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論：我們為您整理了13篇中美貿易戰影響論文范文，供您借鑒以豐富您的創作。它們是您寫作時的寶貴資源，期望它們能夠激發您的創作靈感，讓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對于已爆發的中美貿易戰，做為投資者應該從多視角來考量。中國的很多進步都是有外力推動，此番貿易戰，將加速淘汰出口美國的低端污染產業，發展受制于美國的高端科技行業，從而助推中國經濟的產業升級，因此從中期看并非壞事。
當然具體到目前的盤中，陣痛是難以避免的。
篇2
篇3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年，我國GDP以年均9．4%的速度高速增長，2018年GDP總量首次超過90萬億元人民幣大關，為90．03萬億元人民幣，約合13．6萬億美元，人均GDP為9780美元，很快就要突破1．2萬美元這個世界銀行所定的高收入門檻線。作為處于中等收入階段的GDP總量世界第二的大國，我們內部的經濟結構在不斷地調整，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處于從高速度增長向高質量增長轉變的新常態，同時在過去幾年里我們外部還經受著中美貿易戰等一系列新的挑戰，我們的外部宏觀環境正面臨著系統性的重要轉變，這種內外結構與環境的變化也將是我們在未來“十四五”期間的持續的特點。2018年，我國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達183352億元，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為220906億元。而1978年則分別為1132．26億元和1122．09億元，可見增長迅猛。財政政策是為了實現國家某些目標的重要手段，財政的“收”與“支”的能力、體量、結構與影響都和發展階段及國際環境密切相關。我國的財政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也需要結合這些宏觀趨勢與外部環境的變化作出相應調整。
本經濟學博士論文的主要目的是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探討如何調整我國的財政政策。新結構經濟學是運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著重研究經濟結構及其變遷的決定因素及對經濟發展的含義，被認為是繼“結構主義”“新自由主義”之后的第三展經濟學思潮，由林毅夫教授首創。新結構經濟學強調“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主張要從本國發展階段與稟賦結構出發分析最適合自己的技術、產業結構、金融結構與政策，自然也就包括財政政策。
本經濟學博士論文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結合我國經濟正在同時進行的四個結構性過程闡述財政政策，第三部分是按照新結構經濟學對產業的五大分類來論述財政政策，第四部分是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探討各級政府官員的激勵以及財政政策的實施與執行過程，最后是總結。
二、四個同時進行的結構性過程與財政政策
從結構上看，我國目前正在同時經歷四個結構性過程，各自所對應的財政政策也需要作出相應調整。
第一，結構轉型(與產業升級)過程，即經濟結構隨著人均收入提高，農業比重不斷下降，制造業比重先上升后下降，服務業比重不斷上升，也就是所謂的庫茲涅茨事實;另一方面，產業之間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升級，產業鏈內部向微笑曲線兩端附加值高的部分升級。
第二，經濟轉軌過程，即從原來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改革轉變過程，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如何以合理的速度與次序糾正低效的政策，消除市場扭曲，優化資源配置，逐漸實現從計劃與市場雙軌向市場單軌轉變。這個過程中，如何保持合理的改革轉軌次序與速度，改革的倒逼機制是否有效，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Wang,2015)。
第三，經濟開放過程，即從原來相對比較封閉的經濟走向開放型經濟的過程，是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我國在貿易全球化方面進展突出，已經是世界最大的貿易國，而在資本全球化方面，人民幣已經進入SDR，我們現階段也在重點研究和推行與人民幣自由可兌換相關的匯率與資本流動管制問題。除了貿易流動、資本流動之外，還有技術流動。我國總體越來越接近世界技術前沿，在對現有國外技術的模仿吸收和自主創新這兩個方面的比重不斷調整，關于國際與國內的知識產權保護政策和力度也需要調整。
第四，大國崛起過程，即我國從原來的軍事、政治、外交等地緣政治方面的弱國逐漸向世界強國的崛起與復興的過程。這個過程中，難免會與現有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形成某些矛盾，甚至包括中美之間可能存在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問題。事實上，不僅是我國，還有很多其他國家，尤其是在世界經濟總量中份額不斷增長的新興市場經濟體，都有改革現有國際秩序的訴求。因為現有秩序是七十年前“二戰”結束時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產物，在不少方面已經滯后于這個時代了。
中國是人類歷史上到目前為止唯一的一個在同時經歷這四個結構性過程的大國，而財政政策與這四個結構性過程均密切相關，所以我們國家的財政政策也就顯得尤為復雜。具體而言，對于結構轉型與產業升級過程，財政政策體現在相關的稅收、補貼、基礎設施投資等很多相關方面，稅基也在隨著經濟結構發生變動，這些都與產業政策高度相關，后面會更具體地展開。對于經濟轉軌過程，我們需要研究和梳理中國的補貼與稅收政策，消除和糾正那些低效的或者無效的補貼，優化稅收結構，更好地糾正政府的“亂為”，發揮“有效市場”的作用。對于經濟開放過程，我們的財政收支越來越受到國際環境的影響，財政政策與國際貿易、資本和技術的流動纏繞在一起，影響國際收支平衡，而且作為大國也會影響國際。對于大國崛起過程，我們將不得不考慮那些與國防與經濟安全有關的戰略型產業的財政支持，比如，中美貿易戰過程中的芯片斷供問題、華為的問題，又比如與亞投行、“一帶一路”等相關的問題，等等。
