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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二)著眼當前高等教育發展規律，處理好教育規律與市場經濟規律的關系
“辦人民滿意大學”必須遵循當前自身發展規律的思維，讓教育滿足社會發展需要。在此要求下，就是要處理好教育與市場的關系，在教育與市場中協同共進。一方面，必須強調高等教育的基礎目標是育人為本，依照人的全面發展來培養人。高等教育如果一味以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為自身的發展要求，忽略了自身的發展規律和要求，單純地依附于“商品意識”的培養理念，造成的結果勢必會形成人才過剩和資源的浪費，因為市場總是先于教育的變化發展速度。在此條件下，就應該注重教育的內化功能，把教育形成的生產性勞動包括知識、技能和教育服務，經受教育者內化后，轉化為相應的生產能力，為社會創造出更多的財富，這也是馬克思指出的“教育會生產勞動能力”的認識要求。高等教育當前階段的發展規律，就是“辦好人民滿意大學”，這是當前高等教育發展階段的立足點，決不能丟棄。另一方面，要強調“教育與社會發展相適應”的過程，發揮市場經濟規律與教育規律共同發生作用的結果。雖然高等教育發展規律表明的是教育活動中的客觀必然性，相較于市場經濟規律反映經濟運行中的不同變量關系及其發展態勢有著本質不同，但兩類規律共同隸屬于整個社會，都是以社會發展為關鍵要素，起著相互補充的作用。而同時，市場經濟規律又通過若干中間環節與教育規律發生著聯系。由此，當前堅持高等教育與市場經濟相協調的整體思路應著手以下內容，即在遵循高等教育規律自身發展的同時，結合市場經濟規律，促成高等教育的深層改革和協調發展，特別強調高等教育的外部規模改革與發展，如積極籌措辦學資金，加大教學資源的使用效率;引入競爭機制，不斷提高教師的教學水平，充分利用利益分配機制，提高教育工作者的工作積極性等。
二、審時度勢，科學謀劃高等教育發展思路
辦人民滿意的大學，須審時度勢提出當前高等教育發展的理念，創新高等教育發展思路，著手當前高等教育管理方式、價值定位和發展方向中幾個問題的思考。
(一)轉變高等教育管理實踐中的“去行政化”管理方式
盡管高等教育發展的歷史在世界各國或地區各有其不同的表現，但是大學有其普適的發展規律，即以人為本、文化多元、協同并進。然而，在我國高等教育大發展的過程中，由于長期受我國傳統的行政管理思維影響，高等教育行政管理領域不可避免地沾染了行政人員官員化、管理方式行政化、教師邊緣化等行政管理的各種陋習［2］。這種因高等教育管理領域行政權力的擴大和濫用導致我國目前高等學校功利化嚴重，大學精神日漸淪喪。對于在民主文明和權力保護意識不斷強化的今天，特別需要政府轉變其對高等教育直接進行行政干預的傳統管理方式，實行未來高等教育實踐管理中的“去行政化”形式。這里的“去行政化”并非意味著不要行政管理，而其中關鍵在于“化”的解決方式上，形成在學科研究中按照科研發展規律展開研究，讓教師、學生以及社會公眾參與到教育決策中，從實質上實行決策民主化，讓公眾有序參與到教育決策中來，使得最終的決策真正體現各方的意見和要求，從而形成教育中的公平與正義，拒絕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行政的角色是管理、是服務、就是為高等教育的發展“保駕護航”。
(二)謀劃高等教育發展上的“生態文化”價值的定位
21世紀將是生態文化繁榮的時代，對于高等教育而言，同樣需要不斷加強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的教育，特別是生態文化的熏陶，增強其綜合素質，從而培養崇尚和諧精神的生態文化品格。［3］大學是一個多元文化的薈萃場所，其教育發展既有共同的總體目標，也有個體發展特性的追求。高等教育的發展尤其要符合“生態文化”價值觀作為指導原則，它注重整體、兼顧個體、強調特色發展的教育理念是教育追求上需要把握的目標要求。高等教育要求走“生態文化”發展之路首先應體現在高等教育管理章程上，在內容上要做到制度創新、組織創新、技術創新和機制創新;在綜合能力上，包括教學水平、科研水平和社會服務的目標追求是建立在以人為本的生態文化管理手段;從方法和效果上，“生態文化”價值理念拋開以往過多地關注整體，強調個體教育對象的特色發展模式，更符合時展要求。生態學認為，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生態位”，都有屬于自己的發展空間和條件，但這些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如果外部環境發生了變化，整個生態系統必須適應形勢的變化適時地做出調整，不然個體在其中就可能面臨喪失“生態位”的風險［4］。這些理念對高等教育的發展而言，同樣具有啟發意義，同類型的高校應該秉持契合自己的辦學定位，適時調整在發展中的空間和條件，既要明確發展內容，又要強調綜合化能力乃至方法和效果的協調并進，同時在自己的“生態位”上發展謀劃，爭創“生態位”上的“首位”。只有如此，讓不同的高校在各自的“生態位”上科學謀劃、高等教育的協同并進，才能突出特色，形成高等教育系統的“循環共生”。
(三)推動高等教育發展上的“內涵式發展”
近10年來，我國的高等教育發展模式一直是以注重有形生產要素的投入的“外延式發展”模式，雖然這種發展模式對我國高等教育的改革和發展發揮了其應有的時代意義，但由于此種模式下對生產要素過度依賴性，導致資源使用效率低下，缺乏對高等教育發展品質的觀照等眾多后遺癥，致使現今高等教育面臨諸多的信任危機。結合現狀，黨的十報告提出“推動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進一步明確了未來高等教育改革發展的方向。強調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其根本要求就是要改變過去偏重規模上的擴張和數量上的增長形勢，走以提高教育質量為核心及打造內在軟實力為內涵的發展道路。相較于過去的“外延式發展”，以提高有形生產要素的使用效率和使用結構的平衡為立腳點，高等教育中的“內涵式發展”則更加注重無形生產要素的使用。在有形生產要素的使用中更多地以發展高等教育的內涵和品質為發展方向、更加廣泛地關注無形生產要素的挖掘和利用，用綜合先進的理念、高效合理的管理制度、完善科學的學科課程、深厚的校園文化和大學精神、科學的辦學結構等全方位、立體式地促進高等教育全面發展。
三、突出特色優勢，創新人才培養模式
隨著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市場和社會對多樣化人才的需求日趨強烈，使得辦學特色愈發成為高校辦學者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因此高校必須把辦學特色放在發展戰略的核心位置，并努力形成和凝練自己的特色優勢。在此特色形成的過程中，既要處理好滿足社會需要和開發高校自身潛能的關系，同時也要兼顧學科發展規律與特色優勢凸顯上的關系。
(一)處理好滿足需要與開發潛能的關系
辦人民滿意的大學，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提法，但并非僅中國的大學才需要這么做，其實，它對世界上的一些著名的大學在管理和辦學中都具有普遍意義。大學要關注學生的需要、家長的需要、政府的需要和社會的需要①。這些需求實質上反映著學校的生存和發展、教育觀念的改革所帶來的利益格局的重新調整、克服不利因素積極努力的探索等方面。因此，為達到滿足需求，一方面必須結合現實需求，摒棄一窩蜂地追趕潮流、盲目攀比的做法，立足于自身和外部環境，找準自己的位置，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另一方面應該有開放的、包容的胸襟來適應時代的發展和變化，借鑒和吸收時展中合理成分，創新原有的特色。高等教育的發展無外乎于適應兩條基本規律，即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成為特色鮮明的人才以及適合社會外部環境發展需求。從個人的角度講，每個受教育者都是有差異的個體，具有不同的個性特征和不同的需求。教育就是要針對不同的個體，充分滿足他們的發展需要，為其提供成長的土壤，充分開發其潛能，最終實現個體的全面發展。從社會發展需求的角度講，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養適應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的需要。此種需求以社會分工為背景，必然會對人才的培養規模、學科專業的多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以此來充分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應該注意到，“辦人民滿意的大學”也集中體現在學科建設中，若某些學科領域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優勢，確立了學校的地位和影響，同樣也會惠及其他學科的改造和重塑，形成新的學科生長點。
(二)處理好人才培養模式與求真務實的關系
“辦人民滿意的大學”要從教育實踐出發，強調教育結構的協調，突出教育質量，并緊密結合時展。同時，高校作為先進文化的承載和發展的重要基地，必須認真思索、潛心研究，以求真務實的精神發現新真理，構建社會的理想模型。為達此目標須從人才培養模式和求真務實兩方面下工夫:一方面，調整人才培養模式和學科發展方向，探索自身發展的特色，最終為培養特色鮮明的人才和促進社會外部環境的發展服務，達到以特色求發展、以特色謀優勢，在發展中確立個性化辦學理念、在服務中充分利用自身資源、在比較中凸顯自身特色，在教學的內容、課程體系和實踐環節等方面銳意進取、大膽革新，確定不同的培養方案、方式和途徑，形成獨具一格的人才培養體系。另一方面，應當把“求真務實”當成辦學特色道路上的首要精神驅動力，是學科教育傳承與發展的基礎，指引著人的精神世界，以批判的精神塑造和引領先進的、有生命力的東西，有利于營造優良的社會辦學環境，促使高素質人才脫穎而出。只有“求真務實”的教育思想、觀念和行為規范作為思維定勢和氛圍存在于一所高校群體中時，其實它已成為一股力量支配著“滿意大學”的發展方向。
(三)遵循“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教育發展理念
創建大學辦學特色絕不是偏離大學教育中最本質、一般性規律和普遍性規律而標新立異去搞另一套東西，大學教育應該認真履行自己的基本職能，如更多地關注學術性、追求教學的科研的創新、始終著眼于長遠利益、注重基礎性和前沿性科技的探索和發展、注重社會的可持續性發展等，而不能急功近利，這是教育發展中普遍規律和一般屬性，是不可放棄的、“不可為的”，也是大學教育發展中的根本和核心。而辦學特色則是建立這一般性規律和普遍性規律之上的，由每個大學根據自身的歷史積淀和獨特的文化和辦學優勢，形成鮮明的個性。大學的辦學特色說到底就是一個大學文化問題，是一種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創新的文化。英國著名學者阿什比曾比如大學就好像一個有機體，各種類型的大學的生存和發展都依賴于遺傳和環境。大學的傳統文化就是這一有機體的遺傳屬性。大學辦學特色的形成，就是在繼承文化的基礎上，不斷吸收和借鑒先進思想和經驗而不斷創新的一種文化，這是“有所為”的。若在辦學中拋棄“有所為有所不為”理念，搞胡子眉毛一把抓，其結果是不僅不能凸顯辦學特色，也體現不出辦學優勢，也遠離了“人民滿意大學”的辦學目標，最終定將會淹沒在大眾化辦學形式的浪潮中!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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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管理會計在中國的運用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伴隨著管理會計理論研究興起而展開的，其歷史并不長。大部分企業對全面預算、風險分析、差量分析、長期投資決策方法、企業員工業績評價等都知之甚少，企業會計人員仍缺乏管理會計的基本觀念，更談不上應用這些方法去參與經管理會計在中國并沒有引起多數企業的重視。21世紀是知識經濟占主導地位、以迅速發展的計算機技術和網絡技術為代表的信息革命將使得人類社會、經濟、文化和管理各方面正在發生重大變化。然而作為現代企業管理的重要工具的管理會計落后于時代要求，為適應當今社會經濟和科學技術發需要，管理會計教育的創新與變革已經是刻不容緩了。
一、中國管理會計教育落后之分析
（一）教育理念落后
