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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規劃的調控功能取決于戰略目標與政策措施的有效組織方式。我國一直在探索加強規劃的調控功能，但成效不大。除規劃本身的問題外，更深層次的原因是經濟體制不完善和行政體制改革不到位。這集中體現在政府與市場間界線不清晰、財稅體制改革不徹底、政績考核體系不完善等方面。如，政府與市場間界線不清晰使規劃內容選擇不科學，許多本應由市場實現的內容，卻被政府強加干預，目標因此落空。再比如，盡管各級政府在改革績效考核方面有較大進步，尤其是2006年7月6日中央有關部門下發的《體現科學發展觀要求的地方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綜合考核評價試行辦法》取得了一些突破性進展，但卻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以GDP等經濟指標為核心的干部考核機制，許多部門追求眼前利益，“領導指揮規劃”、“項目引導規劃”的現象較普遍，產業結構升級、地區協調發展、保護資源環境等戰略性內容統統讓位于經濟增長。
要實現好、完善好我國規劃調控功能，一方面需要繼續完善五年規劃，包括進一步優化規劃內容設置、目標明確和切實可行、配套政策和措施有力、編制程序進一步科學化。另一方面，也需要堅定不移的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只有理順經濟運行體制、行政管理體制，規劃才有可能真正具備調控功能，成為政府調控經濟社會運行的基本手段。
二、中外規劃的內容
各國規劃內容具有較為一致的演變趨勢，促進產業結構升級一直是規劃的核心內容。但各國規劃內容的差異也比較明顯。第一，規劃的指導思想和發展目標不同。20世紀50、60年代，各國普遍以經濟增長為規劃目標，到目前為止，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仍以推動經濟迅速增長作為規劃的基本目標；20世紀70、80年代，發達國家規劃開始轉而強調增加就業、消除貧困和公平分配，重視可持續發展；20世紀90年代后規劃的目標和理念不僅包括經濟增長、創造就業、收入分配公平、可持續發展，而且還包括文化的多樣性和政治參與等社會、文化和政治目標。我國經過長期的探索，確立了科學發展觀的規劃指導思想，在此基礎上對規劃內容進行調整。第二，規劃的內容涵蓋領域不同。發達國家的規劃一般集中在經濟、社會、生態環境等領域，“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的特點較為突出。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往往涵蓋經濟、社會、生態、文化、外交等各領域，“總體”規劃特征明顯，但重點又放在經濟建設領域，社會領域尤其是公共服務領域的內容偏少。第三，規劃內容的組織方式不同。規劃目標是否可行、政策措施是否有效、目標與政策措施的組合方式是決定規劃成敗的關鍵。較為成功的規劃一般都是由明確的戰略目標和可操作性強的政策措施有機組合而成。如，韓國的新五年計劃綱要(1993～1997)對于“100天、半年、各年”的目標都有清晰的界定，這些目標輔以對應的政策措施，組織嚴密。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目標和對策措施不夠明確，五年規劃中的目標多沒有具體分解，各年度實現的目標不清楚，而年度計劃又較少關注五年規劃的目標；而且我國規劃采取了“目標、戰略+配套措施”的模式，每個領域內都有相應政策措施，這帶來了各類政策如何相互協調和配合的問題；政策措施較為寬泛，許多政策往往只是指出方向，缺乏具體的路徑設計，實踐中難以遵照執行；一些支撐政策如投資政策等，與目標間的關系論證不充分，各種政策不一定能完全滿足規劃目標的需要。
我國發展規劃內容應“有進有退”，圍繞“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要求，在政府可調控的領域內進行內容選擇，減少經濟等領域的內容，增加公共服務領域內容的比重，增加相應的對策措施。規劃內容應實現“虛實結合”，即一方面將總體規劃作為闡述和落實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載體，遵照發展戰略確定規劃目標，體現規劃的戰略導向性。另一方面，還應包含具體工程項目和切實可行的對策措施，與具體工程項目性質相似，政策措施也是規劃的“實體內容”，各項政策是保證規劃和內容實現的基本手段。因此，規劃內容與政策的組合優劣是關系規劃成敗的關鍵因素。應逐步推廣“規劃目標+配套政策”的規劃模式，保證各規劃目標都有相應的配套政策；配套政策采取總體框架和近期具體政策措施相結合的方式，強化政策對規劃內容的支撐和保障作用。
三、中外規劃的編制程序
大多數國家編制規劃的程序都包括五個步驟，即前期研究、規劃草案、全面協調、正式方案和公布實施。核心環節是前期研究和協調。其中，協調環節是中外規劃編制程序中差別較大的部分。協調是不同利益主體對規劃方案進行討論、修改、完善來達成共識，促使規劃方案更貼近實際、減少執行阻力的基本手段。因此，協調的范圍和深度是決定規劃成敗的關鍵。發達國家規劃都重視協調，協調的時間要歷時3年，而規劃方案編制僅需幾個月；韓國規劃從開始編制到正式公布，整個過程一般需要兩年時間。其中，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協調；日本一個中長期規劃的制定，一般需要一年左右的審議和決定過程。
從協調對象看。發達國家規劃是與所涉及到的主要利益群體進行協調，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規劃與各專業部門、地方政府、各類企業、民眾等進行協調，尤其是與企業、民眾間的協調更為重要。協調工作較好的法國、日本、韓國都側重于企業、民眾的協調。如，法國負責規劃協調的現代化委員會(后改稱為計劃工作委員會)由產業組織的代表、政府有關官員、政府指定的專家及工會組織的代表組成。其中，前兩部分人員占60％～70％。我國總體規劃主要與專業部門、地方政府協調，側重與不同專業部門之間的協調尤其是與財政、土地、建設等部門的協調。但與企業和民眾的協調還不夠。到目前為止，國家規劃的初步方案對企業和民眾都是保密的，只有規劃批準公布后，廣大企業、民眾才能了解規劃方案。編制“十一五”規劃期間，民眾、企業還只能通過發展改革委網站專欄反映意見和建議，或采取郵寄信件、電子郵件方式反映意見看法，還不能直接對規劃方案提出意見。目前，我國正致力于推進企業和民眾“知情權”的建設。
從協調內容看。規劃協調的主要內容包括目標選擇(在眾多可能的目標中選擇最優目標或為大多數群體所接受的目標)、目標與政策手段的配合、討論和修改總體方針和政策建議：最后，形成規劃草案報告。協調是為了確保國家規劃目標的實現，同時又能充分調動地區或企業的積極性，實現國家目標與企業經營活動的協調一致。我國規劃協調主要是不同政府部門、各地方對主要發展指標的可行性進行重點論證，對主要措施、重點項目和資金配套關系等進行討論修改，這與國外規劃大體相同。但協調本身追求的是與大多數群體達成一致，由于我國規劃缺少與企業、民眾的協調。所以，實質上協調內容較國外少。
從規劃協調的機構看。許多國家設有專門機構負責規劃協調工作，以提高規劃協調力度，韓國的經濟企劃院是組織規劃協調的主要機構，從第五個計劃開始，在計劃草案報送內閣批準前，必須廣泛征集有關方面對計劃目標和政策的意見。我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發展規劃司是具體負責中長期規劃編制事務的機構。從今后的發展趨勢看，我國應建立專門負責規劃協調的組織機構，以委員會的形式搭建規劃的協調平臺。加強規劃與企業、居民的協調，在進一步加大與專業部門、地方協調力度的同時，逐步加強與企業、民眾的協調，尤其是對戰略性產業的企業代表、不同階層的民眾代表進行協調。
四、中外規劃的評估
較為完善的評估體系包括監測和評估兩部分。監測是對規劃實施的全程記錄，評估可分為定期評估和不定期評估。定期評估包括年度評估、中期評估、最終評估(后評價)；不定期評估主要是指應急評估。各類評估的差異很大，年度評估的重點是評價規劃實施的環境和進程，中期評估的重點是規劃實施環境、實施進程、修改建議和對新一輪規劃的建議。應急性評估的重點是重大突發事件對規劃的影響，最終評估的重點是規劃實施效果評價和對新一輪規劃的建議。
目前，我國規劃評估體系還不健全，年度評估、中期評估、應急性評估長期沒有開展。2003年，我國第一次開展五年計劃中期評估，并由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展規劃司提交了“十五計劃實施情況的中期評估報告”，但該報告總體上是描述式的，沒有對因素進行深度分析來解釋所觀察到的趨勢。
不同類型的規劃評估重點差別很大，評估方法因此各不相同。指令性規劃的基本目標是實現投資、財政、信貸等的“三大平衡”，主要圍繞經濟增長速度、投資總量等指標來安排具體項目，對其評估的重點是主要指標實現程度和指標之間的平衡趨勢，方法主要是對指標進行定量對比。指導性規劃目標的重點在于闡述和落實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方向及相應對策措施，對這類規劃的評估也集中到落實發展戰略的主要領域，主要是評價各領域的發展是否符合規劃的方向，以及實現的程度如何；評估方法也由單純的定量比較研究向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方法轉變，包括利用定量指標判斷基本指標的實現程度，依靠專家定性判斷經濟社會發展方向與規劃戰略的吻合程度，利用問卷調查評價規劃對企業和民眾的影響等。
我國“十一五”規劃是指導性規劃，而且具有一些新特點：一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的理念得到較為全面的體現。評估的重點是這一理念的貫徹落實情況，可通過個人、企業等微觀主體在規劃前后的切身感受對比，輔助以必要的統計數據進行評估。二是產業、區域、社會、政治、文化建設等領域“虛實結合”。評估應兼顧戰略方向和具體工程的進度。三是發展指標性質不同。評估應注意到不同類型的指標。應著重從“指標、戰略、滿意度”三方面對“十一五”規劃進行評估。“指標”主要是評估發展指標的實現程度和重大工程項目的進度。“戰略”是評價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各領域的發展是否遵循規劃的戰略意圖。“滿意度”則主要調查企業、個人、政府部門對規劃實施的滿意程度。
“指標”的評估主要可采用數值對比方法，難點在于約束性指標的評估。約束性指標包括可均分性指標和不可均分性指標，即有的指標可基本平均分到各年，如城鎮基本養老保險覆蓋人數、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覆蓋率等，這些指標均分后通過數據對比直接測度。許多指標包括全國總人口、森林覆蓋率等指標受自然規律影響，工作成效難以逐年體現。為此，一方面，應注重科學合理確定指標年度目標。另一方面，對指標完成情況的測度應放到較長周期考察。還有部分不可均分性指標如單位GDP能源消耗降低程度，國家已對每年實現的目標進行了確定，可對照實現程度進行評估。一些重大工程中也存在類似情況，如，科技創新工程等探索性、試驗性、風險大等項目進程往往具有時間不對稱性，存在“先慢后快”、“先快后慢”等情況，對其評估應使用不可均分性指標進行處理。
“戰略”的評估是中期評估的難點。開展中期評估時，規劃剛執行到中期，從短期發展指標判斷長期發展趨勢是其難點。以前主要采取定性評估的方法，許多人并不認可這種評估方法，認為這種方法容易“流于形式”。因此，可采取分層評估的辦法評估“十一五”規劃內容。第一層，基于各領域內重點工程的完成情況和統計指標，判斷該領域戰略意圖的實現程度，并對這些工程能否實現該領域的戰略意圖進行反饋性思考。第二層，動態模擬規劃實施效果。按月份采集規劃執行后的相關領域數據，利用定量模擬技術，對當前的政策、措施、工程等在該領域內的效果進行動態延伸，對比該領域規劃編制前的發展情況，綜合考察按照目前發展軌跡能否達到預想目標。第三層，依靠各領域內的專家，通過研討的方式判斷規劃執行后該領域的發展情況與戰略方向的契合度。第四層，結合規劃滿意度的評估，根據問卷調查結果，對該領域內執行效果進行評價。綜合這些評估的結果，對戰略性內容的執行情況作為進行判斷。
篇2
由于歷史原因,我國的中介機構大多是從政府機構、大專院校或科研院所中分枝出來的。正因為如此,中介機構與其母體在知識結構、企業文化、素質能力方面雷同。這種線性的同構性使之往往只能是其母體機能的延伸,難以適應知識經濟的需要。誠然,經過市場磨練,已培育出少量有著綜合知識機構和現代企業文化及人力資源的社會中介機構,它能夠與科學家、企業家、投資者互補。這種互補已經使這些社會中介機構發揮了較好的作用。但是,對于今天呼之欲出的知識經濟的需要來說,僅是互補還遠遠不夠。它對社會中介機構的要求是能夠起協同作用,即能與科技界、企業界、金融界產生非線性的反饋作用,從而使科技成果的轉化發生質的飛躍。這無疑對社會中介機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用一種實踐的觀念來突破傳統的中介服務模式,即中介方和委托方處于一種“互補性”的結構狀態,中介方提供信息收錢,委托方出錢買信息,這種方式在西方也許很有成效,但我國的企業正處于轉軌期,企業自身市場營銷、戰略組織能力一般比較薄弱,即使是很好的“點子”、“很到位”的信息,有時也受到各方面條件的制約而無法發揮作用,受到自身能力的限制而無法實現。對企業來說,與其說要找人出點子,不如說要找人來操作,幫助他們實現“發明價值”轉為“市場價值”的驚險跳躍。從理論上講就是要形成一種“99+1=100”的協同結構,使之由于中介機構的參與而實現從量變到質變。據此,當前更適合中國國情的中介新概念是“中介方根據所掌握的知識、信息和經驗,根據委托方的要求提出可操作性的方案,并與技術提供方扭合在一起,參與過程性操作,在取得增益后共同分享。”這是一種強調實踐的中介概念。系統論的觀點認為構成系統的要素與結構不同時,也可獲得相同的功能,當中介公司與其服務對象之間的關聯由“協同式”取代“互補式”,在結構上雖有所變化,卻能夠達到與國際標準的中介異曲同工之效能。
二、社會中介機構發揮重要作用的靈魂是信用
篇3
通渭縣鹿鹿山流域水土保持生態修復試點項目于2004年被列入黃河水土保持生態工程試點項目，經過3a實施，項目區內生態環境得到了明顯改善，林草覆蓋率從52．30％提高到60．29％，農戶人均純收入由1613．80元提高到1967．20元；生態、經濟系統開始良性循環，該項目的實施為本區域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初步實現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1基本情況
通渭縣鹿鹿山水土保持生態修復項目是黃河水土保持生態工程生態修復試點項目。實施期為2004—2006年，項目區年均降水量500ram，年均氣溫3～5oC，適宜各類生物生長，屬黃土丘陵溝壑區第三副區。該地區為石質山地，項目區轄隴陽、北城、寺子3鄉，12個行政村54個村民小組，總人口7839人，人口密度84人／km，全部為農業人口，農業勞動力4706人。人均土地1．19hm，人均耕地0．26hm，總面積93．30kmz。完成封禁面積56．25km2．人工補植9Ohmz,人工種草277．5Ohm2,設立封禁工程圍欄5km、標志碑5座、標語牌9O個、封育區“四至”邊界標志界碑600個；新建管理房3間、示范養殖圈舍150座。布設植被監測點5個、氣象觀測點1個、徑流泥沙監測點1個，選擇監測典型農戶60戶。
2生態修復成效
生態修復是指對生態系統停止人為破壞，以減輕負荷壓力，依靠生態系統的自我調節能力與自身組織能力，使其向有序的方向進行演化；或者利用生態系統的這種自我修補能力，輔以人工措施，使遭到破壞的生態系統逐步恢復或向良性循環方向發展；主要指致力于那些在人類活動影響下受到破壞的自然生態系統的恢復與重建工作。
