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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現代繪畫教育中潛藏的危害
現代高校對于學生的發展要求很高，希望培養出一大批對社會和國家有作為、有用的高素質的、實戰性的人才，從而為社會所服務，因此主要針對學生專業技能的提高，間接地忽視了學生個體的全面發展和個人的專業素養的提高，舉個例子：學生在素描寫作的時候，注重的是在不一樣的光線下對抽象事物的具體形態、動作、體征、比例、明暗和虛實程度等各個方面的描寫，而不是發揮個人的優勢進行創新，限制了學生的思維能力與探索知識的興趣，不利于教育的實施；另外，高校都在加大對學生的招收量，而后帶來了一系列的不良影響，比如說人數的增加，教學秩序相對的松弛，學生的整體素質偏低，那些所謂的高級院校逐漸地走向下坡路，這些因素都從側面影響了現代繪畫教育的發展。對于這些發展的諸多問題，高校需要勇于面對，敢于挑戰，從而不斷創新與探索新知，逐漸地改善我們高校的教育體系與整體的理念。
二、把傳統造型觀念和現代繪畫教育結合起來
傳統造型藝術因其獨特、深厚的魅力而成為了民族傳統和民族精神的具體表現方式，那么只有將傳統造型觀念與現代繪畫教育相統一起來，才能創造出具有民族性、時代性和具有獨特風格的作品，打破傳統、單一藝術觀念的舊局面，從而形成一種具有現代教育意義的、風格形式多樣化的新格局。現代繪畫教育風格無論從形態、形式上以及藝術發展的角度來說，都與傳統的造型觀念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二者不可以分裂開來。現代繪畫的技術指導多來源于對傳統的寫實主義、主體主義、構成主義，還有一些整體化主義的吸收與傳承，這其中有中國的傳統造型觀念也有西方的繪畫風格。中國的傳統造型觀念主要表達的是以意境來描繪實物，創造出許許多多的藝術作品，用來為人們欣賞與參考。中國傳統造型觀念注重用美的形象來抽象地表達自己的意思，達到一種心情的美感，也就是說用繪畫的作品來提升自己的道德素質，并不是真正的為了與客觀事物的具體描述，而重在用描繪的事物來表意，實際的物體只是作為一種媒介來為藝術而服務。而西方的傳統造型觀念就比較多樣化、開放性、抽象化，給我們許多想象的空間，可以融入我們高校的教學之中，汲取其中值得我們借鑒的傳統造型元素為現代繪畫教育增光添彩，以此來取得實質性的飛躍。藝術表現在簡單的層面，與多元化發展的現代繪畫教育要求有著不同。但是同樣有著許多豐富的美學思想（繪畫設計的巧妙、繪畫所表達的意境優美）值得我們去學習并且運用。那么作為民族的藝術文化，我們想要站在藝術的巔峰，就需要高瞻遠矚，敢于吸收，敢于繼承舊的傳統模式，彼此交錯相容在一起。高校教育的發展中，素描、色彩等課程一直采用的是以寫實主義為主，單一的寫實方式使得學生的思維模式比較固定化，沒有很好的開發學生的優勢，影響了他們創造力的發揮。而對于傳統造型觀念中以意傳神的這種優秀的理念，確實值得我們高校在教育的過程中進行延用并且積極地宣揚。還有西方的造型觀念由過去的具體向抽象化轉變，由模仿具體的表象到深層次的探究其內在的美轉變，逐漸地向視覺化的教育模式摸索前行。相對于西方繪畫教育而言，中國現代高校繪畫教育仍然很薄弱，語言的匱乏、形象的簡單、寫實主義等形式依然是主導，很顯然并不是高校教育的目標，我們應該在寫實主義的基礎上，慢慢地把其它的有利于繪畫教育的方法都提到教育的日程上，達到高校教育的目的。對學生的教育方式也應該有所創新，積極地鼓勵學生進行創造性思維的發展，不要對他們實行簡單的教的模式，那樣會束縛學生的想象，影響學生繪畫的發揮，扼殺了學生的個性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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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傳統？傳統就是一種已經形成并對后世發生影響的東西。在藝術范圍內，可以說傳統是極為重要的，無論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傳統都在影響我們，因此我們必須正視和研究它。繼承發揚有利于藝術發展的因素，清除掉阻礙藝術發展的因素，真正能吃透傳統的應當是精神非常強大的人，他既不畏懼于西方現代藝術觀念的涌入，也不非難各種對傳統的批評。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既吸收前人的養分，又不為之所困，始終以明智開放的心態去學習和創作，使我們的藝術更加飽滿充實。
中國繪畫從古典形態轉變為現代形式，始終沒有離開繼承傳統藝術的精神脈搏，只有這樣，才能創作出真正有生命力的感動人的作品。有人主張完全擺脫自然和文化傳統的束縛，也就是完全割裂傳統的繼承與開拓創造的關系。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們過于夸張個性，這種個性一定是單薄和短命的。我們從西方繪畫史了解到：無論是野獸派、表現派還是立體派，不論其造型方法如何各異或者表現主觀感受的程度如何不同，他們最終都有一個明顯的繼承脈絡。
人類浩瀚的優秀文化成果就像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山花爛漫的原野，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去采摘，從而發展自己的藝術風格。回顧整個中外藝術史，有哪位大師不是踏著前人的肩頭向上登攀的？獨創性總是相對而言的，歷史上沒有絕對的、憑空的獨創性的東西。藝術史上所保留下來的，是一個個相互關聯的環節，這些環節織成一張大網，每一種藝術品在此都有一席之地，這張網就是傳統，沒有傳統也就沒有創新。傳統提供出一塊堅實的平臺，以便使藝術家向上跳躍，跳躍的結果構成另一高度，又成為下一跳躍的基礎。我們判斷一件作品是否有創造，也是基于傳統框架下決定的。
我們更應認識到，開拓創造是藝術傳統得以發展的動力，只一味墨守成規那是對傳統作無意義的重復，更難言發展了。傅抱石先生曾說過：“時代變了，筆墨不得不變”。其意義就在于他認識到了傳統的真正精神所在的同時，也認識到突破傳統的重要性。正因為他的這種認識，才使他創造出了“抱石皴”，事實上傳統在其發展的過程中，也包容了諸多逆傳統而行的因素，才使傳統變得愈加豐厚。中國水墨在其發展過程中不也出現過如徐渭、石濤、林風眠這些不守成法的藝術家嗎？中國傳統的精神歷來是寬容創造鄙視守舊的。歷史證明，守成型的畫家多，開拓型的畫家少，但美術史總是由開拓型的畫家來書寫的。
創新與傳統的關系是藝術發展史上的一個永恒的命題。如何做到借古開今，既繼承優秀的傳統精神，又不囿于古人成法、陳法,這關系到藝術家的創造力、生命力以及個人努力探索等方面。人人皆知藝術要創新，從古至今的從藝者可謂眾矣，然而真正能做到創新者的并不多。這與社會人文環境、畫家個人秉賦等諸多因素都有關系，是一個綜合復雜的原因。一個人在青少年時期就應逐漸培養對事物的敏感判斷力和認知能力。如果這個時期不能使自己的感覺提升到一定水平，那么，藝術家的成年至老年很可能在其作品中顯現感覺上的遲鈍，表現出僵化保守。這就是有的畫家一生都在畫著同一個水平的作品的原因之一。有些大師如凡·高、高更雖然從事繪畫較晚，但在此前他們一定具備敏銳的感覺，所以后來才有天才的發現。又如齊白石先生六十歲后的變法并不僅僅是陳師曾等人的提醒，關鍵是他具有敏感的藝術神經從而形成超常的創造力。一個藝術家如發展到高層次的感覺和感情的升華階段，他可以靠敏感的直覺發現常人不易覺察的自然和內心之間那無限的豐富感，其藝術作品自然會表現出獨到的新鮮感。:
在人類文化史上，尤其是藝術史上，每一次藝術形式、意識、審美經驗的嬗變都是一些具有“先鋒”性質的創新者開辟了一個新的空間。西方藝術史上從法國的浪漫主義、印象主義、后印象主義、野獸派、立體主義、抽象主義均產生于對陳舊的藝術形式的揚棄。藝術作品的創作沒有開拓、沒有創新，作品的價值就會降低。藝術的開拓與繼承并不矛盾，它們相輔相成，關鍵在于你的認識、你的選擇。學習過程不僅是技藝的提高，而是藝術品位、藝術素質的培養。這樣就有了一個高度，我們盡可以在這個高度上再向上攀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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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希臘時期
古代東方制度文化以古代中國制度文化最具代表性。古中國普遍實行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以血緣關系為紐帶國家政治結構，其中文化專制成為政治專制副產品。但由于尚未實現權力的高度集中，從而造成古中國文化發展始終未出現斷層，而形成了以自我文化發展為主海納百川文化特征。而體育作為文化傳播的一種特殊形式，必然從觀念到組織運行等方面受到中央集權制及制度文化影響，從而選擇體育的方式必然是重視內在修為，強調以內為基，以外為輔的身體活動成為人們解壓和內省的運動方式，也成為古代東方主要體育文化特征。而古代西方制度文化以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制度文化最具代表性。古希臘是以小國寡民，分邦治之的政治體制，基本實行民主制。而古羅馬卻經歷了從共和走向帝國的政治變化，以法為權的羅馬法成為其制度文化的代表。特殊制度造就了古代西方文化發展短時間內達到高峰的現象，古希臘人直接繼承和發揚了埃及、巴比倫和地中海沿岸各古老文化。于是崇尚外在表現的文化特征成為古代西方主要的文化特征，體育作為直接展現外在美的主要載體，力成為主要的運動形式。但由于中央集權分散，羅馬王朝迅速分裂而滅亡，歐洲進入黑暗年代，西方文化的發展也出現了斷層和新的文化模式。
（二）歐洲中世紀時期
以中國為代表東方社會，處于兩晉南北朝至元朝結束時期。政治更迭是文化的繼承和發展，而推崇的制度文化建設存在人性的一面，從而使體育文化進一步發展。特別是南北朝時期崇尚以普度眾生為理念的佛教，于是體育文化的表現及運動形式確實是披上了“以人為本”的外衣，尤其是民間體育文化得到了快速的發展。而文藝復興以前，西歐大部分領域處于落后狀態。隨著西羅馬帝國的滅亡到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到來之前，封建統治者利用宗教奴役和教化民眾來保護其階級利益，以身體活動為運動的體育形式被遏制，僅有騎士教育存在少量的身體運動。也就是說，中世紀的歐洲制度文化建設中人性的被剝削，長期封閉的封建宗教制管理限制了體育文化的發展，諸多體育項目和運動形式被迫消失或遏制，從而造成了歐洲中世紀時期西方體育處于灰暗期。
（三）工業革命時期
東方社會仍然是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文化一直作為農業社會的附屬品而存在，小農意識及封建制度諸多弊端滯緩此時東方諸多文化的發展，特別是中國，盡管印刷術和火藥誕生于北宋但卻發揚于西方，盡管蒙元時期出現了中國戲劇史和文學史上的重大事件元曲的誕生但僅限娛樂與貴族，這都說明中國封建歷史上思想文化禁錮制度存在已久，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君權至上的封建專制統治，一切文化的傳播都將為其服務。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此時的社會理念是以宋明理學為基本，主張“靜”和“敬”，反對體育，限制了體育的發展。工業革命的到來，標志著社會正經歷上一個時代終結和下一個時代伊始的變更期。新興的市民階級開始登上歷史舞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逐漸在封建社會內部產生，其別是自由主義取代了重商主義，這些都體現了西方主張民主、自由、人性等價值理念。體育文化建設即使人性得到解放，也將體育融入到教育、休閑等諸多領域，使體育重新賦予了新的意義，內外兼修的體育發展模式開辟了西方體育文化發展的新篇章。