美國的約翰遜和卡普蘭兩位教授，他們在1987年合寫了一本轟動西方會計界的專著《相關性消失了——管理會計的興衰》，對西方管理會計的知識體系提出了許多批評意見。這兩位美國教授在該書中認為：近年來的西方管理會計實踐一直沒有多大的變化，目前的管理會計體系是幾十年前研究成果的產物，甚至管理會計現在必須要從屬于財務報告，從而對管理人員所進行的規劃與控制的決策已不再具有相關性（孟焰1999）。這種與決策不相關性的現象在我國仍十分突出，調查顯示，我國管理會計教育主要側重于對管理會計基本原理、方法等的理論傳授上，忽視對管理會計實務的分析，普遍缺少對本國管理會計經典實務的分析，與我國管理會計實際聯系較少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我國會計界對實踐中已有的一些典型成功案例明顯缺乏系統的研究和歸納總結，到目前為止只有很少的案例得到了系統的研究與總結。缺乏具有示范性或樣板性的典型案例研究報告，是管理會計在我國企業未能得到有效普及和推廣應用的重要原因（孟焰1999）。
（二）教學方式亟待改革
我國傳統會計教育將大部分注意力放在幫助學生掌握現有的會計規則以通過注冊會計師考試上，故其狹窄的內容和僵化被動的形式遠遠落后于會計理論和實務的發展。這對管理會計人才培養是十分不利的。調查顯示，“講課＋討論”是中國管理會計教學的主要方式，這是一種相對“傳統”的教學方法，其最大的不足在于師生缺少互動，學生不僅不能主動發現和發掘問題，即使有問題，教師也未必知曉并做出回應。調查顯示，在管理會計教學中，大約四分之三的課堂時間系“教師講、學生聽”，7.2%的課堂時間用于公開討論課后作業中的習題與問題，有6.7%的課堂時間用于討論課后作業中的案例，約4%的課堂時間用于考試（周齊武等2005）。
（三）教學內容陳舊
為了促進西方管理會計的發展，卡普蘭教授（1998）對西方高級管理會計內容進行了調整，在其《高級管理會計》（第三版）一書中，強調了作業成本法和作業管理的理論與實務方法的重要意義，并將產品生命周期成本法、目標成本法、改善成本法作為戰略成本管理的主要方法；對傳統的以凈利潤或投資報酬率為主的經營業績衡量指標與方法進行了重大的變革，提出以經營業績平衡表來考核企業經營業績的四項綜合指標：財務經營業績指標、為顧客提供服務的業績指標、企業內部的經營管理業績指標、員工學習、產品創新與成長的業績指標；同時為了便于理解與操作，將該書在第一版、第二版中所涉及的不確定性條件下的量本利分析、線性規劃模型、回歸分析模型等全部刪除，從而將數學方法的應用降至最低點，由此也可以看出增長數學方法的卡普蘭教授在開展管理會計研究中的重大變化（孟焰1999）。實踐表明卡普蘭教授的改革是對的，在他與他同事的倡導下，西方管理會計得到了迅速發展，不僅體現在對原有的管理會計知識體系進行了改造，而且還產生了管理會計的一些分支學科，如作業成本管理會計、適時制生產系統、制造資源計劃、質量成本管理會計、戰略管理會計、人力資源管理會計、增值管理會計、社會責任管理會計、資本成本管理會計、國際管理會計等以及人理論、組織行為學、信息經濟學等相關科學在管理會計中的應用。我們曾經的調查研究表明，在我國管理會計教材中，成本性態分析、變動成本、本量利分析法、預測分析、短期市郊決策、長期投資決策、全面預算、成本控制、標準成本和責任會計等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約77.82%）（張海濤張琳李安琪2003）。實際上根據歷史資料編制預算或計劃、標準成本控制、存貨的經濟批量模型、邊際收入等于邊際成本的最優化決策等內容和方法都已不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需要了（黃曉波趙紅娥1999）。
二、管理會計高等教育之變革
在工業時代,企業所面臨的經濟環境是一個相對穩態結構,產品生產表現為大批量、標準化,市場需求變化周期較長、個性化特征較少,競爭主要體現在市場占有率高低方面。在工業經濟時代，生產方式經濟的主要特點表現為：以資本和勞動力為核心生產要素，經濟活動契約化、產品標準化、生產規模大型化和組織結構垂直化。與此相適應，傳統管理會計把目光聚集在企業內部的管理與動作上，注重通過控制產品生產成本來完成管理會計的目標，并以產品成本作為定價的基本依據，較少關注風險管理，以制訂標準成本和預算生產過程進行控制，利用經濟批量原理進行采購決策
（黃曉波趙紅娥1999）。知識經濟時代的生產方式是以核心要素是知識，產品的非標準化，生產規模的小型化等為基本特點。因此，企業管理會計必須更新觀念，加強市場變化研究，具體包括管理會計基本理論更新、培養目標更新和教學內容與方法更新：
（一）基本理論更新
管理會計視野的拓展和管理會計人員角色的轉變，對管理會計教育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傳統管理會計主要研究企業內部的預測、決策、規劃控制和業績評價，旨在提高企業內部效率，其立足點在企業內部。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和管理科學的創新，管理會計有必要拓展其視野，關注和研究企業外部環境變化可能帶來的機遇和威脅，為管理決策提供多方位、多層次的信息。相應地，管理會計人員的角色也發生了深刻的轉變。現行管理會計理論一般地都假設市場是完全競爭的，而市場的參與人是完全理性的，在這個市場中人們取得信息是沒有成本，不存在交易費用，不存在市場障礙，市場價格由低要求決定等。上述假設與客觀實際已經是越來越不相等了。例如管理會計中的許多市場預測方法就建立在上假設的基礎之上的。而技術不變假設和邊際收益遞減假設等更是支持大規模、標準化生產的基本假設，而基于此假設的管理會計在提供決策依據時，就難免出現決策的失誤。（二）管理會計教學內容和方式的更新
教學內容和方式的更新，首先體現在正視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將管理會計教育的重心轉向學生能力的培養，其課程開發采用“整合取向”，重在考慮多元化知識和現有課程的融合、彼此間的接觸、作用和相互滲透以及對現有課程的補充、拓展、加深等。我國不少高校的本科會計專業，專業課時幾乎占總課時的1／4，在專科層次上，這個比重更高。根據調查顯示，目前，會計專業學生缺乏的是企業經營管理、中文寫作、財務管理、電子計算機、外語、生產管理等知識，會計核算知識并不缺乏。因此，管理會計的課程體系在囊括會計專業基礎知識之外，還應涵蓋相關專業知識，如稅收、金融、管理學、法律、工程技術等。
孟教授（1999）根據自身的體驗認為，總的來看，進入本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管理會計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其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發展前景是令人振奮的，新的研究領域層出不窮，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管理會計在加強企業內部經營管理和提高企業經濟效益方面的作用將會越來越大。但就管理會計教學本身而言，絕大多數管理會計老師（89.7%）采用中文教科書為教材，有4位（約占10%）采用英文教科書，有3.6%的教學資料選自英文學術期刊，2.08%選自英文實務期刊。由此可推定，如果那些被選用的中文教科書能有效地掌握西方管理會計實務或制度，否則它們對于西方管理會計創新的全面介紹仍然有限。當然，本文的觀點并非主張中文的管理會計教科書必須涵蓋所有西方管理會計技術或制度。
（三）管理會計人才培養目標的更新
美國會計教育改革委員會（AECC）在于1990年9月的《狀況報告第1號——會計教育的目標》中提出，會計教育的目標是要使學生具備作為一名會計人員所必備的學習能力和創新能力，使其能終生學習，并主動適應職業要求的變化，具體內容為：①技能。包括與他人溝通的能力、智力判斷能力和人際交往能力。②知識。包括一般性知識、經營管理知識和會計專業知識。③專業認同。指會計專業畢業生應該認同會計專業，樂于掌握作為會計專業人員所必備的學識、技能和建立相應的價值觀念，熟悉會計職業道德準則，能進行價值判斷，隨時準備探討與會計人員專業誠實性、客觀性、適應性及與公共利益相關的問題。可見，管理會計教育必須正視管理會計人員的這種角色轉變，改進教學以使學生適應環境的變化。管理會計專業的學生要想勝任工作，除了掌握更多的信息技術外，還必須學習和發展商業管理、戰略分析、人際關系等方面的知識和技能。
三、關于我國管理會計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些設想
于1996年結束的美國管理會計協會(IMA)的調查表明美國的企業高層經理對管理會計師期望的變化（J布洛切愛德華,H陳康,W林托馬斯2002）：經理們希望管理會計師不僅要關注短期財務成果的管理報告,而且能夠整理并解釋有助于企業成功的信息,包括為企業高層決策者制定和實施成功的競爭優勢戰略提供關鍵因素的信息。為了推動管理會計教育的改革,IMA提出了一項四步行動計劃,以促使教育界對會計課程進行修訂,使主修管理會計的學生畢業后能滿足企業對他們提出的技能和素質上的要求。具體措施包括：（1）舉辦企業界與教育界的交流會,商榷共同的需要；（2）由IMA發起的會計教育改革小組定期會晤,以敦促會計改革項目的開發以及實施；（3）由IMA負責的“管理會計的實證分析”；（4）促進IMA研究成果的交流(任忠奇,夏鑫2003)。
當然，中國的情況與西方國家明顯不同。由于我國沒有一個將學術界與實務界都包括在內的管理會計職業組織，學術界與實務界溝通的機會不是很多，這就為開展管理會計的典型案例研究帶來很大的困難。這表現在，學術界特別是大學的研究人員很難有機會深入到企業中開展調查研究，因而對企業在實際工作中應用管理會計的情況缺乏了解；而實務界對學術界發表的科研成果感到理論性太強，與企業現實情況不相符合，不能有效地解決企業中的實際問題。所以中國管理管理會計高等教育改革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辦法，也不能等中國建立起管理會計師協會和開設管理會計師資格考試再動手，有據于此，本文根據前期研究成果提出如下幾點改革設想：
（一）、管理會計研究方法的發展與改進進入7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的會計學術界大力倡導實證研究方法。早期的實證會計主要是對會計信息與資本市場的關系問題研究,后來又轉向研究會計選擇的動機及考慮的因素,到70年代末實證會計研究興盛起來,80年代即已成為會計研究的主流學派。目前我國會計界對實證會計方法存在著不同的看法,這里既存在人們的認識問題,也受客觀事物規律性暴露得不夠充分的影響。積極響應中國會計學會“管理會計與應用專業委員會”在中國總會計師協會的配合下，發起了“中國管理會計典型案例經驗總結與研究”的活動。開展“中國管理會計典型案例經驗總結與研究”的活動，將是一次具有重要意義的開拓性嘗試。
（二）、管理會計內容的調整與拓展
新的經濟環境和市場競爭環境要求我們轉移成本管理重心
、拓展成本控制視角。在知識經濟時代,企業產品的價值將更多地取決于產品中所包含的信息和知識,這些信息有技術上的、也有市場方面的。技術創新和產品開發以及對市場的掌握在企業增值中占較大的部分,生產制造則占增值中相對較少的部分。產品科技含量日益提高。企業為確保長期競爭優勢,不得不在信息、知識發展方面投入大量資金。產品的生產制造成本相對其開發和市場調研支出顯得微乎其微。在這種情況下,成本管理的重心應當逐漸從生產制造成本轉移到產品研制開發成本方面,由成本控制轉移到成本計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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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黃曉波,趙紅娥.經濟形態變革與管理會計創新[J].會計研究1999,12
3、孟焰.面向21世紀的中國管理會計[J].會計研究1999,10
4、張琳,周建偉,李安琪.管理會計應用環境與中國管理會計教育[J].江西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2
篇3
1.2激發生態意識，培養理性生態人格
生態良知進一步升華就形成了生態意識（或稱環境意識），它是人們對自然關系的認識、態度、觀念和行為取向等的總和，表征的是現代人的一種道德素質、道德人格。從根本上說，生態意識是一個哲學問題，是一個通過環境道德教育來確立、內化和普遍化的問題。哲學層次的生態意識是人們對環境和環境保護的一個認識水平和認識程度，也是人們為保護環境而不斷調整自身經濟活動和社會行為，是協調人與環境、人與自然相互關系的實踐活動的自覺性。它包括對環境的認識水平（即環境價值觀）和保護環境行為的自覺程度，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1.3理性生態人格的建構
環境道德教育就是要培育越來越多的具有理性生態人格的各類道德主體，以使他們在各類環境道德實踐活動中，能夠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這不僅需要一個人的終生努力，甚至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持續努力。培養個體形成環境道德品質、進而形成理性生態人格就是環境道德教育的終極目標，因此，理性生態人格的建構過程與環境道德教育的實施過程是具有一致性的。
2.高校環境道德教育改革的有效途徑
2.1學校環境道德教育
