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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許國璋的論斷不但促使我們對漢字的特點加以反思，而且使我們重新思考一般語言理論的文字觀。這種文字觀出于西方現代語言學尤其是結構主義語言學對于“文字威望”的批判。結構主義語言學家索緒爾曾力圖把語言的研究從文字的研究中獨立出來。因為在他那個時代，語言學視野中的文字每每凌駕于口語形式之上。人們“一般只通過文字來認識語言，研究母語也常要利用文獻。如果那是一種遠離我們的語言，還要求助于書寫的證據，對于那些已經不存在的語言更是這樣。要使任何場合都能利用直接的文獻，我們必須象當前在維也納和巴黎所做的那樣，隨時收集各種語言的留聲機錄音的樣本?？墒沁@樣記錄下來的原件要為他人所認識，還須求助于文字?！薄?〕根據索緒爾的分析，文字的這種威望是由于：
一、詞的書寫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穩固的，比語音更適宜于經久地構成語言的統一性，更易于為人所掌握；
二、在大多數人的腦子里，視覺印象比音響印象更為明晰和持久；
三、文學語言增強了文字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詞典，自己的語法。人們在學校里是按照書本和通過書本來進行教學的。語言顯然要受法則的支配，而這法則本身就是一種要人嚴格遵守的成文的法則：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頭等重要的；
四、當語言和正字法發生齟齬的時候，差不多總是書寫形式占了上風，因為由它提出的任何辦法都比較容易解決。
索緒爾認為，文字的這種威望是一種專橫和僭越。人們忘記了一個人學會說話是在學習書寫之前。而且語言有一種不依賴于文字的口耳相傳的傳統，這種傳統十分穩固。例如立陶宛語是1540年才有書面形式的，然而這時的立陶宛語依然在語音、詞的結構、名詞變格和聲調方面都忠實保留古印歐語的特點。索緒爾斷言：語言和文字是兩種不同的符號系統，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現前者。因此語言學的對象不是書寫的詞和口說的詞的結合，而是由后者單獨構成的。如果把聲音、符號的代表看得和這符號本身一樣重要或比它更重要，這就好象要認識一個人，與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另有一些學者，從圖畫到文字的變遷討論這個問題。布龍菲爾德在他的《語言論》中指出，一個圖畫到了已經約定俗成時，我們不妨稱之為字。一個字是一個或一套固定的標記，人們在一定條件下描繪出來，因而人們也按一定方式起著反應。這種習慣一旦建立以后，字跟任何特殊的實物相似之處就是次要的了。由于語言畢竟是我們畫不出來的那些事物的一種互相交流方式，所以圖畫使用者到了某個時候便按照口語用詞來安排他的字符，用某個字符代表口語片段的某一部分。真正的文字少不了這個前提。于是，有些字既代表一個可以描繪的事物，又代表一個語音的或語言的形式；旁的字失掉了它們的圖畫價值，只代表一個語音的或語言的形式；單純的圖畫字，同言語形式沒有聯系的，用處就越來越不重要。語言的價值越來越占主要地位。因此，“在語言學家看來，除去某些細微的枝節以外，文字僅僅是一種外在的設計，就好象利用錄音機一樣，借以保存了過去言語的某些特點供我們觀察?！薄?〕
然而，問題并非這樣簡單。
首先，文字和口語相比，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表達形式，這種形式本身參與著意義的建構。雅柯布遜在他的《結束語：語言學和詩學》中認為任何言語都有六個組成因素，它們的相互關系如下圖所示：
語境
信息
說話者………………受話者
接觸
代碼
這表明：任何交流都是由說話者所引起的信息構成的，它的終點是受話者，但交流的過程并不簡單。信息需要一些必要的形式：首先是說話人和受話人之間的接觸形式（口頭的或視覺的，電子的或其他形式的），其次是信息的載體——代碼的形式（言語、數字、書寫、音響構成物等），其三是使信息“具有意義”的語境的形式（同樣的話在不同的語境下會有不同的意義或失去意義）。這樣看來，“信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動的全部“意義”。人們在交流中獲得的“意義”有相當一部分來自信息的傳遞形式——語境、代碼、接觸手段之中。它們和說話人、受話人、信息一道共同組成整個交流活動的要素結構。而且各要素的作用在交流活動中也時刻處于不平衡之中，這一個或那一個要素會在諸要素中多少居于支配地位。于是，交流活動在一種情境中會傾向于語境，在另一種情境中會傾向于代碼，如此等等，信息的性質取決于那個占支配地位的要素的功能。這樣看來，文字作為一種代碼形式，決不僅僅是語言的記錄形式或外在設計，它是全部交流活動的“意義”的一種必要的構成。說出來的信息和寫出來的信息會在交流活動中具有不同的意義。這種不同的意義事實上賦予代碼形式本身（口語的或書寫的）以“生命”。當我們面對文字的時候，我們不是簡單地面對一種無意義的語言包裝，而是面對一個有意義的自主的符號系統。
雅柯布遜在《語言和其他交流系統的關系》中指出，視覺和聽覺是人類社會中最社會化、最豐富、最貼切的符號系統的基礎。由此而使語言產生了兩種主要的變體——言語和文字。它們各自發展著自己特有的結構性質。它們的歷史也充滿著時而互相吸引，時而互相排斥，時而握手言歡，時而劍拔弩張的辯證現象。
雅克·德里達曾提出要建立一門書面語言學。他在《書面語言學》、《文字和差異》、《聲音和現象》等著作中提出：不應把寫作看成是言語的外在“服飾”或聲音的簡化的“編成代碼”的翻版。世界不是限于和決定于一種以語音為中心的意義模式。通過對書面語言的分析有助于發揮“意義”的潛能，因為書寫不是言語的影子，而是關于語言本質的模型。
其次，就文字本身來說，西方拼音文字和漢民族表意文字在書寫系統的性質和功能上又有差異。前者因其“拼音”而與概念保持著距離。后因其“表意”而與概念直接聯系。即使是主張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表現語言的索緒爾也認為，表意文字有一種用書寫的詞代替口說的詞的強烈傾向。對于漢人來說，表意字同樣是“觀念的符號”，“文字就是第二語言”。所以索緒爾稱他的研究和結論“只限于表音體系”。帕默爾在《語言學概論》中也指出，漢字是一種程式化、簡化的圖畫系統。它不是通過口語詞去表示概念，而是直接表示概念，由漢字書寫的書面語言獨立于口語的各種變化之外。漢字的這一特質使它在中國社會、文化的統一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中國的統一完全依靠一種共同交際手段的存在，這同任何行政區域的統一是一樣的，而這種共同交際手段就是全國普遍通用的漢字。中國各地的方言往往很難被別的方言區的人聽懂，可是各方言區的人都能看懂用漢字書寫的文告。所以，漢字是中國文化的脊梁，一個學習古希臘文獻的學生需掌握多種方言才能欣賞荷馬、莎芙、希羅多德、狄摩西亞的作品，而一個學會約四千個漢字的學生就能讀懂中國四千年的文獻。
也許，正是漢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不同特質，造成了中國語言學傳統與西方語言學傳統的很大不同。在中國古代學者的眼里，漢字不僅有字形，而且有字音、字義、字能。從字音來說，“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聲，或用仄聲；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入聲，則音節迥異。故字句為音節之矩。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合而讀之，音節見矣；歌而詠之，神氣出矣?！保▌⒋螅愧佟墩撐呐加洝罚┳忠羰蔷渥右袈傻幕A。所以，“神氣不可見，于音節見之；音節無可準，以字句準之?！保ㄍ希淖至x來說，“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保ㄍ醭洹墩摵狻ふf》）字義是句義乃至篇章義的基礎。從字能來說，“句司數字，待相接以為用”；“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渲逵?，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劉勰《文心雕龍·章句》）字能是句法的基礎?？傊?，中國古代的書面語言中，字是根本。它與句子的語音、語義、語法的關系是“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所以，中國古代的語言學以漢字的研究為核心，《說文解字》之學始終處于小學的主導地位。王力在《中國語言學史》中也認為，西方的語言學和文字學可以截然分科，中國古代的語言學離開了文字學就好象無所附麗。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文字學既不是西方的graphemics（研究一種語言所使用的文字符號的字位學），更不是西方的graphetics（研究一種語言在書寫時用來表示言語的視覺符號形狀的文字學），而是philology（語文學）。對于中西語言學傳統的這種差異，我們不能簡單地以西方語言學為標準來作價值判斷，就象我們不能以西方文字、語言為標準來評價漢字和漢語一樣。這種差異，本質上是一種文化差異，體現出完全不同的運思方向和價值取向。正如許國璋所說：“從語言的書寫形式出發，去研究語言，這是漢語語言學一開始就有的特點”（74頁）。“漢語的文字學即是研究古漢語演變的歷史語言學”（75頁）。“中國的通行文字并不相當于拼音文字的字母，而相當于詞素和詞，詞素和詞通過組合規則構成語言，成為信息的載體。中國古代經學家考察文字，實際上是把文字作為文化信息的載體來進行的”（13頁）。
二、關于漢語、漢字的文化建構
漢語、漢字的文化建構，是我國語言學界長期忽視的一個課題。由于片面將語言的符號功能單純化，把語言視為一種類似自然科學研究的對象，我國的現代語言學未能將對漢語、漢字結構特征的認識與漢語、漢字的文化屬性、文化內涵、文化功能聯系起來，從而作出科學的理解。許國璋卻從語言哲學的角度深入論述了漢語、漢字的文化建構，這是難能可貴的。許國璋所說的“語言哲學”，不同于現時西方流行的分析哲學的語言哲學，后者是出于形式語言學或邏輯語言學的范疇。許國璋所論“語言哲學”，屬于“文化語言學”和“人類語言學”（90頁）。許國璋認為，漢語、漢字的符號建構，是漢民族認知世界的一種結構化運作。這一點在許慎的《說文解字·序》和劉勰的《文心雕龍》有關論述中已清楚地表述出來。
例如許慎指出：“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許國璋認為，中國古代學者沒有對現代人所稱的“語言”作正面的考察，而主要是從語言的書面形式論證文字的起源，“因此，我們可以從他們對文字起源的論證中，找出某些語言起源的理論”（13頁）。許慎的論述表明，初民是把天象和物象作為語言資源來看待。初民對世界的認知形成一個系列，“天象、地貌、鳥獸的足跡、作物的生態、人身、人身以外諸物，都提供了各自的符號”。這種認知“由二項對立（binaryopposition）構成：天和地、鳥獸和農作、人和物。三組六類的名，反映人對世界的分類和認知”（13—14頁）。在這里，許國璋把漢語的文化建構與漢民族世界觀的建構緊密聯系起來，體現出深邃的語言本體論思想。他為漢民族的文化、語言、認知的建構描繪了這樣一個模式（68頁）：
─天象
觀、視│物││鳥類
人───│├───┤│獸類
取│象││地象│
（庖犧）───││││植物類
─人類
在這樣一個模式中，語言顯然成為人與世界連結的紐帶。語言之“象”正是一個民族看待世界的
又如劉勰指出，“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痹S國璋認為劉勰是在回答什么是形成世界第一原理（道）的問題。而他的答案是，我們至少可以從道的表現形式（realization）來對它觀察，這就是道的“文”。這個“文”不是客觀的天體地貌告訴人的，而是人對客觀世界認知以后形成的概念。許國璋把“劉勰的語言學理論”概括為一個從客觀世界到人的概念加工，再到語言，又到文字的模式（39頁），指出這一模式在承認客觀世界形和體的同時，充分肯定了人的認知作用，肯定了語言的主體性。
許國璋關于漢語的文化建構的論述給我們很深的啟迪。
中國公元前200年誕生的一部解釋詞義的語言學專著《爾雅》，對所解釋的詞語作了這樣的分類排列，即：釋詁——釋言——釋訓——釋親——釋宮——釋器——釋樂——釋天——釋地——釋丘——釋山——釋水——釋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從這樣一個排列體例來看，其順序依次是語言人類社會的親屬——宮室——器具——音樂自然界的天——地——山——水生物界的草——木——蟲——魚——鳥——獸——畜，要言之，即語言人自然生物，語言排在第一位。這顯示出語言在當時人們心目中的位置。在語言部分，《爾雅》或“舉古言，釋以今語”；或“約取常行之字，而以異義釋之”；或“道物之貌以告人”，如此細密地辨析詞義，反映出古人對語言意義的高度重視。《爾雅》反映的是中國先秦兩漢時期人的文化知識結構。在這個結構體系中，詞義的理解與闡釋占據了重要的地位。這種對語言意義的重視，其實不獨從《爾雅》始。在某種意義上，《爾雅》是對前代名物釋義的一種大匯編。早在戰國時期（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語義的解釋就成為人們認識世界、體驗世界的一種重要方式。如《尸子》中將一對一的同義互訓匯通為一對多，多對一的語義闡釋方式。這種語義闡釋方式在《爾雅》中蔚為大觀。古人將自己對世界萬象聚散離合、有機統一的理解，透過語義的匯通與條理固定下來。詞義系統成為人的世界藍圖，語言觀成為人的世界觀的基礎，這就說明《爾雅》何以以語言為其發端了。