（四）近代社會以來
近代社會是一個以西方文明發展為主體的社會，東西方社會存在迥然不同的發展模式必然促使東西方文化發展道路的不同。西方文化通過三次工業革命的變革迅速地完成了全球性的擴展過程，在全球范圍內建立起一個充滿西方強權特征的文化體系，而東方文化受封建統治根深蒂固的階級統治思想影響，強勢的西方帶著大炮和文化打開了東方的大門。東方一直存在的特色民族傳統體育模式在清代達到了高峰，卻伴隨著西方體操浸入，最終取代我國傳統的體育模式，確立了核心社會地位。因此，近代東西方體育發展的狀態：以西方體育模式權威的普遍建立，東方體育模式的全面讓步為背景的單元化體育發展狀態。
風俗習慣性文化下東西方體育發展方向的迥異
東西方風俗習慣差異最終根結于東西方文化的差異。而西方文化自古受宗教的影響，東方文化受封建主義思想的影響，使東西方風俗習慣文化間存在著差異性。西方信奉上帝，認為上帝寬恕罪惡，而東方普遍信奉佛教，認為佛光賜福。西方待人接物強調直截了當，而東方強調以和為貴。西方的愛，強調以神的名義表達愛情，被稱為“神的婚禮”；而東方的愛，講究憑人的力量宣揚愛的意義，被稱為“人的婚禮”。從中不難看出，西方自古呈現人性外在表現力，宣揚人的感性，而東方自古展現人性的內在自修力，闡釋人的理性。無論體育是以休閑化、世俗化、還是現代化的方式存在，體育都是以人的身心發展為核心而發展，東西方社會不同風俗習慣文化必然影響東西方體育演進方向的不同。
思想與價值性文化下東西方體育發展方向的迥異
（一）第一次思想與價值文化的交鋒
四大文明古國的出現，文化領域的先導們開始了中西方文化領域的思想與價值觀的早期的交鋒：以孔子的儒學觀和早期印度的佛教思想的東方文化和以西方猶太教的一神論、古希臘理性主義思想為代表西方文化為對比，形成了早期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東西方文化。而這種文化直接影響了東西方體育的體育價值觀和體育方法等。孔子的“禮”與“仁”的思想，闡釋了以禮制治國，以人道治天下的儒學觀，而這種人道主義和秩序精神是中國古代社會政治思想的精髓，孔子強調倫理至上，“射”被當做君子之交的方式，形成了早期的古代中國倫理至上體育價值觀。而以古希臘理性主義思想的代表人物蘇格拉底反復強調做任何事情都離不開強身健體和精神，特別是《理想國》強調終身體育的重要性。猶太人的一神論認為神是宇宙的唯一創造者和萬物之源，而印度的佛教倡導多神論，宣揚因果報應，主張眾生平等，導致宗教觀念和種姓制度限制了人們參加體育運動的范圍，以瑜伽和保健術為代表的體育形式只能依附于宗教而發展。
（二）以教育為主的思想和價值觀的文化交鋒的第二次交鋒
歐洲中世紀的東西方思想和價值觀的交鋒是以教育為依托的文化交鋒。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中國形成以教育為主的特征的思想和價值觀文化。引進佛學教育的中國，將戒欲輕生思想作為武術和養生的根本，并融合了朱子理學和顏李實學，形成以佛學、儒學、道學重新結合的中國文化思想大融合的開放、兼容的教育思想。勢必為體育文化發展注入新生機，先秦兩漢時期修生養性的氣一元論生命觀，禮之仁之的倫理至上的體育價值觀等體育思想得以融合和延續。而此時的西方形成以基督教義為根本的教育思想，提倡摒棄現實、鄙視肉體、棄絕一切歡樂和幸福的禁欲風，對人生和身體予以否定，導致體育滯后性；最具代表的教育思想便是騎士教育，倡導武技培養忠誠的武士道勇士，用于軍事的體育文化正是束縛于以基督教義為根本的教育思想而不得發展。
（三）14-18世紀末的第三次交鋒
明代王陽明曾說：“圣人與天地民物同體，儒、佛、老、莊皆我之用，是之謂大道。”明代顏元一反程朱理學“重心輕身”，提倡“文武相濟”“兵學合一”全面發展的儒家體育的教育觀,從中難看出，明末思想仍未能打破以儒家思想為主統治。到了清代，閉關鎖國政策加強了思想文化專制，使得思想解放走到了瓶頸期。盡管此時的中國體育正向休閑化和世俗化發展，但人的身心受中國社會發展大背景的影響，體育的休閑化和世俗化是否是曇花一現呢？留給后人佐證。14－18世紀未，近代西方思想經歷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到啟蒙運動的思想文化運動。文藝復興將神的光環世俗化，宗教改革又將世俗神圣化，啟蒙運動使人的主體性價值得以體現。文藝復興以人文主義為核心內容，人文主義代表人物彼特拉克提出要以“人的學問”代替“神的學問”，宗教改革是以馬丁路德為代表，提出因信稱義、信仰得救、先定論為核心內心的人文主義宗教觀；啟蒙運動是以宣傳理性、民主、科學、平等的理性主義為根本的資產階級思想解放運動。不難但看出，近代西方思想仍站在理性角度思考人性的發展。體育是以人為根基，以人的身心發展為根本的社會活動，體育作為人的內在和外在表現形式，人性思想的解放，體育運動方式勢必解放。
（四）十九世紀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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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生活方式、傳統文化等差異，不同民族對待同一種動物的感彩有可能相似，有可能完全不同。當不同民族使用同一動物名稱來表達相同或相近的含義、寓意時，則表現出了對等性。相反，如果一個民族用一些動物詞匯來表達特定含義，而另一個民族沒有這樣的表達，或者選擇的是不同的動物詞匯，則呈現出非對等性。在表達某一語義時，兩種語言可能會借用同一動物名稱，有可能用完全不同的動物。因此，我們應該根據實際例子來分析對比。
貓（cat）在英語中常被用來象征尖酸刻薄、愛在背后說別人壞話的女人，還用來喻指潑辣或心地惡毒的女人。“oldcat”是指“脾氣壞的老太婆”。而在漢語中，貓卻沒有這樣的含義，它通常給中國人溫順、神秘的感覺。英語中用“likeacatonhotbricks”來形容“如坐針氈”、“局促不安”，而漢語中用“狗急跳墻”、“熱鍋上的螞蟻”來表示這種情況。英語文化里中西方國家的人對狐貍（fox）都有狡猾的印象，中文用“老狐貍”來形容一個人老謀深算，老奸巨猾，英語中也有“oldfox”來表達相同意思。此外還用“asslyasafox”去形容某人奸詐狡猾。而“playthefox”指的是耍滑頭。英語中的fox還有褒美之意，喻指“開朗活潑的漂亮女人”，這與漢語卻有不同。中國人認為狐貍善于魅人，因此漢語中用“狐媚”喻指“用諂媚、陰柔的手段迷惑人”。也將“以人的女人”稱為“狐貍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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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爾德是20世紀初德國表現主義繪畫的代表人物，是“橋社”最有才華的成員之一。他的作品構圖飽滿，畫面簡潔，造型夸張，色彩強烈，筆觸狂放，作品中流露出強烈的宗教意味，或悲憫，或迷狂，或低沉，或激昂，將當時北歐動蕩不安的社會現實和普遍蔓延的世紀末情緒渲染得淋漓盡致。
一、何謂繪畫中的宗教意味
人類最早的藝術基本都與宗教有關。歐洲藝術在文藝復興之前，幾乎都是以宗教人物或宗教故事為繪畫和雕刻藝術創作的題材，藝術家通過藝術手段傳播宗教教義，為當時的教會服務。站在任何一件中世紀繪畫或雕刻的面前，立刻能夠感受到那種強烈的宗教神秘氣氛和宗教情感。到了文藝復興時期，以宗教故事或人物為題材的藝術作品依然占有很大部分。直到17世紀以后，宗教題材的繪畫才漸漸被現實題材所代替。但是，后來的一些藝術家，尤其是那些性格內向的，喜歡沉思冥想的藝術家，依舊自覺或不自覺地從作品中表達出宗教式的情感和意味。這種情感以動、靜兩種形式表現出來，一種是教徒式的宗教迷狂，表現為對某些事物的極端熱情或癡迷;另一種則為沉思冥想，悲天憫人的悲槍感受或超自然的心理體驗，這種情緒來自于藝術家內心的壓抑、痛苦，想尋找一種心理平靜或精神寄托。這兩種情感反映在繪畫當中，我們稱之為宗教情感或意味。
北歐的傳統繪畫中，自中世紀起就開始有了一種表達悲劇感和神秘體驗的傾向。從文藝復興的丟勒、格呂內瓦爾德，到19世紀的佛里德里希、布萊克，及后來的凡高、蒙克、恩索爾、霍德勒，直到諾爾德，他們的作品當中始終貫穿著悲劇色彩。不同的只是有些畫家采用內斂的、細膩的、沉穩的藝術表現手法，如弗里德里希的風景畫，多數則采用激昂外露，狂放不羈的表現手法，如凡高、蒙克、諾爾德等人的作品。20世紀初的表現主義畫家們，繼續開掘德國藝術中的悲劇意識，這種悲劇意識一度被稱為德意志民族的特征。藝術家們在對當時現狀不滿或不解的背后，試圖去尋找一種能表達現代人內心世界的藝術手法，那就是肆意的表現主義手法，諾爾德就是其中的一位不懈探索者。
二、諾爾德繪畫中宗教意味的體現
1.選擇宗教題材表達宗教情感
諾爾德于1909年創作的作品《最后的晚餐》是其早期的代表作。這幅畫直接選材宗教故事，這是一個曾為眾多古典藝術家描繪過的不朽經典題材，最著名的是達芬奇的同名作。而諾爾德的這幅作品與古典大師常用的細膩寫實的手法含蓄地描繪這一宗教故事不同，他用極為夸張的表現主義手法來表現。諾爾德將基督與其門徒的形象無限放大，直到擠滿整個畫面，基督和眾門徒的臉上滿是憂郁與絕望，用紅、黃兩種明亮的純色和暗黑綠色鋪滿畫面，強烈的色彩對比，加上以基督為中心的戲劇性聚光效果，渲染出濃郁的悲劇氣氛。
19世紀以后，直接選擇宗教題材的畫家不多見，而諾爾德卻將一個經典的宗教題材作為表現對象，這與畫家想要表達的情緒有關。聯系當時的社會現狀，戰爭的陰云籠罩下的德國，無望的悲觀和狂躁不安是人們的普遍情緒，遁人宗教的世界里，尋求精神的自我解救或許是最好的出路，諾爾德就這樣將宗教故事與現實生活有機地聯系在一起。
除此之外，諾爾德通過描繪與宗教相關的事物，如基督、傳教士、古老的哥特式教堂，及自然景物，如風車、大海、荒野、夜晚的月光等，將人們帶人無垠的神秘時空中，引起種種神秘的宗教體驗。這些宗教事物和自然景物從德國19世紀浪漫主義風景畫中常常可以看到，這種以描繪宗教事物和自然景物傳達宗教意味的傳統表現手法在諾爾德的作品中得到了繼承。
2.通過繪畫語言體現宗教精神
在《最后的晚餐》一畫的構圖中，諾爾德沒有采用達芬奇式的將眾多人物一字排開的構圖方式，置于一個有著強烈透視感的和空間感的畫面當中，而是將所有的人物無限放大，擠滿整個畫面，消除了深度空間和精確透視，巨大的張力似乎要沖破畫面，悲憤的情緒因此得到有效釋放。
同樣的構圖手法還反映在另一幅作品《傳教士》中。這幅畫除了中上懸掛的一幅原始面具外，三個人物幾乎占滿了畫面，一位傳教士正對著雙膝跪地背著嬰兒的部落女人宣講圣經，或是這位傳教士在傾聽女人的懺悔。原始面具、傳教士、部落女人的畫面內容，再加上頂天立地的構圖方式，原始和宗教的精神意味在這幅作品中得到了有效的體現。
夸張的造型是諾爾德繪畫宗教意味得以體現的另一途徑。《傳教士》一畫，象征宗教的傳教士雙手緊抱圣經于胸前，幾何方形的臉上張大的嘴巴露出滿嘴的牙齒，說明他正在滔滔不絕地宣講教義，虔誠的女教徒雙膝跪地呈“之”字形。人物造型采用
極其夸張的手法，傳教士好似方幾何石塊的堆砌，或是隨手撕紙粘貼而成的，雙目、嘴巴、牙齒和胡須隨意地勾畫而來，墻上的原始面具也是極盡夸張之意，惟有婦女和嬰孩的造型稍微嚴謹一些。夸張的造型手法將教士傳教這一宗教事件凸現在觀者眼前，觀者感受到了畫面當中傳達出的濃郁的宗教氣氛。
作為早期表現主義團體成員之一，諾爾德也擅長于運用色彩和筆觸表達情感。《最后的晚餐》、《圍著金牛犢的舞蹈》、《狂熱舞蹈的孩子們》等作品都是用色彩和筆觸表達強烈情感的典范。
