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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值估量法”適用于多元評價
多元評價是發展性課堂教學評價的重要思想，評價者是多元的，管理者、教師、學生、家長，乃至被評價的任課教師本人都可以參與評價。多值估量法是對多元評價結果進行統計分析的一種較好的統計方法。多值估量法是由多位評價者對同一評價對象的各個因素在各個等級上的屬于程度進行評判的方法，它可以避免評價者因所站的角度不同而給評價帶來的誤差。已往進行課堂教學評價多采用二值判斷，如就學生課堂的情緒狀況進行評判，我們設定幾個等級——很好、較好、一般、不好，評價者就某一個等級的判斷只有兩種選擇，要么屬于（自信度是10），要么不屬于（自信度是0）。而事實上，當該評價者認為其屬于“很好”的等級時，可能并不認為完全“很好”（感覺不夠完美），但又不屬于“較好”的等級，所以只有劃在“很好”的等級里。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利用二值判斷易導致某些判斷結果不十分準確。多值估量則有了較好的改進，同樣是判定“很好”，卻可以表達出屬于程度，如從0到10，這樣就可以使評價更準確。試舉一例，說明使用多值估量法的操作程序。為了計算簡便，我們選取兩類評價者（實際評價中可能會有多類）。這兩類評價者是5位教師和7位專家。他們對某教師的3種因素進行評價。利用統計分析軟件SPSS處理數據。上表是評價時評價者的評價結果：由上表可知，該評價者認為：“Ⅰ”因素處于較好等級且自信度分數為10，故評為“較好”；“Ⅱ”因素處于差的等級且自信度分數為5，其認為比差還要低一點或高一點，故評為“差”；“Ⅲ”因素處于很好等級且自信度分數為9，故評為“很好”。計算時，分這樣幾步走：1.計算某一個評價者的評價結果，用自信度矩陣Ci表示，計算的結果是這個人的評價結果。之后，將每一個評價者的評價結果用自信度矩陣表示出來。2.同類評價者的自信度矩陣求和，以獲取同類評判者綜合的模糊評價矩陣。3.將多類評判者求模糊矩陣，求得各類人員的綜合評價結果。這一運算過程可以由計算機統計軟件完成，將每個評價者的評判數據輸入，編制程序，輸入表達式，則可獲得結果。
二、“程度分析法”確定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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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識產權文化的內核
法律的構建事實上是一個社會共同意識形成的過程，知識產權法的發展和形成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真正意義上知識產權法大概誕生于18世紀以后，以1709年頒布的《安娜女王法令》為代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封建體制向資本主義、思想封閉向自由平等的多重過渡，以至于對于私權、私有財產、私人智力成果的重視不斷提高。也正是在當時，資本主義思潮興起之時，知識產權文化的內核逐漸構建并完善。
1.個人主義
個人主義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主導思想，其關鍵在于對人的解放，強調“私”的概念。個人主義可以被區分為價值論意義上的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意義上的個人主義，但對于“私”和人的尊重是兩層個人主義都應有的題中之義。隨著個人主義的觀念傳播，人的獨立、平等和互不干預的意識開始深入人心。在這樣的基礎上，以個人為中心，依個人為助力，推演開來的一切物、思想都打上了“私”的烙印，而知識產權的提出就是為了填補缺位的對于個人智力成果的保護。
2.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在18、19世紀的西歐發展到了鼎盛，無論是在經濟、政治、思想領域，自由精神都被作為指導原則貫徹。但事實上在歐洲，自由精神由來已久，絕不僅僅是在近代才逐漸興起。古希臘古羅馬時期，自由權是市民極為重要的一個權利，當時的市民社會事實上就是自由人的共同體。因此，在自然法領域，自由平等觀念源遠流長。自由主義可以分為物質自由和思想自由，而其中的思想自由就被認為是近代知識產權法律構建的靈魂所在，保障以思想為內涵的言論、著作、藝術等等的自由是知識產權法的重要內容。
3.理性主義
理性主義受到了啟蒙思想家們的極力推崇，成為了啟蒙運動的最主流的思潮。它崇尚的是人的理性，人運用理性認知世界，發現規律。這與法律上所強調的理性人的概念不謀而合，法律正是要以理性為標準對人進行約束。理性主義是對極端個人主義和放任自由主義的修正，在法律文化中時一個平衡的因素，而這個因素在知識產權文化領域又顯得格外的重要。知識產權的公共利益導向性和客體的特殊性，決定了其雖然是私權但事實上受到了外在和內在多方面的制約，這就需要以理性主義為指導來進行安排。社會科學論文
二、中國傳統文化對知識產權文化的阻滯
法律移植可以分為內源型和外源型兩種，我國對于西方法律的繼受顯然偏向于后者，帶有明顯的被動和消極的因素。因此，繼受法律如何適應本土文化土壤一直是近代法律界亟需解決的一個問題。我國歷史上長期顯現出知識產權意識的缺位，這種缺位并不僅針對知識產權的完整概念，甚至對于知識產權以上所說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理性主義的內核都一直并非我國歷史上的主流思想。
篇3
總體而言，我國傳統教育對于封閉的、非機械化的農業文明有很多合理性，但是從人類社會文明的發展來看，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兩大因素，缺失了科學內涵的以倫理教化為主的傳統教育在近代西方文明面前，必然會產生危機感。尤其是的爆發，驚醒了晚清朝野的上下，也驚醒了中國的傳統教育和文化。作為傳播封建思想、倫理道德的工具——傳統語文教育理所當然受到新思想、新觀念的批判。傳統語文教育在科學主義的影響下，加速了變革的趨勢，主要體現在科學的話語對白話的技術化洗禮，使得以文言為學習載體的一統天下的局面被打破，白話逐步發展成為語文學習的重要載體。從表現方式來看，科學論文的公式和圖表無法用豎排及無標點符號的方式表現，所以必須采用橫排和新式標點；從語文知識來看，過去的內容與現代科學精神不合，必然會產生新的語法修辭知識來適應社會生活的需要；從語文學科目標設置來看，由于科學觀的介入，使得目標設置由片面到具體，由籠統到詳細，更加符合現代社會人才培養的規格要求。從語文學習內容來看，一些反映自然和科學常識的文章被吸收到語文教材中來，成為學生了解現代科學的一個窗口；從語文教學方法來看，嚴密的、高效的科學方法的產生，必然會促使只重“背誦”、“領悟”、“揣摩”、“抄書”的傳統方法發生重大變革；從考試技術上看，科學的測驗、實驗方法的運用，使得傳統的考試方法得以改造和發展。
二、現代教育的深入發展促成了傳統語文教育的變革
清朝末年，在西方“船堅炮利”的威脅下，民族危機日益嚴重，傳統教育已無法適應社會大轉型時期的需要。為了維護和鞏固統治地位，晚清政府采取了“廢科舉，興新學”的舉措。期間，全國各省大力興辦新式中小學堂，并把各省、府、縣的大小書院一律改為高等、中等、初等學堂，還鼓勵華僑興辦學堂。以學習西方科學為主體的新式學堂發展得十分迅猛，據統計僅在“1895~1899年，全國共興辦學堂約154所，其中1895年3所，1896年14所，1897年17所，1898年5月以前14所，期間106所，估計全盛時期學生總數達到萬人”[2]?？婆e制度的廢除之后，各新式中小學堂大都開設了語文科，然而普遍存在著獎勵出身、忠君、尊孔等腐朽的做法，在新舊教育體制的交互碰撞下，興辦實業和辦實學的矛盾始終未能得到有效解決?？梢哉f，“制度的改變總比思想的改變要容易得多。我國科舉制度作為一種制度清朝末年就消亡了，但是科舉制度相伴隨的教育思想作為一種傳統的教育思想，仍有可能在人們的頭腦中殘存下來”[3]，影響著現代教育制度的發展。因此，轉變觀念，完備教育體制，改善教育結構和布局，已成為民國初年接受西方科學觀念的學者（如、黃炎培等）孜孜以求的目標。他們在積極介紹西方教育理論、觀念、制度和方法的同時，提出了改革傳統教育實行有利于資本主義發展的新教育主張，得到了社會的廣泛響應和支持。
然而，就傳統語文教育而言，早已淪為封建科舉制度的附庸，重書面語輕口語，重文言輕白話，嚴重脫離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生活的需要，阻礙著科學知識和科學精神的傳播，與科舉制度一樣成為“空疏無用、禁錮人才”的批判對象。在批判和聲討之中，傳統語文教育發生了重大變革。比如，1912~1913年，民國政府頒布了各級各類學校令，以及“壬子”學制的補充和修訂文件，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學制系統，即“壬子——癸丑學制”。該學制廢除了“讀經講經”科，把“中國文字”、“中國文學”兩科統稱為“國文”，這是語文獨立設科以來第一個正式的語文名稱。該學制使中國教育現代化又有了新的進展。教育性質的改變，教育觀念的更新，推動著語文教育穩步向前發展，開始確立具有現代意義的教育目標，并建立起自己的學科體系。這標志著現代教育的巨大勝利，語文學科由此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
三、現代語文改革運動促成了傳統語文教育的變革
我國傳統語文教育最大的特點就是說的是白話，寫的、讀的卻是文言。由于文言難學，所以文化教育長期被統治階級所壟斷，成為少數人的“專利”，廣大勞動人民也只能處于不會讀、不會寫、沒有文化的愚昧狀態。近代以來，隨著西方科學技術和科學觀念在中國的傳播，許多進步的革新家為了宣傳自己的思想和主張，都希望擁有最有利于表達和交流的語言工具，而文言文所表現的內容大多是面向過去的，遠離現實生活的，是不利于學習和掌握的，因此，成了被嚴重抨擊的對象。人們希望自己所學所用的語言文字應該是易讀、易記、易寫，其內容也應該是實用、高效的，而這些要求都不是古奧死板的文言文所具備的，所以使用以口語為基礎發展起來的白話文就成了人們的追求。經過時期發起的語文改革運動對“俗語”的提倡及愛國志士對文言文的“空疏無用”的批判之后，19世紀末一場現代白話文運動首先在資產階級改革派中掀起，“五四”時期白話文運動達到。