該項目實施后，項目區水清、山綠、水土流失減輕，群眾的思想觀念轉變，實現了生物、產業趨于多樣化，取得了明顯的生態效益、蓄水保土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據測算，到項目實施年限末期，林草覆蓋率從52．30％提高到60．29％；監測區年土壤侵蝕模數由1430t／km。·a降為964．40t／km項目區內農戶人均純收入自1613．80元提高到1967．20元；農、林、牧、副各業產值結構由基期的76．70：0．94：17．30：．5．06變為50．30：．1．07：29．50．：19．13；土地利用結構調整為農地：林地：草地：荒地：其他=21．12：20．97：34．30：4．30：18．56。舍飼養殖數量6000多(只)，實現牛、馬、豬、兔、雞、鴿等多元化養殖。各產值機構有了較大變化，土地利用結構更加合理，使區域生態、經濟系統開始良性循環。該項目的實施為本區域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初步實現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3幾點啟示
3．1科學規劃，對位配套措施是實施生態修復工程的前提
水土保持生態修復是一項系統工程，直接關系到群眾的生產和生活，在項目實施過程中，始終堅持以科學發展為指導，以構建和諧社會為目標，堅持以人為本理念，科學規劃。在生態修復技術措施運用上，以保護和利用水土資源為核心，依據“源于自然，還于自然”的思想，為大自然恢復其自我修復能力創造條件，對位配置各類措施，以封為主，封禁、補造、撫育、管護并重，工程、生物、農藝措施相結合，生態修復與群眾脫貧致富相結合的原則。使項目區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生態隔離區，減少或禁止人、畜活動對生物群落的干擾和破壞，促使土壤質量正向發育，生態系統自我調控能力向健康狀況演化。取得了良好的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
3．2加強組織、建章立制、加大宣傳是生態修復工程順利實施的基礎
生態修復是新時期水土保持生態建設的重大戰略調整，縣委、縣政府高度重視，加強生態修復的組織領導和部門協調，專門成立項目執行領導小組，健全管理機構、配備工作人員，明確和落實各部門的責任權屬。制定和頒布有關項目建設的法規及管理制度，對生態修復區林草及其設施的管護管理提出具體的操作要求。做到管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利用集市、廟會等多場合、多形式、多渠道對農民進行廣泛宣傳教育，印發傳單、公告、宣傳畫及日歷和手冊。為生態修復的順利實施提供組織保證和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
3．3建立部門聯動機制，整合項目，為生態修復項目的實施提供資金保障
水土保持生態修復涉及農、林、水、環保、畜牧、財政、扶貧、科技等諸多方面，綜合性很強，我們利用中央資金的主導作用和退耕還林草的機遇，深化投資管理機制改革，整合項目資金，統籌兼顧，合理規劃，相互配套，鑲嵌實施，達到資金技術、土地和勞動力資源的合理配置，使有限的投入資金發揮最佳使用效益。在項目建設中，與相關部門在工程實施、科研和監測等方面密切配合，加強合作，全面提升生態修復的科技水平和效益，加快生態修復進度。在管理上實行目標管理責任制，形成部門之間“各負其責，各盡其力，各投其資，各計其功”的工作機制。為生態修復工程建設提供了資金保障。
3．4立足實際，政策引導，狠抓落實是實施生態修復的關鍵
自然生態系統的承載能力是有限的，土地資源的開發必須符合自然生態系統的內在規律，使其得到休養生息。必須按照“順應天時，遵循自然規律；順應市場，遵循經濟規律；順應科學，遵循市場規律”的原則，堅持川臺河谷區發展全膜覆蓋玉米、淺山區種植馬鈴薯、深山區發展畜草產業的種植結構調整思路，大膽探索，積極挖掘本地資源潛力，引導農民轉變觀念，大力發展玉米、洋芋、畜草、中藥材等富民產業。通過政策引導，利益驅動，解決了許多與群眾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實際問題，使支柱產業開發和扶貧攻堅取得了明顯的成效。通過生態修復，既滿足了生態系統的自我修復條件，又確保了當地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社會安定團結、人民安居樂業。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起到了示范帶動作用。
3．5依法監督，狠抓管護是生態修復效益正常發揮的保證
生態修復能力的體現根本在于徹底控制人為活動對生態環境的一切干擾因素和防止水土資源的污染，關鍵是水土保持監督執法和封禁成果管護。為此，要采取以下強有力的措施：
①建立健全水保監督執法網絡。縣、鄉、村、社四級執法網絡組織機構健全，并逐級簽訂監督管護目標管理責任書，做到責、權、利絕對明晰。
②依法具體落實“三區”劃分與“三權一案三同時”制度，嚴格管理，獎懲兌現。加強修復成果管護。
同時，對水保預防監督執法的檢查情況納入鄉鎮年終綜合考核評比的內容，推行獎勵機制，以管促封。使生態修復效益能夠正常發揮。
3．6合理布設監測網絡，為生態修復提供科學依據
監測工作所獲取的基礎數據，對于生態自我修復能力的研究及評價意義重大，根據基礎監測指標體系和監測評價體系要求，合理布設監測網絡，采用實地定點、定時，多方位、多層次、多目標、多樣點統計調查的方法進行。著重做好以下監測內容：
①蓄水效益監測。定點觀測和統計徑流、土壤侵蝕、泥沙變化、流域降水量等數據，分析評價項目實施后的蓄水保土效益。
②生態效益監測。林地監測：采用多樣點抽樣調查法。草地監測：選用不同草地類型，采用刈割測定生長量等，分析評價了項目實施后的生態效益。
③社會效益監測。通過布設網點社經調查，采用分層抽樣的調查方法，以定點觀測和典型農戶調查結合，進行統計調查，統計分析，評價項目實施后的經濟及社會效益。
篇4
二、地方高校繼續教育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存在的問題
(一)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意識尚顯模糊繼續教育是在受到正規學校教育的前提下，各類從事生產、管理、科研、教學、醫療衛生等方面工作的專業人員為進一步更新知識內容體系、提高創新發展能力、提升專業技術水平而進行的補充教育。高校歷來是開展繼續教育活動的主陣地，占全國高校數量95%以上的地方高校更是推進繼續教育發展的中流砥柱。從發展實踐來看，繼續教育在各高校發展很不均衡，多數地方高校的繼續教育還處于弱勢地位，學校管理層面普遍將繼續教育作為普通學歷教育的補充，尚未將其與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一起列入現代人才培養體系;很多地方高校將繼續教育作為“副業”和“創收工具”，對繼續教育的長遠發展缺乏整體定位和專項規劃，經費投入較少或沒有經費保障，導致其發展后勁不足。概言之，地方高校繼續教育基本還處于封閉發展、自我循環階段，在主動適應、融入區域發展方面意識亟待增強。
(二)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途徑相對狹窄《21世紀的教育:展望和行動世界宣言》提出:“我們重申，應保持、加強和進一步擴大高等教育的基本使命和重要作用，特別是促進整個區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進步的使命。”現今，繼續教育已經與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一起成為現代高等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表現形式來看，地方高校繼續教育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途徑主要有:培養區域發展急需的各級各類實用性人才;開展多規格、多層次、多形式的教育培訓，為區域社會成員更新知識、開拓視野、拓展能力提高服務，進而為區域整體發展提高競爭力。就現狀而言，各地方高校普遍重視學歷教育，非學歷教育開拓滯后，呈現出單向發展態勢。《教育規劃綱要》提出要進一步擴大我國繼續教育的規模，到2020年全面提升在職從業人員繼續教育年參與率至50%，當年參與繼續教育的規模達到3．5億人次，這其中絕大部分是非學歷教育。地方高校作為開展繼續教育活動的主要力量，必須充分認清這一形勢，把握千載難逢的機遇，穩步發展學歷繼續教育，大力推進非學歷繼續教育，改變“一條腿”走路的現狀，實現“協調發展、兩翼齊飛”的格局。
(三)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內涵有待提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發展形成了巨大的沖擊，對各國經濟社會發展造成了重大的影響。在此背景下，國家提出了擴大內需，確保經濟平穩增長的十項舉措，包括加快醫療衛生、文化教育事業發展;企業加快轉型升級步伐，推動發展方式轉變，更加重視人力資源開發;面對嚴峻的經濟和就業環境，社會成員更加注重及時充電與學習，不斷地更新知識、豐富技能，提升應對和化解危機的能力。著名經濟學家郎咸平曾在暨南大學舉辦“金融海嘯沖擊宏觀經濟下的企業突圍戰略”講座，旨在指導企業高管如何在金融危機環境下尋求“過冬術”，這場號稱廣州賣得最貴門票的公開課，竟然吸引了1000多人前來聽課。這充分展示了繼續教育的社會價值及功能。從實踐來看，面對機遇和挑戰，地方高校繼續教育依舊在從事著老一套的低層次學歷繼續教育，培養出來的人才與市場需求不能很好對接，社會認可度不高。在非學歷教育項目開發、繼續教育校企合作以及社區教育等方面很少涉足。因此，后金融危機時代面對產業結構調整以及社會繼續教育需求的高漲，地方高校迫切需要把握機遇，提升服務內涵，對區域發展的現實問題給予回應。
三、地方高校繼續教育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路徑
新世紀以來，國家對繼續教育發展的政策關注度不斷增強。《教育規劃綱要》把繼續教育單列專章進行規劃，將其提升到開發國家人力資源，建設人才強國重要途徑的戰略高度。十報告把教育問題作為改善民生與社會建設的重要方面進行闡述，提出要積極發展繼續教育，完善終身教育體系，建設學習型社會。而地方高校繼續教育由于長期得不到重視，社會服務能力不強，表面看似紅紅火火，內部實則危機潛藏，如不及時抓住問題要害對癥下藥，長此下去繼續教育的“危機論”、“合并論”、“替代論”、“取消論”將成為歸宿。結合當前地方高校繼續教育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現狀，特別是存在的突出問題，筆者以為必須從明確定位、有效教學、緊扣需求、校地互動等四個方面完善服務路徑。
(一)明確定位，為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營造良好氛圍“但是從某種程度上說，傳統的高校職能認識方式限制了對高校繼續教育職能的把握，以往高等繼續教育作為大學和社會服務職能的中間環節，在理論和實踐范疇內的重視程度都不夠。因此，需要對大學的繼續教育服務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功能進行再認識。”地方高校繼續教育能否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根據自身實際以及所在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環境進行準確定位。目前，繼續教育在各高校地位普遍不高，往往是擔當創收的工具或普通教育的補充角色，處于弱勢地位。地方高校應當首先從思想認識層面予以重視，將繼續教育作為高校服務社會的一項重要工作納入年度工作目標和事業發展規劃;主要校領導要分管繼續教育工作，成立繼續教育發展指導委員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全校性的繼續教育工作會議，總結近期工作，籌謀遠景規劃;二是地方高校的繼續教育學院要主動把握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給繼續教育帶來的機遇，摒棄“等、靠、要”的計劃經濟思維，在學校的支持下主動革新管理體制，改革辦學模式，貼近市場需求，增強服務實效，以貢獻爭地位，以服務求發展;三是地方高校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門要對繼續教育的發展給予指導和扶持，不斷優化繼續教育發展的政策空間。《教育規劃綱要》要求制定和完善繼續教育發展政策，推動各級政府成立跨部門繼續教育協調機構。從類型來看，我國的教育劃分為基礎教育、高等教育、職業教育、繼續教育等四大類，國家對繼續教育的重視有待加強;從繼續教育本身來看，其發展速度與國家戰略要求以及社會成員需求相比仍然滯后。作為政府層面要多管齊下，加快繼續教育法制化建設，加大繼續教育發展的經費投入，加強對繼續教育辦學的質量評估，為地方高校繼續教育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營造良好氛圍。
(二)有效教學，為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培養適切的人才區域人才培養歷來是地方高校繼續教育發展的重要任務。地方高校繼續教育主要是培養理論功底扎實、實踐能力較強的融知識、能力、素質為一體的，滿足生產、建設、管理和服務第一線需求的應用型、技能型和實踐型的人才。從數量來看，2012年全國成人高等教育本專科畢業生達195萬余人，占全國高等教育畢業生總量的23%，其中地方高校是最重要的培養主體;從過程和結果來看，質量問題越來越受到社會各界詬病，國外許多國家已經不再承認中國成人教育學歷。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已經成為地方高校繼續教育必須思考的命題。有效教學理論緣起于上世紀中葉西方教學科學化運動，歷經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已成為成果頗豐的理論體系。“所謂成人高等教育的有效教學，是指能促進成教學生有效學習、實現預期教學目標的教學。”進一步地講，以提升人才培養質量為目的的有效教學，首先要在需求分析的基礎上，以問題為導向建立跨學科的專業設置，滿足社會成員現實性或實踐性的學習訴求。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還可以為特定的群體提供個性化的教育教學服務;其次在教學方法上，根據成人學習特點注重運用現代信息技術手段實施教學。傳統教學模式與現代教學模式交替，多樣化的教學手段與個性化的學習模式相互融通，適應成人學習者靈活學習的特點;再次，堅持人本理念，尊重成人受教育者的主體地位，建立起以服務為主要特征的教學管理體系。推行彈性學分制度，實施自主選課制度，實行多元評價模式，為成人學習者提供全方位的、優質的學習支持服務體系。唯有如此，地方高校繼續教育才能為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培養出適切的人才。
