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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樹立新的教學觀念，構建新的教學體系。第一，進一步學習新的教育教學理念，對課改的方向把握明確。第二，對美術教學模塊要引領教師進行集體備課，用專題的方式探究模塊中的知識，并將研究課設置出來。第三，對美術工作室和學科基地的建設予以強化，持續開發和編寫校本課程。第四，應用現代教學理念開放多媒體教學輔助課件，開展多媒體教學輔助課件的交流和征集活動。第五，將青年美術教師組織起來，開展業務進修工作，有效評測青年教師的專業教學能力，適時開展美術專業基本功比賽。其次，將課題研究做好，強化中青年教師培養工作。第一，將美術教師組織和發動起來，對專門的課題研究予以重視，要不定期地組織專題學術沙龍，營造良好的學術研究氛圍。第二，組織青年教師對新課程的教學評價進行探究，對青年教師進行特別指導和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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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西方音樂史研究論文主要集中于巴羅克時期以前的早期音樂上，代表論文包括余志剛《中世紀音樂教學漫議》、姚亞平《歐洲早期音樂傳統與20 世紀現代作曲觀念》、伍維曦《與中世紀晚期多聲部彌撒套曲的體裁特性》、周耀群《關于“文藝復興時期音樂”的兩部斷代史的比較》等。這些論文從各位學者的獨立研究角度出發，對西方音樂早期歷史的不同細節開展研究和思考，試圖在理論闡述中深化對音樂史局部細節和音樂歷史觀念形成的認知，進一步喚起人們對古今歷史比較和創作、教育問題的重視。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德國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納誕辰200周年紀念，瓦格納研究論文亦成為2012年我國西方音樂史研究的重點，代表論文包括：劉經樹《“清楚變化了的音樂創造”――瓦格納的“音樂戲劇”構想》和楊九華《“”的闡釋 ――再論瓦格納樂劇中的婚姻倫理觀》。另外，對于經典音樂的審美闡釋和音樂流派研究的代表論文可舉鄒彥《貝多芬（Op.31-2）的標題性內涵》和劉瑾《審美困境與現性重建：對新浪漫主義音樂產生及意義的美學思考》。
在中國古代音樂史領域，學者們將目光紛紛投向中國與境外音樂交流史，代表文章包括宮宏宇《基督教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的盲人音樂教育――以安格妮絲?郭士立、穆瑞為例》、陳應時《唐傳日本調名曲名考》、鄭祖襄《談楊蔭瀏對田邊尚雄“中國音樂外來說”的批評》、葉鍵、黃敏學《18世紀西方傳教士的中國音樂研究及其學術史影響》，以及王小盾的系列論文《域外漢文音樂文獻述要》。古代音樂史研究的另一個范疇集中于音樂考古，代表論文有：方建軍《鐘離國編鐘編研究》、《音樂考古學的六個課題》、王子初《我們的編鐘考古》、武家璧《曾侯乙墓漆畫“雜懸”圖及其實驗心理學解釋》。在近現代音樂史領域，2012年的研究論文主要是對近現代音樂家的學術紀念，論文包括：楊和平《論李凌的音樂美學思想》、俞玉姿《略談老志誠先生的音樂思想――紀念老志誠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居其宏《我國新音樂發展戰略的設計師和先行者――蕭友梅音樂思想與創作教育實踐的跨世紀回望》等。中央音樂學院發起的“國家音樂史”研究工作目前主要集中在中國近現代音樂史領域。2012年集中發表的論文包括：呂鈺秀《他者對于一個國家音樂想象的建構藍本》、李淑琴《從研究的政治化走向學術化――對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學科建設的回顧與思考》、蒲方《中國近現代音樂歷史分期的特殊性及復雜性》等。
2012年，我國音樂美學領域的研究論文首先以評述于潤洋教授美學研究貢獻為主導，代表文章包括葉松榮《論于潤洋西方音樂史學研究中的理論建構》、何寬釗《論于潤洋學術研究中的歷史意識》、柯揚《承先賢之法，啟后生之思――論于潤洋對卓菲亞?麗薩音樂美學思想的繼承與發展》等。其他論文則是不同學者對音樂美學理論、趨勢與應用問題的獨立闡發，例如韓鍾恩《判斷力批判：置疑音樂美學學科語言并及音樂學寫作范式》、劉研《審美經驗的復興――理查德?舒斯特曼的實用主義美學觀與通俗音樂》、張晶晶《對阿多諾中的一個核心概念“素材”的梳理與解讀》等。
二、音樂學專業教育教學
2012年，我國的音樂學專業教育教學向著精英化、集約化和實力化的方向努力邁進。在專業音樂院校和綜合大學音樂學院、音樂系的主導下，音樂學專業教學已經形成比較成熟的發展體系。在不同層次音樂學專業招生方面，各個院校和科研機構結合音樂理論研究的現實需求，招生數量略有緊縮，考試難度相對增加。如此舉措，不僅維護了音樂學專業精英化教育的傳統，同時也對當代大學生的理論基礎素質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不同層次的學術人才培養上，各個院校特別重視理論培養和藝術實踐的結合，鼓勵學生將研究重心立足當代、返觀歷史，積極參與音樂田野調查和音樂表演活動，在親身實踐中鍛煉學生的研究能力。各個院校給予學生相對寬松的課程安排，不但要求學生學好音樂理論知識，還不斷啟發學生對其他藝術領域和更廣泛的社會文化產生興趣，獲得更為廣博的文化見識，充分增強學生的學術實力。音樂院校采取各種手段對學生的學習進度加以限定和考核，通過論文評比、音樂論壇、大師講座、理論訪談等多種形式鼓勵學生集中精力投入學習，增長自身的學術本領。學生的畢業論文答辯活動日益規范，答辯通過標準相對嚴格，有效防止學生論文品質和學術素質的整體下滑。
除了各個音樂院校和科研機構的日常教學工作外，音樂學界在2012年還積極開展音樂學教學研討、論文評獎和專題講座活動，有力推動音樂學專業教學工作，促進院校間交流合作，增加校園學術氛圍。2012年2月，第四屆中國音樂評論“學會獎”評選征文活動正式展開?；顒酉蚝韧馊A人征集自2009年正式發表的音樂評論參選，并在中國音樂評論學會第五屆年會召開之際集中評審。2012年3月12日至15日，中央音樂學院舉辦了“中國音樂史學術交流系列專題1：國家音樂史”活動。斯洛伐克音樂學者奧斯卡?艾謝克應邀參加活動，共同探討“國家音樂史”寫作的方法手段和內容選擇。2012年10月，上海音樂學院先后組織了“第九屆（2012）錢仁康音樂學術講壇”和“音樂學學術論壇”，以此作為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學系建系30周年的系列活動之一。2012年11月至12月，南京藝術學院百年校慶舉辦系列學術講座，邀請資深專家舉辦專題講座。
三、音樂學學術會議
2012年，我國音樂學界各類學術會議相繼舉辦，有力推動了同領域專家學者的學術交流，促進專業學術會議向著常態化、正規化的方向邁進。在民族音樂學領域，2012年6月29日，由上海高校音樂人類學E-研究院承辦的“當代社會中的傳統音樂國際研討會”在上海音樂學院舉行。與會專家以音樂同社會政治、變革的關系為主題，著重討論當代語境下的民族音樂學研究視角與方法。2012年7月12至15日，中國傳統音樂學會第十七屆年會在西安音樂學院召開。會議提交論文摘要240余篇，內容涉及黃河流域音樂文化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音樂生態研究、音樂與科技、跨界族群音樂文化等研究領域，呈現出學科交叉、研究跨界的學科發展趨勢。2012年7月18日至25日，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學會第十三屆年會在新疆師范大學召開。會議圍繞中國少數民族音樂研究、中國跨界民族音樂文化研究、高等音樂藝術院校少數民族音樂教學改革研究三個方面議題展開探討，充分展示了我國近年在少數民族音樂研究成果。2012年10月30日，國際音理會亞洲大洋洲地區音樂學會首屆學術研討會暨亞太民族音樂學會第十七屆國際學術研討會、泰山學術論壇在山東濟南舉行。來自亞太地區的音樂學家圍繞亞洲、大洋洲、太平洋地區民族之間的音樂傳播與交流、構建適合于亞太地區各國的傳統音樂理論體系等議題做主題發言。
在西方音樂史研究領域，2012年6月21至22日，上海音樂學院舉辦“2012?上海音樂學院?瓦格納國際學術論壇”。 論壇聚合國內最優秀的瓦格納研究學者同國際瓦格納研究實現對話，提升我國的音樂學研究水平，增進與西方學術界相關領域的交流與合作。由中國西方音樂學會主辦，四川音樂學院承辦的“2012西方音樂學會青年學者論壇”于9月21日在四川音樂學院舉行。 會議由九位西方音樂史專家對11名青年學子的課題發言進行交流點評，旨在促進青年學者的科研工作和學術交流，積極培養理論新秀。在中國音樂史研究領域，9月24至26日，中國音樂史學會第十二屆年會暨第七屆全國高校學生中國音樂史論文評選“徐小平獎”頒獎大會在沈陽音樂學院舉行。會議對“契丹音樂史”、“音樂上海學研究”等新課題給予充分重視，并對中國音樂史新近研究成果加以展示。在音樂美學領域，2012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前沿與對話――全國中青年音樂理論家論壇”在華南師范大學舉辦。論壇邀請全國50名中青年音樂理論家參會，論題涉及多個學科，促進音樂學學科間的相互對話和啟迪。2012年12月2日，“2012年中國音樂美學學會筆會”在華南師范大學音樂學院舉行。筆會圍繞 “音樂美學學科資源考掘” 和 “身體在音樂審美活動中的作用” 兩大主題進行研討。
