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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媒介化社會的到來
大眾傳播時代起始于19世紀30年代以后，以大眾報刊的出現為標志，其后不久，電子媒介迅速發展起來。接觸大眾傳播媒介，遂成了現代人的重要生活內容。不過，雖然社會的媒介化一直都在進行之中，然而其突破性進展卻是在電視普及之后。電視使得人們對媒介的依賴性大為增強。現今由于互聯網的出現，讓更多的人沉溺于網絡，分不清現實世界與虛擬空間。而手機的普及，使得人們只要定制了新聞短信服務，就能夠對新聞真正做到即時知曉。
媒介之所以能夠改變世界，是因為它能夠改變我們對世界的認知途徑和體驗方式，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與以往相比，今日的大眾媒介已不可同日而語。它具有以下幾個新的特點：一是互動性增強。傳統的大眾傳播是一個信息單向流動的過程，雖然也有來信、來訪等反饋渠道，但這種反饋是遲延的，而現在人們有了“互動電視”，尤其是有了電子論壇和電子郵件，媒介與受眾的互動更加快捷和深入，由此媒介對受眾的影響也就更加深入。二是資源的豐富性與便利性大為增強。以往人們對媒介的選擇并不多，能夠收看到的電視頻道和可供閱讀報紙都只能以個位數計算，人們常常不能從它們那里獲取充足的信息，因此也就不會對它們產生很強的依賴。但現在，電視頻道有幾十個之多，報紙和雜志無計其數，網絡也四通八達，人們真正做到了不出門就可知天下事，不出門也可做天下事。由于這種便利性，媒介自然會成為人們不可或缺的助手。三是信息傳播逐漸全球化。人們現在可以接觸到世界范圍內的各種信息。大眾媒介在目前盛行的全球化熱潮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大眾媒介的這三個特點，昭示了媒介化社會的到來。
在媒介化社會中，人們的生活發生了重大的變革。自從大眾媒介發展以來，今天，我們每個人可以說是同時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中，一個是我們實實在在地所生活的那個空間或社區，我們也可以稱之為真實生活世界；另一個是無限擴張的媒介化的社區，它可以被稱為虛擬媒介世界。[1]這樣，人們既從真實生活世界中獲得認知，也從媒介上獲得認知，并通過媒介與另外一些遙遠的人建立聯系與交往。這在網絡上表現得尤為典型。網絡社區存在于無形的信息空間中，它和真實生活世界一樣存在著聲援游行活動、聯誼活動、交易行為等。真實生活世界與虛擬媒介世界彼此相互影響。人們會依據從媒介上獲得的信息指導現實生活，比如天氣預報與商品介紹；也會以移植真實生活世界中的一些方法來處理虛擬媒介世界中的事務，比如網絡競拍。更進一步的是，現代社會變得越來越龐大和復雜，人們由于實際活動范圍和精力的有限，他們從真實生活世界獲得的信息可能遠遠比不上從虛擬媒介世界獲得的信息那樣豐富和全面。因此，虛擬媒介世界對人們的影響，在某些方面甚至有了超越真實生活世界的趨勢。李普曼曾經指出，現代信息環境，越來越有了演化為現實環境的趨勢。信息環境則主要由大眾媒介構造。這樣，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每個人都是媒介化了的人。
雖然，媒介及其傳播系統本身是中性的，與意義無關，但媒介內容及其消費的方式卻涉及意義與價值問題。中國自從大眾傳播媒介飛速發展以來，人們的思想就一直在經受著來自四面八方的沖擊，各種思潮不斷涌現。在這些思潮中，消費主義顯示出越來越強大影響力。消費主義的興起首先是因為全球化導致的“西風東漸”，大眾傳播媒介在其中的作用不容忽視。其次，是因為它暗合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某些需求，自從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消費開始成了人們生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消費主義的前提是物質的極大豐盛，媒介化的前提是科技的高度進步，它們都共存于生產力已具有較高水平的后工業社會中。而消費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它的盛行離不開大眾媒介的推波助瀾，媒介化社會正好為消費主義的盛行提供了一塊沃土。
二、認識媒介與消費主義關系的三種范式
消費主義指的是“一種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它煽動人們的消費激情，刺激人們的購買欲望，消費主義不在于僅僅滿足‘需要’(need)，而在于不斷追求難于徹底滿足的‘欲望’（desire）。換句話說，人們所消費的，不是商品和服務的使用價值，而是它們的符號象征意義。‘消費主義’代表了一種意義的空虛狀態以及不斷膨脹的欲望和消費激情。”[2]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已經看到，廣告充斥著電視、廣播、報紙，它不停地教育著人們消費什么，怎么消費，而各種媒介節目中，如綜藝節目、偶像劇等也宣揚著消費的。仿佛媒介是宣揚消費主義的天然工具，而且也有一些媒體依靠消費類或具有消費主義色彩的節目逐漸做大做強。那么，對于它們的關系，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呢？筆者以為，在探討媒介與消費主義關系方面，主要存在著三種不同的視野。
首先，我們可以從結構功能范式來進行探討。大眾媒介是社會系統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對社會的正常運轉承擔著某種功能。社會學家帕森斯曾說過，“系統是相對地有結構的；……為了系統的生存，某些功能需要必須被滿足。”[3]而著名的美國傳播學家拉斯韋爾則在他的專著中提出，大眾傳播具有三大功能，即監視環境、聯系社會和傳遞遺產。在大眾傳播理論中，從功能視野出發的理論有多種，其中使用與滿足理論最具有代表性。該理論將受眾看作是有著特定需求的個人，把他們的媒介接觸活動看作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動機來“使用”媒介，從而使這些需求得到“滿足”的過程。媒介在受眾的使用與滿足過程中成了滿足受眾功能需求的工具。由此進一步推演，那么大眾媒介的消費主義色彩也可以被看作為了滿足社會需求而履行的一種功能。從全球來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飛速發展，帶來了物質的極大豐盛。在這種背景下，消費確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鼓勵，人們的消費欲望不斷高漲，對于各種消費信息的需求也日益增多。媒介為了滿足受眾的這種需求，勢必要增加許多消費類的信息。因而媒介不自覺地帶上了消費主義的色彩。另外，現代生活的節奏非常快，壓力也很大，人們在為工作、為生活煩心之余，往往希望媒介能夠提供消遣和娛樂，能夠幫助他們“逃避”日常生活的壓力和負擔，從而獲得一種情緒上的解放。這樣，許多媒介都表現出消費文化的“無深度、片斷性、重復性”的特征。人們聽到與看到的是歡歌笑語、華衣美服，那些遠離現實生活的電視劇和時尚文章，讓觀眾遠離了生活的煩惱，享受著媒介帶來的。這樣，媒介與消費主義的結合，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社會發展的必然，它釋放了人們的物質欲望，滿足了人們的世俗需求，同時也是社會環境相對安定、物質生活相對富足的表現，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與結構功能范式對消費主義充滿理解與包容不同，利用剝削范式對媒介與消費主義的結合持強烈的批判態度。在市場經濟中，媒介也是一個經濟實體，追逐利潤是其本性。我們知道，近來有一些電視頻道正是依靠消費類或帶有消費主義色彩的節目而名聲鵲起，而一些旨在指導人們消費的時尚雜志也是風光無限。或許人們可以這么認為，媒介之所以選擇消費主義路徑，正是因為這符合它們的利益。消費主義使媒介從原先的嚴肅的、教育的面孔轉變為親切的、快樂的形象，強化了媒介與受眾的親和力，使媒介由昔日高不可及的圣壇走向大眾化、生活化、世俗化，真正與受眾融為一體。通過消費主義，媒介得以籠絡住更多的受眾，而這也意味著可以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