高等教育包括專科教育、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三個層次。這一階段的思想對青年人一生的生態行為習慣、對全社會的生態文化建設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力。高等教育要將可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護的原則及指導思想落實到大學的各項活動中，融入到大學教學的全過程。要用“綠色倫理”思想培養人才，大量培養社會所需要的環境保護和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骨干和核心人才，將基礎的環境教育課程列為必修的公共課；用“綠色科技”意識開展貫穿到科學研究工作的各個方面和全過程，追求雙重目標（環境效益與經濟效益）；用“綠色校園”示范工程熏陶人，建設環境優美、生態良性循環的“綠色校園”。
2.2政府環境道德教育
正規、系統的學校環境道德教育是非常重要和主要的，但它不能涵蓋環境道德教育的全部，為此，就需要學校以外的機構、場所來進行補充。政府在環境道德教育實施中主要進行政策和法律、法規的制定與闡釋，為個人的生產、生活行為確立指導思想、理念和規則。比如頒布多部保護自然環境的法律，提出和宣傳“可持續發展戰略”、“生態文明”思想、“和諧社會”中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思想。因此，政府更多的是充當總攬全局、統籌人和社會和自然和諧發展的推動者。
2.3社會環境道德教育
社會應以最大的努力來培養和維護公民的環境道德素養，以正面的宣傳教育影響公民，避免負面影響。比如大眾媒體應多出版關于自然環境保護的電視紀錄片、綜藝節目、期刊專題、圖書畫冊；社會環境保護組織多開展環保運動，加強環保宣傳力度；社區可開展以環境保護為主題的豐富生動的社區活動，加強社區居民環境道德意識；提高公民的文化程度（尤其是農村地區），因為公民的環保知識和環境意識是成正比的。同時避免宣傳鋪張浪費、污染環境、破壞自然的生活、生產行為，比如對奢侈品消費的推崇、對滿桌野生動物的高檔酒店的稱贊等。以此來共同潔凈我們的社會環保風氣，形成有利于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社會潮流。
2.4家庭環境道德教育
家庭是個人接受教育最早、最久也是最穩定的場所，因此也是最能配和環境道德教育終身性特征的場所。在家庭環境道德教育的初期，也就是孩子的兒童時期，家長應潛移默化地以自身的行動來教育引導孩子，因為兒童的模仿能力是非常強的，并且個體在兒童時期所處的生活環境對于其人格品質的培養和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決定意義。家長可以以童話、寓言故事的方式來警示孩子對自然的熱愛和尊重，在從小的生活細節中規范孩子的環境行為習慣，培養孩子的環境道德意識。在孩子成長過程中不斷地進行環保知識的補充，強化孩子的環境道德意識，最終使孩子形成穩固的良好的環境道德品格。而在家庭環境道德教育的中后期，由于孩子接收到了更為廣闊和新穎的環境知識，家長在這時既是教育者，又是受教者。家長要謙虛地向孩子請教不熟悉的環境知識和思想，這樣才能使環境道德教育在家長和子女之間實現雙向互動，共同提升雙方的環境道德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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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教育主管部門要切實履行監管責任，把好成人高等教育的“總開關”教育是公益性事業，需要政府的組織、大力扶持和監管。由于成人教育的特殊性，許多高等學校過分追求成人高等教育的經濟效益，追求辦學規模，急功近利。在專業設置上，一些高等學校不突出各自的特色專業、特色課程及人才特色的優勢，什么專業好招生就開辦什么專業。這種不顧院校自身實際情況，盲目擴大招生范圍和規模的行為也是當前成人高等教育辦學聲譽和教學質量不高的一大因素。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門作為普通高校成人高等教育招生活動的主要管理、領導和組織者，在成人教育的監管上應積極作為，針對當前成人高等教育的辦學現狀，加大對成人高等學歷教育校外教學點專項治理和清理整頓，規范辦學行為；其次要積極探索在成人教育招生方面進行改革，結合高校實力與特點、地域等特點，在招生規模及辦學層次上進行改革試點，源頭上把好關；要加強成人教育校外教學站點的收費監管，研究適合成人高等教育學費的統一收費和返還標準及程序，剎住教學站點競相降價導致的教學管理亂象；還要積極引導高校結合成人教育新形勢，在成人高等教育專業設置、教育管理、教學方法等方面依據自身特色和成教學生特點進行科學規劃和改革，積極適應新常態。
2.2高等院校要落實辦學主體責任，做好成人高等教育新常態下的發展與轉型成人高等教育三十多年的發展雖然取得了較大的成功，完成了學歷補償的歷史任務，但也出現了當前成人高等教育辦學質量和聲譽的質疑。如何提高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學質量和聲譽，是全體成人高等教育工作者面臨的挑戰。高校的任務就是教書育人、科學研究與服務社會，成人高等教育亦是如此。成人高等院校要積極研究新常態下成人高等教育如何提高辦學質量和聲譽，如何結合國家教育發展新形勢促進成人教育的新發展。首先，高校應深入推進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改革，推動成人教育的信息化。由于成人高等教育學生的知識水平、學習時間、學習能力等的差異，傳統的集中學方式給教學帶來極大的不便，加劇了學生的工學矛盾。目前，隨著社會經濟和信息化技術的發展,“以信息化帶動教育現代化”是國家關于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已經成為推進教育事業改革與發展的戰略選擇，是促進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質量、優化教育資源配置、促進優質教育資源共享、創新人才培養模式的有效途徑。普通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及專業人才培訓平臺的優秀課件為成人高等教育的網絡教學提供了較多的資源和平臺。成人高等學校應積極聯合起來，按照學科優勢和特點，群策群力，共同推進成人教育網絡化的進程，同時，在面授教學、實驗、實訓、課程設計、畢業設計等各個教學環節更加貼近生產一線，促進學生以學習提高工作能力、以工作改進學習效果。最終提高成人高等教育的便宜性和吸引力。其次，高等院校要認真研究學習國家關于教育發展的基本方針政策，推動成人高等教育的轉型發展。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要加強職業教育和培訓，發展繼續教育，構建終身教育體系”。十提出了“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推動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積極發展繼續教育，完善終身教育體系”。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又提出，“加快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深化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培養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能型人才。推進繼續教育改革發展。試行普通高校、高職院校、成人高校之間學分轉換，拓寬終身學習通道”。這就給成人教育與職業教育結合發展提供了理論和政策指導。成人教育2.0多年發展的辦學經驗與學科積淀，對于職業教育這個年輕的學科發展具有天然的促進能力和吸引力，同時職業教育也給成人教育提供了廣大的發展空間。因此，成人教育和職業教育的結合，既有利于突破成人教育發展的瓶頸，也是大力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必然要求，是高等教育大眾化、構建終身教育體系和建設學習型社會的必然要求，也是高等學校必須承擔的社會責任和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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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國高校激勵機制存在弊端的成因
1.1激勵的公平性原則履行不到位
大學生教育激勵機制應當以公平、公開、民主、一致為基本原則。公平、公開、民主、一致既是激勵的原則，也是激勵的手段。不公平、不公開、不民主、不一致的教育激勵不僅會挫傷大學生追求進步的積極性，甚至可能因其不滿意而產生更極端的心理或行為，造成今后不擇手段等惡性循環。常見的關于激勵的公平性在高校院系履行不到位的現象包括激勵指標分配不公、激勵程序不透明、激勵結果不公示以及激勵事件隱瞞。沒有向學生公示事件，私下給予部分獎勵人群，若其他學生知道，必定造成不良影響。如此一來，對于關乎自身的激勵沒有得到公平的待遇，也就可能大大挫傷學生的積極性。
1.2教師評定方式的誤導
創新型拔尖人才的踴躍關鍵在于教師，教師在高校人才培養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是人才培養模式、教學方法改革創新的實施主體。師生之間的教學相長，課堂內外的交流與溝通，才能有利于教學質量的不斷提高，人才培養的優化創新。然而，當前高校教師職稱評定、人事考核等評價方式存在論資排輩，重科研成果輕教學成果的傾向，政策與輿論導向也在一定程度上起著誤導作用。這壓抑了教師投身于教學的積極性與創造性，導致課堂教學水平呈滑坡傾向，直接影響到學生的學習效果及教師的教學質量，當然對人才的培養形成一道強有力的阻力。在當前高校考核體系偏重科研成果輕教學成果的現實下，高校教師教學積極性激勵任務尤為艱巨。
1.3院系粗放式管理
對于教育管理者而言，重在實施院系的宏觀管理，實行以制度為主的管理模式，因此，在激勵的客體選擇上，缺乏一定針對性和對象性，忽視了學生的性格特點和個性差異，忽視心理區別及主觀能動性，對處于不同心理階段的大學生實施同樣的激勵措施，且缺乏一定的深入了解與溝通，以致輔導員、班主任等學生管理人員的功能發揮不大，對學生的激勵與幫助效果也就不強。這樣的粗放式管理不僅導致了某些學生由于覺得自身不受重視，或受不到相應激勵而產生低沉失落心理，從而影響其學習與生活，產生自卑心理，甚至走向極端。
2我國高校激勵機制的完善措施與創新
2.1遵循公正透明的激勵原則
制定透明公正的激勵規章制度，并予以公示，讓所有師生了解并學習，且制定相應的懲罰制度，使得激勵有規可循。在此基礎上，清晰列出激勵人才選拔的每一個流程，對獎勵人群的選擇作出公示，同時對未被選拔上學生作出合理解釋。同時，對于相應刻意隱瞞激勵事件的人員進行懲罰與警告。除此之外，設立教育工作監督者一職，對在教育激勵框架下評優、評獎學生材料的真實性、科學性以及最后評選結果的公平性、公開性進行審查，保證激勵的有效性。要注意的是，在制定和實行大學生激勵制度過程中，要廣泛聽取學生意見，通過一定的程序吸引學生參與到學校民主管理中來，在執行過程中，要充分利用公平理論、雙因素理論、期望理論等激勵理論，搜集相關意見，并不斷完善。
2.2改革教師評價體系
從根本上來說，想要提高教師教學積極性，就要改革如今的評價體系，把教學提到與科研同等地位，形成導向激勵。其次，對教師進行綜合考核，教學與科研比重相當，在教學考核一項進行細化，分為課堂教學效果、教學日志以及教學計劃方案。課堂教學效果主要由學生和教學評估員進行考核，讓學生針對教師教學進行打分制，并說明各項得分理由，同時進行訪談，了解學生意見，制定意見欄；同時，讓教學評估員（教育專家或其他教師）進行聽課，并由此打分并提出建議。教學日志是指讓教師對每周的教學情況進行總結，寫下在課堂中遇到的實際問題或是發現問題；教學計劃方案就是對自身的教學進行反思，并對今后的課堂教學進行計劃與具體細節的展開論述。
2.3建設細化的學生管理，關注成長
對于學生來說，輔導員與班主任就如同父母一般，適宜的關注與溝通是激勵的重要部分。相應的學生工作者要為每個學生建立成長檔案，在激勵過程中準確掌握學生的思想和行為變化、能力發展、成長歷程等情況，記錄學生的專業學習質量、考試成績變化軌跡、社會實踐資料、獎懲經歷等動態，以準確考察學生在大學四年生活、學習等的成長進步與困難，從而更有利于引導他們進行適合自己的職業生涯目標努力，為制定有效的激勵機制作出決策。其實，學生感覺到自己受關注，本身就是一種激勵了。
3總結