現在有不少學者反對我國的積極的擴大政府支出的財政政策，主要是針對第二個過程，認為那會強化政府的“亂為”，不利于市場化改革和資源的優化配置。學術界達成共識比較多的是減稅政策，可是減稅的前提應該是切實降低政府開支，否則只能增加政府債務，從而提高通脹可能并增加宏觀風險。無法降低政府開支的所謂“結構性減稅”實際可行性是很低的。但是，經濟轉軌的改革過程本身也是需要有財政支撐的，其他三個結構性過程同樣也需要政府的因勢利導的作用，需要政府開支，有些方面甚至需要增加開支。因此，現階段似乎首先應該討論如何減少政府的低效開支，優化支出結構，進行結構性的開支削減，再來討論如何進行結構性減稅，否則稅只可能越減越多。
以上提到的四個結構性過程顯然并非獨立，而是互相交叉的。。我國正在經歷從農業到非農業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即結構轉型與產業升級過程。而在非農部門中存在一個“垂直結構”，即能源、金融、電力、通訊等幾個核心的上游部門主要由國有企業主導，具有較高的進入壁壘，市場結構偏向壟斷，產業偏向資本密集型。而下游的消費性制造業和消費業則已經放開，國有企業已經大量退出，并且由民營企業主導，進入壁壘比較低，市場結構更接近充分競爭。上游產業為下游產業提供中間產品與中間服務，所以存在投入—產出表的供應鏈關系。這里涉及國有企業改革等一系列市場化改革的經濟轉軌過程。與此同時，我國的下游民營企業是國際貿易的主力軍，特別是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民營企業更是積極參與貿易的全球化，持續保持第一大出口主體地位。而正因為中國巨大的經濟體量與“垂直結構”，使得大國崛起這個結構性過程受到全世界的高度關注并承受著巨大的地緣政治因素的影響。
深刻理解當前中國的這種宏觀經濟結構對于我們分析宏觀財政政策將很有幫助。譬如，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前，上游國有企業的平均利潤率高于下游的民營企業，但是2008年之后則相反。這是因為，2008年之前，中國下游產業放開，國退民進，下游部門的民營企業利用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廉價勞動力，并充分利用全球化過程將大量產品銷售到國際市場，在此過程中，下游民營企業需要不斷擴大生產規模，從而對于上游國有企業生產的中間產品與中間服務的需求也大量增加，進而上游國企的利潤率也就不斷提高。在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過程中，與土地相關的財政收入也在迅速提高。總體而言，無論是下游的民營企業還是上游的國有企業，所上繳的稅收在這段時期都在迅速增加。
然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后，我國的國企的利潤率開始大幅下降，重新回落到低于民營企業利潤率的狀態。這是因為，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后，我國下游民營企業面對的外需相對下降，因此下游民營企業的生產規模相對收縮，一部分民營企業破產退出市場，從而降低了對上游原材料與中間產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中上游的產業中的國有企業比重比較高，它們面對市場變化的調整速度可能比民營企業更慢，而且面對整體經濟衰退時，國有企業承擔的“保就業、保增長”等政策性負擔就變成顯性的約束，裁員率低、破產率低、投資減少率低，這就導致僵尸企業主要集中在中上游產業，而且國有企業的平均利潤率低于民營企業。我國的四萬億刺激政策，很大一部分通過國有企業的投資增加來實施，間接地通過“垂直結構”影響到產業鏈中的其他部門。對于這個擴張性的反周期的財政政策的效果評估，目前文獻中的學術研究還沒有考慮“垂直結構”，而“垂直結構”值得深入研究。
三、五大類產業劃分與財政政策
這一部分將著重從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視角結合產業升級過程來看我國的財政政策，因為產業升級中的諸多產業政策是財政政策的具體表現。新結構經濟學分析不僅關注總量指標，而且更加關注各不同發展階段下不同的產業結構等結構性的指標。在新結構經濟學中，我們將產業分為五大類，具體包括:戰略型產業、追趕型產業、領先型產業、轉進型產業和換道超車型產業(林毅夫、張軍、王勇、寇宗來，2018)［9］。按照這五大類劃分以后，針對中國的不同發展階段，需要適時分析在每一類產業的發展中政府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財政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進而對五大類產業制定不同的產業政策，從而確定財政的相應收支結構。
1．針對戰略型產業。比如戰斗機的研發時間很長，資本也非常密集，從經濟效益來說也許并不符合我們的比較優勢，相關企業的“自生能力”不見得很高，但是這些產業和部門涉及國防安全，需要維持必要的財政投入，而且特別是隨著前面提到的第四個結構性過程，即大國崛起過程，這樣的財政投入會不斷提高。再比如中美貿易戰中，高端芯片上我們被卡住脖子了，會使得整個產業鏈面臨癱瘓的危險，這涉及經濟安全，所以也有必要研究是否對此增加財政支持，鼓勵自主創新。
2．針對追趕型產業。我們與發達國家之間存在技術差距，各地政府可以通過招商引資，通過產業園區和其他方式對外資進行財政補貼，促進對先進技術的吸收與學習。不少實證研究表明，我國的出口加工區的產業政策成效總體是顯著的，支持產業發展的相關的基礎設施的改善力度也很大。但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特別是沿海發達地區，土地與勞動力成本越來越高，基礎設施存量已經相當高，在吸引投資方面，與其他地區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們可以提供的顯性的政策優惠空間是有限的，此時，如何注重改善產業的營商環境，提升軟的制度安排，降低企業交易成本和對人才的搜尋成本，為產業升級提供各種便利的服務，有利于產業向高附加值端升級，這些是產業政策或財政政策需要轉變的方向。
3．針對領先型產業。因為在技術條件上我們已經達到世界前沿，這種領先地位決定了企業主要靠研發創新來提升生產力。所以，如何在財政的收支政策上作出調整，以促進這些產業的自主研發就成為關鍵之舉。相應的，測度與評估我國研發投入上的財政支出的效率問題就十分重要，而這并不僅僅是微觀實證問題，也需要合適的宏觀框架來幫助我們思考。這涉及國家財政政策的傳導機制。在上一節中，我們論述了“垂直結構”，上下游所有制結構是非對稱的，市場結構也是非對稱的，下游更加突出競爭性，而上游則更加呈現出壟斷性特征。與此同時，“垂直結構”又結合著產業升級，從農業向非農業結構的轉型以及全球化的過程中，我國的財政政策，包括R＆D的補貼，很多時候是向國企集中的上游產業傾斜的，這個政策可以通過產業鏈傳遞到下游，傳遞到民營企業。比如，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我國的四萬億的刺激政策很大一部分是通過上游國有企業投資增加開始傳導的。換言之，我們是需要考慮產業內與產業間的外部性，考慮一般均衡效應的。