隨著白話文運動的深入開展，以文言文為標志的傳統語文教育受到嚴峻的挑戰。白話文很快為廣大民眾所接受，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宣布小學率先實行國語和白話文教學。小學國語教科書逐步全部使用白話文編寫；初中國文教科書在實踐中不斷進展，與文言文所占比例相比，白話文最終占據了大半“江山”；在一些版本的高中國文教科書中，白話文約占五分之一左右?，F代漢語修辭、語法及各種語文知識開始在語文教學中穿插學習，白話文閱讀和寫作日益受到重視，文言文的學習難度大大降低，即便是高中也僅要求能讀平易的古書即可，高中作文有專作文言文而改為文白兼作或文體不限。尤為值得強調的是口頭語言的學習從無到有，聽說能力訓練開始在語文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從而打破了傳統語文教育只重書面讀寫而輕視口頭表達、只重文言而輕視白話的局面。學習普通語言文字，提高閱讀理解和寫作能力，以應付社會和生活的需要，已經成為語文教育的一個主要發展方向，語文教育的實用性和工具性得到加強?？傊诂F代語文改革運動的沖擊下，20世紀早期的語文教育在革新傳統語文教育基礎上，日漸走上現代化、實用化的發展道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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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皖本來是個輕易不起急的音樂人，幼年學琴，入學之初即被老師告知“絕對不要提籃子”，手上生繭就不能彈琴了。他深知音樂之路的纖細與艱難，拳起雙手，南京求學、上海深造，在鋼琴和揚琴上下足了功夫。在南通大學執教時，詹皖曾花8年時間潛心譜寫南通生態音樂《崇川古意》；為了不讓做學問影響生活質量，實現自己對妻子、女兒的責任，他在課余授琴，上午上7個學生，下午7個學生，靠自己的十個手指，硬是買了大學里第一輛奧迪車，搬進了寬敞的新居。音樂，原本給了詹皖足夠的生存智慧與耐心。
但讓他起急的也正是音樂。2008年2月6日，詹皖在民間采風時，走進了一個90歲高齡的長者的家，老人曾就讀于南通海安西城著名的榕塘小學，一聽是有關小學的事來了精神，一口氣寫下了校歌，一個字沒有錯。但6個月后老人就過世了，他留給詹皖的最后一句話是：“教育對一個國家來說很重要。”
此前詹皖已經開始研究南通地方音樂文化，2002年時偶然看到張謇作詞的校歌，順藤尋去，七八個月收集了18首。有個電視臺的朋友看他做得很辛苦，把他引薦給南通電視臺，以“江海雅韻”為題拍攝了電視短片，意在拋磚引玉。此后線索越來越多，2002年到2005年間，南通很多中小學陸陸續續紀念百年校慶，各種紀念的冊子出來了，大量的校訓、校歌也被發掘出來，詹皖又從中又整理出幾十首校歌。在此后看文獻、看書、與老人們的交流中，他就有意地收集，這原本是件繁復但趣味頗多的學術工作。
沒想到這一次，匆匆一面之后，校歌竟成絕唱！老人的遺言讓詹皖痛定思痛，發現南通校歌決不只是詞曲鏗鏘的音樂作品，所有的校歌，都飽含“教育救國”的理想。張謇在創辦的第一所學校南通師范的校歌中就以點晴之筆寫道“民智兮國牢。校有譽兮千齡始朝?！倍钡?10年后的今天，這種理想仍然讓一個個耄耋老人在接近生命終點時挺直了腰板，能唱的敞亮了喉嚨，能寫的提筆揮毫，仿佛霎時進入了青春永在的初始。
愛國尚智，校歌育人，詹皖的音樂世界里，一扇貫穿百年，直面未來的大門訇然而開。不幸的是，此后的采風過程越來越沉重，常常是走訪一個人，過了不久再打電話，人就不在了，“采一個走一個”，情感和文化的哀痛壓抑得詹皖足足病了半年。詹皖的老師說這是“陰魂上身了，你拿走了人家的精神你要回報他”。深思良久，詹皖下了決心，“我有回報，他們人是死了，但作品我會全帶出南通、帶到北京，留傳給后人，他們的精神不會死”。
為了實現這個回報，詹皖向學校請了假，停止教學工作專心做課題，同時遣散了70多個跟他學琴的學生，除了在市里采風，他有時間他就到南通各縣去跑，有文獻他就去翻，為了一首校歌，他可以一天不吃飯，從凌晨五點忙到深更半夜。郊縣的路不熟，他就全程打車。已過不惑之間的詹皖完全放下了修身齊家的矜持，決心要走遍江海大地，尋覓那些即將逝去的百年遺韻。當他攤開手，從老人們手里接過一份份珍貴的曲譜與歌詞時，他覺得自己天生就應當是個行走在田間巷尾的音樂人，發掘著每一段旋律背后動人的故事，讓張謇“弦歌育桃李，棟梁振家邦”的教育思想再現于世。兩年多時間，他從南通的城市記憶中搜集了69首校歌，編成《民智兮國牢――南通近代校歌歌曲集》，準備進京了。
人與人之間，文化最近
歌曲集齊了用什么形式到北京展出呢？
采風的過程中，詹皖走訪了百歲老人吳志儀，她是南通最早期的教育家，詹皖問老人會唱校歌嗎，老人指了指自己的嗓子，示意自己發不出來聲了，她取來紙筆，寫下歌詞后還給給詹皖寫下了“研究張謇新領域，光大先賢的思想”的條幅；2008年詹皖還走訪范曾的妹妹范濟時，68歲的老人清楚地記得自己的曾祖母――中國第一位女子師范學校的校長，范姚女士所寫的歌詞，并揮毫寫下“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千秋何有窮”。看著眼前有形的歌詞，詹皖心思一動，很多校歌的歌譜已經找不到了，但用書法直觀地表現給大家看，同樣傳神、同樣精彩。當他了解到南通的學校還走出了一批以江上青、劉瑞龍為代表的革命志士后，萌生了一個大膽的想法。校歌鼓勵了一代英杰，他們的詩詞作品是對母校最好的紀念，時值100周年，為什么不把校歌校訓、詩詞作品一起，用書法的形式在北京展出呢？
這個想法一出，響應者眾多。
首先是書法界。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言恭達、江蘇美術館館長孫曉云、南通籍畫家、清華大學美術學院袁運甫，原教育部副部長王湛、原全國政協常委張緒武，中國畫院副院長范揚等幾十位書法家就因著詹皖發給他們的幾條短信，有的甚至連面都沒有見就把自己的作品寄給了詹皖。很多人看著價值百萬的書法作品驚嘆不已，詹皖卻早就給這些字想好了歸宿，書法展之后他要在南通建一個文化展覽館，專門陳列這些作品?！拔抑皇且盐幕永m，傳播開來，這也算是對先賢和免費為展覽題字的書法家們的回報?！?/p>
如何讓展覽的內容更加豐富？南通民間文藝家協會終生名譽主席、《秋山紅葉――江上青烈士傳》的作者，85歲的張自強老先生幫助詹皖揀選文稿、協調溝通、出謀劃策；中國南通沈壽藝術館館長卜元先生主動為展覽的籌備提供方便，還晝夜趕工，為書法展的部分優秀作品制作沈繡樣品；校歌要出書，書法作品要裝裱，早已疏于教琴的詹皖自己拿不出那么多錢，詹皖高中時的好友，江蘇華瑞國際集團董事長康宜華為整個展覽提供所需的一切費用，而后又坐公交乘地鐵，以一個普通觀眾的身份興致勃勃地參觀了在軍事博物館舉辦的書法展；很多校歌沒法唱響，中國音樂家協會原副主席、《長江之歌》作者王世光又為展覽親譜開幕序曲……
展覽開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數千觀眾在一幅幅作品前流連沉思，還有的觀眾拿起毛筆，現場書寫張謇的教育理想：民智兮國牢。無產階級革命家劉瑞龍的長女劉延淮女士代表家人來觀展，在緬懷父親的同時，對籌展的各方表示了謝意。一切的一切，都遠遠超過了詹皖自己的預期，3年的積累，4個月的準備，幸福的淚水成了最好的回報。有人替他感嘆大學教授辦展覽的多艱，他想了很久，說“其實有了共同的理念，人和人之間的距離是很近的?！?/p>
“為南通就是為中國”
展覽開始前，有北京的朋友提醒詹皖，主辦方寫“南通沈壽藝術館”太小氣了，至少要寫“中國南通沈壽藝術館”，詹皖在更改展板之余恍然大悟，原來自己忙了半天，還是為了讓南通文化走向全中國。彎彎曲曲的學業、創作、學術、文化之路，最終還是繞著家鄉的水土在打轉。想明白了，付之一笑，值了，對詹皖而言，“為南通就是為中國”。
詹皖出生在文化底蘊深厚的南通市海安角斜，從小受家庭濃郁音樂氛圍的熏陶和鄉土、鄉情、鄉音的滋潤，音樂隨他一路成長。在南通大學任職后，在著述鋼琴、揚琴專著的同時，他把注意力放在了南通民間音樂上。
2005年，他的學術代表作《南通地方性民間音樂文化資源研究》參加全國首屆藝術教育科學論文評選，獲教育部頒發的一等獎；他遍訪南通民間音樂家，出了兩本書《一路音符》，紀錄了50年代至今，收集民歌的老音樂家的奮斗的歷程。如今他又要出一本書《南通原生態民歌集成》，收錄他實地采風而來的千余首民歌，用號子、山歌、小調來記載南通千年的文明歷史。馮翼材在為詹皖題寫書名時，開玩笑地說“非物質文化遺產我是在忙死人留下的東西，你在忙活人的聲音。你這本書出來能得‘山花獎’”。能不能得獎詹皖沒想過，但他很喜歡自己寫書的方式：一條腿走在田埂上，另一條腿走在尋覓千年遺韻的車輪上。那是“田頭阡上天籟音，瓊樓玉宇哪得聞”感覺，那是泥土的氣息、溪水的淙淙、甚至糞土的芳香、花的甘美都可入樂的自在之境?！奥?00歲的老人唱山歌，真是終身難忘，她還會告訴你這是我爺爺的爺爺留下來的歌……”民歌即民聲，民聲唱民心，如今已經年近半百的詹皖在田間山角，行走得越發自如、輕快。
可惜不久，他曾采訪過的102歲的朱漱梅先生，96歲的曹心澤先生、90歲的仲貞子先生和著名的書法家范濟女生相繼辭世。詹皖知道噩耗，總是在第一時間為逝者送上最美的鮮花，還把范濟給他和給朋友們的作品收集起來，印行《范濟遺墨》DVD以寄緬懷之情。詹皖感到再緩一步，包括近代校歌在內的南通民間音樂資料就會在歷史中湮沒。為了保護和傳承民間音樂這一非物質文化遺產，詹皖自費花去30多萬元，于2010年興辦雜志《江海雅韻》，隨時記錄南通音樂界的動態和研究成果。中國音樂家協會副主席徐沛東對對此十分贊賞，親筆為他題寫了刊名。
為了讓南通文化真正走向全國，他自定了用音樂詮釋南通的“五個一工程”：“一山、一水、一人、一書、一曲”。“一山”是江上青烈士歌詩過的南通狼山，“一水”是環繞南通老城區的濠河，詹皖籌次50萬航拍了音樂紀錄片《狼山》、《夢回濠河》?！耙蝗恕笔菍堝酪魳泛徒逃枷氲娜嫜芯?，在書法展上亮相的《民智兮國牢――南通近代校歌（歌曲集）》和即將出版的史料集分別由南通大學黨委書記顧曉松及南通大學校長袁銀男作序，成為張謇校園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一書”即歷時3年，實地采風、校正而來的《南通原生態民歌集成》。“一曲”是詹皖與王世光合作的長達20分鐘的管弦樂《江海交響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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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烹飪飲食保健文化形成年代，相當于考古學舊石器時代中、晚期以及新石器時代早期之無陶階段，古人類學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時期，距今約20萬年左右至距今1萬年左右。中國烹飪飲食保健文化的形成以晚期智人為主，我國境內發現的晚期智人遺址中，比較重要的有河套人、柳江人、麒麟山人、資陽人、峙峪人和山頂洞人等。
二、中國烹飪飲食保健文化形成期的主要標志是人工取火時期
原始人類人工取火是一項系統工程，它是人類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原始人類人工取火與原始社會經濟形態、原始社會生產力水平、原始人類所使用的生產生活工具以及制造這些工具所采用的技術、原始人類大腦的生理機能、原始人類動物原料熟食等因素息息相關。
1.中國舊石器時代中、晚期原始人類人工取火的社會背景。