我們時常在關注中小學學生的激勵機制而忽略大學生這一處于重要過渡期的重要群體，有效的激勵能夠讓他們在步入成年之際獲得良好的過渡并對未來作好積極的準備，這既依賴于來自教師的激勵，還依賴于來自學校管理的激勵，除此之外，大學生還要學會自我教育。由此，各方面相輔相成，相互結合，才能夠達到良好的效果，實現大學育人的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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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廈門大學獲得我國第一個高等教育學碩士學位授予點，截止到2014年恰好走過了30年的歷程。學位論文是傳播學科研究的理論成果和普及學科知識的重要資料，統計分析一個學科以往學位論文的研究成果，可以勾勒出該學科發展的歷程，明確該學科未來的研究方向，促進研究者更好地把握該學科的研究重點。而且，具有高等教育學博士學位授權點的高校，師資力量雄厚、學術氛圍濃厚、科研水平高，代表了我國高等教育學研究生培養的較高水平，其涉及的研究領域、研究方向對高等教育學發展具有重要啟示。
二、選題概況
以高等教育學實力最強的14所高校為研究對象，其中擁有高等教育學國家重點學科的高校2所(廈門大學和華中科技大學)，師范類院校8所(華東師范大學、南京師范大學、北京師范大學、華南師范大學、湖南師范大學、華中師范大學、西北師范大學、東北師范大學)，綜合類院校4所(北京大學、蘇州大學、南京大學、西南大學)。這14所高校均擁有高等教育學博士點，代表了我國高等教育學碩士研究生的較高水平。
選取“CNKI—《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和“萬方—中國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進行網絡檢索，學科專業名稱為“高等教育學”，檢索時間段為“2010-2014年”，學位為“碩士學位論文”，以這14所高校為學位授予單位，經過兩個論文庫的比對和篩選，去除重復的論文篇數，檢索出共1056篇碩士學位論文，其收錄情況如表1所示。
在所選的1056篇高等教育學碩士學位論文中，作者最后入學時間是2011年，該年全國有高等教育學博士點16個。其中浙江大學和清華大學近5年的碩士學位論文數量為0，因而本研究未對這兩所高校的高等教育學碩士學位論文進行分析。
三、選題領域分析
將所選的高等教育學碩士學位論文進行研究領域分析，所借鑒和參考的理論或分類標準如下。一是李秉德先生的教學七要素說，即學生、目的、課程、方法、環境、反饋、教師等七個要素。如，高校教師和學生是兩個不同的研究領域，高校課程教學和科研是極其重要的研究領域。二是參照《高等教育研究》編輯部關于高等教育學雜志的分類標準：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教育基本理論、教育體制與結構、教育經濟與財政、院校研究、民辦與職業高等教育、教師教育與教師發展、學位與研究生教育、課程理論與教學改革、學生工作與學生事務、教育學學科建設、高等教育史、國際比較高等教育等基本欄目。三是受陳學飛分類方法的啟發，并借鑒趙蓯蓉有關高等教育研究主題的劃分法，對1056篇高等教育學優秀碩士學位論文進行主題分析，得到如下分類結果及主題釋義表。
原則上每篇論文只統計到一個主題中，如果研究內容涉及兩個主題，則以比重較大的主題為準。
按照本研究的統計標準，對近10年刊載的1056篇高等教育學碩士學位論文研究主題進行數量統計，并按照數量多少進行排列，刊載論文研究領域的分布情況見下表。
第一類是大于10%的主題，有高校課程、教學、科研工作研究，高等教育宏觀管理研究，比較高等教育研究和高校管理研究，總計比例為51%，關于這些方面的研究都在100篇以上;
第二類是大于5%而小于10%的主題，有高校學生研究、高等教育基本理論問題研究、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研究、高校德育工作研究和高等教育評價研究，總計比例為38%;
第三類主題的研究比例低于5%，分別是高校教師研究、高等教育史研究及其他方面研究，總計比例為11%。
通過對CNKI和萬方論文庫數據庫中有關高等教育學碩士學位論文選題的分析，可以明晰當今高等教育研究的熱點重點所在，為今后碩士研究生選題提供一定參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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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政府在高等教育質量保障中責任中所面臨的挑戰和問題
1、政府對高等教育質量保障的管理權限過于集中
在經歷長時期的計劃經濟的時期我國政府對高等教育的管理也收到了極大的影響，政府不但是高校的直接管理者，還是創辦人同時還擔當者評價人的角色。在高等教育質量保障體系的運行過程中，政府總是能在各個環節上進行干預，高等教育市場的力量很難進入到高等教育領域。在高等教育質量監控的層面上中央政府掌握著絕對的控制權，地方政府以及其他利益主體參與的程度很有限并且很難發揮作用。政府過分的權力集中直接危及高等學校在高等教育質量保障中的主體地位，使高等學校以及社會中介組織參與高等教育質量保障的力量大大減弱。首先，政府的權力結構失衡，不能適應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的需要。“政府在權力結構演化中處于最頂端，決定了權力結構調整的方向、幅度和范圍。”①其次，削弱其他利益主體的參與權，導致效率低下，不利于政府轉變職能，“從現狀看來，雖然除政府一位，高校、社會和市場力量已經逐漸參與到質量保障活動中來，但發揮的力量和力度不夠深入，也缺乏足夠的積極性”②
2、我國政府高等教育質量觀的沖突以及質量標準單一
首先我國政府主導下的高等教育質量觀存在沖突。我國傳統意義上的高等教育質量觀強調以“以合格的人才”作為衡量質量的標準，而所謂的“合格”又是以學術或者分數為基準的，一是強調“質量標準”的單一性。現代意義上的高等教育質量觀是從全新的視角和多層面的意義上來加以解釋的，只要特點是“質量”和“質量標準”的多樣化。一是強調高等教育“質量”是一個“多面的概念”。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高等教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國的高等教育從極度的精英化逐漸向大眾化過渡，擴招后的高等教育質量規模得到了擴大，極大的緩解了高等教育供需之間的矛盾，但優質的高等教育資源仍然是公眾競爭的焦點，但是精英化的質量觀依舊在人們的思想中存在著，寄期望于高成本的高等教育來達到躋身社會精英階層，但實際情況是大眾化階段社會更需要的是應用型，技能型，多樣化的高素質的勞動者，受教育者對高等教育寄予了太高的期望，導致用人單位對畢業生的質量下降產生失望，這些都使高等教育質量成為公眾和社會關注的焦點。精英化的質量觀來衡量大眾化的多元質量，得出的結論是高等教育質量下降這是不可避免的，高等教育質量觀的沖突就不斷顯現。其次，政府參與的質量保障評估標準單一。計劃經濟時代的學術標準是很單一的，但得到了高等學府以及社會的廣泛認同。在計劃經濟的浪潮的推動下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時代在悄然來到，各種教育產品和種類不斷出現，高等教育規模迅速擴大，學生數量和來源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雖然教育部對高校進行各種形式的評估，但各種評估的標準并沒有反應出學校的類型和層次。由于不同類別的高等學校在規模，人才培養目標和任務上有存在差異，評估的標準也應該不盡相同，但是我國現行的評估標準并沒有體現出這些不同之處。這些標準單一的情況主要體現在首先，用同一種評估標準對不同層次的高等學校進行評估。其次，政府主導下質量保障標準帶有很強的行政化成分，忽視了其他利益相關者的需要。
政府權力的運行缺乏合理有效的法律規范
我國的高等教育的發展已經經歷了一個比較長的發展時間了，但是我國還沒有建立完整和規范的高等教育質量保障體系，雖然政府頒布了《普通高等學校教育評估暫行規定》作為高等教育質量保障的專門性的行政法規，但是它是在計劃經濟年代制定的，我國的高等教育又經歷了這么長時間的發展實際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但陳舊的行政法規所規定的質量評估的形式、參與主體以及相關機構的設置等規定跟我國現在的教育現實不太適合，對完善高等教育質量保障體系和教育質量的提高都缺乏相應的法律效力。
二、高等教育質量保障中的政府責任改進及其對策
1、重新構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權力
通過立法明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的權力和責任。為了改變此現狀，國家應當加強立法，使《高等教育法》等高等教育法律法規的條文具體化，使上位法律中的授權性規范有相應的下位法規相銜接，避免出現法律流動，便于高等教育法律法規的有效實行。同時，要盡快對教育行為的設定權、實施權以及程序等都做具體明確的規定，理順高等學校內部法律關系，明確高校行政法人的性質，進一步加強對教育行政執法行為的規范”④
2、建立多樣化的高等教育質量觀和多元化的高等教育質量標準
在高等教育質量保障工作中，建立多元化的質量標準。以學術標準作為衡量各級各類高等學校辦學質量的主要標準的做法明顯跟現在的高等教育發展的實踐不相適應，不僅有悖于高等教育發展的規律也于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的要求不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是各高校的辦學起點不盡相同，學科特色也不同，所獲得的政府支持和社會資金的支持也是不一樣的，高等教育層次種類多樣，不同的高校的辦學特色和定位也都不同。因此，用同一的標準進行評估就顯得不科學和不合理。政府在高等教育質量保障工作中制定評估質量標準的時，可以按照不同類型的高等學校、分層次的制定評估的標準，使各類評估具有可比性，可操作性及其透明性，建立一個多元化的教育評估標準和評估體系。
3、加快高等教育質量保障相關的法律法規的制定、規范質量保障活動
目前，我國高等教育質量保障的法律制度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高等教育質量保障活動的進行。首先，政府要對我國制定的與高等教育質量保障相關的《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和《教師法》進行修訂和調整，增加質量保障的內容。應該加快《高等教育質量保障法》的建立，明確我國高等教育質量保障的戰略目標、方針、政策和應對措施；確定國家、社會和學校一體化的質量保障主體；明確評估機構機制的組織、程序、時間、方法和標準；建立教育評估機構合人員的資格認證制度。其次，政府應該對高等教育評估方面進行立法保障。
只有在制度上，法律上還有觀念上加以轉變和改革，我國高等教育質量保障體系才能夠健康運行，才能在根本上保障我國高等教育的質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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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行政法上，認為學校屬于公立公益機構。公立公益機構是一個人格化的公共行政機構，它在特定的范圍內提供一種或多種專門的公共服務，其有三個要求：專門服務，公共服務及人格化。[4] 而法蘭西研究院、各高等研究院、大學院校、公立中學和各中高教育學校等公立教育機構則均屬于國屬公立公益機構。[5] 因此，它們屬于公務法人的范疇，和地方團體以及國家一樣，是一個行政主體。[6] 那么，公立大學和私立大學的地位有什么區別呢？韋德在《行政法》一書中認為，如果大學是依法規設立的，可以將它作為法定公共機構對待，歸入行政法的范疇，如果只是依章程或私自設立的，則不屬于行政法的范疇，學生針對這種大學的權利便取決于契約。[7] 按照公私立標準來區別大學的不同地位，從而確定學校與學生的不同權利、義務關系及相應的救濟途徑，這一理論也受到了一些挑戰。在日本，1970年以后，認為將公立大學與私立大學對學生的法律關系加以區別，并不合理，并且與教育、研究之非權力性質發生矛盾，因此逐漸趨向于無論是公立大學還是私立大學，其與學生間法律關系均屬一種“在學契約關系”。[8] 目前，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是將大學作為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來對待的，[9] 這在前述引用的判決中已有清楚的表述。[10] 更早一點是，海淀區人民法院審理的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案的判決書中有相同的表述。這一判決得到二審法院的維持，而且被最高人民法院將其選登于1999年第4期《最高人民法院公報》。[11] 這就實際上意味著最高人民法院對該案件判決所作出的認可和支持。不過隨著今后私立大學的增加，其地位是否與公立大學有所區別，以及公立大學（或者包括私立大學）所實施的哪些行為屬于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的行為，這些問題都應在法律中明確規定，以期在這類案件的處理上有一個明確而統一的標準。
