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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輪胎特保案”的國際法依據及其本質
2001年我國剛邁入wto時。由于特殊的歷史環境,wto給出的中國人會協議中有一項條件,使得我國在對外貿易中始終有所顧忌。它便是“特別保障措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議定書》、《中國加入工作組報告書》等法律性文件中均有規定,是wto成員對新加入成員施加的一種過渡性約束措施。
特別保障措施比一般的wto反傾銷條款運用起來門檻要低。因為。實施反傾銷措施要求進口國舉證進口產品對市場造成實質傷害,并且此傷害直接是由于出口國出口產品價格低于同類競爭國造成的,一般來說,反傾銷舉證難度較高,歷時較長,并且出口國有聽證申辯的權利。而特別保障措施的實施標準相對較低,以本次“輪胎特保案”為例,美國行業或工會只需向美國政府機構遞交申訴,并由美國政府單方面作出這些進口輪胎對美國國內輪胎相關產業造成或者威脅造成市場擾亂的判決即可實施特別保障措施.一般而言,特別保障條例針對的可能是對外貿易具有攻擊性的國家;但它更多的是針對新加入時被定性為非市場經濟的國家。
在美國,貿易法案第421款是wto特保措施的本土化,它被稱為“針對中國的特別保護條款”,其中規定只要從中國進口產品導致或可能導致生產類似產品或直接與之競爭的產品的國內廠家的市場擾亂。就可以采取加征關稅或限制進口。這樣一來,美國政府的舉證責任很輕,不需要一些“駭人聽聞”的數據就可以任意制裁某件來自中國的產品。
分析特別保障措施條款我們可以得知,這項措施具有相當大的歷史局限性。首先,它具有明顯的單向性和歧視性。一般的保障措施只針對公平貿易條件下所有國家的同類進口產品,必須無歧視地對所有的成員方都同樣適用,而特保措施均為wto其他成員方針對中國的產品單向援引實施的限制措施。其次,它實施的條件具有模糊性和低標準。特保措施中的一些涉及實施條件的關鍵概念,如“市場擾亂”、“重大貿易轉移”、“重要原因”、“實質損害”由于缺乏嚴格的界定,隱藏著大量可以質疑的模糊空間,從而導致實踐操作上的任意性。
篇2
“因為債務的原因，下一個熊市將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但是如果我們還遇到貿易戰，那么情況將會比災難還要糟糕，”今年75歲的Rogers Holdings Inc.的董事長羅杰斯在莫斯科接受采訪時表示。“我極度地擔心。我讀了足夠多的歷史，經歷了足夠多的市場變化，所以知道貿易戰通常都是災難性的。”
羅杰斯發表上述講話之際，一場全面貿易戰爆發的可能性也與日俱增。兩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計劃最早本周決定對中國產品征收最高達600億美元的關稅，以懲罰所謂中國竊取知識產權的行為。與此同時，據《華 爾街日報》引述未具名人士的消息報道，如果特朗普實施大范圍關稅舉措，中國將針對那些特朗普支持者所在的行業和州進行反擊。
“你覺得中國會無動于衷？” 羅杰斯說。“中國是美國農產品的巨大買家，所以顯而易見這是中國將會反擊的地方，因為這對特朗普先生的打擊最嚴重。不是美國民眾，而是特朗普，特朗普和他身邊的那些人，才是中國必須要打擊的。”
篇3
1、黃金 ：中美貿易戰開打美股大跌，市場避險情緒驟升，期金創逾兩周收盤新高
2、農業種植 ：中國加收美豬肉等產品關稅，行業繼續淘汰產能，豬價有望企穩反彈
3、食品 ：中國將對葡萄酒等加征15%的關稅，行業進口五年翻-番滲透率已超白酒 A股葡萄酒標的張裕、莫高股份。
強催化的漲價兩則：
篇4
但隨后的行情依舊表現出了此前所強調的市場特征：主板上攻乏力，大盤藍籌普遍表現不佳，上證全天小幅橫盤震蕩，收盤微漲1.05%，而創業板則繼續領漲兩市，收盤大漲3.6%。
板塊方面和昨天的行情有所區別，昨天的行情是軍工板塊、國產芯片兩大板塊一枝獨秀，領漲兩市，但今天的行情是普漲格局，所有的板塊都是飄紅的，所以今天的漲停個股較為分散，操作機會也比較多。
但要注意一點的是，上漲的板塊之中，有一部分是真正的有熱門題材支撐的上漲，比如5G、軍工、芯片，還有昨天讓各位關注的工業互聯網、獨角獸概念等板塊；
有一部分板塊是則是對上周市場的大跌做的反彈修復，比如醫療器械、視聽器材等板塊；還有一部分純粹是指數大漲，被動跟隨，比如銀行、鋼鐵、酒店餐飲等板塊。
盤中前期熱門概念股獨角獸、工業互聯網經過回調以后再度上漲，天華超凈、合肥城建紛紛漲停，帶動麥達數字、華西股份等個股上漲；光環新網、寶信軟件、漢得信息等工業互聯網概念股漲幅均在7個點以上。
上證早盤高開1個點左右，十分強勢，但隨后全天分時處于橫盤震蕩狀態，并未繼續上攻，收盤收了一根十字星，預示主板上攻乏力，資金短期內對大票并不感冒。
量能也并未隨著行情反彈進一步放大，說明市場資金有限，存量博弈為主，行情分化。
個人認為：
上證大概率會繼續圍繞著3100點做震蕩整理，分化行情繼續，短期內回避主板大盤藍籌個股。
創業板連續大漲之后，向上突破1800點整數關口的壓制，這一位置也是前期大平臺支撐位，后市有回踩需求，所以明天的行情注意高位輕倉或減倉操作，防范回調風險，避免資金回撤。
篇5
《國際貿易理論》是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開設的專業基礎課程，其教學目標是通過教學使學生掌握國際貿易的基本知識和理論，并對國際商品交換的一般規律進行探索，為后續《國際貿易實務》等專業課程奠定知識基礎。從中可以看出《國際貿易理論》既涉及經濟學理論在實踐中的具體實用，又為以后實踐類課程提供理論指導，在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學生應用能力培養中占有核心地位。因此，《國際貿易理論》課程更應該以學生應用能力培養為核心在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和考核方式上進行變革，體現地方應用型本科高校的辦學宗旨，同時，引領其它專業課程的教學改革。