4．針對轉進型產業。一是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比如我國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向非洲的轉移。二是產能過剩比較嚴重的一些產業，比如“四萬億”之后的我國的平板玻璃、電解鋁、鋼材等等普遍存在“產能過剩”，而其中有些產業對于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而言又恰好是短缺的、需要的。如果把這些產業的部分產能適度轉移到有需要的國家去，就可以實現雙贏。導致產能過剩的原因，大致可以分成兩類。第一類是低效產能無法及時去除的問題，也就是僵尸企業問題。我們的研究發現，2008年之后，我們國家越是上游的產業，僵尸企業的比重越高，這些企業一直享受財政補貼，對戰略性產業或許是必要的，但對部分非戰略型上游行業，就不應將“戰略性”作為提供保護補貼的借口，而是要降低進入壁壘，允許更多民營企業進入，打破國企壟斷，消滅僵尸企業，提高產業效率，提升產品質量。第二類是產業本身技術水平已經比較發達，但是因為政策補貼等原因，導致在國內供過于求。比如在化肥、光伏等產業上，我們實際已經屬于領先型產業，技術已經居于世界前沿，但產能特別高，而非洲和中亞等一些發展中國家需要發展農業，需要能源基礎設施建設，把這些產業引入到“一帶一路”這些國家，并不是淘汰落后產能，而是完全可以實現雙贏的。
從產業國際轉移和對外投資援助的角度，中國作為大國的這些對外的財政政策可能也具有一定的乘數效應。因為這些政策如果真的有助于非洲等的低收入國家變得更加富有，對中國也意味著將有更大的世界市場，進而拉動中國其他產業的出口，提高GDP.當然，這不是“凱恩斯主義”的短期的反周期政策，而是“超越凱恩斯主義”的長期的具有生產性的政策。同時，這不是通過擴大內需產生的“乘數”效應，而是通過擴大長期的外需產生的“乘數”效應，周期會更加長，還有，只有中國這樣的大國，這種通過外需的乘數效應才可能會被政策部門進行內生化考慮，這與新加坡不同。當然，這只是理論上的一種可能性，需要繼續做進一步的相關研究。
5．針對換道超車型產業。因為研發周期短，所需要的人力資本密集，而且這些產業在目前的發達國家也被認為是高端新興產業，比如我們的網絡支付產業、5G都處于國際領先水平，相對于我們國家的總體發展階段而言，我們在這些產業上水平明顯“超車”了。結合之前講到的“大國崛起”過程，如何更好地在財政上對于這些產業予以服務，在相關人才培養上如何在財政上給予傾斜，走向國際化方面政府如何更好地發揮因勢利導的有為作用，如何更好地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這些都需要進一步研究。
以上這些雖然主要是從產業政策的角度去闡述，但是即使是一項貌似產業中性的總量的財政政策，對于以上五種不同的產業的影響常常是非中性的，從而對于不同地區，或者同一地區的不同發展階段的影響都是不同的。
四、各級政府官員的激勵問題與財政政策的執行效果
政府與市場的合理角色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應該有所不同［12］。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央地關系如何調整，對地方政府官員的考核辦法如何調整都是我們應當關注的重要問題。原來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對于產品市場的促進效果明顯，但要素市場改革本質是一體化的問題，各地區利益存在差異，需要中央政府來推動改革。同樣道理，不同的稅種，央地兩級各自分到的稅收收入比重，都會影響稅收執行的力度。如果考核地方官員政績的重要指標是GDP增長速度，那么追求晉升的官員會理性地選擇如何在短期內通過增加政府投資來提高GDP,政府開支就會內生地拉高;即使被迫減稅，地方政府也會有激勵地去增加收費，或者通過增加地方債務的方式去拉高投資。如果地方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也是考核地方官員政績的重要評價指標之一，那么就顯然不利于減稅。如果失業率與維穩問題是考核地方官員政績的高壓線，那么在僵尸企業比例較高、民營企業相對弱小的地區，地方政府就會有足夠的動機去繼續補貼僵尸企業，即使導致資源錯配。之前的分析中提到，作為發展中國家，對于產業升級我們的確需要政府去做配套的基礎設施投資，但是如何保證這些投資的效率足夠高，是具有長期建設性的，這些都與地方官員任期、考核方式等決定的激勵機制有關，與政治體制有關［14］。總之，有效的財政政策的落實執行，最終都要依靠各級政府的官員，所以對他們的考核標準將對財政政策產生重要影響。
總結
本經濟學博士論文嘗試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分析我國的財政政策。我們的分析強調，我國正在同時經歷結構轉型、經濟轉軌、對外開放以及大國崛起這四個結構性的過程，是一個處于中等收入階段的大國，而且具有“垂直結構”的顯著特點。同時，按照新結構經濟學的劃分，“戰略型”“追趕型”“領先型”“轉進型”“換道超車型”這五大類產業共存。不同地區的發展不平衡，即便同一個產業在不同地方發展階段也不一樣，有些產業內部可能在微笑曲線的底端，有些在微笑曲線的上端。這些結構性差異要求我們必須結合發展階段，結合經濟結構，結合外部宏觀環境，結合各級政府官員考核激勵機制來全面考慮我國財政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以及如何評估政策效果。以上這些都屬于新結構經濟學所強調的“有為政府”在財政政策這個具體問題上的分析視角。
【經濟學博士論文參考文獻】
［1］王勇:《新結構經濟學思與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2］趙秋運、王勇:《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溯源與進展———慶祝林毅夫教授回國從教30周年》，《財經研究》2018年第9期.
［3］李系、劉學文、王勇:《一個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型》，《經濟學報》2014年第4期.
［4］王勇:《“垂直結構”下的國有企業改革》，《國際經濟評論》2017年第5期.
［5］王勇:《中國經濟增速下滑主因是需求還是供給?》，《學習與探索》2018年第10期.