四、音樂學紀念與交流活動
2012年，中國音樂學界舉行了多項學術紀念和交流活動，對于音樂學院系建設和老一輩音樂理論家的學術貢獻加以總結，并對中國音樂學的對外推介與交流做出貢獻。2012年11月26至27日，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學系迎來了建系30周年紀念。系列紀念活動由學術研討會、紀念座談會、學術講堂系列、學術成果展、學生音樂會等活動組成。全系教師還集體出版了學術研究文集，對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學系的科研成果加以展示。2012年5月12日，中央音樂學院舉辦“馬思聰百年誕辰紀念活動”。 其中的學術研討會對馬思聰的學術造詣、音樂創作、教育教學和學術精神展開深入的討論和研究。2012年9月15至16日，中央音樂學院隆重舉辦“春雨潤物 學海成洋――于潤洋八十春秋學術研討會”。近30位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和同事學生圍繞他的學術品格、理論特色和歷史貢獻進行了深入研討。2012年，恰逢中央音樂學院資深音樂學教授張洪島先生百年壽辰。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系對張洪島教授的學術成就和教學工作進行重點回顧。2012年9月27日，四川音樂學院舉行“紀念王光祈先生120周年誕辰學術研討會”。全國100多位專家學者參加學術研討會，對王光祈作為中國音樂學開拓者的歷史地位和學術成就進行回顧、梳理和闡釋。在對外學術交流方面， 2012年12月22日至26日，陳應時、方建軍、李玫等中國學者應邀參加第七屆東亞律學大會并宣讀論文。此次學術交流與研討活動，引起東亞音樂研究機構對中國律學學者研究成果的密切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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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美活動或行為是人類的高級精神活動之一，在全球文明演化中具有重要作用，也是具有恒久價值的歷史文化景觀。華夏美學哲學是人類文化景觀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在長期歷史演化過程中，先民在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和長期的農耕文化環境中，形成了具有顯著民族特色的美學哲學思想和理論，建立了相對獨立的哲學思想體系。這些思想和理論對于構建個體生命的精神世界和民族的文化傳統具有重要價值。美學教育是人文素養教育的重要內容之一，美學哲學在型塑人類精神結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對于美學的教學和訓練，一直是教育發展史上的重要內容。從現實層面來講，良好的美學素養不僅能夠改善人的身心狀態，而且在具體工作中能夠激發創造性思維，實現創造更高價值的目標。
中學階段是學生人生觀、價值觀形成的重要階段，學生在此階段接受的思想文化教育，將會對其終身生命歷程產生直接影響。目前，由于應試教育模式及經濟社會轉型環境的影響，中學生中存在諸如價值觀缺失、人文素質低下、在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間不能很好地平衡等現實問題，因此，有必要通過一定措施來切實解決這個問題。本文從提升學生整體人文素養及傳統文化的角度，就在中學語文教學中推行華夏傳統美學哲學教育問題進行分析，以下內容的安排是，第二部分討論在中學語文教學中推行華夏傳統美學哲學教育的可能性，第三部分討論在中學語文教學中華夏傳統美學教育的基本內容，第四部分討論推進華夏美學哲學教育的具體措施，最后是總結與討論。
二、加強華夏美學哲學教育的必要性
（一）提高學生基礎人文素養的需要
人文素養是一個人的軟實力所在，是增進生命個體生存與發展質量的重要能力要件之一。通過華夏美學哲學教育，學生可以認識先民理解美、創造美和追求美的歷程，更好地理解和感悟生命、自然和宇宙世界，從而將個體生命放在與宇宙萬物共生的高度來理解生命的價值，培養一種大氣磅礴的精神境界。
（二）培養學生創造性思維能力的需要
有研究表明，人類右腦和左腦具有不同的功能分區和功效，而對于右腦開發則對于提高創造性思維能力具有顯著作用。美學思維及鑒賞美、創造美的活動，正好是右腦的功能所在，經常性地持續地推進美學教育和訓練，能夠激發學生創造性思維能力，從而有助于克服各類現實困難，取得創造性成果。
（三）傳承傳統文化和美學哲學的需要
中華美學是和西方美學具有顯著區別的哲學體系，其顯著的整體思維、氣韻為先、剛柔并濟等美學哲學理論和特點，和西方美學具有內容和形式上的差異，反映了華夏先祖的精神風貌。這些精神氣質和風貌，應該通過美學哲學教育傳承下去。
（四）為跨文化合作奠定能力基礎的需要
在當今世界，跨文化的交流與合作是學生畢業后走進社會面對的一個現實問題，也是全球文明發展的主要潮流。良好的美學哲學素養和美學哲學訓練，能夠在文化交往及合作活動中發揮一種潛移默化的作用，能夠增進不同文化主體之間的合作和信任，降低經濟社會活動中的各類不確定性和效率方面的損失。
三、語文教學中華夏美學哲學教育的基本內容
根據現行初中語文教材，選擇其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作品，主要是不同歷史時期的作品，結合作品產生的歷史背景等知識來推進美學哲學教育，是較為可行的選擇。筆者認為，根據華夏美學的發展歷程，可以適度給學生介紹如下美學哲學的內容。
（一）遠古圖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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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結構上看，全書分為三個部分，分別對中日韓三國的歷史淵源及文化互動進行鳥瞰；分析比較三位作曲家的文化觀念和藝術理念；對三位作曲家因各自不同的藝術哲學觀和音樂美學觀而產生的不同的音響觀念進行綜合闡釋。最后，作者就具體作品分析過程中，在其作品中所能反映出的文化氣息與創作手段的內在聯系作進一步的理論及理念的總結概述，進而得出結論及其展望。
筆者認為，該書的“創新”與“獨特”之處主要有以下幾點：
創新之處――
“311定理”在音樂分析當中的創造性運用
作者根據俄國畫家康定斯基的抽象派繪畫理論――點?線?面――而提出的“311定理”（其公式為：3+1=1）進行“三點一線一面”的分析。即：個人、祖國、西方（三點）；音響觀（一線）；作品風格（一面）。此舉不同于一些常見的音樂作品分析理論范式（如“結構――功能理論”、“接受美學”、申克分析法等），“311定理”是作曲家產生作品的客觀存在和人文背景，它不是一種具體的音樂技術分析方法。于潤洋先生曾提倡音樂理論研究應堅持“歷史與邏輯的統一”，他說：“堅實的理論修養和淵博的歷史知識是使我們立于不敗之地的兩塊基石，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會對現實有一個真正清醒的認識和評價。”①而“311定理”正是遵循了這一原則，從作曲家相關的歷史、文化、社會事實出發，勾勒出三位作曲家各自別具一格的肖像。然后，作者再具體到某一部作品，進行譬如音樂結構分析、音高結構分析、音響形態分析等技術層面上的分析，并重點論述了對作曲家“獨門絕技”，比如對尹伊桑的“主要音”及“主要音響”的觀察，還有對武滿徹“音色音樂”與“點描配器”的整體觀察。
獨特的視角之一――
對文化與藝術關系的高度重視
1969年，英國著名音樂學家約翰?布萊金（John Blacking，1928―1990）在其長文《人類經驗中的音樂價值》中，從民族音樂學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音樂評價思路。他認為，音樂的價值必須在其所存在的語境（context）中考察：“音樂應該作為社會或個體的產品來研究”。從文化的角度出發對音樂作品進行分析，可謂挖到了作曲家的根，因為它把作品分析放到與作曲家本身不可割裂的文化大背景當中。作者對中日韓歷史文化溯本探源，以期對當下音樂創作領域內頗為復雜的民族性與西方現代性的主客體關系的再認識，以及對如何以西方現代作曲技術反映本區域或本地區的民族文化精神，進而通過研究東亞三位作曲家的人文背景和音樂歷程以及獨有的美學構架，從而梳理出具有現實意義與應用意義的理論手段。
當我們面對一棵大樹的時候，通常只留意上面的枝葉，而很少看到樹之“根”，以及它所在環境中的土壤、周遭的空氣，所以就不可能理解這棵“樹”（作曲家）為什么長出來的是這樣的“枝葉”（作品），而不是別的樣子。比如，為什么尹伊桑的作品是這樣而不是那樣，那是因為他的作品一定是他從本民族文化中悟化的東西。該書認為我們在評價一個作曲家的作品時，不僅是要看其表象，還要追其本質，還要回頭去追溯這個作曲家為什么是這樣；不但要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所以然”就是要回到他所身處的文化、他的生平、世界觀，所有這些都可能決定“作品”這個結果。