中國古人對語言的重視顯然出于他們對語言本體論意義的一種獨特的感受。從哲學意識萌動的時候起，中國人就始終把人看作世界和宇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并非中心的部分。中國傳統哲學中的“人”和“我”的概念的基本特征在于它們不僅有人類學的含義，而且有宇宙論的含義。人與世界的本質關系及由之而來的認識關系，莊子在《齊物論》中非常精練地表達了：“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也正是因為如此，中國人并沒有截然區分人與世界的自然關系和人文關系，相反，他們倒是早就看出這兩種關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無法非此即彼地截然分開。人與世界的關系決不是單方面的，而是全方位的。體現和維系人與世界的這種多方位關系的語言，因而也非純粹的符號系統和工具——
語言是人性的表現?？鬃诱f：“不知言，無以知人也?！保ā墩撜Z·堯曰》）在古人眼里，“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為人?！保ā洞呵锕攘簜鳌罚?/p>
語言是天道的表現。古人認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維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賢之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朱子語類·卷百三十九）
語言是事物本質的表現。許慎說：“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保ā墩f文解字·序》）在古人看來，文字的產生，是由于從鳥獸的足跡領悟到不同的紋理可以互相區別，因而有必要，也有可能對萬事萬物的“紋理”加以抽象和區別。所以，“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而“文者，物象之本也。”經過象形——象征的抽象過程的文字圖象，已不再是事物的自然之形，而是凝聚著人的概括的事物本質。
語言是治理天下、教化人倫的基礎。古人對語言在一個社會組織中的維系作用有深刻的理解。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币蚨耙谎钥梢耘d邦，一言可以喪邦”成為春秋時代的一種社會警醒意識?？鬃影颜偈轮鳛樗麨檎氖滓?。他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保ā墩撜Z·子路》）古人又把語言作為一種社會政治的象征。在他們看來，歷史上既有“結繩之政”，又有“八卦之政”，然后是“書契之政”。所謂“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尚書·序》）《周易·系辭》這樣評價語言文字的治理天下的作用：“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是《易》卦名，這里作事物的畫象。正由于語言文字概括了事象而又條理了事象，掌握文字就掌握了一種世界秩序，從而人人明理習儀，天下才得以治理。古代的統治者深諳此理，如《周易·夬卦》所言：“夬，揚于王庭?！薄段褰浳淖謹ⅰ方忉屨f：“夬，決也。王庭孚號，決之大者，決以書契也。”這就是說，統治者總是利用文字下判斷，在王庭上公開號召。許慎的解釋更明確：“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保ā墩f文解字·序》）文字不僅是“宣教明化”之本，而且由于懂得文字可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說文句讀》），可以“令行禁止”明其忌，所以王者對“能文者則祿加之”。
總之，天道人性，流于語言，化成萬物。古人“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闭驗檎Z言在古代中國人的心目中據有如此重要的本體論地位，所以古人論文辭才有“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敘，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的說法。
三、關于漢字的起源和演變
在漢字的起源和演變問題上，許國璋提出了兩點有價值的看法。一是漢字起源的此世性，二是漢字起源的抽象性。這兩點看起來互相矛盾，但其實質是從不同的角度論述了漢字起源和演變的文化特征。
漢字起源的此世性，說的是漢字產生形成的社會文化原因。過去我國學術界很少從理論的角度思考漢字之社會文化緣起。許國璋以《說文解字·序》中“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一段話為依據，指出漢字的起源具有“此世性”。古代的漢字起源論與西方民族的“神造字母”論不同，“腓尼基人奉Cadmus神為字母的創始者，諾爾斯人奉Odin神為Rune字母的創始者，希伯萊人奉人類始祖亞當為語詞的創始者，漢族初民奉‘王天下’的庖犧氏為創始人”。這“說明漢字起源學說的此世性，這一此世性是整個漢文化的此世性的一部分”（66頁）。為什么這樣說？許國璋引用了金岳霖的觀點。金岳霖根據人與世界關系的不同，稱印度文化為他世性的（otherworldliness），講來世超度；希臘文化為超世性的（super-worldliness，即站在超出世界的層面上觀察和分析世界），講設問求知；中國文化為此世性的（this-worldliness），講實用經驗（見75頁）。從許慎《說文解字·序》可以看出，古代的漢字起源論是與社會發展論密切聯系的。“王天下”和“作《易》八卦以垂憲象”是相互聯系的，治理天下需要書面符號形式。其后“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又，萬品以察?！彪S著生產的發展，簡單的符號已不敷社會的需要。于是書契（文字）應運而生，它使各類事物的區別明顯了，也使各項公職的執行方便了，從而促進了社會的發展。許國璋顯然指出了中國古代語言、文字起源學說的一個重要特點，盡管庖犧氏制八卦，倉頡造字都帶有神話傳說的色彩，但它們的社會發展基礎是無可懷疑的。
與漢字起源的此世性相聯系的還有漢字符號的人為性。許國璋認為，不能套用西方符號理論的能指所指結合任意性的原則來解釋漢語言文字。所謂任意性原則是指語言符號所反映的詞與物的關系是任意的，而非自然的。許國璋認為，任意性原則對硬要建立能指與所指之間的自然聯系的批判是正確的。但事實上詞與物的“自然結合”本身不可能在語言這一個介質中體現，它不存在，因此為它而作的假設也就無必要。然而反過來用這一假設（指“自然結合”論）證明“語言符號任意性”原則的正確，卻是荒謬的。因為從語言體系來說，語言是一種理性的行為，具有系統性（systematicity）、可分離性（discreteness）、可學會性（learnability）。“語言學家發現語言的體系，是人對自身行為中的理智性的發現，也是對于理智性存在于語言行為中的肯定”（24頁），“詞之所以為詞，是因為它存在于各種關系中。……正是這種可以抽象的延伸賦予詞的‘所指’一種內存的理性；‘所指’之多而有變，都是按早已被人們所認識到的法則進行的，不是偶然的。在理性的網絡中，詞的所指變成一樁理性的事件”（31頁）。從語言的群體發生來說，原始時期的語言符號是有任意性的，因為當時部落未成、語言未備，名不可能是有關聯有從屬的名，不妨假定為獨一、偶然、任意的名。部落社會時期的語言符號是約定俗成的。所謂“約”，指社會制約，社會共議（consensus），決非任意創造，因為其時語言社團形成，語言使用者擔負了命名和用名的雙重任務，開始有了當時條件下的社會制約。文明社會時期的語言符號是立意的（motivated），即使是民間任意創造的詞，也有語言文字學家賦予有理可據的形態（此段參見32頁）。從語言的個體發生來說，小孩學母語或成人學外語，都有一個對任意性從感之甚切到不再感到的過程。小孩學語時常有的“超類推”（overgeneralization）現象，即對“任意性”的一種抵制（見31頁）。可見“任意性”只是心理適應過程中的一種暫時現象，不適應就覺得不可捉摸，適應了就覺得理應如此。在這個意義上，任意性是可以轉變的，不是客觀存在的一種語言特征”（同上）。因此，語言符號能指與所指的聯系是一種“人為的聯系”、“理性的聯系”，是受語言和社會雙重制約的聯系。許國璋特別指出：“中國古代的語言哲學，正象中國的主流哲學一樣，是入世的，旨在治世的。中國傳統的語言文字之學，其中心思想即是找出能指和所指之間的理性聯系。”（37頁）
如果說漢字的起源是此世性的，那么漢字的符號建構應是具象的，它出自于漢民族的實用——經驗理性。然而許國璋并未在具象性上停留，而是指出了漢字起源時即具有、以后又不斷發展的符號概括性。他以許慎《說文解字·序》“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一段話為依據，指出初民的造字是按照物的類畫它的形，而不是按一件具體的物來畫出它的形（如牛代表牛類，不是哪一只具體的牛）。這時已有概括，但抽象不夠。其后從有限的物象產生無限的字，意味著字已經變成脫離物象的符號，抽象程度提高了，字的符號性增強了。許國璋強調指出（72—73頁），漢字從象形變為象征，從圖形變為筆劃，從復雜變為簡單，它的“文”已經大大不同于原來的圖象，成了物象中最本質的東西，而它的“形聲相益”的孳生更不受物象的限制。但許國璋并不因此否認漢字構形的理據。他把“分理別異”和“形聲相益”看作漢字的兩個特點，始終認為“漢語的方塊字是形、聲、義三者的結合體”（75頁）。“文字的產生，貴乎有區別性特征”（70頁）。并因此而批評那些片面強調漢字的符號化、符號性，且由此引申出方塊漢字應廢棄，代之以徹底符號化的拉丁字母拼音的觀點，是“不經意地將語言的區別性原則置諸不顧”（75頁）。許國璋在這里提出了一個發人深思的問題，即如何看待漢字的符號化過程，如何理解漢字的文化特征，如何認識漢字在其結構形成和演進的歷史上所具有的獨特的文化功能？
許慎認為，在倉頡造字之前，古人已經“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開始了象征符號的創造。漢字由圖畫文字發展而來（例略），漢字的發展史又是圖畫文字的象形、象意特征逐漸褪化的歷史。這種褪化不是要將漢字發展為一堆純粹假定性的符號，而是要使漢字的表意功能更好地適應語言與思維的發展。在漢字表意功能的不斷完善中，漢字的結構形態無論在歷時層面還是共時層面都經歷了很大變化。
從歷時層面來說，漢字的文化形態經歷了一個不斷符號化的遞嬗過程。根據考古學的發現，漢字由圖畫文字向象形文字的過渡，在距今4500年左右。與圖畫文字相比，甲骨文字畢竟在符號化方面邁進了一大步。它的象形字大部分已經線條化、輪廓化、特征化了。尤其是甲骨文正以一種強勁有力的趨勢用形與聲的互注發展漢字的表意功能，使漢字能適應日常交際中新概念新語匯的大量形成。例如甲骨文的“河”字即在原有的“何（荷）”字形體上加形符“水”，“祀”字即在原有的“巳”字形體上加形符“示”，“鶏”字即在原有的象形符號上加聲符“奚”。
周代的代表文字是金文，它在結構上與甲骨文沒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戰國時代，由于社會的變革，封建割據沖破了漢字的統一規范。各種地方勢力和地方文化對漢字作了種種改造，或分化，或繁化，或簡化，但漢字發展的歷程并沒有中斷。作為漢字發展主流的秦系文字，出現了直線化、筆畫化的趨勢。尤其是在秦統一天下后整理、推行的小篆，字形簡化，形體固定，異體字減少，合文淘汰。秦系文字的進一步發展，終于導致漢字形態的巨變，產生了隸書。
隸書前的古漢字都以曲線構形以象實物之形。這種寫實性的曲線雖經小篆改為圓潤的線條，但象形的表意作用仍很突出。隸變將圓潤的線條改為方折的筆畫，使漢字的書寫徹底擺脫了“描繪”而成為符號的書寫。隸書大大簡化了漢字的形符。許多以不同實物為摹寫對象的形符被簡化成單一的符號。如隸書中“鳥”字的四點，在小篆中是鳥爪的象形符號；隸書中“燕”字的四點，在小篆中是燕尾的象形符號；統一改為四點后，這些字的象形作用顯然淡化了。由于形符的簡化和統一，許多字難以看出本義。在符號化的進程中，漢字在象形的作用上付出了代價。
但隸變并沒有改變漢字象形表意的性質，只不過使漢字的象形表意手段大為簡化了。隸變后的漢字依然可以有一定的索形依據。例如“車”字在甲骨文中畫有車廂、車輪、車衡、車轅、車軛、馬、轡、車轄。隸書中的“車”，仍可以看出一個車廂和兩個象征性的車輪?！敖恰弊衷诩坠俏闹邢笈＝切?。隸書中的“角”字上部仍呈角形，等等。在古漢字中，同一個象形符號無論作單字還是作偏旁都是一樣的形狀，而在隸書中，“手”形作偏旁則左有“打”，下有“拳”，上有“看”；“示”形作偏旁則左有“祖”，下有“祭”等等。從這些偏旁也可以看出，隸變后的漢字結構雖然褪去了古漢字原始的象形特征，但在它的筆畫態勢中依然保留了相當程度的象形表意的理據，而同時，隸變后的漢字又大大便于書寫了。顯然，這是漢字表意功能在發展中的自我完善。
漢字數千年的發展過程，是其與生俱來的象形表意功能不斷完善的過程。世界上許多文字都曾經歷過圖畫文字的階段，然而后來大多走上了用字母記音的發展道路，成為語言符號的符號。而漢字卻把它的以形示意的文化形態發展，保存了下來。為了適應漢語表達的需要，漢字在表示詞音上發展過多種手段，但它的邏輯框架依然是以表意為核心，形成其獨具一格的文化樣式。許國璋對漢字的符號概括性的分析和評價，有助于我們深刻認識漢字及其文化特征。
注釋：
篇2
2.1、體育文學的發展情況