（1）先進生產生活工具的出現。舊石器時代中、后期各類遺址出土了大量先進的生產生活工具：水洞溝遺址出土有骨錐、北京山頂洞遺址出土有骨針和鉆孔的獸牙、許家窯遺址出土有骨鏟以及一千多枚石球、河北陽原虎頭梁遺址出土有石矛頭，山西朔縣峙峪和沁水下川遺址出土有石鏃，遼寧海城小孤山遺址出土有骨鏢，柳州白蓮洞遺址出土有骨錐與骨針等等。
（2）狩獵經濟和漁獵經濟走上歷史舞臺。隨著石鏃、石矛、飛石索、弓箭、骨鰾等一大批先進生產工具的發明和使用。狩獵業、漁獵業已經成為社會生產活動中一個獨立的生產部門，采集、狩獵、漁獵已經出現分工。生產效率大大提高，原始社會的狩獵經濟和漁獵經濟得到了突飛猛進地發展，狩獵經濟和漁獵經濟已經成為社會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進入到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2.中國舊石器時代中、晚期原始人類人工取火的條件
（1）技術條件：人工取火所用到的技術有打、鉆、摩、刮等幾種，而在我國舊石器時代中、晚期的文化遺址中，這些功能都清晰可見。北京山頂洞人遺址，據碳十四測定，下窨骨化石年代距今18865，誤差在420年，文化層中的獸骨年代距今10770，誤差在360年。文化遺存有骨針（殘長82毫米，針身微彎，刮磨得很光滑，針眼系用尖狀器挖成的，針眼直徑3.1毫米，最大直徑3.3毫米）1件、磨光的鹿角1件、磨光的斑鹿下頜骨1件、磨鉆穿孔石珠7件、鉆孔小礫石1件、穿孔各種野獸獸牙125枚、磨制骨墜4件、磨制穿孔海蚶殼3件、鉆孔魚骨1件等等[1]，這些文物的出土，標志著舊石器時代中、后期，磨制、鉆孔等制造生產工具的先進技術已經廣泛應用到工具的制作之中，人工取火的技術條件已成熟。
（2）智能條件：舊石器時代中、后期原始人類大腦機能的完善為人工取火提供了保障。原始人類大腦的生理機能與腦量的大小有很重要的關系，人類學家吳汝康研究認為：“在前一百多萬年內，人腦的腦量只有600-700毫升，大約一百萬年前后，人類的平均腦量是800-1000毫升，在二十到三十萬年，腦量的平均值與現代人相近，更后的人腦量雖在體積上沒有繼續增大的趨勢，但腦子的形態還在改變，內部結構日趨完善和精致，腦細胞的數量增多，密度加大，新的聯絡在發展。”[2]醫學家嚴健民在論述人腦進化時認為：“所謂人腦組織結構的進化，是指腦量的增加，腦神經元數量的不斷增多。如古猿的腦量只400-650毫升，經漫長的進化，猿人的腦量，早期猿人在800毫升左右，晚期猿人在1200毫升左右。25萬年前的古人，腦量已達到1300毫升左右。有資料反映，‘現代人的腦量多在1100-1500毫升之間，男人比女人稍大’。”[3]說明在大約距今20萬年左右，人類的大腦機能已經非常完善了。
（3）客觀需求條件：熟食是人工取火的核心推動力。舊石器時代早期，原始人類狩獵水平非常低，能夠捕獲獵物機會少之又少，所以用火烹飪動物原料的需求不大。原始人類保存自然火御寒，這種情況幾乎不存在，原始人的體質特征跟社會生產力水平是相適應的，他們體表有一層厚厚的皮毛完全可以抵御嚴寒，實在嚴峻，冬暖夏涼的山洞完全可以居住。需求是決定人工取火成功與否的決定性因素，舊石器時代早期，對火的需求不是很大，原始人類在保存利用自然火的過程中，經常出現斷火是非常可能的。當然，也不排除在某一區域或某一群落有連續存火的現象。但是，在舊石器時代的中、后期情況就大不一樣了，由于狩獵業和漁獵業的訊猛發展，狩獵動物和漁獵水產原料急劇增加，這些動物原料不適于生食，不然危急人體健康，用火烹飪食物的概率大幅度提高。一種既簡單又經濟實用符合歷史潮流的用火方式的出現勢在必然，在人類熟食的召喚下，人工取火便悄無聲息來到原始人類的生產生活中，一個斬新的時代-人工取火的時代誕生了。
3.中國舊石器時代原始人類人工取火的時間。
與我國古史傳說中“燧人氏”和“伏羲氏（庖犧氏、伏犧氏）”時期相當?！俄n非子.五蠹》曰：“有圣人作，鉆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燧人氏’。”唐代史學家司馬貞的《補史記.三皇本紀》記載：伏羲氏“結網罟以教佃以漁，故曰宓犧氏，養犧牲以庖廚，故曰庖犧?！薄妒?廣澤》：“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漁，慮犧氏之世，天下多獸，故教民以獵?！薄吨芏Y.含文嘉》云：“燧人氏鉆木取火。炮生為熟，令人無腹疾，有異于禽獸?！钡鹊?，這些都是對人工取火的權釋。中國原始人類人工取火的年代在距今20萬年左右到距今1萬年左右。相當于考古學舊石器時代的中、晚期以及新石器時代前陶期，古人類學智人時期、新人初期。
三、中國烹飪飲食保健文化形成時期的特征
中國舊石器時代中、后期以及新石器時代早期無陶階段各遺址豐富的文化遺存，充分反映中國烹飪飲食保健文化形成時期的特征。
1.烹飪原料
舊石器時代中、后期，距今大約20萬年左右至距今1萬年左右，烹飪原料仍然以采集為主，但隨著生產力水平提高，狩獵工具大量涌現，不僅可以捕獲中小型的動物，還可以捕獲地面上的豺狼虎豹、空中飛禽和水中的魚類。狩獵經濟和漁獵經濟在原始人類的整個經濟中，所占的份額越來越大。舊石器時代中期許家窯遺址，1976年發現了1059個石球，最大的重達1500克以上，最小的不足100克，利用這些石球可以制作“飛石索”，石球與飛石索對狩獵都有重要的意義[4]。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峙峪的動物化石至少有一百二十匹野馬，八十八頭野驢[5]，說明該時期的峙峪人已經以獵取大型動物為重要的生產活動了。新石器時代早期無陶階段，隨著砍伐器、石斧、石錛、磨盤、磨棒等生產工具的出現，農牧業文明的腳步慢慢跨入人類社會的歷史舞臺，原始人類的經濟形態在“攫取性經濟”的基礎上出現了新的經濟形態“生產性經濟”，原始人類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來生產食物，但規模有限。
2．烹飪熱源形態
熱源多元化是火食時期烹飪飲食保健文化的顯著特征。北京人遺址第四文化層距今27-33萬年[6]。第四層為上部灰燼層，由上紫、紅、黃、灰、綠、黑色等雜色灰土組成，內含燒骨、燒石。被燒過的動物骨骼中，有的變形或變成灰色。被燒過的石塊上，有許多裂紋。厚度大約6米。第六文化層有5米厚，也含有燒骨與燒石。中國舊石器時代各時期遺址的文化遺存幾乎都有燒骨、炭灰、燒石、燒土，而且隨著年代的推移，燒骨、燒石、燒土、灰燼層在文化遺存中越來越豐富。燒骨、燒石、燒土、灰燼這些物質都富含熱能，都有烹飪食物的功能。熱源越多，相對應的利用熱源的方式就越多。原始人類在烹飪食物時，除了直接讓烹飪原料與明火直接接觸外，還有更多選擇，除明火外，還可用燒骨、燒石、木炭、灰燼、燒土來加熱食物。明火有很重的煙熏味，燒石、燒骨、灰燼、木炭、燒土已充分燃燒，有充足的能量，但幾乎沒有異味，不僅如此，許多還有特殊的香味，經這些熱源烹飪出來的食物，風味更佳。
3.食物分解工具
分解食物的工具形態小形化、刀刃復雜化、用途專業化，骨刀、骨錐廣泛出現在舊石器時代中、后期的遺址中，研磨器、研磨棒等具有新石器文化標志的工具出現在舊石器時代晚期、中石器時代以及新石器時代早期無陶階段的文化遺址中。器形變小與狩獵業相適應，許家窯遺址是我國小型石器出土最多的遺址，許家窯遺址出土的與食物分解有關系的石器分刮削器、尖狀器、石砧、磨石、石球等。刮削器有七大類，尖狀器有五大類[7]，小型刮削器和尖狀器可用于分割野獸的皮肉以及割斷動物的筋肉。石砧的出現，為分解食物提供了固定的場所，使食物分解衛生快捷。磨石可以將分解食物的工具加工得更加鋒利，方便食物的分割。石球既可以用來狩獵，又可以用來砸碎動物骨骼，取食骨髓。舊石器時代晚期和新石器時代早期的無陶階段，原始人類對于動物肉類的利用更加平常，該時期內各遺址的文化遺存中骨器很多。例如骨錐和骨刀，骨錐比起石尖狀器，更容易分解動物的皮肉。骨刀的出現，使食物的分解變得更加容易，骨刀刀刃通常都非常鋒利，在分解食物時的阻力更小。切割后刀口比石刀切割的刀口更清晰、食物形態更美觀，符合人類的審美要求。骨刀可以將食物分解得更小，保障食物均勻受熱、減少有害人體物質產生的概率，方便原始人類的進食。既豐富了烹飪飲食保健文化的內涵，又促進原始人類的文明進步。隨著研磨器、磨棒的出現，食物的形態除經石刀或骨刀分解成塊狀外，還可能將食物加工得更細，比如顆粒狀或粉末狀，無疑對食物的深加工具有積極的意義?；鹗硶r期分解食物的工具有：刮削器、尖狀器、砍砸器、砍斫器、石砧、石球、骨錐、骨刀、研磨器、研磨棒等。
4.烹飪方法
烹飪方法產生的客觀因素。熱源多元化、分解食物的工具多元化，決定了烹飪方法的多元化。石器時代的傳熱方式主要是輻射傳熱，其次是傳導傳熱和對流傳熱。烹飪之法有烤、熏、炮、燎、炙、燒、燔、焐。其中烤與炮近似、燎與炙近似、燒與燔近似，東漢人鄭玄認為：“燔，加于火上；炙，貫于火上；炮，裹燒之也”。最古老的烹飪方法應當是焐和燒，原始人類抓住獵物，直接將食物放在炭火上或灰燼中就可以將動物燒熟或焐熟，這是最簡單易行的烹飪法，越簡單越符合原始人的審美觀。在舊石器時代，原始人類有沒有用泥土將食物包裹起來投入炭火中或灰燼中焐熟呢？舊石器時代許多遺址的文化遺存中都有燒土，所以不排除這種可能。居住在巴西中部地區的克林-阿卡洛列印第安人其炊煮食物的方法是，用野香蕉葉把木薯和香蕉包起來，放在燒熱的石塊之間烙烤[8]。倘若果真如此，在舊石器時代烹飪飲食保健文化將翻開新的一頁，食物避開了與熱源的直接接觸，使食物受熱時的溫度更低，經這種工藝烹制出來食物更加安全衛生?？镜墓に囀鞘澄镏糜趹以谔炕鸹蚧覡a之上，比食物直接放在灰燼中焐熟更衛生?！皬娜苏莆樟嘶鸬臅r候起，就開始了動物以及植物食品的燒和烤。最原始的燒和烤是在篝火上、在木炭上、在熱灰上、乃至在被燒熱的石頭上進行?！盵9]樣的論述不夠全面。原料烹飪時的存在方式有四種：在熱源體中；在熱源體表面；在火苗中；在火苗或熱源體上方。在熱源體中，烹飪方法稱之為焐；在熱源體表面并且有火苗燃燒，烹飪方法稱之為燒；在熱源物上方的火苗中，烹飪方法稱之為燎；在無火苗的熱源體表面、在熱源體或火苗的上方，沒有煙霧或煙霧較少的，烹飪方法稱之為烤；在無火苗的熱源體表面、在熱源體或火苗的上方，煙霧較大的，烹飪方法稱之為熏?！豆攀房肌罚骸肮耪呷忝嬔萑耸香@火，始裹肉而燔之，曰炮?！边@里的炮是在原料表面包裹有一層物質，比烤更進了一步。烤的年代遠遠比《古史考》上說的燧人氏時期要早。原始烹飪方法燒與現在烹飪方法燒的內涵完全不一樣，現在燒是指水傳熱。
煮、燒（指具有現代烹飪法意義）、燉、燜、煨、炒、烙等烹飪法的萌芽。我國舊石器時代許多遺址之文化遺存都有燒石、燒骨、燒土，這些富含能量的熱源物、食物以及水常常出現在原始人類的視線中，存在決定意識，將熱源物與食物、水有機地結合起來是完全可能的。原始人類狩獵后，將大型獵物剝皮后，去掉體內骯臟，將燒熱的石塊投入腹腔，再置于燒熱的坑內蓋上泥土加熱成熟[10]。近代美洲大草原印第安人燒煮肉食，是將水和肉放在輔了皮革的坑里或放在用木栓繃緊的形似鍋子的皮革內，然后向皮革內投進燒紅的石塊，直至把肉煮熟[11]。根據民族學資料，我國已有類似的情況：東北鄂倫春族淬瀹肉：將肉與水放入刳成空心的木頭容器中，不停地投入小燒石，以致肉熟。鄂倫春族吊燒：獵獲的獸胃洗凈，放進水和肉塊，吊在火上烤，胃焦肉熟。云南的傣族，殺死牛后，在地上挖一個大坑，剝下的牛皮墊于坑中，盛上水放入牛肉，投入燒紅的石塊，直至肉熟。食物的加熱方法是以水傳熱來完成的，這是煮、燉、燜、煨等烹飪方法的前奏。谷類、堅果之類的小形體原料，采用石上燔谷方式進行烹飪，《禮記.禮運》：“中古未有釜甑，釋米捋肉，加于燒石之上而食之耳?！贝硕卧捳Z隱藏了兩種烹飪法―炒和烙。將石板用火燒至很高的溫度，小形體整粒食物置于石板上炒熟，這是烹飪方法炒的原生形態。我國舊石器時代晚期和新石器時代早期前陶時期的文化遺址有研磨器、研磨棒出土，可用之將谷米研細，與水和漿，入燒石上烙熟，把食物經放在熾熱的石板上使之成熟，烹飪方法為