另外，本書從實用性的角度去看待作曲技術，具有正本清源的價值，而不是按常規的做法，單純地將其歸納成某一種技術公式。從技術本身來講，理論家習慣把它歸納成一種公式，這樣也許便于教學與傳播，但試問這些大師中有多少是帶著這樣一種公式去創作的呢？也許他們只有一種開放的精神和躁動的心靈，從而導致他們產生一種創作的沖動。這種沖動促使他找到一種表現方式，而這種方式與其他公式其實是不一樣的。比如武滿徹的技術分析就很難歸納，什么“十二音”、“音集集合”都不是，就像畫家對于油彩的駕馭都是由形象思維決定的，而不是說遵從了某種模式；又比如格里格的《培爾?金特》第一組曲中的《晨曲》與北歐的冷空氣之間的關系。所以，我們說，對藝術家的具體探討一定要與文化結合起來進行，剝離了文化，便成了無源之水。
獨特的視角之二――
這是一本作曲家分析作曲家的書
與一些非作曲專業人士的“隔靴搔癢”的作品分析而言，本書不尋常之處在于它是一本作曲家分析作曲家的書，顯然這樣更地道。要知道，日前在個別地方綜合類院校作品分析領域里存在一種“一犬吠影，眾犬吠聲”的現象，其后果就是使作品分析脫離了音樂本質，成為一種“玄學”，甚至一部“科幻劇”。因為缺乏專業的工具，分析的層面只能停留在華麗辭藻的堆砌上，始終不能深入挖掘，讀者自然看不出其中的門道。沒有與之匹配的鑰匙怎么打得開這把鎖呢？作曲是一門學問，不懂技術如同沒有鑰匙，所以打不開“這把鎖”。我們不能把畢加索的“胡來”不能等同于一個普通人的涂鴉。
音樂評價者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其認知能力、經驗知識和評價標準的制約。②作曲家本身積累的豐富的聽覺經驗、良好的作曲技術，以及個人的音樂、非音樂知識為其在做音樂評價與分析的時候，提供了一種得天獨厚的優勢。
作者在書中對三位作曲家音樂風格做出了精準的概括：玉樹臨風――踔厲亂畫――好好做自己，精煉地點出了他們的“形神”所在。
關于“玉樹臨風”的尹伊桑的研究論文主要有《“主要音”在尹伊桑室內樂中的運用》③、《浸染則會東方文化觀念中的“主要音技法”――簡評尹伊桑的創作》、《尹伊桑作品中的反和聲手法（上）――〈大提琴協奏曲〉1976簡析》④等十幾篇，這些論文基本上都是以“主要音”作曲體系為研究對象。
與其他兩位相比，國內對武滿徹的研究相對活躍一些，相關論文四十篇左右，文章主要集中在對作曲家早、中、晚期音樂創作的研究⑤，還有一些對其生平和傳統文化元素對其作品影響的研究⑥；對某一部具體作品的研究⑦，以及對武滿徹和聲技法的研究⑧，對電影配樂的研究⑨等方面。
作為20世紀美籍法人作曲大師埃德加德?瓦雷茲的摯友，在其逝世后成為他音樂財產的管理人和權威解釋者，美籍華人周文中為中國青年作曲家提供在美國事業發展的空間，并為中美音樂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貢獻。⑩關于“好好做自己”的周文中的研究論文也有十幾篇，對作曲家音樂風格和作品的剖析的論文主要有：《周文中：其人其樂》{11}；《西器中韻 和而不同――周文中〈漁歌〉的音色移植與延音功放配器法分析》{12}；《周文中對古琴曲〈漁歌〉移植的藝術觀念》{13}等。而近年來把東亞三國作曲家放在一起研究的，只有青年韓裔學者劉貞銀（上海音樂學院西方音樂史方向的博士）{14}。
作曲家寶玉正是基于對上述研究成果的整理分析，分別選取了尹伊桑的《穆瓦克舞蹈幻想曲》、武滿徹的《幻影》和周文中的《花落知多少》三部作品，進行了音樂結構分析、音高結構分析和音響形態分析。這三部作品都是以西洋管弦樂為音響載體，雖然周文中的《花落知多少》樂隊規模略有變化而且稍小一些，但三位作曲家都是以西洋管弦樂編制為主體來幻化東方之聲。這是作者選取分析對象的共性。
獨特的視角之三――
對“現代性”與“民族性”的獨到見解
19世紀后半葉興起的歐洲民族樂派是歐洲音樂浪漫主義運動的一個重要部分，它為音樂的浪漫主義運動發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和生氣。20世紀初，西方的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音樂曾對亞洲的傳統音樂發生強烈影響。東亞三國迅速接受了西方音樂，但西方元素和傳統元素基本處于并置狀態，作曲家孜孜不倦地尋求著民族文化身份。20世紀下半葉，西方現代音樂技法和觀念的傳入使亞洲作曲家找到了新的資源，在探索本民族現代新音樂的征程中更進了一步?？梢?，東西方音樂文化的碰撞與交融帶來的是各國文化對“現代性”和“民族性”的雙重訴求。
人們通常認為：只有抵抗西方現代性才有自身民族性，一旦全盤接受現代性的話就沒有自己的民族性了，寶玉并不認同這個觀念，而是通過對三位作曲家的作品研究與分析，并結合文史資料的閱讀，從而找到與西方現代性相承因的東亞現代性，以及東亞現代性與東亞古代文明融合的歷史淵源關系，進而提出并證實：現代文明是一個經起源、融合、發展，變異為相互關聯的一個綜合系統。并在結論中膽識、有主見地提出：
“問題的關鍵仍是我們有沒有能力和膽識直面處于‘主場’的西方，而不是‘避實就虛’地繞過西方；有無自信通過西方音樂技術理論進入本民族傳統進行國際化的文化梳理及藝術改造。也就是說，我們需要穿過西方現代性一步步回到自己的傳統，而后再將經過整合后的、具有‘普世’價值的音樂作品帶向西方以至于世界音樂舞臺?！?/p>
結 語
音樂分析的途徑是多樣的，該書既有對作品的形態分析，如對音高、節奏、曲式、配器技法的分析，也結合了歷史學、社會學、文化學等方法。無論何種分析，其根本目的都是一致的，即為了更深入地理解音樂，并發現其隱含的價值。最后，筆者想借用標題“歲月的凝聚 時空的潤融”來結束本文：所有的音樂作品都是作曲家對歲月沉淀之物的凝聚與表達，同時經過了時間、空間的潤色、交融。讀完此書，也許我們能更理解書中“所謂作曲家的音響觀是因其自身所具有的藝術哲學觀和音樂美學觀而形成的”這句話了，而作者提及的東亞裔作曲家對東西方文化采取的“解構”態度值得世人參考借鑒，令人不禁頓悟：原來我們懷揣的“東方藝術及藝術精神”是如此值得珍惜的瑰寶！
①于潤洋《肖邦音樂的民族內容――紀念波蘭杰出音樂家肖邦誕生一百七十周年》，《音樂研究》1980年第1期。
②柯楊《有限的相對主義――論音樂的價值、質量及其評價》，中央音樂學院音樂美學博士論文。
③傅文《“主要音”在尹伊桑室內樂中的運用》，上海音樂學院2012年5月，碩士論文。
④羅新民《尹伊桑作品中的反和聲手法（上）――〈大提琴協奏曲〉1976簡析》，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第32―43頁。
⑤相關論文主要有[日]渡邊未帆《1950年代的武滿徹――從五聲音階到意識流》，周耘譯？熏2007年第2期；許志斌《論武滿徹中期創作》，《南京藝術學院學報》，《音樂與表演》2009年第1期，第81―87頁等。
⑥相關論文主要有許志斌《論武滿徹作品中節奏及實踐過程特征》，《南京藝術學院學報》，《音樂與表演》2010年第1期，第113―120頁；許志斌《論武滿徹作品中音響的“空間構型”及其“時間塑形”功能》，《南京藝術學院學報》，《音樂與表演》2011年第2期，第83―95頁；郭元、郭藝《“樹的鏡、草原的鏡”映射下的日本當代音樂》，《音樂創作》2013年第3期，第146―148頁等。
⑦相關論文主要有童昕《〈多利亞地坪線〉的音樂結構――兼論音色在現代音樂中的表現和結構力作用》， 第15―21頁；馬莉《試論長笛作品〈voice〉的現代演奏技法》，2008年4月，南京藝術學院碩士論文；楊一博《東西交融的夢――武滿徹作品“吾聽水夢”的創作研究》，中央音樂學院碩士論文，2012年4月等。
⑧相關論文主要有許志斌《武滿徹〈Toward the Sea III〉中的音集技法及音高組織特征》，《音樂藝術》2003年第2期，第91―95頁；王馨密《武滿徹〈Toward the Sea I〉的技法研究》，上海音樂學院碩士論文，2012年5月；魏揚《武滿徹〈詩篇幻想曲〉和聲排列的三維構架》，《音樂研究》2012年第2期，第99―109頁；陳默默《談武滿徹作品〈雨樹素描〉的和聲技法及和聲語言特征》，《洛陽師范學院學報》2013年第6期，第123―125頁等。
⑨劉嫣《武滿徹電影配樂的理論研究――以電影〈怪談〉和〈亂〉為例》，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學碩士論文，2010年6月等。
{10}孫鏗亮《中美音樂文化交流的使者》，《音樂美學》第59―62頁。同類論文還有陳鋼的《早春二月柳色新――記周文中教授與美中文化交流》。
{11}尼古拉?斯洛尼姆斯基《周文中：其人其樂》，朱建翻譯，《藝苑》音樂版1996年第2期，第54頁―59頁。
{12}侯太勇《西器中韻 和而不同――周文中〈漁歌〉的音色移植與延音功放配器法分析》，《樂府新聲》2012年第1期，第84―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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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氣”論文與“遒”的美學內涵的形成