（二）社會和市場的要求
隨著我國高等教育從精英化教育向大眾化教育轉變，高校畢業生就業壓力日益增大，一方面畢業生越來越多，另一方面，企業對高校畢業生應用能力的要求也越來越高，要求入職后，能迅速進入工作狀態，為企業創造效益。因此，轉變傳統知識灌輸的教育方式，切實提高學生應用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已經成為了高校刻不容緩的任務。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也明確指出要加大應用型、復合型、技能型人才培養力度。所以，為適應社會和市場的需求，為學生就業奠定基礎，《國際貿易理論》也應該以知識為基礎，以外貿應用能力為導向，不斷進行教學改革。
二、傳統《國際貿易理論》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一）教學方法單一
《國際貿易理論》課程涉及面廣、理論性強，理解和掌握相對較難；同時，由于就業的壓力，學生中普遍存在輕理論課、重實務課的現象，為吸引學生興趣，對《國際貿易理論》教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傳統教學中，以教師講授為主，學生被動接受知識，難以調動學生的學習的積極性和參與教學過程的主動性。導致課上教學效果不好，學生課下也難以主動預習，只是期末時為應付考試才會死記硬背，對知識本身并沒有深入了解，短時間內又會很快忘記，嚴重影響了教學目標的實現。
（二）教學內容重理論、輕實踐
高等院校中的專業教師大都是從學校畢業后直接到高校工作，有著深厚的理論功底，但缺少在外貿企業工作的實際經驗，對國際貿易知識的傳授只能依靠書本知識，很難結合國際貿易發展的現實以及外貿企業實際運營展開，不僅無法體現《國際貿易理論》課程理論指導實踐的作用，內容也相對枯燥，學生很容易產生抵觸心理。
（三）教學手段落后
目前，多媒體授課已經在高校內普及，但效果并不如預期得好。一是國際貿易專業課教師多專精于本領域知識，多媒體技術有限，難以設計出高水平的多媒體課件。二是一部分教師雖然使用多媒體，但只是將教案內容的要點簡單復制到了多媒體課件上，將多媒體看成了電子的教案，并沒有發揮多媒體在教學中應有的作用。
（四）考核方式單一
當前大多數學校的國際貿易課程的考核方式仍然是采取傳統的“一卷定終身”的期末考試方式。但單純的一次考試并不能真正反映學生對課程知識的掌握情況，無法排除偶然性因素對成績帶來的影響，對學生來講并不公平。同時，大多數學生只要在期末死記硬背，就可以應付過考試，只鍛煉了學生的短期記憶力，無法考察學生靈活運用知識，解釋現實的能力，對于學生綜合能力的培養作用并不大。對于教師來講，也無法及時通過考核反思教學中存在的問題，提高教學效果。
（五）教材內容滯后
教材是教師授課和學生課下學習的重要參考，教材選用是否合適直接關系著教學效果的好壞。現有的教材中知識更新速度較慢，無法緊跟國際貿易發展實際與理論發展的最前沿。如國際貿易理論部分，教材的重點依然在古典貿易理論與要素稟賦論，二戰后的新貿易理論只是簡單介紹，而21世紀以來新興的新新貿易理論更是少有涉及。在非關稅壁壘部分中，對于日益流行的環境壁壘和道德壁壘也少有教材能夠詳細的分析。
三、《國際貿易理論》課程改革的探索
基于以上《國際貿易理論》教學中常見的問題，以及多年的教學實踐，對于課程的教學改革，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以學生為中心，建立現代化的教學模式
傳統的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已經無法滿足現代教學的需要，要將學生的注意力從手機上吸引回課堂上，必須要加強師生互動，建立起以教師主導、學生為中心的現代教學模式。具體可以有以下幾種做法：一是案例教學法。案例教學法靈活多樣，在任何知識點上只要選擇好合適的案例都可以采用；同時，對真實案例進行分析，與貿易發展實際結合，不僅可以培養學生分析現實問題的能力，也可以最大限度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如在貿易摩擦的講解中可以以2018年中美貿易戰為例，從經濟、政治、文化多個角度分析貿易戰爆發的原因、影響和后果，不僅可以吸引學生的興趣，通過分析也使學生對國家之間的貿易關系有了深入的理解。二是翻轉課堂。教師課前提前準備好如文獻、慕課或微視頻等資料，設定問題，讓學生學習、思考，課上一起交流討論。可以最大限度調動學生課下學習的主動性，也能鍛煉學生的表達、思辨和搜集資料的能力。
（二）加強教師隊伍建設
師資隊伍是課程建設和改革的關鍵，要通過各種方式不斷提高教師的教學能力。一是要鼓勵授課教師外出學習或進修，積極參加本領域的學術會議，不斷更新專業知識，緊跟國際貿易的最新動態與學術前沿，提高傳授知識與分析現實的能力。二是選派教師到外貿企業掛職鍛煉，熟悉對外貿易的具體操作環節，提升教師的實踐能力，才能在教學中有的放矢，不會造成教學內容與現實的脫節。三是可以從外貿企業引入工作經驗豐富的兼職教師，組建高水平的校外兼職教師隊伍，以解決校內教師實踐經驗不足的問題[1]。
（三）善于利用現代化的教學手段
首先，要使教師樹立正確多媒體教學觀，多媒體是可以激發教學活力和學生學習興趣的有效手段，而不是減少教師付出，輕松復制教案內容，懶漢式教學的工具。要認識到多媒體可以在單位時間內立體形象地傳輸和表達大量信息[2]，可以更好的將知識展示給學生，提高教學效果。特別是在《國際貿易理論》教學中，涉及世界及其他國家的地理、經濟和政策，學生理解起來比較抽象，而通過視頻、圖片等方式展示更具體形象，學生理解和記憶也較為容易。其次，要通過定期培訓與多媒體課件競賽等方式提高教師多媒體技術，鼓勵教師制作好多媒體課件，利用好多媒體教學手段。院系還要定期對教師多媒體課件進行檢查，督促教師不斷更新、完善多媒體課件。