傳播政治經濟學曾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討論。在消費社會中，傳播日益走向商品化，這不僅包括內容的商品化，還包括受眾的商品化。著名學者斯密塞認為，“大眾媒介的構成過程，就是媒介公司生產受眾，然后將他們移交給廣告商的過程。媒介的節目編排是用來吸引受眾的；這與以前小酒店為了吸引顧客飲酒而提供的‘免費午餐’沒有太大的差別。”[4]在這種商品化的傳播過程中，受眾成了出售給廣告商的商品，媒介則依靠出售受眾來賺取利潤。而消費主義天然地可以讓生產鏈的各種要素成為商品，媒介自然要利用消費主義以達到其牟利的目的。但是，當媒介出于商業化的意圖運作時，它的另一功能，即建構健康的大眾文化以正確引導受眾，必然會受到損害。受眾在不自覺地消費媒介的同時，其精神家園也會隨之荒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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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兩種范式截斷對立，一種強調媒介與消費的正面作用，另一種則對其持嚴厲的批判態度。然而，世上的事情往往并非那么絕對，那么非黑即白，媒介與消費主義的關系也遠不是上述兩種范式所描述的那么簡單。事實上，許多事物都是相互作用的，媒介與消費主義之間也存在著這樣的關系。因此，我們在此提出了一種新的思考媒介與消費主義關系的范式，并將它稱為共謀共生范式。筆者以為，媒介與消費主義思潮共存于現代社會中，媒介為消費主義的盛行推波助瀾，消費主義讓媒介迅猛擴張，兩者相互依存，相互影響，處于一種共謀共生的狀態。消費主義堪稱目前社會中的宰制意識之一，它掩蓋了政治、宗教、種族等差別，讓人們處于一種虛幻的平等地位上。在這種虛幻情景中，消費成了劃分階層的最重要依據。這種思潮逐漸占據了社會的主流地位，迫使媒介不得不迎合它以取得受眾的青睞，而媒介一旦迎合它，很快就可以發現，消費主義使它廣受歡迎。而反過來，媒介的迎合又使得消費主義更加深入人們內心，消費主義的地位更加穩固，這種相輔相成、共謀共生的關系使得媒介和消費主義都能從中獲利。如果說利用剝削范式主要是一種批判理論，那么共謀共生范式在保留其批判精神的同時，尤為重視剖析媒介與消費主義具體走向共謀共生的路徑，其分析性要遠多于批判性。
三、神話與涵化：媒介與消費主義的共謀
中國的大眾媒介與消費主義呈現出這種共謀共生的狀態，是與大眾媒介的兩重屬性分不開的。“作為精神產品的生產者，新聞媒介既屬于上層建筑范疇，又屬于信息產業。”[5]大眾媒介具有信息產業屬性即說明它的產品具有商品屬性。長期以來，我國對媒介的商品屬性沒有定論，然而在改革開放以后，激烈的媒介競爭使這個問題提上了討論日程。
最初的競爭是在報業開始的，因此，關于報紙商品屬性的討論出現得最早。“根據經濟理論，報紙是一種商品的說法是完全成立的。首先，報紙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報紙的使用價值在于它能夠提供給人們以知識和信息，幫助他們消費對外界的不確定性，使他們獲得精神上的滋養。從價值角度來看，報紙報道的新聞事實本身并不是商品，但在報道過程中記者已經把新聞事實加工成新聞作品，再經過編輯的排版印刷，這樣最后出現的報紙已經包含了許多人的勞動，并進入消費市場進行流通，這時新聞產品已經轉化成商品。”[6]媒介的雙重屬性體現在我國新聞事業中即為“事業性質，企業管理”。它的事業性質決定了它不能像一般企業那樣可以自由出入市場，可以自定方針，而必須服從黨和政府的領導；而它在管理上采取企業方法，又說明大眾媒介是獨立法人，在經濟上必須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依法納稅。實行企業管理，決定了大眾媒介必須關注利潤問題。也正是因為正視了大眾媒介的商品屬性，讓它在競爭中充分發揮自身的積極性與創造性，在九十年代以后，中國的大眾媒介才出現了蓬勃發展的局面。
在今天，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消費主義由于各種因素迎合了人們的心理需要而逐漸興起。此外，媒介所處的環境也在隨之變化。企業追逐利潤的本性使得媒介想方設法主動去適應環境。因此，媒介轉而與消費主義共謀也就不奇怪了。消費主義由于得到了大眾媒介這個絕佳的載體，自然加速了它的發揚光大。
大眾媒介與消費主義的共謀，體現在大眾媒介由于宣揚消費主義而獲得更多的受眾，而消費主義由于大眾媒介的宣揚更加深入人心。但其對消費主義的宣揚，并不是簡單露骨的，而是隱含在其文本之中，然后通過受眾的閱聽來影響受眾，對受眾進行消費主義的“洗腦”。媒介文本對消費主義的宣揚最主要體現在神話與涵化這兩種路徑上。
神話的概念由法國著名學者羅蘭·巴特提出。他從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出發，把符號學引入了消費文化的研究。索緒爾認為，符號可以分為“能指”和“所指”兩個方面。能指是由物質、行為或表象載體所充當的對符號意義的指稱或指向。所指則是符號的“意義”，是通過符號載體來提示、顯示和表達的。神話的概念正是在此基礎上提出的。我們以紅玫瑰為例來對這些概念進行解釋。作為音形符號的紅玫瑰可以被視為一個能指，其所代表的概念——一種紅花綠葉的植物——可以被視為所指，這二者處于本義層次上。這一層次的能指與所指所共同構成的紅玫瑰符號又可以被視為一個新的能指，它可以用來表示愛情，這就是第二個層次上的所指，它處于轉義層次上。事實上，人們在生活中看見紅玫瑰就會立即想到愛情，這也意味著紅玫瑰的轉義經常被直接視為本義，這種被當作本義的轉義就構建了一個神話。[7]由此，神話成了賦予物品以新的意義的一種手段。
巴特的神話理論可以很好地用來剖析媒介廣告。廣告總想把商品和個人的價值、感情等等聯系在一起。例如有一則鉆石廣告說：“鉆石恒永久，一顆永流傳。”在這里，廣告商想讓人們認為鉆石是永恒愛情的一個象征符號，也就是說想讓受眾認為鉆石與永恒愛情之間有一種天然的聯系，擁有這種鉆石，就能獲得永恒愛情的保證。這樣的話，只要人們想要表達堅貞的愛情，就會自然地想到購買這種鉆石送給愛人，以表達自己的心意。而實際上，不管任何品牌的鉆石都和愛情沒有必然的聯系。“獨具匠心的廣告就能夠利用這一點，把羅曼蒂克、珍奇異寶、欲望、美、成功、共同體、科學進步與舒適生活等等各種意象附著于肥皂、洗衣機、摩托車及酒精飲品等平庸的消費品上。”[8]而商品一旦承擔了這種文化聯系與幻覺的功能，銷售的局面就非常容易打開。
除了廣告在直接培養受眾的消費主義意識，大眾媒介的其他內容也在對受眾進行消費主義生活方式的教育。在電視劇中，不斷出現的名車、豪宅、靚衫，一擲千金、熱衷享受的消費主義生活方式會潛移默化地影響觀眾的消費心理和消費方式。即使是向以嚴肅、公正、客觀著稱的新聞節目，鮑德里亞也認為，“透過大眾傳播，各類新聞中的偽善煽情都用種種災難符號（死亡、兇殺、、革命）作為反襯來頌揚日常生活的寧靜。而符號的這種冗長煽情隨處可見：對青春和耄耋的稱頌、為貴族婚禮而激動不已的頭版頭條、對身體和性進行歌頌的大眾傳媒——無論何處，人們都參與了對某些結構的歷史性分解活動，即在消費符號下以某種方式同時慶祝著真實自我之消失和漫畫般自我之復活。”[9]大眾媒介通過不斷提供的大量信息，營造了一個包圍受眾的充滿消費主義色彩的環境，這樣就可以達到對受眾的涵化作用。
涵化作用是大眾媒介宣揚消費主義的另一手段。美國傳播學家格伯納等人認為，傳播媒介的涵化作用主要表現在形成當代社會觀和現實觀的“主流”，而媒介在“主流化”過程中尤其發揮著強大的作用，它可以超越不同的社會屬性，在全社會范圍內廣泛培養人們關于社會的共同印象。[10]大眾傳媒對人們的這種影響是長期的、潛移默化的。例如，許多人從大眾媒介上獲得印象，認為大城市中的白領尤其是在外企工作的白領一定個個衣著光鮮，拎筆記本電腦，飄著淡淡的香水味，臉上洋溢著自信的微笑，出入于豪華寫字樓、高檔商務會所，動不動就休假，去國外旅游。而實際上，大部分的白領承受著繁重的工作壓力，高強度的競爭往往壓得他們喘不過氣來，其生活遠不象大眾媒介所描繪的那樣滋潤。然而，正是由于大眾媒介的刻畫，將一小部分白領的形象泛化為整個白領群體的形象，這個形象也就成了白領的“主流形象”。一般受眾也很難將大眾媒介中虛構的成分與現實區別開來，而容易將虛構的成分當成現實來接受。于是，社會的新生代將媒介中的白領生活方式作為自己追求的目標，而實際生活中的白領也覺得自己不夠格做一個合格的白領，有空就盡量模仿媒介中介紹的那種自己應該過的生活方式。于是，白領的形象與生活方式就這樣在大眾媒介的塑造中成了社會的共識。同理，當媒介利用難以計數的符號和形象生產出消費文化的擬態環境時，消費者由于長時間地浸濡其中，往往會失去對現實的準確把握，其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也就會受到消費主義的涵化。
如果說大眾媒介中的廣告是在裸地推銷消費主義，那么神話與涵化則更為隱蔽與曲折，它們不顯山不露水地讓受眾潛移默化，是消費主義更強有力的載體。
大眾媒介具有巨大的影響，人們所處的大眾文化環境主要由大眾媒介締造，這個環境制約著人們的認知和行為。如果大眾媒介對消費主義的宣揚過度，則非常容易造成一些不良影響。例如，大量的廣告和生活消費的報道雖然能夠刺激消費、為人們生活服務，但過分了則又烘托出一種奢靡的享樂主義氛圍，而各種喧鬧的娛樂節目，雖然可以幫助人們在繁忙的工作之后調節身心，但過頭了就難免庸俗、粗糙、淺薄。大眾媒介的這些負面的效果勢必會給人們造成不當的引導，從而影響健康的社會文化建設，并對社會發展造成不良的后果。因此，大眾媒介與消費主義在現代這樣一個媒介化社會中的共謀共生，帶給我們每一個人的并不一定就是福音，人們面對媒介所制造的狂歡表象更需要一種理性與反思精神。
注釋：
[1]參見AndrewTolson:Mediations:TextandDiscourseinMediaStudies,Introduction.Arnold,1996.
[2]王寧，《消費社會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145頁。
[3]帕特里克·貝爾特，《二十世紀的社會理論》，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第58頁。
[4]文森特•莫斯可，《傳播政治經濟學》，華夏出版社，2000年，第144頁。
[5]李良榮，《新聞學導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2頁。
[6]蔡騏蔡雯，《媒介競爭論》，岳麓書社，2002年，第9頁。
[7]NickLacey,ImageandRepresentation:KeyConceptsinMediaStudies,St.Martin’sPress,1998.pp.67-68.