曹丕在《典論?論文》中第一次明確提出“文氣”概念，強調作家的個性才能，促成并標志著我國詩學史由“詩言志”向“詩緣情”的轉變?！板佟弊鳛橐粋€美學概念進入文學領域，最早也是從曹家以“氣”論文開端引序的，其美學內涵正是指向文氣的“聚而不散”，及其運行流轉張弛有度、不逸不蔓的風貌。
魏文首次將建安文學作品中那種表現為昂揚向上的精神及情感力度的“氣”作為文藝審美的一個概念，并以此用來品評文學作品。在評價劉楨的文學創作時，曹氏說 “應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 并在《與吳質書》中首次將“遒”作為“文氣”批評的一個美學標準：“公干有逸氣，但未遒耳”。顯然，作為作品中所表現的精神氣質，“壯”與“逸”相對，“密”與“遒”相對，似乎“壯”始能“逸”，“密”始能“遒”，“遒密”是比“壯逸”更高的的一個美學層次。因而，“遒”作為一個文氣批評的美學標準，其首先有情感氣勢蘊蓄上的“氣聚而不散”（“密”、“固”）的內涵。同時，曹氏以“騁驥于千里”來比喻文學創作，提出“引氣”之說，從“氣”的運行流轉的法度方面將“遒”作為一種美學風貌的評判標準，顯然，這里，“遒”的美學內涵顯然不僅是情感氣勢的蘊蓄而達到的“氣聚而不散”，而是與“逸”相對，更趨向于指“氣”的運行流轉的“流暢”而言。那么這種文氣運行流轉所達到的流暢是一種怎樣的狀態呢？曹氏以“騁驥于千里”來比喻文學創作，肯定了為文當有良馬駿足快馬馳騁的精神意度，即“有逸氣”，強調文章行文要使感情表達暢快無阻。而“遒”在先秦文學作品“忽忽歲月遒”等篇中本有“急行”之意，“歲月”的“逝往若流”與“氣”的循環、流動的特點都是一種有規律的“急行”的狀態，曹氏將“遒”作為“氣”的運行流轉的法度方面的一種美學風貌，其內涵之一正是這種有規律的“急行”所形成的不放逸、不流亂的收放自如的流暢的節奏和趨勢。
南齊劉勰《文心雕龍》繼承和發展了魏文的“文氣”說，在理論上作了更為全面的綜合闡述，他的文氣論集中在《養氣》、《神思》、《體性》、《風骨》諸篇，著眼于闡述作家的天賦才能和精神氣質在完成寫作過程（構思、行文）的作用及體現于作品的風格特征，《風骨》篇說：“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這里，“風”大致相當于曹丕的文氣，是“意氣”在作品中的外化，指作家個性、才能體現在文章中的精神氣質；“骨”則側重于指通過作品結構、修辭等形式上的特點所表現出來的“氣”，故所謂“風骨”實際上是側重面有所不同的一個東西。其在《文心雕龍?風骨》篇評論道：“相如賦仙，號為凌云，蔚為詞宗，乃其風力遒也?！睂ⅰ膀E爽”之“意氣”與“遒”之“風力”緊密相連，明確地指出“遒”所包蘊的美學內涵的具體指向――“鳳力”，其美學內涵不僅指向作家的情感個性在作品中所體現的精神氣質蘊蓄的“聚而不散”以及流轉的“流而不亂”等，更包括作品文辭結構所形成的外在形式特征，并擴展到作家在構思行文中形成這種精神氣質的“意氣”方面的“駿爽”。
二、“自然真情”與“遒”之美學內涵的轉變
“遒”在六朝的文論中被更為頻繁地使用，而六朝文學論文不主文氣，偏重“自然”與“真情”的發現，也促使了“遒”的美學指向由文學作品之“氣”轉化為文學創作過程之“意”。
東晉以后，隨著模山范水的創作風尚的興起，將山水視為獨立的審美對象，并重視這種“自然”山水與個性“真情”的結合，文藝理論展開了對“自然”與“深情”的討論，也影響到“遒”的美學內涵的轉變與發展。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中談到：“自建武暨于義熙，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意玄珠，遒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并方軌前秀，垂范后昆?！闭J為玄言詩不符合“遒麗”的典范，同時認為謝靈運的“興會標舉”、顏延年之“體裁明密”是建安風力的繼承，足以垂范后世。鐘嶸《詩品》也認為永嘉以及江表的玄言詩“理過其辭，淡乎寡味”、“建安風力盡矣”，同時認為“陳思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都是“五言之冠冕”。我們發現二者皆認可顏延年、謝靈運在五言詩上的成就，并認為他們是建安風力的繼承者。侃《文選評點》卷五評述道：“遒則意健，麗則文密。文辭至此，乃無憾矣。興會標舉，遒之屬也。體裁明密，麗之方也。顏終遜于謝，以未遒耳?！庇纱擞^之，“遒”的美學標準是“意健”、“興會標舉”。
試觀《世說新語?賞譽》：“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后遇袁悅之閑，遂致疑隙。然每至興會，故有相思時”，我們發現“興會”是一種偶有所感而產生的意趣，而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標舉興會，發引性靈”，則明確指出這種“意趣”正是引發我們“性靈”的創作靈感、情趣。將“遒”作為“興會標舉”的美學標準，無疑是強調這種文學創作的“意趣”，即作品中體現的作家的個性情感在文學創作過程中的狀態。
顏、謝詩歌都重文采、尚巧似，那么，“顏終遜于謝”具體是哪些原因導致的呢？二者詩歌對比則顏重規矩，謝重個性；顏多錯彩鏤金的應制之詩，謝多暢情山水的個性之作；顏詩較少寄托個人情感，謝詩則以山水之勝抒發個人性靈。通過對比不難發現，“遒”之美學內涵和指向在這一時期，更為偏向于指作品中情景交融、理融情暢的狀態，更重視作家的個性情感在文學創作過程中的暢達。
鐘嶸《詩品》在評價謝眺的文學創作時，也談到“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善自發詩端，而末篇多躓，此意銳而才弱也”，認為謝眺“意銳而才弱”形成了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的文學作品特色，也明確將“遒”與“意”相關聯。而在評價晉吏部郎袁宏時談到：“彥伯《詠史》，雖文體未遒，而鮮明緊健，去凡俗遠矣?！庇^《世說新語》可知袁宏文辭典雅、才思敏捷，可見，袁宏敏捷的“才思”促使他的文章“鮮明緊健”接近于“遒”。
在書法藝術領域，時人評價王右軍《蘭亭集序》“遒媚勁健，絕代更無”，（何延之《蘭亭記》與《太平廣記》都收錄此語），而自王羲之始，中國書法藝術、書法觀念發生了一種根本性的轉折，那種外向性、模擬性、象形性、寫實性的審美傾向開始退場，而一種偏于內向、重視“意巧”、強調暢神、講究表意的審美趣尚開始形成，書法真正成為一種旨在“任情恣性”的審美方式，一種以“流美”、“意巧”為主的獨立藝術樣態。王羲之《蘭亭集序》的“遒媚勁健”，正是這種“流美”、“意巧”的典范。
綜上，“遒”的美學內涵的形成、轉變與發展貫穿著我國文學史上“言志”到“緣情”到轉變的整個文學自覺時期，其最深層的美學指向文學創作過程中與文學作品中“情”的控制的恰當、抒發的流暢。然而，唐以來由于中國文學由晉以來的“恣情任性”重新回到對現實功業理想的吟唱，文學理論也趨于重視風骨氣調，提倡魏晉昂揚向上的精神及情感力度，“遒”的美學內涵由論“氣”、講“意”的美學指向偏離為重“力”的傾向，頻繁與“勁”、“健”等有“強勁”之意的詞聯合使用，最終使其本有的美學內涵被遮蔽、誤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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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表理論
美是一種直覺，直覺就是表現，純粹的直覺獲得純粹的表現，直覺是具有特殊的目標知覺，是一般意志的實踐轉化為道德活動。因此，美既不是有用的，也不是愉悅的或者真善的。
1.2朦朧論
認為美是一種朦朧的清晰、模糊的明確、似是而非、不似之似、似而不似的直覺感受。美的理論是憑直覺中的感受，美中含有一定成份的真與善，但是美的事物特別是形式美，當美達到相對的審美標準時，具有一定虛假和丑惡成份的事物仍然覺得美。
1.3幻覺論
美是“觀念的外觀”("das Scheiene der Idee")。這一定義，部分是形而上學的，部分是實在主義的。美，依賴于這些第二性的質的組合，因此，美不能存在于外在世界真實的物理對象之中。
1.4精神分析論
弗洛伊德(Freud)及其許多門徒初創并發展了精神分析美學的基本原則。
基本原理的主要定義是怎樣從永恒的“沖突”的觀念出發，再進一步，這一壓抑的行為又是怎樣在無意識當中創造出一個觀念相沖動的體系。這一體系，從人格的其他部分孤立出來，術語上稱“情結”(complex) 。
1.5體驗論
近代科學美學創立者費希納，把關于美的科學當作普通心理學的一個特殊領域，他所開創科研理論，是把實驗的方法介紹到美學中來，就是一種“從下而上”("von Unten")的方法，從特殊到一般的方法。他用這一方法來代替舊的形而上學的方法，即“從上而下”("von Unten")的哲學方法。
1.6移情論
對于這一特別生動的美感經驗—近年來多數哲學家都稱之為移情(Einfuhlung )—所作的還不夠成功的解釋，不是在《小宇宙》中找到的，而是在《德國美學史》中找到的。在這本書中，作者批評了赫爾德的極其類似的看法。在赫爾德方面，曾經以熾烈的想象的熱情維護過內在生命的自由而又完整的表現。作者告訴我們，這一過程是建立在觀念多樣化的聯想或回憶上面的。
1.7現象學論
