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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論文我國當前經濟形勢及其走向形勢與政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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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自由化的風險。
金融全球化的本質是金融資本的全球高速流動以尋求最大利潤。巨額資本的快速流動增加了金融系統的潛在不穩定和不確定因素。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不健全、具體制度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監督管理機制，產生金融危機的誘因可以說無處不存，無時不在。主要是因為：
1.短期資本的大進大出，國際游資頻繁在各國外匯、股票市場流動，具有投資、投機兩重性。短期資本的大量涌入造成了經濟結構性失衡，形成“泡沫經濟”，一旦出現逆差或貨幣貶值，資金便迅速抽逃，導致國際信用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便是典型例子。據IMF估計，國際短期游資多達7.2萬億美元，約占世界總額的20％。其投機性、流動性和逐利性構成了對發展中國家金融經濟安全的嚴重威脅。
2.作為資本流動載體的金融衍生工具的最大特點便是其“杠桿效應”，能以較少“定金”買賣幾十倍乃至上百倍于定金合約金額的金融產品，如遠期合同、期貨、期權和互換等，形成以證券料匯、利率和商品行情的信息預期為客體的金融衍生資本。一家金融機構的少量交易即可牽動整個國家經濟甚至整個國際金融市場，金融鏈條上的任何環節出問題都可能使整個金融系統遭到毀滅性打擊。
3.“對沖基金”規模不大，但借貸能力特別強，能夠迅速籌集資金投放市場。一批基金聯手再加上眾多世界級銀行財團的支持及其在國際組織、各國政府中的強大游說能力，足以將任何一個市場置于危機之中。
二、國際經濟體系中的美元霸權霸權。
雖然從理論上說，國際美元本位像任何關鍵貨幣一樣，對于提高國際交換效率和降低國際交易成本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然而，后布雷頓森林會議體系中，作為國際本位貨幣的美元畢竟只是由美國政府法令強制使用的一種純粹的、完全不兌現紙幣，它的“生產”完全受到美國國家機器的控制，它所服從的完全是美國政府的政策制訂者所愿意奉行的任何國內規則。所以美國不會，也沒有義務把別的國家的利益置于美國的國家利益之上。
三、貨幣一體化理論。
貨幣一體化就是各成員國聯合起來，結成固定的匯率，執行共同的貨幣政策。西方學者對不同層次的貨幣一體化進行了劃分：（1）匯率同盟。（2）假匯率同盟。（3）貨幣一體化。（4）貨幣聯盟。
貨幣一體化理論認為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之間越不能靠經常的匯率變動來改變相互之間的貿易條件和本國的國際收支地位，這兩國（或多國）走向貨幣一體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具體說來又主要是與以下一些因素有關：①相同或相似的通貨膨脹率；②要素流動的程度；③一國的經濟規模與開放程度；④商品多樣化的程度；⑤工資、價格的（變動浮度）；⑥商品市場一體化的程度；⑦財政一體化程度；⑧政治因素。貨幣一體化的主要收益來自于匯率穩定。匯率經常經常性變動會影響正常貿易和投資的開展，使用單一貨幣能減少外匯風險，而外匯風險會象交易成本一樣減少一國的進出口，同時單一貨幣能減少外匯風險，而外匯風險會象交易成本一樣減少一國的進出口。當前貨幣一體化理論的最新進展就是運用理性預期的形成，時間不一致性，信譽問題以及匯率決定等宏觀經濟學的新概念、新理論及分析方法對貨幣一體化的成本、收益進行分析：在貨幣中立問題方面：弗里德曼和盧卡認為因為有理性預期的存在，長期來看，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并不存在著此消彼長的交替關系，應該存在著與通貨膨脹率毫不相關的自然失業率。在時間不一致性問題方面，在對“貨幣中立建議”西方學者進一步運用時間不一致性觀點來考察貨幣一體化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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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發展中國家的角度審視經濟全球化
1．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經濟全球化問題的主流看法為，目前世界范圍內展開的經濟全球化實質就是世界范圍內的市場經濟化。他們主張在世界范圍內最大限度地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充分發揮價格和利潤在市場中的作用，建立一種完全競爭的市場模式，而經濟全球化通過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使各種生產要素或資源在全世界范圍內自由流動，從而實現生產要素或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最優配置。廣大發展中國家則從自己的國際利益出發，對于經濟全球化提出了自己的解釋。他們認為目前正在進行的經濟全球化是由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先導和主體的，其實質就是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全球化以及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生產關系與交換關系全球化。這是一場有利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國際經濟秩序全球化，其受益者主要是美國和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
2．從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進程看，發展中國家只是被動地卷入經濟全球化的浪潮，而不是經濟全球化的發起者和推動者。從目前經濟全球化的狀況看，發展中國家始終處于弱勢狀態，不占主導地位，更不是經濟全球化的主體，并且這種關系在21世紀一個較長的時期內不會發生變化。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生產一體化、市場世界化、貿易投資自由化以及資本流動國家化打破了民族國家的固有界限，使世界各國形成了一個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相互聯系的整體。特別是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促進了信息產業的發展，高科技手段加快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和轉移，使國際經濟全球化或者一體化進程加快。在當今世界上，幾乎沒有一個國家的經濟能夠脫離世界經濟而獨立發展，自行運轉。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是整個世界經濟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并且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經濟、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等多方面的錯綜復雜的關系。
3．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經濟全球化對于他們的影響已經遠遠超出了經濟領域，跨人了政治、道德、文化等領域。從全球化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來看，經濟全球化不僅僅是經濟利益和經濟關系，而且涉及更為復雜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文化觀念等領域的沖突。
二、經濟全球化對于發展中國家帶來的積極影響
1．經濟全球化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結構的調整與升級提供了機遇。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發達國家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引進先進的技術和設備，實現技術發展的跨越、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外貿結構的優化，從而縮小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推進本國的工業化與現代化；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學習先進的管理經驗，培養高素質的管理人才。
2．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吸引外資，彌補國內建設資金的不足。外資的進入對于發展中國家加強基礎建設和基礎工業的建設，提高有關部門的效益，促進產品的更新換代，增強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起著積極的作用。
3．經濟全球化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發揮比較優勢，開展對外貿易。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貿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及貿易壁壘不斷下降，有利于發展中國家開拓國際市場，發展對外貿易。
4．有利于促進發展中國家的體制改革。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與國際市場規則接軌，將會推動發展中國家引進、學習、借鑒外國的管理經驗，結合本國實際進行體制和機制的改革，從而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內部體制改革。
三、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挑戰
1．經濟全球化極大地增強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的不穩定性。經濟全球化使得世界范圍內的各國經濟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空前加強。不少國家的對外貿易依賴度已經超過30％，個別國家則達到了50％一60％。在這種環境下，經濟波動和經濟危機的國際傳染便成為經常性的和不可避免的事情。自90年代以來，隨著各國賬戶的逐漸開放，不少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都受到了嚴重的挑戰。1997年泰國的匯率危機很快就傳染到整個東南亞地區以及韓國和日本，從而形成嚴重的地區金融危機，隨后又波及俄羅斯以及整個拉美地區，形成了事實上的全球性金融震蕩。國際游資的存在肯定是全球經濟不穩定的重要歸根源之一。自60年代起，盡管各國的經濟學家一直在探索對國際游資的監管方法，許多深受游資之苦的國家也曾努力加強資本管制。但總體而言，這些探索和努力的收效并不明顯。一個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在全球經濟、貿易迅速一體化的情況下，資本管制的有效性正在不斷下降，國際游資可以利用各種渠道方便地繞過或躲避資本管制。因此，發展中國家國內經濟穩定與否，就不僅取決于國內因素，而且受到國際因素的巨大影響。
2．經濟全球化使得財富越來越向少數發達國家和利益集團集中，加劇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不平衡。這種不平衡主要表現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經濟全球化本質上是一個全球范圍內的市場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競爭創造了效率，同時使得財富越來越向少數發達國家和利益集團集中，導致貧富差距的加大。造成這種差距擴大的具體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兩個因素不容忽視。其一，是經濟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不均衡。雖然幾乎所有參與全球化過程的國家在不同程度上從中受益，但并不意味著利益均沾。因為事實上，作為資本和先進技術的主要擁有者，發達國家總是處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這種相對優勢使它們在價格制定方面具有主導權，不可避免地會使它們在與發展中國家進行交換時獲得更多的利益。其二，是名義匯率下降導致的國民生產總值名義值的減少。在過去10多年里，由于種種原因，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名義匯率出現了不少程度的下降。在一些發生危機的國家，貨幣的名義貶值自然使國民生產總值的名譽值減少。況且，由名義貶值引起的實際貶值又將導致貿易條件的惡化，進而在國際交換中付出更大的代價。
3．經濟全球化使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被削弱。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特別是在財稅和貨幣政策方面)的獨立性，面臨越來越嚴峻的考驗。這種考驗大致有兩種不同的形式。～種是經濟的主動讓渡。從關貿總協定(現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歷次減稅和貿易自由化談判，到發生金融危機的國家為了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被迫進行的經濟調整，都是一定程度上的主動讓渡。總體而言，這種讓渡對于有關國家來說是有利的，因為它們能夠從中得到期望的各種回報。另一種是跨國私人經濟力量對經濟的侵蝕。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跨國公司。由于跨國公司的戰略目標很少會同東道國的經濟發展目標完全一致，因而它們對于東道國的許多政策措施經常會表現出一種本能的抵抗和規避。許多國家的經驗表明，在匯率動蕩時期，跨國企業常常是大規模貨幣投機的主要責任者。顯然，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大量利用外國直接投資的發展中國家在這方面應當引起高度重視。
