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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7年下半年起，美國開始爆發次貸危機。繼2008年3月美國第五大投資銀行——貝爾斯登因瀕臨破產被摩根大通收購之后，2008年10月初，美國政府宣布接管房地美和房利美兩大住房抵押貸款機構。2008年10月中旬，美國第三大投資銀行美林證券被美國銀行收購，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公司破產，美國的保險巨頭——美國國際集團向美聯儲尋求短期融資支持。至此，在美國資本市場前五大投資銀行當中，僅有高盛和摩根斯坦利兩家公司幸存下來，且也搖搖欲墜。美國出現的金融動蕩和經濟危機，給世界經濟增長投下了濃重的陰影，引發了全球經濟全面衰退。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把這次危機稱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卡恩也認為，世界正面臨罕見的“全球金融危機”。由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已經波及實體經濟和人們的生活，并向世界擴散，將不可避免地對全球經濟產生深遠影響，從而也不可避免地影響到我國的出口貿易。
二、美國金融危機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
中美兩國是交往甚密的貿易伙伴國，近年來，中美兩國間貿易發展迅速，發展勢頭良好。目前，中國是美國的第一大進口來源國和第三大出口對象國。作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品市場，美國市場在我國的出口市場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由美國次貸危機演變而來的金融危機已經使得美國經濟衰退，引起了美國消費疲軟，消費的抑制不可避免要影響到我國對美的出口，從而影響我國整體的出口貿易情況。
1.美國金融危機使得我國出口增長趨緩。我國是一個對外依存度較大的國家，對美國出口和對美國經濟的依賴較大。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出口貿易和對美出口貿易的依存程度都有所提高，其中出口依存度每年高于20％，對美出口貿易的依存度（2001－2007年）七年平均為6.72％，已經逐步形成對美國市場的依賴。
次貸危機發生后，美國國民財富大幅縮水，信用規模急劇收縮，使得美國居民消費支出減少。而美國個人消費是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這樣由次貸危機演變而成的金融危機導致美國經濟減速，產出和需求下降，由此引起的私人消費、公司開支以及產出的下降導致美國從包括中國在內的國外市場進口的消費品、資本貨物、農礦產品以及其他原材料減少。金融危機還影響人們對未來經濟增長前景的預期，從而減少當前消費。據測算，美國經濟增長率每下降1％，中國對美出口就會下降5％～6％。目前美國消費者對就業市場以及薪酬的預期都比較悲觀，而信貸緊縮和就業市場的惡化使美國消費者對經濟前景感到擔憂。據2008年3月25日美國經濟咨詢商會報告顯示，2008年3月份美國消費者信心繼續下降，從2008年2月份的76.4降低至64.5，遠低于市場預期的73.3，是2003年3月以來最低水平；預計未來就業機會減少的人數，由28％增至29％；而消費者對于收入水平的預測，同樣并不樂觀，認為收入會增長的人數，從18％下降到14.9％。而我國對美國出口的主要是消費品，美國政府的一些數據已經表明，美國消費者在購買必需品方面已經緊縮開支。消費和進口需求的下降，必然導致對我國產品需求增長速度放慢。據海關統計，2008年1－11月，我國對美出口2330.9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9.6％，增速回落了5.6個百分點，低于同期我國出口總體增速9.7個百分點。
以上是美國金融危機對我國出口貿易的直接影響。如果考慮到美國金融危機對世界其他國家經濟增長的影響，那么，我國出口貿易面臨的形勢更加嚴峻。
2.美國金融危機使得國外加大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力度。金融危機已經導致美國經濟增長趨緩，失業率上升。在美國經濟復蘇乏力和美國貿易逆差高居不下的情況下，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將更加頻繁。雖然美國一直倡導自由貿易，但當其利益受損時，往往就會違反自由貿易的規則，以“公平貿易”代替“自由貿易”。這樣各種名義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將紛紛出籠。同時金融危機使得美國經濟放緩，導致美國“需求內部化”的微觀要求不斷增強，這也使得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可能持續抬頭，對中國設立更多的貿易壁壘，這一切便構成我國食品、機電產品、紡織品和服裝以及玩具鞋類對美出口的障礙。比如，前一段時間，美國不斷炒作我國玩具、牙膏、水產品、輪胎、寵物食品等產品的安全問題，限制對我國有關產品的進口，嚴重損害我國產品的國際聲譽和相關出口企業的利益。在對待我國輸出的紡織品上，為了移植金融危機帶來的壓力，美國除了壓價之外，還通過抬高技術測試標準等非價格手段極力將市場風險轉嫁給我國紡織出口企業，如故意提高產品測試標準，有些標準明顯超出我國企業能力范圍，從而制造出大量“不合格”產品，客戶先“勉強”接受，一旦日后因產品品質問題而滯銷、退貨，就將全部責任推給我國出口企業，這種技術性軟條款，給我國紡織業帶來巨大的壓力和訂單風險。
這些便是美國加大貿易保護主義力度的很好的例證。另外，美參眾兩院還相繼出臺針對我國匯率問題的議案，要求美國政府對通過“匯率失調”而獲取對美國大量貿易順差的國家進行制裁。因此，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美國對華貿易壁壘有進一步政治化的趨勢，對華經貿政策將更趨強硬。除了美國加大貿易保護主義力度以外，其他國家也因為美國金融危機導致的經濟不穩，為轉移國內經濟和輿論的壓力，也利用我國出口的個別產品的安全問題大做文章，借此打壓中國的商品出口。
這些都顯示，美國金融危機的蔓延已經讓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針對我國商品的貿易壁壘或會層出不窮。在美國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我國的外貿出口會遭遇到更多的艱險。3.美國金融危機降低了我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金融危機使得美國經濟增長乏力，為應對金融危機造成的負面影響，美國政府采取了寬松的貨幣政策和弱勢美元的匯率政策，這樣，美聯儲不斷降低利率，美元不斷走軟。美聯儲的降息政策導致人民幣和美元利率出現倒掛，使得人民幣和美元息差進一步拉大，從而導致美元資本持續流入我國市場，進一步加大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從而推動人民幣對美元加快升值。人民幣升值不利于我國商品的出口。由于人民幣升值，我國企業出口的商品按美元計算的價格會上升，這樣便降低了我國商品的出口競爭力，從而導致我國出口的下降。另外，在金融危機下，美元走軟還影響了國際市場上大宗商品的價格，比如原油、鐵礦石等，使得這些商品的價格都出現了大幅度提高，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國一些出口行業的生產成本。為了獲得原先相同的利潤水平，出口企業勢必要提高價格，這樣就減弱了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同時，國際市場上大宗商品價格的提高，也向其他國家包括我國輸出了通貨膨脹，加大了我國國內通脹的壓力，促使我國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這勢必會影響出口企業特別是中小出口企業的融資，從而影響其出口。
三、化解美國金融危機對我國出口貿易影響的對策
面對美國金融危機給我國出口貿易帶來的消極影響，我們應該積極應對，采取一些措施來消除或減輕這種消極影響。
1.優化出口市場結構，積極開拓多元化的海外市場。我國出口市場主要集中于美國等貿易大國，一旦這些國家發生經濟危機，我國的出口都會受到負面影響。因此，我們必須調整出口市場，盡快優化出口市場結構，積極開拓多元化的海外市場，這是目前最主要的辦法，而且，調整的步伐要在穩健中盡量加快。在鞏固原有市場的同時，也要大力開拓新的市場。2008年上半年的數據顯示，我國對美國出口的下降，很大程度上被其他市場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的市場所消化了。
放眼全球，近年來，拉丁美洲、南亞、南非、土耳其等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較快，這些市場擁有巨大商機，進口需求也越來越大，值得我國外貿出口企業更加關注，把這些市場作為自己較好的出口市場加以考慮，適時調整自己的出口市場。因此，要緩解美國金融危機對我國出口造成的壓力，就應該擺脫單一的貿易依賴，考慮更加廣闊的出口渠道。只有通過優化出口市場結構、積極開拓多元化的出口市場來拓寬我國產品的國際市場空間，增加貿易渠道，才能分散我國出口過度集中少數發達國家的風險。
2.降低出口產品的成本，提高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在美國金融危機導致的人民幣升值、原材料漲價、美國需求萎縮等因素共同作用的背景下，外貿出口企業可以把低附加值的訂單進行跨地區轉移，從沿海發達地區轉移到成本更低的中西部地區，以進一步降低成本；還可以把訂單向一些關稅政策優惠的國家轉移，享受與所在國企業同等市場待遇，以獲得資源、勞動力的比較優勢，達到降低成本的目的。另外，出口企業還可以充分利用電子商務平臺，降低貿易成本，從而降低出口產品的成本。在美國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國外買家為了減少一些成本支出，勢必會減少商務旅行和參加展會的數量，進而更依賴電子商務平臺進行采購。這給我國的外貿出口企業提供了一次化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的契機。通過電子商務直接與外商面對面交易，不僅可以減少交易環節、降低貿易成本，還增加了拼單的勝率。
3.提高出口產品的質量和檔次。我國的出口產品必須圍繞世界市場不斷變化的需求，加速升級換代，緊跟當今世界一些新興產業發展的潮流，力爭在外貿增長途徑上實現新跨越和新突破，徹底擺脫資源、技術的束縛，使產品結構往中高檔方向調整，堅持不懈地推動企業加大創新和研發的投入與力度，由產業鏈中利潤最低的加工環節向高端發展，向設計、研發、品牌、服務、營銷等環節延伸，提高整個行業的技術水平、贏利空間和整體競爭力。
4.繼續加大實施“走出去”戰略的力度。我國應繼續加大實施“走出去”戰略的力度，鼓勵和支持國內企業以多種手段開拓國際市場，不要局限于單純以貿易方式來擴大出口。畢竟單純以貿易方式擴大出口的作用比較有限，并極易引起反傾銷、反補貼等限制措施，增加貿易糾紛。目前，以投資帶動貿易已成為國際貿易發展的趨勢。因此，我們要鼓勵相關企業加快“走出去”的步伐，以到國外投資等多種方式來擴大我國的出口。
綜上所述，面對美國金融危機，我們既要清醒認識到它對我國出口貿易影響的嚴重性,又要進行理性的分析，積極采取對策。把美國金融危機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降到最低程度,促進我國出口貿易穩定、健康、快速的發展。
參考文獻：
1.白明.次貸危機波及我國外貿發展[J].經貿觀察，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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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危機下國際貿易壁壘的新形式
細數金融危機以來，我國所遭遇的貿易壁壘，主要有以下兩種新形式:
(一)主動性反傾銷反補貼壁壘。
實踐中，隨著出口國為了銷售多余產品、擴大出口或爭奪國外市場，在正常貿易過程中將產品以低于其正常價值的出口價格進入國際市場，從而對進口國某一產業的建立和發展造成實質性損害、威脅或阻礙，就會招致進口國反傾銷反補貼措施的懲罰。有鑒于此，為了限制傾銷而采取的反傾銷反補貼措施是合理的，但如果反傾銷反補貼措施的程度超過了其合理范圍或合理程度，就會演變為一種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從而對正常國際貿易形成阻礙。而金融危機以來，隨著國際金融危機對各國賣體經濟的破壞日趨嚴重，為了保護本國工業的發展，世界各國紛紛進一步發展和強化反傾銷手段，使得反傾銷反補貼手段正逐步由傳統單一、被動的對傾銷造成損失所采取的彌補性貿易措施，向主動保護本國脆弱產業不受侵害的保護性貿易措施發展。