篇2
1.2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缺乏統一規范的法律保障目前廣大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混亂，呈現多頭管理。各部門處于各自利益的考慮，部門間工作難以有效協調。一些具體職能的實施上也出現了無法可依的情況。相關法律、法規立法層次較低，實施上也呈現不同程度的困難。
2我國農村消費現狀
2.1農村消費總量不斷增加，但是比重逐年下降農村居民消費支出總額呈逐年增長趨勢，但是增速遲緩，遠遠落后于城鎮居民的消費速度，并且農村居民消費總額占總消費額的比重呈逐年降低趨勢。可見，廣大農村的消費潛力還沒有得到充分的挖掘。
2.2結構不合理，層次較低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居民生活條件不斷得到改善。但是，比重依然比較高的食品類、衣著類支出卻顯示出，農村居民消費水平依然落后于城鎮居民消費水平。以北京市居民為例，在公布的2014年上半年北京市居民的消費數據中看出，城鎮居民食品、衣著、居住類消費支出占消費總額的50%，服務性消費占30%；而農村居民同類消費支出僅占消費總額的60%、28%
3對策與建議
3.1加大財政投入力度，合理分配社保資金現行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遠遠不能滿足農村居民的需要，而較低的經濟收入又進一步限制了農村居民參與全民社會保障的步伐。因此，國家必須加強財政投入力度，向農村社會保障支出傾斜，改善農村社會保障的現狀，縮小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差距。
3.2多渠道籌集農村社會保障基金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中，農村居民養老保險及農村居民醫療保險分為幾個檔次，農村居民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自主決定繳費檔次，政府會適當給以補助。實際上，政府補助程度極其有限。因此，可以引導當地的大型企業參與到支持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中來。這些企業既可以直接給予經濟上的支持，也可以通過吸收當地農民，解決當地農民的就業，提高農民的收入。政府還可以對當地企業給予適當的引導，使其投入到當地農村社會保障建設項目中來。
篇3
消費主義視域下《漲價歌》的傳播
1．《漲價歌》涉及雙重消費
《漲價歌》的歌詞幽默詼諧、歌手聲音動聽、內容豐富多姿，畫面剪輯功夫也十分了得。大眾在面對這樣一個視頻時，可以從繁忙的工作中解脫出來，獲得暫時的愉悅、放松心情。在這個層面上來說，他們消費的是視頻本身，是其中的娛樂元素和視覺、聽覺上的滿足感、享受感。從另一方面來看，人們看重的不是《漲價歌》的使用價值，而是越來越注重的符號價值，即它帶給人們的符號意義，是其中所代表的或象征的意義。從傳者的角度來說，他花費時間和精力制作視頻，是為了追求成名、獲得成就感，展現自己的個性與能力，并獲得自我認同和愉悅感。在這個過程中，傳者消費的是自我價值，是源于自我整合的需要，并以此來增加自信和身份地位。
從受者的角度來說，在觀看《漲價歌》的過程中，人們消費的不只是視頻本身，還對它進行了意義消費。首先，他們消費了視頻所帶來的傳者的意識形態。《漲價歌》中傳者明顯的態度是批判發改委調高油價，給人民的生活帶來了不便。在視頻傳播的過程中，這種意識形態也跟著得以傳播，最終在網絡上形成一個互動的虛擬群體，他們有著共同的樂趣，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看法，他們通過轉載傳播的方式來達到心靈溝通的目的。傳播在有形地進行著，但是意識形態卻在無形中被越來越多的人消費。
其次，油價上漲這一事件本身及外延的意義也通過視頻得以消費。《漲價歌》這一視頻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依托著油價上漲這一現實基礎。通過觀看視頻，人們能更深刻地理解其暗含的意義：油價上漲，但人們的工資卻沒有變動，相對地，他們的生活水平就會下降。所以，惡搞視頻《漲價歌》在消費主義的背景下，并不是簡單地對圖片的消費，對有沖擊力的視覺、聽覺的時尚元素的消費，還有更深層次的象征意義的消費。這兩種消費形式，反之又促進了其在網絡上的傳播。
2．《漲價歌》與使用滿足論
惡搞視頻《漲價歌》滿足了人們緩解內心壓力、諷刺批判現實、叛逆的消費心理需求。個性、張揚、享樂的消費主義是惡搞產生的環境，人們追求輕松、進行娛樂的個性化消費方式是網絡惡搞產生的社會心理。具體來說，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漲價歌》滿足了人們諷刺批判現實、緩解內心壓力、尋求釋放的心理需求。惡搞是一種輕松幽默的內容，在惡搞文化下，人們可以感覺到一種自由和顛覆。通過對油價上漲的惡搞，公眾可以將潛在的、壓抑的憤怒與不滿間接地發泄出來，并將對權力中心的抵制情緒用不涉及政治敏感問題的方式表現出來。同時，他們也通過網絡發出自己的聲音。在視頻的制作、轉載、評論中滿足自己的需求，張揚自己的個性風格，在獲取信息和滿足享樂的同時，他們也將網絡視頻作為傳聲筒，實現了自我價值，增強了自我認同感。
篇4
一、現行社會保險體制的財政困境
財政作為社會保險的核心組織者和保障資金最主要的提供者,承擔著維護社會保險制度正常運行的重要責任;財政投入社會保險資金能否高效運用,關系著社會保險事業的前途。然而,我國目前的財政狀況,使現行的社會保險體制陷入了難以克服的財政困境之中。
1.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使我國理論界對財政資金的社會保險投入理論思考不足
在西方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主要的經濟活動是由無數獨立的私人資本在市場機制引導下展開的;作為無數私人資本集中代表的西方政府,其活動必須符合私人資本的要求,反映私人資本的愿望。這就直接決定了西方財政收支的具體內容表現為:財政收支這種社會性的活動是直接以個人為對象和基礎進行的。政府收入以個人所得稅、社會保險稅和財產稅等為主,而政府支出中的相當份額則直接用于個人的社會保險。正是因為用于個人社會保險的基金在財政收支中占據了重要份額,所以,西方財政理論學界長期以來一直注重對社會保險理論的研究,并致力于社會保險體制改革的探索。與西方不同,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存在的幾乎只是資金不屬于個人而屬于國家的國營經濟,而且國營企業不具有獨立性,僅僅是行政機構的附屬物。這樣,整個社會的生產資料幾乎都集中到政府手中,國家的財政收支活動本身就具有了生產資料所有者運用自身權利的性質;其活動的對象也幾乎都表現為直接對企業及事業單位,對個人直接發生的分配行為很少。因而,國內學術界所關注的主要是如何使企事業單位進行的收支與分配行為更加合理,而很少對與個人聯系密切的社會保險理論進行思考與關注。自經濟體制改革以來,我國財政收支的對象雖然有所變化,并開始注重于對個人的收支活動;但由于長期以來我國缺乏要求個人直接參與、影響并監督決策的思想,所以,無論是個人還是財政理論界,對社會保險理論的思考以及對其體制改革的探討,仍然顯得相對薄弱,難以滿足現行社會保險體制的需要。
2.現有的財政收入結構是導致我國社會保險體制財政失衡的關鍵因素
要分析中國的財政收入結構,應主要分析稅收收入結構。我國自1994年稅制改革以來,雖然稅負更為公平,但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新稅制存在的一些缺陷仍十分明顯,有待于進一步完善。西方各國的稅收收入主要由個人所得稅、公司所得稅、社會保險稅、遺產稅等組成。大多數國家中的社會保險稅在稅收總收入中都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與西方國家不同,我國的社會保險稅至今仍未開征,且稅種多為稅負易于轉嫁的間接稅;直接稅和直接向個人征收的稅收收入,在稅收總額中所占比例較小。
從表1可以看出,在我國稅收中,直接向個人征收的稅收收入在稅收總收入中的比例,雖然逐年上升,但所占比重仍然很低。特別是,作為現代社會保險制度實施主要資金來源的社會保險稅,至今仍未開征,使得我國財政難以“專款專用”。而且在其他支出項目要求不斷增加的情況下,財政很難將大部分資金用于個人社會保險,從而制約了社會保險體制的改革。
3.社會保險繳費率的不合理與不統一,是導致我國社會保險體制財政失衡的又一重要原因
以養老保險為例,根據《國務院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國發<1997>26號)的規定:“企業繳納基本養老保險費的比例,一般不超過企業工資總額的20%(包括劃入個人賬戶的部分),具體比例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確定。少數省、自治區、直轄市因離退休人數較多、養老保險負擔過重,確需超過企業工資總額20%的,應報勞動部、財政部審批。個人繳納基本養老保險費的比例,1997年不得低于本人繳費工資的4%,1998年起兩年提高1個百分點,最終達到本人繳費工資的8%。”可見,我國養老保險金的支付仍是以“費”而不是以“稅”的形式進行;其征繳、管理、使用由各地勞動和社會保險部門負責,而未納入國家財政部門的統一管理規劃,因而存在費率不統一、繳費率偏高,但實際繳費偏低、負擔不公的現象。據統計,我國2004年平均繳費率已達27.8%,有的地方高達30%。如此高昂的費率已超過國際公認的預警線(20%),顯然已處在費率以內。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企業的避費行為。用拉弗曲線表示(見圖1),在費率區間(0.20%)時,繳費額隨費率的上升而上升;若費率超過限額20%就進入了費率,費率的上升反而導致繳費額下降。
由于這些現象的存在,不僅老職工的個人賬戶是空的,而且新職工個人賬戶資金也被挪用,新老個人賬戶普遍成為空賬,從而使得社會對已退休者和在職職工的隱性債務顯性化,增加了社會保險風險。
4.我國當前的財政支出結構也不利于彌補嚴重的社會保險體制的財政失衡
由于社會保險稅的開征尚處于醞釀階段,而社會保險費又由各地勞動和社會保險部門負責,因而財政部門沒有專款用于社會保險。目前,我國財政在社會保險方面的支出僅局限于“撫恤與社會救濟”。這種支出結構與國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見表2、表3)。
從表2和表3中我們可以看出,我國和英國的財政支出結構有巨大差異。英國財政用于社會保險、健康和教育的轉移性公共支出占到總支出的58.46%;而我國用于文教、衛生和社會福利方面的財政支出僅占總支出的29.38%。這說明,英國的財政支出結構履行著較強的調節收入分配職能。因為政府公共支出中所發生的資金轉移主要是在社會成員之間的資源再分配,英國政府的這種公共支出結構既有利于收入分配趨于公平,又有利于保持社會保險體制的財政平衡。
中國的財政支出結構則履行著較強的資源配置職能。政府實際上直接以產品或勞務購買者的身份出現在市場上,用其所掌握的資金與其他經濟主體所提供的物品或勞務相交換。因而,一方面這種支出結構對于生產、就業、資源配置以及社會總需求有著直接的影響;另一方面,這種支出結構雖然也會影響到國民收入再分配,但這種影響是間接的。因此,中國目前的財政支出結構不利于收入分配的公平。2003年,在大量體制外收入無法在基尼系數中得到反映的情況下,中國城鄉合計的基尼系數已達到0.456,超過了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分配不公平的現象相當明顯。同時,因為這種支出結構所具有的調節收入分配的職能相對較弱,所以也不利于實現社會保險體制的財政平衡。
二、社會保險繳費率的優化設計——以天津市為例
(一)社會保險繳費能力分析
社會保險對職工而言是一種權益,對企業而言則是一種負擔。如果企業負擔的社會保險繳費過多,將使產品成本大幅度提高。下面以天津市國有工業企業為例,考察企業承受社會保險繳費負擔的能力。
根據天津市國有工業企業的一般財務狀況,在企業產品的出廠價中,約有39.4%左右為新增價值。這意味著,在100元的產品出廠價中,增加值為39.40元。
根據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可以回歸出新增加值中勞動要素和資本要素的貢獻率。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為:
