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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誠信與失信的簡單博弈分析
博弈論主要是用來解決主體之間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候的決策，以及這種決策之間的均衡問題。為研究方便，本文選取了大學生申請助學貸款與銀行放款這二者之間在誠信與失信方面的博弈分析，并在分析中做出了以下的假定：①本文只研究兩個行為主體之間的誠信與失信的博弈，假定一方為大學生，另一方為銀行，假定大學生和銀行這兩者都是“經濟人”，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并且不能控制對方的決策；②博弈的雙方均為“理性人”，具有機會主義的傾向，即在雙方博弈過程中，一方發現欺騙可以獲利時，就會采取或選擇欺騙策略；③博弈雙方可以選擇的策略為誠信或失信；④博弈雙方的獲益。采取誠信，大學生和銀行雙方都可以獲益5；如果銀行放款，大學生失信不還款，則大學生獲益10；如果大學生誠信貸款，而銀行失信不放款，則銀行獲益10；如果大學生選擇不貸款，銀行選擇不放款，即雙方均選擇失信策略，這樣助學貸款制度就失去意義，則雙方的獲益均為0。在上面的博弈矩陣表可以看出，表中策略組D為納什均衡解，即大學生、銀行雙方都以自身利益為選擇目標，其最終的選擇結果有很大可能是“失信”，因為“失信”是能實現個體利益最大化的最優策略。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結局，是基于信息不對稱的角度雙方博弈的結果，如果大學生選擇貸款但是不還款，那么學生得到的效用最大，即得到了免費完成學習的機會成本，而銀行損失最大，失去了放貸本金和利益以及可以投資在其他領域的沉沒成本；而銀行如果存在比給學生放款更有收益的項目，那么銀行會選擇不放款而轉向其他，這樣銀行可以獲取自身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學生損失最大，不能貸款助學，失去了完成學業的機會。但以上兩種策略的選擇都不是博弈的均衡點，必然無法達到穩定。實際上只有在學生不貸款，銀行不放款的時候，即達到失信的納什均衡，這樣一來大學生助學貸款制度將毫無意義可言，如果這項制度取消了，最后損失最大的還是大學生。然而，經濟博弈理論告訴我們，在非價格因素和博弈雙方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個體理選擇的結果，往往是非理性的。上述例子說明，由于雙方的理，導致了誠信的缺失和社會資源的浪費。
2.2誠信與失信的重復博弈分析
重復博弈是一種特殊的博弈，在博弈中，相同結構的博弈可以重復多次，甚至無限次。當博弈只進行一次時，每個參與人都只關心一次性的獲益；如果博弈是重復多次的，參與人可能會為了長遠利益而犧牲眼前利益，從而選擇不同的均衡策略。因此，重復博弈的次數會影響博弈均衡的結果。在上述的分析中，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失信的“囚徒困境”局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雙方所進行的是一次性的簡單博弈，即大家所說的“一錘子買賣”。學生和銀行雙方都無法根據這一次的博弈結果再組織一次博弈、再做一次選擇，基于此，博弈雙方都只關心一次性的效益。但從動態博弈的過程來看，如果這種博弈是重復的、持續進行的，那么博弈的結果就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誠信策略的納什均衡就會成為雙方博弈的必然結果。因為在動態博弈中，參與博弈的主體過去的行為都是可以看到或者查詢到的，因此博弈中的一方可以通過這階段博弈的選擇，來回應博弈中另一方在上一階段博弈中的失信行為。在誠信的動態博弈中，如果銀行在上一次助學貸款的博弈選擇中因采取放款的誠信策略，而大學生選擇拖欠還款甚至不還款使銀行利益收到損失，那么在本次的博弈過程中，銀行必然會選擇失信的策略來“報復”失信的大學生，比如將他（她）列為銀行系統征信的黑名單，那么他（她）將面臨銀行以后所有的“報復”。在這里，銀行所采取的策略被稱為“以牙還牙”策略。基于此，為了更加長期、穩定獲取各自的效用，博弈雙方都會理性選擇自己的行為，雙方都會選擇誠信，于是必然會出現誠信納什均衡的博弈結果，由此可見，要想使誠信成為博弈雙方的主動選擇，其關鍵是要把一次性的簡單博弈轉化為重復博弈，從而達到雙方共贏的目的。
3以重復博弈促進大學生誠信教育的探索
3.1增加博弈雙方信息的對稱性，將一次性的簡單博弈有效轉化為重復博弈。
現實生活中，由于信息的不對稱、理性人的機會主義、利己主義等行為，因此博弈雙方在博弈過程中出現失信的現象是在所難免的。在一次性的簡單博弈中，由于博弈雙方都無法根據這一次的博弈結果再進行一次博弈或再做一次選擇，因此，博弈雙方都只關心一次性的效用，那么選擇失信策略是理性人的最佳選擇。要想克服這種困境，必須將一次性的簡單博弈轉化為重復博弈。而將一次性的簡單博弈轉化為重復博弈的主要思路是要加強大學生誠信教育的認知，深刻認識重復博弈與誠信之間的關系。誠信是大學生應有的基本道德素養，但現實是接受過多年素質教育的大學生對誠信內涵的認知還是很模糊，很多人認為誠信已過時，加之受社會多元化思想的沖擊，直接導致其誠信缺失行為的出現。其實主體間誠信關系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這需要一個長期的選擇、磨合、認同的過程，誠信是雙方博弈的試金石，誠信關系的確立是雙邊的、動態的，任何一方的失信都可能導致誠信關系的中斷。所以在大學生的誠信教育中，必定要將一次性的簡單博弈轉化為重復博弈，不能只顧眼前失信利益而忽視長期誠信利益。
3.2建立大學生誠信檔案，暢通大學生誠信信息獲取的渠道。
大學生誠信檔案是一種寫實的記錄，主要用于對大學生在校期間的誠信情況進行真實描述，同時這種誠信的描述會起到一種客觀評定的作用；同時大學生誠信檔案也是一種特殊的教育，這種教育會及時發現問題，正視問題，糾正問題，對失信行為有一定的鞭策作用。學校應該將大學生的誠信檔案納入常態化管理，及時公布誠信檔案，特別是面向社會公開，暢通社會獲取大學生在校期間的誠信檔案信息，如果誠信檔案不公開，大學生誠信檔案信息不能及時獲知，這對于失信之人不能起到監督的作用，誠信之人不能起到標桿作用，“囚徒困境”的一次性簡單博弈失信策略必然再抬頭，那么制定大學生誠信檔案也就失去了其應有的作用，所以大學生誠信信息應當及時公開，特別是要面向就業部門公開，并將考試作弊、學術不端、拖欠貸款等誠信缺失行為直接與就業聯系起來，對有失信行為的學生暫緩或不予推薦就業，增加失信的一次性博弈成本，讓失信之人無處遁形。3.3加大對誠信缺失行為的處罰力度，增加對失信行為處罰的可信性。在多元價值取向下，誠信如果被僅僅當成一種道德規范，很難要求所有人都遵守。在誠信的動態博弈中，若誠信收益與處罰機制不對稱時，雙方在博弈時基于個人利益必定會選擇失信。在經濟社會發達的當下，一個可信的處罰威脅是減少誠信缺失最有力的武器，從某種程度上而言，大學生之所以會出現誠信缺失的行為，有很大部分原因是由于高校對大學生失信行為的處罰力度還不夠，因此，高校在大學生的誠信教育方面應加大對失信行為的處罰力度，比如針對考試作弊，給予取消考試成績、記過、甚至取消學位等處分，讓大學生意識到失信行為所付出的的巨大代價，并且這種代價要大于通過不誠信行為所獲得的一次性博弈的收益。當成本大于收益時，博弈雙方基于理性的角度，必定會選擇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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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存在兩個國家，A國和B國。當A國對B國某項產品實施關稅時，B國也將實施報復，在這場博弈中，兩國的信息是對稱的。假設兩國在采取措施 之前收益各自為M、N;一方采取貿易保護措施，會使另一方損失比例的收益，則A國受保護后的收益為M-M，B國受保護的收益為N-N。如果一方采取 保護措施而另一方未做任何回應，這時雙方的利益分配呈現如下情況：如果A國采取保護措施，B國未做回應，則B國收益為N-A國收益方面，由于A國限 制B國產品的進口，國內產業收益增加，設為收益的比例，而國內消費者由于消費了價格更高，質量相對下降的產品而蒙受損失，設為收益的比例。同理，B國 收益中也存在生產商利益的增加和消費者利益的減少兩方面影響。其中：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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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銷學與傳播學對廣告學影響深遠，使其在比較短的時間內，形成了自己的學科框架與知識體系。然而，隨著社會發展以及廣告行業自身的快速變革，營銷學與傳播學作為廣告學母體，日益捉襟見肘，顯露困境。
（一）學界之困廣告學者眾多，但總體上平臺少，機遇差，中文核心期刊與國家社科基金，頗能說明問題。北大中文核心期刊是北京大學圖書館聯合眾多學術界權威專家鑒定，也是全國最權威的核心，一般四年評選一次。2011北大中文核心期刊目錄，與新聞傳播相關的，分為文化理論、新聞事業，廣播、電視事業，出版事業等三類，共28本，廣告學專業沒有一本。經濟類里面，亦沒有廣告學核心。2014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聞與傳播學共立項132項（重點項目12項、一般項目72項、青年項目48項），其中廣告學項目僅4項（重點項目1項、一般項目3項），與學科規模與人員數量，遠不相稱。
（二）業界之困
與學界相似，業界同樣尷尬。因為沒有成熟的專業規范與完善的制度，廣告行業在市場中地位不高，在社會中更是不受待見。因為缺乏行業準入門檻與專業人員晉升階梯，廣告行業難以吸引優秀的人員，持續留人更是艱難。加之廣告行業身處競爭激烈的“買方市場”，當前知識產權保護又不盡人意，廣告行業整體利潤微薄，缺乏話語權與影響力。
（三）教學之困
不同于官方頒布的學科目錄，現實中的廣告教育表現出更多形態。除了為數不多以廣告命名的單獨院系，絕大多數廣告學專業隸屬于新聞傳播、市場營銷、藝術設計、文學歷史等相關院系。學科歸屬與定位的差異，固然促使不同院校形成了一定的學科優勢與辦學特色，更大程度上則昭示了廣告學教育在培養目標、教學計劃、課程安排、教材使用方面的稚嫩與隨意。新聞傳播類院校，多公辦院校，學生較少，學科排名整體靠前，專業師資在業界擁有更高的影響力。但培養的學生眼高手低，動手能力差。很多學生在客觀上也選擇了出國、考研、保研、媒體就職等，真正從事廣告行業的學生，數量有限。廣告與新聞“聯袂”培養，還使得這一對本應涇渭分明、邊界清晰的專業，互相影響，理念混淆。層出不窮的“新聞廣告”、“廣告新聞”、“有償新聞”、“有償不聞”，從某種程度上，與這一學科設置模式，具有一定關聯。藝術設計等實用型院校，學生動手能力較強，但囿于生源質量以及教學模式，不少學生文化底蘊與整體素養欠缺，雖然可以較快地從事專業工作，但后勁明顯不足。
（四）因何而困
上述現象成因眾多，但根本還是在于廣告學沒有形成成熟完善的學科框架與知識體系，多數成果停留于對現象的描畫、經驗的介紹、常識的鋪排或技術的闡述。營銷學與傳播學，并不能夠為廣告學提供足夠的滋養。營銷學功利性太強，以產品銷售作為最終追求，知識傳授過分偏重具體技巧，不能涵括商業廣告尤其是社會公告、公益廣告等理當具有的觀念引導、文化塑造、品位提升等諸多功能。當前廣告界違規猖獗，虛假橫行，與單一的目標訴求，具有很大的關聯。與營銷學相反，傳播學研究信息傳遞及社會信息系統的運行，關注更多的是政治、社會、人文，缺乏對經濟、市場層面的足夠關注，未能涵括更為復雜的廣告傳播形態，知識體系同樣欠缺。廣告學對其他學科視角或知識的借鑒，則大多是套用理論解讀問題，最終“為人作嫁”，豐富了其他學科的理論體系。解決上述問題，廣告學教研在“走進來”的基礎上，必須跳出原來的框架與窠臼，不斷探尋“走出去”的路徑。正如劉泓所說：無論是“營銷勸服”，還是“媒介傳播”，它們所考察的都僅僅從廣告的營銷內部或傳播過程的內在機制系統來考慮問題。廣告作為社會傳播的系統結構的復雜性和豐富性或者說廣告在社會生活系統結構當中關系脈絡的多重性及其全貌，在這樣的“學科規訓”及其知識譜系當中被忽視或者說被遮蔽了。從某種意義上說，廣告研究并不應該只是“營銷勸服”或“媒介傳播”的獨占的對象，而是一種綜合性的社會、經濟、文化現象，需要從多學科、多角度進行研究。
三、如何“走出去”——博弈論視角
廣告學研究如何“走出去”，不是一個新問題，不少學者從社會學、文化學、美學、哲學等角度，不斷作出嘗試，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筆者在此想從博弈論的視角，談談這一問題。