(二)隱性綠色壁壘。
綠色壁壘是指國際貿易中進口國為了維護本國工業的經濟利益，憑借自身先進的環保技術，利用國際社會對環保問題的廣泛關注和人們環境意識的日益覺醒，通過刻意提高貿易關稅，如“碳關稅”和非關稅如環境標準、環境技術等手段，阻礙他國產品進人本國市場從而達到保護本國市場的目的。但是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持續發展，為了保護深受金融危機影響的本國制造業，以美國為首的歐美國家紛紛表示計劃征收進口商品的“碳關稅”，迫使發展中國家采納超出其資源償付能力的環保標準，弱化其國際貿易的優勢。可以看出，以“碳關稅”為代表的隱性綠色壁壘已逐漸成為國際貿易壁壘未來發展的主要趨勢。
二、金融危機下我國企業應對國際貿易壁壘的措施
1.規范企業出口行為，防止惡性竟爭
多年來，中國進出口領域經營秩序混亂，專業外貿公司和自營進出口企業各自為戰，為了爭奪出口市場競相削價，造成出口價格一降再降。再加上產品知名度低，在國際市場上價格必然偏低，從而為別國實施貿易救濟提供了借口。因此，出口企業應清醒地認識到混亂無序的價格戰，只會消耗企業自身和行業的競爭力，削弱行業整體的保護力度。為防止惡性競爭，引導外貿企業有序進人國際市場，關鍵在于建立政府、行業組織以及企業三元化的反傾銷機制。中國企業應通過行業組織，加強行業自律，協調本行業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改善企業低價競銷狀況。政府有關部門合理調控，規范出口經營秩序，這樣可以大大降低國外對中國企業反傾銷指控的機率。
2.積極推進市場多元化
中國對主要貿易伙伴出自集中度的上升說明了中國大部分貿易企業還不適應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的需要。為此，貿易企業應制訂制度，培養人才，同時應針對不同地區的市場情況，因地制宜的制訂市場開發戰略和實施計劃，開發美、日、歐以外的市場，提高中國在這些市場的占有率。首先要大力開發有潛力的市場，尤其是東歐市場和拉美市場。開拓這些市場要有艱苦創業的精神，同時，要講究方法，要將出口、進口、援外、對外投資和勞務合作等多種經濟交往形式結合起來，進行綜合性開發。其次要深度開發傳統市場，要從進出口貿易渠道進人這些市場的深層次營銷網絡，不斷開發出新產品和新品種，使出口適銷對路，及時跟上這些市場的需求變化。
3.提高產品技術標準，跨越技術貿易壁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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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服務貿易壁壘的含義及產生原因
(一)金融服務貿易壁壘的含義。關于金融服務貿易壁壘含義一直存在爭議,筆者認為武漢大學碩士研究生崔健在其碩士學位論文(國際金融服務貿易壁壘比較研究――以中國銀行業的國際化為中心)中對金融服務貿易壁壘的定義是比較合理的,即金融服務貿易壁壘是由于非自然原因,一國或地區政府采取的各種與金融服務貿易有關(直接或間接),且對外國金融服務提供者具有非激勵作用的政策措施,包括直接或間接地使外國金融服務生產者或提供者增加生產或銷售成本的政策措施。
(二)金融服務貿易壁壘產生的原因。當前國際金融服務貿易壁壘主要表現在控制境外金融服務商在本國境內設立金融服務機構,或在給予境外金融服務商市場準入權后,對其經營業務進行限制。由于不同國家之間存在著金融服務貿易壁壘,阻礙了金融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影響了各國的經濟利益,只有減少金融服務貿易的障礙,才能實現金融服務貿易的自由化。金融服務貿易壁壘產生的原因主要有:
1、金融業是現代經濟的核心,為金融服務貿易壁壘提供了生存空間。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業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業的安全、穩定是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基本條件,它在經濟發展中發揮著核心指揮的作用,其通過貨幣資金的分配和組合、利率和匯率的調整、金融資產的選擇、信息工具的提供等不斷拓展新的領域,因此金融業的發展狀況直接關系到一國經濟的成敗。金融服務貿易市場的開放不僅關系到金融行業和金融市場自身的發展,而且也關系到一國經濟穩定和發展。因此,世界各國都出于本國經濟利益的考慮,在金融市場開放上都相應采取了謹慎的態度,對金融業的保護也更多地強調了整個國家經濟的安全。實際上,《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中的許多免責和例外條款,可以視為適度維持金融服務貿易壁壘的法律依據,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成員國可以依據經濟發展水平和政策目標,適度維持一定范圍的壁壘,逐步地開放本國市場。目的就是當成員國經濟發展出現困難時,可以采取臨時性、補救性的措施而不受協議的約束。
2、金融服務貿易壁壘的存在有利于增強政府宏觀經濟調控能力。金融服務業的開放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為經濟不穩定因素的爆發提供了機會,這需要金融業在法律的規制下充分發揮其功能,為經濟社會提供貨幣支付機制和構建經濟社會的信用體系,但這些都對金融機構在安全性、流動性與獲利能力之間的適度平衡提出了嚴格要求,因此要盡可能健全、保護貨幣機制與信用關系。通過調整和規范金融業,進一步增強政府宏觀經濟調控能力,特別是加大金融監管力度,因為外資金融機構不僅具有逃避監管的意向和能力,而且它的進入也會加劇國內金融服務業競爭程度,所以各國對外資金融機構的準入都持謹慎態度。
3、金融服務貿易壁壘的存在是國家經濟安全的需要。金融服務貿易壁壘雖然阻礙了國際貿易的發展,但卻能起到貿易保護的作用,并且這種阻礙與保護有的時候是相互交叉的,無法完全區分。對各國來說,經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金融結構或多或少存有差異,比如英美等國家有發達的證券市場,投資銀行(商人銀行)力量很強,所以它們的銀行業與證券業是分開的;歐洲大陸國家的證券市場就相對較為薄弱,所以它們多實行全能銀行制,商業銀行對企業有很大的控制能力。因而,在一些國家發展較快、競爭能力強的金融部門和金融市場,在另一些國家卻可能發展較慢、競爭能力較弱。為了保護這些相對較弱的金融機構免受國外同行的沖擊,各國通常也采取一些壁壘措施。而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由于自身金融業不發達,使其在面對國外金融機構的競爭時,不得不采取大量的壁壘措施,而且這些國家還把資本動員與資金籌集作為其主要目標。在這種情況下,就應對本國的金融服務業加以嚴格的保護與管制。
二、金融服務貿易壁壘對我國的影響
(一)金融服務貿易壁壘對我國的不利方面。金融服務貿易壁壘對我國產品的進出口都產生了一些不利影響,由于各國金融服務貿易壁壘本身存在著差異,導致發達國家金融服務的競爭力沒有得到一定削弱,在我國市場內相對于我國的金融服務同樣具有很強的競爭力。對我國金融服務的出口更是有很大的不利影響,由于發達國家金融服務貿易壁壘相對成熟,有的標準過于嚴格,我國較難適應。我國出口的金融服務應對性不是很強,導致我國的金融服務出口額度相對減少,同時也削弱了我國金融服務的國際競爭力。
(二)金融服務貿易壁壘對我國的有利方面。我國可以借鑒發達國家金融服務貿易壁壘,使我國在WTO/GATT框架下的金融服務貿易壁壘更加成熟,不僅有利于維護我國金融服務的安全及在我國的競爭力,而且有利于提高我國金融服務貿易質量,積極參與國際競爭,從整體上提高我國金融業的實力。
三、針對金融服務貿易壁壘應采取的主要法律對策
(一)進一步完善我國金融法律體系。一國的金融服務法律體系不僅是一國金融服務業開放的集中體現,更是順利實現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實現本國經濟穩定增長的保障。近年來,我國金融立法的框架已經基本建立,但不論從其系統性、協調性,還是開放性方面均與國際金融立法體系存在明顯的差距,一些法律流于形式,得不到有效實施,這不僅不利于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而且還會被他國所利用,所以我們要根據WTO的規則和慣例,并結合具體國情,構建一個內容全面、體系規范的符合國際金融一體化的金融法律體系。主要制定了《對外貿易法》、《公司法》、《商業銀行法》、《證券法》、《保險法》、《外匯法》、《票據法》、《擔保法》、《期貨法》以及《信托法》等相關法律;通過行政法規或部委規章的形式,進一步制定各項具體實施細則;通過司法機關采用司法解釋的方式進行完備補充;在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前提下,廢除和修改與WTO的金融法律規則相沖突的有關國內法律,使我國金融法律制度與WTO的法律制度保持一致,為公平合理的金融服務貿易提供行為依據。
(二)認真研究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的多邊法律體系、主要國家的金融貿易相關法律以及國際金融服務貿易爭端典型案例。只有事先對國際社會及主要貿易國家的有關金融服務貿易的法律法規(主要有GATS、FAS、諒解書、部長決議、巴塞爾協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世界銀行協定、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歐共體相關金融服務貿易協定以及金融交易國際慣例等)加以充分細致的研究分析,求證其合法性與合理性,才能準確預見其行為后果,自覺地運用相關法律來規范在國際金融服務貿易中的行為,并采取相應對策。同時,要做到有選擇、分階段地參加簽署多邊協定,使我國對金融服務貿易的法律法規有個漸進的適應過程。另外,由于GATT/WTO的案例具有判例法的性質,我們要深入研究GATT/WTO的有關金融服務貿易爭端的典型案例,不斷地總結國際金融服務貿易的經驗,避免金融服務貿易爭端的產生和把爭端控制在磋商階段進行解決,維護我國在國際貿易中的合法權益。
(三)加強同其他國家的合作,尤其是同發展中國家的合作以及同貿易伙伴國的合作。由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金融服務貿易問題上仍存在著較大分歧,一些發達國家為了保護本國市場,設置了一道道金融服務貿易壁壘,因此廣大發展中國家應加強合作;我國應憑借自己在世界經濟貿易中的影響,利用各種機會與更多的發展中國家聯合起來,阻止發達國家濫用貿易壁壘。加強國際合作,尤其與貿易伙伴國的合作,一方面有利于打破金融服務貿易壁壘,便于同各國進行交流,讓世界各國了解我國,為我國在各條約中爭取到有利的地位打下基礎;另一方面也能及時了解貿易伙伴國的金融服務貿易法律法規,及時為我國金融服務貿易提供相關信息,為增強我國金融業的國際競爭力提供便利條件。
(四)培育我國金融業競爭力。金融行業包括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信托業、基金業等具體行業,其中銀行業在金融行業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目前,我國對銀行業的監管基本上是實行對國內、國外金融機構統一管理的機制,監管權由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行使,這種情況下必須按照相關法律標準,推進銀行業經營戰略的轉變,在銀行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求平衡、自我發展的經濟主體。在對外資金融機構開放我國金融市場時,應為國內金融機構提供充分的法律保護,逐步提高我國銀行業的國際競爭力。另外,政府還可以根據經濟狀況運用行政手段提升我國銀行業的競爭力,GATS第15條第1款明確指出:“談判應認識到補貼對發展中國家發展計劃的作用,并重視成員方、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成員方在這一領域中所需的靈活性。”所以,這為我國實施補貼提供了法律依據。
(作者單位:1.河北經貿大學;2.河北經濟管理學校)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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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幣國際化的突破口
（一）經常項目下人民幣的自由兌換
人民幣自由兌換是指人民幣持有者可以自由將其兌換成另一種貨幣，政府不對這種兌換做任何限制，包括經常項目下的自由兌換和資本項目下的自由兌換。目前，我國已完成了經常項目下人民幣的自由兌換。
（二）資本項目下人民幣的自由兌換
人民幣國際化必須推動資本賬戶開放，但同時要考慮到資本賬戶開放的風險及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在目前這種情況下，人民幣在資本賬戶下開放的條件已經成熟。
