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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的城鎮化推進過程中，財政金融政策是重要的支持政策。本文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數方法，采用中國的省際面板數據，測度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的效率，分析其中不足和問題根源。
(一)測度方法
采用基于數據包絡分析(DEA)的Malmquist指數法對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的效率進行測度。DEA方法由Charnes等(1978)提出［1］，該方法利用數學規劃和統計數據確定最優的生產前沿，并通過比較決策單元(DMU，DecisionMakingU-nits)偏離生產前沿的程度來評價它們的相對有效性。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數可作為效率指數(Caves等，1982)［2］，用來表示從t期到t+1期的整體生產效率變動情況。若Malmquist指數大于1，則說明生產效率呈現上升的趨勢，若Malmquist指數小于1，則說明生產效率呈現下降的趨勢，Malmquist指數等于1，則說明生產效率沒有變化。作為非參數方法，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數法測度效率具有以下幾個優點:(1)不需要假設具體的生產函數形式，避免由于錯誤的模型假設而導致實證結論出現偏差;(2)可以用來評價多投入和多產出的綜合效率問題，避免了指標的單一性;(3)不需要對投入和產出的指標變量進行單位變換處理，決策單元的最優效率指標與投入指標值及產出指標值的量綱選取無關;(4)無須任何權重假設，而以決策單元輸入輸出的實際數據求得最優權重，具有較強的客觀性。DEA方法有多種形式，但總的來說，根據對規模報酬是否可變的假設，可以分為CCR模型和BCC模型兩大類:前者假設規模報酬不變，而后者假設規模報酬可變。另外，DEA分為投入導向模型和產出導向模型。投入導向模型要求在不增加產出的情況下，使得投入最小化;而產出導向模型則是計算在投入不變的情況下，如何使產出最大化。在規模報酬不變的情況下，二者計算出來的技術效率值是相同的，而在規模報酬可變的情況下，二者計算出的效率值一般不相同。考慮到本文研究的是財政金融政策在推進城鎮化方面的效率，其目標是在財政金融政策資金總量一定的情況下，盡可能協調資金分配并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來推進城鎮化，因此本文使用產出導向型的DEA模型。同時考慮到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十分苛刻，本文使用產出導向的BCC模型作為基本的DEA模型。基于BCC模型的Malmquist指數法，不僅能夠對同一時期的效率進行分析，而且能夠分析不同時期之間，決策單元的效率變化情況。
(二)投入、產出變量和數據
首先來考察投入變量———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按照通常的做法，財政政策用政府一般預算支出占GDP的比重來度量;對于金融政策的度量，我們借鑒Arestis等(2001)的做法，采用金融機構貸款總額占GDP的比重來測度。我們再來看產出變量———城鎮化水平。城鎮化是人口向城市集中和城市空間擴展的復合過程。城鎮人口的數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一個地區的人口城鎮化程度，城市建成區面積可以衡量該地區的空間城鎮化程度，因此采用城鎮人口與城市建成區面積之比即城市人口密度來綜合反映地區的城鎮化水平，也可反映出該地區城鎮化發展的健康程度。根據該指標含義，當一個地區的城市人口密度下降時，說明該地區的人口城鎮化滯后于空間城鎮化，這并不是健康有序的城鎮化。圖2直觀地描繪了2004—2012年城市人口密度的變化趨勢。自2004年以來，城市人口密度出現了明顯的下滑趨勢，這反映了城市化進程中存在人口城鎮化滯后于空間城鎮化的現象，暴露出城鎮化進程存在的現實問題。本文的實證研究采用中國的省際面板數據，橫截面共包括中國大陸的31個省、直轄市或自治區(以下簡稱省)。21世紀后，中國出現了明顯的城鎮化提速跡象，基于數據的可比性和可得性原則，筆者最終選擇了2004—2011年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各變量的定義和描述性統計具體如表1所示。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數方法，圖2報告了利用DEAP程序，得到的2005－2011年中國31個省份的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效率指數。測算結果表明，從整體發展趨勢來看，大部分年份的財政金融政策支持效率小于1，說明支持效率呈下滑態勢，這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財政金融政策并沒有很好地支持城鎮化建設，這極有可能與財政金融政策偏向于空間城鎮化而忽視人口城鎮化有關。而且，從演化趨勢來看，這種財政金融政策支持效率下降的跡象在近期比樣本初期表現得更為明顯。表2給出了2005—2011年中國各省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的Malmquist指數測算數據。從Malmquist指數來看，沒有任何省份在7年內效率連續上升(Malmquist指數大于1)，大部分年份各省的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效率都出現了下降。特別在2009年最為嚴重，在該年只有3個省份(天津、上海和山東)的Malmquist指數大于1，其他28個省份的Malmquist指數都小于1，說明這一年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鎮化效率下降最為明顯。實證結果表明，大多數省份在利用財政金融政策推進城鎮化效率方面沒有提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筆者認為這與目前地方政府“唯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緊密相關，在中國地方官員“錦標賽模式”的晉升體制下，地方官員往往以GDP指標代替居民的偏好，上級領導也樂意用GDP這個簡單可測的指標來評判下級官員的晉升資格。因此，GDP增長成了地方官員的首要目標，也是政府財政金融政策的導向，從而導致財政金融政策偏向GDP，忽視民生和社會福利。特別是中國當前的土地財政收入已占到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相當高的比重，使中國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產生很強的依賴性。土地財政收入的形成直接帶動了空間城鎮化，而受現行地方官員考核機制制約的土地財政支出結構又造成地方政府積極推動空間城鎮化，消極應對人口城鎮化。在兩方面的共同作用下，中國空間城鎮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鎮化，產生了城鎮化過程中的諸多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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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模型建立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建立生產函數模型如下:為了計量資源的限制對經濟增長造成的影響，Nordhaus(1992)在理論上假設在長期資源的數量不受限制，單位勞動力平均資源量不變，即能源、土地、水資源和環境污染的增長率與人口增長率一致，上述假設也符合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在上述假設下，分別計算勞動增長率為n時的能源、土地、水資源和環境污染的單位勞動力平均產出增長率。
