際生產力;γ代表通信產業部門對經濟增長的全部作用,為通信產業的外溢作用)分別是總產出、勞動力和通信產業產出的增長率;P/Y是通信業產出占總產出的比例。將國內投資視同于資本存量的增量,由于資本存量的增量在統計數據中不存在,一般用固定資產投資來代替。于是(8)式可以改寫為:
參數γ代表通信產業外溢作用與兩部門間要素生產力差異兩種作用之和。將一個常數項和一個隨機誤差項加入到方程(9)中,同時假定隨機誤差項具有零均值、同方差的特性,則方程(9)就成為所需要的回歸方程。
通過方程(10),對的系數γ的估計,可以得到通信產業部門對于經濟增長的全部作用;需要說明的是,該模型將整個經濟區分為兩個部門是一種理論上的簡化。同時,非通信產業的產出不僅依賴于配置在本部門的勞動和資本要素,還取決于同一時期通信產業的產出量。因此,這里存在著一個假設:通信產業部門對經濟中其他部門的外溢作用發生在同一時期。這個假定與現實可能不太相符,但使用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對分析結果影響不會太大。
1.2樣本的選擇
在本模型的計算過程中,Y用國內生產總值(GDP)來代替,GDP用當年價格計算。L用年末從業人數表示,從業人數合計指標反映了一定時期內全部勞動力資源的實際使用情況。I用歷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來代替,它包括了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個體經濟和其他經濟成分歷年的固定資產投資之和,是反映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速度、比例關系和使用方向的綜合性指標。通信產業部門的產出P用每年通信業務總量代表。樣本區間為1998-2005年。樣本選取時間從98年開始,是因為1998年郵電分家,通信業對國民經濟的帶動作用顯著。上述指標的相關數據均取自《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通信年鑒》。如表1所示:
該回歸模型采用的數據是時間序列數據,為了消除數據的波動性,我們對數據進行了平均平滑處理。處理數據結果如下表2所示:
1.3模型回歸結果
利用EVIEW統計軟件對方程(10)做LS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
從方程(10)的回歸結果看,所有的回歸系數估計值α、β和γ都通過了統計的顯著性檢驗,R2達0·671254表明了方程的擬合效果好。從方程(10)的估計結果,得到最關心的系數γ的估計值為1·764966,γ就是通信業對國民經濟的全部作用。γ=1·764966的含義是:假設其他條件不變,通信部門每多生產出一單位的產出,國民經濟將增加1·764966單位的產出。
2結束語
通過以上的計量分析,得出的結果是:通信業對國民經濟的全部作用參數的估計值γ為1·764966,也就是說,假定其他條件不變,通信業每多生產一單位的產出,整個國民經濟GDP將增加1·764966單位的產出。這就說明了通信業對國民經濟增長帶來的巨大作用。
通信業對國民經濟貢獻不僅包括對GDP的直接貢獻,其更大的貢獻在于對國民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所產生的滲透作用與倍增作用,尤其是對其他產業的推動和帶動作用。隨著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增長方式改變、資源節約利用等改革需求越來越迫切,通信業作為國民經濟的先導性、基礎性和支柱性產業,必須為有效推進國民經濟轉型做出更新更大的貢獻。這不僅要求通信業加快自身發展,更要求通過它改變人們的經濟行為,改造提升其他產業,提高社會的整體經濟效率。通信業的發展帶動相關產業群發展,體現了信息經濟的發展趨勢,改變產業結構,使之更具活力;它還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改變就業結構和勞動力素質。通信業已成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當前及未來社會生產和生活的重要支撐。基于上述的計量分析結果,筆者認為應該加快通信業的發展,在生產要素的投入上要向通信業傾斜,以發揮通信業的高效率,進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篇6
人力資產是相對于物資資產而言的,因此,搞清兩者關系是正確提供人力信息的前提。物資資產目前一般按流動資產和非流動資產兩大類來計量。非流動資產一般來說是一次性投入,并且企業一旦取得某項非流動資產,此項資產就屬于企業所有,企業對其擁有完全的所有權或控制權,然后按此項資產在企業收益的受益期長短來分攤其價值。流動資產流動性較強,一般是分期購買,分期計量。同樣,企業對其也有著完全的所有權。但“人”卻不同,“人”不僅是社會生產的基本要素和生產力的主導因素,還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會思維的高級動物。企業可以通過支付工資等費用來擁有人的勞動力使用權,但企業不可能對人本身擁有所有權和控制權。可見,人力資產的使用權和所有權是分離的。計量物資資產時,由于企業擁有對物本身的所有權或控制權,計量對象是物本身,計量人力資產時由于企業沒有也不可能擁有對人本身的所有權和控制權,如果把人本身作為計量對象是不恰當的。經濟理論告訴我們,企業所擁有或控制的只能是人的勞動力,也即人力資源的計量對象是勞動力,是人所具有的能力,使用該能力可以為企業創效益做貢獻。由于計量的對象是勞動力,而勞動力是沒有實物形態的資產,這樣一來人力資產就具有無形資產的特征。同時我們也知道,企業中的人力資產的流動性是不一定的,有的終生服務于企業,有的經常變換單位。也就是說在總體上人力資產既有流動資產的性質又有非流動資產的特征。三、關于人力資產的計量
由于人國資產具有上述特點,應該如何對其進行科學的計量呢?