Y=ALαKβ其中,Y為產量,L為勞動要素投入,K為資本要素投入,α和β分別代表產出相對于勞動投入的彈性和資本投入的彈性。對上式作對數變換,可得:
LnY=LnAαLnLβLnK
運用表4中1991~2003年天津市國有工業企業勞動工資和資本支出以及工業總產值的數據,可以分別回歸出勞動要素和資本要素的貢獻率。
LnY=7.42690.7709LnL0.0896LnK
(6.9881)(5.5064)(0.4522)
R2=0.9844F=315.2639P=0.0001
上述分析表明,產品新增加值的77%用于支付職工工資,8.96%用于資本報酬。這意味著,在39.40元的新增加值中,有30.30元用于支付職工工資,而資本報酬為3.50元。從國際經驗來看,資本成本(如折舊和借貸資本的成本)大約占資本報酬的40%。因此,3.50元的資本報酬中就有1.40元的資本成本,剩下的2.10元為企業利潤。國有企業僅有2.10元利潤,若全部用于繳納社會保險費,只能約占工資總額的7%左右,這是企業繳費的上限。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天津市國有工業企業能夠承受的社會保險統籌繳費的最高限度為7%。但現實中,企業須繳納占工資總額20%的養老保險費、8%的醫療保險費、2%的失業保險費、1%的生育保險費和1%的工傷保險費。因此,企業總共須承擔占工資總額32%的社會保險費。這一比率比企業所能承受的最高繳費限度高出4倍多,企業難以承受這一負擔。
(二)職工個人社會保險繳費能力分析
在確定社會保險繳費水平時,應該考慮職工個人的承受能力。職工收入的一部分用于現期消費,一部分用于遠期消費形成儲蓄。社會保險強制職工繳費在一定意義上執行了儲蓄的功能。
假設社會保險制度中個人繳費為B,個人現期消費為C,c為個人邊際消費傾向,C0為不隨收入變化的、穩定的消費,個人工資收入為Y,則遠期消費為Y-C。根據西方經濟學理論,消費公式為:
C=C0cY
假設職工的全部儲蓄都用來繳納社會保險費,其費率為:
B/Y=(Y-C)/Y=(Y-C0-cY)/Y=I-C0/Y-c
如果求出c、C0和Y,就可以確定職工繳費率(B/Y)的最上限。下面根據表5中1991~2003年天津市居民人均年收入和人均消費性支出數據,對C=C0cY式進行回歸分析,可得:
C=295.25170.7353Y
(5.0090)(83.6617)
R2=0.9984F=6999.28P=O.0001
由于不同年份人均年收入和人均消費支出是變動的,因此個人承受社會保險繳費的最大限度在不同年份是不同的。將回歸方程的結果代入B/Y=(Y-C)/Y=(Y-C0-cY)/y式,可得職工個人1991~2003年間對于社會保險繳費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1991年為11%,2003年達到24%。而據天津市規定,個人養老保險繳費為工資總額的8%;如果再加上醫療保險中個人2%的繳費比例和失業保險中個人1%的繳費比例,職工個人繳費率總計為11%。這一比例與1991年持平,但遠遠低于2003年的24%,說明職工完全能夠承受11%的社會保險繳費率。
(三)天津市財政能力增長趨勢分析
西方發達國家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達35%~50%,因而在雄厚的財政實力支撐下,發達國家用于社會保險的支出占到政府財政支出的20%~30%與此相比,天津市的財政支付能力十分有限,天津市2003年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僅為18%。
由于支持社會保險資金財政能力的基礎是國民經濟增長水平,因此,以下選用GDP增長率與財政收入增長率的比值作為對時間的函數,預測2005至2010年兩者比值的變化趨勢。
假設Y為財政收入增長率與GDP增長率的比值,t為時間序號。根據表6的數據,可得如下方程式:
Y=1.38440.0249t
根據上述方程可以計算出2005~2010年財政收入增長率與GDP增長率比值的變化趨勢為:1.68、1.73、1.78、1.83、1.88、1.93。如果2005~2010年天津市GDP保持12%的增長速度(近10年天津市GDP增速的平均值),則可以測算出同期財政收入的年均增長速度,進而可以測算出2005~2010年天津市財政收入的規模。如果保持財政對社會保險補助的增長與GDP增長相同的速度,即每年用財政收入的12%進行社會保險補助,則可最終計算出2005~2010年財政用于社會保險補助的財力(測算結果見表7)。也就是說,天津市財政用于支持社會保險的財力可以保持18%的年均增長速度。
三、簡短的結論
1.企業的社會保險繳費負擔嚴重偏重
從具體測算結果看,國有企業的社會保險繳費負擔遠遠超出了企業最高承受限度。從長期來看,企業是無力承受這一繳費水平的,這也是目前許多國有企業逃避繳費從而造成收繳率逐年降低的主要原因。因此,有必要降低國有企業的社會保險繳費率,減輕國有企業的負擔,以達到順利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的目的。
2.職工個人社會保險繳費率相對較低
目前個人繳費率相對于職工個人的繳費承受能力來說是一個較低的水平,實際上繳費率再提高幾個百分點,個人也是完全可以承受的。因此,可以在保持個人繳費率不變的前提下,提高個人繳費比例并將該增加的繳費全部用于社會統籌。這樣,一方面可以彌補降低企業繳費率后形成的空白;另一方面還體現了社會保險的社會性和互濟性的本質。
3.從現行我國社會保障制度來看,社會統籌部分采用的是現收現付的籌資模式。這一模式意味著政府是社會保險金給付責任的最后承擔者。所以在采取減輕企業繳費負擔和提高職工個人繳費水平之后,對此產生的社會統籌資金收支缺口,政府必須以財政資金予以彌補。然而,從近年天津市各類財政資金支出增長速度來看,用于地方建設、科教文衛、行政事業等費用的增長速度過快,對社會保險的補貼水平較低(見表8)。筆者認為,今后有必要從財政收入的增長部分中劃出專門資金用于社會保險支出,同時更重要的是調整財政的支出結構,壓縮過度投資及減緩事業費過快增長的勢頭,將節省下來的資金用于社會保險補貼。
4.加快社會保障立法步伐,促使社會保障制度盡快定型
篇5
1問題的提出
對我國的非正規金融產生與興起的原因，已有的文獻大都從以下兩個方向展開：一條思路是沿著麥金農的非正規金融源于金融抑制的觀點進行拓展，如史晉川(1997)、張軍(1998)等的研究；另一條思路是沿著Stiglitz和Weiss(1981)的信貸配給均衡的框架進行研究，如林毅夫(2003)、林毅夫(2005)等認為，信貸活動中的信息不對稱是非正規金融產生和廣泛的根本原因，從信息經濟學的角度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理論視角。應當說，這兩種觀點都可以用來解釋我國的非正規金融的起源問題，但他們都無法解釋非正規金融為什么會在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后逐步壯大興起。首先，金融抑制并非產生于改革之后，相反，改革前我國的金融抑制尤為突出；其次，不完全信息是銀行信貸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一個問題，不會因改革而有所改變；最后，在我國這樣一個具有“二重結構”的國家里，中央政府的強大控制力也不會因改革而失效，但非正規金融為什么會屢禁不止。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們都沒有很好的解釋我國非正規金融的產生問題。
根據諾斯和托馬斯的雙層制度安排假說，制度安排可分為基礎性制度安排和次級制度安排。前者一般由政府充當制度供給主體，通過引入法律、法規、政令等手段加以實施。基礎性制度安排具有較大的穩定性和滯后性。
后者是個人或個人團體在獲利機會誘導下自發倡導實施的，多表現為私人間的契約安排，具有非正式的特征。在漸進改革進程中。次級制度安排大體上是對現存基礎性制度安排的彌補和修正，在某些范疇甚至是一定程度的背離，從而導致對基礎性制度安排進行根本性的修改。次級制度安排之所以存在，根本原因在于基礎性制度供給和需求之間的矛盾。作者認為，非正規金融是我國經濟制度轉軌過程，因正規金融制度供給滯后于中小企業和社會居民對制度服務的需求，由中小企業和社會居民在正規金融制度邊際進行非正式制度創新的結果。因此只有從我國的經濟制度變遷入手，才能找到非正規金融產生的原因，正確把握非正規金融的發展趨勢。
2非正規金融的制度經濟學分析
2．1制度環境變遷：非正規金融的產生的制度需求因素
分析制度環境是指一系列用來建立生產、交換、與分配基礎的政治、社會和法律的基本規則。從邏輯上講，如果法律上或政治上的某些變化可能會使制度環境發生變遷，并導致利用現存的外部利潤機會獲利成為可能，那么與制度環境相關的制度安排就會處于非均衡狀態，不得不做出一些調整或在其邊界進行制度創新。
在經濟體制改革以前，我國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這種制度選擇從功能上使得金融實際上成了政府財政的一部分。社會資金大都通過財政手段進行分配，銀行的作用只是充當政府的“出納”，金融對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在此階段，一方面非公有制經濟被普遍禁止；另一方面，由于經濟的貨幣化水平低，人們在解決其基本生活需要后幾乎沒有多少貨幣剩余。因此，雖然我國存在深度的金融抑制，但在這種制度環境下，金融制度的供給與制度需求是相適應的，整個金融制度處于均衡狀態，非正規金融根本沒有任何的生存空間。
1979年以后，我國開始了以市場為導向的漸進式的經濟體制改革。這次改革的后果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所有制結構和經濟資源分配方式的不協調。我國的私營企業不斷的發展壯大，對經濟資源的需求不斷擴大，但在金融資源分配方面，為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經濟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仍是我國正規金融機構的首要任務，對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無暇顧及，個私企業從正規金融部門融資變得十分困難。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理論，當正規金融的進人變得更昂貴時，中小企業必然會尋找新的金融服務機會、形成相應的規則和約束并使之合理化，即從非正規金融部門籌集資金。
其次，國家對經濟活動的控制程度也有所改變。在經濟體制改革以前，政府利用其在政治、經濟資源上的絕對的控制權，對經濟活動進行嚴格的管制。與此相適應的是政府在制度的供給方面長期居于壟斷地位，未得到政府允許的任何制度創新都是非法的，以此將其他個人或團體排除在制度創新的空間之外。改革開放以后，政府逐漸放松了對經濟活動的管制，將一部分經濟資源的控制權從政府手中轉移到私人部門，為權利主體的多元化創造了條件。
最后，經濟運行的貨幣化程度日益提高。改革開放后，收入的貨幣化分配逐漸取代了傳統經濟制度下的實物分配，我國居民在滿足其基本生活需要之后，積累了大量的剩余貨幣。為使其貨幣資產保值增值，社會居民或組織在運用其貨幣資產時要兼顧安全性、流動性與收益性建立在地緣基礎上的非正規金融正好可以滿足這種要求，因此，數量巨大的民間資本所有者受利益驅動而成為非正規金融的供給者或中介人，將小規模的短期儲蓄集中起來，為各種類型的非公有制企業提供資金供給，促進貨幣或資本向投資轉化，對正規金融產生“擠出”效應。
2．2正規金融制度變遷：非正規金融產生的制度供給因素分析