4．環境退化與經濟全球化同步。經濟全球化下發展中國家生態環境的持續惡化也讓人感到不安和對未來信心不足。雖然我們不能把環境惡化的責任簡單地推到全球化頭上，然而，正是在這個全球化時代，“家園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市場化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建立在過度消耗資源基礎上的市場擴張、城市化、財富的不合理分配、富者的過度消費及其消費模式的“傳染”、“普及”效應，是地球環境退化和惡化的主因。經濟全球化意味著世界勞動分工和布局的大轉移，發達國家已專注于高附加值的非污染的知識產業，而發展中國家則成了工業制成品和資源密集實物產品的主要產地，成了全球環境代價的主要承受者。許多發達國家和全球性公司不但沒有為地球環境惡化承擔更多責任，反而自私地推卸責任。這就使得發展中國家生態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矛盾變得日益尖銳。
四、發展中國家應對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措施
1．促進地區經濟一體化，加強聯合自強的趨勢。目前的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占據主導地位，而發展中國家經濟力量薄弱，單個發展中國家根本就不具備同發達國家相抗衡的能力。要想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獲得盡可能多的經濟利益，廣大發展中國家應團結一致，開展“南南合作”，推動“南北對話”。
并且在地域相同或情況相似的國家中，實行地區經濟一體化，彼此開放市場，共同抵御經濟全球化的沖擊并探尋經濟發展的出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發展中國家的聯合自強也會變得越來越重要。目前，亞、非、拉廣大地區的發展中國家建立了許多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如東南亞的東盟，中東的海灣合作委員會，非洲的“西非經濟和貨幣聯盟”、“東南部非洲共同市場”、“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非加太集團，南美的“共同市場”等，都顯示出了很強的生命力，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當中給了發達國家有力的回擊。為了有效維護自身利益，發展中國家要敢于、善于對現存的不合理國際經濟舊秩序進行有理、有利和有力的斗爭，迫使發達國家在制定全球化規則時更多地考慮發展中國家利益，削減發展中國家債務，對發展中國家開放市場和技術。超級秘書網
篇4
收稿日期：2011-08-11
作者簡介：劉士林(1965-)，男，河北曲陽人，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文藝學博士。
大約20年前，我提出了中國詩性文化的概念與理論，認為美輪美奐、源遠流長的中華古典詩詞不僅是一種文學技藝或審美對象，也是我們民族傳統文化的完整承載體系與中華民族在歷史上最真實的生活方式。此后我一直不懈努力，將詩性文化理論運用于美學、中國文化、江南文化、都市文化等領域，希望能夠為我們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源流、結構與功能，推動中國文化的轉型與創新，提供一種新的理論基礎和新的解釋框架。值此詩性文化理論提出20周年之際，我想結合個人的探索和認識過程作一簡要回顧，以求教于大方之家，并希望它能在21世紀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中發揮一點正面和積極的作用。
一、詩性文化的學術地圖與多向拓展
我對中國詩性文化的探索與研究，起自1990年著手研究、完成于1991年、出版于1992年的《中國詩哲論》，中間經過1994、1995年的《中國詩學人類學》，最終在1999年出版的《中國詩性文化》中得到較為完整的表述。(在2006年出版的四卷本《劉士林中國詩性文化系列》中，《中國詩哲論》易名為《中國詩學精神》，《中國詩學人類學》易名為《中國詩學原理》，但基本內容均保持未變。)2002年以后，我又將中國詩性文化的基本原理運用于“江南文化”和“都市文化”研究中，先后撰寫或主編有《江南話語叢書》(2002第一版，2008第二版)、《詩性智慧叢書》(2005)、《中國都市化進程報告》(自2007年起，每年一卷)、《中國臍帶：大運河城市群敘事》(2008)、《江南文化讀本》(2008)、《江南文化精神》(2009)、《江南文化理論》(2010)等。20年來，我個人的學術方向與領域雖幾經變化，對詩性文化理論、價值態度等也有或大或小的調整和補充，但以詩性精神與價值譜系審視、反思、批判古代的政治倫理異化、現代西方工具理性和當代全球商業欲望的主旨始終如一。在這里，我想簡單從三方面加以梳理和反思。
首先，關于詩性文化概念的最初出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純乎偶然”。當時我還是一個剛剛畢業的大學生，由于在大學時有寫詩的經歷，以及很偶然地接觸到與西方理性傳統差異很大的維柯的《新科學》，特別是在后者提出的“詩性智慧”的刺激與啟發下，我幾乎是在一種“詩意迷狂”的狀態中偶然撞開了詩性文化之門。從最核心的“中國文化的本體是詩，其精神方式是詩學，其文化基因庫是《詩經》，其精神峰頂是唐詩。一言以蔽之，中國文化是詩性文化”，到隨意發散出的“不是歷史學，不是道德哲學，而恰是古典詩學，才真實地把握和描述出古代中國人的生命本體及其精神方式”等，可以說都是無法論證的詩性直覺產物。
門戶既開，就為以后的探索與推進提供了可能。直到1998年夏秋之際完成了《中國詩性文化》的寫作，借助人類學對原始思維和早期人類文明起源研究等理論與方法，特別是在中西文明的比較框架下，中國詩性文化的出身之謎和深層結構才日漸清晰和完整，并最終凝練為我經常喜歡講的一句話――“如果說，西方文化的深層結構在他們的哲學中，那么中國民族的最高智慧則在中國詩學里”。后來，我還經常用“思想蘆葦”和“情感蘆葦”來說明中西文化的深層差異――“以‘思想蘆葦’自居的民族最發達的是理性機能，以‘情感蘆葦’自居的民族最發達的則是審美機能。主體機能發育的不同，也直接影響到他們思考、解決現實問題的思路與方式。如果說解決‘思想’問題主要靠哲學，那么最擅長解決‘情感，問題的則是詩學，這也是哲學在西方文化中占主導地位、而詩學成為中國文化深層結構的根源。”
其次，在對詩性文化的價值態度上，我也經歷過思想上的曲折與反復。在寫作《中國詩哲論》前后的幾年中，由于受20世紀80年代西方現代思潮和工業文明必勝的影響，盡管當時可能比現在更熱愛古典詩歌和田園生活方式，但對中國詩性文化的評價與態度卻相當悲觀甚至冷酷，如我在《中國詩哲論》的“結語”中曾寫到“詩性文化是一種較為落后并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的文化形態”，這種青春思想特有的叛逆直到很久以后還未能被淡化，以至于多年以后如王改正先生還會以《詩性文化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嗎?》(《中華詩詞}2009年11期)一文賜教。但老實說來，這個觀念在我的研究中占的時間很短，在1994年出版的《文明精神結構論》中，我提出一個健康的文明在深層應包括“真、善、美”三大觀念或“科學、倫理、審美”三種“精神實踐方式”，并將之對應于人類歷史中的古代農業文明、現代工業文明和后現代消費文明，特別是在深入研究了西方現代的“美拯救世界”思潮，以及在1994、1995年通過撰寫《中國詩學人類學》(即2006年收入《劉士林中國詩性文化系列》的《中國詩學原理》)而比較充分地了解到詩的起源與發生之后，我對科學主義和工業文明中心論有了很大的超越。但真正做到把詩性文化與理性文化看作對立、互補的兩大譜系，則是在1997和1998年寫作《中國詩性文化》的時期，通過對中國詩性文化的原始形態、歷史源流、深層結構和現代價值的充分研究，這個關于詩性文化的探索才大致告一段落。
幸運的是，我這些早期并不成熟的探索并沒有被時代拋棄，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特別是新世紀以來，隨著西方現代社會病象橫生以及現代工業文明的漏洞百出，在生態文明、可持續發展等新的時代背景和要求下，我更加意識到關于中國詩性文化的偶然探索，具有遠比它本身更加重要的理念價值以及思想文化資源意義。再后來，由于越來越明白包括中國詩性文化在內的任何形態的文化都有兩面性，所以我不再膠著于諸如“中西文化孰優孰劣”、“詩性文化與現代社會是離是合”這類大而無當的問題，而是以“與文化為善”的態度并積極地“從建設性
角度”推進中國詩性文化的研究工作。具體說來，一方面是不斷地思考和闡釋詩性文化的本質與內涵，努力通過具體內涵的深入挖掘以探索中國詩性文化蘊涵的現代性價值。如提出在中國民族生命中存在的是“詩化的感性”和“詩化的理性”，既不會走向高度抽象的西方邏輯系統，也不容易走向西方非理性的欲望狂歡。另一方面，則是努力探求詩性文化作為一種基礎理論進人到一些新的學術領域(如江南文化研究)和更廣闊的現代社會生活(如都市化進程研究)的可能與具體路徑。我覺得這比早年那種空泛的討論在實際上更有助于詩性文化的當代重建和復興。以“詩化的理性”節制“消費生活方式和消費意識形態”的惡性膨脹與無限擴張，以“詩化的感性”平衡“大眾文化和娛樂文化”的“娛樂至死”，更是我經常強調和努力探索的。如2004年出版的《苦難美學》、2006年出版的《一個人的文化百年》，主題都是以中國詩性文化理論反省、檢討、批判西方以非理性為核心的現代文化和以純粹欲望為主題的后現代消費文化。所以盡管在表面上這與中國詩性文化有所偏移，但在研究的主旨與關切的核心問題上，卻可以說與詩性文化仍是一脈相承的。這一切都因為，我有一個很大的夢想，就是希望在經濟全球化、社會麥當勞化、文化粗俗化的當今世界，實現中國詩性文化在當代的整體重建或走向真正的文藝復興。
再次，在經濟全球化和文化都市化的背景下，民族與傳統文化的利益與安全問題日益重要。近幾年來的都市文化與城市發展研究，使我對中國詩性文化的安全與可持續問題也有了一點新的思考在2004年《解放日報》發表的一個演講中，我提出一個問題：“自近代以來，中國民族在文化上的創造越來越少，從人文思想資源這種形而上的‘道’，到生產工具這些形而下的器物，基本上都是從西方引進的。這個過程與中國詩性文化的衰亡是同步的，它說明了什么問題呢?”在2006年《中國教育報》發表的另一個講演中，我提供了一個初步的答案：“因為與詩性文化一同消亡的，還有我們民族詩性的精神機能與生命本體，包括我們民族特有的詩性的感官、直覺、心理、思想與創造力。而與此同時，是我們在文明上與西方日益趨同，越來越沒有自己的風格與特征。盡管我們仍在生產與創造，但由于從觀念到工具都是西方的，所以整個現代生產過程就擺脫不了一個巨大的異化怪圈：我們越生產，我們就越缺乏；我們越創造，就越沒有創造的能力。因為我們沒有一件勞動成果可以與西方區別開。這表明，一旦失去了詩性文化，我們就只能充當其他強勢文化的工具，并按照它們的意圖去生產與消費。”
現在講文化利益與安全的人物與言論很是不少，但我認為，由于對中國傳統文化深層結構與真實精神的陌生，很可惜他們大都未能抓住中國文化最根本的文化利益與需要。因為與其他古代民族對人類的貢獻不同，中華民族最大的貢獻是詩性文化，這既是我們民族與其他民族相區別的標識，也是中華民族內部自我認同的身份證明。所以說，中國最根本的文化利益是詩性文化，中國文化的安全就是詩性文化的安全。從詩性文化出發，我們才知道什么是中華民族的真、善、美；立足于詩性文化，我們才可以真正理解我們真實的存在以及表達我們真實的需要。現實的狀況恰恰相反，由于世事忙碌、倦于思考以及被其他民族文化所惑，我們早已不知道自己真實的存在與需要了。當然，我們應該學習西方，應該了解科學、商業、管理等，以便在全球化的競爭中占據更有利的位置。但更要強調的是，未來世界絕不會是理性文化獨步天下，而詩性文化既是理性文化最重要的批判者，也是人類要全面發展不可或缺的另一半。在這個意義上，維護詩性文化的利益與安全，既是我們對中華民族應該承擔的倫理職責，也是對人類文化必須作出的莊嚴承諾。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我20年來一直不敢懈怠并努力推廣詩性文化的根源。
二、學術語境、歷史背景與理論建構
中國文化不同于西方，這是不爭的事實。但關鍵在于找到其根源，這是我們深入理解自身的傳統，以及與其他文明進行平等對話與交流的大前提。詩性文化作為一種原創性的、綜合了歷史方法與邏輯方法的文化研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為中國文化的“正本清源”提供了一個有著堅實理性基礎的本體論結構。我認為，中國詩性文化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在學術語境上，以區別“歷史研究”與“文化研究”為前提，為中國文化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徑與范式。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西文明交流與接觸的深入，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成為熱點問題。尤其在90年代西方學者提出“文明的沖突”與“殖民文化”理論之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本體論結構的理論闡釋，也就變得更加重要起來。但長期以來，我們對中國文化的研究，不是束縛于傳統的國學范圍，考證源流，董理國故，缺乏對其現代意義與價值的闡釋，就是受制于西方的文化殖民新傳統，紙上空談，隔靴搔癢，甚至是風馬牛不相及。究其原因是把“文化研究”變成了“歷史研究”。進一步說，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闡釋是“史”而不是“學”，主要表現為史料之間的松散的排列組合，既缺乏核心范疇又沒有邏輯系統。具體說來，一是缺乏基本理念，用中國哲學的話說，是那種大而無對的本體，是那種不可能被其他文化所涵蓋、也不可能借助其他語境來顯現的“道”。二是缺乏緊密的內在統一的邏輯進程，即那種依靠民族話語而展開的自我精神運動過程。這往往使研究變成從時間角度來排列歷史生活現象，而不是從邏輯角度來重建可理解的歷史有機體。對文化研究來說，不僅需要歷史資料及相應的歷史學方法作基礎，更需要建立中國文化的基本理念及相關的邏輯系列。只有這樣才能講清楚中國文化的質的規定性并闡釋出其現代性價值。基于這樣的認識，對中國文化的文化研究，一方面必須在觀念領域建立中國文化的最高理念，它濃縮著中國文明的全部精華而又“與物無對”；另一方面還必須在學術方法上完成從“史”到“學”的轉換，徹底拋棄現代學術中的二元論理念及其思維方式，把自現代以來一直迷漫在中國學術界的“文化殖民主義”給予一次大的清掃。《中國詩性文化》就是這樣一種嘗試，在基本理念上，它提出了中國詩性文化的觀念，論證了其特有的本體結構與歷史形態；在邏輯范疇上，以不同于西方理性智慧的詩性智慧為核心，從原始發生、邏輯內核、精神方式、結構關系、歷史流程、價值歸宿、當代意義等角度，對中國文明的精神結構與中國文化的本體內涵進行了系統而深入的闡釋。