目前,普遍的方法是將各種費用資本化或者將人力資產使用期間的各種費用折現,然后,再將其在以后期間內攤銷,這種方法類似于固定資產折舊的處理方法。但是,這種處理方法有很多缺陷。首先,該方法所涉及到的資本化或折現時間是主觀確定的,同時所用計量模式中涉及的有關數據,例如折現法中的原值,還要隨著時間的變化不斷調整。這樣一來,會計所提供的有關人力資源信息的可核性和反映真實性必然較低,從而信息的可靠性就受到懷疑。另外此方法的可操作性也很低。
我認為,我們完全不必利用上述方法來計量有關信息,而可以根據其不同的費用采取不同的處理方法。企業取得人力資產之前,必然要發生一定的費用支出,如招募成本,選擇成本,錄用成本,安置成本,取得人力資產后還要發生一定的培訓費。對于前者,由于費用是在資產取得之前發生的,并且費用的發生與資產的取得與否沒有直接關系,如果花費在特定對象身上的支出有效,也就是說,對某人力資產的費用支出結果是取得了該資產,那么此費用應該計入該人力資產價值,反之,如果也計入此人力資產的價值,則很不恰當,而是應作為當期費用處理(這類似于研究開發費的處理)。對于有效費用和隨后發生的培訓費如果有合同并且數目較大則在合同期內攤銷,如沒有合同則在三到五年或更適當的年限內攤銷;如數目較小,則作為當期費用處理(這類似干固定資產修理改良費的處理)。人力資產取得后,正常情況下企業都會每月支付工資,而支付工資是企業對勞動者的勞動力使用權的購買。
我們可以這樣認為,一項人力資產的取得,是企業多了一位供應商,此供應商供應給企業的是勞動力這一特殊的商品。在有效人才市場假設下,企業每月付款,供應商定期供貨,否則,如果供應商不滿意,就會停止供貨,這表現為員工離開企業,同樣如果企業不滿,則停止購貨,這表現為企業解雇員工。這樣一來,企業就好象在購買如原材料這樣的流動資產。會計處理時就可以參照類似于原材料等流動資產的處理方式,借記“人力資產”,貸記“應付工資”或“銀行存款”等科目。這樣做的原因或好處如下:
其一,這種做法所提供的信息的相關性較強。會計信息的提供也應貫徹“以需定產”的原則,從需求者的角度出發。我個人認為,會計信息的需求者更關心的是人力資源為企業創造的價值大小,期望人力資產信息能幫助他們預測企業未來的現金流量,對人力資源價值的需求相對而言要小些。也就是說,利益關系人并不太在乎企業人力資源本身的價值大小,他們更關注企業取得和利用人力資源的成本和人力資源給企業帶來的效益。
其二,此法的可靠性也較高。這里的會計計量所用的是投入價值中的歷史成本,而歷史成本的可靠性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前面已經講過,影響人力資源的因素有很多,除了工資因素以外還受工作環境和社會關系等各方面的影響,人們追求的既有物資上的享受又有精神上的滿足。而精神方面是難以衡量的。但在一個有效的人才市場中,買賣雙方必定會權衡自己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得失,工資可以很好地充當交易的顯示器。長遠來看,如果交易價值較低則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人力資產在該企業得到了較好的精神滿足,而人力資產精神的滿足程度又從側面體現了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水平高低。
篇7
在農田水利灌溉中,往往采用固定機井或固定水泵對不同用戶分時供水的方式,在供水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會出現用電計量和收費問題。通常所采用的方法是計錄電能表的讀數,過后再根據水泵使用的時間分攤電費,這種方法計量誤差大,不能真實的反應實際的用電量情況,給用水管理帶來很多不必要的麻煩和糾紛。這里介紹一種在傳統電控計量箱的基礎上,增加用電量的數據采集裝置,采用IC卡技術,實現一戶一卡、預付電費、持卡消費的用電管理方法。每個用戶都有一個IC卡,用水前先到用電管理部門或用電委托管理部門在卡上預付電費,然后,在電控計量箱上插卡用電,電能表計量用電情況,并將消耗的電量從IC卡上扣除,當卡上的預付電費扣除完,控制單元控制接觸器動作切斷電源停止供電。當用戶用電完畢時,可將IC卡從電控計量箱卡槽內取出,控制單元也控制接觸器動作切斷電源停止供電。采用這種方法解決了用電過程中的各種不合理現象,避免了糾紛的發生,同時也提高了用電的信息化管理水平。下面介紹裝置的具體結構和工作原理。
2系統的總體結構和設計思路
傳統的電控計量箱由電能表、刀閘開關、保險絲和接線端子等組成,根據計量箱內的機械式電能表的讀數來收取電費。針對上面提到的傳統電控計量箱的所存在的問題,增加了以下單元組成IC卡智能電控計量箱:
電能表轉盤的脈沖采樣和脈沖遠傳裝置;
單片機組成中央控制單元,負責用電量的采樣、IC卡的管理和輸出控制;
IC卡的讀寫裝置;
控制用電量的執行機構。
IC卡智能電控計量箱采用具有脈沖遠傳功能的機械式三相電能表作為用電計量的控制依據,采用AT89C2052單片機組成的電控計量箱的中央控制單元,IC卡采用CPU智能卡作為信息載體,通過中央處理單元采樣電能表的走字情況,并從IC卡上扣除消耗的電量,根據讀取IC卡上存儲的預付費電量情況,控制中間繼電器和交流接觸器等實現用電量的IC卡預付費控制。圖1是系統的總體框圖。
380V交流電的A、B、C三相分別接入電能表輸入端,三相電能表輸出端通過接觸器C的三對常開觸點輸出三相交流電能。交流接觸器C的吸合線圈受中央控制單元中的5V直流繼電器和中間繼電器控制,當不插卡時,交流接觸器釋放斷開輸出回路。當插卡時,中央控制單元首先讀入IC卡上預付電費情況,控制交流接觸器吸合接通三相交流回路。電能表計量電能消耗,并將計量的用電量以脈沖的形式輸入中央控制單元,中央控制單元將脈沖信號轉換成電能讀數,以0.01kWh為一個計量單位,對IC卡的預購電量進行扣除,直到預購電量用完,接觸器C釋放切斷輸出電源。在使用過程中取出IC卡,接觸器C也會釋放觸點切斷輸出。
3中央控制單元的原理框圖及硬件結構
中央控制單元由AT89C2051單片機、脈沖采樣單元、IC卡讀寫單元、LED數碼顯示單元、EEPROM存儲器單元、交流接觸器控制單元等部分組成,圖2是中央控制單元的系統框圖。