（一）何謂博弈論博弈論（GameTheory）即研究雙方或多方如何博弈的學問，具體來說，就是解釋和理解人們在實際行動中會采取的行為，預測人們在某種特定情況下將如何行動，以及指導人們在特定情況下應該如何行動。博弈論思想古已有之。中國古代的《孫子兵法》，可謂最早的一部博弈論著作。1928年，馮•諾依曼證明了博弈論的基本原理，從而宣告了博弈論的正式誕生。1944年，馮•諾依曼和摩根斯坦共著的劃時代巨著《博弈論與經濟行為》將二人博弈推廣到n人博弈結構并將博弈論系統地應用于經濟領域，從而奠定了這一學科的基礎和理論體系。博弈論認識到了人性的自私與理性，同時認識到了人類社會的兩個基本屬性：互動行為（interaction）與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ce）。為了實現良性互動，需要協調（coordination）與合作（coopiration）兩個基本條件。故而，博弈論的最終目的是避免“囚徒困境”，在追求個人理性的同時，實現集體理性。由于對人性與社會的深刻洞察以及巨大的現實意義，當前，博弈論已經成為最重要的思維工具之一，在經濟學、政治學、生物學、國際關系、軍事戰略、計算機科學和其他很多學科都有廣泛的應用。今年網上熱傳的鄭州小升初神題“病狗問題”，體現的就是博弈論的思維（博弈論中的“共同知識”假定），可見博弈論影響之廣泛。
（二）觀照廣告學
博弈論巨大的學科價值與現實影響，自然能夠也應該對廣告學有所啟迪。“走進”博弈論，不妨考慮以下視角。
1.有限理性
明確人性假定。對于任何一門科學，明晰的人性假定，都是學科得以規范的基本前提。芝加哥大學教授埃爾斯特（Elster）在《社會規范和經濟理論》一文中對此作了精辟總結：在社會科學中，最為持久的分野是亞當•斯密的“經濟人”和艾米爾•吐爾干的“社會人”兩條思想路線的背道而馳。經濟人的行為由工具理性所引導，而社會人的行為則受社會規范的指引。經濟人假定人思考和行為都是目標理性的，唯一試圖獲得的經濟好處就是物質性補償的最大化。西方古典經濟學中的“經濟人”假設，認為人具有完全的理性，可以做出讓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選擇。197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蒙修正了這一假設，提出了“有限理性”概念，認為人是介于完全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有限理性”狀態。博弈論繼承了經濟學中的“有限理性”假定，同時結合學科特點，對博弈活動參與者，提出了更為明確又富有特色的前提假設。這些假設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博弈的每一個參與人都是工具理性的；二是“每一個參與人都是工具理性的”這一點是所有參與人的共同知識（commonknowledge）；三是所有的參與人都了解博弈的規則。廣告活動中，廣告客戶、廣告媒介、廣告經營者、廣告管理者、消費者等參與主體彼此之間或群體內部，正是一次又一次的博弈。這一假定對廣告學，具有重要的意義。一直以來，廣告學教學研究，要么不談人性假定，要么根據個人經驗與主觀判斷，隨意假定，比如假定消費者好逸惡勞、感情用事、追求時尚、念古懷舊，假定競爭對手、購買人群不了解真實情況、缺乏“共同知識”等等。由此而來的廣告策略，難免紙上談兵，自我感覺良好。
2.競合思維
樹立基礎理念。競合，即既有競爭，又有合作。只有競爭，不免兩敗俱傷，甚或全軍覆沒。只有合作，則缺乏效率，沒有活力。競合思維是博弈論中的基本理念，體現了博弈參與者的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是實現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最大化的最佳策略。實現競爭合作，前提不是情感、信任或者道德，而是參與各方對未來有積極的預期，追求長期回報，關系具有持續性。實現競合關系的最佳策略，是積極合作、適度回應、寬容善良的經典策略“一報還一報”。為了實現最大利益，競合思維主張“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盡可能多地尋求合作對象，包括同行、供應商、消費者、社會等各個領域。競爭合作追求的最終結果，是走出“囚徒困境”，實現雙贏乃至多贏。競合思維商業、政治、社會乃至個人領域的諸多博弈，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對于廣告領域，同樣如此。當前我國廣告實踐中出現的時間短暫、虛假廣告盛行、各方缺乏信任、惡性競爭嚴重，一定程度上都是缺乏競合思維的體現。因而，借鑒博弈論，把競合思維作為廣告活動的基本理念，具有重要意義。
3.信號傳遞
深化廣告價值。信號傳遞是指在不完全信息博弈時，為了實現交易帶來的好處，具有信息優勢的一方（擁有私人信息的一方）采取某種行動向信息劣勢方（擁有公共信息的一方）發送相關信號，用以回避逆向選擇，改進市場運行狀況。經濟學家邁克爾•斯賓塞（A.MichaelSpence）由于第一個提出信號傳遞模型，對于信息經濟學研究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榮獲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現實生活中，任何有成本、能被觀察到的行為，都可以成為傳遞信息的信號。如高學歷某種程度上可以成為高能力的信號，因為接受同樣的教育，低能力的人成本太高。延長保修期可以成為汽車質量信號，因為壞車保修成本太高。高負債可以成為高效率的信號，因為低效率的企業不敢承擔如此高的負債。在廣告市場上，信息傳遞無處不在。例如高質量產品可以通過廣告告訴消費者自己是高質量，因為低質量的產品這樣做得不償失。實力強的企業可以通過重金雇請知名代言人、買斷黃金時間顯赫位置彰顯實力，因為實力弱的企業無從實現。引入信號傳遞模式，對于更全面地把握廣告功能與效力，具有一定啟發意義。
4.序貫理性
強調策略依據。“序貫理性”（Sequentialrationality）是博弈論中的一個基本概念，指不論過去發生了什么，參與人應該在博弈的每個時點上最優化自己的策略。它要求參與者的決策在任何時點上都是最優的，決策者要“隨機應變”，“向前看”，而不是固守舊略。這一概念體現了動態博弈中的最佳策略。現實中的廣告活動，其實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動態博弈，參與各方基于競爭環境與對手策略，不斷變換著自身策略。因而，用序慣理性的思維指導廣告活動，有理有據，說服力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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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社會經濟科技高速發展的大背景下,互聯網已融入社會的各個領域當中,給人們的生活與工作帶來了極大的便捷。與此同時,人們對網絡的依賴也越來越強烈,基于互聯網、電話等通信網絡的電子商務,正在不知不覺中改變著人們的生活狀態和生活方式。作為新型購物方式與時尚生活方式之一的網上購物,也正隨著互聯網的普及而發展,成為計算機世界中又一重要領域,受到了包括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在內的廣大學者，以及社會不同群體的關注。
網上保險交易作為網上購物的一種，在這個網絡浪潮中也受到了越來越多人們的關注，但與一般的網絡購物性質不同，網上保險交易的實質是無形的，實現的是資金的流動。因此它比一般的網絡交易具有更大的不可測性與管理難度。下面從博弈論的角度出發，分析網上保險交易發展的利弊。
一、網上保險交易的博弈論分析
考慮到網上保險交易時間上的特性，本人認為相較之于靜態博弈，動態博弈更能體現出網上保險交易的特點。因此本文這里選用了一個博弈樹的動態博弈結構來分析保險公司開展的網上交易。
在這個博弈中，我們有兩個參與方，即經營網上保險業務的保險公司與網上投保人，為了給他們的行為有個合理的解釋，我們采用經濟學里的經濟人的解釋。即他們的行為都符合他們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另外我們還假設兩個參與方的行為具有獨立性，即一個參與方的行為與決策是完全獨立的，不受另一方的束縛。
在博弈過程中，我們假設博弈參與雙方對信息和博弈過程均是了解的，不存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因此這是一個完全且完美信息的動態博弈。
有了以上假設，我們可以開始我們的博弈分析。
保險公司與投保人網上交易博弈的博弈樹描繪如下：
在這個博弈樹中，頂上第一個白圈表示的是投保人在第一階段的行為，在這里，投保人作為選擇的第一順序人。可以選擇是否通過網上進行保險的交易，如果選擇是，則博弈進入第二階段；如果選擇否，則雙方的得益為A（0，0），均為0，既沒有損失也沒有得益。（當然這是一個簡化的描述，保險公司的網上開辦費與兩管理費等成本被省略了）
在第二階段，黑圈表示保險公司在第二階段的決策。保險公司接受了投保人的投保，這時他開始作為博弈的主體進行選擇，在這階段，他可以有兩種經營方式，一種是有差錯的經營方式（這里所指的“差錯”既包括保險公司內部經營的種種不規范，也包括保險公司網絡外部管理的無力與缺陷），一種是規范的經營方式，即能通過有效監督使得網上保險交易能夠順利進行，投保人的權益能夠得到保障。保險公司的兩種經營狀態將導致B和C兩種得益情況的出現。
在得益B（-a，b）中，投保人獲得的得益為-a，之所以為負數是因為保險公司的差錯經營方式，往往會對投保人造成信息外泄、退保金被人冒領等等的意外損失。而保險公司仍然可以獲得投保人繳來的保費b。
在得益C（c，d）中，投保人在保險公司通過規范的經營管理的狀態下獲得了自己的理想投保得益結果c，而保險公司的經營得益為d。
讓我們來對博弈的結果做一個簡單分析，很明顯，投保人的得益依賴于保險公司的不同經營狀態，在投保人能夠有效預知得益結果的情況下，他會在保險公司選擇差錯經營時選擇不投保，因為投保會給他帶來負得益；而當保險公司規范經營時，投保人會選擇投保，達到他購買保險的理想狀態。因此在這個博弈的第二階段，保險公司的經營狀態對投保人起到決定作用。但要保險公司選擇得益C而不是得益B，則需要保險公司在得益C下的結果d大于得益B下的結果b，這樣保險公司才有動力去選擇得益C。
但從實際出發分析，我們了解：如果沒有有效地對保險公司網上經營情況的監管，而投保人又不能對保險公司的行為做出約束（出自我們的獨立性假設），則保險公司的得益C下的結果d往往和得益B下的結果b沒有區別。甚至由于規范經營要付出更多的經營成本，很有可能出現得益d要小于b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保險公司出于經濟人的思維自然會毫不猶豫選擇得益B，而投保人在預見到保險公司在第二階段選擇得益B自己獲得負得益的結果后，選擇在第一階段不投保。于是博弈在第一階段即告結束，網上保險開辦失敗。
幸運的是，我們博弈可以從兩方面進行修正。一是投保人可以對保險公司的行為進行約束，只要放松我們的獨立性假設，從而使得單次博弈的結果中第二階段保險公司的得益C的結果d大于得益B下的結果b（投保人可以通過投訴、聯合抵制等手段促成上述的結果），在這樣的情況下，保險公司出于經濟人的目的自然會選擇得益C；二是我們可以進行重復博弈。很明顯，重復博弈需要保險公司與投保人之間的長期關系。而剛才的博弈樹分析顯然是“一次買賣”，保險公司不能奢望投保人參與一個他自己此次吃虧的博弈。而N次重復博弈的得益Nd，則是一個相當巨額的利潤，遠遠大于保險公司通過一次投機所獲得的得益b。因此，在預見到N次重復博弈的理想結果下，保險公司有足夠的理由去選擇在第二階段的得益C，從而獲得投保人的信任與繼續支持，讓博弈能夠一直進行下去。
二、結論
從以上博弈分析我們了解，要發展網上保險業務，至少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努力：
1.加大網上保險業務的宣傳。很明顯，投保人要在我們的博弈樹中第一階段選擇投保，必須是在他知道已經有網上保險業務存在的條件下。因此，要讓投保人能夠在投保時選擇我們的網上保險，前期宣傳是必不可少的。在宣傳中，我們需要開動腦筋，用能為大眾接受和喜聞樂見的方式來宣傳網上保險。這方面，我們可以參考網上銀行的宣傳經驗，成立專門的宣傳部門，通過宣傳人員的不間斷、連續的工作。從網上保險的使用到網上保險的優點，真正為客戶全面解讀網上保險的功用。解除客戶的疑惑，消除客戶的后顧之憂，讓更多的群眾能夠接受網上保險，理解網上保險。