（四）建立多元化的考核方式
篇6
一、簡析中國對外貿易摩擦狀況
(一)從全球貿易摩擦角度分析
金融危機爆發后，在各國都致力于保護本國經濟的情況下，中國遭受貿易摩擦的情況與往年相比有所增加。根據世貿組織秘書處最新的統計，2009年截至11月30日，共有19個國家(地區)對我國發起102起貿易救濟調查，涉案總額約有116. 8億美元，涉案金額1億美元以上的貿易救濟調查有17起。這是中國從2002年以來，首次遭受貿易救濟調查超過100起，而且在8月涉案金額就已經超過了100億美元。從1995年以來，中國一直都是遭受反傾銷調查數量最多的國家，其中已連續3年(2007-2009年)成為全球遭遇反補貼調查最多的國家，對中國實施的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數量也是出現增長的狀態。由此可見，隨著中國對外貿易的不斷發展，中國將成為全球國際貿易摩擦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國家。
(二)中國貿易摩擦的時間縱向發展
因為中國一直是遭到反傾銷調查最頻繁的國家，同時反傾銷調查也是我國遭受貿易摩擦最主要的方式，所以就以反傾銷為例來分析我國貿易摩擦的歷史發展狀況。
2008年，國外對我國啟動了73起反傾銷調查，2009年1月到9月，反傾銷調查已多達64起，見圖1。
總體發展趨勢由圖1可以看出，對我國反傾銷的立案數量呈穩步上升趨勢。隨著中國越來越多地參加世界貿易分工，將面臨更多的貿易沖突和矛盾，可以說，中國進人了一個“國際經濟貿易摩擦的時代”。但是我們沒有必要將過多的筆墨放在強調中國貿易摩擦的嚴峻形勢上，而主要是將重點放在如何去理解和運用這種歷史的必然性;如何看到貿易摩擦所帶來的積極的一面;如何推動中國外貿的加速改革，同時融入中國的特色來制定更加符合中國國情的戰略方針和政策。筆者主要將重點放在了如何理解貿易摩擦的周期性上，以解釋中國貿易摩擦現狀的合理性和歷史必然性。
二、中國貿易摩擦現狀的理論依據與例證分析
眾多的學者從不同角度對一國的發展對他國的影響進行了研究，這些研究可以用于理解為什么中國的發展伴隨著貿易摩擦形勢日益嚴重的歷史必然性。以下對當前相關研究作了簡要綜述，同時以理論為依據，分析了中國、美國、歐盟和日本的相對優勢變化。
(一)理論依據
1.比較優勢理論
國際貿易理論是理論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成為當今進行自由貿易的理論依據，在此基礎上發展的要素察賦理論更進一步支持了每個國家都應集中生產并出口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其具有“比較劣勢”的產品的觀點。以此觀點為依據，中國在進出口貿易的過程中，將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重點，以出口導向型戰略為指導，進行充分的自由貿易。幾十年的改革開放實踐證明，雖然中國的外匯儲備在不斷擴大，貿易順差也在不斷增加，但是伴隨著同步增加的還有中國和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特別是與美國、歐盟等大國和地區之間的爭端。因為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大量的涌向他國，使其他國家相關產業受到一定的沖擊，從而引發他國內的失業、產業結構不平衡等社會經濟問題。為了轉嫁社會矛盾，他國會對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貿易提出抗議和制裁，同時還會從其他產業的貿易層面制造爭端。總之，由比較優勢理論支撐的自由貿易的發展會伴隨著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從而形成貿易摩擦的局面。
2.國家生命周期論
國家生命周期理論是胡鞍鋼教授借鑒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提出的，他認為中國經歷并將經歷的不同四大發展時期:從1400-1800年，經濟強國和世界經濟的中心期。1820-195。年，現代化落伍者與經濟大國的衰落期。1951-2020年，經濟追趕期。2020-2050年，經濟強國期。特別強調的是1980-2020年為中國迅速發展的時期，由于一個國家的興起，意味著該國的國際社會地位的上升，將要分享原有國際體系中強勢國的主導權，必然會產生各種各樣的沖突，其中貿易摩擦的發生也是在所難免的。
3.霸權周期論
這一理論有助于充分理解中美貿易摩擦頻繁發生的原因所在。任何霸權國家都不可避免地會走向霸權的衰退和瓦解，但是古往今來，卻沒有一個國家愿意主動放棄它在霸權體系中所占據的優勢和特權。卡贊斯坦(Katzenstein)的研究表明，在國際政治經濟霸權的周期變化中，往往會帶來頻繁的經濟摩擦。之所以中美貿易是中國對外貿易摩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因為美國作為霸權國家期間構筑起自由貿易體制并竭力維持，導致貿易爭端不斷。但要說明的是，運用該理論并不是說中國追尋世界的霸權，而是中國的發展不斷沖擊著美國霸權的地位，頻繁的中美貿易摩擦也是中國和平崛起的歷史產物。
4.從國家福利看
眾多學者從理論分析及實證檢驗得出了一個普遍認同的基本觀點:較發達國家與較落后國家進行貿易，較落后國家的實力增強將有助于本國福利水平的提高，但是當其增強集中到某一方面，或到達一定水平后，其繼續的發展會減少較發達國家的福利水平。較發達國家為了保持本國的福利水平會采取一定的貿易保護措施，由此貿易摩擦將會增加。隨著中國不斷地改革開放，不斷地學習吸引國外的先進技術和雄厚資金，貿易順差的不斷擴大，國際地位越來越高等種種因素綜合起來，不難看出，中國與他國頻繁的貿易是肯定會有摩擦的。