3.1用電量的數據采樣及脈沖遠傳方式
電能計量使用傳統的轉盤式三相電能表,電能的計量來自于轉盤的旋轉圈數,在電能表轉盤的相應位置開一小孔,采用光電耦合式傳感器檢測轉盤轉動過程中透光和遮光次數,轉盤每旋轉一圈,完成一次遮光和透光,光電接收端就會輸出一個脈沖,并輸入到中央控制器進行處理。記錄脈沖的個數就會間接檢測出鋁盤轉過的圈數,從而根據圈數與用電量的關系計算出用電量。圖3是脈沖檢測的電路原理圖。
3.2中央控制單元的硬件設計
中央控制單元由89C2052單片機、CPU卡讀寫裝置、電能表脈沖計量單元、接觸器控制部分、AT24C02EEPROM、數碼顯示單元及電源等部分組成。具體電路圖見圖4。
智能卡電控計量箱采用插卡供電,取卡停電的工作方式,插卡后系統顯示CPU卡上預購的電量,在用電過程中,不斷從CPU卡上扣除消耗的電量,顯示卡上剩余電量。在電控計量箱工作過程中,單片機與CPU卡通過串行接口隨時交換信息。
AT24C02EEPROM用于存放用戶的密碼信息、用戶的用電信息以及脈沖當量與用電量的換算關系等。四位LED數碼顯示用于時實顯示CPU卡上剩余電量數、錯卡信息、故障信息等,使用戶能夠掌握電控計量箱的工作狀況和卡上的剩余電量情況。
供電控制采用三級繼電器控制,即單片機P1.7通過三極管T3控制直流繼電器J的吸合與釋放,直流繼電器J的常開觸點控制中間繼電器Z的吸合線圈,中間繼電器Z的常開觸點控制交流接觸器C的吸合線圈,接觸器C的常開觸點控制計量箱三相交流電源的輸出。
4系統的軟件設計
圖5為系統軟件總體框圖,而系統應用軟件包括:
初始化程序:RAM單元的清零和參數預置、單片機的異步串行通信工作方式設置、中斷設置、定時器設置、CPU卡的上電復位和下電復位、系統的自檢等;
顯示及監控程序:初始化完成后,單片機檢測卡座是否有卡,等待插卡操作,同時顯示系統的工作狀態;
CPU卡讀寫操作程序;
用電量采集程序:檢測電能表輸出的反映實際用電量的脈沖,并將脈沖換算成電量,當電量達到0.01kWh時,從卡中扣除所使用的電量;
篇8
國債作為一個重要的政策工具,已成為各國政府不可缺少的宏觀調控工具。我國1981年恢復發行國債。國債規模日趨龐大,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末,為阻止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對抗國內的通貨緊縮趨勢,我國連續6年實施以擴大國債投資為核心的積極財政政策。國債發行量大增,對刺激內需和拉動經濟增長功勞巨大。但是國債發行有一個適度問題,它最終需要清償。國債發行規模研究,既有規范分析又有實證探討。
2模型變量的選擇:影響國債規模的一般因素分析
國債規模的影響因素很多,有宏觀也有微觀。本文只考慮宏觀的因素。選取的數據變量包括當年的國債發行額(Y),國內生產總值GDP(X1)、城鄉居民儲蓄存款(X2)、國家財政收支差額(X3)、到期國債還本付息額(X4)、國債累計余額(X5)、信貸規模(X6)。選取以上系統變量的原因是基于傳統研究對國債發行規模所受影響因素的考慮。
第一,GDP(X1)對國債規模的影響。一國的國債發行規模明顯地受制于該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一國的經濟規模越大、發展水平越高,則國債發行的規模和潛力就越大。
第二,居民儲蓄存款余額(X2)對國債規模的影響。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用于兩個項目即儲蓄與消費。國債余額與居民的儲蓄存款之比即居民應債率,這一指標反映的是居民的應債能力,應債率越高,則國債發行的可能規模越大。
第三,國家財政收支差額(X3)對國債規模的影響。國債發行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彌補財政赤字,所以分析國債的發行規模,就必須考慮我國的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情況。當國家財政收支差額較小時,用國債來彌補財政赤字的壓力就越小,因此本文選取國家財政收支差額來綜合衡量國家財政收支狀況對國債規模的影響。
第四,到期國債還本付息額(X4)對國債規模的影響。國債還有償還到期債務本息的運用,隨著我國國債的發行規模逐年遞增,每年需要償還的國債本息數額也在逐年增加,2005年這一數字已達到3923.4億元。因此,到期國債還本付息額也是國債發行規模要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五,國債累計余額(X5)對國債規模的影響。一國所能承受的國債總量是有限度的,所以國債余額也是分析國債規模的一個重要因素。
第六,貨幣信貸規模對國債規模的影響.由于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是政府宏觀調控的兩種重要工具,貨幣信貸規模直接影響到國債發行,兩者具有相互替代作用.
3國債規模影響因素的計量模型分析
本文研究時間區間是從1992年到2005年,并選取近十年我國國債年度發行額及主要影響因素的數據作為樣本數據,被解釋變量為國債發行額(Y)。各解釋變量分別為國內生產總值GDP(X1)、城鄉居民儲蓄存款(X2)、國家財政收支差額(X3)、到期國債還本付息額(X4)、國債累計余額(X5)、信貸規模(X6)。μ為隨機誤差項,描述除解釋變量以外的因素對國債規模的干擾作用。分析的主要統計數據來自各年度的《中國統計年鑒》,分析軟件是SPSS。4結論
根據數據分析可以得出結論:
首先,影響我國國債規模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國家財政收支差額(X3)和到期國債還本付息額(X4)。
其次,國債發行規模與居民儲蓄正相關,表明我國城鄉居民是國債購買的主體的事實,說明居民儲蓄為國債發行提供了空間。
再次,我國長期以來實行積極型財政政策,導致國家財政入不敷出,存在較大的國家財政收支差額,而通過發行國債是政府彌補財政收支差額的重要手段;同時,由于長期實行積極型的國債政策,在大量增發長期國債的影響下,國債到期還本付息的支出也越來越大,我國長期處于舉新債還舊債的處境;.