2.完善網上保險的法律環境。只有具備一個良好的法律環境，我國的網上保險才會取得迅速的發展。有了法律制度框架的保護，投保人才能夠放心地選擇網上保險進行交易。因此，有關部門應當針對網上保險的特點及風險成因，從我國網上保險發展的全局出發，加快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建立較為系統的網上保險法律體系，通過法律保護網上交易者交易的安全，為我國網上保險的發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我國的網上保險法律體系，應既包括關于保險資金的流通、網上保險欺詐與犯罪、網上保險監管等公法的內容，又應包括涉及網上保險與客戶、網上保險與網絡服務商之間權利義務關系的私法內容；應既包括確立網上保險法律關系中各當事人權利義務的實體規范，又包括實施各項權利義務的程序性規范。而且，相關法律法規的制定要具有前瞻性。由于網上保險依托的是計算機網絡技術，計算機網絡技術的發展速度非常迅猛，而各種法律法規為維護其權威性，不能頻繁地進行變動、更新，都具有穩定性的特點。因此，在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時，要將眼光放長、放遠，要在充分考慮計算機網絡技術發展趨勢的基礎上進行。
3.加強對網上保險的監管。監管部門應根據有關的法律法規對網上保險進行有效的監管，這對于網上保險業務的發展能起到較好的規范作用，能夠確保網上保險業務有序、健康的發展。但很明顯，只依靠上層監管的單方面監管是遠遠不夠的，針對網上保險風險的復雜性和從我們上面的分析可知，網上保險業務的監管體系應是一個由上層管理者、保險公司自身、投保人、專業媒體等多方構成的立體監管結構。市場調查公司或會計咨詢公司可以對網上保險的服務進行監管，投保人集團也可以對網上保險的服務質量及價格進行監管，新聞媒體也可以對網上保險遵守執行國家金融法律法規的情況進行監管。只有形成廣泛的社會監督，才能提高監管的效率和質量。才能讓網上保險的發展，走上一條健康而有序的道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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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分析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向美國出口額的影響，本文首先利用計量經濟學方法分析兩者的關系。上搜集了2005年1月至2006年12月中國對美國的出口總額（單位：千美元），從中國人民銀行網站上搜集了同時段各月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取一美元折合人民幣（平均數）。對兩個時間序列分別取對數，然后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見表1。結果顯示，不能拒絕兩者分別不是對方的格蘭杰原因的虛擬假設。因此，從實證方面來看，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向美國的出口額影響不大。
（二）基于美國出口政策的分析
按照國際經濟學理論，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匯率下降，本國貨幣升值，那么外國出口商品以本國貨幣標示的價格就會降低，從而外國出口商品的價格競爭力提高，本國從外國的進口量增加，進口額增加。人民幣升值，可以使美國商品在中國市場變得更便宜，從而增加中國對美國的進口。但是，由于比較優勢的作用，我國從美國進口的商品主要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商品，美國出于政治戰略的考慮，對我國從其企業進口該類產品設置了諸多限制。因此，人民幣升值不會使我國從美國的進口有很大幅度的增加，從而對我國從美國的進口額不會產生很大影響。
三、人民幣升值對中美貿易結構的影響
中美貿易是典型的互補型貿易，但是，在這種互補型貿易中，我國處于不平等地位。宗毅君（2006）計算了1990～2005年的中美相互貿易結合度。結果表明：美國對中國各年的貿易結合度都小于1，即貿易聯系較松散；而除1990年外，各年中國對美國的貿易結合度都大于2，即貿易關聯較緊密。由此可見，中美兩國在中美貿易中所處的地位不平等。
其主要原因，一是因為我國出口市場集中于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市場，二是因為我國出口到美國的是附加值較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從美國進口的卻是附加值較高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尤其是高科技產品。而這兩個原因又同我國目前的比較優勢和貿易形式相關。由于我國技術水平不高，但勞動力、土地等要素價格低廉，我國出口企業長期以來是依賴勞動力成本低帶來的價格優勢在美國市場競爭，出口的產品大多是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不高。又由于我國的出口貿易形式是以加工貿易為主，在相當數量的高技術產品出口中，我國企業僅僅扮演了裝配工廠的角色。即使是在一般貿易出口領域，有些高科技產品如電視機、手機等的確是中國生產，但這些產品的核心部件卻全部是中國從國外進口的。因此，我國產品在美國市場上主要通過低價大量銷售保證利潤，由此引起了美國市場上同業惡性價格競爭的情況時有發生，嚴重影響了中國產品在美國市場上的形象。
人民幣適度升值，將導致出口產品的美元價格上升，勢必擠壓出口企業的利潤空間。這樣可以最有效率地把那些技術含量與附加值低的、經營管理不善的、成本高且效益低的企業和產品排擠出海外市場，還可以迫使優勢企業積極改善經營管理，力爭在技術、品牌和營銷策略等方面取勝，依靠科技進步、品牌設計和產品質量獲取競爭優勢。同時，人民幣升值會降低先進設備的進口成本，從而有利于促進我國出口生產部門的技術進步與出口結構升級。另外，人民幣升值降低了我國企業海外投資的成本，有利于企業走出國門，進行產業轉移和技術學習，從而促使國內產業結構和出口貿易結構升級。
另外，從我國對美國的進口貿易結構來看，人民幣升值會使美國的出口產品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降低，只要美國對華出口限制政策有所松動，我國就會加大對美國高科技產品的進口力度。
四、人民幣升值對中美雙邊貿易條件的影響
中美雙邊的商品價格貿易條件為我國向美國出口商品的價格指數與我國從美國進口商品的價格指數之比。在人民幣升值的情況下，我國出口商可以選擇出口商品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不變，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上升，市場份額減小或者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不變，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下降，利潤下降；而美國出口商可以選擇出口商品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不變，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下降，市場份額擴大或者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不變，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上升，利潤增加。中美出口商面臨人民幣升值會選擇哪種價格調整的方式，取決于出口商品的價格彈性、市場競爭狀況以及中美雙方的貿易政策等。我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大多是需求價格彈性較小的商品，并且在美國市場上，我國的產品質量要優于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的產品，因此，在人民幣適度升值的情況下，我國出口商可能會提高出口商品的以美元標示的價格，因為這樣并不會使我國在美國市場上的份額大幅度萎縮。而美國出口到我國的商品大多是需求價格彈性較大的商品，且在我國市場上，美國廠商要面臨歐日等廠商的競爭，因此，美國出口商會選擇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不變，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下降來擴大市場份額。綜合這兩方面，人民幣升值會使我國出口商品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上升，而美國出口商品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不變，我國對美國的價格貿易條件得到改善。
另外，從長期來看，人民幣升值可改善我國對美國的雙要素貿易條件。雙要素貿易條件為商品價格貿易條件乘以我國出口品的勞動生產率指數與美國生產我國進口品的勞動生產率指數的比率。人民幣升值能促使我國出口企業提高勞動生產率，加快技術進步，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以保持競爭優勢，從而有利于改善我國對美國的雙要素貿易條件。
五、幾點結論和建議
1.本文分析了人民幣升值對中美貿易的影響，分析的前提是人民幣適度升值。小幅度的人民幣升值對中美進出口額的影響不大，從而對中美貿易收支的影響不大，并且適度的人民幣升值有利于改善我國出口貿易結構、價格貿易條件和中美雙要素貿易條件。這會使我國在中美貿易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得到提升。
2.由于人民幣升值對我國貿易收支的影響不大，而我國國際收支順差的剛性和良好的經濟增長態勢又對人民幣升值形成壓力。從長期來看，這樣會造成人民幣的惡性盤升。如果這種盤升是大幅度、快速式的，將不僅對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帶來消極影響，而且會超過我國經濟的消化能力，給宏觀經濟帶來不穩定因素。因此，我國政府要積極采取措施，使人民幣升值堅持小幅度、漸進式的原則，而我國企業也應采取措施來應對外匯風險。
3.宏觀上，我國政府應采取措施來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包括：逐步取消出口退稅，緩解經常項目順差的壓力；大力發展內需，減小外貿依存度；擴大對美國的進口，實行以出口帶動進口，以進口促進出口的貿易政策；加大“走出去”戰略的發展力度，緩解資本項目持續保持高額順差的壓力；加快建設人民幣遠期外匯市場以及加大對企業匯率風險的宣傳，提高金融衍生品的使用效率；在以一籃子貨幣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提高“微幅、雙向、穩重爬升”的調控藝術，適當放大浮動區間，配合其他政策，通過市場機制實現匯率水平向均衡水平的調整。
篇6
在全國商品房價格一路飆升進程中，隨著社會各階層人群收入水平差距的進一步拉大和我國城市化進程的迅猛發展，社會保障中關于中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的壓力越來越大，矛盾也日益突出。中低收入家庭購房可望而不可及已經成了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經歷了無數期待之后我國出臺了現行的經濟適用房政策，即政府提供無償劃撥土地，限定建設標準，供應對象和銷售價格，建設經濟適用房供給中低收入購房者。該項政策一度成為社會各界的希望，政府希望能借此消除由于房價過高而導致的不安定因素，實現“居者有其屋”的和諧社會。然而經濟適用房在實現其經濟和適用的社會保障特性時并不是一帆風順，出現了許多奇怪現象，諸如開發商不積極履行開發建設合同；經濟適用房最終為富人擁有等問題。這樣就與政府推行經濟適用房政策的初衷相違背。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將用經濟學中的博弈論理論來加以分析。
二、基本假設
1、參與人是理性的,即嚴格追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
2、僅考慮純戰略的情況。
3、“補磚頭”和“補人頭”。基于2004年5月13日建設部、國家發改委、國土資源部、中國人民銀行聯合的《經濟適用房管理辦法》的界定，目前我國經濟適用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優惠，限定建設標準，供應對象和銷售價格，具有保障性質的政策性商品住房。假設該政策為“補磚頭”；將政府對中低收入購房者僅提供資金補貼假設稱為“補人頭”。“補人頭”時，經濟適用房開發建設過程和普通商品房一樣，只是在銷售階段對有資格的中低收入購房者提供資金補貼，其資金補貼額等于土地出讓金與部分稅費之和，即將“補磚頭”時的優惠補貼給中低收入購房者。