［6］林毅夫、張軍、王勇、寇宗來:《產業政策:總結、反思與展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
篇4
《國際貿易理論》是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開設的專業基礎課程，其教學目標是通過教學使學生掌握國際貿易的基本知識和理論，并對國際商品交換的一般規律進行探索，為后續《國際貿易實務》等專業課程奠定知識基礎。從中可以看出《國際貿易理論》既涉及經濟學理論在實踐中的具體實用，又為以后實踐類課程提供理論指導，在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學生應用能力培養中占有核心地位。因此，《國際貿易理論》課程更應該以學生應用能力培養為核心在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和考核方式上進行變革，體現地方應用型本科高校的辦學宗旨，同時，引領其它專業課程的教學改革。
（二）社會和市場的要求
隨著我國高等教育從精英化教育向大眾化教育轉變，高校畢業生就業壓力日益增大，一方面畢業生越來越多，另一方面，企業對高校畢業生應用能力的要求也越來越高，要求入職后，能迅速進入工作狀態，為企業創造效益。因此，轉變傳統知識灌輸的教育方式，切實提高學生應用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已經成為了高校刻不容緩的任務。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也明確指出要加大應用型、復合型、技能型人才培養力度。所以，為適應社會和市場的需求，為學生就業奠定基礎，《國際貿易理論》也應該以知識為基礎，以外貿應用能力為導向，不斷進行教學改革。
二、傳統《國際貿易理論》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一）教學方法單一
《國際貿易理論》課程涉及面廣、理論性強，理解和掌握相對較難；同時，由于就業的壓力，學生中普遍存在輕理論課、重實務課的現象，為吸引學生興趣，對《國際貿易理論》教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傳統教學中，以教師講授為主，學生被動接受知識，難以調動學生的學習的積極性和參與教學過程的主動性。導致課上教學效果不好，學生課下也難以主動預習，只是期末時為應付考試才會死記硬背，對知識本身并沒有深入了解，短時間內又會很快忘記，嚴重影響了教學目標的實現。
（二）教學內容重理論、輕實踐
高等院校中的專業教師大都是從學校畢業后直接到高校工作，有著深厚的理論功底，但缺少在外貿企業工作的實際經驗，對國際貿易知識的傳授只能依靠書本知識，很難結合國際貿易發展的現實以及外貿企業實際運營展開，不僅無法體現《國際貿易理論》課程理論指導實踐的作用，內容也相對枯燥，學生很容易產生抵觸心理。
（三）教學手段落后
目前，多媒體授課已經在高校內普及，但效果并不如預期得好。一是國際貿易專業課教師多專精于本領域知識，多媒體技術有限，難以設計出高水平的多媒體課件。二是一部分教師雖然使用多媒體，但只是將教案內容的要點簡單復制到了多媒體課件上，將多媒體看成了電子的教案，并沒有發揮多媒體在教學中應有的作用。
（四）考核方式單一
當前大多數學校的國際貿易課程的考核方式仍然是采取傳統的“一卷定終身”的期末考試方式。但單純的一次考試并不能真正反映學生對課程知識的掌握情況，無法排除偶然性因素對成績帶來的影響，對學生來講并不公平。同時，大多數學生只要在期末死記硬背，就可以應付過考試，只鍛煉了學生的短期記憶力，無法考察學生靈活運用知識，解釋現實的能力，對于學生綜合能力的培養作用并不大。對于教師來講，也無法及時通過考核反思教學中存在的問題，提高教學效果。
（五）教材內容滯后
教材是教師授課和學生課下學習的重要參考，教材選用是否合適直接關系著教學效果的好壞。現有的教材中知識更新速度較慢，無法緊跟國際貿易發展實際與理論發展的最前沿。如國際貿易理論部分，教材的重點依然在古典貿易理論與要素稟賦論，二戰后的新貿易理論只是簡單介紹，而21世紀以來新興的新新貿易理論更是少有涉及。在非關稅壁壘部分中，對于日益流行的環境壁壘和道德壁壘也少有教材能夠詳細的分析。
三、《國際貿易理論》課程改革的探索
基于以上《國際貿易理論》教學中常見的問題，以及多年的教學實踐，對于課程的教學改革，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以學生為中心，建立現代化的教學模式
傳統的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已經無法滿足現代教學的需要，要將學生的注意力從手機上吸引回課堂上，必須要加強師生互動，建立起以教師主導、學生為中心的現代教學模式。具體可以有以下幾種做法：一是案例教學法。案例教學法靈活多樣，在任何知識點上只要選擇好合適的案例都可以采用；同時，對真實案例進行分析，與貿易發展實際結合，不僅可以培養學生分析現實問題的能力，也可以最大限度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如在貿易摩擦的講解中可以以2018年中美貿易戰為例，從經濟、政治、文化多個角度分析貿易戰爆發的原因、影響和后果，不僅可以吸引學生的興趣，通過分析也使學生對國家之間的貿易關系有了深入的理解。二是翻轉課堂。教師課前提前準備好如文獻、慕課或微視頻等資料，設定問題，讓學生學習、思考，課上一起交流討論。可以最大限度調動學生課下學習的主動性，也能鍛煉學生的表達、思辨和搜集資料的能力。
（二）加強教師隊伍建設
師資隊伍是課程建設和改革的關鍵，要通過各種方式不斷提高教師的教學能力。一是要鼓勵授課教師外出學習或進修，積極參加本領域的學術會議，不斷更新專業知識，緊跟國際貿易的最新動態與學術前沿，提高傳授知識與分析現實的能力。二是選派教師到外貿企業掛職鍛煉，熟悉對外貿易的具體操作環節，提升教師的實踐能力，才能在教學中有的放矢，不會造成教學內容與現實的脫節。三是可以從外貿企業引入工作經驗豐富的兼職教師，組建高水平的校外兼職教師隊伍，以解決校內教師實踐經驗不足的問題[1]。
（三）善于利用現代化的教學手段
首先，要使教師樹立正確多媒體教學觀，多媒體是可以激發教學活力和學生學習興趣的有效手段，而不是減少教師付出，輕松復制教案內容，懶漢式教學的工具。要認識到多媒體可以在單位時間內立體形象地傳輸和表達大量信息[2]，可以更好的將知識展示給學生，提高教學效果。特別是在《國際貿易理論》教學中，涉及世界及其他國家的地理、經濟和政策，學生理解起來比較抽象，而通過視頻、圖片等方式展示更具體形象，學生理解和記憶也較為容易。其次，要通過定期培訓與多媒體課件競賽等方式提高教師多媒體技術，鼓勵教師制作好多媒體課件，利用好多媒體教學手段。院系還要定期對教師多媒體課件進行檢查，督促教師不斷更新、完善多媒體課件。