2．2數據來源文中1985—2012年數據主要來源于《山東統計年鑒2013》、《輝煌山東60年》、《山東省國土年鑒》、山東省情網．產出Y換算成2000年的可比價格;能源數量R采用一次能源生產總量;土地數量T的計算是耕地面積、林地面積和建成區面積之和;水資源數量W采用用水總量;環境污染量P由SO2排放量代替;勞動L采用年底就業人數;資本K依照永續盤存法Kt=It+(1－δ)Kt－1計算，其中It使用每年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及投資指數，換算成2000年的可比價格(1990年以前假設指數不變)，K2000以張軍等計算的2000年資本存量為基礎計算，并通過推算定折舊率δ為7%．
3山東省城鎮化進程中資源環境“尾效”計算與分析
3．1山東省城鎮化進程中資源環境“尾效”計算用1985—2012年數據對(2)式進行回歸，得到各系數的取值:α=0．13，β=0．01，γ=0．15，θ=0.41，η=0.46．勞動的增長率n根據公式a×(1+n)t=b計算得出，其中a代表起始年的年底就業人數，b代表截止年的年底就業人數，t代表經過的年數．通過計算可得1985—2012年27年間勞動的增長率為2.29%，1985—2002年17年間勞動的增長率為2．62%，2003—2012年10年間勞動的增長率為1．55%．根據山東省公布的城鎮化率數據，計算各個時段山東省城鎮化進程中的尾效．通過計算可得1985—2012年城鎮化對單位勞動力平均GDP產出的彈性值λ為13．10%，1985—2002年λ為12．10%，2003—2012年λ為18.77%．計算1985—2012年，1985—2002年，2003—2012年城鎮化發展進程中的能源、土地、水資源、環境污染尾效和城鎮化尾效(見表1)．從計算結果來看，1985—2012年山東省城鎮化的速度因能源、土地、水資源的消耗以及環境污染每年降低20．46%，分時段來看1985—2002年每年降低34．02%，2003—2012年每年增長1．20%．
3．2山東省城鎮化進程中“尾效”分析從前文可知，1985—2012年山東省城鎮化的進程因能源、土地、水資源的消耗和環境污染每年分別降低0．14%、2．96%、8．21%、9．15%，綜合起來山東省的城鎮化進程受到資源環境的約束每年降低20.46%．劉耀彬(2007)［9］對中國1979—2005年的數據計算得到的結果是能源、土地和水資源消耗對城市化進程的尾效分別為10．61%、0．36%、19．14%，對城市化進程的總尾效為30．10%．相比較而言，山東省在1985年以來城鎮化發展進程中受資源環境的約束相對于全國水平較低［17］，其中受水資源的影響最大，其次是環境污染和土地的約束;在1985—2002年期間城鎮化進程受資源環境的約束較大，達到34．02%，其中受水資源的約束城鎮化進程每年降低24．11%;近10年來資源環境對山東省城鎮化進程的約束作用減小，表現為資源環境的消耗在總體上促進了山東省城鎮化進程的推進．
3.2.1環境污染對城鎮化的約束環境污染對城鎮化的約束體現在原有大城市不合理的工業企業布局和結構及新興小城鎮對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環境保護兩方面．2012年山東省單位GDP廢水、SO2、煙(粉)塵、一般工業固體廢棄物排放量分別為9．58t/萬元、34．97t/億元、13．90t/億元、0．37t/萬元，從低到高分列31個省市自治區第6、14、11、10位．從山東省內部來看，2012年單位GDP各污染物排放量基本均呈中西高東低的格局，因此，山東省現行的城鎮化發展道路與環境友好的新型城鎮化道路相比尚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3.2.2土地對城鎮化的約束山東城鎮化進程中土地的約束作用體現在供需矛盾、集約利用水平低、質量下降等方面［19］．首先，2012年山東省人均農用地約1194m2，約為全國平均水平的1/4;從山東內部來看，2012年人均農用地呈東北高西南低的格局，土地的供需矛盾突出．其次，2000—2012年山東省單位GDP地耗從18．85km2/億元逐年下降至3．14km2/億元，土地的集約利用程度有所提高;但2012年與其他沿海省份相比，山東省的土地集約利用水平較低，單位GDP地耗高于江蘇省的1．97km2/億元，浙江省的3．04km2/億元和廣東省的3．15km2/億元;從山東內部來看，2012年單位GDP地耗呈西高東低的格局，土地集約利用水平尚處在較低水平．此外，森林覆蓋率低、水土流失嚴重、水污染嚴重、耕地污染和退化4方面的原因導致了山東省土地質量的降低．
3.2.3水資源對城鎮化的約束水資源的約束作用主要體現在供需矛盾和水污染兩方面．2012年山東省人均水資源量為283．9m3，為全國平均水平的12．99%;單位GDP水耗為44．35m3/萬元，為全國水平的41．63%．近年來山東省水資源的利用狀況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從尾效計算結果也可看出，合理利用水資源已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城鎮化進程，水資源的供需矛盾逐步得到了解決．從山東省內部來看，2012年人均水資源總量分布格局可以形容為沿河海地區水平較高，這是由不同區域的地理特點決定的，但是單位GDP水耗呈明顯的西高東低的格局，與城鎮化率東高西低的格局相對應，說明生產性水資源的分布導致的供需矛盾是約束城鎮化發展的因素之一．另一方面，粗放式的經濟發展方式導致的水污染，導致可用淡水資源減少，有限的地表水環境容量不能負擔快速城鎮化發展的模式．2012年山東省河流劣V類水質占28．8%，比值仍舊過高．
3.2.4能源對城鎮化的約束分析以石油和煤炭為主的能源構成促進了工業化的進程，同時對環境造成了污染，即能源的約束作用主要體現在供需矛盾和環境污染兩方面．首先，山東省石油、煤炭儲量分別占全國10．59%、3．43%，2012年生產總值占全國9．69%，低于能源儲量比值;從2000—2012年，山東省城鎮化水平每提高1%所消耗的能源為1770．20萬噸標準煤，可供消費的能源總量和一次能源消費量均上漲了兩倍，能源作為不可再生資源具有有限性，相比消費量的增長終將受到約束．其次，能源生產中產生的大量污染物是環境污染的主要來源，風能、水能等清潔能源的利用和能源生產設備的更新將是降低能源環境污染的主要手段．從山東省內部來看，2012年萬元GDP能耗呈西高東低的格局．
4結論與對策
資源環境的約束是推進新型城鎮化道路進程中面臨的約束之一．能源、土地、水資源和環境污染的約束導致經濟的發展和城鎮化的進程產生了尾效，山東省的城鎮化進程因此每年降低20．46%．集約節約資源，打造良好人居環境，解除資源環境的約束作用，是實現新型城鎮化道路的有效途徑之一．為了引導資源環境系統和人口經濟社會系統的協調，降低資源環境的約束作用，可從以下幾方面對推進新型城鎮化道路進行優化．
(1)樹立生態文明理念，轉變城鎮化發展方式，以新型工業化帶動新型城鎮化，推行資源集約節約的城鎮化之路，推進因地制宜的區域差異城鎮化道路、因時制宜的城鎮化資源替代戰略．以人文資源替代自然資源，以可更新資源替代耗竭性資源，以豐富的資源替代稀缺資源，以潔凈型資源替代污染性資源，推進人地關系和諧的資源節約型城鎮化道路．
(2)堅持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道路，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生態型城鎮，建立城鎮化相應的資源環境安全預警機制，完善城鎮化相應的資源開發利用政策法規，健全城鎮化相應的資源環境綠色管理體系．淘汰工業生產中高耗能的工藝和設備，支持節能低耗技術的研發和相關產業的建設，發展生態農業，引導綠色消費，推進環境友好型、生產清潔型和消費低碳型城鎮化道路．
(3)完善科技體制改革，加強節約型城鄉建設的區域集成和技術綜合運用，完備以城鎮化可持續發展為導向的技術支撐體系，以低碳技術構建城鎮化低碳經濟網絡，以循環技術疏通城鎮化生態價值流，以科技創新搭建城鎮化服務平臺，推進以科技創新為主導的城鎮化道路．
篇3
一、教育觀念出現偏差，目標產生偏離
6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教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隨著城鎮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優質教育資源加速向城市聚集，農村教育問題愈顯突出，尤其表現在教育目標和教育觀念上。
(一)功利化傾向比較突出