《最后的晚餐》里，諾爾德使用了炙熱的色彩與狂亂的筆觸渲染出畫面的宗教氣氛。《圍著金牛犢的舞蹈》中強烈的黃色與紫色，加上筆觸的任意揮灑，表現出舞蹈者動感十足的瘋狂跳躍，反復旋轉，如醉如癡的癲狂狀態，將激越的情緒盡情流淌在畫布上。諾爾德曾從凡高、蒙克和恩索爾等表現主義先驅那里繼承了用色彩和筆觸表達情感的手法。與“橋社”其他成員不同的是，諾爾德更多地表現悲憫、傷感的情緒，這種悲憫的情感或情緒來自于畫家對自然世界及現實人生的深人感受，經過了長時間的沉思默想，是畫家獨特的心理體驗，具有超自然的精神所指。而“橋社”其他畫家，更多地描繪現實生活中，尤其是城市人聲色犬馬、紙醉金迷的生活場景，喧鬧的背后是一顆顆無所寄托的游魂，而諾爾德卻自甘咀嚼苦果，心向上帝，靈魂有了依托，痛苦的心靈得到解救。所以，看諾爾德的畫，必然要經歷一次次心靈跌宕起伏，之后沉寂下來，去自我追問或思考，這就是諾爾德繪畫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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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層層皴染繪春景
《春》是朱先生早年的作品，作者對春天深沉贊美的感情，不是直抒胸臆地“直說”，而是通過含情的畫筆，描繪春天的各種風景畫來抒寫的，賦予各種景物以鮮明的感彩。開篇，作者抓住春天的主要特征，粗略地勾勒了春天的輪廓畫：“……山朗潤起來了，水漲起來了，太陽的臉紅起來了。”由于抓住春天的特征來點染，給這幅輪廓畫抹上了一種迷離的色彩，創造了一個動人的意境；然后，作者從容不迫地推出五幅“特寫”，細致描繪春天的動人景象。先繪春草圖，“小草偷偷地從土里鉆出來，嫩嫩的，綠綠的”，突出草的嫩綠，描繪春天綠草如茵的情景。次繪春花圖，“桃樹、杏樹、梨樹，……紅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畫出春天百花盛開的繁榮景象。接著是春風圖，著力刻畫春風的“溫馨”“鳴唱”，描繪出春風送暖的勝境。第四幅是春雨圖，渲染春雨“輕柔”“濕潤”，畫出夜雨和郊外的美麗畫面。最后作者繪制了一幅迎春圖：天上風箏多了，地上孩子多了。城里鄉下，家家戶戶，老老小小，一個個都出來了。作者用工筆畫的技法細細描繪，慢慢涂抹，層層皴染，描繪出一幅花草爭榮、生機勃勃的迎春圖。
二、水暈墨章顯荷香月色
《荷塘月色》寫于1927年7月，作者那時在清華大學教書，他描寫的荷塘就在清華園。那原是一個平凡的荷塘，然而經過作者的渲染、著色，卻變得十分美麗。一般來說，荷塘容易描寫，月色則難描繪。畫家做畫，不怕畫斷山銜月，就怕畫月色籠罩，因為月下的波光林影時刻在變幻著，很不容易在畫面上表現出來。要用語言文字來表達畫筆所不能描摹的景致，那自然更吃力。然而，朱自清先生卻能夠把一個月夜死荷塘寫得那樣的饒有生趣。我們在這篇不到一千六百字的《荷塘月色》里，看不到什么宏偉的結構和華贍的文字，作者只憑著一時的感受，委婉細致地寫來，卻十分迷人。
作者把荷葉比作亭亭的的裙，賦予荷葉動態的美。荷花“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突出其晶瑩閃亮、隱約閃爍的特點。“微風過處，送來縷縷清香，仿佛遠處高樓上渺茫的歌聲似的。”“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勻；但光與影有著和諧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著的名曲。”通感的運用把其中內在的和諧的美表現得恰到好處。又把月光比作流水，無形的月光給人以有形的實感，月光不僅能看得到，而且能觸摸得到。當描寫葉與花的顫動時，“像閃電”，像“一道道凝碧的波痕”。此時葉子底下“脈脈的流水遮住了，而葉子卻更見風致了。”達到了中國畫中“水暈墨章”的至臻境界，層層暈染開，逐步滲透；恰似投入湖心的石子，泛起淡淡漣漪，圈圈泛開。這種感覺正像我們忙了一天后，忽然看到宋人的山水畫卷一樣。
三、“沒骨”有骨都是綠
“沒（mò）骨”也是中國畫技法，不用墨線勾勒，直接以彩色繪畫物象。《綠》就是通過描繪梅雨潭的綠綠的潭水，抒寫作者之情的沒骨之文。《綠》中的比喻有二十個之多。如把梅雨潭的綠比作一張極大極大的荷葉，言其大，言其醉人，言其奇異——“滿是奇異的綠呀”。又把梅雨潭的綠比作一塊融化了的蔚藍的天，突出其鮮潤。文中還用博喻的手法，多角度、多側面顯示綠的特征：“她松松的皺纈著，像拖著的裙幅；她滑滑的明亮著，像涂了‘明油’一般，有雞蛋清那樣軟，那樣嫩；她又不雜些兒塵滓，宛然一塊溫潤的碧玉，只清清的一色——但你卻看不透她！”從視覺、觸覺、感覺等幾方面形象地再現了綠的柔美、明亮、軟嫩、純凈的特征，表現得淋漓盡致。隨著作者的筆觸，不僅我們的眼前出現了那微微泛起的綠色漣漪，而且我們的指膚間仿佛還能感觸到那閃著光亮的綠波的跳動，一種柔和、明快、親切的感情也會從心頭漾起。作者甚至把她想象為“如同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想拍她、撫她、親她，別致地把她叫做“女兒綠”。那明艷多姿的畫面，那逸趣橫生的情懷，多么和諧地統一在一起了。在這飽含詩情、充滿生趣的綠意中，透露出作者對生活的愛，升騰著作者向上的激情。
四、白描手法畫背影
《背影》中作者白描的技巧很高。請讀下邊的文字：
我看見他戴著黑布小帽，穿著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袍，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難。可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月臺，就不容易了。他用兩手攀著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我趕緊拭干了淚，怕他看見，也怕別人看見。我再向他看時，他已抱了朱紅的桔子望回走了。過鐵道時，他先將桔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桔子走，到這邊時，我趕緊去攙他。
父親的背影，兒子是太熟悉了。但這次要描寫的，卻不是那常見的背影，而是在特定場合下，使他極為感動、終生難忘的那個背影！作者不施濃墨，不用重彩，而是采用白描手法記寫了當時父親的穿著打扮體態動作，特別著重描繪了過鐵道的情景。怎樣走去，怎樣探身下去，怎樣爬上月臺，攀上爬下，移腳傾身，都細細地如實寫下。我們讀后有身臨其境之感，仿佛我們當時也在場，盈盈淚光中也看到了一位仁慈的父親對兒子的關懷和體貼的情景。作者沒有什么形容的筆墨，也不去渲染它，用極樸實的文字，卻生動地勾畫了父親的形象。那父親送行的一幕，是發生在八年前。作者用白描的文字，極為傳神地把當時的動人情景再現出來，我們不能不佩服朱自清的描寫技巧。
另外，秦淮河的燈影波光、弦歌畫舫，威尼斯的異國情調，揚州城的風流與古樸……時而如一卷工筆畫、時而像幅一油畫，讀來，無不帶給我們一種視覺的享受。
高爾基說：語言是文學的第一要素。郁達夫說：“朱自清雖則是個詩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貯滿著那一種詩意。文學研究會的散文作家中除了冰心女士外，文章之美就他了。”的確如此，在朱自清豐富多彩的散文世界里，有情感的真實袒露，有情韻的微妙傾灑，有如詩般的意境構造，有帶著音樂旋律的演奏，有如畫般的景物描摹，更有鮮明的美學色彩。讓我們重讀先生文章，再品先生細膩、清麗的文字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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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國現代文學比較研究》馮錫瑋，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年版。
[3]《朱自清散文藝術論》吳周文、張王飛、林道立，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4]《生命如背影——讀朱自清散文〈背影〉》歐秀蓉，《名作欣賞》，2005（16）。
篇7
一、會計電算化工作存在的問題
這是規范會計工作及會計工作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深化會計改革貫徹新《會計法》，進一步提高會計工作水平和質量的迫切需要。
會計電算化工作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在發展過程中有許多工作要做，有許多問題要及時解決，否則將嚴重阻礙我國會計電算化向更深層次發展。目前，我國會計電算化工作存在的主要問題：
1思想認識程度不夠。我國電算化事業起步較晚，人們的思維觀念還未充分認識到電算化的意義及重要性。一些人認為。會計電算化為時過早，實現會計電算化就是編程序的過程，是單純利用計算機代替手工記賬，是會計部門的責任等等。另外，多數單位電算化都是應用于代替手工核算，僅僅是從減輕會計人員負擔、提高核算效率方面人手，根本未認識到建立完整的會計信息系統對企業的重要性，導致現有會計提供的信息不能及時、有效地為企業決策及管理服務。再次，在軟件更新及硬件投入等方面支持力度不夠。由于傳統的手工記賬方式長期被人們所接受，出于使用習慣的制約，人們對會計電算化數據的可靠性持懷疑態度。
2目前，我國頒布的有關法規中也存在著阻礙會計電算化發展的規定。例如，有些涉及軟件技術開發上的具體細節規定，不能起到推動的作用，反而因規定的太死抑制了軟件的自我發展，影響了會計電算化的普及。另外。由于法規的不健全使電算化犯罪的控制很困難。所以，我們必須看到，對電算化會計信息系統的開發和管理，不能僅靠現有的一些法規，如《會計法》、《企業會計準則》等。因為會計電算化犯罪畢竟是高科技、新技術下的一種新型犯罪，為此制定專門的法規對此加以有效控制非常必要。
3社會上大部分的會計基礎工作也不符合電算化的要求。會計基礎工作主要指會計制度是否健全，核算規程是否規范，基礎數據是否準確、完整等。這是搞好電算化工作的重要保證。計算機處理會計業務，必須是事先設置好的處理方法，因而要求會計數據輸入、業務處理及有關制度都必須規范化、標準化，才能使電算化會計信息系統順利進行。部分單位會計基礎工作不健全，從而使會計電算化信息系統無法處理無規律、不規范的會計數據。
4從目前會計從業人員的結構層次來看，相當一部分會計人員業務素質較低。單位的會計人員接受新事物、創新觀念的意識較低，在計算機技能方面素質較差。只能機械性地使用財務軟件。對計算機的軟硬件知識了解甚少，一旦計算機出現故障，就束手無策。雖然商家在安裝會計軟件時都做了系統的培訓，但是，部分會計人員由于接受能力較差。在上機時經常出現錯誤操作，一旦出錯，可能就會使自己很長時間的工作成果付諸東流，使系統數據丟失，嚴重者導致系統崩潰。
5在會計信息系統的安全性、保密性方面做的也遠遠不夠。財務上的數據，是企業的絕對秘密，在很大程度上關系著企業的生存與發展。就目前軟件廠家來說，真正研究數據保密問題的廠家屈指可數。所謂加密，無非是對軟件本身的加密，防止盜版。另外，在進入系統時加上些諸如用戶口令、聲音監測、指紋辨認等檢測手段和用戶權限設囂等限制手段，不能真正起到數據的保密作用。安全性上，更是不盡人意，系統一旦癱瘓，或者受病毒侵襲，或者突然斷電，很難恢復原來的數據
6當前會計電算化涉及范圍也存在相當的局限性。目前，我國會計電算化僅僅實現了財務會計的電算化，沒有實現管理會計電算化，更不是完整意義的會計電算化。完整意義的會計電算化應該是財務會計電算化和管理會計電算化的有機結合。既然財務會計與管理會計數據同源，管理會計電算化就可以采用財務會計電算化提供的數據，生成管理報表。然而，由于管理會計的規范性和可操作性都不及財務會計，因此，其在企業推廣較難，這就使管理會計軟件開發步履蹣跚。雖然有少數軟件開發商已涉及到ERP，但其技術還不夠成熟，離企業的實際需要相差甚遠。
