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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現行并購政策中應完善的幾點思考
隨著中國企業的國際化進程越來越快，跨國并購已經非常常見。顯然，在美國，其聯邦并購稅制，從具體制度到條文，均已是成熟完備的發展，而在我國，其現有的并購稅制雖已有巨大進步單仍然過于簡略，難以應對越來越活躍與復雜的并購交易。中國現行并購稅制的不完善之處主要表現為以下方面：
第一，我國的并購稅制凸顯出了對于鼓勵公司并購的價值取向，但，它并未將所有與免稅合并具有相同或類似經濟實質的并購交易列入免稅并購的交易范疇，違背了稅收中性原則與實質課稅原則。
第二，中國現行并購稅制并未將防止避稅型并購交易作為自身應有的價值取向之一。并購交易涉及多種形式的避稅操作，包括濫用免稅并購交易不確認收益的稅收待遇、濫用免稅并購交易的稅收屬性結轉待遇、通過免稅并購交易將未經收益確認的已增值資產轉移給外國公司等。現行并購稅制未完全涉足并購交易中的其他避稅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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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在離岸業務的發展過程中，由于相應的配套政策的制定較為滯后，使得離岸業務在我國的發展遇到了許多問題。到目前為止，我國的相關稅收政策仍沒有明文規定，究竟應該對離岸業務的哪些納稅主體征稅，征收哪些稅種，稅率是多少，等等。也就是說，我國還未制定出具體的政策和法規對離岸業務市場的監管進行規范，因此，目前我國離岸業務市場的稅收政策處于真空狀態。事實上，我國的離岸金融業務起始于1989年，而我國第一部離岸金融的正式法規《離岸銀行業務管理辦法》于1997年10月23日才由中國人民銀行出臺，并于1998年正式實施相關細則。在稅收管理的相關問題方面，我國現有的法律法規都沒有對離岸業務稅收問題做出任何規定，這意味著我國離岸業務稅收優惠也沒有成文的法律承諾。以上海和深圳為例，兩地同樣開展離岸金融業務，但是它們的稅負卻存在很大差異。例如，在上海經營離岸金融業務的銀行面臨5％的營業稅和25％的所得稅，而在深圳經營離岸金融業務的銀行免征營業稅，按10％的稅率征收所得稅。建立上海自貿試驗區是在新形勢下推進改革開放的重大舉措。2013年7月，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上通過《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截至2014年3月25日，上海自貿試驗區新設企業7492戶，其中外資628戶，平均每戶注冊資本468萬美元。內資企業6864戶，平均每戶注冊資本2116萬元。如果再加上已辦理核名手續但還沒有設立的企業，數量將達到1萬戶左右。這意味著，在吸引企業入駐方面，上海自貿試驗區半年交出的成績單趕上了過去20年。但是上海自貿試驗區目前吸引的外資企業數量遠遠小于內資企業數量。而在上海自貿試驗區內建立離岸業務中心，開展離岸金融和離岸貿易等相關業務，有利于上海自貿試驗區吸引外資和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由于目前上海自貿試驗區尚未制定出臺針對離岸業務的稅收政策，如果上海自貿試驗區離岸業務的稅收政策難以與國際接軌，一方面會降低外資進入的積極性，大量的外資企業因為較高的稅負而對上海自貿試驗區望而卻步；另一方面，較高的稅負可能會刺激離岸業務交易主體逃避稅收監管，對國內和國際稅收競爭秩序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本文正是在此背景下，在符合我國稅制改革方向和國際慣例，以及不導致利潤轉移和稅基侵蝕的前提下，研究設計適合上海自貿試驗區離岸業務發展的稅收政策，不僅為提升上海自貿試驗區的發展等級，也為全國提供可復制、可推廣的制度創新經驗。
三、上海自貿試驗區離岸業務稅收政策設計
建立上海自貿試驗區對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積極探索管理模式創新、促進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為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探索新途徑、積累新經驗，都具有重要意義。由于上海自貿試驗區是連接境內在岸市場和境外離岸市場、具有雙向輻射與滲透功能的市場區域，因此，上海自貿試驗區離岸業務稅收政策應從上海自貿試驗區離岸業務稅收制度、稅收監管制度和稅收政策的可復制、可推廣等方面進行設計。1．上海自貿試驗區離岸業務稅收制度以最常見的離岸業務———離岸金融業務為例，其主要是吸收非居民資金為非居民提供的一項國際金融業務，是兩頭在外的業務活動（outsidetooutside）①。由于非居民個人或機構是資本的持有者，他們可以決定將資本投放于何處，如果對其資本投資收益征稅，則不利于吸引外資進入上海自貿試驗區開展離岸業務。為此，本文從設計原則、稅種、稅率、稅收征管等方面對上海自貿試驗區離岸業務稅收進行設計。（1）設計原則。根據上海自貿試驗區總體目標、主要任務等功能，自貿試驗區離岸業務稅收政策設計的原則是：第一，稅制具有國際競爭性，至少在東亞具有相對競爭性，使上海自貿試驗區快速成長為東亞乃至亞太離岸業務中心。第二，稅收征管制度更簡潔高效。這既是發展國際業務的要求，也是政府管理體制改革的要求。（2）稅種：單一直接稅。依據全球離岸市場的共同點，稅種少、低稅率是推動全球離岸業務中心快速成長的助推器。為此，建議在上海自貿試驗區離岸業務中心只征收一項直接稅，即所得稅，免征包括營業稅在內的所有間接稅。對任何形式的外來資本投資收益所得免征資本稅，即免征資本利得稅、利息預扣稅、股息預扣稅等；取消離岸業務相關的印花稅。（3）稅率：多級分類所得稅率。在稅率的制定方面，要保證離岸業務的稅率處于較低的水平，即保證離岸公司的稅率不高于在岸公司的稅率，保證離岸公司面臨的稅負不高于周邊離岸業務市場的稅負水平，這是發展離岸業務所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同時，為適應上海自貿試驗區建設的需要，稅率設計須有一定彈性，以便于利用稅收杠桿調控離岸業務結構。為此，上海自貿試驗區離岸業務所得稅率設計為15％～17％（見表2）。（4）稅收征管。為實現上海自貿試驗區離岸業務稅收的高效征管，應從征管對象和征管機構兩方面進行政策制定。征管對象的核心要素一是離岸業務界定，二是離岸業務分類。本文建議上海自貿試驗區實行內外分離型離岸市場模式，這種模式的業務鏈是兩頭在外，即為非居民提供服務，與在岸業務嚴格分離，便于識別界定。關于離岸業務分類，主要是對離岸業務包進行分拆，根據國家戰略給予不同的稅率待遇。例如，離岸金融業務的企業所得稅率為15％；總部設在自貿試驗區的跨國公司企業所得稅率（離岸業務）為15％，地區總部設在自貿試驗區的跨國公司企業所得稅率（離岸業務）為16％。2．上海自貿試驗區離岸業務稅收監管制度國際避稅行為是離岸業務稅收政策的固有風險。在岸公司通過離岸業務中心設置子公司，采用轉移定價行為①避稅，轉移了利潤，侵蝕了在岸公司的稅基，扭曲了國際貿易和投資模式，影響國際資本的流向，增加了離岸業務中心以外的國家征收稅款的成本，導致競爭環境缺乏公平性和有序性。國際上針對離岸業務稅收監管的通行做法是采用預約定價協議機制和加強國際合作。（1）采用預約定價協議機制，規制國際避稅行為。預約定價協議（advancepricingagreement，APA）機制就是由納稅人與稅務機關就有關關聯交易的轉移價格方法事先簽訂的協議，用以解決和確定在未來年度關聯交易所涉及的稅收問題。作為國際通行的反關聯企業避稅的方式（目前預約定價協議機制被認為是解決轉移定價反避稅最有效的方式，已成為美國、經合組織國家、韓國、新西蘭、墨西哥、中國香港等20多個國家和地區普遍使用的反避稅調整方法），預約定價顯然可以被運用到離岸市場上，而且基于離岸業務的國際性以及離岸業務關聯企業國籍的復雜性，在離岸市場上應主要采取多邊預約定價①的方式，即納稅人與兩個以上的稅務當局達成預約定價協議。上海自貿試驗區可以借鑒國際通行做法規制國際避稅行為，即通過預約定價協議機制，離岸公司通過與稅務機關進行協商討論，預先確定稅務機構和離岸企業雙方同意的關聯交易定價原則，即將轉移定價的事后稅務審計變為事前約定。結合離岸業務的特點，上海自貿試驗區也可采用多邊預約定價的方式以防范稅基侵蝕及利潤轉移，并充實完善涉及預約定價協議機制的法律規范。（2）加強國際合作，提高稅收透明度。以經合組織為代表的國際組織都紛紛加強了對離岸業務中心的監管。上海在建設自貿試驗區離岸業務市場的時候也理應遵守相關的國際準則，積極參與國際合作，與世界上部分低稅率國家和地區以及部分國際離岸業務中心簽訂稅收情報交換協議、雙邊稅收協定和避免雙重征稅協定等，以提高稅收透明度。3．稅收政策的可復制、可推廣自貿試驗區區內與區外的稅制協調是保障離岸業務稅收監管統一化，防控在離岸市場中交易主體因內外政策差異而套利的風險。作為境內關外的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如何與區外稅制改革銜接將是上海自貿試驗區離岸業務稅收制度可復制、可推廣的前提。此外，上海自貿試驗區離岸業務稅制的制定，應借鑒全球離岸業務市場的經驗，針對離岸業務設計具有普遍性的稅收政策。基于此，稅收政策的可復制、可推廣應從技術、制度和管理模式國際化等層面進行。此外，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應將上海自貿試驗區離岸業務的稅收政策納入我國稅法體系中，為今后我國境內成立的其他自貿區制定離岸業務稅收制度提供法律依據。同時，應加強上海自貿試驗區離岸業務中心與我國其他各離岸業務市場之間的溝通合作，逐步使境內離岸業務市場的各項稅收政策實現統一，實現資金在這些離岸中心的有效配置。
四、結論與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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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物流企業物流企業對物流業稅收政策管理有著緊迫性要求，但不具備合法性，影響力不大，屬于苛求利益相關者。物流企業不僅為物流業稅收政策的管理對象，又是稅收政策的服務對象，物流企業作為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主體，顯現出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管理的核心準則，也反映了物流業稅收政策以物流企業滿意為服務導向，物流企業對物流業稅收政策有著最真實、最深刻、最直接的感受，讓物流企業合法地參與到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中去，是對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進行評價的科學有效方法。