1．抵抗外部危機的能力大大提高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實力、競爭力得到大大提高，這對我國參與經濟金融全球化奠定了良好基礎，而且，我國擁有充足的外匯儲備，這些都使我國抗擊外部沖擊的能力得到提高。
2．以貨幣進行對等資本賬戶開放，不存在外部風險
貨幣進行對等資本賬戶開放的含義是兩國允許對方使用本國貨幣進行結算、投資，雙方銀行可開立、接受對方貨幣的保函、信用證和對外擔保，不必使用第三方貨幣。在國際上，如果允許貨幣在雙方進行貿易結算、投資股票和債券，就可以避免美元的使用，這樣就可以推動本幣國際化，實現資本賬戶開放，而且，又沒有風險。
二、人民幣國際化的新視點
（一）創立離岸金融市場
離岸金融市場，又稱歐洲貨幣市場，使非居民在籌措資金和運用資金方面不受所在國國內的外匯限制和金融法規的約束，從而進行自由交易的一種市場。離岸金融市場的建立可以促進本國金融市場的對外開放，從而提高本國在國際金融市場的競爭力，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一個良好的市場環境，同時間接的推動了人民幣資本項目下的自由兌換。目前，我國建立離岸金融市場的條件已具備：
1．我國有明顯的地理優勢
地域遼闊，資源豐富，海陸空交通便利，融資環境良好，且我國是地處亞太地區的主要經濟大國，是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具有很大潛力。
2．經濟實力增強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開放程度高，在國際金融市場獲得了一席之地，擁有充足的外匯儲備，從而抵抗外部市場沖擊的能力大大增強，降低了遭受風險的可能性。
3．我國金融制度和金融機構不斷深化，國內聚集越來越多的有經驗的金融人才，促使我國國內市場日臻完善
（二）跨境人民幣貿易結算
跨境人民幣貿易結算，簡單的說，就是國內企業與國外企業發生業務時以人民幣結算，而無需采用國際儲備貨幣進行結算。中國順應這次危機的潮流，把握契機，為人民幣國際化走出了重要的一步棋子―實行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
1．以人民幣周邊化推動人民幣區域化
中國首先在東盟鄰國推行人民幣的舉動是很明智的，越南、柬埔寨等國的資本市場都欠發達，無論是美元、歐元還是人民幣，對他們來說都很難對沖貨幣風險，況且在金融危機到來之時美元貶值人民幣升值，同時中國與這些發展中國家的關系向來友好，這就使人民幣在這些周邊國家推廣多了一個籌碼。當前中國經濟態勢運行良好，有充足的外匯儲備，完全可以抵消人民幣尚未完全自由兌換的劣勢。
人民幣周邊化是人民幣區域化的基礎，我們以同心圓的方式擴大人民幣的結算范圍，加強同周邊地區的金融貿易合作，以人民幣周邊化推動人民幣區域化。
2．以人民幣區域化實現人民幣國際化
對中國來說，人民幣區域化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必由之路。首先，中國雖是經濟大國，但還沒有成為像美國那樣的經濟強國，還不能實現一步到位，主觀上要求區域化；其次，加強與區域里的各經濟體之間的合作，可以增強本國經濟實力和競爭力，從而提高在國際市場中的經濟地位和威望，客觀上要求區域化；最后，人民幣可以通過區域化對最終實現國際化進行探究，避免因盲目國際化而遭受外部沖擊。
三、人民幣國際化的途徑選擇
（一）美元式路徑
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取而代之的是信用貨幣制度，美國在國際中強大的經濟實力和政治使其獲得了霸權地位，美元憑借美國這一霸權地位在現代信用貨幣制度中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因此說，美元的國際化是由其經濟基礎所決定的。
（二）歐元式路徑
歐元是一種幾乎與美元相提并論的國際貨幣，歐元是典型的按照由區域化向國際化演進這一過程發展而來的，是當時歐盟在歐共體范圍內發行的一種共同貨幣，之后在國際范圍被普遍接受。
（三）日元式路徑
日元的國際化是相當曲折的，是通過貨幣可兌換的若干階段實現其國際化進程的，是由日本國內的經濟基礎和地域經濟所決定的，大部分新興國家正在按照這一路徑完成其貨幣的國際化。
以上這些國際貨幣的演進過程值得我們借鑒，任何貨幣要成為國際貨幣取決于一國經濟國際化水平程度，虛擬經濟最終還是依賴于實體經濟，脫離經濟國際化而談人民幣國際化是不切實際的。人民幣國際化的道路是漫長的，我們要不斷為其創造各種有利條件，努力縮短這一歷史進程。
參考文獻：
[1]李長江.人民幣邁向國際化的道路.北京:中國物資出版社.1998.
[2]楊素芳.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選擇.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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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東亞貨幣合作的理論分析
“貨幣一體化是指各國在貨幣方面的融合、結合、整合的行為、現象和趨勢。根據區域內各國貨幣合作的程度，可以將貨幣一體化分為三個層次，一是區域內貨幣政策協調;二是區域貨幣聯盟;三是單一貨幣區，又稱最優貨幣區，是區域貨幣合作的最高層次。”“最優貨幣區，具體說來是指由一些彼此間商品、勞動力、資本流動比較靈活，經濟開放程度和金融一體化程度較高，經濟發展水平和通貨膨脹率相近，經濟政策較為容易協調的國家與地區所組成的貨幣區。
最優貨幣區理論最早是由蒙代爾于1961年提出的，其目的是為歐洲貨幣一體化進程提供理論基礎和實踐指導，該理論最初關注的是成立最優貨幣區的標準問題，蒙代爾、麥金農、彼得凱南、伊格拉姆分別提出了確定最優貨幣區的單一標準:生產要素的流動性、經濟開放程度、低級產品的多樣化和國際金融一體化程度。隨著實踐進程的發展，單一標準的理論已不能滿足實踐的需要，于是，后來的經濟學家將該理論作了進一步發展，使該理論的研究重點轉移到參與最優貨幣區的成本和效益分析上。
參與最優貨幣區的成本主要是:各成員國會損失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會喪失巨額的鑄幣稅收人，同時要支付較高的貨幣轉換成本，會使其財政政策不可避免的受到牽連，進而會影響到其國內經濟的平衡性和穩定性。而參與最優貨幣區的效益也是顯而易見的:(一)減少交易成本，降低匯率風險。單一貨幣區建立后，區域內貨幣交易被取消，這將節免貨幣兌換的成本，可以節約大量人力財力，有助于提高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而貨幣交易的取消，“也就從根本上避免了匯率波動對貿易和物價的不利影響及由匯率波動所引發的金融危機，特別是能避免短期國際資本的沖擊，因為單一貨幣會使最優貨幣區內的貨幣規模巨增，將致使投機者無力制造差價實現套利。(二)減少外匯儲備成本，節約外匯儲備。貨幣一體化，可以通過集中各國的外匯儲備和協調成員國彼此間抵消貿易差額來實現區域內外匯儲備的節約。(三)貨幣一體化還可以降低各成員國的通貨膨脹率抑制利率的不正常上升.穩定成員國國內的宏觀經濟環境川。(四)貨幣一體化還將擴大各成員國的國際影響力，并且為各成員國接下來的深層次政治合作打造平臺。
二、東亞貨幣合作的條件分析
從長遠看來，隨著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各國彼此間貿易、投資、金融的聯系越來越緊密，以及受國際趨勢的影響，東亞地區構建單一貨幣區是勢在必行的。但就目前言，需要分析東亞貨幣合作的內部條件和外部條件。按照蒙代爾的最優貨幣區理論，構建單一貨幣區的成員國應當符合的內部條件有:各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高，各國經濟的關聯程度高，各國經濟的發展水平趨同，成員國間生產要素的流動性強，各國政策的協調一致性強，所建貨幣區內擁有核心國和核心貨幣。
從東亞國家和地區目前的現狀分析看來:在各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方面，東盟、亞洲四小龍和日本經濟的對外依存度較高，中國的對外貿易額占GDP的比重也是在逐步上升，加人WTO后更加明顯，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高了，則對匯率波動就會敏感，東盟和亞洲四小龍更是如此，這將促使各成員國就匯率產生共同的需求，他們需要進行貨幣合作，實行匯率聯動;在各國經濟的關聯程度方面，東亞各成員國之間相互投資和貿易往來占該區域投資貿易總額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這也為他們進行貨幣合作提供了現實的經濟基礎;在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的趨同性方面，東亞各成員國參差不齊，人均GDP高低不一，經濟發展水平大相迥異，這與最優貨幣區理論建立單一貨幣區所要求的條件差距較大;在成員國間生產要素的流動性方面，就人力而言，人力資本跨國流動性由于受種種因素影響譬如歷史、文化、宗教等顯得較弱，其中的人力價格因素進而導致物價因素也差異較大;就資本而言，像中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國由于金融自由化程度較低，金融管制較嚴，在資本的可自由兌換方面尚未完全放開;在各國貨幣政策的協調一致性方面，就金融體制而言，東亞各國大都是銀行主導型的金融體制這點是相似的，但各國各地區金融發展水平的差異卻會增加實施共同盯住籃子貨幣乃至建立單一貨幣區的操作難度，自然會增加推行統一貨幣政策的難度;在所建貨幣區內是否擁有核心國和核心貨幣方面，東亞的新加坡、韓國雖富，但由于國家小，總國力規模尚不夠強。日本具備成為核心國的條件，但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東亞大多數國家對其持不信任態度，而且近十多年來日本經濟一直低迷.顯然它并不適合擔當這一角色。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幾年來，經濟高速增長，國際影響力越來越大，綜合國力顯著提高，人民幣也已經成為周邊國家的主要結算貨幣，但是由于總體經濟規模還不夠大，目前也不適合成為核心國，所以東亞尚沒有核心國和核心貨幣。
從外部條件看，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東亞國家強烈要求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國際金融體系，要求大國之間進行有效的國際貨幣政策協調，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更好的發揮作用，從而為東亞的貨幣合作提供良好的國際環境。可是，時至今日，美國、歐盟、日本為了爭奪國際貨幣的壟斷地位仍然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國際貨幣政策協調要想達成一致任重道遠。
綜上所述，就目前而言，東亞地區建立單一貨幣區的條件尚不成熟。但是，建立次區域的單一貨幣區尤其是建立以人民幣為核心的包括中國大陸、港澳甚至臺灣省在內的大中國經濟圈，目前的條件已趨向成熟(注:朱芳，東亞次區域貨幣區建立的條件分析，當代亞太，2003.12)，而人民幣貨幣區的建立也會為最終建立東亞單一貨幣區奠定堅實的基礎和提供寶貴的經驗。同樣，東盟十國也可以嘗試成立類似的次區域單一貨幣區。
三、東亞貨幣合作機制分析
打造第一平臺:擴大東亞貨幣互換。2000年5月6日在泰國舉行的東盟10+3財長會議上，就東亞地區加強財政和金融的合作問題達成了“清邁協議”，其中涉及多項金融合作的內容，最主要的是貨幣互換。貨幣互換是指一國貨幣在陷人流動性危機的時候在不需要擔保品的情況下就可以本幣購買對方國家的可兌換貨幣，待度過危機后，再按協議條件，在約定的未來某一時刻，按照購買時所使用的匯率，用已購買的可兌換貨幣購回本幣。貨幣互換是獲得緊急融資的有效途徑，它有助于成員國提高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講，清邁協議是東亞貨幣合作的一次實質性進展，但只是屬于危機解救機構，要加強東亞貨幣合作就應該在此基礎上繼續加大貨幣互換，由雙邊擴展到多邊;而又因為東亞國家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各自的體制也不乏相似之處，彼此之間相互了解各自的國情，在經濟金融貿易方面又都具有高儲蓄率、較高的國際收支順差和較高的外匯儲備等特點，在如上所說的擴大了的東亞貨幣互換的基礎上成立亞洲貨幣基金等組織也是有可能的。當然，這其中需要搞好跟IMF、美國和歐盟的博棄。