烙。根據民放學資料：獨龍族和納西族人用一塊圓形石板架在火塘上，把和好的餅漿倒在燒燙的石材上烙熟。的門巴族和珞巴族在燒熱的石上烙餅。它們的文化基因可能就來自于舊石器時代晚期、中石器時代或新石器時代無陶時期。
參考文獻：
[1]《周口店山頂洞之文化》 作者張汝玖、胡曉春編《裴文中科學論文集》[C]科學出版社 1990年出版P123-133
[2]吳汝康著《人類發展史》[M]北京科技出版社1978年P209
[3]嚴健民著《遠古中國醫學史》[M]中醫古籍出版社2006年P5
[4]《許家窯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1976年發掘報告》作者賈蘭坡《賈蘭坡舊石器時代考古論文選》[C]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P154
[5]《山西峙峪舊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作者賈蘭坡《賈蘭坡舊石器時代考古論文選》[C]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P175
[6]宋兆麟、黎家芳、杜耀西著《中國原始社會史》[M]文物出版社1983年P31
[7]《陽高許家窯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作者賈蘭坡《賈蘭坡舊石器時代考古論文選》[C]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P139-141
[8]劉達成等編譯《當代原始部落漫游》[M]，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P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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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署名有什么意義呢？首先，發表著述或各種文字作品必須有署名，無論出現在文頭或文尾，署名表示作者對所闡述的內容和觀點的確定，以及要背負起因文字內容傳播而產生的責任和義務。其次，從文獻發展歷史來看，署名的出現稍后于書籍、文獻的產生，它受到社會制度、文化權利和生產力發展的制約。再次，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文化大繁榮、文化權利越來越表現在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信息傳播的廣度和深度。署名的地位越來越受到重視。頻頻出現的剽竊事件已經讓人們深刻認識到，文責自負之余，署名權和署名利應該必須得到尊重和保護。署名牽涉到責、權、利和社會倫理等方方面面，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根本，就是尊重作者的勞動成果和知識產權的不可侵犯。
二、署名發展歷史與現狀
（一）署名發展史略述
漢代以前的書籍都沒有署名。春秋戰國前，都是“官有其器，而民無其器”，文獻只服務于統治階級的需要。在史官文化的主宰下，“古未嘗有著述之事也，官師守其典章，史臣錄其職載，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萬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備矣。是故圣王書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于政教典章，而以文字為一人之著述者也?！薄皩W在官府”、“王命作冊”“官守其書”是文獻產生和存在的主要方式。奴隸制的宗法制度，使“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書，故官守其書；有書斯有學，故師傳其學。有學斯有業，故弟子習其業。官守學業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為治，故私門無著述文字。私門無著述文字，則官守之分職，群書之部次，不復別有著錄之法也?！狈鹩怪M言，書出于官府，藏于官府，民眾是沒有可能接觸到的?？鬃拥膫ゴ缶驮谟谒米约耗軌蚪佑|到官書的便利，修《春秋》、定《禮》《樂》、刪詩書、序易傳，將知識和思想向下傳播。雖然孔子自認為“述而不作”，《漢書·藝文志》中也說：“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钡乃魉鶠樗觯黄涞茏永眄槼鲆惶兹寮业恼軐W思想，作為一種精神財富，為后人作述和統治階級束民提供了理論依據。因此，后世奉為六經的《易》、《書》、《詩》、《禮》、《樂》、《春秋》雖然沒有孔子的署名，但其中的哲學思想精髓已經被深深地烙上了孔子的印記。
“從戰國起，學問開始向今日所謂求知識、求真理的方向發展。”史官文化被逐步打破，以百家爭鳴為文化特色的“士”階層知識分子“將學問視為天下公理，而不是爭名奪利的工具，這樣自然也沒有在作品上標明作者姓名的訴求?！薄爸T子百家”是春秋戰國時期學術領域內各思想流派的代表。雖然各門派都有自己鮮明的思想理念和著述，但“蓋古人著書，不自署姓名，惟師師相傳，知其學出于某氏，隧書以題之，其或時代過久，或學未名家，則傳者失其姓名矣。即其稱為某氏者，或出自其人手著，或門弟子始著竹帛，或后師有所附益，但能不失家法，即為某之學?！薄独献印?、《孟子》、《莊子》、《墨子》、《韓非子》等著作都概莫能外，都沒有署名。徐嘉錫先生認為：“自《詩》分為四，《春秋》分為五，乃題姓氏于傳之上以為識別。其后一傳之中，又多別自名家，各為章句故訓，于是復題其姓氏。蓋其初由后人追題者，久而變為著名自署矣。其初只稱氏者，久而并署姓名矣。今雖不能考其所自始，要是漢、晉以后之事。”對于古書不具署名還有一種看法，“陳啟源《毛詩稽古篇》云‘蓋古世質樸，人惟情動于中，始發于詩歌，以自明真意。非若后世能文之士，欲暴其才，其所作轍系以名氏也。及傳播人口，采風者因而得之，但欲識作詩之意，不必問其何人作也。’陳氏的話雖然是就《詩經》而言的，但可推之于先秦古書。大概最初作家進行創作，是為了表達一種思想、一種感情。署名與否，無關緊要；人們傳誦它，采風者收集它，看重的都是它的內容、思想，至于作者何人，并不重要。這是古書不題撰人的原因之一。其二，有很多古書成于眾人之手，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因書不成于一時一人之手，所以不題撰著人。”此觀點認為，先秦諸子書，撰非一人，成非一時，實際是各個學派的集體創作。
對于漢代以前著述不署名的原因，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有觀點認為“作為書籍領域后起之秀的經籍與子書，無法擺脫官書及其悠久傳統的制約，只能繼承官書傳統在此基礎上逐步加以變革。因此，官書之特征（不準公眾傳播、作者不署名、書無定本）不僅是官書的基本特征，也是漢以前經籍與子書的基本特征?！币虼?，多重原因造成了漢以前書籍雖以著作為主，卻沒有署名。
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造就了史官修史的古老傳統同時，還有私人修史的傳統。從漢朝到隋朝的幾百年間，編著以傳注、義疏、史書為主要出版書籍，不僅著述出現署名，而且署名的形式各有不同，很多書籍可以從書名了解到作者的署名。參看《漢志·諸子略》中的很多文獻名可見一斑。署名的出現不是出于偶然，“晉代以后著作署名的盛行及逐漸規范，說明著作署名權問題已引起人們普遍的關注，作品與作者的歸屬關系在人們的意識中得到了強化?！碧拼癜嬗∷⑿g以后，圖書出版事業蓬勃發展，書籍文獻傳播的范圍空前，作者署名所附帶的信息更加詳細?！皾h以后，文獻多署作者名姓，但標法不一。有的先標籍貫（郡望）再寫姓名或字號，有些署名將時代、籍貫、官職、封號、爵位、姓名、著作方式等十幾項連寫，宋及明清著作書名多采用這種方式。有些著作除署撰者姓名外，還署“主修”、“協理”、“鑒定”、“校閱”等。有些著作不署真實姓名，而屬字號。古人名號情況復雜，加上職官就更難以理解。因此，為了理解古人署名，有必要掌握一定的職官制度及名號知識?！焙茱@然，署名現象已經受權利、名利所累，通過明確的分工細做，成為一種文化權力的符號。
總之，古代圖書作者署名從無到有，署名前的修飾附加成分由簡到繁，不僅反映出古代作者在逐步重視通過著書立說來闡述個人立場、主張、思想，標記自己的著述，而且，署名受到“官本位”影響，學而優則仕之風盛行，著述立說只圍繞經典，論經明道，以適應統治階級的需要，署名成為一種地位的象征。周予同先生認為：“經是中國封建專制政府‘法定’的古代儒家書籍，隨著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和統治階級的需要，經的領域在逐漸擴張……”試想，如果沒有受到統治階級專制思想的制約，中國古代“獨尊儒術”的局面會大大改變。比如西方具有較早文明史的古希臘就是如此?！肮畔ＥD時期宗教的勢力尚未強大，這就為歷史、哲學、醫學、詩歌和戲劇等非宗教類著作的創作和發展提供了條件。當時學術和文藝創作比較自由公開，不少文人和學者紛紛通過自己的著作署名來擴大影響或創立學派。這就導致署名的非宗教著作日益增加。如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以其哲學著作奠定了希臘古典哲學的基礎?！币虼?，著書立說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個人行為，它受社會制度、文化權利影響。著述作者闡述觀點時，必須站在一定的階級立場，為階級階層服務。
古人能夠著書立說的一定有不一般的背景，不僅包括他必須有較廣博的學識，還要有一定的社會地位。通常是史官、諸侯、博學之士或藏書家。從文獻發展歷史脈絡來看，他們中間最早能夠觸及公藏典籍的是史官，只有這些人能夠接觸到王室或皇親國戚家的藏書，后來有由于政治原因能夠得到賞賜書籍的王爺和官員，以及在皇家整理書籍中形成的書院或由于宗教發展而形成的寺觀收藏，最少也是有私家收藏的富人。所以，一些著述的作者署名，帶有時代、官職、爵位、封號，采用何種體裁等就不足為奇了。