3.立法機關立法機關有合法性與影響力，但緊迫性不強，屬于占優利益相關者。立法機關擁有法律所賦予的評價權利，對物流業稅收政策行使權力實施評價乃合乎邏輯的必然要求，立法作為國家權力機關，能夠獲取更為翔實、豐富的資料數據，擁有更先進評價方法與手段，也更為理性。物流業稅收政策綜合績效評價乃一種科學民主的治理工具，是科學民主的制度安排，為立法機關績效管理職能的順利實施與強化提供了高效合理的選擇路徑，且經由翔實具體的指標體系來全方位評價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可以精準有效的對物流業稅收政策進行績效判別，進而調整物流業稅收政策，這也正順應發揚立法機關績效評價效力，實現國家民主化、法制化的革新方向。
4.社會公眾社會公眾擁有影響力，但不具備評價的合法性，緊迫性也不強烈，乃潛在利益相關者。社會公眾乃物流業稅收政策的最終感應主體，因此也應為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的評價主體之一，這也符合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以民為本的價值導向。但社會公眾參與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的評價時，具有分散性、感性及孤立的屬性，欠缺專業的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技術知識，獲取信息的渠道不充分。社會公眾對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進行評價時，要注意依照法律法規對物流業稅收政策進行，代表社會公眾意愿而非個人意愿展開，經由績效評價實現社會公共利益。在開展物流業稅收政策的專項績效評價時，要關注社會公眾作為績效評價主體的制度設計與組織建構，從而有效發揮物流業稅收政策的積極性、主動性與創造性。
5.第三方評價機構第三方評價機構擁有合法性，但緊迫性與影響力不大，屬于自主利益相關者。第三方評價乃指聘請多位專家成立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組織，依照一定的評價標準與指標，運用一定的手段把專家個人對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的評價整合為整體評價，對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做出全面判斷。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的評價專業性較強，需要由專業人士進行評判，從而獲得具有精確性、可信性的績效評價結果，為政府部門實施相關物流業稅收政策調整提供可靠科學的智力支持與信息咨詢。讓第三方評價機構參與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能夠保證評價的專業性與中立性，從而確保評價的可信度，因此第三方評價機構有必要作為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的主體之一。
二、我國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主體體系的選擇路徑
物流業稅收政策管理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鏈日益多元化與繁雜復雜，任一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主體皆有著自身獨特的評價視角，有著自身難以克服的局限性與無法取代的比較優勢，這必定要求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主體的多元化組成。我國應學習借鑒國外經驗的基礎上，立足于我國實際，經由構建多元化的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主體體系，來保證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的有效性、權威性與公正性。
（一）法律保障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主體的多元化為了規范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主體的利益表達、確保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主體的利益訴求及確保弱勢評價主體的利益，各級立法機關及有關政府部門制定實施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的相關法律法規，為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主體多元化體系的構建編織牢固的法律制度保護網。經由法律法規明確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主體的多元化建構，并對各評價主體的評價范圍、評價手段與評價內容等進行明確規制，從法律上保證了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多元化主體的合法性、權威性。
（二）合理選擇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主體針對不同物流業稅收政策展開評價時隨意采用人人參與的績效評價主體是不適宜的。在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中不僅要引入多元化的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主體，且要對各績效評價主體進行恰當的組合和配置。在各績效評價主體組合中，要以立法機關為核心主體，在立法機關引領下，各績效評價主體從各自特定的視閾、利益訴求出發評價物流業稅收政策的績效，形成各評價主體間長短互補的搭配格局和聯動機制，從而增強績效評價的精準性與可靠性。擴大社會成員參與績效評價的廣度和深度，實現社會成員的全面參與。充分發揮第三方評價機構的功效，確保第三方評價的常態化、全面性和中立性。對政府管理部門要形成合理的激勵約束機制。賦予物流企業參與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的合法性。
（三）恰當配置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主體的比例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主體的構成是一個多元結構，但這并不表示各評價主體是相同分量，各評價主體間是一種相互合作、競爭與耦合的關系。在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主體已明確的前提下，針對同一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對象，各個績效評價主體間的比重會對績效評價結果產生關鍵性的影響，這也是績效評價主體結構的組合是否合理的重要根據。通常，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主體的比重關系主要體現于各評價主體承擔的指標在整個政策績效評價指標體系中的構成與權重分配比率。我國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過去皆為行政主導、評價主體較為單一。但從長久發展看，以社會成員、專家、第三方評價機構為主的外部評價主體在物流業稅收績效評價中的分量會逐步加大，這是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的必然發展態勢。
三、我國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的發展對策
在合理確定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主體基礎之上，還需從內部與外部要素的視角完善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以切實提升績效評價的成效。
（一）內部要素的優化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作為物流業稅收管理中的重要一環，伴隨物流業稅收政策的發展，績效評價在物流業稅收政策管理中日益重要。為規范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提升績效評價的質量，構建完善的績效評價體系相當關鍵。
1.健全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指標績效評價指標的設置需要考量各地區、時間等各個因素。由績效評價主體利用各自資源一道合作，構建科學合理的績效評價指標，績效評價指標擴大到物流業納稅人的生產經營能力、生產經營規模、進銷規模、倉庫出入等各個方面，全方位對物流業生產經營展開分析，且采用經濟指標，從性質角度實施模糊分析，有機結合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以提升績效評價的準確性、科學性與可靠性。也便于績效評價機構對各指標的搜集、統計、評價與處理。
2.合理設置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流程績效評價乃一個搜集信息數據、分析應用信息數據、反饋信息數據的全方位活動，依照績效評價活動的內在要求與規律，基于績效評價活動各環節分工負責，為保障評價結論的真實、可靠，績效評價活動需要遵照嚴肅、合理的活動流程，具體工作流程見圖2。
3.提升績效評價人員素質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活動的專業性較強，對從事績效評價活動的人員有著較高的素質要求。縱觀稅收政策績效評價制度健全的國家不僅有完善的績效評價機構，還有專業的績效評價隊伍，績效評價人員的專業素養直接關系到績效評價活動的質量。由于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活動的專業性，要求績效評價人員不僅要精通財務、計算機、法律及相關稅收理論知識與實踐經驗，還要對物流業生產經營活動有所認識，并要有豐富的判斷能力、分析能力及評價能力等，能夠合理利用科學的評價方法與自身的經驗積累來綜合評價物流業稅收政策的真實績效。但當前，我國開展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的人員專業素質良莠有別，多數績效評價人員未達到績效評價工作的素質要求。因此在實施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活動的初期，需采取一定舉措提高績效評價人員的專業綜合素質。首先需實施嚴格的績效評價人員選拔機制，選拔專業綜合素質高、有物流業稅收相關工作經驗，有較強責任心的專業人才從事績效評價工作。其次，需對從事績效評價人員進行專業培訓，不斷提高績效評價人員的專業綜合素質與評價技能，以達到績效評價活動的要求。對與績效評價活動有關的物流業稅收業務、財會知識、計算機技術、各項績效評價指標的應用分析及調查技巧等內容展開系統培訓，并結合績效評價活動，組織績效評價活動經驗交流會、典型案例分析會，快速提升績效評價人員的專業綜合素質及績效評價技能。
