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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方面，以大眾傳播媒介（機械媒介和電子、網絡媒介）為手段，按照商品市場規律運作的大眾文化的崛起，為現代都市人拓展了新的文化空間。普通市民，尤其是現代的“上班族”和青少年，把地攤的暢銷書、流行音樂、娛樂影視、時尚報刊雜志、廣告、電腦游戲和網絡藝術視為自身參與當代文化轉型，并從中獲得感性愉悅的日常文化藝術形態。因為都市人在商品經濟大海中奮力搏擊，為實現自我價值而勞累奔波，大眾文化快餐恰好滿足他們休閑娛樂的需求，適應人際關系變化的新特點，符合他們追求刺激、新奇與多樣化的情感方式。總之，大眾文化所誘發、催化的日常消費性的藝術審美，與普通百姓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狀態彼此契合，以致經典文學和高雅藝術遭到冷落，甚至隨著人們消費享樂的不斷膨脹，審美體驗的鈍化，而造成對崇高美的藝術境界的淡漠或拒斥；同時，還容易在感求的滿足中，或在媒體所制造的虛擬世界中，認同大眾文化所包含的一些低俗、消極的觀念，疏離了個人的價值層面與體現當代社會文化前進方向的基本價值觀念的關系。
另一方面，都市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又是變動不居，復雜多元的。一些人或因厭倦了現代社會生活的喧囂、緊張，以及快餐文化、流行藝術對生命價值提升的阻隔，形成了一種向往寧靜致遠的心理定勢，追求心靈的愉悅、凈化與升華；或隨著他們在社會物質生產和精神交往中不斷增強感受、體驗生活與藝術的能力，而超越日常消費性的審美，轉而從文學經典和藝術杰作中提高自身的欣賞層次。他們或者重返經典文本的閱讀，從唐詩宋詞、古典小說名著到中外現當代的名家佳作，感受優秀文學作品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民族特色，體悟中外現當代文學創新的獨特審美意蘊和魅力，提升自己的藝術審美境界；或者關注新時期的力作，特別鐘情于飽含大眾情感、且寄托人生理想的那些作品，從中品味到文學作品不僅能夠調適身心、陶冶性情，而且有補于世道人心，由此感佩這些作家堅執于文藝的精神品位的文化人格，深信嚴肅文學、高雅藝術將不斷地融入大眾日常藝術審美活動，拓展其生存、發展空間，從而鼓舞了作家、藝術家。誠如一位作家所說：“文學這個金字塔是有層次的。金字塔的下面部分是讀者最多的，而頂尖部分則是讀者最少的。所謂純文學；就是這個金字塔的頂尖部分”；“即精神層次較高、內涵深邃，一般大眾難以馬上進入其境界的作品。”因此，“純文學雖然短期內不能贏得巨大數量的讀者，但細水長流，其吸引潛在的讀者的能量是非常大的。”[1]當前一些人把文學經典引入家庭和社區的圖書室，把普及高雅藝術當作城鄉公共文化活動的重要形式，或許預示著當代文化與文學藝術在互動中的發展趨勢。
二
由此可見，當代大眾文化藝術的崛起，正是社會文化轉型期的重要特征之一。它表征文學、藝術不僅是社會精神生產與精神交往的重要形式，而且日益廣泛地滲透到物質生產與物質交往之中，作用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與審美活動。所以，大眾文化及日常消費性藝術審美崛起的意義，絕不僅僅是對文藝娛樂功能的凸顯和強化，而是在現代工業文化和后現代信息文化的影響下，以新興科技與傳媒為中介手段，沖擊建立于新現代文化基礎上的、以文字符號和其它“語言”符號為媒介的文學藝術的既有形態和規范，形成一種適應當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審美價值趨向的新型文化藝術形態。在它生成的過程中，雖然承續著中外通俗文化藝術的傳統，吸納了民間文化和市民文藝的精神資源，但實際上它同文藝既有形態的關系，不全然是以往那種雅、俗之間的關系，而是當代多元文化藝術建構中，兩種既有聯系又有極大差異的文藝形態的互相關系。
那么，又該如何認識當代社會、文化的轉型，正在改變文學、藝術的生存境況與存在方式呢？
如上所述，大眾文化藝術形態的出現與生產方式的變革息息相關。特別在信息產業逐漸成為主導型生產方式的后工業時代，大眾文化媒體的產業化將被納入文化經濟的新體系，這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后現代社會里尤其日益明顯。電子傳媒、電腦網絡作為社會管理和文化交往的中介系統，進一步改變著人類精神文化的構成，文化藝術的嚴肅、高雅、崇高的價值追求及其宏大的敘事模式，為世俗的感性愉悅和日常消費性審美的平面化所遮蔽，文藝的現代性話語方式在由媒體主導的大眾價值取向中隱身，關于終極價值的追問被泛情的世俗關懷所取代。在當今中國的具體語境中，雖然信息文化和文化經濟時代只是一種發展趨勢，但基于全球化的信息傳播和后現代文化的影響，也使中國大眾文化藝術形態呈現出某些趨同的景象：傳統文藝在通俗文藝、電子傳媒的沖擊下，早已出現“神圣性”與世俗化的分流；以語言文字符號描述審美意象的藝術形態，開始受到包括文字、聲音、圖像等多媒體藝術和網絡藝術在內的視聽覺藝術形態的擠壓；現代性的文學話語逐漸被淹沒在媒體型、日常審美型的話語方式中。從而確證了當代大眾文化藝術形態，是日常藝術審美與科技文化、商業文化在世俗化方向上相互融合的產物，具有不同于傳統審美文化單一性的“混融性”特征。這一點，早在影視藝術成為大眾文化中的綜合性藝術之日起，就已透露出此中的奧秘。
影視藝術由于被納入現當代文化工業的系統，以致其生產、制作和傳播可以充分利用現代化手段，把文藝信息迅速而大規模地傳達給大眾，對社會生活、特別是大眾的審美娛樂發生很大的影響。相比之下，傳統文藝門類就難以與之抗衡，比如文學中的詩歌，建筑、雕塑、繪畫、音樂、戲曲等藝術種類，雖有其傳達人類心靈世界變化的獨特審美價值，卻因其創作（生產）、傳播（展演）的方式難以納入文化工業和商業運作系統而存在局限，更因其藝術欣賞主體必須具有相應的藝術修養與審美心態方能感悟作品的境界，而造成“曲高和寡”的缺憾。其次，影視藝術作為一種綜合性的新型藝術，除了擁有現當代文化工業的生產方式與傳播手段外，還能充分吸收、利用各種文藝種類之所長，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它們的局限，使視、聽藝術融入了詩的想象、戲劇性的沖突和小說的故事情節，達到文學性和觀賞性的結合。這正是它們能吸引優秀的小說、戲劇作者加盟，通過小說、戲劇作品改編制作成影視劇而擴大文學作品影響的重要原因。
可見，影視藝術作為大眾文化的重要藝術類型，所以具有覆蓋面廣、受眾面大的藝術效應，除了它作為現當代工業生產的特殊領域和媒介文化的重要形式等原因外；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文化藝術價值取向，適應普通百姓的生存狀態和審美世俗化。回顧世紀之交引起人們感興趣的電視劇，除卻那些以古典名著改編、制作的電視連續劇，和具有現代意識與民族藝術特色的武俠、言情劇外，恐怕就要提到那些以描述普通百姓身邊事，著力表現人間情愛的永恒與矛盾的世俗關懷的劇作。從《渴望》、《過把癮》到《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其感人之處在于真實地傳達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情感，渲染了他們的世俗價值與感求。盡管一些評論家對其感官性、過程性、無深度模式等“后現代”特征加以批評，但大眾卻認同這些劇作，并跟隨情節的跌宕起伏而唏噓、喟嘆。誠然，當代大眾是不滿足于日常的藝術審美與世俗關懷的，如馬克思·韋伯所言，科學昌明決不能代替人類的終極關懷，相反，倒是可能將人的存在與世界的存在之間的各種矛盾激化，因而對自我生存的無盡關注和焦慮，便成了每一個個體無法擺脫的宿命。所以，創造使個體靈魂得以棲居和安身立命的藝術佳構，就成了現代文藝的重要使命。然而，大眾對人文精神的渴求，對終極關懷的理想，又總是以其現實的感求的滿足為基礎的。只有隨著人們生存狀況和精神文化狀況的不斷改善、提高，才可能從世俗欲求躍升到人生追求的更高境界。從這個意義上講，作為大眾文化傳媒的重要形式的影視藝術的價值定位，既是它贏得大眾收視率的特長，又是它難以提升大眾的更高審美品位的局限。因為這種價值定位，誘導著電視劇的創作（改編）、制作與傳播的方向，在于迎合、滿足觀眾當下的審美價值期待，淡化或消解劇作文本的藝術獨創性和深層的審美意蘊，強化、渲染故事情節的煽情與刺激性，以致近年來，影視藝術中的大片制作變成了好萊塢創作原則與制作模式的翻版：驚情、歷險、英雄美人、正邪較量，和卡通化的視覺構成、高成本高科技的投入。如此等等，不勝枚舉。
與影視藝術相比，網絡藝術作為大眾文化媒體新類型的出現，更是當代信息技術迅速發展的產物。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互聯網的發展突破了傳統的時空界限，創造了一個嶄新的世界——網絡世界，徹底改變了人類的生存空間和生存方式。網絡化創造的虛擬空間，使人們可以在信息化、數字化的虛擬實在中體驗人生、創造自我、溝通未來；而且極大增強交往與對話中的主體性和個體價值。“一方面，在虛擬空間里，人類自由想像的空間無限擴大，構造能力無限增強”；另一方面，網絡世界“為交往主體提供了自由平臺，人們可以自由思想、自由交流，可以隨時變更自己的身份，可以自由地信息，對信息進行反饋、評判、選擇、刪除，體現了人類在網絡社會中尋求自覺和自主的一種歷史選擇傾向”。[2]在此基礎上涌現的網絡藝術，極大地超越了影視藝術的特性，進一步蠶食了傳統藝術的空間，甚至改寫了文藝家的身份。正如有關論著所言：“由社會分工規定了身份的文藝家將不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藝主體，取而代之的將是超越日常身份而相互交往的網民，他們匿名上網，通過角色扮演而傳達情思的活動將成為文藝的主流。文藝手段的代表，將不再是千百年來置身于巖石、青銅、布帛、紙張等相互分割的硬載體‘文本’，而是網絡上彼此融通、聲情并茂、隨緣演化的超媒體。文藝加工方式的主要特征，將不再是目標明確的有意想像，而是隨機性和計劃性的新的結合。文藝所奉獻的對象，將不再是從事儀式性、膜拜性或玄思性靜觀與諦聽的讀者、觀眾或聽眾，而是積極參與、恣心漫游的用戶。文藝內容的來源，將不再是獨立于文藝活動、先于文藝活動而存在的所謂‘客觀生活’，而是和文藝活動融為一體、主客觀密不可分的‘數字化生存’，文藝環境的構成要素，將不僅僅是人和自然，而且包括智能動物、高級機器人等由高科技創造的新型生物。”[3](P4)這種描述與論斷也許還需要在實踐中進一步證實，但從目前網絡藝術的情況看來，它確實在交互性、可視性、趣味性、知識資料的豐富性和融合不同藝術門類的特長等方面突破了傳統藝術，超越了影視藝術。因為以往的媒體手段均是單向度的，是預先給定的，而網絡則“打破了單一或分離的‘主—客’和‘主體—主體’單向的交流結構形式，網絡化真正實現了人機互動、交互作用，人類交往呈現出‘對話性’的特點，形成了相互對話、交流、反饋的網際關系”[2]。
當然，當代大眾文化藝術形態與既有的文化藝術形態相比，也存在著局限與不足。一是影視藝術的編導與制作的標準化和模式化，這是它作為文化工業生產的必然結果。難怪一些小說作者在其作品被改編、拍攝成電視劇后普遍感到遺憾，因為標準化、模式化的運作嚴重損害了原作的獨創性和深刻、豐富的審美意蘊。二是影視藝術審美價值定位的世俗化、“快樂原則”與商業性，促使生產和經營以大眾的日常消費性審美為指歸。只要瞄準了世俗的趣味與時尚，就找到了影視產品的賣點和消費熱點。甚至為了追逐商業價值而不惜犧牲產品的文化品位，更遑論提升消費者的藝術審美水平了。三是影視藝術的表現方式過于直接、具體，追求同步、轟動的影像效應，以致大眾越來越難以找到想像力揮灑的空間。久而久之，也就鈍化了制作者與欣賞者的審美體驗能力。因此，欣賞者無法獲得某種超驗的審美感，或一種經過悲劇和痛苦之后的心靈凈化。造成這類大眾文化媒體“不可避免地要在人類經驗的整個范圍內制造一種對常識知覺的歪曲。”[4](P167)與之相反，文字符號能夠激發意象和隱喻，使讀者能夠從想像和經驗中衍生出豐富的意義。