教育是提高全民素質，促進人與社會全面發展的基礎工程，但我們在不少農村學校看到、聽到的卻是另外一種景象：教育的宗旨、目標被有意無意地拋開了，升學成了唯一或者說是重要的追求，農村教育成了農民子女進入城市的期盼，升學率成為社會、家長評價學校的標準，自然也成了農村學校的生命線。為使孩子接受高質量的教育，尚有能力的家庭紛紛送孩子到附近的城市學校學習。學校教學為了迎合考試的需要，也有重點地選擇和安排課時，對于升入高一級學校必考的科目教師要重點安排，課時要打足，而對于與升學考試無關的科目則完全是一種應付，對于孩子全面發展需要什么、對于未來農村建設需要什么也很少考慮。所以有很多農民說，學生在學校獲得的知識和形成的能力，對于未來的社會生活和工作實際作用并不大。
(二)城市教育“誘導著”農村學校辦學理念異化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歷史形成的城鄉差別還客觀存在，有的還在擴大。教育不僅要為新農村建設輸送人才，而且還要提供科學技術，但是從學校辦學條件到教材內容選擇，現在教育適應的都是城市發展的需要，而很少考慮廣大農村和大多數生活在農村的孩子。城市學校，特別是城市重點學校的“磁場”效應，對農村學生和家長放射出強烈的吸引力，吸引著周邊的農村學生舍近求遠，使一些農村學校因為生源不足而面臨關閉的危險，而不少城市學校生源爆滿以至于超負荷運轉。我們在一所鄉鎮中心初中聽到這樣一個例子：該鎮小學畢業的前50名學生基本上都不在本鎮初中上學。城鎮中那種優越的物質文化生活對整日埋頭在田間的農民及其后代構成了巨大的誘惑，讓孩子成為真正“城鎮人”而不是充當“農民工”已經成為很多農民的強烈愿望，也在孩子幼小的心靈里烙上了離開農村的印記。一些農村學校的教師曾這樣對我們說：我們的工作其實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教育，而是一種應付，很無奈。
(三)新的“讀書無用論”又有所抬頭
不少農村青年面臨“升學無望、就業無門、致富無術”的尷尬境地，這表明農村教育在發展思路、辦學體制、運行機制以及教學內容等方面存在著與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不相適應的狀況。一些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在實踐中感到：不學習那么多知識，一樣可以在城市找到工作，甚至比大學畢業生賺的錢都多。大學生畢業后難以就業的現實，使得他們對于依靠讀書離開農村的目標產生了動搖。家長們擔心花了錢讓孩子讀初中、高中，有了離開的思想，卻又缺乏發展農村經濟的本領，就是到了城市也無法適應；即便讀了一個高職，找個工作，仍然是城市的高級“打工仔”，他們又將和父輩一樣成了第二代、第三代農民工，還不如早點工作，多掙點錢。因此，農村中小學學生輟學率有不斷上升的趨勢，放棄高考的人也很多，使得一些重點大學里出身于農民家庭的學生比例逐年減少。
出現上述問題的原因，一方面是農村學校沒有從根本上認識城鎮化進程中的農村教育目標和任務，農村家長和學生沒有看到現代城鎮文明對人才、尤其是復合型人才的特殊要求，而單純地從急功近利的角度去認識和看待問題。另一方面則要從教育公平這個根本問題上去探究，沒有教育機會的均等，就談不上社會的公平，各級政府應該承擔起發展農村教育的責任。
二、農村教育特色弱化，未來迷茫
教育既有它的共性，又有它的特殊性。教育的目標既強調人的全面發展，又需要彰顯人的個性。盡管城市化的進程在加快，但生活在農村的人口仍然占大多數，“中國有兩億多中小學生，其中80％在農村”“要把普及農村義務教育作為教育發展的重中之重”。怎樣辦好農村教育?把城市的一套搬到農村來，農村教育就可以現代化了嗎?只有從農村的現實和未來出發，把農村教育扎根在農村的土地上，把農村教育改革立足在未來新農村的建設和發展上，才能使農村教育發展充滿活力。
到農村學校中去看一看、聽一聽，我們很容易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農村教育弱化了農村的特色，離農村、農業、農民的實際需要相去甚遠，今天的農村教育沒能夠充分考慮到80％在農村的孩子們的教育實際。一是我們的改革方案沒有認真研究和充分體現農村文化的背景和優勢，農村孩子的成長離開了千百年來農村優秀文化的熏陶。二是沒有很好地開發和利用農村教育資源，翻開中小學教材，看到的是大量城市的例子，滿眼是高樓大廈、寬闊的馬路、擁擠的人群……而農村里那一望無垠的土地、翻滾的麥浪、新鮮的空氣等則很少被提及，反差非常明顯。在開展課程改革、推進素質教育的形勢下，學校需要開展綜合性學習、研究性學習、社會實踐活動等，而要提高這些學習活動的質量和效果，則必須從社會實際出發，研究和制訂活動方案。在這方面，農村有城鎮學校無法比擬的優勢，但是不少農村中小學的領導和教師不去研究農村這些得天獨厚的課程資源，只是簡單地模仿城市學校的做法，或者把城市學校的課件拿來依葫蘆畫瓢，讓農村學生失去了學習和活動的積極性。三是沒有很好地組織開展有農村特色的活動。農村孩子對農村的生活環境、生活經驗有一種特殊的情結，他們愛養育自己的這塊熱土。如果以此為基點設計和組織相應的活動，自然會極大地調動農村學生參與活動的積極性，而有些農村學校的領導和老師為省事，為保持與城市學校的一致性，不考慮農村的特色和農村學生的實際需要，照搬照抄城鎮學校的活動方案，讓農村學生被動地跟著這些他們所不熟悉的一套來做，其活動效果自然達不到預期的要求。四是沒有很好地考慮城鎮化發展的特殊需要。城鎮化是指隨著社會發展，人們的生活、生產方式從農村生活、生產方式向城鎮生活、生產方式轉化的過程。這一過程必然會給農村學生和家庭的生活帶來一系列變化，并反映在學校教育教學的各個方面，如：學生畢業后要進城工作，如何適應于城鎮化的生活需要；學生的未來生活中需要與現代文明相適應的文明禮儀，如何在學校教育中滲透這方面的教育等。一般學校在統一化的教育評價體制作用下，都不考慮這些與教材不太相關的教育內容。
推進城鎮化并不是要消滅農村，而是要更好地發展農村，以城市的發展來帶動和推進農村的發展。因此，農村教育既要為高等學校輸送大批農家子弟，又要為未來的農村建設培養人才，兩者的結合點就是未來農村教育的方向。它既要為一大批走向城市的農家子弟打好基礎，提供他們適應各種社會環境的素養，同時在傳遞現代文明和現代精神時不忘“三農”，要從農村實際出發，多開展一些農村的社會實踐活動，多介紹一些現代農業的科學知識，多組織一些有農村特色的研究性學習，把校本課程的內容緊緊貼近農村實際，讓孩子們看得到、學得活、用得上。但是，以上幾方面向我們表明，農村教育并沒有考慮農村的實際狀況。究其原因，還是受應試教育的影響。為了應付各種統考，農村學校不得不把迎接各種類型考試作為教育教學的目標。上級所組織的視導、督導往往也只是檢查農村中小學對教育行政部門所規定的教育教學任務完成的情況，因此農村學校的領導和教師是不太可能專門研究和探索適應于農村學校優勢的一套教育教學內容和方法。這種做法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農村教育缺乏自身特色，使農村學生生在農村、長在農村十多年，卻不了解農村。
三、缺乏理想與平等的教育環境，教育質量難以保證
教育是一項綜合性事業，首先需要政府的支持，同時需要社會、家庭、學校的同心協力；它不僅需要均衡的物質條件，而且需要理想的人文環境。城鎮化的推進使得農村中小學的教育教學環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它打破了過去那種平靜的教育氛圍，商品經濟的大背景使寧靜的農村校園的育人環境變得不安寧，對學校領導的管理、教師的教學、學生的學習都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這種挑戰首先表現在教育資源的不均衡上。隨著城市的擴大與建設，人口越來越集中，同時也積聚了越來越多的優質教育資源，這就使得原本就比較薄弱的農村學校更加脆弱，如骨干教師流失、教學設備不齊、教育經費緊張，使得農村孩子從入學開始就與城市孩子不在一個起跑線上。
其次，生源在學校間的競爭日趨激烈。隨著出生人口的減少和利益的驅動，特別是一些重點學校、民營學校、職業學校，采取各種手段到農村學校去吸引生源。一撥又一撥的招生宣傳不僅帶走了大量的農村學校施教區范圍內的學生，還通過一些與經濟利益掛鉤的做法嚴重破壞了農村學校的風氣。例如：四星級、三星級高中為了爭奪好學生，到鄉鎮初中散發宣傳廣告，甚至開宣傳車到農村學校去招攬學生填報他們學校的志愿；城市初中專門委派人員深入到農村小學六年級的課堂、課間、操場、家庭，與學生和家長直接地面對面接觸，小學還沒畢業就搞得他們無所適從；甚至是一些職業學校、民營學校與一些初中教師訂立地下約定，若送一個學生到他們學校注冊，給教師數百元不等的好處費。政府的招生文件成了一紙空文，施教區的劃分有名無實。這不僅使農村學校的優質生源大量流失，而且使以施教區學生數為基數的招生計劃無法完成，給學校發展帶來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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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貴州省統一戰線理論研究（貴州大學） 基地課題項目（2014）。