7在會計電算化審計發展上還不能夠與國際接軌。我國的《獨立審計具體準則第20號——計算機信息系統環境下的審計》指出：在計算機信息系統環境下，注冊會計師可以采取手工審計方式，計算機輔助審計方式，獲得審計證據。盡管有這種規定，但是，各類審計組織在審計過程中極少實施計算機輔助技術，大多采用手工方式操作。雖然手工操作取得的審計資料更直觀、更具體，但是，影響審計結論的一些重大問題容易疏漏，因而審計風險比較大。導致電算化審計陷入疲軟狀態的主要原因，筆者認為有以下幾點：首先是審計人員尚未掌握計算機審計技術，仍舊沉湎于傳統的手工審計技術；其次是審計軟件開發速度慢，由于受利益驅使，許多軟件開發商并不看好審計軟件的開發，而更熱衷于會計軟件的開發；三是相關審計準則的制定以及計算機審計實務工作滯后于經濟形勢。
二、加強會計電算化發展的途徑
加強發展我國的會計電算化事業，實現會計工作手段的現代化，是推動會計改革，充分發揮會計治理職能的重要保證。高新技術信息產業的迅速發展，要害在于信息的競爭。加強會計電算化事業，要重點做好以下四項工作：研究制定總體發展規劃，以引導我國會計電算化事業有計劃、有步驟地發展；制定出臺會計電算化治理體制，逐步把我國的會計電算化事業引向制度化、法制化的軌道；加強會計軟件市場治理。搞好商品化會計核算軟件評審工作，推動我國會計軟件整體水平的不斷提高；開展會計電算化人員崗位培訓，培養一支符合時代要求的會計電算化人才隊伍。
會計電算化怎樣才能適應會計改革的要求，為國民經濟的發展，對經濟過程的監控起到良好的推動作用呢，筆者認為可有以下幾種途徑：
1制定規劃，有計劃、有步驟地推動我國會計電算化事業的發展。總的目標是，力爭達到有40％～60％的大中型企業事業單位和縣級以上國家機關在賬務處理、應收賬款、固定資產核算、材料核算、銷售核算、工資核算、成本核算、會計報表生成與匯總等核算業務方面實現會計電算化；其他單位的會計電算化開展面應達到10％～30％。基層單位要基本實現會計電算化，從根本上扭轉基層單位會計信息處理手段落后的狀況。各級政府部門和業務主管部門要在摸清本地區、本部門會計電算化現狀的基礎上，結合會計電算化工作的需要，制定本地區、本部門的會計電算化事業發展規劃。
2加強會計電算化人才培訓。會計電算化人才缺乏，是制約我國會計電算化事業的要害環節。要大力培訓會計電算化人才。目前，要立足于在職會計人員的會計電算化培訓。培訓可分為操作人員、系統維護人員、秩序設計和系統設計人員等層次進行，從培訓抓起，逐步提高。具體要求是，力爭使大、中型企業事業單位和縣級以上會計人員有60％～70％接受會計電算化知識的初級培訓，把握會計電算化的基礎操作技術。
3加強會計核算軟件治理。會計核算軟件是會計電算化工作的基本環節。我們加強對會計核算軟件開發、應用、推廣、服務等環節的治理，推動會計開發研制的規范化、專業化、商品化，促進會計軟件質量的不斷提高。要推動會計軟件的社會化，進一步引導會計軟件市場的健康發展。
加強會計電算化治理制度建設。建立健全會計電算化治理制度，是會計電算化發展的重要保證。各級財務部門要加強會計電算化治理制度建設，對商品化會計核算軟件的基本功能、會計核算軟件開發的基本程序、實行會計電算化后基層單位開展會計電算化的基本要求、會計電算化知識培訓等一系列問題，應逐步規范會計電算化的治理工作，指導基層單位會計電算化工作的順利開展，逐步實現會計治理的法制化。
5改革財會人員的知識結構和工作職能。實行會計電算化，要求會計人員既要把握會計專業知識，又要把握相關的計算機知識、網絡知識、信息治理知識等，因此，會計電算化將促進會計人員的知識結構向既博又專的方向發展，從而提高會計人員的素質。
篇8
2．農業勞動者的減少和務工人員的增多。隨著農村非農產業的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到非農部門就業。從表1可以看出，從1980到2012年間，在第一產業就業的勞動力總數有逐年下降的趨勢。2012年，從事第一產業勞動的勞動力只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33．1%，還不到1980年(78．9%)的一半。表2展示了更詳盡的農村勞動力就業狀況。從行業分布和從業時間兩個指標來看，從事第一產業的勞動力雖然逐年下降，但仍占到50%左右。其中的原因可能是，雖然有些人看起來仍在從事農業，但實際上用在農業生產上的時間并沒有那么多，因為農業生產的很多環節都已經外包給農機服務了。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轉移到非農產業就業的勞動力會越來越多。這就意味著農業勞動力者人數會越來越少，而務工人員的人數則越來越多。這是農村階層分化和社會結構變遷的一個重要標志。
3．知識取代經驗，成為農村發展的主導型因素;相應地，老年人地位下降，年輕人地位上升。在傳統中國，經營或生活模式都比較固定，所以經驗就起著很重要的作用。由于老年人有更多的經驗，所以主要由老年人主導社會秩序。但在農村改革后，新知識的學習和應用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無論是農村工業的興起，還是農業新技術的應用，都超出了傳統的經驗。因此，知識相對于經驗就顯得更重要。由于年輕人在學習新知識上的能力更強，所以在經營方面也就擁有了更多的決策權。筆者在章丘市白云湖鎮調研時，就證實了這種說法。當地最主要的產業就是廢品回收。收廢品需要一定的知識，不同種類的塑料、金屬，價格差別很大。年紀大的人在辨別能力方面，顯然不如年輕人。所以，這里的年輕人地位更高，甚至家庭財產的支配權(主要是現金開支)也主要由年輕人掌握。知識對于經驗的取代不僅表現在經濟領域或經營上，而且還體現在社會交往和生活方式的變化上。日新月異的家用電器、新式服裝、新的文化娛樂形式以及新的交往方式，都與傳統不一樣。在新風氣迅速取代舊風氣的情況下，老年人不得不感嘆自己落伍了，且不得不將更多的決策權移交給年輕人。例如，在家庭消費品購置和翻蓋房屋方面，年輕人都有很大的話語權。
4．在社會組織方面，家族讓位于新興組織和政府組織。家庭和家族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單元。1949年以后的集體化運動打破了這種格局，建立了超越家庭和家族的組織———生產大隊和生產小隊。但因為這種組織的無效率，以大包干為主的農村經濟改革又恢復了以家庭為單位的格局。農村改革之初，超越家庭的生產和經營并不普遍，村委會仍然是維護農村社會秩序的重要組織。但在農村市場經濟經歷了三十多年的發展，大量超越家庭和家族的經濟組織已經發展起來。首先是企業，大量存在的企業已經成為農村最主要的組織形式之一，并且吸收了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就業。例如，威海市大量轉移到城鎮的農村勞動力，都是在企業就業的。其次是合作社。2012年，山東新增農民專業合作社13784個，合作社總量達到70336個。2013年，山東農民專業合作社平均社員數量為53戶，入社農戶比例達到了16．1%。可以看出，各類合作社已經成為農村的一個重要經濟組織。同。在傳統的地方秩序維持中，家族起了很大的作用。各類糾紛基本都靠各個家族有威望的人物協商解決，家庭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家族。但現在，家族勢力有分化、衰落的跡象①。各類民事糾紛，也更多地靠公權力解決，而不是靠家族協商或調解。例如，在糾紛中如果發生打斗現象，很多人會打110，而不是像以前那樣，叫自己的近親來幫忙。通過訴訟來解決民事糾紛，也逐漸成為農村的時尚。
5．傳統倫理的衰落和物質欲望的泛濫。改革開放以后，對欲望的追求和滿足最終歸結為對金錢的追求。財富的變化導致了村莊階層的重新分化，財富成為衡量家庭在村莊中社會地位的主要指標。原有的社會秩序和倫理秩序遭到破壞。在此環境之下，拜金主義盛行并成為社會的主流是不可避免的。拜金主義不僅打破了傳統社會的人情，而且導致了很多違法現象的上升。例如，在目前的農村，兒女不養老的現象較為普遍。為了房產、養老等問題而導致兄弟姐妹反目的情況也經常發生。更甚的是，很多人不以違法為恥。只要能夠掙錢，即使是違法，也會受到很多人的效法。
二、農村社會結構和階層分化的基本動因:農村專業化趨勢和農民職業分化
(一)中國傳統社會一直是一個自然經濟社會，一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都沒能擺脫自然經濟狀態。從表3可以看出，1952年農業總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達到66．6%，農林牧漁業從業人員占鄉村從業人員的比重達到95%。1980年，雖然農業總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降低到了32．1%，但農林牧漁業從業人員占鄉村從業人員的比重仍然達到93．0%。可見當時產業是非常單一的，絕大多數農村勞動力都在農業部門就業。此后隨著農村市場經濟的發展，產業分化有了很大的進步，特別是農村工業的發展，徹底改變了農村多年以來的自然經濟格局，為農村勞動力提供了新的就業機會。農林牧漁業從業人員占鄉村從業人員的比重也逐年下降，1990年下降到了74．9%，2000年下降到了67．7%，2012年進一步降到了46．8%。也就是說，農業勞動力不到總數的一半，大部分農村勞動力都已經到工商業部門就業。以前農民的財富積累幾乎完全靠農業經營，而農村改革以后，工商業成為農村財富積累的新來源，而且工商業財富的積累要比農業快得多。收入來源的多樣化導致了家庭財富的迅速變化。由于家庭財富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階層分化，所以產業分化是階層變化的重要動因。從表4可以看出，2012年的工資性收入所占比重，全國達到了43．55%，山東則更高，達到了46．40%。而家庭經營收入所占比重，全國和山東分別是44．63%和44．83%。但在家庭經營收入中，全國仍有大約23%來自二三產業。家庭經營收入，2012年山東沒有三次產業的數據，但從2011年的數據看，其中來自非農產業的比重也達到了25%以上①。由于工資性收入基本是通過在非農產業就業得到的，所以從總體上來看，來自非農產業的收入占到了純收入的50%以上。這說明，來自農業的收入已經不再是農村收入的主要來源。農民主要的收入都來自二三產業。隨著大量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工商業部門就業，農業生產專業化也有了很大的發展。農業生產的專業化主要體現為農業生產機械化程度不斷提高。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以來，全國農業機械總動力保持了較快增長的速度，年均增長率達到6．1%。2012年，山東全省農機化綜合水平超過了81．5%，其中糧食機械化程度達到88%，經濟作物達到58%。在糧食作物中，小麥機收率超過97%;玉米機收率達80．8%［20］。由此可以看出，農業生產的很多作業環節都已經外包給農機專業服務組織或個人，農業專業化水平也因此得到了極大提高。