(三)緊扣需求，為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教育培訓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國家對各類專業技術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對廣大勞動者的素質提升也有迫切的要求。《國家中長期人才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以下簡稱《人才規劃綱要》)提出，到2020年全國人才資源總量要達到1．8億人，其中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勞動者比例達到28%。《教育規劃綱要》提出，在職從業人員的繼續教育要在2015年達到29000萬人次，在2020年要達到35000萬人次。這些戰略目標的實現，不僅要靠一次性的學校教育，更要依賴持續不斷的繼續教育。因此，地方高校繼續教育要以所在區域社會需求為導向，以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為切入點，充分發揮繼續教育培訓“短平快”的特點，積極開展各級各類非學歷教育活動。首先，為區域發展培訓各類高層次專業化人才。《人才規劃綱要》提出要重點抓好黨政人才、企業經營管理人才、專業技術人才、高技能人才、農村實用人才以及社會工作人才等六大類人才隊伍建設。要充分抓住這一機遇，根據區域經濟機構調整趨勢，通過教育培訓滿足市場迫切需要的現代技術人才，提供必要的人力支持，促進經濟發展方式平穩過渡。其次，針對廣大在職從業人員，以知識更新、技能培訓、素質提升為主要內容，圍繞所在區域經濟發展、產業機構調整和勞動力轉移開展教育培訓。“根據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特點，社會的快速發展不僅需要有高等學歷文憑的高素質人才，而且更加需要處在生產經營第一線的操作熟練勞動者。”該類培訓要以區域社會、市場和在職從業人員的個人需求為導向，突出非學歷人才培養短期性、實用性、應用性、職業性的特點，提高受訓者職業能力、創新能力、創業能力以及轉崗再就業能力。實踐證明，一支數量穩定、素質優良、結構合理的勞動者隊伍，必將在未來區域經濟“三、二、一”結構的合理模式中提供充足的人力資源，不斷推動區域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再次，在開展教育培訓的過程中，地方高校繼續教育要善于打造自己的培訓品牌。品牌是提升地方高校繼續教育核心競爭力的關鍵因素之一，品牌特色將成為地方高校繼續教育未來生存和競爭的重要砝碼。打造品牌，彰顯特色，方能贏得市場。地方高校要善于利用學校的文化積淀、師資力量、學科專業、科研資源等方面的優勢，通過教育培訓的形式拓展為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服務的空間，彰顯地方高校繼續教育辦學的“區域元素”，將本校的繼續教育辦出水平、辦出亮點、辦學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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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網絡經濟時代信息科學技術對財務會計管理的影響
財務會計管理受信息科學技術多個方面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會計目標的發展變化
目前，學術界關于會計目標形成了兩個具有代表性的流派，即“受托責任派”和“決策有用論”。這兩種觀點是不同經濟背景下的產物，分別能夠滿足特定歷史條件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在當前的會計理論中，這兩種流派的具體應用是不同的。筆者認為，由于現代信息被高度利用和整合，決策有用論的應用是優于受托責任派的。
（二）網絡經濟時代的會計信息質量特征的變化
只有確定了原有的會計信息質量特征，才能有效提高網絡信息時代的會計信息質量特征。在當前的網絡經濟條件下，企業信息高度集中起來，所以要確保會計信息的完整性和相關性。網絡安全對會計信息的生產、存儲和傳輸是十分重要的。管理信息系統具有很高的自動化和智能化水平，因而會計信息質量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系統。就用戶基礎質量方面來說，為使用戶能夠根據自身的需求生產信息，要求信息操作流程的可理解性和信息產生的可支持性較高；就決策質量方面來說，投資者提供的會計信息要利于制定決策，管理者提供的會計信息要便于及時作出調整；在關鍵質量的構成部分的可靠性指標的次要和交互作用的質量方面，要反應真實性和實質重于形式的要求，保證信息沒有瑕疵。
（三）會計業務流程操作方式的變革
當前，電子商務是網絡信息環境下的主要經營方式，我國的網絡技術已經發展到了一定程度，企業的交易行為一般在網上開展，這就要用到電子單據，它是各項發生各項經濟業務的依據。同時，各個部門之間經濟業務來往可以通過企業內部網絡查詢，會計部門可以及時得到單據記錄。因此，處于網絡經濟時代單據傳遞的實效性和搜集的方法發生了重大變化。
二、網絡經濟時代財務會計管理過程中的主要問題
企業在利用網絡尋找合作伙伴的同時，也存在著一些風險，在財務會計管理面臨著一些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法律環境不健全
目前，我國針對網絡會計的安全法律還沒有建立。首先，在財務管理軟件審批方面，關于關鍵的審批程序和審批要求還沒有響應的法律法規統一規范和管理，從而無法保證市場上軟件的質量。其次，在財務軟件保護方面，對已有自主產權的財務管理軟件保護不力，從而致使盜版猖獗的現象，軟件的開發工作無法進展。最后，法律無法有效制約互聯網上出現的各種危害網絡信息安全的行為，主要體現在懲處力度不夠上。
（二）會計信息系統標準化進程緩慢
會計軟件和會計信息系統都在轉變發展方向，前者正從核算型向管理型方向發展，后者正朝向功能綜合化和技術集成化方向發展，但目前的會計軟件的普適性較強，專用性不足。會計信息系統缺乏標準化定義，從而使企業在軟件開發方方面無從著手，設計出的軟件實用性較差。
（三）企業內部控制力度不足
計算機的自動化性能很強，在網絡財務會計系統中，計算機承擔了傳統會計系統中互不相容的工作，所以內部控制形式發生轉變，由原來的制度控制轉變為軟件控制，若軟件程序出錯或系統出現問題，失控的程序很可能無法得到及時修復，從而增大錯誤或違規行為發生的可能性。在這個基礎上，網絡財務會計管理的發展速度快于企業內部管理制定的速度，相應的制度體系還沒有形成，信息安全監督機構還沒有建立，從而無法開展好網絡會計安全的監督工作。
（四）網絡財務會計信息的安全問題
會計信息的安全問題關系到企業經營管理活動是否科學，是網絡會計安全的核心問題。當前網絡會計信息存在著一些安全問題，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1、網絡系統自身存在著缺陷
計算機、網絡設備和相應的軟件作為網絡系統的三大要素關乎網絡會計的安全運行問題。首先是硬件問題，如果選擇不合理的系統硬件或者沒有做好維護工作，網絡系統的信息傳輸很可能會受到阻礙，無法充分利用網絡資源，運行狀況因此受到影響。其次是網絡環境問題，如果網絡設備安裝得不合理，就會影響到網絡運行狀況，從而數據傳輸質量無法保障，數據傳輸速度也會降低，甚至很可能會中斷數據傳輸。最后是軟件問題，軟件測試與實際應用、人力、技術水平等因素在軟件開發的過程中很可能會導致一些問題的發生，如因軟件設計錯誤而導致漏洞的存在等，同時，在處理會計數據時，軟件也可能發生錯誤。總之，網絡會計信息的不安全因素主要來自于硬件、網絡環境、軟件這三個方面。
2、病毒、黑客的侵入等威脅
當前，計算機網絡技術發展很快，計算機病毒的種類很多，并持續出現，具有傳播速度快、傳播途徑多、破壞力強和很難防范的特點，所以，網絡會計信息的安全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計算機黑客通常采取多種方式和手段對會計數據發起攻擊，諸如線路監聽、仿冒身份、盜取口令、信息截獲和輸入虛假信息等手段，因而網絡會計信息面臨著被破壞、仿冒和截取的風險。目前，我國網絡會計信息系統安全不得不面對的現狀是病毒、黑客對會計信息造成的威脅。
（五）會計人員的素質問題
當前我國迫切需要綜合素質高的會計人才，現有會計人員的網絡會計知識往往儲備不足，一般情況下，這些人具備扎實的會計知識，卻不具備過硬的計算機水平，具體表現為對信息技術不了解，無法排除常見的網絡故障以及沒有提出解決網絡問題措施的能力，對相關法律法規也不了解，
網路會計知識與計算機知識沒有很好地結合起來，不能從事網絡會計工作。所以，現在很多企業的會計處理與網絡維護通常是分開的，由專門人員分別負責，從而使管理處于孤立狀態，信息溝通受阻，從而無法很好地對風險進行警示。
三、應對網絡經濟時代財務會計管理問題的相關對策
網絡財務會計管理較傳統財務會計管理具有非常大的優勢，人們的生產生活因此產生巨大變化，但是存在的一些問題不能不考慮。怎樣才能使網絡財務會計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得到良好解決，要針對問題，提出相應的對策，下面從兩個層面展開探討。
（一）國家宏觀層面
1、建立健全網絡財務會計法律法規制度，健全法律環境
完善網絡財務會計方面的法律政策，建立新的網絡會計法規，積極構建新的法律體系，結合國外的研究成果和實踐經驗，制定出適合我國的相關法律法規，建立一個利于網絡會計健康發展的良好的法律環境。在對軟件審批方面，要求統一規范和管理經財政部審批通過的軟件，至于未通過的，要限制其行為。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為了我國的財務軟件更好地發展，開發出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管理軟件，應針對我國會計軟件行業的實際情況，制定出相應的保護措施。在立法效率方面，應做到時機恰當，以法律條文的形式對新出現的危害網絡安全的行為作出嚴密闡述，不給不法分子可乘之機。
2、對網絡會計信息系統進行標準化定義
國家應采取一定的措施，使各個企業使用的會計信息系統標準化，合理運用系統開發軟件功能，使軟件的實用性更強，種類更多，并且針對性更強，以便于企業根據自身生產狀況、內部管理需求和業務處理流程選擇適合自己的會計信息系統。
（二）企業層面
1、監控與操作工作分別進行
作為內部控制重要組成部分的職責分離在網絡財務會計管理中減小由內部控制帶來的隱患是十分有必要的，這一風險減小的一個效果比較好的方法是把分別進行監控與操作工作，這一方法的主要做法是：設置監控與操作兩個不同的工作崗位，多方備份每一筆經濟業務。當會計人員進行賬務處理的時候，他的操作過程和輸入的數據會被系統自動記錄下來，監控人員的電腦能夠及時接收到這些信息，他們可以方便地進行備份和存檔。當審計人員或企業負責人認為數據存在疑問時，這些信息可以被監控人員方便地提取，進而進行辨別，這樣會計電算化系統的內部控制可以進一步強化，能有效杜絕相關人員弄虛作假。
2、新的內部審計監督機制亟待建立
企業內部的審計工作在網絡環境下變得更加重要，內部審計部門應加強監督網絡會計系統各職能部門的工作，以確保網絡會計系統的良好運行及工作效率。主要做法如下：首先，為適應當今時代的發展，根據網絡會計的新特點，審計人員應對審計程序和審計方法不斷創新與改進；其次，審計人員要加強自身學習，提升自身知識水平；再次，努力提升計算機操作水平，了解相關法律法規，加強對會計信息系統使用的學習。這樣審計監督職能才能更好地發揮出來，企業的內部控制才能進一步完善，企業才能更好地發展。
3、創建企業財務管理信息系統安全保障體系
網絡經濟以數字化技術為先導，必須通過互聯網進行經濟活動，所以會產生動態的會計信息，這些會計信息具有不可捉摸的特點。同時，當前市場的信息需求逐漸公開化、透明化，多層次、立體化的信息格局逐漸形成。企業財務管理信息系統要基于互聯網創立，計算機網絡的超文本、超媒體技術應綜合運用起來，以形成形象、直觀、全面的信息。
4、加強防毒措施，應對黑客侵襲
第一，堅決使用正版軟件，杜絕盜版。第二，對于移動存儲設備，在使用之前，應做好病毒的防范以及查殺工作，以避免會計信息系統遭受侵害。第三，設置防火墻，禁止流氓軟件被安裝下來，管理好網內的用戶名和密碼。第四，管理好重要的網絡設備，例如路由器，它能夠對會計數據進行正確的存取與過濾，是限制外部訪問的重要手段。第五，對計算機硬盤和軟盤的查毒、殺毒要定期。
5、加強對網絡經濟時代企業財務會計管理人才的培養
首先財會人員要提升自身的計算機操作以及網絡知識水平。其次管理者和系統開發者對網絡會計風險防范意識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為盡快彌補當前網絡會計人員的不足，對復合型的會計人才的培養是十分有必要的。同時，新型的財會教育方法要盡快制定出來，特別是關于高等教育的，現行的會計教育體系要加快建立，并構建會計人員的知識結構，以滿足網絡會計的要求。最后要對在職的會計人員進行繼續教育。一方面，財會人員的安全防范意識和職業道德水平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另一方面，財會人員的計算機知識水平能夠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同時學會一些必要的網絡知識。
四、結束語
當前網絡經濟正快速發展，財務會計管理工作的基本職能較以前發生了較大變化，從而使財務會計信息實現了實時報告，財務會計報告體系逐漸形成；傳統的財務會計工作發生了較大變化，財務會計人力的發揮狀況也發生了較大變化，因而會計信息向國際化、標準化方向發展；由于網絡經濟的發展，當今社會發生了很大變化，企業的運行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提高。雖然網絡經濟給我們的經濟生活帶來了巨大變化，但是我們應深刻意識到網絡經濟的發展給我們的生活也帶來了一些問題，我們應積極采取措施充分發揮網絡經濟對我們生活的有利之處，促進財務會計管理工作的健康發展，提升工作效率，從而提升我們的生活水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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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大地帶。這一方法將中國劃分為東、中、西三大地帶，但不同的時期，每個地帶覆蓋的地域范圍不同。在三大地帶的概念提出之初，廣西壯族自治區曾被視為屬于東部；內蒙古曾被視為屬于中部。后來，人們對此劃法提出了很多異議。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三大地帶覆蓋的地域范圍逐漸被確定了下來。東部地帶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海南等11個省市；中部地帶包括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等8省；西部地帶包括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廣西和內蒙古等12個省、市、自治區。
（二）六大綜合經濟區。包括東北地區、黃河中下游地區、長江中下游地區、東南沿海、西南地區和西北地區。
（三）七大經濟區。包括東北（遼寧、吉林、黑龍江）、西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華北（北京、天津、河北、內蒙古、山西）、華東（山東、上海、江蘇、浙江）、華中（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華南（福建、廣東、廣西、海南）和西南（四川、貴州、云南、）。
（四）九大經濟區。這里有兩種劃法方法。第一種劃法包括東北地區（東北三省、內蒙古東部）、環渤海地區（北京、天津、河北、山東）、黃河中游流域（山西、河南、內蒙古中西部）、長江三角洲地區（上海、江蘇、浙江）、長江中游地區（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東南沿海地區（福建、廣東、廣西、海南）、西北地區（山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和西南地區（四川、云南、貴州）等。第二種劃法包括東北地區（東北三省）、北部沿海（北京、天津、河北、山東）、北部內陸（山西、陜西、內蒙古）、東部沿海（上海、江蘇、浙江）、東部內陸（河南、安徽、江西）、中部內陸（湖南、湖北）、南部沿海（福建、廣東、廣西、海南）、西部內陸（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和西南內陸（四川、云南、貴州）等。（五）九個“大都市經濟圈”。包括沈大（沈陽、大連）、京津冀（北京、天津、唐山、秦皇島、石家莊）、濟青（濟南、青島、煙臺）、大上海（上海、蘇州、無錫、常州、寧波、杭州）、珠江三角洲（廣州、深圳、珠海、汕頭）、吉黑（長春、哈爾濱）、湘鄂贛（武漢、長沙、南昌）和成渝（成都、重慶）等。
總的來看，目前中國區域的劃分方法比較零亂。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官方比較接受的是“三大地帶”的劃分方法。
區域劃分既要遵循區域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又要方便區域發展問題的研究和區域政策的分析。借鑒國際經驗，結合中國國情，我們認為，為適應區域研究和區域政策分析之需，中國區域的劃分必須遵循以下九個原則：（1）空間上相互毗鄰；（2）自然條件、資源稟賦結構相近；（3）經濟發展水平接近；（4）經濟上相互聯系密切或面臨相似的發展問題；（5）社會結構相仿；（6）區塊規模適度；（7）適當考慮歷史延續性；（8）保持行政區劃的完整型；（9）便于進行區域研究和區域政策分析。