5.國際摩擦“倒U”曲線
中國人民大學周立教授提出了國際摩擦“倒U"曲線的概念困。即崛起之前，國際交往較少，利益沖突不多。崛起時期，由于要打破以往的國家政治經濟格局，國際摩擦大幅度上升。待崛起成為既成事實，被世界廣泛認可后，摩擦就會減少，見圖2。
由國家生命周期理論可知中國正處于快速發展崛起的時期，國際摩擦包括經濟摩擦和政治摩擦以及文化上的沖擊都應處于并且將長期處于倒U曲線的上升或波峰階段。
綜上所述，說明面臨嚴峻的貿易摩擦，并不是中國發展過程中獨有的特點，而是每個國家由落后到先進、由發展向發達國家轉換過程中都會經歷的困難階段。因此，我們應該更加冷靜、客觀、積極地去接受這一歷史發展的結果，借鑒他國發展經驗，為我國對外經濟的發展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建議和對策。
(二)借鑒美國、日本、歐盟與中國之間的貿易爭端歷程診釋理論的現實意義
1.各國經濟發展特點及比較
因為本文的重點不在于討論各國經濟實力的對比，所以就簡單應用各國GDP的增速來大體上對四個國家的經濟實力發展趨勢對比做一個表述，以便為后文各國爭端歷程的演變作鋪墊。搜尋了一些權威的官方網站，摘錄出了中國、歐盟、日本和美國四個國家或區域的實際GDP ( Real GDP)從1995-.2008年的年平均增長率，見圖3。在進行具體的分析之前，有幾點要說明:(1)之所以選擇從1995開始，是考慮到WTO的建立，正式的國際爭端記錄更加準確可靠，便于分析;(2)由于數據資料的可提供性有限，沒有完全繪制出美國的GDP增長曲線，但對整個分析沒有太大的影響(見第三點);(3)在這四個國家或地區中，將重點放在分析日本和歐盟的經濟變化態勢上。因為整個的國際大背景很明確，美國從二戰至今，無論從經濟上看還是從政治上看，一直是世界的超級大國。因此不管美國哪一年經濟形勢是好或是差，為了維護自身的霸權地位，必定與各個興起的國家產生眾多的經濟摩擦爭端。中國在人世之后，作為“過渡之中的市場經濟”國家，經濟的發展和開放與社會體制的問題，必然會給中國帶來眾多的貿易摩擦和爭端。簡而言之，美國與各國的貿易爭端嚴峻的形勢和中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的增多這兩個現象是歷史的必然，在以下分析中不用著重強調;(4)對圖3的分析應該以相對變化趨勢為基礎，而不能以絕對值的對比為基礎。因為國家的具體國情和發展階段不同，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增長速度必然慢于一些興起的發展中國家的增長速度，所以絕對值的比較是沒有實質的意義的。
(1>中國與美國。中國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其發展的速度是由慢逐步加快，在圖3中形成一個波谷到波峰的形狀，由2003年開始增速呈上升趨勢。美國的數據不完整，在圖3中沒有完全表現其趨勢，不過可以確定一點是美國的GDP增長速度至今是比較平穩地維持在2%~4%之間。
(2)日本。由圖3中看出，日本的經濟增長非常緩慢，甚至長期出現負增長。顯而易見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經濟出現了衰退現象。
究其原因有多重因素:(1)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總統里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帶領著發達國家開始了新一輪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向自由主義體制方向轉變。這一輪改革促進了歐美國家的產業結構升級，投資環境優化等;(2)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以高新技術產業為核心內容的所謂“新經濟”的成型，使得美國這樣一些西方發達國家通過技術創新方面的優勢重新獲得了國際市場當中的競爭力，而同時日本在傳統制造業方面所獲得的競爭優勢被逐漸抵消;(3)歐美制造業向落后國家和地區的轉移以及西方發達國家內部進行的以“新自由主義”為方向的體制改革，則從降低政府規制等方面提升了包括傳統制造業部門在內.的各種企業的活力，在傳統制造業內部逐步抵消了日本在傳統制造業方面曾經具有的競爭優勢;
2.一國或地區經濟發展與貿易摩擦狀況的關系研究
為了研究兩國之間的貿易摩擦狀況，此處采用了貿易爭端(Disputes)作為貿易摩擦的代表，原因是數據容易從WTO官方網站上獲得，并且統計標準統一準確。數據采用的是從1995---2009年9月截止的發生在中國、美國、日本和歐盟之間的貿易爭端數量，其中分為原告國(Compliant)和被告國(Re-spondent)。
研究目的:
(1)驗證四國之一作為原告國與他國或地區產生的貿易爭端數量隨時間的變化是否存在一定的規律性。
(2)在上一部分分析的時間段(1995-2009年)各國或地區經濟發展的特點和趨勢的基礎上，是否能夠證明貿易爭端數量與經濟發展的階段是有相關聯性的。
首先，以美國作為原告國，與其他三個國家和地區之間的貿易爭端發展趨勢見圖4。
由圖4的不同國家的線條可以清晰看到，的確存在與美國的主要貿易爭端國時間替代的態勢。圖4可以分為三個不同的階段:從1995--1997年，貿易爭端國主要是日本和歐盟;從1997-2005年，貿易爭端國主要是歐盟，美國與日本之間的貿易爭端已經逐漸的減少，有幾年持續為零爭端。從2005年起，中國接住了這一接力棒，成為了與美國主要的貿易爭端國。