只從事于現象("phanomene")的描述，只關心顯現在知覺中的對象，而完全不管對它們在因果上的說明。它抓住對象本質的內在特性?！八捎玫氖且粋€特殊的例子中抓住每一個對象的一般特性。象這樣所顯示出來的事物的內在基本特征。
1.8完形心理學美學論
完形心理學美學是當代西方美學的重要流派之一，完形心理學又稱“格式塔心理學”。“格式塔”是德文”“Gestalt”一詞的音譯。他通過對音樂曲調的研究，認為音樂絕非僅僅是曲調音響的總和，音樂中的曲調旋律除了一系列的音響外還有別的東西，這種東西就是“格式塔特質”。
2.城市公共藝術設計對西方傳統美學觀的傳承
2.1模仿說
古希臘美學家認為:藝術就是模仿自然。準確地說，就是藝術是模仿自然、社會和現實。依據模仿論的美學觀，藝術品的審美判斷標準就直接取決于模仿的真實與否，這樣藝術家的創造力就大大削弱。
如今的城市公共藝術設計，很多設計作品就是這種對生活和現實的再現，特別體現的城市雕塑上。
2.2表現說
藝術表現論認為:藝術起源于情感表現，藝術的本質也在于情感的表現。
所謂藝術的表現論，主要指:藝術家作為個體感情的存在，強調藝術的目的僅僅只是表現個體獨特的、微妙的、難以言說和不可重復的感性體驗。而產生與人類心靈之中的情感有一種內在的力量，一種沖動，只能借助外在的形式把感情表達出來，成為可以觀照，可以感受的東西。 2.3形式說
形式之于藝術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就藝術而言，反映現實生活也好，表現主觀感情也好，都必須納人一定的審美形式，才能成其為藝術?！八囆g的形式性”就是認為形式構成了藝術之最根本的特征。
對形式的認識，后來逐漸發展為“有意味的形式”。
具體顯現為:對稱與均衡;反復與節奏;多樣與統一。
城市公共藝術設計通過對交通的組織、用地功能的分區、各種公共設施的配套、綠色環境的開發、街景形象的塑造、特色環境的創造、城市天際線的表現，把城市的各種環境要素進行合理的安排，從形態、功能、人的行為心理等各個方面，使景觀組群由無序變為有序，使城市的景觀環境得以發展和完善。
在城市公共藝術設計創作中必須把握好組織與被組織的關系，在制約中尋找自我，使設計師更客觀地對待創作的客體，進人無模式的境界之中，再自由地走出來。這樣創作出來的客體不會與其他的城市公共設計雷同，不會是隨便從別處抄來，也不能隨便搬到他處，而是“特定”環境中的特殊表現。
3.城市公共藝術設計對中國傳統美學觀的傳承
3.1意境說
意境，是中國傳統美學的核心觀念。
意，指創作者在作品中流露的主觀思想感情。
境，指創作者對客觀形態的描繪與刻畫。
中國傳統美學認為，寫實，不是自然主義的描繪對象具體的形態，要求達到內在精神的神思，強調“似與不似之間”，現代畫家齊白石說:“不似為欺世，太似為媚俗，象用在似與不似之內”。
當今，許多城市公共藝術設計作品繼承了意境說美學特點，尤其是雕塑作品。
3.2格調說
中國傳統美學往往強調“虛實相生”、“以簡就繁”、“計白當黑，妙在無處”、“無法而法，乃為至法”。城市公共設計是對人類的生存空間進行的設計，公共藝術設計的對象是構成人類生存的空間，而產品設計創造的是空間中的要素。這就需要設計師對其進行總體的綜合的規劃與設計，首先要注意協調各對象之間的關系，協調各要素之間的虛與實，簡與繁的關系。
3.3氣韻說
氣，本是中國傳統哲學中的概念，指構成萬物的基本元素。韻，本指和諧的聲音。氣構成事物，韻則決定事物的雅與俗，高與低，美與丑。氣韻，就是說，具有高雅氣質的人才能做出高雅的藝術品。
中國古代美學重神而輕形，這種美學理念直接影響當代的城市公共藝術設計。在城市雕塑和城市水體設計時，往往追求一種意境。如由北京大學景觀規劃設計中心等單位合力完成的奧林匹克公園，主要創意是整個設計像荷花在荷塘中繁茂生長一樣。運動員、裁判員和其他參與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好比被荷葉呵護的水中和水面上豐富多彩的生命活動。中央的步行區域和必要的交通設施是關鍵。整個設計弱化了具體形態的描繪，極力營造出一種荷塘意境。
4.小結
本文重點對城市環境藝術設計美學傳承進行概述:
篇7
首先是論文主導思想上凸顯客觀性。為避免兩種對待西方20世紀兩次重大轉折時期的“新音樂”的極端態度（或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作者則以辯證的雙重立場評判“新音樂”的創新活動，認為，“新音樂”創新異化是一個本質事實（因此失去可聽性，絕大部分作品失去民族特色賴以存在的基礎），“新音樂”創新異化又不可避免，它雖然與受眾面的矛盾日益突出，但“新音樂”創新是受當時文化思潮驅動，也是藝術創作必然經歷的過程，因此，有必要從“新音樂”的創新觀念和作曲新技法運用層面上揚棄它，二者是辯證統一的。
由此決定了“新音樂”研究的一個基本原則，一方面，作者全方位分析了20世紀兩次重大轉折時期“新音樂”形成的社會因素和藝術因素，清晰地勾勒出“新音樂”形成的歷史軌跡。論文對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對人類社會生活及精神世界帶來巨大傷痛的覆蓋性論述，為“新音樂”首先在德國（兩次世界大戰的始作俑者和戰敗國）崛起，提出了推論的依據；從音樂最易于與文學、戲劇、繪畫等藝術相結合的美學特征出發，闡明了源于文學（詩歌）與姊妹藝術的表現主義、未來主義、意識流、超現實主義等現代藝術思潮和流派，不可避免地對“新音樂”藝術觀念形成的影響；將西方19世紀主流音樂（浪漫樂派）中的非主流因素，從美學觀念（以“數理邏輯”和漢斯立克的“自律論”美學觀為代表）和表現技法（以瓦格納、、理查?施特勞斯、斯克里亞賓、德彪西等人的某些作品為代表）兩個方面作了梳理，論述了非主流因素向主流因素轉向的內外動因，特別指出20世紀初、中期一大批作曲家“強勢群體”的存在，主導了“新音樂”的走向。另一方面，作者又對西方20世紀兩次重大轉折時期的“新音樂”創新的局限性進行了實事求是的分析。深刻剖析了“新音樂”構建的理論基礎、技法運用、音樂語言和審美效應的誤區。其中對“新音樂”代表人物勛伯格“不諧和音的解放”及約翰?凱奇“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是音樂”的核心論點，作了多維度的分辨，從而追尋“新音樂”音響效果近似雷同、形式怪異的理論根基。指出作曲技法頻繁更替、極端個性化以及音樂語言弱化民族特性，造成音樂文化生態的紊亂和毀壞，最終導致創新效果與受眾審美需求的失衡，作曲家與聽眾之間的鏈接斷裂。
其次，論文通篇貫穿著理論思辨的思維范式并直面具體的“新音樂”作品研究。我們認為，一部成熟的音樂學博士論文，一定是理論研究與音樂本體分析之和諧的融合，特別是涉及西方20世紀兩次重大轉折時期的“新音樂”創新的局限性分析，僅僅有理論研究是抽象的、空洞的，也是不全面的。僅僅有作曲技術分析是盲目的，也是無意義的。因此，作者一方面對西方20世紀兩次重大轉折時期的“新音樂”創新過程中，“新音樂”作曲家們在其觀念與創作實踐中，將現代與傳統、理性與感性、外延與內涵、作品與聽眾、有序與無序、無序與有序、刺耳與悅耳、破碎與連貫簡單地對立，而造成的斷裂與失衡進行了深刻的理論思辨闡釋。另一方面，又從音樂形態學的角度，具體總結出大多數“新音樂”代表作技法創新“失度”的四種表現：①有序有余，無序不足（如音高序列、整體序列）；②無序有余，有序不足（如音樂的不確定性、偶然性）；③刺耳有余，悅耳不足（奇異音響、喧囂音響）；④破碎有余，連貫不足（指旋律形態）。在這里，作者對音樂本體的分析，主要是以“新音樂”作品表現出的審美情感與作曲新技法是否運用適度、得當這一標準來評判“新音樂”作品創作的得與失。并深刻地揭示了“新音樂”大多作品中的對立統一規律被消解、作品中的情感張力和內在活力被削弱的現象，指出“新音樂”大多作品背離了“萬物之存在皆由‘對偶’而生”的辯證法之規律，顯然是造成“新音樂”創新的局限性之癥結。從而有助于人們去真正觸摸“新音樂”的質地。也正是在這點上，我們以為，這篇博士論文才蘊涵了它獨特的價值。
第三，論文的另一個突出特點，是貫穿全書的“中國人的視野”。以中國人的視野研究西方音樂，是作者十幾年前在音樂學界首先提出的，也是作者首先加以實踐嘗試的。我們以為，這一視角的創新，是中國學者研究西方音樂能否出原創性成果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為中國人研究西方音樂提供了新的理論源泉，具有重要的開拓意義。論文從中國當代音樂學研究者的立場出發――包括作者自身的文化傳統、歷史觀、價值觀及無形負載的學術研究使命，去觀察、分析與當代中國人的精神生活、文化認知及音樂文化建設有各種不同關系的西方20世紀“新音樂”。其中，與之關系最為直接的，是當代音樂創作觀念與技法創新所引發的一系列理論與實踐問題。諸如告別調性、無調性之后，音樂極端個性化之后，音樂創新是否應有前提，音樂創新是否必然失去“可聽性”等等。面對這些爭議不休、難以統一作曲家與聽眾立場的問題，作者并不滿足于所謂的片面的深刻，而是更滿足于對“音樂創新本質內涵”問題作深刻的揭示，強調指出“意義”與“價值”是音樂創新本質內涵的出發點與歸宿，進而提出音樂創新的最終目的：即在音樂創新實踐過程中，“優化”是它的最高范疇。這一觀點的提出，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成為該文衡量或評判“新音樂”創新局限性的核心基點。由此也產生了對某些現代作曲家中已成為創新標準的所謂“無中生有”的反思。在完成了對西方20世紀“新音樂”創新局限性分析的基礎上，作者用專門的篇幅對這些問題作了進一步的思考和探究。并就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音樂創作的發展問題，提出了要處理好四個方面對立與統一的關系，即：民族性與國際性，可聽性與創新性，傳統性與現代性，控制性與自由性。這為中國作曲家吸取西方20世紀“新音樂”創新的精華，免食其極端化帶來的“苦果”，辟出了極為廣闊的探索空間。作者以“中國人的視野”所取的立場，充滿了藝術辯證法，無疑增強了這篇博士論文的理論意義和應用價值。