4.研發應用統一的軟件管理系統充分的涉稅信息乃績效評價活動的基礎，而現代信息技術為績效評價提供了堅實的支持。當前計算機技術系統在涉稅信息的提供及處理上未達到績效評價的要求，我國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依然處在發展階段，需要研究開發出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的統一應用軟件，避免各機構各自研費過多資金。一套統一規范的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軟件應用系統可以提升數據信息的自動讀取、指標的分析、評價對象的選擇及評價結果的處理水平，還能經由人機合理耦合補充人員素質與數量上的不足，將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活動推向規范化、程序化與現代化發展軌道。
（二）外部要素的優化
1.健全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法律法規發達國家在推進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活動中，相當關注法制建設，明確規定稅收政策績效評價的范圍、內容、依據、方法等，運用法律手段規范稅收政策績效評價活動，為稅收政策績效評價提供法律依據。在我國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制度化建設中，需要完善稅收政策績效評價相關法律法規，提升績效評價的法制化程度。作為物流業稅收政策管理工作的內容之一，稅收政策績效評價的法律地位及其相關社會經濟范圍的法律法規體系，會影響稅收政策績效評價活動的質量與效率。我國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發展到現在還沒有統一、科學、規范的法律制度，在缺乏法律支持的狀況下，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的依據僅僅為財務和稅收的內在關聯關系，績效評價不具備確定力、執行力與約束力。構建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相關法律法規，使得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此外，還要健全政府部門與有關部門共享涉稅信息領域的稅收法律法規。確保各有關部門配合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活動，積極主動提供物流行業的涉稅信息。
2.構建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信息網絡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的準確有效乃以真實涉稅信息為基礎，而稅收政策數據信息化乃開展績效評價活動的基石。信息失衡會使得績效評價難以取得預期結果。為確保稅收政策數據傳導順暢、準確，需加快建設信息網絡。發達的信息網絡乃獲取涉稅信息的保障，國外發達國家投入大規模的人力、物力與財力來建設信息網絡。我國可學習國外模式，逐步在全國范圍內構建起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信息網絡體系，經由網絡體系實現信息數據的存儲、調用、交換、檔案管理等績效評價管理活動。此外，在完善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內部信息網絡之時構建外部信息網絡，建立國稅、地稅、工商、統計、銀行、公安等相關部門的外部網絡。實現不同部門間信息數據的共享與交換，提供信息交互平臺。
3.增強金融監管物流企業生產經營的主要目的乃獲取經營利潤，資金流動不僅為財務核算的主要客體，也反映物流企業生產經營的運作情況，若績效評價部門可以及時掌握物流企業的實際資金流動狀況，就能把握物流企業生產經營的動態數據，以此為基礎的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必然可以獲得乘數效應。伴隨經濟社會的進步，企業經由金融體系展開經營交易已是主流，需要加強金融機構在稅收政策績效評價中的輔助功效，通過詳細規范的法律法規，確保金融機構有責任有義務對企業資金流動實施監管。可以進一步健全銀行法的相關規定，使金融機構采用企業的稅務機構代碼作為企業銀行賬戶賬號，實現稅務部門網絡與金融機構網絡的交互溝通，達成資金結算數據的共享。還可學習發達國家的豐富經驗，從法律上硬性約束金融機構主動配合稅務部門。譬如美國法律明確規定，任何人發生1萬美元以上的現金交易且款項存入銀行，銀行要向國內收入局報告，若銀行不主動報告，銀行會受到相應處罰；銀行組織法也依照法律規定，明確規定1萬美元以上的現金交易且存入銀行或由國外匯入10萬美元的，銀行要報告給國內收入局。同時要加快改革金融體制，健全銀行結算方法，激勵企業在交易中使用銀行轉賬或信用卡付款，盡量少用現金交易，若有大額現金交易需及時報告稅務部門，從而為物流業稅收政策績效評價有效開展提供完整、真實的資金流動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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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行的稅收優惠政策形式較為單一
當前針對海洋經濟發展的稅收優惠政策多采用直接的稅收優惠形式，間接的稅收優惠較少，針對性不夠強。直接的形式主要包括增加應納稅額扣除、適用優惠稅率，企業所得稅的直接減免。雖然直接的稅收優惠對經營期限不長、投資規模較小的企業支持效果明顯，但是對經營周期長、投資規模大的企業支持助推作用就大為下降。因為直接的稅收優惠重點在于企業經營后的事后優惠，而事先對企業的鼓勵支持不明顯。例如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企業一投產就盈利的企業能夠立刻享受到所得稅政策優惠，但是非盈利企業就陷入了享受不到稅收優惠的尷尬境地。特別是發展海洋經濟，港口建設、大型造船業、海洋油氣業都是重大的設施項目，普遍具有科技含量高、投資規模大、經營周期長的特點，直接的稅收優惠形式難以發揮政策效果。相對直接的稅收優惠形式，間接的稅收優惠政策在具體的會計處理中更好操作，政策也更具穩定性。
（三）尚未構建出稅收優惠政策體系來服務海洋產業發展
海洋產業是指對海洋的一系列研究、開發、利用活動的總和，目前海南重點發展的海洋產業主要是海洋漁業、海洋運輸業、海洋油氣業和濱海旅游業。但海南當前并未構建形成有利于海洋經濟的稅收優惠體系，企業都是在各自不同的稅種中享受稅收優惠政策。在海南亟需進一步發展的海洋油氣開發、跨海大橋修建、濱海港口擴圍、海水淡化等高端海洋產業項目，需要一個全面、整體、系統的稅收優惠政策體系來作支撐。（四）資源稅的征收范圍較窄、稅率不高海南省擁有廣袤的藍色國土，又具有低緯度的獨特海域優勢，海洋生物資源、礦產資源、油氣資源都很豐富，這些資源在我國未來的資源消費中將占據越發重要的地位。但目前的資源稅稅率不高，而且征收范圍較窄，在征收過程中也存在著以費代稅的現象。這樣一方面沒有讓海南的海洋資源優勢轉化為政府財政收入，另一方面也放任了部分企業對現有資源的浪費，不利于產業的轉型升級。（五）稅收政策難以吸引海洋方面的高層次人才在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的今天，要實現海洋經濟的后來居上，海南需要更為豐富的人力資源，特別是海洋方面的高層次人才。在稅收政策上海南對于高層次人才的吸引力還不夠：一是沒有針對海洋經濟研究人員費用扣除的特殊加成；二是在鼓勵海洋科技的創新、專利轉讓方面缺少強有力的稅收優惠政策支持；三是服務海洋經濟，特別是創新型科技人才在個人所得稅稅率優惠方面沒有政策紅利。
二、國外可供借鑒的海洋經濟稅收政策
美國、英國、挪威、韓國、日本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海洋經濟較為繁榮，他們經過多年的發展都形成了一套較為完善的稅收政策，在海洋基礎設施建設、海洋科技創新、海洋島嶼發展等方面有力支撐了海洋經濟的發展。在國外海洋經濟發達國家的稅收政策實踐中，有以下四個方面值得我們參考借鑒：
（一）根據本國海洋經濟的特點采取差別化的稅收政策
各國由于經濟發展水平、地理位置、市場結構等方面的諸多不同，政府對于發展本國的海洋經濟采取側重點不同的稅收政策。美國、英國等歐美國家希望盡快占領海洋經濟的科技制高點，發展海洋經濟的重點是海洋高新科技創新和高附加值的海洋制造業，如海洋生物制造業。韓國、日本等國的重點在于海洋基礎設施建設，國家的稅收優惠政策主要集中于港口建設和造船業這些方面。
（二）完善稅收政策來助推國家的海洋戰略
海洋方面的基礎設施具有融資數額大、投資周期長的特點，再加上港口建設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戰略性，因此海洋經濟的發展需要各國將其上升為國家戰略，政府要充分發揮引導、促進作用。從國外的政策實踐我們可以發現，稅收政策支持是主要的手段，主要是因為：一是在市場經濟較為成熟的國家，政府較少的直接參與市場活動。我國十八屆三中全會也強調，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通過稅收政策來調控，既避免引起納稅人的反感，也有利于在競爭中培養出更強的企業。二是市場對稅收政策的調整較為靈敏。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有一套較為完善的運行制度，市場主體對國家稅收政策的出臺有很強的敏銳性，企業會依據稅收政策的有利導向進入港口、海洋交通、海島發展等行業，促進海洋經濟的不斷發展。
（三）稅收政策需要配合其他政策協調發揮作用
為了充分支持海洋經濟的發展，要充分考慮多種政策手段的協調配合，特別是要將稅收政策與產業規劃政策、土地規劃使用政策、銀行信貸政策和海洋保險政策相結合，共同推動地區海洋經濟的快速發展。在國外的政策實踐中，稅收政策作為財政政策的一部分，與其他的政策配合密切、相得益彰。例如英國在港口建設中，發揮更大效用的財政政策，稅收政策更多的是對相關海洋企業進行支持。（四）實行稅收政策要兼具靈活性和穩定性國外稅收政策對于海洋經濟的支持范圍廣泛，包括了海洋循環經濟發展、海洋國民經濟教育等方面。在支持的方式和手段上非常靈活，具體方式上既有所得稅、財產稅等直接稅的減免，也有增值稅、消費稅等間接稅的減免。穩定性強的稅收政策能讓投資者有更強的投資意愿。例如，北歐國家挪威的造船業十分發達，在2008年之前，其關于海洋經濟的稅收政策差不多兩年就出現一次較大的變動，企業對未來的稅收政策難以把握。2008年以后，挪威一方面通過降低稅率的方式來扶持海洋企業，一方面強調稅收政策10年內將基本穩定，企業的投資大幅度增長。
三、促進海南海洋經濟發展的稅收政策建議
（一）積極爭取發展海南海洋經濟的稅制綜合改革試點
1.積極爭取適當的稅收管理權限，形成支持海洋經濟發展的稅收優惠政策體系。在稅收政策優惠大的企業所得稅、海洋特產稅、關稅等領域，由中央出臺統一的規定，各級政府按規定執行。在不違背中央統一優惠政策的前提下，海南省應該根據海南經濟和產業的發展實際，制定符合海南海洋經濟發展的稅收優惠政策。例如，針對瓊海萬寧等地的遠洋捕撈業；三沙的海水淡化等高新技術產業；三亞發展的高端濱海旅游業，都需要適合海南省情的稅收優惠政策。