與高等學校法律地位密切相聯的一個問題是：授予學位行為的性質。《教育法》第28條規定：“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行使下列權利：（一）按照章程自主管理；（二）組織實施教育教學活動；（三）招收學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四）對受教育者進行學籍管理，實施獎勵或者處分；（五）對受教育者頒發相應的學業證書；（六）聘任教師及其他職工，實施獎勵或者處分；（七）管理、使用本單位的設施和經費；（八）拒絕任何組織和個人對教育教學活動的非法干涉；（九）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權利。……”我們注意到，法律在這里使用的是“權利”這個詞，而非“權力”。但是，第3項規定的招生權，第4項規定的學籍管理、獎勵、處分權，第5項規定的頒發學業證書權，第6項規定的聘任教師及獎勵、處分權等，無論是從行為的單方意志性、強制性，還是從對相對方的拘束力和權利、義務的巨大影響力來看，都更具有行政權力的性質。今后法律中應明確劃分“權利”與“權力”，一方面利于保障學校的合法權利，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便于針對權力的行使設置相應的監督與救濟機制，從而預防并減少權力的濫用，更好地維護學生、教師的合法權益。如果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21條規定：“國家實行學業證書制度。經國家批準設立或者認可的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頒發學歷證書或者其他學業證書。”第22條規定：“國家實行學位制度。學位授予單位依法對達到一定學術水平或者專業技術水平的人員授予相應的學位，頒發學位證書。”《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第20條第1款規定：“接受高等學歷教育的學生，由所在高等學校或者經批準承擔研究生教育任務的科學研究機構根據其修業年限、學業成績等，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發給相應的學歷證書或者其他學業證書。”第22條規定：“國家實行學位制度。學位分為學士、碩士和博士。公民通過接受高等教育或者自學，其學業水平達到國家規定的學位標準，可以向學位授予單位申請授予相應的學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第3條規定“學位分為學士、碩士、博士三級。”第4、5、6條分別規定了授予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的標準。第8條規定：“學士學位，由國務院授權的高等學校授予；碩士學位、博士學位，由國務院授權的高等學校和科學研究機構授予。授予學位的高等學校和科學研究機構及其可以授予學位的學科名單，由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提出，經國務院批準公布。”綜上所述，我國實行國家學位制度，高等學校頒發學位證書的權力來源于法律、法規的明確授權，從這一點上來講，高等學校的學位授予行為屬于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行使行政職權的行為，應納入具體行政行為的范疇。當然，高等學校頒發畢業證書的行為亦屬類似情況，在此不再贅述。
與高等學校法律地位密切相聯的另一個問題是學生與高等學校的關系問題。德國行政法傳統上將學生、公務員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作為“特別權力關系”，從而區別于“一般權力關系”。特別權力關系的法律后果是：無法律保留、無基本權利的適用和無權利保護。[12] 可見，如果適用特別權力關系理論，在此種情形之下，學生的權利難以得到有效的保障，而更多考慮的是學校管理的效率。但目前，德國行政法上，關于一般權力關系與特別權力關系的劃分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特殊法律關系”。在教育關系、公務員關系等表現為緊密型持續法律關系的特殊設計的法律關系中，不僅存在基本的、涉及公民地位的決定，而且還存在大量的、日常性質的決定，其本身并不具有等同的重要性，不涉及國家與公民之間“原本的”法律關系，而只僅僅關乎機關的正常工作。因而，烏利教授從法律上將其分為基本關系與工作關系，其最重要的法律后果是：與基本權利相關的決定屬于行政行為，而工作關系中的命令則不屬于行政行為。[13] 而日本最高法院在昭和52年（1977年）的“富山大學不承認學分事件”中，則提出所謂的“部分社會說”，其判決認為，大學不論是國立或私立，基于其教育學生與研究之目的，即使在法令無特別規定時，大學具有以學校規則等付諸實施之自律性、概括性機能。故使大學形成與一般市民社會不同之特殊部分社會，對于其間所發生之爭端，并非全部當然得成為法院司法審查之對象。[14] 公法學者兼子仁教授則提出所謂的“教育法特有之契約關系說”。這兩者都放棄了傳統的特別權力關系理論。[15] 我國目前在高等學校與學生關系方面并沒有明確的規定，但在具體的制度設計方面，側重于管理和規范，對于學生權利的保障和救濟則相對薄弱，這是不爭的事實。從一定程度上說，我國未有“特別權力關系”之名，卻有“特別權力關系”之實，這對學生權利的保障實為不利，也不符合當今行政法的發展趨勢。今后立法中宜明確學校與學生之關系，既不宜定為“特別權力關系”，也不宜劃入純粹的“契約關系”，應充分考慮學校與學生關系的特殊性和學校日常事務的復雜性，針對不同的事項確定不同的救濟方式與途徑，既給予學校以相當的自主管理權，又能對學生的權利予以充分有效的保障。
二、受案范圍問題及教育領域的法律救濟
“無救濟則無權利”是一句古老的法律格言，而當把這句格言應用于高等教育領域時，就如劉燕文訴北京大學案引發的議論，人們開始關注這樣一個問題-法院是否可以和能夠在多大范圍和程度上為學生提供救濟？司法審查的介入是否意味著對學術自由的侵犯？當人們為司法的陽光照進大學校園而歡欣鼓舞時，是否也想到司法所帶來的可能不止是陽光，還可能引發暴風雨？
我們首先遇到的一個問題即是：本案是否屬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圍？《行政訴訟法》第11條規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對下列具體行政行為不服提起的訴訟：……（四）認為符合法定條件申請行政機關頒發許可證和執照，行政機關拒絕頒發或不予答復的；……（八）認為行政機關侵犯其他人身權、財產權的。除前款規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規規定可以提起訴訟的其他行政案件。”第12條規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下列事項提起的訴訟：（一）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二）行政法規、規章或者行政機關制定、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三）行政機關對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獎懲、任免等決定；（四）法律規定由行政機關最終裁決的具體行政行為。”本案不屬于第12條規定的排除性情形，但頒發畢業證書和學位證書的行為與頒發許可證和執照的行為是否屬于同類行為呢？許可證和執照是直接賦予相對方從事某種職業或活動的資格，而畢業證書和學位證書則主要涉及對學生學習情況的證明、學術水平的評價。當然，不可否認，畢業證書和學位證書的取得與否與學生將來的就業、收入、社會評價等息息相關，從這個意義上說，適用第11條第1款第8項的規定對于本案更為合適。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中有更為明確的規定，其第42條規定：“受教育者享有以下權利：……（三）在學業成績和品行上獲得公正評價，完成規定的學業后獲得相應的學業證書、學位證書；（四）對學校給予的處分不服向有關部門提出申訴，對學校給予的處分不服向有關部門提出申訴，對學校、教師侵犯其人身權、財產權等合法權益，提出申訴或者依法提起訴訟；……”對于這里的“依法提起訴訟”，應當包括刑事訴訟、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而在《學位條例》中，有關學位授予爭議的規定，主要有第16條：“非學位授予單位和學術團體對于授予學位的決議和決定持有不同意見時，可以向學位授予單位或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提出異議。學位授予單位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應當對提出的異議進行研究和處理。”第17條：“學位授予單位對于已經授予的學位，如發現有舞弊作偽等嚴重違反本條例規定的情況，經學位評定委員會復議，可以撤銷。”第18條：“國務院對于已經批準授予學位的單位，在確認其不能保證所授學位的學術水平時，可以停止或撤銷其授予學位的資格。”而對于學位申請者的學生，卻無任何聲明異議、申請行政復議、提起行政訴訟的救濟規定。應當說，《行政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為司法救濟進入教育領域提供了一條路徑。這條路徑則是自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案之后才得以真正凸現，[16] 而劉燕文訴北京大學案則使這條路徑進一步凸現和擴展。法院認為高等學校屬于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對其經授權而行使的行政行為，應當納入行政訴訟的范圍。在這里需要注意的另一個問題是：如果認為拒絕頒發學業證書和學位證書的行為不屬于“侵犯其他人身權、財產權”的行政行為，[17] 則該行為是否又符合《行政訴訟法》第11條第2款規定的“法律、法規規定可以提起訴訟的其他行政案件”呢？如前所述，目前的法律、法規中實無明確規定有關學業證書和學位證書的爭議，學生可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但是，根據《行政訴訟法》第1條-“為保證人民法院正確、及時審理行政案件，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維護和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行政職權，根據憲法制定本法。”和第2條-“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有權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則在目前教育領域缺乏應有法律救濟的情況下，將有關頒發畢業證書、授予學位的爭議納入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是符合《行政訴訟法》的立法目的和立法精神的。進一步分析，頒發畢業證和學位證的行為屬于羈束性行政行為，只要符合法定條件，如成績合格，論文答辯通過，決議經全體成員過半數通過等，就應予以頒發，在此意義上講，法院也有權對該種行為進行司法審查。