上述三個方面的內容和論點，盡管此前的不少相關論著中也多有涉及，但視角如此獨特、思維如此敏銳、論述如此全面、剖析如此深入、重點如此突出、語言如此清晰，實難與葉著比肩。
20世紀西方“新音樂”的實踐已成為歷史，定格在人類音樂文明的創造進程中，它對世界各國專業音樂創作的影響是廣泛、深遠而持久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這部論著在緊扣“新音樂”創新局限性分析這條主線的同時，能夠有一定的篇幅關注20世紀經過時間篩選留存下來的經典作品（主要著眼于作品持久的社會影響力）及“新維也納學派”與五六十年代左右形形的先鋒派音樂之外的另一批代表性作曲家（如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肖斯塔科維奇、普羅柯菲耶夫、魯托斯拉夫斯基、施尼特凱等），以他們“適度”的創新獲得的成功，反襯“失度”的誤區，從而正面肯定“新音樂”創新隨時代變遷、促進藝術進步的歷史價值，也許有助于這一研究課題論述內容及觀點的全面和深化。
篇8
青年學者陳軍的論著《建構與解構：文藝學美學論稿》（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6月，下文簡稱《建構》）是作者近十年文藝學美學研究成果的輯集，它展示了作者從“入門”到“成熟”的學術歷程，也突顯了作者面對紛繁蕪雜的歷史文獻和研究論著，所進行的獨立、細致、深入的理論思考。
（一）
不同學科的交叉相接之處，最易是學術創新點之所在。著名學者楊義在接受訪談時說，“做學問應該是開放的，在這個知識系統里面放進另一個知識系統……放進來之后我就要對話，智慧是在交叉中升華的。學科的進展往往是一種學科視野中增加另一種學科視野，產生了對話關系，生成了新的學思空間”1，“以一種謙虛、刻苦、實事求是的學風，在一些新領域和各領域的交叉處投入盡可能多的生命付出和生命體驗，是會獲得應有的長進的”2。陳軍以其刻苦努力驗證了楊義先生話語的正確性，作為新世紀成長起來的青年學者，他持之以恒、努力探研，扎實寫作、成績喜人?！督嫛分械摹渡鷳B美學與現代性》一文將“現代性”與“生態美學”進行交叉研究，《芻議比較視野里中國古典戲劇的現代性》一文將“現代性”與“中國古典戲劇”進行交叉研究；作者通過學科的交叉與碰撞，濺出了思想的火花，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F代性本身是一個多維的概念，它既是歷史分期的概念，又是社會學的概念，還是心理學的范疇，這本身是一個較難把握的概念。但是每個學者都有自己的學術陣地與入思起點，陳軍立足于文藝學美學，以現代性之眼來觀照文藝學美學，最終落腳點仍在于文藝學美學。關于生態美學，作者針對紛繁的現代性概念，在社會現代性和審美現代性的二維之間沉思，“展開對生態美學與現代性關系的初步觀照，以期獲得生態美學、現代性研究的新向度”3。而作者對中國古典戲曲的理論研究，則是在中西比較詩學的視角下，探索其中蘊含的現代性因子，力圖激活古典文藝理論的當下活力。這樣的交叉研究，確實拓展了學思空間，開闊了理論視野。
類似的交叉研究還體現于作者主持的研究項目“中國古代文學藝術飲食化批評研究”的相關成果。作者敏銳地察覺到飲食與文學藝術之間的關系，挖掘了古代文學批評中以飲食喻文的淵源，探索了以飲食喻文所體現的文學觀念，又從比較的角度研究中西文學批評中以飲食喻文的異同；作者又以戲曲為個案與專題，就其與飲食的關系展開研究，二者交叉之處有無盡的美學風蘊與文化意味。
交叉研究容易出新，但交叉研究對研究者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視野開闊、學思敏銳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對兩個或幾個領域相當熟稔，這需要大量時間與精力的投入，需要勤奮扎實的探研。作者能夠在飲食與文藝的交叉處展開富有意趣的理論探索，那和一段“長達八年的工作和生活經歷”4有關，這是時間的打磨與理論的積淀。學界倡導“兩條腿走路”的學術理念與方法，正是提醒學人在兩個或多個知識領域中同時投入精力，都盡量達到熟稔的程度，這些知識領域的積淀，對以后個人科研的理論創新和多向拓展具有重要的作用。陳軍在曲論和文論之間的交叉研究，就是一個絕好的例證。
（二）
對于文藝學美學研究而言，原典細讀具有突出價值與重要意義。但是近十余年來，相當數量的文藝學美學研究生逐漸喪失了閱讀原典的興趣與能力，這一方面是由于各類教材和通史性著作的大量出版給人們的偷懶造成客觀的條件，而文言文、外文又造成了閱讀難度；另一方面是由于就業形勢的嚴峻導致學子們就業取向較為多元，致使部分初學者的學術興趣、學術自信心和研究毅力大大衰減。然而，原典細讀問題卻正是未來文藝學美學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必須考慮與研究的重要問題。
陳軍《建構》一書中的相關論文，有一部分是作者讀書期間的課程論文，經過多番打磨，發表在學術期刊上。對于青年學子而言，這是難能可貴的，而這一切成績，正是在原典文獻中探微索賾的結果。不畏學界陳說，一切從原典細讀中得出觀點與結論，是作者的為學特色。洋洋十大本《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作者曾集中地通覽，并且詳細做了幾大本讀書筆記，于是誕生了一批優秀論文，《論“本色”與“當行”》、《論亞里士多德之悲劇觀》、《中西古典戲劇觀眾觀之比較》等，題目似舊，其文實新，作者在中西比較、古今對接的理論視野中，加入個人的思考與體悟，新意叢出，文采斐然，難就難在面對人人可見的材料，能否下苦功去研讀，在研讀時，能否有美學的慧眼、文論的燭照。
陳軍的特長還表現在對文藝作品的賞鑒能力。正如作者經常臨摹古代書法大家而具有較深的書法造詣一般，他很喜歡閱讀古今文學作品，并具有批評和賞鑒的靈根?！督嫛分卸嗥撐乃w現的建構與解構精神，就與對文學藝術原作的靈性解讀有重要關聯，《羅密歐與朱麗葉》與《西廂記》的比較研究、大江健三郎短篇成名作的分析解讀即是這方面的佳例。
旅美學者余英時先生曾說“方法隨著學術的發展而日新月異，但我們治學仍應從熟悉基本典籍入手。余嘉錫先生在《四庫提要辨證》的序錄中說；‘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固是不易之論。百遍縱或未能，三復必不可少’。這是深識甘苦的話”5。在學術之路上，不可避免會存在一種“影響的焦慮”，而心領神會的理論原典細讀，以及富有個性和體溫的文藝文本的靈性解讀正是突破焦慮、實現創新的重要途徑，陳軍的成功就是經由原典而發出自己聲音的良好例證，具有突出的示范意義。
（三）
材料詳實、思辨細密是陳軍《建構》一書的又一特征。凡學者為文，或文獻資料極為詳實，而失之于理論思辨的欠缺，或理論建構較為嚴謹，卻因材料欠缺，而失之于空疏，兩者的巧妙結合無疑是最好的。張伯偉教授曾指出：“不能唯文獻是論，做學問的最高境界是從文獻出發，最終從中抽繹出自己的理論來”。6這對于當今的青年學人而言，無疑具有普遍而深遠的意義。
《建構》一書中的第四編為教材研究，題為《建國以來文學理論教材建設管窺》。正如作者所說“文學理論教材的建設與反思，長期以來一直是文學研究的重點之一”7，建國以來的文學理論教材眾多，且近年來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比較繁多，一般人會覺得很難出新，而陳軍以理論問題為抓手，圍繞問題幾乎窮盡所有研究資料，然后就材料進行細密的分析與解讀。面對紛繁蕪雜的文學理論教材，作者名為“管窺”，實是以問題之眼窺視文學理論教材的建設，作者選取的三個問題分別是“文學分類術語問題”、“體裁與文學作品形式構成因素的關系”、“中外文學分類的三分法與四分法”。圍繞上述三個問題，作者搜集資料甚為詳盡，單以上述第三個問題為例，作者就“三分法”稱謂上的不同，分成十三類進行列表分析，每一類又把文學理論教材羅列出來，并列表展示其具體表述，所涉及的文學理論教材多達200余種，分類精準、統計細密，讓讀者一目了然。如此詳實的資料整理與統計分析，并沒有淹沒作者的理論思辨能力，以“中外文學分類的三分法與四分法”這一問題為例，作者在對分類名稱進行整理統計之后，接著分析了各文學理論教材依據什么樣的“分類標準”進行分類，它們關于“文學分類標準”的觀念是怎樣的？在此基礎上，作者對建國以來文學理論教材中的三分法、四分法進行理論反思：坦陳三分法、四分法的分歧與混亂，從共時角度分析不同分類稱謂所占的比重、從歷時角度分析不同分類稱謂在不同時代的歷史表現，最后分析了這些現象的根基與緣由。這一系列推演充滿了理論的厚重和思辨的輕靈，使讀者從詳實的資料中脫身出來，獲得了明晰的結論。