這種替換變化的態勢也是和經濟發展狀況密切相關的。這里要補充的是在20世紀90年代前期，日本利用了相對西方國家而言更為低廉的勞動力成本、更高的勞動強度或勞動參與度、技術改進方面的某些優勢等不斷地發展自己，同時美國出于冷戰的需要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對日本采取不對稱貿易政策。由于各種各樣的政治經濟原因，日本制造業蒸蒸日上，國際競爭力越來越強，對外貿易(尤其是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越來越大，以美元計算的貨幣儲備額也越來越多。這就嚴重威脅了美國的經濟利益和霸權地位，那時美、日貿易摩擦是非常頻繁的。雖然在90年代日本經濟逐漸在衰退，但其國際影響力并不會馬上消失，所以產生了圖4中的第一階段的情況。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日本的勢力會逐漸的削弱，同時，歐盟的成立并且更加開放型的發展，其經濟的勢力逐漸又觸及到了美國的敏感點，貿易爭端逐漸又增多，到達了第二階段。最后，中國經濟的崛起，又使美國感到新的威脅的存在，第三個階段隨之產生。
第二，以歐盟作為原告國，與其他三個國家之間的貿易爭端發展趨勢見圖5。
如同美國作為原告國的分析一樣，當歐盟作為原告國時，將這一時期也大體上分為三個階段:從1995--1999年為第一階段，存在著日本與歐盟的貿易爭端;從1999—2005年，只有美國與歐盟之間的爭端;從2005 --2009年，中國與歐盟國家也開始出現了貿易爭端。其階段劃分也與經濟發展趨勢相一致，具體如同美國作為原告國，在這就不贅述。
但要提出一個特別之點，美國作為超級大國.與各個國家和地區之間的貿易爭端摩擦的頻繁性應該作為一個背景來考慮，而不是作為一個分析要素納人研究的因素中。從圖5看，在這一階段，雖然有日本和中國與歐盟的貿易爭端的出現，但是美國與歐盟的貿易爭端肯定是具有顛覆性和決定性的，也是最為頻繁的。所以著重從圖5中得出貿易摩擦歷史發展的趨勢與各國經濟發展是具有一致性的結果。
第三，以日本和中國作為原告國，與其他三個國家或地區之間的貿易爭端發展趨勢見圖6和圖7。
這里只簡要強調貿易爭端國之間的一種替代和周期性的現象。有趣的是在日本和中國分別與他國出現貿易爭端的發展過程中，其貿易爭端國家之間可能的替代時間和對象都一致的，即都是從2007年開始與歐盟的貿易爭端開始顯著地出現。周期性在圖6中體現得非常的明顯，主要貿易爭端國由美國開始轉向歐盟，這與歐盟的不斷壯大和成熟、美國的“老年化”密切相關。
由這一小部分圖表的分析可以得出結論，從歷史的角度看，國家一定是在不斷地發展壯大的，其發展壯大的過程也就必然伴隨著持續不斷地摩擦，這里主要強調的是貿易摩擦。但同時特定兩國之間的摩擦又是具有周期性的，隨著國家發展的階段不同，將與不同的新的國家產生新的摩擦曲線，也是圖4~7中所描繪的曲線。縱觀國家貿易摩擦的歷程，就是貿易摩擦曲線組，此起彼伏。這一結論，可以與文章中所引用的理論相結合起來，對如國家的周期發展產生摩擦，國家維護霸權產生摩擦，維護更發達國家利益產生摩擦等等進行充分說明。
三、政策建議
篇7
隨著國際貿易發展的自由化趨勢，尤其是隨著人類環保意識的增強，國際貿易中的保護措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中，作為國際貿易中非關稅壁壘之一的技術性貿易壁壘措施日趨增多。技術性貿易壁壘（TechnicalBarrierstoTrade,TBT）是指一國政府或非政府機構以維護國家或區域基本安全、保障人類健康和安全、保護動植物健康和安全、保護環境、防止欺詐行為、保證產品質量等為由而采取的一些強制性或非強制性的技術性措施或法規，這些措施和法規對其他國家或區域組織的商品、服務和投資進入該國或該區域市場產生影響。TBT形式繁多，大致可歸為五大類，即技術標準與法規，合格評定程序；商品檢疫檢驗措施；包裝標志和標簽要求；信息技術壁壘；綠色壁壘等。
我國自2001年加入WTO以來，已經遭遇了多次商品出口被拒的事件，給我國造成了很大損失，國人對技術性貿易壁壘更多是持一種批判態度。事實上，在國際分工格局變化的今天，技術性貿易壁壘在國際貿易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不過技術性貿易壁壘是一把“雙刃劍”，它一方面起著維護國家安全，保障人類、動植物的生命和健康及促進技術進步等積極作用，而另一方面它又可能會引發貿易爭端，封閉市場，阻礙經濟增長。因此，不同利益主體對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價值判斷是不同的，甚至會出現激烈的沖突。客觀理性地認識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功能，不僅是一個理論命題，而且直接影響著我們對技術性貿易壁壘的態度，進而影響有關決策。本文主要討論技術性貿易壁壘的雙重社會功能，以期有助于人們更為準確地理解技術性貿易壁壘。
二、技術性貿易壁壘有利于社會進步
合理的技術性貿易措施可以保護環境，保障人類及動植物的健康和安全，提高生活質量。隨著經濟全球化和自由化的發展，國際貿易在給各國人民帶來巨大的利益和便利同時，也產生了嚴重的環境問題。由于資源的過度開發，污染物過量排放，對環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壞。技術壁壘之所以能在WTO規則體系下存在與發展，最重要的是技術標準體現了對產品質量、產品安全、生命安全和環境保護的關懷，因此，也體現了對人類的福利和動植物的安全的終極關懷。技術性貿易壁壘就是為了消除這種威脅而制定的。例如，技術性貿易壁壘對食品衛生的要求正成為國際貿易的熱點，這是因為在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同時，人類和動植物卻面臨著更多的安全挑戰。有些病蟲如松樹線蟲，一旦由出口產品帶入進口國，很容易在進口國領土上“定居”繁衍，造成危害。于是目的明確、用意良好的食品檢驗檢疫和食品標準措施在國際貿易中得到了應用。