這里必須要提到的是2000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其第1條第1款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具有國家行政職權的機關和組織及其工作人員的行政行為不服，依法提起訴訟的，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這一規定沒有沿襲“具體行政行為”的提法，而改用了“行政行為”，應當說對公民權利的保護更為有利。當然，隨著時代的發展，為更好地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權利，納入司法審查的行政行為必然日趨增多，甚至從根本上取消“受案范圍”這一概念。但是，就目前而言，對于司法救濟在教育領域到底能夠走多遠，宜在法律中作出較為明確的規定。學校針對學生所作出的哪些行為可以納入司法審查的范圍？除了“開除學籍”之外，“勒令退學”是否也應納入？而對于學位授予這類學術性相對較強的行為，納入司法審查是否合適？如果納入，法院對此是否應當僅進行程序性審查？同時，相應地，在《國家賠償法》中，是否也應當加入學生有權向學校求償的規定？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案及劉燕文訴北京大學案帶給我們很多思考，它使人們正視這樣一個事實：對學生作出的退學、開除等處分，以及拒絕頒發畢業證、學位證等決定，事實上與學生將來的就業機會、收入情況等有著密切關系，是有關學生重大切身利益的事項，在目前缺乏有力的行政救濟的情況下，具有中立性、公開性的司法救濟的介入就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當然，對于有關學生紀律懲戒的爭議，是否可以考慮設置一個行政爭議前置程序，而對于有關學位授予的爭議，是否由有關的學術機構先行仲裁，或者由某類專門的行政裁判機構來予以裁決等等，這些都是可以探討的問題。但關鍵的一點在于-教育領域中的行政救濟應引入“準司法程序”，無論是復議還是仲裁，都應確保其中立性、透明性和及時有效性，以提高當事人對其公正性的信任度。而司法審查作為權利救濟的最后一道屏障，其審查的范圍，是僅限于合法性審查，還是將合理性審查也納入其中？是僅限于程序性審查，還是包括對行為內容的實質性審查？這些都需要在今后的法律中加以明確規定。但司法救濟介入教育領域勢成必然，這極大地利于對相對處于弱勢地位的學生的權利加以保障。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看國外的情況。在美國，美國憲法第5條、第14條修正案規定，未經正當程序，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不受剝奪。但人們長期認為，社會對于由稅收支持的教育有一種特權，因此對于公立學校的學生，政府有權對其受教育的機會加以剝奪。直到1961年狄克遜訴阿拉巴馬教育委員會案及之后的一系列案件，法院認為教育已經成為一種根本性的需要，而必須被看作是一種實體權利，因而要求在這一領域中適用正當程序。[18] 施瓦茨認為，在有關學生紀律的案件中，受教育利益上的財產權和名譽上的自由權都處于危險之中。[19] 自狄克遜案后，美國法院確認，正當程序條款適用于公立學校作出的開除學生的決定。1975年的戈斯訴洛伯茲案的判決則把正當程序擴大到了暫停學業的處分。該案中，法院認為，一位被暫停學業達10天的公立學校學生具有充分的財產利益和充分的自由利益要求最低限度的正當程序。[20] 戈斯案件中所確立的原則在后來的案件中存在例外的情況。例如，在另一個案件中，法院認為， 一位因學業及臨床的糟糕表現而被學校勒令退學的醫學院三年級學生，并不具有要求聽證的憲法上的權利。因此，學業失敗是一種例外，除非學校存在欺詐或不良信用。[21] 在德國，長期以來聯邦行政法院在考試事件內容上不加審查，但對考試機關的考試程序有無重大違規作審查，包括：是否遵守程序性規定，是否對具體事實有誤認，是否有偏離一般公認的評斷標準，是否參酌與考試事件無關因素之考慮。[22] 而1991年4月17日，德國聯邦于同一天作成兩項判決，改變了行政法院過去的保守見解，而主張應對考試爭訟的實質內容作深入審查。聯邦認為，聯邦行政法院態度保守，過于尊重放任考試委員的判斷余地，以至在判斷余地的外衣下往往評分錯誤，排除了法院審查權，致使判斷瑕疵造成的后果須由應考人自行承擔，實屬不公。[23]
劉燕文訴北京大學案與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案的一個不同之處是，劉案涉及博士學位授予這種學術性極強的行為，那么，法院的介入是否會損害學術自由呢？通常認為，學術自由是指獨立地進行研究、教學的權利。德國漢堡大學教授Paul Kirchhof認為學術自由有五大內涵，即：不受駕馭，嚴謹地對知識進行探究及傳播；共通聯絡的自由；學者的行為可以自我決定，并且對其行為自我負責；防止國家侵害；國家提供財力及機構支援。[24] 學術自由并不是無限制的自由，必然受到經濟、政治、文化等諸多因素的制約。而對于學生學術水平的評價固然是學術自由的一個內容，但當這種評價與學位證書的授予聯系在一起時，這種評價就不再僅僅限于學術自由的范圍，它與學生的重大切身利益密切相關，這時就必然要求考慮對學生權利的保護，必然要求設置一個公開、公正的程序來實現這種保護。而當這種公開、公正的程序未被執行抑或根本上未建立起公開、公正的程序時，則法院的介入就無可非議，而更多應該考慮的問題僅僅是-法院介入到何種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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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資料
1.近五年曲靖醫學高等專科學校教師情況
曲靖醫學高等專科學校科研處對學校教師2009年以來在全國公開發行期刊及北大中文核心期刊上發表的論文進行匯總。
2.全國高職(專科)院校學術性情況
根據《中國高教研究》對全國高職(專科)院校在《高等教育研究》(武漢)、《教育發展研究》(上海)、《中國高等教育》(北京)、《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北京)、《中國高教研究》(北京)、《江蘇高教》(南京)、《高等工程教育研究》(武漢)、《黑龍江高教研究》(哈爾濱)、《現代大學教育》(長沙)、《高教探索》(廣州)、《中國大學教學》(北京)、《復旦教育論壇》(上海)、《現代教育管理(原遼寧教育研究)》(沈陽)、《現代教育管理》(沈陽)共14家全國高等教育中文核心期刊上發表的論文進行匯總。
二 高職(專科)院校教師結果分析
第一，教育部在《關于加強高職高專教育人才培養工作的意見》中明確要求：“高職院校要積極開展科技工作，以科技成果推廣、生產技術服務、科技咨詢和科研開發為主要內容，積極參與社會服務活動。要注意用科技工作的成果豐富或更新教學內容，在科技工作實踐中不斷提高教師的學術
水平和專業實踐能力。”全國各高校對教師開展科研工作，提高教師綜合素質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教師在教學研究和科學研究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曲靖醫學高等專科學校現有專職教師180人，近五年來，年均在全國公開發行期刊上92.2篇，反映出高職(高專)院校重視科研工作，并給予必要的支持和鼓勵。
第二，高職(高專)院校教師發表的論文多為教學研究或體會等方面的論文，具有較高研究水平和價值的論文少，在國內核心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數量更少。《中國高教研究》對全國高職(專科)院校在全國14家高等教育中文核心期刊上的匯總結果顯示，近五年來，高職院校教師年均358篇，僅占統計論文的10.21%，我校教師在北大中文核心期刊上年均2.8篇，僅占教師的3.04%，反映出高職(高專)院校教師的科研能力和水平不高。
第三，2013年，全國共有各類高校2841所，高職(高專)院校有1266所，占全國高校的44.56%。按《中國高教研究》對全國高職(高專)院校在中文核心期刊上的統計結果，近五年全國年均有高職(專科)院校1257.6所，僅有171.6所高校在統計的全國14家高等教育中文核心期刊上，僅占全國高職(專科)院校的13.65%;若與全國現有高校比，高職(高專)院校在中文核心期刊上的比例更低，只占6.0%;若再結合高職院校出版的專著、獲得的專利數、科技成果獎勵數等科研成果情況，高職院校科研情況確實不容樂觀。
三 高職院校科研工作現狀不良的原因
1.高職院校的辦學歷史比較短
從職業大學的出現算起，我國高職教育的辦學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許多高職院校至今只有幾年的高等教育辦學歷史，多由中等專業學校升格而來，原來的中專教師普遍學歷較低，年齡偏大，教師大多沒有經過專門的科研知識培訓，缺乏基本的科研知識、科研能力和科研方法，科研能力和科研動力不足。新引進的教師，自身沒有受過太多的專業訓練，科研意識和科研習慣都未養成，科研成果較少，科研基礎極為薄弱。
2.認識不足
部分高職院校認為科研是本科院校特別是研究型大學的專利，高職院校是非研究型大學，其人才培養目標是高等技術應用型專門人才，教師只要教會學生實踐技能操作即可，沒必要搞科研。高職院校中普遍存在“職稱科研”的現象，把科研工作看作是為評定職稱而發表幾篇文章，沒有養成良好的科研習慣，自覺參與科研的積極性不高。部分教師認為科研就是教研，教研活動就是科研工作，撰寫文章也多局限于教學心得等。由此導致高職院校科研氣氛不濃、風氣不正、水平不高、成果不多，急功近利現象嚴重。
3.科研時間、經費緊張
高職院校建校時間短，科研經費渠道不暢通，學校資金主要用于基本建設和基礎設施上，學校只能從緊張的財力中抽出微薄的資金支持或獎勵科研工作，教師能獲得的科研經費支持不足，也很少有機會外出培訓或參加學術交流，獲得科研信息較少。近年來，高職院校招生規模的迅速膨脹導致生師比嚴重超標，教師數量嚴重不足。教師承擔著繁重的教學任務，很難抽出時間從事科研工作。
4.課題數量偏少，項目層次偏低
受師資、經費等因素的影響，高職(高專)院校能夠申請到的課題數量非常有限，層次偏低，除學校自立課題外，主要是一些學會、協會等民間組織的課題，在教育主管部門、政府部門立項的課題以及有基金資助的項目很少，橫向項目更少，導致高職(高專)院校的科研工作難以深入開展的情形。
5.科研管理不夠規范
目前，部分高職院校還存在科研管理機構不健全，人員配備不足，科研管理制度不完善，管理水平偏低等現象。科研管理缺乏宏觀指導和長期規劃，隨意性較強;科研評價體系不完善，獎勵制度和約束制度不到位，沒有形成科研工作的壓力和動力;科研管理部門對科研項目、科研成果的監督力度不夠;缺乏科研方面的專題培訓與指導;科研經費嚴重不足;對科研成果的轉化、開發等環節重視不夠等，需要正視問題，探尋改進途徑。
四 總結
高職院校通過開展科研，既能有效提高教師的素質，把科技前沿的新知識、新技術、新方法、新工藝應用到教學中去，有利于提高高職教育教學質量，又可獲得地方政府和企事業單位的經費支持，增強自身的辦學實力，增強學校的綜合實力。因此，科研工作是高職院校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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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and Practice of Gene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Evaluation
under "Educational Theory of Evolution" Guiding
GAO Zhangxing， MIAO Hanjun
（College of General Education， Wuhan International Trade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205）
Abstract Vigorously develop education， is a key work of university teaching reform， 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implementation of various Gene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s worrying， man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to a "weariness students， teachers difficult to teach， hard to open schools" embarrassing situation. How to protect the quality of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to become the focus of education reform success， but the key to guarantee the quality of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that gene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evaluation. From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education" perspective， analyze practical problems of Gene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Reform in Universities in China， on this basis， attempts to use "evolution education theory" of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explore practical evaluation of scientific methods.
