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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點則同國家利益這個概念的改變相關。在全球化的相互投資的時代，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不是限制外資，而是為吸引外資而提出許多優惠政策，競相完善投資環境，健全法律和行政制度。結果是國家的作用和機能發生了變化，變成了“對外競爭的國家”。
傳統的“國家利益”的概念也發生了變化。跨國企業并不僅僅考慮本公司所在國家的情況，而是基于海外子公司的布局，從全世界的企業戰略出發考慮問題和采取行動。因此，跨國企業的利益并不僅限于特定國家的利益，有時企業利益同特定國家的國家利益相矛盾。其結果導致國家利益發生了變質。
第三點同上述兩點也有關系。70年代以后頻頻發生雙邊貿易摩擦，受害的一方無法啟動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的貿易保護條款，往往只能基于雙邊的談判，靠加害方實行自主限制。在日美間發生貿易摩擦時，經常采取這種辦法。但是這種做法作為解決問題的方式是有局限性的。為確立明確的原則，烏拉圭回合原則上決定取消這種做法。
第四，冷戰結束后，在目前的世界經濟狀況下，迅速出現了新的兩極體制。一極是美國，它以信息技術革命為先導，以因特網為核心，在信息化方面取得了成功。另一極是中國，它以世界上最豐富的勞動力為后盾，已經成為生產產品的據點。即美國是世界“知識資本的集聚地”，而中國是“世界工廠”，兩者形成了鮮明對比。在兩者間起橋梁作用的是巨大的跨國知識服務企業，它們作為“孵化裝置”，在世界工廠以低成本生產，利用品牌的力量使產品擁有高附加價值，再以世界巨大的消費都市為中心，在全世界銷售產品。因此，美中兩極一方面相互對抗，另一方面又相互補充和共存。
第五是出現了巨大的消費城市。全球化及其進展將在各方面出現脫國家的行動和機制，并導致出現了地區性的世界產業集聚地和巨大城市。
如上所述，今天全球化已經成為一個巨大的潮流，它滲透到生產、流通、金融以及各種服務業，進而滲透到個人興趣愛好、旅游、體育、保健等各領域。
現代社會面貌的改變
全球化作為人類社會的一個發展階段，正在改變現代社會的性質。讓我們概括一下現代社會的特征和其變化。
第一，出現了對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宣傳、大量廢棄體制的反省。目前的這種“四大”體制產生了許多問題。單一的、標準化的大量生產體制始終伴隨著生產過剩的壓力，其結果是開始實行適應個別需求的多品種、少批量的生產體制。另外，大量消費和大量廢棄使環境遭到破壞，處理廢棄物也成為難題，人們現在提倡循環利用、重新利用和少廢棄。在組織形式上也開始出現了變化，過去是上意下達的垂直型組織管理；現在向分散型、論壇型、彈性型組織管理的方向轉變。特別是在向網絡型相互交流以及雙向型組織結構的方向發展。由此也導致跨國企業的國際分工不是向企業內的國際分工(內部化)，而是向企業間合作(外部化)發展。
第二是以國家為中心的統治表現出局限性。
第三是工業化的局限性和其向信息化和服務經濟化的轉變，以及以知識和信息為中心的社會的抬頭。一般來說，國家實力是由武力、財富和知識這三種要素構成的，隨著時代的進展，三要素的比重逐漸由武力轉向財富，而最近幾年其重心又開始逐漸向知識轉變。這就是托夫勒所說的實力轉變。并且，工業制品同信息化的知識產品的交換迫使我們必須確立新的交換方式。
第四，舊殖民地的政治獨立使脫殖民地化向前發展，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開發變得越來越重要。但是急劇的工業化不僅給國內帶來了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的各種問題，而且最近幾年向開放經濟的轉變使世界掀起了市場經濟的浪潮，由此又引發了許多新問題。
伴隨全球化的進展，信息技術革命和經濟的軟件化也急劇發展，結果又新產生了在市場經濟下的極端的貧富差距。這是與過去的殖民地統治不同意義的貧富對立，并由此產生了國內各階層以及國內輿論的分裂。
第五，民間活動團體以及一些公益團體在抬頭。最近幾年，民間活動團體的言論和行動日益引人注目。不以收取報酬為基本目的的公益團體開始登場，國際公益性這類的用語逐漸被普遍認同。它迫使人們開始對營利主義萬能的思潮進行反省，給人一種清新的印象。
第六，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其活動和控制中心由生產和流通等逐漸向證券化所代表的金融方面轉變。所有的商務活動都可以用股票來籌措資金，可以通過股票把大量閑置的貨幣資本投入商務活動。同時，這個市場也是獲得利益的最好舞臺，它有時甚至會成為投機的對象。過頭的資金操作會給整個世界帶來不穩定，甚至變成欺詐性的可怕游戲。
非全球化的嘗試
全球化的發展并非沒有曲折，抵抗全球化的力量也很強大。全球各地在進行各種抵抗全球化的嘗試。這些嘗試可以概括成非全球化的嘗試。讓我們來探討一下其中有代表性的嘗試和想法。
1、發掘社會的需求。全球化往往會表現出以市場原理的價格法則為根據的傾向。但是，其中有許多值得思考的問題。
必須把商品看成是綜合體現價格、質量、性能及其他特征的物品。如果是這樣的話，應該由消費者對這些方面進行綜合評價來決定商品的價值和價格。這樣一來，用過去的辦法，即以使用價值和價值(勞動成果)來衡量商品已經不夠了。在商品的衡量標準中恐怕還必須加進在商品中體現的主觀和客觀“效用”乃至“社會價值”的標準。
總之，應該發掘社會的需求，只以適當的價格和適當的量生產，流通和消費擁有必要機能的好商品，并確立生產、流通、消費、再生產的循環機制。
2、公平貿易的想法和嘗試。在英國嘗試進行的公平貿易的想法是，向消費者提供高質量、低價格的咖啡，向咖啡豆種植業者低價格提供生活上必需的發達國家的工業制品，也就是說進行易貨交易。
這種交易并不僅僅依靠市場原理，從這個意義來說，它有劃時代的意義。這是因為在今天依據市場原理的全球化中，發展中國家的生產者能得到好處，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導致勞動條件惡化，并使生產者被迫接受一些帶有強制性的合同條件。而且，栽培和生產的產品幾乎全被訂貨的龐大的跨國企業以便宜價格收購，而發達國家的消費者也不得不以高價購買被以名牌包裝的商品。公平貿易的想法就是想消除全球化和市場原理給發展中國家的生產者和發達國家的消費者帶來的不公平。
3、建立互惠的生產者合作網絡的嘗試。其前提是要形成產業的集聚地。
這是一種被大型廠家拋棄的承包業者同發展中國家當地企業間進行直接的生產合作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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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在過去具體表現為:個別企業內部有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態的矛盾、生產能力無限擴大的傾向與市場需求增長有限之間的矛盾，以及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等。那么，在今天全球化背景下，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表現是什么呢？
一是跨國公司內部的高度組織性和計劃性與世界市場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經濟全球化通過世界市場的建立和發展，在世界范圍內優化資源配置和提高經濟效益的同時，也把市場經濟的缺陷和弱點，如盲目性、自發性和滯后性等擴展到全世界。出于應對來自世界市場上的激烈競爭和攫取高額利潤的需要，跨國公司一方面憑借其雄厚的資金、技術和先進的管理經驗，實現了跨國公司內部的高度組織性和計劃性，極大地提高生產效率，增加了產品供給和利潤增長；另一方面，跨國公司為擴大市場份額，增強競爭能力，往往排擠競爭對手。這時，跨國公司在全球的活動突破了民族國家的宏觀經濟調控能力，它們的活動舞臺是基本上處于無政府狀態的世界市場，缺乏真正意義上的與經濟全球化相匹配的有效的國際協調機制或全球治理模式，還不能像—國國內那樣有效控制跨國公司的生產和全球性金融投機活動。無法遏止跨國經濟所帶來的種種不良的社會和政治后果。其結果必然在全球范圍導致生產發展的盲目性，導致整個世界市場在無政府狀態下畸形發展。跨國公司具有的強大的經濟實力和高度的內部組織性，必然與世界市場無政府狀態之間產生矛盾，其結果必然造成全球范圍生產的盲目性和世界范圍有效需求的不足，產生世界性的生產過剩危機。
二是世界生產能力無限擴大趨勢與世界范圍有效需求不足之間的矛盾。在資本全球化條件下，一方面，為追逐更多的剩余價值的競爭驅使著資本家瘋狂地投資，擴大生產規模，發達國家在絕大多數產品上的產能嚴重過剩；另一方面，由于國際壟斷資本加大對全球勞工、中心國家加大對國家的剝削力度，使許多國家陷入相對或絕對貧困狀態，這種全球貧富嚴重的兩極分化，使得人類的整體消費能力和市場容量遠遠趕不上全球規模的生產擴張速度和能力。出現了世界生產能力無限擴大趨勢與世界范圍有效需求不足之間的矛盾。
由上可見，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人占有這一基本矛盾，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被擴展到了全球范圍。而這一擴展所導致的影響是廣泛而深刻的，其負面影響表現在：
1.國際貿易環境惡化。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逐漸抬頭。全球化導致科技的共享，國際經濟互補性減弱。部分發展中國家生產能力和產品檔次一定程度的提高，技術含量增長，國際經濟競爭性相對加強,于是，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逐漸抬頭。
2.全球范圍的兩極分化。正如同志在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上指出的：“在發達國家享盡全球化‘紅利’的同時，廣大發展中國家卻仍然飽受貧窮落后之苦。發展資金匱乏、債務負擔沉重、貿易條件惡化、金融風險增加以及技術水平的落后，使發展中國家總體上處于更為不利的地位。”
3.全球資源的枯竭和環境惡化。資本主義與當前全球生態環境惡化有著必然的聯系。以市場為基礎、利潤為導向的資本主義生產永遠是要以最小的成本投入，獲得最大的利潤。在全球化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斷把生態危機轉嫁給發展中國家。他們將一些高能耗、高污染、勞動密集型的企業遷移到發展中國家，甚至把垃圾場建立在這些國家。典型的事例是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在2001年，布什政府為了維護本國資本家的經濟利益，拒絕批準《京都議定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資源的掠奪性開發與消費，使人類生存受到嚴重威脅，當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產生這一全球性危機的總根源。
全球化的上述負面影響的存在，使得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試圖加以抵制、克服。那么，人們找到的對策是什么呢？面對國際貿易環境惡化，發達國家找到的辦法是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全球范圍的兩極分化和全球資源的枯竭和環境惡化導致了極端民族主義和文化原教旨主義的流行。貿易保護主義是全球化的經濟阻力，極端民族主義是全球化的政治阻力，文化原教旨主義是全球化的文化阻力。全球化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阻力正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所致。
綜上所述，生產力的發展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建立是全球化產生和發展的根本動力。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也被全球化了，并成為全球化進一步深入發展的阻力的根源。
全球化的進程表明：資本主義固有的基本矛盾沒有也絕不可能在資本主義體系內部得以解決。經濟全球化將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擴張達到極限，也將使緩解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余地達到極限。資本主義最大的敵人就是資本主義本身。資本主義無法解決其在新的基礎上不斷積累和加深的基本矛盾，它必然走向死亡，被更合理、更美好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取代。正如美國研究世界體系的著名學者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指出的那樣：“資本主義將成為過去，它的特定的歷史體系將不再存在。……它在本質上是一種不穩定的人類剝削形式，在它后面，世界便回復到較為穩定的形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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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輕松地指出，這只是一幫烏合之眾，試圖阻止全球化的進程無疑是螳臂當車；我們也可以運用現代的經濟社會政治分析工具，全面地批駁他們的可能會被證明是十分錯誤的看法；但是，如果我們希望持續、平穩地推進全球化的進程的話，他們的看法和行為中的合理成分就值得反思和汲取。至少，他們提出了一些問題，而其中有許多問題，我們并沒有尋找到完美的答案，因為全球化對于我們來說，都是新的挑戰。
因此，直面反全球化者提出的問題中的合理成分，清醒地把握我們目前還不能把握的趨勢，是我們推進全球化的現實基礎。
一以規模日趨龐大的國際游資沖擊為代表，國際經濟波動將會相當劇烈，但是目前我們還難以有效實施監控和協調
金融的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推動力量，而國際金融市場上大規模的投機資本的興起則是最為引人注目的現象之一。據初步統計，目前國際游資的規模超過7萬億美元，截止到20世紀的最后一年，全世界每天跨越國界的貨幣流通量平均約為1.5萬億到2萬億美元，比10年前的1989年增加了10倍。這種跨國界的貨幣流通量已達到全世界每天新增GDP產值的700倍，是全球股票市值總額的10%。這些投機資本的一個較小的部分就可能對一個中等經濟規模的國家形成顯著沖擊。與各國有限的外匯儲備等傳統的抵御工具相比，國際資本的巨額流動和國際金融投機活動的規模遠遠超過許多國家的抵御能力，而且目前我們也缺乏有效的監控手段。盡管經濟學家大多相信自由貿易，但是，我們目前還不能證明，資本的自由流動究竟對于一國經濟的影響是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
針對國際投機資本的發展，也有不少人建議加強金融監管的合作。但是，金融監管國際化和國際和作所要求的統一監管標準和方法，在世界各國金融體系和金融機構發展程度差異甚大的情況下，將越來越多的遇到各國金融監管制度環境不同，與金融監管趨同之間的矛盾，并成為影響經濟穩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時，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推進，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空前加強，于是，經濟波動和危機的國際傳染便成為經常性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任何一個國家的內部失衡都會反映成為外部失衡，進而很快影響到與其具有緊密貿易和投資關系的國家，最后極有可能將所有國家不同程度地引入失衡與危機的境地。1997年發端于泰國的東南亞貨幣危機之所以引人注目，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這次危機興起于一個發展中國家，但是卻通過全球化的緊密聯系，迅速擴張到全球，導致全球經濟的不穩定。