4、“正向努力”和“逆向努力”。房地產開發商積極履行建設合同，努力通過技術改進和有效管理降低開發成本稱為“正向努力”，反之稱為“逆向努力”。
三、模型組成要素
本文應用的是完全信息靜態博弈中的策略型表述，主要由以下三部分組成：
1、局中人。即博弈的參與者，他們是博弈的決策主體。本模型中參與者甲指政府，參與者乙指房地產開發商。
2、策略。指每個參與人在博弈中可以選擇采用的行動方案。本模型中參與者甲的策略為s1i∈S1i=（s11,s12）=(補磚頭，補人頭),參與者乙的策略為s2i∈S2i=（s21,s22）=(正向努力，逆向努力)。
3、支付函數。支付是指參與人從各種策略中獲得的收益。經濟適用房中政府的支付函數U(s1i)=R+F-C1-C2-E
R指土地的出讓金，F指相關稅收，C是政府政策的監督成本，可細分為對開發商認真履行合同的監督成本C1和對購房者的監督成本C2，E是政府對中低收入購房者的資金補貼。
作為理性人，開發商的支付函數有兩種，當政府采用“補磚頭”政策時:
C\''''=（P-∑Cj-C\''''\''''）÷r
式中r為經濟適用房開發中開發商的利潤率，∑Cj為開發商開發經濟適用房的各項直接成本之和，a為常數系數，k為大于1的常數，C\''''\''''為開發間接成本。P為中低收入家庭能夠接受的經濟適用房最高價格。
公式說明：根據《經濟適用住房價格管理辦法》中的規定，經濟適用房開發商的利潤率不能超過開發直接成本的3%，這遠低于一般商品住房開發的利潤率，因此開發商的利潤實際上成了開發直接成本的函數，利潤在一定程度上會隨著開發成本的增加而增長，當成本增加引起的經濟適用房價格上升到中低收入購房者能夠接受的最大限度時，開發商的利潤開始隨著成本的增加而降低。
當政府采用“補人頭”方式時:
U(s2i)=Q×P－Q×∑Cj－Q×∑Cj\''''\''''
此時將經濟適用房開發建設放入商品房開發建設的大市場環境中,在短期內，市場價格P不變。基于城市規劃對建筑密度和容積率都有限制，以保護居住環境，防止房地產開發商過渡開發所帶來的外部負效應，住房開發量Q應該有上限值Qmax，通常開發商為追求利潤最大化，開發時總是取Q=Qmax，于是此時U-i=Qmax×P－Qmax×∑Cj－Qmax×∑Cj\''''\''''，即開發商的支付函數實際為各項成本之和的函數。開發商的利潤會隨著開發成本的增加而降低，隨著開發成本的降低而增加。
四、占優戰略均衡分析
1、對于政府。其策略為s1i∈S1i=（s11,s12）=(補磚頭，補人頭)，支付函數U=R+F-C1-C2-E
當s1i=s11=“補磚頭”時，根據《經濟適用房管理辦法》的規定，土地出讓方式為政府劃撥即土地成本為0，而且稅收優惠1/2，取值F/2，但是沒有資金補貼。于是在政府采用“補磚頭”政策時，其支付函數U（s11）=F/2-C1-C2。
當s1i=s12=“補人頭”時，由于將經濟適用房開發商視同為普通商品房開發商，相對于“補磚頭”時，政府對開發商的監督成本為0，同時和對待普通商品房一樣政府收取全額土地出讓金和各項稅費(即此時的稅費相當于“補磚頭”時的2倍，取值F)，而根據模型的假設，政府對購房者的資金補貼為E=R+F/2，于是：
U（s12）=R+F-C2-（R+F/2）
U（s12）-U（s11）=［R+F-C2-（R+F/2）］-［F/2-C1-C2］=C1
由以上公式可以看出，假如政府采取“補人頭”政策，即使將全部土地出讓金和一半的稅費用來補貼經濟適用房購買者，那么還可以節省下對于開發商的監督成本C1，當然指的是相對于“補磚頭”時的監督成本，并不是說對開發商沒有監督。為了方便計算和比較，不妨將公式進一步簡化，令U（s11）=0；U（s12）=C1（C1為正數）
2、對于開發商。在分析開發商的效用時，直接量化不容易，筆者在此根據支付函數的內涵用量化利潤率來代替說明。
當政府采用“補磚頭”政策時，其支付函數為：C\''''=（P-∑Cj-C\''''\''''）÷r
開發商的策略為s2i∈S2i=（s21,s22）=(正向努力，逆向努力)。當s2i=s21=“正向努力”時，即開發商按照普通商品房經營方式運作經濟適用房，在提高產品質量的同時努力通過技術改進和管理水平提高來降低成本，但這樣做的結果只是可以降低經濟適用房價格卻并不能明顯增加開發商利潤率，因為按規定最高才是3%，假設開發商為追求利潤最大化取最高利潤率3%;當s2i=s22=“逆向努力”時，根據此時的支付函數形式，開發商的收益其實是開發直接成本的函數，開發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過增加成本而提高利潤，同時通過虛增成本和成本轉移這些在信息不完全對稱的情況下很難查知的方式適當提高其利潤率，比3%高，但不會太高，假設為6%。
當政府采用“補人頭”方式時，其支付函數為：U(s2i)=Q×P－Q×∑Cj－Q×∑Cj\''''\''''
據調查我國目前房地產市場上正常情況下普通商品房的利潤率約為10%，開發商的策略s2i=s21=“正向努力”時，根據支付函數形式，隨著開發成本的降低其收益將會增加，利潤率提高，可超出10%，假設取11%；相反s2i=s22=“逆向努力”時，利潤率將會低于10%，假設取9%。
通過上述博弈分析，將效用組合結果列表如下：
由表可知，博弈中的占優戰略組合為（s12，s21）（“補人頭”，“正向努力”），即政府應采用“補人頭”方式，房地產開發商通過努力提高技術和管理水平來實現利潤最大化是經濟適用房的良性循環之路。
四、結論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政府積極采取經濟適用房政策來緩解社會中低收入階層的住房壓力是正確的。但是在分析中，通過與“補人頭”政策的對比，暴露出了現行經濟適用房政策的根源，也預示著新的改進方向。
第一，現行經濟適用房政策中規定的3%的利潤大限，違背了開發商的根本利益和市場經濟法則，開發商背負了部分本不屬于自己的職能，這顯然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從而導致了政策執行過程中的困難，也出現了許多荒唐的現象，比如將經濟適用房賣給擁有豪華轎車的富人們，比如將經濟適用房建設成大平米的豪宅等等。
而如果采用“補人頭”政策，將經濟適用房并入普通商品房市場上，對于房地產開發商有足夠的利潤激勵其采用新技術，提高管理水品，從而節約社會資源和進行良性競爭。與此同時，政府通過將征收的足額土地出讓金和部分稅費補貼給有資格的中低收入購房者，來實現經濟適用房的職能，保證了開發商利益的同時，也保障了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有效的避免了現行經濟適用房政策中3%利潤大限所帶來的種種弊端。
第二，現行經濟適用房政策加大了政府執行該項政策成本，在低利潤率限制條件下，開發商開發經濟適用房無非有兩種可能，一種是房地產公司通過開發一兩個經濟適用房項目來作為點綴，其實是相當于通過少掙的利潤來作宣傳增加知名度了；第二種便是房地產公司“逆向努力”來增加收益，比如通過虛增成本，成本轉移等方式增加收益和利潤率，或者干脆賄賂政府中不稱職官員改變土地用途直接獲取暴利。對于第二種可能，政府要很好地執行政策必然會付出更多的監督成本，增加了政府的負擔，降低了政策執行效率。而“補人頭”方式中，政府只需按照普通商品房的監督方法來管理經濟適用房的開發建設，以及對購房受補貼的必要監督，不用再增加成本來監督開發商認真履行合同了。
【參考文獻】
[1]王文舉：博弈論應用與經濟學發展，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M]，2004。
篇7
隨著移動通信、光纖通信、云計算、多媒體等技術的快速發展，有效促進了社交網絡平臺的普及和應用，已經誕生了QQ、微信、微博、BBS、Twitter、Facebook等社交網絡平臺，這些社交服務采用了SNS模式，可以為人們提供交友、購物、學習等多種服務，擴大了人們生活交際的渠道和平臺，進一步改善人們的生活質量和水平[1]。社交網絡發展過程中，訪問控制一直是人們研究的重點，論文基于筆者多年的研究，詳細地分析了社交網絡應用發展過程，探討了基于博弈論的社交網絡訪問控制應用設計功能，構建完善的用戶信任機制、損益機制和病毒防御機制，能夠提高社交網絡訪問控制能力和成效。
2、社交網絡應用分析
隨著Web2.0的誕生，人們社交服務采用的SNS平臺已經得到了廣泛應用，其以人為本，具有真實化、個性化、互動性等多種特征，目前已經誕生了多種SNS網站，比如LinkedIn、微博、BBS等[2]。具體的社交網絡應用發展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高校型SNS平臺。高校SNS平臺發展起步較早，一直走在社交網絡的前言，目前常用的高校社交網絡平臺為人人網、BBS、Facebook等，擴展了高校學生交友、學習、就業渠道，豐富高校學生的精神文化生活，
（2）商務型SNS平臺。商務交往是企業發展的重要途徑，商務活動是企業推廣產品、市場營銷的重要任務，構建商務型SNS平臺，可以為企業構建商務圈，為企業發展提供合作交流、洽談渠道，目前最為常用的商務SNS平臺為LinkedIn，該平臺擁有將近7500萬家企業入住，涉及電商、旅游、工業、農業等多個領域。
目前，隨著SNS服務平臺引入更加先進的推廣技術，社交網絡在各個領域如雨后春筍，誕生了飯否、美團、占座等多個平臺，覆蓋了人們工作、生活和學習的各個領域，促進了人們生活信息化、便捷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義。
3、博弈論在社交網絡訪問控制中的應用設計
3.1構建完善的用戶信任機制
目前，許多網絡構建信任機制常用的方法是根據網絡節點操作記錄，判定使用主體可信度[3]。社交網絡用戶信任可以利用博弈論的網絡節點信任數值計算方法，確定用戶的信任度，計算過程中利用的數據包括用戶注冊時間、發帖數量和朋友圈人數等，具體的計算方法如下：
（1）用戶驅動方法。用戶驅動方法可以根據自己的社會關系、朋友圈確定用戶信任度，比如用戶和朋友圈的許多人都擁有一個共同好友，則該好友的可信度就判定為較高，比較符合用戶的實際情況，具有較高的靈活性。
（2）機器驅動方法。機器驅動方法可以通過SNS平臺的發現機制、推薦機制進行執行，平臺可以搜集用戶的詳細信息，利用用戶的瀏覽記錄、消費記錄等行為，統計計算用戶的信任值，可以迅速、客觀、簡單地分類用戶，具有自動推薦等特點。
（3）混合驅動方法。混合驅動方法在集成用戶驅動、機器驅動等方法的優點，自動計算和確定用戶信任度，為用戶推薦朋友圈，并且通過用戶判定之后方可建立信任機制，提高了信任可識別性，具有重要的作用。
3.2構建用戶損益機制
社交網絡用戶損益是通過朋友圈人數進行確定的，朋友圈人數越多，收益越大，朋友圈人數越少，損失就越大。但是，用戶朋友越多，個人信息和隱私泄露的概率就變大，為用戶信息帶來了較大的風險。構建用戶損益機制，可以防止網絡欺騙，鼓勵用戶之間真誠交流。基于博弈論的用戶損益機制包括欺騙與非欺騙服務、誠實與拒絕服務等博弈策略。如果用戶認為來訪人員帶來的損失超過收益，存在欺騙訪問行為，可以通過網絡將舉報信息發送至服務器或管理員處，通過監管對訪問人員進行懲罰；當系統認為收益超過損失，判定為誠實訪問，將其列入到用戶的朋友圈，擴展用戶的朋友圈人數，提升用戶收益。基于博弈論的用戶損益機制可以較為準確地識別欺騙訪問、誠實訪問，強化欺騙訪問的處罰力度，促使用戶不能使用社交網絡實施欺騙行為，減少欺騙用戶數量，提高誠實訪問用戶數量，促進社交網絡能夠健康運行和發展。
3.3構建網絡病毒防御機制
隨著社交網絡服務平臺的普及，其在為人們帶來高質量、信息化生活的同時，也為人們帶來了潛在的安全威脅，造成人們的信息丟失，進而錢財、生命安全受到侵害，嚴重的損害了社交網絡正常運行和發展。基于博弈論的網絡病毒防御機制可以將用戶進行分類，分別是合法用戶、攻擊威脅用戶，這兩種用戶屬于非合作性質的博弈，一方的損失必然伴隨一方的獲利，是一種非零和的博弈，兩者之間的損失和收益是不對等的，并且博弈策略偏向維護合法用戶，也就是收益時對合法用戶影響較大，損失時對攻擊威脅用戶影響較大，這種策略可以阻止網絡攻擊，降低病毒對社交網絡合法用戶的侵害，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義。
4、結束語
隨著社交網絡平臺的快速誕生，社交網絡保存了海量的用戶信息，因此亟需提高訪問控制管理水平，以便保證用戶信息的安全性。論文基于博弈論設計了一種訪問控制方法，可以構建用戶信任機制、損益機制和病毒防御機制，更加符合人們參與社交網絡的應用背景，提高人們社交服務的信息化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1]孟憲佳，馬建峰，王一川，等.面向社交網絡中多背景的信任評估模型[J].西安交通大學學報，2015，49（4）：7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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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劉娜，葉春曉.線上社交網絡訪問控制模型綜述[J].計算機系統應用，2014（5）：1-7.