2.進一步發揮離島免稅的政策效果。在2011年4月正式實行離島免稅政策以來，海南機場免稅店的累計銷售金額已達89億元，取得了很好的政策效果。免稅購物已經和自然景觀、氣候環境成為了吸引島外游客來國際旅游島體驗的三大重要旅游要素。下一步應在海棠灣免稅中心建設完成的基礎上，不斷創新離島免稅業務流程，提升免稅額度，增加免稅中心內部的競爭，更好的發揮離島免稅政策的效應。
3.爭取資源稅改革的試點，擴大征收范圍，改革稅率。為了在發展海南海洋經濟的過程中做到“綠色崛起”，應爭取在海南試點擴大資源稅的征收范圍，培育海洋資源的新稅源，既增加稅收收入，又強化海南省政府對海洋資源配置的能力。將資源稅的計稅依據由銷售使用數量轉變為開采數量，避免企業對海洋資源的掠奪性開發，確保南海資源的可持續發展。
4.將南海的油氣資源轉化為優質稅源。海南省2013年成立海洋石油稅務局后，要盡快開展好稅收征管工作，特別是落實南海海域企業的稅款屬地征收。在資源稅具體分配方面，可以參照新疆模式，將南海石油資源產生的資源稅部分留存海南，一方面促進南海油氣資源的進一步開采，一方面建立環保及突發事故處理基金，為處理可能發展的原油泄露事件提供資金保障。
（二）進一步完善促進海洋產業發展的稅收政策
1.制定發展海洋經濟的優先產業目錄，對優先產業給予稅收支持。結合海南海洋經濟發展的實際和未來規劃，對涉及南海油氣資源開發、海洋生物制藥、海水綜合利用、海洋災害防治、高端濱海旅游項目等列入優先產業項目，減按15%征收或者免征企業所得稅。盡快出臺涉及三沙市發展的海水淡化等戰略性高新產業的稅收優惠政策。對風險投資公司在上述領域的投資收入免征營業稅并減免企業所得稅。對企業進行海洋風險投資盈利后，將盈利用于海洋經濟擴大再投資的，可退還其先前投資利潤所繳納的企業所得稅。
2.降低海洋高新技術企業的宏觀稅負。海南要努力做到在“十二五”期間，逐步將投入到海洋科技創新的經費比重提至海洋經濟總產值的1.5%以上。將海洋高新技術企業所得稅實際稅負10%以下作為稅收政策的目標，允許海洋高新科技企業生產盈利的前三年，按規定提取的風險補償金（按當年利潤的3%至5%）能夠進行稅前扣除。企業為了轉型升級購置設備，應參照環境保護、安全生產的專業設備優惠政策，按照投資額度的10%從當年的應納稅額中進行抵免，當年抵免不完的，允許企業將稅款流轉至以后的5個納稅年度進行抵免。
3.對于海南水產品加工業實行“免征”和“核定扣除”相結合的稅收政策。建議對于以初級水產品為原材料，屬于增值稅一般納稅人的企業，實行核定扣除率的方式來體現進項稅額抵扣，增加對水產品加工企業的政策優惠。同時加大對水產品的支持力度，初級加工、零售和批發環節免征增值稅。4.爭取更多海洋運輸業和濱海旅游業的稅收優惠政策。建議將海南的海洋航運公司納入臺灣海峽兩岸直航的免稅范圍。對大型郵輪等新興旅游業取得的收入減征或免征營業稅，鼓勵發展濱海游樂園、產權式度假酒店，對于符合一定條件的相關企業減征或者免征企業所得稅。
（三）進一步完善發展海洋經濟要素保障的稅收政策
1.用稅收政策鼓勵涉海基礎設施的投資和建設。完備的基礎設施是發展好海洋經濟的基礎。建議對跨海大橋、港口碼頭等基建項目和潮汐發電、海島通訊、海水淡化等涉及海洋經濟的項目，自其投資運營的第一年起，前五年免征企業所得稅，第六至第十年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
2.用稅收政策鼓勵海洋的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適當擴大海洋科技研發經費的列支范圍，科研人員的日常費用可以統籌計入研發費用，進行加計扣除。針對海洋科研機構的專利租賃收入免征營業稅，技術專利所有人按合同提供自有專利所獲收入免征個人所得稅。
3.用稅收政策積極支持建立港口金融服務體系。建議對有金融業務服務海南的港口航運的企業免征營業稅。對于海南開展離岸金融業務的企業，減按15%征收企業所得稅。對于海南符合上市條件的港航企業，要主動幫助做好相關的納稅服務工作，使企業早日上市做大做強。
4.用稅收政策吸引海洋經濟的高端人才。建議針對海洋科學技術人才給予個人所得稅政策優惠，可以將3500元的免征額度適當提高，對海洋方面的研發成果免征所得稅。用專項補貼的形式鼓勵企業引進在海洋領域有杰出影響力的高層次人才。在培養人才方面，應當鼓勵個人提升自身素質的投資，對個人教育的費用準予抵扣。
四、在實施稅收政策過程中應注意的問題
稅收政策的頂層設計有利于海南海洋經濟的發展，但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一）做好稅收優惠政策產生效率與公平問題的分析工作
在海南推行每一項區域性的稅收優惠政策時，必然會對政府的財政收入造成影響。因此，要在政策推行前做好充分的成本分析，盡量減少政策推廣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應。
（二）避免各地區在稅收優惠政策推行中的攀比和濫用
各地要結合自身的發展實際運用稅收政策，不能為了招商引資推出過度優惠的政策。如果濫用稅收優惠政策會擾亂稅收的秩序，長遠來看對海南海洋經濟的發展帶來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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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房地產業健康發展需要擺正位置,堅決扭轉“房地產依賴癥”
房地產業從2003年開始,被確認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其地位的特殊性一直受中央和地方政府重視。但房地產業的“過度非理性發展”也會產生一系列負面作用,導致一些地方政府不惜違法用地;房地產業的“過度非理性發展”加劇了人口、土地、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房價上漲過快加劇收入分配不公,造成社會不穩定、不和諧的因素;高房價必然抑制居民對其他領域的合理消費,不利于擴內需、促消費;地方收入“房地產依賴癥”對其他產業產生資本和土地的擠出效應,使其他產業可能被忽視,因此不利于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產業優化升級,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然受到影響;大多數中央調控政策的執行最終都要靠地方政府,而對“土地財政”和房地產的過度依賴讓地方政府既無力建設保障性住房,也無心抑制高房價,這可以說是當前宏觀調控政策作用失靈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必須擺正房地產業的地位,房價一味上漲和房地產業“一枝獨秀”的發展絕不是房地產業健康發展的模式,必須從根本上扭轉這種認識和局面。
(二)房地產稅收調控要著眼于建立長效機制,努力改善稅收調控方式
房地產行業具有的“資金密集型”和對土地的高度依賴性特征,決定了土地政策和貨幣政策是房地產市場調控最重要的手段,而稅收調控只能作為一種輔助手段,不宜頻繁使用,相對穩定的稅收體系更有利于行業的健康發展。
在對房地產市場可以采取的常用調控政策中,稅收調控具有明顯的優勢。因為金融、信貸等政策調控往往是“一刀切”,而稅收政策更多是結構性調整。因此,雖然稅收調控只是作為一種輔助手段,但在房地產調控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就稅收調控而言,現在的問題是:當前房地產業的稅收政策,沒有一項是從房地產市場長期發展的角度出臺的。
對前一階段房地產稅收政策的梳理
(一)2005年以來房地產稅收政策的實施情況
我國的房地產稅收政策從2005年以來大致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第一階段,2005至2008年上半年,其間為應對房價偏高、增長幅度偏快等現象,國家出臺了一系列緊縮性政策;第二階段,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底,這一階段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影響,配合國家的擴內需、保增長、惠民生的指導方針,為鼓勵國民購買住房和扶持房地產企業發展,稅收政策以寬松政策為主。從以上兩個階段來看,宏觀調控措施盡管產生了積極的效果,但是從稅收政策看,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國內大部分城市房價波動較大,同時在總體上延續著不斷上漲的趨勢。第三階段,2009年底至今,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又出現過快增長的勢頭,宏觀政策又開始趨緊,相應稅收政策方面也開始收緊。
(二)2008年以來國家采取的具體房地產稅收政策
2008年3月,為了支持廉租住房和經濟適用房的建設,國家減免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建設和運行當中涉及的有關稅收。2008年11月,為了減輕個人購房者的負擔,促進個人住房消費,將個人首次購買90平米以下普通住房契稅稅率統一下調到1%。同時還規定個人住房買賣的時候可以免征印花稅,個人銷售住房還可以免征土地增值稅。2008年12月出臺的國辦131號文,規定對住房轉讓環節的營業稅暫定一年實行減免政策。規定個人購買普通住房超過2年(含2年)轉讓免征營業稅;將個人購買普通住房不足2年轉讓的,按其轉讓收入減去購買住房原價的差額征收營業稅。個人購買非普通住房超過2年(含2年)轉讓按其轉讓收入減去購買住房原價的差額征收營業稅;個人購買非普通住房不足2年轉讓的,仍按其轉讓收入全額征收營業稅。這次稅收政策調整和原來執行的政策相比,調整了住房轉讓環節營業稅的征免期,同時加大了稅收優惠的力度。通過這次營業稅的政策調整可以降低住房轉讓交易成本,促進二手房市場發展,鼓勵普通住房消費。
2009年1月1日起,國家廢止了《城市房地產稅暫行條例》,消除了內外資企業在房產稅征收方面的“雙軌制”。2009年12月22日,國家下發財稅[2009]157號文,規定自2010年1月1日起,個人將購買不足5年的非普通住房對外銷售的,全額征收營業稅;個人將購買超過5年(含5年)的非普通住房或者不足5年的普通住房對外銷售的,按照其銷售收入減去購買房屋的價款后的差額征收營業稅;個人將購買超過5年(含5年)的普通住房對外銷售的免征營業稅。這次政策調整把個人購買普通住房后轉讓免征營業稅的時間從2年恢復為先前的5年,體現了政策較以前開始趨緊。
下一階段完善房地產稅收政策的建議
(一)盡早全面開征物業稅,改革現行房地產稅制和土地出讓金制度
開征物業稅主要是完善財稅制度的需要,同時對調節收入分配、優化資源配置、完善分稅制體系以及抑制房地產投機也能起到積極的作用。至于調控房價,雖然短期內效果尚待考察,但從長遠來講增加房地產保有階段的稅負、改革現行“土地批租”制度,肯定對房價的合理化和避免過快增長有積極的作用。當務之急是需要認真研究房地產稅制改革的各項現實問題,包括房地產稅的征稅對象和納稅義務人、計稅依據、稅目、減免稅、稅收征管以及過渡時期新舊體制的銜接等具體問題,對這些問題逐一研究解決。考慮到改革的難度,可以采取分步驟,由易到難的辦法進行,可以考慮先行開征“房屋空置稅”和“土地閑置稅”等簡單易行的稅種,將來再逐步過渡到全面開征物業稅。我國的房地產稅收制度必須改革。中國房地產稅制存在的諸多問題,稅制不合理已經成為制約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2010年“兩會”期間,有委員提出房地產稅費涉及12種稅,50項費,一套房合計征收62項各種稅費,這也是高房價的原因之一。