(二)專業分化導致的農村人員流動性增強，社會交往的距離拉長與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況相適應，中國傳統鄉村是相對比較封閉和穩定的，所謂“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但農村改革以來，更大范圍內的專業化分工導致了農村各種要素的流動性大為增加。其中對農村階層分化和形成影響最大的是勞動力的流動。直到20世紀80年代，能夠經常到外地特別是城市的人，在農村仍然是少數人。農村改革之后最早富裕起來的那部分人，基本都是與外界聯系比較多的人。隨后逐漸形成的企業家階層，基本上都是由這部分人構成的。但此后隨著中國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快速發展，農村勞動力流動已經成為普遍現象，流動規模越來越大，以致于出現了“民工潮”、“春運”等中國特有現象。從表5可以看出，山東農村勞動力雖然跨省流動的規模不是很大，但在省內流動的規模和頻率還是比較高的。2010年，外出勞動力達到了農村勞動力總數的18．67%，2011年這個數字達到了22．41%。從外出勞動力就業地點上看，鄉外縣內和縣外省內的占到了絕大多數，而其中地級市和縣級市是主要的就業地點，出省就業的人很少。在外出勞動力中，大多數人都從事第二產業，從事農業的人微乎其微。農村勞動力的流動之所以對農村階層分化和形成造成影響，一是外出勞動力本身就構成了一個新的階層，即務工人員階層，而且這個階層將不斷壯大。二是外出勞動力對本村原有的階層形成了沖擊，從而刺激著原有階層的變動。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外出打工人員回家創業，從而從務工人員階層躍升為企業家階層。
(三)現代知識多途徑輸入農村農村階層的變遷與現代知識向農村傳輸不無關系。現代知識進入農村，成為年輕人的時尚，改變著農村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現代知識對農村的影響可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現代科技向農村的傳輸，不僅改變了農村傳統的產業結構和就業機構，而且提高了年輕人的地位。因為年輕人接受現代知識更快，在積累財富方面的能力也就更強。二是現代知識和現代風尚改變了農村的風俗和風氣。例如，在傳統中國，最重要的價值就是“孝”，所以老年人的地位比較高。但現代知識顯然更注重平等，從而間接削弱了老年人的地位。三是年輕人顯然更熟悉法制和正式制度，他們對正式制度的接受也間接地削弱了傳統的風俗和家族地位。例如，對110警察快速反應機制和法庭的訴訟機制，年輕人更容易接受。四是在現代知識影響下，年輕人更注重自我和公平，更不容易接受權威主義，從而間接地削弱了村干部的權威。現代知識向農村的傳輸最主要的途徑是媒體。電視的普及以及網絡在農村的普遍應用，都能夠使農村居民特別年輕人以最快的方式接觸到現代知識和文化。電視和網絡不僅打破了城鄉的界限，而且打破了國家界限。此外，人員流動對現代知識向農村的傳輸也起了很大作用。無論是農村居民流動到城市，還是城市居民流動到農村，都能夠將城市文化和城市思維方式傳輸到農村。公共服務向農村的普及和推廣，顯然加快了現代知識向農村的傳輸。交通設施的改進有利于城鄉之間的生產要素交流，特別是人員交流。現在，年輕人沒有到過城市的微乎其微。有線電視、無線網絡在農村的普及，都成了現代知識在農村傳播的有效途徑。
(四)農村專業化與組織多樣化農村的專業化導致了很多新興經濟組織的產生，例如，企業、合作社等經濟組織。這些新興組織和政府組織無疑極大地改變了農村的階層狀況。打破了傳統的家庭和家族結構。家庭已不再是最主要的生產單位，越來越多的人正走出家庭，加入企業等經濟組織。家庭的收入也已經不再依賴于家庭本身，來自企業、公司、合作社等組織的收入越來越多。幾千年來牢固無比的家庭結構，在市場和經濟力量的侵蝕下正逐漸瓦解，農村正在進行千年未遇的結構重組。政府組織向農村的滲透，也極大地削弱了傳統的家庭和家族結構。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村干部的權威:村民們可以越過村干部，直接與政府組織打交道。以上四種農村社會變遷現象，都可以用分工深化來解釋。是農村的產業分化導致了勞動力轉移和新興組織的產生。現代知識輸入農村，則是城市發展和全國范圍內甚至全球范圍內分工深化的結果。
三、農村階層變化對社會管理的后果和影響
農村階層變化雖然有積極的效應，但同時導致了很多問題，成為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障礙。這些問題主要表現在:
(一)農村精英大量流失城鄉交流的不斷增加在促使大量現代因素輸入農村的同時，也導致了大量的農村優質因素流入城市，導致了農村的貧血。1．農村經濟精英的流失。農村的經濟精英通過兩個途徑流失:一是農村的企業家正大量地向城鎮轉移，目前轟轟烈烈的城鎮化和各地出臺的吸引資本進城的優惠政策，更是加劇了這個進程。城市優良的生活環境，特別是文化和教育環境，對農村的富裕群體有很大的吸引力。越來越多的農村高收入群體，特別是企業家群體轉移到城市居住。二是青壯年勞動力正大量流失。在發達地區，大量的青壯年勞動力都到城鎮尋求就業，導致鄉村出現了空心化。例如，在威海的鄉村，很難找到年輕人了。在不發達地區，大量青壯年勞動力外出打工，也導致了村莊的空心化。2．農村政治精英的流失。在城鎮化浪潮中，大量的農村政治精英也流入了城鎮。例如，在平陰縣、章丘市等地方，都出現了大量村干部到縣城購房并居住的情況。這種情況顯然不利于農村的治理。
(二)管理隊伍的頻繁更迭和農村治理的內卷化農村治理內卷化是指農村治理陷入一種停滯或徘徊的圈子，而無法進化為另一種高級狀態。當前農村治理有內卷化的趨勢。首先，村民和國家之間的關系沒有理順。不僅在公共服務供應上，農村沒有達到城市的標準，而且農村居民的財產權利一直沒有保障。農村土地仍然保持著集體所有制，政府可以隨意征用農村的土地，而土地補償款卻遠遠低于市場價格。另一方面，農村的住宅卻一直被排斥在市場之外，農村的財產無法用市場價格定價。在社會治安方面，以警察為主的國家機器沒有足夠的力量來維護鄉村安全，以致于在很多地方，特別是勞務輸出較多的地方，出現了盜匪橫行無人敢管的局面。例如，在魯西南某些勞務輸出比較多的地方，甚至出現了盜賊偷牛主人不敢出面制止的現象。農村賭博現象也很常見。其次，村干部和村民之間的關系沒有理順。雖然村委會名義上是選舉出來的，但由于選舉過程弊病百出，所以村干部和村民之間時有矛盾發生，雙方之間的信任關系一直沒有建立起來。村民與村干部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土地問題。雖然在絕大多數地區土地都已經承包到戶，且一定30年不變，但村干部及其親屬多占耕地的情況還相當普遍，土地問題仍然是村干部與村民關系惡化的一個重要原因。二是村集體財產問題。在一些仍然保留了部分村集體財產的地方，如何使用或處置這些財產也是一個矛盾的焦點。三是宗族關系問題。在一些宗族關系和諧的地方，村干部往往成為某一個宗族的代言人，或者村干部換屆選舉成為宗族競爭的焦點。在資源豐富的地方，村民委員會的競爭到了白熱化的地步。賄選、家族式競爭非常突出。例如，在集體財產數量比較大、征地數額比較大的地方，村干部都可以借機獲得大量的好處，村干部的競爭也非常激烈，賄選現象很嚴重。村民委員會競選的白熱化導致了農村管理班子的頻繁更迭。另外，在一些空殼村，則沒有人愿意出任村干部。
(三)農村經濟、社會秩序的混亂由于傳統的治理機制和保障機制已經瀕于失效，市場擴展以后新的治理機制和保障機制尚未建立，所以農村出現了某種程度的矛盾或混亂，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經濟秩序的紊亂。市場經濟是需要一套完善的制度作保障的，但在農村，并保障市場經濟運行的相關制度有待完善。首先，由于農村居民法制意識淡薄，信任體系不完善，合同法無法得到有效執行，違約現象非常普遍。其次，農村金融和信用制度體系很不完善，個體農戶較難從正規的信用機構借貸。其結果是高利貸普遍存在，因此而發生的經濟糾紛也不在少數。雖然各地都出臺了一些辦法來解決農民貸款難的問題，如幾戶聯保，但總體來說，農村貸款難問題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最后，國家監管制度在農村地區比較薄弱。在城市難以生存的假冒偽劣產品，大多轉移到了農村。目前尚未形成一個對農村市場進行有效監管的機制。2．社會保障機制仍不完善。近幾年雖然各類保障制度已經延伸到了農村，對農村的生活改善起了很大作用，但力度仍然不夠。例如，農村大量的貧困人口仍然無法得到足夠的救助，雖然新農合已經普及，但農村因病致貧的現象仍然存在。2013年，山東新農合覆蓋率達到了99．88%，實際報銷比率達到48．99%，新農合的大病報銷比例達到了50%以上［21］，但對于很多農戶來說，自費支付的那部分仍然是很大的負擔。2013年，山東農村低保標準平均達到2406元，256萬人受益［22］。但總的來說，一是低保的比例仍然偏低，二是額度還有待提高。而且在不少地方，低保戶的選擇還有問題。很多村干部都優先選擇自己的親屬，不管他們是否符合低保標準。
(四)文化變遷和道德秩序的瓦解韋伯認為新教倫理催生了資本主義精神，實際上是指新教倫理改變了人們的價值觀從而塑造了一種新文化。中國農村自改革開放以來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人們的價值觀有了很大的改變，原有的文化系統逐漸解體，而新的文化系統尚未建立。這種價值觀的改變和文化體系的變遷，對中國社會未來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10］(P37－71)。1．從人情社會到拜金主義。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人情社會，從傳統農村盛行的婚喪嫁娶“隨份子”的風俗，就可以看出人情社會的基本特征①。改革開放以后，對欲望的追求和滿足最終歸結為對金錢的追求。財富的變化導致了村莊階層的重新分化，財富成為衡量家庭在村莊中社會地位的主要指標。在此環境之下，拜金主義盛行并成為社會的主流是不可避免的。2．社會約束的弱化由于中國農村傳統上是一個鄉土性的、封閉性的社會，所以，農村的社會約束基本上是靠諾思所謂的非正式約束，亦即依靠慣例、習俗、習慣等。傳統農村的封閉性使得農村社會基本上是個熟人社會，特別是在村莊之中，熟人社會的特征就更明顯。非正式約束是與熟人社會是相互契合的、有效的約束。但在改革開放后，隨著分工的深化和農村流動性的增加，村莊的封閉性被打破了，人們越來越多地與陌生人打交道，非正式約束的效力就大為削弱。村莊的秩序也呈現出某種程度的無序狀態，村莊中騙人和被人騙的事例大為增加。賺錢的欲望甚至使很多人超越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從事非法交易，個別村莊里的很多人因為與盜竊犯勾結或為盜竊犯銷贓而被捕。令人惋惜的是，人們并不以盜竊和銷贓而感到可恥。相反，因此掙錢的人反而感到非常驕傲。3．社會達爾文主義:是非觀念的弱化在市場經濟和金錢欲望的沖擊下，農村社會出現了某種社會達爾文主義傾向。在村莊內部，往往金錢的多少決定著個人和家庭的社會地位，物質欲望成了最大的追求。傳統的鄉紳階層受到了沖擊，在市場經濟中社會階層有了新的劃分。一批富裕起來的人進入了社會上層。在現階段這個轉型期，原有的社會約束正在失效，新的社會約束尚未建立起來。在金錢欲的沖擊下，不顧社會約束而追求財富的現象屢屢發生。甚至出現了笑貧不笑的傾向。社會平等觀念缺失，是非觀念也大大削弱，金錢成為衡量社會地位的惟一標準。在這種風氣之下，消費攀比之風盛行。有些村民頻頻更新住房，在一個側面體現了這種不良風氣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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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同的用筆用墨技巧；筆墨是中國書畫的特色精華、物化載體與精神折射。不同的行筆、和墨色的千變萬化會使書畫作品變得更有情有趣、有氣有韻。如果一幅作品中缺少筆墨，就難言成為傳統的中國書畫。兩者在用筆和章法的錯落處理上簡直如同出一轍。最基本的也就是同為用線傳力度，用形傳情感，講究線條與墨點的連貫性。兩者用筆方法同為依靠手腕和手臂來控制行筆的速度，都是通過筆的中鋒、側鋒、順鋒、藏鋒、露鋒、逆鋒相互轉換，與提、按、頓、挫、疾、徐等虛實變換的有機結合，并著重于手、眼、心三者之間的相互協調配合，才能讓筆下的線條有骨有肉、有質有韻、險勁率約、剛柔相濟，產生出較強的形式美、拙重美、厚度感與節奏感。就如唐代韓方明《授筆要說》中提到：“執筆在乎便穩，用筆在乎輕健，輕則須沉，便則須澀，謂藏鋒也，不澀則險勁之狀，無由而生；太流則浮滑，浮滑則俗”。