（四）建立多元化的考核方式
篇5
一、引言
隨著國際貿易發展的自由化趨勢，尤其是隨著人類環保意識的增強，國際貿易中的保護措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中，作為國際貿易中非關稅壁壘之一的技術性貿易壁壘措施日趨增多。技術性貿易壁壘（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tbt）是指一國政府或非政府機構以維護國家或區域基本安全、保障人類健康和安全、保護動植物健康和安全、保護環境、防止欺詐行為、保證產品質量等為由而采取的一些強制性或非強制性的技術性措施或法規，這些措施和法規對其他國家或區域組織的商品、服務和投資進入該國或該區域市場產生影響。tbt形式繁多，大致可歸為五大類，即技術標準與法規，合格評定程序；商品檢疫檢驗措施；包裝標志和標簽要求；信息技術壁壘；綠色壁壘等。
我國自2001年加入wto以來，已經遭遇了多次商品出口被拒的事件，給我國造成了很大損失，國人對技術性貿易壁壘更多是持一種批判態度。事實上，在國際分工格局變化的今天，技術性貿易壁壘在國際貿易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不過技術性貿易壁壘是一把“雙刃劍”，它一方面起著維護國家安全，保障人類、動植物的生命和健康及促進技術進步等積極作用，而另一方面它又可能會引發貿易爭端，封閉市場，阻礙經濟增長。因此，不同利益主體對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價值判斷是不同的，甚至會出現激烈的沖突。客觀理性地認識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功能，不僅是一個理論命題，而且直接影響著我們對技術性貿易壁壘的態度，進而影響有關決策。本文主要討論技術性貿易壁壘的雙重社會功能，以期有助于人們更為準確地理解技術性貿易壁壘。
二、技術性貿易壁壘有利于社會進步
合理的技術性貿易措施可以保護環境，保障人類及動植物的健康和安全，提高生活質量。隨著經濟全球化和自由化的發展，國際貿易在給各國人民帶來巨大的利益和便利同時，也產生了嚴重的環境問題。由于資源的過度開發，污染物過量排放，對環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壞。技術壁壘之所以能在wto規則體系下存在與發展，最重要的是技術標準體現了對產品質量、產品安全、生命安全和環境保護的關懷，因此，也體現了對人類的福利和動植物的安全的終極關懷。技術性貿易壁壘就是為了消除這種威脅而制定的。例如，技術性貿易壁壘對食品衛生的要求正成為國際貿易的熱點，這是因為在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同時，人類和動植物卻面臨著更多的安全挑戰。有些病蟲如松樹線蟲，一旦由出口產品帶入進口國，很容易在進口國領土上“定居”繁衍，造成危害。于是目的明確、用意良好的食品檢驗檢疫和食品標準措施在國際貿易中得到了應用。
當今人們的價值觀已經開始由重視物質價值轉向以強調非物質價值的綠色價值觀，尤其在發達國家綠色消費觀念深入人心。消費者對綠色產品的偏好和需求促進了國際貿易中綠色產品市場的擴大，為發達國家制定較高的環境保護標準提供了市場基礎，使某些國家可以借保護自然資源、保護人類和動植物的健康為理由，提高環境水平、設置技術性貿易壁壘。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由于環保技術落后，過于追求低成本等原因，采用的環境標準低于發達國家，這就為發達國家采用技術性貿易壁壘限制商品進口提供了現實可能性。國際貿易中也存在不合格、甚至是假冒偽劣產品，如不安全家電、不安全兒童玩具、含汞化妝品、假藥、舊服裝、未經過安全證明的轉基因食品、農藥含量超標的食品等。如果不對這些商品的國際貿易嚴加限制，就會危害進口國國民的健康，因此，為了保護消費者健康，在貿易中加強檢驗、檢疫措施極為重要。國際社會和世界各國完全有必要就各種商品制定相關的技術規章、技術標準、認證程序、包裝與標簽的要求等技術性貿易措施。一旦這些措施超出wto有關協議的規定與約束，就成為阻礙商品貿易的壁壘。
日趨成熟的消費群體對生命健康的重視，對消費的產品質量和檔次的要求不斷提高，技術貿易壁壘措施產生并在國際貿易中得到了應用。同時，隨著新化學物質不斷增多，導致近十多年以來，全球環境日益惡化，嚴重地威脅到人類的健康和動植物的安全。氣候變化、臭氧層損耗、溫室效應、越界空氣污染、水污染、食品污染、海洋污染、有毒有害與危險廢物的處理，以及包括干旱和沙漠化在內的土地資源退化、森林破壞、酸雨沉降、物種滅絕等，使生態平衡遭到嚴重地破壞。對于日益惡化的生態環境，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出現對其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保護健康與安全，促進公共目標的實現。技術法規與標準吸引著一個面臨相似問題并能產生共同的消費利益的群體。在這個意義上說，技術標準與技術法規本身就是公共產品。比如制定有關廢氣排放量的技術法規與標準有助于保持清潔空氣；可以保障人民健康和安全，如強制規定產品的安全標準可以保護消費者的健康甚至生命；一國建立有效的tbt體系可以幫助其維護基本的安全。在國際貿易領域，以保護環境為目的而采取限制甚至禁止貿易的措施即綠色壁壘，一方面限制甚至禁止了嚴重危害生態環境產品的國際貿易與投資。另一方面，又為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產業創造了新的發展空間，這些產業將成為國際貿易和投資新的增長點，從而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達到保護生態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的。
三、技術性貿易壁壘會損害社會公平
雖然技術性貿易壁壘在保護環境和健康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在實施過程中技術性貿易壁壘往往在環保綠色、安全衛生等名義的掩護下，打著合法的外衣行貿易保護之實。許多發達國家積極制定標準法規，為技術貿易壁壘提供法律支持。技術性貿易壁壘或者通過其數量控制機制的作用將外國產品阻擋在國門之外；或者通過價格控制機制，抬高進口商品的價格，從而使出口方的經濟利益受到損害。為了維護自身經濟利益，出口方往往會對對方采取貿易報復措施，從而引起貿易糾紛和貿易戰。目前，技術性貿易壁壘已經成為貿易爭端的重要領域。在世貿組織爭端解決的案例中，技術貿易壁壘就占據了28個，雙邊貿易中的技術壁壘爭端更是層出不窮。