對照以上原則，可以發現，前面提到的各種劃分方法均存在著一定的缺陷。有的區塊過大，不便于深入分析區域差別；有的沒有保持行政區劃的完整性，不便于搜集整理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的數據；有的沒有考慮歷史延續性，提出的概念與常識不符；有的覆蓋的區域不全，不是完整的區域劃分。
根據以上原則，考慮到目前各種劃法的種種弊端，我們將中國大陸劃分為如下區域：
1.東北地區。包括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總面積79萬平方公里，2001年總人口10696萬。這一地區自然條件和資源稟賦結構相近，歷史上相互聯系比較緊密，目前，面臨的共同問題多，如資源枯竭問題、產業結構升級換代問題等。
2.北部沿海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東二市兩省。總面積37萬平方公里，2001年總人口18127萬。這一地區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捷，科技教育文化事業發達，在對外開放中成績顯著。
3.東部沿海地區。包括上海、江蘇、浙江一市兩省。總面積21萬平方公里，2001年總人口13582萬。這一地區現代化起步早，歷史上對外經濟聯系密切，在改革開放的許多領域先行一步，人力資本豐富，發展優勢明顯。
4.南部沿海地區。包括福建、廣東、海南三省。總面積33萬平方公里，2001年總人口12019萬。這一地區面臨港、澳、臺，海外社會資源豐富，對外開放程度高。
5.黃河中游地區。包括陜西、山西、河南、內蒙三省一區。總面積160萬平方公里，2001年總人口18863萬。這一地區自然資源尤其是煤炭和天然氣資源豐富，地處內陸，戰略地位重要，對外開放不足，結構調整任務艱巨。
6.長江中游地區。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省。總面積68萬平方公里，2001年總人口23085萬。這一地區農業生產條件優良，人口稠密，對外開放程度低，產業轉型壓力大。
7.西南地區。包括云南、貴州、四川、重慶、廣西三省一市一區。總面積134萬平方公里，2001年總人口24611萬。這一地區地處偏遠，土地貧瘠，貧困人口多，對南亞開放有著較好的條件。
8.大西北地區。包括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兩省三區。總面積398萬平方公里，2001年總人口5800萬。這一地區自然條件惡劣，地廣人稀，市場狹小，向西開放有著一定的條件。
二、中國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特征的比較
比較中國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特征，可以從多側面進行。本報告主要從基本情況、經濟總量與結構、基礎設施、對外開放、市場規模與居民消費、發展能力與經濟活力等6個方面對中國區域社會經濟發展進行比較分析。
（一）基本情況
從表1可以看出，各大區在地域面積、人口規模上存在較大差異。（1）從地域面積上看，大西北地區最大，地域398萬平方公里，占全國（大陸）的41.42%；東部沿海地區最小，地域21萬平方公里，占2.14%。（2）從人口規模上看，西南地區人口最多，2001年，人口24611萬，占全國的19.28%；大西北地區人口最少，人口5800萬，占4.54%。（3）從人口密度來看，東部沿海地區人口最為稠密，2001年，人口密度為660人／平方公里；大西北地區人口最為稀少，人口密度為15人／平方公里。前者為后者的44倍。
表1各大區基本情況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2》。下同。
（二）經濟總量與結構
1.經濟總量
從表2可以看出，（1）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總量最大，2001年，GDP21211億元，占全國的19.87%；大西北地區經濟總量最小，GDP3296億元，占3.09%。前者為后者的6.4倍。（2）東部沿海地區人均GDP水平最高，2001年，人均GDP15617元；西南地區人均GDP水平最低，人均GDP4698元。前者是后者的3.3倍。（3）人均GDP超過全國平均水平的地區有4個地區，分別是東北、北部沿海、東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區；低于全國平均水的也有4個地區，分別是黃河中游、長江中游、西南和大西北地區。（4）在沿海地區，存在著比較明顯的南北差距。2001年，東部沿海地區人均GDP超出北部沿海地區的43.68%。
表2各大區經濟總量
2.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和城鄉人口分布
表3和表4報告了各大區在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和城鄉人口分布等方面的情況。從表3和表4可以看出，（1）第一產業在西南地區的比重最高，2001年，其增加值占西南地區GDP的22.16%；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在東部沿海地區的比重最高，其增加值分別占東部沿海地區GDP的50.55%和40.66%。（2）西南地區第一產業的就業比重最高，2001年，第一產業就業占西南地區就業總量的62.75%；東部沿海地區第二產業的就業份額最高，為32.05%；東北地區第三產業的就業份額最高，為33.16%。（3）雖然從增加值份額來看，各大區第一產業已退居次要位置，其份額均小于相應地區的1/4，但是，從就業份額來看，各大區第一產業仍居于首要地位，其份額無一例外地高于相應地區的第二和第三產業的就業份額。其中，有5個地區接近或超過50%，分別是北部沿海、黃河中游、長江中游、西南和大西北地區。（4）東北地區城市化水平最高，2001年達52.1%；西南地區城市化水平最低，為26.8%。前者比后者高25.3個百分點。（5）各大區城市化任務相當艱巨。城市化水平接近或超過50%的只有3個地區，分別是東北、東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區。除此之外，所有地區的城市化水平均在40%以下，有些地區甚至不足30%。
表3各大區一、二、三次產業增加值構成（％，2001年）
表4各大區一、二、三次產業就業結構和城市化水平（％，2001年）
（三）基礎設施
1.交通運輸設施
從表5可以看出，（1）北部沿海鐵路交通基礎設施狀況最好，2001年每1000平方公里的區域內有鐵路25公里；其次為東北和長江中游地區；最差的是大西北地區，鐵路密度僅為2公里／千平方公里。（2）以線路密度為標準，南部沿海公路交通基礎設施狀況最好，2001年每1000平方公里的區域內有公路536公里；其次為東部沿海、北部沿海和長江中游地區，線路密度超過400公里／千平方公里；最差的是大西北地區，公路密度僅為48公里／千平方公里。（3）東部沿海內河航運狀況最好，水網密度高，每1000平方公里的區域內有內河航線177公里；其次為南部沿海和長江中游地區。（4）綜合起來看，東部沿海地區交通條件最好；南部沿海和北部沿海地區也相當不錯；而大西北地區交通條件最差。
表5各大區交通基礎設施狀況（公里／千平方公里，2001年）
2.城市基礎設施
從表6可以看出，（1）各大地區自來水使用人口占城鎮人口的比重都不是很高，比重最高的大西北地區也只有63.99%的水平；經濟發達的北部沿海、東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區分別只有63.26%、61.72%和47.43%的水平；水平最低的是西南地區，比重只有45.44%。（2）各大區煤氣、天然氣和石油氣使用人口的比重都比較低，比重最高的東部沿海地區的水平也不足60%；長江中游、大西北、黃河中游和西南地區的比重尚不到40%，依次僅為38.91%、35.95%、27.95%和16.79%。（3）從相對水平上看，東北、東部沿海、長江中游地區工業廢水處理設備的負荷較重，南部沿海、黃河中游地區的負荷較輕；除南部沿海地區外，其他各大區工業廢氣處理設備的負荷都比較接近。（4）總的來看，各大區城市基礎設施都不充分，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任務依然非常艱巨。
表6各大區城市基礎設施（2001年）
（四）對外開放
從表7和表8可以看出，（1）無論從進出口狀況還是從利用外資狀況來看，南部沿海地區開放程度都最高，對外依賴程度也最大。2001年，南部沿海地區進出口占全國進出口總額的40.42%，進口占41.80%，出口占38.90%，實際利用外資占37.30%，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占35.19%；進出口依存度為110.44%，進口依存度為59.63%，出口依存度為50.80%，實際利用外資占固定資產投資的33.48%，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的30.32%。（2）沿海三個地區即北部沿海、東部沿海和南部沿海的開放程度顯著地高于其他地區。按開放程度高低排序，則南部沿海先于東部沿海，東部沿海又先于北部沿海。（3）如果從進出口和外資利用占全國的比重看，大西北地區對外開放的程度最低。2001年，大西北地區進出口占全國的比重僅為0.84%，實際利用外資占全國的比重僅為0.31%，與開放程度最高的南部沿海地區有著天壤之別。如果從進出口依存度看，則長江中游地區對外開放程度最低。2001年，長江中游地區進出口依存度7.36%，進口依存度3.99%，出口依存度3.37%，和南部沿海地區相差103.08、55.64和47.43個百分點。
表7各大區對外開放基本情況（％，2001年）
表8各大區對外開放基本情況（％，2001年）
（五）市場規模與居民消費
1.市場規模
從表9可以看出，（1）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來看，東部沿海地區是中國最大的市場。2001年，東部沿海地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7286億元，占全國的18.72%。（2）沿海三個地區的市場規模大于其他地區。按規模大小排序，則東部沿海先于北部沿海，北部沿海又先于南部沿海。（3）北部沿海地區商業和餐飲業的規模最大。2001年，北部沿海限額以上批發零售貿易、餐飲業從業人員98.9萬，占全國的20.51%。（4）大西北地區市場規模、商業和餐飲業規模最小。2001年，大西北地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040億元，占全國的2.77%，不足東部沿海地區的1/7；限額以上批發零售貿易、餐飲業從業人員15.5萬，占全國的3.22%，不足北部沿海地區的1/6。
2.居民購買能力
從表10可以看出，（1）就城鎮居民購買能力而言，南部沿海地區最強，東部沿海和北部沿海地區依次次之，黃河中游地區最弱。2001年，南部沿海地區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9510.5元，人均消費支出7255.9元；黃河中游地區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5364.7元，人均消費支出4225.5元，分
表9各大區市場規模(2001年）
別只有南部沿海地區的56.41%和58.24%。（2）就農村居民購買能力而言，東部沿海地區最強，南部沿海和北部沿海地區依次次之，大西北地區最弱。2001年，東部沿海地區農村人均純收入4303.5元，人均消費支出3032.5元；大西北地區農村人均純收入1604.1元，人均消費支出1243.0元，分別只有東部沿海地區的37.27%和40.99%。（3）不同地區農村居民購買力之間的差別大于城鎮居民購買力之間的差別。2001年，八個地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均方差為0.6158，小于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0.9592的均方差；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的均方差為0.5530，小于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0.8916的均方差。
表10各大區居民購買能力（元，2001年）
3.城鄉家庭典型耐用消費品擁有水平
中國城鄉居民的生活已基本上實現小康。在城鎮，彩色電視、冰箱、洗衣機等傳統耐用消費品已經普及，各地區差別不甚明顯。在農村，一些傳統耐用消費品尚未普及。為扼要反映各大區在耐用消費品擁有水平上的差異，本報告選擇城鎮家庭電腦擁有量和移動電話擁有量，以及農村家庭彩電擁有量和摩托車擁有量等項指標進行了比較。見表11。
表中可見，（1）南部沿海地區城鄉家庭典型耐用消費品擁有水平最高。2001年，每百戶城鎮家庭擁有電腦27.5臺，擁有移動電話76.4部；每百戶農村家庭擁有彩電76.9臺，擁有摩托車57.4部。（2）總體上看，沿海三大區城鄉家庭擁有典型耐用消費品的水平高于其他地區。就城鎮居民家庭而言，東部沿海地區高于北部沿海地區。就農村居民家庭而言，東部沿海地區和北部沿海地區難分高下。一方面，東部沿海地區農村家庭擁有彩電的水平高于北部沿海地區；另一方面，北部沿海地區農村家庭擁有摩托車的水平又高于東部沿海地區。（3）就城鎮家庭而言，典型耐用消費品擁有水平最低的是大西北地區。2001年，大西北地區每百戶城鎮家庭擁有電腦7.1臺，比南部沿海地區少20.4臺；擁有移動電話24.4部，比南部沿海地區少52部。（4）就農村家庭而言，典型耐用消費品擁有水平最低的是西南地區。2001年，西南地區每百戶農村家庭擁有彩電37.7臺，比南部沿海地區少39.2臺；擁有摩托車10.9部，比南部沿海地區少46.5部。
表11各大區城鄉家庭典型耐用消費品擁有水平（臺或部／百戶，2001年）
4.生活條件
反映居民生活條件的指標很多。這里選擇城鎮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積和萬人醫療機構病床床位數對各大區的生活條件進行了比較。比較表明，（1）大西北地區城鎮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積最多，2001年，達31.1平方米；長江中游地區城鎮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積最少，為22.1平方米，比大西北地區少9米。（2）東北地區萬人擁有的醫療機構病床床位數最多，2001年，為37張；西南地區萬人擁有的醫療機構病床床位數最少，為20張，比東北地區少17張。
表12各大區生活條件（2001年）
（六）發展能力與經濟活力
1.投資和財政能力
表13和表14表明，（1）東部沿海地區固定資產投資規模最大。2000年、2001年和2002年前8個月，東部沿海地區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占同期全國固定資產總投資的比重均高于其他地區，分別為21.29%、21.23%和22.96%；大西北地區最小，上述三個時期的比重分別為4.32%、4.54%和5.21%，比東部沿海地區小16.97、16.69和17.75個百分點。（2）以固定資產投資規模而論，沿海三地區的投資能力強于其他地區。在沿海地區中，東部沿海地區的能力強于北部沿海地區，北部沿海地區的能力強于南部沿海地區。（3）從財政能力來看，東部沿海地區最強，地方財政收入占全國地方財政收入的21.56%，人均地方財政收入高于其他任何地區，達1239元。（4）從地方財政收入占全國地方財政收入總額的比重來看，大西北地區能力最差，2001年，其比重只有2.8%。然而，從人均財政收入的水平來看，長江中游地區最差，人均只有300元，不足東部沿海地區的1/4。（5）各地區人均財政收入均小于其人均財政支出。這說明，中央政府對各地區均有財政轉移支付。從人均水平上看，大西北地區獲得的轉移支付最多，達999元；南部沿海地區獲得的最少，為245元。