【作者簡介】李治邦，貴州大學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中國化理論、農村經濟；呂群立，貴州大學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化理論。
民族文化是民族的靈魂，是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我國歷史悠久，眾多民族創造了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城鎮化是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為民族文化的發展創造了新的條件，也對民族傳統文化的生存和發展帶來很大的沖擊，保護民族傳統文化，成為城鎮化發展中的重要問題。
一、貴州少數民族傳統文化資源的豐富多樣性
貴州的民族地區包括黔南、黔東南、黔西南3個自治州，11個自治縣，250個民族鄉，國土面積9.76萬平方公里，占全省總面積的55.5%。全省有48個少數民族，其中18個是世居少數民族。2013年貴州省常住人口3502萬人，少數民族人口占全省總人口的36.11%，少數民族人口總數居全國第四位。民族文化深深根植于民族生態環境中，不同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環境影響著不同民族的特點。貴州地處云貴高原，山河縱橫，森林茂密，獨特的喀斯特地貌，自然生態的多樣性，是少數民族“大雜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的自然生態基礎，“一山之隔，習俗殊異”，形成了貴州少數民族文化的差異性、多樣性和相對獨立性。
貴州在歷史上就是各民族交融的，華夏族系、氐羌族系、苗瑤族系、百越族系的諸民族及其他民族在不同時期，因不同原因從不同方向進入貴州，與原住在貴州的濮人相交匯，在共同開發貴州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貴州多民族文化共生的現象。由于貴州歷史上地理偏遠、交通閉塞，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相對落后，較多地遺存了世居民族豐富而厚重的農耕文明的區域文化資源。在我國2006年5月公布的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中， 貴州的數量列全國第三位，其中，民族民間文化藝術份量很大， 如“侗族大歌”“水書”“苗族醫藥”“侗族醫藥”等。還有大量的民族文化文物古跡，如貴州東南部的堂安民族古寨，有700多年歷史，是典型的侗族文化物質空間載體，特別是這里多聲部無伴奏合唱的“侗族大歌”，有非常重要的藝術價值和學術價值，是最具特色的中國民間音樂藝術之一，享譽國際。貴陽市花溪河畔的鎮山布依族民族村，始建于明朝萬歷年間，是以布依族為主的多民族雜居的自然村寨，建筑空間豐富頗有特色，民族元素多。貴州的梯田眾多，如花溪高坡梯田，高山地貌獨特，民族風情濃郁，是當地苗族人民世代辛勤勞作、巧奪天工改造自然的文化景觀和旅游景觀，成為貴州省藝術攝影學會的“攝影創作基地”。貴州民族文化遺產資源富集、富有特色且保存得比較完整，“多彩貴州”包含了豐富多姿的貴州自然風光和絢麗多彩的民族文化，作為對貴州旅游文化的宣傳策略和手段，已成為貴州的名片。
二、城鎮化進程中貴州民族文化保護面臨的問題
城市化是一種經濟社會現象， 也是“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在農村的地域擴展過程”（許學強，1997）。城市化改變著鄉村的面貌，“以無法阻擋的穿透力滲透到民族文化的剛性結構中， 并逐漸取代民族傳統文化在鄉村社會形成的地位和作用， 使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面臨著被代替的境地”（克勞德·萊維斯特勞斯，1999）。城鎮化對民族文化傳承和保護有消極影響是肯定的。貴州省2013年的城鎮化率為37.8％，大大低于全國53.7％的平均水平，目前正在加快推進城鎮化進程，民族傳統文化的保護面臨著一系列嚴峻問題。
1.民族文化生長發育的土壤受到侵蝕和破壞。第一，城鎮化改變著人們傳統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民族傳統文化的受眾越來越少。城鎮化進程也是廣播、電視、電話、網絡等現代通信手段、電子媒介在民族地區的介入和普及的過程，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受到主流文化的強烈沖擊，使民族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和休閑娛樂方式發生急劇變化。一些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和習俗正在加速消亡，一些具有歷史、科學和文化價值的古跡遭到損毀，許多少數民族傳統技藝和民間藝術后繼乏人，民族傳統文化的受眾越來越少。少數民族母語危機日益加劇，現在與上世紀80年代相比，貴州境內民族語言的使用率急劇下降，彝語、苗語、布依語使用率下降非常嚴重。第二，大量民族青壯年外出務工影響民族傳統文化生存的社會根基。少數民族青壯年多外出打工和遷移，促進了民族地區城鎮化進程和經濟發展。但民族民間文化所依存的民族習俗，因此而缺失其行為的主體人群，民族傳統文化傳承受到挑戰。許多靠口耳相傳的少數民族語言、歷史和傳統手工技藝后繼乏人。隨著掌握這些傳統文化和技術的老人逐漸離世，少數民族傳承千百年的文化和技術也瀕臨消失。如在黔西南州興義市的一個布依族村寨，隨著一位布依族老人的離世，他所通曉的布依族儺儀和掌握的布依族儺面具的制作方法也就隨之失傳。第三，民族傳統文化的生長失去依托。城鎮化進程中少數民族人口紛紛進人城市，原來相對集中居住的格局被打破，逐漸分散在城鎮的各個角落。同時，城鎮化進程中，民族民間文化受到主流文化的擠壓無法進入普通學校的課堂， 結果是學生從小就學習非母語語言和外國語，而對自己的母語和其所存載的文化卻不知曉；民族民間文化不受重視，民間藝人地位下降，民間歌手和表演藝人缺少觀眾和舞臺，年輕一代繼承民間文化的寥寥無幾。目前，實施城鎮集中辦學，撤銷鄉村偏遠學校，而城鎮學校的教育目標、課程設置、教學語言基本上不考慮當地少數民族的文化與習慣。
2.民族傳統形文化的損失和破壞難以彌補。城鎮化使人口不斷密集，村寨變為集鎮，集鎮變為城鎮，對舊城的改造，往往是對傳統文化的破壞。許多富有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城鎮街區、建筑被拆毀， 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被丟棄、遺忘和破壞，民族民間傳統文化資源大量流失，現代工業用品逐漸替代手工制品，民族民間工藝逐漸退出歷史舞臺。現在工業園區、高速公路、鐵路、水電站、機場等大型工程的建設， 對民族地區的有形文物和文化生態環境也帶來了不同程度的破壞。貴州黎平縣是侗族鼓樓藝術之鄉，該縣境內現存的鼓樓有不少需要修補或重建，卻難以實現，因為修建鼓樓的大木柱需要五十至百年樹齡的杉木來做，而現在幾乎找不到這樣的大樹了。鼓樓前的歌坪，傳統是用鵝卵石鋪成，而現在鵝卵石日漸稀少，同時也為了降低成本，多改用水泥，失去了原有的韻味。
由于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的加快推進，貴州民族地區新建民居大量存在按照統一建筑模式修建，未能很好地根據當地民族文化傳統和建筑風格來修建，使貴州苗家山寨、彝族山村、布依水鄉等原本具有的人文品質逐漸消失。民族地區民居建筑新了，樣式洋了，傳統丟了，特色沒了，魅力沒了。貴州回族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清真寺大都始建于明清時期，以土木結構為主，具有傳統古建筑的風格，但經過不斷維修、改建或重建后，現在大多是磚混結構，未能充分保留和體現原有民族元素、地域特色和原有建筑風格，民族原有特色弱化和消失。
3.無形民族文化遺產生存力在衰退。城鎮化使都市文化不斷向鄉村滲透，作為民族傳統文化重要載體的民族語言、民歌、民族舞蹈、民族體育、民族醫藥等逐步走向衰落。一些依靠口傳面授方式加以傳承的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在不斷消失，許多傳統技藝面臨失傳的境地。在一些原住民族的服飾和織錦中，祖傳的民族圖案和手工藝品被現代圖案和現代日用品所取代，現代建筑替代了傳統民居，民族民間的口頭文學、史詩自然流失。如黔南州水族的“水書”，傳播渠道狹窄，普及使用范圍小，只有極少數傳承人能識讀，一旦僅存的傳承人去世，珍貴的民族古籍“水書”將成為無人識讀的重大遺憾。黔東南州的黎平縣曾經把當地民族文化納入學校教育，榕江縣的車江鎮也要求當地學校把侗歌納入學校教學內容，貴州大學的藝術學院也曾舉辦過幾期侗歌班。但更普遍的現象是，上學的孩子幾乎只唱校園歌曲、流行歌曲，不會唱民歌。