當今人們的價值觀已經開始由重視物質價值轉向以強調非物質價值的綠色價值觀，尤其在發達國家綠色消費觀念深入人心。消費者對綠色產品的偏好和需求促進了國際貿易中綠色產品市場的擴大，為發達國家制定較高的環境保護標準提供了市場基礎，使某些國家可以借保護自然資源、保護人類和動植物的健康為理由，提高環境水平、設置技術性貿易壁壘。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由于環保技術落后，過于追求低成本等原因，采用的環境標準低于發達國家，這就為發達國家采用技術性貿易壁壘限制商品進口提供了現實可能性。國際貿易中也存在不合格、甚至是假冒偽劣產品，如不安全家電、不安全兒童玩具、含汞化妝品、假藥、舊服裝、未經過安全證明的轉基因食品、農藥含量超標的食品等。如果不對這些商品的國際貿易嚴加限制，就會危害進口國國民的健康，因此，為了保護消費者健康，在貿易中加強檢驗、檢疫措施極為重要。國際社會和世界各國完全有必要就各種商品制定相關的技術規章、技術標準、認證程序、包裝與標簽的要求等技術性貿易措施。一旦這些措施超出WTO有關協議的規定與約束，就成為阻礙商品貿易的壁壘。
日趨成熟的消費群體對生命健康的重視，對消費的產品質量和檔次的要求不斷提高，技術貿易壁壘措施產生并在國際貿易中得到了應用。同時，隨著新化學物質不斷增多，導致近十多年以來，全球環境日益惡化，嚴重地威脅到人類的健康和動植物的安全。氣候變化、臭氧層損耗、溫室效應、越界空氣污染、水污染、食品污染、海洋污染、有毒有害與危險廢物的處理，以及包括干旱和沙漠化在內的土地資源退化、森林破壞、酸雨沉降、物種滅絕等，使生態平衡遭到嚴重地破壞。對于日益惡化的生態環境，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出現對其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保護健康與安全，促進公共目標的實現。技術法規與標準吸引著一個面臨相似問題并能產生共同的消費利益的群體。在這個意義上說，技術標準與技術法規本身就是公共產品。比如制定有關廢氣排放量的技術法規與標準有助于保持清潔空氣；可以保障人民健康和安全，如強制規定產品的安全標準可以保護消費者的健康甚至生命；一國建立有效的TBT體系可以幫助其維護基本的安全。在國際貿易領域，以保護環境為目的而采取限制甚至禁止貿易的措施即綠色壁壘，一方面限制甚至禁止了嚴重危害生態環境產品的國際貿易與投資。另一方面，又為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產業創造了新的發展空間，這些產業將成為國際貿易和投資新的增長點，從而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達到保護生態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的。
三、技術性貿易壁壘會損害社會公平
雖然技術性貿易壁壘在保護環境和健康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在實施過程中技術性貿易壁壘往往在環保綠色、安全衛生等名義的掩護下，打著合法的外衣行貿易保護之實。許多發達國家積極制定標準法規，為技術貿易壁壘提供法律支持。技術性貿易壁壘或者通過其數量控制機制的作用將外國產品阻擋在國門之外；或者通過價格控制機制，抬高進口商品的價格，從而使出口方的經濟利益受到損害。為了維護自身經濟利益，出口方往往會對對方采取貿易報復措施，從而引起貿易糾紛和貿易戰。目前，技術性貿易壁壘已經成為貿易爭端的重要領域。在世貿組織爭端解決的案例中，技術貿易壁壘就占據了28個，雙邊貿易中的技術壁壘爭端更是層出不窮。技術性貿易壁壘經常會被用為經濟制裁的手段。在國際社會中常常會出現某些國家由于一些政治原因而對其他國家進行經濟制裁。例如發展中國家就是發達國家制裁的主要對象。發展中國家作為世界政治經濟的一支重要力量，要求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必然與發達國家控制的現行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發生沖突。而西方發達國家倚仗其強大的經濟實力，不斷對發展中國家施加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壓力，干涉發展中國家的內部事務，尋找各種借口對不合他們胃口的發展中國家實行經濟制裁或禁運。這種強權政治的行徑遭到了發展中國家日益強烈的反對和抵制，效果越來越差。這時由于技術性貿易壁壘具有廣泛性、形式上的合法性及保護方式的隱蔽性等特點而常被使用。
根據WTO有關協定要求，在運用TBT時，不得任意采取不合理的歧視手段。但實際上，由于很難界定合法性和歧視性，加上TBT涉及面廣，有關風險評估、科學論證及合理保護水平等常常引起爭議，TBT較易被濫用，成為貿易保護主義的工具。發達國家利用TBT的合法性，變相推行貿易保護主義，其直接影響，就是發展中國家的許多產品由于技術、環保或勞工等因素無法進入目標市場或被迫退出目標市場。發達國家通過制定法規、法令等方式設置的技術壁壘的程度非常高，其中美國有2.5萬個，英國有2.2萬個，法國有1.6萬個，日本僅在農殘量方面的技術標準就達6000多個，這樣就導致發展中國家的許多種產品無法進入這些發達國家的市場。比如在肉類生產上我國一直居世界首位，但由于美國檢驗局采用拖延方式拒絕接受我國企業進行有關檢驗、審查申請，使我國對美國的肉類出口仍是空白；在機電產品方面，由于歐美等國嚴格規定機電產品的性能、排污量限制、兼容性、可回收率、節能性等，給發展中國家的機電產品出口帶來了許多障礙；在紡織品方面，歐美調整了原產地規則，輕而易舉地就達到了限制的目的；在化工產品、藥品等方面也受到了很大的影響，這就給市場準入帶來了相當大的難度。造成這種狀況原因有三個：一是我國出口產品不符合進口國的標準要求，被拒之門外；二是貿易對象國任意提高標準，致使出口企業無法達到；三是標準提高增加了出口成本，一些出口企業無法承擔費用，不得不退出市場。
四、簡要結論