雖然在我國社會、經濟制度環境變遷中成長起來的中小企業和社會居民對金融制度服務產生強烈的需求，但在我國，中小企業和社會居民只是正規金融制度的接受者。我國的正規金融制度變遷是強制性制度變遷，即它是由政府通過法令等手段進行的，政府在制度選擇與制度變革中處于主動地位，是正規金融制度的決定者。由于制度供求主體的地位不同，兩者的制度效益分析的出發點也不盡相同，對于作為制度接受者的中小企業和社會居民來說，只要現有的制度安排使得其凈效益不是可供選擇的制度安排中最大的一個，就會使其產生對新的制度服務的需求和新的制度安排的需求以及新制度的潛在供給，即原有的制度安排因供給不能滿足需求而處于非均衡狀態。作為制度供給者的政府，其制度變遷的供給雖然也是建立在制度成本和效益分析的基礎之上，但所依據的不是制度的個別凈效益，而是制度的社會成本和社會效益。由于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給中存在個人效益與社會效益的差異，因此在現實生活中，因制度變遷的供給不足而導致的制度非均衡是一種常見的現象。這一點在我國的正規金融制度變遷的歷史過程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改革開放后，國民收入的大部分以各種金融資產的形式，經過銀行完成由儲蓄向投資的轉化，原有的“大財政、小銀行”格局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國家利用財政手段支持國有經濟發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這使得國家在金融制度安排和變遷過程中必然要加強對正規金融機構的控制，通過國有金融系統對金融活動壟斷，從居民儲蓄中獲得大量的資金剩余，為公有制經濟發展籌集所需資金，對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采取制度性歧視政策，盡量少地滿足其融資需求。由此可見，政府作為金融制度的供給者，由于受到自身偏好以及意識形態的影響，在進行金融制度安排時并不一定以國民財富最大化為目標，必然會導致制度供給結構扭曲。即使政府能夠克服以上影響，但由于其有界理性、社會科學知識的局限性以及設計、建立金融制度安排所需信息的復雜性，它仍然不能校正制度安排的供給不足。此外，由于政府缺乏管理市場經濟的經驗，對變革的金融制度供給采取“摸著石頭過河”方式逐步進行的，對正規金融制度的強制性變遷存在著認識和組織、發明或引進、菜單選擇、啟動時間等四重時滯，因此這種強制性的金融制度變遷并不能完全反映市場的需求。
在金融制度變遷中，即使政府放松對正規金融機構的控制，金融行業的經營特點也會造成金融服務的供給不足。首先，隨著金融體制改革的深化，正規金融機構逐步成為自負盈虧的經營實體，安全性、流動性和收益性兼顧成為其經營目標。商業銀行按照商業化、市場化原則對貸款行為進行規范，信貸標準日趨嚴格。而民營中小企業由于信息不透明，信息不對稱和道德風險比大企業要高得多。正規金融部門對中小企業群體自然會抑制其貸款沖動。另外，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具有“時間急、頻率高、額度小”的特點，正規金融部門貸款手續繁雜，不能及時滿足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同時“頻率高、額度小”的資金需求也提高了銀行提供單位貸款的交易成本。
由于政府對正規金融機構的控制以及正規金融機構的經營特點，使得我國的銀行信貸分配存在嚴重的不平等現象。據資料顯示，在我國整非國有經濟部門從國家銀行系統中獲得的貸款不足銀行貸款的20％，有組織的銀行系統中80％多的信貸都被分配給了國有經濟部門。而在直接投融資中，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被定位于為國有企業改革服務，在股票發行中，有限的額度基本都被分配給國有企業，迄今為止，股票市場中，上市的民營企業不足10％，通過發行股票籌資的比重則更低。
3結語
總之，在我國經濟制度發生巨大變革的社會背景下，制度環境的變遷不僅生產出對非正規金融有著強烈需求的中小企業，也生產出擁有大量貨幣剩余的私人部門和允許多樣化權利主體進行制度創新的基本的制度安排。由于正規金融制度的供給不足，金融制度供求失衡意味著現存制度下的巨大利益空間，因而孕育著巨大的制度變遷收益。為了爭取現有制度安排下不能獲得的外部利潤，他們必然會在現有制度的邊際進行金融制度創新，導致我國非正規金融最終得以產生，發展和壯大。由此可見，我國的非正規金融具有內生性，因此對非正規金融不能采取簡單的取締態度，必須通過立法途徑引導非正規金融合法化，正規化，推動我國的經濟發展。聯系到我國經濟發展面臨世界性金融危機沖擊的現實，政府更應當充分發揮非正規金融的優勢，促進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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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近年來，我國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不斷提高，在國家一系列支農、惠農政策支持下，農民收入連續幾年獲得穩定增長，農村的消費水平也在逐年提高，但與城市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當前，農村是擴大內需的突破口，經濟增長的潛力在農村，而農村資金短缺，農民貸款難問題嚴重制約了農村的經濟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阻礙了農村市場的發展。這與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目標是相違背的。
本課題通過分析農村消費信貸的現狀，發現其中的問題，并提出拓展農村消費信貸市場策略，可為開拓農村消費信貸市場提供政策建議和理論依據，使我國農村需求潛力得到進一步的開發，農民生活質量得到提高，農村金融市場實現繁榮。
其次，我想談談這篇文章的研究方法和寫作思路。
研究方法：
1.文獻綜述法。在前人的基礎上，全面分析農村消費信貸在農村經濟建設中的作用及存在的問題，并提出拓展農村消費信貸市場的相應策略。
2.定性分析法。以當前農村消費信貸市場的發展狀況為切入點，定性的研究阻礙農村消費信貸發展的多方面原因。
思路：
從調研農村消費市場和消費信貸情況入手，深入分析新時期我國農村消費信貸市場的狀況，針對制約我國農村消費信貸業務發展的因素和農村消費需求和消費信貸需求的特點，并對相關法律法規進行研究，進而提出開拓農村消費信貸市場的策略。
最后，我想談談這篇論文的結構和主要內容。
本文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通過分析農村消費市場的需求狀況，指出目前農村消費市場缺少足夠的信貸支持，從側面說明拓展農村消費信貸市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第二部分通過分析我國農村消費信貸市場現狀，提出目前農村消費信貸市場還存在著農村金融服務體系不健全、農村金融服務機構信貸資金投放不足、農村信貸產品創新落后于經濟的變化發展以及農村消費信貸相配套的政策和法律體系不完善等問題;
第三部分針對我國農村消費信貸市場存在的問題，提出加快改革步伐，建立商業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結合，資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務完善，運行安全的農村金融體系;同時農村信用社等金融機構要不斷加強信貸風險管理，開拓創新，推出多樣化的信貸產品;政府部門要進一步加強政策扶持力度，完善相關法律法規以改善農村金融的外部環境等若干對策。
與其他文章相比，本文創新的之處是對農村信用社等金融機構消費信貸業務的風險管理問題和金融產品創新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的闡述。
本論文經過一二三稿并最終定稿，在這期間，我的論文指導老師——***老師對我的論文進行了詳細的修改和指正，并給予我許多寶貴的意見和建議。在這里，我對她表示我最真摯的感謝和敬意!
以上就是我畢業論文答辯自述，希望各評委老師給予評價和指正。謝謝!
上午好!
我是**專升本**班的***，我的論文題目是《企業保持持續盈利能力研究》。這篇論文是在我的指導老師***老師的悉心指點下完成的，在這段時間里，*老師對我的論文進行了詳細的修改和指正，并給予我許多寶貴的意見和建議。在這里，我對她表示我最真摯的感謝和敬意!下面我將這篇論文的寫作研究意義、結構及主要內容、存在的不足向各位老師作簡要的陳述，懇請各位老師批評指導。
首先，我想談談為什么選這個題目及這篇文章的研究意義。
我當時之所以選擇《企業保持持續盈利能力研究》這個題目是因為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的發展，企業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中國很多企業都因為不能適應這種變化而走向衰退。如何使企業既能保持目前的發展，又能在未來依然取得良好的發展勢頭等持續發展問題，引起各界越來越多的重視。因此，我們無論從社會財富創造、國民經濟發展、國家財政收入、充裕就業機會、提升市場競爭力等哪一個方面去進行考察，都需要對其不斷地進行研究，以不斷提升企業持續、穩定發展的能力，從而促進我國經濟更快的發展。
其次，我想談談這篇文章的結構和主要內容。
我的論文主要分為以下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概述了企業的盈利能力的涵義，之后又從企業的生命周期角度闡述了企業一旦失去持續盈利的能力，根本就無法維持生命，突出了持續盈利能力對企業發展的重要性，持續發展已成為企業生存最基本的保障。我們應在企業消亡和終結前，盡可能地延長企業的壽命，使其在有限的生命周期內實現其最大的價值。這既是對企業的盈利能力概念的補充和完善，也為下文進行深入論述打下了基礎。
第二部分，著重分析了哪些因素影響了企業保持持續盈利的能力，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一、惡心競爭;二、戰略規劃缺失;三、缺乏現代企業制度和科學管理體系;四、企業家浮躁的心態。
第三部分，主要從外因和內因兩個方面分析了我國企業保持持續盈利能力的現狀，并對企業中存在的問題做了原因分析，指出外因只是對企業的發展存在一定程度的影響，并不是制約企業發展的決定因素。而真正制約企業發展的瓶頸還是在于企業內部，并且具有普遍性。
第四部分，主要是針對前文所提到的影響企業保持持續盈利能力的因素和現存企業中存在的幾個主要問題，提出了相應的解決對策：1.不斷創新，回避惡性競爭;2.加強企業的戰略規劃，制定可持續發展戰略;3.建立完善的核心制度和科學管理體系;4.企業家要具有企業家精神和良好的心態;5.塑造優秀企業文化;6.高瞻遠矚，樹立遠大發展意識。同時，也將論文的結構作了最后的收尾和完善，使論文整體結構完整，論述合理。
篇7
大學生這一類群體在未來的十年內存在一個很大的旅游消費市場。他們所需要的旅游模式是打破傳統模式的。研究大學生旅游消費營銷策略是進一步發展我國旅游業的重要方面，也是旅行社存在與發展的關鍵。相對比上班族來說，大學生的空余時間要多出很多。也就是說大學生存在旅游時間的可能性。傳統的旅游消費群體又的僅是在假期或者是黃金周出游，除去這一周期，很多旅行社和景點都處在不飽和的狀態，而大學生這一消費群體恰好來填補這一不足。避開旅游高峰出游已經慢慢的成為大學生旅游新觀念。所以，開發大學生旅游市場，制定大學生旅游營銷策略，不僅可以給旅游產業帶來新的發展空間，增加新的盈利模式，而且也能緩解目前旅游業出現的假期爆滿，平時無人的現狀。
二、研究的基本內容與擬解決的主要問題：
1、研究的基本內容：
本篇論文研究的主要問題是針對大學生這一旅游消費群體，制定符合他們自身特點的旅游消費模式。對這一模式的推廣和運用制定一個營銷策略。基本內容分為以下幾點：
（1）從我國旅游事業和旅游政策入手，分析傳統模式的旅游消費模式成功的因素和不適應時展的原因；
（2）分析我們旅行社的營銷模式，尋找新的盈利模式；
（3）研究當代大學生特點，作為一個新的消費群體存在的商機和挑戰；
（4）綜合各方面的研究，提出一個以大學生為旅游消費群體的新的營銷策略。
2、擬解決的主要問題：
本研究解決的主要問題是針對大學生這一旅游消費群體制定的營銷策略。通過對大學生消費心理和消費行為的研究，作出具有針對性的營銷策略，打開大學生旅游消費這一道大門，促進我國旅游事業的全面發展。擬解決的主要問題是：
（1）大學生的消費行為研究，了解大學生旅游存在的問題和優勢；
（2）通過對旅行社的調查分析，結合國家旅游政策，深入探究旅行社生存環境；
（3）通過調查研究，制定大學生旅游消費營銷策略。
三、研究的方法與技術路線：
研究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幾種：
（1）問卷調查法。針對大學生，作出一份調查大學生消費行為的問卷調查，主要在在杭高校中做一次普遍的調查，了解大學生消費心理，可以給研究提供一份可靠的數據。
（2）文獻分析法。收集相關研究文獻、期刊、報紙，對文獻進行分類分析。
（3）案例分析法。尋找營銷成功和失敗的案例來證明研究的可行性和不可行性。作出正確的且具有創新性的營銷策略。
四、研究的總體安排和進度：
總時間：本屆畢業論文從2009年10月--2010年6月.