4.對民族民間文化過度開發，商業化傾向明顯。在旅游開發過程中，大多是不當開發、過度開發，造成民族地區民族文化和生態環境的破壞。地方政府往往重開發，輕保護和管理，甚至借繼承創新之名隨意篡改民俗藝術，損害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原真性。在貴州很多旅游景區，常有商業行為表演的人穿的是苗族服裝，卻梳著土家族發式，唱著侗歌，跳著苗舞，夾雜著偽民俗。一些旅游景點的苗族“搶新郎”，并非苗族民俗，只是借此來賺錢的商業表演，是人為派生出來的。還有，一些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舉辦各種節日，如苗族蘆笙節、彝族火把節、侗族鼓樓節等，目的是促進民族民間文化和當地經濟的發展，但在節日時令等方面有隨意性，追求短期效益，拋開原有的精神文化內涵，是沒有原動力的，難以持續發展。1986年，侗歌參加巴黎藝術節演出時，有個作曲家曾經寫了一首曲子夾在里面，法國同行聽了，竟單把這一支挑出來加以否定。這應該是一個警告和教訓。
三、城鎮化進程中加強貴州民族傳統文化保護的建議
1.增強民族傳統文化保護意識。城鎮化的發展應該有不同的形式和有包容性的，一馬平川的道路、林立的高樓可以體現城市的發展風貌和現代氣派，但民族文化是在長期的生產、生活中積淀起來的，民族地區的城鎮化建設應該也可以是富有個性、魅力的，應該樹立和增強民族文化保護意識。如雷山縣西江苗寨的建設，成為貴州文化旅游的一大亮點，不僅保護、宣傳和發展了民族文化， 還創造了當地新的經濟增長點，是好的例子。可以利用報刊廣播電視網絡等宣傳方式加強宣傳，利用學校教育的資源力量，把優秀民族民間文化作為民族地區特色教育內容， 讓少年兒童從小認識本地本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提高人們對民族傳統文化的保護意識。少數民族文化的保護、傳承和發展是本民族的自主行為，以民族地區原住民為主體，要以原住民的生產生計方式、生活方式、風俗習慣以及宗教信仰為基礎，使之能夠成為民族的精神文化信仰源泉，持續發展的精神力量。
2.把民族文化保護納入城鎮建設發展規劃。重視和加強保護民族傳統文化，政府應該起主導作用，在城鎮建設發展規劃中應該得到充分體現，建立相關保護機制。發展民族教育事業，建立各民族語言學校，建設民族文化場所和設施，如城市民族文化博物館和各民族文化中心，把少數民族文化納入城市多元文化保護和發展條例之中，堅持多元文化的平等、和諧共存。充分尊重歷史和傳統民族傳統，少數民族區域的森林、草原和農田應該嚴格保護，限制開發，保護文化生態的整體性。新建街道和建筑要盡量體現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把本地本民族最有特色的建筑和標志物在城市建設中展現出來，保留有展示民族民間工藝、美食、表演的藝術場所。防止一些地方政府及其官員以發展旅游為名，追求政績和形象工程甚至個人利益而打造偽文化和假民俗。
3.按科學、法制的保護原則保護民族文化。民族文化保護是一個復雜系統的社會工程，需要按科學化原則進行保護，加強民族文化保護的法治建設。第一，加強立法，保護民族文化及其多樣性。雖然《民族區域自治法》中也列有有關民族地區文化資源保護的一些條文，但比較抽象，需要具體化。城市化建設應該維護少數民族的文化生態保護權利，加強在民族地區建立民族特色文化生態保護區，使區域環境保護、民族傳統文化傳承和城鎮化和諧發展。2003年1月，貴州省人大制定并且實施的《貴州省民族民間文化保護條例》有利于貴州民族民間文化的保護。第二，保證經費投入和加強管理隊伍建設。把保護民族傳統文化的經費納入財政預算，把挖掘、整理、研究民族傳統文化的經費列入地方的財政支出。貴州從事民族文化保護工作的人員少，經費投入不足，各級政府應大力加強少數民族文化人才隊伍建設，重視保護、發現和培養鄉土文化能人、民族民間文化傳承人。第三，運用利用現代科技手段保護民族傳統文化。用現代技術工具對民族文化中的一些內容進行錄音、攝像、拍照和文字記錄，對那些活態的民族傳統文化，一般是自我娛樂或自發性地表達某種感情愿望的，可以根據現在人們的審美情趣和需要，在原有形態的基礎上適當地加工和開發，使其具有新的生命力。
4.加強國際文化交流與合作。越是民族的越是國際的，可以利用國外政府和民間無償援助的資金，可以學習、借鑒和利用國外的先進經驗，促進貴州民族文化的保護、宣傳與國際交流。例如，1995年， 我國與挪威合作在此建立了我國第一個生態博物館——六枝梭戛生態博物館，這里的長角苗的古老傳統和別具風格的音樂舞蹈和精美的刺繡、服飾藝術得到較好保護。1997～2004年，我國多次與挪威合作，在貴州六盤水的六枝梭戛、貴陽花溪鎮山、黔東南的黎平堂安和錦屏隆里等四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民族村寨建立了生態博物館，初步建成了包括苗族、布依族、侗族等少數民族在內的具有獨特自然環境和文化遺產的民族生態博物館群，對貴州民族民間傳統文化的保護和宣傳起到了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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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策性金融機構的支持。中國農業發展銀行給予農村和農業的發展提供政策性的金融支持，它具備產業扶持及救濟的性質。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具有商業性的金融機構信用中介的職能，它執行有償借貸，不過它的業務對象指向明確，一般只針對農業、經濟的開發等方面，有明顯的政策性傾向。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大量資金投入，而且農村的商業性金融機構因為基礎設施的投資具有回收周期長、公共性質、報酬率低等因素容易造成金融資金供應不足，所以這些農村建設需要有政策性金融機構提供服務，來添補商業性金融機構的資金供應短缺。
2.商業性金融機構的支持。在我國的農村金融市場中，商業性的金融機構主要包括中國農業銀行、郵政儲蓄銀行和農村商業銀行及農村信用社的營業網點。為適應我國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和農業的現代化發展對金融服務的要求，農業銀行通過實踐探索和總結出新時期服務“三農”的方法，已經在一些地區開展了面向“三農”的金融服務試點工作。目前郵儲銀行的定位是堅持服務“三農”、服務廣大城鄉居民、服務中小企業；依靠郵政的網絡優勢，不斷豐富金融產品，積極地拓寬營銷渠道，加速完善服務功能。農村商業銀行是由農村信用合作社改革，大部分農村商業銀行定位于服務“三農”、扶持農村中小企業及縣域經濟的發展，是農村金融市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合作制的金融機構的金融支持。農村信用社是我國的農村金融市場上具有合作性質的正規的金融機構，成立于上世紀50年代，自成立之初就以服務“三農”，服務地方經濟為宗旨，是支持“三農”發展的主力軍。其分支機構差不多遍布所有的農村和鄉鎮，分支機構的數量眾多，農村信用社如此龐大的經營機構網絡為農村的金融服務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4.農村其他金融機構及小貸公司的的支持。近幾年來，國家提倡放開農村金融市場，以加快城鎮化建設的步伐，更好服農、助農，在此背景下，村鎮銀行、小貸公司、貸款公司如雨后春筍般蓬勃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拉動了農村的經濟發展，增加農村的勞動就業率，提高農村落后地區的勞動生產力水平，符合政府解決“三農”問題的經濟戰略方針。
篇6
Keywords：Flammulinavelutipes；Essentialconstituents；GC-MS
金針菇Flammulinavelutipes，又名樸菰、構菌、冬菇、毛腳金錢菌，為白蘑科Tricholomataceae金錢菌屬Flammulina菌類植物［1］，是著名的藥食兩用菌，具有廣闊的開發前景。金針菇含有8種人體必需的氨基酸，其中賴氨酸含量占氨基酸總量的6.3%［2］。醫學證明賴氨酸可以增強記憶、開發智力，對幼兒成長十分有益，故金針菇被譽為“增智菇”；金針菇所含的多肽、多糖有顯著的抗癌作用［3］。金針菇干品具有獨特香氣，然而尚未見有關其芳香成分研究的報道，為此作者對其揮發性成分進行了研究。