到了近代，人們明顯地認識到署名已經牽涉到了個人利益、權利和名譽。比如，“清代有不少“主持風雅”的貴官，如畢沅、阮元……，幕中羅致了不少學人名士，由他們幫助編書刻書，往往用的就是座主的名字。有錢而好名的出版家為人刻書，自己也擠進去掛個“同撰”名字的也不少，至于列名刊校的就更多了，其中多半是醵資刻書者。阮元的《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書中的考證，大多出自阮元的學生朱為弼之手。在杭世駿的《三國志補注》和趙一清的《三國志補注》的雙胞案的大辯論中，明確地反應了學術界對著作權的重視與對不道德的剽竊行為的深惡痛絕。”1910年，由清政府頒布了我國歷史上的第一部著作權法《大清著作權律》。官方第一次從法律上確立了署名的尊嚴、權利和義務，以及受到國家機器保護的不可侵犯性。
（二）現代社會署名多樣化現狀分析
歷史進入現代社會階段，署名無論從形式、內涵和權力都發生了變化。拿紙本書為例：一本書的問世，不僅包含有作者的署名，還有出版單位署名，策劃編輯署名、責任編輯署名，封面設計等也要署名，更多呈現的是分工責任的明確和市場化反作用于著述而體現出的利益均分。同樣，如果這本書的出版引發了不好的結局或反響，不僅作者有責任，連帶著作上相應署名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包括經濟、政治、倫理道德、文化反響等等方面。
隨著各類學科，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不同體裁的文章、著述的面世，現代署名方式與古代大有不同?！爸袊湃瞬⒉辉盐膶W、史學、宗教、哲學各別分類獨立起來，毋寧是看重其相互關系，及其可相通合一處。因此中國人看學問，常認為其是一整體，多主張會通各方面而作為一種綜合性的研究?！惫糯袊?，做學問其實都是圍繞經、史、子、集的研究，而其中經是一切學問的本源，正所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就是指天下學問源于經，尊于經，不可背道而馳。古人歷來有鄙視“小說家”的風氣，認為小說家之流出于裨官，所述皆為街談巷議，道聽途說，不能與正統學術思想相提并論。也就是因此，文學創作因不人流而缺少作為文獻所具有的署名要求。也有人認為，“文學署名之所以落后于歷史、哲學著作的署名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應有文學意識不強、文學沒有獨立性的原因，當然也還有文學不及歷史、哲學那么受重視的原因”。所以，署名在文學作品中的真正作用不能體現出來。
而自然科學研究成果一旦成為著作出版，儼然帶有科學研究的品性?！翱蒲兄鞯氖鹈礃俗⒊鲈撝鞯淖髡咝彰?。作者應為科研課題的負責人和全體參加人員。署名的方式可有多種，視具體情況而定。著作若為一人獨立完成，則在題目下直接單獨署名；若為幾人合作完成，則為幾人共同署名，名次先后應按貢獻大小依次排列，不應‘論資排輩’；若作者較多，則可在題目下寫出若干個主要作者的姓名，其余作者可在后記中逐一列出?！薄霸谡撝鲜鹈环矫媸潜砻髌湓谘芯抗ぷ髦凶龀龅呢暙I，另一方面已說明其對論著應負有的責任。”科技著述相對于文學作品更加具有嚴謹性和嚴肅性，署名的順序表明個人在某項研究中的貢獻大小。
隨著網絡普及化發展，一個新的文學現象——網絡文學催生出新的署名方式——網名。網名更與真實姓名相去甚遠。此外，微博、博客等也是人們以網絡為媒介表達自己對社會熱點、民生問題等觀點的一種寫作方式。用真實姓名作為網名的不多，通常是名人名家用真實姓名較多，他們的言論有廣泛的社會影響力。以網絡為背景的文學創作、微博或博客，作為文字信息的可信度和穩定性不高，但它們涉及的范圍、內容較廣，可以作為信息檢索的線索。
三、多重文化背景下的署名利用
在圖書館出現之前，利用名人導讀書目獲取圖書信息。比如，龍啟瑞編撰的《經籍舉要》，張之洞編撰的《書目答問》，梁啟超的《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要籍解題及其讀法》等名人撰述。張之洞在《書目答問中·略例》中有這樣一段話：“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币虼?，擇名師名人之撰著，是研讀古籍之捷徑。
對于現代人來講，圖書館和網絡是獲取知識和信息主要途徑。在計算機出現之前，圖書館使用過很多種文獻目錄，其中有一種責任者目錄就與署名有關?！八前凑瘴墨I責任者（包括個人、機關團體或會議等）的名稱字順組織而成的目錄。其主要作用有：1、以責任者名稱提供文獻檢索途徑。2、揭示圖書館入藏某一責任者的全部著作。責任者通常包括著者、編者、輯者、校訂者、注釋者、繪圖者等。對于某些知名責任者的筆名及其他別名，必須采用參照法引導讀者找到他的全部文獻；對于刊載在某些文集、期刊中的有關著者的重要著作，也給予適當反映?！编?/p>
當機讀目錄成為圖書館查閱書籍的主要手段時，署名是不可或缺的檢索條件。數據庫的建設和利用更成為許多高校和公共圖書館信息存儲和利用的重要手段。打開任何電子資源數據庫，利用作者署名檢索相較于主題詞檢索和關鍵詞檢索而言，命中速度快，效率高。在數據庫建設方面，對于高校而言，在某一學科領域內，“經過審核的優秀論文可以作為經典論文進入數據庫，以供作者寫作時進行閱讀、吸收、參考：其參考文獻又會形成新一輪的引用認同文獻與作者合集。一定程度上，如果引用認同的是高質量論著與杰出作者，說明其研究是站在高起點上進行的；如果引用認同的大多是陳舊過時的劣質論著，說明作者的研究視野狹窄，成果質量也不會太高。”因此，越是具有名人或杰出作者署名的論著或文章，被引用的次數越多。在某種程度上，署名成為衡量文獻質量的標準。
通過網絡博文獲取信息也成為當代讀者在除圖書和數據庫之外獲得信息的重要途徑。在各學科領域的學術界領軍人物。他們通過博客這種便捷的方式。從各自的學術研究角度，對社會熱點的經濟問題、法律問題、政治問題提出自己的觀點和思想。比如鄒新明等在《“北大博文”的思路、做法及思考》一文中舉例了北大名師如張頤武、林毅夫等人的博文，指出“從北大學者博客的內容看，這些博文相當于書寫時代的日記、札記、隨筆等，這些資料不僅是他們個人的學術史和傳記的重要資料，也是北大學術史，乃至中國思想文化史的重要資料，這些博客成為歷史學家研究我們這個時代的重要參考。由于博客的自由隨意的特點，很多博文更能反映北大學者的真性情，這些文字是在正式出版的著作、論文中難得一見的，因此更顯珍貴。”
相反，署名問題也會給資料搜集工作帶來困擾。我們在搜集網絡信息時，不能判斷信息的真假原因，主要是緣于署名問題。網絡署名常常是五花八門，網絡作者根據自己的愛好、習慣、引人關注程度等起網名，來表達自己的想法和觀點。網名的隨意性和不確定性使得有一定價值的信息搜集起來很麻煩。有些信息只能起提供線索的作用，是否采用，只有深入挖掘才能找到信息的源頭進行判斷。比如，我們在做民俗圖片搜集時，經常會遇到沒有時間、地點和詳細描述，又有資料價值的圖片或視頻，必須咨詢學者專家的意見，對資料做簡單的描述，以便錄入數據庫。還有一些網友會將自己家鄉發生的民俗活動視頻或圖片發到網上，只有網名和上傳時間，其它我們想知道的內容一概沒有，但是這種記錄民俗的資料很稀有，我們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將它著錄并保留下來，遺留問題就是知識產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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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著名的音樂家，不僅在音樂上有非凡的成就，在繪畫上也有著較高的天賦。天才的音樂家勛伯格就是一個天才的畫家，他1907年才開始涉獵繪畫領域，三年之后，就在慕尼黑、柏林和維也納舉辦了“勛伯格畫展”，維也納的博物館已經收進了七十余件他的畫作。他獨樹一幟的“音色旋律”創作方法，和繪畫領域的“點彩派”繪畫心契神會?？刀ㄋ够鶎λ睦L畫才華也贊嘆不己，并寫出文章對他的作品做了分析。德國歌唱家狄斯考很早就開始接觸繪畫，他說“音樂的意向可以隱喻地用線條和色彩來再現，有時我真的想表現我所歌唱的事物”，并與于1980年在德國的班貝格，1983年在日本成功的舉辦了個人畫展；法國作曲家古諾髙強的繪畫才藝曾讓他在選擇自己發展道路時左右為難。他獲得羅馬大獎后被派到羅馬去進一步學習音樂的時候，每周都要到西斯廷教堂去做禮拜，他一面玲聽彌撒曲，一面觀賞米開朗琪羅的壁畫，并能把它們臨蓽得惟妙惟肖，音樂院院長為此憂心忡忡，他善意地提醒古諾：“天啊!你以為我們給你獎學金是要你來學繪畫的嗎?”；圣桑的心智包羅萬象，音樂上的早慧讓他享有"莫扎特第二”的美名，而在音樂之外，他精通幾國語言，對美術、數學、天文學、考古學、哲學、動物學、植物學等都有濃厚的興趣，皇室曾根據他的請求為他撥數購買了一臺天文望遠鏡用于觀察星空，他寫過不少的科學論文或研宄文章。在美術方面，他著文《論古羅馬劇院的裝潢裝飾》，討論龐貝城的壁畫。17歲就寫了著名的《仲夏夜之夢序曲》的門德爾松在他周游世界的時候，總忘不了隨身攜帶的畫本，他不僅用音符刻畫了優美的名勝風光，也用畫筆勾勒所見所想。瓦格納雖然和門德爾松友誼不佳，但在聽過門德爾松的《赫布里底島序曲》之后，也忍不住由衷的稱贊他是“第一流的風景畫家”；除此而外，被譽為“鋼琴詩人”的肖邦在繪畫上所表現出的才能也不容小覷 音樂家與美術家們所結成的深情厚誼，也使得他們在彼此的交流、欣賞中互為影響并推動著音樂與視覺藝術創作的共同發展。如在古典音樂的創始人斯特拉文斯基的藝術生涯中，許多美術家和詩人都是斯特拉文斯基的好友，交往密切，其中對他影響較大的則是畫家畢加索。畢加索曾為他的而芭蕾舞劇《炫技》、《普爾欣奈拉》設計了舞臺的布景、道具、服裝和海報，畢加索由于經常改變風格而在美術界成為最著名的人物，而音樂界的斯特拉文斯基與畢加索恰像是一對孿生兄弟，也并不愿意重復自己的風格，不滿足于剛剛創立的輝煌，當人們剛剛熟悉了他的某一風格、或者剛學會對他的某一音樂特征加以模仿時，卻又困窘地發現這種風格的創始人己經又開拓了一個新的領域。正如《春之祭》引起的騷亂余波還未平息，斯特拉文斯基又己經開始了他新古典主義風格的探索了。正是對美的共同追求使他們心意相通走到了一起。
三、美術流派影響下的音樂