其次，在歷史背景上，以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期和張光直的青銅時代為理論資源，在批判歐洲文明中心論的基礎上建構了一種全新的文化起源史觀。
在當代關于文明的起源研究中，普遍存在著兩種誤區：一是文明中心論對于人類歷史整體的扭曲；二是歐洲文明中心論對其他民族文化模式及歷史形態的獨斷論闡釋。它們本質上可以稱之為文明中心論學術史觀，并直接導致了文化殖民主義的惡性發展。出于對這一問題的反思和認識，我們試圖建構
一種關于文化起源的新學術史觀。具體而言，是把雅斯貝斯的軸心期理論與張光直對中國青銅時代的卓越研究結合起來，以前者為根據避免了文明中心論的獨斷論認識圖式，以后者為基礎捍衛了中國文明的本體性結構。同時，.經過對人類學、歷史學、考古學以及古文獻等方面的綜合分析，為人類精神起源研究建立了一個新的歷史背景：從青銅時代到軸心期，也即中國古人一直念念不忘的“三代”社會。中華民族在這個歷史區間所面臨的挑戰與經歷的變化，是中國詩性文化得以發生的最直接的歷史背景。這段歷史既是原始文化的終結處，也是文明時代的歷史起點。其中最顯著的變化在于人的精神意識的誕生。而導致這一巨變的深層原因則主要有二，即歷史角度的食物分配方式變革與心理角度的意識結構轉型。根據古生物學有關研究，原始物種的滅絕和變異，都根源于自然界固有食物鏈的突然中斷，人類的起源亦如此。要而言之，一是第四紀冰川以及大洪水時代對原始食物資源的巨大破壞，正是在食物再分配過程中導致了人類與自然界的分離；二是青銅時代原始公有制的瓦解以及軸心期私有制的成熟，它解構了原始民族普遍存在的“永生的信仰”，促發了以“死亡意識”為精神核心的個體精神生命的覺醒。如果說，前一個過程產生的是人不同于自然界的“類本質”，那么后一個過程則直接催化出個體不同于他人的“自我意識”。在這個過程中，如果說人類與其他古生物共同的問題是必須改變食性與食譜，那么其巨大的差異則在于，由于“類本質”和“自我意識”的出現，人類的反應開始具有“對象化”與“主體化”的性質。前者意味著自然界成為“對象”，后者意味著人自身成為“主體”，在原始詩性智慧中自然和諧的“天人合一”秩序由此走向崩潰，人類不僅不再依附于大自然，相反只有通過改造與征服自然才能生存與繁衍下去。西方歷史學家將之稱為“軸心時代的精神覺醒”，并具體表現在希臘、印度、埃及與中國四個最古老的文明中。盡管由于自然地理條件與經濟生產方式的不同，它們覺醒的方式與收獲各不相同，但正是在經歷了這一歷程之后，人類才開始有了自身的精神、文化與傳統。以后所有的文明創造與成果，都是在這個基礎上展開的。
再次，在理論建構上，以“文化研究”為學術語境，以“軸心時代的精神覺醒”為歷史背景，以馬克思社會生產理論為總方法論，通過對早期文明在物質生產方式、人自身的生產方式及精神生產方式的差異考察，闡釋了中國詩性文化的模式特征、深層結構和核心功能。
按照維柯的天才看法，詩性智慧是人類最初的智慧。關于詩性智慧的概念，在源頭上講，類似于人類學的“原始思維”，在現代意義上，又近乎美學的“藝術思維”。其具體內涵，用中國哲人的闡釋，是“物我無對”或“物我渾然”，用西方哲學的話說，是主客直接統一著的“一元論”。從文化功能角度看，詩性智慧本質上是一種生命倫理學。正如莊子說“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在原始時代，由于意識機能的極度不發達，人們不僅不能區分物我、個體與他人，甚至也不能區別開生與死。在這個原始的精神系統被破壞之后，人類面臨的最大問題主要有二：一是如何面對資源越來越緊張、生存條件越來越惡劣的大自然，他們不明白，曾經極度慷慨的大地母親為什么突然變得吝嗇與殘酷起來?二是如何應對生命內部異軍突起的“自我意識”與“個體需要”，他們很可能更不明白，為什么原本樸素的內心世界在一天天變得工于心計與欲壑難填。前者是“對象”問題，后者是“主體”問題。在最古老的四大文明中，大約產生了四種回應方式，一是全盤否定“對象”，如古埃及的“來世論”，認為這個世界是完全不真實的；二是徹底消解“主體”，如古印度的佛教哲學，認為生命的本質是“空”。這當然是兩種最極端的反應。三是希臘類型，我把它的關鍵詞稱為“主體化”與“對象化”，這兩方面是相反相成的，前者使人自身由原始的情感主體逐漸發展為冷靜的理性主體，而主體的日益強大則意味著人與大自然的原始有機聯系日益走向解體。對于后者，大自然與人類的敵對關系的出現與不斷升級，意味著兩者之間的矛盾斗爭變得更加酷烈與無法調和，原始的和諧徹底破裂。四是中國類型，由于詩性智慧在中_國保存得最好，它既限制了外部的人與自然的分裂，同時也限制了生命內部感性與理性的對立。具體說來，它在肯定個體意識與需要的同時，又無法徹底割裂原始人群中遺留下的血緣親情；而在不得不征服自然以換取生活資料的同時，它又希望能夠保持與大自然的原始和諧關系，因而，它只能是在肯定自身的同時又限制自身，在改造自然的同時又希望不要“傷筋動骨”。與希臘模式相對，中國模式可稱為“非主體化”與“非對象化”。希臘模式的要義有二：一是表現為感性與理性的二元對立，二是宇宙裂變為主體與客體兩部分，那種冷酷地壓抑感性以及冷酷地征服自然的西方社會生產方式，正是以此為基礎積累形成的。中國模式不同，它一方面盡力消解生命內部逐漸展開的“感性”與“理性”的對立，另一方面又通過限制主體的欲望以盡可能減少人與自然的矛盾。希臘模式是理性文化的代表，完全背離了人類最初的詩性智慧。中國模式是詩性文化的典范，最大限度地繼承了原始的詩性智慧系統。以后的中國文化，盡管層次繁多、旁逸斜出，但都以詩性智慧為根底，所以說，中國文化是從“詩性智慧”中轉換生成的詩性文化形態。
在現代以來的中西文化比較研究中，我們經常能見到的一系列二元對立，諸如西方科學而中國審美、西方理性而中國感性、西方善于征服自然而中國擅長維系社會等，可以說都根源于“理性文化”與“詩性文化”這兩種迥然相異的本體素質。如果說理性文化很容易獲得物質生活資料，那么，不與自然相對立、相分裂的詩性主體，如何從自然界獲取足夠的生活資料，完成其與自然之間必須展開的物質交換以維系其類的延續性，則不僅是一個必須解答的問題，同時也包含著詩性文化最根本的秘密以及最重要的現代性價值。馬克思曾指出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有很大的區別，前者依賴于自然，人的本質力量所實現的不僅是主體的勞動邏輯，同時也是對象固有的目的的展開。如農民種莊稼在滿足主體生活需要的同時，也實現了種子“長成莊稼”這一自然的目的性。但在工業文明的勞動邏輯中，主體與對象之間所發生的“物質變換”過程，則意味著把對象生產為與其自身相異的東西，其最典型的是化學工業。中國詩性主體的生命活動方式源于史前時代的詩性智慧，其勞動邏輯可以表述為：如何在與自然發生關系、進行物質交換的同時。又把對象生產為對象本身以及同時把主體生產為主體本身。這在本質上是一種把自然再生產為自然、把人再生產為人，把世界澄明為世界的自由勞動機制。正是在這種內在生產觀念及由其外化形成的自由生產關系的制約下，中國民族形成了一種與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生產生活方式。在環境、能源和社會不斷出現問題和危機的當下，詩性主體特有的這種生命活動方式，在某種意義上昭
示著中國詩性文化對人類未來的重要意義。
三、中國詩性文化的傳承創新路徑
中國古典詩歌，既是人類詩性智慧最直觀的物化形態，也是中國詩性文化最重要的載體。在這個意義上，以閱讀、鑒賞、研究與寫作為主要形態的中華古典詩詞傳習，有著比一般的讀書與知識教育更偉大的使命和更深刻的作用。
這一點可通過與當下十分興盛的國學研究的比較得知。國學教育盡管在理念上十分重視中國文化知識，但由于其遵循的文史哲框架來自現代學術，或者說來自受現代西方學術文化影響巨大的中國現代學術，因而在文學、歷史學、哲學研究中，隨處可見的都是經過西方理論語境過濾、解釋和修正之后的中國文學、歷史、哲學經驗，而它們能否真正揭示和澄明中國文化的真實歷史經驗與內在精神本質，是很值得懷疑的。中西文化最根本的差異在于詩性文化與理性文化的對立，以詩性文化理論為基本語境、以中華詩詞傳習等為具體教育手段，可從根本上解決現代以來中國文化在西方理性文化語境中一直被割裂、遮蔽甚至是扭曲的尷尬與困境。
盡管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詩詞可以很形象地表達和再現中國文化，但由于詩詞本身是文學而非理論，是意象和靈感而不系統，人們對此普遍存在的一個疑問可以歸結為它是否可以傳達尤其是可以系統地傳達中國文化及其精神。關于這個問題也比較大，這里僅從兩方面加以簡單論述：在理論上講，那種認為詩詞不具有文化理論的觀點，本身就是理性中心主義建構的一個思維鏡像。如果從維柯《新科學》的角度看，詩性文化本身就是一種完整的知識譜系和智慧形態。關于這一點，維柯在《新科學》中講得十分明確，一方面從詩性文化中發展出詩性的邏輯功能、倫理功能、經濟功能和政治功能；另一方面發展出物理知識、宇宙的知識、天文知識、時歷和地理知識，這些也都是詩性的。以中國的《詩經》為例，“《詩經》是中國詩性文化的第一次系統表達，同時它表達的也是詩性文化的黃金時代，因而成為中國文化精神的一部典范教材，后代的人們，無不先從這里獲取語言、思維方式、價值觀等，并逐漸奠定了它在中國文化典籍中‘經’的地位與意義。”①從歷史上看，以先秦《詩經》與周代文化為例，《詩經》本身盡管在形態上是詩，但本質上更可以稱之為“周代文化百科全書”，對此既可參見孫作云先生的《詩經與周代社會》一書，也可參看1990年代初期姚孝先先生在《開封師專學報》上發表的一系列的文章，其中涉及周代文化的“天、地、人”、“衣、食、住”、審美觀念、婚姻狀況、釀造技術、動物學等方面。總之，周代文化的主要方面，在《詩經》中都獲得了或清晰或模糊(模糊是因為它采取的藝術化表達方式)的反映。由此可得出詩性文化本身曾是一個完整的體系，關鍵在于如何通過現代教育框架與制度把它重建起來。
按照當代的學習型社會理論，一個完整的知識譜系主要包括五種，即哲學學習、政治學習、實用知識學習、倫理學習與審美學習，它們涵蓋了理念、現實、工具理性與制度理性、人之為理性生命的倫理原則及人之為自由生命的審美尺度。與那種認為詩詞是一種零散、破碎、非系統的知識相反，中國詩性文化大體上包括了以上五種知識譜系。
在哲學知識譜系，正如我們反復強調的，“中國民族的最高智慧在中國詩學里”、“不是歷史學，不是道德哲學，而恰是古典詩學，才真實地把握和描述出古代中國人的生命本體及其精神方式”、“從詩的角度，能更直接、更真實、更確切地描述出古代中國人精神結構中發生過的裂變、演化和躍遷過程”。這是因為，中國詩學在中國古典文化中的位置，正相當于西方哲學在西方文化中的支柱地位與意義。在《中國詩哲論》中，我曾深入論證了古代偉大詩人的哲學價值，他們在詩中以直覺的方式直接展示了古代人的精神深度，只要我們能夠“如其本身所是”地把握了它們，就等于把握住了中國文化的歷史結構和精神本體。正如漢代經學說“詩者，天地之心”，它表明詩還是整個宇宙的精神軸心，在詩的本體論結構中深蘊著宇宙、社會、生命運作的密碼與機制。也由于這個原因，詩在表層結構上的任何變化，都是世界本身存在狀態變化的預演或征兆。如《毛詩序》說“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如劉勰《文心雕龍?時序》說“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講的都是這個道理。盡管中國這種源自上古的詩性智慧，在經歷了玄學、理學、佛學人詩的歷程后也沾染上一些雜質，但從總體上看，并未改變其深層的結構與功能。
在政治知識譜系上，以中華詩詞為表現形式的中國詩性文化，從一開始就具有強大的政治功能，同時這一功能在古代世界中也一再被重建。早在周代以前，詩的政治功能便以“觀民風”的形態登上歷史舞臺，如《禮記?王制》所說：“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如《漢書?藝文志》所說：“古者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而詩性政治功能最典型的重建是自居易的“補時政說”：“大凡人之感于事，則必動于情；然后興于嗟嘆，發于吟詠，而形于歌詩矣。故聞《蓼蕭》之詩，則知澤及四海也。聞《禾黍》之詠，則知時和歲豐也。聞《北風》之言，則知威虐及人也。聞《碩鼠》之刺，則知重斂于下也。聞‘廣袖高髻’之謠，則知風俗之奢蕩也。聞‘誰其獲者婦與姑’之言，則知征役之廢業也。”(《策林六十九》，《白香山集》卷四十八)由此可知，詩歌創作與傳播既曾是古代君主了解現實的基本渠道，同時也是古代士大夫為生民請命的重要的參政議政方式。此外，這還集中體現在“詩歌之道與政通”上，如《樂記》所說：“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借助于文化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我們還提出這與上古時代的詩性政治相關。根據我們對“周六詩”的闡釋，它們都是上古詩性政治的主要手段。具體說來，其中的“風”、“比”為中國古代的生殖歌舞，是母系時代形成的那種以生殖崇拜為主題的詩性智慧的延續，其目的在于刺激生產勞動者的本能，以保證整個種族在人口數量上的再生產。其中的“興”、“賦”為農業生產歌舞，其主要目的一是用來刺激物質生產所需要的勞動熱情，二是用來消除分配過程中產生的有可能影響到社會再生產的沖突與矛盾。而“雅”與“頌”則是這一詩性政治功能的進一步延伸，前者主要用于彌補周天子與諸侯國之間的利益沖突，后者則意在維護周部族內部的安定團結。從總體上看，它們分別對應于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類社會生產的三種基本形式，即關于人自身的再生產、關于生活資料的再生產以及以意識形態為中心的精神生產。
在實用知識譜系上，與針對自然的西方科學知識不同，詩性文化主要針對的是社會和人群，體現為一種“以人為本”或以實用理性為突出特色的實用知識譜系或工具功能，并在具體層面上涉及知識傳授、情感表達、觀察方式、倫理結構、外交修辭等方面。如大家熟知的這些記載：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
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
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
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
與現代詩學刻意強調詩的審美價值不同，詩性文化先驗地融審美與實用為一體。在古代人的生活世界中，詩歌在處理社會問題時的確可以發揮程度不同的作用。如《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記載的“賦詩以觀其志”：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
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日：“七子從君，以
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
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日：“善哉，民之主也!