作者簡介
篇8
一、企業偷逃稅與稅務機關的博弈分析
假定企業納稅人欲通過偷逃稅手段減輕稅負,模型中只考慮稅務機關行為對企業偷逃稅行為的影響,此時的博弈雙方是企業和稅務機關。博弈模型的建立:局中人(1)企業,局中人(2)稅務機關。博弈雙方的策略:企業為偷逃稅或不偷逃稅也不籌劃,稅務機關為稅務查獲或未查獲。這里仍作如下假設:偷逃稅款額為T,被稅務機關查獲的概率為P,查獲后應補繳稅款為T,加收滯納金并處罰金為C32,查獲后用于尋租以減輕處罰的支出為F,因此影響預期收益的因素有T、P、C32、F(為研究上的方便,這里不考慮企業開展偷逃稅行為的額外成本支出,如設置兩套賬成本、心理成本等)。根據假設條件分析得出企業納稅人的得益矩陣,如圖1所示[1]:
從可以分析得出,納稅人的預期收益為:
U=T×(1-P)+(-C32)×P
=T(1-P)-C32×P=T(1-P)-λT×P
=T[1-(1+λ)P]
其中稅收處罰率λ=C32/T,當T[1-(1+λ)P]>0,即(1+λ)P<1的情況下,納稅人將獲取偷逃稅收益U>0,此時企業就有了偷逃稅的經濟激勵;但企業并不一定選擇偷逃稅行為,其具體行為的選擇取決于納稅人的依法納稅意識和稅法遵從度[1]。
當T[1-(1+λ)P]<0,即(1+λ)P>1的情況下,納稅人偷逃稅收益U<0,此時企業偷逃稅行為是不經濟的,但企業不一定選擇不偷逃稅。這里需要考慮一個特殊因素——稅務尋租,當不存在稅務尋租途徑時,由于偷逃稅的預期收益小于零,企業不會選擇完全不經濟的偷逃稅行為;當存在稅務尋租途徑,企業的具體行為選擇取決于尋租支出F和逃稅支出T+C32之間的關系。若F>T+C32,則企業納稅人不會選擇偷逃稅行為,若F具體來說,在稅收處罰率λ既定的情況下,當查獲概率P<1/(1+λ)時,企業的理性納稅行為是偷逃稅行為;當查獲概率P>1/(1+λ)時,企業的理性納稅行為是納稅遵從,但在存在稅務尋租的特殊情況下企業的納稅遵從也有可能轉化為偷逃稅行為。在企業偷逃稅行為被查獲的概率P既定的情況下,當稅收處罰率λ<(1-P)/P時,企業傾向于偷逃稅的理性納稅行為;當稅收處罰率λ>(1-P)/P時,企業傾向于依法納稅。因此,為有效遏制納稅人的偷逃稅行為,稅務部門應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是加大稅收稽查力度,二是加大稅收處罰力度,提高違法行為的查獲概率和稅收處罰率,從而促使納稅人依法納稅。
二、企業稅務籌劃與稅務機關的博弈分析
嚴格意義上講,稅務籌劃是符合國家立法意圖的一種合法行為,但這種“合法性”客觀上還需要稅務行政執法部門的“確認”,而在這一確認過程中客觀存在著稅務行政執法的偏差,使得企業稅務籌劃的成功與否存在很大程度的不確定性。對企業和稅務機關來說,二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主要表現在企業無法準確預測稅務機關對企業稅務籌劃行為的認定態度,稅務機關也不可能完全掌握企業所有真實的納稅信息[2]。因此,企業納稅主體與稅務機關成為非完全信息博弈下的雙方主體。
假定企業所處的環境是一個穩定的經濟環境,則企業優先選擇開展稅務籌劃,模型中只考慮稅務機關行為對企業稅務籌劃的影響,此時的博弈雙方是企業和稅務機關[3]。博弈模型的建立:局中人(1)企業,局中人(2)稅務機關。博弈雙方的策略:企業為籌劃或不籌劃,稅務機關為稅務稽查或不稽查。這里仍作如下假設:企業開展稅務籌劃的直接成本為C1,機會成本為C2,稅務籌劃被稅務機關認定為違法行為的風險成本即加收滯納金和稅收處罰的金額為C32;企業稅務籌劃的節稅利益為T;稅務機關進行稅務稽查的稽查成本為C。
當企業選擇了開展稅務籌劃,稅務機關具有進行稅務稽查或不進行稅務稽查這兩個選擇。當稅務機關不進行稅務稽查時,企業的收益函數為U=T-C1-C2;當稅務機關進行稅務稽查時,如果認為企業的稅務籌劃是合法的,此時企業的收益函數為U=T-C1-C2;如果認為企業的稅務籌劃是違法的,此時企業的收益函數為U=-C1-C2-C32[4]。
由于受稅收征管力量和水平的影響,稅務機關客觀上并不對每個企業開展稅務稽查。假設企業估計稅務機關開展稅務稽查的概率為P1,不開展稅務稽查的概率為1-P1;稅務機關開展稅務稽查的情況下,對企業稅務籌劃“合法性”的認定概率為P2,對企業稅務籌劃“非合法性”的認定概率為1-P2,則企業開展稅務籌劃的期望收益為:
U=(T-C1-C2)×(1-P1)+(T-C1-C2)×P1×P2+(-C1-C2-C32)×P1×(1-P2),企業不開展稅務籌劃的期望收益為:U=0。
(一)稅務機關的策略選擇
盡管稅務機關開展稅務稽查的目的在于嚴格稅收征管,監督企業依法納稅,現實中并不一定遵循成本收益原則,但為了研究上的方便,這里假定稅務機關也是理性經濟人,在選擇稅務稽查時遵循成本收益原則。當企業開展稅務籌劃時,稅務機關開展稅務稽查的期望收益為:U=-C×P2+(T+C32-C)×(1-P2);稅務機關不開展稅務稽查的期望收益為:U=0。當企業不開展稅務籌劃時,稅務機關開展稅務稽查的期望收益為:U=-C;不開展稅務稽查的期望收益為:U=0。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當企業開展稅務籌劃時,只有當稅務機關的期望收益U=-C×P2+(T+C32-C)×(1-P2)>0,即P2<(T+C32-C)/(T+C32)時,稅務機關應選擇稅務稽查策略;當企業不開展稅務籌劃時,稅務機關應采取不稽查策略。
(二)企業稅務籌劃的一般策略選擇
當稅務機關開展稅務稽查時,若企業估計稅務機關對企業的稅務籌劃認定為合法時,企業將選擇籌劃策略以取得稅收收益,此時企業稅務籌劃的期望收益為:U=T-C1-C2,且U>0;若企業估計被認定為違法行為時,企業將選擇不籌劃策略,此時企業稅務籌劃的期望收益為:U=-C1-C2-C32<0。即當稅務機關開展稅務稽查情況下,企業的收益函數:
P2>(C1+C2+C32)/(T+C32),
此時企業應選擇開展稅務籌劃策略;當稅務機關不開展稅務稽查時,因為T-C1-C2>0,企業應選擇稅務籌劃策略。只有當企業開展稅務籌劃的期望收益:
P1×(1-P2)<(T-C1-C2)/(T+C32),
此時企業選擇稅務籌劃策略。
結合前面對稅務機關與企業稅務籌劃的策略選擇分析,只有當(C1+C2+C32)/(T+C32)
三、企業特殊策略選擇的經濟博弈分析
這里的特殊策略選擇是指企業納稅人在一定的外部環境下,為減輕稅收負擔所選擇的合法籌劃或非法籌劃,即選擇合法的稅務籌劃行為還是違法的偷逃稅行為[5]。假定在相對穩定的稅收環境下,企業欲通過一定手段減輕自身稅負,模型中只考慮稅務機關行為對企業行為選擇的影響,此時的博弈雙方是企業和稅務機關。博弈模型的建立:局中人(1)企業,局中人(2)稅務機關。博弈雙方的策略:企業為偷逃稅或稅務籌劃,稅務機關為稅務稽查或不稽查。
這里仍作如下假設:節稅額為T,稅務機關的稽查概率為P3,并假定企業的偷逃稅行為一旦稽查即被查出,而企業的稅務籌劃行為被認定為合法;偷逃稅被查獲后應補繳稅款為T,加收滯納金并處罰金為C32,企業開展稅務籌劃的直接成本為C1,機會成本為C2。因此影響偷逃稅行為預期收益的因素有T、P3、C32,影響稅務籌劃行為預期收益的因素有T、C1、C2(這里不考慮企業開展偷逃稅行為的額外成本支出,也不考慮現實中可能存在的稅務尋租成本)。為研究上的方便,現引入三個相對率指標反映這些不同的影響因素:一是稅收處罰率λ,即λ=C32/T;二是稅務籌劃節稅成本率δ,即δ=(C1+C2)/T,三是稅務稽查概率P3。可以分析得出納稅人偷逃稅的預期收益為:
U1=T×(1-P3)+(-C32)×P1
=T(1-P3)-C32×P3
納稅人稅務籌劃的預期收益為:
若U2=(T-C1-C2)×(1-P3)+(T-C1-C2)×P3=(T-C1-C2);
則U1-U2=(C1+C2)-(T+C32)×P3。
當U1=U2,即:
(C1+C2)-(T+C32)×P3=0時,企業采取偷逃稅行為與開展稅務籌劃行為取得的預期收益是一致的。對該式進行調整分析,兩邊均除以T,則得出δ-(1+λ)P3=0。在λ和P3既定的條件下,當U1-U2>0,即稅務籌劃節稅成本率δ>(1+λ)P3時,企業偷逃稅行為的預期收益大于開展稅務籌劃的預期收益,此時企業的最佳選擇是偷逃稅行為;當U1-U2<0,即稅務籌劃節稅成本率δ<(1+λ)P3時,企業開展稅務籌劃的預期收益大于偷逃稅行為的預期收益,此時企業的最佳策略選擇是開展稅務籌劃。因此,企業應盡可能降低稅務籌劃節稅成本率,以提高稅務籌劃行為的經濟效益。
在δ和P3既定的條件下,當U1-U2>0,即稅收處罰率λ<(δ-P3)/P3時,企業偷逃稅行為的預期收益大于開展稅務籌劃的預期收益,此時企業的最佳選擇是偷逃稅行為;當U1-U2<0,即稅收處罰率λ>(δ-P3)/P3時,企業開展稅務籌劃的預期收益大于偷逃稅行為的預期收益,此時企業的最佳策略選擇是開展稅務籌劃。因此,稅務機關應加大稅收處罰力度,遏制納稅人的偷逃稅行為,促進企業開展合法的稅務籌劃行為。
在δ和λ既定的條件下,當U1-U2>0,即稅務稽查概率P3<δ/(1+λ)時,企業偷逃稅行為的預期收益大于開展稅務籌劃的預期收益,此時企業的最佳選擇是偷逃稅行為;當U1-U2<0,即稅務稽查概率P3>δ/(1+λ)時,企業開展稅務籌劃的預期收益大于偷逃稅行為的預期收益,此時企業的最佳策略選擇是開展稅務籌劃。因此,稅務機關應加大稅務稽查力度,引導企業減輕稅收負擔的方式由違法的偷逃稅行為轉向合法的稅務籌劃行為。
四、結語
經濟激勵是影響企業理性納稅行為的根本誘因。偷逃稅作為一種違法行為,其可能的預期收益客觀上受稅務機關查獲概率、稅收處罰力度等因素的影響。企業稅務籌劃作為一項合法的理財行為,其預期收益客觀上受稅務籌劃節稅成本率、稅務機關對稅務籌劃的合法性認定等因素的影響。因此,為了有效遏制或減少納稅人的偷逃稅行為,引導和促進企業開展合法的稅務籌劃行為,稅務機關應加大稅務稽查力度,加大對偷逃稅等違法行為的稅收處罰力度,減少納稅人偷逃稅的收益預期,有效降低納稅人偷逃稅行為的內在經濟激勵。同時,加強稅務機關人員的職業道德與業務素質教育,從根本上堵住納稅人稅務尋租的源頭,科學認定納稅人的稅務籌劃行為,從而切實體現稅收執法的嚴肅性和公正性。對于企業納稅人來說,應在依法納稅的基礎上運用科學的稅務籌劃手段減輕自身稅收負擔,盡可能減少稅務籌劃成本支出,降低稅務籌劃節稅成本率,以取得較好的稅務籌劃效果。在此基礎上,納稅人依法開展稅務籌劃、依法納稅,稅務機關依法征稅,這樣才能真正體現和諧的稅收征納關系,實現“稅企雙贏”的最佳效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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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張曉美.企業稅收籌劃研究——基于風險控制、效應的探討[D].重慶:重慶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