表13各大區固定資產投資占全國的比重(%)
表14各大區財政能力比較（2001年）
2.技術開發能力
從表15可以看出，（1）從專業技術人員的絕對量看，西南地區國有企事業單位科技人員最多。2001年，西南地區國有企事業單位人員占各地區總人數的16.53%。長江中游和北部沿海地區科技人才總量也不少，南部沿海地區人才總量較少。西北地區人才總量最少，2001年，比重僅為5.19%，比西南地區低11.34個百分點。由于改革以后，民營部門的科技人才不斷增多，上述人才總量分布不能完全反映真實情況。（2）從專業技術人員相對水平看，東北地區人才最為富裕。2001年，東北地區每萬人中國有企事業單位專業技術人員201.2名。其次，為大西北和東部沿海地區。人才最為匱乏的是西南地區，同年，每萬人中專業技術人員127.2名。此項標與前項指標似乎給了人們以相反的印象。產生這種悖論的原因是各大區人口總量存在著巨大差異。（3）北部沿海地區投入的研究與開發費用最多。2000年，其研發費用占各大區研發費用的28.87%，超過各大區總費用的1/4。東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區的投入也比較多。大西北地區的投入最少，2000年，其投入只占1.53%，不足各大區總費用的1/50。（4）北部沿海、東部沿海和長江中游地區人才培養能力較強，大西北地區能力最弱。2001年，北部沿海、東部沿海和長江中游地區高等院校在校學生數占全國的比重均超過了16%，大西北地區只有1.53%。在沿海地區中，南部沿海地區人才培養能力最弱。
3.產業能力
表16表明，（1）從工業生產能力來看，1997年，東北地區采掘業生產能力最強，增加值占全國的21.18%；東部沿海地區中間投入品、消費品和資本品制造能力最強，增加值分別占全國的22.56%、23.47%和28.10%。東部沿
表15各大區技術開發能力（2001年）
注：a為2000年數據。
海地區采掘業生產能力最弱，增加值只占全國的4.23%；大西北地區中間投入品、消費品和資本品制造能力最弱，增加值分別占全國的1.78%、3.12%和1.17%，與制造能力最強的東部沿海地區相比均相差20個百分點以上。（2）從開發區建設情況來看，2001年，北部沿海地區高新技術企業產值占全國開發區高新技術企業產值的比重最大，達28.66%；東部沿海地區高新技術企業出口占全國開發區高新技術企業出口總額的比重最高，達34.02%。大西北地區開發區建設最不理想。同年，大西北地區高新技術企業產值占全國開發區高新技術企業產值的比重只有0.77%，高新技術企業出口占全國開發區高新技術企業出口總額的比重只有0.13%，均不到全國的1%。
表16各大區產業能力（％，2001年）
4.商業聯系能力
表17表明，（1）長江中游地區人員往來最為頻繁，大西北地區最為稀少。2001年，長江中游地區旅客周轉量占全國的比重達18.38%，大西北地區占4.59%，前者高于后者13.79個百分點。（2）北部沿海地區貨物運輸最為繁忙，大西北地區最為冷清。2001年，北部沿海地區貨物周轉量占全國的比重達30.52%，大西北地區占3.55%，前者高于后者26.97個百分點。(3)北部沿海地區交通工具最多，大西北地區最少。2001年，北部沿海地區民用汽車擁有量占全國的比重達22.57%，大西北地區占4.82%，前者高于后者17.75個百分點。
表17各大區商業聯系狀況（％，2001）
5.經濟活力
表18表明，（1）從當前的經濟活躍程度來看，東部沿海地區最強，2000和2001年，GDP分別增長10.8%和10.3%；西南地區最弱，GDP分別增長8.2%和8.5%；前者比后者高2.6和1.8個百分點。（2）沿海三地區的經濟活躍程度強于其他地區。2000年，北部沿海和東部沿海地區經濟以超過10%的速度增長；2001年，三地區經濟均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
表18各大區經濟增長（以上年為100）20002001
東北109.2108.7
北部沿海110.0110.3
東部沿海110.3110.8
南部沿海109.4110.4
黃河中游109.0109.1
長江中游108.9108.8
西南108.5108.2
大西北109.2108.6
三、簡要結論
——鑒于目前關于中國區域的各種劃分方法存在諸多弊端，不便于深入分析地區差異，本報告提出了劃分中國區域的一種新方法。這種方法把中國分為區域，即東北、北部沿海、東部沿海、南部沿海、黃河中游、長江中游、西南和大西北地區。
——各地區在地域范圍、人口規模和富裕程度上存在較大差別。大西北地區地域最為寬闊，西南地區人口最為眾多，東部沿海地區最為富庶。
篇7
2.治超工作面臨復雜形勢，治超長效機制需進一步完善。
一是受利益驅動，一些車主、駕駛員漠視交通安全，抱著多拉快跑的心態，違法超限運輸屢禁不絕。二是源頭治理難度大，產生超限超載的各種條件并未消除，例如“大噸小標”車輛和各類改裝車輛仍然屢禁不絕。三是治理手段有限，暴力抗法和車輛沖卡時有發生，甚至危及到執法人員的人身安全。四是有些地方政府和部門擔心治超影響經濟發展，對超限超載的危害性認識不足，支持力度不夠，協同作戰有待于進一步加強。
3.路域環境治理機制有待理順。
有的地方政府對路域環境治理不夠重視，部門協調機制不順暢，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路域環境治理工作的開展。穿村鎮路段歷史遺留問題多，治理難度大。一些地方財力薄弱，拆遷補償資金不到位，導致房屋拆遷、路宅分家等許多問題在公路建設和改擴建期間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沿線兩側村鎮密布，企業和工商業戶眾多，對路域環境需下大力氣整治和鞏固。有些整治工作因涉及到沿線居民的個人利益，在部分鄉鎮駐地和穿村路段進行邊溝疏通、平交路口清理時，需要做好解釋溝通工作。
4.路政執法監督和廉政建設任務趨重。
最近一段時期，新聞媒體先后曝光了一些省市路政執法工作中存在的執法亂象，在社會上引起較大反響。由于執法環境日趨復雜，如果執法人員不能嚴格自律，極易出現、的現象。因此，在公路路政執法工作中進一步加強執法監督和廉政建設勢在必行。
二、加強路政管理工作的對策與思考
針對這些情況，應當站在加強執行力、創新力、公信力建設的高度，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認真研究對策，不斷破解發展難題，推動路政管理工作實現新的跨越和發展。
一是端正執法理念，規范行政行為。重新認識新時期、新階段賦予路政管理工作的新內容。伴隨著公路事業的發展，公眾對出行服務的標準要求越來越高，公路路政管理工作增加了信息服務、應急救援、安全保障、公路保暢、應急處置等新內容，路政管理人員要不斷更新觀念、提高素質，增加硬件、開發軟件，主動適應路政管理工作的新要求，積極承擔起路政管理工作的新任務。要牢固樹立依法行政的執法理念，在作出決策以及實施具體行政行為時堅持依法辦事，不僅要遵守實體法，也要遵守程序法，努力做到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當、高效便民、誠實守信、權責統一。
二是抓好隊伍建設，夯實工作基礎。提高路政管理隊伍的綜合素質和執法水平。堅持把教育培訓和文化建設作為基礎性工作，實行嚴格教育、嚴格管理，提高隊伍素質，提升隊伍形象。把好路政人員準入關，適時為路政隊伍補充有責任、有朝氣、有學識、有能力的優秀人才。暢通路政人員出口，對因年齡、身體、知識結構等原因不能適應工作崗位要求的同志，逐漸向非專業崗位轉崗分流，優化隊伍結構。組織開展路政人員培訓，抓好素質教育和職業道德教育，提高執法人員工作能力和服務水平。打造學習型隊伍，讓學習成為路政人員的自覺行為。通過學習，增長知識和經驗，彌補不足，把路政隊伍建設成適應路政管理現代化的文明之師。
三是構建長效機制，推進依法治超。按照“立足源頭、依法嚴管、標本兼治、長效治理”的方針，不斷完善治超工作長效機制，將超限運輸遏制在可控狀態。按照“統一口徑、統一標準、統一行動”的要求，開展有針對性的治超活動，靈活執法，注重實效，做到執法依據、處理程序、處罰標準準確無誤。注意治超安全，確保安全保障和應急措施到位。嚴格治超紀律，杜絕貪污受賄、亂扣濫罰。同時，對闖關逃逸、暴力抗法、屢教不改的少數違法人員依法查處，為社會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交通運輸環境。
篇8
濫伐林木罪，是指違反森林法規定，未經林業行政主管部門及法律規定的其他主管部門批準并核發采伐許可證，或者雖持有采代許可證，但違背采伐許可證所規定的地點、數量、樹種、方式等任意采伐本單位所有或管理的，以及本人自留山上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數量較大的行為。刑法第345條第2款規定：“違反森林法的規定，濫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數量較大，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罰金。”數據巨大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該條第4款規定：“盜伐、濫伐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從重處罰。”
本罪為刑法修訂以前，1979年刑法固有的罪名，附屬刑法中對濫伐行為亦規定了相應的刑事罰則。由于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的現象日益惡化，使得森林的可持續管理問題成為全球的環境熱點問題之一。為突出立法者對森林資源加大保護力度的宗旨，我國相繼頒布了一系列有關森森資源保護的法律、法規，諸如1979年《刑法》、《森林法》、《森林法實施細則》等，但是，在刑法典頒行前，這些規定均未能有效的抑制破壞森林資源行為的蔓延。尤其是在一些偏遠地區或林區，隨意砍伐森林和各種林木的行為屢禁不止，致使濫伐林木、毀壞森林資源的案件時有發生，森林保護刑事立法嚴重滯后及期自身存在的缺陷，是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之一，刑法典為更加適應打擊盜伐、濫伐林木行為的需要，在1979年刑法第128條規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盜伐、濫伐林木案件應用法律的幾個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的有關規定的基礎上，刑法于第345條第2款，對原有的濫伐林木罪進行了修正的增訂。一是改變以往將盜伐林木和濫伐林木罪混列于一個法條的立法模式，結合盜伐林木和濫伐林木各自的行為特征，采用兩款同列于一個法條的形式，分別規定盜伐林木罪和濫伐林木罪兩個罪名，以及不同的量刑單位，同時明確了單位構成本罪的刑事責任，并對單位實行兩罰制；二是將原有的“情節嚴重”要件替之以“數量較大”的結果要件，并增加了“數量巨大”的結果加重要件；三是調整法定刑的幅度。對一般犯濫伐林木罪的，增加了管制刑；同時還增訂了一個量刑幅度及一個從重處罰情節，對濫伐林木數量巨大的，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對濫伐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作為本罪的從重情節加以處罰。刑法在森林資源保護方面的改進，為實踐中確定濫伐林木罪提供了較為詳細、具體的依據。
二、濫伐林木罪的構成要件
（一）、濫伐林木罪的客體特征
濫伐林木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對林木資源的保護和管理制度，即主要侵犯的是林木采伐的管理制度。根據《森林法》和《森林法實施細則》的規定，凡采伐林木的都必須申請采伐許可證，按許可證的規定進行采伐，但采伐竹子和不是以生產竹材為主要目的的竹林，以及農村居民采伐自留地、房前屋后自有的零星林木除外；國營林業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部隊、學校和其他國營企業事業單位采伐林木，由所在地縣級以上林業主管部門審核發放采伐許可證；鐵路、公路的護路林和城鎮林木的更新采伐，由有關主管部門審核發放采伐許可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采伐林木，由縣級林業主管部門審核發放采伐許可證；農村居民采伐自留山和個人承包集體的林木，由縣級林業主管部門或者其委托的鄉、鎮人民政府審核發放采伐許可證；采伐以生產竹材為主要目的的竹林，同樣適用上述審核程序。在未履行上述審核程序的情況下實施的濫伐行為，就是對林業資源管理制度的侵犯。
本罪的犯罪對象是森林和其他林木，而且應限定為本單位所有的或管理的，或者本人自留山上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以及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內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森林或林木的所有權屬于國家或其他單位或非本人所有的，以及個人種植的零星林木也不屬于本罪的對象。作為本罪對象的森林或者林木資源的權屬問題，是決定采伐行為性質的關鍵所在。修訂后的《森林法》規定：森林資源性于國家所有，由法律規定性于集體所有的除外。國家所有的和集體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個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其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犯。國有企事單位、機關、團體、部隊營造的林木，由營造單位經營并按照國家規定支配林木收益；集林所有制單位營造的林木，歸該單位所有；農村居民在房前屋后、自留地、自留山種植的林木，，歸個人所有，城鎮居民和職工在自有房屋的庭院種植的林木，歸個人所有；集體或者是個人承包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的宜林荒山荒地造林的，成包后種植的林木規成包的集體或個人所有，承包合同另有規定的，按照承包合同的規定執行。又根據《解釋》的規定：明知林木權屬不清，在爭議未解決前，擅自砍伐林木，情節嚴重的，應確定林木權屬，分別具體情況，按盜伐林木罪或濫伐林木罪追究刑事責任；林木權屬難以確定的，按濫伐林木罪處罰。
（二）、濫伐林木罪的客觀特征
濫伐林木罪在客觀上表現為違反《森林法》的規定，濫伐森林或者林木的行為。具體表現為三個方面：（1）違法要件。構成本罪必須以行為具有違法性為前提條件，即違反森林法及其他森林保護法規的有關禁止性規定，具體是指導違反采伐林木應經有關部門批準，在批準的范圍進行采伐的法律規定。我國現有保護森林的法規均規定。任何林木，不論屬于國家、集體所有，還是屬于個人所有，都不能任意采伐，而應由有關部門根據森林和其他林木生長狀況，決定是否可以采伐以及如何采伐。（2）行為要件。本罪客觀上的具體表現方式為：濫伐林木的行為，即違反森林法的規定未經林業行政主管部門批準并核發采伐許可證，或者雖持有采伐許可證，但違背采伐許可證所規定的地點、數量、樹種、方式而任意采伐本單位所有或管理的，以及本人自留山上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數量較大的行為。主要包括兩種形式：
一是“無證濫伐”的行為。主要是指導“未經林業行政主管部門批準并核發采伐許可證而任意采伐的行為”，即所謂沒有經有關林業行政管理部門，以及其它有權批準采伐的主管部門（比如鐵路部門對護路林有批準權）的批準，并核發采伐許可證，而擅自砍伐單位和本人所有或所管理的林木。二是“有證濫代”的行為。是指“雖持有采伐許可證，但違背采伐許可證所規定的地點、數量、樹種、方式而任意采伐本單位或本人所有或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行為”，即所謂雖有有關部門批準采伐并核發的采伐許可證，但違背了許可證上所規定的地點、數量、樹種和方式等進行的采伐行為。需要明確的是，違背采伐許可證上規定的四項內容，一般來說，并不要求違背上述四項的全部，只要違背上述其中一項，即可視為濫伐林木的行為。《森林法》規定，防護林和特種用途林中的國防林、母樹林、環境保護林、風景林，只準進行撫育和更新性質的采伐；成熟的用材林應當根據不同情況，分別采取擇伐、皆伐和漸伐的方式；特種用途林的名勝古跡和革命紀念地的林木、自然保護區的森林，嚴禁采伐。凡違背采伐許可證上規定的方式采伐，即屬濫伐林木的行為。在林木所有權難以確定的情況下，實施的擅自砍伐林木，情節嚴重的行為；為收購木材、木制品以及其他目的，唆使他人濫伐林木構成犯罪的行為；濫伐自然保護和城市園林部門管理的樹木的行為等，亦屬濫伐林木的行為，僅把濫伐林木的行為視為“雖經主管部門同意，但未按采伐規定任意采伐的行為”，是不全面的。因為，濫伐也可以是不經主管部門批準任意采伐的行為。