最后,GDP是衡量國家還債能力的重要指標,當一個國家的經濟規模越大,那么國債發行規模的潛力越大,但是從實際情況看,國債發行規模與當年GDP水平呈負相關關系。
篇9
中圖分類號:G353.1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7年2月14日
目前,我國高職院校的科研水平總體偏低。高職院校作為我國高等學校的組成部分,其主要功能還是體現在教學方面,就其科學研究、社會服務功能而言,與本科院校之間的差距還很大,尤其是科學研究方面。要提升高職院校的科學研究功能,就必須了解高職院校目前的科研現狀。
陜財職院是一所全日制公辦普通高等職業院校,坐落于陜西省咸陽市,創建于1960年4月,其前身為陜西省財政學校,先后更名為陜西省統計財經學校、陜西省財政會計學校、陜西省統計財金學校、陜西省財經學校等,1986年由西安遷建咸陽。2001年9月獨立升格改制為陜西財經職業技術學院。2011年7月正式由陜西省財政廳劃轉陜西省教育廳管理。陜財職院秉承“博學、慎思、誠樸、篤行”的校訓,堅持“質量立校、特色興校、人才強校”的辦學理念,立足陜西省,面向全國,依托會計行業,面向三大產業,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和行業人才需求,為社會生產、建設、管理、服務一線培養了大批的高端技能型人才,形成了“團結、嚴謹、勤奮、奉獻”的優良校風和“實訓與理論相融并進、崗位與課堂有機結合”的人才培養模式。陜財職院以建設成為陜西財經領域高素質技術技能型人才培養基地、陜西財稅干部培訓基地、陜西省會計人員繼續教育基地、會計工作能力訓練與認證基地、財經類高職學生就業創業培訓基地,實現“省內一流,行業著名”為辦學目標,根據區域經濟及社會發展需要設置和調整專業,旨在形成具有鮮明財經特色的專業體系。
一、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源為《中國學術期刊(網絡版)》,檢索網址為http:///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JFQ;檢索時間為2017年2月7日;檢索方式為“高級檢索”,控制檢索條件為:作者單位“陜西財經職業技術學院”模糊匹配方式,發表時間從“2001年”到“2016年”,來源類別“全部期刊”,共檢索到文獻1,454篇,然后利用CNKI提供的“分組瀏覽”和“文獻分類目錄”功能進行統計分析。
二、統計結果及分析
(一)年度發文量統計與分析。發文量是衡量一個單位學術成果的重要指標,不僅能體現單位的科研水平,同時也能說明單位的學術氛圍。表1為陜財職院2001~2016年發文量統計。其中升格初期,由于科研實力薄弱等原因,年發文量較少;2009年首次突破100篇。可以看出,自升格以來,陜財職院年度發文量雖有波動,但整體呈現增長趨勢,科研總量在增加。(表1)
(二)學科分布統計與分析。一般情況下對論文的學科分布進行統計,所得數據能體現學校設置的各個學科(專業群)的學術水平及科研實力。截至2016年底,陜財職院作者發文量超過50篇的學科共有11個,具體如表2所示。陜財職院作者發文量最多的兩個學科是企業經濟、會計,發文量較多的學科有貿易經濟、宏觀經濟管理與可持續發展、金融等,這與該校開設的主要專業吻合,也體現了該校的辦學特色。其中,在企業經濟學科203篇,占同期論文總數的13.96%,說明該校企業經濟學科科研實力最強,財經特色較為鮮明。(表2)
(三)研究層次統計與分析。研究層次是指研究論文所屬的領域。截至2016年底,陜財職院作者所屬最多的五個領域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該校作者主要致力于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說明陜財職院是一所以人文社科為主的高職院校。在以工科為主的省屬高職院校群體中,陜財職院辦學特色和專業特色較為鮮明。(表3)
(四)合作機構統計與分析。合作發文機構的數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機構間的科研合作情況。科研合作對合作機構之間的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協作發展有很大幫助。截至2016年底,與陜財職院作者科研合作最為密切的機構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陜財職院地處咸陽,該校作者與民族學院(坐落于咸陽)、咸陽師范學院、陜西科技大學(以前也坐落于咸陽)合作比較密切,具有明顯的地域性特點。(表4)
(五)基金資助統計與分析。基金論文是指由各類研究基金項目資助產出的論文,是衡量論文學術質量的一個重要指標,基金論文比是各類基金論文數占論文總數的比例。陜財職院作者科研論文標注的主要基金項目詳見表5。截至2016年底,該校作者共有33篇產出論文標注了7種基金項目的資助,基金論文比為2.27%。這一比例在陜西省高職院校中屬于低水平,主要是由于高職院校科研實力相對薄弱,較難獲得高層次基金的支持。(表5)
(六)發文期刊統計與分析。期刊檔次整體上反映了該期刊所的普遍水平。表6列出了陜財職院作者數最多的10種期刊。可以看出,在該校作者發文最多的10種期刊中,有《教育與職業》、《財會通訊》、《商場現代化》等期刊出現(或曾經出現)在北大版中文核心期刊目錄中。但同時也可以看出,該校作者的其他主要期刊影響力不足,大部分論文質量尚待提高。(表6)
(七)論文關鍵詞統計與分析。關鍵詞頻次越高,說明相關主題論文數量越多。表7列出了2001~2016年陜財職院作者發表期刊論文標注頻次最高的10個關鍵詞。可以看出,陜財職院作者使用頻次最高的關鍵詞是“高職院校”、“對策”、“問題”、“高校”、“教學改革”等,這說明陜財職院作者關心高職院校自身發展,關注教學改革,能夠針對高職院校、教學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展開研究,提出對策。同時,高頻關鍵詞“電子商務”體現出來該校的專業特色。(表7)
三、結語
本文統計了陜財職院升格為高職院校以來到2016年底所發表的學術論文。統計顯示,該校科研實力持續不斷增強。該校作者主要致力于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在企業經濟、會計等學科的科研實力最強,財經特色較為鮮明。該校作者的科研合作具有地域傾向,發表的基金論文較少,的主要期刊影響力不足,論文質量尚待提升。該校作者科研工作聚焦于“高職院校”等與自身關系密切的問題,關注教學改革,能夠針對高職院校、教學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展開研究,提出對策。
主要參考文獻:
[1]石偉平,唐林偉.我國高職院校科研總體水平偏低[N].中國教育報,2015.7.9.