同樣，網絡藝術在超越書面文藝和電子文藝的同時，也產生了一些新問題，尤其是帶來了一種消解正統文化藝術價值的力量，病毒泛濫，，隱私爆光……，嚴重損害了健康的生活境界和藝術格調。更因為網絡的“虛擬世界”缺乏直接的體態語言的交往形式，以致阻礙人們情感及精神交流。而且當人們在虛擬空間進入平常無法經歷和體驗的生活時，人離現實世界愈遙遠，就愈益活在虛幻的世界中，冷漠了人的情感和人類的價值關懷，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交往的異化”。
這就進一步證明，當代大眾文化藝術形態，尤其是影視藝術和網絡藝術等重要類型，之所以迥異于既定的文藝形態，就因為它們的生存環境、生產方式和傳播方式都與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以致它們的文藝觀念、審美價值生成與實現機制，甚至作家、藝術家的社會身份，也都與以往有了極大的變化。這是社會文化變革在文藝領域中的深刻反映，表明在全球化語境下，當代文藝的存在方式與話語系統，正從一元走向多元悖立、互動的發展格局。既往的文藝形態（包括口頭的、書面的文藝形態）與當代大眾文藝形態（特別是電子文藝和電腦文藝中的網絡藝術），都是復雜、多元文藝新格局的有機組成部分，它們相互悖立與互動，彼此吸納與揚棄，形成多元共生的動態結構，從而顯現出各自存在的意義和彼此無法取代的價值，并預示著一個新文藝時代的到來！
三
面對當代文化藝術復雜多元的變化，文藝理論批評亟須進一步轉變思維方式，拓展視界，更新觀念，調整思路和方法，以利于文藝發展與理論創新。
首先，要立足文藝變革實踐，確認文藝旨在滿足和提高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審美文化需求的基本理念；并從這個基本理念出發，打破以往闡釋文藝價值、功能的中心與邊緣、雅與俗、先鋒與后鋒的二元對立模式，尋求在歷史唯物主義宏觀視野中，不同闡釋、批評主體切入、理解文藝對象的獨特角度與范式，形成與多元文藝互動共生格局相適應的多種文藝理論批評話語相互交流的動態系統。只有這樣，才能充分揭示文藝多樣性的各自價值、功用與局限，深入理解各種文藝形態、審美特征在相互對話與競爭中可能發展的前景。
顯然，文藝理論批評格局的這些變化，不但體現了當代文藝變革發展的要求，更是當代人類的文化自覺及思維變化的產物。如所周知，當代的人們不僅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加重視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物質條件的不斷改善和經濟水準的不斷提高；而且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加警惕人自身的物化、工具化、異己化，力求通過高揚人文精神，克服科技理性的片面發展與弊端，促使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的相礪相長，推進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由此驅動人們在物質生產和精神交往的過程中，不斷調整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超越單純的“主體——客體”或“主體——中介——客體”模式。這正是德國現象學家、哲學家胡塞爾晚年試圖闡明的有關主體間的問題。在他的思考中，先驗的自我變成了主體間的自我，世界于是變成了主體間的生活世界。[5](P96-97)他的思考，反映了現代以來人們愈加清晰地意識到，單純的“主體——客體”或“主體——中介——客體”的模式，在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物的關系時是行之有效的，但在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特別是精神交往時，就會陷入“他人不是客體”的困窘。所以，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或譯作“主體際性”，作為現代哲學概念所指稱的“主體和主體共同分享著經驗，這是一切人們所說的‘意義’的基礎，由此形成了主體之間相互理解和交流的信息平臺”；“并以此將眾多主體連接起來，形成一個意義的世界”[6](P239)的交往理論，對于任何一門科學，任何一種知識、思想的生存、發展，都具有方法論的價值，即它們必須具有主體間性，才能成為主體之間交往的內容，從而在主體和主體間生成意義。
對于當代文藝理論批評來說，如果不能形成多元范式、話語主體之間的比較、對話與競爭，就不能深入理解多元語境中各種文學現象的特征及其在整個文藝發展格局中的地位、意義，更談不到進一步促進文藝創作的多樣性和總體發展水平。因為，“沒有比較，就不能顯現差異，沒有對話，就沒有彼此間共同性，也就沒有交流的基礎；沒有競爭，就沒有創新的動力，也就沒有創新”[7](P9)。一句話，文藝理論批評就不可能充滿活力和生機。
其次，正像文學藝術的創新必須遵循文藝發展的規律一樣，當代文藝理論批評的創新，既要充分體現當代文藝構成的多向度、多層面、交叉性和復合性，拓展文藝觀念；同時又須凸顯文藝所以為文藝的基本特質，發現、探求當代文藝嬗變中的種種悖論，對充滿變動性和不確定性的新文藝形態作出學理性的闡釋，為深化文學藝術的本質特征的認識，重構文藝的基本概念、范疇，提出新的話題，從文藝實踐概括出新的觀點。
事實上，隨著大眾文化的崛起，人們已經發現，文藝創作和生產的原創性缺失，正是當代文藝的普遍性癥疾之一。這當然可以歸咎于當代復制文化與影像技術的發展；但也不應忽視作家、藝術家對文藝的自律與他律、傳統與未來的態度問題。文藝現代性的發展歷程證明，文藝的自律、自主性的實現，只有在充分考慮他律又超越他律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因為文藝在觀照、傳達人類心靈世界的過程中，必然融匯了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也即是說，它本身既是精神文化的一個構成要素，同時又以自身的特性、方式去展現社會文化的變遷。從而決定了一個時代的文藝不僅描繪時代的社會面貌，同時也反映時代的文化風貌。只須閱讀那些劃時代的文藝巨著，從本國的《紅樓夢》到外國的《高老頭》和《戰爭與和平》，就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一個時代的文化總是最大量、最集中、最具體地反映在這個時代的文學作品中，以至成為歷史學家研究文化史的重要資料來源之一”[8](P54-55)。在這種反映中，文藝家總是帶著自己的審美感受給予特定社會文化現象以直觀、生動、經驗的描繪，以致我們看到的特定時代社會的文化景觀和氛圍是那么真切、活潑、有趣，從而觸摸到文化的總體狀貌或發展動向。這就是巴爾扎克所說的“寫出許多歷史家沒有想起寫的那種歷史，即‘風俗史’”[9](P62)，或者如路易·阿爾都塞所言：“……藝術所以是藝術，是因為它脫離開意識形態，同時暗指著意識形態”，“從某種意義上說，……作品使我們從內部或通過一種內部距離‘感知’（而不是認識）作品所堅持的意識形態”[10](P165)。總之，當代藝術與科學的任何變異和創新，都是以批判傳統作為新事物賴以存在和發展的根本動力。沒有先鋒與后鋒的藝術對抗，沒有科學中進步與落后的對抗，藝術和科學是難以變異、創新的。但是，在科學中，一種新的思想或學說的產生，就往往意味著一種舊的思想或學說的死亡。雖然從科學的承繼性說，后輩科學家應牢記先輩科學家的貢獻，繼承前輩科學家的探索和獻身精神，但事實上，科學進步的歷史恰恰就是一部鏈性遺忘的歷史。藝術則不同，“雖然每一個時代都有先鋒與后鋒的對抗，每一個時代都與它的前續時代構成一種先鋒與后鋒的對抗狀況，但是，誰也不能因此而作出結論說，先鋒的就是具有審美價值，而后鋒的就是不具有審美價值的，或者說，先鋒的就是對后鋒具有終結威力的”[11](P308)。因為前者并不能取代后者，也不能使人們遺忘后者。更重要的，先鋒本身就是一個悖論，它可能很快就成了后鋒，它是速變的甚至是速朽的；在有些情況下，先鋒與后鋒會相互轉化，先鋒的變為后鋒，而后鋒的變為先鋒的。可見，文學的變異、創新，既否定、批判了傳統的僵化和陳腐的東西，又繼承和提升了傳統富有活力的東西。只有平庸的文藝家才視傳統為包袱；只有那些毫無審美追求的藝術家，才把文藝的自律與他律絕對地對立，視他律為其創作的動力。
所以，當代文藝理論的創新應面對這些悖論，探求產生悖論的多元語境（前現代、現代與后現代）中不同文藝形態審美價值的差異和沖突，它們在互動中顯現出適應不同社會群體和個體的審美需求，以及與人類精神文化總體發展趨向的普遍性之間的深層關系。唯其如此，文藝理論批評范式與格局的新構建才不會走向單向度的局限，即不是把各種新媒體文化的興起對既定文學藝術形態的影響看成單向的，甚至具有終結威力的；而應視為相互作用、共同推進當代文藝的變革發展。一方面，各種新媒體文化的興起，改變著文學、藝術的存在方式，促使其拓展新的生存、發展空間；另一方面，走向大眾，融入大眾藝術審美活動的文學、藝術，又會以其富有藝術性的魅力和高遠的審美境界，提升大眾藝術審美活動的意蘊與文化品位。從而以不同的方式、形態，去實現人類精神文化總體發展的理想。正如有的學者所言，“在全球資訊時代，人類面臨的仍然是歷史上多次遭遇的共同問題：如生死問題，即個人身心內外的和諧生存問題；權力關系與身份認同問題，即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共處問題；人和外在環境的關系問題，即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共存問題。追求這些方面的‘和諧’是古今中外人類文化的共同目標”；“但這種‘普遍性’在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環境中有完全不同的表現，而形成不同的文化特殊性”[2](P23)。因此，我們在探究當代新媒體文化和大眾日常藝術審美形態的崛起，以及它們與既定的文學、藝術的悖立和互動時，也就無法回避此論題中的全球化與本土化的關系。
事實上，新媒體文化和大眾日常消費性審美活動在中國社會轉型期的興起，就存在著這種新型文化、藝術與西方后現代（后殖民）文化的復雜關系。尤其是消解文化藝術的深度模式的傾向，更是后現代文化、藝術的重要癥疾，對于這類價值觀，連同大眾文化的科學至上、消費主義等特征，都必然要經過本土化的篩選、淘洗，才能分辨其良莠而決定取舍。從這一點看來，文學經典、高雅藝術的普及仍具有現實意義，它借助大眾媒介與手段，以較高的精神價值和審美旨趣，去滿足和提升大眾不斷增長的審美需求，既克服那些獨立于大眾生活之外的“純文學”的缺陷，又避免后現代文化“削平深度”的絕對化的弊端。可以預期，經過不斷調整、更新的當代中國文學、藝術，必將迎來“鳳凰湟pán＠①”的發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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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然而，論證并不只是展現著某些語用特征的言語交際活動，它還是一種由作為特殊社會文化角色的論證者，依其文化認知和社會互動的特定方式，共同參與和建構的社會文化實踐形態。與之相應，論證中所涉及的話語并非僅具有單一的、認知性的命題意義，其理解與解釋都將呈現著更為復雜和豐富的社會文化含義;同時，論證中的語言行為和互動模式也并非僅遵循語用規范的約束，而是必然會承載著、并受制于社會關系、文化背景的特定影響。進而，在主體對于論證實踐的認知態度、參與論證活動的行為方式、以及對于論證效力與規范的理解與遵從等諸多方面，也都將展現出文化價值、社會關系、信念體系、習俗慣例等社會文化因素的制約與影響。因此，當代論證研究的發展，完全可能、也很有必要突破當前語用進路，從而導向更廣泛和深入的社會文化維度研究。