在用墨方面，也許有人對書畫的相同會持有異議。他們認為在國畫中墨色運用非常講究“墨分五色”，通過那焦、濃、重、淡、清之間的相互轉換與結合，干濕明暗對比來達到畫面中骨肉相益，血脈相通，但書法就非也。他們認為書法作品墨色基本單一，整幅作品只有黑、白兩種全概括。也就不需要什么黑色變化之說，其實，此看法差矣！一幅成功的書法作品，不僅僅看線條、結體、章法，墨的濃淡、干濕、重輕是同等重要。墨的運用，可以說就是一個書家生命節律的折射。作品中如墨過濕，干后灰平，寫出的字有肉無骨。反之，墨過濃過干，筆下的字則有骨無肉。歐陽詢《八法》中曾說過“墨淡則傷神彩，絕濃必滯鋒毫，肥則為鈍，瘦則露骨”。字的血與肉就是通過水墨之間的相互調節，如果得當，才能產生“窮變態于毫端，合情調于紙上”的理想效果。當然墨與水相互調和時要先考慮到書寫的毛筆的大小、字的風格，字體、尺幅、與宣紙的滲透力強與弱等等，用墨濃淡一定要掌握一個“度”，并不是那么隨意性。所以墨的濃、淡、潤、燥、等等在書法創作中是一樣極其有講究的。要達到那精、氣、神、骨、肉、血六點齊，方稱完美。缺一而不成書也。
三；共同的審美與意境追求；書畫藝術的審美是屬于意識思維中的高級層面。二者雖同源、同作為視覺藝術又是屬于兩個不同的類型，在漫漫歷史長河的嬗變中，是以遵循著一個共同循則，同氣連根，互動互通、又是獨立性來發展。書畫藝術的審美價值都蘊含在作品的意境里。強調“以形寫神，以形寫意”（當然繪畫的形是具象，而書法是抽象），用形意抒情來表現人生，來對生活的高度概括、提煉和升華。比如，我們在欣賞一幅書法或繪畫作品，首先并不是看局部，而是先觀其整體、畫面的起承開合、氣勢脈絡，然后注意筆法、再觀察字的結體或畫的層次。書法里面的一筆一劃，國畫里面的一點一塊，都講究形、意、神。同是通過筆墨的表達，來創造出有筋骨血肉、有強烈生命活力的藝術風格形象。追求那種氣勢、韻律、節奏、的結合，達到藝術的最高境界，真、善、美！當然一個人的生活環境、學識、修養、個性和筆墨功力運作的高低，能直接反映出作品所表露出情感意境的粗淺、深厚、單調、豐富。還有，在一幅真正完美的書畫藝術作品中,里面的一筆一點是不可能偶然出現的、都是書畫家的苦心經營，讓各點線緊密銜接，達到“遺貌傳神”。如一幅行草書作品，我們要是單單看里面的某一個字，或許會覺得寫很敗筆。或字體變形、或多筆少畫、或重心傾斜，讓觀者感覺搖搖欲墜，極不順眼。但，如果同時留意上下左右相鄰的字，整體來欣賞時你或許會為書家那絕妙的章法布局而叫絕。舉例；一個字的重心向左下方傾斜，而下面一個字的左邊偏傍書家故意往上提，起到補救與穩定上字重心的不穩（就好比如一車子輪胎爆了，車子傾斜，就得先用千斤頂將其托起，讓車子停穩）。這是讓作品在險中求穩，在變化中求統一，達到氣勢連貫和完整，構成了藝術之美感。書法藝術往往就是在履行實用的同時，在那方寸的點劃間，體現出書家本人的思想寄托與文化取向。都是表現在筆墨，落實在人文精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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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蘇聯著名心理學家LevS.Vygotsky及其同事于1920至1930年間共同提出了社會文化理論，其核心觀點為社會文化、歷史是影響個體發展的首要因素，認為發展或學習是先發生于社會而后通過語言和其他符號系統為中介的活動逐步內化于個人的過程。中介（media-tion）、最近發展區（the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活動論（activitytheory）、調節(regulation)、支架（scaffolding）是社會文化論的重要概念。社會文化理論的中心且獨特的概念是人腦的高級認知活動（如記憶、注意和理性思維等）受到中介的調節，人們通過各種中介來聯系世界；中介包括物理工具，如桌椅和電腦等，和符號工具，如音樂、藝術和最重要的語言（Lantolf,2000,p.80）。根據Vygotsky，我們研究的對象不應該是語言系統本身，比如語法和詞匯等，而應該研究人類借助語言的調節機制所進行的社會人際交流。在個體發展過程中，社會文化與個體心理活動緊密相關，人們通過參與外部的社會文化活動，將外界的社會言語（socialspeech）通過語言這一中介內化為個體內部的心理機能（Vygotsky，1978）。
通過協同對話——中介，兒童或初學者能被誘導著培養成一種共享的意識，直至最后吸收新的知識和技能于他們自己個體意識中，因此成功地完成從協同的個體間的活動向個人內在的自主活動轉變。這種協同對話過程就是支架(scaffol-ding)。Vygotsky關于學習和發展之間關系的最廣為人知的最充分的闡述就是他的最近發展區概念。他（1978，p.85）將最近發展區定義為：“實際的發展水平與潛在的發展水平之間的差距。前者由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而定；后者則是指在成人的指導下或是與能力較強的同伴合作時，兒童能夠解決問題的能力。”在最近發展區內，需要大量的指導性參與活動，教學應走在發展的前面并最大限度的激發學生的潛能。
三、社會文化理論指導的語言與文化教學方法
社會文化理論指導下的外語教學不僅關注在相關情境中合理、靈活使用語言的知識和技能，而且發展學習者分析、評判、識別課堂內外的不同行為方式。接下來我們主要分析外語課堂中常見的幾種教學方法，這些方法的總體目標相似，但在課堂中創設的各種教學情境有些不一樣。有些多以學習者為中心，學習者的生活環境是課程設計和教學內容的基礎；還有些以學習者和知識為中心，其設計的學習環境不僅要幫助學習者理解課堂內外的生活環境，也要開闊他們的交流視野并融入其他的環境中去。
（一）提問法（problem-posingapproach）
這是一種通常用于移民成人以社區為基礎的語言學習（adultimmi-grantcommunity-basedlanguagepro-grammes）。這種方法始于學習者的經驗，尤其是他們在教室外的社區內面臨的問題或復雜事件等。該方法的目標是幫助認清學習者生活的社會、政治和文化基礎，提高學習者認識這之間的聯系，幫助學習者通過他們認為有益的方式獲得必要的交流技巧和知識。提問法的三個基本成分是：聽（listening），教師通過在課堂內外觀察學習者，并界定其所關心的問題；對話（dialogue），將以上的關心的問題作為起點，教師和學習者以關注或問題及其看法和反應為內容相互對話；行為（ac-tion），這些探討幫助學習者將他們的所學用于課堂外。
（二）課堂學習者共同體（com-munitiesoflearnersinthe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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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和日本雖同屬漢文化圈，但兩國在社會風俗、語言習慣等方面仍存在著很大差異。而這些差異在跨文化交際中成為造成文化沖突或誤解的主要因素。這就要求我們平時在教學中要透視兩國語言間的差異，了解兩國人民的語言習慣，從而可以有效地避免文化沖突及誤解的產生。在眾多言語行為中，筆者選取電話中的請求行為作為研究對象，是因為請求行為本身就是一個容易傷害他人面子、造成他人不快的言語行為。而且，以電話的方式實施請求時，雙方均看不到對方的表情和動作，只能通過語言來傳遞信息，因而有利于我們研究語言本身的技巧及策略。本文從“禮貌”的視角對中日兩國電話中的請求言語行為的使用差異進行考察，為跨文化語言教學提供借鑒。在禮貌理論中，布朗與列文森的禮貌理論及宇佐美的DP理論頗具影響力，從而成為分析言語行為的有效手段之一。為了真實再現電話中的請求言語行為，本文中的語料均選自中日兩國的影視作品及書籍。
二、會話禮貌理論
“禮貌”本身是日常生活中一項具有道德意義的行為準則，是人們為了維護人際和諧所做出的種種努力。但本文涉及到的禮貌是一種語用學概念。早在20世紀，Brown和Levinson（1987，以下略稱B&L）提出了禮貌的定義。他們指出，“禮貌就是典型人（Model Person）為滿足面子需求所采取的各種理。他們的禮貌概念本質上是策略性的，即通過采取某種語言策略達到給交際各方都留點面子的目的。”①根據B&L的理論，人們都有希望獲得他人的肯定或理解的積極面子，以及其行為不受他人干預妨礙的消極面子。而人們為了達到順利交流的目的就必須采取一些語言策略來避免或消除威脅面子的行為。B&L禮貌原則的提出對當時的禮貌現象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B&L的理論也有其局限性：B&L理論僅用于對單句、單個表述層面進行分析，而不能用于分析整個會話表述是否恰當。為了填補這一不足，日本著名語言學家宇佐美真有美（宇佐美まゆみ）提出了會話禮貌理論（Discourse Politeness Theory，以下略稱DP理論）。她提出研究語言不能只局限在單句或單個表述本身恰當與否，而應該縱觀整個會話表述過程，研究這個過程的“基本態”，即某段特定會話的連鎖模式（発話の連鎖のパターン）。以下筆者以中日電話會話為例進行說明。
三、中日電話會話的“基本態”
筆者通過研究得出了14個電話會話的連鎖模式類型，歸納如下。
表1：
筆者通過對71段中日電話會話的分析，分別得出這些連鎖模式類型的使用率，如表2所示。
表2：
根據DP理論，凡是使用率超過了50%的會話連鎖模式就可以認定為此會話的“基本態”。因此，從以上兩個表格就不難得出中日電話會話的“基本態”。
中國電話會話的“基本態”為： 「注意喚起「身分表明「挨拶「事情説明「依頼「追加説明「會話終了
日本電話會話的“基本態”為：
「注意喚起「身分表明「配慮「事情説明「依頼「追加説明「再び依頼「後話題の挿入「會話終了
四、對跨文化語言教學的啟示
以上我們通過分析得出了中日兩國電話會話的不同的“基本態”。中國電話會話的“基本態”顯示，中國人打電話時在表明身份和簡單的寒暄之后馬上進入主題、表明打電話的目的，而委托完事情以及進一步補充說明后就結束通話了。而日本電話會話的連鎖模式就相對復雜，在表明身份以后，日本人通常會顧慮到對方是否方便接電話而向對方進行確認，得到肯定回答后再繼續對話，而且日本人習慣委托事情后再一次拜托對方，隨后閑聊一些不相干的事情，然后再結束通話。
所以在日本電話會話的教學過程，單純教授電話會話相應的日文表述是不夠的。如果不對日本電話會話的“基本態”進行說明，讓學習者充分了解日本人打電話的語言習慣，而是讓學習者按中國人習慣的電話會話模式進行的話，很可能在以后與日本人的交流中給對方帶來唐突的感覺。同樣，在日本人學習中文的過程中也需要學習中國電話會話的基本模式，如果還是生搬硬套日本那一套的話，可能會讓作為聽者的中國人覺得啰嗦或另有深意。