隨著體育事業的蒸蒸日上，體育研究越來越受到時代的推崇。并且研究的范圍已經涉及到各個領域，雖然以體育為題材的體育文學確實比較冷淡，但是體育文學這方面的發展潛力還是相當大的。漢語言文學與體育融合的可行性的第二個表現就是在體育文學方面的發展，研究這一方面，有利于促進體育文學和體育事業的繁榮和發展。體育文學在我國文學發展史上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在一段時期內，由于社會的轉型，體育文學曾處于一度的低靡期，與我國文學發展并不是同步的，甚至是落后于我國文學的發展。在體育文學發展的近期，體育文學也有許多的文學作品，而且這些作品有許多是借鑒了文學的體裁，在體育報刊雜志上也出現了與體育相關的內容，例如說，體育詩歌的發表，體育小說和體育戲劇的出現，增加了許多的優秀的文學作品。這種趨勢的發展為漢語言文學中文學的發展增加了不少的色彩，同時也豐富了漢語言文學中文學的內容。從另一個方面來講，體育比賽的前后都具有強烈的藝術感和思想深度，在某種程度上，體育與文學所表現出來的特點是有深層次聯系。
2.2、體育文學的發展表現
近幾年來。我國的體育事業的發展取得了非常惹人矚目的成績，以前一貫發展較為冷淡的體育文學在近幾年來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例如說，中國古典文學與體育的融合方面。中國的古典文學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髓部分，古典文學與體育相融合的體育文學具有極其重要的并且獨特的文化價值和健身功能。這種古典文學與體育相結合產生的體育文化不僅傳播了我國的傳統文化，而且對我國體育的發展和文學的發展都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同時也會推進我國體育事業與文學的快速發展。除此之外，文學中融入了體育中動態的因素，使得文學中靜態的因素與體育中動態的因素充分地結合起來，更加突顯出漢語言文學與體育融合的協調與一致。體育文學的發展變現還體現在一些具有代表的體育文學作品當中，例如中篇小說《足球流氓》，這篇小說不僅寫出了一種當時環境下的一種特殊的文化，同時也呈現了體育界一種特殊的真實形態。還有體育網絡文學的發展，代表作有李尋歡的《足球男人》等，這些體育網絡文學雖然只是一些散文、隨筆或者是評論，但是他們真實的反映出體育文學當中的多元化顯現，既凸顯了體育的發展狀況又顯示了漢語言文學中的一些寫作方法和手段。以上所表現的就是漢語言文學與體育融合的可行性的第二個表現，即體育文學的發展。通過研究漢語言文學與體育融合的可行性分析，不僅可以為體育文學的發展提供必要的參考價值，更重要的是能夠促進我國的體育文學的快速繁榮發展。
篇3
形體
語音……語義
（虛線表示間接性）
因此，對于漢字，就有了聽音尚難辨義，識音則能解義的特點。另外，如上文所述，漢字是以表義為中心的，所以它又具有開放性特征。一個形體，在漢語中，不僅僅允許它在不同時代、不同方言中取不同的讀音而獲得同一意義，甚至還可以為語音系統與漢語迥異的其他民族語言（如日本、朝鮮、越南）所借用。
由于漢字的表義是體現在形音義一體化上，因此，可以說每一個漢字基本上都是音義的結合體，這與語素是音義結合體這一特點是相吻合的。傳統的語文教學被稱做“讀書識字”，我以為這正說到了點子上。問題還不僅僅到此，關鍵是在于識字就能讀書上。這說明了一個很重要的語言現象，漢語語句構造是依賴語義勾聯起來的。我們只要從掌握漢字的字形入手，了解了一個個漢字的音也就懂得一個個漢字的義，同時從這些串聯成句的字義中又可領會出句義、文義。古人云，讀書百遍，其義自見，也就在一個“悟”上。現代語言學的任務，就是要揭示在“悟”的背后的語言人文主義特點，挖掘其中的規律。因此，研究漢字和語法的關系當然也是這方面的重要課題之一。下述三個方面是我們在探索中獲得的幾點認識。
其一，漢字的表義性適應了漢語語法的彈性特征。我們知道，語言的組合序列有如一條長鏈，鏈鏈相扣，環環相接，其間每個語詞乃至每個漢字都是語言中的一個鏈子。在漢語中，這種鏈式序列可以允許人們根據需要取去某些鏈子（語詞）而不影響達意，其銜接處可以完好如初。所以說，漢語語法的彈性特征恰恰表現在意合性上。意達而詞之多寡可隨意增刪。神經病理語言學實驗表明，人們記憶句子和理解句子，并不記憶句子的形式。人的大腦神經系統加工處理的不是語音，而是語言所運載的信息，即語義。漢字的缺點是與語音聯系不緊，但它在對于字義的理解上顯然優于拼音文字。因為漢字的規律就是文字形式與概念間的聯系比較緊密。拼音文字的字形是以代表音素或音節的字母連綴而成的，人們在掌握字母和拼法之后，一般可讀出字（詞）音來，如果其意義正好是在口語中已熟悉了的，他也可以同時明白詞義。但在一些國家的閱讀教學中，也常常出現會拼、會讀而不知句子含義的“語義性失讀癥”。然而，漢字的字形和字音都服從于語義，表現出語義，因此，學習漢語的人很少出現能讀音而不理解意義的現象。這就是說漢字具有知音解義的特點。這種特點有力地支持了漢語語法的彈性特征。漢語語法表達中的重意義支點，輕形式配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漢字的這種表義性征。句子中的語詞彈性現象主要地體現在漢字上。漢字的塊狀和可拼合性為漢語語法的“隨表達意圖穿插開合，隨修辭語境增省顯隱”〔2〕和以意義支點為中心的表達意識提供了豐厚條件。
其二，漢字的單音節語素性質適應了句法中的韻律需求。漢語作為一種帶有濃厚文化背景的民族語文，其注重韻律的特點是這樣的明顯，它不但講究句子的抑揚頓挫鋪排，而且還講究句子音節的多寡對應。一般觀點認為，句子是由詞組合而成的。漢語的詞，在古代以單音節為主，字即是詞。在現代，漢語詞匯已向雙音化發展，古漢語的詞延傳到現代大多降級為語素，因此，字又相當于語素。雖然如此，但傳統的文化征性并沒有因此消失。漢語語素具有靈活性，它可以根據需要而隨時升格（還原）為詞。據統計，漢字中仍能獨立成詞的約有2000字，在現代漢語日常生活的語料中，這些作為詞而獨立運用的字，其出現率為61％。至于那些不成詞的實語素，在一定的語境中也可以成詞。例如，在“夾道迎接”、“雙喜臨門”、“擁被而臥”中的“道”、“臨”、“擁”這些字都是詞，它們體現的正是字所代表的意義。另外，由于漢字的表義性，使得現代漢語雙音節詞在表達中既可選擇單字（單音節）形式也可選擇復字（雙音節）形式，從而有效地調節了語言的節奏，使句子的結構勻稱，音節配合和諧。如“學?！笨烧f“?！?，“月亮”可說成“月”，“時候”可說作“時”，“開始”可說為“始”，“工廠”可簡作“廠”等等。有時根據表達需要，多音節詞還可以隨意拆合，依賴漢字表義特性加以運用，使字（語素）升格為詞。如“青春痘”一詞可以拆成兩個詞，“我們要青春，不要痘”（廣告語）就是一例。漢語的對偶句對音節的選擇更是顯示了漢民族語言文化的傳統——漢字對組詞成句的特有作用。這方面行家已有諸多論述，不在這里贅述了。
其三，漢字的塊狀整體認知適應了漢語語法的整體認知特征。漢人的思維觀在于注重整體性。人體生理學的研究表明，中國人的思維偏重于大腦右半球。而右腦主管的能力正是具體性的能力，綜合性的能力，類推性的能力，空間性的能力，直覺性的能力和整體性的能力?！?〕這些特點在漢語言文化中表現很突出。例如，漢人傳統的舞臺藝術表演，一舉手一投足，都能令人由個體、局部想到整體、全貌。漢人對漢字的理解也是抓住整體輪廓。漢字是一種高形差度的文字，印刷模糊，殘缺筆畫部件，甚至遮去一半字體，仍能認讀。這對于拼音文字來說，是難以想象的。由此，我們聯想到近年來有人提出的漢字上的“識繁寫簡”問題。這個提法適合不適合當前的實際需要，我們不妄加評論。但有一點，“識繁寫簡”是符合漢民族整體認知的文化心理的。在這方面，有許多人有過親身體驗。那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中青年，在識字上就有這么一個特點，用繁體字印刷的古典作品，他們閱讀下來幾乎沒有問題，但如果請他們寫幾個字，可就為難了。這里面說明了這么一種現象——他們能讀能認繁體字，但無法書寫出來。他們在認字時是運用整體認知原則的。這種整體認知在漢語語法中也有許多表現。從現行語法觀看，有些句子是屬于成分殘缺的，但人們在閱讀理解時并不困難。例如，“自行車下坡請減速！”“一個孩子好！”這些句子用現行語法理論都很難給予合適的分析。但在交際中卻是達意的好句子。因為人們是從整體上去把握句子的，而不是像印歐語一樣從形式入手去理解內容的。更有趣的是下面這兩句話詞序不同，意思竟然相同，交際者從來不引起誤解：
在家里我對兒媳像閨女一樣，
│兒媳對我也像親媽一樣。
│在家里我對兒媳像親媽一樣，
兒媳對我也像閨女一樣。
讓外國人理解，就不明白“閨女”換“親媽”，意思怎么還會相同呢？其實這兒正好充分體現了漢人所具有的抓意義支點——“我對兒媳”、“兒媳對我”，從而進行整體領悟的能力。從上述分析可見，漢人在認識漢字和漢語語法上具有一種通約性。這也是漢字之所以從創始以來幾千年而不廢的原因之一。從中亦可看出漢語語法之不重形式而重意合的民族文化傳統。
由此，我們還可以推論，假如有朝一日漢字的方塊形體改為世界共同的拼音文字，漢語語法不能不隨之發生變化，走上形態特征的道路。因為漢字的見形識義、識音解義、以意義為重心的特點和漢語語法具有十分深刻的共通性，漢字為漢語語法特點的存在提供了諸多方便。
從目前來看，漢字與語言的關系在字音、字義方面已經有許多成果，但在漢字和漢語語法的關系上尚屬未開墾的處女地。我們希望這個領域今后越來越引人注視，會有更多的同仁參與探索、挖掘其間規律，從而促進漢語言文字的理論研究深入發展。那么，本文的寫作目的也就達到了。
注：
篇4
漢語言文學的追求,其實就是文學的追求,文學是沒有界限的,雖然有形式的差別,但是主題和本質上還是一致的。文學所追求的,我們中國的文學自然也會去追求。漢語言文學比其它文學類別發展的早,發展的也更全面以及漫長。在漫長的中華文明之中,漢語言文學形成了其特有的形式以及風格特征,但是和世界文學一樣,其所追求,無外乎三者:真、善、美。
1、追求真。文學在本質上追求的就是真,本真的反應社會,反應人的內心世界。文學是人內心訴求的外在表現,是人內心最純真的強烈追求。不管文學還是客觀的人,對真都孜孜訴求。不管是文學作品的主題,還是正面的主人公,所表現出來的都是一種本真。文學所追求的真,可以分為兩個方面進行理解:
(1)客觀的真。客觀的真,是指作家在創作文學作品的時候,多以客觀生活為基礎,來寫作自己的文學作品?？陀^的真不僅對客觀環境進行如實的描寫,也對客觀人物的境遇進行如實描寫。客觀的真,既是文學作品環境的真。
(2)內在的真。這多指在敘述人物的心理時,進行真實的描寫。文學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是多種多樣的,但是作家都務求真實而寫作,不管這心理是對是錯,是否符合邏輯,都求真實的表達出來。內在的真,就是文學作品人物內心的真。
文學追求真實,而不掩蓋任何黑暗或陰面,不管所追求的真是否符合客觀的邏輯,只求符合文學作品內部的邏輯以及內在屬性。
2、追求善。善惡有分,是人在后天養成的品質,而文學則直觀的把它表現出來。不管是哪部文學作品,其描寫的都有善,對善的歌頌,對善的渴求,對善的淋漓盡致的描繪。有的時候是用惡來襯托善,例如:《巴黎圣母院》中,用副教主的惡來襯托敲鐘人的善。不過不是所有時候都有善惡同存的,有的時候文學作品中只有一個主題,那就是善,用善來言善。例如:沈從文的《邊城》沒有惡人,全是善者,雖然最后結局不好,但卻把善發揮到至極。雖然有全描寫善的文學作品,但是不會存在全描寫惡的文學作品,惡不能獨立成材,只有善可以。
3、追求美。文學不僅在形式上追求美,也在本質上追求美。對于文學的形式,不管是整飭的還是散落的,其都追求形式的美,沒事多種多樣的,也是多層面的。詩歌形式之美是整飭押韻,散文形式之美是散亂無序之美。不過先這兩種形式的美已經漸漸結合在一起。在本質上追求美,就是在主題上追求美,文學主題不管是悲傷的還是喜悅的,其主題都是美的。既是正面的主人公最后沒能完成目標而死亡,例如哈姆雷特,但是其主題也是美的:悲壯之美。追求美,是文學最外在的表現,美既是文學,文學既是美。
二、漢語言文學追求與人的涵養提高
涵養是人的內在氣質,也是外在行為表現,涵養有高低之分,也有好壞之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氣質,也就有不同的涵養。有的人見義勇為,有的袖手旁觀,有的好逸惡勞,有的勤勞肯干,這就說明了涵養的有不同性質,有不同的表現。各式各樣的修養,在總的要求上,卻有一個質的規約,那就是向真、善、美方向發展。這正好和文學的追求一樣,文學的追求,客觀上來說,也就本質上人的涵養的追求。
1、追求漢語言文學能夠指導人的涵養。涵養是后天的修為,其需要對一定的物質形態進行模仿,而文學則能很好的指導人的“模仿”。涵養的模仿,可以是現實的行為方式,也可以是虛擬的行為方式。對于現實的行為方式,其總是存在著一定的瑕疵,世上沒有圣人,圣人這個名詞只是給圣人取的客觀名字而已,其實也是意識形態的一種表現。在此基礎上,人模仿的行為方式,總是或多或少的存在著偏差。漢語言文學是世界文學的代表,是中國長達5000年的人類文明的結晶,也是中國人涵養形態的客觀沉淀,對國人的涵養起著很大的作用。我們必須正視漢語言文學對人涵養的作用,尤其在現在異化越來越嚴重的社會,規范自己的涵養,美化自己的涵養,使文學和涵養有機的聯系起來。
2、追求漢語言文學能夠修正人的涵養。人的涵養是各有特色的,有好的一方面,也有壞的一方面。文學對于好的一面,可以使其更加堅固的存在,對于壞的一面,則能細致的修正。文學,因其內在規律的性的存在,對人發之以感染力,讓人陷入情知理的思考,以反思自己的行為。人對情知理的思考,是一個久遠的課題,其歷史源遠流長。而文學正好對這個課題進行了很好的解釋和規定,在高的層次上,對人的情知理進行合理合情的概說,在這個基礎上對人的涵養不好的一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修正作用。
3、追求漢語言文學能夠提高人的涵養。文學,是至真至善至美的天地,只要進入到文學的世界,你就會被其所有美好的東西所包裹。對于人的涵養,文學則能提高人的涵養。涵養,首先就是“涵”,有什么樣的“涵”,就有什么樣的“養”。人的后天模仿性很強,不管是對好的事物還是壞的事物,人區分好壞的能力也不是天生就有的,是在后天的道德基礎上形成的。也就是說,涵養的好壞,與其涵養的環境有很大的關系。所謂“橘生淮南則為橘,橘生淮北則為枳”,就是這個道理。