另外，發展中國家為了更多地吸引外資，在外資總量一定的條件下，必然會競相展開優惠政策的競爭，這就迫使一些發展中國家過激地采取了一些放松管制、開放市場的決策，直接導致其國內經濟的波動，并可能向國際市場傳染。發展中國家常常在批評發達國家方面達到一致，但是，一旦涉及到具體的政策合作，就會出現相當大的政策分歧，例如，最近古巴的卡斯特羅建議石油輸出國阻止對發展中國家采用比發達國家更低的價格，以減低石油價格大幅上漲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的過大沖擊，就受到相關國家的反對和抵制。因此，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發展中國家為吸引外資而采取的這種政策競爭不能避免、發展中國家也很難進行有效的政策協調，這種對于經濟可能形成的擾動力量也就必然不可避免地存在。
二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明顯不利于發展中國家，但是目前我們還不可能發現能夠共同接受的改革實施方案
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承認，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是不對稱的、是傾向于發達國家而不利于發展中國家的；或者說，迄今為止的國際金融體系是以發達國家的利益為基礎形成的，本身既沒有反映發展中國家的現實，又不利于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和防范金融風險。體現這種不平衡的地方很多，如：主要的國際貨幣都是發達國家的貨幣，發達國家通過發行國際貨幣就可以獲得大量的鑄幣稅收入，而本來外匯資金短期的發展中國家還需要用寶貴的資源來換取這些國際貨幣、并且以極低的回報以外匯儲備的形式保存起來；在國際范圍內發揮支配作用的都是發達國家的金融機構（如跨國銀行、投資基金等）等，這種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對稱，會加劇全球化過程中的不平等現象，也會加劇全球化進程中的經濟波動。
同時，全球化水平不斷提高的國際金融系統目前極為脆弱，一些國際性多邊阻止（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往往只能在危機出現之后做出反應，例如，亞洲金融風暴之前，誰也沒有指出過危機的存在。
圍繞國際貨幣體系對于發展中國家的不利的制度設計、以及其內在的不平衡性，多年來包括部分發達國家專家在內的許多學者大力呼吁盡快改革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從變革的思路看，無非包括計劃派和市場派，發展中國家更多傾向于計劃派的觀點，即積極建議加強對國際金融市場的管制、通過行政分配的手段將更多的儲備資源分配到發展中國家等；發達國家傾向于市場派，認為對于國際貨幣體系的演變必需尊重市場的要求和內在規律。目前，這兩種觀點代表各自的利益，難以通過爭論獲得共識。
因此，從發展趨勢看，當前的這種有利于發達國家的國際貨幣體系還將延續下去，近期內發展中國家也難以奢望從改革國際貨幣體系中獲得實質性的益處，關于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爭論更多的還會是一種學術性的探討而已，全球化的實質就是全球范圍內的市場化，在市場中是以資本和實力來說話；發展中國家現代試圖期望國際金融組織在全球化進程中注重建立所謂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使大多數人獲益，進而要求國際金融組織公正地代表全球經濟發展的根本利益，確立專業準則，恪守政治中立；但是，在當前的格局下，這對于國際金融組織顯然是一種苛求，因為一些主要的國際金融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本身就是以最為典型的市場化的方式－股份制的組織形式來建立的，擁有絕大部分股權的發達國家自然占據支配地位。發展中國家在這種狀況下能夠做的，只能是呼吁和爭取，呼?quot;改革的進程不應該完全由發達國家主導，必須由發展中國家參與"，期待發達國家"一定要認真考慮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呼聲。"
只要這種不對稱的國際貨幣體系依然存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因為這種不對稱的國際貨幣體系而擴大發展差距的可能性就始終存在；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難以取得改革共識之前，這種國際貨幣體系始終會成為全球化推進中的隱患之一。
三全球化導致的收入分配差距有現實的合理性，但是過大的差距可能會威脅到全球化的平穩推進，而目前我們還沒有尋找到有效的縮小收入差距的方法
全球化的推進，使得跨國公司能夠在全球范圍內優化資源配置，獲取巨額的利潤，于是，我們看到，一大批跨國公司獲得了長足的發展，《財富》500強在2000年的盈利增長超過30％；一大批超級富豪不斷在發達國家崛起。與此形成對照的是，發展中國家從全球化中也獲得了不少的益處，其經濟增長有所改善，人民收入有所提高，但是，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卻在事實上擴大了。
讓我們用數據來說話：據世界銀行統計，1983年低收入發展中國家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高收入發達工業化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2．4％，即后者等于前者的43倍；到了1994年，這一比例降低為1．6％，即后者為前者的62倍。
另外的統計顯示，居住在63個發展中國家的占世界人口60%的人僅得到世界收入的6%，人均每天不足2美元。
聯合國統計顯示，全球仍有一半人口沒聽過電話，非洲有40%的成年人不能閱讀。在世界著名企業家都富可敵國的時候，非洲大陸至今還有30多個國家無法解決龐大的外債問題。粗略地測算，世界上最富的3個人，他們的富裕程度加起來，可以相當于最窮的47個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之和。
應當承認，發展中國家從參與全球化中獲得了不少的益處，但是，在分享全球化的好處方面，發達國家無疑占據了絕大多數。作為資本和先進技術的主要擁有者，發達國家總是處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這種相對優勢使它們在價格制定方面具有主導權，不可避免地會使其在與處于邊緣地位、作為勞動主要擁有者的發展中國家進行交換時獲得更多的利益。眾多的發展中國家，由于歷史的原因，經濟結構相對脆弱，資金匱乏，技術落后，市場發育不成熟，因而在分享全球化的益處時所得有限，因而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日益嚴重的社會現象，那就是在發展中國家狀況有所改善的同時，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加劇，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貧富差距在逐漸拉大。據聯合國統計，最不發達國家的數量十年前是36個，五年前是42個，現在則增至48個。如果考慮到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中發展中國家的貨幣經常遭受沖擊而貶值、進而導致國民生產總值名義值的減少，那么，發展中國家所獲得的就更少，據簡單測算，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中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國高達20％－50％的貨幣名義貶值，就使它們的國民生產總值名義值倒退了10年。
全球化是人類發展的不可逆轉的大方向，所有的參與國家都能夠不同程度地從中得益，但是，在這個過程中，發達國家在獲取利益方面是居于主導地位的，這必然在客觀上加大全球范圍內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差距；這種差距確實是市場化競爭的結果，應當說是有效率的，發展中國家不能更多地分享全球化的收益也是有現實原因的。但是，如果這種發展差距不斷擴大的話，那么，全球化就可能面臨來自部分獲益甚少的發展中國家的不穩定的威脅。任何冷靜的人都不能不承認，如果全球化只是主要給世界百分之二十的人口帶來了大量益處，它不是一個可持續的全球化。
但是，我們的難題是，即使是在一個市場化的國家，要用市場化的調控工具，在不損害市場效率的情況下有效減少收入分配的差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況是在全球范圍內，在不同的國家之間。
四發達國家既得利益階層對于全球化帶動的產業結構調整的抗拒會增大全球化推進的難度，但是，這種產業結構的調整在長期內又是不可避免的
在反對全球化的聲浪中，來自發達國家的同樣不容忽視。但是，如果撇開抽象的口號，他們的不滿與發展中國家的不滿很難說有多少一致的地方，實際上，發達國家的反全球化者主要針對政府未能有效阻止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競爭，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低廉的勞動力對發達國家的工人構成了競爭；他們抗議世界銀行的一些項目對環境造成了破壞。一些發達國家的反對全球化人士建議要在推進全球化進程中更多地提高勞工和社會標準，實際上無非是找一個借口來抵制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力的沖擊，實際上，在全球范圍內來看，全世界的窮人不是這些反全球化論者所關注的、為跨國公司工作或在現代化出口行業工作的，而僅僅是能維持溫飽的農民或打零工的游民，這些反全球化論者建議的提高主要行業的勞工標準同他們完全不相干。
這實際上就是來自發達國家的對于全球化的抵制。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由于發達國家在全球大市場的競爭實力中占據優勢地位，而發展中國家則常常處于劣勢，因而發展中國家對于全球化應該是持抵制態度的。然而，現實恰恰相反，發展中國家推進全球化、試圖從全球化中尋求新的發展動力的愿望空前強烈；而發達國家中的部分利益受到損害的階層，則已成為全球化的堅決反對者。在全球化的進程中，發展中國家的一些資本密集型的產業經受了相當大的沖擊，但是在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卻獲得了相當大的發展；而發達國家的相關產業則因為缺乏競爭優勢而面臨調整。這就必然涉及到部分階層的利益，特別是涉及到就業的調整等重大的現實問題。于是，這些階層會轉而成為反對全球化的力量，并且積極促使本國政府建立、強化貿易壁壘。
實際上，發達國家的貿易壁壘已經形成了不容忽視的后果。世界銀行行長沃爾芬森先生在談到拆除發達國家貿易壁壘的問題時說，每年由于發達國家貿易壁壘所增加的貿易成本，就相當于發達國家給發展中國家援助資金數量的兩倍。如果這些貿易壁壘還要強化。后果將更為嚴重。
因此，全球化對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是一個艱難的調整過程，盡管發達國家從全球化中獲得的好處要更多一些，但是發達國家同樣不容回避其內部的艱難的產業結構的調整過程。基于比較優勢和利益驅動的全球化，比如會在全球范圍內推進產業結構的調整，發達國家如此，發展中國家也是如此。只有通過這樣的結構調整，全球經濟資源配置的效率才可能不斷提高。從當前最為激烈地反對全球化的一些發達國家的、處于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力量看，其就業的調整是遲早的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市場最終是會讓給發展中國家的。在美國經濟中最典型的例子是紡織品。最初美國的紡織業集中于大城市，后來逐漸消退。這種調整無疑是有陣痛的，例如就業的壓力、需要培養新的技能、工會的壓力等等。如果在這些領域對發展中國家實行歧視性待遇，必然會阻礙自由貿易的發展。但是，我們能夠清楚地知道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不可避免，但是，發達國家對于全球化的抵制同樣也成為發達國家推進全球化的現實阻力。
五網絡技術的發展推動了全球化的發展，但是也正在成為擴大發展差距的現實動力，而我們目前還難以有效地協調這種網絡發展的不平衡
從現實進展看，全球化的發展因為網絡的發展而加速，跨國公司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應當說，這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次迎頭趕上的機會，但是，現實的狀況卻是，發端于發達國家的網絡，正在擴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差距，并且正在造成一種"數字化分離"。
據統計，因特網用戶的88%集中在占世界人口15%的發達國家。美國擁有的電腦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國家所擁有的電腦總和還多。經濟發達國家平均每1000人擁有300臺個人電腦，而在第三世界，每1000人僅擁有16臺電腦，在危地馬拉，僅為8臺。
首先是網絡經濟發端于發達國家，因而發達國家先天地占據優勢。其次，發展中國家缺乏網絡經濟健康發展的寬松的市場環境、完備的法律體系、高效率的金融體系，因而進一步影響到發展中國家吸收網絡經濟的先進成果。基于網絡經濟所特有的在更大范圍內實現規模經濟的特點、以及所?quot;快魚吃慢魚"的游戲規則，因為網絡發展而加速的全球化正在擴大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差距，但是，目前為止，我們還難以找到有效的協調方式來降低這種"數字化分離"的威脅。
六全球化的推進必然要求各國的國內經濟政治體制作出改進，要求政府的行為規則作出改變，這必然會觸動發展中國家相當比例的既得利益階層的利益，從而會受到這些既得利益階層以不同名義進行的、不同程度的抵制
事實表明，發展中國家要想更多地從全球化進程中受益，就必需根據市場的要求、特別是國際資本的要求加強國內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革，這主要表現為放松政府管制、沖破行政壟斷、引入市場競爭、強化法制建設等等。這無疑會觸犯發展中國家部分既得利益階層的利益。與發達國家相比，全球化要求全球經濟采用國際資本自由流動所要求的市場化模式，從而帶來了制度轉換的成本，對發達國家來說基本不存在轉制的過程，而發展中國家的轉制成本卻十分高昂，這就決定了這種制度轉軌將是一個十分艱難的過程。
反觀部分激烈地批評國際經濟體系對于發展中國家不公平、從全球化進程中不能分享好處的國家，其國內的經濟政治狀況確實堪憂；一個國家是否貧窮與落后，是否能夠分享全球化的好處、是否能夠有效地利益外資，盡管與國際環境有關，但是更多地與國內的政治經濟環境、投資環境、法制環境等密切相關，如果其中的部分國家盛行、投資環境惡劣，更不幸的是有些經濟很落后的的國家種族沖突不斷，那么，即使有再有利的國際環境，其經濟也是很難獲得發展的。