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
日：“床第之言不瑜閩，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
得聞也!”予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
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日：“武請受
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日：“吾子
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日：“善哉，保家之
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日：
“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
祿，得乎!”
曹植也曾用《詩經》之句幫助自己躲避了政治迫害，他在太和五年(公元231年)的上疏中寫道：
遠慕《鹿嗚》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
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
哀。(陳壽：《三國志?魏書》卷十九)
與針對自然界的西方自然科學和理性文化不同，中國詩性文化更關注從社會興衰中發現歷史規律，因而在中國有“詩史”之說。與西方主要以生產工具來劃分人類社會各階段不同，如我們熟悉的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蒸汽機時代、計算機時代等，中國古代更傾向于用詩體更迭顯示歷史的變遷進程，如我們熟悉的詩經、楚辭、漢賦、南北朝民歌、唐詩、宋詞、元曲等。
在倫理知識譜系上，與古希臘柏拉圖以詩歌傷風敗俗為由，提出要把詩人趕出理想國不同，在中國則有“詩教“一說，以為詩具有無與倫比的教化功能：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
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
俗。(《毛詩序》)
詩之為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
教邦國，應對諸候，用如此其重也。(沈德潛：
《說詩啐語》)
夫詩教之大，關于國之興微，而今之論詩
者，以為不急，或則沉吟乎斯矣，而又放敖于江
湖裙屐間；借以為榆楊贈答者有之。詩之衰也，
詩義之不明也。(黃節：《詩學》)
這種看法還體現在提倡“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新樂府》序)的元白詩派上，如自居易對張籍的評價：
張君何為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詩，
舉代少其倫。為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風雅
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君學仙詩，可諷放佚
君。讀君董公詩，可誨貪暴臣。讀君商女詩，可
感悍婦仁。讀君勤齊詩，可勸薄夫敦。上可裨
教化，舒之濟萬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
身……(《讀張籍古樂府》)
在審美知識譜系上，自從陸機提出“詩緣情”的概念，特別是經歷了魏晉時代“人的自覺”與“文的自覺”之后，詩性文化的政治倫理功能有所收斂，而其固有的審美功能則有重大的提升。詩詞在表達情感上的作用進一步凸現出來：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
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祗待之以致饗，幽微
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
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云署雨，冬月
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
群托詩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
朔野，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
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
揚娥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
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聘其情?(《詩品
序》)
篇5
一、課題分析
該課題屬經濟學領域一般層次的理論型研究，通常情況下需要首先檢索時間跨度為5年左右的文獻，再視具體情況回溯5～10年。信息類型涉及中外文期刊、學位論文、會議文獻等。
（一）選擇檢索工具
根據檢索課題的學科范圍和研究的方向性質，確定需要查找的檢索工具如下。
1)維普《中文科技期刊數據庫》
2)萬方《中國科技文獻數據庫群》
3)CNKI《中國優秀博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
4)CNKI《中國重要會議論文集全文數據庫》
5)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檢索
（二）確定檢索詞
首選檢索詞：中國經濟形勢（Chinese Economic Situation）;發展方式（Development Mode）;全球經濟形勢（Global Economic Situation）;
（三） 分類途徑
從課題分析可知，本課題的學科分類是屬于經濟學。根據《中國圖書館圖書分類法》的類目設置，可選用分類號S作為大類檢索入口。
二、擬定檢索式
CNKI檢索平臺基本檢索式：（中國經濟形勢OR全球經濟形勢OR通貨膨脹）AND(發展方式OR增長方式OR宏觀調控)；
維普中文科技期刊數據庫的檢索式：k=(中國經濟形勢+全球經濟形勢+通貨膨脹) ˆ（發展方式+增長方式+宏觀調控）；
外文數據庫通用檢索式：(“Chinese economic situation”OR “gobal eonomic suation” OR inflation ˆ)AND brakˆ and (development mode OR increasing mode OR “macro-control)。
三、篩選檢索結果
根據不同檢索系統的語法規則，對上述檢索式作適當的調整，并選擇合適的檢索字段進行檢索，對上述數據庫分別進行了檢索，并利用網絡搜索引擎(baidu)進行了補充查找；時間跨度均為15年。共檢索出相關文獻700余篇，現按文獻類型部分列舉如下.
（一）期刊論文
1.艾文耕。全球金融危機與中國經濟形勢展望[J]。中國國幣市場。2009/01
2.施發啟。如何看待我國當前經濟形勢[J]。西安財經學院學報。2009/02
（二）博碩士論文
1.艾慧。中國當代通貨膨脹理論研究（1979-1996）[D]。 復旦大學 2005
2. 閻虎勤。中國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相互關系及其協調性的研究[D]。廈門大學。2008
（三）學術會議論文
1.祖強；梁曙霞。后危機時代加快我國發展創新型經濟的思考[A]。江蘇省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2010年學術年會。2010/11
2.Jun-e Liu Information school Beijing Wuzi University,101149 Beijing,China Xiaoshuai H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056038 Handan,China Zhanglin Guo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North China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101601 Beijing,China。Macro Strategic Planning For Beijing Logistics[A]。201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Agriculture Engineering (CCTAE 2010。2010/06
四、文獻分析
當前中國經濟形勢的分析與發展方式的轉變，目前仍是全國相關領域學者研究的一個熱點問題。且我國一些高校以及研究機構的部分研究成果以及達到或者出于領先水平，如：中國財經政法大學、北京大學等。
但目前類似的研究大多比較狹隘，從檢索的結果看，其縱觀整個經濟運行層面及其它相關領域的交錯分析較少，因此，此課題——“當前中國經濟形勢與發展方式的轉變”社會價值以及學術意義顯著，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
五、學術論文寫作
眾所周知，2009年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一年，2010年是中國經濟形勢最復雜的一年。2011年可能是比較困難又比較復雜的一年，是兩個問題兼而有之的問題。從困難程度來說，沒有2009年那么困難，保增長不是主要任務。復雜程度也沒有2010年這么復雜，2010年所謂復雜，是很多問題我們看不清楚，解決什么問題，我們不知道。也不知道中間會孕育什么風險。在2009年預計2010年的時候，大家說今年的膨脹壓力會比較大。從2010年三月份，一系列調控政策就出臺了。包括限制房價的政策。到了5月份，當時在人民銀行開會的時候，很多學者又擔心中國也會出現通貨緊縮。3月份，又開始發生新變化，美國開始貨幣放量政策。解決通貨膨脹的問題，放在一個比較高的位置。這就顯示出了2010年宏觀調控的一些復雜程度。
（一）當前中國經濟形勢在總的態勢來看對往后經濟發展將起著一定的經濟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2011年世界經濟仍可維持溫和復蘇態勢。世界經濟的復蘇勢頭要強于預期，且具有一定的韌性，基本抵御了2010上半年希臘債務危機和隨后的歐盟刺激政策退出的沖擊。展望2011年的全球形勢，經濟增長將較2010年有所放緩，預測在4%左右。美國經濟仍可維持適度增長。歐盟經濟增長超出預期，表明市場信心恢復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財政刺激政策退出的影響，繼續增長的可能性也較大。日本經濟增長前景相對暗淡，但世界經濟特別是中國經濟的增長，對日本經濟又有一定的帶動作用，因而日本經濟仍可保持正增長。
其次，國內發展環境有利于經濟增長。2011年是“十二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各級政府積極謀化發展，項目儲備與準備情況良好。經過多年的準備，目前中西部地區發展已步入快車道，大規模基礎建設和產業發展項目正在展開。產業轉移趨勢進一步加強，有利于現有優勢產業繼續保持競爭優勢。戰略性新興產業規劃的出臺和實施，加快創造出新優勢產業。消費的環境和支撐條件可望進一步得到改善。
第三，宏觀政策特別是財政政策仍具備較大的運用空間。盡管2010年繼續實施了大規模一攬子刺激計劃， 2010年中央政府財政赤字仍在1%以內，國債余額與地方政府債務余額合計也只相當于GDP的40%左右，兩項指標均處于安全線內，并遠低于其他實施經濟刺激計劃的國家。這表明，當前財政仍具有較強的擴張能力，財政政策運用仍有很大空間。
第四，全球通脹壓力仍保持在較低水平。展望2011年度的國際能源原材料價格，受到世界經濟溫和復蘇、發達國家產出缺口較大等因素的影響，國際能源原材料價格持續大幅上漲的可能性不大。目前國內價格水平特別是PPI與國際能源原材料價格高度相關，明年國際價格的穩定對保持國內價格穩定比較有利。
現在我們需要的發展不單純是數量的增加，而是要從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努力實現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也即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向“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關鍵在于各級領導干部要實現“四個轉變”。
1.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這是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層面的產業結構調整的基本方向，是針對我國農業基礎薄弱、工業大而不強、服務業發展滯后，以及三大產業之間比例不合理問題而提出的。 2.提高思想認識，轉變發展理念。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首先要轉變發展理念，堅持科學發展觀，要以人為本為核心，要更加注重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讓廣大人民共享改革的成果，要把維護和實現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發展的根本目的。 3.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這是經濟增長中要素投入結構調整的基本方向，是針對經濟增長中過于依賴物質資源投入的增加和簡單勞動，而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等對經濟增長貢獻不大的問題提出的。 4.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這是包括內外需結構、內需中消費與投資結構在內的整體需求結構的調整方向，是針對近年來我國經濟增長過于依賴投資和出口帶動的問題提出的。
作者簡介：崔柏（1972-），男，河北聯合大學理學院，實驗師，本科；研究方向：圖書學與信息學技術
孫毓川（1974-）男，河北聯合大學繼續教育學院，助理館員
參 考 文 獻
[1] 艾慧。中國當代通貨膨脹理論研究（1979-1996）[D]。 復旦大學 2005
8]閻虎勤。中國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相互關系及其協調性的研究[D]。廈門大學。2008[2] 艾文耕。全球金融危機與中國經濟形勢展望[J]。中國國幣市場。2009/01[3] 施發啟。如何看待我國當前經濟形勢[J]。西安財經學院學報。2009/02
[4] 遲福林。“十二五”我國發展方式轉變的趨勢和重點。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06
篇6
一、受金融海嘯沖擊的巴基斯坦經濟