音樂中一些流派的形成無疑也受到過視覺藝術流派的影響。如以法國作曲家德彪西為代表的印象主義音樂就是在印象主義畫派和象征主義詩歌影響下形成的。印象主義藝術首先是在視覺藝術方面興起的，19世紀末，以馬奈、莫奈、和雷諾阿為代表一些年輕藝術家們，他們希望打破學院派的嚴謹和保守，反對單一的在宗教和神話故事中汲取題材，主張走到大自然中去，把注意力放在自然光色的變化效果上，盡量避開寫實體裁，以光和色彩為視角，去捕捉一個個瞬間飛逝的印象，用精細的筆觸，模糊的構圖，借助光、色的變幻來表現渲染閃爍的氣氛與色彩、倏忽朦朧的自我感覺和印象。1874年，這幫年輕人在法國舉辦了一次叛經離道的畫展，莫奈風景畫《日出.印象》的出現，在當時更是受到眾多的非議和攻擊，從而這些年輕的藝術家們被貶為“印象主義者”》正是由于這些年輕藝術家們的“離經叛道”的思想，深深的影響了力求在音樂上突破傳統的德彪西、拉威爾等作曲家。開創了一種注重和聲的倏忽變幻，音響色彩的細膩斑斕，模糊的曲式輪廓，細致入微的聽覺感受，突出精致、纖巧的風格，從此確立了印象主義音樂流派，對后來的音樂創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20世紀音樂的主要流派一表現主義最初也是受到視覺藝術思潮的影響，1911年，畫家康定斯基、馬爾克、瑪克等人在德國創辦了《青騎士》雜志，刮起了一股表現主義運動的風潮，發表了多篇有關視覺藝術的表現主義言論。以勛伯格和他的兩個學生貝爾格、威伯恩為代表人物的表現主義音樂，無疑是受了視覺藝術中表現主義畫風的影響。他們在藝術上的觀點也是相同的，都認為表現主義應該表現的是人們內心，而不是對外界的印象的形象描繪，強調的不是客觀物體的外貌，而是人們內心和靈魂深處的感覺和情緒。表現主義音樂與18世紀的理性、均衡與和諧，與19世紀浪漫主義的注重自我世界，關注和聽眾通過音樂進行情感上的交匯的音樂描述完全不同。對此勛伯格就曾說過：“藝術家為之奮斗的最偉大的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表現他自己……我們的心靈才是客觀世界的真實反映……”。如同常用變形和扭曲手法描寫真實的表現主義畫家一樣，他們用怪誕、奇異的音響去表現壓在自己內心深處的那種絕望、壓抑、恐懼。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他們目睹到種種黑暗、腐敗現象，感到強烈不滿，卻又無力改變，從而陷入迷茫、無助的境地。所以驚悚、死亡等等是表現主義常常關注的題材，充滿了精神上的荒誕。伯恩斯坦曾在評論勛伯格的代表作品《月迷彼埃羅》說：“這些歌永遠使我感動，但也使我有點惡心。連唱帶講，還加上。在這些歌曲的有些地方，我真想跑去打開窗子，呼吸一下健康而清潔的空氣。但這也就是它的成功之處?！绷硪晃辉u論家卻說：“如果這是音樂，求求上帝，別讓我下次再聽它了?！毕旅娴膬煞髌分?，僵硬平直線條、變形的構圖、大片涂抹的色塊，似一聲聲尖利的喊叫刺透我們的耳膜，充滿了絕望、驚恐，形象的表明了這兩種藝術形式內在聯系。和音樂家愛畫、作畫相映成趣的，另一邊就是畫家愛樂、作曲了。在美術史上，出現過許多用繪畫表現音樂的大師和杰作，如：美國早期畫家華爾特狄斯納，他曾根據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創作了三幅畫作；被譽為19世紀最優秀的俄羅斯風景畫家列維坦所創作的名畫《墓地上空》表現的也是是貝多芬的名作《英雄交響曲》中的“葬禮進行曲”。據他的一位女學生回憶說：“當列維坦創作這副作品時，堅持要我為他彈奏貝多芬的曲子”，可見，正是貝多芬的音樂喚起了畫家的創作靈感。美國繪畫史上第一位純抽象派大畫家斯圖爾特?戴維斯(1894—1964)的創作是與他對爵士樂的熱愛分不開的，他認為，畫家可以從現代爵士樂中發現一種新的繪畫觀念，他就是利用夸張變形的色塊、色調、線條、等繪畫語匯，運用抽象化主觀化的寫意傳神手段進行著一幅幅只可以眼觀的“樂曲”創作。當觀眾們走過他1932年為紐約一座新落成的音樂廳所繪制的大型壁畫前都不禁感嘆這是一幅‘‘可以用眼睛來欣賞的變化莫測妙不可言的音樂作品”。另一位出生于美國近代著名繪畫大師惠斯勒(1834-1903),—生都試圖把繪畫藝術與音樂藝術巧妙地結合為一體，并在這方面做了有益的努力，有著突出的成就，可以說是歷史上最負盛名的“音樂畫家”。他采用音樂術語為他的畫命名，如把《白衣少女》稱之為《白色交響曲》、《母親的肖像》稱之為《灰色與黑色的交響曲》、《茫茫之夜》則稱之為《夜曲》。另外他還用和聲、變奏曲、旋律、音調、幻想曲等音樂名詞來命名他的畫作。這樣的畫家還有很多，如馬蒂斯從小酷愛小提琴，他常一天練六個小時的琴，因此在他的繪畫出現了很多關于音樂的主題《鋼琴課》、《音樂》、《內景和小提琴》、《爵士樂》等作品也就不足為奇了。俄羅斯抒情抽象繪畫的大師康定斯基在繪畫中表現出的獨創性更是值得一提的，從小表現出很高的音樂天賦，鋼琴彈的特別好，作品《送葬隊伍》，基本上是從瓦格納的《眾神的黃昏》得到暗示的，還有《相互的和音》、《賦格》、《帶伴奏的中心》、《有規律的飛翔》等等與音樂有關的作品，都無不體現出康定斯基在用繪畫表達音樂、抒發自己的情感方面，有其獨到之處。
篇8
傳統的科學哲學主要是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研究科學的，并且取得了累累碩果。但是，僅僅從這個角度來研究科學顯然是不夠的?？茖W也是一種社會系統或社會體制，并且科學知識本身同社會條件也的確存在著某種聯系，因此，還需要對科學進行社會學的研究。近些年來，隨著元科學研究的不斷進展，人們越來越發現傳統的科學哲學的定位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以致想要在原有的基礎上作深入研究，感到困難重重。而另一方面，由于科學社會學與科學哲學相比起步較晚，加上其獨特的研究視角和誘人的應用前景，使得科學社會學研究正方興未艾。尤其是隨著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興起，大有從科學哲學走向科學社會學的趨勢。本文對元科學研究的這一發展趨向作了評析，認為：（1 ）傳統的科學哲學的定位最突出的局限性之一，在于難以將社會歷史的觀點貫徹到底；（2）科學社會學的研究不僅有助于克服科學哲學的這種局限性， 從而促進其深入發展，而且也為整個元科學的研究開辟了廣闊的前景； （3）科學社會學（特別是科學知識社會學）也有其自身難以克服的局限性，并不能取代科學哲學對科學內容本身作深層的研究。
一、傳統的科學哲學的定位及其局限性
盡管關于什么是科學哲學這個問題存在著不同的意見，但是，一般說來，人們基本上還是傾向于將傳統的科學哲學定位于作為一級學科的哲學下面的一門二級學科。更確切地說，科學哲學的研究范圍基本上局限在認識論或方法論的領域內，并且把它所研究的認識論或方法論幾乎等同于“科學的邏輯”。這在約翰·洛西所寫的《科學哲學歷史導論》一書中體現得最為明顯。他將《科學哲學歷史導論》寫成了“科學方法觀點發展的歷史概要”。在他看來， 科學哲學主要探索下列問題：（1）哪些特征把科學研究與其他類型的研究區分開？（2 ）科學家在研究自然時應遵循哪些程序？（3）正確的科學解釋必須滿足哪些條件？ （4）科學定律和原理的認識地位是什么？因此， 科學哲學要比科學本身的實踐站得更高：科學從事的是對事實進行解釋，而科學哲學的主題是研究各門科學的程序和結構以及科學解釋的邏輯。（［1］，p.2）值得注意的是，約翰·洛西將邏輯實證主義和波普學派及其以前的科學哲學看作是“正統的”科學哲學，而將庫恩、拉卡托斯、勞丹、費耶阿本德等歷史主義的科學哲學看作是“非正統的”科學哲學。
約翰·洛西所謂的“正統的”科學哲學具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靜態地、非歷史地研究科學。似乎科學存在著一種超歷史的結構或方法論規則，而科學哲學可以站在科學之上，運用超歷史的元科學概念，揭示科學的程序、結構或科學解釋的邏輯。二是主張對科學進行純粹的理性重建，完全排除各種非理性因素。他們將科學認識論或方法論加以高度邏輯化和形式化，從而將邏輯理性推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而對各種非理性因素的考慮則到了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程度。三是純粹局限在認識論范圍內研究科學，完全忽視了社會學的因素，似乎科學只是個別科學家從事的工作，而不是一項集體的或社會的事業。
應當肯定，傳統的科學哲學關于科學理論結構的分析，關于科學方法的合理重建以及對若干元科學概念的邏輯分析等等，對于推進和深化科學認識論乃至整個哲學的研究，無疑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尤其是由于他們對于分析、還原和邏輯方法的強調和運用，使得科學哲學幾乎成了一門與科學研究相類似的相當嚴格和精密的學科。他們發起的“科學的哲學”運動盡管后來遭到失敗，但的確曾經將科學哲學帶進了最輝煌的時期，并且深刻地影響著哲學的發展。因此，從歷史的觀點看，傳統的科學哲學如此定位是有積極意義的，無論是對于推進哲學還是科學研究來說，也許都是必要的并且是不可逾越的。
然而，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人們越來越發現傳統的科學哲學定位的局限性和偏頗性；首先，雖然科學哲學的研究對象是自然科學，但是它本身卻應當屬于人文學科。因此，它與其它人文學科一樣，若是按照傳統的科學哲學家的理想，完全排除社會、歷史和心理等因素，純粹用邏輯和理性將科學哲學建構成類似物理學那樣的精密學科，顯然是不可能的。其次，僅僅從靜態的、理性的和認識的角度來研究科學，是遠遠不夠的。特別是，這種角度嚴重地忽視了科學在本質上是社會的這一重要特征：科學家在科學活動中往往并非單獨地從事研究，而是需要在某個科學共同體中從事研究；科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社會（公共）性的事業，其中個人的行為要受到社會目標和規范的強烈影響；還有任何基礎性的科學研究往往不能脫離社會對技術上的要求等等。
如何克服傳統的科學哲學的局限性和偏頗性，將認識因素和社會因素密切地聯系起來，更進一步說，如何將科學哲學與科學社會學有機地聯系起來，在這方面，應當說，托馬斯·庫恩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庫恩提出的兩個著名的概念，即范式概念和科學共同體概念，可以說既是科學哲學又是科學社會學的重要概念。庫恩認為，科學哲學的主要問題是解釋科學的動態過程，并且首先要弄清楚科學究竟是怎樣發展的。在他看來，這種“解釋歸根到底必然是心理學或社會學的。就是說，必須描述一種價值體系，一種意識形態，同時也必須分析傳遞和加強這個體系的體制。知道科學家重視什么，我們才有希望了解他們將承擔些什么問題，在發生沖突的特殊條件下又將選擇什么理論?！保ǎ?］，p.286）由此可見，盡管庫恩對科學進步的解釋帶有嚴重的相對主義色彩，但是，庫恩對于糾正傳統的科學哲學片面強調“科學的邏輯”的定位，溝通科學哲學與科學社會學、科學史和科學心理學的聯系，開辟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相結合的研究思路，其貢獻是巨大的。
自庫恩提出科學革命的理論以后，科學哲學逐漸經歷了從邏輯主義向歷史主義的轉變。歷史主義者們大大超越了傳統的科學哲學作為“科學的邏輯”的定位，更多地關注科學的實際發展，試圖建立歷史的模型，因而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歷史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等領域。他們主張一種與邏輯主義完全不同的方法論，即歷史方法論。這種方法論在本質上是辯證的，要比邏輯主義者所主張的“科學的邏輯”寬闊得多。