(二)調整房屋租賃稅負,大力發展房屋租賃市場
理論上,物業稅的納稅義務人應該是房產的所有人即業主,但業主會不會把此稅轉嫁給租戶?事實上,從香港的情況來看,業主普遍會把物業稅轉嫁到租客身上。租戶除承擔租金外,還多交了稅,可以說政府征收物業稅是從租客身上收了一筆錢。為了避免這種情況出現,必須調整房屋租賃時的稅負,降低租賃成本,活躍房屋租賃市場。我國稅法規定個人出租住房要征收六稅一費,不僅稅種多、稅負重,而且在實際征管中偷逃稅款的現象十分嚴重。建議統一稅率,對普通住宅個人住房租賃統一按租金收入的一定比例征稅,以此來盤活空置住房,提高住房的使用效率。
(三)研究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以配合物業稅的征收
從世界各國財產稅征收的情況來看,大多都會配以完善的遺產稅和贈與稅以使財產稅的征收不至落空或有漏洞。在房主在世時贈與或者去世后由子女繼承的房產征收遺產稅,這樣可以有效降低房產的長期收益預期。聯系到我國的實際,如果征收大額的遺產稅,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會降低富人購置固定資產的原動機。那么相應就應該能起到降低需求的作用,從而起到影響房價的作用。
參考文獻:
1.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通知,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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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2011年11月1日起，提高增值稅、營業稅起征點:按期納稅的，月銷售額(營業額)統一提高到5000～20000元;按次納稅的，每次(日)銷售額(營業額)提高到300～500元。自2013年8月1日起，對月銷售額或營業額不超過2萬元(含2萬元)的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和營業稅納稅人中的企業或非企業性單位，免征增值稅或營業稅。自2014年10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對月銷售額(營業額)2萬元至3萬元的小規模納稅人和營業稅納稅人免征增值稅或營業稅。
(2)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月銷售額或營業額不超過3萬元(含3萬元)的繳納義務人，免征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水利建設基金、文化事業建設費。
(3)對符合條件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從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或再擔保業務取得的收入三年內免征營業稅。享受三年營業稅減免政策期限已滿的擔保機構，仍符合規定條件的，可繼續申請減免。
2.企業所得稅政策。
(1)從事國家非限制和禁止行業，并且年度應納稅所得額、從業人數和資產總額不超過規定標準的小型微利企業，減按20%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自2010年1月1日起對年應納稅所得額低于3萬元(含3萬元)的小型微利企業，其所得減按50%計入應納稅所得額，按20%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2012年將年應納稅所得額標準提高到6萬元，2014年再次提高到10萬元，同時擴大稅收優惠范圍，采取核定征收方式的企業也享受該政策。
(2)創業投資企業采取股權投資方式投資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術企業2年以上的，可以按照其投資額的70%在股權持有滿2年的當年抵扣該創業投資企業的應納稅所得額;當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納稅年度結轉抵扣。
(3)金融企業按照規定條件及比例計提的貸款損失專項準備金，準予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
(4)符合條件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按照規定計提的擔保賠償準備、未到期責任準備，允許在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
3.個人所得稅政策
在計算繳納個人所得稅時，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和企事業單位的承包經營、承租經營所得，適用5%～35%的五級超額累進稅率;而工資、薪金所得，適用3%～45%的九級超額累進稅率。將計征個體工商戶、個人獨資企業和合伙企業自然人投資者的生產經營所得個人所得稅的費用扣除標準提高到42000元/年(3500元/月)。
4.印花稅政策
自2011年11月1日起至2014年10月31日止，對金融機構與小型、微型企業簽訂的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稅。該政策的適用范圍不僅是向小型微型企業貸款的金融機構，而且還包括與其簽訂借款合同的小型微型企業，其實質是鼓勵金融機構向小型微型企業貸款，支持小微企業發展。
5.進口環節稅
中小企業投資國家鼓勵類項目，除《國內投資項目不予免稅的進口商品目錄》中所列商品外，所需的進口自用設備以及按照合同隨設備進口的技術及配套件、備件，免征進口關稅。將符合條件的國家中小企業公共服務示范平臺中的技術類服務平臺納入現行科技開發用品進口稅收優惠政策范圍。2015年12月31日前，在合理數量范圍內進口國內不能生產或者國內產品性能尚不能滿足需要的科技開發用品，免征進口環節關稅、增值稅和消費稅。此外，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旨在支持創業投資、鼓勵研發創新、改善融資環境、促進節能減排、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的稅收政策，小微企業在符合相關規定的條件下同樣適用。
(二)現行扶持小微企業發展稅收政策存在的問題
1.小微企業概念不統一
2011年，國家出臺新的小微企業劃型標準，但是目前在稅收政策上，直接提及并使用小微企業這一概念的僅有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下發的《關于金融機構與小微企業簽訂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稅的通知》(財稅［2011］105號)、《關于暫免征收部分小微企業增值稅和營業稅的通知》(財稅［2013］52號)及其相關配套文件，而企業所得稅政策使用的是小型微利企業，增值稅政策使用的是小規模納稅人，這使得主管稅務機關在落實相關稅收政策時需要對三個概念進行把握，從而產生一些實際操作方面的困難。
2.相關稅法體系不盡完善
目前我國尚未建立一整套系統的專門針對小微企業的稅法體系，有關小微企業的稅收政策大多數都分散在各條例、通知、辦法中。這種零散的稅收政策對企業財務人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得小微企業不能快速地了解其所適用的稅收優惠政策，從而影響了政策的實施效果。而現實中，小微企業因自身財務核算能力有限、信息獲得渠道不暢等原因，往往很難真正享受到稅收優惠政策的扶持。
3.稅制結構復雜制約小微企業享受稅收優惠政策
小微企業需要繳納的稅種多，且有些稅種的計稅依據計算復雜。以所得稅為例，企業所得稅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需要扣除的項目繁多，且扣除比例不同，容易出現多次計算結果不一致的情況。而個人所得稅采用累進稅率，且存在加成征收和減征的政策，計算過程繁瑣。稅制結構復雜造成小微企業難以準確計算其應納的各項稅額。
4.稅收優惠門檻較高
我國鼓勵研發創新的稅收優惠政策要求的條件比較嚴格，小微企業因人員、資金等條件的限制，在技術研發上處于弱勢地位，很難滿足稅收優惠條件。比如高新技術企業需要滿足《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辦法》規定的六個標準才能被相關部門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而絕大多數小微企業受自身發展條件限制無法滿足條件，也就無法享受稅收優惠政策。
5.增值稅進項稅額抵扣政策有待改善
一方面，多數小微企業因為銷售額未達一般納稅人標準而被視為小規模納稅人進行納稅，在計算應納稅額時不能抵扣進項稅額，而只能以3%征收率來計算繳納增值稅。另一方面，若小微企業銷售額超過小規模納稅人標準，但未申請辦理一般納稅人認定手續，或者已經被認定為一般納稅人但會計核算不健全或者不能夠提供準確稅務資料的，則不得抵扣進項稅額。如果小微企業沒有健全的會計核算，就必然承擔較重的稅收負擔。此外，增值稅一般納稅人購進免稅農產品，按照13%的扣除率計算抵扣進項稅額，企業再銷售或者銷售以免稅農產品為原材料生產加工的產品時則按照17%的稅率繳納增值稅，增加了農產品收購企業的稅收負擔。例如廣西2013年蠶繭和生絲產量分別達32.24萬噸和3.54萬噸，分別占全國產量的42%和26%，由于增值稅“高征低扣”，全區每噸生絲需多負擔1.15萬元的增值稅，全區繅絲企業每年將要多負擔4億元的稅收，加重了企業負擔，不利于廣西絲綢產業的發展壯大。
二、促進我國小微企業發展的稅收政策建議
(一)統一小微企業認定標準
《中小企業劃型標準規定》由多部門共同制定，規范了小微企業的認定標準，因此，國家在制定稅收政策時應盡量采用現有的小微企業認定標準，在此基礎上再根據政策目標附加相應的限制條件。
(二)提高小微企業稅收政策的法律層次
通過立法形式規范我國小微企業相關的稅收政策，特別注重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和協調性。通過對現有稅收政策的整合，按照公平競爭、稅負從輕、促進發展的原則，清理、完善小微企業稅收政策，從科技創新、促進就業、創業等多方面建立規范的小微企業稅收政策體系，從而促進我國小微企業健康發展。
(三)注重對小微企業生存能力的保護
對新設立的小微企業給予一定的稅收優惠，免除其非生產經營收入需要繳納的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印花稅、殘疾人就業保障金等稅費，保障創建初期的小微企業能順利地生存下來。對于處在發展上升期的小微企業，著力從解決企業資金困難、鼓勵其再投資、促進企業安置就業等方面給予稅收政策支持。
(四)加大小微企業稅收優惠力度