打造第二平臺:建立東亞匯率聯合浮動機制。東亞國家己具有建立匯率聯動機制的經濟條件和技術條件川，在經濟上，東亞國家彼此之間具有較高的貿易相關度和投資相關度以及較高的外匯儲備，這都為匯率聯動機制的建立提供了經濟基礎。在技術上，大多數東亞國家采取的仍是或相當于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在這種情況下，建立東亞匯率聯動機制不需要對匯率制度進行根本變革，轉換成本相應的就小。同時，根據最優貨幣區的理論，所建貨幣區的規模越小，其經濟發展的一致性就越強，貨幣一體化的成本也就越低，也就越有可能發展成為單一貨幣區。因此，在東亞貨幣合作的過程中.可以按照先局部后整體的分步走思路進行匯率安排，先選擇次區域，建設次區域單一貨幣區。就目前看，可以選出二個:東盟十匯率政策的總體協調，建立盯住共同貨幣籃子的匯率制度，即在各國和大中國經濟圈(包括:中國大陸、香港、澳門乃至臺灣省)。漢而后，在條件成熟的時候，可以次區域間聯合，從而將匯率聯動機制擴展到整個東亞地區。
打造第三平臺:建立東亞單一貨幣區。因為“只有單一貨幣區才具有長期的可持續性和明確的制度約束，這是匯率聯動機制所無法比擬的’心三，而且伴隨著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彼此間的利益枚關度越來越高，所以東亞作為不可分割的一個經濟體，建立單一貨幣區是早晚的事。當然，這需要各國拿出巨大的勇氣，克服多種困難.包括意識形態和歷史問題，其中加強政治對話和合作尤為重要。
四、我國在東亞貨幣合作中的對策分析
按照最優貨幣區理論，貨幣一體化需要三個基本條件;
一、貨幣區成員國之間貨幣可自由兌換;二、資本可自由流動;三、匯率可自由浮動。而根據“蒙代爾三角”學說，資本的自由流動，匯率的自由浮動和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三者只能同時實現其中的二者，這就意味著，我國在東亞貨幣合作中要有所作為.需要放棄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但是這涉及到一個國家的，作為我們這樣一個擁有復雜國情的世界政治經濟大國，就目前而言.這是不能做到的，這也構成了中國在東亞貨幣合作中的一大困難。然而，伴隨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的不斷加強，中國參與東亞區域貨幣合作是勢在必行的，中國要在這一歷史進程中發揮作用，必須進行有效的政策調整，這包括:(一)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切實加強貨幣籃子的選擇，合理確定各自比重。(二)逐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改革國內的各類金融機構，廣泛培育市場，努力加強國內國際金融市場一體化建設。(三)尤為緊迫的是，雖然我國已經實現了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下的可自由兌換，但是，我國要進行區域貨幣合作就應當同樣逐步放開人民幣資本項目的可自由兌換。“其實，現行的外匯管理體制能真正管得住的只有少部分的資本項目，其他很多的資本項目往往通過采取各種非法的手段實現了人民幣的可兌換”二，政府不如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逐步放開。(四)加強我國企業的管理制度改革，努力完善現代企業的公司治理結構，倡導自主創新，提高出口產品的竟爭力，積極倡導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加大企業對外投資，有力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五)積極倡導和通力合作建立亞洲貨幣基金等組織。(六)加強政府間對話，強化政府間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匯率政策、金融監管等政策的協調。(七)加強匯率聯動機制建設，首先要領導建立包括中國大陸、香港、澳門甚至臺灣省在內的“大中國經濟圈”的次區域單一貨幣區的匯率聯動機制建設。
綜上所述、隨著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的不斷加強，東亞各國的貿易相關度和投資相關度日趨緊密，在東亞區域進行貨幣合作勢在必行。作為世界政治經濟大國，我們要果斷參與其中，有效調整各種政策，在確保國內經濟穩定的基礎上，通力加強與各成員國的合作，努力承擔起在東亞貨幣合作進程中的歷史重任，從而在這個互惠共贏的歷史機遇中全面增加我國的綜合國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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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中心形成的兩種模式
金融中心的主要活動是借貸、證券(包括債券、股票和金融衍生產品)發行和交易、資金管理和保險。衡量金融中心的典型指標是銀行數量、銀行資產、國際間銀行債務、交易所資產估價、交易的合約數量、上市公司數量、會員數量、證券發行量、國外股票交易比重、管理的資金數量、外匯交易量以及衍生物在所有交易產品中所占的比重等。可見，金融中心的形成和發展過程與金融體系的發展過程有密不可分的關系。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系表明，在金融發展的過程中，金融發展不但具有“供給推動型”和“需求引導型”兩種發展路徑，而且這種因果關系還存在互為因果聯系。金融發展路徑依賴的這種規律性反映到金融中心形成的路徑上，就表現為金融中心形成的兩種模式：自然形成模式和政府主導模式。
(一)自然形成模式。金融中心的自然形成模式指隨著經濟的增長，國際貿易和區際貿易及投資的不斷擴展，實體經濟對金融的需求必然增加，進而產生新的金融需求。因而，金融市場得以擴張，國家的金融制度和金融法規也隨之發生變化。通過金融機構的空間集聚，金融機構集聚狀態中各市場主體相互作用產生“技術溢出效應”和“稠密市場效應”，伴隨著規模經濟效益，產生與之相適應的金融體系，金融體系不斷發展，使金融機構在空間上進一步集聚，逐漸形成金融中心。
(二)政府主導形成模式。金融中心的政府主導形成模式指金融市場在獨立于實體經濟發展規律的作用下，在實體經濟及其規模相對弱小的條件下，政府通過制定一系列政策刺激金融市場的發展，從而提高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增加儲蓄，刺激投資，推動經濟發展。在這種模式中，金融體系的擴張通常是在政府的扶持下，通過政府部門的設計、強力支持而產生，金融體系的產生和發展有一定超前性。政府通過制定經濟和金融政策，吸引金融機構集聚。通過金融機構空間集聚，以及金融機構集聚狀態中各市場主體相互作用產生“技術溢出效應”和“稠密市場效應”，伴隨著規模經濟效益，產生與之相適應的金融體系，金融體系不斷發展，使金融機構進一步在空間上集聚，最終形成金融中心。這種金融中心形成模式在本質上是通過金融體系的超前產生和發展刺激經濟增長，發揮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先導作用。
金融中心兩種形成模式之間的關系如何呢?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系是理解金融中心兩種模式及其之間關系的理論基礎。一方面。經濟增長決定金融發展，金融發展是實體經濟增長的必然結果。經濟增長是“因”、金融發展是“果”。另一方面，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有反作用，金融發展可加速推動實體經濟增長，這種情況下，金融發展是“因”、經濟增長是“果”。同時，金融發展路徑的復雜性和多樣性表明，在金融發展過程中，金融發展不但具有路徑依賴的因果關系，而且這種因果關系還具有復雜的互為因果聯系，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表現出“低均衡”、“高均衡”和“多重均衡”的特征。因此，在金融中心形成過程中，要充分考慮金融發展的路徑依賴及其復雜性和多樣性。金融中心兩種發展模式之間的區別不是絕對的，政府主導模式不能完全獨立于經濟發展的水平。經濟增長對金融發展具有決定作用；發達的金融體系對經濟增長具有反作用，可推動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也就是說，金融中心形成和發展的政府主導模式歸根到底要以自然形成模式為基礎，而政府主導模式對自然形成模式有反作用，在一定條件下，可加速促進金融中心的形成和發展。
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模式選擇
從金融中心兩種形成模式和兩者間的關系看，金融中心的自然形成模式與“需求引導型”的金融發展路徑相對應，強調金融中心是實體經濟增長和金融體系自身發展的結果；政府主導模式則與“供給推動型”的金融發展路徑相對應，強調金融發展在先于經濟增長的情況下，政府通過有關金融政策，優先發展金融，并把金融作為資源配置、推動經濟增長的手段。這兩種金融中心產生的模式存在著本質區別。自然形成模式以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和經濟發展水平較高時，通過市場機制而自發產生；政府主導的金融中心形成模式則是在經濟發展水平不高、市場機制不夠完善甚至不能在資源配置中全面發揮作用時，在政府的引導下被動形成的。金融中心兩種形成模式對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有重要的啟示：上海只能選擇政府主導型國際金融中心形成模式。原因如下：
(一)未形成成熟的市場機制。中國經濟目前總體上處于轉型時期，原有計劃經濟時代的一些與市場經濟發展和運行不相稱的機制尚未完全消除，市場體系尚待完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有待進一步深化。由于地方保護主義的存在使中國目前還不能在全國范圍內實現資源的市場化配置，地方政府實際上對各地資源有較強的控制力，甚至由于政府的干預使資源的市場化配置過程中斷等等。這是目前我國經濟所處的客觀整體環境，只有不斷加強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才可能最終改變這種狀況，逐漸形成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因此，這一環境是我國在金融發展和金融中心形成路徑上必須走“政府主導模式”的最根本原因。
(二)缺乏完善的金融體制基礎。目前，上海的國有商業金融機構由于體制和機制的歷史原因，尚未形成完善的法人治理結構，仍不能稱為真正的金融企業，缺乏足夠的競爭力。有的金融機構雖然規模較大，但綜合實力不強，而且金融創新機制不順，使金融創新尤其是在金融衍生產品創新上，處于不利地位。同時，中小金融機構比較分散，整體抗風險能力不強，需要進一步對其進行整合和治理。這一系列金融體制方面的不足，使國內金融機構創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都不夠，在國際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
(三)缺乏健全的金融法規體系。上海還存在法律和法規不健全、監控和法規的執行不到位等問題。法規和監控有多方面的內容，如匯率和利率調控、央行儲備金、銀行的最低資本金比重、強制性保險計劃、資本收益、收入和利潤的直接稅收和間接稅收、信息披露制度等等。由于金融體制和金融法規體系不健全，再加上行政和執法隨意性的存在，使金融機構在金融創新方面除面臨市場風險外，還可能面臨一些非市場風險，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金融創新。在這些問題上，上海市一方面可在國家政策允許的范圍進行改革，另一方面，可利用“先行先試”的特殊地位，加快制度建設。克服金融機構集聚的制度障礙。
(四)金融市場發育程度和金融機構集聚力度不夠。從金融市場環境上看，上海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偏低、透明度較低，貨幣市場建設相對落后，金融信息化發展不快；從金融市場參與者方面看，上海過分重視金融機構有關業務的擴張而弱化了功能開發，使金融機構大而不強、創新力不足、內部控制水平不高，金融專業人力資源密集度不足；從金融市場深度方面看，目前上海金融市場的廣度和深度都不夠。如，外匯交易量較小、金融產品種類較少、居民的投資機會不多，金融市場對周邊腹地的影響力差，甚至存在一定的地區保護主義傾向和金融資源配置效果不理想等問題。上海金融市場發展程度不足，嚴重制約了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步伐。金融機構是金融中心的細胞，金融機構集聚是金融中心的一個重要特征。國際金融中心通常集中了大量的銀行。從國內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總部及其結算和大宗業務都不在上海；上海的外資銀行雖然占銀行總數的70％，但其規模和結構都受到較大限制，外資銀行和外資非銀行金融機構數量仍不多。世界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的歷史和現狀表明，金融中心如果僅有銀行是遠遠不夠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和金融服務機構是金融中心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目前，上海的金融機構比較單一，銀行占主要地位，非銀行金融機構不發達，這種狀況不利于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確立。這種情況不是單純依靠市場力量就可解決的，政府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五)激烈的外部競爭迫使上海必須加強政府對金融中心建設的主導作用。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面臨著已形成或正在形成的國際金融中心的挑戰，同時還面臨國內一些城市的挑戰。從國內看。中國政府雖然已將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放到了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但這個戰略在地區相對分割和地區保護主義的作用下，實行起來卻受到一些阻力。從國際上看，一些國家金融業的崛起，客觀上都與上海形成了一種競爭關系。這些因素使上海不僅面對資金、市場、客戶和人才方面的爭奪，而且使上海獲得中國金融改革和試點的優先權和特許權也受到挑戰。