技術性貿易壁壘經常會被用為經濟制裁的手段。在國際社會中常常會出現某些國家由于一些政治原因而對其他國家進行經濟制裁。例如發展中國家就是發達國家制裁的主要對象。發展中國家作為世界政治經濟的一支重要力量，要求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必然與發達國家控制的現行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發生沖突。而西方發達國家倚仗其強大的經濟實力，不斷對發展中國家施加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壓力，干涉發展中國家的內部事務，尋找各種借口對不合他們胃口的發展中國家實行經濟制裁或禁運。這種強權政治的行徑遭到了發展中國家日益強烈的反對和抵制，效果越來越差。這時由于技術性貿易壁壘具有廣泛性、形式上的合法性及保護方式的隱蔽性等特點而常被使用。
根據wto有關協定要求，在運用tbt時，不得任意采取不合理的歧視手段。但實際上，由于很難界定合法性和歧視性，加上tbt涉及面廣，有關風險評估、科學論證及合理保護水平等常常引起爭議，tbt較易被濫用，成為貿易保護主義的工具。發達國家利用tbt的合法性，變相推行貿易保護主義，其直接影響，就是發展中國家的許多產品由于技術、環保或勞工等因素無法進入目標市場或被迫退出目標市場。發達國家通過制定法規、法令等方式設置的技術壁壘的程度非常高，其中美國有2.5萬個，英國有2.2萬個，法國有1.6萬個，日本僅在農殘量方面的技術標準就達6000多個，這樣就導致發展中國家的許多種產品無法進入這些發達國家的市場。比如在肉類生產上我國一直居世界首位，但由于美國檢驗局采用拖延方式拒絕接受我國企業進行有關檢驗、審查申請，使我國對美國的肉類出口仍是空白；在機電產品方面，由于歐美等國嚴格規定機電產品的性能、排污量限制、兼容性、可回收率、節能性等，給發展中國家的機電產品出口帶來了許多障礙；在紡織品方面，歐美調整了原產地規則，輕而易舉地就達到了限制的目的；在化工產品、藥品等方面也受到了很大的影響，這就給市場準入帶來了相當大的難度。造成這種狀況原因有三個：一是我國出口產品不符合進口國的標準要求，被拒之門外；二是貿易對象國任意提高標準，致使出口企業無法達到；三是標準提高增加了出口成本，一些出口企業無法承擔費用，不得不退出市場。
四、簡要結論
技術性貿易壁壘可以促進社會進步，有助于環境、健康等社會目標的實現，并具有利于促進國際貿易的一面，但同時會損害社會公平，成為一些國家變相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工具。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同時作為一個正在復興的大國，從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的角度出發，更加理性地看待各國的技術性貿易壁壘，而不是只停留在一般的應對國際貿易中層出不窮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和貿易糾紛。我們必須積極適應經濟全球化的熱潮，正視技術性貿易壁壘，并以正確的態度，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建立自己的技術性貿易壁壘體系。
參考文獻：
1.李樹．技術性貿易壁壘的設置與我國的策略選擇［j］．改革，2003（06）
2.盧明袆．論國際貿易中的技術性貿易壁壘［d］．外交學院，2006
3.柯大鋼，馮宗憲．技術壁壘及其跨越方式［j］．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1）
4.高瀏琛．tbt發展動態與對策研究［j］．北方經貿，2004（04）
5.周正祥，周建華．技術貿易壁壘影響我國出口的原因分析［j］．長沙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03）
6.白雪華.tbt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及對策分析［d］.東北財經大學，2005
7.劉映華，馬曉峰.sps協議下的國際貿易［j］.遼寧經濟，2006（08）
8.洪金瑩．技術性貿易壁壘對我國國際貿易的影響［j］.當代經理人（下旬刊），2006（12）
篇6
一、簡析中國對外貿易摩擦狀況
(一)從全球貿易摩擦角度分析
金融危機爆發后,在各國都致力于保護本國經濟的情況下,中國遭受貿易摩擦的情況與往年相比有所增加。根據世貿組織秘書處最新的統計,2009年截至11月30日,共有19個國家(地區)對我國發起102起貿易救濟調查,涉案總額約有116. 8億美元,涉案金額1億美元以上的貿易救濟調查有17起。這是中國從2002年以來,首次遭受貿易救濟調查超過100起,而且在8月涉案金額就已經超過了100億美元。從1995年以來,中國一直都是遭受反傾銷調查數量最多的國家,其中已連續3年(2007-2009年)成為全球遭遇反補貼調查最多的國家,對中國實施的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數量也是出現增長的狀態。由此可見,隨著中國對外貿易的不斷發展,中國將成為全球國際貿易摩擦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國家。
(二)中國貿易摩擦的時間縱向發展
因為中國一直是遭到反傾銷調查最頻繁的國家,同時反傾銷調查也是我國遭受貿易摩擦最主要的方式,所以就以反傾銷為例來分析我國貿易摩擦的歷史發展狀況。
2008年,國外對我國啟動了73起反傾銷調查,2009年1月到9月,反傾銷調查已多達64起,見圖1。
總體發展趨勢由圖1可以看出,對我國反傾銷的立案數量呈穩步上升趨勢。隨著中國越來越多地參加世界貿易分工,將面臨更多的貿易沖突和矛盾,可以說,中國進人了一個“國際經濟貿易摩擦的時代”。但是我們沒有必要將過多的筆墨放在強調中國貿易摩擦的嚴峻形勢上,而主要是將重點放在如何去理解和運用這種歷史的必然性;如何看到貿易摩擦所帶來的積極的一面;如何推動中國外貿的加速改革,同時融入中國的特色來制定更加符合中國國情的戰略方針和政策。筆者主要將重點放在了如何理解貿易摩擦的周期性上,以解釋中國貿易摩擦現狀的合理性和歷史必然性。
二、中國貿易摩擦現狀的理論依據與例證分析
眾多的學者從不同角度對一國的發展對他國的影響進行了研究,這些研究可以用于理解為什么中國的發展伴隨著貿易摩擦形勢日益嚴重的歷史必然性。以下對當前相關研究作了簡要綜述,同時以理論為依據,分析了中國、美國、歐盟和日本的相對優勢變化。
(一)理論依據
1.比較優勢理論