二、論證研究的概念革新
縱覽論證研究的發展歷史，其每一步拓展都是以對論證概念的全新解讀作為理論先導和前提條件。傳統邏輯將論證理解為一種“前提—結論”結構的命題集合，數學化的現代邏輯更是將之抽象為一種具有推演關系的語句序列，這些方式將論證界定為具有某種特定形式性質的抽象實體，進而奠定了抽象化、形式化論證研究的概念基礎。而正是通過摒棄“結構化”和“命題序列式”的論證理解，并從“語用功能”“言語行為”的角度對之加以重新界定①，當代論證理論才開啟了其全面復興與發展。因而，社會文化維度的論證研究，無疑也要求突破既有的語用論證理解方式，發展一種全新的論證概念界定。
與此相應，鞠實兒從“說理”這一普遍的社會交往活動入手，提出了“廣義論證”的概念，并闡發了論證作為一種社會文化實踐形態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依其分析，說理活動的本質在于“從屬于一個或多個文化群體的若干主體，在某個語境下、以某種方式通過語言進行交流，其目的是促使活動的參與者采取某種立場”②。更具體而言，說理活動具有如下幾個主要特征:首先，由于其參與者隸屬于特定文化群體，因而說理活動將展現出該群體的社會文化特性。其次，說理活動的參與者都具有明確的動機和目的，即通過該活動來辯護或反駁某一特定觀點，以改變他人對之的認知態度或接受程度。第三，其參與者都通過語言手段來進行交流和互動，其中包括自然語言、肢體語言、視覺圖像語言和具有象征意義的其他事物。第四，由于說理活動在特定文化群體和社會語境中實時發生，因而它受到該社會文化情境中相應規則的約束。這些規則屬于該文化群體所共同接受的社會生活準則，它們確保了說理活動能夠有序進行，以及其中的言說方式和最終結果能為其參與者所認同。第五，說理活動中不同參與主體依其文化隸屬關系，遵循特定社會規則，逐次展開相互之間的語言表達與回應，因而它具有一個“博弈結構(game-structure)”。
為了能夠更嚴格地刻畫上述直觀描述的說理活動，“廣義論證”(GeneralArgumentation)的概念被發展出來:“在給定的文化中，主體依據語境采用規則進行的語言博弈，旨在從前提出發促使參與主體拒絕或接受某個結論。其中，主體隸屬于文化群體和相應的社會，語言包括自然語言、肢體語言、圖像語言和其它符號”③。以此概念為參照，可以發現，抽象化、形式化的論證界定局限于論證內部的命題關系，而完全忽略了全部語境與社會文化要素。當代語用論證概念盡管彰顯了語用因素的重要性，但卻將社會文化背景作為常量，因而僅刻畫了某一特定社會文化群體的論證活動。而廣義論證的概念則明確揭示出參與者的社會文化隸屬關系對于論證實踐的影響，并且將社會文化因素引為變量，從而將論證研究的對象和內容擴展到不同社會文化傳統當中。
可見，對于社會文化維度的論證研究而言，“廣義論證”為其奠定了概念基礎。以之為理論對象，論證實踐中所呈現的社會背景、文化要素影響才能夠被系統地納入論證研究領域當中。進而，我們一方面可以著力揭示不同社會文化因素在論證實踐中的表現形態，尤其是它們在論證發生和展開過程中的影響機制;另一方面，還可以進一步致力探討論證實踐中的社會文化差異，揭示不同文化群體在論證實踐的認知態度、參與方式及其合理性界定等方面的不同理解，并從跨文化的角度加以比較研究。
三、論證實踐的社會文化特性
當然，作為一種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和實踐形態，論證首先必定具有一些跨文化特質，對這些特性的揭示也是社會文化維度論證研究的題中之義。第一，論證活動具有主體性(agent-based)。“論證的實質并不在于命題，而是在于人”④，它必定是由具體個體在人際交流中所采取的特定互動形式。第二，論證活動具有明確的目的性(purposeful)。無論在何種社會文化群體當中，主體的論證行為都受到特定目標所驅使，參與論證活動是其實現這一目標的必要手段或方式。第三，論證活動依賴于語言手段(lan-guage-dependent)。盡管其中所應用的語言在形式和內容上可能存在差異，但論證活動必定依賴于參與主體運用特定的語言手段和實施相關的言語行為。第四，論證活動具有明確的規則性(rule-regulated)。作為一種社會實踐形態，論證的展開過程必然遵循某一特定社會文化群體所共享的社會規范和互動要求。第五，論證活動涉及參與者的理性認知能力(rationality-involved)。論證并非單純的對話交流，它還要求其參與者運用理性認知能力，以證據或理由的交換(exchangeofreasons/evidences)這一特定方式來進行理性的互動。總體而言，在不同的社會文化群體當中，論證活動都表現為一個表達觀點、提供理由、建構論述、展開互動的基本過程，它遵循其參與者所共享的社會文化規范和交際準則，并以理性互動的方式來實現其特定目標和功能。
盡管論證活動總是普遍發生于一個特殊的交際語境，但它同樣也根植于一個特定的文化傳統和社會建制當中。社會文化傳統體現著一個特定群體在價值認同與生活方式上的共享模式，它引導著其個體成員對自身經驗的認知，并制約著其行為和互動的方式。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下的特定價值原則、信念體系、行為模式等諸多因素，無疑都將關聯著其群體成員對于論證行為的理解，及其參與論證活動的方式。由此，社會文化維度論證研究的主要議題，正是要著力揭示與探討哪些社會文化因素、以何種特定的方式、以及在何種程度上影響著論證實踐活動的具體形態和展開方式，進而，更好地闡明不同社會文化群體對于論證實踐的不同理解與認知、參與和評價方式。
結合當代論證分析的三重向度(論證者的認知向度，它涉及信息處理和建構論證的心智進程;論證的言語行為和命題內容向度，它涉及論證性言語行為以及其中的“理由—主張”復合體;論證的人際互動向度，它涉及論證主體之間的交際互動過程)①，并援引認知與文化研究的相關成果，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對論證實踐中所展現的社會文化特性加以具體闡發。
(一)論證行為與活動的基本認知
不同社會文化傳統中會形成特定的人際關系體系、社會階層結構和交際互動模式，這些因素將進一步影響其群體成員對論證行為和活動的基本認知，并決定其參與論證的不同理智態度;進而，也將導致他們在論證的識別與界定、論證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參與論證的動機和態度方面，都會形成認知和理解的差異。
論證識別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依其自身的社會傳統和文化認知，參照特定的要素或方式，來認定某一行為是論證行為，以及某一情境中所發生的互動是論證活動。與此相關，論證界定則指在某一社會文化群體(尤其在其語言系統中)對于論證行為或活動的描述、說明方式，以及與之相關聯的語言概念。在不同社會文化傳統當中，其群體成員會側重于以不同的觀察視角和解釋方式，來對論證行為或活動加以確認和說明。這些差異同時也凸顯和強化著不同的論證識別特征，并進而形成論證概念的不同界定。事實上，不同語言中與論證相關的術語之間，通常并不能很好地相互對應，甚至也不能得到精確的翻譯，比如英語中argumentation一詞，以及漢語中“爭辯”“說理”等概念，其原因正在于，它們都體現著不同社會文化群體在認知論證實踐時，所關注和側重的特性各不相同。
論證的功能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成員在展開論證行為或參與論證活動時所強調實現的基本目標，比如說服他人、獲取知識或解決分歧等。不同社會文化群體對于論證功能的基本認識可能存在差異，進而，論證的某一特定功能并不必然為不同社會文化群體所共享;同時，某一特定論證功能即使為不同社會文化群體所認可，但也并不一定具有同等的價值和意義。比如，在西方文化傳統中，論證歷來都被認定為一種共同解決爭議或獲取知識的合作;但在東方文化傳統中，它則更多被理解為一種通過對峙和爭論來改變和壓制對方觀點的手段。論證的作用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對于論證在其社會生活中的價值和重要性的基本認識和評判。盡管論證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社會互動形式，但在不同社會文化傳統中，對于其基本社會職能的定位、以及與之相應的價值評定，卻會形成不盡相同的基本看法。如尼斯貝特等人就提出，西方文化傳統非常強調論證對于人們合理參與公共生活的重要作用，并將之確立為公民政治參與和公共決策的基本方式。與之相反，中國社會文化中更為重視傳統的傳承與權威的維系，并強調社會與人際之間的和平與協調，所以，論證長期以來(并且尤其在私人生活領域中)都不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社會作用①。
論證動機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成員主動實施論證行為和參與論證活動的意愿、內在驅動力及其強度。論證態度則指個體基于其看待論證行為或活動的不同方式，所形成的價值評判、情感狀態和行為傾向。對于自然、社會、群體和個人之間關系的不同理解，以及對于社會、家庭和人際關系的不同價值追求，無疑都將制約著不同社會文化群體成員看待論證行為和活動的方式，并造成他們在社會生活中選擇參與或回避論證的不同心理特征和動機強度。文化心理學研究就揭示出:由于論證中涉及主體之間在觀點上的直接沖突，這與東方文化在人際關系上所崇尚的“和諧”價值相對立，因而，日本人通常認定論證導致情感的傷害和人際關系的破壞，從而會常常主動選擇回避論證，以避免尖銳的對峙和沖突②。
(二)論證的思維模式與說理方式
心理學和社會科學研究表明，面對不同生態環境和社會情境，人類群體會形成不同的認知習慣，進而，人類的高級認知能力和思考方式，實際上也受制于其社會文化背景。縱使應對相同問題，不同社會文化群體也會形成不同的思維方式和認知策略。與此相應，論證行為和活動同樣涉及參與者的理性思考與認知能力，因而也會展現出社會文化因素所導致的差異。具體來看，這些差異將進一步體現在論證中信息的接收與處理方式、證據/理由的認知與權重、推理模式與論證型式偏好、以及論證的建構與表達方式等方面。
信息的接收與處理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依其自身的認知習慣，以特定的方式對其所面對的信息資料所進行的收集、整理、傳遞和應用。不同社會文化傳統影響著其群體成員的信息接收和處理方式，這進而決定著其成員個體在參與論證活動時分析、組織和運用相關信息的不同方式和能力，也使得他們在建構論證時所用及的信息在種類和數量上都呈現差異。從信息的整理和分類方式來看，有研究表明亞洲人擅長借助“主題關聯”(thematicrelationships)，而美國人則更依賴于“范疇關系”(categoryrelation-ships)③。同樣，對于不同類型的信息而言，不同社會文化群體也表現出在關注程度、解釋方式和處理能力上的差異。比如，亞洲人更易于關注對象所置身的背景信息，而西方人則通常會更直接地關注對象本身的信息④;當一個對象被置于一個新背景中時，日本人對該對象信息的接收、處理和判斷速度就明顯慢于美國人⑤。
證據/理由的認知與權重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對于能夠在論證中充當論說依據、具有支持力的素材所做出的基本理解、認定和分類，以及依據特定標準和方式對其證明力和價值所進行的劃分與排序。基于不同的社會實踐形態，不同社會文化群體會形成差異的合理性觀念和價值規范體系。而對于合理性、正當性和可靠性等規范概念的基本認識，決定著論證主體理解與回答“何種素材，基于何種緣由，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改變主體的認知狀態、或者足以奠定某種可接受性”這一問題的特定方式。因此，針對同一論題，不同社會文化群體所認可、選擇和運用的證據與理由，可能會在形態和類型上都存在差異。同時，對于相同類型的證據與理由，不同社會文化群體也會對其支持力的權重和價值形成不盡相同的認識①。