1.進一步提高增值稅和營業稅起征點。增值稅和營業稅最終都是由消費者承擔的，降低稅負有利于促進消費，進而刺激企業投資和生產。建議適當提高增值稅和營業稅起征點，按期納稅的，可提高到月銷售額(或營業額)5萬元。
2.擴大增值稅進項稅額抵扣范圍。待“營改增”完成后，在提高增值稅起征點的基礎上，可考慮降低一般納稅人認定標準，同時取消小規模納稅人的規定，只區分具有增值稅扣稅資格和不具有增值稅扣稅資格兩類經營主體，對具有增值稅扣稅資格的企業實行查賬征收，而對不具有增值稅扣稅資格的企業免稅。
3.進一步完善小微企業所得稅制度。一是實行小微企業所得稅全額累進稅率，具體可設置三檔稅率:年度應納稅所得額不超過10萬元的，稅率為0;年度應納稅所得額10萬元至20萬元的，稅率為5%;年度應納稅所得額20萬元至30萬元的稅率為10%。二是提高小微企業研發費用扣除標準，提升小微企業科技創新水平;同時批準符合條件的小微企業可提取一定數額的科研開發準備金;為促進科技型小微企業的人才培養，適當提高企業職工教育培訓費的扣除標準。三是允許小微企業購進新設備的投入可按照一定比例沖抵應納稅所得額;適當提高小微企業固定資產的折舊比例，或采取加速折舊的方法計提折舊;放寬小微企業虧損結轉期限，在企業現有的虧損彌補向后結轉5年的基礎上，允許小微企業同時向前結轉2年。四是賦予小微企業一定的納稅選擇權。我國現行稅法對個人獨資企業、合伙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征收個人所得稅，不征收企業所得稅，而其他企業的投資者在企業繳納了企業所得稅后進行利潤分紅時，還需要再繳納個人所得稅，加重企業和投資者的稅負。為促進小微企業經營發展，建議給予符合規定條件的小微企業一定的納稅方式選擇權，可由企業自主決定繳納企業所得稅還是個人所得稅。
(五)完善小微企業稅收征管，優化納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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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稅基計算不夠合理加重負擔物業服務企業按營業收入征稅，其中最為重要的是物業管理費。現行物業服務模式主要包括兩種：一是包干制。由業主向企業支付固定服務費用，盈虧由企業自負。二是酬金制。由企業從物業服務費中提取約定的比例或金額作為酬金，盈虧由業主負責。一般來說，企業向業主收取的服務費用，都是以支定收，其中服務支出主要用于付給保潔保安、房屋維修、綠化養護、設備設施維保等專業公司，具有代收代支性質，不應作為稅基計稅，而應以酬金作為稅基，向企業計征營業稅及其附加。而按現行稅制，無論是包干制還是酬金制，均按全部物業費征收營業稅。由于在酬金制條件下，企業僅收取物業費的10%作為酬金，卻要按物業費的100%征稅，讓陷入經營困境的企業苦不堪言。
（三）營業收入重復征稅增加壓力隨著社會分工的精細化、專業化和規模化，服務于物業管理的專業公司也日益成熟。除消防、電梯設施的維修保養須委托給具備資質的專業單位外，保潔保安、房屋維修、綠化養護、共用設施設備運行維保等均可外包給專業公司，物業服務企業向這些專業公司支付的費用，由這些專業公司繳納營業稅，而物業服務企業卻因無法抵扣導致重復征稅。此外，車輛停放、租賃、代辦、特約費用和公共收益性經營收入，應屬于代收代繳費服務。在申報稅收時，應將外包支出和代收代支費用從服務資金收入中扣減，按凈服務收入為依據征稅。然而現行的稅制并沒有參照旅游、廣告等行業將支付給專業公司后的費用余額作為收入征稅的做法，而是直接將物業服務資金作為營業收入全額繳稅，重復征稅矛盾突出，加重了企業負擔。
二、完善物業服務收費及稅收政策對策建議
物業收費與市場脫節、企業稅率偏高稅負較重，加重了屬于勞動密集型行業的物業服務企業負擔。因此，要完善物業服務收費及稅負政策。
（一）構建物業服務收費政策體系建立與市場相適應的、合理的物業服務收費政策體系已迫在眉睫。要加快修改施行7年的《物業管理條例》，增加物業服務價格調整與職工最低工資、物價上漲等因素掛鉤內容；出臺物業管理價格調整指導性文件，明確將政府指導價列入物業服務價格調控計劃；健全完善物業收費政府指導價管理辦法，由物價、房管等部門根據每年的職工最低工資調整和物價漲幅情況，定期物業服務價格調節參考指數，作為業委會和企業協商物業服務收費調整的依據；聘請第三方機構對物業服務成本進行審計，由物價、房管等根據上年審計結果和當年工資標準、物價指數，依據定額標準和人工材料等費用的實際價格，測算每年的物業服務成本，確定物業服務分等收費指導價；將物業管理費與水、電、煤氣等一起，列入公共服務性行業，實行收費同步聽證、同步調整。
（二）實施財政補貼，給予政策支持要破解物業服務企業經營虧損難題，可按照“取之于政府，用之于住戶”的原則，由政府部門以購買物業服務成果的形式，對企業實施財政補貼，從政策上給予支持。要從地方財政、住房公積金增值收益、廉租住房建設基金中拿出一定資金，納入政府年度財政預算，用于直管售后公房的租金減免和物業管理費的補貼；在目前物業服務提價不能一步到位的情況下，應考慮出臺上海市物業服務達標補貼辦法，通過財政出資、吸納社會資金等形式，推廣浦東、徐匯、靜安、閘北等區的物業管理補貼經驗，擴大老舊小區物業管理補貼范圍，將補貼對象從直管售后公房向早期動遷房、商品房等延伸；設立物業管理發展基金，用以支助政策性虧損的物業服務企業；擴大住房公積金使用范圍，鼓勵住戶用公積金繳納房租和物業管理費。
（三）降低營業稅率，減輕企業負擔參照旅游、廣告等行業將支付給專業公司后的費用余額作為收入征稅的做法，將企業全部收入減去代業主收取的公共事業收費、付給專業公司的支出后，按照3%的稅物業管理率征稅，將外包給專業公司的保潔保安、房屋維修、綠化養護、共享設施設備運行維保等支出，以及車輛停放費、租賃費、代辦費、特約服務費、公共收益性經營收入等代收代支費用，從物業服務資金收入中扣減，剩余的服務收入作為征稅依據。而對采用酬金制收費模式的項目，應扣除具有代管代付性質的物業管理費，僅對支付給企業的酬金部分征稅；對售后公房和新建保障房免征企業增值稅；考慮到物業行業中小企業居多、經營狀況不佳、與民生密切相關，可對居住物業實施稅率簡易征收方式，與交通運輸業、建筑業、郵電通信業、文化體育業等行業一樣享受3%的稅率；明確參與老舊小區管理的企業不征稅收入、免稅收入、各項扣除以及允許彌補以前年度虧損的項目；對參與老舊小區管理的企業上繳的所得稅實施“先征后返”，對考核業績優秀的企業給予專項補貼和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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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飛機租賃業的增值稅稅收優惠政策有待細化根據75號文，對在自由貿易試驗區內注冊的國內租賃公司或其子公司，經國家相關部門批準從境外購買25噸以上（空載重量）并以融資租賃的方式租給國內航空公司的飛機，按照規定享受增值稅優惠政策。該文只規定了飛機租賃業按照規定享受增值稅優惠政策，這一政策還有待于細化，這樣自貿區飛機租賃業才能真正享受到增值稅的優惠。
二、國外融資租賃業稅收政策先進經驗及其借鑒
（一）加速折舊制度日本和美國都針對融資租賃中的有形動產計提折舊規定了加速折舊制度，以扶持融資租賃業發展。美國的《55-045號稅務裁決》明確界定了“真實租賃”②，其中規定凡是符合真實租賃條件的出租人都可根據稅法的規定享受設備投資加速折舊等優惠，并且在聯邦所得稅的核算中，租金可以作為費用扣除。日本稅法規定，可以提前完成法定折舊，企業可延期納稅，獲得資金的時間價值，這樣設備的更新損失降低，通貨膨脹的風險減少，確保了融資租賃企業資金充足。③
（二）投資抵免政策美國對融資租賃業的主要優惠政策為投資抵免政策，1962年，美國《投資抵免法》規定在購買設備的當年，出租人可以按一定百分比，通常是百分之十左右從其應稅收入中抵免投資設備的支出，這大大降低了設備的初始成本，從而增加融資租賃企業的盈利空間。英國曾于1970年實施了與美國投資抵免政策相仿的稅收減免，即融資租賃的頭年投資減稅。
（三）減值減稅制度英國對于融資租賃業最典型的稅收優惠政策是減值減稅制度，于1986年正式實行25%的減值減稅制度。其規定：除了售后回租、設備出租企業與賣主有關聯關系、非當年購入設備或者頭年已經減稅的情形以外，25%逐年減值減稅制度適用于所有類型的廠房和設備投資。
（四）呆賬準備金制度呆賬準備金制度是日本對融資租賃業采取的獨特地稅收政策。日本，對融資租賃業征收的是消費稅，分為融資租賃和經營租賃兩種形式。在日本，融資租賃必須是全額性償付，即租金總額至少占到出租人全部投入的百分之九十，同時在租賃期間，承租人無權解除或者撤銷租賃合同。根據日本稅法對融資租賃業的規定，當承租人無法償還融資租賃企業資金時，其數額作為呆賬損失在計入年度損失額中，不計為應稅所得額，從而使融資租賃企業獲得稅收優惠。
三、營改增背景下自貿區融資租賃業的稅收政策的完善建議
（一）優化稅率設置環節，適用較低稅率稅率是指稅法規定的納稅人的應納稅額與計稅依據直接的比例，是法定的計算應納稅額的尺度，體現了國家征稅的深度④，稅率的合理設置應兼顧國家財政需要與納稅人的實際承受能力。在稅基沒有變化的情況下，營改增后融資租賃業的稅率上升了12%，稅率設置偏高。建議調整自貿區融資租賃業營業稅稅率，主要是降低稅率。營改增后國家在自貿區采取兩檔稅率，融資租賃業的增值稅稅率為17%,其他現代服務業的增值稅稅率為6%，因此建議統一采取一檔稅率，即對融資租賃業也適用6%的稅率，以減輕融資租賃業稅負，推動自貿區融資租賃業穩健發展。
（二）完善抵扣環節，消除重復征稅融資租賃業務是以資金融通為主要內涵的金融業務，為資金密集型的金融行業，融資租賃公司也應歸類于非銀行金融企業，應該把融資租賃歸于金融保險業，簡單將其歸入交通運輸等現代服務業是不科學的。建議對于融資租賃業制定與金融保險業相同的稅收政策，在售后回租業務中，融資租賃企業提供融資性回租服務時，對融資租賃企業所取得的租賃收入的本金不征收增值稅，只對利息的差額征收增值稅，這樣就保持了納稅基數與營改增相比不變，從而消除了融資租賃業售后回租業務中的重復征稅。
（三）取消即征即退政策，采取設備加速折舊方法營改增后，國家規定了即征即退的過渡性增值稅優惠政策。但該政策實際可行性欠佳，對減輕企業經營成本沒有顯著作用，建議在采取前述稅收改革措施的基礎上，取消“實際稅負超過3%部分即征即退”政策，而采取設備加速折舊方法。融資租賃業務通常合同期較長，設備使用年限也比較長，對投資設備所采取的折舊方法直接關系到融資租賃企業的成本與收益。為了扶持融資租賃業的發展，在設計折舊政策時，理應采取有利于融資租賃企業的折舊方法。建議借鑒美國、日本稅法中的加速折舊方法，使自貿區融資租賃企業實現資金融通、享受到資金時間價值，從而推動自貿區融資租賃業發展壯大。
（四）明確飛機租賃業稅收優惠政策，采取投資抵免政策75號文對機租賃業規定了稅收優惠政策，但還尚待進一步明確。我國民航業發展的巨大需求，明確飛機租賃業的增值稅優惠政策迫在眉睫。中國天津東疆保稅港區對機租賃業采取了特殊的增值稅優惠政策，值得自貿區借鑒。根據國務院批復的《天津北方國際航運中心核心功能區建設方案》，注冊于東疆保稅港區的國內租賃公司或其子公司，經國家相部門批準從境外購買的25噸以（空載重量）上并以融資租賃的方式租給國內航空公司的飛機，征收4%的進口環節增值稅。建議借鑒東疆飛機租賃業的增值稅優惠政策，對在上海自貿區內的飛機租賃業征收4%的進口環節增值稅。同時借鑒美國稅法，對自貿區飛機租賃業進行扶持，采取投資抵免政策，允許融資租賃公司在出資購入飛機的當年按適當百分比從其應稅收入中抵免投資飛機的支出，減少飛機的初始投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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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電子商務中的稅收問題，對我國現行的稅收管理制度提出了挑戰。因此，有必要結合我國的現行稅收制度，制定適合我國國情的電子商務稅收原則。