1器材
1.1儀器島津GCMS-QP-5000型氣質聯用儀。
1.2試劑乙醚、無水Na2SO4（均為AR）。
1.3藥材金針菇樣品由廣東省蠶桑研究所提供，經該所所員劉學銘研究鑒定，為白蘑科菌類植物金針菇Flammulinavelutipes。
2方法
2.1供試品溶液的制備藥材切成約1.5～2cm的段，取約80g，按照《中國藥典》附錄XD揮發油測定法——甲法［4］操作，加蒸餾水800ml，加熱4h，收取揮發油提取器中油層和部分芳香水層，乙醚萃取，萃取液用無水Na2SO4脫水后備用。
2.2GC-MS分析
2.2.1色譜條件GC：DB-1石英毛細管色譜柱（30m×0.25mm），樣口溫度250℃；接口溫度230℃；載氣為氦氣；流速1.3ml·min-1；柱壓80kPa；分流比10∶1；進樣量為1.0μl。升溫程序：初始柱溫60℃，保持1min，以10℃·min-1的速率升到280℃，保持5min。
2.2.2質譜條件EI源（70ev），350V，雙燈絲；質量范圍m/z40～450全程掃描，掃描間歇1.0s。檢測電子倍增器電壓1.4kV。檢索譜庫名稱NIST。
3結果
依法操作，得到揮發性成分的總離子流圖。扣除乙醚溶劑本底后分離得到30個組分，對相對含量較高的組分進行質譜分析，通過計算機檢索并與標準譜圖對照，鑒定出其中的6個組分。以扣除溶劑峰的色譜圖的全部峰面積作為100%，用歸一化法確定了各組分在揮發油中的相對含量。分析結果見表1，總離子流圖見圖1。表1金針菇揮發性成分中的化學成分及相對百分含量（略）
4討論
從GC-MS總離子流圖及GC-MS檢測結果可以看出，金針菇揮發性成分以亞麻酸為主，其相對含量達到32.74%。亞麻酸具有增長智力、延緩衰老、降低血壓和膽固醇、抗菌、抗炎、抗腫瘤等活性［5～7］，是降血壓、降血脂藥物和保健品的重要原料之一，應進一步研究，加以利用。
本研究首次從金針菇揮發性成分中鑒定出亞麻酸（32.74%）、軟脂酸（6.41%）、鄰苯二甲酸異丁酯（5.23%）、軟脂酸乙酯（4.96%）、鄰苯二甲酸丁酯（3.07%）、苯乙醛（1.95%）等成分，占其揮發性成分相對含量的54.36%，但還有24個組分尚未能鑒定出其結構，可能是由于金針菇揮發性成分屬首次研究，其中一些成分尚未收入NIST檢索譜庫，有待于今后深入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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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態城鎮化建設投融資模式創新的實踐
政策性銀行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根據經濟社會政策目標的不同需要和側重點，通過政策性金融活動，充當政府對經濟與社會調節管理的工具，促進了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人口城鎮化需要大力加強社會公共事業建設，但長期以來該領域由于融資成本高、風險大、操作難等問題，面臨嚴重的融資瓶頸制約。社會公共事業建設具有投資規模大、建設周期長、風險集中以及社會性和公益性較強等特征，需要有長期、大額、穩定的融資支持。城鎮化過程中除了財政撥款外，開發性金融支持是解決資金不足的有效途徑。國家開發銀行通過探索和創新金融服務，對“巢湖治理”和“淮南市采煤塌陷區治理利用規劃”進行項目試點，充分發揮開發性金融的導向作用，探索和創新有利于實現“生態、社會、經濟”綜合效應的投融資模式，助力解決公共財政難題、緩解經濟社會發展瓶頸制約、服務國家重大發展戰略。
（一）“巢湖治理”模式———創新新型城鎮化市場融資主體新型城鎮化建設離不開政府的規劃引領、政策支持和積極參與。在國家開發銀行以金融創新探索和推動“巢湖流域綜合治理項目”的過程中，運用了“政府主導、市場化運作，提升城市綜合承載能力”融資發展模式。同時，要求開發性金融必須遵循項目自身的戰略必要性、整體業務的財務可平衡性與機構發展的可持續性三個原則。一是項目自身的戰略必要性。開發性金融整體制度設計本身便決定了其服務國家戰略的使命。巢湖治理是國家治理“三河三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國家開發銀行與安徽省“五大領域”合作中的重點項目。國家開發銀行與合肥市政府按照流域治理、國土整治的思路，將水利建設、生態保護、土地整理和城市開發有機結合，全面推進巢湖周邊入湖河流治理、移民安置、濕地建設、鄉鎮污水廠建設、村莊整治等項目實施，使巢湖治理成為合肥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重要內容。二是整體業務的財務可平衡性。必須加強經濟核算，做好項目的綜合效益分析。三是機構發展的可持續性。開發性金融不是直接按照國家戰略進行資金分配的預算財政部門，也不是單純負責幫扶救助的社會福利機構。
（二）“淮南市采煤塌陷區治理利用規劃”———實現“生態、社會、經濟”綜合效應的城鎮化建設一是全方位策劃項目。淮南淮北市是華東重要煤炭資源地，煤炭開采后形成的塌陷不斷吞噬有限的耕地，塌陷區的居民搬遷司空見慣，缺少長遠規劃和安排。安徽省政府、淮南市政府打破傳統做法，把淮南塌陷區治理統籌規劃，與淮南山南新區新型城鎮化規劃建設緊密結合起來。國家開發銀行總行會同分行多次與淮南市政府座談，全方位策劃該項目。第一，塌陷區治理宜水則水，宜耕則還耕，水面整治與周邊綠化環境治理結合起來，帶動養殖業和旅游業發展；第二，環境治理與宅基地復墾、用地指標流轉結合起來；第三，居民搬遷與保障房建設、山南新區新型城鎮化建設結合起來；第四，新區規劃建設注重生活設施完善和可持續發展，醫院、學校、文化場館、社區服務設施配套完善，建設淮南礦業配套產業園區為搬遷居民提供就業選擇。二是構造項目實施主體和投融資主體。淮南市政府和淮南礦業各出10億注冊資金，成立完全市場化的新型城鎮化建設公司，負債經營開發塌陷區治理、土地開發、基礎設施建設、承擔其他項目市場化運作的建設委托。金融機構承擔融資顧問和主力銀行角色。對淮南新城投（暫定名）評級、“一攬子”項目統一評審、統一授信、分項簽訂借款合同。嘗試將塌陷區治理與一級土地開發及基礎設施建設結合的模式、“統借統還”和“預授信+核準”模式、企業間BT和委托代建模式、收益差項目捆綁商業配套設施增強收益模式（如醫院、學校、文化項目，或受限于現金流不足，或受限于項目社會屬性不能資產抵質押，需要現金流更為充裕的商業配套設施項目作為平衡）。嘗試山南新區的醫院、學校建設以政府購買服務方式實施。三是因地制宜，開發優勢與利用潛力。淮南市的采煤塌陷區治理宜水則水，宜耕則還耕，水面整治與周邊綠化環境治理結合起來，帶動養殖業和旅游業發展；環境治理與宅基地復墾、用地指標流轉結合起來；居民搬遷與保障房建設、山南新區新型城鎮化建設結合起來；新區規劃建設注重生活設施完善和可持續發展，醫院、學校、文化場館、社區服務設施配套完善，建設淮南礦業配套產業園區為搬遷居民提供就業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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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我們國家人們有錢了，都想去好一點的地方，這就會造成本來就不多的資源的快速被用掉，造成一系列的環境不好的現象，好多大一點的地方都會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我們要想發展的更好和快，就必須解決掉這些現象帶來的問題。這種生態環境問題已經成為制約我國城鎮化水平進一步提升的重要因素。城鎮化關系我國現代化發展，關系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科學剖析我國城鎮化進程中的生態問題，找出具體的對策，對于我國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人民生活質量的改善具有重要意義。
1城鎮化進程中生態環境存在的問題
（一）城鎮居民垃圾污染問題嚴重。
很多大一點地方都沒有處理生活不要的水的大能力，這樣非常非常多的不要的水就會被排入到海里或者河里，會對某些地方的影響很大，這些影響包括土的質量。莊稼的收成等。有的城市會產生很多不要的東西，但是他們出路這些不用的東西的能力有限，所有生活垃圾只是簡單堆集，沒有經過專業化設備的無害化處理，以至于造成了二次或多次污染，嚴重損害了當地居民的身心健康。另外，農藥和化肥的過度或不合理使用以及畜禽養殖業的發展，給小城鎮環境污染雪上加霜。以上情形都嚴重污染了空氣、 土壤及地下水資源，進而使城鎮化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很難取得長遠協同效果。