推理模式與論證型式偏好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在論證實踐當中對于某些特定推論方式和論證模式的特殊信任和習慣運用。認知科學和人類學研究表明，不同的生存環境、生活形態和社會結構，會形成人類群體不同的思維結構、認知策略和模式偏好。同時，不同的主導思想形態和歷史文化傳統，也會對其群體成員慣常運用的思考方法和論說方式形成制約。這些都將進一步導致不同社會文化群體在推理模式與論證型式上的不同偏好。比如，通常認為亞洲人習慣于運用“辯證式推理方式”(dialecticalrea-soning)，而西方人則偏好使用“形式邏輯推理方式”(logicalreasoning)②。同樣，邏輯史研究也表明，與西方演繹邏輯傳統不同，中國文化傳統中的主導論證型式是“推類”或“類比”③。
論證的建構與表達方式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在建構和表述論證時，所使用的內容組織策略和語言表達方式。在建構論證過程中，不同社會文化群體基于對證據和理由權重的不同理解，會在理由類型、強度和數量的選擇與組織上都展現出不同的方式和策略。而在表達論證時，不同社會文化的語言系統則會影響其群體成員表述論證內容的語言手段和方式。同時，不同社會文化傳統中對于言語交際規范的不同理解，也會對該群體成員的論證表達方式形成約束。簡言之，論證主體在進行論述時是著重凸顯理由的強度還是數量，在轉引理據時是偏重直接援引還是加工重述，在展開論述時傾向于回旋婉轉還是直入主題，在表明觀點時是更為直接、明確還是較為間接、隱晦，諸如此類的差異實際上將都對應著不同的社會文化影響④。
(三)論證的接收與評價
作為人際交流的一種特定實踐形式，論證不僅涉及主體自身的認知、建構和表達維度，而且還涉及主體之間的互動過程，展現著主體間性維度。更明確而言，它還關聯到其他主體對于論證內容和效果的分析、解釋、理解與接受，以及由此所導致的態度、情感或行為改變。同樣，由于社會文化傳統中社會關系、交際模式和倫理觀念的特定影響，這一互動過程中也會呈現出論證接收和評價的差異方式，并尤其表現在論證的恰當性、論證的強度、論證的生效性以及論證的規則等四個方面。
論證的恰當性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對于適合實施論證行為或展開論證活動的情形和條件的基本認知，簡言之，即群體成員對于“可以在什么情形下，針對什么對象，以何種方式來進行論證”的基本看法。在不同社會文化傳統中，論證的主題和范圍、時機與場合會受其社會規范所限制，從而使得適合于、或者被允許進行論證的內容議題和可能條件不盡相同;論證的對象、以及與之相應的論證方式也會受社會關系和倫理觀念的制約，從而使得論證得以發生的情境和可以接受的展開方式都存在差異。更實質而言，某些社會文化規范還會在特定情境中超越論證活動本身的內在規范，而這些規范本身也同樣體現著社會文化差異。比如，西方文化傳統所推崇的“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就與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師道尊嚴”具有不同旨趣，進而，兩者對于師生之間的論證互動就會產生差異影響。同樣，中國傳統文化的“孝道”會以特定的方式約束著中國人群體中晚輩與長輩之間的論證行為，而不同社會文化群體的“禮貌”要求也影響著其群體成員在公開或正式場合中論證互動的恰當方式。
論證的強度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對于論證中理據具有的支持力所做出的基本評判和所用到的規范標準。不同社會文化傳統中的合理性觀念，會影響到其群體成員對于理據之相關性與充分性的基本理解，進而，導致他們對論證品質(其邏輯性和優劣性)的不同認識和差異判定，以及對謬誤的不同認定與分類。基于對論證情境、議題和目標的特定理解，不同社會文化群體會形成關于論證強度的不同要求，這特別體現在論證中所包含的理由類型、數量和質量等方面。例如，研究表明亞洲人偏重論證中理由的數量，他們易于認定更多理由具有相關性，有時甚至還能容忍證據之間存在沖突;而美國人則注重理由的質量，在其論證中通常僅提供少量的(甚至單一的)、但卻較為清晰和無爭議的理由①。
論證的生效性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對于論證行為或活動在實踐情境中是否實現其目標和功能的基本認知及其判別標準。相比而言，論證的強度是論證中理據所對應的內部規范性，論證的生效性則是論證在其表達與互動中所對應的外部實效性。在諸多社會文化傳統中，這兩者之間既顯示出明確的現實分歧，也展現著特定的動態互動。事實上，不同社會文化群體對于論證恰當性的理解，將影響其成員對于論證行為及其方式的意義把握，進而制約著他們對論證行為實際效果的判定。同時，主體對于論證實際發生情境的基本理解，對于該論證互動的即時目的與語境因素的特定解讀，都將影響到他對于論證實際生效與否的分析和評判。質言之，論證的生效性更多依賴于主體對于論證實踐具體情境的實時解讀，而這受制于該主體對于社會關系體系和人際互動模式的基本認知，因而也會呈現出社會文化影響。
論證的規則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在進行論證活動時其言語行為互動所遵循的調控性規則(regula-tiverules)。不同社會文化傳統對于交往模式及其社會互動規范的差異理解，制約著該群體論證實踐的特定展開方式，也影響到保證其論證活動能夠有序和合理進行的調控性規則。對于處在特定論證情境中的主體而言，這些調控性規則明確規定了他在具體的論證進程和特定的互動環節上，能夠被允許(或需要被禁止)采用的行為方式和回應方式。實質而言，正是論證的規則確保了論證活動的有序進行，以及其展開進程和最終結果的合理性。不同社會文化群體在論證實踐上的不同形態，實際上所展現的正是具有社會文化差異的論證規則體系。
四、論證研究的社會文化維度拓展
作為一種根植于社會文化背景中的實踐活動，論證既體現著跨文化的理論特性，也展現出在基本形態、行為方式和互動模式等諸多方面的社會文化差異。全面揭示論證實踐中的社會文化特性，并合理闡明它們在論證行為和活動中的呈現方式和作用機制，無疑將深化和拓展當代論證研究的論域，并且，還有助于我們進一步探討不同社會文化群體的邏輯與認知差異，以及跨文化交流(尤其是論證協商)的可能機制。前文對于論證實踐中社會文化差異體現的具體分析，建構了探討論證中社會文化因素及其影響的基本理論框架，同時，也為我們拓展當代論證研究的社會文化維度提供了一個較為系統和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視角。實質而言，這一初步理論框架既整合了文化與認知領域的相關研究發現，又結合當代論證研究成果，發展了諸多具有可觀察性和可檢驗性的理論假設①。以之為基礎，社會文化維度的論證研究可以進一步從如下三個進路來展開:
第一，語言學、尤其是語言與文化關系研究進路。論證活動依賴于語言手段和言語行為，不同語言的詞匯、語法、表達技巧、文體風格和語言用法，其背后都滲透著社會文化因素的重要影響。發掘、分析與比較不同語言系統中與論證相關聯的語詞形態、語篇特征和表達方式，是闡發論證實踐中社會文化影響的一個有效途徑。比如，中文指稱論證活動的語詞既具有多樣性，又呈現出特殊而精微的區分(如論、說、爭、議、辯、爭論、論辯、說理等詞)，其中無疑體現著中國社會文化群體對于論證的基本認知、性質概括和形態劃分。同樣，與論證相關的諸多中文諺語、俗語等(如“理不辯不明”、“君子動口，小人動手”等)，也都展現著中國社會文化群體對于論證形態、功能和態度的特定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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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體驗文學性的方式變得多樣化
當代社會的信息傳播速度較快，在體驗文學性的過程中可以通過多種媒介，互動性體驗、多向交流體驗或雙向交流體驗已經成為主要的趨勢。再加上信息交流方式的多樣化也使體驗文學性的方式變得非經典化、大眾化及個體化，因此文學性可以得到多種體驗。在當代文學中，網絡文學是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網絡文學逐漸深入人心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相對于其他形式的文學而言，網絡文學體驗逐漸拉近了文學性與閱讀性之間的距離，并進一步解開了文學性神秘的面紗，使文學性逐漸成為文學藝術自由精神的一種體現及文學藝術生命活力的象征。另一方面，文學消費與文學市場的不斷延伸也逐漸將文學性的東西轉變為一種享受性明顯的載體，這就可能造成傳統式文學性中的精英意識、經典意識被逐漸削弱。當精英意識與經典意識被削弱時，就會對文學性知識的重構帶來許多難題。為了避免傳統觀念中的文學性意識被不斷弱化，則需要高度警惕當代中國文學中娛樂性文學觀念不斷蔓延的趨勢，以避免因體驗文學性的方式變得多樣化而造成文學性變為娛樂性，并由此阻止文學徹底淪為一種社會需要的商品，保證文學具有一定的審美性、情感性及符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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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文學的獨立標準，確立新文學的真正經典
就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國當代文學之所以顯示出衰退的一面是因為沒有將文本規范建立在正確的位置方面。文本規范之所以未能很好的建立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政治和文化的研究、政治和文化標準代替侵占了文學的陣營。要想從根本上使得文學研究能夠發揚光大，一定要重新認識文學的標準的是文學，并不是政治和經濟，也不是文化。文學不是某一物質也不是某一產品，文學是一種精神上的產品，文學可以從內心深處為人們帶來精神上的滿足。對于文學他有著自身的韻味和內涵。為了在現代建立新文學的獨立標準，建立新文學的真正經典，僅有從文學本身出發才可以對文學有一個明確的定位標準，才能夠確立具有持久性的文學標準和文學經典。
2、新的視野和研究方法
在傳統的文學作品要求當中，很多文學評論和文學標準都是一些較為陳舊的，不具有代表性，它們的內在淵源是比較單一的蘇俄文學和傳統的現實主義理論。這些文化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這種局限性和片面性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很多人對文學的評論，也影響著文本研究的深度和準確度。所以文本研究在今天看來是需要有創新意識的，不能夠永遠的將自己的視野范圍停留在傳統的文學文本研究當中，對于一些“中心思想”“語言風格“”結構方式”等簡單的結構分析要學會適當的改革和創新，要站在更高的角度和層次上觀望和考察文本藝術，并探索其理論和實踐。
3、文本細讀與現當代文學的整體研究