總之，政府在促進金融發展方面的作用舉足輕重，不可替代。上海只有走政府主導型的金融中心形成模式，才有可能盡快地將上海建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三、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措施
(一)加快金融市場的改革與發展。采取多種方式促進上海全國性票據市場的形成與發展；以抓緊落實國務院9條意見為中心，以上海證券市場改革與發展為重點，爭取使上海證券市場盡早成為中國的主板市場；推動各金融市場之間的創新與聯動，進一步完善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的協調發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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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加金融學微觀方面的內容
在金融學教學中，注重對宏觀金融學的研究，在微觀金融學方面比較不受重視。這與我國金融體系管制有很大的關系，因此，金融運行的績效在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制度、政策等宏觀因素，在金融學課程設置上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傾向于宏觀理論方面忽視對微觀層面的教學。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金融領域的不斷擴展和延伸，微觀層面的金融學理論在金融市場上的作用越來越重要。這要求我們要轉變教學理念，及時把金融學的微觀內容加入到教學之中。在金融學課程設計時，加大微觀理論的內容的同時，還要注意微觀理論與宏觀理論的相結合，不能因此而忽視對宏觀理論的地位。把微觀理論與宏觀理論有機的結合在一起，合理調節兩者之間的比例關系。
(二)強調課程內容國際化
經濟全球化是經濟發展的趨勢，在金融領域更是如此。金融人才的培養不僅要適合國內的經濟發展需要，更需要參與到全球經濟發展中。只有這樣才能經濟發展中真正培養出人才。所以金融學課程設計要增加國際金融學的內容，比如基本的國際金融理論和業務知識，包括已有的國際金融、外匯業務、對外結算等課程。此外，在國際規則方面的知識，如國際經濟法、國際慣例、主要國家的金融法律、國際性金融貿易組織及其運作等；國際交流方面，如主要國家金融業傳統、文化傳統、經濟外交軍事政策、國際交往禮儀、國際談判學等等，這些都應該成為金融學的教學內容，擴大金融學教學的國際視野。
(三)實現金融學與其他相關學科之間的交叉融合
金融活動通常以數理模型為基礎，這就需要金融學專業的學生掌握數理知識，否則在今后的工作中很難進行新型金融工具的設計和開發。除與數學關系較為緊密外，金融業務的信息化也是金融發展的趨勢，這要求金融專業的學生要掌握信息管理和計算機技術。因此，課程設計時就要注意金融學與其他學科的融合，吸收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促進金融理論的轉化成為市場所需的技術，促進金融的發展。
二、教學手段的現代
教學現代化，尤其是多媒體在教學中的應用，已經成為學校教學的常規手段。在金融教學中要更好的利用多媒體等方式創新教學手段，探索新的教學模式。教學手段的現代化不僅是脫離原始的“黑板粉筆”教學，利用計算機制作課件，而是充分利用計算機網絡技術發掘金融學教學的潛力。比如，建立金融實驗室。利用計算機、多媒體設備及相關的軟件配套設施，比如銀行軟件、證券軟件等進行實踐教學。金融實驗室可以真實地模擬現實市場環境，給學生提供真實的股票、期貨交易環境。金融實驗室學生還可以通過互動式操作逐步熟悉現實保險公司的實際工作流程。這些都可以培養學生的實際操作能力，提高學生的金融業務技能。在現代化教學中要充分利用網絡的便捷性和資源的豐富性，為學生提供學習資源，滿足學生對信息的需求，鼓勵學生在利用網絡資源，擴大自己的知識范圍，為學生創造良好的學習環境。此外，金融教學還應該強化實踐教學環節，多形式的開展實踐教學提高金融學微觀理論的教學效果。實踐性教學可以通過建立校外實訓基地、與證券公司、保險公司、期貨公司等開展合作等實現。也可以開展金融模擬投資競賽和金融熱點問題辯論賽、組織專家講座、創辦自己的金融學術報刊。
三、教材建設
教材建設是教學戰略規劃的重要一環。現行的金融學教材偏重與理論，對實踐的部分重視不夠。這不僅不利于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而且還會降低實踐教學的實施效果。所以在教材建設中要注重理論內容與實踐內容之間的平衡關系。此外，在教材建設上要注意吸收國內外的先進理論成果，將其及時地補充進教材中去。此外，在教材建設中要注意以下問題：
(一)教材建設應與打造高水平師資隊伍相結合
教材建設要與師資建設同步，這樣才能保證教材建設能夠確實起到作用，發揮出提高教學質量的效果。在師資力量建設中，要對教師進行評估，尤其是對教師的知識結構進行評價。通過評價，對教師的業務水平給予全面了解，從而制定有針對性對方案來提高教師水平。除此之外，學校還應針對教材就教師的不足之處及時發現，對教師進行培訓、業務交流等來提高教師的素質，以便能夠與教材同步。在教師隊伍建設上，要根據學校的規劃，也要根據教材的適應性，有針對性地發展。此外，教師隊伍建設緊跟時展，金融學理論的更新換代的速度快，要求教師具備較新的理論知識，同時具備合理的理論結構，具有較強的自學能力。在教師培養上，要切實制定教師培養計劃，通過進修、培訓、參與課題等方式提高教師的業務能力，通過科學的考核獎懲辦法優化教師隊伍。對教師的培養不僅是要從制度上安排，促進他們自身的提高，學校也要為他們提供良好的教學環境為他們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促進教師隊伍的良性發展。
(二)教材建設需與提升網絡教學環境相適應
教材建設立體化才能有助于提高多媒體等網絡技術的使用。所謂教材立體化就是在一整套教材建設中，包括核心教材、課程說明、課程大綱、學習指導、學習要點、重要概念、問題解答、活動建議、教學案例、教學圖片、實驗實訓指導、在線課堂、復習題庫、課程試卷、政策法規、參考文獻、專業期刊、相關網站等在內的一體化設計、多種媒體有機結合的課程立體化教材。通過教材的立體化建設有效利用網絡教學的先進條件。
(三)教材要注重實踐內容與實踐課的一致性
金融學人才培養的重點是應用型人才，需要他們能夠對金融市場做出敏銳判斷，對市場業務能夠熟練操作。所以在金融學教材的建設中，需要注重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教材的實踐內容是理論結合實際的最佳手段，是純粹的實踐教學的基礎。只有打好基礎，才能更好的進行實踐課并取得良好的效果。所以在教材實踐課程的設計上要注重與純粹的實踐課的銜接，保持二者的一致性。同時，在教材實踐課的設計上要教材結構“模塊化”，重點突出，層次分明。使用時可以將銀行、證券、理財等內容進行模塊式的剪裁，拼接成不同類型的知識模塊，便于選擇性組織教與學，使教材更加實用、適用，職業特點更加突出。此外，在金融學考核方式方面要多元化，根據金融專業實踐教學的特點，進行多元化實踐教學的考核與評估，改變過去以筆試考試為主的考核方式。例如，對于課內實踐，可以按照考查方式進行考核；對實踐環節，比如商業銀行業務實踐、認識實習、專業實習之類，采取撰寫實驗報告、研究報告、論文寫作、答辯等方式來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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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調課程內容國際化經濟全球化是經濟發展的趨勢,在金融領域更是如此。金融人才的培養不僅要適合國內的經濟發展需要,更需要參與到全球經濟發展中。只有這樣才能經濟發展中真正培養出人才。所以金融學課程設計要增加國際金融學的內容,比如基本的國際金融理論和業務知識,包括已有的國際金融、外匯業務、對外結算等課程。此外,在國際規則方面的知識,如國際經濟法、國際慣例、主要國家的金融法律、國際性金融貿易組織及其運作等;國際交流方面,如主要國家金融業傳統、文化傳統、經濟外交軍事政策、國際交往禮儀、國際談判學等等,這些都應該成為金融學的教學內容,擴大金融學教學的國際視野。
(三)實現金融學與其他相關學科之間的交叉融合金融活動通常以數理模型為基礎,這就需要金融學專業的學生掌握數理知識,否則在今后的工作中很難進行新型金融工具的設計和開發。除與數學關系較為緊密外,金融業務的信息化也是金融發展的趨勢,這要求金融專業的學生要掌握信息管理和計算機技術。因此,課程設計時就要注意金融學與其他學科的融合,吸收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促進金融理論的轉化成為市場所需的技術,促進金融的發展。
二、教學手段的現代
教學現代化,尤其是多媒體在教學中的應用,已經成為學校教學的常規手段。在金融教學中要更好的利用多媒體等方式創新教學手段,探索新的教學模式。教學手段的現代化不僅是脫離原始的“黑板粉筆”教學,利用計算機制作課件,而是充分利用計算機網絡技術發掘金融學教學的潛力。比如,建立金融實驗室。利用計算機、多媒體設備及相關的軟件配套設施,比如銀行軟件、證券軟件等進行實踐教學。金融實驗室可以真實地模擬現實市場環境,給學生提供真實的股票、期貨交易環境。金融實驗室學生還可以通過互動式操作逐步熟悉現實保險公司的實際工作流程。這些都可以培養學生的實際操作能力,提高學生的金融業務技能。在現代化教學中要充分利用網絡的便捷性和資源的豐富性,為學生提供學習資源,滿足學生對信息的需求,鼓勵學生在利用網絡資源,擴大自己的知識范圍,為學生創造良好的學習環境。此外,金融教學還應該強化實踐教學環節,多形式的開展實踐教學提高金融學微觀理論的教學效果。實踐性教學可以通過建立校外實訓基地、與證券公司、保險公司、期貨公司等開展合作等實現。也可以開展金融模擬投資競賽和金融熱點問題辯論賽、組織專家講座、創辦自己的金融學術報刊。
三、教材建設
教材建設是教學戰略規劃的重要一環。現行的金融學教材偏重與理論,對實踐的部分重視不夠。這不僅不利于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而且還會降低實踐教學的實施效果。所以在教材建設中要注重理論內容與實踐內容之間的平衡關系。此外,在教材建設上要注意吸收國內外的先進理論成果,將其及時地補充進教材中去。此外,在教材建設中要注意以下問題:
(一)教材建設應與打造高水平師資隊伍相結合教材建設要與師資建設同步,這樣才能保證教材建設能夠確實起到作用,發揮出提高教學質量的效果。在師資力量建設中,要對教師進行評估,尤其是對教師的知識結構進行評價。通過評價,對教師的業務水平給予全面了解,從而制定有針對性對方案來提高教師水平。除此之外,學校還應針對教材就教師的不足之處及時發現,對教師進行培訓、業務交流等來提高教師的素質,以便能夠與教材同步。在教師隊伍建設上,要根據學校的規劃,也要根據教材的適應性,有針對性地發展。此外,教師隊伍建設緊跟時展,金融學理論的更新換代的速度快,要求教師具備較新的理論知識,同時具備合理的理論結構,具有較強的自學能力。在教師培養上,要切實制定教師培養計劃,通過進修、培訓、參與課題等方式提高教師的業務能力,通過科學的考核獎懲辦法優化教師隊伍。對教師的培養不僅是要從制度上安排,促進他們自身的提高,學校也要為他們提供良好的教學環境為他們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促進教師隊伍的良性發展。
(二)教材建設需與提升網絡教學環境相適應教材建設立體化才能有助于提高多媒體等網絡技術的使用。所謂教材立體化就是在一整套教材建設中,包括核心教材、課程說明、課程大綱、學習指導、學習要點、重要概念、問 題解答、活動建議、教學案例、教學圖片、實驗實訓指導、在線課堂、復習題庫、課程試卷、政策法規、參考文獻、專業期刊、相關網站等在內的一體化設計、多種媒體有機結合的課程立體化教材。通過教材的立體化建設有效利用網絡教學的先進條件。