然而，盡管歷史主義者竭力倡導一種歷史方法論，但從整體上來說，他們的哲學仍然沒有擺脫分析哲學的基本框架，邏輯主義的色彩依然很濃。也就是說，歷史主義者最終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傳統的科學哲學的定位并克服其局限性，將社會歷史的觀點貫徹到底。于是，科學哲學依然困難重重。其中，最為典型的是關于科學進步的問題。本來，如果真正從這社會歷史的觀點看，科學進步是不言而喻的。因為首先，社會生產力在不斷提高，人們可以利用越來越先進的物質手段從事科學；其次，人們可利用的知識和信息也在不斷地豐富和增長；還有，每個時代每個社會的人的智力水平和文化素質也在不斷地提高和發展。但是，要想按照原有的科學哲學的定位，在分析哲學的框架內，用純粹邏輯的觀點來解決，科學進步問題卻變得極為艱難。正是由于這個緣故，科學哲學家們至今還難以擺脫這樣一種兩難困境：要么堅持某種超越歷史的普遍有效的科學進步標準來說明科學的進步性；要么接受庫恩的觀點即范式之間是不可通約的，因而否認了科學的進步性。由此可見，要使科學哲學擺脫這種困境，就應當真正突破原有的定位和框架，進一步開拓視野，積極吸取其他元科學研究成果，特別是科學社會學的研究成果，使科學哲學與科學社會學等學科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推動科學哲學乃至整個元科學研究的深入發展。
二、科學社會學的新視野
科學社會學與科學哲學對科學的研究視角有所不同。它們兩者的根本區別在于，科學哲學主要地將科學看作是一種認識，往往使用認識論的范疇（如“理論”、“因果性”、“實驗”、“假說”等等），對科學側重于進行方法論或認識論以及科學發展的內在邏輯的研究。然而，以默頓為代表的科學社會學在本質上將科學看作是一種社會體制，將科學的發展過程看作是科學在社會中逐漸體制化的過程。于是，科學社會學往往使用社會學的范疇（如“體制”、“規范”、“分層”、“權威”等等），對科學重點進行社會關系、社會結構和社會環境等方面的研究。具體地說，科學社會學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為元科學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
第一，與其他社會體制（例如政府、教育等）一樣，科學也是一種社會體制?！翱茖W可以被樸素地表達成由許多科學家個人組成的共同體：他們觀察自然界，互相討論他們的發現并且把結果記錄在檔案中”，“在可能達到的最廣泛的范圍里，致力于建立觀點的合理的一致性?！保ǎ?］，pp.17—18）科學作為一個社會系統，它的正常運行是通過許多公共的或社會的形式來實現的。例如，“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公共機構，如大學里的科系、學術社團及科學雜志，它們致力于各種各樣的公共活動，象科學教育，發表科學論文，對有爭議的科學問題展開辯論，或者對于著名的發現授予正式的獎賞。在更抽象的形式上，我們注意到了公共性影響，如教育課程的設置、研究傳統及研究綱領。每一個科學家都被要求去扮演各種各樣的公共角色，如研究生、研究管理人員或知名科學權威，并且受到公共行為規范的制約，如‘普遍性’或‘無私利性’等?！保ǎ?］，p.13 ）科學社會學（至少是“內部的”科學社會學）將這些公共建制、活動、影響、角色、規范等等看作是“科學的基本要素”，強調“如果不去探求科學家在他們的科學研究過程中，彼此是如何發生聯系的，那么就無法理解科學理論的地位，無法理解這些理論當初是怎樣被設想出來的?！保ǎ?］，p.13 ）這就是所謂“內部的”科學社會學的基本思想和出發點。概括地講，“內部的”科學社會學，按照齊曼的觀點，是以科學發現為背景，研究的是科學這種社會體制的內部結構、社會關系及其運行規律。
顯然，將科學看作是一種社會體制的研究綱領大大拓展了元科學的研究：首先，拓展了科學哲學和認識論的研究。盡管歷史主義的科學哲學也已經觸及到用社會歷史的觀點來看科學，但是，科學哲學在這方面的研究僅僅是綱要性的，并且可以想象在科學哲學的定位和框架下面是很難能將社會歷史的觀點貫徹到底的，充其量只是在大量歷史案例中去尋找科學發展的邏輯。相比之下，科學社會學不僅使這方面的研究成為可能，而且切切實實地推進了這方面研究。例如，科學哲學中提到的“范式”、“科學共同體”等等概念，在科學社會學那里已經不再是一種智力抽象，而轉變成為切實的研究對象。至于科學哲學中非常突出的“客觀性”、“真理性”和“合理性”等問題，科學社會學則用社會學的術語重新加以闡述。約翰·齊曼甚至提出了“社會學的認識論”的概念。在他看來，“社會學的觀點不僅闡明了科學的‘方法’；它也說明了科學認識論的基本問題?！保ǎ?］，p.159 ）他指出， “代替強調科學的認識方面的哲學透視，也許我們從一開始就應該采取社會學的觀點?！保ǎ?］，p.149 ）這些話可能有些夸張，但是， 對科學內部作社會學的研究對于科學哲學來說至少是一種補充和拓展。
其次，開辟了許多關于元科學的新的研究課題及其研究方法。例如，關于科學共同體的研究，關于無形學院的研究，關于科學交流體系的研究，關于科學獎勵制度的研究，關于科學家行為模式的研究，關于科學中的社會分層的研究，關于社會中的科學家的角色研究和關于科學評價的體制化研究等等，所有這些課題的研究，對于理解科學內部實際的社會運作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而且還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二，更重要的是將科學這種社會體制放到更廣闊的社會背景中來探討，深入研究科學、技術和社會三者之間的關系，研究科學對社會的影響，社會對科學的控制以及科學發展的社會條件和社會后果等等?？茖W社會學并不僅僅局限于從“內部”考察科學，相反，它更強調科學“這種社會建制植根于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完成一定的社會功能，并且和其他體制一樣，和法律、宗教、政治權力等等聯系在一起?！保ǎ?3］，p.163）因此，一方面，科學能夠對社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科學通過技術以巨大的力量導致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以及人們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等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發生巨大的變化。當然，科學的發展既能強有力地推動經濟的增長和社會的進步，同時也有可能由于不恰當的應用而給社會帶來諸多負面影響。另一方面，科學又受到社會的巨大影響、制約或控制。從經濟的角度看，科學技術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對技術上的需求，社會可以在人力、物力和財力上影響、制約或控制科學技術的發展及其方向；從政治的角度看，國家和政府需要借助科學技術來實現其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文化的和外交的目的；從文化的角度看，任何科學技術的發展都無法脫離它們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并受到這種文化環境的制約。作用于科學的巨大的社會力量，不僅可以將科學技術看作是一種工具，使它服從于各種社會需要，而且也可以從根本上改變科學的體制及其自身的活動方式。當然，社會對科學的影響、制約或控制也會有雙重效應：一是促進科學技術健康發展，從而推動社會的進步；二是也有可能破壞科學、技術和社會三者之間的良性互動，從而給科學與社會帶來負面影響。
毫無疑問，將科學這種社會體制放到更廣闊的社會背景中來考察，深入研究科學、技術和社會三者之間的社會互動關系，對于元科學研究來說，帶有革命性的變化。它的意義在于：
首先，突破了傳統的元科學研究的思維框架。一般說來，傳統的元科學研究（包括科學哲學、科學心理學、科學史、甚至“內部的”科學社會學）基本上都局限在科學本身的活動范圍內進行研究。這種研究方式的缺陷在于，它忽視了十分重要的社會因素，那就是科學正在改變著整個社會，與此同時，社會也在改變著科學。用約翰·齊曼的話來說，“作用于科學的巨大的社會力量，正在使科學自身內部的活動方式變得面目全非，并且這種力量正在向著科學哲學與心理學的核心滲透：而人們常常不能認識到這種情況。”（［3］，p.11 ）也就是說，如果切斷科學與整個社會的聯系，即將社會對科學的影響忽略不計，而單純地研究科學本身，則多少帶有某種程度的盲目性。
其次，為多角度全方位地研究科學提供了可能性，傳統的元科學研究只是從“內部”研究科學，其視野顯然是極為有限的，充其量只是將科學看作一種學術活動，而科學的目的是“為科學而科學”。但是，僅僅從這個角度來理解科學是遠遠不夠的。的確，科學是一種條理化的知識體系；它采用了獨特的方法；它具有獨特的社會結構；它是具有特殊研究才能的人們做出的發現。然而，它更是一種與整個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體制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社會體制；它是一種實現各種社會目標的手段和工具；“它需要物質設備；它是教育的主題；它是文化的資源；它需要被管理；它是人類事務中重要的因素。我們的科學‘模型’，必須把這些相互差異、有時是相互矛盾的方面聯系起來，并且統一在一起?！保ǎ?］，p.7）而要做到這一點，只有將科學、技術和社會三者聯系起來加以綜合研究，才有可能。
再次，開辟了元科學研究從理論走向現實的更廣闊的道路。由于對科學所賴以生存的社會環境因素的忽視，一般說來，傳統的元科學研究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理論脫離現實的傾向，它們所建立的各種科學模型充其量只是科學作為學術活動的模型，離科學作為社會體制的現實情況有很大距離。相比之下，科學、技術與社會相互關系的研究更著重于關注科學的社會現實：究竟科學實際上是如何通過技術影響社會的？社會又是如何實際地影響、制約或控制科學技術的發展的？作為一種社會體制的科學在現實社會中的現狀是什么？它將如何發展？科學對于現實社會的影響又是什么？有什么正面或負面影響？應當采取什么樣的對策促進科學、技術與社會三者之間良性互動，既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又推動整個社會的全面進步？所有這些問題都是科學社會學的理論問題，也是它所應當解決的現實問題?？梢哉f，科學社會學的研究為著重運作的關于科學技術的政策性研究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三、科學知識社會學能否取代科學哲學