2.1財政收入原則
財政收入原則是指稅收制度的制定和完善，都要有利于保證國家的財政收入，保證國家財政支出的需要。從國際上來看，各國對于電子商務普遍實行征稅制度，如英國、新加坡、印度等國家。就連一直以來對電子商務免稅的美國，也于近期通過《市場公平法案》，要求企業通過互聯網、郵寄產品目錄、電臺和電視銷售商品時，必須向購買者所在地政府交納零售稅。與之相比，我國電子商務卻一直未曾納入稅收監管之中。目前，我國電子商務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成為商品和服務市場的主力軍。電子商務領域凸顯出阿里巴巴、京東商城、淘寶網等大型網絡交易平臺，極大地帶動了國內居民消費需求。據統計，2012年中國電子商務市場交易總額達到7.85萬億元，同比增長30.83%。可見，電子商務規模的快速發展，能夠為國家財政收入進一步擴展稅基來源。因此，電子商務稅收的制定應該體現財政收入原則。
2.2稅收中性原則
稅收中性原則是指國家征稅不應使納稅人產生除稅收以外的超額稅收負擔，也不應使稅收成為超越市場的資源配置手段。從電子商務領域來講，稅收中性原則是指稅收的實施不應對電子商務的發展有延緩或阻礙作用。發達國家制定電子商務稅收時也普遍實行稅收中性原則，大都是在不征收新稅的前提下對本國的電子商務進行稅收控制。如美國在1996年的《全球電子商務選擇性稅收政策》中，就明確提出稅收中性原則。我國電子商務起步較晚，但發展態勢良好，因此稅收制定也要充分注重稅收中性原則，禁止開征新稅和附加稅。
2.3稅收公平原則
稅收公平原則要求條件相同者繳納相同的稅，條件不同者繳納不同的稅。電子商務與傳統貿易并沒有交易本質上的不同，只是交易的形式有了變化，因此，兩者的稅收待遇應該相同。如新加坡早在2000年就對有關的電子商務所得稅和貨物勞務稅明確了征稅立場，對網絡銷售貨物和傳統貨物一樣要征稅。
2.4優先發展原則
優先發展原則是指根據電子商務發展階段給予稅收政策優惠，以促進信息產業的發展。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電子商務發展早期，對電子商務實行國內交易零稅收和國際交易零關稅的免稅政策，為電子商務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我國電子商務也經過一段時間的積累和發展，取得了現有的規模。但在稅收政策制定時也要考慮到電子商務的發展階段和特點，遵循優先發展原則，制定適當的優惠政策，實行差別征稅。
2.5稅收效率原則
稅收效率原則要求稅款的征收和繳納應盡可能地便利和節約，避免額外的征收成本。我國電子商務稅收政策制定時，要采用高科技征管手段，簡化納稅手續，避免額外負擔，提高稅收效率。
3我國電子商務稅收政策的建議
3.1加快電子商務稅收立法
從財政收入原則及稅收公平原則出發，對電子商務應同傳統交易一樣進行征稅，我國現行稅收法律法規還沒有把電子商務涵蓋進去，因此應該加快電子商務的稅收立法。(1)根據電子商務的特征，對網絡稅收中的“居民”“、常設機構”“、所得來源地”“、商品“勞務”“、特許權”等概念進行內涵與外延的界定，規范電子商務經營行為的納稅環節、期限和地點等。
(2)根據我國國情和電子商務自身發展的要求
對電子商務稅收實行階段策略。(3)根據交易產品的性質(產品所有權、無形資產的所有權或使用權)，明確電子商務經營行為的課稅對象。
3.2完善現行稅收制度
3.2.1擴充現行稅制中增值稅、營業稅的征管范圍
增值稅的課稅對象是有形商品或勞務在流轉過程中產生的增值額，營業稅的課稅對象是勞務、無形資產和不動產。因此，對于電子商務中的有形商品，應同傳統交易中的有形商品一樣，征收增值稅。對于數字化產品(如圖書、音像制品等商品)的交易應區別對待，對于非版權轉讓的數字化產品應與有形商品一樣征收增值稅；而對于數字化產品的版權交易，則應視同特許權轉讓征收營業稅。對于通過網絡渠道提供的勞務，則按勞務征收營業稅。
3.2.2界定所得稅的征管范圍
所得稅的征稅對象應根據提供電子商務產品的納稅人身份進行界定，若提供者屬于居民納稅人，征稅對象為營業利得；若提供者屬非居民納稅人，則可以將收入金額作為應納稅所得額征收預提所得稅。
3.2.3制定電子商務差別稅收政策和稅收優惠政策
根據稅收中性原則和優先發展原則，在現有稅制基礎上，對電子商務制定差別稅收政策和稅收優惠政策。差別稅收政策要根據規模大小和稅負能力對不同的稅收主體實行差別的稅率，對于規模較小的網店，應按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實行低稅率，劃定營業稅的免征額，以降低小規模網店的稅收負擔。同時，電子商務稅收政策應該在現有稅種基礎上實行優惠稅率，不應增設新的稅種。
3.3創新監管方式
3.3.1充分利用“網絡實名制”
2010年7月實施的《網絡商品交易及有關服務行為管理暫行辦法》，開啟了我國網絡經營“實名制”的時代。稅務部門可以利用網絡實名制，識別和管理網絡商品交易主體，對納稅主體進行監管。
3.3.2加強稅務部門信息網絡建設
稅務部門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技術，加強信息網絡建設，依托網上交易平臺、網上銀行支付平臺等渠道，對網絡交易、網絡支付等活動進行監管，從而實現對納稅主體行為的監管。
3.4加強國際間稅收協調與合作
3.4.1堅持以居民管轄權與地域管轄權并重的原則
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我國將長期扮演電子商務凈進口國的角色。在跨國電子商務的國際稅收分配問題上，應堅持電子商務凈進口國的收入來源地稅收管轄權與居民管轄權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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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征稅范圍過窄。以消費稅為例。現行消費稅對發展循環經濟能夠發揮的作用十分有限。2006年我國對消費稅政策進行了較大調整，新增了高爾夫球及球具、高檔手表、游艇、木制一次性筷子、實木地板等稅目，這對促進環保、節約資源、合理引導消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從范圍上看，沒有將我國消費的最主要的能源產品（如對環境有害的電池、一次性餐飲用品、塑料包裝袋等）全部納入征稅范圍。而且從力度上看，現行消費稅很難對重要戰略資源（如石油）的消費起到限制作用。
（三）計稅方式不科學。以消費稅為例，消費稅是為調節消費行為而設計的，在生產環節征收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另外，現行消費稅實行價內稅，既擠占了企業產品的價格空間，增加了企業負擔，也不利于培養公民的納稅意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正確引導消費、調節消費結構和限制某些消費品消費的作用。
（四）稅費結構不科學。我國現行資源稅、耕地占用稅和土地使用稅實際上是一種級差地租，履行的是所得稅的功能。消費稅應該是配合國家產業結構優化政策，對限制發展的行業和資源消費等起調節作用，但我國的消費稅主要調節的是人們對奢侈消費品的消費，對資源的消費稅僅涉及柴油和汽油，且征稅額度很低，這與我國資源短缺的情況不符。
二、發展循環經濟的稅收政策研究
（一）加快立法步伐，完善循環經濟法律體系建設。我國雖已制定了與循環經濟有關的鼓勵清潔生產和資源利用的法律和政策措施，但并沒有一部法律將清潔生產、固體廢物利用、環保產業發展和資源循環利用等相關內容納入到循環經濟框架內，尚缺少從國家發展戰略、規劃和決策層次系統規范循環經濟發展的法律規則。因此，應盡快制定、頒布促進循環經濟的法律和法規，制定區域循環經濟發展規劃，完善政策支持體系，健全激勵機制，在財政、價格、稅收、金融等方面給予政策優惠來推動清潔生產、生態工業園以及生態城市建設。
（二）改革資源稅，增強資源稅環保功能。資源稅的征稅范圍目前僅對7種礦產資源征稅，應適時擴大征稅范圍，涵蓋所有礦產資源、土地資源、森林資源、草場資源、水資源、海洋資源、動物資源、地熱資源等，促進資源有序開發。調整計稅依據、提高稅率，改從量計征為從價計征，歸并有關資源保護與利用的稅費，將礦產資源保護費、能源基地建設基金、礦山專項維護費、礦產管理費、水資源補償費、土地損失補償費、育林基金、林政費、漁業資源費等十多項收費進行歸并，提高征稅比率，避免亂收費、多頭收費現象，減輕企業負擔。
（三）完善增值稅，加大主體稅種扶持力度。應按可持續性和不可持續的標準對產品進行生態化分類，對有害人體健康或易造成環境污染的化肥、農藥、農膜等，應免除13%的低稅率。將低碳產品、節能產品、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產品列入超低稅率目錄；對以可再生資源或替代品為原材料的產品，可給予減稅、免稅或先征稅后返還的優惠政策，以體現對可再生資源及替代品開發、研制、使用的鼓勵；通過降低乃至取消部分資源性產品的退稅率來控制資源性產品的出口。
（四）強化所得稅，擴大所得稅優惠范圍。一是靈活運用研究開發費加計扣除政策，鼓勵研制節能產品，加大對節能設備與產品研發費用的稅前加計扣除力度，允許加計扣除比例略高于其他行業。二是對我國境內環保事業及環境美化方面的捐贈稅前全額扣除的優惠；對污水處理廠、垃圾處理廠（場）、環保企業的購進設備以及其他企業購置的環保設施實行等環保企業實行加速折舊制度。參考美國的做法，對環保進行融資，并給予稅收優惠。
（五）改革消費稅，增強消費稅的降碳作用。首先，將一些對環境有害的消費品納入征稅范圍。其次，對不同的產品根據其對環境影響的不同程度，設計差別稅率。提高大排量車、摩托車、摩托艇、鞭炮、煙花等的消費稅稅率。對符合節能環保標準的綠色產品、清潔產品實行低稅率。在遠期可能條件下，將煤炭、電力、天然氣及重化工產品、水泥、冶煉等高能耗產品納入消費稅征收范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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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稅收政策變化的影響分析