2008-2009財年伊始，巴基斯坦經濟就開局不利。前四個月（2008年7月至10月），巴基斯坦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348.5億美元，其中出口67.6億美元，與上財年同期相比增長16.6%，進口142.8億美元，同比增長24.9%，貿易逆差達75.2億美元，同比增長33.3%。[1]從而嚴重惡化了巴基斯坦的金融形勢。受貿易逆差影響，本財年頭兩個月，巴經常賬戶赤字高達25.72億美元，比上一財年增加63.72%。同時，巴基斯坦政府正面臨嚴重的債務償還能力的壓力。據巴基斯坦國家銀行（央行）日前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9月27日，巴基斯坦外匯儲備僅為81.35億美元，其中，巴央行外匯儲備為46.86億美元，外匯儲備除去相關國際債務外，只剩下不到30億美元，僅夠支付一個月的進口費用。鑒于上述嚴峻情況，全球知名信用評級機構---標準普爾評級服務公司最近將巴基斯坦信用等級下調為“垃圾”級別，其中，長期外幣債務等級由“B”下調為“CCC+”，長期本幣債務等級由“B-”下調為“BB-”，短期信用等級由“B”下調為“C”。這意味著巴政府債務償還能力正面臨巨大壓力，如果商業、金融、經濟條件惡化，且外部援助和貸款等資金不能及時到位，其拖欠債務的可能性將更大。
由于外貿赤字擴大、盧比下滑、外匯儲備萎縮，加上人們對西方金融危機的擔心，巴基斯坦股票交易量創11年低點。與此同時，受金融海嘯的沖擊，國內消費者購買力下滑，巴基斯坦的房地產市場也迅速萎縮。盡管目前房價降幅已高達25%，但購房者仍在猶豫和觀望。[2]另據最新資料顯示，巴基斯坦盧比已貶值21%，通貨膨脹達到24.64%。[3]受全球金融危機和巴國內安全形勢影響，巴基斯坦的經濟形勢正步入嚴冬，面臨著崩潰的危險。
二、互利共贏：進一步加強中巴經濟合作
從目前巴基斯坦的經濟狀況來看，單憑其一己之力顯然難以走出困境，走向經濟崩潰邊緣的巴基斯坦亟需外界的援助。中巴兩國一直以來，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軍事，都保持著密切而良好的合作。在當前兩國均面臨這場破壞力巨大的金融海嘯沖擊的情況下，進一步加強中巴兩國之間的經濟合作，無疑是實現雙方互利共贏的重要途徑。
中國經過改革開發以來近30年的高速增長，經濟實力已大大增強。從目前情況來看，盡管中國也受到金融海嘯的波及，但由于中國龐大的經濟規模、豐富的外匯儲備、廣闊的內需市場和作為新興市場與世界經濟聯系的相對較少，仍然具備一定的抵抗金融海嘯的能力，甚至還有一定的余力來協助其他國家共同應對這場金融海嘯。但是中國畢竟也身處這場金融海嘯所波及的范圍之內，自然也無法做到獨善其身。這其中，作為拉動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動力之一的中國對外貿易就受到了極大沖擊。作為中國外貿產品重要市場的歐美等國，經濟已經陷入蕭條，消費者的消費信心和消費能力受到重創。外貿市場的萎縮，對于中國的制造業形成了劇烈沖擊。另一方面，受國際金融形勢動蕩和中國國內勞動力成本、原材料價格上升等因素的影響，外商對中國的投資也大幅縮水，中國所面臨的經濟形勢也愈益嚴峻。而這種嚴峻的經濟形勢反過來又進一步對國內民眾的消費能力和消費信心造成影響，導致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不足。一旦出現拉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三架馬車”中的兩架---外貿出口和國內需求萎縮的局面，中國經濟的前景將令人堪憂。因此，在目前這種處境之下，中國除了應積極采取措施擴大內需市場，尤其是廣闊的農村市場之外，也應該將目光投向外部市場，進一步加大“走出去”的步伐，積極擴大海外市場，謀求內外兩個市場的合力，來確保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而在中國應該積極開拓的海外市場當中，巴基斯坦是一個值得合作的伙伴。
盡管從目前來看，巴基斯坦受到了這場金融海嘯的嚴重沖擊，經濟蕭條，市場萎縮，但巴基斯坦畢竟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加上國內建設相對落后，商品、服務、技術以及資本等市場還處于起步階段，因此從長遠來看，巴基斯坦市場潛力巨大。另一方面，雖然從20世紀50年代初起，中國和巴基斯坦兩國就建立了貿易關系，開始了貿易往來，但從當前總體情況來看，中巴經濟合作的層次還比較低。在產業合作的大多數領域，兩國還停留在人員的交流和討論階段，具體的合作計劃還很少，進入實質性合作的更少。在投資合作方面，中國對巴基斯坦的投資數額與中國的龐大經濟規模相比而言數額還太小，而且中國對巴基斯坦為數不多的投資還集中于制造業，對其它領域的投資則非常少；而巴基斯坦由于相對缺乏發展資金，今后相當一段時期不具備增加投資的能力。因此中國和巴基斯坦的經濟合作現狀與兩國之間的合作潛力相比較是不相稱的。
中巴兩國之間開展深入而廣泛的經濟合作不僅有著地緣上的先天優勢，而且兩國在資源、經濟結構和發展水平方面還有著一定的差異性和互補性。特別是在機械設備制造、紡織工業、礦產資源開發、能源電信、投資和科技等領域，中巴兩國有著相當大的合作和發展空間。未來兩國如果能以這場金融海嘯所帶來的危機為契機，通過中國對巴基斯坦的外匯資本援助，協助其走出當前的經濟困境，進一步擴大和深入兩國間的經濟合作，有效結合中國的資本、技術、人才優勢和巴基斯坦的能源、市場潛力，將對于無論是中國還是巴基斯坦來說，都是非常有利的。
而經濟上的更緊密合作，將對中巴兩國之間的政治、軍事合作和文化交流，以及兩國間的互信起到十分重要的穩定和促進作用。對中國而言，一個經濟上穩定而健康并與中國保持政治、軍事上友好合作的巴基斯坦在南亞地區的存在，是中國所十分樂見的，也是符合中國在南亞地區的戰略利益的。
參考文獻
[1]中國駐巴基斯坦使館經商處：《巴基斯坦本財年前四個月貿易逆差為75億美元增幅達33%》2008-11-12
篇7
《國企》：通貨膨脹問題剛剛得到控制，經濟下滑壓力又成為當前經濟運行的難題。中國經濟似乎總是充斥著抑制通脹和保增長的悖論。這些中國經濟形勢問題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王小魯：過去一段時間中國經濟一直在下行，增長速度在放緩。但這并不是最重要的問題，我們更要看到背后的原因――中國經濟存在結構失衡的問題。
結構失衡的突出表現是內需不足，消費占GDP的比重過低。我們的經濟已經形成了增長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拉動的格局。從2000年到2008年金融危機，我國的出口增長非常快，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國內需求的不足。但是因為現在國際形勢不好，所以國內經濟失衡的問題就暴露出來了。
另一方面是投資增長快，消費增長慢，投資增長帶動產能持續擴張，緊接著出現的問題就是內需越來越不足，產能擴張后產品在市場上找不到出路，就造成產能過剩。這個問題其實在過去一些年里已經越來越嚴重了。
《國企》：那么，應對這一階段的經濟下滑，能不能繼續刺激投資來保增長？
王小魯：面對經濟增速下滑，如果重復大尺度的寬松貨幣政策和擴張性投資政策，勢必使結構失衡繼續擴大，給未來造成更嚴重、更難解決的問題。現在資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已經幾乎到50%了。如果繼續通過投資拉動經濟，即使短期內增長率上去了，明年、后年增長還是會掉下來的，而且非常可能陷入滯、漲并存的局面。
針對這種情況，我認為我們不應該過度地追求經濟增長，而應該把重點放在調整結構、推進改革方面，為長期的經濟發展奠定基礎。
《國企》：您如何看待這一階段政府宏觀層面的應對？
王小魯：現在官方已經把穩增長放在第一位。但我認為經濟政策的方向需要扭轉，從大量的錢放在投資上，轉而放在為小企業減稅，改善社會保障，改善和擴大公共服務等方面上來。這些同樣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同樣能夠拉動經濟。現在再搞繼續大規模投資擴張，不僅是浪費，而且會更加惡化結構問題。
首先，我們國家的小企業一直面臨很多方面的經營困難，面臨融資難等問題。所以，通過給小企業全面減稅，改善他們的經營狀況，刺激就業，帶動內需，應該是一條可行的道路。
其次，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這些年我國社會保障的覆蓋面確實有很快提高，但是同時也存在一個很大的遺漏，就是農民工。到現在農民工在城鎮的勞動力中是半邊天，幾乎支撐一半的城鎮就業，這些人的社會保障問題沒有解決，當然會對內需有重大的影響，也會影響下一步的城市化進程。政府要多拿出一些資金來解決這方面的問題，真正做到社會保障全面覆蓋。解決了這部分人的問題 ，他們才會有消費需求。
第三，改善醫療教育，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近年來醫療教育支出在增加，但我國的政府教育支出和醫療衛生支出占GDP比重仍然低于世界上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我們各級政府在投資上很舍得花錢，但在改善老百姓的教育和醫療服務上好像不大舍得花錢。我們的公共教育和醫療費用在城鄉間、各地間、不同人群間的分配也很不均等，厚此薄彼。這種情況急需改變，而且教育醫療投資對經濟的長遠帶動作用要遠遠好于繼續把錢投在鋼筋水泥上。
凱恩斯主義并非一概有效
《國企》：經濟形勢每年都很困難，經濟發展每年都還不錯。這是否意味著，我們不需要過分的擔憂中國經濟的未來？
王小魯：中國經濟的生命力是很強的，過去有很多困難都過來了。但并不是說你不用努力，或者往錯誤的方向努力，這些困難也會自然而然過去。目前我們面臨結構失衡的問題，并且還在加劇。就算今年和明年經濟發展能夠保持一個比較好的成績，未來經濟的長期發展也不能保障。
我們不能只著眼于解決眼下經濟增長的問題，而應當系統地解決經濟結構內在失衡的問題。惟其如此，才能夠保證未來經濟的健康發展。
《國企》：回顧過去幾年，似乎又是一個“經濟刺激―通脹―經濟緊縮―通縮―再刺激”的輪回。是否需要反思現行的宏觀調控方式、方法？
王小魯：這個問題也不僅僅是中國遇到，西方國家也遇到類似的問題。我想這里面有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是大家應對經濟緊縮的手段基本上都采取凱恩斯主義的政策。而凱恩斯主義的特點就是用寬松的貨幣政策刺激民間投資，或者用擴張性財政政策直接進行政府投資。但是對于中國來講，現在面臨的問題是消費不足的結構失衡，而且過去在應對金融危機時期已經采取的大幅度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引起的問題還沒有根本消化，在這種情況下不能再繼續用大規模刺激投資的方法，否則不僅會造成滯、脹循環，還有可能陷入滯、脹并存的局面。
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采取一定的刺激政策，我是贊成的。但是在目前情況下，宏觀政策不能繼續單走擴張投資這條道路了。
《國企》：這些調控的理論源自西方，而今他們形勢更為困難――美國引發金融危機，歐洲正在發生歐債危機。那么，是否理論本身也值得反思？
王小魯：我認為是這樣的。凱恩斯這套理論出來以后，在上個世紀30年代解決西方的經濟蕭條問題時是有效的。但是后來發現這些政策短期有效，中長期的效果往往不好。而且這個政策采用得越多，它的效果就越差，經常會同時引起通貨膨脹和經濟停滯。我想這個問題和經濟結構有關，根據不同類型的經濟結構失衡，要采取不同的解決方式。所以凱恩斯主義也并不是一概有效，特別是刺激投資的政策。
我們現在是消費不足，儲蓄過高，投資過高，在這種情況下，簡單地照搬凱恩斯刺激投資的政策，我認為結構失衡的情況會越來越嚴重。
收入分配失衡導致結構失衡
《國企》：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改革到現在，已經創造了歷史。如何評價他的成績與缺陷？下一階段改革的主要任務是什么，難點是什么？
王小魯：我們國家的市場化改革是成功的，中國這30年的高速增長主要是市場化帶來的。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從舊的計劃經濟模式轉軌到市場經濟模式，市場經濟大大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也改進了微觀層面生產者的激勵機制，所以對經濟增長起了非常大的推動作用。過去這方面的作用大家都是看得到的。但是我認為還有一系列問題沒有解決。因為改革不單純涉及經濟改革，還有政治體制改革，在這方面我認為是滯后的。
我們這套政府管理體制是在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這些政府職能很大程度上是從過去的計劃體制下延續下來的，在市場化的條件下又發生了很多變形。政府雖然不能指揮一切，但仍然具有很大的權力可以壟斷資源的分配，可以操控市場，但同時并沒有通過改革建立一套社會對權力進行有效監督的機制，因此圍繞權力滋生出大量既得利益，甚至自身朝既得利益集團的方向演變。政治體制改革的落后，造成了現在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之間存在很大的沖突。比如腐敗和大量的尋租問題、公共資源分配不均、大量公共資源流失、收入分配不均等等，我認為都和政治體制改革落后是有直接關系的。
實際上中國經濟層面所面臨的問題，比如剛才說到的結構失衡的問題，背后最重要的原因是收入分配失衡。結構失衡的表現形式是消費和儲蓄之間失衡，而背后原因是收入分配。什么原因造成收入分配失衡、差距過大？我認為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管理體制改革遲緩，導致政府資源的不合理分配，和相關的壟斷性收入，灰色收入等問題，這些方面都是需要加快改革的。
下一階段改革的重點，我認為應該是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提高政府透明度，強化社會監督，嚴厲打擊腐敗，改革財稅體制，改革和完善資本市場和土地市場管理，繼續推進資源稅改革和國有企業紅利上繳制度改革，有效使用公共資源，合理分配壟斷性收益。
這些方面的改革是中長期的任務，然而是解決結構失衡的關鍵所在，需要一步一步做起。第一，現行的土地出讓制度需要改革，我們的房產稅改革需要推進，還需要推進更加全面的財稅體制改革；第二，需要改善資本市場監管，進一步改革資源和壟斷性收益的分配方式；第三，改革政府管理體制，改善公共資源的分配和使用；第四，實現基本社會保障的全社會覆蓋和公共服務的全民共享；第五，我們需要進一步改善醫療和教育，促進人力資本積累。
改革的難點在于，現在需要改革的問題都是深層次、牽扯面廣、難度比較大的問題。所以比較復雜，也肯定會遭遇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因為改革必然會觸及他們的利益。這些人很可能會利用手中的權力來阻礙改革，這點我想恐怕是最大的難點了。
《國企》：中國市場經濟中一大股力量是中國國企、央企，這是研究中國經濟不容忽視的一個現象。您認為國企尤其是正在不斷強大的央企在中國經濟中應扮演什么角色？如何更好的發揮作用？
王小魯：各個國家，包括發達國家在內，都存在國企。不能說國企不必要，因為在經濟領域中，涉及公共產品的領域、具有外部性的領域，單純靠市場來調節是不能解決所有問題的。所以通過國有企業的來彌補這些不足，我認為還是需要的。
在一些資源性領域，比如石油，不可能實現完全的市場競爭。如果不是政府壟斷，就會是私人壟斷。但私人壟斷并不是一個很好的模式。當年俄羅斯實行“休克療法”，通過一夜之間的私有化，結果從國家壟斷變成了私人寡頭壟斷。這樣并沒有解決公平分配的問題，反而也沒有解決效率問題。
篇8
Abstract:Although the influence of price factors， the actual investment in China this year the growth rate has declined， but continued growth in investment demand is still great potential for investment growth is not because of the long-term driving force and the apparent attenuation of short-term adjustment， there should be no substantial decline in the growth rate of investment situation.