篇10
我國大量的文獻也討論了建設投資對國民經濟的重要作用,但是,真正能夠揭示建設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數量關系的研究成果卻極少。中國發展研究院曾經做過一項研究,發現在中國經濟中固定資產投資是決定社會需求的最積極的因素。因此,增加固定資產投資可以作為刺激經濟活動的主要手段(中國發展研究院,1997)。雖然還有其他一些關于建設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重要性的研究,但是,這些研究大部分還處在定性階段,很少能夠指出建設投資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水平。本研究就致力于找到其對中國經濟發展拉動水平的具體數量關系。
二、數據和模型
在本研究中,建設投資對國民經濟的拉動作用是指以一定速度增長的建設投資所拉動GDP的增長量或增長率。GDP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水平的重要指標和方法。它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年內所有常住單位生產活動的最終成果的價值形態。另外本研究涉及的指標還有固定資產投資和建筑安裝工程投資。
固定資產投資(FAI)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年內在固定資產方面投資總量的指標,它同樣也能夠以價值形態反映固定資產建造和購買活動的總量,是反映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速度、比例關系和使用方向的綜合性指標。固定資產投資可以根據國家的投資計劃分為基本建設投資、更新改造投資、房地產開發投資和其他固定資產投資四部分。本文采用這個指標來代表宏觀意義上的建設投資水平,既包括建水壩、修公路這些大型的土木工程項目,也包括住宅和商業房地產項目的開發,同時,還涉及各類建筑物、構筑物和大型設備的修繕和改造。
固定資產投資活動按其工作內容和實現方式可以分為建筑安裝工程,設備、工具、器具購置,其他費用三個部分。在本文中也將建筑安裝工程投資(CI)作為衡量建設投資活動對國民經濟增長拉動作用的一個變量,它是指各種房屋、建筑物的建造和各種設備裝置的安裝工程投資。建筑安裝工程投資比固定資產投資的范圍小一些,可以代表一年內國民經濟中的建筑工作量,是一個衡量建設活動水平更為合適的指標。
本研究擬采用動態計量經濟學所倡導的誤差修正模型來描述建設投資和國民經濟的相互作用。建立經濟學模型的傳統方法主要是以理論為導向,依據某種已經存在的經濟理論或者已經提出的對經濟行為規律的某種解釋設定模型的總體結構,這種建模途徑對先驗的經濟理論有很強的依賴性。這種建模方法在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動蕩前屢次預測失靈,促使人們尋求另外的建模方法。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英國經濟學家D·F·Hendry為代表,提出了動態建模的方法,交替利用經濟理論和經濟數據提供的信息,在協整理論的基礎上建立反映變量短期波動和長期均衡的誤差修正模型(D·Hendry,1998)。
一般經濟變量都可以用時間序列來表示,如果它的均值和方差都不隨時間變化,就稱這個序列是穩定序列。如果一個序列在成為穩定序列之前必須經過d次差分,則稱該序列是d階單整。按照協整理論,幾個同階單整的時間序列之間可能存在著一種長期的穩定關系,其線性組合可以降低單整階數,即所謂的協整關系。誤差修正模型就是建立在這種理論之上的。以GDP和建筑安裝投資(CI)為例,若GDP和CI具有協整關系,則它們之間的關系可以寫作一般的自回歸分布滯后的表達式:
附圖
和CI之間存在的長期均衡關系。于是GDP的短期波動被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長期均衡,一部分是短期波動。一般(β[,2]-1)都會小于0,因此,若(t-1)時刻GDP大于其長期均衡解,γecm[,t-1]為負值,使GDP[,t]減少;若(t-1)時刻GDP小于其長期均衡解,γecm[,t-1]為正值,使GDP[,t]增加。體現了長期均衡誤差對GDP的控制。
以不變價格表示的流量指標一般是一階單整。固定資產投資、建筑安裝投資和國內生產總值都是流量指標,一般情況下屬于一階單整,它們之間可以存在這種長期穩定的關系,同時,固定資產投資、建筑安裝投資的短期的變動又會對國內生產總值產生短期的影響。因此,國內生產總值的變動既受固定資產投資、建筑安裝投資短期變動的直接影響,又受兩者之間長期穩定關系的調整,可以建立誤差修正模型來討論這種關系:
附圖
表明如果FAI變化了1%,GDP將變化β[,1]%。α[,1]同理。可見各個系數具有很強的經濟意義。
本研究中的數據都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數據自1981年始,且已經折算為1981年不變價,這樣可以去除通貨膨脹的影響,更好地反映數據內在的規律性。在本研究中,采用SPSS軟件包進行統計分析。各年的數據如下;
表1固定資產投資、建筑安裝投資與國內生產總值
(1981-1999年,單位:億元)
附圖
注:1.所有數據均為1981年不變價;2.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0》。
三、建立誤差修正模型
(一)方程的初步設定和簡化
一般來講,在經濟數據中,以不變價格表示流量的序列往往表現為一階單整。因此,從理論上判斷,LnGDP、LnFAI和LnCI序列都應該是一階單整。采用Dickey和Fuller于1979年、1980年提出的ADF方法進行單整檢驗結果也表明,的確如此。
然后,可以將方程設定為一般的自回歸分布滯后模型。模型的右邊包括被解釋變量的滯后、解釋變量及其時間滯后項。對于固定資產投資方程,首先設定為:
附圖
用最小二乘法估計這兩個自回歸分布滯后方程,采用逐步回歸(Stepwise)方法,剔除不顯著的變量。
在固定資產投資方程中,LnGDP[,t-1]、LnFAI[,t]和LnFAI[,t-1]被引入方程。估計得到的方程為:
附圖
可見方程的顯著性很高,完全可以通過檢驗。常數項的t值很小,并不顯著。(由于此方程對后面的過程只有理論上的意義,因此不必剔除常數項。)其他各項系數在99%的置信水平下顯著不為0。該方程的殘差類似白噪聲。
在建筑安裝投資方程中,也是LnGDP[,t-1]、LnCI[,t]和LnCI[,t-1]被引入方程。估計得到的方程為:
附圖
方程的顯著性很高,完全可以通過檢驗。常數項的t值很小,也不顯著。其他各項都在99%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不為0。該方程的殘差類似白噪聲。