參考文獻:
篇5
翻譯不僅是一種跨語言的交際活動，更是一種跨文化的交際活動。語言和文化密不可分。它們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并且相互制約。語言是文化的產物，無論從語言的符號觀還是社會觀來看，其都帶有明顯的文化特征。語言的文化性集中表現在語言的文化屬性、文化價值和文化功能等方面。作為語言內涵的文化，給予語言的影響是全方面的。集中表現在三個方面。（1）影響并制約語言系統（包括語音、詞匯、語法等）；（2）決定語言的指稱內容與形式；（3）作用于人類的語言思維與表達形式。由此可見，作為文化載體的語言只有在特定的文化中才具有意義。正如美國翻譯理論家奈達所說：“翻譯是兩種文化之間的交流。對于真正成功的翻譯而言，熟悉兩種文化甚至比掌握兩種語言更重要。因為詞語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義?！?1993：109)文化對語際交流的影響可見一斑。漢英民族在價值觀念、、民情風俗、歷史背景、地理條件、社會制度、生活經驗等方面存在著巨大差異，這種文化上的差異不僅給各自的載體語言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也為這兩種語言之間互譯帶來了重重困難。本文擬從漢英語言之間的文化差異著手，企圖以歸化和異化策略來尋求其間的語義文化對等翻譯。
二、漢英文化差異
因為語言基本上是一種文化和社會產品，要理解它就應該從文化和社會的角度去理解。，漢英兩種語言之間的文化差異給其在語義層面上的轉換帶來了巨大的障礙。其差異首先表現為價值觀念的不同。漢文化是一元文化，強調“社團價值論”；英文化是多元文化，崇尚“個人價值至上論”。除了價值觀念差異之外，漢英文化差異還與兩個民族所處的地理環境與社會環境、氣候條件和風俗習慣等息息相關，。
（一）地理環境引起的文化差異
文化是有地域性的。特殊的地理環境和氣候特征常常給該地區的文化打下烙印。中國和英國，因為地理環境的迥異，氣候條件的巨差也就孕育出彼此相對的異域文化。英國是島國，地處西半球，北溫帶，海洋性氣候，其民族創造出的語言就沾上了該地理特征。象我們熟知的習語：spendmoneylikewater;makewater;allatsea等就囊括其中。相反，中華民族祖居亞洲大陸，其文化自然也難免受其影響。上文所說的“揮金如土”就是一例。另外還有“面如土色”、“土眉土眼”、“面朝黃土背朝天”等不勝枚舉。至于氣候不同招致的文化差異的例子也是舉不勝數。單就“東風”“西風”之說來看，兩種文化就大相徑庭。雪萊的“西風頌”（OdetotheWestWind）正是對春的謳歌。CharlesDickens在《大衛科波菲爾》中說“HowmanywinterdayshaveIseenhim,standingblue—nosedinthesnowandeastwind!”這也是一個極好的例證。然而漢語中的“東風”卻戰勝了“西風”，是春風，是溫暖的使者?！拔黠L”是秋風，有蕭瑟秋風之說。馬致遠之詞作“古道、西風、瘦馬”，又同是馬曲的“醉鄉中，東風喚醒梨花夢”也說明這一點。詞曲中的意境也自是讓異域人士費解。
（二）民情風俗造成的差異
漢英民族由習俗引起的文化差異在一些與動物有關的詞匯短語上體現得非常明顯。英國人喜歡馬，養馬、騎馬、賽馬成為其風俗，英國文化就屬于典型的的“馬文化”。所以英語中有關馬的說法及其豐富。諸如：talkhorse(吹牛);getonone’shighhorse（趾高氣揚）;horseandhorse（并駕齊驅）等等。然而中國是傳統的農業國，世代的牛耕生活使漢語囤積了大量的“牛文化”。牛是“吃苦耐勞，勤奮踏實”的象征。“俯首甘為孺子牛”就是體現的這種情結。相反在英語中卻用馬來代替。漢語中的“老黃?！狈g成英語也就成了“awillinghorse”.不光如此，漢英語言中的一些表示顏色的詞匯也沉淀了不同民情的文化。“紅色”在漢語中含有極強的褒義色彩，“大紅大紫”顯示的是成功和富貴，喜慶和吉祥。與此相反,“red”卻常常讓西方人想起流血、戰爭、恐怖、憤怒和危險，含有較強的貶義。
三、翻譯策略
漢英文化的差異性給兩種語言之間的翻譯帶來了很大困難。但是，這并不是就說明兩種語言之間就不能相互轉化。語言共性論認為：雖然人類的語言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但是由于在生存環境、身體結構、生理需要等方面的共同之處大于不同之處，這就使語言之間的轉換成為可能。Chomsky的普遍語法理論也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語言之間轉換的可能性?！叭绻f每種語言都能表達所指的一切，那么，從原則上說，某種語言所表達的一切都能被譯為另一種語言（蔡毅）。不同語言之間的這種轉換常常借助于翻譯中的異化和歸化策略。（一）異化翻譯策略
異化就是不改變原文的文化、語言、文體等特征傳達原文的內容，要求讀者向作者靠攏，適應原文。它翻譯的前提是，認為語言是有差異的，交際因語言社團之間與語言社團之內的文化差異而復雜化。異化翻譯承認并發展差異，并且在目的語中表現文化差異。異化翻譯追求最大限度的等值。其特點如下：（1）不完全遵循目的語的語言與語篇規范；（2）在適當的時候選擇不通順、艱澀難懂的文體；（3）有意保留源語中的實觀材料或采用目的語中的古詞語；（4）目的是為目的語讀者提供一次“前所未有的閱讀經驗”。異化翻譯有利于讀者了解異域文化；有利于讀者運用智力和想象力去感受衣魚文化的獨特之處；有利于豐富目的語文化和表達方式。但是，異化翻譯也有自己的劣勢，它常常使譯文句式生硬，晦澀難懂,這就給讀者的帶來了閱讀困難。常見的異化翻譯策略有“音譯法”和“直譯法”等。
（二）歸化翻譯策略
歸化翻譯就是遵循目標語文化的當前價值，對原文進行同化翻譯。該翻譯法的最大特點就是采用地道暢通的目的語進行翻譯，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被掩蓋，目的語的主流文化價值觀取代了譯入語的文化價值觀。歸化翻譯有其自身的優越性。對于譯者來說，要全面了解一種異域文化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在翻譯過程中因為對本族文化的親切感和認同感，往往會采取歸化的翻譯策略以便使譯文通順。這樣，對于讀者來說，就可以避免文化沖突，在自己的知識文化范圍輕松容易的理解譯文。由此看來，歸化翻譯的通順常常也會換來文化信息的遺失。常見的歸化翻譯策略有“代換法”、“解釋法”和“異譯法”等。
四、異化歸化，各得其所
上面我們已經談到異化和歸化翻譯各有其優缺點。過度的歸化和異化都不可取。那么，在實際的翻譯中我們應該采取什么標準呢？關于翻譯的標準，清末的翻譯家嚴復提出了著名的“譯事三難”，即“信、達、雅”?！靶拧敝钢覍嵲?，“達”指語言通順暢達，“雅”指文字古雅。魯迅也說過：“凡是翻譯，必須兼顧兩面，一當然力求其易解，一則保持原作的風姿……”。錢中書提出了更具體的“化境”文學翻譯標準。他說：“文學翻譯的最高標準是“化”。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轉變成另一國文字，既不能因語文習慣的差異而顯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風味，那就算入于“化境”。從這些翻譯名家對翻譯所定的標準可以看出，“忠實”和“通順”是翻譯過程中應該遵循的兩項基本原則，缺一不可。那就是說，既要將原文的信息（包括語言信息和文化信息）全部傳達，語氣和風格與原文一致，又要使行文流暢自然，易于理解接受。這就要求我們能夠找到異化和歸化翻譯的最佳結合點，讓異化和歸化更得其所。一般說來，從文化的角度來看，文化間的關系分為：文化交織、文化鴻溝、文化沖突三種。不同的文化關系對翻譯的策略的選用有極大的影響。文化交織是指在不同的文化中，存在著一些相似和相同的地方。這樣語言之間的交流因其共同性而不難理解。為了更多的接觸異域文化，異化翻譯方法就顯示出優越性；文化鴻溝是指兩種文化中存在著文化差距。這時我們可以選用歸化翻譯方法，如果選用異化翻譯方法的話，就必須用直譯加注才能做到理解和傳遞信息的兩全其美；文化沖突是指兩種文化對某些物質，事物和現象有完全矛盾的理解。處理這種文化現行，歸化翻譯方法更能大顯神通。
參考文獻：
篇6
1．1自《馬氏文通》問世以來，有關漢語語法的論著對短語的分類基本上是按外部功能和內部結構這兩個標準來進行的，其中以內部結構為標準的分類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其實，漢語短語分類中的“功能說”和“結構說”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葉斯丕森和布龍菲爾德理論的影響。在結構分類方面，布氏的句法結構觀念似乎特別適合于漢語，因為漢語詞的構成方式、短語的構成方式和句子的構成方式是那樣相似，以至布氏的句法結構類型的分析可以直接應用于漢語每一層面上的語法單位的結構分析。短語在漢語語法單位中處于一種樞紐地位，因此，短語的結構類型可以上通句子下至詞。這是漢語語法單位進行結構分析的一條捷徑，發展到頂峰就是“詞組本位說”。如范曉先生在《說句子成分》、《關于結構和短語》①等文中多次提出：漢語的句子結構和短語結構的構造原則基本上是一致的，除獨詞句外，句子只不過是獨立的短語而已。根據這種觀點，應當是有多少種結構的短語，相應地便會有多少種結構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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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詞組本位說”把句法結構類型和短語類型完全對應起來，即以分析短語的結構類型為基礎，擴展到句子結構。作為一種分析方法，它有可取之處；從實際的作業上看，它也具有相當的成效。它操作起來十分簡便，似乎可以一以貫之地分析漢語的一切“結構”，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恰恰是這種簡便掩蓋了漢語短語類型分析的句法分析中的一些實質性問題，如（一）是不是每個短語都可以在結構類型中找出它的歸屬？有的虛詞和實詞組合，其內部結構關系如何看待？（二）結構類型相同的短語，為什么其語法功能和轉換關系不同？比如“人才交流”和“學者討論”在結構分類中都是主謂關系，但前者能作“進行”類動詞的賓語，后者不能；前者能在受定語限定之后作主語或賓語，后者不能。（三）許多結構類型不同的短語卻有同樣的語法功能，這是為什么？短語同詞一樣是靜態的、備用的語法單位，對它內部進行分析以及據此而進行的分類，其標準與動態的、使用的語法單位—一句子的分析不應該是一樣的，事實上，構成短語的成分和構成句子的成分也并不具有完全的同一性。呂叔湘先生認為“從語素到句子”有一個“中間站”，即短語。②這里我們借用下“中間站”這個說法。我們認為，如果說漢語語法單位由靜態轉化為動態有一個中間站的話，那末這個中間站不是短語，而是句子成分。語和短語都需要這個中間站的過渡，才能由靜態的備用單位轉化為動態的使用單位。③“詞組本位說”所做的單純的結構分析究其根源是混淆了兩種不同性質的單位，因而沒能解決上述問題，也就不能使短語研究向更深的方向發展。正因如此，目前有些學者對“詞組本位說”提出質疑，試圖把短語的結構和句子的結構區別開來，進而建立詞法、短語法（有的學者叫“下句法結構”）、句法三足鼎立的語法分析體系，④這一步邁得很勇敢，也頗有見地。如果把短語法單列出來，那末短語分類就和句法結構分類有了質的區別。但他們的分類如仍按短語內部的結構關系來確定，上面提出的問題就仍無法解決。
二短語分類的原則
2．1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我們試圖從一個新的角度來給短語分類。有一個原則問題必須加以強調，那就是同劃分任何語法單位類別一樣，給短語分類也應該遵守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則：劃分出來的類別能夠有效地服務于分析。反過來說，就是：不管用什么標準來劃分，只要劃分出來的類別可以用來有效地說明語法規律，這個分類就應該是有效的語法分類。基于上述原則，就我們已經掌握的語言材料進行試驗的結果來看，依據短語內部的語義關系進行的分類能夠較好地服務于語法分析的目的，能夠較好地解決至今尚未很好解決的一些句法分析問題，如句法分析中的主賓類問題。用這個新的分類能夠較好地說明短語作為與詞一樣的靜態單位，其內部語義關系的不同對它的句法功能以及對包括它在內的更大一級的句法結構有什么影響，而這些問題是依據結構關系分類所無法說明的。事實上，類似這種分類的觀點已經有人在實際的語法分析中運用過，只不過是非自覺的罷了。比如許多學者分過“受事主語句”的特點，從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他們的意識中肯定是把“施事—一動作”格式和“受事—一動作”格式加以對比，而這兩種格式正是從分析語義關系的角度確定的。我們不過是試圖把這種零散的、不自覺地運用語義關系進行語法分析的做法當作一種理論依據加以系統化而已。
2．2我們給短語分類的標準是詞與詞之間的語義關系。當然，語義是一個相當寬泛的概念，因此這里就需要給語義標準界定一個范圍。如前所述，從分類的目的和結果來看，以語義關系為標準的分類也應該是語法分類，因為它最終是為解釋語法現象或語法規律服務的。這種詞與詞之間的語義關系不是指個別的詞與詞之間的具體關系，而是指某類性質的詞與另一類性質的詞之間的概括關系。