綜上所述，陳軍《建構》一書縱橫于文藝美學、文學基礎理論、文藝學方法論、審美文化研究、文學評論等領域之間，既有基礎理論研究的甘于寂寞與勤奮扎實，又有前沿學術探索的理論鋒芒和思想閃光。同時應該指出，該書也有一些不足之處，某些學術觀點還有待進一步論證與充實，這也是其他很多論著所不可避免的，我們不應苛求作者。《建構》一書的作者生于70年代末期，是21世紀頭十年成長起來的青年學者，該書在較大程度上彰顯了新時代學人的理論特色與年輕銳氣，對于當代文藝學美學青年學子具有較大的啟發意義。為此，筆者不揣淺陋，貿然之為評點，唯愿文藝學美學學科未來會有更多優秀人才，學科建設取得更大的成績與長足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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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我國現代論文寫作理論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就是受到蘇聯論文寫作理論的影響, 通過該理論對進行了解。到了50年代, 中國出版了很多論文寫作理論教材, 多數都是在《論文寫作原理》和《文藝學引論》之上建立起來的。實際上, 在我國現代論文寫作理論當中, 多數西方論文寫作概念都來源于蘇聯, 比如論文寫作的傾向性、人民性以及黨性等。對于蘇聯而言, 無論是在經濟模式、文化觀念還是在政治制度方面, 都對我國論文寫作理論的民族性產生了較大的影響[1]。
本土的特征并不是一種自我規定, 而是取決于民族間的競爭、活動、對抗等。本土和西方文化必須在現代性平臺之上進行競爭, 民族發展不可能脫離全球化網絡, 或者是放棄現代化社會, 而回到遠古時代, 所以我們不應該將論文寫作理論的話語權拱手相讓, 而應該通過現代性平臺和西方國家進行抗衡, 建立中國式的現代性。
異域的理論也可能對本土的現實進行闡釋, 比如生物學以及物理學的研究明顯不受民族、地域等的限制, 我們不能夠說美學理論對我國論文寫作無效, 也不能說我國論文寫作對美學沒有任何作用, 我們應該用辯證的眼光去看待各個民族論文寫作理論之間的聯系及影響。比如在魏晉時期, 佛學曾介入到了中國論文寫作當中, 并對我國的古典詩產生了影響, 例如“意境”。再如, 在“五四”時期, 西方文化也曾介入到中國論文寫作當中, 比如魯迅、巴金以及老舍等論文寫作作品中都多多少少涉及到了西方一些論文寫作理論, 所以本土論文寫作理論并不僅限于對自己本民族的問題進行闡釋。
篇10
古人善于從不同角度觀察事物的時間現象，從而產生了具有不同情感的生命感悟。例如：《周易》“生生之謂易”。這是從時間循環變異現象而產生的恢宏闊大的生命情懷。又如：《周易•系辭下》說：“天地之大德曰生?！碧斓鼐哂猩拢撬臅r運行而化生百物，并具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之生命順序，“突現了生之理”（朱良志，1995）。尤其是自然景物隨四季的盛衰榮枯更容易化時間現象為悠悠心境。這是從四時運行的時間現象而產生的對生命過程的感悟。中國傳統哲學中很重要的一個內容是古人的時空觀念或者說是宇宙觀。宇是空間觀念，宙是時間觀念，宇宙連用是時空觀念的綜合體現。《莊子》：“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坝钪妗倍诌B用，始見于《莊子•齊物論》曰：“旁日月，挾宇宙，為其吻合?？梢?，對中國古人而言，時間的體驗雖然是具體的、經驗的，但更是一種無法定質定量的心理時空。他們善于將物理時間轉換成富有感性色彩的生命感悟，其關鍵就在于客觀場景的具體時間現象能否在人的心理上引感。2.1建筑時間觀建筑的時間觀，體現在居住其中的人的心理感知從而對時間現象進行抽象的抒懷。而這種時間觀往往是同“宇宙”的觀念相連，指向“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古人崇天“巍巍乎，為天為大”，古代的建筑甚至城市規劃，也往往“象天法地”?！度o黃圖》上記載的營建咸陽時的“……信宮作極廟，像天極”，漢代宮室，如班固所謂“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1]P24-25，都是古人建筑時間觀的體現。另一方面古人對時間秩序的感知上升為規范人們行為的“禮”的秩序，因四時四季不同，而舉行的祭祀活動所建設的建筑，形成的不同的空間與氛圍。今日北京仍然保留有祭祀自然的壇廟如天壇、地壇、日壇、月壇。2.2建筑空間觀當人們在院落中，觸摸斑駁的墻體，看著白墻上枝椏稀疏的影像歲日光西暮，而逐漸挪移，時光在建筑上完成了傳遞，而人們也從光影的變換中體會歲月時間的流逝。完成了從時間到成空間的轉變。傳統建筑院落所構成的空間，在園林住宅中的表現尤為突出。把構成院落的元素僅僅當成建筑元素的話，那一道門、一扇窗便只是具體的物質存在；那一面墻、一座游廊，只是空間的分割，但就是這些實實在在存在的建筑元素，在時間的作用下，形成了中國傳統的建筑空間觀。即時空的交錯與融合。作為建筑的使用者，居于其中的人，在游廊中穿梭，透過一扇漏窗，望見如意門洞所框出的半枝芭蕉，于是多個空間在以人為主體的活動中，完成了空間的轉化?！安揭凭爱悺本褪沁@個意思。多進院落形成的縱向縱深的空間序列與橫向跨院形成的水平序列，往往通過不同的墻體或門的變化完成空間的轉變或推進。建筑元素就變成了空間轉換的節點而存在。
3.中國建筑藝術的生命論
3.1生——生命結構論張皓[2]認為立足在中國文化、中國哲學的廣闊背景上，中國哲學在一定程度上說，是一種生命哲學。他認為這一哲學存在著一種內在的結構，以“生命即本體即真實”為其基本綱領，并通過時空兩位的縱向橫向展開，形成一個無所不在的有機生命之網。因此有了“生之為性”的哲學命題。善即生即仁，人間之美乃生之美。故天地之大德曰生，這“生”是真善美的統一。3.2時——生命時間論中國文化形成了一種不同于西方的獨特時間觀，這種時間觀十分重視生命，以生命的目光看待時間。“莫若以時”，以時就是應時，適時。具有兩個側面即莫錯用時和莫錯過時。而由此“奉天時”通過審時，窺時的到達“契時”最終達到“契生”和“與時俱化”。3.3氣——生命基礎論中國哲學以氣為本原范疇，中國美學也以氣為藝術生命之本，氣是美的發生與作品的活力所在。中國文化思想以“氣”為萬物之本，生命之元，陰陽之化，精神之流；中國文化以“氣”將精神與物質、運動與時空統一的思想具有相當的優越性，對于美學，以“氣”闡發之，更有無可比擬的精辟、深刻、超然于貫通等長處。所謂“三來”蓋之文藝創作由審美感應而的三種動因：神來，情來，氣來。自魏文帝曹丕主倡以氣論文之后，人們更多的從藝術創作本身來尋求氣的奧秘，氣范疇也更多的納入審美主體的內涵。曹丕《典論論文》曰：文以氣為主?！拔囊詺鉃橹鳌笔且粋€劃時代的命題，標志著文學由經學的附庸走向自覺、自立。中國美學素以生命之氣來看藝術和審美活動。在中國美學中，神氣既指創作個性才氣的油然體現，又指藝術作品奇妙傳神的審美特征。
4.結語
建筑的生命精神內涵，特別是傳統建筑自營造之時，就同“生”息息相關。傳統建筑觀念中很重要的一點是“便生利人”。人們從自然界中的萬物認識到了生命的意義，也認識到了陽光、水分、植物等條件對生命的重要性，“生”，是華夏先民對自然事物的一種極遠古的認識。生命是有限的。一座建筑的生命可以很久遠，遠到建它的人隨風逝去，而它依然挺立；一座建筑的生命也可以很短暫，短到它還未建成，可能就一夜間轟然倒塌。建筑是有生命的。建筑亦是有感情的。建筑中承載著使用者的喜怒哀樂，保留著居于其中的人的痕跡。于是人們可以在古建筑中發憂思之情，才可以在建筑中緬懷曾經的人和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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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劉敦楨，中國古代建筑史，北京：建筑工業出版社，
篇11
美學的研究對象是什么？國內美學界目前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似乎頗為混亂。如李澤厚認為：“美學是以美感經驗為中心，研究美和藝術的學科。”［1］404從邏輯上看，這句話好像很周全，但含義其實很模糊?！耙悦栏薪涷灋橹行摹笔钦f從主觀的視角來研究美和藝術嗎？若如此，那么美和藝術的客觀屬性就只是屬于美學研究的邊緣對象嗎？還是說這句話表明了美和藝術沒有客觀屬性呢？這樣的結論和李澤厚主張美的客觀性顯然是存在矛盾的。后來李澤厚提出美學的研究對象是“開放的”，這是為了彌合前說的不周延，還是為了另立新說？這實在是需要細致考量的。事實上，美學的研究對象問題是一個看似簡單，實際上卻很復雜的一個問題，它與美的本體觀念息息相關，兩者就像是恒星世界中的“雙子”結構，互相纏繞著對方在旋轉，互相影響、互相制約。不同的美的本體觀念決定對這一問題的不同回答。
一、美學研究對象問題的研究現況
篇12
一、設計理論價值
1、“仁”是基礎
儒家美學思想的核心是“仁”，實質是追求人與人之間和諧發展。現代社會，“仁”是在思想上積極催人向善的因素。當代環境藝術設計理念是以人為本，儒家思想中的“仁”和“愛人”就是以人為本的有力支撐。環境藝術設計的理念首先是在功能性、藝術性上要以人為基礎，要服務于人。反之，設計師也無從談起合理的設計理念。
2、“禮”是標準
儒家美學思想中的“禮”是維系封建社會秩序、共生和諧的道德規范與保障?！岸Y”的最終實質就是規矩、秩序和遵循的代名詞。在我國古代藝術設計的發展中，“禮”以固有的數字、顏色、紋理、式樣、陳設等形式展示在各個角落，維護著封建社會等級、秩序和宗法?！岸Y”作為當代環境藝術設計理念也有著不可或缺的位置。設計理念由過去服務于封建法統的角度，而演變為服務于廣大人民群眾，通過設計中的材質、數理、裝飾樣式等元素，達到服務國家、服務社會的作用。