可以看到,以上兩個方程中LnFAI[,t-1]和LnCI[,t-1]前的系數為負值。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由于它們分別與LnFAI[,t]和LnCI[,t]之間存在著共線性的關系,導致兩者的系數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互相任意分配。但這對后面的研究影響不大。
(二)求長期均衡方程
下面可以用簡單的回歸分析求得長期均衡方程。對于固定資產投資方程,長期均衡方程為:
附圖
可見,整體顯著性明顯滿足。各項系數的顯著性檢驗均順利通過。從此均衡方程可以計算ecm序列(即殘差序列):
附圖
AdjustedR[2]=0.982F=980.657
整體顯著性明顯滿足。各項系數的顯著性檢驗均順利通過。
ecm[,t-1]=LnGDP[,t-1]-3.228-9.793LnCI[,t-1]。
(三)建立誤差修正模型
1.固定資產投資方程
考慮到在初步設定的方程中LnFAI[,t]、LnFAI[,t-1]和LnGDP[,t-1]都比較顯著,在建立誤差修正模型時引入LnGDP[,t],LnFAI[,t],ecm[,t-1],以保證方程的包容性。
設定誤差修正模型為:
附圖
p=0.0002,可見整體顯著性明顯滿足。
從變量顯著性檢驗來看,兩個方程的ecm[,t-1]的顯著性較低,但是,考慮到它們重要的經濟意義,仍不將其剔除。
四、經濟意義分析
(一)彈性分析
在以上兩個誤差修正方程中,LnFAI[,t]和LnCI[,t]前面的系數可以看作是GDP對FAI和CI的彈性系數,因此,可以根據方程的系數對它們進行彈性分析。
LnCI[,t]前的系數為0.324,這說明國內生產總值對建筑安裝投資的彈性系數為0.324。當建筑安裝投資增長1%時,將帶動國內生產總值增長0.324%。而LnFAI[,t]前的系數為0.317,這說明國內生產總值對固定資產投資的彈性系數為0.317。當基本建設投資增長1%時,將帶動國內生產總值增長0.317%。
這是非常重要的結論,定量地給出了建設投資對國民經濟拉動作用的大小。可以看出,建設投資對國民經濟的拉動效應大致是這樣一個概念,即當建設投資增長1%時,能帶動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大約0.32%。以往的分析往往僅限于定性,沒有反映出真正的定量關系。從兩個彈性系數可以看出,建設投資對國民經濟的增長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彈性系數都較大。
(二)拉動效率分析
為了進一步分析建筑安裝投資和固定資產投資對國民經濟拉動作用的大小,引入一個新的系數,將其稱之為“拉動效率”,它是GDP對該變量彈性系數與該變量在GDP中所占份額的比值,即附圖,D[,i]表示在此區間內GDP對某一變量i的彈性系數,S[,i]表示某一變量i在此區間內占據GDP的平均百分比。這樣可以排除彈性系數大小中不同變量份額因素的影響。如果q>1,這表明某一變量在這一階段對GDP的拉動作用是積極的,超過了自身在GDP中所占據的份額,是高效率的。相反,如果q<1,則表示這種拉動作用是消極的,少于變量自身占據GDP的份額,是低效率的。
結果如下(1981年—1999年間):
變量D[,i]S[,i]q[,i]
CI(建筑安裝投資)0.3240.1961.652
FAI(固定資產投資)0.3170.3001.057
由此可見,兩者對國民經濟的拉動作用都是很積極的,q[,i]均超過了1,建筑安裝投資更為顯著。它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為19.6%,而彈性系數達到了0.324%。這進一步驗證了在本文開始時所提到的定性研究的結論,建設投資在經濟發展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刺激經濟活動的主要手段,能夠高效率地拉動國民經濟的增長。
(三)誤差修正項(ECM)的分析
Ecm項系數的大小反映了對偏離長期均衡的調整力度,系數的估計值一般是負值。對于固定資產投資方程,Ecm前面的系數是-0.049,由此看來,調整的力度不是很大。調整的過程大致如下:
附圖
對于建筑安裝投資方程,Ecm前面的系數是-0.018,調整的力度也較小。因此,可以看出,建設投資主要以短期波動的形式來影響GDP的變化,長期均衡起的控制作用不大。這符合我國現階段的具體情況,我國目前正處在大規模建設的發展階段,還遠遠沒有達到建設量的穩定和平衡,因此,目前主要是增量在起作用。
五、總結
本研究將固定資產投資(FAI)和建筑安裝投資投資(CI)作為對GDP產生拉動作用的變量,通過建立誤差修正模型得到了反映它們之間長期均衡和短期波動的表達式。從彈性系數可以看出,無論是建筑安裝投資,還是固定資產投資,二者對國民經濟的拉動作用都是很明顯的,國內生產總值對建筑安裝投資的彈性系數為0.324。當建筑安裝投資增長1%時,將帶動國內生產總值增長0.324%。國內生產總值對基本建設投資的彈性系數為0.317。當基本建設投資增長1%時,將帶動國內生產總值增長0.317%。綜合起來,當建設投資增長1%時,能帶動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大約0.32%。從拉動效率來看,兩者對國民經濟的拉動作用都是積極的,q[,i]均超過了1,建筑安裝投資更為顯著。
建設投資主要以短期波動的形式來影響GDP的變化,長期均衡起的控制作用不大。這主要是由于我國目前正處在大規模建設的發展階段,還遠遠沒有達到建設量的穩定和平衡,因此,目前主要是增量在起作用。
因此,本研究的定量結果不僅驗證了很多研究者的定性結論,即建設投資在經濟發展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刺激經濟活動的主要手段,能夠高效率地拉動國民經濟的增長;而且給出了具體的拉動效應值,分析了短期波動和長期均衡各自的作用,有助于更加準確地分析建設投資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
收稿日期:2001-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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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一)相關性與可靠性的涵義關于會計信息的相關性,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認為,當信息能夠通過幫助使用者評價過去、現在和未來事項或確認、更改他們過去的評價,從而影響到使用者的經濟決策時,信息就具有相關性。而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的概念公告對相關性所下的定義為信息導致差別的能力,并把預測價值、反饋價值與及時性并列為相關性的標志。相關有一般相關與特殊相關之分。一般相關是指滿足現有的和潛在的投資者、雇員、貸款人、供應商等一系列信息使用者共同的信息需求;而特殊相關是指會計信息與某類信息使用者的特定決策相關。