（3）數量要件。行為人濫伐林木達到“數量較大”的標準，方可構成本罪，此為構成本罪的必備條件。所謂“數量較大”，根據司法實踐的經驗和有關避開法解釋的規定，“數量較大”的起點是。在林區濫伐林木的一般掌握在10立方米—20立方米或幼樹500—1200株；在非林區盜伐一般掌握在5立方米—10立方米或幼樹250—600侏，或者相當于上述損失。林木的數量，一般以立木材積計算，立木材積即立木蓄積，其計算方法是原木材積除以該樹種的出材率，幼樹是指導生長在幼齡階段的樹木。在森林資源調查中，樹木胸徑大5cm以下的視為幼樹，以“株”為單位進行統計。超計劃采伐而構成濫伐的林木數量，應根據伐區調查設計允許的差額以上計算。至于“相當于上述損失”的問題，刑法和《解釋》都未作出具體的說明，但是《解釋》中規定，將數量接近上述標準，又具備一定情節的行為，應視為達到數量較大，并應視為犯罪的行為。這些行為主要指：為首組織、策劃、煽動濫伐林木，或者破壞植被面積較大，致使森林資源遭受損失的；濫伐防護林、經濟林、特種用途林的；一貫濫伐屢教不改的；濫伐林木不聽勸阻，或威脅護林人員的；其他盜伐情節嚴重的行為。這些行為皆屬于“相當于上述損失”的內容。關于濫伐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內的森林或者城市園林管理其他林木的行為。由于自然保護區森林和城市園林管理的其他林木所處的特定地域，決定了這一地區森林資源和林木保護的特殊價值及其所有權的專屬性，如果濫伐這一特定地區的林木，其社會危害性遠比在一般的林區或非林區濫伐要重。因此，根據《解釋》第7條規定的濫伐自然保護區和城市園林部門管理的樹木，不僅不受砍伐林木數量的限制，還要從嚴懲處。對濫伐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內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行為應以本罪論，而不必局限于濫伐的數量要求。
（三）、濫伐林木罪的主體特征
濫伐林木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單位。自然人包括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具有責任能力的一般公民、國家工作人員以及單位濫伐林木罪的直接責任人員，單位既可以是林業部門本身或者其所屬的單位，也可以是其他任何所有權性質的或合伙的對森林或者林木資源具有所有權的單位。
（四）、濫伐林木罪的主觀特征
濫伐林木罪的主觀上表現為故意。故意的形式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間接故意，直接故意的內容表現為，明知濫伐行為會侵害國家的林業管理活動，卻故意實施這種行為，以追求其行為對法律所保護的客體受到侵害結果的發生；間接故意的內容，主要是行為人明知自己的濫伐行為是違反《森林法》的有關規定。并發生破壞森林資源的結果，而對這種結果采取放任的態度。也就是說，行為人雖然不希望造成森林損害結果的發生，但是，又不設法防止，而采取聽之任之，莫不關心的態度。但是，無論濫伐林木罪是直接故意，還是間接故意，都不包含非法占有林木的目的，不包含非法占有林木的內容。如果由于過失違章錯伐不應砍伐的林木，則不能構成本罪。出于過失的錯伐；主要是指濫伐林木的直接實施人，或者不懂得林業管理制度；或者主管人員沒有交代采伐的要求，因而出現沒有按照采伐許可證上批準的采伐區域、方式、樹種等要求進行采伐，而導致亂砍濫伐的情況。對于這種過失心理支配下的錯誤行為，應由林業部門進行批評教育，或按森林法等有關森林保護的法律規定給予民事的或行政的處罰，一般不以濫伐林木處罰。如果情節比較惡劣，造成的后果特別嚴重，構成犯罪的，則應視為構成罪，而不構成本罪。至于行為人或者單位濫伐林木的目的是為了私人占有、營利圖財，報復護林人，還是單位集體受益等，均不是本罪構成的因素。
三、濫伐林木罪的認定
（一）、濫伐林木罪與非罪界限的認定
本罪與盜伐林木罪相同，都是以數量的大小作為衡量是否構成犯罪的主要示準，至于數量較大的標準，目前應以《解釋》第2條規定為根據，即在林區濫伐林木的一般掌握在10立方米—20立方米或幼樹500—1200株、在非林區濫伐林木的一般掌握在5立方米—10立方米或幼樹250—600株、或者相當于上述損失的。由于我國各地區發展的差異，各地方可以參考上述所規定的數額標準，確定本地區濫伐林木罪的數量標準。《解釋》第5條來規定，濫伐林林接近上述數量，且具有以下情節之一的，也應視不達到上述數量標準，并按照犯罪對待。這些情節是：為首組織、策劃、煽動濫伐林木，或者破壞植被面積較大，致使森林資源遭受損失的；濫伐防護林，經濟林、特種用途林的；一貫濫伐屢教不改的；濫伐林木不聽勸阻，或威脅護林人員的；其他濫伐情節嚴重的行為。如果不僅達到規定的數量標準，還具備以上情節的，則應按照濫伐林木的罪從重處罰。也就是說，本罪原則上應以數量的大小為衡量是否構成犯罪的標準，但如果濫伐林木行為具備了數量標準以外的其他濫伐情節，即使其濫伐林木的數量不足以構成犯罪，也應以濫伐林木罪論處。反之，濫伐林木的數量既沒有達到法律規定的數量標準，濫伐林木的行為又不具備上述濫伐林木情節的，不應以濫伐林木罪論處。此外，在司法實踐中往往到群眾性哄搶林木的事件，對于這類事件應本著教育多數、打擊少數的政策精神妥善處理，主要打擊的對象應是首犯、主犯和屢教不改的慣犯以及教唆犯，因而，在群眾性哄搶林木的事件中應區別對待，只對其中參與哄搶林木情節嚴重的、符合上述打擊范圍的人員、具備濫伐林木罪構成要件的，以濫伐林木罪處罰；對于尚未構成犯罪的，由有關部門進行批評教育。但對于有些單位或組織，打著為本單位謀福利的名義，在未得到有關部門批準的情況下，組織本單位成員擅自砍伐本單位所有的林木，造成大面積林木毀壞的結果的，對該單位的主管人員或直接責任人員應以濫伐林木罪處罰，其他參與濫伐林木行為的成員，應進行批評教育，而不一概以犯罪論處。例如，某大隊黨支部書記黃某，以“籌辦自來水經費”為名，擅自決定拍賣林木，并親自帶頭上山砍伐本大隊集體所有的林木，直到司法機關出面干涉時，已經砍伐中、幼林1400多株，材積30多立方米。從這一集體濫伐行為的性質和結果上看，已構成了濫伐林木罪，但不應追究全體參與濫伐林木者，而應對直接領導和起帶頭作用的黃某以濫伐林木罪追究刑事責任。
（二）、濫伐林木罪與其他犯罪界限的認定
（1）本罪與盜伐林木罪的界限
盜伐林木罪，是指擅自砍伐國家、集體所有（包括本人承包或他人依法承包經營管理、國家或集體所有）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以用擅自砍伐他人自留山上的成片林木等，數量較大的行為。雖然盜伐林木罪和濫伐林木罪都是既可以是單位也可以是自然人實施的侵犯國家保護森林資源的管理制度的行為，并且都對森林和其他林木造成不同程度的損害，但實際上，本罪與盜伐林木罪在構成材件上，具有明顯的差別，主要反映為：
其一，犯罪對象不同。兩者犯罪對雖都是森林和其他林林，但于具體內容上卻有分別。在本罪中行為人濫伐的對象則是既無所有權或者采伐權的森林和其他林木；而盜伐林木罪中行為人盜伐的對象則是既無所有權也無采伐權的森林和其它林木。從林木所有權的性質上區分，根據《森林法》第27條規定：“集體或者個人承包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的宜林荒山荒地造林的承包后種植的林木歸承包的集體或個人所有；承包合同另有規定，按照承包合同規定執行。”由此可知，個人承包林木的所有權有兩種形勢，即承包個人所有或國家、集體所有。如果承包人本人擅自砍伐國家或集體所有的承包林木，應視為盜伐林木罪。根據《解釋》第1條規定，明知林木權屬不清，在爭議未解決前，擅自砍伐林木，情節嚴重的，應確定林木權屬，分別具體情況，按盜伐林木罪或濫伐林木罪追究刑事責任；林木權屬難確定的，按濫伐林木罪處罰。這講一步說明，認定本罪與盜伐林木罪的對象標準不同，擅自砍伐屬于國家、集體和他人自留山上的或他人經營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或本人或他人依法承包經營管理的國家、集體所有的森林的，應定盜伐林木罪；反之，如果林木的權屬系為自有林木，即本單位所有或管理的林木，如屬于集體所有的林木、國家所有但由某國營林場管理的林木，以及本人所有的自留山上的林木。行為人進行砍伐的，則構成本罪。
其二、犯罪客觀方面不同，本罪與盜伐林木罪在客觀上存有實質性的區別，濫伐林木行為以違反森林為前提，客觀行為包括有采代許可證而不按照其規定要求的采伐行為，以及無證任意采伐具有所有權的采伐森林或林木的行為；而盜伐林木行為則純屬是無采伐許可證的采伐行為，行為人是在林木所有人、看管人或主管機關不知的情況下，私自秘密采伐不具有所有權的森林或其他林木，因此，盜伐林木行為本身具有非法占有林木的性質。
其三、犯罪主要觀方面不同。本罪與盜伐林木罪的主觀罪過形式上雖者屬故意，但兩罪的故意內容存有差別。本罪主觀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間接故意，即行為人雖然不希望造成森林損害結果的發生，但是又不設法防止，而采取聽之任之、漠不關心的態度。然而，無論本罪主觀罪過是直接故意還是間接故意，其主觀內容都不包含非法占有林木的目的；而盜伐林木罪只能是直接故意，而且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林木的目的；而盜伐林木罪可能是自用、銷售營利、轉送他人或轉歸單位所有，等等但不影響盜伐林木的罪的構成。
此外，本罪與盜伐林木罪除了上述犯罪構成要件上顯著不同外，在其他方也存有差異。一是作為定罪的林木數量標準不同。本罪的數量標準低于盜伐林木罪，根據《解釋》規定的衡量標準，構成本罪的數量起點是：在林區濫伐林木的一般掌握在10立方米—20立方米米或幼樹500—1200株，在非林區盜伐一般掌握在5立方米—10立方米或幼樹250—600株；而構成盜伐林木罪的數量起點為：在林區盜伐的一般掌握在2立方米—5立方米或幼樹100—250株；在非林區盜伐一般掌握在1立方米—2.5立方米或幼樹50—125株。二是法定的量刑單位不同和刑罰的輕重不同。刑典第345條對本罪規定了兩個量刑單位，這兩個量刑檔次雖與盜伐林木罪前兩個量刑單位量罰相同，但由于兩罪的起刑點有別，所以，其內在的刑罰強度具有質量上的差別。所不同的是，該條對盜伐林木罪還規定了第三個量刑單位，即對盜伐林木數量特別巨大的，處以較重的刑罰；而對本罪無此規定。通過以上兩點區別，可以看出刑法對構成盜伐林木罪的數量要求低于本罪，而且于量刑卻高于本罪，這說明盜供林木罪的性質和社會危害程度遠遠超過本罪。
（2）本罪與違法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罪的界限
違法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罪，是指導林業主管部門的工作人員違反森林法規定，，超過批準的年采伐限額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情節嚴重，致使森林資源遭受嚴重破壞的行為。兩罪之間在犯罪構成上具有明顯的區別：
其一，犯罪客體沒。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對林木資源的保護和客理制度，即主要侵犯的是森林采伐的管理制度。其犯罪對象是本單位所有的或管理的、或者本人自留山上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以及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內的森林或者是其他林木，而違法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罪侵害的客體是國家對森林資源的正常管理活動，主要是許可證發放的管理活動。
其二、犯罪客觀方面不同，兩罪都表現為違反了森林法的有關規定，且客觀行為都于采伐許可證有關，但本罪客觀上屬于無林木采伐許可證或不按林木采伐許可證的要求采伐林木的行為；違法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罪是違法發放或越權發放采伐許可證的行為。二者行為的具體內容是不同的：前者的行為方式表現為，違反有關森林保護法規，未經林業行政主管部門批準并核發采伐許可證，或者雖持有采伐許可證，但違背采伐許可證所規定的地點、數量、樹種、方式而任意采伐本單位所有或管理的，以及本人自留山上的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數量較大的行為；而后者的行為則是表現為，實施了違反森林法的規定，，超過批準的年采伐限額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或者違反規定濫發林木采伐許可證的行為，并發生了致使森林遭受嚴重破壞的結果。
其三，犯罪主體不同。本罪為一般主體，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單位；而違法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罪則系特殊主體，即林業主管部門的工作人員，非林業主管部門的工作人員不能成為本罪的主體，但是并不是所有林業主管部門的工作人員都能成為本罪的主體，只有林業主管部門中行使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職權的工作人員，才可以成為本罪的主體。
其四，犯罪主觀方面不同。本罪主觀上表現為故意。1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間接故意；而違法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罪的主觀罪過形式則比較復雜，就該罪的性質而言，行為人的主觀罪過不可能是直接故意，如果行為人主觀上出于直接故意，那么則可能與濫伐林木者或單位共同構成濫伐林木罪。因此，對于，超越批準年采伐限額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或者違反規定濫發林木采伐許可證的行為是違法的，行為人主觀上一般是明知的，但對于其行為致使森林資源遭受嚴重破壞的危害結查，行為主觀上則既可能是故意，也可能是過失。對于故意而言，一般是放任的間接故意，即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可能或必然發生致使森林遭受嚴重破壞的危害結果，而仍然實施的行為，放任危害結果的發生；對于過失而言，則既可能是疏忽大意的過失，也可以是過于自信的過失，即行為人應當預見自己行為可能會發生致使森林資源遭受嚴重破壞的危害結果，由于疏忽大意沒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而輕信能夠避免，以致發生了森林遭愛嚴重破壞的結果。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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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區域生態經濟功能區劃回顧
區域生態經濟功能區劃是利于實現自然生態系統與人類經濟系統功能協調演進的綜合區劃，它強調生態學基礎和經濟發展規律，全面考慮包括自然因素和人為因素在內的生態因子，根據自然、社會、經濟因素的特點及其內在聯系所構成的空間組合形式的相似性和差異性，劃分不同類型、不同等級的生態經濟單元．自產生以來，區域生態經濟功能區劃經歷了以下發展歷程：
1．1區劃自然(生態)功能區劃