技術性貿易壁壘可以促進社會進步，有助于環境、健康等社會目標的實現，并具有利于促進國際貿易的一面，但同時會損害社會公平，成為一些國家變相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工具。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同時作為一個正在復興的大國，從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的角度出發，更加理性地看待各國的技術性貿易壁壘，而不是只停留在一般的應對國際貿易中層出不窮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和貿易糾紛。我們必須積極適應經濟全球化的熱潮，正視技術性貿易壁壘，并以正確的態度，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建立自己的技術性貿易壁壘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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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沒有宏觀經濟穩定、沒有完善的市場體制以及金融體系,貿然提高或降低匯率,都可能對中國的外匯體系造成較大的沖擊
記者:近期歐洲央行行長特里謝以異常直率的語氣呼吁中國允許人民幣兌歐元升值,這似乎是歐洲貨幣當局第一次公開提到人民幣應該升值。近期,人民幣升值為什么又變成了熱點？
李揚:匯率這幾年被炒得沸沸揚揚,全中國人都卷入了匯率問題的爭論。但仔細想一下,中國關于匯率的問題基本上是沒有爭論的,改革的目標是建立更有彈性的匯率制度,需要條件,需要步驟,人民幣匯率的問題實際上是實踐的問題。
關于人民幣匯率問題的表述,有幾個經常被引用的,到現在還是權威的表述,一個就是溫總理的兩次表述,在出席第七次中歐領導會議時,溫總理說了幾條:第一是要實行彈性匯率機制,這將是一個復雜但堅定的過程;第二要有條件有準備,宏觀經濟穩定,金融體系健全,有科學的方案保證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第三要考慮對周邊國家的影響,中國要對周邊國家負責,要對全世界負責。周小川行長也在多個場合說,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改革的出發點主要是內部的動力和壓力。改革的關鍵還是要遵循我們自己的邏輯和步驟,制定改革的出發點、目標和順序。
記者:您認為人民幣匯率調整的時機應該如何選擇？
李揚:匯率形成機制是比調整匯率更急迫的事情。包括長期的升值趨勢并不是人們的分歧所在,重要的是升值時機和幅度,調整匯率不如說是調整機制。因為銀行間外匯市場不成熟、國有商業銀行問題成堆,而國有金融和國有企業機構對匯率信號不敏感。沒有成熟的市場,連匯率價格都無法確定,在這種情況下貿然浮動匯率,將迅速被洶涌而來的投機資本淹沒。
中國最終的目標是實現彈性匯率機制。宏觀經濟穩定、市場體制完善以及金融體系健全都是實現彈性匯率的條件,而這些都需要按步驟來實施。貿然地提高或降低匯率,都可能對中國的外匯體系造成較大的沖擊。
在整體形勢不錯的時候出臺改革措施,改革的可信度和公信力可以得到不斷提高。時機的選擇還取決于“政府和市場的博弈”。政府在制定匯率調整政策的時候,需要考慮市場可能的反應。如果市場反應過激,會導致調整的風險和成本增加。
記者:您曾指出目前匯率改革的技術條件正在完備,但制度條件還不完全具備。那么制度都需要具備哪些條件呢？
李揚:第一,資本項目管制。因為資本項目管制決定著外匯市場的供給和需求是否是自主的。由于資本項目管制,在市場上形成的供求是受約束的。其實我們的外匯市場非常發達,非常市場化。人民幣可兌換,至少機制已經形成了,比如CEPA以后,香港銀行可以吸收人民幣存款,我們銀行卡可以到韓國、泰國刷卡,在這三個國家和地區局部可兌換。反過來說,因為這一段時間貨幣可兌換的實踐以及人民幣在周邊國家和地區廣泛的使用,使得匯率以后調整的震動大大地減輕了。
第二,匯率市場化。當匯率有更為彈性的時候,當局應該有手段調控它,因為這時候不能用行政手段。因為匯率涉及到國際關系,不能你說了算,必須用市場化接受的手段。
第三,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商業銀行是外匯市場的主要參與者,需要一個正確的理念,一個很好的財務基礎。還有就是完善金融監管的框架,要具有熟練的干預市場能力。
關于匯率改革的條件,可以說,現在制度條件還不完備,技術條件正在逐漸完備。再有就是,現在外匯市場具有非常強的投機氣氛。可能的選擇就是一次性改變評價,然后繼續釘住,擴大浮動幅度,伺機而動。改變釘住的目標,可能解決中國對外貿易的結果性不平衡問題。中國實際上要改變的是匯率形成機制,在這種情況下改變浮動和釘住,制度變革的含義更濃一些。
匯率能夠做什么？
變機制是出發點,而變的基礎是國內需要
記者:目前中國政府頂住市場的強大壓力不調整人民幣匯率,意圖等待更好的時機再作調整,這跟中國與美歐的貿易摩擦有什么聯系嗎？
李揚:美國促使人民幣升值,可以緩解其國內經常賬戶逆差。2004年美國貿易逆差超過6000億美元,占到GDP的5.5%。美國可以選擇的政策十分清楚,實行緊縮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包括減少財政赤字、提高利率以壓縮消費,從而扭轉國內儲蓄持續低于國內投資的格局。這顯然要經歷一個經濟和政治上的痛苦調整,可能還會遭遇不小的政治阻力。
這樣,美國政治家的一個回避內部經濟調整矛盾的選擇,就是推動美元的貶值。如果完全期望通過美元貶值來化解美國的經常賬戶逆差問題,美元至少要再貶值30％－40％。這同樣不是美國所希望看到的。實際上,急劇的美元貶值會引起美國通貨膨脹、利率水平急劇提高,因此,美國希望其他國家的貨幣升值以緩解美元的貶值壓力。從客觀上說,這是美國積極促使人民幣升值的根本原因之一。