通過簡單的電話會話我們可以看出，跨文化語言教學不能只局限在逐字逐句的研究之中，同時也要對場景會話的整個結構模式進行把握，了解不同文化中不同的語言習慣模式，才不至于在跨文化交際中產生誤會或摩擦，從而更好地進行跨文化交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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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有關“民間信仰”的概念界定、范式建構、田野調研等問題已成為業界專家議論的焦點。他們雖然在這些問題上不能求得統一，但還是做了很多實際的工作，而且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在區域神靈信仰研究上更是如此。
“民間信仰”由日本學者嬸崎正治于1897年率先提出，隨后像掘一郎、岡田謙、濱島敦俊等做了較多研究。西方漢學界的關注始于20世紀中葉華裔學者楊慶塹，隨后像歐大年、弗里德曼、王斯福等也多有涉獵。國內的研究源于清末民初的“封建迷信”批判，而真正把它當作科學進行研究的，自顧領剛先生于1920年代對北京妙峰山進香活動的調查開始，之后像柳治微、林耀華等都有涉及川。當前內地的學者像烏丙安、趙世瑜、陳支平、鄭振滿、陳春聲、王銘銘、汪毅夫、林國平、王日根、行龍、葉濤、朱海濱等也給以較多關注，當然像臺灣的許嘉明、施振民、林美容等也建樹頗多。一是得益于清末以降法國年鑒學派和美國新史學派等的學術影響，二是與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民生的改善、社會環境的變遷、文化的自覺等關系密切。
盡管如此，目前對它的研究也存在不少問題。王健認為，以往研究側重于信仰與形式、信仰與社區發展，而沒有從社會整體角度做更深層挖掘川。范正義提及，以往的研究局限于國家與社會的理論框架而忽略區域與全國的空間張力。張英魁說到，民間信仰呈現多元化發展態勢，并且在意識形態理念與實踐形式兩個層面都存在著沖突現象。王守恩則認為，以往的研究集中在國家與社會的考察，缺少更深層次歷史內涵的挖掘和理論體系的建構等。另外，陳勤建指出，大多論者只注意其信仰的層面，缺乏它與現實社會關系的研究。周振鶴強調，多數民間信仰研究者往往只注重社會經濟因素而較少關注政治因素。濱島敦俊提到，必須立足于掌握各個地域的歷史、社會特性的基礎上，具體地探討各地神靈的由來、特征、變遷等。
由此而知，以往對于民間信仰的研究多從國家與社會、小傳統與大傳統、小歷史與大歷史的角度進行分析，而對于它發生發展的文化背景、社會責任等方面的關注相對較少。本文將著重對它發生發展的內在理路和外在秩序也就是文化傳統和社會責任兩方面作簡單介紹。
二、內在理路與外在秩序探討
“內在理路(innerlogic)”最早是由余英時先生提及，并以此作為他上世紀七十八十年代學術研究的一個重要理論視角。他指出，近來對清代思想史的研究“都是從外緣來解釋學術思想的演變，不是從思想史的內在發展著眼，忽略了思想史本身的生命”，“在外緣之外，我們還要特別講到思想史的內在發展。我們稱之為內在的理路(innerlogic)，也就是每一個特定的思想傳統本身都有一套問題，……這中間是有線索條理可尋的。”“然而我并不是要用‘內在理路’說來取代‘外緣影響’論”，它的“有效性是受到嚴格限定的，它只能對于某一個特定的研究傳統或者學者社群而成立”，“我惟一堅持的論點是:思想史研究如果僅從外緣著眼，而不深人‘內在理路’，則終不能盡其曲折，甚至舍本逐末。總的來看，余先生所說的“內在理路”是旨在對清代思想史發展脈絡把握時要善于發現它內部所固有的線索條理。
那么作為反映普通百姓思想意識、生活態度的民間信仰是否也有它成長的“線索條理”呢?如果有，又該是什么呢?筆者認為它成長的“線索條理”就是我國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這里有兩方面原因:一是它植根于我國獨有的文化生態—半封閉的大陸一海岸型地理環境、自然經濟并輔之以周邊的游牧經濟，以及家國同構的宗法一專制社會;二是它在當前社會已達到一種“文化自覺”，以期獲得“文化認同”。正是這樣的文化生態才能孕育出我國獨特的文化傳統，進而產生了別具一格的民間信仰，而一旦民間信仰在今天達到一種“自覺”狀態，它便具有了蔚為大觀之勢。
有學者指出，相對于“明治維新”來說，清末“”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華民族的傳統負擔太重，后來經過一系列變革，縱然丟掉了許多不適宜的東西，但是華人心底最深處的思想即文化傳統卻依然保留至今，并成為廣大民眾言行舉止的心理支撐。比如安土重遷、尚農重農心理，敬天保民、天人合一思想，中庸之說、大道自然觀念，和同、宗法尚禮情節等等。正是由于它們的傳承，才逐漸演變出名目繁多的神靈信仰，進而成為廣大民眾普遍遵從的生活態度。像福建、臺灣等地普遍信奉的媽祖、保生大帝，河南、河北、山東等地對碧霞元君、玉皇大帝(俗稱老天爺)等的信仰。其中對“弘仁普濟、福佑群生”的“天妃”媽祖的信仰和對“育化萬物、始生乾坤”的“泰山娘娘”碧霞元君的信仰都是我國傳統文化當中“主生思想”的切實體現。再就是現如今城鄉間在舉辦紅白喜事或者修路建房架橋時，一般事先都要請風水先生看“好”，以便在良辰吉日進行等。細究一下會發現，這種種心態和行為都是可以從我國幾千年所積累的文化傳統中找到依托和根據的。當然其中也不乏迷信成分，不過這種向善、保民、遵從天道自然的信仰理念還是有它存在的理由的。所以一定要正視它們的存在，把有利于民生的精華發揚光大，違背民意糟粕則堅決祛除。
從“理路”視角了解有關民間信仰的研究后，我們再從“秩序”方面作相關認識。
秩序，《新華字典》解釋為:“有條理，不混亂的狀況”。而《說文解字》說到:“秩，積也”;“序，東西墻也”。它們所表達的總體意思都為“多而有序”。另外，如翻閱有關思想史論著就會發現，很多學者都把它視為“思想”發展的一個重要層面。史華茲指出先秦思想家的共同文化取向是“秩序優位權(primacyoforder)”概念，弗洛伊德認為中國文化存在著一個“秩序情節”，潘乃德(RuthBenedict)則強調中國文化的形貌由“追求秩序”這個主題統合起來，張德勝認為中國自秦始皇統一天下以來的文化發展大抵沿著“秩序”這條主脈鋪開，而葛兆光認為戰國時代思想史上“秩序”是一個很中心的話題。從他們的論斷來看，思想(泛指正統)的發展始終與社會秩序的穩定相輔相成、表里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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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fluences of Social Culture and City Evolution on Cuju
LIU Changwei, CHEN Yazhong
(Football Section, Capital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From the angles of sociology, cultural psychology and urbanology, the origin, movement form and culture of ancient Chinese Cuju are compared with British folk soccer. Psychology of social culture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uju and city evolution restricts the development of Cuju, so the movement form and social features of Cuju are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British folk soccer. In some way, such differences mislead the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soccer in China, especially the understanding of antagonism.
Key words: Cuju; British folk soccer; psychology of social culture; origin of city; comparative research
本文通過查閱大量的文獻資料，從社會文化心理、城市演變及發展幾個方面來探討中國古代足球運動“蹴鞠”與英國古代民間足球演變及發展過程，探究不同文化背景及不同的生活方式對足球運動行為的影響，通過分析，探討足球運動行為背后的深層層次的人文關系，以便在未來的訓練與比賽中更新理念，促進中國足球運動水平的全面提高。
1 社會文化心理對足球運動的影響
中國傳統文化是在特定的社會背景下形成一種特殊的文化，在這一背景下產生了一種特定的文化心理，這種特定的文化心理中有兩種文化心理因素對蹴鞠運動的發展產生了極為重要影響，一種是尚“和”觀，一種是“面子”觀，本文通過對這兩種文化心理觀對蹴鞠運動的作用分析，探討社會文化對蹴鞠運動的影響。
1.1 尚“和”觀制約了“蹴鞠”運動的發展 中國人自先秦以來就非常推崇“和”，如果說“競爭”是西方人平衡人我關系與群我關系的基本手段，那么，尚“和”就是中國人平衡人我關系與群我關系的根本手段[1]，《尚書》中把“和”作為處理人際關系的基本準則“自作不如，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孔子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來談論人際關系《論語，子路》 ，老子用“萬物負陰而包陽，充氣以為和”描述世界萬物《老子•四十二章》，“和”文化心理深深根植與中國社會，如果從馬克思的物質決定精神、存在決定意識的唯物史觀出發來分析“和”文化，我們會發現中國的“和”文化有其極深刻的社會背景，
首先，中國自古就是一個以農業經濟為主的國家，大多數人靠農業謀生，種植農業必須依靠土地。土地是不動的，依附于土地的人也很少流動，只有天災人禍時，才能使一部分人流動，尋找新的生存土地[1]。在這種固定不變的生活環境中，大家低頭不見抬頭見，導致人際關系相對穩定，人與人之間彼此知根知底，這樣，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個所謂的“熟人社會”[2]。這種“人情社會”是一種溫良恭儉讓的社會，是一種講究禮儀、繁文縟節的社會，是一種把沖突與競爭降到了最底點的社會，這種社會為中國人的尚“和”心態提供了良好的“溫床”。
其次是較惡劣的自然生存環境迫使中國的先民不得不通過尚“和”來求得生存與發展。只有依靠眾人齊心協力，才能克服難關，艱苦的生存環境使人們意識到集體的重要性[1]，形成了重集體輕個體的極強的中華文化特色的集體觀，這種集體觀又衍生出一些的獨特的文化品行，社會把集體觀作為衡量個人行為的最重要的道德標準，而這種道德的最高境界是“和”，“大德莫大于和”《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最后一點是中國的傳統文化的影響，中國傳統文化講究“道”和“中庸”，推崇以德服人的“天道”鄙視逞強和強加于人的“霸道”，“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和”的思想滲透到人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這種社會普遍存在的尚“和”和“崇文”社會意識極大的影響社會存在與社會行為，這種尚“和”心態主要體現在處世態度上以“和”為貴，遇事謙讓，畏懼爭端和沖突。這種中國特定的生存環境及由此而產生的社會文化心理與西方的社會文化心理大相徑庭，中國人入世尚和、西方人入世尚爭[3]，西方原始體育的暴力性與中國文化的溫良恭儉讓格格不入，如果說“蹴鞠”在產生之初可能還存在某些暴力與對抗的因素，那么在其發展過程中就已深深被“和”這一中國古文化所影響與改變，從初唐時的強烈對抗的“秦王破陣 ”到盛唐時的“霓裳羽衣”的演變，從激烈拼殺的“唐代馬球”到宋金“單球門馬球”的進化，無不顯示出“和”文化對“蹴鞠”運動的巨大影響，其結果是使“蹴鞠”運動無論從內涵還是形式都發生了改變，在這一過程中漸漸去掉“蹴鞠”中有可能影響“和”的動作，使之符合“和”的要求，在“和”文化的熏陶下，人們以“和”“雙贏”的心態參與“蹴鞠”游戲中。使“蹴鞠”這項從一項競爭激烈的對抗性軍事訓練手段漸漸演變成一種技巧游戲，最終淪為一種展現女子美感的肢體表演。