提起文本細讀，似乎大多數人都感覺到了疏遠的感覺，因為文本閱讀已經被人們漸漸的遺忘，其主要原因是學術界的一些人們對文本細讀保持著冷漠的態度。面對于這種不被重視的學術研究，很少有人愿意去刊登和品位細讀型論文，現代是一個對文學有著偏見的社會，好的作品未必會得到大眾的歡迎，而恰恰相反，對于一些沒有文化水平和內涵的作品可能會被炒作起來。有一些研究生會做一些文本細讀方面的論文，但是很多情況都由于選題范圍過小而被否決。在這個社會當中我們更希望細讀式的文本研究可以在未來占據一席之地，我國現代面臨的文學問題是一項老問題，也是一個認為造成的問題，到目前為止都沒有得到良好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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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學生閱讀的興趣不重阻礙了現當代文學課程的健康發展根據調查，學生不讀原著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學習時間緊，也可能是忙于聽課、考試和修學分，更或者是活動和拿證等。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學生對閱讀原著的興趣不高。進入高職高專院校選修中文專業的學生大部分是被調劑的，沒得選擇。平時除了上課，學生將時間都分配給了其他的事情，為此閱讀原著的時間基本沒有，目前不讀原著已經成為中文專業學生的通病。因為不閱讀作品，教師講的再神采飛揚，學生對文本陌生，很難激發學生的聽課興趣。不閱讀文學作品成為阻礙現當代文學健康發展的障礙。
1.4商品大潮影響下現當代文學課程的吸引力逐漸弱化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現當代文學的吸引力在逐漸的被弱化，日漸枯萎和暗淡。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現當代文學由最初的“輝煌”開始出現“下坡”的趨勢呢？原因可以從下面幾方面分析：第一建國之后的文學隨著政治的時起時落命運一度大起大落，因為建國之后文學與政治十分的緊密，為此時而受到人們的關注，時而淪為“階下囚”，發展時起時落。隨著時間的推移，文學開始從與政治的關系冷淡下來，但是又受到了商品經濟大潮的影響，在功利化的環境下不斷的“邊緣化”和世俗化。隨著寫出的文學作品日益的充滿金錢和欲望，讀者逐漸的對現當代的文學失去了信心。甚至有的讀者會說“現代文學就是垃圾”，對現當代的文學作品無疑充滿了嘲諷和無奈。第二現當代文學與古代文學和外國文學相比本身發展的時間就較晚，學科內涵與學養積累等存在著不足之處，在受到環境的沖擊之下顯得更加的“落魄”。
1.5傳統的期末考試的課程評價方式導致學生死記硬背傳統的高職高專院校對課程的評價方式采用期末考試一錘定音的方式，主要采用閉卷考試的形式，為此大多數的學生都是考前死記硬背，考完之后全部忘光。實際上這種傳統的考試評價方式僅僅考查了學生的基礎性的知識理解，不利于培養學生的表達能力和創新能力。
2新時期高職高專的現當代文學教學優化策略
2.1精選教學內容高職高專院校擴招以前，現當代文學教學的課時時間較多，但是隨著進入21世紀，社會發展對應用型人才的需求逐漸的增多，高職高專院校對現當代文學的課時進行了較大的調整，課時大約縮減了一半。為此在有限的課時之內，教師就應該精選教學內容，對教學內容進行調整。調整教學內容最主要的就是處理好文學史與作品選之間的關系。針對當代的大學教育多樣化的特點，應該有選擇的進行課程教學的實踐探索。比如高職高專院校可以根據高校的具體情況進行選擇，可以是以基礎性的以史帶論，代表性的作家導讀為主；研究性的強調學術性與史實的結合。進入21世紀，高職高專的人才培養目標已經發生了轉變，主要培養應用型人才而非研究型人才。為此現當代文學的教學應該以作品為基礎，側重于文本的閱讀。通過精選重要作家的作品，引導學生閱讀，能夠有效的提高學生的分析鑒賞能力和寫作的基本技能，為將來的就業打下堅實的基礎。
2.2改革教學模式和方法現代的教育理論中注重培養學生不斷學習的能力，從而使學生獲得自身可持續性發展的途徑和方法。但是傳統的現當代文學教學中依然是以教師的講授為主，學生處于很被動的局面。學生對教師有很強的依賴性，缺少主動閱讀作品的動力和勤于思考、質疑以及創新的習慣和能力。但是并不能因為這樣就完全的摒棄掉傳統的講授法，因為學生只有具備了一定的知識儲備，才能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為此要轉變傳統的教學模式和方法，采用教師講授和學生查閱資料和討論的教學方法。教師先講史學部分，然后為學生設定問題，讓學生查閱資料，最后再進入討論環節。教師在整個的環節中起著引導的作用，加上調動了學生動手和思考的能力，有利于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
2.3重視文本閱讀的教學當前很大的一批學生很少閱讀文本，不閱讀已經成為制約現當代文學健康發展的重要障礙。為此針對學生不閱讀的情況，教師可以為學生提供一些閱讀作品的方法。可以精讀也可以泛讀，具體的步驟分為下面三個：第一是直觀文本，能夠對作品的整體蘊含的情感有一個大至了解；第二是觀看影像資料，在直觀文本的基礎之上輔以影像資料，能夠對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和形象等有更為深刻的理解；第三是查看相關的文獻或者是教材，能夠讓學生對作品有更為全面的了解和理解。
2.4營造富有特色的校園文化，影響學生的價值取向學生的成長是離不開文化背景的，這種文化背景投射到每一個具體的人身上其實就是一種價值取向。進入21世紀，現當代文學發展受到商品大潮的沖擊，作品逐漸的功利化。而作為培養人才的高校，為了避免使學生受到不良的風氣和錯誤觀點的影響，應該構建一種能夠體現人文關懷、尊重科學和追求自由的校園文化氛圍，使校園內的廣大學生能夠接受這種文化的熏陶，養成良好的思維習慣和形成正確的價值取向。為此教師在開始第一堂課時就應該將該門課程的性質和正確的學習方法闡明，促使學生端正學習態度，重拾對現當代文學的興趣和信心。
2.5改革課程評價體系針對傳統的課程教學評價體系以期末考試為主，不利于培養學生的表達能力和創新能力的缺陷，新時期對現當代文學課程的評價方式側重于將基礎性知識和培養發展能力相結合。在評價方式中閉卷考試依然是必要的手段，可以考察學生對知識的吸收情況。但是考試的成績只占到學生整體評價的一部分，將學生的課堂發言和討論以及寫作等也納入到課程的考核中。另外教師對學生的上課筆記要進行定期的檢查和點評，落實到年終的考核項目中。以上這些考核方式的融入，不僅能夠提高學生的表達能力和創新能力，而且有利于激發學生對現當代文學的興趣，提升自己的綜合素質。這種綜合性的評價方式相比較于單一的評價方式，能夠更加全面和客觀的考察學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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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現代書籍的設計
受到的影響使得中國書籍形態脫離了傳統形態的約束，在設計中更能體現一種整體性。從傳統的書籍裝幀到現階段的書籍設計體現了設計過程中思維模式的轉變。書籍設計打破了書籍裝幀堆疊裝訂的形式，在設計中對書本內容和書中的元素進行了結合，使其形成一種較為和諧的空間。現代書籍的設計主要是由設計人員通過對書籍內容進行閱讀，然后在設計中突出主題，對設計進行知性的理解和認識的過程。在設計中，通過對各種數據精心的計算和把握，有條理的構建整個書籍的框架。綜上所述，現代書籍的設計內容相當廣泛，無論是外在造型還是文字信息都能體現書籍整體的設計。
2、傳統書籍裝幀設計的思維分析
傳統書籍的裝幀設計中不但能夠體現人類精神的內涵，還體現了精神的外在表現形式。物質文化的發展是一個具有階梯性的過程，這個階段在發展的過程中也能夠體現一定的連續性。新文化通常是在舊文化的基礎上誕生發展的，由于文化的不斷融合和分離，在分合之中呈現一種螺旋式上升的趨勢和特點，通過不斷的沉淀形成了五千年的中國傳統文化。書籍作為五千年文化的源泉，體現的是一種中國傳統知識的浩瀚和中國人偉大的思想。從傳統的詩集到現代的散文，無不顯示書籍的豐富內涵。書籍裝幀隨著現代思維的不斷發展而發展，書籍裝幀的形式逐漸多樣化。傳統文學中，對書籍的裝幀注重書籍本身的內涵，除了在裝幀中體現書籍內容的可視化，將所有書籍內容使用可視化符號表示出來之外，還對書籍的外在美觀度相當重視。除此之外，設計人員還會將書籍中抽象的內容使用具體的圖像表示出來，這樣跟能夠吸引讀者的注意力。書籍本身在創作中遵循可讀性的原則，在設計中也具有一定的商業性質。傳統的設計思維也不是守舊思維，而是書籍表面的圖形和色彩帶有一定的古代文學、文化的氣息，傳統和現代的不同之處只是在于設計者本身對書籍的藝術加工程度的不同，而書籍的功能沒有根本性的變化。
3、“反傳統”書籍裝幀設計的思維分析
“反傳統”思維是現代思維模式的一種體現，它不受各種常規的約束，能夠突破傳統的思維設置和限制，具有一定的冒險精神和不可預知性。反傳統的思維模式往往運用在行為藝術和概念藝術之中。由于受到深厚的傳統文化的影響使得反傳統思維一定程度上受到定型思維的偏向性較為嚴重。在傳統思維的影響下，書籍裝幀不會使得書籍本身的功能有所改變，其含義的變化也相對較小，隨著現代書籍發展的影響，書籍設計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變化，設計手段更加繁榮，與此同時，書籍設計中也出現一些較多的流派，使得設計中各種藝術思維相互融合，相互競爭。除此之外，在書籍的設計中還出現了各種奇怪的設計和思維模式，使得書籍設計更加體現一種反傳統的韻味。反傳統思維的出現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社會的進步，更能顯示出人類思維的跨越和信息時代的思維變遷。在這樣的發展中，設計成為新型思維模式的代言。在反傳統潮流的推動下，最具有代表性的書籍是的《析世鑒—天書》，他的書籍體現的是一種符號化的偽文字，相對來說已經失去交流甚至是閱讀的功能，雖然具備了書籍的外表，但是卻拒絕讀者進入書籍深層的領悟，實際意義上體現的是一部嚴肅認真的、不可釋讀的藝術作品。
4、傳統書籍裝幀和反傳統設計的辯證統一
傳統書籍的裝幀和反傳統書籍的設計本質上體現的是矛盾的統一體，將這種辯證關系置于文學書籍的裝幀設計中更加具有概念化的內涵，有時甚至是超越了概念化本身，成為了精神內涵的抽象化產物。傳統因素不能將其單純的理解為過往經驗的疊加亦或是相對陳舊保守的思維，反傳統因素也不能將其簡單的看作是對傳統書籍裝幀的，叛逆的思維。一些學者甚至認為反傳統書籍的設計就是將傳統的裝幀設計推向一個非理性的書籍設計階段，其實不然，只有傳統書籍的裝幀和反傳統設計相互辯證存在，才能為書籍設計和發展開拓新的方向和途徑，才能鍛煉讀者的跳躍性思維模式，促進他們在學習吸收文化知識的同時活躍思維，方便思考和創新。反傳統思維的出現使得書成為了一種閱讀的符號，他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閱讀工具，只是成為藝術家表達感情的符號產品，完全打破了傳統的思維模式，更加體現了傳統和反傳統的辯證關系，傳統和反傳統的思想既是辯證的關系又是相互統一的關系，他們辯證統一的關系體現的是書籍本身概念化的詮釋。傳統和反傳統也是矛盾的統一體，主要是這種概念化的思維被現代思維進行了深層次的解釋。最具有傳統和反傳統過渡代表性的是現代文學書籍。相對于傳統書籍而言，反傳統書籍的出現從內容和書籍設計的形式上完全背叛了傳統書籍的設計，更加體現了書籍設計上的進步和發展。隨著反傳統思維的背叛，使得書籍設計的空間維度不斷擴大，主要具有表現性的是概念書籍的裝幀設計，由于概念書籍的形式相對怪異，給讀者的視覺帶來一定的沖擊，將人類的審美觀念進一步強化，更深層次的體現了人類思維的進步。隨著書籍設計的不斷發展，不論是激情澎湃的可詮釋性傳統書籍，還是具有概念化符號的反傳統書籍，他們都是作為矛盾的統一體相互支撐和發展，傳統思維逐漸轉向反傳統思維，在相互對立的過程中使得人們的審美意識發生了深層的改變。不斷對人們的生活和發展進行影響，不斷教育人們，使得人們的境界不斷的得到提升。