篇9
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管理的逐漸普及和深化，使得知識共享的地位日益突出。知識共享作為知識管理的關鍵環節，在提高企業對環境的應變能力和知識創新能力方面有巨大的推動作用。越來越多的企業清楚地認識到，只有致力于知識的共享，才能把分散于個體頭腦中的零星知識整
1文獻回顧<
在知識經濟中，絕大部分知識將通過共享得到應用，個人獨占形式的知識將微不足道，共享成為知識價值實現的一種形式，也成為知識增值發展的一種途徑。鑒于知識共享的價值和重要性，國內外已有研究人員就知識共享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企業文化論文，國內對知識共享的研究要晚于國外。通過文獻的查詢和閱讀發現目前國內的研究方向大致集中在對企業知識共享中存在的障礙及對策的分析，如文獻[1]；對知識共享機制的研究，如文獻[2]的研究；企業文
2企業研發團隊知識共
2.1知識共享
知識共享（Knowledge Sharing）的概念是伴隨著知識管理理論和實踐的產生而出現的，在最初的知識管理研究中，學者們只是把知識共享看作知識管理的一個子內容來研究。隨著知識管理理論及其實踐的逐漸普及和深化，管理者們逐漸認識到組織實施知識管理的
對于知識共享的概念，目前學術界還沒有統一的定論。很多學者用不同的文字從不同的角度對知識共享進行了解釋和描述，如有的學者從溝通的觀點用知識轉移（Knowledge Transfer）來描述知識共享，認為知識是通過個體之間的溝通交流來實現知識從擁有者到接受者的轉移[2]；有的學者從知識社區的視角用知識擴散（Knowledge Distribution）來描述知識共享，認為知識共享就是知識在知識社區內的擴散過程，從而實現知識的增值[6]；還有的學者從市場交易的觀點用知識交易（Knowledge Transaction）來描述知識共
2.2企業研發團隊的
企業研發團隊的知識水平決定了企業開發新產品的能力。企業研發團隊的成員都是高水平的知識工作者，都擁有很專業的知
結合以上關于知識共享的定義和企業研發團隊的實際，可以將研發團隊的知識共享理解為將研發團隊中從屬不同個體的知識進行整合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研發團隊成員之間不斷地進行溝通和學習小論文。在知識共享的過程中，研發團隊中作為知識提供者的個體成員將其本身所擁有的知識、技能、經驗等外化，提供出來，以獲得某種有形或無形的收益；而作為知識接收者的其他成員通過各種方式與知識提供者互動學習
3企業研發團隊知識共享的
3.1進化博弈
進化博弈論（Evolutionary Game Theory）是近年來博弈理論的新發展，最初產生于生物學領域。進化博弈論是基于生物進化論，以有限理性為前提的實用性較強的博弈理論，它突破了傳統博弈論對參與人完全理性假定的限制。以進化理論為基本的進化博弈理論的基本思路是：在具有一定規模的博弈群體中，博弈雙方進行著反復的博弈活動[2]。進化博弈論遵從生物進化論中“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基本原則。在進化博弈論中，由于有
在進化博弈論中企業文化論文，最核心的概念是“進化穩定策略”（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 ,ESS）和“復制動態”（Replicator Dynamics）[8]
若策略s*是一個ESS，當
s*構成一個Nash均衡（即對任意的s，有u (s* ,s*)
如果s*s滿足u (s* ,s*)= (s*,s)，則必有u(s* ,s*)>u(s,
復制動態實際上是描述某一特定策略在一個種群中被采用的頻數或頻度的動態微分方程。根據進化的原理，一種策略的適應度或支付（Payoff）比種群的平均適應度高，這種策略就會在種群中發展，即適者生存體現在這種策略的增長
=[u(k ,s)-u(s ,s)],k=1,2…K
其中為一個種群中采用策略k的比例，u(k ,s)表示采用策略k時的適應度，
3.2研發團隊知識共享進化
由于掌握知識的個體的創新能力高于沒有掌握的個體，所以其所得的企業報酬相對要高，加之知識共享使得員工充滿不安全感，于是就產生了知識共享的障礙，這里將這些障礙因素看作一個綜合效益參數。
研發團隊知識共享的進化博弈的支付
表1 博弈雙方的支
知識共享者S
知識獨占者M
共享（Co）
篇10
筆者個人認為本作文題確實在框架內落實了這一重要指導思想，非常鮮明地彰顯了“立德樹人”的這一核心指導思想。雖然命題形式發生變化，但是考查目標和能力要求并未改變。這就實現了今年高考題“保持穩定”的整體目標。
二、試題解讀
面對2016年全國1卷出現的漫畫作文，只要我們認真讀圖，認真閱讀作文要求，就會發現，這樣的作文形式是傳統的材料作文和“任務驅動型”材料作文的延續與創新。漫畫作文在高考中并不鮮見，恢復高考以來，在全國試卷中曾出現多次。
漫畫類材料作文，其實，只要把握了漫畫的正確的、核心的寓意，作文的觀點也就迎刃而“立”了。但是，漫畫的寓意并不容易把握。根據漫畫的特征，我們可以總結出讀懂漫畫的幾個方法：
首先，由于漫畫運用夸張或歪曲的手法呈現現實，那就需要在漫畫與現實生活之間建立某種必要的聯系，從而讀懂漫畫。
其次，由于漫畫往往與設定人物有關，那就需要讀者把握人物的外在的行為、動作、表情、語言等，并且透過現象，把握人物的特點。
再次，由于漫畫“筆法簡單”，線條單一，往往只是事物或人物輪廓的勾畫，那就更需要讀者還原線條背后豐富的意蘊。
最后，由于漫畫往往對現實往往充滿了諷刺或批判。那就需要讀者善于把握漫畫所諷刺、批判的社會現實，在此基礎上剖析出正確的結論。
對于2016語文高考全國Ⅰ卷中的這幅漫畫，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兩種視角進行審題構思：
第一，該漫畫其實是由兩部分構成，每一部分是由兩個人物組成。第一部分是，一個孩子拿著100分的成績單，眉開眼笑，臉上有爸爸媽媽親吻過的痕跡；另一個孩子拿著55分的成績單，愁眉苦臉，臉上有印跡清楚的巴掌印。第二部分正好相反，第一個孩子拿著98分的成績單，愁眉苦臉，臉上有印跡清楚的巴掌印，第二個孩子拿著61分的成績單，眉開眼笑，臉上有爸爸媽媽親吻的痕跡。其中，四個分數、兩個唇印、兩個巴掌印所代表的意義，需要考生首先把握。
第二，該漫畫的每一個部分的兩個孩子之間，其實也形成了某種對比。即第一個孩子的100分與第二個孩子的55分，第一個孩子的98分與第二個孩子的61分之間，也存在某種內在的對比關系。該漫畫的兩個部分是一個整體，而且兩部分之間構成了對比關系。也就是說，第一個孩子的100分與98分之間，第二個孩子的55分與61分之間，形成了某種縱向的對比。
三、立意分析
這道作文題要求考生“結合材料的內容與寓意”進行寫作。題目要求“明確文體”，其隱含的意思是文體不限，但一旦選擇了某種文體，就應該按照該文體的形式規范進行寫作。所謂材料的內容，就是漫畫本身的外在表現，即畫面本身的內容，而材料的寓意，則是漫畫所反映出來的某種精神理念或現實觀念。在這些要求的前提下，本材料作文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
首先，如果我們著眼于同一個孩子的分數對比，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即現實生活中，特別是在學生的學習中，存在著一種“唯進步主義”的傾向。對于這種傾向，需要我們辯證看待。第二個孩子第一次考了55分，第二次考了61分，面對這種進步，家長和孩子都開心。對于第一個孩子，第一次考了100分，第二次考了98分，家長和孩子不開心的原因是成績退步了。這就要求我們能夠辯證看待孩子成績的進退，特別是在一個不能改變的大環境下，理智地看待成績的進退，無疑是正確的做法。
其次，如果再仔細分析這四個分數，我們還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即“標準化的分數”不僅限制了孩子的自由，同時也給家長帶來了心理扭曲。第一個孩子之所以愁眉苦臉，挨了家長的巴掌，是因為偏離了“最高標準”，第二個孩子之所以喜笑顏開，得到家長的贊賞，是因為達到了“最低標準”。從這個現象出發，我們可以反思分數標準與實際的等級含義之間的關系，二者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邏輯關系。
再次，四個分數的對比，巴掌印與唇印的對比，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對孩子的教育，切不可“唯分數至上”。
最后，這幅漫畫其實也在批判家長教育孩子的教育方法。這幅漫畫從側面反映出了當前家庭教育中存在的一些問題。當我們著眼于孩子的表情與分數之間的對比時，要善于培養積極樂觀的心態，讓孩子在一個寬松的環境中健康成長。
四、備考啟示
這樣的命題形式帶給我們諸多啟示：寫作能力的提高無終南捷徑可走，尤需加強訓練。那種僅靠突擊、或者背優秀作文選、準備幾段漂亮的文段，在考試時“押寶”式備考已經不能適應高考作文改革的需要。鼓勵學生關注社會，關注人生，寫真實的感受和獨特的見解，應成為教師指導學生寫作的標桿。所謂的寫作技巧，如果失去了學生豐厚的閱讀功底和寫作實踐這一基礎，只會成為“空中樓閣”。
篇11
建國以來，廣播文藝經歷過一個由被動制作到主動創作的過程。或者說，是一個從為人作嫁到自己走路的過程。