另外，隨著全球化的推進，原來在經濟運行中占據主導和支配地位的政府的影響力將逐步下降；換言之，其部分經濟決策權力將根據市場規則和全球化的新原則轉移到新的市場主題，其轉移對象一是國際組織，如從關貿總協定（現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歷次減稅和貿易自由化談判，到發生金融危機的國家為了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被迫進行的經濟調整，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將政府的決策權力轉移給國際組織。政府權力轉移的另外一個對象是在全球化中占據重要地位的跨國公司，跨國公司進入各國市場后，必然更多的考慮的是其全球范圍內的總體收益最大化，因而較少順應東道國政府的目標，例如，跨國公司經常利用轉移定價進行合法避稅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
同樣值得指出的是，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在參與全球化的進程中，更多的關注的是借鑒和吸收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因為這種先進技術的轉移和引入難度相對較低，也更容易取得成效，這就是所謂技術上的"后發優勢"。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則常常容易忽視市場化的制度的建設和培育，這是因為制度建設更為艱難、其培育和形成需要一個演進的過程、同時制度的變更會觸動部分既得利益階層的收益。但是，如果沒有相應的制度支撐，當模仿的潛力已經耗盡，或者勞動分工的網絡變得日益復雜的時候，這種單純依靠引進和模仿的思路將付出重大的代價，日本在90年代陷入經濟停滯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
篇4
它們是不同的市場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以下事實：就本質而言，資本市場較少競爭性，或者說更傾向于壟斷，如銀行業那樣。正如斯蒂格利茨所強調的，市場經濟中資本的配置主要是以賣方所定的價格來進行的①。另一個差別是，由于信息的匱乏，資本市場比產品市場更易于遭到投機和崩潰的打擊②。因而，資本市場比產品市場存在更多風險，因而，當資本流動的障礙減少時，民族經濟必須增強。換言之，如果像上面那樣界定的話，全球化將民族經濟和世界經濟帶入了一個新的、風險更大的領域。進一步而言，這些風險一方面與更為顯著的壟斷活動有關，另一方面與更為劇烈的經濟變動性有關。理論模式的轉變戰后兩種主要的理論模式，即凱恩斯主義和都充分意識到自由資本所包含的風險。雖然通常被人們看成競爭對手，但由于這一原因，這兩種理論事實上有許多共同之處。二者皆主張本國經濟對外國經濟的優勢地位，希望由政府來處理快速增長和充分就業問題。為了給政府以必需的自由處理權，凱恩斯主義和都提倡限制跨國資本的流動性。這兩種理論都應當被看成是對戰前幾十年資本市場迅速開放的一種反應。它們都把30年代的大蕭條（有史以來資本主義最低迷的時期）歸咎于大規模的資本自由化。兩種理論對政府的信任反映出了相同的道德使命：如果市場不能為整個社會確保公正的結果，那么政府必須以某種方式介入并糾正這些結果。
從更深的層面而言，可以將這些經濟學說看成是一種受道德驅動的、對可能無法令人接受的非正義的反應，這種非正義導致了資本主義近乎完全的崩潰。然而，必須注意的是，雖然公開提出道德問題，但兩種學說在運用道德概念時存在一些差異。凱恩斯主義的道德觀主要是個人主義的，而的道德觀基本上是集體主義的。
相應地，這兩種學說在實現公正的（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結果的首選方式上存在差異，凱恩斯主義是改良的學說，主張在傳統的機制內進行有限的修改。它尤其贊同政府對很大程度上受市場左右的經濟的干預。相反，是一種革命的學說，主張對制度的根本變革，從而政府而不是市場將成為主角。
樂觀的觀點
全球化意識形態要獲得支配的地位，就必須對上述兩種學說提出質疑。這種質疑主要來自貨幣學派，它宣稱市場不得受到政府過多的限制。貨幣學派不是將大蕭條或別的不利事件歸咎于過度的市場，而是將這種挫折歸因于政府機構的管理不善。
隨著貨幣學派的成功，不僅出現了對大蕭條的不同解釋，而且也否定了作為重要變量的道德。這是一種脫離了道德的學說，道德被看成是與（受到功效而不是同情驅動的）經濟行為不相容的因素。因為增長的效率是對社會問題的最好救治，既然市場對效率最有益，那么政府就沒有必要引入道德。
凱恩斯主義和的經濟學家的相對悲觀的經濟觀已經受到挑戰，這一挑戰來自相對樂觀的主張跨國聯系的貨幣主義者。后者不但提出這種聯系不會是一種威脅，而且為所有參與者提供了機遇。并且辯稱使經濟體更為緊密并不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因為需要做的無非是縮小政府的活動范圍而已。
這種樂觀精神充盈于貨幣主義的派生物———全球化學說中。簡單而言，這種學說聲稱摧毀政府對外部聯系的障礙將釋放兩種積極的力量。其一是最好的運作機制（市場）從最先進的經濟區域擴展到所有的政府放棄了控制權的經濟區域。其二是隨著這種最為有效的機制的擴散，最不發達的經濟區域也會繁榮起來。全球的現實不可否認的是，隨著理論模式轉向貨幣學派，正在發生的全球化讓人覺得民族市場正在逐漸向外來的利益開放。最為實質的轉變很可能就是近年來得到最為妥善保護的資產市場也放開了，外國投資者不但可以接近股票市場，而且對國有資產相當規模的公開購買也得到認可這一開始于發達國家的過程近來也波及到了不太發達的經濟區域，如果全球化的論據是正確的，那么人們就會期待不太發達的國家的機制將愈益類似于發達國家的。隨著這種最好的運作機制的普遍傳播，欠發達世界的經濟將加速發展，它們與發達國家的國家財富的差距也會縮小。然而，無論從機制上還是繁榮的程度上而言，全球化的現實并不是世界經濟變得更為統一。正在進行的全球化并沒有如同人們所宣稱的那樣成為統一的力量。相反，概而觀之，經濟聯系壁壘的消除（開始于戰后初期）事實上深化了近來世界經濟中的差異。
簡而言之，從實踐而不是從理論層面來看，全球化產生了自相矛盾的結果，這種結果既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方面。這并不奇怪，沒有哪種經濟過程只產生積極的或只產生消極的結果。令人驚訝的是，全球化積極的一面主要產生于發達國家；消極的一面主要積聚在欠發達的地區。
政府機構
特定的經濟會產生何種類型的結果關鍵在于它是否與有效的政府一起加入了世界經濟，有效的政府是指它有能力控制經濟，足以吸收由于開放國內市場而帶來的不可避免的額外風險。因為絕大多數的額外風險來自于資本市場的開放，最為關鍵的是政府有能力確保這些風險不會破壞經濟的運行。
由此可見，如果要使全球化在任何經濟區域產生積極的結果，某種程度上的政府調整（改革）是必需的。因為，不管特定的經濟區是發達的還是不發達的，政府不會為開放資本市場所帶來的額外風險做好充分的準備。事實上，在資本市場具有同等開放程度的兩個國家，較為發達的國家將比不太發達的國家更容易對政府進行改革。
全球化的運作不僅需要市場的擴展，也需要政府（職能）的擴展。全球化的過程不是通過市場代替國家來進行的，而是在兩者都擴展的情況下進行的。為了處理市場擴大所產生的額外風險，政府必須承擔更多的責任。為了應付這些風險，政府的權能也得擴大，正是由于這一原因，政府的改革在發達國家比較容易。當政府有能力吸收市場的進一步開放所固有的風險時，就可以看到全球化的積極后果；而政府缺乏這種能力時，就會出現相反的情況。政府效力的差異造成了全球經濟效益事實上的差別。這也就是說，北美和西歐表現了全球化積極的一面，而拉美和東歐則表現了全球化消極的一面。相反的趨勢認為發達國家在適當地調整它們的政府方面大多取得了成功，不太發達的國家大部分失敗了，這種說法沒有完全理解全球化的現實。真實的情形更為生動，在發達國家的政府興盛的同時，不太發達國家的政府在衰退。事實上，在不太發達的經濟區，許多政府陷入了嚴重的危機，即赤字和（或）地方腐敗。
資金缺乏和腐敗在全球化發生之前就已成為拉美國家的特征，但東歐并非如此。然而，拉美首先投身于全球化，隨后就是東歐（1989年），但政府都已經歷了更深程度的腐化。在東歐尤其如此，原本非常強大的東歐各國政府已遭受了最為急劇的能力上的退化。
政府腐化的事例沒有比陷于危機的俄羅斯政府所表現出的更為引人注目的了，在這里，強大的政府權力突然被所謂的寡頭政治執政者的權力所取代，他們有自己的強制性力量（保鏢和私人“軍隊”）。但在像波蘭這樣的國家，政府看上去處境好一些，但非常類似于政府的真空狀況，因為波蘭政府很大程度上被非政府的行為者（他們的行為類似寡頭執政者）的利益所左右。在拉美，也存在政府腐化的跡象，特別是在那些近期卷入世界經濟的國家，如秘魯，尤其是阿根廷。多年來被看成是最沉迷于市場改革的阿根廷2002年已陷入了最為嚴重的經濟不景氣中，經濟學家將其歸為結構問題。這也就是說，政府的崩潰是經濟崩潰的根源，因此，沒有政府的重建就不可能有發展。安全毯貨幣主義者聲稱，最好的運作機制在世界經濟中的擴展意味著市場替代政府，部分原因是市場在為個人平衡經濟機遇方面更為有效。隨著全球化的進行，戰后以上述平衡為目的的“福利國家”的干預很大程度上將不再需要。不管這一理論宣揚什么，事實上，至少在發達國家，事情恰恰相反③。轉在全球化占據經濟議程之前，更為開放的經濟，像奧地利、丹麥或瑞典這樣的小國，在社會福利計劃上的花費很多，以此來資助陷于困境中的個人。重要的是，在全球化時期，福利開銷普遍增加，國民生產的稅收額同樣如此，例如，1990年到2000年，法國的稅收從47％增至50％，德國從42％增至44％，意大利則從41％增加到44％④。
然而，東歐的情況并非如此，因為它最近才向世界經濟開放。1989年以來，福利國家大幅度地解體，這從福利計劃有系統的收縮和稅收的持續下降中可以看出。這些福利項目曾經可以與發達經濟區域，至少與西歐相媲美，現在正在被遺棄，令人擔憂的是，有時候還低于國家承諾的水平。
因而，一度脫離貧困的東歐已經距離脫離了貧困的西歐很遠了，并將大量的人推入了悲慘境地。這種狀況即使在相對成功的經濟區域也不例外。如波蘭，社會福利計劃所占國民產值的份額從23％降到20％，失業率從0增至2002年的25％，就業的人中也只有20％的人獲得報酬。大約55％的人口處于社會最低保障線之下，10％的人口的收入不能維持生存。
各種壟斷勢力
當全球化的主要鼓吹者聲稱市場取代政府將帶來普遍的利益僅僅適用于不太發達的國家時，另一種主張針鋒相對地指出，隨著全球化的進展，市場改善的狀況并不適用于不太發達的國家。后面這種主張在發達國家開放的背景中很有意義，但不適用于不太發達的經濟區域，肯定也不適用于東歐經濟區。
市場改善意味著壟斷受到整頓，但與全球化的論斷相反的是，向世界市場的開放會增加壟斷傾向。壟斷是世界市場的一部分，就好像它是地方市場或國內市場的一部分一樣。當特定的經濟區整合入世界市場時，壟斷必須受到政府而不是其他機構的控制。這是發達國家的事實，在歐盟中也的確如此。
然而，隨著政府處于極度的混亂狀態，從1989年以來，東歐經濟區的壟斷實質性地增強了。這是非常令人震驚的，因為1989年之前，這些仍處于中央計劃之下的經濟體已經高度壟斷化了。當然，這些壟斷的本質已經從國家（強制性）壟斷轉向了市場（自發的）壟斷，但這并不等于就不能減少甚至是消除這種壟斷狀況。
東歐國家已經達到的壟斷程度主要是由于如下事實所致：對私人利益的關注削弱了政府的能力，政府現在愿意向公司讓步以換取支持、賄賂和捐贈。在獲得政府讓步的游戲中，較大的公司（資金更為雄厚）比小公司具有明顯的優勢，它們正利用其影響力從現有的橫向的集中轉向更為強有力的縱向集中。
經濟增長的不均衡分布最好的運作機制（政府的和／或市場的）并沒有由于全球化而從發達國家向不太發達的國家傳播，經濟繁榮的世界性驅動力因全球化之故而不可避免的說法不可能是正確的，這是毫無疑問的。事實上，除了為數不多的值得注意的例子（主要來自東亞經濟體，包括中國），與發達國家相比較而言，不太發達的國家比以往表現得更糟。
一方面，許多發達國家在最近的十年出現了經濟的加速增長，這是許多經濟學家未曾預料到的。這些國家通常是成熟的經濟區，沒有喪失戰后的推動力，并保持低增長率，但最近十年增長率突然飆升。在1990—2000年間，美國的增長率在3％－4％之間搖擺，很明顯，這是一種歷史的反常。
在發達的經濟區，全球化所伴隨的這種反常具有積極意義，但它同時將一種消極的反常置于不太發達的經濟區，至少是東歐。毫無例外，這一地區的所有國家在轉向市場性的改革后，在1990年到1991年間，一個接一個地陷入生產的低迷期，它比30年代的大蕭條更為糟糕，不僅程度深而且持續的時間更長。
像匈牙利和波蘭這樣受破壞程度最輕的國家的生產下降了20％，其他像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幾乎下降了40％，在俄羅斯，幾近50％，在烏克蘭則為60％。受大蕭條打擊最為嚴重的德國和美國的生產下降了25％，但在5年中就完全恢復了。但10年后的2001年，東歐地區仍然沒有恢復到1989－1990間的產量。雖然俄羅斯和烏克蘭開始了經濟復原，但或許需要20年的時間本的重新配置
人們認為全球化對不太發達的國家很有助益，因為通過全球化，資本明顯從發達的經濟區向不太發達的經濟區流動。據說在資本富裕的發達經濟區，資本的收益，或者所得要比資本匱乏的不太發達的經濟區少。當資本市場開放時，對最高回報的追求將會使資本轉移到不太發達的經濟區，因此，那里生產增長的機遇也會增加，最終會追趕上發達經濟區。
即使如上所述，但相反的情況也發生了，在東歐最為明顯，東歐國家致力于以市場取代中央規劃，多數國家在1989年之后忙于私有化方案（它主要有利于外國人，他們幾乎全部來自發達國家），并以極度低廉的價格來推行。資產的流失是由于肆無忌憚的政府官員為了私利而廉價出賣的結果。
依照筆者2001年的一項調查，匈牙利在2001年大約有80％的銀行業被外國擁有，在波蘭，銀行業同樣如此，在工業中，外國所有者占有了資產的60％，外國人以實價的10％－15％購買公司。在波蘭，每1600億美元的國民收入就意味著85－90％的資本價值的損失，當向外國人的出售活動結束時，大約2000億美元落入資本富足的買主之手。
先前已存在的民族資本的流失并沒有被資本的加速形成所彌補，也沒有被國外新的所有者的投資活動所彌補，將資產轉給外國人并創造一種發達國家并不存在的所有權結構，這背后似乎隱藏著某種合理性，但是沒有證據能夠證明，因為投資比率和國民生產中的投資份額已開始顯著下降而不是相當程度的恢復。蕭條經濟學全球化的提倡者聲稱，與發達國家的整合不但使資本匱乏的經濟區更容易獲得發達國家的資本，而且更為緊密的聯系也會給這些地區帶來更多的穩定性（這些發達國家在“二戰”后就已經獲得）。近來的經濟表現中的上述差別證明，這種狀況并沒有發生，主要是因為發達國家向國外宣傳它們并沒有真正實行的思想。
事實上，在發達的經濟區，貨幣主義已經深深地侵蝕了凱恩斯主義，它的穩定和抗危機的特性在發達經濟區得到鼓吹。但這更多是文字上的表述而不是經濟實踐的現狀。當面臨困境時，政府繼續求助于凱恩斯主義的手段，例如，對積累需求的管理，而且因為政府仍具有內聚力，它們隨時準備采取行動（如美國在2001－2002年間的表現）。
然而，在不太發達的國家中，凱恩斯主義不但在思想層面上不被承認，而且在實踐上也是如此。所以貨幣主義的處方就隨之出現了，當面對不利的景況時，政府就采取反凱恩斯主義的步驟⑤。因此，政府不是通過刺激（例如，降低利率，貨幣貶值，或者預算赤字）以減少生產所遭受的破壞，卻反其道而行之，所以它們實際上使生產更為低迷。
不太發達的經濟區的政府所采取的相反措施并不是由于信念恰好改變了，而是反映了全球化已經開始深入到這些經濟區這一新的事實。這種行為過程在損害地方利益（如地方勞動力）的同時卻有利于外來者的利益（例如外資）。在外資占優勢的地方，或者如同外資幾乎處于獨占狀況的東歐（在拉美也日益如此），政府軟弱無力，對外來者的利益無可奈何。
結論
以貨幣主義作為思想基礎的全球化理論聲稱，民族經濟向世界的開放使得在發達經濟區運作的機制向不太發達的經濟區傳播，并且使得世界財富在這兩個區域均衡化，這些變化的積極后果主要發生在發達經濟區，因此，全球化的進程事實上加深了發達經濟區與不太發達的經濟區之間的傳統差別。
在世界的發達地區，政府已經變得益愈強大，市場也愈加有效率，這就是它們發現自己處于全球化的積極一端的原因。對不太發達的經濟區而言，事實恰恰相反，政府軟弱無能，市場機制同樣殘缺不全。如果人們能夠談論政府正在被市場所取代，那它僅僅是東歐和拉美這些地方的事實，在這里，已經惡化的政府被惡化的市場所取代。
全球化有著這樣多的結果，因而需要對它進行更加仔細的審視，它的理論基礎貨幣主義（對自身的利益具有不可動搖的信念）同樣如此。是重訪它的競爭對手———凱恩斯主義和的時候了，它們對資本自由化（或者對不受國家監督的一切市場）有著更為清醒的看法，重要的是，它們對政府機構中的道德關懷的作用有著更高的評價。■注釋：