國際貿易理論是理論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成為當今進行自由貿易的理論依據,在此基礎上發展的要素察賦理論更進一步支持了每個國家都應集中生產并出口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其具有“比較劣勢”的產品的觀點。以此觀點為依據,中國在進出口貿易的過程中,將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重點,以出口導向型戰略為指導,進行充分的自由貿易。幾十年的改革開放實踐證明,雖然中國的外匯儲備在不斷擴大,貿易順差也在不斷增加,但是伴隨著同步增加的還有中國和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特別是與美國、歐盟等大國和地區之間的爭端。因為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大量的涌向他國,使其他國家相關產業受到一定的沖擊,從而引發他國內的失業、產業結構不平衡等社會經濟問題。為了轉嫁社會矛盾,他國會對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貿易提出抗議和制裁,同時還會從其他產業的貿易層面制造爭端。總之,由比較優勢理論支撐的自由貿易的發展會伴隨著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從而形成貿易摩擦的局面。
2.國家生命周期論
國家生命周期理論是胡鞍鋼教授借鑒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提出的,他認為中國經歷并將經歷的不同四大發展時期:從1400-1800年,經濟強國和世界經濟的中心期。1820-195。年,現代化落伍者與經濟大國的衰落期。1951-2020年,經濟追趕期。2020-2050年,經濟強國期。特別強調的是1980-2020年為中國迅速發展的時期,由于一個國家的興起,意味著該國的國際社會地位的上升,將要分享原有國際體系中強勢國的主導權,必然會產生各種各樣的沖突,其中貿易摩擦的發生也是在所難免的。
3.霸權周期論
這一理論有助于充分理解中美貿易摩擦頻繁發生的原因所在。任何霸權國家都不可避免地會走向霸權的衰退和瓦解,但是古往今來,卻沒有一個國家愿意主動放棄它在霸權體系中所占據的優勢和特權。卡贊斯坦(Katzenstein)的研究表明,在國際政治經濟霸權的周期變化中,往往會帶來頻繁的經濟摩擦。之所以中美貿易是中國對外貿易摩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因為美國作為霸權國家期間構筑起自由貿易體制并竭力維持,導致貿易爭端不斷。但要說明的是,運用該理論并不是說中國追尋世界的霸權,而是中國的發展不斷沖擊著美國霸權的地位,頻繁的中美貿易摩擦也是中國和平崛起的歷史產物。
4.從國家福利看
眾多學者從理論分析及實證檢驗得出了一個普遍認同的基本觀點:較發達國家與較落后國家進行貿易,較落后國家的實力增強將有助于本國福利水平的提高,但是當其增強集中到某一方面,或到達一定水平后,其繼續的發展會減少較發達國家的福利水平。較發達國家為了保持本國的福利水平會采取一定的貿易保護措施,由此貿易摩擦將會增加。隨著中國不斷地改革開放,不斷地學習吸引國外的先進技術和雄厚資金,貿易順差的不斷擴大,國際地位越來越高等種種因素綜合起來,不難看出,中國與他國頻繁的貿
易是肯定會有摩擦的。
5.國際摩擦“倒U”曲線
中國人民大學周立教授提出了國際摩擦“倒U"曲線的概念困。即崛起之前,國際交往較少,利益沖突不多。崛起時期,由于要打破以往的國家政治經濟格局,國際摩擦大幅度上升。待崛起成為既成事實,被世界廣泛認可后,摩擦就會減少,見圖2。
由國家生命周期理論可知中國正處于快速發展崛起的時期,國際摩擦包括經濟摩擦和政治摩擦以及文化上的沖擊都應處于并且將長期處于倒U曲線的上升或波峰階段。
綜上所述,說明面臨嚴峻的貿易摩擦,并不是中國發展過程中獨有的特點,而是每個國家由落后到先進、由發展向發達國家轉換過程中都會經歷的困難階段。因此,我們應該更加冷靜、客觀、積極地去接受這一歷史發展的結果,借鑒他國發展經驗,為我國對外經濟的發展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建議和對策。
(二)借鑒美國、日本、歐盟與中國之間的貿易爭端歷程診釋理論的現實意義
1.各國經濟發展特點及比較
因為本文的重點不在于討論各國經濟實力的對比,所以就簡單應用各國GDP的增速來大體上對四個國家的經濟實力發展趨勢對比做一個表述,以便為后文各國爭端歷程的演變作鋪墊。搜尋了一些權威的官方網站,摘錄出了中國、歐盟、日本和美國四個國家或區域的實際GDP ( Real GDP)從1995-.2008年的年平均增長率,見圖3。在進行具體的分析之前,有幾點要說明:(1)之所以選擇從1995開始,是考慮到WTO的建立,正式的國際爭端記錄更加準確可靠,便于分析;(2)由于數據資料的可提供性有限,沒有完全繪制出美國的GDP增長曲線,但對整個分析沒有太大的影響(見第三點);(3)在這四個國家或地區中,將重點放在分析日本和歐盟的經濟變化態勢上。因為整個的國際大背景很明確,美國從二戰至今,無論從經濟上看還是從政治上看,一直是世界的超級大國。因此不管美國哪一年經濟形勢是好或是差,為了維護自身的霸權地位,必定與各個興起的國家產生眾多的經濟摩擦爭端。中國在人世之后,作為“過渡之中的市場經濟”國家,經濟的發展和開放與社會體制的問題,必然會給中國帶來眾多的貿易摩擦和爭端。簡而言之,美國與各國的貿易爭端嚴峻的形勢和中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的增多這兩個現象是歷史的必然,在以下分析中不用著重強調;(4)對圖3的分析應該以相對變化趨勢為基礎,而不能以絕對值的對比為基礎。因為國家的具體國情和發展階段不同,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增長速度必然慢于一些興起的發展中國家的增長速度,所以絕對值的比較是沒有實質的意義的。
(1>中國與美國。中國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其發展的速度是由慢逐步加快,在圖3中形成一個波谷到波峰的形狀,由2003年開始增速呈上升趨勢。美國的數據不完整,在圖3中沒有完全表現其趨勢,不過可以確定一點是美國的GDP增長速度至今是比較平穩地維持在2%~4%之間。
(2)日本。由圖3中看出,日本的經濟增長非常緩慢,甚至長期出現負增長。顯而易見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經濟出現了衰退現象。