50年代初，廣播隊伍初建，歸屬于新聞宣傳口（），而不是文化藝術口（文化部）。電臺強調要成為黨和政府的喉舌，成為人民的喉舌。上情下達，下情上達，廣播是媒介和工具。當時新聞類、文藝類節目被稱作“新聞廣播”、“文藝廣播”，還沒有“廣播新聞”、“廣播文藝”的提法。如果說新聞節目是報紙的“有聲版”的話，那么文藝節目便是社會文藝的“錄放版”。文藝編輯有兩大任務：一，政策把關；二，編、播、錄、放。換句話說，就是對社會主義文藝作品加以篩選，進行廣播化處理。因此，他們盡管是決定節目優劣的關鍵角色，卻屬于默默無聞的幕后英雄，既不自我標榜，也不標新立異，只是當好配角。就“廣播文藝”而言，這種為人作嫁的節目制作方式多少有一點被動。
80年代初，改革開放的力度逐步加大。1980年10月，全國第十次廣播工作會議提出了這樣的工作方針：廣播電視要“自己走路”。
這個方針50年代初胡喬木曾經提出過，含義不同。當時主要指廣播事業要建立自己的記者、編輯和節目制作隊伍，免得只是報紙的傳聲筒。80年代重提，隊伍已經壯大，設備不斷完善，除了廣播以外，還出現了電視，影響越來越大。“自己走路”不僅意味著擺脫報紙、雜志那種文字印刷，人工傳遞的信息傳播方式，而且要充分顯示音像俱備、電波傳送、迅速及時、傳播廣泛、感染力強等優勢，開創一條自己的發展道路。
1982年5月，廣播電視部正式成立。第二年3月，在第十一次全國廣播電視工作會議上，部長吳冷西強調：要“揚獨家之優勢，匯天下之精華”。這個觀點可以說是“自己走路”方針的補充和發展。
“自己走路”有這樣一些跡象：
——80年代，“廣播新聞”自成體系，不限于報紙有聲版的“新聞廣播”。
——80年代，“廣播文藝”開始探索，區別于錄放版的“文藝廣播”。
——80年代，“電視文藝”大行其道，電視散文、電視音樂(MTV)、電視戲曲、電視綜藝、電視文化專題、電視藝術片等多種樣式紛紛呈現。
——80年代前期，廣播劇形成創作高峰，90年代被納入“五個一工程”獎項。
——80年代，電視劇異軍突起，蔚為大觀，以極其普及的方式與電影爭奪觀眾。
——80年代中葉，電影也劃歸廣播電視系統。1986年1月，廣播電視部改為廣播電影電視部。
——90年代，國家教委正式確認并新增“廣播電視藝術學”學科，設學士、碩士、博士生專業。
同樣在80—90年代，正當廣播電視系統提出“自己走路”和“揚獨家之優勢”的時候，理論界、學術界開始通行一個與“新聞”、“宣傳”不完全相同的概念——“傳播”。
在傳播學領域里，廣播、電視與報紙、雜志、圖書同樣被視為面向大眾的傳播媒介和工具，簡稱“大眾傳媒”。它們是“傳者”與“受眾”之間的橋梁。
從媒體的角度看，廣播電視實際上存在著雙重品格：既是新聞信息的傳輸工具，又是文化藝術的載體。作為文藝的視聽載體，廣播電視不是惟一的，除此之外還有電影、錄音帶、錄像帶、CD、VCD等等——或許將它們統稱為“音像文化”、“音像藝術”更為準確。80年代以來，除了政府主辦的廣播電視節目以外，商業化操作的音像制品已經進入市場，具有同樣的視聽效果。
音像文藝的社會化，給廣播電視文藝帶來了競爭和壓力。就“傳者”而言，你播我聽、你播我看的單一的傳播途徑改變了。專業化的音像技術不再是廣播電視系統的專利。獨家經營變成了多家經營，文藝領域的行家里手大量涉足音像創作。中外音像制品正在成為廣播電視文藝的強大對手。就“受眾”而言，文化消費觀念增強了，拓寬了。他們可以有多種選擇，不再限定于收聽、收視電臺電視臺的節目，視聽口味也越來越高。于是，在音像文化領域里，不再是電臺電視臺的編輯為觀眾篩選、擇定節目，相反地，廣播電視文藝節目與其他音像制品一樣，要接受受眾的選擇與檢驗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電臺文藝編輯向來有兩大特點，一是具有強烈的“喉舌”意識，對政策把握和輿論導向十分敏感（因為長期歸屬于新聞宣傳部門）；二是具有無可比擬的廣播電視專業化技能、技術、技巧（因為是政府獨家經營）。這兩個特點曾經是兩大優勢。如今，這兩大優勢顯然要重新認真地思考了。
喉舌意識主要是就新聞宣傳而言的，電臺文藝編輯們常說：社會文藝所允許的，我們不一定允許——因為電臺是政府的機構，重在表達政府的意志，傳播政府的聲音，必須強調政策性、權威性。這一點毫無疑義。然而，文藝和新聞雖然一樣姓“文”，卻分屬兩個范疇：新聞強調客觀、真實；文藝強調主觀情緒。新聞言簡意賅；文藝情趣盎然。新聞迅速及時、“喜新厭舊”，重在追逐時代和生活的浪潮；文藝“喜新戀舊”，耐人尋味，重在探索人生價值和藝術魅力。如果說新聞不乏冷面孔，那么文藝永遠有一副熱心腸。我國的新聞宣傳政策與文藝政策在側重點上也略有不同：前者重在統一的輿論導向和優秀的作品示范；后者重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要為人民大眾提供豐富的精神食糧。
喉舌意識和百花齊放意識其實并不矛盾，但也不可相互取代。如上所說，廣播電視有雙重功能，倘若說“喉舌”強調的是媒介和工具功能，那么“百花齊放”強調的是藝術形態功能。廣播電視文藝編導運用音像技術與藝術進行了創作，實際上已經不限于社會文藝的選擇、加工、傳播，它們自己也已經成為社會上音像文藝大舞臺的作品。作為社會文藝的一部分，它們不再具有往日的權威性，同樣要經受受眾的選擇、專家的審視乃至市場的檢驗。
面對媒體的競爭，僅有喉舌意識是遠遠不夠的，泛泛地應付日常播出也難以滿足受眾的需求。廣播人、電視人應當轉變創作觀念，變被動為主動，樹立“廣播電視藝術家”的意識。目前，文學藝術領域的行家里手既已涉足音像創作，并且有所作為，那么，廣播電視文藝編導除了準確把握政策和輿論導向以外，增強文藝修養和藝術功力是當務之急。
載體與本體
顧名思義，廣播文藝是廣播所負載的文藝。廣播是載體，文藝是本體。電視文藝類似。
載體的作用不可忽視。在文藝領域里，它們與本體相輔相成，其材質與性能直接影響到藝術本體的形態特征。比如：
文字——語言的符號，語言是思想的載體。有了語言文字才有文學，才有美文巧思和藝術化的文學。于是，文學成為文學的載體。
宣紙——國畫的載體。生宣、熟宣的不同性能使潑墨寫意與工筆重彩各呈異趣。
板材——版畫的載體。于是有木刻的刀味、銅版畫的金屬味、腐蝕版的藝術肌理。
膠片——攝影的載體。膠片、暗房技術造就了攝影藝術。
廣場、廳堂、劇場——表演藝術的空間載體。音樂、舞蹈、戲劇形成了廣場藝術、室內藝術、劇場藝術的不同效果。
藝術有個傳播問題，也有個記錄問題。記錄是為了傳播。過去的藝術難以記錄和復制，只能口傳心授、手工制作、巡回展示，或借助于文字間接記錄。這使文化藝術的普及與發展相對緩慢。20世紀攝影、唱片、廣播、電視、電視的相繼流行，意味著找到了新的聲像媒體，也是載體。
聲像媒體（載體）有什么功能呢？
首先，它們可以記錄——客觀地記錄，不失原樣地記錄。記錄聲音、記錄形象、記錄色彩。既可以記錄生活，也可以記錄藝術。既可以靜態地記錄，也可以動態地記錄。既可以生活化地記錄。也可以藝術化地記錄。膠片、電子的記錄功能的發揮（電影、電視），其真實性甚至令舞臺上三面墻式的“模擬現實主義”為之遜色，進而去探索“劇場藝術”的新路。
其次，它們可以表現——主觀地表現。聲音或形象不只是客觀的，它們也能表現主觀情緒、個性色彩、審美傾向，甚至可以表現臆造的、非現實的觀念——音樂、音響尤其具有這種魅力，由此帶來獨特的審美感受。第三，它們可以復制——大批量的、機械化的、不走樣的復制。
第四，它們可以傳播——廣泛而迅速地傳播，可以借助于電子手段實現即時傳播、同步傳播。
前兩個功能——對生活的客觀記錄，對情感的主觀表現，屬于藝術創作的范疇。藝術講究情、趣、藝。后兩個功能——大量復制，迅速傳播，屬于傳播的范疇。
依托20世紀的現代科技，新一代的聲像載體賦予文化藝術以新的面貌和新的包裝，大潮般地涌向社會。它們加快了文明的步伐，也改變了傳統藝壇的風貌。于是，融匯著機械技術、復制技術（印刷、攝影、拷貝）、電子技術的藝術形態被視為20世紀出現的、與現代科技相交匯的新藝術。特別是電影、電視、廣播，有人稱之為區別于詩歌、音樂、繪畫、雕塑、建筑、舞蹈、戲劇七項藝術的第八藝術，第九藝術、第十藝術。
如果我們深入地思考一下，其實在視聽領域，廣播電視沒有創造什么新的藝術語匯和新的藝術手法。一切都是固有的藝術形態（包括電影藝術）業已創造過的，而且已經相當成熟。視覺藝術如繪畫、雕塑、舞蹈、雜技；聽覺藝術如音樂、歌曲、曲藝說唱；視聽綜合藝術如戲劇、電影。即使如廣播劇、電視劇，大抵也不過是聽覺化的戲劇和電影式的聲像蒙太奇敘事。所不同的，只是將膠片載體轉化為電子載體、將觀賞環境由專業化的劇院轉化為日常的任意性環境而已（當然這也很重要）。從音像載體的角度講，電視更需要從電影那里學習音像蒙太奇語匯、以及畫面運動、節奏，影調、色彩以及音樂、音響等表現技巧。
正因為廣播電視沒有創造什么新的藝術語匯和藝術手法，因此把握固有的藝術形態十分重要。
藝術形態沒有高低之分，只有手段、方法、風格、格調、韻味之別。它們之間從來不是相互排斥關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契合、借鑒、交融關系。藝術的哲理觸類旁通，人們稱之為“通感”。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繪畫的線條色彩、雕塑的塊面結構滲透著音樂般的節奏韻律；音樂的音色、音響、柔度、力度可以帶來空靈（空間感）、柔滑（視覺、觸覺感）、沖擊力。綜合性的視聽藝術如戲劇、電影、電視等，更是隨處可見文學、繪畫、音樂、舞蹈的影子，甚至還包括語言文字所負載的有關人生與藝術的哲理思考。
于是，廣播電視面對文藝，勢必形成多元化、多樣化的趨勢。應該說，藝術的高下不在于形式的新舊；作品品位的高低，不在于琢磨什么新樣式或開發什么新品種。關鍵在于兩點：
(1)藝術本體的把握——如文學、音樂、舞蹈、繪畫、雕塑、戲劇、電影等。
(2)載體功能的發揮——即廣播電視自身的藝術表現功能的發揮，如客觀再現，主觀表現，以及包括紀實美、形式美在內的情、趣、藝。
把握好這兩點，手段的運用和樣式的變化自在其中。
數千年人類文明所積累、所創造的藝術手段和藝術方法極為豐富。大千世界，蕓蕓眾生，可以多視角、多方位、多層次、多形態地表現。沒有什么事物廣播電視不可表現，也沒有什么題材只可用一種方式一次性地表現。具體到每個作品，表現手段不在于多，而在于精。
最理想的境界只是兩個字：得體——得生活的本體、得藝術的本體、得情感的本體。
原創•繼創•再創
任何文藝作品都有原創、繼創和再創。作品的原創很重要，或可稱之為“原生態”的作品。它是繼創和再創的根基。然而，衡量作品優劣的標準不在于它是否是原創或原生態。常常有這樣的情況：原創的、原生態的作品比較粗糙，雜質多，通過繼創和再創，才成為精品。隨著藝術載體的多樣化，繼創和再創現象愈來愈普遍。