1.2 “面子”觀決定了蹴鞠運動發展的特殊軌跡 與尚“和”觀一樣，面子觀同樣對蹴鞠運動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什么是“面子”？在這里引用一位在中國生活54年的美國傳教士 在1890年寫的一本書《中國人的人性》有關中國人“面子”的一段話；“面子”是理解有關中國人的一系列復雜問題的關鍵所在，中國人具有強烈的做戲本能，在復雜的生活關系中，做出類似的戲劇行動就叫有“面子"。使他們失望，不理睬他們、就使他們失掉了“面子"……如果說，中國人特性中還有許多“暗鎖”還未被我們打開，那么，“面子”便是打開這些“暗鎖”的金鑰匙[4]。“面子”是社會賦予的一種地位，是人生中個人努力、社會地位的臉譜化過程[5]，這種比生命還重要的“面子”文化心理形成的背景有以下幾方面。
1.2.1 從社會背景角度上看 中國的農業社會使家族與個人長久的生活在固定的土地、固定的群落中，人們在這種固定的環境下重復交往，相互間重復視覺時間長，頻率高，這種熟人社會是一種面子社會，保護好“面子”有助于鞏固已有的家族或個人的形象并在以后的交往中的獲得“利益”。
1.2.2 從社會文化角度上看 “面子”是儒家文化的產物，儒家的理想社會秩序是有階層性的社會，是“差序格局” 社會關系內，維持人際和諧及社會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6]。在這種“差序格局”中，人們要用不同的標準來維持這種“差序格局”的存在[6]，維持這種“差序格局”靠兩方面，一是靠統治階級制定的法律、習俗等有形成分，還有一方面是靠文化差序的無形成分，在無形成分中很重要的一點是靠“禮”，靠日常生活中最基本、最具體、最實際的“臉面”體現。在人生歷程中步步高升，借由成功和夸耀而獲得的名聲，也是借著個人努力或刻意經營而累積起來的聲譽[7]。人們可以從“臉面”中看出他在社會中所處的位置和社會關系。
1.2.3 從社會發展角度上看 作為一種獨特的社會資源，“臉面”還具有交換的功能，自古“來而不往，非理也”到現在社會所言的“人情”，這種“資源”的交換似輕實重，無形重有形。中國的這種“面子”心理滲透到包括“蹴鞠”在內的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個細小的環節中，中國人在講究自己的“面子”同時也講究給對方留面子，與他人共同有“面子"的圈子越大，就越能安然渡過困境[7]。在“蹴鞠”盛行的戰國和唐朝時期，為保全“面子”，不同社會階層的人是不會同場競技的，即使社會地位與“面子”相同的人，雙方也不喜歡在“蹴鞠”過程中把在幾代人艱辛努力獲得的“面子”短時間內在游戲娛樂中丟失或被他人奚落，因為任何不符個人地位的行為都會貶低個人的品格。感受到尊嚴的損失[7]，同時人們也鄙視那種通過游戲場上的暴力得到在社會奮斗中沒有得到的“面子”。在比賽中，為保全雙方的“面子”，要人為的去掉一些有可能破壞“面子”的行為，在這種長期的文化思想影響與熏陶下，“蹴鞠”運動漸漸的由一種男子競爭行為演變成一種能給雙方下“臺階”的“文明”與“友好”的行為就不足為怪了，與古中國的儒家思想不同，古歐洲的文化思想深受基督教的影響。這種以自我為中心的思想與中國所提倡的集體主義儒家思想截然相反，這種思想在社會行為中的具體體現為崇尚個人奮斗，崇尚競爭，崇尚暴力，古歐洲民間足球的本質――競爭性和暴力性恰恰滿足了這種文化心理，使這種文化心理得以充分的發泄與滿足，因此可以說文化心理的不同是這兩項運動不同發展軌跡的內在動力。
2 城市的起源與構成對“蹴鞠”和英國民間足球的影響
2.1 城市的快速發展促進了蹴鞠與英國民間足球運動發展 中國的“蹴鞠”與英國的“現代足球”變革與發展的轉折期與中國與歐洲的城市的快速發展在時間上是吻合的。中國的封建社會比西歐早1 000年，中國的城市產生也早于歐洲1 000多年，2 000前是中國古代城市快速發展時期，當時中國古代城市之多，面積之大是世界各地無法比擬的[8]，這一時期也是中國古代“蹴鞠”的鼎盛時期，歐洲也是如此，19世紀初的英國的城市快速發展是英國民間暴力足球向現代足球演變的關鍵時期。城市的快速發展，為足球運動質的演變提供了最佳“瞬間”的土壤，這種土壤包括城市結構、人口的密度，城市社會的需求。從“蹴鞠”與英國民間足球的發展過程與城市的人口關系就能看出這一點，“公元2年，成都的人口為381 280人與1841年的英國的曼徹斯特的人口353 000人相當”[9]，這兩個時期也是“蹴鞠”與“現代足球”的快速發展時期。
2.2 城市產生的原因對“蹴鞠”與英國民間足球運動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城市產生的原因不同決定了城市的功能上的不同。以經濟為紐帶而自然形成的城市，是以民眾的自然生活為前提的。這種自然生活方式當然也包括“民間類似足球”或者說“暴力足球”活動行為和所需要的場地空間。也就是說，城市的自然發展使英國的民間類似足球隨農民轉成市民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完成了“農轉非”過程。反觀中國城市的產生過程則不同,我國著名經濟學家付筑夫對中國古代城市產生的原因進行了分析，他認為；中國封建制度的最大特點之一，是中國的城市性質及其發展道路與歐洲封建時代的城市完全不同，中國城市產生的原因是政治原因[8]。四川的三星堆[10]、河南的商代古城殷墟[11]和后來河南洹北商城的考古發現。證明在幾千年前中國城市的產生之初就有城墻，還有具今兩千多年前的四合院――河南內黃楊莊的漢代聚落遺址，這種城有墻居有院的城市布局極大影響了“蹴鞠”的發展，統治階級對城市的影響無論從主觀上還是從客觀上都制約了“蹴鞠”運動的健康發展，主觀上；城墻范圍的大小是以統治階級的等級觀和城市空間意識形態為依據的，而這種城市是建立以自身利益及安全基礎為前提的，并沒有考慮民眾的需要。因此這種用城墻圍繞的城市從來就不存在公共使用的場地空間，客觀上；由于圍起城墻后，城市的安全性和生存機率大大的提高，城市人口的快速增加，城市生活的空間日益擁擠，在這種空間下“蹴鞠”的運動形式必然要發生改變，這也就是說“蹴鞠”的場上行為是城市所提供的空間為轉移。
2.3 城市內部的結構對足球運動的演變過程的影響 城市產生的原因的決定了城市的結構，古代中國與古代歐洲的城市結構最顯著的區別是城市廣場，城市廣場（Agora）始于公元前5世紀的古希臘，古歐洲城市產生的自然性、社會性決定了城市需要一個宣讀政令、公告公示，集聚議事的公共空間平臺。從這點上講，城市廣場是歐洲城市演變過程的一個必然產物。隨著城市的發展，城市廣場功能也逐步多樣化。由于古歐洲城市廣場具有空間性大和公共性強的特點，使得古歐洲的民間“類似足球運動” 自然的隨著農村人口從農村向城市的過渡，并在運動的原始性及運動形式上得以了保留，為現代足球運動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想象空間與實踐空間。 與歐洲相比，中國的城市結構要復雜的多，至今，考古學家通過對國內的四千年前的幾個城市遺址考古研究，包括四川的三星堆[30]、河南的商代古城殷墟和洹北商城的城市布局來看，都沒有發現廣場遺跡。城市史學家認為，中國城市從產生之初其形成與發展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中國古代城市的空間的設立主要體現在宮殿、陵寢，以及大型園林等院落。這種開敞性的空間只屬于皇家貴族，供王公貴族們休閑、娛樂，城市中沒有供民眾交流的公共空間平臺，也從未產生過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廣場。中國古代城市的唯一公共場所是寺廟，這種場所對公眾開放是有時間限制的，因此廟會是平民集聚的唯一場所，也是最熱鬧的一個活動場所。由于沒有公共場地，官府處決死刑犯時只能在菜市場執行[12]。城市的這種結構上的不同決定了中國“蹴鞠”的運動性質及運動形式，城市空間平臺的貴族化限制了大眾的參與，在這種情況下，民眾只能在屋前房后狹窄的街區進行“蹴鞠”， “窮巷蹴鞠”就描寫了當時的場面。為適應這一環境要求，保證在這種隨時變化的，狹窄的空間運動的安全性，保持運動的興趣性，保證他人的人身財產的安全及不影響他人的正常生活，制定一些有針對性的規則和比賽方法、規定比賽場地范圍、限制某些動作以適應這種不斷變化空間的需要就成為一種不得已的辦法，這種隨場地的不斷變化而隨時改變的競賽規則與現代足球運動規則的產生原由截然不同，從這一點上看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在中國存在了幾千年的蹴鞠運動在史記上沒有留下一份較為統一規范的競賽規則，這說明蹴鞠運動空間決定了運動性質及運動形式，從“蹴鞠”的發展演變過程可以看出“蹴鞠”的發展過程有過不同的運動形式，這些形式的不同是以場地空間的變化而相應變化。城市的產生與發展的不同決定了兩種足球運動發展的不同的道路，這一點可通過對我國最早的一場國際足球比賽的場地看到，中國最早的國際比賽的場地是在天安門廣場，也就是在皇宮內進行。
3 結 論
1) 通過研究發現中國古代的文化及由此而形成的一種文化心理主觀上對蹴鞠運動的影響是巨大的。這種文化心理深深的影響著蹴鞠運動的行為方式，這種文化積淀潛意識的影響我們對現代足球運動的本質的理解。
2) 通過研究發現城市的起源、發展過程、城市的結構客觀上也對蹴鞠運動的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城市空間的內涵決定了蹴鞠運動的內涵和運動形式，這種空間的設定決定了思維的方式，其對現代足球運動影響體現在比賽過程中的對技巧的崇尚與追求，限制了我們對足球運動的認識，歐洲的城市發展模式與中國的發展模式的不同點，歐洲城市的形成與發展的原因來源于經濟，在城市的產生與發展過程中民眾生活的自然性沒有受到限制，這使其人們自然生存生動寫照――暴力足球的根本性――暴力性始終沒有更改，隨著文明的進步，這項運動對某些極端的動作進行了某些修正，但其運動行為、運動空間沒有改變其這項運動的本質性――暴力性，了解這一點有助于深刻認識足球運動的內涵，有助于我們以這一認識為切人點來了解足球運動本質，有助于我們在訓練和比賽中把握住足球運動的核心。
3) 現代足球運動的本質特性代表了西方文化精髓，現代足球運動的演變過程是西方文化的行為化過程，對從事中國足球運動的人來講，提高足球運動水平首先要了解這一點，了解這項運動的深層文化內涵及內涵的核心，這一文化的核心就是基督教的“因信稱義”其文化和行為表現為“以暴力為本、以個人為本、以實力為本”。對暴力和個人能力的忽視是中國足球從業者的共性，因此。深刻了解現代足球運動的這種文化背景，在訓練手段的選擇上強化對抗能力、強調練習的實用性，尊重和鼓勵個人能力的充分發揮，將有助與提高我國足球運動水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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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付筑夫.中國經濟史論叢(上).生活•讀書•新知[M].三聯書店,1980,1.
[9] 漢書地理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