竺可楨于1931年發表的“中國氣候區域論”標志著中國現代自然區劃的開始，隨后黃秉維于20世紀40年代初首次對我國的植被進行了區劃．2O世紀5O年代，在對我國自然資源深入調查及分析的基礎上，自然工作者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國自然地域的區劃原則和指標體系．其中最具影響和最完整的是在1959年由中國科學院自然區劃工作委員會編寫出版的《中國綜合自然區劃(初稿)》，它明確了區劃的目的，擬定了適合中國特點又便于與國外相比較的區劃原則和方法．與此同時，許多省區也分別完成了各自的自然區劃．20世紀8O年代，各單項區劃和綜合自然區劃方案更加趨于完善，并出版了《中國植被》、《中國土壤》和《中國自然地理》叢書等一系列論著．
1．2區劃生態經濟功能規劃
依據客觀自然地理的分異規律性所進行的自然區劃，主要停留在對自然表象的認識上，區劃指標過于單一，不能滿足現今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
在總結我國生態建設有關經驗的基礎上，環境學家馬世駿教授于1981年首次提出了社會一經濟一自然復合生態系統理論．他指出：“當代若干重大社會問題都直接或間接關系到社會體制、經濟發展狀況以及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社會、經濟和自然是三個不同性質的系統，但其各自的生存和發展都受其他系統功能、結構的制約，必須當成一個復合生態系統來考慮”_3]．王如松做了進一步的闡述，認為城市和農村是一個以人類活動為紐帶，由社會、經濟與自然三個亞系統組成的相互作用與制約的復合生態系統E43．在這一基礎上區域規劃由單純的自然生態分析向涉及自然、社會、經濟諸多方面的綜合分析轉變，經濟生態規劃隨之逐漸展開．1989年周紀倫等主持的上海郊區生態經濟規劃以區域生態經濟復合系統為劃分對象，構造了一個能反映城鄉地區生態經濟系統整體特征的框圖模型，開創了國內區域生態經濟綜合區劃的先河]．自此以后，在復合生態系統理論的指導下，生態經濟綜合區劃蓬勃開展起來．
2區域生態經濟功能區劃方法
在構筑生態經濟功能區劃理論的同時，區劃實際工作者也在方法上進行著積極的探索，創立和引進了許多區劃方法．下面主要介紹以下幾種常用方法：
2．1系統聚類方法
首先把各個對象各自歸為一類，然后每次將最相似的兩類合并，合并后重新計算新類與其他類的距離或相近性測度．這一過程一直持續到所有對象歸為一類為止．方法是將分類單元對應的指標因子構成分類矩陣，首先用標準后的數據計算分類單元的相似系數，最常用的方法是歐式距離法；最后進行聚類分析，較常用的是最短距離法和最長距離法．
早期運用系統聚類方法的規劃很多．其中盧蘭、蔡秋等就利用系統聚類方法對槽渡河流域的農業做了生態經濟區劃，將其劃分為了5個農業生態經濟類型區[6]．胡寶清、廖赤梅等利用系統聚類分析的方法對南欽丘陵盆地做了生態經濟規劃，將其劃分為了兩區、四個亞區兩個等級．
2．2“星座”圖聚類方法
它是圖解多元分析中的一種方法．其基本原理是：將每個樣點按一定數量關系點在一個半圓之中，每個樣點用一個星點表示，同樣的樣點便可以組成一個“星座”．然后歸類并區分不同“星座”的界限，從而得到星座聚類圖．胡寶清、周興等以山區農業生態經濟區劃為基礎，運用“星座”聚類方法將廣西融水苗族自治縣指明了區域發展方向]．
2．3模糊聚類分析方法
在數據收集，指標確定完備后，首先進行標定工作，即標出衡量被分類對象間相似程度的統計量(，J一1，2，…，)．設論域一{U，Uz，…，U)建立(，上的相似關系R(代表模糊關系)．U表示與按分類特性的相似程度．又設被分類的每一對象，由一組數xx…，X來表示，則與“，的相似程度，可以按實際情況采用不同統計量方法來計算．常用的有夾角余弦法和算術平均最小值法．用上述方法建立模糊關系R，然后根據模糊數學中的“傳遞閉包”理論中的定理運算：R。R—R，R。。R一R，…，。R=R2直至某一步出現R一R為止，則R便是一個模糊等價關系．最后利用—截把模糊等價關系轉化為確定關系，取不同的值水平，可把諸分區單位在相似程度下分成若干類．以模糊聚類分析作為區劃方法的研究不少．鄭可鋒運用模糊聚類方法，以鄉鎮為分區單位，對浙江省德清縣進行生態經濟區劃并提到以定性角度分析問題的必要性．包曉斌也以鄉鎮作為基本元，采用ISOTATA模糊聚類區劃方法將黃河的一級支流聽水河流域地區劃分為3個類型區．
2．43S的分析方法
隨著區劃的定量化要求愈來愈強烈，地理信息系統(GIS)，遙感(Rs)，全球定位系統(GPS)等現代化技術被廣泛應用于生態經濟功能區劃中．GIS是以地理空間數據庫為基礎，在計算機軟、硬件支持下，對空間數據進行采集、管理、操作、分類、模擬、輸出的空間信息系統．2003年高群、毛漢英運用GIS分析手段對三峽庫區云陽縣進行了生態經濟區劃，分區的結果綜合體現了生態系統的地域特征和該區域的生態經濟發展方向．
3區域生態經濟功能區劃研究展望
3．1區劃方法逐漸走向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相結合
現今生態經濟綜合區劃精度的要求已越來越高，以往單純的定性分析已不能滿足區劃的需要，必須在進行區劃時同時注重定量分析，用數量化的方式來證明區劃結果的正確性和可行性．
3．2縣域小尺度的山區綜合區劃成為研究熱點
應區域規劃可持續發展可操作性的要求，生態經濟綜合區劃區域熱點已逐漸由大尺度綜合區劃轉到縣域小尺度的山區綜合區劃．小區域的可持續發展是整體區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尤其是在生態環境極為脆弱的山區地帶，其對確保整個區域的生態平衡、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更為重要．
3．33技術被廣泛應用
由于區域生態經濟功能區劃通常涉及的是空間結構多樣、屬性多、組分關系復雜的城市或區域，只有廣泛地通過使用計算機技術和空間資源分析技術(如地理信息系統)，才有可能使生態經濟功能區劃得以廣泛應用．GIS的應用使區劃結果由基于行政基本單元發展為基于相對均質的地理網格單元，大大提高區劃成果的精度和準確度，更能滿足區域可持續發展中的各方面需求口．
3．4城市群將是生態經濟功能區劃的重要研究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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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陽商會成立于1906年8月，是在20世紀初洋布行銷華北各地，土布無法與之抗衡，高陽織布業面臨重大打擊的背景下成立的，商會自成立至1937年日本全面爆發商會解散，歷時31年，在這期間，作為一個民間的工商界團體，以“講究商理、開通商界，為第一要義”，正確行使其職能，在保護高陽工商業者利益、繁榮高陽織布業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一、推廣先進生產設備，推動織布業產業改進升級。
商會成立伊始，便積極投身到拯救土布產業的隊伍中，首要做的便是找出土布不敵洋布的主要原因。
經過認真比較逐步認識到生產設備落后、工藝不精、布匹規格質地不合市場需求是土布不敵洋布的主要原因，隨后商會派人到天津購回鐵輪機并全力在全縣推廣，實行“撒機制”，即“聯合各布莊籌集資金，向天津購買大批織機，規定貸機并領紗布之辦法。凡熟悉織布新法而無資本者，均可托其村中素有信用之殷實住戶，向布莊擔保，先交機價一半，領取織機與棉紗，從事織布，下余之一半機價，候織出布后，以其所應得之手工扣抵”，并“由各商購進本國線紕，令織戶按斤領線，每集按斤交布，按市價給與手工”，撒機制使“貧戶不用資本而能紡織，各商收布不用擔負而有售主，商民一體，風氣漸開，民皆鼓舞”，鐵輪機很快得以推廣，并且“打破高陽布幾百年來緩慢而平穩發展的格局，使高陽布的生產和銷售進到一個新時代。他不僅使高陽布的生產和銷售跨進到一個新時代。他不僅使高陽布的生產，由原來的家庭副業性質躍升為織布手工業，也使其迅猛發展，以至出現了一個高陽布業上空前的繁榮時期。”鐵輪機的引進，“撤機制”的實行，是商會為促進高陽織布業發展做出的最直接的推動作用，其后經過織布技藝的改良，高陽織布業的生產力水平得到了明顯的提高，可與洋布開始競爭，抵抗洋布對市場的侵奪。
二、完善激勵機制，提高土布質量，維護品牌，開拓市場
織布的效率提高了，就要開始加強對土布質量的加以嚴格把關，提高質量水平，以利于高陽土布開拓市場。商會于1910年7月開辦工藝研究所，它的主要業務是“研究布匹格樣，品評布質”。每月初一和十五召集商人各攜收布賬冊到所，匯報所收布匹數目及織戶手工優劣，并一一記錄在冊，以供品評。對于品質優異的則予以獎勵，通過獎勵先進帶動后進，提高整個高陽土布的質量。
除此之外，商會還為打擊不法商人的假冒行為和稅關厘卡的勒索行為，設計了代表高陽土布的“憑照”，并自行通報各關備案，由各關抽“憑照”查驗真偽，進行收稅。此“憑照”其實是代表高陽土布的一種商標，“憑照”的實行進一步提高了高陽土布的知名度，增強了市場競爭力。
為開拓市場，商會還多次攜土布參加各種形式的展覽會，使“高陽土布”聲名遠播。三、向政府爭取裁厘減稅，維護商戶利益
高陽商會作為民間商會組織，雖經政府批準成立，但它更多是代表個商戶的利益。民國年間社會動蕩，工商業難免會受到政府、軍隊的欺壓，高陽商會對此則是積極與相關政府部門溝通申訴，最大限度的維護各商戶的利益。
政府中主要是稅務部門與各商戶的關系最為密切。1922年6月直隸稅務局為加重工商稅收于各地設立統稅局，對此高陽商會的代表參加了直隸各縣北洋政府，要求撤銷統稅局的活動。1924年高陽由于遭受水災，棉紗漲價，天津稅局趁機對高陽土布征收“二五”附加稅，對此高陽商會代表聯絡64縣的商會代表在原高陽商會成員，現任直隸省商會會長張興漢、全國總商會副會長楊木森的帶領下直接與北京政府財政部交涉，最終取得成功，財政部令天津稅局退出多收稅款，但天津稅局已退不出現款，就以天津市三條石東口“大王廟”周圍一片空地抵充退款，高陽商會就地蓋起了“天津高陽商幫會館”，成為高陽各商戶駐津購紗、售布、交易和溝通市場信息的場所。
四、興辦實業教育，培養專業人才，滿足產業人才需要
高陽織布業起始于家庭手工業，隨著規模的擴大、技術的提高，形成較大的產業后，人才的缺乏必然成為其發展的瓶頸，慶幸的是高陽商會一直對培養專業人才比較重視，滿足了高陽織布業迅速發展對人才的需要，從人才上保證了其可持續發展的可能性，如果說引進先進生產工具、推廣技術給高陽織布業以最直接的推動作用，那創辦職業學校、培養專業人才無疑為高陽織布業能可持續的發展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證。
商會成立之時，建立者們就已意識到培養“商業人才之培養尤不可緩”，限于條件先是“以各商家學徒為學生，聘公正士紳為教習”，開辦夜校，隨著人數的增多、規模的擴大，商會于1907年又“修建講堂五間，教習宿舍三間”，改夜校為初等預科學校。1910年2月，初等預科學校擴充為中等商業學校，并定名為高陽甲種商業學校。
甲種商業學校已經是一個非常正規的學校了，由著名的飽學之士李曉冷擔任校長，學校章程完備，分預科、本科兩種，學制均為三年，所設課程已非常有現代課程的特點，既能突出專業特點，又能兼顧基礎知識，如其開設的課程商品學、經濟學、商業簿記、商事法規、中國文學、外國語、商業道德、商業實踐、體操等。
甲種商業學校后來又經過擴建，1928年商會將學校改為高陽私立職業學校，并對課程設置進行了調整，新增加了提花機操作與維修、印花、染軋等適應當時蓬勃發展的高陽織布業的需要。從1927年到1937年職校先后共培養了400多名畢業生，他們多成為高陽織布業的骨干力量，為當時騰飛的高陽織布業及時的提供了專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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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news media；economic society；strategic role
中圖分類號：G219.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7）03-0177-02
0 引言
新聞媒體，尤其是傳統新聞媒體，從宏觀社會發展到微觀社會環境的構建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對宏觀社會發展的促進更多的體現在戰略層面。目前，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階段，因此，新聞媒體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促進價值就是其戰略作用的重要體現，而其促進價值主要表現在對產業的積極引導，促進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雙贏，助力國家品牌戰略的落地、促進知名品牌的創建和實現對社會經濟的有效監控等4個重要方面。
1 新聞媒體通過符合國家產業布局、產業政策的宣傳推廣，實現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導向作用
我國的新聞媒體所承擔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為經濟發展服務，包括為經濟界提供信息、傳播信息、進行趨向預測、營造社會氛圍等，也包括對國家產業布局、產業政策落地的宣傳推廣，并基于此實現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導向作用，這種導向作用更多的體現在產業政策和企業發展的雙重關注上。
1.1 推動產業政策的宣傳與落地
在計劃經濟時代，無論是企業、商業、農業還是新聞傳播媒體，其生產與經營均在國家計劃的指令下進行，但即使如此，媒體作用依然重要。媒體的宣傳當時人們的行為起到了很大的導向作用，引導著公眾積極投身生產，從而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改革開放后，國家工作的方向向經濟建設傾斜，服務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也成為新聞媒體工作的重要環節，而且從我國改革開放后的社會經濟發展來看，新聞媒體在促進經濟發展中起到的作用是無法替代的。目前，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經濟社會的發展面臨著新機遇，同時也面臨著新問題，國家新的產業布局和產業政策的落地更需要新聞媒體起到基礎的引導作用。
1.2 引導企業市場發展新方向
隨著市場經濟的興起，新聞媒體對經濟發展的導向作用愈發明顯。中國的國情決定了新聞媒體既是人民群眾的輿論工具，更是黨和政府的喉舌，而這“喉舌”作用無意中提升了媒體的權威性和公信力，若一個權威性高的媒體來宣傳某個企業或某種產品，其在消費者心目中的地位一定能獲得巨大的提升，而后產生經濟行為。我國新聞媒體是經濟發展的風向標，對企業行為和市場經濟發展起到重要的引導作用。這種導向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調整和修正企業的形象和行為，協調并溝通企業與社會其他群體的關系；另一方面是對企業乃至整個經濟業界的行為實施監督與控制，使之規范運行。
由此可見，在當今中國，新聞媒體與經濟發展形成了一種血肉相連的磁性引力，各方產生了各種因果關系的“互動效應”。國家的相關產業政策需要新聞媒體的支持與宣傳，企業需要新聞媒體的引導與推廣，而新聞媒體則需要國家政策的支持和企業的資源支持，各方共同促進，共同發展。
2 新聞媒體強調社會效益，重視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共贏
新聞媒體社會關系連接的重要溝通平臺，通過傳播信息、引導價值等方式實現其社會價值和社會責任。新聞媒體的社會責任首先就是傳播真實信息，尤其是在經濟社會，新聞媒體所傳遞的信息的真實性、準確性、全面性、客觀性更顯得更加重要。大部分的新聞媒體能夠起到正向輿論引導的作用，在促進社會安定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上發揮著積極有效的作用；在營造友善、良好的社會氛圍上促進社會效益的實現。但是，隨著媒體市場化的程度不斷變化，新聞媒體的公信力，誠信危機等問題越來越明顯。制造輿論假新聞、娛樂炒作等導致新聞媒體的公信力也產生了相應的缺失，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之下丟失社會責任意識的現象也時有發生。因此，新聞媒體重視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融合發展，對于媒體本身，對于企業、市場，乃至對于國家發展都是至關重要的。