即使在出現精品之后，繼創和再創依然存在——文藝界稱作改編、移植、二度創作。繼創和再創可以不斷出現精品，或者各呈異趣。當然，其中也不乏庸品，甚至膺品。
這方面的例子舉不勝舉。
例如，流傳千年以上的《西廂記》故事，題材及原創是唐代元稹的傳奇小說《會真記》（又名《鶯鶯傳》）。南宋趙令疇將其改編為說唱形式的《蝶戀花鼓子詞》，同時又有歌舞說唱并舉的官本雜劇《鶯鶯六幺》。金代董解元另作改編，重新創作為長篇說唱《西廂記諸宮調》。元代王實甫則又以“董西廂”為藍本，再創雜劇《西廂記》，成為中國古典戲曲舞臺上的不朽之作。雜劇精品《西廂記》的出現并不意味著這一題材的殺青、鎖定。“王西廂”是用北曲演唱的，稱“北西廂”。明代又有以南曲演唱的同名傳奇劇本出現，情節人物有所拓展，帶有江南風情特征，稱“南西”。至于清代以來各種地方戲曲和曲藝里的“西廂”、“紅娘”，乃至不同演員的不同表演藝術流派，如京韻大鼓《大西廂》，昆曲折子戲《傳柬》、《鬧柬》，荀派京劇《紅娘》等等，都是膾炙人口的佳作，難以互相替代。時至今日，新編越劇、蒲州梆子、歌劇、電影、電視連續劇的《西廂記》仍在繼創或再創。
又如，400多年前莎士比亞名劇《羅密歐與朱麗葉》問世以來，各種藝術形態的繼創和再創始終沒有停止。英國重視原創和原作，不作過多的改動。美國則在原著基本情節和基本精神的基礎上為我所用，大幅度改編，加以再創。例如百老匯歌舞劇《西區的故事》采用《羅密歐與朱麗葉》的人物和情節架構，把中世紀意大利兩大家族的世仇變成了紐約貧民區兩大青年團伙的爭斗；電影《羅密歐與朱麗葉》又設置為當代意大利后裔的族仇和槍戰。然而，原著中“以愛情化解仇恨”的中心主題沒有變，震撼人心的悲性結局沒有變。同樣的情況，日本著名電影導演黑澤明的《亂》，將莎士比亞《李爾王》的人物和情節架構放置在古代日本部族，加以電影化的表現。這，也是一種再創。
詩，譜曲為歌。樂舞，可以引發詩情畫意。口述的故事，文學化加工而為小說。小說搬上舞臺成為戲劇。經過屏幕化處理，成為電影、電視。短篇的可以生發為中篇、長篇；長篇的可以濃縮為單本、連續、系列、片斷；古典的、章回的可以改寫成現代的；外國的可以轉化為中國特色的。
廣播電視既然是音像載體，既然被視為藝術形態，那么它可以充分利用聲音元素和音像元素觀照整個世界，觀照自然、社會、人，觀照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學作品和藝術作品。它可以原創，也可以繼創、再創，大有用武之地。
以廣播文藝（有聲文藝）為例：
原創——包括兩種：一種是記錄社會文藝的原創，即尊重原作，如實地記錄和播出文學作品、音樂作品、話劇作品、戲曲作品、曲藝作品、電影作品。另一種是廣播文藝的原創，即利用廣播特點、發揮廣播特長的廣播新歌、廣播評書、廣播曲藝、廣播小說、廣播戲曲故事、廣播劇等。
繼創——在原作基礎上進行程度不同的編輯處理和廣播化加工。如錄音剪輯、作品賞析、文藝專題、綜藝晚會等。藝術史、藝術理論及藝術知識的概括與介紹也可以說是一種繼創，如“閱讀與欣賞”、“廣播戲話”等。
再創——廣播文藝作品（如廣播新歌、廣播評書、廣播曲藝、廣播小說、廣播戲曲故事、廣播劇等）既有原創，也有再創。再創體現為對其他文藝題材及作品的移植、改編和二度創作。
這里所說的原創、繼創和再創，主要是就廣播電視作為“音像載體”的藝術表現功能而言的。實際上，廣播電視畢竟與其他音像載體（如唱片、錄音帶、錄像帶）不同。作為“傳媒”，它以信息傳播為主要職責，其記錄功能和傳播功能常常比藝術表現功能更為突出。當信息傳播與藝術化的加工制作有所沖突的時候，常常寧快勿精，要把“迅速、及時、真實”放在首位。這是新聞與藝術在廣播電視中孰重孰輕的問題，可以理解。
迄今為止，廣播電視文藝節目更多的是記錄社會文藝，或者在此基礎上進行廣播化、電視化的處理（繼創）。至于充分運用音像語匯的創作（如廣播劇、電視劇、MTV等），則相對有限，因為它需要專門組織力量，有比較充分的創作時間和相應經費保證。這對一般電臺電視臺來說有一定的困難。50年代以來，專門性的廣播文藝和電視文藝創作隊伍不是沒有，如：1953年建立的中央廣播文工團，1980年改為中國廣播藝術團，任務主要是為廣播及電視系統創作、排練、錄制文藝節目。1983年又有中國電視劇制作中心的建立。此外又有北京電視劇制作中心等。這幾家單位實行文藝體制，確實創作了不少好作品。但是僅僅靠這幾支隊伍顯然不敷數以千計的電臺電視臺的播出需要，大量廣播電視文藝節目的制作仍然由電臺和電視臺自家承擔，日常節目靠互相交換的辦法加以充實，近年來則往往擇用市場上業已通行的音像制品。就廣播電視文藝而言，市場化操作和制播分離將是一條新的途徑。值得注意的是，廣播電視作為媒體的記錄功能和傳播功能同樣可以用于文藝節目，甚至形成廣播電視文藝的特色。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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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思想上忽視和輕視。表現之一是很多人還是輕視甚至忽視中醫文化傳播的研究。一個有力的證明就是，筆者在中國期刊網上檢索，發現近十多年來關于篇名是“中醫文化傳播”的論文僅有8篇。與其他相關的研究選題相比較，顯然存在很大的不足，具有深入的研究空間。表現之二是當前社會公眾也存在理念的誤區。他們認為，“中醫只能調養一些慢性病，治病起效也緩慢，同時中醫更多的是應用在中老年疾病的治療和保健中，很多年輕人對中醫不了解，不熟悉，甚至帶有偏見。”［10］第二，傳播機制不健全。長期以來，在中醫文化的傳播機制上，是一種單向的政府主導下的傳播，缺少政府、高校、社會組織和公眾的雙向和多向互動；是一種自我封閉的機制，不是一種相對開放的機制。是一種平面的傳播機制，不是立體的全方位的傳播機制。第三，中醫的自身因素。表現之一是中醫系統的自我封閉，成為一種中醫院校內部或者中醫藥高校之間的自我娛樂。表現之二是中醫文化的話語體系原因，在大眾化理解層面存在一定的理解難點。例如中醫的理念和傳統的中國古代哲學思維、中藥的藥理藥性的辨析、養生的行為習慣，這些都是和現代人的思維和文化不完全適應，造成理解的困難。①表現之三是中醫文化中難以被人們理解的名詞術語一直未能找到合適的途徑使之符合現代的通俗語言體系，這是傳播學中編碼與解碼所遇到的困境。例如，中醫的經典著作大多是醫學古文，如《黃帝內經》、《傷寒論》等經典，無論是對中國大學生，還是外國的中醫愛好者，都存在閱讀和理解的障礙。第四，大眾的社會心理，比較急功近利，浮躁。對于疾病，往往看重的是治療時間快慢，服藥的方便，因此往往更加偏重西醫和西藥，忽視其副作用。中醫和中藥，因其制藥的相對復雜，煎服的方法相對多樣，對于今天快節奏生活的人們而言，往往選擇最簡潔最便攜的西醫西藥。第五，社會大環境的因素，社會整體浮躁和輕中醫重西醫的現狀。筆者概括為兩句話，“中醫很偉大，西醫很強大”。中醫文化傳播的困境除了中醫自身的因素外，外部大環境是一個重要外因。中醫在中國延續了幾千年，具有中國古人的智慧。但是面對社會大環境的影響，中醫西醫的競爭，就現狀而言是西醫占主導地位，中醫雖然偉大，但是還不強大。一個有力的證明就是全國的西醫院校和西醫醫院遠遠高于中醫院校和中醫醫院的數量。
3中醫文化傳播的創新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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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這種現象的出現，我們可以得出數字藝術傳播的德性結構及生成起點是通過相應的藝術傳播或者是營銷方式以最大程度來實現藝術的社會及經濟價值，從而為藝術的再生產及擴大創造相應的條件，并最大限度地讓消費者對于藝術的審美需求得到相應的滿足，也就是說一個有價值的、理性的藝術傳播應該有下面這兩個基本條件：第一，實現藝術產品的擴大再生產；第二，讓消費者對于藝術的審美需求得到相應的滿足。
依據我國目前的基本國情來看，數字藝術傳播的機構及組織以藝術消費者的基本需求為導向，在以往的原子藝術傳播過程中受到一定壓制的經濟效益已經高調登場。從而這種數字藝術傳播的德性就較徹底地將原子藝術以往的那種輕經濟效益重社會效益的傳播德性消除。
2 數字藝術傳播的德性本身的相應特征
2.1 數字藝術傳播德性中的低成本性特征
從整體上來看，藝術的傳播需依賴于相應的藝術媒介。所謂的藝術媒介是指相應的傳媒介質，伴隨大眾傳播的到來，其中的藝術傳播機構以一種社會分工的形式從藝術生產過程中逐漸分離出來，并很快地變成藝術進行傳播時的通道，為藝術產品進行廣泛傳播的相關傳媒媒介。如，影視藝術作品中出現的色調、畫面、聲音等，繪畫作品中出現的光影、色彩、線條等，音樂作品中出現的節奏、旋律、樂音等，及文學作品中的出現的語法及文字等。其中，相關的質料媒介一般是指承載、顯現藝術符號的相應的物質性材料。
在以往的原子藝術系統中，一般情況下傳媒介質是對實體文本媒介進行相應的傳播，也就是說傳播是依附于物質性材料上（質料媒介上）的一種形式媒介。這種文本媒介一般具有體積、重量的等相應的物理實體。如，要對一部文學作品進行傳播時，就需出版社或者是雜志社或者是報社等相關的印刷傳播機構對其進行相應的印刷，之后出廠運輸，最終通過報攤、書店等一些設施性的傳播機構將其出售流通，這一過程下來所消耗的成本較大，不及現在的數字藝術傳播。
2.2 數字藝術傳播德性中的自由準入性特征
從本質上說數字藝術為人本主義的藝術。對于普通的網民來說，它在文化素養、技術及成本等各方面進行參與的門檻都比較低。在這一過程中，一般網民的話語權受到歷史性的張揚和尊重，這不僅表明普通大眾可成為藝術產品的主體，而且還表明數字藝術傳播不是單純地依賴于原子藝術傳播的相應機構及組織等方面的局限。想傳播自己創作的數字藝術作品，不管這種數字藝術是照片、文章，還是自己錄的小視頻、動畫短片等，均可以選擇一個自己比價喜歡的貼吧、網站或者論壇等對其進行相應的傳播。在對其進行傳播的過程中所依靠的貼吧、網站或者是論壇等傳播平臺對于數字藝術作品是以一種零門檻形式的準入點讓其自由進入，也就是說不需要自己一定是有藝術修養的藝術家，也不需做出質量為藝術作品中的上乘。
2.3 數字藝術傳播德性中的傳播主體身份多元性特征