改革前后稅額變化營業稅改增值稅，直接的變化就是稅率的改變，營業稅稅率3%，方案中增值稅的稅率11%，考慮價稅分離，稅率差額約為7%，結合附加稅兩種稅制下的收入差額約占總收入的7.5085%。可想而知，改革直接帶來了7.5085%的稅收負擔，完全可以形成整個建筑行業的陣痛。然而，增值稅和營業稅最主要的區別在于抵扣，改革后只要購進成本達到銷售收入的68%，且購進的進項稅率達到11%，即可保證不增加稅負。成本預測和進項預算建筑企業“營改增”后稅負的增減，完全取決于所獲取的專用發票和進項稅扣除額的大小，因此在合同簽訂時，企業應充分考慮增值稅因素，由于工程購進材料和施工機械費用所包含的增值稅是抵扣過程中最主要的部分，所以在成本預算中選擇可以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的供應商和分包商能有效減少稅負。日常開支中盡可能獲取專用發票也可以抵扣增值稅，在稅制改革全面消除營業稅后，所有行業都可以有進銷項，屆時，建筑企業可以從上游充分獲取進項，降低稅收負擔。現階段突出問題稅收政策改革后核心問題是抵扣，在稅制還不完善的條件下，突出問題就是無法獲取進項，主要的無法獲取增值稅專票事項如下：①人工費。②地方材料部分沒有增值稅專用發票。③享受國家減免稅的產品和勞務無增值稅專用發票。④甲方提供材料和設備，或甲方指定分包的工程難以取得增值稅發票。⑤部分工程所在地不在“營改增”范圍無法取得增值稅發票。⑥上游企業中大量的小規模納稅人導致抵扣率難以提升。由于上述問題的存在，且短時間內無法解決，在“營改增”窗口開啟之后，建筑企業稅負會明顯加重。增值稅是價外稅，抵扣鏈條環環相扣，運行不暢會導致企業負擔加重。
二、建筑業企業的應對措施
把握稅收政策要點，總結學習試點行業管理經驗在“營改增”的大形勢下，建筑企業獲得了緩沖的時間，應當順應時代，做好準備，對改革政策心領神會，培訓稅務人員，轉變思路，總結試點行業優秀管理思路，探索適合本企業的管理方法。加強內部管理建立健全企業內部管理制度和票據管理制度，嚴格管理增值稅發票的獲取工作，杜絕假發票和虛開的增值稅發票，確保專用發票的真實性。建立一套系統，完整、詳盡的納稅申報體系，提高納稅效率。企業各部門應密切配合，專用發票及時申報，及時抵扣，以免影響決策。施工過程中減少浪費，用減少成本費用的方法緩解改革的沖擊。做好稅收籌劃，轉變消費結構“營改增”的實施，給企業帶來了轉變的空間，建筑行業應當利用這個機遇，以稅收籌劃為切入點，設計完整、系統的稅收規劃，整體上不斷地降低企業稅負，形成企業的采購系統，在同樣成本下，首先選擇優質的可以提供進項稅額的一般納稅人，其次選擇小規模納稅人，盡量不選擇無法提供進項的供貨方。在采購過程中，充分利用增值稅的相關優惠政策，選擇可以享受稅收優惠的節能新材料，采用能夠抵扣稅負的環保新技術。在各個方面降低企業稅負，騰出利潤空間。
作者：胡云霞 李岳 單位：河南省鄭州地質工程勘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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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效率優先原則
嚴格的效率優先原則要求稅收不干預資源配置，避免納稅人會因為納稅而改變自己的效率經濟活動，最后導致社會蒙受額外的損失。同樣在經濟學中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有很多前提假設:(1)每個消費者、生產者的邊際替代率相同，且同意物品在生產和消費雙方的邊際替代率相同。(2)工作與休息的邊際替代率等于休假體驗與收入體驗之間的邊際轉換率，同時也等于工資率。(3)未來消費與現代消費之間的邊際替代率等于未來生產和現在生產的邊際替代率。學者們一般將稅收的影響概括為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從社會總效用最大化去考慮的話，最優稅收制度要求征稅導致的消費減少對于任何一種商品的比例都是相同的，也就是等比例下降準則。如果政府采用扭曲性的商品稅來保證政府財政收入的化，那么最優稅率結構應使得每一種商品的實際消費都同比例地減少，從而保證稅前稅后，或者說征稅與否的消費結構保持不變，而減少的消費全部以稅收形式轉移到了政府手中。這樣就可以使得稅收的扭曲效用降到最低，效率的損失被降至最小，從而保證社會總效用達到最高點。
(三)兼顧原則
最優稅收制度理論提出了三個重要的結論，其中前兩個是比較容易理解的:第一，低收入家庭的在社會總福利中所占的權重較大，因此在稅收上可以給予其適當的優惠;第二，在商品稅制度上，對低質量的商品進行補貼，對收入邊際效應為正的商品正稅，對奢侈品征以重稅。這也是全球各國在制定稅收制度時都普遍采納的結論。而第三個結論就需要加以詳細闡釋了，莫里斯提出了“倒U型”最有所得稅率，即高收入者高納稅，低收入者低納稅，但收入級別的最高檔和最低檔的邊際稅率特別低。如果最高收入階層受到邊際稅率為零的刺激，就會促使最高收入階層減少閑暇，反而會使稅收總額增加，提高了社會總福利，最終維護了社會的公平。當然在最優線性所得稅時，反彈性原則同樣適用于所得稅的優化問題，即勞動的供給彈性越大，則稅率就應該越小。通過對整個西方稅收理論發展脈絡的梳理，可以看到效率與公平衡量的問題始終處在稅收制度的核心。我國在實際應用稅收理論的時候必須考察該理論的前提假設是否符合我國的基本國情，比如完全競爭的市場就不太符合我國的基本情況，因為我國的市場經濟在實際上是不健全的。當然，套用馬克思•韋伯的觀念，這些學術上的研究一定存在理想化的特征，因此這些理論在實踐運用和制度對比的時候，這些稅收理論只需要發揮價值參照的作用即可。所以下面將分析我國稅收政策的實際情況和改進措施。
二、我國稅收政策的特點
(一)分稅制
分稅制是我國稅收制度的重要特點，是指將全部稅種在中央和地方之間劃分，借以劃分中央與地方之間財政收入的問題，其提出的最初目的是解決中央財政危機。文章最開始提到的“營改增”的背后就是分稅制的問題。按照現行的分稅規定，營業稅是全部歸地方政府所得的;而增值稅屬于共享稅種，中央政府可以拿走其中的四分之三，所以有人說如果所有的“營改增”都完成了的話，地稅部門就可以半退休了。從理論上來說，分稅制是一項較為理想的制度，因為其是由事權來決定財權的，可以有力地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同時保障了中央政府的穩定收入，滿足國家層面上公共支付的需要，也有利于中央通過財權對地方進行控制。
(二)稅收成本
上文提到的三個理論都忽略了稅收的成本問題，特別是政府去征稅的成本。但實際上稅收收入在扣除征稅成本之后的純收入才是政策制定者們最關心的。因此在制定政策時都會考慮其征收的成本。有一個很著名的例子就是窗戶稅。我國2006年取消農業稅，相信也一定有這個考慮。隨著第二、三產業的高速發展，農業能夠提供的稅收已經很少了，但是征收農業稅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除了經濟成本外還是社會成本和政治成本。2006年以前，我國農村大多都是因為政府要求農民必須照章納稅，但是很多農民交不出稅，被逼無奈只能出此下策了。所以，我們政府在制定稅收政策的時候一定會考慮課稅的收益與成本之間的關系來進行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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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技創新稅收政策減輕投入風險
科技創新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它的高風險性，而稅收特別是所得稅則加劇了科技創新投入的風險性，抑制了企業承擔風險的積極性。企業稅負越重，從事高風險投資的積極性越低。因此，適宜的稅收優惠政策因為減少成本而降低了企業對科技創新投入的不確定性，增強企業承受風險的能力，從而最終影響企業的投資決策向科技創新傾斜。因此，各國政府通常運用這一措施鼓勵科技創新投入。
二、我國科技創新稅收政策的不足
1.企業創新主體不夠突出
一是大部分企業經營管理者創新意識不強，只滿足于追求暫時的企業利潤，缺乏長遠的可持續發展的規劃;二是產業結構層次比較低，傳統中小企業比重大。一些民營企業想創新，也由于創新成本比較高，大部分創新僅停留在淺層次或市場層面的創新環節;三是企業內創新人才缺乏，人才分布不均，產學研結合不夠緊密。四是企業科技進步與經濟社會發展結合的不夠緊密，特別是在資源綜合利用、生態環境保護及防災減災等方面科技創新及開發應用的貢獻率不高。
2.科技創新配套機制不完善
一是企業風險投資機制不完善，已建立的風險投資機構運作緩慢，企業風險投資意識不強，效率不高。二是技術轉化的體制、機制不健全，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少，許多具有自主產權、產業前景好的高新技術成果難以形成產業規模，難以開發出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名牌產品，產品附加值低。加之科技工作基礎薄弱，信息、資金、人才等生產要素相對匱乏，公共科研平臺少，公共信息網絡體系還不夠健全，科研設備和一些重要數據和信息技術不能夠共享，制約了科技成果的轉化速度和引進科技成果的力度。三是激勵機制不完善，有些企事業單位人才的科技創新熱情度低，大部分非公企業的技術人才雖能夠得到較高的工資福利待遇，但技術要素參與分配的機制沒有真正體現，絕大部分的非公企業科技人才始終擺脫不了“高級打工者”的身份，缺乏歸屬感、安全感，挫傷了科技創新的積極性。
三、運用稅收政策推動科技創新的建議
1.完善國家科技創新稅收優惠政策體系
我國現行稅收優惠政策對促進我國高等學校、科研院所和企業的自主創新，推動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以及提高我國自主創新能力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從現行稅收優惠政策體系來看，還存在著主體稅種制約自主創新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等問題，從自主創新和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需要看，在一些領域又存在著政策真空等問題。因此，急需借鑒國外的經驗，進一步優化和完善我國科技創新稅收優惠政策體系。
2.爭取國家對不發達地區科技創新工作的稅收政策支持
建立靈活多樣的稅收優惠手段，增強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尤其是爭取國家對不發達地區科技創新工作的稅收政策支持，以符合國家的區域優惠政策，增加加速折舊、投資稅收抵免、稅前扣除、延遲納稅、虧損結轉等稅基式優惠手段的運用，更好發揮稅收優惠政策的投資誘導作用。同時針對不發達地區的特點，制定特殊的稅收優惠政策，以吸引內外資的投入幫助不發達地區盡快縮小與發達地區的差距。
3.增強科技創新工作稅收政策的實施力度
增強科技創新工作稅收政策的實施力度是實現稅收公平和促進科技創新的關鍵。稅收優惠政策的落實，首先要從符合稅收公平的原則出發，取消對企業的限制范圍。如目前企業所得稅15%的優惠稅率只適用于國家重點扶持的高新技術企業，這樣的范圍限制就制約了促進科技創新稅收優惠政策的實施力度。為了加快優惠政策的落實，應擴大企業所得稅優惠稅率的適用范圍:凡是符合條件能夠進行科技創新投入的企事業單位都可享受稅收優惠稅率。并且還可將優惠稅率分為不同的檔次，分別給予不同的稅收優惠待遇。這樣做的結果是不僅可以提高企事業單位進行科技創新的積極性，而且可以擴大整個社會對于科技創新的關注，增加更多的支持與扶持。其次，應開辟科技創新稅收優惠政策綠色通道，對可以享受稅收優惠的企業提供更為優質的服務，對納稅咨詢和納稅申報等工作給予更便利的程序。并且，盡量縮短適用優惠政策的審批時間，使企業有更多的熱情投入到科技創新的工作中去，為社會為人類奉獻更多更好的科技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