很明顯，將科學作為一種社會體制來研究的科學社會學同將科學作為一種認識活動來研究的科學哲學兩者不僅不是沖突的，而且起著相互補充的作用。然而，本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興起的科學知識社會學卻對科學哲學提出了嚴重的挑戰。這種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學科定位同原有的科學社會學大為不同，它脫離了以默頓為代表的科學社會學的研究傳統，并不是從社會體制這個角度來研究科學，而是強調要對科學知識本身進行考察，直接研究科學知識的內容與社會因素的關系。這便形成了科學知識社會學與科學哲學兩者之間的互相競爭關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愛丁堡學派代表人物提出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強綱領蘊含著這樣一種傾向，那就是科學知識社會學能夠而且應當取代科學哲學，來研究和解釋科學知識的內容和性質。這項“強綱領”指出，科學知識本身并不存在絕對的或超驗的特性，也不存在諸如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觀性這樣的特殊本質。所有知識，不管是經驗科學中的知識還是數學中的知識，都應當徹底地被當作社會學的研究材料來處理。（［5］，p.3）這無疑是在宣告以研究科學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觀性為內容的科學哲學應當終結，關于科學知識的一切應當讓位于科學知識社會學來研究。我們認為，這種見解不僅是相當偏頗的，而且也是難以經得起推敲的。
首先，科學知識社會學對科學知識所作的研究充其量只是一個側面，它根本無法代替科學哲學對科學知識本身作正面的認識論的研究。我們不妨可以看一看戴維·布盧爾在他的《知識和社會建構》一書中對“知識社會學的強綱領”的闡述。布盧爾說：“社會學家所關注的知識，包括科學知識，純粹是作為一種自然現象來看待的?！保ǎ?］，p.5）他認為，科學知識社會學應當遵循以下四條原則：①知識社會學是研究原因的，即關注那些導致信念或知識狀態形成的條件。當然，除了社會原因以外，還存在著其它類型的原因，它們與社會原因一起促使信念形成；②知識社會學公平同等地對待真和假、合理或不合理、成功或失敗。這些對立的雙方都需要得到解釋；③知識社會學的解釋風格是對稱的。例如，用同樣類型的原因來解釋正確的信念和不正確的信念；④知識社會學是反身性的，從原則上說，它的解釋模式應當適用于社會學本身，否則社會學將是對它自己的理論的反駁。布盧爾將原因、公平、對稱和反身性這四條原則稱之為是知識社會學的強綱領的定義。（［5］，p.7 ）由此可見， 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的是科學知識與社會環境條件以及社會結構之間的關系，并且主要研究的是產生科學知識的社會原因或社會條件。也就是說，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研究重點并不是科學知識本身。它甚至根本不關心科學知識的真或假、合理或不合理、成功或不成功等等這樣一些對科學知識來說帶有根本性的問題，而只是采取一種自然主義的立場，將所有科學知識都一味地同等地看作為“結果”；它將研究重點放到了科學知識的外部，放在社會條件或原因上面，即側重于研究是什么樣的外部的社會條件或原因導致什么樣的科學知識的產生。當然，科學知識社會學從這種角度來研究科學知識不能說沒有新意，也許是頗有意義的，但是，應當承認這種角度僅僅只是從一個側面來研究科學知識，而且過多地強調這個側面顯然是不可取的，因為其一，正如約翰·齊曼所批評指出的，“固執的社會學家可能大大地過高估計了社會利益的影響和其它科學以外的考慮”，從而“鼓勵從在科學中起片面作用的一系列因素出發的研究，并使之合法化，因而得出非?？梢傻慕Y論”；（［3］，p.155）其二，它大大低估甚至否定了科學知識本身發展的內在邏輯等認識因素，而事實上這也是科學知識產生的先決條件之一。毫無疑問，離開了人的認識，社會因素的作用再大，科學知識也無從產生。
其次，科學知識社會學本身也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困難和局限性。勞丹認為，“任何認識社會學的解釋至少必須給出存在于某個思想家Y 的某種信念X與Y的社會狀況Z之間的因果關系。 （如果社會學的解釋具有‘科學的’意義的話）這就要求助于一條普遍的定律，此定律表明，處于Z類狀況之中的所有（或大多數的）信仰者都會采取X類信念”。（［6］，p.217）但是，在勞丹看來，盡管作了幾十年的研究工作，當代科學知識社會學其解釋還是“過于粗糙，遠遠達不到起碼的確切性要求?！?（［6］，p.218 ）除了象勞丹這樣的科學哲學家以外，還有象科學社會學家默頓和對知識社會學最有建樹的社會學家之一卡爾·曼海姆都對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前景表示懷疑。默頓認為，“特定的發現和發明屬于內部科學史的范圍，并且大量地獨立于非純科學的因素?！保?［6］， p.220）而曼海姆則斷定說：“數學和自然科學”中的歷史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內在的因素?！保ǎ?］，p.220）一般說來，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困難及其局限性可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其一，社會條件對科學知識的產生和發展的影響往往是間接的，而不是直接的。也就是說，在特定的社會條件和特定的科學發現或發明之間不一定存在著必然的因果關系。其二，社會條件對科學知識的產生和發展的影響往往從宏觀上講比較說得通，而從微觀上分析比較困難。例如，我們可以從當時的工場手工業時期的經濟和技術上的需要來說明為什么在近代自然科學的各學科中，發展較快、成熟較早的是經典力學。但是，我們很難說明經典力學中的每一個定律的社會根源是什么。其三，科學知識社會學也許比較適合于那些原始的或經驗性很強的科學知識，但很難研究近現代那些理論性或邏輯性較強的科學知識。因為前者離社會現實比較近，或許同社會條件有某種直接的關系；而后者離社會現實比較遠并且已經高度數學化。更進一步說，科學知識社會學在科學知識可以用理性解釋的范圍內似乎沒有多大的用武之地。勞丹甚至明確指出，科學知識社會學只能限定“在不合理性假定的框架之內工作”，才有“廣闊的天地。 ” （［6］， p.222 ）當然，勞丹對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范圍的限定未免有些絕對，但是，他的確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科學知識社會學所固有的局限性。
最后，用科學知識社會學來代替科學哲學的后果也是不可取的。顯然，用科學知識社會學代替科學哲學至少有兩個嚴重的后果：其一，使得對科學知識的研究趨于平面化和表面化。因為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將科學知識僅僅看作是一種自然現象，所以，他們不希望、也不可能對科學知識作比“自然現象”更深層次的研究。他們將科學的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觀性問題擱置一邊的結果是，將科學知識等同于文學知識、道德知識、宗教知識或別的什么知識，使得科學知識完全失去其自身的有別于其它文化知識的特點。這樣一來，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們在否定科學哲學研究的同時，實質上也否定了他們自己所作的研究，因為既然科學知識同其它別的文化知識沒有什么根本區別，那么，科學知識社會學本身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其二，進一步為認識論和文化的相對主義敞開大門。事實上，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并不是拒斥所有的哲學觀點。確切地講，他們認為，默頓學派的局限與不足就是與實證主義哲學的聯系，而他們的目的就是在新的哲學觀點的支配下，為科學社會學轉向科學知識內容的研究作出貢獻；并且認為他們的研究可以論證這些新的哲學觀點。 （［7］，p.228 ）而這些所謂的新的哲學觀點最主要的傾向之一，那就是認識論和文化的相對主義。正如布盧爾所明確承認的，“知識社會學的強綱領依賴于一種相對主義。它采取了可以稱之為‘方法論的相對主義’的立場。這種立場體現在早先提出的對稱性和反身性兩條原則之中。所有的信念（不管它們得到如何評價）都將以同樣普遍的方式予以解釋?！?（［5］，p.158 ）反之，若要用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結論來論證哲學觀點，那么勢必強化相對主義的觀點：首先，科學哲學中所探討的“客觀性”和“真理性”的概念，在科學知識社會學家看來，其真實的含義只不過是“主體間性”，即“許多人的意見一致”。這就是認識論的相對主義觀點。其次，正如齊曼指出的，“知識社會學原則的嚴格應用看來必將導致這樣一個不可避免的結論：科學僅僅是在理智領域中許多相互競爭的世界圖像當中的一種，而且它并不優越于一個社會團體能夠贊同的任何其它的系統方案，例如，贊德人的著名的巫術信念?！保ǎ?］，pp.119—120）這就是文化相對主義的觀點。由此可見，如果說費耶阿本德從科學史的個別案例研究中得出認識論和文化相對主義的結論，從而宣告科學哲學的終結的話，那么，這些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們則試圖以更一般的經驗研究來強化費耶阿本德的觀點?？墒?，他們竟沒有想到，科學哲學的終結同樣也意味著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終結！
參考文獻
〔1〕 約翰·洛西：《科學哲學歷史導論》，邱仁宗等譯， 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2年。
〔2〕 托馬斯·S·庫恩：《必要的張力》，紀樹立等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
〔3〕 約翰·齊曼：《元科學導論》， 劉＠①jùn＠①jùn等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4〕
John Ziman， Reliable Knowle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1978.
〔5〕 David Bloor， Knowledge and Social Lmagery， Th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