3、“天人合一”是設計理念
中國最為古老的哲學命題之一就是“天人合一”，它不是哪一個固有思想流派的專利，但卻是每一個思想流派不可回避理念。孔子提出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來論證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最為完善，最為科學、最為合理、最具智慧的中國哲學思想。追求環保理念是環境藝術設計必然遵循的理念，而儒家思想的“天人合一”理念正是討論人與自然之間和諧關系，存在著對人本身和看待自然兩個方面的要求。
二、設計實踐價值
無論是中國古典風格、還是當代的新中式風格，都是利用中國元素中的圖騰、花紋、色彩、陳設等外觀裝飾形式來營造環境藝術設計的外觀表現。
1、“和”為貴
“和”字最早出現在甲骨文中，“和”為貴是儒家美學思想最重要的核心理論之一，是中國最早形成的哲學思想，是中國文化的精髓，體現了儒家美學思想的平衡觀念和內斂性格。儒家思想看待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之間內容實質關系的基本觀點是世間萬物和諧共生。這一理念一直伴隨民族發展至今，一直全方位影響著社會。當代環境藝術設計應呈現出折中、平衡、內斂的主體趨勢，這一趨勢也應成為未來環境藝術設計的主流。
2、“天地人相參”
“天地人相參”集中表達了人與自然之間相處的觀念，體現了人類中心論的同時，倡導對自然生態環境的、尊重和應對態度。儒家美學思想中人化自然的理念在環境藝術設計中長期存在，不僅在過去有其輝煌的歷史，也會在未來散發出吸引人的光彩。當代環境藝術設計是建立在人生存活動的自然環境當中，應利用自然的同時順應自然規律，這以理念不論在當代還是未來，都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3、“內圣外王”
儒家思想中的一個基本命題就是“內圣外王”，這是儒家思想中提倡強大自身，影響外界的方式，是對“修齊治平”思想的延伸和設想。然而在當代環境藝術設計中主要是指，對我國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
三、設計教育價值
孔子作為儒家思想的開源偉人，更是一個影響世界的教育祖師。所以儒家美學思想在中國從古至今的各個時期，對教育的影響根深蒂固。儒家思想在當代中國環境藝術設計教育中影響尤為重要。
1、克制“急功近利”
對環境藝術設計從業人員思想教育，應該符合儒家思想提出的“厚積薄發”的循序漸進理念，環境藝術設計的學習和實踐和其他科學一樣，不能速成與復制，需要腳踏實地，穩步前進。
2、消除“見利忘義”
儒家思想至高的道德、禮教、政權要求就是兩個字：“忠”和“義”。在商品社會中，環境藝術設計是通過創造科學、藝術、合理的環境，來獲得勞動報酬。這使得環境藝術設計人員在專業技術上應具備相應的高度，同時在職業操守上更要保持高要求。
3、塑造“職業精神”
儒家美學思想創造出中國的儒雅高尚“士”階層、日本的忠勇忍義“武士”階層、韓國的“賢人”階層。當代環境藝術設計人員教育中，儒家思想強調提升自身專業素養，在思想上要有獨立的人格、踏實的作風、誠信的態度和團隊的合作精神。
四、結論
儒家美學思想是我國歷史、民族心理的重要投影和重要潛流。在當代環境藝術設計中有著舉足輕重的現實意義，對未來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在設計理念、設計風格、對外影響和傳播以及環境藝術設計教育等體現著不可替代的價值。
作者:顏文明 單位:常州輕工職業技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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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何謂“身份”思考?它是一種強調思考行為的“主體身份”問題。思考作為觀念陳述的一種方式，一端連接著思維的結果，另一端連接著行為主體，這是一個內在的連貫性過程，其中，各個組成因素之間互相制約，互相定義。簡言之，某個思考行為及其所包含的結果并非意味著與主體的隔斷，而是深層次地關聯著思考主體的特定身份，諸如人的利益訴求、語境、陳述視野、各種成見等等。正是這類身份標志，才決定著人們的透視視野及其運思邏輯，并最終影響著思維的結果形態。wWW.lw881.com就西方傳統美學觀念而言，它所遵奉的思考范式一直歸屬于“無身份”陳述。很多美學家在表述各自的美學觀念時，試圖立足于“真空”之中，從存在論上(或許是無意的)忽略或忘掉了自己的特定身份，即自己的有限性存在語境，從而割斷了思考行為的連貫性或一體性，最終做出了各種欲強行推及一般卻始終無法實現的美學結論。
反之，如果換個位置思考，美學家們將自身的各種特定身份介人進去，那么就會發現，所有的不同美學觀念及其審美判斷都有存在的合法理由，它們雖然是異質的，無法通約的，但并不妨礙其“和平共處”的可能性。下面便結合著西方傳統美學史中兩位代表性思想家的美學觀念，作一下佐證。
在(大西庇阿斯》篇中，柏拉圖做了給美下定義的最初嘗試，即找出“加到任何一件事物上面，就是那件事物成其為美的”所謂美本質來。柏拉圖雖表示出了“美是難的”無奈，卻還是橫下心來挖出了美的本質:美是理念。這個對美本身的判斷真不真實?它有無普遍性?后起的美學思哲們可謂莫衷一是。筆者認為，衡量美的觀念及審美判斷不適宜用“真假”或“正誤”的標準，而應該由“身份”的立場審視其合理與否，即其有無根據。如柏拉圖的“美在理念”說，如果轉換成完整的合乎語境的陳述形式應該為:“我”(柏拉圖)認為美在理念。這個“認為”作為柏拉圖的行為方式包含著許多含義，諸如確信、感知、體驗、推論、判斷等等。
柏拉圖作為特定的生存個體，一方面會在實際生活中感受體驗著美，另一方面作為一位偉大的美學思哲，又試圖確定地“知道”美。柏拉圖對美所下的判斷實質上是從后一立場上作出的，他力圖客觀地告知人們美的普遍意義是什么。柏拉圖的意圖是神圣的，因為他想提供給人們知識，然而他的思考規范行為卻顯得有些粗暴，因為他將自己作為有限個體所把握到的審美經驗升華為絕對之物，進而推及到一般。這其中隱含著由或然性的“是”到必然性的“應該”的價值轉換。按照尼采的隱喻說法，這是“權力意志”在作怪，亦或稱之為?？率降摹爸R權力”游戲。
在筆者看來，柏拉圖的美學觀念有其合法性，這聯系到柏拉圖的個人“身份”就會自明。柏拉圖作為特定的貴族階層，其存在立場決定了他對于包括藝術與美在內的諸多現象的認識都受制于某種特定的歷史語境。同時，柏拉圖作為“理念”哲學的創建者，他從作為至高實體的“理念”推論出“美在理念”的觀念，就表明了這種邏輯推論的合法性。換個立場看，假如一個作為農奴身份的“西庇阿斯”說“美是一只湯罐”，這又有何不可呢?
再比如亞理斯多德，亞理斯多德一反柏拉圖的做法，在客觀的現實世界本身去尋找美與藝術的本質。他認為，美不是理念，美主要取決于體積的大小適中和各組成部分之間的有機和諧統一。依照通俗的說法，亞理斯多德的美學觀念和柏拉圖的美學觀念可謂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二者截然不同，但他們卻都聲稱自己發現了“美”的本質。這是為何呢?與柏拉圖一樣，亞理斯多德作為古典時代的一位認識者，他的思考身份與柏拉圖相較，既有相似之處，也存在著很多差異。相似之處在于，他犯了與柏拉圖同樣的錯誤，即同樣忽略了自己的主體身份，把從自己思想系統中演澤出的美的特有屬性強行推廣至普遍性;差異之處在于，他的特定個人身份與柏拉圖分屬于特殊的個案，故而殊途殊歸。
根據上面的例證，筆者可以初步總結出立足于“身份”視角所展開的美學反思將要貫徹的主要思想原則。
第一，“身份”強調立足于“主體視角”來認識美學對象。這種特定的透視主義不從“大寫的人”出發而抹掉一切有限性來尋找所謂美的絕對本質，相反，它著眼于個體自身的有限性，包括經驗背景、利益立場、知識視野等諸多方面所限定的身份標志，由此出發，認識者才能歷史地反思美的具體存在所具有的特性。這種對美的把握方式必然不是全視角的，而是存在著盲點，其對美所作出的評價和分析僅僅局限于他自身的認知視野，所獲得的美學成果也相應具有一些片面性。
第二，“身份”標志不預先假定研究對象存在著所謂的“客觀事實”。與西方傳統美學孜孜以求美的本質或審美判斷的普遍性不同，身份視角徹底阻斷了通向美的先驗本質的通道，它主張此類先在的獨斷中心是傳統經驗意識的幻覺，是根本不存在的，故而有限的認識個體不可能遭遇到美的絕對存在，相反，特定的個體身份只能捕捉到有關美的相對性。
第三，“身份”主張美的相對性、多元性，尊重一系列有限性審美實踐的差異性，強調它們之間的“異質”與“平等”。“身份”的介人將取消先驗美的絕對存在的，這就為審美認識的多元平等性開辟了存在的空間?！霸趫觥敝兰炔辉趫?，便從根本上打消了某些權力知識分子試圖借此獲得支配一切的邏輯或事實前提。
第四，“身份”視角倡導美學學科的歷史性與創新性。由于美的觀念形態不再來源于非時間性的絕對存的，而是受視角和觀念的限制，這勢必將美學思考拉向具體的認識語境。置身于具體的語境中，某些美學觀念的意義才能合法地呈現出來，由此，美學才能夠進人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