相關性也是相對的,在相關與不相關之間還存在著低度相關、高度相關等程度不同的相關。值得注意的是相關性是指會計信息在內容上與決策相關,不涉及信息的可靠與否。也即不具備可靠性的信息并不妨礙其相關性。如會計信息使用者需對某企業上年的盈利能力做出決策,那么該企業上年度的凈利潤就是與之相關的會計信息。雖然此數值可能是該企業利用虛假業務編造出來的,但這不影響凈利潤數值與特定決策的相關性。只能說明該凈利潤數值這一相關信息由于不具備可靠性而喪失了有用性。關于會計信息的可靠性,至今沒有一個權威的定義。IASC認為資料當其沒有重要差錯或偏向并能如實反映其所擬反映或理當反映的情況,而能供使用者作依據時,資料就具備了可靠性。而FASB把反映真實性、可核實性和中立性并列為可靠性的標志。其中反映真實性是可靠性的靈魂,而可靠性和中立性則是驗證可靠性應具備的條件。由此可見,可靠性是指會計信息能夠再現重大的財務關系。可靠性不同于真實性,真實性是完全的再現,而可靠性允許有誤差的幅度,是相對的,是否可靠還取決于會計信息允許包括誤差的程度,允許誤差的程度則決定于這種誤差不致于降低信息的有用價值。不影響決策的正確性。雖然估計和假設是會計所固有的,但并不會損害可靠性。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在《編制財務報表的框架》中提到,成本或價值在許多情況下都需要估計,合理的估計是會計報表編制工作的一部分,這并不會損害其可靠性。
(二)可靠性與相關性關系的合理判定由以上分析可見,可靠性與相關性是會計信息的兩個獨立的質量特征,在內涵上互不影響:信息是否相關不需要可靠來支持。信息是否可靠也與相關性毫不相干。但要達到會計信息有用性這一目標,會計信息必須同時具備相關性和可靠性,兩者缺一不可,否則會計信息就喪失了有用性。亦即相關又可靠的會計信息一定是有用的,而有用的信息肯定同時具備一定的相關性與可靠性。首先作為相對概念,在量的規定性上,相關性與可靠性并非總是在同一方向上影響信息的有用性,但又必須盡可能地統一于信息有用的目標之下。提高一定程度的相關性,在特殊情況下可以犧牲一定的可靠性,同樣,為了達到更高的可靠性,也可犧牲一定的相關性,只要能滿足對決策有用的目標即可,兩者的度可根據具體情況靈活把握。如預測性信息具有極高的預測價值,即相關程度很高,但由于其反映的是未發生的經濟業務,可靠性必然較差,只要編制該信息所依據的基本假設、所選用的會計政策及預測的編制基礎是合理的,就可達到信息使用者決策有用的目標,而不必強求該預測信息一定可以實現;而歷史成本信息,由于其具有可核實性這一其他計量屬性無可比擬的優點,可靠性較高,但由于其反應的是過去的交易和事項,與面向未來的決策相關性就差一些,但權衡利弊仍能滿足信息使用者的需要。這是在各界對歷史成本提出強烈批評的情況下,這一計量屬性仍未退出歷史舞臺的原因。其次,在考慮會計信息的決策有用性時,相關性與可靠性之間并不必然存在此消彼長,互相矛盾的關系,兩者必需兼顧。當一方提高時,在保證信息有用的前提下,允許另一方有所下降,但并不意味著一方的提高必然導致另一方的下降。應該遵循效益大于成本原則,追求會計信息的可靠性與相關性的共同提高,以便更大程度地滿足信息使用者的需要,這也是會計自產生以來的發展方向。如果一項會計創新,在導致所提供會計信息的可靠性與相關性比已有信息都有所下降的情況下,仍能在新的方面滿足信息使用者的需要,也是可行的。為了達到會計信息有用性這一目標,在不同的情況下,兩者各自的程度會在一定范圍內有所波動,但由于不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其間也就不存在誰更重要一些的問題,即不存在一定要犧牲一定程度的可靠性去換取更大的相關性,或一定要在保證相關的前提下,盡可能提高可靠性的問題,這都是實際工作中相關與可靠之間權衡的特殊情況,不具有一般性。
二、公允價值的內涵及其計量
(一)公允價值的定義IASC將其定義為:在一項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自愿的雙方交換一項資產或清償一項債務所使用的金額。FASB的定義是:公允價值,指在當前交易中,自愿的雙方買入(承擔)或賣出(清償)-項資產(負債)所使用的金額。我國會計準則的定義是:在公允價值計量下,資產和負債按照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交易雙方自愿進行資產交換或者債務清償的金額計量。由此可見,公允價值的認定依據是市場上對資產或負債公平、自愿的交易金額,從本質上講,公允價值是一種基于市場信息的評價。
(二)公允價值的內涵及外延公允價值是很廣的概念范疇,并不僅是與其他計量屬性相并列的概念,可以說是其他屬性存在的基礎,即需要反映交易和事項內含的公允的價格,并同時兼具可靠性、相關性的信息質量特征。公允價值概念是會計環境變化的產物,絕不僅是現有會計計量屬性的簡單統一。一般認為,公允價值是與歷史成本相對立的復合計量屬性,這包括兩層含義:公允價值不包括歷史成本;公允價值可包括現行成本、現行市價、未來現金流量現值等,其與現行價值概念十分接近。但公允價值和歷史成本并不是對立的,因為歷史成本和公允價值在邏輯上是一致的。歷史成本(收入)作為已經發生的交換價格,是過去某個時點的公允價值。而現行成本、可變現價值、現行市價,以及短期的可變現凈值和以公允價值為計量目的的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在沒有實際交換價格的情況下,通過模擬實際交換價格來實現公允價值的方式,也可以看做是公允價值的表現形式。因此,公允價值概念與上述各計量屬性之間的關系并不是必然的,是有一定條件的,只有符合公允價值定義、具有相關性和可靠性質量特征的上述計量屬性才是公允價值。
三、基于相關性和可靠性的公允價值信息質量
(一)公允價值的相關性公允價值反映的是在特定的時點和經濟狀態下,市場對資產或負債的定價,而公允價值的變化,也反映了市場對資產或負債所認可的價值變化。在完善的市場中,市場定價反映的是所有市場參與者對資產或負債價值的期望值,是統計上具有無偏性的指標,這個指標中包含了所有影響該資產或負債價值的信息。在知識經濟時代,大量新業務不斷涌現,企業的某些無形資產。如商譽、知識產權、人力資源、衍生金融工具等在現有的計量模式下遇到了難題,這些都影響了會計信息的相關性和有用性。而采用公允價值則能夠對這些資產進行確認和計量,以滿足投資者對這些與決策相關信息的需要。相比較而言,歷史成本反映的是在資產獲得時或者負債形成時市場對其價值的評價,而市場只有在資產轉讓或負債償還時才反映其價格的變化,即被確認為利得或損失。這種會計處理方法與瞬息萬變的金融市場是不相符的,更何況轉讓或償還并不是導致損失或利得發生的原因。
篇12
(二)可比性原則
企業的會計計量,應當按照國家統一的制度規定進行,以使所有企業的會計計量工作都能夠建立在相互可比的基礎上。只要是相同的經濟事務,就應當采用相同或者相近的會計計量模式。計量模式的統一是保證會計信息可比的基礎。不同的企業可能處于不同的行業、不同的地區,經濟業務發生的時間和空間還有社會經濟狀況都不盡相同,為了保證計量結果能夠滿足企業經營者決策和預測的需要,以便于比較不同企業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所以企業的會計計量應當遵循可比性原則的要求。