（二）城鎮工業的污染問題嚴重。
很多地方的單位都沒有相關的想法來進行好的管理，他們都是那樣很古老的方式進行生產，同時沒有多大進行生產的地方，都想多賺錢然后不去管產生的不要的水。一批中小企業沒有過多的資金投入到工業污染的治理之中，從而產生大量 “三廢”（廢水、 廢氣、廢物）。 2013 年全國大面積出現的霧霾，經剖析就是因為空氣中充溢著工業廢氣和汽車尾氣。霧霾天數的不斷增加，PM2.5數據不容樂觀，這主要就是因為工業生產及城鎮居民排放出的一氧化碳、 二氧化硫及其他污染物影響了空氣質量。產生的廢物嚴重對人們的身體有害，超過范圍就會更嚴重，將嚴重危害身體健康，甚至會導致癌癥或死亡。這說明城鎮化建設過程中工業污染問題將會影響整個地區的生態環境。
（三）城鎮水土資源流失問題嚴重。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我們在進行這個進程中，都需要很多的土地和水，而且量會非常大，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一些問題。很多地方的大樓是蓋好了，但是會讓本地的地變得不好，地上的土變少了，下完雨后的水就不會沉下去，容易引起內澇。 2011 年的夏季，長沙等地在強降雨中出現嚴重內澇，主要原因就是地面硬化。一些地方政府為了多搞政績，大搞形象工程，在城鎮化建設過程中多關注眼前的經濟利益，盡可能多占土地，擴大建筑面積，單純追求 GDP，監管不力，造成植被覆蓋率的急劇下降。由于水土資源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再生的，如果規劃和建設不當，將會造成水土資源在城鎮化建設中的大量流失，這會影響城鎮化建設的進程和步伐。
2.城鎮化進程中生態環境存在問題的原因
（一）城鎮化帶來的生態環境壓力將持續加大。
現在，我們國家處于這種進程中間以及后面的階段，我們的其他方面進行的也很快，這二者一結合，就會對環境有很大的影響甚至破壞。我們應該不用“先污染，后治理”。中國的城鎮化每增長一個百分點，都將帶來新的環境壓力。城鎮人口每增長一個百分點，新增加的廢水、 廢氣、 廢物的排放都將給環境帶來巨大壓力。
（二）城鎮化發展與城鎮生態環境是一對矛盾統一體。
我們都知道，快速的發展和市里的環境是對著的，一定方面很快的發展會對這種情況有好的作用，如西歐發達國家的城鎮化水平較高，其生態環境的保護工作也是相當到位的；但是也反過來說市里的城鎮生態環境的建設對城鎮化發展具有反作用。當城鎮生態環境的發展滯構可以根據轉移企業的實際情況，采取產業鏈上下游企業互保、 應收賬款、 專利商標等靈活有效的抵押擔保方式發放貸款。針對產業轉移的發展周期、 發展前景和風險預期，制定細化不同的信貸準入政策和風險控制措施。
3.加強金融生態環境建設。
現在我們建立一個很快速的發展與市里的環境相適宜的這樣一種狀態，就是盡最大努力建立一個“金融生態環境”，具體的就是要通過很多好的發展、控制等，不斷的實現經濟與好的城市發展的平衡。我們是要發展經濟，但是必須與環境相適應的發展。實現經濟系統與金融系統之間資金信息的科學流動，促進經濟與金融協調、有效地發展。要創造條件吸引京津地區金融機構落戶河北，深化與京津地區的交流合作，防范金融風險，維護正常金融秩序，推動金融環境的不斷改善。目前，我國已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土保持法》 、《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循環經濟促進法》等法規，這些法規是環境管理的重要保證，也是生態治理的重要基礎，但專門針對城鎮化的法規缺乏， 已有的部分環境治理法規也沒有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及時修正和完善，難以滿足新型城鎮化的要求。應將環境法規與政治、經濟政策結合起來形成生態治理方案，公開向民眾和決策部門征求意見和建議綜合運用政府和市場的調節手段，形成“ 覆蓋城鄉、分工明確、責權明晰、執行有力”的生態環境管治體系。人、社會、生態是有機統一的整體，人是社會系統、生態系統的主體，是社會系統和生態系統的建設者和管理者；社會是人與生態連接的紐帶；生態為人和社會的發展提供物質支撐。保護生態是社會和人發展的基本前提， 社會和人的發展是保護生態環境的根本目的。應在全社會范圍內針對所有公民開展生態環境保護教育， 普及生態哲學、 生態美學、 生態倫理學等知識， 塑造公民的生態價值意識、 生態審美意識、生態安全意識、生態責 任意識、生態道德意識、生態法制意識， 促使公民自覺地樹立人與自然和諧的生態文明理念―――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在本質上是人與自然和諧生態理念的精髓， 是建設生態城市的思想基礎。
4.總結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大致了解了一些相關的內容，我們要建立一個各方面的好的地方我們可以通過一系列的方法比如有好的計劃、好的指導、最重要的就是要參考當下的情況好好發展，盡我們最大的努力實現這個想法。在進行作業之前要看看我們的生態環境能容納多少，在這之內積極調整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 加強生態基礎設施和宜居生態工程建設， 健全城市公共服務體系功能，使人的創造力充分發揮、城市經濟活力得到最大程度的釋放， 居民身心健康和自然生態系統得到有效保護。生態城市建設要求將生態文明理念融入城市建設的各個方面， 是對人與自然和諧生態文明理念的踐行和鞏固。生態文明理念和生態城市建設是生態思想和生態實踐的高度融合， 二者辯證統一于新型城鎮化的整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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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1 前言
中國未來幾十年最大的發展潛力在城鎮化。城鎮化將吸收更多的農村人口到城鎮居住，而農村人口的減少將加劇農村宅基地的低效率利用問題1。在 2013年4月3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國務院總理要求：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完善農村宅基地有序退出機制。通過農村宅基地整理宅基地變為可以利用的土地。由此可以看出城鎮化的加快使得農村宅基地的整理勢在必行，城鎮化與農村宅基地整理存在著很大的聯系。農村宅基地是我國政府和學術界當前討論的熱門話題，已有大量關于農村宅基地的專項研究，如宅基地集約節約利用存在問題和原因，宅基地使用權流轉，宅基地開發復墾，宅基地立法等，本研究從實際出發，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研究農村宅基地整理與城鎮化之間的聯系，為農村宅基地整理及相關研究提供理論支持。
2 農村宅基地整理對城鎮化的影響
郭湘（2011）以湖南丘陵地區的農村宅基地整理為研究對象，認為農村宅基地整理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客觀要求，是增加城鎮建設用地指標和推動城鎮化發展的重要手段4。歐陽安蛟（2010）認為，城鎮建設用地增加量與農村建設用地減少量相掛鉤的政策是推動我國城鎮化發展的必然選擇。由于長期以來，我國土地使用管理工作不重視對農村宅基地的利用管理，導致農村宅基地利用管理比較滯后，并且嚴重與社會實際相脫節，嚴重影響了農村宅基地整理工作的推進，從而成為制約城鎮建設用地增加量與農村建設用地減少量相掛鉤政策落實的障礙5。郭淑紅（2011）認為，三亞市土地后備資源稀缺，人地關系相當緊張，而當前農村宅基地因得不到有效利用形成了“空心村”，開發整理的潛力巨大；隨著三亞市人地關系的不斷緊張，只有通過農村宅基地的開發整理，提高土地的節約集約利用水平，才能緩解當前人地關系緊張的現狀，進而滿足三亞市農村城鎮化和農村生態化的需要6。沈兵明（2001）認為通過對“空心村”的改造，對農村宅基地進行整理，充分利用和盤活存量的宅基地。利用農村宅基地整理的手段，挖掘土地利用潛力，取得用地折抵指標，以達到耕地動態平衡，從而使得異地開發建設成為可能，推動城鎮化建設7。
3 城鎮化對農村宅基地整理的作用