Key words educational theory of evolution；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evaluation
1 “進化教育論”與通識教育的關系
1.1 “進化教育論”的含義
“進化教育論”的思想理念是由武漢商貿職業學院的創始人、校黨委書記涂宏斌教授首先提出并付諸教學實踐的。所謂“進化教育論”，就是在教育過程這個系統中遵循進化規律，改善、優化育人環境，從而孕育學習主體（學生）成人成才的教育學原理。“進化教育論”對教育本質的描述，即：作為自組織系統的學習主體具有自主成長的潛能，在育人環境的選擇下，使其自主成長的某些特質得以釋放和保留，從而使學習主體的素質得以改變。①
1.2 現代通識教育的起源
通識教育是英文“general education”的譯名，自19世紀初美國博德學院（Bowdoin College）的帕卡德（A.S.parkard）教授第一次將它與大學教育聯系起來后，有越來越多的人熱衷于對它進行研究和討論。可是至今對通識教育還沒有一個公認的、規范性的表述。從20世紀開始，通識教育已廣泛成為歐美大學的必修科目。我國的通識教育與實踐，始于五十年代中期，代表人物為著名教育家、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他認為大學教育應該是“通識為本，專識為末；本末兼賅，通重于專”，由此開創了清華校史上培養一流人才的黃金時代。②
1.3 “進化教育論”與通識教育的內在聯系
相對于高校專業教育課程體系的設置而言，通識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在專業教育培養“職業人”的基礎之上，將學生塑造成健全的“社會人”，使其既會做專業的事，也會做社會的人。而只有完成這個雙重教育的過程，才能使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學生在畢業時能夠適應激烈競爭的職場環境和復雜多變的社會生活。“進化教育論”包含“自主成長、多元融合和環境優化”這三個核心觀念。由此可見，在高等院校教學過程中加強通識教育，實際上就是在踐行“進化教育論”。
2 我國高校通識教育課程評價改革的現實問題
如何保障通識教育課程質量成為推進高等教育改革成敗的著眼點，而通識教育課程質量得以保障的關鍵在于通識教育課程評價。③面對我國高校通識教育課程評價改革的現實問題，必須引起高等院校及有關教育職能部門的高度重視和深刻反思。究其根源，可以對應“進化教育論”的三個核心觀念加以分析：
2.1 學生考核模式單一
目前我國高校的通識教育課程體系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課程、體育國防教育課程、社會人文教育課程、自然科普教育課程、心理健康教育課程等模塊。而在我國應試教育大環境的影響下，通識教育的發展一直處于邊緣化的尷尬局面，很多高校在通識教育課程建設上不夠重視，導致通識教育課程相對單一，甚至與專業課程混淆重復。武漢大學的曾德軍在其碩士學位論文《大學通識教育課程設計與評價體系的研究》中，對武漢大學現行的通識教育課程進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調查發現72%的學生認為“（通識教育）課程只注重知識的罐輸，忽視給學生提供思考、分析和批判的方法”。④從通識教育課程評價的角度來看，對于通識教育的對象――學生而言，現行的考核模式過于單一，大多數高校仍然沿用筆試為主的考核方式，沒有體現出通識教育和專業教育的差異化，往往使學生陷于考試的無形壓力之中，容易產生通識教育課程“既沒有專業課程有用，還費時費力”的厭學心理。單一化的通識教學考核模式只會讓學生疲于應付，這與“進化教育論”提出的使學生“自主成長”的教學觀念是背道而馳的。
2.2 教師考評功利化傾向明顯
教學目標是否能在教學過程中得以實現，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教學活動的主導者――教師的教學態度與水平，教師作為教學成敗的關鍵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目前我國高校通識教育課程評價體系中對于任課教師的考評，仍然是簡單套用專業課程教師的考評方式，以課程通過率、優秀率作為重要的衡量指標；以課程相關的教學科研獲獎情況作為加分要素，而課程考核又直接影響到教師的評優晉職和職稱評定，致使通識教育課程的任課教師不得不陷入片面追求功利化教學的誤區，最終導致通識教育課程質量無法提高。通識課程與專業課程相比，在短期教學過程中，難以顯現明顯的教學成果，通識教育重點在于培養和提升學生全面的綜合素質，其對于全面建設和提升我國的高等教育水平所具有的重大意義和決定性作用，作為任課教師應該有清楚的認識。通識教育不是專業教育的陪襯，更不是專業教育的累贅，應該真正做到和專業教育“多元融合”，從而能夠相互促進、協同發展，這也正是“進化教育論”所倡導的。
2.3 課程教學配套體系的考核缺失
任何一門課程能夠真正取得教學實踐的成功，達到預期的教學目標，除了學生的積極配合，教師的認真教學，還必須建立健全與課程教學配套的相關體系，通識課程當然也不例外，而這一點恰恰是大多數高校在通識教育課程評價過程中最為忽視的。通識教育課程要想取得理想的教學效果，肯定不能僅僅局限于課堂講授式的單一教學模式，應積極采取多樣化的教學手段豐富教學形式，以促進教學不斷提升。因此，完善的教學配套體系包括硬件和軟件兩大有機組成部分，根據不同通識教育課程的設置，也有不同。例如，硬件方面，心理健康教育課程如能在戶外的素質拓展基地進行教學，使學生有各種親身體驗，其教學效果一定優于單純的課堂講授；軟件方面，由于通識教育的特殊性，應開拓多重有效的課程學習交流形式，如國學教育課程可以利用現代網絡建立課程互動、資源共享平臺，利用校園學生組織創建國學社團延伸第二課堂等。通識教育課程不應局限于對學生、教師進行評價，科學完善的評價體系理應包括對課程教學配套體系的考核，從而有效促進通識教育的改革實踐，這也與“進化教育論”提出的“環境優化”觀念不謀而合。
3 運用“進化教育論”探究高校通識教育課程評價實踐
評價對于通識教育課程改革而言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建立符合通識教育思想的課程與教學評價機制，是全面推進通識教育的一項重要改革任務。⑤建立健全切實可行、行之有效的通識教育課程評價體系，是高校通識教育改革與實踐能否取得成功的關鍵，“進化教育論”的三個核心觀念恰好可以演化為通識教育課程評價的三大標準：
（1）基于學生的“自主成長”標準，即通識教育課程對于學生的考評，應著重考核是否符合促進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和自身性格的完善以及文化涵養的提升，摒棄傳統應試教育以分數論英雄的單一考核模式，采取靈活多樣的實踐性考核方式，激發學生學習興趣，達到使其自主成長的教學目的。（2）基于教師的“多元融合”標準，即通識教育課程對于教師的考評，應著重考核是否在教學實踐中，理論聯系實際，有效地促進學生建立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是否做到通識教育和專業教育的有效結合和有機融合，擺脫機械單調的課堂說教式、知識灌輸式教學，積極探索學科之間、課堂內外的多元融合式的通識教育創新模式。（3）基于教學的“環境優化”標準，即科學完善的通識教育課程評價，不僅僅是對學生和教師的考評，其應該是多方面、全方位的綜合評價。通識教育的成功，相關課程教學配套體系至關重要，因此，教學環境理應納入到課程評價范疇之中。
4 結語
作為21世紀我國高等教育改革重點的高校通識教育課程體系建設，全國各地高校都越來越加以重視，采取了形式各異的改革措施運用于通識教育教學實踐。可是，就目前國內高校通識教育課程改革實踐的現狀而言，最終的教學效果大多并不容樂觀，甚至與課程設置之初的教學目標相去甚遠。歸根結底原因在于，通識教育受到當今社會功利化的負面影響，沒有把握好其本身與專業課程之間的關系和區別，從而陷入了形式主義的應試教育怪圈。而有效擺脫目前我國高校通識教育發展困境的關鍵在于建立健全一套切實可行、行之有效的通識教育課程評價體系。“進化教育論”的理論精髓，其所倡導的三個核心觀念，恰好可以幫助現在通識教育改革的實踐者打開思路，各個高校應當以實事求是的態度，結合國情、地情和校情，不斷探索符合自身“自主成長、多元融合和環境優化”三位一體、科學完善的通識教育課程評價體系，從而有效保障和促進我國高校通識教育的良性發展。
本文系武漢商貿職業學院2013年“進化教育論”校級研究課題成果
注釋
① 周登超.進化教育論對高職創新創業教育的啟示[J].教育與職業，2013（24）：100-101.