當前經濟形勢的概述
隨著世界金融危機的不斷擴大與蔓延，已經對我國的當前經濟形成了明顯的影響與沖擊，特別是對外進出口貿易造成的影響是最為突出的，外銷產品不論是數量還是種類都大幅度的減少，受成本激增、外部需求減弱、人民幣升值等因素影響，中國部分以出口為主的企業生產經營壓力加大，一些中小企業面臨停產甚至倒閉的困境，原油、鋼鐵、水泥等原材料價格的大幅度下降。但是，我國的經濟發展狀況與趨勢還是被各國所看好。首先，雖然世界金融危機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了困難，但是我國的經濟發展趨勢還是一直保持向上的。其次，我國政府積極地進行宏觀調控，積極穩妥的推進中西部大開發和新農村建設，開拓國內市場、及時的調整貨幣政策、擴大內需，以此來拉動我國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再次，加大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出臺相關的扶持政策，盡快改變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不利影響。第三，積極采取相關優惠措施，以資金來支持，加大大學生就業，確保就業率穩步上升。就總體而言，中國經濟的增長只不過速度緩慢了而已，但對世界經濟早日走出困境將會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與影響。
國際環境現狀對我國經濟發展帶來了一定的壓力
中國的外匯儲備盤踞世界首位，多數用于對美國的投資（包括持有美國的國債），國際經濟形式的下滑，人民幣被迫不斷升值，使我國的外匯儲備縮水近四成；全球市場萎靡及各國的保護政策以及國際市場的疲軟，使我國的產品出口大幅度的下降。
國內經濟發展的不利因素
1、經濟社會生活的現象層面上看，現在最突出的是兩個問題，一個是資源短缺和環境惡化的問題日益突出。一些基本的自然資源短缺的程度越來越嚴重，最近幾年一些可貿易資源因為中國需求量的急劇增長，把全世界的價格都抬上去了；至于一些不可貿易的資源，比如石油，則出現了供應短缺甚至造成了社會生活的困難。另外一個突出問題，是社會環境的惡化。其中最嚴重的問題，一個是腐敗的蔓延，另一個是貧富差距擴大。這些，都滲透目前社會經濟生活中。
2、從宏觀經濟的深層結構看，問題的發生可以歸結為內外兩個方面的失衡。內部失衡的主要表現是投資和消費的失衡－－過度投資而消費不足。
3、內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在宏觀經濟上的集中表現，是貨幣的過量供應或流動性泛濫，而貨幣的過量供應又必然導致房地產、股票、收藏品等資產泡沫的形成或通貨膨脹，即消費物價指數（CPI）的上升，或二者兼而有之。
從中長期的觀點看，這一問題的危險還在于，它會使我們的金融體系變得非常脆弱，當遇到外部或者內部沖擊的時候，就會出現嚴重的系統性風險。東亞許多國家和地區都曾經經歷過高成長的時期，成就了所謂“東亞奇跡”。但是，它們大多數都因為內外失衡的處理不當，而沒有逃脫金融系統的危機，以致損失了幾年、十幾年的時間，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所以，我們必須盡力地防止出現這樣的問題，防止我們大好的經濟成長形勢出現逆轉。
我國經濟發展的有利因素
1、我國市場潛力依舊很大 經濟持續增長可期望。
盡管受價格因素影響，今年以來我國投資實際增速有所下降，但投資需求持續增長的潛力仍然很大，投資增長的長期動力沒有因為短期調整而明顯衰減，因此不會出現投資增速大幅下滑的局面。一方面，當前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城市化快速發展的階段，同時，新農村建設、中西部大開發建設正在積極穩步推進，產業結構升級和產業轉移的步伐不斷加快。另一方面，當前我國地區差距和城鄉差距依然很大，為保證中西部地區、農村地區的較快發展，保持較高的投資增長率是必不可少的條件。
2、大規模的基礎建設投資與政策的扶持。
篇9
總體來看，2010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實現平穩較快增長，經濟增速達11.1%。預計第三、第四季度經濟增速將放緩，呈現前高后穩的格局。從國際環境看，全球經濟可持續復蘇的基礎并不穩固，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也不容忽視；特別要關注的是可能的外部需求萎縮與內部緊縮帶來的疊加效應。
從國內的情況看，一方面要降低對政策刺激的依賴，另一方面市場內生性的增長動力還在培育之中；一方面房地產市場的調控已經初見成效，交易量大幅萎縮，對實體經濟的負面影響開始顯現，另一方面房地產市場的價格調整還并不明顯，房地產調控的力度還不能輕易放松；節能減排的壓力不小，同時今年第一季度單位GDP能耗還有所上升，完成節能減排的任務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可能還會影響經濟增長的速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投融資平臺在推進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也蘊含了一定的債務風險，另一方面過于嚴厲的緊縮可能產生一定的半拉子工程，對經濟復蘇的沖擊可能更大；一方面需要增加勞動者收入，另一方面短期內過大幅度的工資上升也會轉化為物價的壓力。
這些兩難問題，應當說是中國經濟從應對危機的超常規的刺激政策中逐步退出，轉向可持續的復蘇進程中，所必然會遇到的挑戰，也可以說是這種轉換中所必然要經歷的階段，化解這種兩難，需要保持政策上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同時加快結構調整，培育新的增長點，放松管制，提高經濟增長的內生性和可持續性。
從政策基調看，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正處在由回升向好向穩定增長轉變的關鍵時期。下半年國內外經濟形勢依然復雜，不確定因素較多，應當以穩定政策為主基調。我理解，下半年的宏觀政策不會過早退出，也不會匆忙加碼。一方面，今年以來出臺的一系列調控政策，如樓市調控、對信貸總量和節奏的控制、地方投融資平臺的規范化、節能減排、出口退稅等政策，其效果如何需要觀察，可能暫時沒必要進一步收緊，否則可能導致“超調”，加大經濟下行壓力。另一方面，只要經濟增速回調在預期范圍內，也沒必要過于匆忙地出臺所謂“二次刺激”政策，否則會助長產能過剩和資產泡沫。
篇10
一、比較優勢理論的形成與發展
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否定了重商學派所提出的經濟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一定是非贏即輸的理論之后，提出可能實現雙贏，即絕對優勢理論，也就是經濟主體按自己的特長進行分工實行專業化生產，然后通過市場進行交易，從而實現利益的最大化。針對李嘉圖沒有回答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各國在生產不同的產品時的比較成本的差別問題，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和俄林提出要素稟賦理論（簡稱H-O理論）進行了回答。這個理論首先假定不同國家的生產同種商品的生產函數相同，那么比較優勢產生的根源就在于各國或區域的生產要素的相對稟賦不同，不同商品的生產要素使用密集形式上的差別。
新李嘉圖主義不僅從各國生產的角度來分析和比較各國的比較優勢的差異，而且同時強調從各國的分配領域、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的動態角度來分析和比較各國的比較優勢的不同。按照新李嘉圖的理論不同國家生產某種產品的比較優勢的差異不僅表現在生產技術、生產條件、勞動效率等差異上，而且不同國家由于分配關系的不同也會導致產品的比較優勢不同。
二、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對比較優勢的認識與運用的發展。
中國對于比較優勢的運用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即從起初的不認識，到后來的自發運用，再到自覺運用的過程。
改革開放前，中國推行資金密集型的重工業發展戰略，認為產業結構和技術差異是發達國家與落后國家的之間的差別。將提升經濟的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當作發展經濟和趕超發達國家的同義語。為了提升經濟的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不得不動員中國成立之初極端有限的資源去扶植和發展極少數的資本密集型產業。最后造成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浪費。通過早期的建設我們認識到，在任何國家和地區的早期發展階段，要素稟賦的特征是資本的嚴重缺乏，那么對于其他產業而言，沒有資本的支持，必將處于落后的位置；同時我們所扶植的產業也處于國家扭曲的價格機制下，再加上國家的層層保護措施，這樣的產業在國際市場上是很難有競爭力的，這樣就使得我們的整個經濟缺乏競爭力，綜合國力得不到提高。我們發現這些國家和地區實際遵行了比較優勢發展戰略，在其經濟發展的每個階段都比較好地發揮了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它們的勞動力相對豐富，資本相對稀缺，就以發展具備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后來，隨著經濟發展，資本逐漸積累，人均資本擁有量提高，要素稟賦結構得以提升，才逐漸把產業結構提升到資本、技術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產業。這就使我們不得不冷靜地思考我們的長項，我們的比較優勢究竟在哪里，我們要實行怎樣的發展戰略。在客觀分析中國的經濟現狀之后，我們認識到，大量存在的廉價勞動力、廣闊的地域和相對豐富的自然資源才是我們最大的優勢。因此我們在借鑒上述國家經驗的同時，力圖將這些經驗與中國的國情結合起來，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發展市場經濟，加強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投入。加強對外經濟交流與合作，擴大對外開放，使中國的經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當然就總體而言，中國的比較優勢主要是其低廉的勞動力與土地，但除此之外成體系的制造業基礎和潛在的巨大市場規模也是我們的優勢所在；中國的比較劣勢則主要是一些重要技術開發能力弱、某些自然資源相對匱乏和經濟體制中存在的缺陷。因此，在今后的貿易當中要繼續發揮優勢，并揚長避短。
三、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用發展的眼光對待中國經濟的比較優勢
（一）發揮中國傳統的比較優勢
眾所周知，中國利用傳統的比較優勢在經濟上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同時我們必須看到，中國的市場經濟尚未成熟，從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來看，傳統的比較優勢不易過早放棄。目前中國農村有數以億計的剩余勞動力亟待轉移。與世界上多數國家相比，中國的資金、技術相對稀缺，成本較高，勞動力相對充裕，成本較低，而一國經濟競爭力與它提供的商品和勞務的成本高低緊密相關，過早地放棄傳統的比較優勢，只會欲速則不達。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口多、底子薄，地區發展不平衡，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的優勢將至少在今后一段時間內得到保持。我們應充分利用發達國家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機會，將其技術相對先進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或生產環節轉移過來。為此，要破除勞動密集型產業就一定是技術落后產業，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就不能利用低勞動力成本優勢的舊觀念。
（二）發揮中國經濟的后發優勢
所謂后發優勢是指在世界上存在眾多發達國家條件下，較落后的國家可以從發達國家已走過的經濟發展道路（或軌跡中）吸取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或教訓），結合本國的實際情況，做出更明智的發展戰略選擇，從而避免走“先發”國家已走過的“彎路”，以更短的“捷徑”、更快的速度縮短自己與發達國家之間經濟水平上的距離。首先，從經濟發展的趨勢來看，中國現有的建立在資源稟賦與比較成本基礎上的比較優勢將逐步減弱。其次，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結構的調整為中國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經驗。再次，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我們不能僅僅依靠內部實現經濟結構的轉化，我們必須借鑒其他國家的成功經驗，結合中國的國情，更好地發揮中國的經濟原有的比較優勢，促進中國經濟后發優勢的發揮。發揮后發優勢的途徑有以下方面：
第一，進一步開拓國內的區域經濟。中國地域遼闊，各個區域間的資源稟賦差異很大，近幾年中國的經濟增長表明，在世界經濟形勢普遍下滑的情況下，中國經濟實現自主發展的效果明顯，中國發揮沿海開放地區作為對外貿易的前沿，優先發展東部地區，而后實行西部大開發的政策，同時著力于中部的發展，這樣就展現了中國在未來經濟實現內部良性循環大格局的前景，就目前來說，這種格局并未完全形成，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第二，擴大對外開放，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進程。過去30年間，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經濟從封閉走向開放，并逐步擴大開放的廣度和深度，融入國際分工體系，成為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主動參與者。中國的國際貿易規模在過去22年里擴大了約22倍，從1993年以來一直是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外商投資東道國，中國經濟的國際化程度大大提高，同時通過積極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吸收外國投資與擴大國際貿易，有力地促進了國內產業結構升級，創造了大量新的就業機會，推動了國內經濟體制改革，提高了國民經濟運行效率，增強了綜合國力。中國之所以在經濟全球化中贏得主動，正是因為中國政府從本國的比較優勢出發，制定了正確的對外開放戰略，并加以了實施。
第三，對傳統產業進行改造。中國傳統產業具有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的比較優勢，盡管目前這種優勢仍然存在，但是我們有必要對其進行必要的改造。
（三）打造中國經濟的競爭優勢
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資本的積累相對充足時，就可以在發揮中國經濟傳統經濟的比較優勢的基礎上開發中國經濟競爭優勢。開發技術密集型產業，實現中國的經濟結構轉換。這一點可以通過積累人力資本改善企業的組織結構，和更有利的發揮政府引導作用來實現制度的創新，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來實現。這一點中國目前正在努力實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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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貨幣政策有效性的界定