宋亞亭，黃翔（2010）的研究認為，快速城鎮化造成了農村的“空心化”，從而為農村宅基地整理創造了條件。在我國快速城鎮化過程中， 大量勞動力從農村流入城市，引起了農村的“空心化” 現象8。程廣超和錢大勝（2010）的研究指出，農村城鎮化導致大量農民宅基地的閑置和廢棄，為農村宅基地整理創造了前提。伴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推進，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而很多人在搬入小城鎮居住以后，由于傳統觀念和私有財產意識，仍舊保留農村宅基地和房屋，并沒有拆除舊房子或改造舊宅基地，造成兩棲占地現象9。由于我國“地隨房走”的農村宅基地權屬規定，在農村房屋沒有拆除的情況下，即使房屋的所有人已經在城鎮安家和落戶，仍享有對農村宅基地的使用權，農村宅基地被視為個人私有財產，即使閑置，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也不能收回。大量農村宅基地的閑置為農村宅基地整理創造了條件。
4 城鎮化和農村宅基地整理相互作用
陳美球和吳次芳（1999）綜合分析了農村宅基地整理與鄉村城鎮化之間的關系。一方面，農村宅基地利用現狀對鄉村城鎮化產生了不利影響。農村宅基地分散、零亂，使得基礎設施耗資巨大，并且資金利用效益低下，社會福利投資被分散，使得鄉村城鎮化相對滯后于非農化，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鄉村城鎮化進程。主要表現在：一是農村宅基地布局松散，人均面積大，生活基礎設施投資高；二是農村宅基地建筑密度大，容積率低，不利于優化農村居民點內部結構；三是農村房屋質量差，結構老化，環境比較惡劣，造成就地城鎮化的動力弱化；四是生產功能與生活功能重合，不利于農村居民點的功能分區。因此，要建設良好的農村生活居住環境，促使人口與產業的集中，實現鄉村的城鎮化，就必須改變農村宅基地的利用現狀，對農村宅基地進行整理，以優化土地配置。另一方面，農村宅基地整理是實現鄉村城鎮化的必然要求。農村宅基地理是促進農村宅基地利用有序化、合理化、科學化的基本手段，是實現鄉村城鎮化的客觀要求，主要表現在：第一，農村宅基地整理是增強鄉村城鎮化內在動力的需要；第二，農村宅基地整理是鄉村社區發展的基本要求；第三，農村宅基地整理是實現集約節約利用農村居民點用地的客觀需要；第四，農村宅基地整理是減輕中心城鎮人口壓力和引導鄉村城鎮化的重要手段；第五，農村宅基地整理為實現“耕地總量動態平衡”的戰略目標創造了條件10。李憲文等（2004）通過計量模型來測算城鎮化水平與農村宅基地整理之間的相關關系。計量估算結果表明，城鎮化水平越高的地域，農村人口減少量大，農村宅基地整理潛力大；因此，東部和中部村莊宅基地整理潛力大，而西部的整理潛力較小11。
5 結語
可以看出，農村宅基地整理已經受到了學者們的重視，學者們對宅基地整理與城鎮化的關系方面做了大量的理論研究。首先，農村宅基地整理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客觀要求，是增加城鎮建設用地指標和推動城鎮化發展的重要手段，只有通過農村宅基地的開發整理，提高土地的節約集約利用水平，才能緩解當前人地關系緊張的現狀，進而滿足農村城鎮化的需要。其次，快速城鎮化造成了農村的“空心化”，從而促進了農村宅基地整理，大量農村宅基地的閑置為農村宅基地整理創造了條件。最后，農村宅基地利用現狀對鄉村城鎮化產生了不利影響，同時農村宅基地整理是實現鄉村城鎮化的必然要求。農村宅基地理是促進農村宅基地利用有序化、合理化、科學化的基本手段，是實現鄉村城鎮化的客觀要求。城鎮化和農村宅基地整理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促進，彼此間共同促進，共同發展，不可分離。要想對農村宅基地進行整理或者推進城鎮化進程，必須將兩者聯系起來進行分析研究，
否則很難實現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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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2倡導村民參與到鄉村生態旅游建設中
由于目前我國大部分鄉村生態旅游行業的發展正處于起步階段，人們的參與感也較低，因此可倡導當地村民參與到鄉村生態旅游建設中，通過這樣的方式給當地農民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同時也形成了管理的新模式。例如可以以社會實踐旅游振興為特色，加大對我國自然資源的保護力度，在制定出鄉村生態旅游管理體制改革和整體營銷辦法后，實現當地農業生產與鄉村生態旅游的聯合互動。論文格式是論文寫作時的寫作標準和樣式要求。同時促進當地人參與到鄉村生態旅游建設中，通過對農業公園、濕地保護區的深度體驗和走訪，使村民充分了解并積極發掘當地的旅游潛力，從而以自然資源保護為前提，以生態環境建設為目標，為未來的建設發展提供可行性的建議，以此充分發揮鄉村生態旅游業對當地鄉村發展振興的帶動作用。
3加大政府扶持力度，促進農村經濟發展
篇13
1 城鎮化簡析
1.1 城鎮化定義
城鎮化就是城市化，是伴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和社會經濟的發展，人類社會活動中農業活動的比重下降，非農業活動比重上升。城鎮化與社會發展的經濟結構變動相適應，城市人口與農村人口此消彼長，居民的建設表現與其生活方式逐漸穩定，這個過程被稱為城鎮化過程。就現在而言，城鎮化水平的高低視其占總人口的比例大小而定。
1.2 城鎮化特征
城鎮化有四方面的特征：時間特征。主要表現為城鎮化過程與階段的統一，以漸進為主；空間特征。主要表現為城市與城鎮的結合，在這二者結合期以城鎮為主；就業特征。主要表現為以非農為主，就業特征就是農業人口向城市涌進的過程中人員就業問題；生活方式特征。從世界城鎮化發展類型看可分為發達型城鎮化與發展型城鎮化兩種。
城鎮化進程必然會引起就業結構、投資結構以及土地結構的改變。城鎮化致使大量人口進入城市，耕地問題也會隨之出現。本論文就城鎮化與耕地保護問題做以下闡述。
2 促進城鎮化發展與耕地保護的對策建議
城鎮化發展與耕地保護的矛盾是對立統一的，城鎮化發展與耕地保護要協調發展，要創新耕地保護意識，克服城鎮化建設中對耕地保護的不利因素；改革耕地保護制度，協調好土地規劃和城鎮規劃。
2.1 強化耕地保護意識，提高社會參與度
隨著人們對生活需求的變化，耕地保護的內涵也隨之改變。農業生產從最基本的谷物生產開始向生態農業和觀光農業轉變，拓展耕地保護理念，堅持生態型保護理念。一定要高度重視耕地的非生產，要讓耕地生產為城鎮化發展服務，提升耕地的潛在效用、生態效益，要提高城鎮與農村居民保護耕地的主動性。要改變城市人口的傳統觀念，誤認為耕地與城市的發展沒有關系并對土地持漠不關心的態度。這是一種錯誤觀念，一切事物的發展都是存在內在聯系、相輔相成的，城鎮化的發展是離不開土地的生產價值的，因此要強化耕地保護意識，提高社會參與度。
2.2 創新土地保護制度，統籌城鄉發展
在城鎮化發展過程中，我們會發現城鎮土地的擴張呈無序狀態，這就體現出土地制度存在漏洞不夠完善。因此，加快、加強土地制度改革是減少土地資源浪費、提高土地利用率的關鍵，同時也可有效保護耕地資源。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加強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變更管理，公益性土地使用和經營性土地使用要嚴格進行區分，對土地使用變性也要嚴格控制。對于征地標準一定要按照市場征地價格對被征用土地所有者進行補償。要完善土地市場，加強制度保障，建立統一的土地市場調節建設用地供應，完善土地拍賣以及實施細則，鼓勵拍賣土地轉讓，促進閑置土地開發再利用，減少土地浪費。在創新土地保護制度過程中要促進農民進城集中居住。這就要采取優惠政策，更重要的是落實補償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只有創新土地保護制度，才能讓土地得到最大的利用價值，才能讓城鄉得以統籌發展。
2.3 確定合理的城鎮化發展戰略，保護現有耕地
城鎮化發展一直堅持大中城市與小城鎮協調發展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要充分考慮城鎮化的發展規律以及各個區域的差異性。城鎮化發展的一般規律是當當地城鎮化發展水平達到30%以上時，城鎮化進程會加速發展，這將成為城鎮化發展的一個趨勢。在這個趨勢的驅動下，耕地面積將面臨著更大挑戰。城鎮的擴建需要大量土地資源作為支撐，而城市化中的土地已所剩無幾，為了滿足城市的發展勢必要進行擴建，對耕地資源進行征用。在征用過程中要根據城鎮化的發展戰略和區域的發展情況進行合理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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