篇7
當下的大學生培養，一方面要注重于專業知識的提升，另一方面則是要加強人文涵養的培育。專業知識及技能是大學生立足于社會的資本，而卻不是其學習的終極目標，大學教育應以培養具深厚人文素養的人才為目標，即培養大學生的文氣。古人常言，“氣”需要養，而養大學生的“文氣”，則需要文學作品的熏陶與教育。文氣的培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語言文學的長久浸潤。現當代文學具有貼近大學生實際生活的優勢，是對當下社會生活的觀照，利用現當代文學培養大學生的文氣，勢必將具重要作用。
1.現當代文學能增長大學生的才識，提高他們的文學修養。大學生文氣的體現，首先表現在文學素養方面，一個滿嘴臟話的人必是文氣不足之人。現當代文學以其豐富的知識內容和人文內涵，培養了大學生的書卷氣質，使他們能出口成章，滿腹才華。文學修養的提高能促進文化素養的提升，使大學生在文學創作、思想水平、語言能力等方面都得到發展，同時還能培養大學生的思維能力和理解能力，促進其他科目的學習。
2.現當代文學能提升大學生的氣質。所謂“腹有詩書氣自華”，說的便是飽讀詩書，學有所成，才華橫溢之人。人的氣質的培養需要知識的涵養，特別是文學的熏陶。現當代文學以其簡明易懂、明白曉暢的語言使大學生能更方便地進行閱讀，提高閱讀效率，在增長知識的同時，吸納作品的文氣，增強對生活的理解和感悟，從而提升氣質，培養大學生成為儒雅、得體、智慧之人。
3.現當代文學能培養大學生的人文情懷，提高其對社會道德的認識，增強其社會責任感和公民意識。文學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大學生應吸納文學作品的精華，豐富自己的思想，提高對社會的認識。現當代文學作品中富含多樣而生動的人文主題，書寫了現當代人的人性、思想和個性追求，表達了對社會苦難、民主平等、自由博愛、積極進取等內容的關注，同時，作品中還刻畫了許多生動的人物形象，或高尚，或勇敢，或堅毅，或狡詐，或軟弱，或虛偽……不論是作品中的思想主題還是人物形象，都將引發大學生對人性的思考，對真理的追尋，對社會生活的反思，激發他們內心深處的正能量，提高其人文情懷，促使其成為一個關心國家和社會的人。
4.現當代文學能助力于培養大學生的審美能力和語言表達能力。文學的審美與其他學科相比，更富大眾化，其影響也更深、更廣。而現當代文學則體現了當下社會的審美情趣，與大學生的生活體驗同步，更能引起他們的情感共鳴和認知感悟。經典的現當代文學作品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情節跌宕起伏，內容豐富飽滿，語言生動凝練，主旨含義深刻，有助于培養大學生的文學感受，使其獲得審美體驗，陶冶情操，鍛煉創造力，豐富想象力，促使其追求美好、和諧之事物，提升他們的精神層面。同時，現當代文學通俗易懂的語言，作家獨特的表達風格，既能提高大學生的審美能力，也能提升其語言表達能力，豐富其用語詞匯，提升個人魅力。
三、利用現當代文學培養大學生文氣的方法
從古至今，人們充分認識到了文學之于人的價值，文學在培養人的學識、啟迪人的智慧、陶冶人的情操、豐富人的情感、規范人的德行等方面皆具重要作用。文學作品以及作家本身，都是很好的教育資源。可以說，文學是培養人的利器，更是培養大學生文氣的法寶。現當代文學與現今社會有著密切聯系，是對社會生活和人的精神的反映，其所負載的思想和文化信息均能成為大學生的精神食糧，滋養大學生的文氣，洗滌他們的身心。
1.閱讀現當代文學經典著作，吸取文學精華。經典是人們在長期反復大量閱讀鑒賞之后挑選出來的文學名著，具有很高的文學水準和藝術表現力，其思想深度必能引起人們心靈的觸動，使人有所啟迪，有所感悟。文學經典，體現了社會的精神風貌、價值取向、審美意識和道德理念，以生動的形象、豐富的情感感染讀者，弘揚人性的真善美。讀沈從文的小說能使人感受人性之淳樸，閱余秋雨的散文能使人體會歷史之厚重，誦徐志摩的詩歌能使人品味真、善、美之純凈……閱讀經典，并使大學生讀懂經典，深刻感受經典中的人文情懷、思想魅力、審美情趣，對于提升大學生的品味和個人修為大有助益。大量經典作品的閱讀，能潛移默化地培養大學生的表達能力和詩書氣質，豐富其心靈，滋養其精神，提高其語言表達和文學鑒賞能力，使其順暢地直抒胸臆、下筆成文，成為文氣味十足的天之驕子。
2.舉辦現當代文學欣賞讀書會，增強大學生的文學交流，深化對作品的理解與認識。文學觀照著社會現實，大學生在作品閱讀中往往會有著不同的感悟，其思想和情感體驗也將不同。通過讀書會，大學生可增強閱讀體驗的交流，探討作品中的主旨和深刻內涵，加深對作品的認識。在這樣的交流中，大學生的文學素養將得到提升，在思維方式獲得拓展之余，情感體驗也將更為豐富。讀書會既是對讀書心得的交流，也是大學生情感的交流，更是對知識的交流。文學的對話，藝術的交流，對于提升大學生的審美情趣、開闊視野、加強人文情懷都十分有益。讓大學生沉浸在文學的熏染下，能促進其文氣的提升。
3.編演作品，親歷人物，感受作品的深層魅力。文學作品，特別是小說和戲劇，往往通過典型人物形象體現作品的主旨和深刻內涵。因此，編演現當代文學中的經典作品或作品中的經典段落，能加深大學生對作品的理解。大學生可組建成小的表演團隊，挑選出喜歡的作品，并在自己的理解上對作品進行加工再創造，進而進入角色體驗。例如，可將戲劇作品中的經典橋段進行表演再現，實踐體驗劇本中人物的真實情感，深刻理解作品。這種體驗式的文本閱讀，能提升大學生的審美感知，助益于大學生文氣的培養。
篇8
隨著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網絡的發展可謂日新月異，網絡時代已悄悄地向人類走來，它正以立方級的速度逐漸滲透到人類生存的每一個角落。而青少年是網絡社會的主體，是網絡信息時代的弄潮兒，正因為如此，隨之出現的青少年網絡問題理應引起社會各界的密切關注和高度重視。
由于網絡的超時空性、虛擬性和無規范性的特點，網絡對青少年的學習方式、交流手段和生活習慣等方面產生了巨大影響，青少年將面臨非主流意識形態文化的滲透和潛在影響的威脅，患“網絡心理障礙”和高科技犯罪的危險程度增大。如網絡黑客、網絡婚戀、網絡誘騙的網絡倫理問題日益突出，這些網絡問題已經成為社會的一公害。目前，青少年的網絡倫理非常淡薄，據《揚子晚報》報道，最近一項在上海部分中學做的調查顯示，四成多學生崇拜黑客，三成學生有當黑客的念頭。而據《北京青年報》日前報道，新疆烏魯木齊警方日前偵破一起電腦黑客非法侵入攻擊政府網站案件，犯罪嫌疑人竟是一名年僅17歲的在校學生。青少年問題研究者呼吁家長和學校，更是呼吁社會，關注青少年網絡倫理，加強網德教育刻不容緩。
二
網絡給青少年提供了一個相當自由的空間，能盡情地翱翔于網絡天地成為眾多上網沖浪者登陸理由。我們應該發現，人在互聯網上交流方式繁多，有OICQ聊天、E-MAIL交流、BBS版面活動以及網絡游戲等。人在互聯網上的交流確實很特別，有文字記載以來，甚至自史前時期人們所積累下來的人際交往規則，在這里很多已不能適應，比如說在網上說：“你是王小二嗎？”回答者曰：“Y”。那個“Y”是E文的同意、首肯，還是罵人的方言，我們不得而知。還有諸如像表示再見的“886”，表達愛情的“521”，在加上許多網絡上新定義的情緒符號代碼。因為網絡語言是易歧意的，電腦上的語言是數字、符號、文字的溶合體，所以需要你有如求證哥德巴赫猜想還難以求出正解的耐心，去領會其中ID猜想正解。所有這些，無非是滿足人的與生俱來的好奇——這是人性中最難以說清它是優是劣的特征。
網絡交流中的這種語義不確定性，便產生另一相關弊端，即交流主體的不明確，就很容易產生網絡倫理問題。因為青少年有著很強的獵奇心理，他們渴望接觸更多的人，體驗各種新奇的感覺，而在有規律的家庭生活中，在制度化的學校里很難有機會來滿足這樣的心理需求。而在這虛擬的網絡空間里，青少年的自主選擇性達到了最大化。網絡創造了虛擬的時空，它讓主體產生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環境，它利用計算機的高速處理數據能力，及時地跟蹤處理在主體感覺器官上的輸入與輸出的信息，網絡中感覺性的互動性方式打開人們認識他人的新視窗。
但是，網絡交往中由于交流信息的部分缺失，人與人之間缺少了可識別身份的“社會情景暗示”，人們只能從計算機屏幕上閃現的文本去判斷他人，因為缺少了必要的交流信息，人與人相互所留下的印象也是不完整、不真實的。缺少這種非語言行為暗示，信息的發出者很難通過信息表達某種情緒，交流者享受更多的自由卻較少得知對方準確的個性定位。有這樣一個事例，一名剛剛過十六歲的女中學生，在網上結識了他自稱20歲的一名網上情人，在現實中見面，才發現此“情人”是已過40歲的中年婦女。
網絡上的交往確實有積極的一面，網絡的博大擴展了青少年人際交流范圍，加速了信息的滾動式傳播，但由于網絡的超時空性和虛擬性，加之青少年好奇心強和自我辨識控制能力不強的自身特點，很容易走向消極的負面。隨之產生了交往中的倫理道德問題。如當前社會出現的網絡婚戀問題，這種網絡的虛擬婚姻正對青少年的家庭模式傳統觀念造成沖擊，正像著名心理學者黃劍在《“網絡婚戀”的是與非》一文中指出：網絡婚戀是一種通過互聯網傳遞電子信號來交流雙方感情的婚戀方式，這種與傳統婚戀觀念完全不同的新問題，它所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后果和法律問題，足以引起人們對此的理性思考。
三
青少年容易產生網絡倫理問題，這和青少年的心理特點有著密切的聯系。由于青少年認知能力和自我統一能力還不強，主觀自控能力較為薄弱，容易受外界因素干擾，加之現代社會，人們的生活節奏加快和學習壓力增大，然而許多青少年當遇到個人心理問題，不愿同親朋好友傾訴，更不愿與陌生人面對面談。那么，網絡的出現給他們提供了便利場所，正由于網絡的匿名性、平等性、虛擬性等特點。在網絡當中，能使人對自己的知覺結果產生新的認識，對自己很容易產生新的價值觀定位，從而有的人會把匿藏在內心深處，在現實中不敢顯露的，如偷窺探隱欲、兇殘好斗、喜惡作劇等不良嗜好表露在無人監督的網絡里。在網絡這個虛擬空間里，給居心不良的人提供了一塊很好的“作案場所”，也因此隨之產生了大量有悖于網絡道德的案件。
網絡交往的巨大魅力去吸引了越來越多的青少年，廣闊的空間使他們不再受繁瑣的條條框框限制，不再擔心是被動地接受者，不再擔心自己的觀點孤立，他們可以暢所欲言，最佳化地表現自己。但網絡交往畢竟不是現實生活中的交往，如果陷入其中，就會產生負面效應。美國匹茲堡大學心理學家金伯利·楊格調查結果顯示，青少年網絡心理的主要特征為：開始先感受上網的無窮樂趣，通過上網逃避現實，下網后煩躁不安，為享受上網的樂趣而不惜支付巨額的上網費用。有的寧可荒廢學業，也要與網絡為伍。他們安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做自己想做的事，幾乎沒有克制與約束，處于失控狀態。這種心理遷移到現實中來會帶來他們對現實生活的適應不良。
網絡上有著各不相同的虛擬情境，當這些情境與現實發生重疊時，青少年會感到無所適從。美國心理學家埃里克森（Erikson）認為，12—20歲的青少年面臨的沖突是“同一性（Identity）與角色混亂（RoleConfusion）”的矛盾。當網絡屏蔽了青少年與現實生活的聯系時，他們會以為“網絡之鏡”中的他們就是真實的生活，從而迷失了方向，造成了青少年角色認同的混亂，不能理性地行使現實生活中的角色。
大體上網絡心理障礙往往分為兩種：互聯網成癮綜合癥和網絡雙重人格。具體表現為上網時間失控，沉湎于游戲，依賴虛擬現實并由此忽視了現實的存在，或是對現實生活不再滿足，常常導致離開了網絡以后，現實生活中的身份喪失，出現角色混亂，人格等偏差。他們在網絡中的表現與其現實中的表現有很大的反差，甚至判若兩人。幾年前的超級電腦病毒CIH，曾導致了幾十萬架電腦即時癱瘓，給電腦用戶造成了數十億美元的經濟損失，而制造這種可怕病毒的竟是一名平時表現良好、文質彬彬的臺灣大學生。眾多心理學者認為：網絡在縮小人與人之間的空間距離的同時，無情地拉遠了人與人之間的心理距離，并引發了許多心理危機。
四