2.1 堅持媒體真實性，以公信力增加經濟發展影響力
傳播的真實性特征，是新聞媒體存在的命脈。新聞媒體報道中的每一個要素的出現都必須符合客觀實際，能夠經的起核對和檢驗，不得有任何虛假的信息存在。只有真實的信息報道，才能夠贏得公眾的認同和信賴，同時對于新聞媒體本身來講，在進行自身品牌建設時，將獲得來的公眾的支持認可，以及增強在行業內、市場中和經濟社會上的影響力，獲得更多的傳播優勢。
2.2 把控正確輿論方向，以輿論方向引導社會發展方向
新媒體時代，新媒體不斷涌現、自媒體不斷興起，公眾參與度大大提高，互動性增強，多種思想意識形態相互交鋒碰撞。這也就要求新聞媒體在信息傳播上，不僅要求在傳播過程中符合社會正確輿論導向，同時也要符合社會大眾心理需求點，正確的思想輿論予以傳播擴散，虛假、不良信息嚴肅杜絕。正如所所強調的：“團結穩定鼓勁、正面宣傳為主，是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必須遵循的基本方針”。因此，無論是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方面，還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新聞媒體做好正面宣傳和正向傳播，才能更好的增強吸引力和感染力，從而引導社會發展的大方向。
2.3 明確目標定位，實現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共贏
就我國的新聞媒體的定位與目標而言，新聞媒體既是市場經濟的主要參與主體，又是國家政策的宣傳推廣陣地；既要服務于國家全面發展和公眾的社會收益，也要服務市場發展和經濟繁榮。由此來看，對于新聞媒體來說，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實現是“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
自我國加入WTO以來，我國市場經濟，乃至我國整個社會環境的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提高，市場經濟獲得更加深入的發展，而市場經濟的發展也不斷的沖擊著新聞媒體行業發展。各大新聞媒體組織重新改變其風格，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通過調整戰略、優化結構、整合資源等方式，以求達到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最大化的協同發展的目的。
3 新聞媒體與各產業的互動融合，促進經濟健康長久發展
隨著信息技術的變革，傳統媒體不斷演進，新媒體的出現，促使人類社會在不斷進步和變革，各種媒體的發展深深的改變和影響了人們的生產和生活，對新興行業的崛起、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影響巨大。如今，媒體之間相互融合的同時，媒體與其他產業的相互融合也正在積極展開，這些變革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點。
3.1 傳媒行業內的融合，加速傳媒產業的發展
新聞媒體之間相互融合、相互滲透使得傳媒產業鏈、產業分工和格局都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促進了新的生產模式和商業模式的出現：傳媒行業內的融合，促使稀缺資源的利用達到最大化；不同媒體之間的融合對改善整個傳媒產業分散經營的狀況有促進作用，防止惡性競爭，強化專業分工，進一步延伸品牌價值，通過輸出品牌以強扶弱的方式實現系統內媒體共同發展。
3.2 新聞媒體融合的新路徑，創造經濟發展新形態
目前，新聞媒體的融合之路主要有兩種：第一種是打造產業價值鏈，強大的產業鏈能夠整合更優質的資源才能強化新聞媒體自身，并對對經濟社會的發展甚有裨益；第二種是區域多媒體聯合，通過整合地域媒體資源，加速傳媒產業的發展和影響力，從而帶動了多種行業的發展。在未來發展中，新聞媒體融合的路徑還將不斷革新，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也將不斷增強。
3.3 新聞媒體發揮經濟紐帶作用，助力企業和品牌發展
新聞媒體在經濟發展中發揮紐帶作，新聞媒體宣傳推廣企業與品牌，使其發展壯大，監督企業行為，是社會各行業、各經濟部門聯結合作的催化劑。首先，新聞媒體進行傳播有利于擴大企業的知名度，提升企業的信譽度、增強品牌美譽度；其次，新聞媒體的傳播，實現企業與公眾的有效溝通，助力企業和品牌實現其經濟價值和品牌效益；再次，新聞媒體的宣傳促進品牌的快速建立、快速發展，并且通過信息的有效傳遞，實現不同企業、不同經濟主體間的相互認同，并以此為基礎展開合作，促進社會經濟融合發展。
4 新聞媒體使用監控機制，助力經濟調控與市場監管
新聞媒體自身具有告知性、廣泛性等特點，其憑借自身的特點對經濟社會上一些不法行為和事件形成獨特的輿論環境，對社會上的不法行為進行非強制性的鎮壓，助力經濟社會的正常而健康的運行。
4.1 以輿論監督作用，形成市場監管大環境
對市場的監管絕不是某個政府部門的獨立工作，而應該是一項系統性的工程，要有政府各相關部門、市場活動主體、社會公眾和大眾媒體的共同參與，對市場進行有效監管的一個重要基礎就是要形成監管的輿論大氛圍和監管執法大環境，其中，對于輿論大氛圍的形成，新聞媒體起到核心作用。
新聞輿論是社會輿論的其中一部分，是一種最快捷、最普遍的社會心理控制機制，是一種非強制性的監督，憑借其廣泛的影響力及道德壓力，在社會上形成對企業行為、市場動態監管的大環境，也為政府監管經濟、公眾參與經濟活動提供必要的依據。
4.2 以有效的媒體手段，對經濟行為進行直接監督
媒體監督作用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市場經濟是一種道德經濟，沒有信用，沒有誠信，市場經濟也難以運轉。新聞媒體能夠使用各種有效的媒體手段，對各類市場參與主體的行為進行直接監督，對有助于社會經濟發展的行為進行大眾傳播，對違經濟發展規律、損害經濟發展的行為進行披露和曝光，促進經濟參與主體講誠信、守信用，從而形成良好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機制。
眾所周知，新聞媒體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就其戰略作用而言，主要通過宣傳路線，創造效益，促進合作和監督市場等方式產生價值。所以，無論是國家與政府、企業與品牌、公眾與組織都應該重視新聞媒體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而新聞媒體自身也應該通過不斷的自我探索和革新，更好的完善自己，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更多的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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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因為現階段我國的水資源十分匱乏，因此農業節水有其必要性，在經濟社會環境可持續發展的引導下，農業節水更顯重要。其重要舉措如下：首先，提高人們農業節水的意識，農業節水效果與農戶的節水意識息息相關，如果農戶沒有這種意識，農業節水效果很難顯現，甚至無法繼續進行下去，為此，提高農戶的節水意識是關鍵。地方政府可以利用大眾媒體進行傳播，在傳播期間，應該站在農民自身的角度去考慮宣傳，讓農戶感受到，農業節水對自身有著極大的益處，這樣農業用戶就會潛意識里接受，從而將其付諸實踐。另外，農業技術工作人員，可以定期與農戶進行交流，指導其學習，利用先進的節水技術等。其次，按照當地的實際情況來發展農業，有些地區水資源并不豐富，卻種植的是水田，而有些地區水資源相對豐富，種植的卻是旱田，針對此種情況，當地農業部門應該要求農業按照實際情況來種植農作物，并且合理的調整灌溉方式等。有些地區比較適合種植樹木等，當地政府可以鼓勵農戶種植果樹，并且宣傳種植方法以及灌溉方法等。有些地區，水資源十分匱乏，當地政府可以向農戶推廣抗旱作物，同時引進抗旱栽培技術等，同時這些地區，一定要注重降水的利用程度，幫助農戶建立蓄水庫等。再次，大力推廣使用旱作農業，我國目前已經研發和引進了很多旱作農業技術，但是其真正的利用程度卻不高，有些技術因為宣傳力度不足，人們對此知之甚少，而在農業節水的號召下，大力推廣使用旱作農業技術已成為必然。比如推廣使用補水技術或者是微節水工程，通過先進技術的應用，使得天然降水分配更加合理，無論是在時間上，還是在空間上，都能夠進行優化配置，另外，如果是梯田，可以將雨水都聚集在梯田坡面的下面，之后進行農田灌溉；有關部門還需要大力推廣使用耐旱性比較強的農作物品種，同時使用高校的栽培技術，按照農作物自身對水的不同需求來選擇適應的種植結構，發展具有當地特色的農作物品種，同時還需要新品種的使用。第四，增強生物育種技術的應用不同種類、品種的農作物的抗旱性能具有非常大的差異。我國目前現有的常規育種技術已經不能滿足發展節水農業的需求，因此對農作物種類、品種的改良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要努力發展生物技術，培育出具有多抗基因的農作物，使得農作物能夠抗旱、抗病蟲害、高產等。第五，建立節水農業技術體系建立節水農業技術體系，要依據當地的農業發展現狀和農業技術的基礎，將水利和農藝、工程管理、現代灌溉方式等緊密的結合在一起。這樣能夠改善農田的灌溉方式，提高對水資源的利用率。
篇13
所謂新經濟，就是以經濟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為背景、以互聯網的應用和電子商務為特征、以知識和人才為依托、以進一步提高整個經濟的運行效率為目標、以不斷創新為保證的經濟形態。這種區別于傳統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的新經濟的到來，必將對傳統財務會計的理論與實務提出挑戰，并可能誘發新的會計革命。
一、對會計理論的挑戰
（一）對會計目標。首先，會計目標主要明確為什么要提供會計信息，向誰提供會計信息，提供哪些會計信息等問題，會計目標是會計理論的基礎，現在財務會計把會計信息使用者作為一個整體，提供一種通用的會計報表。在新經濟時代，會計信息需求者與作為會計信息提供者的企業之間可以利用互聯網及時雙向交流；企業在了解會計信息需求者的決策模型后，可以針對其需要，向其提供專門的財務報告。因此在新經濟時代，可能發展成提供適用于不同決策模型的專用財務報告。其次，在新經濟時代，企業的生存以及經濟效益的提高越來越依賴于知識與創新，信息使用者關注的重點不再是“現金流轉”，而是企業的“知識創新能力”。
（二）對會計基本前提。現行財務會計是建立在會計主體、持續經營、會計分期、貨幣計量四項基本前提上，新經濟的出現對這四項基本前提提出了挑戰。
1．關于會計主體。在新經濟時代，由于經濟的日益全球化，現代信息處理技術和互聯網技術的急速發展，企業可以借助互聯網進行不分國界的聯合或分組，從而導致會計主體具有可變性，這就使得對會計主體認定產生困難，使會計核算的空間范圍處于一種模糊狀態。
2．關于持續經營。在新經濟時代，企業可以根據實際需要借助互聯網相互聯合起來來完成一個項目，當項目完成之后，企業就會立即分散。這種臨時性的網絡企業在新經濟時代將十分普遍，使企業持續經營的前提對它們不再適用。
3.關于會計分期。會計分期的目的是為了及時提供會計信息，滿足企業內部和外部決策的需要。在新經濟時代，即時的通訊手段帶來了即時的操作和調控，企業內外部會計信息需求者可以在互聯網上動態地得到企業實時的財務及非財務信息。在這種情況下，會計分期已無存在的必要。
4．關于貨幣計量。在新經濟時代，連接各國的信息網絡使全球形成統一的大市場，經濟活動的國內與國外的界限變得模糊起來。同時，國際貿易劇增，市值變動大。這些都對貨幣計量前提提出了挑戰。在新經濟時代，完全可能出現全球一致的電子貨幣計量單位，用以準確反映企業的經營情況。
（三）對會計要素。現行財務會計把會計要素劃分成反映財務狀況的會計要素和反映經營成果的會計要素。在新經濟時代，無形資產是企業生存的資產，創新是新經濟的核心，人是保證創新的的決定性因素，知識作為一種動態的生產要素和經濟資源顯得日益重要。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對信息加工的速度會越來越快，會計要素劃分會更加細密，更有層次，以更加準確地反映企業的資金運動狀況。
（四）對會計權益理論。傳統會計的平衡公式“資產＝負債＋業主（股東）權益”中，等式右邊所體現的只是企業財務資本所有者的權益，而未體現人力資本所有者的權益。在新經濟時代，知識、信息與創新能力對企業起著最重要的作用，企業應是“一個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的特別合約”。面對新經濟時代，必須建立一種新的會計權益理論。
二、對會計實務的挑戰
（一）對權責發生制。權責發生制主要從時間選擇上確定會計確認的基礎．其核心是根據權責關系的實際發生和影響期間來確認企業的收入和費用。它存在的前提是會計分期假設。在新經濟時代出現的虛擬化了的網絡公司這類新型企業組織，在可預見的將來可能是很短暫的期間，進行著不定期的經營活動，會計分期假設在此類企業的核算中已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礎，由此，建立在會計分期假設之上的權責發生制也相應失去了存在的基礎。
（二）對會計組織。在互聯網上，可以建立網絡化會計信息處理系統，對經濟業務的處理實現了高度自動化。會計處理系統能自動采集相關的電子原始憑證和數據，并按設定的會計處理方法和流程，自動進行業務處理，生成電子記帳憑證，然后自動登帳，隨時可以根據需要，生成會計報表，還通過預測決策系統對會計信息進行分析。此外，會計信息處理系統通過企業與外界的互聯實現實時溝通，企業與外界發生的經濟業務，可通過一種互聯網交易結算卡或是信用結算卡等，自動地將有關的交易內容即時輸入到本企業的會計處理系統互聯網內了。這將對傳統的會計組織產生影響。
（三）對會計計量。傳統會計以歷史成本作為計量，對于新經濟時代的企業，知識和信息這一首要的經濟資源價值就不能充分表現。對于一個時分時合的臨時性的虛擬網絡公司，它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傳統的會計主體假設，在會計上可將它作為一個相對會計主體。同時，網絡企業也否定了持續經營假設，變持續經營假設為即時經營假設，因此建立在持續經營假設前提下的歷史成本計價原則也就沒有意義了。
（四）對會計職能。會計具有核算、監督和參與決策的職能。在新經濟時代，財務人員通過互聯網在線訪問，可以及時得到相關企業的會計信息，財務人員在此基礎上進行分析，可以作出正確的決策。所以說，在以互聯網的應用和電子商務為特征的新經濟時代，會計參與決策的職能將會大大拓展其范圍。
（五）對會計流程和會計方法。現在企業中使用的會計軟件，其會計處理流程基本上還是按照手工會計處理流程進行設計的，即根據原始憑證的業務內容編成記帳憑證輸入系統中，憑證經審核后，據以自動記帳、結帳、生成會計報表等，會計流程基本上是模擬手工核算的流程。這種流程不能適應新的會計信息系統。
（六）對財務報告。當前的財務報告具有許多局限性，如無法反映非貨幣化會計信息，無法反映企業發生的特殊經濟業務（如衍生金融工具）等。這些局限性在新經濟時代更加明顯。在新經濟時代，通過互聯網企業可與會計信息使用者進行實時雙向交流，企業可根據使用者的需求根據不同的決策模型提供專用的財務報告，財務報告也會發生變革。財務報告要將現金流量的變化、財務狀況的預期變化趨勢等加以充分揭示全面反映企業的經營情況；會計信息要適用于會計使用者的決策模型，傳統的財務會計按年度對外報送財務報告，已難以滿足現有的和潛在的股東、債權人、投資者和客戶的需要，也不適應知識型企業生存和發展的需要。
（七）對會計內部控制制度。基于互聯網的集成財務管理系統使會計信息在企業公共信息平臺上成為開放的信息系統。不同職能部門、不同職別的內部使用者將根據授權調閱會計信息，外部使用者也可能被授權進入系統內部直接調閱會計信息。傳統手工操作和電算化會計條件下的內部控制制度已失效。如何建立嚴密的內部控制體系，保證會計信息的安全和完整，將是新的會計信息處理系統面臨的最為艱難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