從理論上說，貨幣政策能否發揮效用應該先考慮貨幣的中性非中性問題，即名義的貨幣量的變化是否會對實際產出產生影響。而在實踐中，我國把貨幣政策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經濟的重要手段之一，其實施之前的理論假設即是貨幣非中性，而此時評價其政策效果，則應該是看其實施后，該政策能否及時有效地達到既定的經濟調控目標。
1.2 貨幣政策目標的界定
貨幣政策作為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其目標應包括：穩定物價、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而我國貨幣政策的目標，參考《中國人民銀行法》對其的界定：“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結合我國實際，本文把貨幣政策目標界定為保持低的通貨膨脹和實現高的經濟增長。由此，評價貨幣政策是否實現這兩個目標，本文主要選取國內生產總值（GDP）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作為政策最終目標的評價指標，其間會通過利率、貨幣供應量等中介指標做出分析。
2．本輪“從緊”貨幣政策的回顧
2007年，中國經濟有轉向過熱的苗頭，價格上漲壓力大，CPI從2006年的1.5 % 上升到3.2% 。此時，貨幣供應量在高位運行，同時有過快增長的趨勢。存貸款方面，金融機構貸款增長過快，存款有活期化的趨勢。
根據經濟形勢，中國人民銀行針對銀行體系流動性偏多、貨幣信貸擴張壓力較大的問題，2007年上半年至2008年上半年的貨幣政策，總的來說經歷了從2007年第一季度“穩健”的貨幣政策到“適度從緊”，進而到2007年下半年至2008年上半年“從緊”的貨幣政策。
在存款準備金率方面，中國人民銀行在2007年1月5日、2月16日、4月5日、4月29日、5月18日 7月30日、9月6日、10月13日 、11月10日、12月8日，在2008年1月16日、3月18日 4月16日、5月12日、6月7日15次宣布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從2007年1月5日的9 %上調至2008年6月25日實施的17.5 % 。
在存貸款基準利率方面，中國人民銀行在2007年3月18日、5月19日、7月21日、8月22日、9月15日、12月21日6次宣布上調一年期存貸款基準利率，其中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從2.52 % 上調至 4.14 % ，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從6.12 % 上調至 7.47 % 。
除了利用存款準備金率來控制銀行信貸以及利用利率杠桿的調控作用外，中國人民銀行在這一時期依據經濟形勢的變化，還加強了公開市場操作、加強了“窗口指導和信貸政策指導。如中國人民銀行加強了央行票據的發行力度并適時延長票據期限，旨在收回銀行體系多余的流動性。又如中國人民銀行分別在2007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召開“窗口指導”會議，傳達防止經濟轉向過熱的信息，要求金融機構做好貨幣信貸業務。
3．對本輪“從緊”貨幣政策有效性的評價
3.1 通過GDP增長率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驗證
2007年全年中國GDP為246619億元，比上年增長11.4 ％，而且各季度同比增長均保持穩定，所以從GDP增長率來看，該輪“從緊”的貨幣政策基本發揮了作用，即保證了經濟的穩健快速發展。
3.2 通過CPI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驗證
月份123456789101112CPI2.20 %2.70 %3.30 %3.00 %3.40 %4.40 %5.60 %6.50 %6.20 %6.50 %6.90%6.50%
2007年物價水平上漲壓力大，這正是“從緊”貨幣政策出臺的主要背景。以下是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各月份CPI 。
2007年各月份CPI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CPI
2.20 %
2.70 %
3.30 %
3.00 %
3.40 %
4.40 %
5.60 %
6.50 %
6.20 %
6.50 %
6.90%
6.50%
2008年上半年各月份CPI
月份
1
2
3
4
5
6
CPI
7.1%
8.7%
8.3%
8.5%
7.7%
7.1%
（數據來源：新華網、鳳凰網）
從上面兩個圖表可以看出CPI 在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的變化：2007年，CPI從第一季度開始呈現上升的趨勢，4月份、9月份、12月份回落外，其他各月均上升，上升幅度在0.3至1.2個百分點之間。進入2008年，1月2月份CPI保持上升趨勢，3月4月CPI仍然在高位，直至5月6月份有下降的趨勢，6月份CPI回落到1月水平，但仍高于2007年12月的CPI水平。總的來說，CPI從2007年開始逐漸上升，中間雖然有幾個月份回落，但總體上升趨勢明顯，08年2月至4月更是在8 %以上高位徘徊，直到5月6月份才開始有回落趨勢。
央行從07年開始，幾乎每隔一個月上調一次存款準備金率，每個兩個月上調一次一年期存貸款利率。但直至2008年第二季度，CPI才有所回落。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從CPI的角度看，該輪“從緊”貨幣政策的出現了一些時滯，沒有及時抑制住物價上升的勢頭，但從最終效果來看，該輪貨幣政策還是抑制住了物價上漲。但如果結合2008年第三季度的相關數據，又可以看出，該輪貨幣政策在最終抑制住物價上漲的同時，又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經濟增長，2008年第四季度GDP增長率有可能回落到8 %。
3.3 通過貨幣供應量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驗證
貨幣供應量（M2、M1）作為貨幣政策重要的中介指標，也是驗證貨幣政策實施效果的重要指標。
2007年第一季度，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余額同比增長17.3%，狹義貨幣供應量M1余額同比增長19.8%，增速同比提高7.1個百分點。2007年第二季度，6 月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同比增長17.1%，增速比上年同期減緩1.4 個百分點。狹義貨幣供應量M1余額同比增長20.9%，增速比上年同期高7個百分點。2007年第三季度，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余額同比增長18.5%，增速比上年同期高1.7個百分點。狹義貨幣供應量M1同比增長22.1%，增速比上年同期高6.4 個百分點。2007年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同比增長16.7%，增速比上年低0.2個百分點。狹義貨幣供應量M1余額同比增長21%，增速比上年高3.5個百分點。
從以上數據可見，07年貨幣供應量的增速 一直偏快，M2余額的增長速度相對穩定，但M1余額的增速則明顯偏快。但到07年下半年M1余額的增長速度有所放緩。到2008年第一季度，M2、M1余額增速顯著下降：廣義貨幣供應量M2 余額為同比增長16.3%，增速比上年同期低1.0個百分點。狹義貨幣供應量M1 余額為同比增長18.3%，增速比上年同期低1.6個百分點。2008年第二季度維持增速下降趨勢：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余額為同比增長17.4%，增速比上年同期高0.3個百分點，比上月末低0.7個百分點。狹義貨幣供應量M1余額為同比增長14.2%，增速比上年同期低6.7個百分點。
由此可見，就貨幣供應量的角度上看，該輪“從緊”貨幣政策在07年下半年有效地控制住了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速度，并在使其在2008年增速繼續減緩。但若聯系08年下半年的經濟形勢，貨幣供應量增長的減速似乎損害了經濟增長的速度，國家不得不在08年第三季度開始出臺政策解決許多中小型企業的貸款難問題。
4．結論
通過上述三點的驗證，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該輪“從緊”貨幣政策在保證經濟快速發展方面基本完成了任務，而在穩定幣值穩定物價方面則出現一些時滯，但最終還是控制住了通貨膨脹的勢頭。但也應該看到，“從緊”的貨幣政策雖然在2008年下半年逐漸新一輪的貨幣政策所取代，但“從緊”的“效果”似乎仍未為結束，加上國際經濟形勢的影響，2008年下半年經濟很可能出現從通貨膨脹迅速進入通貨緊縮、經濟增長放緩的時期。
參考文獻：
1、 2007年第一季度至2008年第二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 中國人民銀行網站
2、 侯超惠 《論中國的貨幣政策》 中文博士學位論文數據庫
3、 張凱 廖慧杰 劉啟峰《我國貨幣政策有效性研究》廣西農村金融研究 中文期刊數據庫
篇12
一、前言
農村養老保障制度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和諧社會以及建設新農村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改革完善同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和農村人口養老問題緊密相連。考慮到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 加速發展的城鎮化進程，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大背景, 面向大多數人的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如何在新時期防范風險、防止農村老年貧困、調節農村人口年齡和性別結構，就必然持續成為經濟社會發展中至關重要的政策議題。
二、中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存在的問題
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健全不僅關系到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長治久安，而且也是中國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保證。目前，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在實踐上是不完全成功的。
1.法律層次低，缺乏約束力
各地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辦法法律法規層次低，缺乏約束力。特別是對養老保險金流失和挪用等行為，未規定有效的懲罰措施。目前農村社保基金管理中的違規行為相當嚴重。正是這種不穩定的制度和屢見不鮮的違規行為挫傷農民投保積極性，開展農村養老保險工作困難重重。
2.自給來源少，吸引力不足
現行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是“個人交納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予以政策支持”。集體補助不到位或數額少行政管理畢業論文，或只在部分地方或人身上得到體現；國家政策扶持，僅限于通過對鄉鎮企業支付集體補助予以稅前列支，除此，再無其他的扶持政策；地方財政，除經辦機構費用，也沒有其他扶持政策。在缺乏強制性的情況下，僅靠這些政策，難以發揮吸引作用。
3.基金增長慢，難以為繼
基金增長速度跟不上養老金發放的增長速速，出現負增長。農保基金增值方式主要是存入銀行和購買國債。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立之初，國家債券利率和銀行存款率都很高，因而給農民承諾的保險給付率也高達12%，隨著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債券和銀行存款利率多次下調，致使基金增值緩慢。加上缺乏穩定的投資渠道，農保基金入不敷出，出現負增長。
三、完善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的對策
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農村養老將呈現出新的格局：新型的家庭養老將居主體地位，社會養老保險將得到新的強化，從而與其他養老保障制度一起共同為農民養老建立一道比較可靠的屏障。
1.加快法制建設，真正體現公平與效率
市場經濟本身是法制經濟。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必須以法律的形式保證其實施。我們應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和做法，根據中國實際情況，結合財政、金融和稅收體制改革，盡快制定并健全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有關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法律法規，對資金來源、運用方向、增值渠道甚至保障標準、收支程序等都有明確的法律規定，規范其操作行為，以法制的形式將這項合法權利確定起來，從根本上解決農民的社會養老問題行政管理畢業論文，促進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2.強化政府責任，加大扶持力度
社會化養老的主體是社會，是以社會運作的方式實現的。而能夠代表社會。管理社會的主導者是政府。在實施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時強調個人應承擔義務是對的，但不能以此為理由推卸政府應承擔的責任。針對目前集體補助過小，國家扶持微乎其微的狀況，應當考慮如何提高集體補助的比重，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3.發揮家庭養老的優勢，再造土地的保障能力
中華民族素有尊老、敬老和養老的優良傳統，這為家庭養老制度的實行和鞏固奠定了思想和文化基礎。現階段，由于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的許多原因，農民養老不可能完全依靠社會，家庭養老仍然是老年保障的主要形式。政府可以從制度上鼓勵農村家庭養老。
四、結語
從農村和整個國家現代化長遠角度看，建立農民養老制度是對農民利益最有效，最全面的保護。嚴峻的人口發展現實、前所未有的復雜局面, 以及有限的可供學習的國外經驗, 都迫使中國不得不用創新的思路、戰略的眼光來審視和構建農村社會養老保障乃至整個社會保障制度, 走出一條城鄉之間相對獨立而又良性互動的、有中國特色的養老保障之路。希望本文能對我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健全以及近一步完善，有所啟示并提供借鑒。
參考文獻
[1]桂世勛.關于探索農村計劃生育家庭養老保險的思考[J] . 人口與計劃生育, 2008 (7) .