第一階段：確定選題階段
第二階段：畢業論文實施（2009年11月—2010年5月）
1.2009年11月20日（第12周周五）畢業論文指導教師根據專業培養目標和畢業設計工作要求下達畢業論文任務書。
2.2009年12月8日（第14周周二）前根據學院有關畢業論文的格式要求，完成任務書、開題報告撰寫等工作。
3.2009年12月8日（第14周周二）畢業論文開題報告答辯。
4.2009年12月22日（第16周周二）根據開題論證小組修改意見，將完善后的任務書、開題報告修改后交指導教師。
5.2010年1月中旬，上交經指導老師審核的論文提綱，提綱詳細至三級目錄。
6.2010年3月初（第二學期），學生完成畢業論文初稿；
7.2010年5月初（第二學期），完成畢業論文，將畢業論文提交指導老師。
第三階段：畢業論文答辯（2010年5月—201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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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當今，湖南省社會整體結構正從農業的、鄉村的傳統型社會，向工業的、城鎮的、開放的現代型社會轉變，農民工的數量在急劇增長。由于經濟收入低、超長的勞動時間、超強的體力勞動、惡劣的居住條件、環境上的壓抑和相應社會保障的缺乏，他們的身心健康狀況不容樂觀。分析體育人文環境（文化、科技、教育、信息）如何影響農民工體育消費的心理和行為，找出影響他們體育消費的心理和體育行為的關鍵因素，提出促進他們積極參加體育鍛煉活動的相應對策，最終達到增進我省農民工的身心健康、盡量減少和避免各種流行病、職業病的發生和發展，提高他們的工作能力和勞動效率，促進《全民健身計劃綱要》全面實施的目的，促進社會穩定與和諧發展。[1]
1．研究對象與方法
1.1研究對象
本文將湖南省14個地級行政區（包括13個地級市、1個自治州）的農民工作為研究對象，以建筑業和服務性行業工作的農民工為主要研究對象。
1.2研究方法
1.2.1問卷調查法
根據本文所需要的研究信息，分別對相關部門行政領導、農民工體育消費心理和行為設計問卷——（體育人文環境對我省農民工體育消費心理和行為影響的調查問卷）。湖南省包括14個地級行政區，每個地級行政區抽取四個縣（東南西北方位各一個縣），每個縣發放50份調查問卷給當地的農民工。累計發放農民工問卷2800份，回收2710份，回收率為96.8%，其中有效問卷2366份經濟論文，有效問卷回收率87.3%，符合統計學要求。對問卷的效度采用經驗評價方法進行了檢驗。聘請了10位專家對問卷的內容和效度進行了檢驗。其中有7位專家認為問卷的內容和效度完全合理，3位專家認為基本合理。并根據專家提出的意見，對問卷進行了修改完善。因此，本問卷具有較高的效度小論文。采用再查信度的檢驗方法，每個縣分別抽取10人再次進行問卷調查，時間間隔為兩個月，經比較，信度系數為0.93，表明此次問卷調查的結果具有較高的信度。
1.2.2專家訪談法
就本研究涉及的問題，本著實事求是的科研態度，走訪有關專家以及在各種職業農民工的相關部門的負責人，就我省農民工體育消費心理和行為的現狀、農民工體育消費的體育人文環境以及農民工在體育消費中所面臨的實際問題進行訪談，并請有關專家對問卷的信度和效度進行檢驗。
1.2.3文獻資料法
根據研究需要，查閱了大量關于體育人文環境對湖南省農民工體育消費心理和行為影響方面的信息資料和文章，并進行比較分析，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及實證依據，為本文的設計和構思提供了參考。
1.2.4數理統計法
對回收的問卷用Spss11.5版本進行統計分析，根據研究的需要對調查所得數據進行常規數理統計處理。
1.2.5邏輯分析法
通過文獻資料的獲得，在問卷調查所得的數據經數理統計后對其進行邏輯分析。
2．結果與分析
2.1體育人文環境的內涵
社會體育人文環境，是指以關心人、尊重人、重視人、為人的身心和諧發展服務為宗旨，在社會體育的發展與管理中，加強對人民群眾體育生活和體育文化教育工作的關懷，體現“以人為本”，宣傳健康體育思想，傳達體育人文精神，不斷增強人民群眾體育健康意識，構建科學健身、文明健身、快樂健身。[2]城市體育文化內涵給人一種歷史感，傳統的體育項目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現代化的體育項目不斷更新，理念不斷升華，使傳統與現代和諧并存，有些特色體育項目能夠展示對體育文化名人的尊敬，對體育文化傳統的尊敬。[3]總結體育人文環境包括文化環境、科技環境、教育環境和信息環境。
2.2文化環境對我省農民工體育消費心理和行為的影響
任何人都處于一定的社會文化環境中，體育消費必然受到所在社會文化環境的影響和制約。體育消費價值觀是體育消費群體對體育整體化的評價或價值取向，是體育消費者心理結構的核心經濟論文，它反映著農民工所處的文化環境和文化傳統對其心理的制約和影響。我省農民工的消費很注重性價比，說明我省農民工的消費價值觀和民族的傳統價值文化是緊密相連的。調查還發現，我省18%的農民工愿意與家人共同參與體育活動，這說明我省農民工家庭體育的觀念在逐步形成，從而影響到他們的體育消費。
2.3科技環境對我省農民工體育消費心理和行為的影響
科學技術是社會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它影響著人類社會的歷史進程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為體育活動的廣泛開展提供有利條件。[4]
2.3.1科學理性的價值追求
大眾開始崇尚體育的科學技術，在消費行為上表現出對高科技產品的興趣。[3]調查表明，僅有18.6%的農民工認為每個家庭擁有一件以上的體育健身器材“沒有必要也不愿承擔”，但82.5%的農民工認為是“必要”的，其中38.7%的農民工“能承受”，43.8%的農民工“不能承受”。這說明農民工已具有一定的體育消費意識，但是能力有限。
2.3.2自我實現的價值追求
我省農民工在體育消費和體育運動時傾向于選擇能顯示自己身份、地位和象征自己成就的體育服務和體育項目。地理活動空間對體育消費結構的影響活動場所愈近、時間愈短，費用愈低，體育消費機會就愈多。體育場地與設施是農民工參與全民健身的物質保障。在被調查的農民工中，大多數農民工認為工作單位和居住地的體育場地與設施不能滿足需要，其中，有36.5%的農民工認為有點缺乏，30.2%的農民工認為非常缺乏；僅有少數農民工認為工作單位和居住地的體育場地與設施十分充裕，占調查總人數的2.8%。
2.4教育環境對我省農民工體育消費心理和行為的影響
不同學歷文化層次與知識水平的群體，他們的體育消費觀念和參與體育行為的動機是有差別的。[4]在項目的選擇上，高學歷的人由于經濟收入和體育價值觀念的影響，更容易接受高檔次的體育娛樂項目，而文化水平比較低的群體，對于體育的消費沒有過高的要求，無論哪種體育項目只要符合個人興趣，符合個人經濟收入，達到鍛煉的目的即可。[5]
調查結果顯示，我省不同學歷的農民工在體育消費的結構上有所不同，高學歷的農民工用在體育康復治療和購買體育器材的比例遠高于低學歷的農民工。不同文化程度的農民工在運動項目的選擇上也有一定的差異，但散步、慢跑和快走仍是他們共同的喜好小論文。此外，文化程度和收入較高的農民工多選擇球類活動和器械性力量練習，文化程度和收入較低的農民工則多選擇器械性力量作為他們的活動內容。
2.5信息環境對我省農民工體育消費心理和行為的影響
信息環境，指的是一個社會中由個人或群體接觸可能的信息及其傳播活動的總體構成的環境。[5]在現代生活條件下，現代化的傳播媒介，大大縮短了人們的社會距離經濟論文，體育的特殊社會價值和它的迅速發展，使書刊、廣播、電視等逐步普及的各種傳播媒介中的體育信息量不斷增長，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廣為傳播，使人們不可能不去了解體育。信息環境對體育消費和行為產生更了一定的影響。[6]體育健身指導和宣傳對農民工健身技術、技能的形成和健身知識的掌握起著重要的作用，有利于農民工體育興趣、習慣和能力的養成。調查中，大多數農民工認為從未有人指導，是調查總數的56.1%，有26.2%的農民工認為很少有人指導，僅有1.5%的農民工覺得總是有人指導。
3．結論
3.1目前我省大多數農民工在人文環境的影響下已具有了較強的體育健身意識和一定的體育消費意識，但體育健身行為和體育消費能力仍然較差。
3.2 我省農民工的體育消費問題還沒未到足夠的社會關注，而農民工對體育消費也沒引起足夠的重視。
3.3我省大多數農民工都很喜歡也愿意參與體育健身活動，但由于大多數農民工居住地的體育場地設施相當缺乏，也缺乏相應的體育健身組織機構開展農民工群體的全民健身活動。
4．建議
4.1加大宣傳力度，營造良好的全民健身氛圍，以提高我省農民工對全民健身的認知水平，激發他們參與全民健身的動機。
4.2將我省農民工的體育健身納入到整個社會支持網絡中，建立、健全對農民工的社會救助、社會保障及服務的網絡。
4.3完善相關法律，制定專門的體育服務體系的法律。保障我省每一個農民工有均等的機會參與體育活動，享受體育帶來的樂趣，保證全民健身服務體系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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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體育消費是指人們用于體育活動及相關方面的消費（體育消費主要包括用于購買體育服裝以及運動器材，購買體育期刊、書報等實物型支出，用于觀看各種體育比賽、表演、展覽等所進行的觀賞型的消費以及用于參加各種各樣的體育活動、健身訓練、體育健康醫療等參與型消費）。
體育消費是現代生活消費的一部分，是指人們在體育活動方面的個人勞務消費支出。一定的體育消費支出，是人們參與體育消費活動的前提，也是體育運動得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和保證，還是體育市場和體育產業得以發展壯大的社會基礎。[2]
1研究對象與方法
1.1研究對象
曲靖市城區部分學校的在職教師體育人口為研究對象
1.2研究方法
1.2.1文獻資料法
根據本論文研究的需要，進行資料收集，查閱有關體育消費的碩士論文和期刊論文。
1.2.2問卷調查法
對曲靖市城區教師人群中的體育人口發放問卷48份，收回46份，回收率96﹪。
1.2.3數理統計法
運用excel對有效問卷的數據進行輸入、統計、分析。
2結果與分析
2.4影響曲靖市城區教師人群體育人口體育消費的原因分析
篇10
研究意義：旅游行業雖然興起的時間不長，但是在這一課題的研究，國內國外都已經取得了很多成果。例如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旅游經濟學理論、旅游社會學、旅游中心地理論、旅游心理學等等眾多理論成果和學科。雖然這一課題的研究已經取得了眾多成果，但是我認為，對這一課題的繼續研究還是非常必要的。旅游行業畢竟是一個興起不久的行業，而且隨著社會的發展，人民旅游需求的增加，旅游業也必定會快速的發展變化。各種各樣新的問題，新的情況都需要我們去繼續研究，繼續應對，所以社會日新月異的今天，這一課題仍舊沒有過時，仍舊有其研究意義。