(三)教材要注重實踐內容與實踐課的一致性金融學人才培養的重點是應用型人才,需要他們能夠對金融市場做出敏銳判斷,對市場業務能夠熟練操作。所以在金融學
教材的建設中,需要注重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教材的實踐內容是理論結合實際的最佳手段,是純粹的實踐教學的基礎。只有打好基礎,才能更好的進行實踐課并取得良好的效果。所以在教材實踐課程的設計上要注重與純粹的實踐課的銜接,保持二者的一致性。同時,在教材實踐課的設計上要教材結構“模塊化”,重點突出,層次分明。使用時可以將銀行、證券、理財等內容進行模塊式的剪裁,拼接成不同類型的知識模塊,便于選擇性組織教與學,使教材更加實用、適用,職業特點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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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的意義和現狀
（一）研究的意義
經濟改革與轉型并非一個簡單地政策推行，而是需要一個不斷根據經濟變化，進行合理的調整和完善的復雜過程。金融的發展是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金融的改革與轉型是廣東省新時期發展的重要途徑，所有研究其經濟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
（二）金融改革與轉型中存在的問題
廣東省當前經濟金融正常運行的主要問題體現中小型企業的發展出現了融資難的問題以及粗放化的經濟發展模式帶來的環境問題明顯，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和深化，使得金融系統需要進行合理化的調整。
二、以溫州金融改革為案例分析
溫州市近年比較頻繁地出現在各大版面的頭條之上，溫州“炒房團”的背后，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溫州金融改革創新的貧乏造成的。由于溫州的金融體制的不完善，使得比較多的中小企業融資比較困難，而另一方面，民間資本又缺乏相應的投資渠道，使得金融資本環境比較惡化，其經濟實體也就相對比較孱弱。
為此溫州市金融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的金融改革措施，旨在拓寬民間資本投資渠道，使得民間資本實現規范化的發展，保證金融環境的穩定性。為了保證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金融改革與轉型是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而而截至目前，溫州的經濟發展出現了明顯的復蘇跡象，金融改革起到了比較明顯的作用，使得溫州的經濟轉型逐步的走上正軌，我們有理由堅信，在不久的未來，溫州的金融改革必然會收到巨大的回報。
三、結合廣東省中山市的發展實際情況，闡述廣東省新時期金融改革的新思路和措施
以廣東省中山市的金融轉型過程中作為案例分析，目前廣東省中山市的產業結構主要以產品加工、科技制造為主，而且在國內市場的占有份額相對比較大。廣東省絕大多數的制造加工企業都屬于一般的中小型企業，其對于市場變化的應變能力相對比較差，使得我們必須對這一類企業進行一定的金融保護，確保企業的資金周轉的合理性和企業經濟發展的穩定性。隨著廣東省中山市金融體系的不斷改革和完善，使得民間的資本積累實現進一步的資產優化，也保證了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再加上政府對于資本的宏觀監控和引導，這一成功的金融經濟轉型，保證了中山市的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和安全性。
（一）如何通過金融改革解決廣東省中小企業的發展中的融資難
因此，我們必須推行有效的金融改革措施解決中山市中小企業的發展中融資難的問題，其主要的思路和措施有如下兩個方面：其一是規范化市場的金融環境，多方位的對民間資產的合理管理和應用，使得小企業融資環境得到有效的改善。通過不斷地依據經濟變化，合理的規范和調整融資體系，多方位的建立符合市場經濟運營的多元化的融資體系，使得企業發展環境更加有利。從而保證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其二是對于民間資本的合理化的管理和使用，完善民間資本金融體系。通過建立和完善小額貸款公司體系，使得民間的資本積累可以有效的保證金融市場中中小企業的金融產品需求，還可以通過金融產品的創新促進民間資本的規范化發展，加強金融發展的穩定性。
（二）如何通過金融改革解決粗放化的經濟發展模式帶來的環境問題
由于廣東省在改革初期，為了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往往忽略了給環境造成的諸多影響，使得經濟發展模式往往是粗放化的，使得資源的不合理利用問題嚴重，帶來的環境問題也比較多。而如何通過金融改革解決這一弊端呢？這就需要我們引入一個新的金融名稱――綠色信貸。這一理念主要是通過發展綠色低碳經濟，實現自然資源的可循環使用，盡可能的規避破壞環境的風險，使得其更好的服務于實體經濟，為經濟發展的集約化助力。這一金融體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一方面，通過結合實際的經濟運營狀況，建立完善的綠色信貸體系，對企業的金融管理升級為全程的監控，使得環保的標準不斷地提升，經濟的發展日益注重與環境的協調可持續；另一方面，不斷地加強綠色信貸的創新，更有效的滿足市場經濟變化下企業的金融新需求。不斷地調整和完善各項的金融約束機制，多方位的建立資本市場體系，充分引導經濟發展的科學性、綠色低碳性以及可持續性，為廣東省經濟的快速發展提供多層次的金融體系的保證。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金融的改革會直接改變現有的金融系統以及其生存環境，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和深化改革，金融體系的改革是必然的。本文主要通過對于廣東省現今的金融發展模式以及存在的發展問題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和探討，然后結合具體的地方經濟轉型的案例，提出了關于如何通過金融改革解決這些問題的具體措施和思路方向，詳細的闡述了這些措施對于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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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合作原則的依據是《聯合國》、《人類環境宣言》和《里約宣言》。
《聯合國》的序言宣布各成員國為促成社會進步和改善民生,要“力行寬恕,彼此以善鄰之道,和睦相處”。第一條死三款規定聯合國的宗旨為“促成國際合作,以解決國際間屬于經濟、社會、文化及人類福利性質之國際問題”。
《人類環境宣言》第7條規定:“種類越來越多的環境問題,因為它們在范圍上是地區性或全球性的,或者因為它們影響共同的國際領域,將要求國與國之間廣泛合作和國際組織采取行動以謀求共同的利益。”此條款尤其強調為實現環境目的,需要共同的努力,即“為籌措資金以支援發展中國家完成它們這方面的責任所需要進行的國際合作”。第22、24、25條都有關于這一原則的規定。
《里約宣言》中,有9項原則規定了加強磋商、合作的內容。其中有的是重申《人類環境宣言》的有關內容,是它的具體化。如原則24,關于戰爭破壞問題,規定各國“應遵守國際法關于在武裝沖突期間保護環境的規定,并按必要情況合作”最后一項原則明確規定:“各國和人民應誠意地本著伙伴精神合作”,將這一基本原則概括升華到一個新的水平。
二、國際合作原則的必然性
首先,國際環境問題的特點決定了各國必須合作,國際環境問題的特點包括全方位,全因子,整體問題與局部問題交叉和互相促進,既有當前癥狀又有滯后效應等。環境問題的這些特點決定了它的解決不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所能單獨勝任的。
其次,國際社會由于在政治、經濟、科學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的不同國家所組成這一基本事實決定了各國必須合作。這些差異導致了各國之間存在很多利益沖突,尤其是經濟和正式利益的沖突,這就反感了各國在國際環境保護領域中的協調行動。各國唯有加強國際合作才能克服這些利益上的沖突,共同致力于國際環境的保護。
最后,國際環境立法和國際環境法的實施要求各國進行合作。國際合作是國際環境立法和國際環境法的實施的必要條件。唯有通過國際合作,各國才能克服利益沖突,制定表現為各國之間的協調意志的國際環境法規則。所有國際環境法律文件的形成過程都是國際合作或經過斗爭達到合作的過程。在合作的前提下,各國才能克服利益沖突和政治、司法制度等方面的差異,有效的實施國際環境法。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世界正在變得越來越小。在這一背景下,國際關系呈現兩種趨勢。一方面,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及越來越多的國家參與國際事務的能力增強,加之危機意識的增強、安全概念的擴展,使國家間的利益沖突、權利分配問題敏感而又復雜,體現出一種無法形成“合力”的“離心”傾向,各國均有意強化政府職能,捍衛主權獨立;另一方面,全球化導致國家間的聯系日益增多,而由此引發的公共問題——無論是金融危機、跨國犯罪、瘟疫流行、環境問題,都使國界形同虛設。這些問題單憑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的努力是不能解決的,無論他們有多么強的實力。為了生存,國家之間需要聯合起來,共同應對這些問題,他們由此產生一種“合力”。
三、國際合作原則的實施現狀
(一)在環境問題上采取自掃門前雪的態度許多國家和地區不關心其他區域或其他國家的環境整治只關心自己領域范圍內的環境保護。由于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經濟實力較強的國家和地區有可能將更多的資金投入到環境治理上來,這樣就導致了在一些國家和地區環境問題日益緩和的同時,另一些國家和地區環境問題日益尖銳。這樣全球和地區性的環境問題與矛盾也就往往通過發達和不發達區域顯示出來。
(二)南北雙方在承擔環境保護責任方面存在重大分歧發達國家在幾百年的發展中排放了大量污染物,最終釀成了當今世界的重大環境問題,如臭氧層破壞、溫室效應、酸雨等全球環境問題,都是長期積累形成的,發達國家利用地球資源的人均數量高出發展中國家幾十倍。而廣大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著發展經濟與保護環境的雙重挑戰,發達國家理應為發展中國家解決環境問題提供資金和技術。然而,多數發達國家非但沒有積極履行自己的義務,反而回避和推卸責任,甚至利用環境保護限制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這就形成了南北之間在環境保護問題上的主要分歧。
(三)南北雙方環境權益的斗爭異常尖銳長期以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經濟關系,一直是控制與被控制、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是一種不公正、不平等和不合理的關系。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在國際生產體系分工、國際金融貿易等方面的斗爭,特別是關于環境權益的斗爭非常激烈。發達國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片面強調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將環境與發展割裂開來;利用環境保護干涉別國內政,要求各自放棄一些主權,尤其是在國家對本國自然資源的主權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在國際環境合作上缺乏誠意。發達國家在上述問題上采取的立場觀點是與發展中國家對立的,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根本利益。對此,發展中國家從促進發展、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以及有效解決全球環境問題出發,在一系列原則性問題上始終堅持自己的原則立場。
四、推進國際合作原則實施的途徑