任何一種語法分析方法都至少要完成兩個任務：一是切分層次；二是揭示被切分出來的直接成分（immediateconstituent）之間的關系。切分層次是對結構的處理（實際上也與語義有關），而說明直接成分之間的關系卻與語義直接相聯系，要想完全脫離開語義關系是不可能的。由于這種事實，再加上沒有分清作為靜態的備用單位的短語和作為動態的使用單位的句子是兩種不同性質的語法單位，目前許多語法論著中對短語結構關系類型的說明實際上是把短語內部的語義關系（如并列關系、補充關系）和句子成分之間的結構關系（如主謂關系）以及句法成分的語法地位（如偏正關系）糾結在一起了。
2．3有的語法學者早在十年前就提出了短語和句子是兩種不同性質的語法單位，短語同詞一樣是靜態語法單位，“其內部的詞與詞之間就只有單純的語義關系，而不存在其他關系”。并據此提出了十類語義關系，
見下：
Ⅰ并列：機關學校閱讀欣賞
Ⅱ限定：秀麗景色大膽設想
Ⅲ補充：解釋清楚熱得淌汗
Ⅳ施動：風吹人住
動施：吹風住人
Ⅴ動受：展覽書畫維修房屋
受動：書畫展覽房屋維修
Ⅵ評議：應該參加能夠勝任
Ⅶ同Ⅶ判斷：是高山叫海洋
Ⅷ同一：首都北京班長小李
Ⅸ描寫：衣著樸素成就輝煌Ⅹ雙受：問他問題給我知識［⑤］
就我們目前收集到的資料看，這種分類大概是第一次以語義關系為標準的短分類，比較全面地體現了短語與句子的本質不同。我們將在這種分類的基礎上探求一下語義關系的不同是如何影響短語本身的句法功能，如何影響包括短語在內的更大一級句法結構的。需要說明的是“歧義結構”，因為從語義關系的角度無法確定“咬死了獵人的狗”是限定關系還是動受關系。“歧義結構”是短語脫離語境而產生的現象，在具體語境中，短語的內部關系只有一種，因此“歧義結構”對我們以語義關系為標準的分類沒有影響。
三、驗證語義標準短語分類實用性的方法
1如前所述，我們所做的語義標準分類是為了揭示短語內部語義關系的不同對句法結構和句法分析產生的影響。就我們觀察的結果來看，它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面產生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一是充當句子成分時的搭配能力；二是句子結構的變換關系；三是如果短語由語言單位轉為言語單位，即成為句子時，這些句子所具有的特點。語義標準短語分類的實用性即在于此。這里需要說明一點，在下面具體驗證的時候，并不一定在三個方面同時進行驗證，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它們并不能在三個方面同時產生影響。這里只就其中的一個或兩個方面進行驗證。驗證的方法是比較，比如用語義標準劃分出來的兩種不同類別，用結構標準來劃分卻是相同的，屬于這種情況的如施動短語不同于受動短語，但兩者的結構關系；卻是相同的類別，用結構標準來劃分卻是不同的，與此相反，用語義標準劃分出來的兩種相同屬于這種情況的如施動短語廣義上相同于施動短語（主席團坐著／坐著主席團），但就結構關系看卻是主謂短語和動賓短語。
2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選擇比較重要而且具有典型意義的施動動語和受動短語來比較。倘若把這兩種短語區分開來能夠更好地分析和說明一些語法現象和規律，那就證明語義標準分類是有實用價值的，因為，如果用結構關系標準來分，它們就沒有什么區別，都是主謂短語。我們希望這種比較能起到“管中窺豹，可見一斑”的作用。比較兩種事物必須以一個在外的條件為參照點，被比較的事物在這個參照點上呈現出相同或相異之處，這樣的比較才有意義。對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進行比較，也需要參照點。我們找到兩個參照點：一是兩類短語由靜態的語言單位轉為動態的言語單位時的自足條件，二是兩類短語充當句子成分時的搭配能力。下面我們分節討論。
四兩類短語由語言單位轉為言語單位時的自足條件
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在結構類型中都是主謂短語，按照一般語法著作的說法，一個主謂短語具備了一定的語調或加上一定的虛詞就可以由語言單位轉為言語單位—一句子。但是，是不是必定轉成一個自足的句子呢？
回答是否定的。一個有趣的事實是：許多語法著述都講到受事主語句的特點（或限制），而不提或很少提到施事主語句，因此給人的印象是施動短語似乎更容易直接轉為自足的句子。其實不然，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轉為言語單位進有各自的自足條件，而各自的自足條件又呈現出明顯的對立，這種對立又主要表現在謂語動詞方面。
1丁聲樹先生在談到受事主語句的特點時說：“……從謂語方面看，謂語往往不是一個單獨的動詞，動詞的前后多半有別的成分”。［⑥］這個概括當然是正確的，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受動短語轉成的言語單位就是受事主語句，因此，我們談受事主語句謂語方面的限制，實際上就是分析受動短語轉為受事主語句（言語單位）時表現在謂語動詞方面的自足條件。施事主語句對謂語是否由一個單獨的動詞充當的這一要求不是強制性的，如一些不及物動詞作謂語，前后可以沒有別的成分，如：（1）明天下午的會李校長發言。（2）我休息，他勞動。以上兩例的謂語都是由一個單獨的動詞充當的，而且這幾個動詞本身又不能帶賓語，這和動詞本身是不及物動詞有關。
但是，漢語中的動詞絕大多數是及物動詞，多數施事主語句的謂語動詞也是由及物動詞充當的。另一方面，受事主語句的謂語動詞則必須由及物動詞充當。恰恰是在這一點上，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轉為句子的自足條件完全不同。由施動（及物）短語轉化而來的施事主語句，及物動詞必須帶著它的受事，否則盡管從結構上看主語和謂語俱備，但它是不自足的，比較下面兩個例子：（3）醫生們治好了他的病。
（4）＊醫生們治好了。例（4）是不成立的。而由受動短語轉化而來的受事主語句，因主語是它后面的及物動詞的受事，因此，動詞一般不帶受事賓語仍是自足的，如：（5）他的病治好了。（6）這首詩背下來了。
2事實上，人們在理解句子時，必然會受到兩種短語的不同自足條件的影響。我們可以通過比較下面兩個例句來證明這一點：（7）敵人打退了。（8）我們打退了。例（8）無論怎樣理解都是不自足的，“我們”不會是“打退”的受事，而例（7）盡管“敵人”也可以是“打退”的施事，但這個句子只有理解成受事主語句時才是自足的，而且按照常理，人們一定會把這個句子的主語理解成受事。受動短語轉化而來的受事主語句，其主語擔負著語法和語義兩個層面的任務：從語法上看，一個句子必須有一個話題，即主語。假如這個話題在表層結構中沒有出現，它一定被語境承擔了。話題可以是施事，可以不是施事，受事主語句的受事就是話題。從語義上看，一個及物動詞必須帶著它的受事，不管這個受事在什么位置，也就是說，受事可以出現在動詞的后面，也可以出現在動詞的前面。及物動詞的受事若不出現，它在語義上就沒有著落，以施事、受事與同它們相聯系的及物動詞的關系而論，受事似乎更重要一些，這一點還可以通過“把”字句和“被”字句的比較中看出來?！鞍选弊忠M受事，“把”字后面的受事不能省略，如：（9）我把信寫完了（不說“我把寫完了”）而“被”字引進施事，在許多情況下施事可以省略，如：（10）小王被人打了（可以說“小王被打了”）我們認為受事主語句可能就是為了滿足語法和語義兩個方面的要求而存在的，也正是因為滿足了這兩個方面的要求，例（5）（7）才是自足的，而例（4）（8）不成立。又如：（11）罪犯槍斃了。（12）行刑人槍斃了。例（11）是自足的，因為它是由受動短語轉成的句子；例．（12）不自足，因為按通常的理解，它是由施動短語轉化而來的，如果它原本是個受動短語，那末當它轉化為句子時，動詞的前邊必須加上表示被動意義的虛詞，如“被、給”等才合乎自足的條件。當然它也可以是施動短語，那就必須在及物動詞的后面加上受事“犯人、罪犯”等才能自足。
總之，按結構關系標準分類，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屬同一類型，那末這種分類對揭示兩類短語因語義關系不同而導致的不同的語法特點就沒有任何成效，相反，按語義關系標準把它們加以區分，就能很好地說明它們各自不同的語法特點所產生的根源。
五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作句子成分時的搭配能力
按結構類型來說，主謂短語（包括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可以充當六大句子成分（這里仍沿用傳統的稱謂）中的任何一種，但是，充當某一相同的成分時，由于二者的語義關系不同對句子的另一成分有不同的要求，或者對短語本身有一定的要求。下面分別討論。
1作謂語
受動短語作謂語要受到比較嚴格的限制：一方面句子的主語必須是受動短語中動詞所表示的動作的發出者（施事），另一方面短語內部的受事的范圍也比較窄，或者由泛指代詞“什么、誰”等充當，或者由遍指性名詞或名詞性詞語充當，并且動詞前有副詞“也、都”等與之呼應。如果不是這樣，往往是同式句子并列出現，如：（1）他什么都不說。（2）他樣樣事都會做。（3）大水……，頭也不抬，話也不說。在意念上，以上各句的主語都是受動短語中動作的施事。從變換式上來看，遍指性句式的施事主語可以和短語里的受事互換而不改變句意。如：（4）什么他都不說。（5）樣樣事他都會做。它們可以自由變換的原因大概是這類句子的格式比較固定，以“S-O（遍指性受事）一也（都）－V”這樣的格式作標志，不會把動作的施事和受事弄混。當然，除了上述兩個條件外，還有一種情況，即受動短語里的受事是一般名詞或名詞性詞語，如：（6）我這輛車買貴了。（7）王師傅那套西裝做大了。（8）小劉帽子戴歪了。⑦（6）－（8）的主語都是施事，受動短語里的受事都是由一般名詞或名詞性詞語充當的，而非周遍性詞語充當的。這三句有兩個共同的特點：一是主語和受動短語里的受事之間具有領屬和被領屬關系；二是充當謂語的受動短語中的動詞后面都有形容詞補充成分。我們知道，描寫短語作謂語時，主語和描寫短語里的被描寫成分之間一般情況下是領屬和被領屬關系，如“他性格堅強”、“李明眼圈紅了”。我們是否可以這樣推測：這類受動短語作謂語對短語內部動詞的要求是，必須有形容詞補充成分，這個形容詞補充成分的語義指向是短語里的受事，如例（8）的深層語義關系是“小李戴帽子，帽子歪了”，可以簡說成“小李帽子歪了?！焙笳叩慕Y構關系和語義關系與“李明眼圈紅了”完全相同。因此我們可以說，動詞后面帶形容詞補充成分是這類受動短語作謂語的一個必要條件，如果沒有形容詞補充成分，這個句子就不成立，如“＊小劉帽子戴了”，如果把形容詞補充成分換成時態或趨向補充成分，句子就覺得不夠自然，如“＊小劉帽子戴過了”，“＊小劉帽子戴出去了”。如果把主語和受動短語里的受事調換過來就成了施動短語作謂語。施動短語作謂語時對上述要求不是強制性的，而是可有可無的，如：（9）這輛車我買貴了?！贿@輛車我買了。（10）那套西裝王師傅做大了?！荒翘孜餮b王師傅做了。施動短語作謂語，一般不受這么嚴格的限制，其主語一般是非生命體，在語義上是作謂語的施動短語中動詞的受事（這是最常見的形式），但也可以是生命體。如：
（11）桌子我搬走。（12）這個人我認識。例（12）的主語和施動短語中的施事都是生命體，可見施動短語作謂語對句子的主語和短語本身結構的要求都不嚴格，只要是生命體作施動短語的施事就可以了。又如：（13）誰的孩子媽都愛。當然，這方面沒有限制，那方面就要有所“補償”。從變換式上來看，許多施動短語作謂語，其主語又是非生命體時，二者往往不能自由互換，下面例子中右側的句子都不成立：（14）漢語我輔導，（英語你輔導。）—一＊我漢語輔導，（你英語輔導。）（15）桌子小王搬走了—一＊小王桌子搬走了。有的施動短語作謂語，雖然主語是非生命體，但二者仍然互換，如例（9）（10）句可變換成例（6）（7）那樣，這可能和二者之間具有領屬關系密切相關，例（14）（15）句的主語和施動短語中的施事之間沒有領屬關系，因而二者不能互換。還有一種受動短語作謂語的情況，如：（16）姐姐手扎了。（17）我眼睛迷了.這種受動短語作謂語和上文講過的情況不同，其主語在意念上并不是受動短語中的動作的施事，而是受事，真正的施事是另外一種事物，如“針、木刺”或“沙子、風”等等，在表層結構中它們都沒有出現。主語和受動短語中的受事，在意念上不是施受關系，而是領屬關系。正因為二者都是受事，它們之間盡管具有領屬關系，仍不能像例（6）和（9），例（7）和（10）那樣互換，而且這種“O［，1］（受事）—一O［，2］（受事）—一V”句式的謂語只能是受動短語，下面的句子是不成立的：（18）＊姐姐木刺扎了（手）。（19）＊我沙子迷了（眼睛）。
2作賓語
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都可以作賓語，表示事件或抽象的事物。但它們作賓語時，整個句子的謂語動詞要受到一定的限制（這一點和它們作主語時對謂語的要求是一樣的），即很少以動作性很強的動詞作句子的謂語，往往由表示心理活動、感覺現象或表示判斷的動詞來充當。因此，從總體上說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作賓語時沒有什么太大的區別。但是有些意義類型比較特殊的動詞作謂語，對兩類短語有不同的選擇；反過來說，正因兩類短語的內部語義關系不同，才使其一可與此類動詞搭配，另一個不可以與之搭配。如“進行”這個動詞在意義上表示持續性活動，在語法上它是一個形式動詞，本身不表示動作，真正表示動作的是它后面的動詞，“進行”則在動作動詞前承擔表達時態的任務，并把后面的動詞由謂語改變為賓語?！斑M行”的賓語一般是動詞，而且用作賓語的動詞本身下能再帶賓語。有時，“進行”的賓語可以由受動短語充當，但不能由施動短語充當。如果我們按結構類型來分析，只能說有時“進行”的賓語可由主謂短語充當，這種說法掩蓋了兩類短語的不同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不同的語法現象。下面的兩個句子都是不成立的：（1）＊進行干部學習（材料）。（2）＊進行我們交流（思想）。而我們可以這樣說：（3）進行社會主義建設。（4）進行思想改造。許多語法學者在研究句型時，運用設計框架的辦法來驗證句型的不同，這里“進行－－非名詞性賓語”也構成一個框架，它是區別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各自不同的語法功能的一個標志。