② 馮惠敏.梅貽琦的通識教育觀及其對當代教育的啟示[J].黑龍江高教研究，2003（4）：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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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等教育資源配置中遇到的不公平問題
（一）地區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導致了高等教育發展的地區間不平衡
由于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致使人均教育經費及教育資源配置地區之間的差距相當顯著，這種教育資源的配置狀況直接造成了我國不同地區之間高等教育在質量、水平、數量及發展速度上的差距。
（二）高等教育管理權力的下放在某種程度上強化了高等教育資源配置的不合理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教育部將絕大多數的大學下放給地方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高等教育的分權管理，在于調動地方自主辦學的積極性。這一舉措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但是，對于發達地區而言，其經濟足以支撐當地的高等教育的生存與發展，與以前比較，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盤活了高等教育，使高等教育的運行同經濟發展呈現出良性循環的局面，相互促進、相得益彰。而經濟落后的老工業區和老、少、邊、窮地區的情形卻不容樂觀，甚至令人擔憂。以老工業基地為例，由于老工業基地經濟的轉型需要足夠的資金支撐，因而經濟的轉型很困難。地方政府在應對經濟上的關停并轉方面已經是捉襟見肘了，就更談不上對教育的投入了，高等教育的質量與數量也就成為了問題。越是在經濟發展的斷裂帶上，學歷主義上演得越激烈。家長們把孩子上大學當成了孩子未來發展的唯一出路。其結果，使得質量平平、數量有限的地方大學的身價被抬高了許多，明顯地表現是入學分數的提高和學費的激增。
（三）市場經濟追求效率優先的原則在短期內也加強了高等教育資源配置的不公平
我們目前選擇的是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的主要目標是效率。在教育方面，為了追求教育的效率，我們還將公益性的教育事業產業化、市場化。甚至還試圖通過刺激教育消費來拉動國內需求，推動經濟發展。尤其在高等教育領域，我們學習市場經濟國家的做法，采取產學合作、校企聯系、教學科研統一、創建科學園區、高等教育私營化、高等教育產業化、高校后勤社會化等措施，旨在提高高等教育效率。目前，我國的教育市場已初具規模。但是，由于教育的市場公平與教育的社會公平在內涵上存在顯著差距，使得教育在追求效率時，忽略了社會公平。這是因為，教育的社會公平以平等為其內核，目標是實現教育的機會均等；而從市場的角度看教育的市場公平，則以不平等為其內核，目標是實現教育效率，這必然會對教育機會實行有差別的分配。當教育走向市場，教育可以作為商品進行買賣時，就會出現誰花錢誰受教育的局面，教育的社會公平就成為一種理想。
（四）歷史上高校布局不均衡也導致了教育的不公平
我國多數大學是歷史遺留下來的，相對集中于大城市。在改革開放浪潮的推動下，大學的差距進一步加大。發達地區不僅在大學的數量上占有優勢，而且在大學的質量上也占有絕對優勢。名牌大學大多坐落于發達地區。其結果，當地的孩子就有更多的機會上大學、讀高水平的大學。由于地方的保護政策，就出現了發達地區的孩子僅僅憑借較低的高考分數便贏得了名牌大學的入門證的教育社會現實。
要解決這一類公平問題，又要考慮到效率問題，還是應當從公平問題上著手，從公平上來注重效率。
二、公平與效率如何兼顧，誰先誰后
（一）構建和諧社會首先要考慮到公平問題
我國高等教育資源配置不公擴大了各地區投資高等教育的總量和增量的差異，高等教育發展區域出現失衡現象，教育公平難以實現。目前市場化、產業化傾向的教育體制改革由于沒有考慮教育的公益性和高校的非營利組織性質，使得高等教育的公平問題越來越嚴重，表現為“學費貴、上學難”。處理不好我國高等教育資源配置不公問題，不僅不利于高等教育資源效率的提高，也會破壞高等教育資源配置的環境，不利于高等教育的長期發展，更不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黨和政府對此高度重視，顯示了政府對實現高等教育公平的決心。也只有實現了高等教育的公平，給受教育者尤其是落后地區的孩子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提高其人力資本，才能為實現和諧社會的構建提供條件和基礎。
（二）公平優先也在于效率指標的難量化
在經濟上用效率促公平已達成共識，但在教育領域，教育的公益性和高校的非營利組織性質給用效率來衡量高等教育資源利用的效果卻帶來很多困難，高等教育效率指標如人才培養和科研成果很難量化，量化也會歪曲效率，會出現偽質量現象，因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如用數來衡量高校老師的科研水平，高校論文數量確實增加很快，但高質量的論文少，學術泡沫很重，學術風氣浮躁，甚至出現學術腐敗，這也是我國大的科研成果少，科研突破少的原因所在。追求數量往往讓質量下滑，最近幾年的擴招，我國高等教育已經進入大眾化階段，但學生質量下滑的數量擴招，引起高等教育貶值，這也引起教育界和學術界的關注。目前對市場化、產業化傾向的教育體制改革的質疑不僅體現在其帶來的不公平問題，對其效率問題同樣受到置疑。此外，歪曲效率會加劇不公平，或出現新的不公平，如最近幾年的擴招雖然讓更多的人上學，但畢業就失業，出現新的不公平現象。
（三）教育公平優先集中體現在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均等
高等教育的公平是高等教育效率的基礎，沒有一定的公平將制約效率的提高，也只有公平的提高和實現才能帶動效率的提高和持續，對于高等教育公平的實現主要集中在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均等上，目前政府應從解決高等教育起點不公平問題和完善學生資助體系兩個方面采取相應政策，實現高等教育公平，最終提高其效率。高等教育起點不公平是目前最為突出的問題，雖然“分數面前，人人平等”，但由于高等教育的傾斜政策所導致的高等教育地區布局的不均等和高校招生的地區不平等，我國高等教育入學機會是不平等的，同樣的考分在部分地區可以上重點大學，但在其他地區可能分數線都達不到。所以，在機會均等方面，要多考慮分數不等的原因，而目前的高等資源配置格局不會在很短時間改變和扭轉，引入多元投資渠道可以緩解其對高等教育公平和效率的消極影響，但經濟的趨利性也只會增加在高等教育資源多的地方投入，可見政府要在引導資金向高等教育薄弱地區傾斜方面多做工作，要多往基礎教育和落后地區教育投入資金。
公平優先是解決目前不公平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高等教育資源效率的有效途徑，但公平優先不代表追求極端的公平，要考慮不公平的必然性和實現公平的相對性，在公平優先的同時，也注重效率的提高，既要保證高等教育的質量，也要追求高等教育資源的地區分布均衡、結果合理和規模適度，實現高等教育公平與效率的互動，也只有這樣才能實現高等教育資源的均衡配置和和諧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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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筆者以吉林化工學院的英德雙語教學為出發點，以外語語言的屬性和語言習得理論為依據，探討了化工學院實施英德雙語教學的必要性。提高大學生對于參與國際交流所必須的英語綜合應用能力仍是當前我國高等院校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務。面對目前國際新形勢、新要求，國家教育部又提出了在我國高等院校的基礎和專業課中推廣實施雙語教學的新計劃。這表明雙語教學對于我國高校的教育改革有著重大的影響，它對促進我國高等院校的教育與國際接軌，培養國際化的現代科技人才有著重要的作用。雙語教學已成為我國高等院校教育改革的新趨勢。
一、雙語教學是高校教育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
吉林化工學院是一所本科大學，大部分學生在一年級就有較好的英語基礎知識和技能，這一點為雙語教學的開展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實施雙語教學，引進發達國家最優秀的原文教材，采用國際上最新的優秀教學模式、教學思想體系，為大學生提供一個國際化的教育大環境，使大學生有機會直接接受具有國際化先進水平的科學教育，使大學生吸收世界先進的科技、文化知識，提高大學生的科學素質，造就現代化新型人才。
實施雙語教學，能使高校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直接體驗和感受發達國家最新的優秀教育思想、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等，使高校教師對發達國家的先進教育獲得更真實、更具體的體會和理解，同時還為我國高等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了解國際教育發展新水平新動態的良好機會，促使我國高校教育工作者跟隨和適應國際教育的新變化，促進我國高校教育改革的國際化。
二、雙語教學對我國高等教育改革具有重大的推動作用
近幾年來，“科教興國”的領導決策和全民意識一直是我國高等教育從事高校教育改革的源動力。在高等教育改革中，高等教育對中、西方教育進行對照研究，尋找出我國高校教育與世界發達國家在高等教育中的差距。便于我國高等教育博采眾長，學習和借鑒世界先進國家的優秀高等教育思想、先進教育經驗和教育方法手段等。雙語教學的開展無疑將會對我國高等學院教育產生積極的影響。
選擇適當教材內容、教學思想以及教學方式等的重大變化，使學生真正能受到國外最新的優秀教育的影響，我國高校的整個教學工作就必須有一個大的改革，即對高校傳統的教育理念進行新的審視和提煉，對我國的教育體系和教學模式作出新的思考定位，并對我國的高等學院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等進行相應的改革。實施雙語教學的結果會對我國高等學院教育以往的教育模式產生重大影響，促使我國高等教育改革，加快我國高校教育與國際接軌的步伐。
三、雙語教學為提高學生的基礎和專業外語能力創造了條件
雙語教學為提高大學生科技英語水平的實際應用能力創造必要的條件，在外語課中學外語使大學生掌握的外語有很大的局限性。高校培養出來的大學生都應具備從事科研、技術等工作研究能力，這就要求大學生要有足夠的專業、科技英語水平。
高校盡可能實施雙語教學，高校只有盡可能多地在基礎、專業課程中實施雙語教學才能使大學生的英語水平得到一個全面的提升，使大學生不僅在外語的聽、說、讀、寫各個方面得到足夠訓練，而且更使大學生在基礎學科及專業英語的應用能力方面打下良好的基礎。
總之，雙語教學為我國的高等教育改革開辟了一條新途徑，它對我國的高等教育體制改革起著積極的推動作用，對于我國的高等教育現代化及國際化有著直接的影響。雙語教學是社會發展的勢在必行之舉。雙語教學盡可能幫助學生在精通英語的同時更好地了解世界各國的文化交流的能力，有跨文化意識，將自己的知識帶出國門。吉林化工學院開展雙語教學是非常必要的。同時雙語教學為學生創造了更多、更全面、更具體的學習和應用外語的環境和條件，改變我國大學生英語的被動局面、促使大學生外語交流和應用能力的提高有著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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