究其原因有多重因素:(1)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總統里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帶領著發達國家開始了新一輪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向自由主義體制方向轉變。這一輪改革促進了歐美國家的產業結構升級,投資環境優化等;(2)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以高新技術產業為核心內容的所謂“新經濟”的成型,使得美國這樣一些西方發達國家通過技術創新方面的優勢重新獲得了國際市場當中的競爭力,而同時日本在傳統制造業方面所獲得的競爭優勢被逐漸抵消;(3)歐美制造業向落后國家和地區的轉移以及西方發達國家內部進行的以“新自由主義”為方向的體制改革,則從降低政府規制等方面提升了包括傳統制造業部門在內.的各種企業的活力,在傳統制造業內部逐步抵消了日本在傳統制造業方面曾經具有的競爭優勢;<4)美國在日本等國的挑戰面前逐步放棄曾經給予日本的不對稱貿易政策,并要求日元逐步升值以減少日本對美國的巨額貿易順差。日本一方面在傳統制造業領域的競爭優勢逐漸喪失;另一方面在高新技術產業領域又落在了美國的后面,所以最終引發了自20世紀90年代起延續至今的經濟衰退。可以看到在2005-2008年,日本隨著全球經濟形勢的好轉,又有加速發展趨勢,但是明顯不及歐盟在這一歷史階段的發展態勢。
<3)歐盟。由圖3可以看到,歐盟在20世紀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的確具有優越的發展趨勢,其GDP增速保持在3%左右。并且歐盟乘著國際經濟的大好形勢,由封閉逐漸走向開放,以貿易帶動經濟的發展。據統計,目前即使是包括反傾銷稅在內,歐盟按貿易額加權平均的關稅也只有300,遠低于大多數的發達國家,同時,歐元區的對外開放程度是要大于美國與日本的,見表1;其次,歐盟也日趨重視多邊性的國際經濟合作,也加強了與歐盟以外的國家與地區的聯系,尤其還把發展與第三世界國家的雙邊貿易網絡作為其對外經濟關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由此可見,歐盟的經濟發展已經對世界經濟產生越來越重要的影響,無論是從現存狀態還是從發展趨勢上,歐盟都是和美國對抗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2.一國或地區經濟發展與貿易摩擦狀況的關系研究
為了研究兩國之間的貿易摩擦狀況,此處采用了貿易爭端(Disputes)作為貿易摩擦的代表,原因是數據容易從WTO官方網站上獲得,并且統計標準統一準確。數據采用的是從1995---2009年9月截止的發生在中國、美國、日本和歐盟之間的貿易爭端數量,其中分為原告國(Compliant)和被告國(Re-spondent)。
研究目的:
(1)驗證四國之一作為原告國與他國或地區產生的貿易爭端數量隨時間的變化是否存在一定的規律性。
(2)在上一部分分析的時間段(1995-2009年)各國或地區經濟發展的特點和趨勢的基礎上,是否能夠證明貿易爭端數量與經濟發展的階段是有相關聯性的。
<3)最終目的是要證明:若前面兩點都成立,則充分說明中國現在的貿易摩擦的嚴峻形勢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以美國作為原告國,與其他三個國家和地區之間的貿易爭端發展趨勢見圖4。
由圖4的不同國家的線條可以清晰看到,的確存在與美國的主要貿易爭端國時間替代的態勢。圖4可以分為三個不同的階段:從1995--1997年,貿易爭端國主要是日本和歐盟;從1997-2005年,貿易爭端國主要是歐盟,美國與日本之間的貿易爭端已經逐漸的減少,有幾年持續為零爭端。從2005年起,中國接住了這一接力棒,成為了與美國主要的貿易爭端國。
這種替換變化的態勢也是和經濟發展狀況密切相關的。這里要補充的是在20世紀90年代前期,日本利用了相對西方國家而言更為低廉的勞動力成本、更高的勞動強度或勞動參與度、技術改進方面的某些優勢等不斷地發展自己,同時美國出于冷戰的需要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對日本采取不對稱貿易政策。由于各種各樣的政治經濟原因,日本制造業蒸蒸日上,國際競爭力越來越強,對外貿易(尤其是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越來越大,以美元計算的貨幣儲備額也越來越多。這就嚴重威脅了美國的經濟利益和霸權地位,那時美、日貿易摩擦是非常頻繁的。雖然在90年代日本經濟逐漸在衰退,但其國際影響力并不會馬上消失,所以產生了圖4中的第一階段的情況。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日本的勢力會逐漸的削弱,同時,歐盟的成立并且更加開放型的發展,其經濟的勢力逐漸又觸及到了美國的敏感點,貿易爭端逐漸又增多,到達了第二階段。最后,中國經濟的崛起,又使美國感到新的威脅的存在,第三個階段隨之產生。
第二,以歐盟作為原告國,與其他三個國家之間的貿易爭端發展趨勢見圖5。
如同美國作為原告國的分析一樣,當歐盟作為原告國時,將這一 時期也大體上分為三個階段:從1995--1999年為第一階段,存在著日本與歐盟的貿易爭端;從1999—2005年,只有美國與歐盟之間的爭端;從2005 --2009年,中國與歐盟國家也開始出現了貿易爭端。其階段劃分也與經濟發展趨勢相一致,具體如同美國作為原告國,在這就不贅述。
但要提出一個特別之點,美國作為超級大國.與各個國家和地區之間的貿易爭端摩擦的頻繁性應該作為一個背景來考慮,而不是作為一個分析要素納人研究的因素中。從圖5看,在這一階段,雖然有日本和中國與歐盟的貿易爭端的出現,但是美國與歐盟的貿易爭端肯定是具有顛覆性和決定性的,也是最為頻繁的。所以著重從圖5中得出貿易摩擦歷史發展的趨勢與各國經濟發展是具有一致性的結果。
第三,以日本和中國作為原告國,與其他三個國家或地區之間的貿易爭端發展趨勢見圖6和圖7。
這里只簡要強調貿易爭端國之間的一種替代和周期性的現象。有趣的是在日本和中國分別與他國出現貿易爭端的發展過程中,其貿易爭端國家之間可能的替代時間和對象都一致的,即都是從2007年開始與歐盟的貿易爭端開始顯著地出現。周期性在圖6中體現得非常的明顯,主要貿易爭端國由美國開始轉向歐盟,這與歐盟的不斷壯大和成熟、美國的“老年化”密切相關。
由這一小部分圖表的分析可以得出結論,從歷史的角度看,國家一定是在不斷地發展壯大的,其發展壯大的過程也就必然伴隨著持續不斷地摩擦,這里主要強調的是貿易摩擦。但同時特定兩國之間的摩擦又是具有周期性的,隨著國家發展的階段不同,將與不同的新的國家產生新的摩擦曲線,也是圖4~7中所描繪的曲線。縱觀國家貿易摩擦的歷程,就是貿易摩擦曲線組,此起彼伏。這一結論,可以與文章中所引用的理論相結合起來,對如國家的周期發展產生摩擦,國家維護霸權產生摩擦,維護更發達國家利益產生摩擦等等進行充分說明。
三、政策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