①約瑟夫·斯蒂格里茨，《枯萎的社會主義？》，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1998年版。
②賈格迪什·巴格瓦蒂，《資本的神話》，《外交》，1998年5－6月號。
篇5
(二)世界多邊貿易體制形成。1國際貿易對世界經濟拉動作用增強。它表現為國際貿易增長率大大高于世界經濟增長率。如以1990年為100，世界貨物出口值指數從1985年的56，上升到1995年的144，同期世界生產指數從86上升到107；世界實際國內生產總值指數同期從85上升到106。1990-1995年間，世界貿易出口量年均增長率為6％；同期世界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為1％。2服務貿易發展迅速。世界服務貿易額從1985年的3809億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11，678億美元，在國際大貿易(貨物與服務)中的比重同期從163％上升到188％。3國際貨物貿易交換品種多樣化。在世界貿易中，占世界出口1％以上的貨物從1980-1981年的11種增加到1993-1994年的21種。在發展中國家出口貨物中，80年代中期，制成品所占比重開始超過一半；在出口中占1％以上的貨物種類從1980-1981年的6種增加到1993-1994年的19種。4發達國家同類貨物相互交換增加，主要的經濟貿易大國一般既是某類商品的主要出口國，也是該類商品的主要進口國。5國際貿易趨同化。它表現為：電子化貿易手段普遍使用，EDI(電子數據交換)已在國際貿易中廣泛使用，其他如電子商務(EC)，電子貿易撮合(ETM)，電子資金轉賬(ETF)等已在許多國家開始使用；ISO9000系列成為國際貿易商品的共同標準；貿易合同標準化。6世界貿易組織建立，多邊貿易體制正式確立。1995年1月1日誕生的世界貿易組織，標志著世界貿易進一步規范化，世界貿易體制開始形成。作為世界多邊貿易體制組織和法律基礎的世界貿易組織，以其法人地位對所有成員方都有嚴格的法律約束力。因此，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標志著一個以貿易自由化為中心，囊括當今世界貿易諸多領域的多邊貿易體制大框架已經構筑起來。
（三）各國金融日益融合在一起。1金融國際化進程加快。9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的大銀行根據《巴塞爾協議》的要求，開始了大規模合并、收購活動，以提高效益。如法國里昂信貸銀行買下了大通曼哈頓銀行在比利時和荷蘭的附屬機構。德意志銀行、巴克萊銀行和國民希敏寺銀行也吞并了一些歐洲其他國家的小銀行，以擴大在歐洲的網絡。為了提高本國銀行的競爭能力，很多國家對于大銀行的合并表示了支持的態度，1993年以來，世界排名在200名之內的大銀行之間至少發生過25次合并。2地區性經貿集團的金融業出現一體化。歐盟統一大市場建立后，銀行、證券公司和投資基金等金融機構可在歐盟內經營不受國界限制的保險和投資業務；美國和日本的銀行則可通過收購、兼并等形式加緊滲透歐洲市場，歐洲的金融市場將演變為真正的國際金融市場。3金融市場迅猛擴大。到1995年，外匯交易額已上升為世界貿易額的60倍，全球外匯日交易額已超過12萬億美元。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特別是國際信息的網絡化，外匯市場的資金交易正以"光的速度"從一個市場轉移到另一個市場。
(四)投資活動遍及全球，全球性投資規范框架開始形成。其主要特點如下：
第一，投資成為經濟發展和增長新支點。國際直接投資額年均額與年均國際貿易額的比例在縮小，國際直接投資額年均增長率高于國際貿易年均增長率。1990-1996年年均世界出口貿易額為41，14571億美元；同期，世界各國對外直接投資額為2，56535億美元，二者之比為160∶1，差距進一步縮小。1991-1996年對外直接投資年均增長率為118％；而同期世界出口貿易額年均增長率為7％，后者大大低于前者。
第二，國際對外直接投資與吸收外國直接投資主體多元化。據統計，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總額已從1985-1990年年均1，55578億美元增長到1996年的3，46824億美元。同期，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額從1，45005億美元增長到2，94732億美元，在全球對外直接投資中的比重從932％下降到849％；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額從10554億美元增長到51469億美元，在全球對外直接投資中的比重從67％提高到148％。同期，全球吸收外國直接投資額從1，41930億美元增長到3，49227億美元，其中，發達國家從1，16744億美元增長到2，08226億美元，在全球吸收外國直接投資額中的比重從822％下降到596％；發展中國家從24736億美元增長到1，28741億美元，所占比重從174％上升到369％。第叁，對外直接投資與吸收外國直接投資并行，一些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與地區成為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對象。發達國家中主要對外直接投資的國家同時也是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國家。1995年，德國、法國、瑞典、英國、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荷蘭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占當年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756％；同年，除日本以外的上述國家占當年世界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53％。與此同時，一些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成為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對象。1985-1995年，有20個國家和地區成為世界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吸收者。第四，國際借貸資金流動量增長很快，證券股權投資迅速發展。1993年流動金額為8185億美元，1994年增加為9534億美元，1995年增加為12，584億美元。與外國直接投資一樣，證券股權投資依然偏向于少數新興市場國家，1995年亞洲就占了流向新興市場的外國證券股權投資凈流量的53％。此外，外國證券股權投資的來源存在一定程度的集中性。1992-1994年，流向新興市場的這種投資35％以上來自美國，15％來自日本，11％來自英國。近幾年來，香港特區和新加坡的投資者也向新興國家進行這種投資。第五，投資自由化成為各國國際直接投資政策的目標，國際直接投資規范安排提上日程。90年代以來，保護和促進投資的雙邊投資條約數量大幅度增加，截至1997年1月1日，全世界已簽署這種條約1330個，涉及162個國家，在5年里條約數增加了2倍。1991-1996年，各國政府共對外國直接投資管理體制進行了約600次調整，其中95％是放松對外資管制的措施。1995年，在64個國家的112項立法變化中，106項屬于趨于自由化或促進外國直接投資的立法。國際社會為達成國際性的投資協議開始行動。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第一次將投資問題納入多邊貿易的體系，并達成《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出現通過協商建立一個綜合性多邊國際直接投資框架的行動，1996年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第九次會議對未來多邊投資框架進行了探討，并已達成協議。
(五)跨國公司作用進一步加強。90年代以來，跨國公司蓬勃發展。第一，跨國公司的數目劇增。據統計，1996年跨國公司已達到44，508家，在全球的附屬企業已達到276，659家。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增加到36，380家，所占比重下降到817％；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跨國公司增加到7932家，所占比重上升到178％。第二，以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為基地的最大跨國公司日益全球化。按外國資產排列的100家最大的跨國公司在它們的外國附屬企業中擁有17萬億美元的資產(控制了約1/5的全球外國資產)。第叁，跨國公司開始結成新型的"戰略聯盟"。面對競爭壓力、自由化浪潮和新投資領域的開放，越來越多的企業，包括發展中國家的企業采取各種辦法參與全球化經濟的活動，通過各種形式結成聯盟。通過兼并與收購在國外建立自己的生產設施，以保護、鞏固和增強自己的競爭能力。1988年到1995年間，全球跨國兼并與收購總額增加了一倍，達到2290億美元。1996年，有45起跨國兼并與收購的規模超過10億美元。與此同時，一些跨國公司以協定(股份和非股份)方式加強聯合。1995年締結了近4600項這樣的協定，而1990年只有1769項。1990年以來，跨國公司之間在核心技術(信息和生物)方面也加強了戰略性研究與開發伙伴關系。第四，跨國公司國際生產的規模和重要性日益增加。跨國公司內部貿易在其國家貿易中的比重提高，出現了無國界經濟。
(六)經貿文化、人才出現世界性。以全球化、高速化、個體化為特征的多媒體網絡正在覆蓋全球；出現了經濟生活和貿易文化的全球性趨同現象；"國際人"開始走俏，全球性的共同發展目標形成。為了在經濟競爭中取勝，"國際人"正在成為各個國家、各大公司的首選目標，培養"國際人"、尋找"國際人"已成為世界性的人才戰略潮流。日本公司率先提出"國際人"戰略。他們認為，國際人應具備以下10個基本條件：積極肯干，但是不蠻干；人際關系融洽，不以自我為中心；興趣廣泛，知識豐富；外語出色，樂意結交外國人；行動迅速，快食、快眠、快便；迅速適應并愛上異國他鄉；意志剛強，富有忍耐性；深謀遠慮，但不優柔寡斷；安排、處理好家庭生活關系；身體健康，精神煥發。此外，綠色主義、環保哲學，共同反黑、掃黃、打白(毒)和反腐敗，共同致力于發展與和平，共同把可持續發展作為經濟發展戰略目標，均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
二、經濟全球化對世界經濟貿易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對世界各國的經濟貿易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對傳統的衡量國家之間經濟貿易權益的概念與統計構成了嚴重的挑戰。
(一)經濟全球化使得各國經濟相互依存與互動加強。
1.經濟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國經濟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相互依存進一步加強。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發達國家之間貨物、服務、資金、技術和市場高度融合，而且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上述關系也在加強。
2.經濟全球化使得各國經濟相互傳遞障礙在減少，互動性加強。在經濟全球化趨勢加強下，對外貿易與國際資本流動在各國之間的經濟傳遞中的作用在加強。80年代以來，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下，對外貿易與投資逐漸變成雙向傳遞渠道，發達國家把經濟發展與衰退通過對外貿易與投資傳遞到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和金融波動也將影響到發達國家。1994年底，墨西哥金融危機震動了全世界；1997年7月由泰國引發的金融危機并未使發達國家幸免。
(二)經濟全球化迫使人們的概念在創新。1大國際貿易概念出現。在經濟全球化下，一國對外經濟交往合作中，不能只考慮貨物貿易，還要把貨物貿易與直接投資、金融、服務、技術綜合考慮。因為，貨物貿易與投資相輔相成，互相促進，已成為各國經濟發展的兩個支點。2將大國際貿易概念與本國經濟的調整優化、改革開放密切地結合起來；"貿易立國"、"貿易為本"的傳統信條已讓位于"經濟接軌"和"市場融合"。3變被動接受經濟全球化為主動參與經濟全球化。越來越多的國家認識到經濟全球化是科技革命作用的結果，是大勢所趨，紛紛主動改革本國經濟體制，發展開放性經濟，推行貿易、投資和金融自由化，為跨國公司創造投資條件，并積極參與多邊貿易體制和活動。4變單邊制裁為求得"雙贏"。在經濟全球化下，一國對另一國單方面采取"貿易保護"、"貿易摩擦"、"貿易制裁"等以鄰為壑的措施，已開始由自我保護的工具變成了雙刃劍，在制裁別國的同時也會使自己受到傷害。其上策是通過談判，達成互惠互利的協議，促進雙方的經貿發展，取得"雙贏"。
(三)經濟全球化使國家受到沖擊，相互協調成為時代主旋律。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傳統的國家內容發生了一定程度的改變。原本是一國獨有的權利，日益成為國際社會共同擁有的權力。各國的經濟活動越來越多地遵循國際條約、協定、規范和慣例來運作；跨國公司在各國經濟生活中地位的提高，使國家對產業政策的干預作用在減弱。在國家存在的情況下，出現了讓與，但它是以對等為原則的。當今世界各國都是擁有的獨立國家。共享是讓與的前提，沒有共享也就不會有讓與。經濟全球化迫使各國把二者結合起來，出現了相互協調，使它逐步成為各國處理對外經濟貿易關系的基石。隨著烏拉圭回合談判的結束和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和運行，協調管理貿易政策在國際上和各國貿易政策中開始成為主流。
(四)經濟全球化要求貿易理論與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一體化。20年來，面對國際貿易格局的變化，特別是產業內部貿易的增長，新貿易理論將產品差異、規模收益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等工業組織理論引進傳統的比較優勢框架，為國際貿易理論分析做出了貢獻。但它仍然假定企業只在某一個區位生產商品和服務，將對外直接投資排除在分析之外。同時，對外直接投資(跨國公司)理論成功地解釋了不同類型跨國公司直接或間接地創造的各類貿易流動，但仍是以單個企業為依據的投資分析，未推廣到國家層次。80年代初以來，經濟全球化要求把貿易與投資理論結合在一起分析貿易與投資利益與效益，出現了新的理論分析，其理論模式主要集中于縱向或橫向一體化。在這些理論分析中，產品增值鏈活動的不同假定可以在不同地理位置上進行，在不同的國家可以進行完全相同的生產加工。在貿易與投資一體化理論中，企業行為被分為兩大類型：
第一，總部行為。總部行為包括工程、管理和金融服務，以及信譽、商標等甚至可以無償轉讓給遠方生產區位的服務，這類行為有時被簡化概括為研究與開發。
第二，實際生產行為。實際生產行為又可再分為上游生產(中間產品)和下游生產(終極產品)。所有這些行為都被假定為具有規模收益遞增效應。由于總部服務的運輸成本極低，企業可以將生產行為從總部分離出去，但為了獲得規模經濟效益，企業將某些生產行為集中在某一區位。在貿易分析中典型采用的兩國均衡框架，國外市場和國內市場之間不存在任何差異。企業在兩個國家進行活動時，可以將總部行為安排在母國進行，但其實際生產或轉移到東道國進行(縱向一體化)，或者既安排在國內，又安排在國外進行(橫向一體化)。因此，現在的企業不僅通過價格和質量進行競爭，而且還通過生產的組織進行競爭。這些理論模型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單個企業的經營活動決定了國內、國際經營企業的總格局。這一問題屬于理論分析中的國際化生產部分。一旦國際化生產活動分布格局形成，國際貿易的格局便隨之確定。貿易與投資理論的一體化表明，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不能以單純的貿易行為來衡量國家之間的經濟利益。