網絡確實是一個非常自由的空間，人類的文明在這個空間里不斷地向前推進。然而，伴隨而來的一個副產品，就是網絡的無序性，網絡倫理問題也日益突出。網絡犯罪的危險性和破壞性在增大，網絡的負面影響還對青少年的思想和行為方式、道德意識、人生觀和價值觀造成前所未有的巨大沖擊。盡管我們面臨了種種困難，面對網絡時代出現的倫理問題，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彷徨失措，更不能坐以待斃，我們所要做的是采用積極主動的應對措施，去關注青少年在網絡犯罪，去保護青少年不受網絡犯罪的侵害。我覺得目前可以從以下五點去做：第一、加強青少年網絡建設，辦好主流網站，占領網上思想的教育陣地，在網絡上發掘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為青少年一代健康成長提供豐富的精神食糧；第二、轉變傳統的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模式，適應網絡時代青少年社會化的特點，現代教學模式要和網絡接軌，比如開辦網絡學校，開設網絡課堂等，雖然目前也出現了這種模式教育，但無論是從規模和數量，還是質量上看我們都還有很長地路要走；第三、開展青少年“網德”教育，建立網絡誠信體系，引導青少年的網絡行為，以及規范的網絡倫理，加強青少年組織建設，消除虛擬組織對現實組織的消極沖擊；第四、我認為最關鍵的一步，還是要推動網絡立法工作，規范網絡秩序，對青少年進入網絡社會進行法律保護和有效地預防青少年網絡犯罪。有學者還提出建立青少年心理在線咨詢，通過網絡上的BBS、IRC、Netmeeting、OuttlookExpressE-mail等系統對客戶實時或準時實地地提供心理指導、支持，進而達到增進用戶心理健康、促進用戶心理發展的過程。目前，在線心理咨詢已在知識普及、情感疏導、職業發展、心理測量、青年成長、危機干預、學習指導等方面發揮著較大的作用。
值得欣慰的是，目前國內外社會已開始關注這一問題，采取了一系列應對措施，如法國政府去年出臺“校園網絡規范”，規定學生如果以電子郵件散布誹謗、猥褻、騷擾、病毒等訊息，將會被取消使用帳號及校規處分，甚至可能要走上法庭。美國政府已成立了網絡警察，并成功地破獲了多宗網上案件，有效地打擊了網絡黑客的囂張氣焰；據《北京青年報》報道，我們國家出臺的《全國青少年網絡文明公約》宣傳活動已正式啟動。該公約促使青少年與家長建立協議，其中包括每天上網時間，不瀏覽不良信息，不隨意約會網友，不沉溺虛擬時空等，家長主動為青少年安裝防火墻軟件讓年輕一代健康上網。
只有針對性地解決問題，及時地開展新時期下面臨的新生網絡倫理問題研究，尋找出一條行之有效的途徑，并且勇于把理倫探討后的成果應用到實踐操作中去，只有這樣才可能為青少年提供一個安全良好的網絡環境。
五
網絡時代或者說是高科技時代從嚴就不承諾給人類一個新的伊甸園，相反，它一再告誡人們，無數的新問題將隨之而誕生，就像古希臘神話的潘多拉魔盒一樣。網絡犯罪已經成為了困擾人類生活的一大危害，而網絡倫理出納入了人類道德規范的一大范疇里。網絡是現代生活中的一把雙刃劍，人類必須好好地利用它，用法律手段和道德規范去約束它，去維護它。只有這樣，網絡才有可能發揮其最大功利，造福于全人類，從而推動人類文明健康有序的向前發展。
同時青少年是網絡時代的主力軍，是未來網絡文明的締造者，更是人類未來的主宰者，而處理好網絡倫理問題是利用網絡時代造福于人類的關鍵，因此關注青少年網絡倫理問題，就是關注全人類的未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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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二、強化考核，獎罰分明，確保信貸檔案管理有效開展
篇10
當代陶瓷雕塑藝術的發展，其主要表現就是在表現語言上的創新發展和豐富多樣。陶瓷雕塑藝術自身的特點就很多，這就為多樣化的創作手法提供了條件，使得藝術家們能夠接受時展和大眾審美需求的變化發展對陶瓷藝術創作提出的新要求，從而實現陶瓷表現語言的多樣化。（1）基于傳統的寫意表現手法。中國畫式的表現手法強調藝術品的“神”而輕“形”，這種中國畫式的寫意表現手法多見于中國傳統繪畫。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陶瓷雕塑在表現手法上也深受中國繪畫影響，寫意式的表現手法始終是我國陶瓷雕塑藝術主要的表現語言。這是當代陶瓷雕塑藝術在表現手法上對我國傳統文化精華的汲取和繼承，從陶瓷雕塑的肌理、造型到審美，陶瓷雕塑藝術都強調著作品的“意境”，這使得雕塑作品更加富有內涵和深厚的藝術魅力，中國畫式的寫意表現手法，始終在我國當代陶瓷雕塑的表現語言中占據著主導地位。（2）超寫實主義表現語言在當代陶瓷雕塑藝術中的發展。超寫實主義在我國陶瓷雕塑藝術中的興起和發展，是我國陶瓷藝術對世界先進藝術形式的借鑒和從時代中發展創新的結果。超寫實主義的表現手法，強調作品的逼真、客觀和寫實，它在陶瓷雕塑藝術中不斷擴展，從釉色的使用到彩繪中的應用，寫實主義成為當代陶瓷雕塑藝術的主要表現語言之一并不斷發展著。超寫實主義的表現手法，豐富了當代陶瓷雕塑的藝術語言，同時也在提高陶瓷藝術性方面發揮著積極的作用。
3在傳承經典與時代創新中不斷進步的陶瓷藝術之表現語言
陶瓷雕塑藝術的表現，在傳統藝術語言與時代潮流的碰撞摩擦中，產生了更多富于創造性和多樣性的表現語言，而傳統精華與時代創新始終是我國當代陶瓷藝術發展的兩大推動力。（1）汲取傳統藝術的精華，奠定當代陶瓷雕塑藝術發展的基礎。深厚的華夏土地上孕育了豐富的陶瓷藝術和文明，先人們在陶瓷雕塑技藝中的探索和經驗，是我國陶瓷雕塑藝術發展到今天仍然值得借鑒的寶貴財富，也是當代陶瓷雕塑藝術發展創新的基礎。陶瓷雕塑藝術中的表現語言發展到今天，是取傳統技藝之精華而不斷充實自身的結果，而要實現陶瓷藝術的更新發展，需要堅持對傳統藝術的篩選和吸取，也只有以傳統為根基，才能夠建立穩固的現代陶瓷藝術發展體系。（2）創新是當代陶瓷雕塑藝術發展的不竭動力。由于時代的進步，大眾對于雕塑的審美也發生著持續的變化，陶瓷雕塑盡管是傳統文化的產物，但若不與時代要求結合，只會成為單一乏味的藝術形式而被世人遺忘于歷史的角落。另一方面，缺乏更新發展的觀念，也使得大量粗制濫造的所謂藝術品出現在大眾眼前，這大大降低了當代陶瓷雕塑的藝術水準。創新是當代陶瓷雕塑藝術發展的不竭動力之源，從制作工藝到裝飾手法，時代的發展產生了許多新的表現語言，若對這些優秀的藝術語言置之不理，將是藝術發展的重大損失。敢于創新、不斷增強創新能力，是當代陶瓷雕塑藝術不斷豐富、發展的途徑。
篇11
一、詮釋紙媒材
紙媒材是藝術家從事以紙為媒介的藝術品創作。紙媒材在當代造型藝術方面可分為三類：平面造型（二維）、立體表現造型（三維）、空間塑造造型（多維）。平面造型有裱糊、拼貼、折疊、染色等。制作平面作品的肌理，可以在制作紙漿的過程中加入一些粗糙的纖維，如茶、稻草、干花瓣、植物棉纖維打碎后用水混合等，還可以同時加入染色劑，也可以壓成各種變化的紋理，或塑成各種形態的造型。在干燥以后，就可以得到特殊效果的紙張。也可以用它們再進行加工，制作平面或立體的作品。立體表現造型有借助骨架造型，也有直接以紙漿造型，還可以用裱糊的方法造型。空間塑造造型多為裝置藝術或場景藝術。不僅要追求紙材質、形式的美感，而且還要享受場景、環境空間所帶來的活力；不僅把眼光放在傳統的紙材質與技藝上，同時還追求時尚與流行。藝術家把光與影也利用到空間造型中去，追求作品與環境的高度統一，并構成一個整體，達到多元化價值的體現，打破單一學科觀念，樹立交叉文化理念，追求多元化材料。
二、紙媒材的藝術表現
在當代藝術中，紙材對于一些藝術家來說是他們一生創作中的主要媒材。艾婕音(JANEINGRAMALLEN)、滕菲、施慧，這三位藝術家都有以紙或紙漿為材料的作品。同樣是以紙或紙漿為媒材的作品造型上卻有著豐富的變化。
艾婕音女士為知名的美國裝置藝術家和紙媒材藝術創作家,她擅長結合紙與多媒材進行裝置與公共藝術,她常以手工紙塑造出大型、臨時性藝術作品，置放于公共空間。她于2004年獲傳爾布萊特研究獎助金來臺灣駐地創作，期間她采取各地制作手工紙與天然素材（特色植物木玫瑰、香茅、油桐花、蘆竹和黃金青楓等素材）為創作的材料，經過烹煮制成紙漿作手工紙，并與當地的藝術家、學生、老師、民眾等集體創作，塑造出臺灣造型地圖。艾婕音利用采集當地再以當地制作出來的特殊手工紙，為臺灣不同城市塑造它們特殊的“在地地圖”造型。
滕菲，1990—1995年就讀于柏林藝術大學（HochschuleDerKuensteBerlin）材料造型藝術專業艾德曼（BErdmann）教授工作室，獲碩士學位。1995年起任教于中央美院設計學院。她的作品利用每類材料的視覺與觸覺特征，以及材料之間的對比要素，來表達某種程度的造型效果。獨特的個人視角和經驗對材料特質作敏感的感悟和復雜的情感體驗，利用直覺去體味材料充滿生命意味的個性，并通過設計綜合地加以表現，是滕菲紙材料作品的突出特點。給滕菲的作品做出確切的定義似乎是很難的事情。因為她的作品既不是“書”（傳統意義上的），也不是“紙”（傳統概念上的），用“裝置藝術”來套似乎也顯得生硬，因為這不過是利用原始材料——廢紙不斷地加工、操制、改造、利用而設計出來的可以看作是二維或三維的紙材料造型作品。作品《玫瑰魂》在展廳微暖的燈光照射下，令人倍感一種“生”之澄明。然而有意味的是，滕菲在這種純屬空間造型的語言中，同時加入了時間——概念，她讓每朵玫瑰花從布展的鮮活一直呈現到閉展的枯萎：使生死流轉、鮮枯變滅的內在意蘊滲透到觀者的心——讓你由詩意的情緒一下子升華到哲理的體悟中去。材料上除了羊毛、棉花、馬毛以外，滕菲還特別愛使用花瓣、各種質地的紙、樹枝、塑料管特別是蠟。滕菲所使用的材料、制作的手段，也大大地超越了以往，從而使材料豐富生動的表現性、質感肌理的藝術語言成為當代藝術中十分重要的造型要素。今天的中國美術學院，已是當今國內在造型藝術領域中，學科最完備、規模最齊整的綜合型美術學院之一。施慧教授就是中國美術學院雕塑系第五工作室學術主持人，她的作品多為纖維與軟材料造型。藝術家對于材料的特殊的敏感偏好，及在造型上對于線性、網狀構架的情有獨鐘，在她的所有創作中貫穿始終，并以不同的造型將材料的魅力表達得淋漓盡致。由于紙漿材料本身的狀態和特點在造型時必須附著于比它結實的材料和構架才能完成，于是施慧在早期選擇了紙漿材料與木框、棉線、麻繩等同是自然植物纖維的材料的配合成型和表現，作品自然而繁復。如作品《結》《纏》《柱》《框》等。后來的裝置作品《遺忘的假山》《無題》是其重要的代表作。《遺忘的假山》以紙漿、鐵絲網、噴膠等材料造型，樹起一座高達3米的假山石，希望喚起人們遺忘的“對自然家居和傳統理想的悠遠感情”。《無題》材料是鍍鋅鐵絲網和紙漿，形象仍然是“結”。鍍鋅鐵絲網在從材質性能上和視覺上都輕松地塑造了尺寸巨大的立柱狀的“結”造型，紙漿借助鍍鋅鐵絲網造出“網紗”的感覺。此時作為造型的“結”，已從早期作品中的密密麻麻、繁復地向外纏繞與擴張，簡化到近乎極簡，并松弛隨意地纏繞，洗練而又充滿自信。
三、紙媒材造型藝術的無限空間
紙這個媒材很輕、很平凡，然而形式卻極為多變，可以打破重塑或進行多元結合，它具有平面操作、立體收效的特性，將想象的世界從二維空間立體為多維世界。筆者在用紙漿進行《家》系列裝置作品創作時，紙漿的易流動變形的不可控制性，使我在制作造型時曾經感到困惑。在反反復復的試驗與探索過程中,發現正是由于它的不可控制性，反而使自己在創作時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從而引發出更多的創意造型，并在實驗與探索過程中不斷拓展。紙媒材藝術創作有著無限的可能性是自己切身的體會。由此，它可能演變出的各種造型藝術形式也會有著無限的空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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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艾婕音(JaneIngramAllen)雕塑/裝置藝術家[EB/OL].