旅游業作為第三產業中的朝陽產業，它與經濟發展有著密切的影響關系。從理論上講，旅游業并不直接增加和創造社會財富，它只是通過旅游者的旅游消費使社會財富在不同地區、不同行業進行再分配。如何讓財富進行高效，合理的分配，交通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合理高效的交通是合理高效分配的基礎。旅游業是人民經濟發展狀況的標志。旅游消費不屬于人們的基本生活消費，它是社會經濟實力、人們收入水平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可以說，一個地區旅游業的發展狀況是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狀況的的標志。同樣一個地區的交通發展狀況，也代表著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狀況。
大眾旅游時代的到來，使旅游日益成為現代人類社會主要的生活方式和社會經濟活動。隨著社會生產力不斷發展，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以及人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和帶薪假期的增加，旅游業將持續高速度發展，成為世界最重要的經濟部門之一。據預測，未來10年間，我國旅游業將保持年均10.4%的增長速度，其中個人旅游消費將以年均9.8%的速度增長，企業、政府旅游消費增長速度將達到10.9%；到2010年我國旅游總收入占GDP的比例達到8%；到2020年中國將成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國和第四大客源輸出國。作為新興消費熱點行業之一的旅游行業，在我國將迎來巨大的發展機遇，很多省區和重要城市都把旅游業作為支柱行業和重點行業來發展。如何處理發展機遇與其帶來的交通壓力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國內外相關研究狀況：旅游交通的理論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旅游交通的概念(保繼剛、楚義芳，1999；關宏志等，2001；卞顯紅、王蘇潔，2003；吳剛等，2003)，普遍認為旅游交通是指游客所使用的交通基礎設施、設備以及運輸服務。孫有望、李云清(1999)，指出交通是旅游的重要組成部分比較深刻地揭示交通在旅游中的作用和地位。另外，在旅游交通規劃、旅游交通需求研究、旅游交通管理和政策效力分析研究等方面國內學者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國外旅游交通的研究狀況主要集中在交通與旅游目的地發展關系研究、旅游佳通安全性研究、旅游交通的能源、環境、可持續發展研究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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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課題研究的主要內容和擬采用的研究方案、研究方法或措施。
本論文深入探討交通與旅游業的關系，分析交通工具的發展對旅游業發展的影響以及旅游業的發展對交通的反作用。通過對比、類比、以及數據分析，交通與旅游業的發展展開研究。根據以上思路，我的研究方法如下：
1）仔細研讀相關著作、作品，使自己對課題有一個透徹的認識。在閱讀的過程中隨時將個人心得記錄下來。
2）大量查閱國內外關于交通與旅游業發展的專業文獻，總結他人的觀點，并與自己的觀點相比較，從而得到新的看法，并改進自己的觀點。
3）借助互聯網了解中外專家學者、各界人士、對于對于交通與旅游業的觀點和看法，充實完善自己的觀點。
4）和論文指導老師保持密切聯系，尋求指導，為文章潤色，力爭出色。
3.預期成果形式。
4.本課題研究的重點及難點，前期已開展工作。
重點：交通的發展對旅游業帶來的積極意義，和應對消極影響應采取的策略難點：具體分析交通對旅游業都產生了那些影響，如何產生的。以開展工作：查閱相關資料，草列提綱。
5.完成本課題的工作方案及進度計劃(按周次填寫)。
第七學期第7周：確定選題，與指導老師見面。
第七學期第8-9周：完成開題報告。
第七學期第10周-第八學期第9周：撰寫畢業論文。
第七學期第14周：完成中期報告，參加中期檢查；
篇11
一、引言
2007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已在世界范圍內產生相當深遠的負面影響。美國消費明顯減緩，影響了中美貿易間的往來。2006年我國對美出口額同比增長率基本維持在20%，但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這個數據從2007年8月開始下降，2009年除12月份以外，其余月份我國對美出口額同比增長全都為負增長。作為高度依賴國際市場的出口大國，對美出口的下降，會直接影響到我國的國民經濟。
影響中美貿易出口有多種因素。而金融危機的需求傳導機制應該說是影響出口貿易最為重要的一個因素。此次金融危機使得許多消費者對美國經濟前景感到擔憂，對未來持悲觀的態度。據測算,美國經濟增長率每下降1%，中國對美出口就會下降5%~6%。美國消費減少，美國的經濟就步入衰退時代經濟學論文，而我國對美出口也會呈現出明顯的下滑態勢。
為化解金融危機給我國經濟帶來的影響，中國政府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金融政策，計劃兩年內投資4萬億元擴大內需，保障經濟平穩運行。在擴大內需的條件下，中國的出口貿易可以更好地利用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
本文分析了2007年8月至2010年3月這段時期內，國內外需求對我國對美出口貿易的影響論文格式模板。這對促進中美貿易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二、文獻綜述
學者對國際金融危機對出口貿易的影響程度眾說紛壇。在理論分析方面，姜鴻（2009）認為美國金融危機通過影響中國的出口、投資和消費，傳導到我國的實體經濟，但對我國實體經濟的總體影響程度有限。短期內我國應來取措施促進出口，長期內則應擴大內需，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王聰，張海云（2009）認為金融危機導致世界經濟整體下滑。短期內，外部需求萎縮、國際原材料價格上漲和人民幣升值導致的企業出口成本上升、國外銀行信貸緊縮導致的國內企業資金周轉能力下降以及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等因素使得中國出口貿易增速明顯下降。從中長期來看，外需明顯萎縮是影響中國出口貿易增長的主要因素。而裴長洪（2008）則認為應避免高估美國次貸危機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美國經濟下滑,居民收入下降，將對其進口需求產生不利影響,但同時也會加大對進口廉價商品的依賴，只要我國商品繼續保持價格競爭優勢，可以克服美國經濟的不利影響。因此，美歐經濟不景氣，對我國出口增長和市場擴大未必是絕對的壞事。
在實證分析方面，田苗（2009）采用1997年第1季度至2008年第4季度的季度數據，運用VAR模型和脈沖響應分析了貿易伙伴國美國和歐元區國家GDP下滑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其中美國的GDP增量在初期會對我國出口有一個短期的正效應，這種沖擊在第2期以前逐漸減小，但是在第2期以后，這種正沖擊效應放大說明美國GDP對我國的出口貿易的影響存在半年以上的時間推移。裴平、張倩（2009）選取了2007年4月至2008年12月的月度數據經濟學論文，實證研究了我國對前十大出口對象國的出口總額與這些國家的人均GDP、股市總市值、失業率，以及人民幣有效實際匯率之間的關系。結論是在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這些國家的人均GDP下降和失業率增加，對我國出口貿易的負面影響很大；這些國家股市總市值的變化和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波動，對我國出口貿易的負面影響較小。
三、國內外需求對中美貿易出口影響的理論分析
根據國際經濟學理論，一個國家的出口主要取決于該國真實的國民收入和本幣實際購買力有關。也就是說，中國對美出口取決于兩個變量：一是美國的國民收入。美國的國民收入可以用美國商品零售總額來代替，因為美國商品零售額在美國占個人消費開支的一半，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一，因而是觀察美國經濟增長狀況的重要指標之一；二是人民幣實際購買力，它與CPI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有關。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在金融危機時期基本保持在6.82左右，變動幅度微小，因此不考慮人民幣匯率這一因素。
鑒于國內市場對國際市場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當出口在國際市場碰壁時，國內市場能夠將部分國際需求轉為內銷。本文用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額來代替我國需求，分析其在危機時期內對中美貿易出口的影響。
本文將美國商品實際零售總額（剔除了美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因素），中國社會消費品實際零售總額（剔除了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因素）列為解釋變量，這樣不但考慮了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這一因素，而且美國商品和中國社會消費品實際零售額比名義值更能準確地反映現實。
圖1顯示了2007年8月至2010年3月這一期間中國社會消費品實際零售額（RCR）和美國商品零售額(RUR)的走勢。由圖可見，RUR在這一時期明顯有減緩的趨勢，而RCR不斷在小幅上升。
四、國內外需求對中美貿易出口影響的實證研究
（一）、變量選取及數據來源
本文采用2007年8月至2010年3月時間段的月度數據進行分析論文格式模板。為取得實際值，各變量均剔除了物價因素。其中，我國對美出口額（EX）和我國社會消費品實際零售額（RCR）都剔除了我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CPI），美國商品實際零售額（RUR）剔除了美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UCPI）。EX來源于中國海關經濟學論文，CR來源于中國統計局，UR來源于美國商務部，CCPI來源于中國統計局，UCPI來源于美國勞工部，CCPI和UCPI均為同比數據。
（二）、變量的單位根檢驗
為消除數據可能存在的異方差現象，將變量作對數處理，分別以LnEX、LnRCR和LnRUR來表示。通過Eviews利用ADF法對這三個時間序列及其差分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ADF單位根檢驗
變量
檢驗形式
DW值
ADF值
1%臨界值
5%臨界值
檢驗結論
lnex
（c,n,1）
1.968759
-2.462022
-3.670170