(五)經濟全球化對表明國家之間經貿權益的傳統概念和統計方法提出了挑戰。1傳統的對外貿易差額概念未能反映經濟全球化下國家之間實際的貿易利益。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家之間的經貿利益出現了幾種變化。第一，在產業內部和跨國公司內部貿易大量增加下，按總貿易和專門貿易劃分的國家之間的進出口掩蓋了國家之間在產品價值上的實得；第二，母國公司對東道國的直接投資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母國公司對東道國的商品直接出口，變相地進入了東道國的國內市場，因此，母國公司在東道國國內的投資和商品、服務的銷售收益應計入母國的經貿收益；第叁，在一國以加工貿易為主的情況下，把該國進出口貿易額作為該國的貿易利得，更加失實。因此，在經濟全球化下，在計算各貿易國的貿易收益時，上述幾個現象不能忽略。2以原產地規則為核心的國際貿易統計滯后于經濟全球化的現實，應予修正。以原產地規則為核心的國際貿易統計制度來源于美國，并逐漸成為世界貿易各國的貿易規則的重要組成部分，原關貿總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對之都有相應的條款和協定。在國際貿易局限于產業間和投資不普遍的情況下，按原產地進行統計基本上可以反映貿易國的貿易利益。但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下，按原產地統計則會出現兩種誤差。第一，未能如實反映跨國公司在全球的大規模的直接投資活動。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進行全球化經營，它們生產的零部件、產品的進出口，按價值鏈、資本所有，理應屬于母國，但卻計入東道國的貿易統計。第二，原產地規則以貨物貿易為主，未包括服務貿易等，因此，原產地統計在不能真實反映貨物貿易的同時，也不能全面如實地反映國與國之間的大貿易關系。
(六)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機遇與挑戰并存。經濟全球化給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發展的機遇。
第一，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利用外資和資本外投。1996年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的《1997年世界投資報告》指出，發展中國家1996年接受了1290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對外投資了510億美元，二者都創造了歷史最高紀錄。它們在獲得世界投資總額中的比重從1995年的30％上升到1996年的37％。其中，48個最不發達國家在1996年的資本流入量也增加了56％。
第二，促使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商品結構優化。由于資本的流入、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活動和本國產業結構的改造，發展中國家出口商品結構有所改善，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重從1980年的560％上升到1990年的733％和1994年的777％。
第三，迫使發達國家把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問題予以考慮和解決。發達國家日益認識到在經濟全球化下，它們的經濟穩定和發展有賴于發展中國家。在債務解決、地區經濟一體化和聯合國的改革等問題上不得不考慮發展中國家的權益。
第四，經濟全球化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整體改革。
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構成了嚴峻的挑戰。1經濟全球化有利于發達國家構筑以其為中心的國際經貿基礎。在此情況下，發展中國家的將會受到更大的削弱。2發展不平衡在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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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使國際經濟法和國內經濟法實現更加深入的融合國際交往的日益頻繁，導致國際法和國內法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國際條例一般情況下都是在主要的幾個國家或者是國際集團進行談判的基礎上形成的。所以，只要哪個國家或者國家集團擁有越高的談判技巧以及越強的綜合實力，那么其國內的法律就會對國際法產生越大的影響，另一方面，一旦國際法成型，那么其就會反作用與成員國的國內法。在不斷總結各國的經濟法之后得出了一種清晰度越來越高的規律，即國際法和國內法之間界限的模糊度已經越來越高，國內和國際經濟法之間的融合度正呈現出上升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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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民營企業或社會投資拍攝電影必須與電影制片廠合作，使用廠標。現在，這些投資者無需再買廠標，就可以獨立投資拍攝電影。這一措施是繼1996年實行省級電影制片廠獨立出品電影、1998年實行《故事電影單片攝制許可證》試行辦法后，電影制片業的又一次重大改革。這不僅有利于吸收社會資金參與拍片，更有利于建立電影制片的競爭機制，鼓勵電影具有更多的觀賞性。
此外，電影制片單位經國務院廣播電影電視行政部門批準后，可以與境外電影制片者合作攝制電影。需要明確的是，境外組織或個人不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獨立從事電影攝制活動。
發行放映私人也可開影院
國家允許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社會組織以及個人投資建設、改造電影院、允許以中外合資或者中外合作的方式建設、改造電影院。不過，放映單位還應按照規定的國產片與進口片的“時間比例”放映，即年放映國產片的時間，不得低于放映時間總和的2/3。
根據新條例，今年電影發行放映進行了一系列改革，重點是推行“院線制”，這是國際上通行的一種影片發行放映辦法。“院線制”，是以幾個影院為依托，以資本和供片為紐帶，由一個發行主體和若干影院組合形成，實行統一品牌、統一排片、統一經營、統一管理的發行放映機制。其經營管理模式類似目前的“連鎖店”。院線可以是影院與影院的聯合，發行與影院的聯合或制片與影院的聯合，可以是以資產為紐帶的緊密型院線，也可以是以供片簽約為主的松散型院線。院線不受行政區域限制，可以是跨省跨地區不同發行公司與影院之間的合作。
“院線制”的實質就是促進放映業的規模化、規范化，促進原有的發行與放映緊密化、一體化，從而使我國的電影發行與放映從條條塊塊的分割式轉向院線網絡的連通式，從粗放經營的分散型轉向規模經營的集約型，從多層次高成本的流通方式轉向少層次低成本的流通方式。
我國電影發行放映機制改革和“院線制”的試點開始于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首先在上海、北京、四川、遼寧、湖南、湖北等地進行。以整體推進“院線制”改革和集團化改革為標志，中國電影業開始進入自上而下、全面推進的新階段。
新條例放寬了從事農村16毫米電影片發行、放映業務的單位或個人的申請，他們可以直接到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辦理登記手續；并向所在地縣級人民政府電影發行行政部門備案，就可以在全國農村從事16毫米電影片的發行和放映業務。
筆者還獲悉，今年電影發行改革另一重頭戲是調整中國電影集團公司進口影片的供片機制，實行影片進口與發行分離。
電影導演機遇是什么?
中國電影如何走向市場?怎么拍出叫好又叫座的影片?怎樣評獎更能激勵影人的創作?在新修改的《電影管理條例》生效之際，我們采訪了馮小剛、夏剛、馮小寧三位不同風格的電影導演，他們的觀點也許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
馮小剛我是商業片導演，但我不是一個商人……
采訪在北京亞運村名人酒店二樓咖啡廳進行，馮小剛似乎比以前更消瘦了。也許是因為涉及的話題有些深重，以幽默著稱的馮小剛顯得有點嚴肅，在將近一個小時的訪談中，他始終保持著沉思的表情，但言談之間，仍透露出他特有的機智與精辟。
半路出家的馮小剛，雖然拍了多部觀眾普遍叫好的電視劇和賀歲片，但他目前仍是一個體制外導演，他不能和國有電影廠的那些“吃皇糧”的導演相比，他沒有機會向國家申請拍片資金，然后去參加政府評獎，自然他也沒有福氣榮獲價值百萬元的政府大獎。
這就注定了馮小剛從開始拍片起，就要走市場化的路子。他要時刻考慮投資人的利益，也可以說是他自己的利益，因為他拍片很多時候是與投資人共擔風險。如果片子不賣座，不但投資人收不回成本，他自己也要承擔經濟損失。
馮小剛告訴筆者，他拍的每一部片子，從選劇本開始，都要經過認真的市場調查，他首先要考慮的是觀眾的意見，而不是評委的意見。“我拍的劇本首先是給專業人士看一遍，然后給各個電影院的經理看，因為他們最清楚觀眾的喜好，他們是電影票房的晴雨表。最后，我們還要請觀眾看，請他們來提意見。”
馮小剛這套市場運作方法在國外是一個通行的規則，在國內卻是面臨兩難的矛盾。重視評委意見，雖然可以獲獎，但會失去觀眾，失去票房；重視觀眾意見，可以贏得票房，但會失去評獎機會。馮小剛覺得，觀眾更為重要，也因此，國內的一些大獎往往與他失之交臂。不過，馮小剛還是很看重國外電影節的大獎，他說，國外的電影節吸引著全世界的發行商，能獲得電影節大獎可以極大地推動影片的發行，為影片帶來巨大的商業利益，獲獎與發行緊密相聯。
“電影是一個夢，是人的情感的宣泄。”這是馮小剛對電影下的定義，但最重要的是：“電影首先是一種商品。”馮小剛稱自己是商業片導演，但強調他不是商人。他說：“商業片導演和商人是兩個概念，有的人雖自稱是藝術導演，但其實質是商人，經濟利益一點兒也不容侵犯。”從他的言談中，可以聽出他對這種現象的不屑。
在電影市場摸爬滾打這么多年，作為一個編外導演，馮小剛歷經艱辛與滄桑。對新條例中規定私營資本可以申請單片拍攝權，馮小剛感慨萬千。采訪時，馮小剛把新修改的《電影管理條例》遞給坐在一旁的華誼兄弟總經理、太合影視投資有限公司執行董事王中軍，這是他的電影投資人。也許，對他這種“個體”導演，以及為他投資的私營投資商來說，這是一條非常重要的信息。王中軍細細翻閱著新條例，也許，他下一部影片的投資操作起來會更容易些。馮小剛認為，新條例的實施，將充分調動私營投資商的積極性。他說：“影片《大腕》是與中影公司聯合出籠的，片尾打上投資商的名字和商標，但與他們聯合發行的美國哥倫比亞公司的名字雖然被允許打上去了，但卻不能上他們的商標。”這讓馮小剛很為難，“這涉及到一個嚴肅的知識產權問題，不讓投資商出名字，他們就不能擁有這部影片的版權。而版權、出品權對公司來說，都是一筆珍貴的無形資產。美國米高梅公司拍賣拍出好價位，關鍵是它擁有4000部影片的版權”。
同其他商業領域一樣，電影領域同樣缺乏優秀的銷售商。馮小剛認為，拍好的影片要讓觀眾知曉，需要很強的宣傳力度。《大腕》投入了300萬元的宣傳費，而一般國產影片投入3萬元做宣傳就不錯了。“在市場競爭激烈的情況下，酒香也怕巷子深，別人根本不知道你拍了電影，怎么會去影院看你的片子呢?”
對于“入世”后中國電影面對的沖擊，馮小剛認為：“美國電影進入歐洲，是以商業方式進入的，而歐洲電影仍以文化的姿態與其商業姿態相抗衡，其本身就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件事，歐洲電影沒有找到迎接挑戰的合適的路子，所以才會慘敗，希望中國電影不要重復這樣的悲劇。”
夏剛同好萊塢的競爭不是靠各種限制，而是用作品……
夏剛認為，新修改的《電影管理條例》理順了投資關系，將會大大促進民營資本投資電影的積極性。“民營資本一直在關注電影這個大市場，由于其本身機制靈活，他們投資拍攝的影片的市場占有率遠遠高于國營制片廠影片的占有率。”
民營資本可以進入制片業，夏剛認為這是國家對投資電影的民營資本作出的法律上的認可。“其實，民營資本早在十幾年前已經開始進入電影領域，只是沒有合法地位，要借殼上市，為他人做嫁衣裳，不能與國有制片廠平等競爭，處于一種名不正言不順的尷尬境地。”夏剛對中國電影的評獎辦法，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他說：“我們國家電影獎從設置上來說是很全面、很科學的，主要有三個大獎，一是華表獎，二是金雞獎，三是百花獎。這三個獎應該是各有特點，各有側重，不應該用同樣的標準來評判。”他認為，作為政府獎的華表獎就應大張旗鼓地宣揚主旋律，頒給那些倡導好的道德風尚、歌頌祖國的影片，完全從政府的角度來評；金雞獎是為鼓勵藝術創新的，應該給那些不斷探索的作品，由專家來評定，而不必參照華表獎；百花獎是由大眾評選的，就應以票房為主。這三個獎要各有特點，才會有生命力，中國電影才能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現在的情況是，每次華表獎一公布，金雞獎基本也就定了，這兩個獎沒有區別，沒有特點。而百花獎雖是以市場為準則的，奇怪的是有的影片沒有公映也能獲百花獎，所以觀眾不滿意，我們圈內人也有意見。設獎應該是對市場有引導的，尤其是金雞獎，應通過權威的專家點評，引導觀眾消費。但現在沒有做到。
夏剛說，現在國產片中也有很多好作品，但觀眾看不到，這是因為市場運作有問題。目前的機制使國有制片廠不重視市場運作和宣傳，影片銷售得好不好，與公司關系不大。國有廠的主要任務是政治任務，不是去開拓市場。制片與放映又是分屬不同的行政部門管理，沒有企業化，所以互不通氣，各自為政。此外，電影院偷漏瞞報票房現象屢見不鮮。政府要求影院必然放映國產影片2/3以上，他們會以各種方式抵制，如在放映國產片的檔期搞裝修等。這種體制對國產電影發展極其不利。美國的制片公司與各大院線是一個利益共同體，所以市場做得好，值得我們借鑒。
對于“入世”后的電影市場，夏剛認為，美國大片必將分去我們很大的一塊市場份額，對國產影片的沖擊是難免的。現在的關鍵是我們有關部門還在一廂情愿地認為對大片設置一些關卡就可以限制其發展，其實這是沒用的。同好萊塢的競爭不是靠各種限制，而應是發展自己，以作品與他們競爭。
“入世”后，國際融資、全球化將成為電影的一個發展趨勢，中國電影將可以通過與外資合作，走出國門，占領國際市場。夏剛憂心忡忡地說：“但愿我們的下一代觀眾不會只知道美國片，而不知道中國片是何物。”
馮小寧電影不是純商品，它還有文化功能……
采訪馮小寧是個很費力的過程，這種感覺從踏入北京電影制片廠的大門開始，左尋右找才摸到北影錄音樓。當筆者爬上二樓，剛要敲響第四錄音室的門時，拎著一包散裝瓜子的馮小寧在身后冒出了一嗓子，原來，他緊隨著筆者上了樓。采訪就這樣開始了。
也許是因為經常得獎的緣故，馮小寧認為，票房只能是電影評獎的一個“參照”，連“重要”都談不上，因為中國的電影市場是不健全的。他說，“即使在西方電影節，也有沒有票房卻獲得一些獎項的電影”。
“電影不是純商品，它還有文化功能，不能用一種類型否定另一種類型。”馮小寧觀點非常明確。他說：“光看票房好，也不是十全十美；只講藝術，脫離了觀眾的口味也不行。”他認為，優秀的電影作品應該是既有票房，又有藝術性。他贊同美國電影協會主席親口對他說的一段話：“電影就是意識形態范疇，你們中國是這樣，我們美國也是這樣。”
以拍“戰爭三部曲”《紅河谷》、《黃河絕戀》、《紫日》而大出風間的馮小寧，被媒體公認為是主旋律導演。然而，當筆者提出“主旋律導演”這一問題時，馮小寧一下子激動起來，他的瓜子不再嗑了，站起來大聲說：“這不是夸獎!”