3作被限定成分
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如果前面沒有限定成分都可以作主語和賓語，并對謂語動詞有大體一致的要求。如果前面有限定成分，受動短語仍然可以作主語和賓語，施動短語一般不能。下面兩句的被限定成分都是由受動短語充當的：
（1）1984年，我國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逐步展開。（2）我們必須做好機構變動中的人員調整。為什么不能換成施動短語呢？原來，施動短語既不是名詞性的，也不是動詞性的。而作被限定成分的受動短語，其動詞意義比較抽象，有兼類詞（兼動詞名詞）的傾向，如（1）（2）句中的“改革”“調整”，又如“這個村的田間管理”，“家庭領域里的精神文明建設”等。因此，受動短語可以以其整體功能的名詞性充當普通名詞經常充當的成分，即被限定成分。受動短語的這種名詞性使它在被限定成分的位置上的詞序比較固定，因而又表現出一定的凝固性。上面兩句的受動短語一般不能變換成相應的動受短語：（3）＊……以城市為重點的改革經濟體制逐步展開。（4）＊……機構變動中的調整人員。受動短語的凝固性還表現在它可以做許多學科的術語，如“苗木定植”，“地質勘探”等等，許多刊物的名稱也是這類學動短語，如“語文建設”、“漢語學習”、“哲學”研究等等⑧，這些學科術語和刊物名稱一般不用施動短語或相應的動受短語來稱謂。通過對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的比較，我們不難看出兩類短語的不同語義關系對其語法功能的影響。我們上面分析的語法現象，恐怕是結構分類所不能解釋的，反過來卻證明了語義標準分類的實用價值?？晒┍容^的短語還很多，如動施短語和動受短語，評議短語和動作性限定短語等等，限于篇幅，只好暫付闕如了。
附注：
①范曉《說句子成分》，載《阜陽師院學報》（社科）1983．1。《關于結構和短語》，載《中國語文》1980．3。
②呂叔湘《漢語語法分析問題》，商務印書館。
③參見申小龍《中國語法學方法論研究》，載《語文導報》1986．5。
④參見陸仁昌《關系·平面·成分－－漢語詞組法試論》，載《阜陽師范學院學報》（社科）1984．1－2。
⑤呂冀平《句法分析和句法教學》，載《中國語文》1982．1。
⑥丁聲樹等《現代漢語語法講話》，商務印書館。
篇7
上述特點還告訴我們，語文教學應當重視虛詞。如果說語文教學還應當讓學生學一點語法的話，那么虛詞便是其中的主要內容。這是因為，一方面，詞序的把握在相當程度上靠語感，而虛詞的使用則理性得多。另一方面，虛詞，特別是連詞在書面語中的使用頻率遠遠高于日?？谡Z。只有學好虛詞，才能自如地運用書面語，并提高口語的水平。而且，虛詞的使用與思維的發展關系密切。當然，虛詞的教學也應當是動態的，結合語用實際的。比如副詞“才”，可以以“那一年，他才四十二歲”為例。這句話表達了對焦裕祿同志英年早逝的惋惜之情。讓學生去掉“才”試試，立刻變得冷冰冰的；再換一個“已經”試試，更糟糕，好像嫌他活得長了。這樣學生就能生動地領悟到恰當使用虛詞的重要。
漢語的另一個特點是有著很強的歷史繼承性?，F代漢語中活躍著大量古代漢語的因素。不必說句法結構的基本格式“主—謂”和“動—賓”貫穿古今，也不必說“天”“地”“山”“水”“生”“死”“上”“下”這些基本詞匯活躍始終，單是具體的表達方式就很多?，F在常用的“瓜分”“血祭”和古代漢語“一狼犬坐于前”“寨中人又騖伏矣”中的“犬坐”“蟄伏”都是名詞作狀語，“發揚光大”“嚴肅黨紀國法”中的“光大”“嚴肅”是古漢語中形容詞用作動詞這種表達方式的繼承，“天地之間”“為語言的純潔而斗爭”中“之”“而”的意義和用法與古代漢語完全一致，這樣的表達式仍然非常能產。就連作為現代漢語一般詞匯的大量雙音詞，其詞素也基本上是古代漢語的詞匯。
從這一特點出發，必須重視文言文的教學。文言文教學的意義不僅在于培養和提高學生閱讀淺易文言文的能力，而且在于提高他們的現代漢語水平。學生在文言文學習中可以了解燦爛的古代文化，而這種文化積淀又可以成為他們運用現代漢語時的宏觀語境。那些文言文讀得多學得好的人，在運用現代漢語時，也往往多一份雅致和凝重，少一份蒼白和飄浮；多一份精練和輕靈，少一份蕪雜和笨拙。教材的選文，如果說現代文應當多選優秀時文，那么文言文則應當多選傳統名篇。文言文的教學更應提倡誦讀，讓學生在誦讀中體驗“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的自然境界，“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的精神境界，領悟孔孟的莊重與熱烈、老莊的智慧與灑脫、墨家的思辯與求實。作為課堂教學的延伸和補充，課外可進行對聯鑒賞和屬對練習。屬對是一種充分體現漢語特點、集語音、詞匯、語法于一身、溝通古今的極好形式。
作為漢語書面符號的漢字，是一種表意文字。表意文字的使用，與漢語少形態變化、多同音詞的特點有關。表意文字的根本特點是字形有意義。從符號的編碼系統來說，漢字符號是多碼的。它不僅有音碼、義碼，而且有形碼。符號的編碼越多，信息量就越大，給人的刺激和聯想就越多；同時，掌握的難度也越大。漢字的多碼性至少決定了兩方面的特點：一方面是初學難，另一方面是對于漢語書面語的易解、多解和深解。
篇8
王維的《積雨輞川莊作》是一首富有濃厚田園生活氣息的詩歌，可學生在讀了兩遍之后，卻只能看懂這些表面的文字，感受不到其中蘊藏的詩情畫意。為此，我試著讓他們用自己的生活體驗來感受這首詩。如體會首聯“積雨空林煙火遲，蒸藜炊黍東輜”，我就帶著學生一起想象山林中雨后的情景:接連下了幾天的雨，山林空蒙蒙的，異常寧靜，空氣潮濕，柴火點了許久終于開始裊裊生煙，雨天里男人們去東邊田頭耕作，女人們則在家里燒火做飯。在聯想和想象中，學生們開始露出會意的笑容，這一幅幅的畫面是多么熟悉啊，家里農忙的時候不就是這樣一番景象嗎?領悟詩境后，學生又開始根據自己的生活體驗為此畫面增添上富有生活情趣的鏡頭:女人在青磚砌成的土灶上搗米做飯，小孩在一旁燒火，烤紅薯，畫面里甚至還能聞到鍋蓋中透出的飯菜香，興許還會夾雜著輕微的燒焦味……在老師的適時適度的引導下，學生的記憶被喚醒了，原來抽象的文字頓時鮮活了面容，詩情畫意不言而喻。漢語言文學和生活從來都是血與水的關系。陶行知先生說得好:沒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語文教學不是為了把學生放進課本，而是幫助學生打開心靈的窗戶，讓生活的陽光照進去，在吸收與體悟中明白，揮斥方遒的書生意氣也是今天的青春飛揚。
三、運用多種教學手段，豐富作品的情感表達
教師創造性地開發并利用好課堂教學資源，是漢語言文學教學中的一個關鍵性環節。根據大學生的心理特征，采取一些新穎的教學手段來調動學生的求知欲。首先可借助音樂傳情達意的功能。音樂本身有著能誘愫的特殊力量，使人陶醉其中，獲得情感上的共鳴。。在《史記》的講析課堂上，涉及到鴻門宴的章節時，我不失時機地給學生播放了屠洪剛那首經典曲目《霸王別姬》，感人的旋律，豪邁的英雄氣概和窮途末路四面楚歌的悲愴旋律，很快讓學生融入這份濃厚的歷史事件的氛圍當中。其次可借助Flash等多媒體資料。Flash圖文樂兼容，更容易將學生帶入意境中。比如上到柳永的婉約詞《雨霖鈴》的Flash，畫面中的冷雨，寒蟬，蘭舟，楊柳，殘月，情侶分別時的對飲，執手相看淚眼，無不令人揪心。這種凄涼久久地縈繞在每個學生的心頭。教學資源的適當運用無疑使整堂課的情感得到了升華。
篇9
本專業自2003年實施2+1+1人才培養模式，改變了傳統人才培養模式的不足。通過一、二年級進行學科基礎和專業基礎培養，三年級進行專業必修和個性化方向培養，四年級主要培養畢業論文寫作、示范課實習、教育實習和其他職業崗位的能力，使本專業的學生具備了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質同時加強學生的實踐能力、創新能力及基礎教育適應能力。2010版培養計劃制定時減少了總學時，增加了專業選修課比例以及學生自主學習時間。在課程設置上，開設了“語文教材研究”、“教學藝術論”和“文學作品的審美解讀”等課程，強化了師范技能的培養。在優化課程體系方面，本專業在最新的培養計劃里除了保留“微格教學與教育實習試講”、“學年論文”、“畢業論文”、“社會實踐”等，還新增加了“專業調研”、“中學語文教學名師示范課”等內容，大大增強了學生實踐能力的鍛煉程度，在培養學生的社會適應能力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促使學生的能力發展更加適應社會的需求。
另外，本專業結合自身特點展開各種實踐活動，開展學生的教師技能訓練，舉辦詩歌朗誦大賽、演講大賽、師范生講課大賽、師范生技能大賽、微格教學、實習基地課堂教學、三筆字大賽，以及量化的閱讀和寫作訓練，例如:每學期不少于10部理論書籍和30篇文學作品，一、二年級學生每人每學期必須完成30篇千字文。除此之外，本專業數次邀請中學優秀語文教師為本專業學生做示范課，并且與學生對課堂實踐進行探討。除此之外，學院從2012級漢語言文學專業師范生中，選拔了一批優秀學生，組成了實驗班，并且配備了教學經驗豐富的班主任，在教學過程中進行一對一指導，讓學生們更好的享受教育資源，更快的掌握教學應用技能。
篇10
是對多個語句間的語義關系進行認定，可將語義關系區分為同義關系、矛盾關系、對立關系等。
【關鍵詞】語義蘊涵虛指蘊涵解釋蘊涵單義句歧義句重復句矛盾句同義關系矛盾關系
對立關系
＊＊＊
運用現代語義理論對漢語語義進行分析是個新課題。
以語義場理論為代表的結構語義學派于30年代出現，是現代語義學興起的標志，但是無論德國的特里
爾（J·Trier）還是英國的烏爾曼（S·Ullmann），他們的語義研究都只是限制在詞（或小于詞）一級上進
行。直到60年代卡茲（J·Katz）、福德（J·Fodor）創立“解釋語義學"和萊可夫（G·Lakoff）、麥考
萊（J·McCawley）創立“生成語義學"，現代語義學才開始了語句語義的全面研究。
現代語義理論引進我國始于80年代，近些年來已由“介紹"漸進到了“引用"，探索以現代語義學的
觀點和方法研究漢語，已現蓬勃態勢。特里爾的語義場及義素分析理論，已被引入漢語教材，成為了詞義理
論教學的一部分。
對漢語語句語義的探討則還遠遠不夠。
現代語義學的誕生是語言理論與邏輯理論“聯姻"的結果，對語詞語義、語句語義的解釋、分析都大量
引用了現代邏輯的方法和模型?！疤N涵"（entailment）便是被引用來對語句語義進行分析的一種邏輯方法
。
本文嘗試引鑒蘊涵理論，對漢語的語句語義進行探討分析。
一、語義蘊涵
對自然語言語義進行“蘊涵"分析，不能直接套用邏輯蘊涵，邏輯蘊涵是建立在真值理論基礎上的?！?/p>
蘊涵，即‘p蘊涵q’，或‘如果p那么q’。其意義是‘如果p不是假的，則q是真的’或‘或者p是假
的，或者q是真的’。"［①］這就是邏輯上所稱的“實質蘊涵"，由此可以引出“假命題蘊涵一切真命題
，真命題為一切命題所蘊涵"這一“蘊涵怪論"。這里說的“真"、“假"并非語句所陳述的事實上的真假
，它與自然語言的語義并無直接聯系，因而是不可理解的，這種蘊涵理論當然也就不可能被引用來進行語義
分析。
“蘊涵"最基本、最簡單的關系是“p真必然q真"，避開抽象的純真值解釋，將“真"、“假"理解
為直觀的事實反映，即語句的具體內容，“蘊涵"也就可以應用于語義分析了。
為與邏輯學中的“實質蘊涵"相區別，擬將語義間的蘊涵關系稱為“語義蘊涵"。
語句是事實情況的反映，語句語義實際就是關于事物情況的各種“信息"。
“當語句‘p’在語義學上蘊涵語句‘q’時，語句‘p’所傳遞的信息包含著語句‘q’所傳遞的信
息。"［②］
這是對語義蘊涵最簡明的闡述。p的信息包含著q的信息，p如果是真的，q也就必然是真的，“p真
必然q真"的蘊涵關系自可成立。
設語句p為“王前是翻譯家"，語句q為“王前懂外語"，顯然，p的信息包含著q的全部信息，而且
p語句是真的，q語句必然也是真的，這就可以說，在語義上，語句p對語句q有蘊涵關系，或者說語句p
蘊涵語句q。
“一句陳述句的蘊涵命題就是離開任何語境可以從句子本身推理出來的那些命題；只要那個句子本身表
達一個真實的判斷，其蘊涵命題必定真實。"［③］
從這一闡述中，可以析出語義蘊涵應具有的條件：
（一）離開具體的語境，在同一個可能世界中進行討論，即排除語境因素，獨立分析語義，不涉及語用
問題。
（二）必須具有“p真，那么q真"的依存關系。
為敘述方便，本文擬將語句p稱作“源語句"，將其所蘊涵的語句q稱作“蘊涵語句"。還要說明的是
，本文所稱的“語句"絕非語法意義的“句子"，它是語義單位，即語義學上所稱的“義句"，或者說是具
有邏輯意義的語句，即“命題"。文中所稱的“語詞"絕非語法意義的詞、詞組，它也是語義單位，即語義
學上所稱的“義位"、“義叢"，或者說是“概念"。
二、虛指蘊涵
虛指蘊涵是以語詞為操作對象的，即以一個不定指稱短語代替源語句中的各個成分，以形成多個蘊涵語
句。
“不定指稱短語"的結構為：“某＋屬"，即由任指代詞“某"附加于源語句中語詞的屬概念之上而形
成。
設源語句為S，蘊涵語句分別為S1、S2、S3、S4……
源語句S：校長獎勵了三好學生。
可蘊涵下列語句：
S1：某人獎勵了三好學生。
S2：校長（實施）某行為于三好學生。
S3：校長獎勵了某些人。
為確保虛指蘊涵嚴格可靠，應遵從下列兩條規則：
（一）不改變源語句的表層結構。
以虛指方式導出的蘊涵語句直接來自源語句的表層結構，各個蘊涵語句一般都不改變原有的語法形式，
只是句中某些成分被不定指稱短語所“置換"。
如上例的S與S1、S2、S3的短語結構均為：
SNp＋Vp
VpV＋Np
（注：TG理論中“"表“重寫"，并非蘊涵符號。）
以樹形圖顯示則更明顯：
（附圖[圖]）