[2]樂章.現行制度安排下農民的社會養老保險參與意向[J] . 中國人口科學,2004 , (5) .
[3]俞仁龍.浙江農村建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經濟可行性分析[J] .嘉興學院學報,2005 , (4) .
篇13
對于國際經濟學這門課程來說，用于課程分析的主要工具有兩個，分別是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在國際經濟學發展的過程中，其發展基礎便是宏觀與微觀經濟學，所以，國際經濟學中的所有分析都離不開這兩個工具。在國際經濟學的課程體系中，也可以大致從宏觀與微觀角度劃分，其中國際金融便屬于宏觀經濟領域，而國際貿易則屬于微觀經濟范疇。
（二）研究內容
隨著國際形勢的不斷變化，國際經濟的復雜性與多變性也逐漸凸顯出來，因此，在研究國際經濟學的過程中，除了研究與分析微觀領域中的國際貿易政策、貿易理論、貿易需求要素流動，以及宏觀領域中的經濟政策、貨幣制度等傳統國際經濟學問題，還需要突破傳統的單一性研究模式，研究經濟變化過程中的相關領域，從而讓國際經濟學更加適應世界經濟發展。
（三）課程體系
國際經濟學是一門系統的學科，與很多其他的經濟學科都有很大聯系，因此，想要學習好這門課程，就需要打好相關基礎，在課程前期做好學習準備，學習一些貨幣銀行學、經濟學、金融學等課程，這樣有助于以后對財政、投資、貿易等方面相關知識的學習。另外，這門課程與國際金融學以及國際投資學等以后要學習的課程也有很大聯系，學好國際經濟學，有利于后期課程的學習。
（四）教學要求
國際經濟學還是一門邏輯性非常強的學科，在學習過程中，經常會運用到數學思想與數學模式，其理論體系也與數學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所以，需要學生具備較強的數學素養與扎實的數學知識，如若不然，則很難真正了解與吃透國際經濟學，學習效果也會大打折扣。
二、當前課程中的主要問題
現階段，我國的經濟發展迅猛，企業競爭力也有很大提升，中國在世界貿易中的發展潛力非常巨大，外資的利用率也逐年增加，在千變萬化的國際經濟形勢中，應用型本科院校想要培養出更有能力的應用型人才，就必須對原有課程進行全面分析，找出當前存在的問題，只有這樣，才能以問題為基礎，進行有針對性的改革。當前《國際經濟學》的主要問題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教材定位問題
《國際經濟學》中并不是單純包括經濟學知識，還涉及到投資學領域，屬于一種交叉學科。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中國的國際貿易越來越多，相應的，對國際資本管理與運用的人才也高度缺乏。所以，我國在一些高校中創設了《國際經濟學》這門課程，以適應國家對人才的需求，國際經濟學教材也開始陸續出版。但當前出版的絕大多數教材都更偏重理論性研究，教材中的案例非常少，對于本科生來說，這些經濟學相關理論太過艱澀，如果沒有案例做支撐，很難真正理解與掌握。
（二）內容設計問題
隨著國際經濟形勢的日益改變，對于國際經濟學這門課程來說，也需要在內容上進行及時更新，如國際上的貿易機理、分工模型、貿易政策、收支調節等，都需要進行有針對性的調整，只有這樣，才能夠將國際投資形勢與狀態及時有效的反映出來。但現階段很多應用型本科院校在設計《國際經濟學》教學內容的過程中，卻只是依照著傳統教材，一部分院校的教學內容甚至停留在幾十年前，這樣的教學內容無法將最新的國際經濟形勢反映出來，也無法實現應用型本科院校的人才培養目的。
（三）教學方法問題
《國際經濟學》不僅具有很強的理論性，還具有一定的實務性，需要與國際貿易、國際商務、國際管理、國際金融等學科相適應。對于應用型本科院校來說，應該從學生的角度出發，將一些理論知識淡化，著力突出課程的實用性。舉例來說，在《國際經濟學》中，國際投資理論是一節比較難理解的課程，單純的講授理論，不僅會讓學生感覺枯燥乏味，學生也難以理解理論的真正含義，因此，教師可以運用案例教學法，通過案例，將真實的經濟現象還原，幫助學生理解理論知識。另外，在講授一些國際投資知識時，可以通過圖表或數據對知識進行輔助說明，將抽象問題具象化，縮短學生的理解時間。但現階段，我國應用型本科高校卻很少運用這些方法，導致學生的學習效果欠佳。
（四）課程考核問題
當前絕大多數高校中的《國際經濟學》還運用傳統的考試形式進行課程考核，基本模式便是將平時表現與期末成績相加。一般情況下，平時表現分為出勤與作業兩部分，期末成績便是單純的分數決定。這樣傳統的考試形式很難將學生的學習興趣充分激發出來，也無法體現出《國際經濟學》的應用性特點，無益于學生相關能力的提升。
（五）教師素質問題
教授《國際經濟學》課程的教師，需要具備良好的經濟學理論基礎與豐富的實踐經驗。但在當前的很多高校中，教師雖然具備較高的理論基礎，但實踐經驗卻相對欠缺，教師沒有在外貿企業工作與實踐的經驗，空有理論，卻無法將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對實際的經濟工作沒有全面認識。這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學生實踐能力的提高，教師在進行案例教學的過程中，也無法做到與實際相聯系，削弱了教學效果。
三、課程教學改革的主要方法
我國現階段的《國際經濟學》課程急需改革，以適應多變的國際經濟形勢，為國家培養出更多的應用性人才。因此，針對當前課程在以上幾方面存在的實際問題，本文提出一些改革的主要方法，具體包括以下幾點：
（一）重新定位教材
應用型本科院校想要培養出更多應用型人才，就需要對教材進行重新定位，對于《國際經濟學》來說，相關教材不僅要有經濟學知識，還要與管理學知識相聯系。教材需要重視基礎知識，整體思路需要由淺入深，再深入淺出，在理論部分，除了必要的理論介紹，還需要運用圖表等具體形式加以說明，幫助學生理解。同時，在授課過程中，教材還要將理論與案例相結合，并保證案例的新穎與生動，最好能夠與實際生活相聯系，以引起學生共鳴。另外，設置一些“知識拓展”等板塊，豐富學生的知識體系。
（二）更新教學內容
《國際經濟學》教學的重點內容在于“國際貿易理論與相關政策”，而課程的難點內容在于通過數學模型方式，對這些理論與政策進行闡述，因此，在《國際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應該更加注重講解這方面內容。如果學生的數學基礎較好，可以對數學模型進行比較深刻的講解，讓學生能夠充分理解其前提、論證、結論等方面，并以此為基礎，對數學模型中所蘊含的經濟含義有一個更深刻的理解。如果學生的數學基礎一般，則需要著重講解數學模型的基本原理與概念。當前我國經濟已經步入換擋期，因此，《國際經濟學》的課程內容需要以我國實際情況為基礎進行更新，積極學習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更新教學內容、提升教學質量，培養學生的各方面能力。現階段，世界經濟形勢復雜多變，出現了很多新的現象，但教材無法實時進行更新，所以，在教學過程中，教師需要時刻關注進一階段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方向，并在教學時及時將新的經濟內容與數據引入到教學中來。舉例來說，在“國際貿易理論”一節中，教師需要將當前新的思想與理論介紹給學生；如在“歐盟經濟一體化”一節中，需要及時的更新新的相關數據，并向學生講解歐盟當前的發展情況。
（三）改革教學方法
由于這門課程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因此，在教學過程中，不僅要注重理論，還要考慮實務，充分重視學生在課堂上的參與程度。而通過案例教學法與現代教學手段的運用，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教學效果。
1.案例教學法
在課堂上運用這種方法進行教學，需要教師對國際熱點進行實時關注，并將其與教學內容相結合，通過各種渠道查閱大量文獻，在這些資料中挑選典型案例，還要針對案例設計一些問題。舉例來說，在“跨國并購風險”的相關問題中，便可以舉2009-2010年間的海外并購熱潮為例，并提出并購熱潮產生的原因、海外并購的特點、不同企業并購產生的不同結果等問題，并組織學生討論，最后總結，以培養學生的問題分析、獨立思考、團隊協作等相關能力。
2.多媒體教學法
該課程的信息量相對較大，在教學過程中，比較適合運用多媒體方式進行教學，能夠在一定時間內，將課堂內容以更生動的形式傳達給學生，更有利于學生對知識的理解。教師也可以提出一個問題，讓學生自己制作一個幻燈片，并在課堂上拿出一些時間，讓學生自己講解。舉例來說，讓學生制作跨國公司家樂福在中國的發展的幻燈片，并以此為基礎，論述跨國公司的本地化戰略，以及其發展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四）運用綜合考評
對于《國際經濟學》這一實用型學科而言，單純的試卷考試是無法真正對學生成績進行評定的。因此，可以將筆試作為考核的一個組成部分，并縮小其占總成績的比例，加入案例討論、論文、作業、出勤等多方面因素，對學生進行綜合化評定，通過“考”和“評”的結合，才能全面的對學生進行評價，讓教師全面掌握學生的學習情況，從而提升學生的綜合素質。
（五）提升教師水平
應用型本科院校應該鼓勵教師增加自身的實踐經驗，具體可以通過以下途徑實現：提升教師實踐能力，學校可以與相關企業相聯系，將教師送入企業中的國際經濟部門進行學習，如外貿部、金融部等，教師在學習過程中，能夠夯實自身的理論基礎知識，也能夠通過理論，與實際情況聯系起來，有利于以后教學。另外，學校還可以聘請一些經驗豐富的人員來學校做兼職教師，以彌補教師隊伍缺乏實踐經驗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