2005年在人大會上,溫總理說人民幣匯率調整要“出其不意”,我們體會就是在大家不關心的時候出來,在熱潮的時候不能出來,要不然就反而不升了。央行行長周小川表示,中國在匯率改革方面有自己明確的目標,并將根據實際情況改革,人民幣匯率改革已經不存在障礙,我們不會屈就于外部壓力。
升值的理由是什么呢？是順差。原意是什么呢？匯率升值了,順差就減少了。但這是就總量而言的,貿易差異的結構矛盾使得匯率問題復雜了。目前,中國產品對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占領是全球性的,無論日本、美國還是歐盟。中國已經在事實上成了世界的加工廠,加工廠一邊要原料,一邊要市場,所以要大進大出,原油依賴越來越高,對發達國家依賴也越來越高,所以摩擦度就高。在世界分工當中,你在中間,屬于加工。我認為貿易摩擦的問題,不是必然要用匯率來解決。最近,美國商務部長古鐵雷斯來中國談貿易摩擦的問題。公正地說,中美貿易戰對誰都沒有好處。
中國貨幣匯率制度面臨巨大的抉擇。關于調整方案,主要則是技術問題。到時候要變的話,大家應該注意變的機制含義和變的評價含義是不一樣的。變機制是出發點,而變的基礎是國內需要,而且已經準備好了。
記者:自去年10月央行加息以來,很多輿論認為中國走上了加息通道,今年1－4月份累計數據,我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2.6%,并且逐步走低,是否意味加息的壓力逐漸變小了？
李揚:把利率和價格捆綁在一起的觀點是不對的。利率政策不能惟一地以物價的走勢為參照體系,不能一公布物價變化就認為應當調整利率。利率是調控宏觀經濟的手段,當然要和宏觀經濟聯系在一起。中國宏觀經濟運行,始終未能展現出一個讓人有把握下斷語的狀態。
中國的價格體系本身存在缺陷,所以揭示出來的信息有時候不一定很充分。再加上宏觀經濟運行當中的政府、企業、居民、國外等很多很復雜的要素構成,而這些要素的走勢常常不相同,這時候你就斷言該如何,這是不慎重的。
我們想變動利率的時候,要知道中國的利率體系狀況是怎樣的,這非常重要。首先你為什么動利率？你動了這個利率能否達到目標？如果動了它而不能達到目標的話,那動它干什么。中國利率體系的幾個特征會影響我們利率政策的效率。
中國利率體系是一個很復雜的體系,是“雙軌制”的。有正在市場化的利率,比如銀行貸款的利率,現在上限沒了,還有下限。企業發展利率也在市場化,有嚴格的規定,現在是市場詢價。還有一部分是已經市場化的利率,包括人民幣協議存款利率、美元為主的貸款利率、除企業發行利率以外的金融市場利率,以及覆蓋面非常大的貨幣利率,這些利率現在都市場化了。還有就是央行手里還有幾個利率,比如再貸款利率、準備金利率,這些極具中國特色。
央行的利率,在市場經濟看來,是非市場利率,是行政利率。我們知道各國貨幣當局在貨幣操作當中的所謂三大法寶有些已經取消不用了,如再貸款利率。現在主要依賴于公開市場操作。市場經濟向下調整利率,就同時意味著調整貨幣供應量:貨幣供應減少,利率上升;貨幣供應增加,利率下降,這兩者是完全相反的。比如美聯儲加息,通過紐約聯儲,找到一級分銷商,然后往下賣,然后市場利率被逼著往上走,加息的行為是通過減少頭寸實現的。中國不是這樣,原因在于它是管制的,利率是管制的,信貸在一定意義上也是被管制的,至少是窗口指導的。
在“雙軌制”的情況下,利率傳導的機制是不順暢的,貨幣調整通常很難產生覆蓋全部金融交易的效果。“雙軌制”導致利率政策作用不能充分發揮,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途徑是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步伐,盡早結束“雙軌制”的狀況。
中國需要多少外匯儲備？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中國以及亞洲地區國家都將長期處于美元和歐元兩大貨幣區的擠壓下,這個地區持有大量外匯儲備的狀況將是長期現象
記者:目前中國缺乏匯率風險管理經驗,如果采用人民幣與一籃子貨幣掛鉤的制度,是否可行？
李揚:釘住一籃子貨幣,是匯率制度從完全固定走向基本浮動過程中的一個過渡性安排。實際上, 釘住一籃子貨幣離自由浮動匯率僅一步之遙,它作為一種匯率制度,其自身是不安定的。
國外曾有人想把它變成一種匯率制度,但很少有成功的。我覺得,一籃子貨幣的功能,是在于它是一種過渡性安排,使匯率制度從完全走向基本浮動的過程中的一個階段。因為,一旦改為釘住一籃子貨幣,就意味著人民幣對所有的貨幣都可以浮動,只是這個浮動的范圍被人為地限制在了一個可控范圍之內。從這個角度看,它是一種平滑的過渡方式。
實際上,我國外匯儲備中已有大量歐元和日元。國家外匯管理局使外匯種類多元化,以對沖匯率變動的風險。相對而言,釘住一籃子貨幣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比較溫和。因為一個籃子中的幾種貨幣之間是獨立浮動的,其匯率的變動方向不盡一致,往往會起到相互抵消的作用。監管機構也可以調整一籃子貨幣的組成來穩定人民幣幣值,新加坡和印度采用的也是這種辦法,但具體模式有所不同。對我們最合適的方式是什么,則需要謹慎、細致的研究。
記者:到今年第一季度末,中國的外匯儲備已達6591億美元,我們確實需要這么多的外匯儲備嗎？
李揚:外匯的流入是比較難控制的一個過程。中國國際儲備的來源有四:經常項目順差、資本項目順差、不明資金流入、國內居民（包括企業和居民）的外幣存款。在中國官方統計中,居民手中的外匯是不算在內的。到去年底,這筆外匯存款約2000億美元,居民和企業各占一半,按照今年的狀況,可能還是上千億美金。這種情況會積累通貨膨脹的壓力。由于人民銀行一天有七個億到八個億美金的進入,貨幣供應壓力大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