馮小寧對“主旋律”大發感慨：“現在人們把‘主旋律’作品等同于政治化的空洞說教，這是機械的宣傳造成的，引起了普通觀眾的逆反心理。其實美國的優秀導演如斯皮爾伯格等優秀導演都是主旋律導演，我的片子很多人認為大氣、正氣、感人、好看、美，概括起來就是‘真、善、美’，我認為這就是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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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經濟的不良影響
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也使我國經濟發展面臨一些問題。第一，我國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受到了發達國家的限制。經濟全球化發展受控于少數發達國家，這些國家主導了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它們制定經濟全球化發展的經濟規則，而發展中國家在這樣的環境下發展經濟必然受到更多的限制。以經濟全球化為背景，發達國家投資大量資金建設企業，還可以利用貿易壁壘限制發展中國家，這樣發達國家就能獲得更多的利益。例如，我國廉價商品會沖擊發達國家市場，影響發達國家的企業，此時發達國家會以貿易保護的借口禁止我國產品進入它們的市場，嚴重影響了我國經濟的發展。第二，發達國家利用資金優勢將高污染、高能耗的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消耗發展中國家的資源，污染其環境。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也會接收發達國家轉移的高耗能和高污染產業，進而引發我國的環境問題。
2中國應對經濟全球化的策略
2.1對市場經濟體制進行完善
我國當前初步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可是仍然需要優化資源配置，調整經濟結構。我國應該對政府職能進行轉變，以市場規律和規則為依據，真正分開政企職責，為企業發展創設良好的環境。還要對國有資產管理進行完善，改革國有企業。真正改變企業的經營機制，以適應當前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提高企業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實力。
2.2積極參與國際間的競爭
我國是經濟大國和貿易大國，深刻影響著國際市場。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僅要吸引外資，還要提高國際投資的質量。通過積極參與國際競爭，提高我國企業的競爭意識，而政府也要積極引導有實力的企業參與國際競爭，并給予政策和資金支持。通過參與國際競爭，我國企業將會更加了解自身的不足之處，吸取發達國家企業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對管理方式等進行完善，不斷提高國際競爭力。
2.3重視產業轉移引發的問題
國際產業轉移在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嚴重影響了我國的環境和資源。所以在吸引外資的同時，也要關注國際游資的動向并強化監管，保障我國經濟健康發展。我國雖然經濟發展迅速，可是非常依賴外貿，因此有效提高國內需求以及供給能力是非常重要的。當前，我國已經成為國際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對全球經濟發展產生影響，所以我國經濟的發展必然會受到其他國家的限制，我國一定要守住陣地，促進我國內部經濟健康穩定發展，提升應對風險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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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中華民族在長期社會實踐過程中逐漸形成了獨特的精神信念和價值意識。其中，尤以對“天、地、人、物、我”及其關系的反思，特別是對“人”自身的反思最具特色。在中華民族長期融和的歷史過程中，儒、釋、道三教，特別是儒教，在政教禮俗的各方面影響甚巨。中華各民族及各種思想流派在歷史上關于人與天道（天神）、人與自然、人與物、人與人、人與自身之關系的討論，可以說汗牛充棟，人言言殊，今天我們很難以偏概全。但大體上，我們仍然可以把三千年來，在社會上層與下層中逐漸形成共識的、圍繞“人”的若干思考略加總結與概括。
與世界上其它民族一樣，中華先民在原始宗教的氛圍中，“人”的地位暗而不彰，或者說，人總是與“神”，特別是與自然神靈的“帝”，或有意志的人格神的“天”相聯系、相糾纏的。甲骨卜辭和《尚書》中的“帝”或“上帝”，就是殷代人的至上神。甲骨卜辭中“帝其令風”、“帝其令雨”、“帝其降饉”、“帝降食受（授）又（佑）”[1]的“帝”，多半指自然神靈。而《尚書》、《詩經》中的“帝”，則是自然神靈與祖先神靈崇拜的合一。“帝”或“上帝”是人類群體及其生活的主宰。周代鐘鼎銘文中，“天”字出現的頻率很多。“天”“人”兩個字的字形十分相近，“人”形上加一圓點即是“天”字。在周代，至上神的稱謂由“帝”“天”混用，逐漸變為了“天”的獨用。“天”成為了創造生命、萬物，并福佑人間的人格神。如：“惟天陰騭下民”，“天乃佑命成湯”，“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天生烝民，其命匪諶？”，“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等等。[2]但“天”的人格神權威逐漸下落，變成非人格的最高主宰，甚至變成人們咒罵的對象，這在《詩經》中可以找到很多例證。
周代的禮樂教化，集宗教、倫理、政治于一身，其中表現了中華民族“人”的意識、“人文”的意識的凸顯。禮治顯然是人的積極有為之治，但從本源上講，禮的源頭是“天地”、“先祖”和“君師”。天地是生命的本元，先祖是族類的本元，君長是政治的本源。所以，禮文，在上方事奉天，在下方事奉地，尊敬先祖，尊重君長。這是安定人民之本。而禮、樂之教，當然還有詩教、易教、書教等等，是用來對統治階層、知識階層的人，陶冶身心，端正品行的，繼而用來提升百姓的文化素養、人格境界，調節、滿足人們的物質與精神需求。所謂“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3]，以禮節民，以樂和民，就是這個道理。
孔子的時代是中國人“人文意識”覺醒的時代。孔子說：“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4]孔子把繼承了夏商兩代文明而又有所創新的豐富繁盛的“周文”，作為我們民族深厚的大傳統。“周文”源于且不脫離原始宗教而又強調了禮樂教化。禮使社會秩序化，樂使社會和諧化。孔子點醒了、拯救了周代禮樂文明的活的精神，并把它提揚了起來，這就是“仁”的精神！“仁”是禮樂的內核，沒有“仁”的禮樂，只是形式軀殼、虛偽的儀節。中國人文精神其實不是別的，就是孔子“仁學”的精神！“仁”是什么呢？“仁”是人的內在的道德自覺，是人的本質規定性，即孟子所說的人異于禽獸的那么一點點差別。“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5]，突顯的是人的主體性，特別是道德的自主性。“仁”又是“天、地、人、物、我”之間的生命的感通，又是“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的價值理想。這種價值理想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6]等“忠恕”之道作為主要內涵。這可以推廣為人與人之間，乃至國家間、民族間、宗教間、文化間的相接相處之道，乃至人類與動植物、人類與自然的普遍的和諧之道。孔子的“仁學”是中華人文精神的內核，是人文主義的價值理想，此不僅是協和萬邦、民
族共存、文化交流的指導原則，而且也是“人與天地萬物一體”的智慧。無怪乎《全球倫理宣言》的起草者孔漢斯先生，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為全球倫理的黃金規則，這是很有見地的。[7]
孔子和儒家極大地張揚了人的自強不息、積極有為的創造精神，特別是人在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諸層面的積極建構，促進文化的發展與繁榮，肯定道德、知識、智慧、文采、典章制度、禮樂教化等等。但孔子和儒家在極大地肯定人的文化創造的同時，并沒有陷于人類中心主義和人文至上主義的立場，反而謹慎地處理了人文與自然、人文與宗教、人文與科學的關系。
二、儒家人文精神的特點
中國的“人文精神”，不與自然對立，不與宗教對立，不與科學對立。這是中國的，特別是孔子、儒家的人文精神的特點。
特點之一：儒家人文精神不與宗教相對立。
孔子“不語怪、力、亂、神”，“敬鬼神而遠之”[8]，即對民間小傳統的信仰，對鬼神迷信不輕易表態，或采取存而不論的態度。但這并不表示他對當時精英文化大傳統的信仰有絲毫的動搖。孔子也運用占卜，強調祭祀的重要和態度的虔誠。孔子特別反復申言對“天”的信仰和對“天命”的敬畏。孔子說：“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唯天為大”[9]。孔子保留了對“天”、“天命”的信仰與敬畏，肯定了“天”的超越性、神秘性。孔子贊美《詩經·大雅·烝民》篇的“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為“知道”之詩[10]，肯定天生育了眾民，是人的源泉，認為人所秉執的常道是趨向美好的道德，即天賦予了人以善良的天性。孔子肯定個人所具有的宗教性的要求，又進一步把宗教與道德結合起來。孔子和儒家的積極有為的弘道精神、當擔意識，超越生死的灑脫態度，朝聞夕死，救民于水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品德，均源于這種信仰、信念。或者我們可以說，儒家人文的背后，恰恰是宗教精神信念在支撐著！孔子說：“天生德于予”；“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11]儒者的理想能否實現，聽之于命運，因為這里有歷史條件、客觀環境的限制，不必強求，但也不必逃避，主體生命仍然要自覺承擔。儒家把這種宗教精神轉化為道德精神，儒學即是一種道德的宗教。儒家的“天”，是形而上的“天”，是道德法則的“天”，這個“天”和“天命”轉化為人的內在本質，在人的生命內部發出命令。如此，才有千百年來剛健自強的志士仁人們“以天下為己任”的行為和“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的氣概，乃至社會文化各層面的創造。足見儒家人文精神不僅不排斥宗教，反而涵蓋了宗教，可以與宗教相融通。這也是我國歷史上很少有像西方那樣的慘烈的宗教戰爭的原因。
特點之二：儒家人文精神不與自然相對立。
儒家的確把人作為天下最貴者。荀子說：“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12]周秦之際的儒家認為：“人者，天地之心也…”；“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13]但人并不與自然天地、草木鳥獸相對立。人在天地宇宙間的地位十分重要，但人只是和諧的宇宙的一部分。“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14]這是講至誠的圣人，能夠極盡天賦的本性，繼而通過他的影響與教化，啟發眾人也發揮自己的本性，并且進一步讓天地萬物都能夠盡量發揮自己的本性，各安其位，各遂其性，這也就可以贊助天地生成萬物了。既然如此，至誠的圣人及其功用，則可以與天地相媲美，與天地并立為三。人與天地并立為三的思想，是在這種語境中表達出來的。
儒家人文精神強調天地人“三材之道”并行不悖，并育而不相害，且成就了一個人與宇宙的大系統。“《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15]《周易》稱天、地、人或天道、地道、人道為“三材”，其“三材共建”和“三材之道”，就是把宇宙萬物歸納成不同層次而互相制約的三大系統，三大系統構成為一個統一的整體。也就是說，天、地、人不是各自獨立、相互對峙的，它們彼此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同處于一個“生生不息”的變化之流中。儒家人文精神是一種創造的精神——“天地之大德曰生”[16]——這種精神來自天地。“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17]天地之道，陰陽大化的作用，即生成長養萬物。生長萬物的富有叫做“大業”，每天都有新的變化叫做“盛德”，生生不停叫做“變易”。人效法宇宙的“生生之德”而不斷創進。“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8]物相雜之謂“文”，陰陽剛柔的交錯是“天文”，或曰自然條理。自然條理是多樣性的統合。依據自然天地之道，在社會人事中采取非武力的形式，叫做“文明以止”。人事條理即是“人文”。人文應效法“天文”。我們觀察天文來考察四時的變化，觀察人文來感化天下的人。足見人事法則應與自然法則相匹配，相照應。
宋代儒者講“人與天地萬物一體”，“不剪窗前草”，講仁愛之心遍及鳥獸、草木、瓦石，講“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都是十分鮮明的例證。這表明，中國的人文精神不與自然相對立，不會導致一種人類中心主義以及對自然的宰制、占有或無視動物、植物的存在；相反，它講求的是與自然的協調。“仁”與“生生之德”恰恰是自然宇宙的精神給人之社會文化活動的示范與滲透。
特點之三：儒家人文精神不與科學相對立。
儒家人文精神與價值理念非但不排斥科學，反而包容、促進了科學技術的發展。近百年來，對于中國傳統文化，人們普遍有兩種誤解。第一種誤解，即是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泯滅人的創造性的，是束縛人的自主性和創新精神的。第二種誤解，就是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反科學的，至少是阻礙科學技術之發展的。這兩種誤解都需要予以澄清。當然，具體地辨析中國文化在不同時空的發展過程中的正負面的價值，不是本文的任務，這也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說清楚的。我在上面闡述中華人文精神特點之二時，正面地回應了第一種誤解。這里，我們借助于正面的闡述來回應第二種誤解。
中國
人文精神并不輕視自然，亦不排斥技藝。對于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及其獨特的范式的研究，我們應當有獨特的視域，而不宜以西方近代科學作為唯一的參照。李約瑟的研究盡管還有不少可以商榷之處，但他的慧識是擺脫了“西方中心論”，正確估價了中國古代的宇宙觀念、思維方式的特異之處，以及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實際上做出的絕不亞于西方的貢獻。中國人取得了那么多令世人矚目的發明創造，閃爍著驚人的智慧。“在希臘人和印度人發展機械原子論的時候，中國人則發展了有機宇宙哲學。”[19]普里高津也曾引用李約瑟的觀點，指出與西方向來強調“實體”的看法不同，“中國的自然觀則以‘關系’為基礎，因而是以關于物理世界的更為‘有組織的’觀點為基礎的。”“中國傳統的學術思想是首重于研究整體性和自然性，研究協調與協和”；“中國思想對于西方科學家來說始終是個啟迪的源泉”。“我相信我們已經走向一個新的綜合，一個新的歸納，它將把強調實驗及定量表述的西方傳統和以‘自發的自組織世界’這一觀點為中心的中國傳統結合起來。”[20]重整體、重系統、重關系的思維范式，重實用、重國計民生的行為方式，給我國古代自然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所帶來的成功的一面，我們應當有清醒而充分的認識。當然，我們也不諱言其局限性。
有一種看法，以為重人生、重道德的儒家人文精神就一定會輕視自然、排斥科學，這也是需要辨析的。以中國宋代最著名的人文學者，也是最遭今人誤會與咒罵的朱熹為例。朱子的“格物致知”中的“物”，既包含了倫常之事，又包含了自然之物。其“理一分殊”的命題，既重視宇宙統一的“理”，又重視部分的“理”和各種具體的“理”及其相互間的關聯。其前提是在“物物上窮其至理”。“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讀，則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一件與他理會過。”[21]朱子的理學既重人倫，又重天道，肯定自然，肯定科技的價值，他自己在天文、地質、農學上都有貢獻，甚至對渾天儀、水力驅動裝置等有濃厚的興趣。[22]
以上概述的儒家人文精神的三個特點又是相輔相成的。
三、儒家人文精神的當代價值