顯然，源語句與蘊涵語句具有著“同構"關系。
（二）進行置換的虛指短語必須與源語句成分的語義范圍同一。用于進行置換的短語是被限定的“屬"
，這里的“屬"，可以是一般意義上的“范疇"，如“人"、“物"、“行為"、“時間"、“地點"、“
形式"等等，“人"便是“校長"的范疇?！皩?也可以是較為鄰近的“類"，比如采用“領導"、“學校
領導"也無不可。
無論“范疇"還是“類"，語義范圍都大于被置換語詞，以虛指語詞限定后范圍縮小，結果兩者語義相
等。如圖：
（附圖[圖]）“某人"與“校長"指稱范圍相同，只是“實"、“虛"之別而已。
蘊涵語句是有序的，其順序是依著源語句表層結構“語符列"的順序排列的，如上列的S1、S2、S
3的排列順序便是依據著主語、謂語、賓語在表層結構中的語符位置。
蘊涵語句的這種有序性，對確認一個語句的語義具有著重要意義，其間音位因素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若依各個置換成分的順序予以側重，就會構成不同而有序的重音模式，從而可以傳遞出不同的信息，以回答
不同的提問。
S1：誰獎勵了三好學生？
S2：校長對三好學生作了什么事？
S3：校長獎勵了誰？
由重音模式轉移所形成的語義各異的蘊涵語句，構成了源語句S的全部語義，而S在無語境、無重音模
式的情況下，可以包含S1、S2、S3的全部語義。
重音模式與語境因素密切相關，由于語義蘊涵遵從著“無語境"的條件，所以這不是本文要深入討論的
問題。
虛指蘊涵的操作機制是對語句的表層結構進行“改造"，實際只是一種“語法義蘊涵"，由于它并未涉
及語句語義，當然也就無法應用于深入的語義分析。
三、解釋蘊涵
解釋蘊涵則是拋開語句的表層形式，完全憑借對源語句語義進行理解和解釋以形成蘊涵語句。
憑借理解對語義進行解釋，是分析自然語言的慣用方式，“所有關于自然語言的論證有效地證明，依賴
于未經訓練的語言直覺的程度并不低于依賴于邏輯理論的程度。"［④］進行語義解釋尤其要依賴“未經訓
練的語言直覺"能力。
任一語句的語義都是可以進行理解、進行解釋的，語句語義與其語義的解釋是不同的，前者是復合總體
，后者是分解后的“肢體"。
源語句S：王工程師是劉師傅女兒的未婚夫。
可蘊涵下列語句：
S1：王工程師是男性。
S2：王工程師未婚。
S3：劉師傅已婚。
S4：劉師傅有個女兒。
S5：劉師傅女兒未婚。
S6：王工程師與劉師傅女兒已確定婚姻關系。
上列蘊涵語句是對S的語義進行分解的結果，進行這種分解的依據是純語義的，與表層結構無關，蘊涵
語句是完全憑借直覺對源語句語義進行理解而形成。
源語句S分別蘊涵S1、S2、S3、S4，即：
SS1
SS2
SS3
SS4
“"表示蘊涵關系，可讀作“蘊涵"或“那么"。
這種蘊涵關系可以用側樹形圖表示：
（附圖[圖]）
S是S1、S2、S3、S4語義的集合，因此下列公式是成立的：
S＝S1＋S2＋S3＋S4
反之，S1、S2、S3、S4是S語義的組成部分，因此下列公式是成立的：
S1＋S2＋S3＋S4＝S
對語句語義的解釋不是任意的，源語句與蘊涵語句之間必須存有“p真必然q真"的關系，為此，下列
操作規則是必不可少的：
（一）蘊涵語句是不超出源語句語義的范圍，就是說所傳遞的信息不能多于源語句，如“劉師傅是男的
"、“劉師傅女兒20多歲"等就不是源語句的蘊涵語句。
（二）不能導出與源語句相背的語句，如“劉師傅未婚"、“王工程師不認識劉師傅的女兒"等。
虛指蘊涵與解釋蘊涵都是對語句語義進行分解，但兩者大不相同，茲以下表進行對比：
虛指蘊涵解釋蘊涵
操作依據語詞語義語句語義
語形結構不改變改變
操作方式置換解釋
蘊涵本源表層結構深層結構
蘊涵性質語法的語義的
蘊涵語義范圍相等縮小
蘊涵語句組合有序無序
蘊涵語句數量定量不定量
語句語義的研究絕不止于“分析"，在分析的基礎之上，還應該對語句的語義性質及語句語義間的關系
予以認定，在這方面解釋蘊涵是最為可行、最為有效的分析方法。
語義認定可從“語義鑒別"和“語義比較"兩個方面分述。
四、語義鑒別
語義鑒別是對語句自身的語義性質進行認定。
依據語句的語義性質區分，有單義句、歧義句、重復句、矛盾句等。
1．單義句
一個語句所蘊涵的語句相互獨立并可以組合成完整語義，此句為單義句。
“相互獨立"是指蘊涵語句之間不重復、不交叉?！翱梢越M合成完整語義"是指不含有語義相抵的不可
組合情況。
源語句S：甲的1號賽車榮獲了本屆越野賽的冠軍。
可以蘊涵下列語句：
S1：甲是賽車手。
S2：甲駕的是1號車。
S3：曾舉行越野賽。
S4：甲參加了本屆越野賽。
S5：1號車榮獲了冠軍。
S1—S5各有自己不同的語義，相互獨立，它們從不同角度反映了源語句的語義，彼此可以進行組合
、還原成源語句的完整語義，因此源語句為單義句。
2．歧義句
一個語句同時蘊涵多組語句，其間含有“異己"語句而無法進行組合、還原，此句為歧義句。
源語句S：我們見到了剛剛返回北京的小王的哥哥。
此語句可以蘊涵A、B兩組不同的語句。
A組：
A—S1：小王有個哥哥。
A—S2：哥哥剛剛返回北京。
A—S3：我們見到了哥哥。
B組：
B—S1：小王有個哥哥。
B—S2：小王剛剛返回北京。
B—S3：我們見到了哥哥。
A、B兩組語句都是S所蘊涵的，并且都是可以成立的，而其中A—S2“哥哥剛剛返回北京"與B—
S2“小王剛剛返回北京"是兩組之間的“異己"語句，由于兩者的存在，兩組不可重新進行組合、還原，
因此可說源語句S是個歧義句。
歧義句的語義有如下特征：任一個語句組（A或B組）中引入另一組所含異己語句的否定式后，非但不
會出現矛盾，反而能組合成更為完整、更為明確的語義。
如A組S2的否定式為“哥哥不是剛剛返回北京"，試將其引入B組：
B—S1：小王有個哥哥。
B—S2：小王剛剛返回北京。
A—S2哥哥不是剛剛返回北京。
B—S3：我們見到了哥哥。
新組成的這組語句，不但可以進行組合，組合后反而避免了歧義現象。
同理，B組中S2的否定式引入A組是如此。
3．重復句
一個語句蘊涵著語義同一的語句，此句為重復句。
源語句S：處女之作《淚痕》是小李發表的第一部作品。
蘊涵語句：
S1：小李寫了一部《淚痕》。
S2：《淚痕》是處女之作。
S3：《淚痕》是發表的第一部作品。
顯然，S2與S3的語義是同一的。
重復句大都是由于句中含有語義同一的語詞所造成，如“處女之作"與“第一部作品"。
這里說的“同一"是指語義同一，即概念同一，并非語詞形式同一，形式同一，語義未必同一。
源語句S：那個老運動員很老。
蘊涵語句：
S1：那是個運動員。
S2：他是老運動員。
S3：他很老。
這組蘊涵語句中，S2與S3都用了“老"這一語詞，但語義并不同一。S2中的“老"是時間久長，
S3中的“老"是年歲高邁，因此源語句S不為重復句。
4．矛盾句
一個語句蘊涵著語義不可共存的語句，此句為矛盾句。
源語句S：在悠久的歷史發展中，我國歷來是統一的，分裂只是暫時的。
蘊涵語句：
S1：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
S2：我國歷來是統一的。
S3：我國曾有過分裂。
顯然，S2（歷來是統一的）與S3（并非歷來是統一的）是不可共存的。
“悖論"是一種特殊的矛盾句。此類語句包含有“預設語義"，“預設"的語義與“顯現"的語義形成
自我否定，因此“悖論"的矛盾語義是極其隱含的，運用解釋蘊涵進行分析可以將其揭示出來。
源語句S：真實的判斷是不存在的。
蘊涵語句：
S1：真實判斷不存在。
S2：存在著一個真實判斷（該判斷）。
S2是言者默認的預設語義，S1是語句所顯現的語義，兩者不可共存。
五、語義比較
通過對不同語句的語義進行對比分析，以認定它們之間的語義關系，為語義比較。
大量的語句都是各自獨立的，它們的語義之間不存在任何關系，這些語句可稱為“獨立句"，這里不予
討論。
語句間的語義關系區分，有同義關系、矛盾關系、對立關系等。
1．同義關系
兩個語句所蘊涵的語句完全相同，這兩個語句為同義關系。
同義關系所傳遞的信息是等量的。
源語句：
A—S：中國隊又一次榮獲冠軍。
B—S：中國隊再次奪魁。
C—S：中國隊衛冕成功。
上列三個語句都蘊涵著下列語句：
S1：中國隊曾獲得第一。
S2：中國隊本次又獲第一。
此類同義關系的形成原因是含有同義語詞，因此它們的表層結構也大都無異，這是“同構"的同義關系
。
同義關系大都不是同構的，比如由核心句經“移動轉換"而生成的轉換句，表層結構就是不同的。
源語句：
A—S：秦國滅了趙國。
B—S：秦國把趙國滅了。
C—S：趙國被秦國滅了。
蘊涵語句：
S1：秦國曾與趙國交戰。
S2：秦國勝利了。
S3：趙國失敗了。
S4：趙國已不存在。
由“省略轉換"生成的轉換句，不但表層結構縮減，語義也有所省略，蘊涵語句的語義有了差異，不能
認為是同義關系。
源語句：
A—S：趙國被秦國滅了。
B—S：趙國被滅了。
語句B—S并不蘊涵S1、S2兩個語義，信息量減少了，A—S與B—S不是同義關系。
2．矛盾關系
兩個語句所蘊涵的語句不能共存且兩者傳遞的信息量之和等于信息總量，這兩個語句為矛盾關系。
源語句：
A—S：這是件不易褪色的新款服裝。
B—S：這件服裝已穿用3年而沒有褪色。
A—S語句蘊涵著：
S1：這件服裝是不易褪色的。
S2：這件服裝是新款的。
B—S語句蘊涵著：
S1：這件服裝是不易褪色的。
S2：這件服裝已穿用3年。
A—S所蘊涵的S2與B—S所蘊涵的S2（不是新款的）是不能共存的，而且兩者傳遞的信息量之和
等于信息總量，即“是新款的"與“不是新款的"包含了全部信息，除這兩種情況外，別無其他情況。
矛盾關系語句之間有如下特征：
（一）可以由一個真推知另一個假，因為兩者是不能共存的，只能居其一。比如由“這件服裝是新款的
"真，可以推知“這件服裝不是新款的"為假。
（二）可以由一個假推知另一個真。矛盾關系語句的信息量之和等于全部信息量，別無其他情況，所以
非此即彼。如由“這件服裝是新款的"為假，可以推知“這件服裝不是新款的"為真。
3．對立關系
兩個語句所蘊涵的語句不能共存且兩者傳遞的信息量之和小于信息總量，這兩個語句為對立關系。
源語句：
A—S：這批先進的機電設備是中國產品。
B—S：這批先進的機電設備是韓國產品。
A—S蘊涵著：
S1：存在著一批機電設備。
S2：這批設備是先進的。
S3：這批設備是中國產品。
B—S蘊涵著：
S1：存在著一批機電設備。
S2：這批設備是先進的。
S3：這批設備是韓國產品。
A—S與B—S所蘊涵的S3是不可共存的，而且兩者的信息量之和小于信息總量，即“是中國產品"
與“是韓國產品"只包含了信息總量中的部分信息。
對立關系語句有如下兩個特征：
（一）由一個真推知另一個假。因為兩者是不可共存的，只能居其一。比如由“這批設備是中國產品"
真，可以推知“這批設備是韓國產品"為假。
（二）不能由一個假推知另一個為真，對立關系語句所傳遞的信息量只是全部信息的一部分，如“這批
設備是中國產品"與“這批設備是韓國產品"并未包含全部信息（還可以是其他國家產品），所以非此未必
為彼，由“這批設備是中國產品"為假，就推不出“這批設備是韓國產品"為真。
注釋：
①［英］羅素：《數理哲學導論》，轉引自［美］帕特里克·蘇佩斯《邏輯導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1984年版，第6頁。
②［日］末木剛博：《邏輯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35頁。
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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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soleagency：獨家
outlet：出口
dueto：由于，歸咎于
commission：傭金
delcrederecommission：保證收取貨款傭金（注：delcredere意大利語，是指專門的一個agent，為買方或賣方提供擔保，保證他的客戶可以收到應得的貨物
或貨款，承擔風險）
principal：貨主
CIF:shortfor:cost,insurance,freight.是一種交貨方式，由賣方提供運輸貨物的所有運費以及保險，并把這些記入他們的成本。是所有運輸形式中最貴的一種。其他如：FOB,C&F,FOR,等等，遇到時我會說明的。
consignee代銷人
篇12
對“精英教育”這個概念在認識上的分歧，必然造成指導思想上的自行其事和實踐上的各取所需，進而對高等教育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帶來負面影響。因此，重新審視“精英教育”在高等教育大眾化背景下的科學內涵，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精英教育是伴隨教育發展過程而出現的一個概念。當教育發展成為一種特權之后，它只能為所謂的“精英階層”所享有。這其實就是一種為“少數人集團”服務的“英才教育(elististeducation，也譯為精英教育)”。“英才”即精英，是指“由于具有權力、才能、財富等而被視作最好或最重要的社會集團”[1]，很顯然，按照今天的精英標準，當時所謂的英才未必人人都是精英。隨著教育對社會發展的影響日漸明顯，歐洲各國也越來越重視精英教育。對精英的選擇逐漸擺脫了“政治經濟的階層”標準，而偏重于通過心理測驗等等精確而公平的選擇方式[2]。1957年，前蘇聯人造衛星上天，美國朝野震驚，以科南特、里科弗為代表的要素主義教育學者猛烈抨擊美國在與前蘇聯腦力戰役中失敗的原因是“對優秀智力的漠不關心”，強烈呼吁要重視“智慧的訓練”[3]。美國隨后制定了精英教育的政策和法規，特別是1958年《國防教育法》出臺，提出“為了國家安全必須選拔我國大批的天才兒童，并努力進行天才教育”[4]，把精英教育的作用提升到國家存亡的高度，這一時期，精英教育的發展可謂登峰造極。至此，不論歷史上關于精英的評價標準有何變化，精英教育一般都是指一種優秀人才的培養模式，它的主要功用是“教育和培訓經過嚴格選拔的學生，以使他們適應需要高標準和高度創造性的腦力工作”[5]，這是從人才培養質量的維度上理解和使用“精英教育”一詞，它既適用于基礎教育領域，也適用于高等教育領域。1973年，馬丁·特羅教授根據他對美國高等教育歷史的研究，首次提出高等教育發展階段論，即按照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適齡人數占全部適齡人口的比例(毛入學率)，將高等教育發展過程劃分為精英教育、大眾化教育和普及教育三個發展階段。他把高等教育毛人學率小于15％的階段定名為精英教育階段，并總結歸納出這一階段高等教育體系的結構和特征。他的有關論文報告在OECD舉辦的國際會議上發表后，“精英教育”階段這個概念被世界各國教育界廣泛認同，并用以衡量本國的高等教育發展水平。自此，精英教育被賦予了新的內涵，成為按照量的規定來劃分高等教育發展階段的稱謂，是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第一階段的標識。于是，精英教育的概念就具備了雙重涵義：或指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的精英教育階段，或指一種以培養社會精莢為目的的人才培養模式。當從后一個角度來使用精英教育一詞時，人們往往習慣于按照高等教育發展第一階段(精英教育階段)的一些質和量的特征來把握它的涵義。