(一)推動全球環境法制化環境問題對國際關系和國際安全的影響正在逐步加深,環境問題將會引起越來越多的國際沖突。面對環境安全對國際政治的深刻影響,國際社會已認識到環境問題不能停留在各種論壇上的一般性討論,必須尋求制定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公約,確保各國加強合作,采取切實有效的行動。國際立法是一種強制性手段,無論哪一國家加入國際環境保護公約,他就在法律上承擔了相關的義務與責任;否則,就要在政治上外交上蒙受國際社會的壓力,或在國際貿易上處于不利地位。近年來,新的全球性、區域性和雙邊環境保護條約不斷出臺,領域不斷擴大。國際環境法的迅速發展增強了國際環境保護措施的有效性和強制性,同時也對各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進程產生深刻影響。
篇12
一、創業教育與高中政治課程的結合
面對就業難的形勢，自主創業一度成為“兩會”熱點議題。但是創業或者創新意識，不是大學培養的，而是從小學開始、到中學慢慢形成。高中是學生最重要的階段之一。此時他們的人生價值觀正形成，素質教育對他們而言尤其重要。而創業教育是將素質教育、創新教育引向深入發展的一種新型人才教育模式。但是教育部門并沒有關于創業教育的課程。可我認為學習高中政治課程可能是進行創業教育的一個合適的切入口。
高中政治課程有其自身完整的知識體系：經濟學、哲學、政治學。經濟學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核心，系統地介紹了一些與學生當前和未來生活相關的商品、貨幣、市場、企業、勞動者、三大產業、財政、稅收、儲蓄、保險、股票、債券、消費、國際金融貿易等市場經濟的具體知識。這有利于他們構建完整的創業理論體系，提高參與經濟活動的能力；哲學為學生創業樹立正確的價值取向，培養艱苦奮斗的精神，提供科學的思維方法；政治學時政性強，資源豐富，可讓學生更好地了解黨和國家的政策方針，依法自覺地規范經濟行為，喚醒其創業熱情。
正是基于以上優勢，高中政治教育教學為我們實施創業教育提供了一個相對寬松的平臺。
二、創業教育在高中政治教學中的探索
(一)以發現式教學模式來培養學生的創業精神，增強學生的創業意識。
發現式教學模式要求學生通過對問題的研究獲得知識，掌握研究問題的方法，以便更好地發展自己的創造才能，培養不斷進取的精神和意志力。
贛縣的板鴨、煙葉等是名牌土特產。我校學生中有不少學生父母從事板鴨加工、種植煙葉或相關行業，并走上了致富之路。在談到“艱苦奮斗”內容時，我充分利用本地資源，讓學生分別走訪身邊的創業能人，了解他們的艱難創業史，激發他們創業的意識。學生在進行求知、探索、收獲等情感體驗時，讓教學充滿了活力，營造了一種強烈的創業進取的氛圍，激發大家開創美好未來的共同愿望。
(二)以任務驅動法教學模式來豐富學生的創業知識，健全學生的創業心理。
任務驅動法教學模式是建立在網絡環境的基礎上，以學生為主體對象，以“任務”驅動實現方式為線索，培養學生的信息素養，帶動學生創新能力、自學能力、理論聯系實踐能力的提高。
在學習“企業、勞動者、三大產業”課程時，我設計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并制作了精美的網絡課件，在贛縣中學校園網上。課件設置了教學目標、優秀創業者、視音頻道、焦點論壇、題海沖浪、創業擂臺等欄目。各個欄目都展示了豐富的內容。“優秀創業者”搜集了成功人士的事跡、圖片，介紹其創業歷程，通過具體的案例分析，揭示創業者的必備素質，健全學生的創業心理；“視音頻道”播放有關創業的影片或是學生采訪贛縣企業家的音像；“焦點論壇”利用網絡互動的優勢，讓學生在論壇上進行即時討論。如：你對創業的認識，如何選擇創業等，引導學生思考，讓其對創業形成初步認識；“題海沖浪”通過設計有關需要團隊合作完成的游戲，通過競賽讓學生體會團隊精神的重要性；“創業擂臺”組織學生開展個人的創業生涯設計比賽，或舉辦學生創業成果展及論文答辯。讓學生體會創業的艱辛和創業的喜悅，讓學生形成正確的創業觀和學會進行自我評價，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
(三)以綜合實踐型課堂教學模式來鍛煉學生的創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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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金融危機至今，世界各國逐步達成共識：應將對金融消費者的保護作為金融監管的出發點與基礎理念，以此為核心對金融服務法律體系進行重構，以防范金融危機的發生，維護金融消費者對金融市場的信心，實現金融服務法的立法宗旨[1]。但僅憑金融監管難以給予金融消費者全面保護，損失的填補需要救濟機制的保障支持。
一、金融消費者的訴求及法律障礙
從常態觀之，主體參與法律關系的目標不僅是義務的承擔，而更關注在義務履行下的權利對價的實現，金融服務法律關系尤其如此。隨著金融業的深化，金融商品的開發和創新日新月異，導致金融消費活動日益頻繁。盡管金融消費活動存在著潛在的風險，但高風險背后的高收益誘惑仍然刺激著金融消費者參與金融活動的熱情，并表現出非理性的期待。目前，多數金融消費者在選擇金融商品時極少關注風險揭示書的提示，而把對商品的了解放眼于收益的多寡并進行片面解讀，把預期收益作為實際收益以核算到期收益，特別當銀行作為金融服務者時，消費者的這種信賴會更高，所以引發了銀行理財產品的火爆銷售。
金融消費者參與金融服務法律關系的訴求是在保障基礎上索取收益，以實現自身財產的積累。從實踐來看不是消費者不關注風險，而是選擇低風險甚或零風險，規避風險的投資者會將其儲蓄投資于低風險工具，如固定收益證券或評級高的債務證券之類的零風險工具，而不會從事有較高預期收益的投資。這就需要法律制度能夠確保投資者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獲得較高的預期回報，以促使投資者從事高風險性股權投資，基于這一金融理念形成的法律制度，可以確定的是其能夠真正有效地提升金融市場上投資者的信心[2]。
金融商品與一般的生活消費品不同，對該種商品的認知有賴于信息的描述，否則可能導致在金融服務法律關系形成的過程中出現信息不對稱的局面。從客觀而言，消費者不是不能積極面對風險，而是不能準確地界定風險的范圍及大小，這是消費者不能合理規劃自己訴求的極大障礙。即便基于信息完全對稱的假設，金融商品交易過程中信息的傳遞成本會大大增加，金融商品創新的速度會降低（需要給予消費者消化信息的過程）。在此假設之下，理性投資人出于避險的猶豫，會淡漠對高風險金融商品的熱度而導致其銷售比例的下降，進而影響金融服務者預期利潤的達致。
當然，信息完全對稱僅存在于假設的情境之中，高風險高技術的專業金融市場之中，交易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客觀存在且無法消除。在巨大的利潤驅使之下，加之商人逐利的本性，使得道德風險機會加大，金融服務者為加快交易達成，假商業秘密之名選擇性披露，甚至虛假陳述或者誤導陳述，而消費者的風險判斷卻來自于金融服務者的信息揭示。所以，雖然當前金融市場法律制度強化了對金融服務者信息披露義務的要求，但信息不對稱的客觀存在無法避免。
此外，除卻客觀原因的訴求障礙之外，金融消費者自身原因也成為障礙之一。由于金融商品的技術性及專業性極強，即使在金融服務者合規披露信息的前提下，消費者基于基本知識的匱乏以及判斷的不理性亦會出現決斷失誤。更何況金融服務者提供的商品信息多為專業的詞匯晦澀的揭示，常見以格式合同的制作者身份牽引著金融市場的信息，并把高風險消化在技術性的、行業壟斷性的表達之中，利用合規的銷售方式制造出隱性的不平等。因此，無論是人為風險抑或天然風險，金融市場中的個人消費者都無法科學預見并從容應對，市場風險始終是消費者訴求實現的障礙。
二、傳統救濟方式的功能缺陷
基于金融市場風險的復雜性與必然性，不是說現有法律在金融消費者權利救濟方面無所作為，只是法律本身也存在風險，救濟的程度未必如愿以償。在金融消費者權利救濟領域，目前中國的確還未構筑出一套適用整個金融市場通行的規則體系，比較成熟的經驗來自于對證券投資者權益救濟的立法與實踐。從行業的深度及難度來看，對證券投資者權益救濟的方式可以推廣應用到保險和銀行領域的消費者權利保護。對證券投資者的權利保護，無論國內外的法制建設都相對完善，即使中國的關注較晚也已形成了事前預防、事中監督、事后救濟的三位一體的保護機制。相較而言，事前預防和事中監督的進度及力度較強，如作為各國金融重點監管的信息披露義務，我國在制度層面上已經具備比較完整的體系，雖然著力點在維護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秩序，但也間接促進了金融消費者權利保護的提高。由于事后救濟的結果并未與金融監管的期望形成合力，反而掩蓋了金融監管取得的成績，我國金融監管的制度設計、政策措施還有一定的空白及疏漏。對于金融消費者的權益受損而言，損失的救濟比起對違法的懲罰更能重拾消費者的投資信心。只要損失能夠得到賠償，消費者面對誘惑時對增值與回報的期待遠勝于對風險的畏懼。由于僅依靠國家強制力的監管措施也不能完全彌補消費者的權益損失，事后救濟機制的設計應該能確保金融消費者的合理期待。
（一）救濟機制的價值判斷
各種權益受損救濟方式的有效性能否實現，其中應有利益衡量的考慮。由于信息不對稱、技術性、附合性的影響，金融服務法律關系雙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金融消費者之于金融服務者而言處于明顯的弱勢地位。出于平衡雙方的地位，各國法律進行了多種制度安排給予消費者特別保護，這也應當包括事后救濟的協助，事后救濟方式的設置應進行“成本——收益”的估算，而不是只要法律為金融消費者構筑了救濟渠道，即能得到其選用進而實現賠償。因為每個理性的經濟行為主體都是根據行為的預期成本與預期收益的比較來決定是否采取某種行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消費者也是根據邊際預期收益等于邊際預期費用的原則，決定是否采取行動和在何種程度上采取行動[3]。
如果維權的成本（包括時間、精力和財力）超過了救濟，理性的選擇即為沉默，這是目前消費者投訴較多而訴訟索賠較少、侵權現象卻屢見不鮮的主要原因[4]。從私權的實現來看本無可厚非，但是放棄救濟則減少了侵權者的風險成本，不能有效防止和約束金融服務者的不規范行為，也可能放松金融監管的強度，最終引發金融市場大騷亂的爆發。其實，消費者從未有主動放棄救濟的沖動，只是面對無利可圖的結果通過沉默選擇觀望，寄希望于他人的行動成功而分享由此帶來的收益，這是在大規模侵權中經常發生的現實，其效力波及到金融市場中的個人消費者群體。所以，在金融消費者權益救濟過程中，不考慮“成本——收益”是傳統救濟方式值得非難的原因。
對金融消費者權益的救濟在來源上可分為刑事上的救濟、行政上的救濟和民事上的救濟，只是應針對金融消費糾紛的特點設置相適應的制度與措施。刑事責任和行政責任的承擔作為救濟途徑，雖打擊力度大、威懾力強，但從金融消費者真正的需求來看，對金融商品預期的增值與回報的期待遠勝于對違法者的懲罰的盼望，即無論是怎樣的制度，金融消費者在出現權益受損時，最希望得到的是自身損失的救濟[1]，所以，拓寬金融消費者追究金融服務者民事責任承擔的渠道才能解決問題的癥結。
（二）司法救濟的針對性弱
建立金融反欺詐制度，實現對金融服務者損失救濟的目的，最終目標的實現要依靠我國現有的民事糾紛解決機制而完成。最高人民法院了相關的司法解釋，反映了糾紛解決的特殊性要求，但是司法解釋在給司法者帶來指引的同時也留下了些許困惑及未開發的課題。
第一，受理條件之惑：堅守抑或超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下稱《解釋》）第6條規定：投資人以自己受到虛假陳述侵害為由，依據有關機關的行政處罰決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書，對虛假陳述行為人提起的民事賠償訴訟，符合民事訴訟法第108條規定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投資人提起虛假陳述證券民事賠償訴訟，除提交行政處罰決定或者公告，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書以外，還須提交以下證據：一是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身份證明文件，不能提供原件的，應當提交經公證證明的復印件；二是進行交易的憑證等投資損失證據材料。依文義解釋，人民法院的受案條件仍是民事訴訟法第108條的要求，有關機關的行政處罰決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書只是時須提交的證據材料之一。從證據材料的內容來看，《解釋》的要求抬高了受案標準，使得投資人的訴權行使招致了阻礙。《解釋》對行政處罰決定和刑事裁判文書的定性雖為證據，實則傳達了一個信息，即對虛假陳述認定的處理模式為行政或刑事前置并得到確認的情形。沒有公權力的斷定，投資人自行收集的證明虛假陳述可能存在的材料不滿足《解釋》對于證據的資格限定而最終將面臨不予受理的對待。從立法背景上看，此項要求是為了解決投資人的舉證困難，把證明虛假陳述的專業技術難題通過公權力的介入予以平衡，但是這不應該成為一個必要條件，而應為證據學理論中的補強證據。既然《解釋》沒有對舉證責任進行倒置的設計，本著“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投資人負有舉證證明虛假陳述事實的責任，只要其按照民事訴訟法第108條的規定條件并用收集的證據材料證明了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的可能存在，人民法院即應作出予以受理的裁定。投資人沒有借助有關機關的行政處罰決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書來卸載自己的舉證負擔，只是放棄了法律的恩惠而不應由此背負沉重的負荷。