如前所述，中國經典如“六經”，是在天、地、人相互貫通的背景下，重天、重地又特重“人”與“人道”的，與西方思想家所說人類思想的發展，首先重“神”，其次重“自然”，最后才注重“人”的理路并不相一致。西方人文精神的遠源是希臘、羅馬，但真正形成一整套的人文主義，則是在文藝復興時代。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主義主要是針對中世紀宗教的。人文主義確實把人的肉體與精神從宗教權威下解放出來，人們謂之為人性的復蘇與人的自覺。歐洲早期的人文主義擺脫了神性的宰制，肯定世俗功利的追求，肯定人的、情感，肯定物質的自然界。經過十八世紀德國的新人文主義、二十世紀的科學的人文主義、宗教的人文主義、存在主義的人文主義諸思潮的發展[23]，目前西方人文學界的主潮不再是針對“神性”，而是針對“物性”，即針對著科技和商業高度發展所導致的“物”的泛濫和“人”的異化。近代西方思想的發展，從講神而講人，講人而只講純粹理性，講意識、經驗，再以下就講生物本能、生命沖動。人認識到“物”的重要，思想也外化到了極至，物質講到極至，思想和精神要不再墮落，就必須回過頭去找宗教、找神。例如宗教人文主義認為，近代以來的文明社會，帶來了人的精神的世俗化與物化，使人的高級的精神生活、靈性生活的品質日益下降。馬利坦（Maritain）批判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人類中心主義，使人逐漸離開了神與神圣性，這是人自身的墮落的開始。存在主義反對人類科學（包括社會科學）把人自身客觀化、外在化，反對人們在與物、商品、理性機器等的關系中，在生產物質財富的活動中，喪失了真正的內在的主體性。現代社會視人如物，以駕馭機械的態度對待人。手段變成了目的，而作為目的的人變成了工具，變成了符號、號碼。人被他人和自己抽象化為一個非真實的存在。因此，當代西方的人文學者所講的人性，已不是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時所講的異于神性的人性，而是異于物性的人性。甚至他們中的一些人主張回到人與神的合作，以拯救人的墮落。這就包含了西方宗教精神的再生。這當然不是回到中世紀的宗教的負面，這些負面已經過近代文化的洗禮，這是要借助宗教精神來避免人的再度淪落（即功利化、工具化、異己化、物化）。西方、文化批判思潮所批評的，正是科技至上導致的“工具理性”的過渡膨脹或“理性的暴虐”對人的奴役。
唐君毅先生曾經指出，現代人所而臨的荒謬處境是“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外不在人，內不在己”。中華人文精神，特別是儒家的人文精神，可以救治現代人的危機。如前所述，它強調用物以“利用厚生”，但不可能導致一種對自然的宰制、控御、破壞；它強調人文建構，批評迷信，但決不消解對于“天”的敬畏和人所具有的宗教精神、終極的信念與信仰。儒家甚至主張人性、物性中均有神性，人必須尊重人、物（乃至草木、鳥獸、瓦石），乃至盡心——知性——知天，存心——養性——事天。至誠如神，體悟此心即天心，即可以達到一種精神的境界。儒家并不脫離生活世界、日用倫常，相反，恰恰在庸常的俗世生活中追尋精神的超越。外王事功，社會政事，科技發展，恰恰是人之精神生命的開展。因此，中華人文精神完全可以與西學、與現代文明相配合，正如我們前面所說的，它不反對宗教，不反對自然，也不反對科技，它可以彌補宗教、科技的偏弊，與自然相和諧，因而求得人文與宗教、與科技、與自然調適上遂地健康發展。
當前的科技革命、電子網絡等各方面的發展，使我們面臨著倫理的重建。就生命科學的發展而言，基因工程、復制生命、復制人、孕母、安樂死、動物權等等問題迫切地要求我們建設基因倫理、生命倫理。就環境科學和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而言，面對人炸、生態破壞、環境污染所造成的危機，人與自然之間需要有新的環境倫理。面對目前的現實社會，就社會關系而言，不少層面的人與人的關系被物質至上主義所侵蝕，轉化為裸的物與物的關系，經濟利害的關系，錢與權的關系，錢、權與色的關系，欲望滿足與否的關系，一切都是“可計算”的，現實功利的。作為社會細胞的家庭亦面臨著
危機。家庭裂解、離婚率增長、單親家庭增多，重婚或所謂“包二奶”現象，性產業的火爆，日趨嚴重且腐蝕著整個社會。早戀與墮胎問題，愛滋病、吸毒等，亦非常嚴重。此外，隨著人口的老齡化帶來的老人贍養問題，由于社會保障體系和福利制度不夠健全，已經是老齡的人對超齡老人的贍養問題，已屢見不鮮。“孝”的問題需要重新引起社會的重視并重新加以界定。此外還有同性戀問題等等，均需要我們建設健康的現代的家庭倫理與社群倫理。公司、企業內外的激烈競爭，爾虞我詐，坑蒙拐騙，信用危機，童工問題，打工者的權益問題等等，需要有新的企業倫理。商品經濟尤其需要信譽，因此“信”的問題又被提出來了。由于網絡化、電子郵件、電子商務的飛速發展，又帶來網絡倫理的問題。國家、民族、種族、宗教間的矛盾沖突，亟需要有新的全球倫理。乃至空間技術的發展，尚需要考慮空間倫理的建構。
儒學為經濟全球化可能提供如下的精神資源和人文智慧：第一，禮樂文明的再創，文化空間的開拓與社會文化資本的積累和人的情熵的培育；第二，儒家核心價值觀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義、禮、智、信”，“敬業樂群”等對于建構現代全球倫理、社群倫理、家庭倫理、工作倫理和新的人與人之關系具有積極的意義；第三，“人與天地萬物一體”“民胞物與”等理念有助于建構新的生態環境倫理和可持續發展的戰略規劃；第四，天命、天道、神圣、敬畏感與人的終極信念，“極高明而道中庸”所透顯的圣凡關系與現代性問題密切相關。總之，中華人文精神提倡的仁、義、禮、智、信、忠、孝、誠、恕等價值，在剔除其歷史附著的負面性效應之后，完全可以提煉、轉化其合理因素，滲透到今天的社會生活中去，進而作為價值指導，治療現代社會的病癥，恢復人的尊嚴，重建人的意義世界，重建人與“天、地、人、物、我”的良性互動的關系。
“五四”以降，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大多數是戴著“西方中心論”的眼鏡來看待自己的文明的。我們對于自己的歷史文化精神其實還相當陌生，基本上處于“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托缽效貧兒”的狀態。所謂“全球化”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西方的，特別是美國的話語霸權進一步擴張，乃至于成為宰制全世界的枷瑣。我們東方人、中國人不能失掉本己性，這決不是煸動民族主義，而是要在精神上站立起來，積極參與文明對話。儒家人文精神正是我們進行廣泛的文明對話的精神依據之一。健康的“全球化”，決不是以一種語言，一個地域的習慣、一種思考方式，甚至一個國家、一個階層的利益來宰制一切。各種文明，各種精神資源，各種宗教，各種語言，各種知識都可能成為具有全球意義的成素。我們尤其要了解東亞地區的內在的能力，沒有必要把西方的，特別是美國的特殊的東西奉為圭臬，奉為必須效法的普遍的、絕對的標準。
我們有自己的人文傳統和人文精神，而且非常了不起。只是由于近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自己的踐踏，使之暗而不彰。我想，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需要重新認識并擁抱自己的文明傳統，從而積極地回應、參與廣泛的文明交流與對話。
注釋：
[1]分別見《殷虛文字乙編》和《卜辭通纂》。
[2]分別見《尚書》中的《洪范》、《泰誓》、《康誥》、《大誥》和《詩經·大雅》中的《蕩》篇、《烝民》篇。
[3]《禮記·樂記》。
[4]《論語·八佾》。
[5]《論語》中的《顏淵》、《述而》篇。
[6]《論語》中的《雍也》、《衛靈公》篇。
[7]參見孔漢思等：《全球倫理》，臺北：雅歌出版社，1996年11月。
[8]《論語》中的《述而》、《雍也》篇。
[9]《論語》中的《八佾》、《季氏》、《泰伯》篇。
[10]《孟子·告子上》。
[11]《論語》中的《述而》、《子罕》、《憲問》篇。
[12]《荀子·王制》。
[13]《禮記·禮運》。
[14]《禮記·中庸》。
[15][16]《周易·系辭下傳》。
[17]《周易·系辭上傳》。
[18]《周易·賁·彖辭》。
[19]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3卷，北京：科學出版社1975年版，第337頁。
[20]轉引自顏澤賢：《耗散結構與系統演化》，第107-108頁。
篇10
（二）過分張揚個性，社會責任感淡化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作為年輕一代的大學生具有強烈的自我表達意識，他們崇尚自我主義，主動參與各類活動，希望凸顯自己的個性，而并不考慮過分張揚自我個性表現出的與眾不同，是否符合我國主流文化和價值觀念，是否為社會大眾所認可和接受。另外，我國目前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尚不完善，市場經濟的固有弊端———功利主義、拜金主義、個人主義、消極主義等存在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活動中：假冒偽劣產品、惡性競爭、欺行霸市等，這些是嚴重的缺乏社會責任感的行為。其中，有相當一部分行為主體是大學生，他們過分張揚自我，崇尚金錢萬能，是非不分，逐漸喪失了基本的價值判斷力，使得我國的社會問題日益多樣和復雜，也增加了我國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難度。
（三）盲目崇洋，民族意識弱化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多元文化與價值觀念與我國傳統文化與價值觀念相互碰撞，在碰撞過程中，很多大學生逐漸喪失民族自信，被眼花繚亂的西方文化深深吸引，再加上商家的炒作，很多大學生逐漸崇洋。例如，許多大學生對情人節、圣誕節等西方節日的過度熱衷，而對清明節、中秋節等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節日不以為然。大學生弱化自身的民族意識，盲目推崇西方的文化與價值觀念，并不加任何取舍地移入我國，并在自己的行動中極力展現，極易引導更多的人養成崇洋的心態和行為，十分不利于我國民族自尊心、民族自豪感的形成和弘揚，削弱我國文化軟實力的實效性，從根本上不利于我國民族文化的發展。
（四）網絡文化的泛濫，社會交往危機凸顯當前社會是一個信息社會、網絡社會，網絡把全球范圍內的各種文化信息都及時呈現在大學生的面前。網絡本身集文字、聲音、圖像于一體的特色功能博得了大學生群體的青睞，并深刻影響他們的學習、思維和生活方式。徐柏才、張俊在《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指導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指出“網絡信息的高度圖像化往往會導致青年學生漸漸忽視思考，習慣于形象思維而放棄追問本質的抽象邏輯思維，它的直接化、形象化傾向會導致他們用‘看’而不是用‘想’的方式來認識世界。”另一方面，網絡因其開放性、互動性、隱蔽性、隨意性、便捷性和發散性，向網民呈現出一個與現實世界之外的虛擬世界。人們在虛擬世界中，獲得最大限度的自由滿足感。網絡的虛擬特點深深吸引著大學生，他們沉湎于虛擬世界中，很多大學生沉迷網絡、癡迷游戲等就是典型案例，更有大學生輕率的談網戀、見網友，最后深受其害。大學學生盲目、過分依賴網絡，非常不利于正常的學習和生活，他們沉迷網絡，不斷模糊自身原有的社會認知，“必然會使人產生去社會化傾向，導致人們正常社會交往能力下降，并帶來人際關系淡漠、人際距離疏遠等社會問題”。
篇11
其次，經濟全球化時代，知識的傳播與使用離不開人的作用，隨著人才流動日益加快，世界各國對人才的爭奪更趨激烈。發展中國家花費了巨大人力、物力和財力培養出來的優秀人才，在全球化自由流動的旗幟下紛紛流向發達國家，而從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的人才卻少之又少。因此，發展中國家在這場沒有硝煙的人才爭奪戰中無疑是最大受害者，人才流失現象已嚴重危及了發展中國家的可持續發展。這在一定程度上使發展中國家陷入了貧困惡性循環的怪圈。在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的過程中，知識資本的作用顯然應大于物質資本和貨幣資本的作用，沒有掌握知識資本的人才，什么發展都不可能。
再次，在經濟全球化下，發達國家最希望達到的目標是利用全球化自由開放的口號，利用已有的全球化規則，達到向發展中國家推銷過剩產品、打開發展中國家這片廣闊市場的目的。他們推銷的僅僅是他們的產品，附帶著他們的價值觀和文化，而不是生產這些產品的能力。因此，技術是排除在外的。不僅如此，發達國家還要千方百計地壟斷其先進技術，以達到其壟斷市場的目的。盡管全球化時代國際貿易獲得了迅猛發展，貿易的領域也不斷擴大，由—般商品貿易發展到勞務技術貿易，但貿易保護主義并沒有消亡。一旦發展中國家想獲得這些技術，即使是對發達國家而言早已不是先進的技術，也必須付出巨大的代價。這如同因特網和信息技術，盡管發展中國家也能對之利用或享受到其帶來的便利，但核心技術仍牢牢地控制在少數發達國家手中。相反，由于發達國家最先發展了這些技術，他們已從因特網和信息技術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運用中獲取了巨大的利益。
二、提升發展中國家應對經濟全球化的策略
當前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經濟競賽并非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這存在著歷史的原因，發展中國家只有正視這種差距的存在，才有發展的動力。發展中國家盡管落后于發達國家，但存在著借鑒發達國家發展經驗的可能性。經濟全球化加速了資金、人才、技術和信息的流動，這使得發展中國家比以往任何時期更容易學習和借鑒到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從而這種可能性轉變為現實性的幾率大大增加。從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來看，確有不少國家和地區利用后發優勢實現了經濟發展。較典型的是日本，日本戰后能從一片廢墟中發展成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獲益于大量引用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從而創造了一個時代的經濟奇跡。所以，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或地區而言，在經濟全球化時代，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的對策主要有：
首先，重視新技術的運用，以信息化推動工業化。經濟全球化的飛速發展離不開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推動力。發展中國家在前三次科技革命中都落后了，面對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只有奮起直追，才有可能后來居上。對傳統產業，如紡織業和鋼鐵業，通過引進和運用新技術給它們注入新的活力，如廣泛運用計算機和人工智能提高其競爭力；對新技術革命下誕生的新興產業，如互聯網和生物工程等領域，由于發達國家也剛剛起步，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引進吸收和聯合攻關，爭取在一兩個領域獲得突破，發展成適合本國國情的主導產業，并以主導產業的發展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和升級。
其次，重視制度因素。制度因素在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非同小可，它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使后進國家的后發優勢變為“后發劣勢”。同樣，—個良好的制度，又可以成為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騰飛的“助推劑”。沒有一個良好的制度支撐，發展中國家想要實現長期的可持續發展是不可能的。怎樣為本國經濟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呢?由于各國的情況各異，因而并不存在—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解決辦法，但各國可以根據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逐步推行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革，以適應經濟發展的要求，在改革中摸索適應本國發展的道路。同時，發展中國家應加強立法，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為技術的引進和開發保駕護航。
再次，重視適用技術的引進，通過引進而帶動國內的技術開發與創新，實現引進、吸收、開發的良性循環。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主要體現在對世界知識和技術存量的開發利用上，發展中國家的后發優勢就在于能夠利用前人的知識和技術存量，引進適用于本國發展的技術，實現趕超戰略。當然，引進的目的還在于最終能自主開發，正如“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所揭示的道理一樣，通過引進帶動國內的技術的模仿與創新，從而促進國內產業技術水平的整體提升。