-2.963972
非平穩
D(lnex)
(c,n,1)
1.921250
-4.032403
-3.679322
-2.967767
平穩*
Lnrcr
(c,t,0)
1.763556
-2.907864
-4.284580
-3.562882
非平穩
D(lnrcr)
(c,t,0)
1.934354
-5.388697
-4.296729
-3.568379
平穩*
lnrur
(n,n,0)
2.0922816
-1.317892
-2.641672
-1.952066
非平穩
D(lnrur)
(n,n,0)
1.999653
-5.337233
篇12
蔡翔先生的論文《城市書寫以及書寫的“禁言之物”――關于〈城市地圖〉的文本分析和社會批評》選擇系列文章《城市地圖》作為文本分析的對象。他以上海想象的生產轉換為一個現代性的“民族寓言”為切入點，分析了上海兩種記憶的歷史對視、“風景”與“本土”的對立，空間生產、“禁言之物”與文化等級制度建構，從而提出都市的現代性想象，與被書寫遮蔽/遺忘了的底層記憶和地理的命題。其論文涉及三大領域：記憶、人文地理和城市研究。整篇論文不但試圖在文學文本和社會文本之間尋找其內在的關聯，而且同時采用了文學批評與文化研究的方法，顯示出了一種獨特的學術視野和跨學科研究的特征。
論文第一部分《兩種記憶的對視：上海的歷史》追述了作為上海“底層”和“上層”象征的以蘇州河南北為界的城市人文地理區劃的形成過程。指出上世紀90年代以來有關“上海”的“集體性敘事”實際上“無視”了其“底層”代表――蘇州河以北的生活敘事。而這一被城市主流話語所遮蔽的“外部”卻在諸如《楊樹浦》、《浜北人》和《虹口軼事》等文學文本中無意識的“復活”，從而使我們得以見到一個同上海的“集體性敘事”形成“對視”的與電車、高樓、街道、人群、酒吧、霓虹燈等象征著都市現代性的物象所截然不同的“本土化”的上海。在這樣一個充斥著“棚戶區”的下層空間里，個體沖不出“家庭生活式”的聯結，他們被邊緣化卻又極力想進入城市中心生活；他們被城市的上層階級拒絕――在這個以消費為最主要特征的社會里，貧困使他們成為最卑微的“他者”。誠如西美爾所言，現代性的歷史就存在于貨幣經濟的發展之中；是貨幣經濟，而不是資本主義引起了現代社會關系的轉化，而且貨幣經濟也是現代都市生活風格的主要根源：它主宰著都市里現代人心態和氣質的微妙變化，并決定著他們的精神生存境遇。置身于消費社會之中，底層階級無法擺脫金錢對他們命運的宰治，同時也無可避免的會產生身份置換以及上層化的愿望。就深層意義而言，這體現出的是一種“政治無意識”，即：就某個政治群體（如階級、政黨、集團等）中的政治個體來說，他們作為個人所應該具有的那些有個性的思想意識，被無個性的、統一的政治意識形態所代替。在這個時候，這些個體的政治行為，實際上主要是被他們的思想意識中那些無意識因素所支配著的。作為被主流話語所“遮蔽”的存在，下層階級渴望著來自城市中心的認同；在尋找自身意義的過程中，他們是需要被上層社會所表征與建構的“他者”――意識形態強大的收編作用由此可見。
論文第二部分《意義尋找和“禁言之物”的出現》進一步展示了社會底層和上層之間的對立。文章指出，“在某種意義上，由于地理隔絕的原因，空間往往會演化成不同的階級形態乃至階級的生活形態。” [1]然而這種“底層”與“上層”之間的對立在空間上卻又不是永遠壁壘分明的。在城市的中心地帶仍然居住著不計其數的貧民；在高樓林立與優雅的人性背后隱藏著的是黑暗骯臟、狹窄不堪的底層居住空間，以及一種隨之而來的“羞恥”感。這便是底層生活殘酷的真實寫照：它與上層社會并存卻永遠被其排斥，而成為敘述的“他者”，淪為主流話語中的“禁言之物”。“風景”與“本土”的對立也隨之產生：亦即“文化上和政治上占統治地位的人的空間”和“被剝奪了資源的，無權無勢的當地人的空間” [2]的對立。這種對立源自人在城市中的意義尋找，而意義的產生顯然已經由“政治無意識”而意識形態化了。因此，底層階級無論這樣努力都始終是都市里的“異鄉人”，孤獨、焦慮、寂寞以及彷徨時刻伴隨在他們關于身份置換與上層化的想象之中。
論文第三部分《“街道”的重現與職業化的空間想象”》指出“城市下層生活的記憶淡化乃至消失，在某種意義上，或許與‘家庭’在敘述中的退出有關。”[3]而當家庭或是下層生活已成某種“禁言之物”的時候，意義的尋找，亦即敘述的中心便理所當然的開始向城市中心轉移。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一大批年輕的有著職業身份的非專職白領作者的出現，“街道”開始大量的在敘述中涌現。敘述者對“街道”的成功進入意味著“風景”與“本土”對立的消失：由于職業的原因，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涌向城市中心；他們尋找自身意義的同時也隱含著對占統治地位的文化資源的空間爭奪。然而，先于這種成功“進入”之前發生的是他們的身份置換：即將自身轉化為消費主體――這也是他們成為消費社會“風景”的最根本前提。由此，依據一個人的出身、門第而對其進行身份劃分的傳統模式在消費時代宣告徹底破產；取而代之的是以消費方式與內容為劃分標準的更為不公平的社會關系。于是，在這種巨大的現代性力量面前，人們內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被成功地壓制和扼殺，整個社會成為單向度的社會，而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單向度的人”；這種人喪失了自由和創造力，不再想象或追求與現實生活不同的另一種生活。就此而言，現代性已由制度層面轉向社會層面，即從宏觀轉向了微觀。
論文最后指出，有關“上海”的集體性敘事的某種起源來自于對現代性的“塑造”或者“構建”。而現代性在當下的中國尚處在一個未完成的狀態，因此“城市書寫”會生產出更多的“禁言之物”，也會有更多殘酷的真實存在被遮蔽；與此同時，在意識形態作用下的文化等級制度也成為“城市書寫”所無法彌補的“先天不足”。
（作者單位：四川外語學院）
注釋：
[1] 蔡翔《城市書寫以及書寫的“禁言之物”――關于〈城市地圖〉的文本分析和社會批評》，《視界》2004年第14輯，215頁，河北教育出版社．
[2] 同上，218頁．
[3] 同上，219頁．
參考文獻：
[1]蔡翔：《城市書寫以及書寫的“禁言之物”――關于〈城市地圖〉的文本分析和社會批評》，《視界》2004年第14輯，河北教育出版社．
[2][英]弗里斯比：《現代性的碎片：齊美爾、克拉考爾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現代性理論》，盧暉臨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篇13
引言
近年來，捆綁銷售已成為眾多企業普遍采用的共生銷售策略。捆綁銷售是指企業將兩個及以上的產品或服務結合在一起以優惠的價格進行銷售的新型共生營銷方式。從企業視角來說，捆綁銷售一方面有利于擴大企業自身品牌的影響力，增加產品的市場銷售額，另一方面可以有效降低企業的日常營銷費用和資金風險。從消費者視角來說，捆綁銷售不僅能夠為消費者帶來價格上的便利，而且可以減輕消費者選購的時間和精力成本。例如微軟公司將其“Xbox One”與分立式Kinect捕捉單元機進行捆綁銷售；當蘋果手機新品上市之時，中國三大通訊運營商（移動、聯通和電信）與蘋果公司會推出一系列4G套餐蘋果合約機業務。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產品和服務都能隨意地“捆綁”在一起，其要達到“1+1>2”的效果取決于捆綁產品的協調和相互促進。例如不少用戶在下載及安裝軟件的時候都遭遇過很多不良捆綁軟件的侵害，其中，大部分捆綁軟件在強制安裝的情況會給予用戶一些提示，但是這種提示通常都很隱蔽，往往被人所忽略，甚至有些垃圾插件和捆綁軟件靜默安裝，系統也無法檢測到，讓用戶不勝其煩。捆綁銷售的產品最好是互補性產品，進而能夠有效地消除“強行搭配”之嫌，強烈喚醒消費者購買需求的欲望。
捆綁銷售策略實施對供應鏈運作進行高效率、低成本的變革激發了學術界理論研究熱情。Adams&Yellen（1976）深度分析了市場壟斷背景下公司銷售運作戰略的選擇。研究結果表明，捆綁銷售是一種更加有效的方法，可以使公司獲得更多利潤。Bakos&Brynjolfsson（1999）研究得出在壟斷情況下公司進行不相關產品的大量捆綁銷售有利于獲得更多利潤。
Venkatesh&Vijav（1993）從時間和金錢對消費者影響決策視角下，深度探討了捆綁銷售的最優定價策略。Yadav（1994）從實證調研角度對比分析了獨立銷售和捆綁銷售下消費者能力的剩余。研究結果表明，捆綁銷售能夠更有效地刺激消費。鞏永華等（2011）研究了移動互聯網行業中捆綁銷售對產業鏈最優價格策略的影響，并提出了幾種合理的供應鏈協調機制。研究結果表明，基于SP和MP合作滿意度的Nash談判收入分配模型，可以有效地協調供應鏈各方主體利益。呂魁等（2012）構建了多產品競爭的擴展Hotelling模型，探究了范圍經濟和轉換成本視角下捆綁銷售對網絡產品供應鏈均衡運作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在特殊條件下，捆綁銷售定價與轉換成本無關，而當范圍經濟效應滿足一定條件時，捆綁銷售不僅提高消費者剩余，而且增加社會福利。魏航（2012）構建了隨機效應下MNL模型，深入探討了同質時鮮產品捆綁銷售的最優化決策問題。李四蘭和景奉杰（2014）研究了在產品的實用性和享樂性的背景下捆綁銷售與消費者預期愧疚和購買意向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實用性商品和享樂性商品捆綁時，消費者的購買意向增加，而預期愧疚感減少，并且起到價格銜接的中介作用。
在上述文獻基礎上，本文構建了生產互補品的制造商和出售互補品的零售商組成的兩階段供應鏈，試圖從理論上回答：在何種市場條件下，供應鏈主體傾向于捆綁銷售策略？捆綁銷售策略將會如何影響供應鏈上下游企業的利潤變化？
問題描述與假設
市場中考慮一個制造商和一個零售商組成的兩級供應鏈，其中制造商和零售商分別生產和銷售兩種互補商品，例如紅雙喜公司同時生產乒乓球和乒乓拍，體育用品零售店又同時銷售乒乓球和乒乓拍；格力電器同時生產和銷售空調柜機與掛機。
針對供應鏈采取的銷售策略，本文將分兩種情況進行討論：
互補品獨立銷售：零售商把兩種互補商品進行獨立銷售，參考Zhang H（2002）和但斌等（2012）類似需求函數假設，在這里將兩種互補商品的需求函數分別設為：
互補品捆綁銷售：零售商把兩種互補商品進行捆綁銷售，參考Yan R L（2014）類似需求函數假設，在這里將互補品捆綁銷售時的需求函數設為：
Hb=K-pb+λ（p1d+p2d-pb）
其中，K表示互補商品的市場基本需求，為了區分兩種互補商品，假設產品1生產成本為0，產品2生產成本為c（c≥0），p1d和p2d分別表示低成本和高成本互補品獨立銷售時的零售價格，pb表示捆綁銷售時的零售價格；（0<<1）表示兩種產品的互補程度，越大表示產品互補程度越高；λ（0<λ<1）表示捆綁折扣價格敏感系數，當p1d+p2d>pb時，λ越大表示捆綁策略對產品需求的正向促進作用越大。
模型構建
（一）獨立銷售策略
下標符號M、R和SC分別代表制造商、零售商和供應鏈整體。當供應鏈采取互補品獨立銷售策略時，根據上述條件，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利潤函數分別設為：
制造商和零售商之間進行Stackelberg博弈（見圖1）。根據逆推歸納法，πdR分別對p1d和p2d求導并令其為0，可以得到p1d和p2d的二元一次方程組，解之可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