(三)一貫性原則
一貫性原則要求企業的會計計量模式前后各期應當保持一致,不得隨意地變更。如有必要變更,則應當將變更的內容和理由、變更的累積影響數,以及累積影響數不能合理確定的理由等,在會計報表的附注中予以說明。
二、三種特殊情況下的多元化會計計量模式選擇
(一)衍生金融工具
衍生金融工具即金融業的衍生金融產品。現行會計制度的計量屬性是歷史成本,入賬后一般不再變動。而衍生金融工具大多是一種尚未履行的或處于履行中的合約,若按傳統的確認標準,它們一般是不能在表內確認的。由于衍生金融工具的合約在簽訂之后至履行之前往往存在多種風險,因此,歷史成本計量模式就顯得無能為力了。這時,可采用現行市價/名義貨幣計量模式將衍生金融工具單獨立項反映,在交易完成前逐期歸結,交易結束后再一并結轉。
(二)人力資源計量
一般說來,會計工作中對人力資源的計量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人力資源成本會計計量模式,它是應用傳統會計理論與方法,把會計主體針對人力資源的投資即人力資源成本,按照其具有提供未來服務或經濟效益潛力的性質,確認為資產,并進行計量和報告;另一種是人力資源價值會計計量模式,該模式是把人作為具有價值的組織資源并對其價值進行評估、計量和報告。因此,人力資源也應像其他經濟資源一樣,把商品化和市場化作為其計量的前提,即對人力資源的計量可以以勞動力市場為基礎,按勞動力現行市價進行計價,采用現行市價/名義貨幣計量模式。
(三)預計未來事務
對未來事項進行計量時應考慮以上因素的影響,合理的進行估計,并運用最合適的計量屬性。由于未來事項屬于尚未發生的事項,這就決定了它不可能在計量中采用單一的歷史成本計量模式,而往往采用現值和未來現金凈流量的貼現值作為其計量屬性,采用可實現凈值/名義貨幣單位計量模式,以求能比較準確的反映它對企業財務后果的計量。
三、開展會計計量工作的一般性原則
(一)權責發生制原則
權責發生制原則要求企業的會計計量應當以權責發生制為基礎。凡是當期已經實現的收入和已經發生或應當擔負的費用,不論款項是否收付,都應當作為當期的收入和費用;凡是不屬于當期的收入和費用,即使款項已在當期收付,也不應當作為當期的收入和費用。
(二)配比原則
配比原則要求企業在進行會計核算時,收入與其成本、費用應當相互配比,同一會計期間內的各項收入和其相關的成本、費用應當在該會計期間內確認。配比原則是根據收入與費用的內在聯系,要求將一定時期內的收入與為取得收入所發生的費用在同一期間進行確認和計量。
(三)歷史成本原則
歷史成本原則要求企業的各項財產在取得時應當按照實際成本計量。其后,各項財產如果發生減值,應當按照規定計提相應的減值準備。除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家統一的會計制度另有規定者外,企業一律不得自行調整其賬面價值。
(四)劃分收益性支出和資本性支出的原則
劃分收益性支出和資本性支出的原則要求企業的會計計量應當合理的劃分收益性支出和資本性支出的界限,凡支出的效益僅及于本會計期間(或一個營業周期)的,應當作為收益性支出;凡支出的效益及于幾個會計期間(或幾個營業周期)應當作為資本性支出。劃分這兩種支出要求企業在會計計量工作中確認支出時,要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支出,將資本性支出計列與資產負債表中,作為資產反映,以真實的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將收益性支出計列于利潤表中,計入當期損益,以正確的計算企業當期的經營成果。
四、開展會計工作的修正性原則
(一)謹慎性原則
企業的經營活動充滿著風險和不確定性,在會計計量工作中,堅持謹慎性原則,要求企業在面臨不確定性因素的情況下做出職業判斷時,應當保持必要的謹慎,充分估計到各種風險和損失,幾步高估資產或收益,也不低估負債或費用。
需要注意的是謹慎性原則并不意味著企業可以設置各種秘密準備,否則就屬于濫用謹慎性原則,將被視為重大會計差錯,應按重大會計差錯更正的規定,進行相應的會計處理。
(二)重要性原則
重要性原則要求企業的會計計量過程中對交易或事項應當區別其重要程度,從而采取不同的計量方式。對資產、負債、損益等有重大影響,并進而影響財務會計報告使用者據以做出合理判斷的重要會計事項,必須按照規定的會計方法和程序進行處理,并在財務會計報告中予以充分準確的披露;對于次要的會計事項,再不影像信息的真實性和不至于誤導使用者做出正確判斷的前提下可以適當簡化。
(三)實質重于形式原則
實質重于形式原則,要求企業應當按照交易或事項的經濟實質進行會計計量,而不應當僅僅按照他們的法律形式作為會計計量的依據。在實際工作中,交易或事項的外在法律形式并不總能完全反映其實質內容。所以,會計信息要想反映其所擬反應的交易或事項,即必須根據交易或事項的經濟實質,而不能僅僅根據他們的法律形式進行計量和反映。
篇13
剔除由于數據缺失影響統計分析的檢測個案后,有效檢測個案共251例(通道)。10mL/h和60mL/h的流速測試結果分別見表1和表2。可見流速為10mL/h的合格率為64.9%,60mL/h的合格率為93.2%。表3所示為平均流速接近或大于流速設定值兩倍的流速測試原始記錄。圖3和圖4所示分別為低阻塞壓力和高阻塞壓力報警統計分布圖,結果表明低阻塞壓力分布的合格率為38.4%,低于和高于合格范圍的占比分別為50%和11.6%。高阻塞壓力分布的合格率為13.4%,低于和高于合格范圍的占比分別為84.3%和2.3%。高低阻塞壓力均合格的儀器僅有29臺。
3討論
由表1可見10mL/h流速相對誤差小于-5%的微量注射泵占30.3%,由表2可見60mL/h流速相對誤差小于-5%的微量注射泵占4.8%。由于10mL/h和60mL/h流速測試的累積流量分別為5mL和10mL,可見增加測試的累積流量可以顯著改善流速測試結果。推頭和滑桿中存在粘稠液體或金屬滑桿生銹,或者推頭松動造成推頭和滑道之間摩擦力增大,均會導致測量流速偏低。噴除銹清潔劑清洗后微量注射泵流速精度合格。
表3中序號1和2的60mL/h流速誤差在±5%內,而10mL/h流速明顯大于流速設定值的兩倍,且10mL/h流速測試的累積流量大于設定值5mL的兩倍,這里的測試誤差主要是由10mL/h測試中測試人員人為推動推頭造成的,重新測試發現流速測試合格。序號3-6流速均接近設定值的兩倍,且有部分數據缺失(表3中用“0”表示),這里的數據缺失是由于完成一項流速測試發現流速誤差過大因而未對另一項流速進行測試,屬于測試人員的主觀行為。雖然10mL/h和60mL/h測試結果中各有一組數據缺失,不會影響10mL/h和60mL/h的流速測試結果中相對誤差的一致性,但會影響兩組流速的合格率。考慮這兩組缺失數據的影響,流速為10mL/h和60mL/h的合格率分別應該修正為64.5%和92.8%。如表3序號3-6所示,共有四臺(占比1.59%)微量注射泵流速接近設定值的兩倍,檢查發現內部芯片引腳短路,更換芯片后微量注射泵工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