最后，重視人才的作用，實現由引進技術到自主開發的轉變。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推進，世界各國對人才的爭奪也將越來越激烈。在信息社會和知識經濟時代，人的要素對經濟發展的作用越來越大，國與國的競爭最終將體現于人與人的競爭。馬克思提出的生產力三要素中，人的因素始終是排在首位的。發展中國家的后發優勢能否發揮出來，還在于能否有效地利用世界已有的知識和技術存量，而能否有效利用這些知識和技術，則取決于高素質的決策者、技術人才和勞動者。
篇12
受我國外匯政策限制和金融市場的一系列影響，在外匯風險管理的實際發展中還是不可避免地凸顯出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2.1企業面臨外部環境的制約首先，企業不可避免地受到外匯政策的限制，眾所周知，中國金融市場資本項目本身沒有徹底開放。恰當地說，我國外匯市場目前的發展十分不成熟，與西方發達完善的資本主義外匯市場還有一定的差距，并不能稱之為完全市場條件下的金融性外匯市場，資金流通就受到必然程度上的限制；并且，我國外匯經營實行較為嚴格的管制，滯后了我國外匯市場的發展，加之人民幣不允許資本項目下的自由兌換，外匯市場以幾家國有銀行為主體，也毋庸置疑地造成了外匯市場的壟斷性和排他性，偏離了國際化完善外匯市場的發展方向。其次，受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我國金融市場不發達，金融服務設施不配套，外匯風險規避工具品種單一、結構也相對有限，自然在企業遭受外匯風險的摧殘時，不能為企業外匯風險管理提供強有力的支撐；更為重要的是，我國立法機關至今也沒有正式出臺一部十分完善的關于涉外企業國際經營的風險管理法律或條例，這無疑加劇了企業在海外市場拓寬國際經營時所面臨的外匯風險，法律的缺失不僅僅限制了企業的發展，更給國家相關部門的執法造成了一定的困難。
2.2企業對外匯風險管理的認識有待提高在外匯風險管理中，國家毫無疑問應該提供強有力的政策支持，給企業提供良好的避險環境，而企業作為外匯風險承擔者的主體，更應在外匯風險管理中一馬當先，但是目前企業對外匯風險管理的認識水平及成本支出都不容樂觀。由于長期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一直處于一個單方面上漲的穩定態勢，且我國的涉外企業、外貿公司長期在計劃經濟體制的庇護下運行，在國家政策幫扶下成長，缺乏自負盈虧的經營理念與文化管理氛圍，因此企業規避外匯風險的意識比較淡薄，不愿意在外匯風險治理上投資，普遍缺乏外匯風險管理的積極性和強烈的危機感，因此提高企業風險管理意識可作為企業風險防治的一道突破口。同時我國風險管理的教育起步較晚，在應對實際的外匯風險問題時，必然缺乏一些能夠從戰略制高點出發應對外匯風險的管理人才，從而導致外匯風險防范達到的效果常常不能盡人如意。此外，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在外匯風險防范中，企業總體對匯率工具不夠了解，企業對金融衍生工具的認知也存在誤解和偏差，簡單地把衍生工具等同于炒匯工具，企圖在匯率的波動中投機獲利，一味盲目操作，并不把風險管理放在第一位，結果是便導致更大程度上的虧損。企業只有牢固樹立起風險防范意識，才能積極主動管理外匯風險，而不是將匯率風險完全歸咎于一些政策性因素，以及一些非人為因素，從而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3外匯風險管理的應對策略
3.1強化企業外匯風險管理的意識企業只有充分認識到外匯風險所帶來的重大影響，才能牢固樹立風險防范意識，在實際業務中積極主動地應對可能出現的匯率損失，這也是應對外匯風險的根本所在。為此，要加大匯率風險防范的宣傳力度，大力普及國際金融知識，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讓企業廣大員工理解匯率風險，明白企業不是國際金融市場上的投機分子，不能在盲目押賭中承受匯率波動所帶來的收益或損失，想要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更好地利用外資，提升我國涉外企業競爭能力，就要腳踏實地搞經營，通過產品盈利，為我國企業開辟更為廣闊的成長空間。
3.2企業發展中禮聘高級外匯管理人才準確地預測匯率變化趨勢是有效防范外匯風險的前提條件，而資本市場的快速發展、投資自由化的升級，使得匯率更加復雜多變，準確地預測匯率趨勢無疑是一項高技術含量的業務活動。這就更需要外匯管理人才熟練掌握各類金融衍生品的使用方法，具有淵博的國際金融知識、敏銳的政治感知能力、專業化的財務分析能力，能夠及時根據企業的生產經營狀況采取相應的風險管理措施。技術性人才是國家發展的動力源泉，是一個國家最優質的生產力，積極培養尖端外匯風險管理人才是防范外匯風險的重中之重。因此，聘請以及培養高級外匯管理人才對于匯率風險的防治研究工作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3.3調整企業內部結構，設立風險防范部門我國絕大部分中小型涉外企業雖然面臨著嚴峻的外匯風險問題，但是由于風險意識的薄弱、外匯技術人才的稀缺，都沒有設立起相應的外匯風險管理部門以及匯率波動預警機構。正是由于內部風險管理機制的不健全，才致使外向型企業在面臨外匯風險時不能及時采取合理的方案措施加以補救，增加了外匯風險管理的難度。所以企業內部應當建立健全外匯風險管理機構，有效規避外匯風險在企業內部的發生，之前國內企業在經營發展中并未重視這一方面的問題，今后的發展計劃中應將這一方案措施提上日程。
3.4加強企業與金融機構的合作聯系，實現互利共贏外匯風險管理是一場持久戰，需要企業源源不斷地投入大量財力物力與智力，如果只是企業單打獨斗，勢必會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黯然失色。而金融機構有著得天獨厚的政策優勢和專業優勢，對匯率波動風險的實際掌控能力較強，所以企業應充分利用國內金融機構的優勢，在實際經營發展中，與金融機構建立密切的友好合作關系，利用金融機構推出多樣化的外匯管理及服務項目，輔之以合理的金融衍生工具、避險工具，如此定能在外匯風險管理的道路上有所收獲。同時合作關系的建立，可以給企業提供借鑒金融機構風險防范經驗、策略的機會，從而進一步增強企業的風險管理能力，有利于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篇13
加入WTO，給我國經濟改革留下的時間和空間都十分有限。進入新世紀，改革更具緊迫性。加入WTO，參與經濟全球化，我國經濟轉軌的緊迫性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強烈，改革受到嚴格的時間限制。同時，改革又要面臨國內外的雙向壓力。既有國內壓力，又有國際壓力。前20年我們的改革雖然存在國際壓力，但是因為沒有加入WTO，一些規則的遵守帶有很大彈性，今后不遵守就要受到懲罰。因此，改革的內容必須符合現代市場經濟的規則。從這個意義說，加入WTO是我國的第二次開放，第二次改革。
二、經濟全球化將促進經濟轉軌國家產業結構和資源配置方式的結構性重大變化。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我國應當積極推進結構性改革
我國按照WTO的規則參與經濟全球化，必然使原有的產業結構、體制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為此，未來幾年，我國經濟轉軌的重要任務在于結構性改革的實質性推進。在保持宏觀經濟和社會穩定的前提下，抓住機遇，適時地實施和推進結構性改革，就能加快體制創新，從而為促進我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的較快發展提供真正動力。
結構性改革是改革推進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它強調制度框架的改革和經濟調控規則的改變，主要目的是為企業創新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制度及規制環境。我國經過2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經濟體制轉軌正面臨著許多新的矛盾和挑戰：其一，我們采取的漸進式改革的方法在實踐中取得歷史性成就，同時改革中積累和遺留下來的深層次問題、結構性矛盾日益集中地突現出來，日益對改革進程和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形成制約；其二，無論是在宏觀經濟層面或經濟運行層面，結構性調整和結構性改革交織在一起，結構調整在相當大程度上依賴于結構性改革，結構性改革為結構調整注入新的動力與活力。這是我國經濟轉型時期的重要特點；其三，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加快和我國正式成為WTO成員，從外部對我國結構性改革的目標和進程提出新的要求，帶來新的動力和壓力。
由于體制性的結構問題成為改革的突出矛盾，因而實行并加快結構性改革是新形勢下改革的重要選擇。推進結構性改革，對我國“十五”時期的經濟結構調整，對促進經濟的較快增長，對保持社會的長期穩定，都會產生重要的作用。應當說，20多年的改革實踐已為結構性改革創造了很好的基礎。在當前宏觀經濟和社會都比較穩定的情況下，實施結構性改革的條件也是比較有利的。
推進結構性改革是實現制度創新的關鍵所在。經濟轉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不僅僅是一種運行機制代替另一種運行機制，它實質是體制創新與新體制結構逐漸積累的過程，并且這個過程又是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轉軌有機聯系在一起的整體。實施并推進結構性改革，就是面對新舊兩種體制的結構性矛盾，加快培育發展新體制因素，并逐漸形成新體制的合理結構，以充分發揮新體制結構的整體優勢和作用。因此，結構性改革階段既同以往的改革相聯系，又表現出這一階段改革的重要特征：
——強調體制創新在推動經濟改革中的根本性作用。結構性改革不僅僅在于注重一項新制度的安排，更重要的是重視制度結構的合理性。因為任何一項制度都有其結構性，都以其他制度安排為補充。制度的互補性及其合理結構是一項新制度充分發揮效應的基礎和前提。
——強調改革的配套性。由于體制的結構性特點，配套改革的結構性改革階段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結構性改革注重整體改革的配套性、系統性。我國現階段的改革實踐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國有企業要與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相配套；深化農村改革要與加快城市化改革相配套；經濟體制改革要與政治體制改革相配套。結構性改革既要求經濟體制改革的相互配套，同時也要求與社會改革、政治改革的密切結合。伴隨經濟改革產生的矛盾和問題，已超越了經濟本身。全面的配套改革將成為一個大趨勢。
——強調法制化建設對推進改革的作用。以立法來保證體制創新的自覺性和目的性，同時制度化、法制化又是結構性改革的基本目標。沒有法治的體制創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體制就難以確定。保護已有的改革成果，規范未來的改革行為是結構性改革對法制化提出的基本要求。一是與產權保護（包括知識產權）相關的法制建設對結構性改革的成敗具有關鍵作用；二是依法行政，用法律和制度約束政府行為是法制建設的重要內容和任務；三是加快與重大改革措施相關的法律制度建設，例如，從法律上進一步明確地劃分中央與地方的事權，這對我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十分重要。
經濟體制轉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不僅是一種運行機制代替另一種運行機制，它本質上是體制創新與新體制結構因素不斷積累的過程，并且這個轉變過程必然是經濟結構、社會結構以及政治結構有機結合、整體轉變的過程。順應效率和發展的要求逐步推進和實現這種結構性的調整和改革，對經濟轉軌國家來說最具實質意義。事實上，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適應于發展環境的深刻變化，推進結構性改革，為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尋求出路，也是當今許多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正在共同致力實現的目標。
作為發展中的大國和經濟體制轉軌國家，我國推進結構性改革既有與其他國家相同的共性，又有特殊的規律性。當前，我們既要解決制約經濟發展的經濟結構矛盾，比如城鄉結構、產業結構、就業結構等，但更要關注在我國經濟轉軌的特定時期，優化制度性結構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根本性作用。
三、把握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經濟轉軌的特點，我國應當通過重大利益關系的調整，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標
實踐證明，經濟全球化正面臨著一個嚴峻的問題，即如何防止全球范圍內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我國的經濟轉軌已把縮小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差距提到重要議程。為此，要把對重大社會利益關系進行有效協調作為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任務，并由此使經濟結構與社會結構、政治結構之間相適應。經濟改革在某種意義上是經濟利益關系的變革和重新調整，在此過程中必然有人受益，有人受損。關鍵是經濟改革能夠兼顧利益相關各方，并通過相應的社會改革對利益受損者以及社會弱勢群體給予合理的補償和救助。伴隨改革開放的過程，我國原有的社會利益機制、利益格局以及相應的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改革新階段，迫切需要對重大社會利益關系做出主動的、積極的調整。這已成為當前我國改革所面臨的突出矛盾。
以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根本出發點和最終的歸宿，將在新時期改革進程中更加突出。使人民群眾在改革過程中受益和得到實惠，是過去20多年我國經濟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經驗。我國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要實現廣大百姓的共同富裕。隨著改革的逐漸深入，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經發生了重要變化。現實生活中與人民群眾利益相背離的現象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嚴重影響了人們對改革的預期，挫傷了人們理解、支持和參與改革進程的積極性。這突出地表現在各種收入差距不合理拉大；政府部門利益集團化和非公共機構傾向突出，腐敗蔓延；伴隨結構調整和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下崗職工和失業人口增多，城市貧困人口增加；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等，并由此產生種種結構性矛盾和問題。
在錯綜復雜的外部環境下，在不確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的情況下，我們的改革更需要廣大人民群眾的理解和支持，這是進一步推進改革，并保持社會穩定的關鍵。實施并推進結構性改革，應當客觀地分析改革的基礎和條件，注重分析和把握改革的主要推動力。新時期推進結構性改革，需要格外強調廣大群眾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視廣大群眾擁護改革的程度和參與改革的熱情。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將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應當始終是改革的根本出發點。
市場經濟的優勢在于它在不同社會及文化中的差異性及適應性。在某種意義上，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是人民市場經濟，是廣大人民群眾作為主要獲益者的市場經濟。因而它的根本優勢在于廣大人民群眾不斷獲取利益基礎上的廣泛參與。作為順利推進我國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保證，明確結構性改革的目標，增強改革的透明度，讓廣大群眾了解改革的進程和內容，并使他們中的多數在改革中獲益，過去是、下一步仍然是我們順利推進結構性改革應予堅持的重要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