第二，舉證責任之回避。由于信息不對稱、技術性、附合性的影響，金融消費者在金融消費糾紛中處于弱勢一方，這已是不爭的事實。為此進行的努力已為各種制度所確認并在實踐的運行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這也是值得肯定的貢獻。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不周及遺憾，其中與權利救濟密切相關的舉證責任在《解釋》中沒有給予正面回應就是一個亟待關注的問題。從《解釋》的規定看，其承認投資人對信息占有的缺失而引發的舉證不利，所以發動了公權力的支持以迎戰來自金融服務者的抗辯。實質上這種規定解決的是責任競合的問題，反映的是“先行后民”和“先刑后民”的精神，而與《侵權責任法》第4條的“先民后行”和“先民后刑”的要求相左，依效力位階應適用《侵權責任法》第4條，這也印證了問題一的論證結論。因此，《解釋》并未依據證據學理論按舉證難易和證據距離的標準對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的舉證責任進行重新配置而是固守著舉證責任的一般原則，使得金融消費者和金融服務者之間的不平衡進一步拉大，公平正義的期待將幻化為泡影。
第三，集體救濟①之缺失。《解釋》遵循民事訴訟的一般原理，為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安排了單獨訴訟或普通共同訴訟的訴訟方式，這種特別說明純屬畫蛇添足卻未能解決切膚之癢。如果人們能跨越維權成本及舉證的障礙，那么對待訴訟救濟會主動采取行動，普通共同訴訟或代表人訴訟即能滿足他們的維權之需，法律也就沒有特別關注的必要。但這是一個學理假設，在成本與收益的較量下，受害人選擇放棄是一個理性的必然的結果，因而法律必須給予特別設計。
由于對利益的渴望，金融市場中的每一種金融商品都會吸引眾多消費者的青睞而擁之入懷，一旦出現分歧必將引發群體性糾紛，需通過集體救濟方能化解社會矛盾維護和諧穩定。所以，金融服務業是與集體訴訟最密切相關的行業之一，最具適用民事訴訟法中的代表人訴訟解決糾紛的狀況與可能，只是金融消費者必須本著“不告不理”的原則，并滿足該制度的適用條件才能獲得支持，而其中“成本與收益”的抉擇又使得部分受損投資人被動放棄訴權而導致代表人訴訟無用武的環境，也就不能通過代表人訴訟裁判的預決效力對可能的利害關系人進行間接救濟。也就是說代表人訴訟或集體訴訟在金融消費糾紛中應廣泛適用，但需要適度改良，否則又要與對金融消費者的特別保護的立法理念失之交臂。
（三）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的乏力
上述三個問題是金融消費者權利司法救濟方式所存在的制度缺陷，是否能通過社會救濟（行政調解、仲裁）、自力救濟加以彌補呢？
第一，金融消費者保護機構集體救濟職能缺失。國際金融危機以來，針對只關注金融利益訴求而忽視消費者權益保護的問題，需要進行全面反思與改革。金融消費者保護不僅只是錦上添花，也是金融危機時抵御系統性風險的一個重要手段。我國為順應國際金融局勢的發展，2010年以來三大金融監管部門也開始著力推進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制度建設，中國銀行業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的工作原則是“向公眾普及金融知識，提高公眾識別和防范金融風險的能力，并以此加強金融消費者保護，維護金融消費者合法權益，構建和諧的金融消費關系”，它對金融消費者的保護是事前教育而非事后救濟，解決受損權益的賠償方面無能為力。保險消費者權益保護局和投資者保護局作為保監會和證監會內設機構，其職能大體包括研究保護消費者權益的機制、受理投訴咨詢、調查處理消費者投訴、消費者教育和風險提示等。因此，在金融消費糾紛發生以后，二者可以運用投訴處理制度化解金融消費者和金融服務者之間的矛盾。至于職能到不到位，責任意識強不強，認識水平和業務素質高不高還有待實踐驗證。但是，在遇到金融消費者對投訴處理結果不服而又因維權成本的顧慮無力開啟訴訟大門時，上述三大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機構由于沒有法律的授權享有如其他國家金融消費者保護機構代表金融消費者、仲裁的權益（具體內容下文再述）而使得其對消費者的保護也極其有限。盡管如此，金融監管部門的投訴處理機制也會一定程度上分解司法救濟的壓力，為金融消費糾紛的解決增加了選擇途徑。
第二，金融仲裁規模小。仲裁由于自身所具備的解紛特殊性極易擴展至金融消費糾紛領域。從國際上看，不但有先例而且通行。我國的金融仲裁起步較晚，開創于2007年12月上海金融仲裁院的成立，標志著金融糾紛多元化解決機制的建立。之后，廣東、重慶、武漢、杭州等地都相繼成立金融仲裁院，預示著金融仲裁制度在我國已生根發芽。但相對于每年全國金融訴訟案件的受案量而言，仍處于方興未艾的初始化發展階段。加之社會各界的認知度低且金融仲裁專業人才匿乏，金融仲裁的應用規模還未鋪開。
第三，金融服務者內部糾紛處理程序遭遇旁落。西方發達國家在處理投訴方面基本上都首選內部解決的方式，如雙方未能經調解達成一致意見，才訴諸外部程序處理[5]（具體規定下文再述）。目前，我國大多數銀行金融機構也都建立了消費者投訴處理機制，從已完成的處理來看，投訴解決得比較及時有效。我國法律并未規定金融機構內部解決前置，導致金融消費者因對于身處強勢地位的金融機構的不信任而忽視了該項措施在糾紛處理過程中的積極意義。此外，金融服務者也未積極開展此項建設。所以，對于糾紛的解決，雙方最終還是寄希望于訴訟，坐失糾紛解決的最佳時機，社會成本大大增加。
第四，補償制度內容短缺。通過多年的實踐，人們已清醒地認識到金融消費者的權益受損不僅會因侵權發生，也會因證券公司安全運行障礙和違約出現，解決該境遇下的權利救濟也是金融消費者保護的重要內容。所以，證券投資者補償機制的建立即成為應對該問題的制度選擇。這本是我國在金融消費者保護立法上的可喜進步，卻又出現了顧此失彼的遺憾。投資者補償制度的多數境外立法都由保護基金和賠償基金組成，但是我國《證券法》僅規定了保護基金，而未規定賠償基金[6]，也即只解決了證券公司關閉、破產或者其他支付障礙而引起的投資者權益受損問題，對于證券公司安全運行過程中因違約而引起的損害結果沒有給予關照，金融消費者權利保護仍留下了一所未開發的處女地。
三、救濟機制的改良及制度安排
立法完善令人期待，只是如何完善的問題。在金融消費者權利救濟上，我國無論理論研究抑或實踐都是朝陽產業，想要從先代的制度中汲取一些有益的養分有些癡人說夢，不是說人們已經忘卻歷史，而是歷史沒有留給人們一面鏡子。西方發達國家的金融業及對其的規制和調整卻遠遠地走在前面，其所摸索的路徑雖不能說“放之四海而皆準”，卻能為我國節省了不需重復的實驗時間，借鑒、取舍、重鑄是我國金融消費者權益救濟機制完善的必然選擇。
第一，建立金融機構內部處理投訴前置程序。內部處理是有糾紛發生以來最原初的解決方式，西方發達國家在處理投訴方面基本上都奉為首選。比如，英國的金融服務局（FSA）就規定，金融消費的爭議處理程序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金融機構的內部處理程序；第二階段是金融督察服務公司 （F0B）程序。即消費者首先應該向金融機構投訴，若在8個星期內未完成或消費者對解決方案不滿意，才能進入第二階段尋求金融監管機構幫助。美國的金融消費者要投訴某金融機構，也需要首先與該金融機構負責人接觸，爭取直接解決問題，如果不能直接解決消費者投訴，才可要求金融機構的監管部門出面處理。澳大利亞也有類似的規定，即當金融機構內部的爭議解決程序沒能解決糾紛時，才由金融督察服務機構的獨立裁判人員出面，為消費者和小企業提供免費、公平和易得的爭議解決途徑[5]。內部處理程序之所以受到青睞源自于其自身的機制優勢：它可以最大限度地節約社會資源，降低因糾紛而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它可以敦促金融機構主動優化服務，通過規范化建設提升其競爭力；它可以提煉金融消費者的信息盲點，有針對性地進行金融教育、信息披露；它還可以為金融消費者的信息隱私保駕護航。對于我國的金融業而言，這些優勢既是金融服務者的服務重心又是金融消費者的利益核心，應該得到充分的釋放，所以，需要移植金融機構內部處理投訴前置程序，為金融消費者權利救濟筑好第一道戰線。
第二，打造金融專業人才，擴大金融仲裁規模，補充金融審判能力。金融仲裁的實踐在我國已經開始，只是目前的規模還未打開，但其所具有的平等性、快捷性、保密性和高度的權威性有助于降低金融消費者的訴訟成本和訴訟風險，應用價值極強；同時，其作為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在分流司法審判案件積壓方面也可發揮重要作用。所以，有完善和推廣的實際需要。現階段的障礙除了被認知度低外，就是缺乏金融專業人才以完成金融仲裁使命，這是一個軟因素卻足以制約其發展規模，因為金融專業人才的專業性無人能及、無人能代，需要專業打造。
在金融審判中也會遇到同樣的問題，需要組建高素質、專門化的審判庭才能解決復雜艱深的金融消費糾紛審判。國內目前只有上海的法院自上而下建立了獨立的金融審判庭，這與上海的“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思路和進一步聚焦陸家嘴金融貿易區的號召”是相匹配的。但在其他地區，因缺少了上海的環境，金融審判庭的建立雖也可行但還不具備推廣的必要。面對金融審判的需要，根據現有制度，我們具備解決的方案，即實行金融陪審，只是它的運行同樣需要金融專業人才的介入。所以，著力打造金融專業人才，是金融仲裁和金融審判順利開展的前提基礎，是解決金融消費者權益救濟專業化的可行選擇。
第三，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縱觀西方發達國家的金融糾紛訴訟并未見舉證責任倒置的先例，但此并不足以否定我國進行嘗試。舉證責任如何分配要考慮保障訴訟公平以及當事人訴訟地位實質平等的目的實現。決定舉證責任倒置的要素包括證據距離、舉證能力的強弱、保護弱者、蓋然性標準、舉證妨礙對于以金融消費者權利保護為中心的西方發達國家而言一直是金融監管過程中予以平衡的問題而沒有倒置的必要；但對于剛剛轉變監管中心的我國，短期內要通過改變金融消費者的智識以平衡其與金融服務者的地位是一種苛求，因為行動需要理念作為后盾，而理念的培育與養成是長期的、艱巨的工程，金融消費者的舉證不利地位在短時間內無法扭轉，舉證責任倒置也就有實行的必要。
第四，建立金融消費者集體救濟機制。限于金融消費糾紛的特點，集體救濟有廣闊的適用空間，歐盟各成員國在該方面總結了多種實踐經驗，值得我國學習及仿效。如法國的投資者共同代表訴訟規定，在眾多被確認的投資者由于類似的損害欲同一經營者時，任何獲得公共機構批準的投資者組織在接到兩個以上投資者的授權通知后，可以代表所有相關投資者提訟。芬蘭的消費糾紛損害賠償團體訴訟則賦予消費者保護公評人在團體訴訟中的原告資格。德國的《資本市場示范訴訟法》規定了示范案例程序以加強對投資者地位的保護[7]。集體救濟機制之所以在歐盟被廣泛應用在于其產生了豐富的效果，其中最吸引消費者的是維權成本的分擔。我國三大領域的專門金融消費者權利保護機構都已建成，具備了借鑒歐盟集體救濟的主體要件。既然是消費者權利保護機構，其職責即應貫穿權利實現的全過程，不應止于事前教育和投訴處理，也應包括通過參與訴訟的形式保護消費者。依我國的金融消費者實況，目前有效的集體救濟機制應為依法賦予金融消費者權利保護機構代表所有相關金融消費者提訟的權能，以便一次性地解決規模化的金融糾紛。由于職責優勢，其在訴訟中具有與金融機構平等對話的能力，對公平正義的裁判形成起到了監督的作用。
第五，加強金融教育與金融宣傳。此舉意在從源頭上預防金融糾紛的發生，雖非實質的救濟方式，但在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上可以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從我國《公司法》將公司應當承擔社會責任寫入法律條文中起，金融宣傳教育即成了金融機構應承擔的社會責任。由于《公司法》只是宣示性的規定并沒有具體的要求，多年以來金融宣傳教育并未落到實處，公眾的金融知識仍未得到普及及提升。國際金融危機后，我國的金融監管部門已認識到問題所在，并快速完成了金融消費者權利保護機構建設，旨在推進金融咨詢、服務、教育、投訴處理。目前，三大機構處于初步運行階段，定位及職能亦在逐步調整和適應過程中，金融教育與金融宣傳應為機構重要職責之一。一個健康的金融市場，其能夠迅速發展穩定提升的根基在于市場主體的信心，國家的監管、行業的自律、金融消費者的救濟三者不可偏廢。金融消費者救濟在這三者之中最為根本，針對我國目前金融市場現狀，應進一步加強完善金融消費者救濟機制為提振市場信心，穩定金融秩序的當務之急。
注釋：
①此處所言并非否定我國《民事訴訟法》中的“代表人訴訟”的存在，而是想構建一個專門適用于金融消費糾紛解決的集體訴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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