正是因為精英教育這一概念在發展過程中有了較大的變化，所以對精英教育的理解出現了很大的分歧。特別是在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之后，人們對“精英教育”的理解仍然停留在過去的基礎上，而忽視了大眾化教育階段的“精英教育”與“精英教育階段”的所謂“精英教育”的必然聯系與本質區別。一些學者即使把“精英教育”理解為一種人才培養模式，但對精英教育的范圍界定也存在較大差異。有的學者認為“精英教育”是專指高等教育領域的人才培養模式；有的學者把所有高于本科層次的碩士生、博士生教育視為精英教育，而把所有本科、大專、高職層次的教育均統一到大眾教育[6]；有的學者則堅持精英教育至少有兩大塊：一塊是研究生教育，特別是博士生教育；另一塊則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所培養的本科精英人才，也應屬于精英教育[7]。還有一些學者指出，精英教育涵蓋國家的整個教育層次系統，即不論初等教育還是高等教育，都存在精英教育。
“大眾化高等教育的發展，不是不要精英教育，而是要更加保護精英教育，政府必須支持、保護、發展精莢教育，這是政府和全社會的責任”[8]高等教育發展階段論的創始人馬丁·特羅教授的這段話，表明精英教育在大眾化教育階段不僅必然存在，而且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大眾化教育階段畢竟不同于精英教育階段。進人大眾化教育階段以后，高等教育不僅表現為量的擴張，還主要表現為質的轉變，即在教育觀、教育功能、課程與教學形式、學生經歷、領導與決策、學術標準、學術管理、入學與選拔、院校管理等方面發生根本變化”[9]。如果說前一階段對精英教育的把握還主要是從“量”上分析，那么大眾化教育階段的精英教育則更強調“質”的突破。
隨著高等教育自身的發展，精英教育的外延在不斷拓寬，內涵在不斷豐富，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的精英教育與精英教育階段的精英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價值取向上已經大相徑庭。如果不給“精英教育”賦予新的內涵，或繼續用前一階段的精英教育模式來指導大眾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不但高品質的精英教育發展得不到保證，而且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進程也會受到阻礙。
首先，兩個“精莢教育”不是同一個概念，其內涵存在質的區別。前一階段的“精英教育”雖然也包括“培養模式”意義上的涵義，但其本意是對高等教育發展過程階段的劃分，是對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15％以下這一發展階段的指謂。雖然馬丁·特羅教授本人也承認，這一數值沒有統計學上的意義，不是一個固定的區別標準，各國可以對精英教育階段標準進行新的劃分[8]，，但15％這一數值畢竟得到了多數國家和學者的認可并采用。而高等教育大眾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不再具有劃分高等教育發展階段的功能，而是專指存在于高等教育始終的一種人才培養模式。這種人才培養模式在質上具有規定性，但在量上沒有統一的劃分標準。由于各國教育發展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異，因而其精英教育規模不可能用一個標準或尺度衡量，它是一個動態數值，其決定因素既有國別間的橫向差異，也有一個國家不同歷史發展時期的縱向變化。其次，兩個“精英教育”的教育對象選拔墓礎存在質的差別。在精英教育階段，因為人學人數極其有限，整個高等教育系統均被視為精英教育。進入精英教育的教育對象是進入高等教育的全體學生，其教育對象選拔的基礎是應屆高中畢業生，其毛入學率的計算基數是全體適齡人口數。在精英教育階段，“精英教育階段”同“精英教育”(高等教育發展階段同人才培養模式)基本處于“全包”的關系，而在大眾化教育階段的精英教育同高等教育發展階段不是“全包”的關系，它本身處在高等教育發展過程的第二個階段，二者屬于“被包含”與“包含”的關系。大眾化背景下接受精英教育的對象，不再是全體進入高等教育的學生，而是其中一部分優秀學生。因此，其選拔基礎應是可進入高等教育階段的少數優秀學生，其計算基數不再是全體適齡人口數，而是高等教育的總體規模。
由此可見，在精英教育階段，整個金字塔都被視為精英教育，而在大眾化教育階段的精英教育，只能是接近這座金字塔塔尖部分的優秀學生。盡管大眾化教育階段金字塔的塔基在不斷擴張，進入金字塔的門檻也在降低，但進入塔尖部分的競爭將更加激烈。
第三，兩個“精英教育”的實施主體在學術地位上存在質的差別。前一階段的高等教育機構數量較少，既然同屬“精英教育階段”，也就基本上承擔了精英教育的任務，其教學計劃和人才培養目標沒有多大的區別，因而也就不存在重點院校和普通院校之間的分野。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過程與高等教育多樣化的過程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9]。特羅教授把高等教育多樣化定義為“對應于規模的擴大，新階段的要素成為制度和結構，整個高等教育多層化、多元化的過程”[5]?？梢姡蟊娀逃A段的精英教育，隨著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張，高等教育機構的數量、種類、形態和職能呈多樣化的發展趨勢。高等教育資源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激烈競爭中必然進行分化和重組。高等教育機構在國家的宏觀調控和高等教育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在層次上按照本科教育和?？平逃?，在辦學模式上按照研究型、教學研究型和教學型進行重構，并帶來辦學職能的重新分工、人才培養目標和辦學目標的重新定位。大眾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不再由全部高等教育機構承擔，而只能由研究型教育機構和國家級人才培養基地的專業學科來承擔。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大眾化階段的精英教育日益表現出國際化趨勢，現代性和開放性更加顯著，學校的目標定位不再滿足于立足本土，而是強調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對精英學生的吸納也跳出了本國的界限，向世界開放招生，表現出跨國界、多文化的特征。
第四，大眾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的入學選拔標準將出現質的提升。在精英教育階段，高等教育入學選拔標準一般采取剛性指標，其衡量學生能否入學的標準都是一維的，剛性的，并且實行全國統一考試和統一招生。不管考生報考何類學校，都是采用一個評價標準。雖然國家通過改革招生考試制度，對考試科目和內容進行了改革，錄取分數線根據各省(市、自治區)的招生指標劃定，但結果是照顧了“公平”而犧牲了“效率”。進人大眾化教育階段后，隨著教育規模的不斷擴張和社會對各類人才需求多樣性的凸顯，多樣性必然成為大眾化教育階段的重要特征。這種變化隨著高等教育機構辦學模式的重新定位而出現多樣化的入學選拔方式，這在已經進人大眾化教育階段的國家可以得到證明。大眾化教育階段的高等教育入學選拔方式在向柔性化、開放式轉變的同時，更加突出高排斥性和高選擇性。而對大眾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而盲，其歷史使命決定了入學選拔方式必然是“柔性化、開放式”與“高排斥性和高選擇性”的統一，并側重后者。因此，國家對高等教育關注的重點要逐步由面向“全體”的高等教育轉向面向“精英”的高等教育。中央政府只抓“精英教育”層面，實行全國統考統招，為優秀考生進入精英教育機構接受精英教育打通渠道，而將非精英教育交由地方政府操作。
正是由于對高等教育大眾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的內涵缺乏正確的理解，因而出現許多有違精英教育規律的現象。例如，不了解現階段精英教育只能是金字塔的塔尖部分，有的學校不顧自身的歷史和條件，盲目追求發展精英教育，盲目攀高和追求升格，勉為其難地搞所謂精英教育。又如，沒有弄清現階段精英教育的入學選拔方式是“柔性化、開放式”與“高排斥性和高選擇性”的統一，有的精英教育機構在招收學生的時候沒有做到高排斥性、高選擇性，使大批本可以接受高等精英教育的優秀青年被人為地邊緣化，而一些不該或本不適合進入精英教育機構的青年卻搶占了這些優質資源，使精英人才的選拔通道受阻。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有些精英教育機構為了眼前的利益，明顯越位，搞短期行為，發展非精英教育，同一般高等教育機構爭奪非精英教育生源。這些現象既損害了教育公平，又降低了教育效率，嚴重阻礙了我國高等精英教育的健康發展。
綜上所述，大眾化教育階段之前的“精英教育”是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階段劃分的數量概念，兼具“發展階段”和“培養模式”的雙重涵義，處在高等教育發展過程的第一階段，是建立在適齡青年總量基礎之上的數量概念。大眾化教育階段的“精英教育”不是高等教育發展過程的一個階段，而是處在高等教育發展過程的第二階段，是建立在高等教育總量基礎之上的數量概念。前者側重強調量的劃分，而后者側重強調質的本質。基于以上認識，筆者建議用“高等精英教育”代替被泛化的“精英教育”，并賦予高等教育大眾化背景下的高等精英教育的定義：高等精英教育是指建立在高等教育總量基礎之上的、由精英教育機構承擔、具有質的規定性的一種人才培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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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云峰，朱徐瑞．淺議精英教育與大眾教育的關系[J]．教育與職業,2004，(17)：13．
篇13
三、把不能搭配的字畫去。
繁（植殖）（驅軀）趕記（憶億）（遙搖）遠
羨（幕慕）（稅悅）利絲（豪毫）（蔬疏）菜
環（境鏡）（攻功）能翻（譯繹）（隱穩）約
四、把下列詞語補充完整。
朝（）與共情不自（）迫不（）待
寢（）不安戀戀不（）應有（）有
持（）不斷習以為（）和睦（）處
五、排列句序
（）貪心的英國國王看到這塊迅速生長的土地，立即宣布屬于他們。
（）又過一周后，一位地質學家來這里考察，發現這座海島已經有20米高，不久，這座島嶼迅速長到60米高。
（）以后，這個島嶼時而出來一下，就又消失了，有意與人捉迷藏，你說大自然變魔術的本領如何？
（）但是沒多久，這個島嶼突然消失了，好像不愿意屬于誰似的。
（）1831年7月10日，一位船長駕船在地中海中航行，經過西西里島南邊時，忽然看見海洋在沸騰，波濤洶涌，并伴隨有悶雷般的聲音。
（）一個星期后，這位船長再經過此地，發現新添了一座幾米高的海島。
六、閱讀答題
（－）《太陽》節選
地球上的光明和溫暖，都是太陽送來的。如果沒有太陽地球上將到處是黑暗到處是寒冷設有風雪雨露沒有草木鳥獸自然也不會有人一句話沒有太陽就沒有我們這個美麗可愛的世界
1．給后面兩句話加上標點符號。
2．找出文中的兩對反義詞，填在下面括號里。
（）——（）（）——（）
（二）
有這么一個傳說：古時候，天上有十個太陽，曬得地面寸草不生，人們熱得受不了，就找一個箭法很好的人射掉九個，只留下一個，地面上才不那么熱了。/其實，太陽離我們有一億五千萬公里遠。到太陽上去，如果步行，日夜不停地走，差不多要走三千五百年；就是坐飛機，也要飛二十幾年。這么遠，箭哪能射得到呢？
1．這一段話共有個句子，最后一句話是個句，把它改成陳述句是
2．這段話可分成兩層，已用“／”在文中標明，請寫出層意。
3．文中畫線的數字有什么作用？
4．照樣子寫詞語和句子。
例一：曬得寸草不生。
得
得
例二：這么遠，箭哪能射得到呢？
這么_____，_____哪能_______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