篇12
1.教師形象的概念
形象是指能引起人的思想或情感活動的具體形狀或姿態。不同的研究者根據自己的研究需要和研究視角對"教師形象"進行界定，這些概念涵蓋了以下方面內容：第一，教師形象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其具有歷史性和文化差別；第二，教師的職業形象是教師形象的核心內容；第三，教師形象是對教師個體特質和群體特質的表征，體現為社會公眾對教師角色的印象，并且，教師形象通過教師個人和群體的內在特質及行為方式的外化與社會公眾對教師行為的評價、期望和規范二者相互作用形成。
教師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職業，具有鮮明的社會形象，這個形象是其氣質、品格、學識等方面的綜合表現。教師形象是在一定時期和一定環境下，社會公眾對教師的外觀形象和內在素質的印象、看法、認識的綜合體現。
2.教師形象的構成要素
眾多學者都不同程度地分析了教師形象的構成要素。殷堯認為教師形象包括外顯層面-體態形象，智能層面-職業形象，個性層面-人格形象三個層面，其中外顯層面由端莊的儀表、良好的教態、健康的體魄構成，智能層面由廣博的科學知識、較強的教育能力構成，個性層面由高尚的道德、強烈的師表意識、完善的人格構成。張德山指出教師形象包涵著視覺、理念、行為三大識別要素。張燁認為教師形象主要包括教師的理念特征、行為特征、個性特征和成果特征四個有機組成部分。張小光也認為教師形象包括三層，分別是表層形象、中層形象和深層形象，表層形象由儀表、談吐、舉止構成，中層形象由知識（專業知識、文化基礎知識和教育科學知識）、能力、行為構成，深層形象由心理、觀念、情操構成。
3.語文教師形象的具體內涵
3.1 外顯形象
3.1.1 語言形象。語言是一種藝術，它是教學過程中最重要、最常用，然而又最難用好的一種工具，它用聲音再現人的思想和智慧。 "語一言是師生靈魂碰撞的媒介，是文化傳遞的橋梁。教育的存在和發展離不開語言。"在課堂活動中，教師借助的主要工具就是語言。我們可以將教師的課堂語言大體分為審美的語言、引導的語言、評價的語言和維序的語言。語文教師的語言自然要做到生動形象、循循善誘、節奏鮮明、飽含激情。
3.1.2 非語言形象
（1）服飾語言。服飾指人們的穿著打扮，是重要的非語言手段之一。服飾包括服裝、鞋帽、發型、化妝等等。因為服飾是附著于人體而顯示其意義的，所以我們說服飾是人體語言之一。
（2）目光語言。眼睛是心靈的窗戶，是最富有表現力的身體語言。教師的眼神是共鳴、微笑，是精神面貌的反映。因此，眼神成為最基本卻又是最高級的教育力。所謂"眉目傳情"、"畫龍點睛"正說明了目光的表現力。
（3）面部表情語言。面部占人體表面面積不足八分之一，但卻可以作出人體所發出的80%以上的表情，是肢體語言的"稠密區"。
（4）手勢和身姿語言。
一個合格的語文教師，必須具備得體大方的儀表。特別是女教師，端莊優雅的教姿教態，是每個女教師需要具備的。
3.2 內隱形象
3.2.1 教師信念。信念是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精神支柱，是從事一切活動的激勵力量。教師信念：指教師對有關教與學現象的某種理論、觀點和見解的判斷，它是長期積累的一種教育價值觀系統并指導著教師個人的行為。
3.2.2 敬業精神和人格魅力。所謂高度的敬業精神，就是從熱愛教育事業、熱愛學生這種強烈的情感出發，對事業全身心的投入，工作一心一意，勤奮進取，想方設法地做好、完成好。這種敬業精神對服務于現代學校中不斷面臨新情況、新變化的教師來說，是十分必要的。人格是指人的性格、氣質、能力等特征的總和，也指個人的道德品質和人的能作為權力、義務的主體的資格。而人格魅力則指一個人在性格、氣質、能力、道德品質等方面具有的很能吸引人的力量。烏申斯基說："教師的人格是教育事業的一切，是任何東西都不能代替的照亮學生心靈的陽光。"
3.3 教師專業素質。教師的教育理念、教師的知識結構和教師的能力結構三方面構成了教師專業素質的核心。
不僅如此，語文教師還需要具備獨特的、創新的而又不失科學性的教風教法。高中生迫于高考壓力，對語文學習的重視普遍較低，更別談對文學的熱愛。讓學生能體會到文本的美、感知到文學的美的所在，成了很重要的一點。教師對教材文本嫻熟的把握，能夠讓學生體會到課文的美之所在，激發學生學習語文的興趣，甚至讓他們產生在課外閱讀文學經典的欲望。而科學的、創新的課堂教學活動設計，比如有可行性的自主合作探究的課堂等，能鍛煉學生對文本美的把握能力，讓他們不僅愛上文學，同時能夠具備獨立正確把握文本的能力，并形成自己的獨立閱讀觀點。
作為一個教師，還需要時刻具備一顆熱愛學生的心。愛學生需要三個詞：友好，保護和表揚。正確地處理師生關系，用友好的笑容面對他們，一個平易近人的老師才更容易打開學生大的心扉，獲得學生的喜愛和尊敬。保護，則是要保護他們對文學作品的獨特閱讀體驗，不要用自己主觀的看法或是教參上條條框框的分析束縛了學生自由閱讀文學的心。表揚，就是要多看到學生的優點，每個同學身上都有閃光點，特別是后進的學生，更加需要老師表揚的呵護，在教學中，表揚的力量不可小覷。
參考文獻
[1] 史曉蓉.語文教科書中的教師形象研究，陜西師范大學碩士論文
[2] 肖秀華.小學語文教師課堂形象及其教學效能研究，南京師范大學碩士論文
篇13
（二）民間文化中保留著大量原始成分
討論民間藝術，不能不談原始藝術。民間藝術的源頭與母體，無疑是原始藝術，直到現在，很多偏遠地區相對閉塞的少數民族中，具有他們民族特色的民間藝術仍保持著較濃的本民族原始藝術風貌。從人類出現早期包含了強烈生存欲望而由現實生活方式中產生的原始裝飾藝術，自身具有頑強的歷史時代特征，從產物上來說是名副其實的原生狀態民間裝飾藝術，同時它本身一直延續影響著今天的民間藝術，因此，我們現在依然能夠或隱或現、或淡或濃地看到從原始藝術中承襲著的文化思想、民族情感、審美標準、藝術形式等，甚至還有為數不少的具體圖形和藝術詞匯。這一特點與人類社會發展中其他社會層面發展變化時所表現出來的較為鮮明的斷代性頗有不同。我們現在能夠看到的陜西安塞一帶民間剪紙中將大塊平面紙張刻剪成線條后形成的蛙形象與新石器時代彩繪陶器上所描繪的蛙形象在造型方面非常近似；還有陜西民間刺繡如“雙魚連生貴子圖”的圖制與在半坡出土的新石器時代彩繪陶器上所繪“雙魚生人圖”也有著顯而易見的沿襲特征。他們都是原始藝術中出現的富有象征意味的圖示和詞匯。在民間藝術中，我們可以鮮明地感受到原始藝術。
二、民間藝術對當代繪畫的影響
在美術史中，各個民族的傳統藝術元素都或多或少地被傳承了下來，并且很多被運用到了當代藝術創作當中，以下就是說明國內外民間藝術對當代繪畫的一些影響。
（一）西方當代繪畫與傳統文化的關系
當代繪畫與民間藝術相融合出現新的表現形式，無論是當代繪畫還是民間藝術都得到了新的升華。在當代西方社會充斥著各種非理性思潮、革新思潮、反叛工業文明及現代主義思潮、頹廢與虛無的思潮、反抗資本主義體制的思潮、懷舊即傳統回歸的思潮，這些新舊思想相互碰撞、相互融合，構成了當代藝術五光十色、令人眼花繚亂的拼版圖，成為當代或后現代西方文化藝術新的重要繪畫藝術創作思想。其中傳統回歸也是其特點之一，對現代主義的反思和批判使很多人重新認識傳統文化。文丘里是視覺藝術領域早期突出的代表之一，認為建筑師應當是“保持傳統的專家”。他提出了“對藝術家來說，創新可能就意味著到舊的或現存的東西中挑挑揀揀”的大膽觀點。文丘里以非理性的態度堅持和繼承性地應用傳統，他提出在當代保持傳統的做法應該是“利用傳統和適當引進新的部件組成獨特的總體”和“通過非傳統的方法組合傳統部件”。在文丘里、霍萊因、斯特林等后現代主義建筑師的作品中，出自古希臘、古羅馬、文藝復興等歷史時期的建筑部件和符號被大量挪用，并且進行了顛倒、轉換、異變等方式的重新構合，利用這些傳統元素融合新的技術使其產生了新的意義。具象回歸是20世紀60、70年代以后西方架上繪畫藝術創作的重要傾向之一，其保持和挪用傳統的方式同建筑藝術極為相似。在此風格的創作中，傳統的民間藝術元素被有機地分割成不同符號化的元素并分別加以應用，進行重新打破再組合和造型上的異化，而非學院式的忠實復制和虔誠模仿。在當代西方藝術特別是繪畫藝術的創作中,“挪用”現象極為多樣化，有的被襯托表現氣氛，有的被用以強調精神或文化的聯系，還有的則單純只是一種形或思想的“戲似”。對于很多現代西方藝術家而言，在作品中引用傳統元素，是審美觀念趣味的輪回，也是在創作中試圖尋找新的藝術語言和出路的一種方式。如高更、馬蒂斯、魯奧等人都是突出代表。高更早期的作品中雖然表現出追求形式的簡化和色彩的裝飾效果，但并未擺脫印象派的表現手法。之后畫家多次前往法國布列塔尼的古老村莊繪畫寫生，對當地的自然風情、民間版畫多有涉獵，之后又對東方繪畫的風格感興趣，逐漸摒棄了之前繪畫中的寫實表現法。高更的藝術思想總是向往著遠方，喜愛具有不同民族風格和異國情調的藝術特色，他提出繪畫藝術應拋棄古典文化和現代文明沖突產生的矛盾阻礙，回到最簡單、最原始的基本生活方式，因此他在作品中抱著極大的生活熱情真誠地描繪土著民族人物形象及他們的生活狀態。《神日》是高更的代表作，作品用線條和強烈的色塊組成，具有濃厚的主觀色彩和裝飾效果，整幅畫面簡潔、色彩強烈、活潑鮮明、富有想象力。在中國的當代藝術發展過程中，我國的繪畫也將西方先進的藝術思想同中國傳統民間藝術相結合，創作出了新的藝術風格。
（二）我國當代繪畫運用民間文化元素
優秀的傳統文化是維系一個民族的生命線，我國的當代繪畫應當對民間文化元素進行有效的利用。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個圓渾的整體，例如在歷經多個時代的古城陜西，無論是目前科考已出土的周、秦、漢、唐文物，還是民間保留的風土民俗、服飾剪紙、戲曲民歌等。中國的民間藝術更富有東方高層次的藝術品質。在我國的傳統民間裝飾圖案中，有許多恒久不變的常用主題，并越來越具有相應的世界認知度，如中國的吉祥圖案龍、鳳、牡丹、麒麟、鯉魚、蓮花、福字等，這些具有相同主題和意義的圖案雖然會隨著每個歷史朝代的更替具有形象的變化，但是具有鮮明中國民族特色的表現形式及造型沒有較大差異，這些具有傳統民族特點的圖案紋樣越來越多地被運用在繪畫中，逐步形成了中國當代的藝術特點。對民間文化藝術重新認識、全面認識、并廣泛重視，是在20世紀80年代。西方現代文化藝術與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的撞擊，使中國藝術從“現代藝術熱”轉向對傳統文化反思后的“尋根熱”，激發了人們對民間文化的空前熱情。不少美術家吸收民間藝術元素，使自己的作品風格為之一變，更加具有原始味、民間味，并不斷有思想獨特、形式新穎的作品出現，創造出了新的藝術風格，同時出現了一批優秀的藝術家。顧黎明就是當代中國新藝術風格的代表畫家之一。他以中國傳統民間藝術結構的造型符號為作品構成基礎，以中國民間廣泛且多遠的藝術詞匯為作品母體，在深入進行文化思考前提的同時，對中國民間藝術的造型符號進行文化的創造性解構，開辟了中國油畫后現代主義意識探索的新思路。在作品的造型上畫家采用審美造型，參考民間傳統造型中的創作形象，汲取中國意象造型的特征，追求似與不似之間的精確刻度把握。色彩觀念方面則大膽地將當代因素、時代特征帶入民間傳統繪畫色調，以富有文化感、歷史感的情緒表達畫面中每塊色彩的情感傾向性，以期改變以往繪畫中一旦借鑒傳統中國民間年畫風格即在畫面中大量使用紅、綠、黃、藍等直接色和強對比色組合的簡單化的表達。他創作的《門神—線版•色版》系列的文化感塑造得極為深刻。畫家從山東楊家埠木版年畫的刻印制作過程中，由民間年畫的意象表現認識民間藝術的文化內涵，從而感悟中國民間藝術工藝操作的文化內涵，領悟中國民間藝術在本質上是以操作、實用過程獲取審美滿足感的人文藝術。畫面中傳達出的高冷藝術與民間畫工制作的矛盾交融，透露出歷史感、文化感的灰色與民間藝術艷麗色彩的互補，使畫面表現出富有極強思想性的藝術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